三下乡社会调研(精选8篇)

三下乡社会调研篇1

相对于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十分不足。近年来，随着农村问题的日渐尖锐和村民自治的强力推进，政治学界逐步重视起对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产生了不少实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拓展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深化政治学界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研究也已引起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密切关注，对国家相关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前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最大成效最好的，无疑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张厚安就提出“理论务农”，深入到山东、湖北、湖南等省作农村政治调研，并以这些调研成果为基础写作出版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丛书”。[1]1990年代中期，在张厚安、徐勇带领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2]此书由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后，获“五个一工程”奖。徐勇和项继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写作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和《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河南南街、山东向高和甘肃方家泉村治实证研究》，分获1998和1999年国家教育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0年，徐勇主持的村级治理个案调查报告集《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3]出版。2001年由徐勇和吴毅主编的《乡土中国的选举》[4]也已出版。于建嶸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5]和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6]均为长期村庄调查的实证研究成果。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的乡村政治研究，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引起国家有关政策部门的重视。目前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成果已成为国内乡村政治研究领域被引用最多的研究机构。 民政部及与民政部关系密切的一些专家的实证研究也有很大影响，尤以在1990年代初连续三年以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的名义编撰的《实践与思考》论文集，收集了最初有关乡村政治调查的众多成果，至1990年代中期，由中国社会出版社连续三年推出由王振耀主编的白皮书，在政治学界和政策部门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村民自治研究最为权威的文本。出于工作调研的目的，李学举、王振耀等人编著的《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7]亦收入大量的调查报告。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的一些专家参与了民政部的调研，其中原中央党校王仲田和民政部詹成付主编的《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8]，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的《中国村民自治前沿》[9]，也有丰富的个案调查。民政部基层政权司每年还编有《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是乡村政治研究的基础资料。

此外，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比较持久、时间比较长、规模比较大的一些成果如王沪宁主持的村落家族文化研究，收录了十五个个案村的调查；[10]张乐天对浙江海宁一个村庄长达数年的调查，写作了《人民公社制度研究》[11]；辛秋水以文化扶贫和村民自治实验为题，在安徽大别山区农村作了为期十余年的调查研究和社会实验，肖唐镖则以江西宗族背景和村级治理的相关性为题，组织十数位研究人员在数十个村开展了长达经年的个案调查，调查成果也已出版[12]。较早一些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成果如张立荣先生以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为基础撰写著的《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13]最近的调研成果如中央编译局荣敬本教授等人以对村民自治和乡镇人大的调查为基础写作的《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4]，《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5]，李凡等人对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的研究[16]，毛丹写作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17]，张静写作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18]，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19]，卢福营写作的《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20]，深圳大学黄卫平先生等人以对深圳市大鹏镇选举制度改革的调查为基础撰著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21]，白钢主编的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22]，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23]，在学术界都有一些影响。转贴于

至于一些以个案调查为基础撰写的调研报告和理论文章，近年更是骤然增加，说明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当深入的阶段。

二、个案调查的基础价值

总的来讲，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大都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特别是以个案村的调查为基础。通过个案调查来获得调查资料与思想灵感，成为这种研究的主要特点。同时，当前个案研究大多处于描述阶段，政策性考察较多，学术深度和理论建构稍嫌不足。

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的背景下，农村地区间的政治社会发展状态亦十分不同，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调查经验，不可能对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有一个真切的判断。因此，个案调查的价值首先在于积累不同地区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资料，以期建立一个完整的、真实可靠的农村政治形貌及与政治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景象。 个案调查的价值其次在于为调查者获得第一手的直观资料，走出书斋和既有文字理论的框架，从活生生的农村社会中获取体验，获得灵感源泉。第二手的文字描述无论如何精致生动，总只是第二手资料，总是将活生生的全景的社区农村政治依描写者本人的裁剪而成不完整的文字。直观而深入的个案研究中，每一句话的音容笑貌，每一笔收入的山形地貌，每一件事的前因后果，都构成调查者凭借自己个人灵感进行全面想象和深入挖掘的充分条件。以活生生的生活来建构调查者的理论和政策文本，大致不会离题太远。尤其是调查者可以将自己构建的理论文本与自己在农村调查中的直接感受时时结合起来，就不至于让理论信马由缰地走得太远。 个案调查的价值还在于有可能将一个社会文本构建成一个关于社区发展的全面文本。不是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等学科进行分界，而是以社区发展为基础，追问现状背后的为什么，和为什么背后的为什么，真正将乡村社会的性质与表现出来的政治发展形貌结合起来，理解中国国情中来自乡土社会中的有着若干年代历史的那一部分。可以认为，个案研究的价值不在于个案本身的典型性，而在于这个个案本身是否可以建立起其外在形貌与内在结构之间的因果联系，可否在乡土性质与政治发展和国家制度三者并不对称的互动中建立起理论上的勾连。首先关注个案本身的内在解释力，然后再考虑其典型性，以个案调查的材料为基础进行思考，并以此思考为基础来建构起具有个案材料解释力度的理论框架，然后将此理论框架予以扩展，看到底可以扩展到多大范围、多少村庄。这样，就有可能通过诸多个案调查来形成诸多具有类的理论特征的分析框架，最终就为构建中国乡村政治的总体形貌和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的理论框架提供坚实的基础，在这种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政治的政策对策，就会颇具深度和前瞻性。 这里，可以提出一种叫做个案式思考的东西，即在个案调查时，以个案村为文本，建立起一个具有对个案村材料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而不去管这个个案中哪些材料是独特的，哪些材料是普遍的。以这个个案某些或许独特的材料建构起来的框架，可能不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这些分析框架如果具有个案的解释力，就足以获得在若干理论中的价值并可以在以后的比较中判定那些是真正独特的，那些是普遍的，及如何建构一个可以容纳一定特殊性的普遍分析框架了。

从对当前已有乡村政治个案研究的现状看，总的来讲，各种类型的个案材料都已有一些，积累个案的工作虽说做得依然不够，却也有相当成绩，现在最为不足的是，相当部分个案研究过于关注政策层面的问题，试图以个案村的情况来推导出重大的政策结论，而不大重视借用个案调查所获得的直观与灵感来建构理论框架。本来，王沪宁写作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不仅有一些个案，而且试图以个案来进行理论思考，遗憾的是，王沪宁本人并未亲自参加个案调查（更不用说参与全部个案调查。真正的灵感理应来自全部的个案调查），缺乏来自乡土社会的活生生的灵气。徐勇主持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研究具有与王沪宁同样的问题。 如何在个案研究中将个案调查的灵感与虎虎生气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是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三、从个案调查到区域研究

个案调查具有经验的直观全面性和产生灵感的基础，但个案研究亦有其局限性，尤其可能无法分清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以偏概全，导致对乡村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经济社会文化基础的判断失误。

区域研究既可以填补单纯个案研究的不足，又可以避免大而全式研究的肤浅。首先以对个案材料的解剖来掌握一个“麻雀”，然后以这个解剖获得的经验（解剖本身的经验和从解剖中学到的关于“麻雀”结构的知识）为基础，展开对区域农村的全面实证研究，既可以走由村到乡到县的上行路线，也可以走由村到村再到村的平行路线，这种或上行或平行的调查扩展，不仅可以有效扩展对农村社会了解的全面性，而且可以在区域范围内验证个案研究的结论，防止以偏概全。区域性调查从某种意义上将个案调查的深度和灵气与面上调查的广度和可信性结合起来，做到深度个案材料与广度区域调查之间的互相补充。

总的来讲，当前政治学界在区域性乡村政治研究领域缺乏自觉。辛秋水是以安徽大别山区来展开自己实证研究的，问题是辛秋水过于关注政策问题和枝节性的技术问题，不仅忽视了理论提炼与建构，而且忽视了区域性调查在提供个案深度报告和区域广度报告结合上资料本身的价值。肖唐镖以江西农村宗族与村级治理的关系为基础来展开自己的区域实证研究，虽然他的绝大多数调研成果还没有发表出来，但通过他既有面上统计又有个案深入描写的一些报告，可以为学术界提供大量第一手资料，建立在这些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的概括，基本上可以将江西这一大的行政区域关于村级治理与宗族关系状况描绘清楚。肖唐镖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理论提升的自觉，忽视了将个案调查资料与大胆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的最有可能产生原创性分析框架机会的把握。一手资料成为理论工作者们的二手资料，个案调查中最为宝贵的由切身的农村政治体验而触发理论建构的灵感，被人为地割断。

我们近年来力图以湖北荆门这一传统的商品粮基地为基础，展开区域性调查。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有四项，一是在1999年上半年在全市深度访谈了40多位村支部书记，整理有近百万字的“村支部书记访谈录”，主要是对当前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特别是村级治理的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访谈。二是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下半年，在全市观察了三十多个村的村委会选举，并对其中多数村进行了回访，建构了一些关于选举与村级治理的调查文本。三是2001年上半年在全市进行的口述史访谈，整理有数十万字的资料。四是2001年下半年至今的乡村组织及其财政状况的调查。总的来讲，这些访谈和调查可以大致勾勒出荆门这一农村区域村一级政治发展的现状和这一政治现状背后的经济社会基础，其主要优势在于，不仅反复细致地调查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现状，而且努力追求这些现状得以存在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实质上是试图将个案调查和区域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的努力结合起来，不是在政策问题上，而是在学术研究上，为当前农村社会进行定性，我们最重要的研究思路是理解当前农村政治发展现状诸如村民选举、村级治理得以如此发生的背后的村庄性质。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建构的领域。通过这些努力，就有可能不仅为学术界提供有深度且可信的关于区域性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大量一手资料，而且为政治学界提供解释荆门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理论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因为以直观的实证调查为基础，可能有肤浅的地方，却大致充满了来自乡土的灵气与活力。我们的不足之处在于理论素养不足，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的时间太短。

总的来讲，区域性调查必须以个案为基础，兼顾典型性和广泛性，将深度调查与广泛调查结合起来。这种调查的另一个主要之处是应该将调查者亲身获得的关于农村社会的灵感，在农村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的问题意识，与关于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和构成这种状况原因的背后理由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真正做到调查材料的可靠性与理论建构的启示性相结合，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可靠且有深度的关于某一区域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及这一状况背后的经济社会状况）的材料，而且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富于乡土灵气的具有启示性的分析架构。不仅如此，以区域性材料为基础建构的分析框架，即使不具有对全国农村发展状况的解释力，也可以对那些试图解释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大理论构成冲击。转贴于

当前具有区域农村实证研究意识的政治学人太少，是当前乡村政治研究中的薄弱之处。如何扩大对区域农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将实证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结合起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四、从区域调查到分类研究

