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历史意义(精选8篇)
时间：2023-07-08
时间：2023-07-08
该课书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第14课。它既是土地革命战争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部分，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同时还是国共关系的一部分，学好它可以为学好中国近代史，世界现代史打好基础；可以为正确地处理好日中关系，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提供历史依据，还可对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主旋律提供实现的借鉴作用。
2 说学情
八年级学生对中国近代史有所了解，但不够深入，全面。他们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和初步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不喜欢常规教学模式，也不喜欢老师“满堂灌”。因此，课程不宜讲得太深，把事情讲清楚即可。为便于学生对课本的记忆和理解，可借助多媒体辅助教学，把讲述，提问，讨论等多种教学方式相结合。
3 说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掌握九一八事变的经过、结果；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西安事变的背景、经过；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意义。（2）能力目标：A、通过学生对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经过的讲述，培养学生讲述历史事件的能力。B、通过探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方面的反应，培养学生阅读历史材料的能力。C、通过讨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A、使学生认识九一八事变使中华民族陷入严重危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树立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责任感。B、通过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学习，向学生进行热爱共产党的教育，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历史的意识。
4 说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九一八事变：既拉开了中国人民局部抗战的序幕，也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在中国近代史上和世界现代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西安事变：既结束了国共十年内战的局面，又初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战史上和国共关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教学难点
A、九一八事变的原因；虽然教学用书上没有把这一占作为教学难点，但是根据学情，我认为这也是本课难点之一。因为日本制定的大陆政策和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是根本原因和重要原因，但是八年级学生不具备这方面知识，老师要介绍这方面知识，但不可深入，分寸难以把握。B、中共为什么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问题课本上讲得比较浅显，老师要引导学生从主次矛盾的变化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两个方面去分析比较，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 说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
八年级学生对中国近代史有所了解，但不够深入全面，他们不喜欢常规教学模式，也不喜欢老师“满堂灌”。因此，为了便于学生对课本的记忆和理解，可借助多媒体辅助教学，把讲述，提问，讨论等多种教学方式相结合。
6 说教学过程
（1）导入。播放歌曲《松花江上》，完毕提问：东北人民为什么流离失所，抛充宝藏？学生回答：因为九一八事变。这样既改变了常规手段上课，又让学生对九一八事变有初步印象，导入新课。
（2）新授。播放九一八事变的视频，完毕提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方面的反应如何，有何影响？学生回答：代表的实行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沦陷；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组织抗日义勇军；中共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揭开了中国人民局部抗战的序幕。这样既讲清楚了问题，又培养了学生阅读历史材料的能力。
老师接着讲述：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向华北入侵，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国共之间的矛盾开始下降为中国社会次要矛盾。中共提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了内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爱国将领的响应，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劝蒋抗日未果，于1936年12月12日扣押，逼蒋抗日，这就是“西安事变”。这样，很自然地由九一八事变过渡到西安事变。
接下来播放西安事变的视频，完毕让同学们讨论：如何正确地处理西安事变？有的学生说杀了}有的学生说放了，和平解决。接着让学生讨论：杀了会有什么结果？和平解决又会有什么结果？学生回答：杀了，中国进一步内战，有利于日本侵华；和平解决，有利于中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通过讨论，既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又让学生明白中国共产党是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向学生进行热爱共产党的教育，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历史的意识。
7 小结
日本为向中国转嫁经济危机，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虽然实行不抵抗政策，导致东三省沦陷，但是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组织了抗日义勇军，中共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揭开了中国人民局部抗战的序幕。随着日本侵华加剧，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内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爱国将领在劝蒋抗日不成的情况下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中共从全民族利益出发，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
B 说巩固练习
（1）中国人民局部抗战开始的标志是（）
A、甲午中日战争B、九一八事变C、七七事变D、八一三事变
该题正确答案是B。A选项可以复习以前学习过的内容，CD选项可以为学习下一课留下引子。九一八事变既是本课一个重点，又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内容之一。
（2）西安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
A、日本侵略加剧，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 B、中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 C、实行不抵抗政策D、张学良杨虎城有爱国心
该题正确答案是A。西安事变是本课的另一个重点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内容之一。该题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9 说课后反思
（1）本课采取多媒体辅助教学，能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学习的积极性。
1931年的9月18日的深夜，东北军的士兵们被一声爆炸声惊醒，日本关东军轰炸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并诬为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轰炸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占领了沈阳城，半年之后，东北三省全部沦陷。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不能忘记的国耻。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中小学纪念九一八事变国旗下讲话稿大全，仅供参考。
中小学纪念九一八事变国旗下讲话稿大全(一)老师们，同学们：
当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的时候，你满怀崇敬和自豪，当《国歌》响彻耳畔的时候，你心中一定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但你可曾对那产生过鲜红历史的追思?今天又是“九一八”，历史提醒我们：别忘了啊，别忘了69年前那沉痛的一幕，别忘了我们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1931年9月18日夜10点20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蓄意挑起“柳条湖事件”，一个小时后，日军集结军队向中国驻军发起猛烈攻击，“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从此，中华民族的历史揭开了最黑暗的一页，中国人民空前的浩动开始了。9月19日，沈阳、长春相继失陷，22日，吉林失守，11月19日齐齐哈尔失守，东三省沦陷。国难当头，人民遭殃。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拱手让出东三省，日本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气焰嚣张，开始把魔爪伸向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到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总爆发，中国人民完全跌入了战争蹂躏的深渊。风雨同悲，天地含怒。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蒙受凌辱，多少善良的华夏子孙惨遭屠杀，又有多少宝藏遭到掠夺和毁灭!整个侵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践踏了中华930多座城市，杀害了几千万中国人民，直接造成财产损失1000多亿元。这是历史的悲剧，这是民族的悲剧!中华民族是坚强勇敢的民族，她的脉膊里流动的是不屈的血液。东北有杨靖宇、李兆磷领导的抗日联军，有爱国群众组织的抗日救国会、民主救国会，中原大地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武装的人民。到处是抗日的峰火，到处是抗日救亡的呼声，拿起刀枪，保卫家乡，把鬼子赶出境，把敌人消灭净……八年艰苦抗战，打败了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历史无情，人民有情。那些中华民族的罪人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些民族英雄革命先烈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面对历史，让我们在这里深思：屈辱的不是贫穷，而是自甘落后的卑躬屈膝，悲壮的抗战才是自强自立的开始。不能忘记，把“九一八”刻在心里。
亲爱的同学们，记住吧!“九一八”国难节。为了我们明天的希望，为了我们的国旗更红!让我们永远记在心里!
中小学纪念九一八事变国旗下讲话稿大全(二)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本周星期三----9月18日，“九一八”，这是个不寻常的日子，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忘怀的日子----中国国耻日。同学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在1931年9月18日的深夜，驻守在我国东北的日军炸毁我南满铁路柳条胡的一段路轨，借口日本士兵失踪，轰炸并占领了沈阳城。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这个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物产资源，面积是日本国土三个大的美丽富饶的地方，一下子就沦陷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9月18日，也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不能忘记的国耻日。
翻开历史的这一页，这是怎样的民族耻辱啊!3000万东北同胞过着饱受凌辱的亡国奴生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了最为深重的民族灾难。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半壁江山沦陷，一亿以上人口流离失所，3500万人伤亡，直接经济损失几千亿美元。中国一度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和率领全国各族人民，与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浴血奋战，直至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
如今中国发展了，中国壮大了，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在“九一八”事变82周年，我们应该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勿忘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时刻牢记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就在中国日益强大的今天，日本竟明目张胆的想霸占钓鱼岛，日本政府想将钓鱼岛“国有化”，在中国政府屡次友好的警告下，日本竟公然声称：“要彻底消除中国的反日情绪，必须先删除中国历史教科书内的抗日战争史。”这是企图为日本侵略历史翻案。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日本许多政界人士，包括领导人，至今仍然很少表现出对自身历史的深入认识，甚至公然否认战争罪行。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写道：“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我们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
那么，作为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一名小学生，怎样做才算是爱国?我认为，作为一名小学生，就是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上好今天的每一堂课，做好今天的每一节操，读好今天的每一本书，做好今天的每一件事，时刻准备为民族的未来做好知识的积累，长大后贡献社会，为祖国的安定团结、繁荣富强做出贡献。
我的讲话完毕，谢谢大家!