区域性的农村实证研究不仅是指行政区划的地域，而且指具有相同特质的区域，比如江西、湖南、安徽、福建等省一些农村地区的宗族复兴和宗族对村级治理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虽然福建可以算作东部地区而其他省份都是中部地区。再比如，湖北省江汉平原的一些农村比如荆门市的传统势力，与资料反映出来的东北农村的情况十分类似。阎云翔在黑龙江下岬村作的农村人情调查，生活在荆门的人可能倍感亲切，因为荆门农村的情况与他细致描绘出来的调查村的情况简直毫无二致。[24]

不过，区域性调查首先必须大致以行政区域为基础进行，至于在区域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了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这应是分类研究的功夫。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撰著“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丛书”时，便有意识在东、中、西部不同地区进行实证调研，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中的实证调查保持了这一特点。至2000年出版《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一书中所收录的个案，则明确以东、中、西部的三分，收录一些典型个案，试图以东、中、西部三种类型区域农村的典型个案，来反映出当代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的总体形貌。现在看来，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获得了大部分的成功：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农村个案资料，引起了国内乡村政治研究人士的充分关注。但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无力说明其个案的典型性，且无力以个案来表达他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总体形貌，因为他们越过了一道不能也不该越过的坎，这就是区域调查本身，个案的深度唯有与小的行政区域的面上调查相结合，才具有比较可靠的说服力。当然，仅仅依靠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他们也无力以区域调查为基础来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状况的总体形貌。 更成问题的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可能无力说明他们为什么要以东、中、西部来划分中国农村政治的类型。东、中、西部首先只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后来用以部分描述经济发展状况。当然，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关的还会有政治、社会发展状况，但是，这不过是说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只是以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一种基础：经济发展状况来予分类的，这种分类方式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分类，虽然经济发展状况可能构成政治发展状况最为重要的基础。王沪宁在《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前言中说他收入收中的十五个个案是随机抽取的，但也如他讲的，在他们在进行调查时，对调查对象的地理分布有初步的安排，想使它们位置分布得广一些，并具有多种特色：如沿海地区和边远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实质上也是一个东、中、西部地区的三分。事实上，几乎所有以个案为基础来建构关于当前中国乡村政治总体形貌的研究都会面临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王沪宁同样的困境，他们无力以个案的深入描述作为他们总体结论的基础，因为其中缺乏了区域性调研这一重要的中间层次。 区域调研这一中间层次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从政治发展状况本身与构成这种政治发展状况的或经济的、或社会的、或文化的基础来建构区域政治的形貌，诸多如此区域性的建构，可能为分类研究乡村政治发展本身及其诸种基础提供材料与框架。比如，以乡村政治发展本身作为分类标准，以村民自治实施状况为例，可以分成规范型的与非规范型的村民自治。[25]或更精细如欧博文的“四模型”说，即从村民参与和完成国家任务两个向度，将村民委员会和相关组织分为四种理想模型：达标的示范村、瘫痪村、专制村、失控村。[26]以经济发展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如前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这样三种类型，或者直接划分为经济发达农村地区与欠发达农村地区两种类型；以经济体制类型划分，可以分为个体私营经济主导型、集体经济发达型和农业生产为主导型三种类型；以地理区位划分，可以划分为城郊农村、平原农村和边远山区等；以社会发展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分为宗族势力强盛型与宗族势力衰落型，或人际联系紧密型与人际联系松散型；以文化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分作传统文化发达型与传统文化断裂型，或农村文化素质总体较高与总体素质较差型，宗教(广义的信仰)活动密集型和宗教活动很少型；从交通传媒等方面，也可以作多种划分。 当然，作分类研究并不是要求所有研究都以这些繁多的方式进行分类，展开研究，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但是，在作区域性调查研究时，却可以将这些基础性的因素综合考虑进乡村政治发展状况的类型中去，并力图以这些复杂多样的分类基础来构建与乡村政治发展之间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当然，这要以个案调查的灵感为基础进行多样化的构建。最终，这些具有复杂内部结构的关于区域性乡村政治发展的类型，便在建构起自己的同时，向不同类型或相同类型的区域展示了自己，比较了自己，这种展示和比较，就可能为构建总体的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状况的理论提供基础。 要强调个案调查的灵感到区域调查的广度，及以个案调查和区域调查为基础的区域性政治理论建构，然后将这些区域性建构与其他区域性建构进行比较，最好是一个区域性政治理论建构者可以亲自到其他类型区域进行由个案到区域到区域政治理论新的建构的努力，这样，他就会富于个案调查的灵气，比较研究的敏感，区域研究的普遍等诸多优越的方面，他这时也就有可能建构一种更为广泛的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的理论，配合以诸多其他类型的从个案到区域再到区域性理论建构的众多努力，关于中国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成果，就不仅会具有广泛的政策建设力，深厚的本土功力，而且会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了。 当前在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的对策与学术方面，实质上大都是以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实证资料(比如电视报纸的报道，农村生活的经验，参加过发达地区农村的某次考察甚或参观)为基础来提出的，这其中有着众多截然对立的主张。问题并不在于这些主张之间的截然对立，而在于持这些截然对立主张的一方或双方对自己主张的自信。他们的自信来自哪里？可能来自道听途说的一些流言，或者某种新闻报道，或者某次亲自到发达地区农村作过的有限考察或者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次扶贫活动。比如竟然有人对村民自治作如下评价：“也有一些同道对农村基层的‘群众自治’赞不绝口，殊不知它的真实运行机制是‘群众专政’的延续，它的理想模型也不过是英美政治民主化、行政专业化之前19世纪地方自治的低级版本的拙劣翻版”。[27]显然，如果不建立起关于农村政治研究的全面形貌的理论构建，这种低层次但惑众的且自信的主张与见解自然会存在下去，这样存在下去的低层次主张，不仅毒化了学术研究的气氛，而且损害了政策研究的效力。

五、结语

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应该说是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大趋势。但在当前，学术界必须对从个案到区域再到分类研究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基础的个案与区域研究层面加以关怀。没有个案调查的深度、灵感和问题意识，没有区域性研究的广度和构建特征，就谈不上进行分类研究。同时，没有分类比较研究，不仅可能造成理论建构的片面性，而且也可能丧失对乡村政治研究的敏感性。换句话说，在当前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同时做好以上三个方面的工作，不可轻视任何一方。

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也提供了一种研究的进路。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最佳方式也许就是从个案调查开始，然后展开区域性的理论构建，最后过渡到分类研究。当然，这个研究进程只是总体的进路，在具体展开过程中，交互进行也有好处，总体方向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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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张厚安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 张厚安、徐勇主笔：《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

[3] 徐勇：《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 徐勇、吴毅：《乡土中国的选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于建嶸：《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

[7] 李学举、王振耀等编著：《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

[8] 王仲田、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 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中国村民自治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 参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 张乐天著：《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2] 肖唐镖等：《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宗族、乡村权力与选举》，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 张立荣著：《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 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5] 荣敬本等：《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6] 李凡等：《创新与发展——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17] 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18] 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 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20]卢福营：《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南方出版社2000年版。

[21] 黄卫平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2] 已出版的如史卫民、雷兢旋：《直接选举——县（区）级人大代表选举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史卫民：《公选与直选——乡镇人大选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3] 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 阎云翔的调查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礼物的流动》，三联书店 2000年版。

[25] 参见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39─148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三下乡社会调研篇2

一、前期工作情况

（一）组织、人事工作

1、该项工作主要按照区委组织部、人事局相关文件、会议要求完成了乡机关干部年度考核、评先选优以及优秀干部遴选报送等，参与乡党委、政府组织、人事相关会议。

2、配合陈乡长开展了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工作，并按规定和程序严把党员标准、规范入党手续，积极倡导好书记、干部、好党员标准。

3、督促相关村组织阵地建设，落实党建“四级三联”工作机制。

（二）政法、综治、维稳、防邪及交通运输工作

1、政法及综治：按照区综治办要求开展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调研，并按时完成调研报告。认真学习区综治委印发的《2016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点》，在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具体工作中贯彻执行相关要求。

2、维稳：按照区维稳办印发的《关于组织开展2016年度维护社会稳定调研工作的通知》要求，开展了相关工作，为接下来撰写调研报告和9月份按时上报做好准备。

3、防邪：按区通知要求研究部署落实了迎接区防邪警示教育专项督查准备工作，认真学习区委防范和处理问题领导小组印发的《2016年防邪工作要点》，在乡防范和处理问题工作中贯彻执行相关要求。

4、交通运输：前期主要参与乡交管站筹备工作、督促乡交管站开展日常工作，并配合陈乡长的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三）透明农业蔬菜

1、协调、组织核心区、实验区相关村做好计划，及时下种，目前共发展透明农业蔬菜种植户50余户，已种植透明农业蔬菜100余亩（其中核心区即居委会和一村30余户，已种植蔬菜60余亩；试验区即六村20余户，已种植蔬菜30余亩）。

2、联系市相关单位，为透明农业蔬菜种植户和理事会争取专项补助6万元，用于各种植户购买有机肥、农资用具及理事会开展工作。

3、做好透明农业蔬菜种植日常督查工作，保证乡产业规划得以落实。

（四）其他

1、协助罗乡长完成“依法治区”部分工作，督促院坝梁村开展“法治示范点”标准化建设，按照区法治办相关要求开展我乡“六五”普法总结及自查整改工作，迎接区验收检查。

2、完成了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临时性工作，如指导“四级三联”联系村低保评定工作等。

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思想和观念转变不到位。作为基层领导干部，需要与全乡干部、群众打成一片，积极主动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起到表率和示范作用，但由于或多或少的畏难情绪或事不关己的想法，工作中存在拖着走的现象。

2、工作不够深入，如综治、维稳等主要分管工作，本来自己不熟悉基层工作，而这些工作就需要大量的前期调查研究，需要大量的一线经历，尤其是到站（所）、村、社、老百姓家中调研、走访不够，深入研究工作不够。

3、未突出工作重点，就我所分管的几项工作，透明农业蔬菜是工作重点，同时也是工作难点，应该有所侧重，有所突出，我本人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将其与其他分管工作一样对待，以完成要领导交办事项为准。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1、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主要是做好领导干部带头和示范工作，既要有坚定的信心，还要有实干的精神。基层干部不要写得好、说得好、唱得好，基层干部不是写文章，讲自己文化水平有多高，最重要的是要实实在在给群众干个事情，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事情，要与上级党委政府保持高度一致，要融入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发展产业才会给乡带来效益，才会使农民增收致富。

三下乡社会调研篇3

根据学校团委下发的《关于开展湖南师范大学xx年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八大计划;精神，今年暑期医学院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将按照服务新农村，建设新家园;的指导方针，组织和引导青年学生进一步深入学习，宣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十一届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的部署，推动农村医疗和社会发展，结合医学院实际，动员青年学生发挥专业知识和技能优势，推广和扶助农村医疗卫生计划，为社会发展做贡献，宣传绿色中国青年先锋;两型社会建设，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落到实处，医学院院队一行共计16人，其中随团指导老师1名，学生15名，赴娄底冷水江进行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医学院赴冷水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受到了冷水江团市委的高度重视。在学校党委、行政和团委的统筹安排下，在冷水江团市委、各乡镇团委和各企业的协助下，经过全体院队成员的不懈努力，医学院本次暑期三下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更值一提的是，较以往医学院暑期三下乡;活动，本次三下乡;活动更体现了服务新农村，建设新家园;的宗旨。义诊活动始终贯穿整个下乡过程，医学院学子们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服务。活动突出医学生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专业理念，体现医学生献身医学，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的庄严使命。三下乡;义诊活动共测量血压699例，检测血型321例，检测色觉17例。

此外，‘世界锑都’粉尘对环境及周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湖南省边远地区老年人自杀行为研究;和湖南省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运行情况;三大课题的调研工作顺利结束。本次三下乡共完成调研问卷966份。无论是在质上还是在量上均有很突破。

二、个人工作概况

此次三下乡，除指导老师外，其余队员分编为医疗专员、宣传专员、调研专员和后勤专员。我为医疗专员，医疗专员的工作从头到尾都没有间断过，前期负责清理药品、准备宣传资料以及协同后勤专员购置所需药品和医疗器材。因为此次三下乡与以往不同，每至一个地点都会进行义诊，几乎可以说每天义诊与调研同时进行，所以中期医疗专员除了每天完成分配的问卷之外，还必须及时对医疗物资进行清点、补充和整理，对每天义诊进行相关安排，以及统计、汇总义诊结果。后期则协同调研专员完成数据汇总、输入及协同宣传专员整理、上交个人心得和总结。

三下乡社会调研篇4

[关键词]城乡关系；二元结构；研究综述

一、城乡关系问题的提出

城市和乡村是构成社会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城乡关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大分工的产物，自城市产生后，城乡关系便随之而产生。城乡关系是广泛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与互动关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政治关系、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等诸多因素在城市和乡村两者关系的集中反映[i]、城乡关系包含相当广泛的内容，如城乡发展关系（产业发展关系、经济发展关系）、城乡经济关系、城乡文化关系、城乡社会关系、城乡生存关系、城乡运行关系等。查阅现有的城乡关系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重点从城乡线性经济关系来考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城乡发展与规划问题，并且形成了相当丰富的研究结论，如发展经济学中的二元结构理论、核心—边缘发展理论，城市经济学中的城市空间扩散理论和城乡边缘区理论。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把城乡关系作为它的重要研究对象。在完全市场竞争和信息充分的严格假定下，它只是专注于研究资源配置的价格理论，无需考虑城乡差别及其相互关系[ii]、瑞典经济学家俄林从区域分工和贸易出发分析了生产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的均等化趋势最终会导致区域差异的消失，可以隐约发现对于城乡关系的区域均衡分析思想。总体上看，中外学者对城乡关系及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是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城乡关系的理论基石，也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和谐社会的重要依据。

二、国外城乡关系研究进展与述评

产业革命以前，城市与乡村的经济性质并未彻底改变；机器大工业的产生，撕裂了“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iii]”，出现严重的城乡二元分化，城乡关系的相关研究初步彰显。从历史上看，各国在发展初期都经历了城乡关系失衡的非良性互动状态。不过，在发达国家，由于城市化过程在较长时间内消化了一部分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使得城乡对立的矛盾得到缓解，城乡关系的理论研究成为区域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的一部分。然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是现代化的大城市，另一边却是贫困、落后、分散的广大乡村；原有城市缺乏对农村人口的吸收能力，新城市缺乏发展壮大的动力，加之政府“城市偏向”与城市居民的“乡村歧视”，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十分突出，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及其区域二元社会经济文化结构问题的研究在较广泛的领域和视野展开。

1、发展经济学对城乡关系问题的研究

对于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城乡关系成为其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它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城乡关系、结构变迁、劳动力转移、资本积累、技术选择、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人口增长极变化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形成了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理论用二元结构解释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乡工农关系以及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换。

（1）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从对经济思想史的考察看，最早将“二元结构”概念运用分析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是荷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伯克，他在对荷兰政府于1860年企图在其属地东印度推行经济自由政策而遭失败的反思中发现，当时的印尼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殖民主义输入的现代“飞地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传统社会并存。1954年，刘易斯在其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与城乡关系研究表明，传统部门劳动力无限供给构成了二元经济的内在特征，二元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取得资本的积累，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充分的转移，诱发产业结构的演变，使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最后经济由二元变成一元。

（2）费景汗——拉尼斯二元经济论20世纪60年代，费景汉和拉尼斯在运用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费景汗——拉尼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iv]、此模型揭示了二元经济发展中劳动力配置的全过程，并证明了伴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仅可以获得经济发展，而且可以完全实现商品化。他们认为，工业化过程中必须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与刘易斯模型相比，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对避免经济增长趋于停滞是很重要的。

（3）乔根森二元结构模型乔根森模型对刘——费——拉尼斯模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提出置疑，并试图在一个纯粹新古典主义框架内探讨工业部门的增长是如何依赖于农业部门的发展的[v]、乔根森认为，为了使经济持续发展和避免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工业部门积累资本是必要的。但是，其先决条件是正的农业剩余。由于农业剩余的出现，现代部门的发展成为了可能，即农业产出达到了人口最快增长时所需要的农产品数量，农业部门就会出现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剩余劳动力是需要转移的，而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农业剩余的增长速度。同时，还取决于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状况。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越快，其储蓄率就越高，劳动力增长越快，经济也就增长越快，最终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4）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哈里斯——托达罗为了解释普遍存在于很多欠发达国家面临广泛的城市失业的情况下由乡村向城市移民的持久性现象，而首先在1970年提出了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哈里斯—托达罗假说，即在被分割的、但是同质的劳动市场上用预期工资的均等取代工资的均等。他同时指出，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是解决城市失业和“城市病”及“农村病”的根本途径[vi]、正如吉利斯在说明城乡关系时所指出的：“如果工业化不是万灵药，那么农村发展也不是。它们相互需要，缺一不可，如果不平衡增长过头，就会受到损害[vii]、”农村和城市必须协调发展，工业化才能顺利推进。

（5）缪尔达尔的地理二元结构理论1957年，缪尔达尔在《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提出的“地理二元结构”，利用“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概念，把二元结构理论引入了经济发展理论，指出城乡的诸多差异会产生进而引起“累积性因果循环”，导致城市区域发展更快，乡村区域发展更慢（乡村发展陷入纳克斯描述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使城乡差异在逐步增大中出现“马太效应”，最终在空间组织结构上呈现为埃及发展经济学家阿明在《世界范围的积累》中所谓的“中心—”结构。要改变这种地理上的二元经济，政府应该在某些发达地区累积起发展优势时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促进其扩散效应的形成。在此基础上，赫希曼进一步提出了“极化效应”与“涓流效应”。20世纪70年代，米尔顿·桑尔顿对计划理论作了归纳性总结：城市与农村处于两个不同的经济循环层次，城市高级循环与农村低级循环二者是相互补充、相互竞争的关系。

2、社会学和城市经济学对城乡关系问题的研究

自近代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城市学者和社会学者面对社会发展普遍出现的城市居住拥挤、交通不便、环境污染等问题，就城乡关系研究领域均提出了城乡协调发展的观点。早期的理论研究主要以重农主义学者鲍泰罗为代表，他在《城市论——论城市伟大之原因》别研究了农业生产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认为农产品剩余是城市存在的基础。随后，杜能于1826年在《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树立了城乡联系研究的一个典范。他设定的“杜能圈”成为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基础。18世纪以后，城市普遍受到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要先增加农村产品的剩余，才谈的上增设城市。其后，马克思将古典经济学的城市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20世纪以来，城市经济学和社会学者从经济、社会、地理、环境、人口、生态等不同的角度，在探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研究成果。拉塞尔·史密斯1925年发表的《北美：人口、资源、发展及其作为工业、商业地区大陆的发展前景》是研究城市与乡村相互关系最为优秀的著作之一。[viii]

（1）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思想——以摩尔、傅立叶、欧文为代表16世纪，乌托邦思想的倡导者们提出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希望通过他们心中所造的理想社会组织结构来改变当时面临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如摩尔以期通过构建“乌托邦”社会设想避免城市与乡村的脱离。随着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发展的进一步认识，傅立叶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概念，他把个人幸福与人类幸福结合起来，给人类描绘了一种统一的和谐欲望。欧文为了解决社会生产和家庭消费的矛盾，提出“劳动交换银行”及“农业合作社”，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协和村”，组织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化大生产。总体看，这些理想社会在实践中必然以失败告终，但他们都将城市发展作为与农村协调的一个经济系统单元，使工业生产与农业发展相协调。这是后来田园城市和卫星城市思想理论的重要来源。

（2）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1898年，英国人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理论，提出在工业化条件下实现城乡结合的发展道路[ix]、经过调查，他著书《明天—一条真正引向改革的和平道路》认为，城市本身具有的吸引人的磁力导致城市人口聚集，应该从城市和农村相结合的角度来管理土地，以便解决城市发展问题。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始终坚持城市要有相当面积的永久性绿地，相对空想社会主义者而言，他不仅提出自己的设想，用图解的形式描述了田园城市结构，而且把城市的发展从城乡协调的角度重新阐释，把城市与乡村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并对资金来源、土地分配、城市财政收支和田园城市的经营管理、人口密度、城市绿化带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后人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沙里宁为缓解由于城市过度发展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他的著作《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中提出了有机疏散理论以解决城市布局和发展问题[x]、沙里宁全面考察了中世纪欧洲城市和工业革命后城市发展的历史，分析了有机城市形成的条件，揭示了现代城市衰败的根源，提出了促进其进一步发展的对策。该理论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主张将原来密集的城区分成一个一个的集镇，集镇之间用保护性的绿化地带联系起来。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讨论了城市发展思想、城市经济状况、土地、立法、城市居民教育、城市设计等方面的内容，将城市看作一个有机联系同时存在相对分离的区域，从区域角度讲，这是一种城乡差距较小的城乡区域均质体。1918年，他的理论在实践方面形成了芬兰大赫尔辛基方案。