中小学纪念九一八事变国旗下讲话稿大全(三)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
作为一名历史老师我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站在庄严的国旗下，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9月18日。对于每一个热爱我们伟大祖国的人来说是一个最不愿意回顾，但又是最不能被忘记的日子。75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国主义以最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开始了对中国人民及亚洲人民的滔天罪行。今天对于这段历史我不想再重温，因为我不想历史再现，但历史告诉我们，不要忘记那些用生命换来民族生存的英雄们，他们是可敬的;同样不要忘记那些发动战争的恶魔们，他们是可憎的，也许我们可以宽恕发动战争的民族，但绝不能宽恕发动战争的恶魔。
时至今日，在中国人民一再以德报怨的宽容下，日本政府却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中国人民及亚洲人民的感情。日本领导人不停的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教育界不断的修改教科书，日本右翼势力的沉渣泛起，这一切说明现在的日本跟70多年前一样，依然戴着狭隘民族主义的面具。中国人民及亚洲人民的强烈谴责是必须的，我们的谴责不一定能摘下日本狭隘民族主义的面具，但能让我们铭记历史，铭记历史的真相，因为真相只有一个，历史不容篡改。但谴责不是我们的全部，过分的谴责只会加深仇恨，也会使我们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漩涡，历史证明狭隘民族主义永远是无法征服世界的。
记得在上历史课的时候跟同学们这样讲过，秦汉时期逐渐形成了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中国文明以其博大精深的包容性、气势恢弘的创新性和辉煌灿烂的先进性而征服周边国家。我认为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世界所需要的，我不知道用什么来表达这种精神，暂且称之为普世主义吧。普世主义的基础应该是领先世界的文明，核心则是和平与正义。所以今天我们纪念这段历史，最重要的是让每一个七中的学子深知，在战争年代为中华民族的生存，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们是最光荣的;在和平年代我们勇于担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使命，同样是光荣的。
关键词：国联；九人小组；李顿调查团；真相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5-0160-02
九一八事变后，侵略的战火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全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国民政府软弱无能，采取“不抵抗”政策，并诉诸国联。1931年12月4日，国联决定派遣调查团去中国东北，实地考察中日冲突真相。调查团成员由英、法、意、德、美等国十余人组成，以英国人李顿为团长。刘仲明得知消息，以青年会为基础，联系东北各界爱国人士，组成了九人小组，即刘仲明、巩天民、邵信普、张查理、毕天民、李宝实、于光元、张韵泠、刘仲宜九人，召开会议，一致决定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事实的证据，并上交给国联。
一、九人小组的爱国行动
九人小组采取深夜冒险进入商会取出伪奉天市政府函谢商会派人参加庆祝“建国”游行并送赏金千元的原函；通过伪省政府管卷的人在下晚班时将日军直接给伪省政府的命令的文卷带出、连夜拍照、次晨放回原处；夜间偷走日本张贴的布告；秘密拍摄机要军事、日军炮轰中国村镇和枪杀中国人民的流血事件的照片等多种方法取得证据。
据了解：日军的数张布告均是在夜间用水润湿，整张揭下来的。有力证据之一是在沈阳的日军警备司令部大门口悬挂的牌子，只能拍照取得，但门口昼夜有哨兵站岗。毕天民选择在上午9时许由僻静处爬到日军司令部对面一家商号房顶，静候日光直射大门，时间一长他双脚发麻，一不小心，蹬掉房上一小块瓦，掉入商号院内。下面有人喊：“房上有小偷。”毕天民隐蔽不动。许久不见动静，院内人散去后，日光出来了，但摁相机快门又恐被哨兵听到，幸好有一辆汽车通过，借助汽车发动机的声音掩护，摁动快门，偷拍下来。此外有关日军军事设施照片用此方法偷拍数张，均获成功。
在仅有的48天里，九人小组在巩天民家秘密接头、整理搜集材料并汇编成册。此册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搜集到的证据的汇编，另一部分是这些证据的详细说明。为了方便李顿调查团的阅读，刘仲明、张查理、毕天民负责把这本册子翻译成英文，装订成正、副两本，包上黑段子面，绣上“Truth”（真实）字样。为了证明材料的真实可靠，小组全体成员都将生死置之度外，签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职业和地位，以生命做代价。为了防止“日伪”查抄，他们将副本深埋地下。但可惜的是，后来副本未能保存下来。为了防止特务的闯入，他们就用风琴声作掩护。巩天民的夫人和其他成员的夫人们，守在“门房”里，和着琴声唱歌，如果有陌生人来了，便弹一首特定的歌曲，里面的人听到这首歌就会立即收起所有的材料，装作打麻将，以麻痹敌人。因此，这架风琴和搜集证据时用过的照相机就成为见证这段历史的凭证。
1932年4月21日，李顿调查团下榻于沈阳大和旅馆。日军不仅严密封锁消 息，还制造出种和平”的假象。日本司令本庄繁命令凡李顿调查团所到之处，当地的日本人都改穿“满洲国”的服装，冒充顺民。日军临时取消“自治指导部”，赶制拥戴名册，包刻图章，起草请愿呈文和“民族自决书”，作为“满洲国”成立的“民意证据”，备交调查团。同时，指定曾受日本豢养十年以上的汉奸作为“民众代表”，在关东军司令部进行严格训练，并令各县及盟旗“慎选”代表，期限赶到奉天，以便在调查团到达后举行大会，作民族自决的示威运动。对能讲英语和法语的中国人实行预防性逮捕，都被押到乡下扣留营中。奖励告密者，只要告发任何企图向李顿调查团私自递交信件的人，给予可观的奖金。关东军为李顿调查团特地编印了一套《想定问答集》，四处发放，迫使“满洲官民”回答一致。在旅馆中，日本关东军安排好了“满洲国国家政治警察局”的日本警察和白俄特务居住。柜台上的职员、杂役、餐室侍者、卧室侍者、大厅侍者，都换上了经过特别训练的警方特务。在各大商店、戏院和饭馆也都安排了特务。李顿调查团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日本方面50多人监视团的包围，决不让调查团的成员自由接触一般民众。
就这样，在日本特务们的严密封锁与监视下，九人小组根本无法递交材料。后来，在盛京医院2位大夫的帮助下，罪证册费尽周折辗转交给了调查团。同时，他们还发动爱国学生想方设法把数千封控告日本侵略罪行的信件递给调查团。李顿等人对材料的真实性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信任，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提供了一些依据。1932年9月的国联大会上，听取调查团报告，表决时，42个国家同意报告得出日本是侵略行为和“满洲国”非法的结论。这是国际上第一个对“九·一八”事变作定性结论的文献。1935年10月21日夜，日军在调查出提供证据的人员姓名后进行了大逮捕，九人小组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们表现出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经受了严刑拷问，最终被共产党营救。由于国联报告未能满足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日本最终宣布退出国联。九人小组对此功不可没。
二、九人小组后代找寻到《真相》，捐赠珍贵文物
抗日战争胜利后，九人小组成员都非常关心凝聚自己心血的“日本侵华罪证”的最终下落。 1947年，当年“国联调查团”里的中国陪同人员顾维钧来到沈阳时说，资料存放在日内瓦国联大厦的博览室里。1960年，根据总理的指示，九人小组的主要成员刘仲明详细回忆了“日本侵华罪证”形成的全过程，并将其以文字形式发表在文史刊物上。由于当时历史环境的种种限制，虽然经过多方质询，没有人能明确“日本侵华罪证”资料具体的存放地点。如今，当年的九人小组成员相继逝世，但他们的后代依然不断地通过官方和民间的各种途径寻找资料。2007年7月， 巩天民之孙巩辛得到信息，证明这份史料很可能仍存放在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内。 2008年6月26日，巩天民的后代巩捷来到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她终于看到了蓝色布袋。由于年代久远，布袋的边角已经褪色，但上面用浅粉色丝线所绣的“TRUTH”（真实）英文字仍像新的一样。打开布袋，里面是一本厚厚的蓝色文件夹，装着一件件实物证据：一个硕大的告示，落款人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时间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九月十九日”。