（4）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城乡融合理论是用历史的、发展的唯物主义辩证思想认识城乡关系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乡村变为城市，生产者也改变着，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新的观念、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列宁在对城市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在所有的现代国家，城市是人民的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的中心，是进步的主要动力。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理论认为，城市的发展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对立，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在城乡关系的发展趋向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城乡的分离对立也就是社会的不协调，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未来的社会不是固化城乡的分离，而是实现城乡融合，达到城乡融合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及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城市化来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最高境界。

（5）赖特的广亩城理论1932年，赖特提出广亩城设想，将城市分散理论发展到了极致。赖特认为，现代城市不能代表和象征人类的愿望，也不能适应现代生活需要，是一种反民主机制，需要将其取消（尤其是取消大城市）。在《消失中的城市》中他指出，未来城市应该是无所不在而又以无所在的，这将是一种与古代城市或任何现代城市差异如此之大的城市，以致我们根本不会把它当作城市来看待。在随后出版的《宽阔的田地》中他正式提出广亩城设想。这是一个把集中的城市重新分散在一个地区性农业的网格之上的方案。可以发现，赖特的广亩城设想是在美国小汽车大量普及的条件下出现的，美国1960年代的“市郊商业中心”“组合城市”和可以认为是这种思想的实际体现。

（6）芒福德的城乡发展观关于城乡关系，美国著名城市地理学家芒福德指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该有机的结合起来[xi]、如果要问城市与乡村哪一个更重要的话，应当说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芒福德非常同意赖特的主张，即通过分散权力来建造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通过以现有的城市为主体，就能把这种区域统一体引向许多平衡的社区内，就有可能促进区域整体发展，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在任何一个地方享受到同样的生活质量，避免特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困扰，最终达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发展模式。

（7）麦基的亚洲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基通过30多年对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证研究发现，亚洲国家的城乡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城乡之间的传统差别和城乡之间的地域界限日渐模糊，城乡之间在地域组织结构上出现了一种以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并存、趋向城乡融合的地域组织结构[xii]、他用desakota来概括这种特殊区域产生过程的空间模式。Desakota意为城乡一体化，描述的是在同一地域上同时发生的城市性和农村性的双重性的产物，使得城市与乡村的概念在这种区域变得模糊。我国普遍用“城乡边缘区”概念指代Desakota、

（8）城乡边缘区理论对城乡边缘区的真正理论研究虽然是从1970年代才开始的，但若从其早期的理论萌芽看，甚至可以追溯到杜能的“孤立国”农业区位论。从早期的萌芽阶段到二战后现实经济发展对研究的启动阶段以至目前研究的现状，都反映出了城乡边缘区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早期的狄更生的三地带论，以及50年代托马斯和库恩的城市地域结构中都包含有对城乡边缘区的研究萌芽[xiii]、城乡边缘区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地域空间结构上的动态、过渡性；人口在社会学特征上的多元化；经济发展的复合型；激烈竞争的多样化土地利用等特征。就当前来看，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正在逐渐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别，如果考察城乡边缘区的发展前景就可以发现，城乡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处于二者之间的城乡边缘区，促使城乡边缘区经过最初相对独立发展的阶段后，完全与城市和乡村的发展相融合，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除此之外，空间理论在农村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主要分析了城市与农村的相互关系及转变趋势。如日本学者岸根卓郎提出“城乡融合设计”概念，试图通过超越城市、农村界限的“人类经营空间”的建立，产生一个与自然交融的社会，即城乡空间融合的社会，他强调发展“农工一体复合社会系统”、“自然—空间—人类系统”，组成三维的立体规划实现城乡融合[xiv]、

3、国外城乡关系问题研究述评

纵观以上理论，它们多是在发达国家城乡关系问题并不明显的条件下创立的，且一般把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研究，这对发展中国家协调城乡关系的针对性明显不足。同时，西方城市发展观和增长正统论（即主张优先发展制造业实现都市化）一直占据研究主流，导致城市学者和社会学者的诸多研究，都是站在城市的角度研究城乡规划、发展、布局问题和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进步问题，没有将城乡关系纳入明确的分析框架，没有跳出城市并站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下研究城乡关系。在处理城乡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践方面，1970年代，日本“第四全综”和韩国的“第三次国土规划”，突出强调点（城镇）、线（基础设施）和面（农村地域）的网络化发展，分别较好的处理了本国的城乡发展问题[xv]、但是，国际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实际国情千差万别，即使是与那些具有重大参考价值的墨西哥、泰国、印度、巴西等国相比，中国的城乡关系问题在形成机理、演变过程、城乡关系应该采取的对策措施方面都具有很大的特殊性的，当我们面对这一特殊问题时，可能无法也不能够将现成的结论从国外照搬。显然，国际的理论进展和实践发展虽然对中国城乡关系的研究有很多参考价值，但不能直接应用到中国城乡关系的良性协调互动实践中来。

三、国内城乡关系研究进展与述评

没有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与对立，就没有必要谈论城乡关系问题。在中国，城乡关系问题研究与其社会经济发展实践紧密相连。建国初期，由于城乡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和迁徙，国家提倡工农联盟、城乡互助，因而城乡关系还没有出现问题，国内学者对城乡关系的研究总体上是以政策性应用研究为主的。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同程度地受到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那场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协调发展派”和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代表的“超工业化派”之间的著名的工业化论战的影响[xvi]、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城乡发展差距急剧扩大，城乡关系日益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研究领域，并在理论研究中先后形成了城乡协调配套改革主张、城乡良性互动主张、统筹城乡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等政策主张。

1、国内城乡关系研究脉络

（1）建国后的城乡关系论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指出，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必须协调农轻重的关系，并提出只有重视农业、轻工业，才能最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从中可以隐约看出当时中国政府对城乡关系的态度[xvii]、自从1958年中国实行“户籍登记条例”后，城乡关系的矛盾就逐步积累，但计划经济的宏观体制背景使得城乡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最终导致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与对立日益严重并不断强化，形成一个难以逾越的城乡关系鸿沟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脱臼，理论与实践方面讨论城乡关系问题日益增多。这一时期，国内研究者关于城乡关系的研究占主流的观点是“抑农重工”的政策主张。这一主张的要义在于通过广泛讨论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进而从城乡关系的角度为国家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进行理论研究服务，提供政策研究支持。这些观点显然是为通过剥削农民积累工业化的资金进行论证的，对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2）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城乡关系研究自1980年代中期农村乡镇企业异军崛起后，中国的城乡关系问题开始日益突出，理论界和决策层逐步认识到城乡隔离问题的严重性。实践层面，1984年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拉开后，城乡经济迅猛发展，中国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这一时期，国内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城市地理、城市规划等专业领域的学者对城乡协调发展展开了广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其主要研究内容多集中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体内容、发展目标、本质特征、动力机制、建设模式、规划实施等方面[xviii]，[xix]、社会学者认为城乡一体是打破相互分割的城乡壁垒、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生产力在城乡之间合理分布、推动城乡经济社会紧密结合与协调发展的必经途径；经济学者的研究分析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从城乡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出发认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是现代经济农业和工业联系日益紧密、协调城乡发展以获取最佳经济效益的客观要求；生态学者根据区域生态群落的合理分布规律，认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城乡区域生态经济良性平衡系统的最高境界；城市地理学者认为城乡一体化是城乡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城乡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自然——社会—经济符合系统发展变化的顶级状态，它是通过城乡关系自身否定之否定而实现的。经济学领域值得提及的两部著作是，1980年代末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编纂的《城乡改革实践的思考》，重点讨论了中国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从如何完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企业机制入手，分析了温州的改革实践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问题；骆子程《城乡经济结合战略》一书分“城乡关系工农结合”、“城市企业企业家”、“农业农村改革”、“地区经济战略”、“农业机械化”等部分，以河南省为案例，提出了城乡经济结合发展的基本内容和若干建议。在这之后，1994年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的第3号国情报告《城市与乡村——中国城乡矛盾与协调发展研究》，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基本线索，分析了城乡矛盾的特殊性、演变过程、体制原因及影响后果，并提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思路。除此之外，还有关于城乡协调的动力机制和城乡市场建设的研究，自下而上式的乡村城市化与自上而下式的城市广域化共同作用下新型城乡关系个案研究，等等。

（3）20世纪末期的城乡关系研究1996年，周叔莲、郭克莎、金碚等学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八五”重点项目《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暨“中华基金”赞助项目《中国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研究》，是他们继《国外城乡经济关系理论比较研究》和《中国地区城乡经济关系研究》之后的重要成果，主要分析了如何把握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态势与特点，减少它们之间的摩擦和对立，提出了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对策措施。同年，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积业、王建等学者的研究报告《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二元结构矛盾与90年代经济发展的出路选择》，提出主要运用政府力量创造出城乡经济双层目标发展的态势，通过“城乡分离”工业化战略的设想解决二元结构问题的结论也颇具意义；陈吉元、韩俊等在其出版的《人口大国的农业增长》中分析了中国城乡分割体制形成的原因及该体制的现实困境，他们认为乡镇企业是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农民工进城也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办法，必须保持工农业和城乡协调发展。同一时期的相关研究还包括张福信《城乡一体化发展决策理论与实践》所分析的城乡实现一体化的决策实施问题；费孝通《城乡和边区发展思考》以论文集的形式所提出的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应该因地制宜、以多种模式缩小差距、减少贫困的观点；陈锡康则在《中国城乡经济投入占用产出分析》中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讨论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科研等内容，并编制了完整的中国城乡经济投入占用产出表。1998年，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的调研报告《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关系：工业化、城市化》，认为我国二元社会结构包括户籍、住宅、粮食供给、副食品供给、燃料供应、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劳动保护、婚姻、征兵等10余种制度，这些制度是判断农民和市民阶层的依据，两个阶层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存在比较尖锐的矛盾，呼吁走出二元进而走向现代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随后，课题组成员郭书田、刘纯彬出版了《失衡的中国》一书，该书指出我国基本国情为二元社会结构，并研究了二元结构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

（4）21世纪初期的城乡统筹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研究2000年以来，围绕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解决思路与途径等问题，特别是针对中国如何加快新型工业化和推进城镇化问题，理论界就城乡关系问题也附带展开了探讨，尤其是近期围绕统筹城乡发展的讨论与研究使城乡关系问题在新形势下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的又一热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是要求各级政府在制定计划、解决问题、分配收入等方面，不要就农村说农村，就城市说城市，而是要改变“城乡两策，重城抑乡”的思路，优先考虑农村，从城乡各自的小循环、小系统走向城乡统一的大循环、大系统，树立城乡一盘棋的总体思想，发挥城市辐射带动优势和城乡之间关联优势，打通城乡，资源共享，双赢共荣。其中，从社会学角度颇具代表性的成果是曾菊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现代城乡网络化发展模式》；2004年10月，张平军的专著《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内涵、机制创新及其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任务、对策进行了系统性综合研究。2004年3月，在杭州召开的“和谐社会模式与‘三农问题’解决途径”学术研讨会上，国内专家学者围绕着“和谐社会模式”、“快乐原则”、“城市化”、“农民利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若干问题进行了研讨；2005年初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召开了“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坛，专题讨论如何通过协调城乡发展关系，形成社会妥协、达成社会共识、实现共同富裕，最终形成社会和谐、构建和谐社会。

（5）国内城市经济学者的城乡关系研究国内城市学者围绕城乡关系发展中出现的城乡一体化趋势对郊区化及城乡边缘区的研究也非常丰富，如周一星[xx]、石忆邵[xxi]和张翔[xxii]、柴彦威[xxiii]等学者的研究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他们认为，城乡边缘区的出现使原有传统的城市和乡村两分法的地域体系不再适用。由于多种问题、矛盾的集中所在，城乡边缘区作为一个独立的有机体，同城市和乡村共同构成了一种新型的三元结构的地域体系，即城市、城乡边缘区与乡村。同时，城乡边缘区作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过渡地带，还是城乡关系协调发展的桥梁以及城乡矛盾的缓冲地带。总体上看，中国学者对郊区化及城乡边缘区的研究最早是从介绍西方郊区化的现象、总结其研究方法开始的，他们相继总结了西方发达国家城市郊区化的历程，进一步给出了国外各种郊区化浪潮的研究方法。但是，把“郊区化”作为一种城市发展现象与我国城市挂钩并开展相应研究则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来说，研究城乡边缘区，将城乡边缘区纳入城乡一体化的研究中，无疑对协调城乡关系，促进城市和乡村的共同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除此之外，2002-2005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战金艳[xxiv]、曾磊[xxv]、鲁奇[xxvi]等学者，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城乡互动与关联发展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是对城乡关系发展量化评价方面的新尝试，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助于不同区域城乡关系协调发展决策的探讨和实践层面可操作性政策的出台。

2、国内研究的简短述评

纵观以上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内就城乡关系问题所涉及到的诸多子问题，如：如何评析产生城乡分离与对立的根源？城乡不协调对三农问题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危害何在？如何以消除城乡分离与对立解决三农问题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哪些方面的制度保障和政策供给？统筹城乡发展、重构和谐的城乡关系的微观基础何在？当前中国农村在尚未完成城市化、市场化的背景下应该如何推进新型工业化？如何跨学科从文化视角分析和审视城乡关系等等，国内的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宏观层面，围绕社会热点就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展开应对性和政策式讨论，紧紧围绕城乡关系问题展开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一般散见于对于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而针对城乡关系的特殊性进行重点研究的更不多见。从城乡发展关系实践层面看，中国城乡呈现三种发展阶段：一是城乡经济发展水平都很高，即较高水平的城乡均衡发展阶段；二是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即城乡非均衡极化发展阶段；三是城乡经济发展水平都很低，即城乡低水平均衡发展阶段。显然，与中国中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城乡社会总体发育程度低，城乡居民市场意识较为淡薄，自我经济发展能力差；加之西部城乡发展所面临的自然条件更加恶劣，城乡协调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技术、政策供给更加匮乏，构建和谐的城乡社会和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难度更大，困难更多，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我们将城市与乡村紧密结合，通过自然、社会、经济、政治、人口等方面的联系寻求城乡之间的一体化融合，为中国城乡关系协调提供理论支撑。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启示

工人和农民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关系，如何协调和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涉及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战略选择。中国提出建立和谐社会是以和谐的生活为基础的，是以不断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和形成和谐生活方式为逻辑点和实际起点的；城乡社会的和谐要求在一定和谐生活基础上的和谐，形成同和谐生活相适应的城乡社会发展文明形态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同时，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大量耕地被征用，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土地产权不清，失地农民增多，农民利益受损，农村和城市、农民与市民越来越不和谐，建立起农村与城市的和谐、农民与市民的和谐刻不容缓。总体上看，中国现阶段的农业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阶段，城市正处于传统工业社会向现代市场文明转型的快速发展阶段。协调城乡关系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致富农民、发展农村和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发展与社会进步、优化城乡人民生活条件的必然选择。中国城乡关系的逐步协调及城乡走向融合是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客观发展过程，但这一过程不会自动实现，城乡不会自动走向融合，城市不会自动带动农村，农村不会自动实现城市化。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把“统筹城乡关系”作为“五个统筹”的第一位加以提出，并且强调“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这是我国从根本上协调城乡关系的重大理论创新和政策保障，是确保城乡社会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战略性思路。毫无疑问，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的缓慢有着城乡分割体制的深刻根源。因此，城乡关系演进的客观规律要求我们在推进城乡发展过程中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体制、制度、政策和机制上实现不同层次的创新，重点解决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治的各种制度，校正严重失衡的城乡差别发展战略。从实质看，就是要真正做到统筹城乡关系，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统一筹划，构建全新的城乡社会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基本战略框架。作者认为，城乡和谐社会的建立，首要是以消除城乡发展过程中对于乡村“社会排斥[xxvii]”为目标的城乡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发展的和谐，其次是以消除城乡发展过程中对于乡村“社会剥夺[xxviii]”为目标的城乡社会各阶层和居民之间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同时还包括以实现城乡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城乡人民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护之间的和谐，从而消除城乡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断裂[xxix]”。城乡经济发展是不以人为割裂的意志为转移的，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只有相互联系、依赖、补充和促进，统筹城乡发展才会具有实践意义，中国城乡关系才会真正趋向协调。

[i]蔡云辉：《城乡关系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117-122页。

[ii]赵勇：《城乡良性互动战略》[M]，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第1版，第16页。

[iii]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0页。

[iv]李晓澜、宋继清：《二元经济理论模型评述》[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14-20页。

[v]毕世杰：《发展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145-147页。

[vi][美]马尔科姆。吉利斯：《发展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224页。

[vii]张国：《中国城乡结构调整研究——工业化过程中的城乡协调发展》[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12页。

[viii]赵勇：《城乡良性互动战略》[M]，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第1版，第16页。

[ix]孙久文：《区域经济规划》[M]，商务印书馆，2004年11月第1版，第26-27页。

[x]陈友华、赵民：《城市规划概论》[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74-75页。

[xi]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404-405页。

[xii]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395-399页。

[xiii]范磊：《城乡边缘区概念和理论的探讨》[J]，《天津商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第28-34页。

[xiv]张伟：《试论城乡协调发展及其规划》[J]，《城市规划》，2005年第1期，第79-83页。

[xv]张国：《中国城乡结构调整研究——工业化过程中的城乡协调发展》[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55页。

[xvi]赵勇：《城乡良性互动战略》[M]，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第1版，第24页。

[xvii]：《论十大关系》（节选），《马克思主义著作选读与简介》[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386页。

[xviii]张伟：《试论城乡协调发展及其规划》[J]，《城市规划》，2005年第1期，第79-83页。

[xix]王景新：《明日中国：走向城乡一体化》[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6-19页。

[xx]周一星、孟延春：《中国大城市的郊区化趋势》[J]，《城市规划汇刊》，1998年第3期，第22-27页。

[xxi]石忆邵、张翔：《城市郊区化研究述要》[J]，《城市规划汇刊》，1997年第3期，第56-58页。

[xxii]柴彦威：《郊区化及其研究》[J]，《经济地理》，1995年第12期，第48-53页。

[xxiii]蔡人群：《广州城市郊区化的进程及动力机制》[J]，《热带地理》，1996年第16期，第122-128页。

[xxiv]战金艳：《城乡关联发展评价模型系统构建》[J]，《地理研究》，2003年第4期，第495-501页。

[xxv]曾磊：《我国城乡关联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区域比较分析》[J]，《地理研究》，2002年第6期，第763-770页。

[xxvi]段娟、鲁奇：《我国区域城乡互动与关联发展综合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年第1期，第76-81页。

[xxvii]社会排斥意指城乡社会发展中为把整个社会建设的更有效率，国家相关制度的设计和供给在保障与维护部分居民利益的同时，会有意或无意排斥另一部分居民的正当利益并使其逐渐呈现边缘化发展趋势。

三下乡社会调研篇5

[关键词]社会保障；基本养老保险；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3-0105-04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小型化时代的到来，人们的养老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使得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伊始就没有将城乡居民同一而待，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以及城乡户籍制度的现实存在，至今仍是以居民身份来划定参保对象，城乡二元分割特征明显，养老保险制度互济性和公平性缺失。现在，城镇居民已经拥有了较农村居民完善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而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仍显滞后，广大农村居民还是依靠土地及家庭养老，缺乏制度保证。养老保险的二元分割模式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愈加不适应，亦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城乡差距扩大、社会和谐稳定及三农问题等等。这种城乡二元分割的养老保险制度也阻碍了劳动力在市场的自由流动以及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公民权利的平等性也无法得到体现。

一、国外关于基本养老保险的研究综述

西方工业国家对于基本养老保险的研究，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随着全球范围内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深入，养老保险的理论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对养老保险表现出了浓厚的研究兴趣，研究重点也不断向纵深发展。西方养老保险理论的两大主流学派为政治学派和经济学派，它们研究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政治学派侧重从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和绩效来证明政治决策是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经济学派则侧重研究养老保险制度的内在机理和经济绩效，进而分析养老保险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变量的相互作用。

Diamond（1977）和Kotlikoff（1979）等认为个人存在短视主义即虽可预见养老风险但却不愿牺牲当下的消费，去为将来养老作准备。与个人短视相反，政府体现出父爱主义，政府强制下的养老保险使人们在年轻时进行养老储蓄用以保障其年老所需。Dilnot，Kay&Morris（1984）认为国家参与下的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社会公平，因为市场不能自发解决养老问题，需要政府发挥职能实现老有所养。Disney（1985）强调市场经济下，政府需要对市场失灵担负起调节员的作用，必须建立及管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基本养老保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保险模式，以期解决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保持现有制度框架下，深入剖析基本养老保险的运行机理合理性及其与经济的关系并尝试提出具体改革措施；基本养老保险金管理与运营、基金管理与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等问题。作为弥补市场分配缺陷和以社会公平为目标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西方学界都是以公平为基础来建构基本养老保险经济理论的。