据记载：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夜，曾担任的顾问和驻华武官，熟悉东北军一切内情的本庄繁根据事先拟制的作战计划，立即部署向中国军队发动突然袭击任务，并率领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等，搭乘19 日的专车由旅顺急赴沈阳，主持军事。关东军司令部也随之迁到沈阳。本庄繁以关东军司令的名义，于上午9时命令在沈阳张贴安民布告，布告皆为石印大布告，可见事先准备之周密。布告编造谎言，把挑起战争的责任推给了中国，说是中国军队“爆破南铁路，袭击日本军队”，又说中国百姓表示要求“拥护其福利，爱护其生命”。
这样，巩天民后人费劲周折，终于在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找到了这份珍贵历史史料。抗日志士组织了一次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罪行的爱国之举，他们的后人寻找了《真相》宝贵史料，并进行了复印，为我们民族完成了一项伟大的爱国行动。
九人小组的后代为“九一八”博物馆捐赠了这份罪证的影印件和为抗日立下功劳的雅马哈风琴和相机。雅马哈钢琴是1910年出厂的，高84厘米、宽91厘米、厚30厘米，至今还保存基本完整。照相机型号为Agfa120相机，钢铁皮材质，规格是7、6*15*3、4厘米，现保存基本完整，已无镜头盖、锈蚀、脱漆。这两件文物成为了历史的见证。
三、《真相》史料和雅马哈风琴、照相机的史料价值
这份侵华罪证的原件同1932年国联赴华调查团发表的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告书放在一起，里面载有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拼凑洲国的各种命令、布告、新闻报道、当事人的目击证言以及大量的图片等300余件，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真相》史料和雅马哈风琴、照相机，不但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历史价值，对后人也具有现实意义。
巩天民曾孙女巩简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一份在东北的抗日历史上非常重要、但在过去的78年中都不曾走入大众视线的珍贵文件。”《真相》中的有关日本关东军布告都是冒着生命危险从墙上揭下来的，一些章程、图片都是当时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拼凑满洲国时使用的真实实物和实景非常珍贵。其中有四幅布告从没公开过。这些都是揭露日本侵略中国不可或缺的原始实料，也是日本侵华的实证。
《真相》为深入研究九一八事变史填补了一项空白。巩天民等人向国联调查团提供资料这一历史事件，曾受到中央领导人和史学界的重视。曾在50年代亲自过问这件事情，由于没有看到这份资料的真实内容，有关这段历史的研究无法进行，因此这段历史处于空白状态，《真相》的历史价值有两方面。一是填补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反对日本侵略的历史研究空白。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爱国官兵在北大营打响抗战第一枪，满洲省委代表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时间发出抗日号召，那么《真相》代表了东北民众在国际上发出的反对日本侵略的共同呼声，这样形成了中华民族反对日本侵略共同的最强音，《真相》的发现填补了日伪统治下的东北民众反对日本侵略历史的研究空白。二是通过这份资料，也为后人研究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增添了新的内容。
1931年9月18日清晨，日本关东军以柳条湖事件为借口，大举进犯沈阳，短短四个月内，长春，锦州，哈尔滨等各大城市，在的一声不许抵抗中相继沦陷。美丽的东北三省和三千万勤劳的人民就这样轻松地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不甘愿做日寇的奴隶。东北沦陷后不久，各地区的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等无数抗日民族英雄。东北人民在14年的水深火热后，经过浴血奋战，终于把日本人赶回了老家。
但是现在，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竟数次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其国内少数右翼分子，千方百计美化日本侵华这一铁的历史事实，这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警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九一八事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们不能忘记这段耻辱的历史。不能忘记这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的一道疤痕。这是一个所有中国人都应铭记在心的日子1931年9月18日。
1931年9月18日，是中国最耻辱的一天。当天，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沈阳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发动武装进攻，接着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武装侵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为了重温历史，我们今天观看的九一八事件事迹，让我感触很深。
本片介绍了九一八纪念馆收集的资料图片。一幅幅图片让人看了心惊肉跳、毛骨悚然。有一幅图片展示的是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的残害中国人民。还有一幅是日军屠杀中国人民，并把人头挂在电线杆上示众。看着这些图片，我的心在流血，在颤抖。通过解说，我还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很早就有侵吞中国的野心，他们制造许多伪证，说中国侵犯了日本人的利益，并向中国挑衅，无能的清政府竟签定了丧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日本帝国主义还不罢休，出兵侵占中国的领土，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进攻北大营。军队7000余人听从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惨遭失败，只用了20天左右时间，华北沦陷，日本人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了滔天罪行，长白山上焚烧的尸骨、713部队遗留下来的实验室，都是不可抹去的历史罪证。他们毁我家园、辱我民族，掠夺去的是大批奇珍异宝留下的却是死尸遍地、血迹斑斑。
在仔细聆听和认真学习同志所作的党的报告后，我的感受可以聚焦到一个字，那就是“新”。第一个“新”首先体现在新时代，要开辟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第二个“新”，是新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站在实现强起来的新的历史起点上。第三个“新”，就是新理论。在报告中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非常振奋人心的。第四个“新”，是新方略。在大会报告中，从十四个方面谋划今后我们要干什么、怎么干、怎么干得更好。旗帜鲜明、目标明确、道路坚定、引领到位、亮点纷呈、催人奋进。
一、报告的主题
报告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大会报告的主题比较长，我想用四个字对大会报告的主题作简要解读。第一个是“旗”即旗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第二个是“标”即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讲的是使命，讲的是目标。第三个是“路”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四个是“心”即不忘初心。
二、报告的特点
报告很大的特点，就是体现了创新。在整个报告中，全方位地展开了创新。首先，他谈的是历史新变革。十八大以来到今天这五年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这种变革和成就对我们来讲都是很新的。新在哪里?这种变革是全方位的，这种变革是根本性的，这种变革是开创性的，这种全方位、根本性、开创性变革，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发展理念到奋斗目标，从国内到国际，全方位地展开了变革。这就是整个报告最大的特点。
三、报告的重点
我聆听了所作的报告后，感到整个报告的重点是有聚焦的，简要概括就是聚焦到定位、定标、定法。
首先是整个报告聚焦到定位。这个定位讲的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报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国防、党建，都是立足于这样一个历史方位，是在这个历史方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来谈的。所以，它聚焦到定位。
第二个重点就是聚焦定标。在什么山唱什么歌，在什么样的历史方位、历史阶段、历史起点上，我们才谈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历史任务、历史目标。这个使命和目标，在报告中讲的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三个是聚焦于定法，即方略。报告从十四个方面谈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以，我把重点概括为定位、定标、定法。这是整个报告的重点
四、报告的亮点
第一个亮点，是历史新变革。是从历史性变革、历史性影响来谈这五年的工作的。他谈的是全方位、根本性、开创性的变革。
第二个亮点，是时代新开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的报告中，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进行了阐述：一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二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三是全体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四是实现“强起来”的时代;五是中国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时代。第一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二个讲的是“两个百年”目标，第三个讲的是人民美好生活，第四个讲的中国梦，第五个讲的是中国对世界的意义。从这五个方面，来解释新时代的含义。
第三个亮点是矛盾新内涵。所作的报告，是在十八大以后中国站在强起来的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历史方位来谈主要矛盾的转化。这个转化，这么表述，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讲是需求方和供给方。需求方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美好生活拓展了过去物质文化的外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等，同时也提升了它的内涵和质量，美好生活是讲质量的。这就是说需求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供给方呢，这么来表达，叫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平衡是从发展的领域范围来讲的，不充分是从发展的层级和质量来讲的。
第四个亮点，是历史新使命。在报告中对历史使命有明确界定，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的学习体会，是把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放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当中来讲的。也就是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个历史使命肯定是包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但是也有区别，这个区别，从表述上可以看出来。历史使命主要是聚焦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超越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第五个亮点，是实践新路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敢于担当，要担负起这个历史使命。怎样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呢?在报告中讲了推进“四个伟大”：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这“四个伟大”意义非凡，值得关注，是报告中最大的亮点之一。
第六个亮点是时代新课题。这个时代课题，就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对时代课题的新的界定，也是新的亮点。它亮在哪里?就是站在实现强起来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七个亮点，是成果新概括。在报告中，对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创新理论加以概括和提炼。很多人关心这五年党的指导思想怎么来概括、怎么来表述，有各种观点和见解。在报告中，明确给出了答案，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亮点。
第八个亮点，是理论新飞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际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既然讲了新变革、新方位、新矛盾、新课题、新使命、新路径、新思想、新时代，那逻辑上自然而然的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第九个亮点，是实践新方略。报告从十四个方面，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国防、党建等等，对今后各项工作的基本方略做了具体的阐释和论述。
第十个亮点，是建党新思路。报告最后的落脚点是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是把建设更加坚强有力的政党放在“四个伟大”的框架当中来谈的。他特别强调，要把伟大工程放在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当中来理解。因为今天我们进行的斗争是非常严峻的，具有很多新的历史特点，推进的伟大事业是非常艰巨的，实现的伟大梦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必须建设好新的伟大工程。
第十一个亮点，是历史新意义。在报告中特别谈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意义。这个重大意义，根据的报告，主要是从五个方面来谈的。一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二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三是我们党的发展史;四是国家发展史;五是民族发展史。从这五个方面的历史发展来把握报告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尤其是政治意义。