如上所述，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国外学者对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城乡差距较小，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城乡采取的养老保险制度相差无几，因此对城乡养老保险统筹及一体化进行专门论述的文献极为鲜见，这就需要我国学者不断探索和实践。

二、国内关于城乡基本养老保险的研究综述

（一）关于城乡基本养老保险碎片化的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流入城市及城市人口跨地区流动工作已经变得相当频繁。而我国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存在不同人群模式不一，不同地区模式各异，这就导致了养老保险在跨城乡和跨城市的过程中呈现碎片化，无法有效衔接的局面。国内学术界对社会保障碎片化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并基本达成了共识，认为碎片化会对社会保障带来危害。早期学界对基本养老保险碎片化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区域分割和城乡分割两方面。叶汉雄（2001）认为我国区域之间基本养老保险协调程度低主要是因为各地区养老保险负担不一造成的。吴湘玲、高红岩（2009）指出各地区社会、政治缺乏整合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造成了基本养老保险出现地方分割，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应从广覆盖、强责任、重管理等方面加以解决。郑秉文（2009）撰文深入分析碎片化起源和弊端，认为“碎片化”养老保险制度潜存制度隐患而我国现在已经具备构建“大一统”养老保险制度的九大优势。李长远（2010）认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处于低效均衡的碎片化状态，要改变这种状态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并统筹全国基本养老制度。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陈仰东（2008）认为在当前经济社会条件下社会保障出现碎片化是一种必然现象，我国城乡二元分治的现实情况不可能实行完全统一的社保制度。

（二）关于城乡基本养老保险统筹的研究综述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这一政策的提出促使国内学者对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虽然学者们对于城乡基本养老保险统筹的实施模型和路径意见不一，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统筹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刻不容缓，应该依据国情分步骤、分阶段实施。韩良诚、焦凯平（1998）认为省级统筹的养老保险不但能减轻企业负担、分散风险、有利于基金完整安全，还能为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积累实践经验。杨玉民（2002）认为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状况具备了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条件，统筹城乡社会保障既是社会和谐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制度建设的重要目标。而郑秉文（2004）则认为省级统筹的养老保险存在缺陷，会造成社会风险、经济损失和资源浪费，最终以制度的扭曲变形收场。吴湘玲（2005）指出省级统筹的养老保险模式会影响社会稳定，需要打破区域分割，建立全国统筹现收现付形式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景天魁（2006）认为养老保险的统筹并不是等同划一，强调的重点是协调，保障方式具有灵活性，保障模式具有多样性。封、贾继开（2008）以社会分层为视角，认为城乡养老保险统筹有利社会资源流动，改善部分人群的保障状况，促使人群在不同阶层流动，从而保证社会公平。彭浩然（2009）指出要实现全国统筹的养老保险，缩小区域间的养老保险差距，首先需要缩小区域间的工资增长率和差距。

（三）关于城乡基本养老保险一体化的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对于城乡基本养老保险一体化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城乡统筹等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统筹进程的加快，最终要向城乡一体化迈进。曹信邦（2006）提出城乡养老社会保险制度一体化是指城乡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统一，养老社会保险资源能够在城乡自由流动，城乡劳动力在自由流动过程中可以自由选择养老社会保险投保机构，让所有人都能覆盖在养老保险社会保险制度范围内。同时，他也认为城乡养老社会保险制度一体化并不是城乡养老社会保险的完全等同，由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劳动者收入的计量方式、城乡居民生活指数等有区别，城乡养老社会保险的缴费比例、缴费方式、待遇水平等也有差异…。袁彦东、张军田（2007）认为从国家政策、经济水平以及公民对社会保险认知的加深等方面阐述了城乡基本养老保险一体化的可行性，并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一体化社会保障模式为我国城乡基本养老保险一体化制度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借鉴。袁文全、邵海（2009）指出实行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不仅是城乡协调发展的需要，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姚金海（2010）基于社会公平的视角，指出城乡二元格局使城乡居民在养老保险方面待遇不公，为体现社会公平，政府应承担起职责，打破不公平现状，构建城乡基本养老保险一体化体系。部分学者对于如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进行了制度设计。岳宗福（2009）认为新的制度设计应采取“大个人账户与小统筹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即个人账户为个人缴费工资的16%（个人负担一半，单位负担一半）、全国统筹账户为3%（全部由单位负担）、地方统筹账户为5%（全部由单位负担）。而且还应建立养老保险“一卡通”，即每个劳动者，不论农民、市民还是进城务工人员，都要拥有一个与身份证号码相关联的社保卡，用以记录每个劳动者的缴费情况、查询养老金卡中的累计金额、转移接续养老关系等。袁文全（2009）主要是从完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方面来建构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他认为农村养老保险是薄弱环节，政府要加大投入并调动农民参保的积极性，为农保与城保的衔接建立桥梁。他指出城乡养老保险一体化的实现需要制度上进行有序衔接，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就要使参保者在缴费和保险待遇方面能够自由转换。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城乡基本养老保险的一体化建设存在障碍。迟翔（2010）指出目前养老保险制度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城市养老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在缴费方式上都具有较大差异；其二是城乡分割的存在造成彼此相对独立、封闭，不适应新形势下的社会发展需要。

概而言之，城乡基本养老保险一体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虽然学界对城乡基本养老保险一体化建设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城乡一体化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制度设计等方面，研究比较松散零星，且主要是定性描述为主。目前对城乡基本养老保险一体化进行系统研究、实证研究的还很缺乏。

三、评述与展望

社会保障制度本具有全面性和公平性的特征，它所保障的对象不仅仅是城镇居民，还包括农村居民。但是，现实生活中城乡养老保险实行的是两套不同的制度，无形中继续扩大了城乡差距。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基本养老保险一体化是刻不容缓的战略目标，我们需要做好制度设计，寻求一条合理的路径。这条路径既要符合我国的国情，又要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随着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深入和完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一体化将势在必行。国内研究者可在借鉴国外城乡基本养老保险一体化的基础上为我国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一体化提供更富有建设性的政策意见。在城乡基本养老保险一体化的研究方面，应由定性和规范的研究转向定量和实证的研究，还可采用统计和精算的理论与技术方法，进一步丰富和拓宽现有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三下乡社会调研篇6

存在人类社会，便不断地上演各不相同的纠纷。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是早期人类面对纠纷的普遍选择，在后来的国家法建立的过程中和之后，尽管国家法试图将这一领域纳入到自己的治理范围，可是调解的方式仍然顽强而富有生命力，内容逐渐丰富，方法日渐多样化而趋成熟。

对于这些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纠纷案例，比虚拟的案例更有价值，比逻辑推理更有血色，纠纷案例所提供的信息极为丰富与真实，因而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吸引了众多的学者从不同学科背景出发，去揭示纠纷案例背后所掩藏的行为逻辑。本文是对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纠纷研究的一项研究，其中将不涉及具体案例，展现纠纷研究的不同学科、研究成果，并试图对其进行简单评述。

一、村落社会纠纷研究的社会背景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中，对中国的乡村社会结构及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为了理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与社会性质的经典著作{1}、费孝通先生是通过绅士权力在乡土社会的运作的分析，揭示中国社会中央官僚制帝国与皇权不下县的背后逻辑{2}、但是当前中国村落社会与费孝通先生所述“乡土社会”已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迁，以至于众多学者著书立说，试图揭示变迁中的村落社会的现实情景。弗里德曼的《东南中国的宗族组织》试图通过对地域化的宗族组织的结构认识，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成法则，从宗族的视角揭示了汉人社区是如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关联{3}、杜赞奇试图从“国家政权建设”与“权力的文化网络”来认识传统乡土社会的变迁、变迁中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4}、黄宗智则揭示国家与社会的变迁中乡土社会是如何突破了“过密化”的运作方式{5}、事实上，这些研究将研究点放在乡土社会，而研究的对象则是“村落”。村落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观察、分析村落便可以折射出中国乡土社会本色和乡土社会的变迁。

对于是否可以将村落作为研究乡土中国的出发点存在着不同的争论。也有学者跳出村落，从其他方面来解释乡土社会的结构。魏特夫从水利的角度，认为中国乡土社会可以通过大江大河——大水利——小水利到基本农田的灌溉形成农耕社会的图景，从而形成了东方特有的专制主义{6}、施坚雅则从市场出发，形成了分析中国社会的市场结构理论。他认为“基层市场共同体”是中国乡村的基本单位，由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集镇、地方城市和地区首府，构建了中国社会的图景{7}、

尽管分析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可是对于解释乡土社会的变迁，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变迁对于乡土社会的分化、解构、重建的影响，这些模式难以让人信服。自20世纪40年代（恐怕还要往前推至20世纪初）以来，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事件主要有两件：国家政权建设{8}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贺雪峰先生在对中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生存方式的区域分析中，称为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与市场经济的化约能力一步步消释、瓦解乡土社会的传统，构建新的乡土社会，提出了“新乡土中国”{9}，从而有了重新认识中国乡土社会的认知，研究转型期乡土社会的性质的学术使命与命题{10}、但是对于国家政权建设或曰吉登斯民族——国家形成与市场经济是如何化约乡土社会的传统，重新构建新乡土中国却未展开论述。

国家政权建设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化约与瓦解的背后是现代化，是通常所说的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化为现代工业社会，甚至到近年来极为流行的“后现代”、“知识经济”、“新经济”时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断裂社会中，如何在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断裂的背景下，在由生活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消费方式的转变，在资源重新聚集下，底层社会（农民、农民工和下岗工人构成）形成的背景下能否实现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则是另一个问题{11}、

当前乡村社会的纠纷研究所面临的正是这一背景：现代化及现代化过程中，后发外生型国家通过国家政权建设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而呈现的纠纷。在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国家法与民间法等相互之间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新乡土中国的景象，只是学者们知识背景不同，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所关注的焦点不同而已。

二、法律社会学的纠纷解决研究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法律社会学在研究纠纷解决方面，有较多的研究成果。法律社会学是将法律现象置于其社会背景之中，研究法律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学与法学的边缘学科。法律社会学的研究特点在于从社会整体观念出发，认识法律的社会基础和社会作用，从而更好地利用法律的控制作用解决社会问题。

1、关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的研究

这是对于纠纷解决研究中一个独特的视角。体现这种关怀的著作或论文很多，影响较大的有：梁冶平的《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12}中的文章、范愉的“代替式纠纷解决方式（ADR研究——兼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13}、《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14}、谢晖编《民间法》{15}、何兵《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16}、高见泽磨《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17}、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18}、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19}等。