最后一个亮点，是表述新界定。就是报告对于一些重要的提法和表述，第一次给予明确界定。比如，初心和使命，在报告中用两句话对初心和使命进行了界定，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比如，精神状态、奋斗姿态，即为永不懈怠、一往无前。再比如，还在报告中第一次对新时代的内涵进行了界定。第一次对主要矛盾进行了界定。此外他对我们正在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也给予了明确界定，他从斗争的原因、斗争的对象、斗争的方式、斗争的目的，从这四个方面对伟大斗争第一次给予界定，这也是一个亮点。
五、报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地位
总体来说，报告和的重大意义，在报告中也提到了。比如，改变国家的面貌，改变我们党的面貌，改变社会的面貌，改变社会主义的面貌，改变民族的面貌，甚至影响着世界的面貌等等。具体报告的意义和地位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展开说明。
第一，政治上的意义和地位，我把它概括为聚焦主题、充满自信、战略定力。这是有针对性的，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充满定力、充满自信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后我们全党的理论和实践都要聚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主题上来。这个政治意义是深远的，表达了聚焦、自信和定力。
第二，思想上的意义和地位。我相信听完了的报告和开完了之后，再结合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实践，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会更加拥护同志这个核心、忠诚这个核心、维护这个核心。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理论上的意义和地位。报告对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给予了明确的界定和阐释，强调为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要把这个理论准备上升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实际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所以，理论上的意义可概括为新发展阶段、新理论准备、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第四，实践上的意义和地位。报告把“四个伟大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先来讲讲伟大梦想。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十八大以后，我们站在了实现强起来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就把伟大梦想的境界提升了。
二是把伟大斗争的境界提高了。这个伟大斗争在今天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它要破解一系列重大矛盾，要解决一系列重大难题，要经受一系列重大挑战，要应对一系列风险。所以我们今天的精神状态更应该是永不懈怠、一往无前，是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这就提升了伟大斗争的新境界。
三是提升了伟大事业的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它能够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某些领域要引领整个世界。
四是提升了伟大工程的新境界，即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
第五个意义是它的历史意义。即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党的发展历史、新中国的发展历史、改革开放的发展历史来理解，它既影响上述历史，也使中国向新的更高的目标前进。
六、全体师生要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报告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体教师要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报告对教育提出的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把学习精神落实在备好每一节课、上好每堂课、批改好每一本作业、做好每一次实验等具体教学工作中，根据新时代的要求，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报告指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这就要求我们每位教师要认认真真教书育人，对待每一位学生都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不能挖苦讽刺学生，不能体罚学生，更不能随便停课，给学生提供一个舒适温馨的学习环境。
报告对我们教师的要求：“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这是就教师主体而言的。所谓“上所施，下所效”，在教育过程中教师的示范作用不容小觑。2XX年9月9日，远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的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了节日问候并提出“三个牢固树立”的殷切希望，即“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增强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加强学习，拓宽视野，更新知识，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教育教学质量，努力成为业务精湛、学生喜爱的高素质教师;牢固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踊跃投身教育创新实践，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作出贡献。”20XX年9月9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教师和学生时还概括出做一名好老师的“四个必要条件”，即一要有理想信念、二要有道德情操、三要有扎实学识、四要有仁爱之心。事实上，总书记的“三个牢固树立”的殷切希望和做好一名教师的“四个必要条件”正体现了新的历史时期做好一名合格人民教师的新要求。因此要把总书记的这些讲话要求贯穿于我们教育教学的整个过程，渗透到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环节，切切实实地做到用高尚的师德引领学生的全面发展。
教师的职业特点也决定了教师必须具备高尚的师德。师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粹，是教师整体素质的核心所在。陶行知先生说过，教师要有“爱满天下”的宽广胸怀，具有良好师德的教师自身就会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一个道德高尚、治学严谨的教师能够给予学生的，绝不仅仅是知识，他对学生思想道德观念的影响也一定是极其广泛、深刻和持久的。作为教师，我们在教书育人时要讲有温度的话，有深度的理，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魅力和真诚信仰来涤荡学生的灵魂。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在党的报告中对于青年一代寄予了厚望，这反映出党中央对当代中国青年的重视和嘱托。因此全校师生要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
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少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少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全党要关心和爱护青少年，为他们实现人生出彩搭建舞台。广大青少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
青少年最有朝气、最有活力、最具创造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绽放青春梦想，要教育青少年首先要构筑灵魂的归巢，不忘初心跟党走，牢固树立理想信念，始终坚定四个自信;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的观念;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敢于吃苦，勤于实践，善于开拓，争当先锋，成就“奋斗的青春”。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在党的上的鲜明宣示。党的闭幕不久，就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回首峥嵘岁月，重温入党誓词，号召全党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久奋斗。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饱经沧桑的石库门的老屋，烟雨朦胧的南湖上的红船，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党的根脉，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96年前，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的13名代表，从那里播撒中国革命的火种，从那里开启跨世纪伟大航程的出征，从那里走向全国执政。96年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春和景明，波澜不惊”还是“阴风怒号，浊浪排空”，中国共产党人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秀水泱泱，红船依旧；
时代变迁，精神永恒。“红船精神”永久是激励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久不能改变。”很多人常常疑惑于这样一个根本性的事实：世界上许多显赫一时的政党最终走向衰败，而中国共产党饱经风霜依然持续蓬勃朝气，历经坎坷依然得到人民拥护，使积贫积弱的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核心的原因就在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久奋斗。这在“西方民主模式出现了令人不安的裂缝”的现代世界尤为突出。作为百年大党，也是名副其实的“使命党”、职责党，要想完成时代艰难课题，实现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根本依靠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久奋斗。这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再回首是为了再出发、再奋斗、再辉煌。“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党的就是一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大会。接续96年的光荣历史与精神，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轩昂奋发，带领我们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党的擘画的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展开了一幅宏伟的春天般的完美画卷，这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用心行动起来，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以党的坚强领导和顽强奋斗，激励全体中华儿女不断奋进，同心共筑中国梦。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久奋斗，就要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持续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务必以更高的境界、更强的本领、更优的作风、更好的精神状态，用心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既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扎实有效推动各项事业大步向前迈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久奋斗，就要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新的时代务必有新的思想武装。这就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工作、推动实践。全面从严治党永久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要透过不断地革命性锻造，使我们党焕发出新的更加强大的生机和活力，永葆蓬勃朝气，永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以强大正能量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磅礴力量。
20XX年10月18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报告全面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决定，深刻阐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系统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面向未来提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的进军号令。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我们要永久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久把人民对完美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方向，人民也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是梦。的召开也证实了这一点，正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带领，我们才能加快发展的步伐。
世纪之初，正当全国各族人民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征程奋勇前进之时，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八十周年诞辰。今天，我们在这里回顾中国共产党八十周年的历程， 希望能给在座的大家以学习和启示。