杜赞奇认为：在中国，建立民族国家与实现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20}，“在新的民族国家成长并试图确立其合法性的过程中，历史被重新定义，社会被重新界定”{21}、中国由于是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其社会变迁呈现出国家自上而下的推行和实现，是“规划性的社会变迁”（费孝通）。乡土社会代表着传统的习俗、习惯被视为旧的、落后的，而被所谓新的、先进的所替代。在国家法大规模“下乡”的过程中，即苏力之送法下乡，蕴涵的正是“规划性的社会变迁”，国家法与民间法在法制化进程中已经定下了各自不同的命运。

然而，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法治、依法治国等口号下，国家法形成侵蚀之气势，但是伴之而来的是民间传统、习俗复苏的现象，如王铭铭在闽台三村的观察{22}、家族法规、村规民约等民间法遭遇到国家法借助政权下沉而形成的“重创”之后，逐渐退居为内在的观念形态，但是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形成“地方性知识”，并在纠纷的调解过程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人情、面子的关联下{23}，在秋菊打官司的分析中{24}表现出来。国家法与民间法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历史命运成了纠纷观察者的理论关怀点。

2、法治与本土资源

“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苏力的贡献在于对盛行的法制建设的“现代化方案”——法律移植的反思与批判，提出了法治及本土资源理论。《秋菊打官司》与《被告山杠爷》两部作品，折射出的正是乡土中国里的日常生活，及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纠纷，而国家法介入之后，纠纷的处理却是产生了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旧的民间法纠纷调解机制被正式的国家法否定之后而单一的国家法调解机制又不能完成纠纷的妥善调解{25}、

问题何在？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正是“中国当代法律日益西化，即强调正式法律制度，强调西方式的纠纷处理办法，强调西方的那种权利观念，强调国家对司法权的垄断型控制”。在进行法律移植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心态和行为方式以及中国人思考问题的习惯、看待事物的角度，以至于“良法”不成为良法。于是中国社会生活中层出不穷地有了私了现象，有了在知法的情况下对国家法的规避。因此，在制定法律和应用法律时，应充分挖掘一个民族的生活，挖掘本土资源，国家法是深深扎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本土资源中。而当下，最为显著的生活，则是在于转型期的社会变迁之中，法制则应根植于这一转型的大背景之中。

3、纠纷的解决方式

纠纷的解决方式上存在正式纠纷解决方式和非正式纠纷解决方式或曰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正式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是通过国家司法系统进行的解决，它具有较高的系统性、制度化水平，普遍主义的价值趋向，讲究程序正义。而在依法治国的方略下，司法改革有向一元化的趋向。

与正式纠纷解决机制相对应的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长期以来，村落社会的纠纷一般是不会裸地表露在国家面前，而是在“自治”背景下的调解。因为“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最大的特点是富于地方性，“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生活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26}、历史在不断地延续，这使得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关于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中具有了历史合法性。现实上，由于通过诉讼程序或司法程序需要负担相应的诉讼费、执行费，以及承担着司法的不确定性的风险，这对于现金收入有限的农民来说，是面临纠纷时寻求正式解决机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现实性上也具有了合法性。

三、法律人类学的纠纷解决研究

法律人类学是法学与人类学的边缘学科。它秉承了人类学研究的风格与传统，研究对象主要是非西方的民族或某个小范围的特定区域的人们的日常秩序和纠纷解决过程。研究者也不仅仅是异文化者，也包括本文化者研究自身文化。从“小”中抽象出“大”的命题与结论，在大传统与小传统方面同样延续着人类学的方法，解决“大传统”（一种与国家相关的存在）与“小传统”（一种与民间社会相关的存在）的关系问题。关于纠纷解决方面，主要是探讨从某一空间范围内的权力格局出发或从纠纷解决的某一特定场所出发，来抽象出普遍性的命题与结论。

目前，可见的研究成果包括：邱梦华：“‘讨价还价’：国家与农民间的利益博弈过程”{27}；赵旭东：“习俗、权威与纠纷解决的场域——河北一村落的法律人类学考察”、“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一项理论探讨”{28}；陈心想：“一个游戏规则的破坏与重建——A村村民调田风波案例分析”{29}；强世功：“乡村社会的司法实践：知识、技术与权力——一起乡村民事调解案”{30}；梁冶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31}；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32}等。

人类对于纠纷结局研究的介入，通常是对于纠纷的事件进行详细的过程——事件分析，在具体的过程——事件中，对各种社会因素，包括场景、权力格局、文化条件、物质因素等展开人类学的分析。如强世功在“‘法律’是如何实践的”一文中，对炕上开庭、法律运作的场景组织的描述；在权力格局上，吴清军在“乡村中的权力、利益与秩序——以东北某‘问题化’村庄干群冲突为案例”中，对“三甲村”村庄中权力资源分配的描述。

四、政治社会学的纠纷解决研究

政治社会学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产物，不过还是在不断完善的一门学科，“‘政治社会学’这一术语与其说代表了一门学科的严谨体系，不如将其视为一连串既彼此独立，又互相关联的研究活动的通称。”{33}、但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学科交叉使得研究的范围和主题大大扩展，“政治社会学的发展，有点参差不齐……这些有点杂乱无章的课题和思想特征与其说是一种障碍，倒不如说是一种挑战。”{34}

关心秩序与冲突既是政治学，也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冲突是由秩序运行中的次生因素引发的，冲突最终需要走向秩序的恢复和再生。纠纷只是冲突的初级形态，而纠纷是否会向上延伸至冲突，则需要看纠纷的解决状况，从而形成纠纷——冲突——秩序的动态关系。

张立伟从韦伯关于权威的三种类型中受到启发，认为在乡村社会里公共秩序的维持归结于三个相互关联的纬度：统治权力、乡村权威、规范性知识。统治权力代表的是乡村社会里自上而下的命令式控制关系；乡村权威既包括体制精英也包括非体制精英；规范性知识则被认为是乡民们对于社会秩序的理解。由此，在纠纷的调解中，形成了力量介入的先后次序及各种力量介入所凭借的规范性知识的选择，从而实现纠纷的调解，完成了乡村秩序的恢复和再生{35}、另有学者从政治稳定视角探讨乡村社会中纠纷调解的利益关系的重新配置。利益与利益分析方法是社会学界广泛接受和使用的分析范式，这里亦是与政治学对秩序的关心相连，形成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讲究政治稳定，实际蕴涵了对秩序的关心。从纠纷的主体对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对利益的关注而选择了纠纷的当事人视角，从而克服了张立伟的研究中，人被角色化，国家、社会与地方文化的逻辑成为个人的逻辑，社会整体的行为模式、价值判断取代个人的行为模式、价值判断，使得个人成为纠纷及纠纷解决中无关紧要的方面的问题，在纠纷的结构功能框架中显现出个体的价值。在纠纷的解决中讲究利益分配与重构，重新发掘个体存在的价值和重要性，有利于实现纠纷的解决，实现秩序与稳定的诉求。

贺雪峰与董磊明先生也对村庄纠纷的调解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做了初步的探讨。当然，两位学者并不是将目光仅仅局限于村庄的纠纷调解，而是以纠纷为视角，来窥探中国社会是如何形成非均衡这一状况的，为农村基础政策研究提供更为基础的研究。这也是当前纠纷研究所缺乏的一种学者人文关怀精神和研究的大器。在“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排序研究”一文中，他们提出了村庄政治社会现象域的三大要件：一是讨论框架，二是特定村庄内生因素的状况，三是相关政策在不同村庄实践所造成的特定现象{36}、在村庄纠纷调解中，讨论的框架在于现代化基础中的乡村社会的转型期。这一时期是各种现代性因素通过国家政权自上而下的传输与变革的过程与地方性知识在变革中存在、延续、发挥作用的另一景象。纠纷解决的特定村庄内生因素包含着众多方面，如村庄生活的面向、村庄人际的社会关联度、村庄共同体等{37}、由此构建了从纠纷现象——村庄内生资源——普适性与地方性知识的这一政治社会现象域的由外向内的排序。

五、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对当前关于乡村社会纠纷研究进行了分学科的研究，但在具体的分析中也是相互融合的。苏力在探讨送法下乡时，其学科背景是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基层司法，探讨的是法制进程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但是在探讨原因即为什么送法下乡时也暗含了对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历史学所关注的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权力等的关注{38}；贺雪峰与董磊明先生从政治社会学学科出发探讨乡村社会的纠纷，在探讨纠纷调解方式期间也有对成本——收益的经济分析{39}、因此，上述研究的分类是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对学科及分析纠纷中运用学科研究方法进行分类。围绕纠纷解决问题，已有的理论与经验性的探讨，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虽然少有通过纠纷观察乡村社会从而系统反思当前的“现代化方案”，为基础政策研究提供更为基础的研究的人文和学术抱负，但是对于分析和评价我国农村社会的纠纷是大有裨益的。

注释：

{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费孝通、吴晗：《皇权与绅权》。

{3}弗里德曼：《东南中国的宗族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1—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年版。

{6}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7}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8}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1—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9}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形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12}梁冶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3}{14}范愉：“代替式纠纷解决方式（ADR研究——兼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载郑永流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5}谢晖：《民间法（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6}何兵：《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7}高见泽磨：《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8}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9}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20}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1—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21}梁冶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载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64—467页。

{22}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23}强世功：“‘法律’是如何实践的”，载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6—512页。

{24}{2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0页。

{26}详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关于乡土社会、差极格序、无诉社会的分析。

{27}邱梦华：“‘讨价还价’：国家与农民间的利益博弈过程”，《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2期。

{28}赵旭东：“习俗、权威与纠纷解决的场域——河北一村落的法律人类学考察”，《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一项理论探讨”，《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8年第2期。

{29}陈心想：“一个游戏规则的破坏与重建——A村村民调田风波案例分析”，《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2期。

{30}强世功：“乡村社会的司法实践：知识、技术与权力——一起乡村民事调解案”，《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2期。

{31}梁冶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载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2}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2000年版。

{33}景跃进：“政治社会学：主体、取向与学科”，《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34}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张华青、孙嘉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第67页。

{35}张立伟：“乡土社会的秩序与纠纷处理”，载谢晖：《民间法（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151页。

{36}贺雪峰：《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纲要》（未发表）。

{37}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形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相关部分。

三下乡社会调研篇7

关键词：实践教学；三下乡；问题；对策

基金资助：

本论文为湖南农业大学辅导员工作精品项目（15TS19、15FD2），湖南农业大学就业创业课题“应用型本科专业学生就业能力提升机制的建构与实践”和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XCX16030）的阶段性成果。

G642、4

我国潘懋元教授在《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与地方本科院校的发展》报告中明确解读了应用型本科专业的课程内涵：“按学科设置的基A理论课程，要求有一定宽度的坚实的理论基础，着重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按实践设置的专业知识与技术课程，要求贴近实际，通过实训，培养实践能力。”可见，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是应用型本科专业办学的基本要求。受我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动物医学专业教学过程中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对理论知识要求强于实践能力的现象，培养出来的学生“说得多，做得少”，或者“只会说，不会做”等；因此，各高校应重视实践教学，与学院特点相互联系，来完善和改革人才培养方案及其模式。高校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是实践教学的重要形式和有益补充，在人才培养工作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概况

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是在20世纪90年代由14部委联合发起的，要求各高等院校积极利用暑期实践开展以“文化、科技、卫生”三方面为主题的下乡的活动，旨在提高高校学生的综合素质及社会实践能力。各高校学生自愿组织队伍，在相关老师指导下，走基层，进农村，了解当下基层的现实问题，将先进的文化知识带入农村，从多个方面去发展、建设农村，调查并研究基层的发展历程及社会现状。在暑假期间开展“科技讲座”“贫困山区支教”“关爱留守儿童”等形式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通过相关活动来提升高校学生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着力提高大学生的社会实践的能力，并以服务基层，建设基层为根本要务。

二、大学生“三下乡”相关活动存在的问题

为进一步了解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成效，笔者整理了某高校“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访谈材料156份和有效调查问卷750份，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当前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1、多数学生对“三下乡”相关活动认识不足，参与度不高。

由于宣传不够，多数学生对“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认知度较低，参与热情普遍不高。调查结果显示：82、27%的学生对“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不了解，其中38、57%的同学对“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完全不了解，部分同学虽然知道“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但对其认知仅仅停留在字面上的理解，并不了解其真实用意和具体内容。

2、“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形式化严重，针对及创新性不强。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形式化较为严重，也有部分参与者认为“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过于单一，实践时间过短，缺乏连贯性，针对性不强，与专业结合不很紧密。59、74%的被调查者认为，在形式、创新性、考核方式、基地建设、资金使用等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

3、“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效果体现不明显，群众满意度不高。

调查认为，“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服务项目、宣传方式、活动实效性、学生参与度等方面，效果体现不明显，群众满意度一般。调查结果显示，对“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开展情况的总体评价较满意的占49、03%，认为非常满意的有8、31%，认为一般的占22、16%，较不满意的占11、08%。58、52%的参与人员提出需要加强组织管理、增强活动时效性与连续性；40、36%的人认为应该加强宣传，增强相关人员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性；37、95%的人认为相关活动需进一步与学生专业相结合，增强针对性；33、57%的人认为应进一步丰富活动形式与内容；30、25%的人认为应端正部分大学生参加三下乡活动的目的，其他方面的占6、35%。

三、做好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对策

三下乡”相关活动是高校学生了解社会的一种有效方式，能进一步锻炼高校学生的自身能力，增强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怀。高校暑期“三下乡”活动需要多法并举，确保育人成效，真正做到服务农村、服务农业、服务农民，服务社会。

1、加强活动宣传，扩大影响范围

建立“校-院-班”三级联动的宣传模式，发挥网络新媒体的优势，采取线上线下同时推广的方式，线上通过微博、微信等方式加强推广，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线下积极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宣讲会、交流会等。建立并完善“三下乡”咨询平台，帮助高校学生了解“三下乡”、参与“三下乡”，注重宣传活动的目的、意义，引导学生树立积极正确的认知。

2、创新活动形式，打造专业品牌

活动形式单一、内容枯燥是“三下乡”相关活动参与度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创新活动形式、充实活动内容能够提高高校学生的参与度，提升相关活动的质量。专业关联性过低一定程度上也导致学生“三下乡”相关活动参与度下降的原因。各单位在开展此类社会实践活动时应与专业充分结合，建立具有专业特色的品牌活动，例如动物医学专业的学生一方面可以下基层给农户解决家畜疾病，开展动物保健知识讲座；另一方面可以去猪场进行技术服务，到生产一线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通过把活动与专业相结合，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活动的实效性，逐渐形成品牌活动，扩大影响。

3、加强活动考核，建立长效机制

一是将“三下乡”活动加入至教学计划当中，设置相关制度，在学生成绩中纳入相关学分。二是对学生进行活动知识普及，对相关指导老师进行集中培训。三是对活动进行总结，并开展答辩考核评审，对其效果进行考核。四是与相关单位建立实习、实践等相关基地，建立成其合作的关系，完善实践内容，与相关单位实现合作共赢。

参考文献

[1] 任江林、大学生“三下乡”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西南大学，2008、

[2] 廖悦、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现状研究[D]、南昌大学，2014、

[3] 王鑫、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现状与思考[J]、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15，No、115812：48-49、

[4] 李瑞、以社会实践为载体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3、

作者简介：

杨成林（1994-），男，河北石家庄人，湖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本科在读学生。

三下乡社会调研篇8

副书记殷殷教诲 三下乡;隆重出征

7月4日，在经管学院会议室g807隆重举行了我院2011年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出征仪式。

在出征仪式上，党委副书记上官飞副教授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实践队员们要明确三下乡;的意义，明确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大学生社会实践以社会为课堂，以人民群众为教师，以学生能动地参与为主要教育途径，其作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帮助青年学生认识社会、了解国情、磨练意志、锻炼能力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次经济管理组建了两支社会实践重点服务队和一支小分队，以勇担强国使命，共建和谐家园;为主题，分别奔赴吉安县、瑞昌县、进贤县，各队结合实际对课题进行实地调研。

踏上实践征途

这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服务队的活动目的地是吉安县永和镇，改革开放三十年，当前农村的经济发张状况以及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的状况都是我们这次讨论的问题，结合我队实际情况，确定了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复兴路，畅想农村新世纪新未来;的活动主题。本次暑期三下乡我们队还确定了四个小课题：基于农民创业典型对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推动作用的研究，对农村中小学生心理状况的分析与研究，基于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现状及老龄化事业发展的调查研究，留守儿童现状及留守地学校的教育状况调查研究。这次活动，是以永和镇作为主要调查地区，通过下乡走访、社会调研、宣传报道，研究农村突出问题，并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希望能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

今日下午两点五十六，我队准时从南昌出发奔赴目的地。火车缓缓驶出南昌站，我们的视线一点点远离城市，向我们靠近的是一重重青山，沿路还可以闻到芳草沁人心脾的气息，依山傍水间无不显现出农村中一番清新景象。感觉目的地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心中的兴奋也在不断升温，遐想也一浪高过一浪。

在火车上，我们积极讨论行程，如何将我们的三下乡;活动落到实处，取到成效。带队老师李老师严肃地说：以前有人说三下乡就是下去玩的,干不了实事,但这一次我必须跟大家讲清楚,我们这一次下乡就是要将我们的知识带下乡,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帮助当地经济的发展,希望大家齐心协力,获得一定的实践成果。;我们谨记陈老师的教诲。接着团委书记补充道, 十一五计划将经济建设作为建设的中心,虽然说经济发展是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也是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如果社会其他问题不解决,不但会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关系到社会稳定。我们这次下乡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农村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下乡的五天里，我们会严格按照行程来进行我们的调研工作。当地的条件比较艰苦，大家一定要吃的了苦啊。;大家都积极响应。

经过几次的转车，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当地镇府极为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并大力支持我们的此次活动。身负重任，我们不敢耽误一刻，与当地镇府进行了交谈，阐明了我们此次活动的目的及意义之后，立即乘车下乡，开始准备此次三下乡;活动。将我们的愿望变成现实，将我们的行动化做一道知识的新风，吹绿赣江两岸。

统一规划布局 新农村新气象

今天南昌航空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暑期三下乡;赴吉安永和镇社会实践服务队一行人来到新农村建设重点村永和镇锦源村。上午九点，我们乘坐农村公交103路到达终点站锦源村，一路感叹农村交通的畅通和给老百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益处。村支书曾书记早早便在村口等待我们的到来，一下车，曾书记热情的与我们握手，并引领我们参观锦源村。

一进村子

，一排排新建的洋房让我们震惊，有的同行者不禁惊叹：怎么比我们镇上还要好啊！;后来经了解才知道，锦源村新村的房子都由吉安市规划局统一规划设计，每户房子都命名为幸福之家;，房子都设计有后院，将厨房、卫生间、沼气池、浴室设计在后院，前院为客厅、住房，这样的设计美观合理。进入村庄，是一个信息园地，里面设有电子信息室、报刊阅览室，一台台电脑整齐的摆放在电脑桌上，报刊杂志也整理好放在书刊架上，这样的农村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注重信息的获取和知识的汲取。

走过信息园地是锦源村的菜市场，中午时分老年人还有孩子在菜市场聊天、打小牌、玩耍，其乐融融。我们还停下来跟老爷爷、老奶奶们聊天，看着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接着曾书记带我们走进一户新农村建设示范户，沼气、自来水都有了，老奶奶带着一脸的笑容，跟我们说着新农村新生活：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多谢党和政府的关心，现在政策也好了，政府给她们统一装好了沼气设备。奶奶还带我们参观了她家后院的沼气发酵池，曾书记介绍说沼气发酵池是个直径为3、6米的球，去年五月新村统一建成了 ，现在每天要放进一些稻草秆，一天三个人吃饭的燃料就完全够了。看到这些，我们不禁感叹，农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给农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从农户家中走出来，曾书记领着我们一行人来到了老年人活动中心，老年人可以在这里搞搞活动、锻炼身体、看看杂志。老年人活动中心的左边是在建的敬老院，楼高五层，墙壁粉刷成温馨的淡黄色，设有单间，用曾书记的话说就是像宾馆一样;。老人是财富，敬老是爱心;，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人性化因素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希望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新农村建设正在全国上下如火如荼的开展中 ，参观锦源村让我们实地了解到新农村建设的成果，统一规划设计，建有各项村级设施，关心农村的精神生活，新农村新气象，给我们国家的建设带来春风。

拾掇行囊 惜别永和

第六天，我们将要跟这个与我们有着不解情愫的小镇挥一挥手了。

火车缓缓的驶出吉安站，为期五天的三下乡

;之旅也缓缓地拉上了帷幕。拿者行李包，仿佛满怀兴奋只情由南昌奔赴吉安的情景就发生在昨天。

火车在快速的行进，回想三下乡;这短短的几天，首先浮现在眼前的是一张张可爱的面容。带队老师李老师总是笑呵呵的，他和蔼可亲，为人师表。在下乡的过程中，非常照顾、关心我们，亦师亦友。杨文超幽默搞笑，他说的话可以让你笑到不行

三下乡;给我的感觉不是先前所以为的条件艰苦，而是幸福和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