八十年前，当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的时候，她只有五十多名党员；八十年后的今天，作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她已拥有六千四百多万党员。八十年来，为着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凯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地上成长壮大，这片古老的土地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生机勃勃，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昂首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二十世纪之初，中国正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重苦难之中。为了把祖国从危亡中挽救出来，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鼓舞着西方的无产阶级，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为中国先进的革命者在中国大地上选择十月革命的道路提供了正确的答案；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近代史上记下了辉煌的一页，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从此焕然一新；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为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历史篇章，并最终由主席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面对复杂局面和种种困难，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重任，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勇敢地承担起历史重任，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刻，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中国的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纪元。历史和事实多次雄辨地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各族人民幸福的今天。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风雨兼程的八十年。开展建党80周年纪念活动，要以“爱党、爱国、爱局”为主题，集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阐明党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客观过程和历史必然性，进一步坚定跟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进一步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大力宣传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切实加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进一步做好各项工作。“三个代表”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全厂广大党员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坚定跟着共产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激发广大党员带领广大职工为加强我局、我厂的建设献计出力的积极性，把爱党、爱国、爱局、爱厂紧密结合，融为一体，扎实地做好当前的各项工作。
我们希望将入党的同志，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注意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把入党作为新的起点，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谦虚谨慎，团结同志，积极工作，努力作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同时也希望正在积极申请入党的同志，努力学习党的基础知识，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接受组织的考验，争取早日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
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历程，就是为实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的历程。她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每一位党员都要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目前，我厂的党员总数已达到83名，占全厂职工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这四分之一先进分子的作用发挥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厂各项工作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所以在面临水库严重缺水的困难局面和机构改革即将进行的艰巨任务之时， 我们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水平，必须用理论统一自己的思想，只有政治理论水平提高了，思想统一了，我们各项改革才能得以顺利地进行。我们要认认真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生产工作中所必须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学习中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自觉地摒弃一些陈腐的和不切合实际的观念，自觉地增强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侵蚀的能力，充分发挥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立足本职，勤奋工作，努力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全厂职工一起携手创造水电厂更加美好的未来。
一
如何看待文化研究的迅速崛起，及其对文学批评[2]、文学理论领域迅速形成的压力和侵吞， 是现下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思考何以会有如此现象发生，首先被注意到的自然是文化研究在当代英语学术界的显学地位和在其它国家的迅速发展与蓬勃朝气，其次自然是中国1992年以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市场意识形态等的兴起为文化研究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确实，这两方面是文化研究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外缘和内因。但这两方面能解释文化研究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引人注目和吸引一部分外专业人士转向这一方向，却不足以解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界何以有那么多学人，以如此令人吃惊的热情迅速起而呼应文化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一现象。我以为要解释此一现象，必须考察中国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颇为特殊的历史。因为虽然表面看从那一时期开始到现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经历了无数的事件、论争，甚至在当事人看来是惊心动魄的革命，而且从面貌上看确实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层面，即从文革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持续展开的方向和为自己若何如此展开辩护的历史理由看，我们却将发现，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在方向和底层逻辑上其实是相当连续的。种种在当事人那里具英雄感和创造力的革命行为，和表现含蓄些的有意识的事件制造和密谋，多是在极力促成和前三十年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学意识形态的断裂，接着便是使二者间的鸿沟愈加深宽。因为，在与原来意识形态断裂这一目的实现之后的绝大多数的事件、密谋、甚至当事人以为的革命，在深层次上，实质并无扭转初始断裂定型后所型构出的历史惯性和理论惯性的能力质素，而只是促使已有的理论与批评在既有的历史与理论惯性方向上越走越远而已。
马尔库塞认真研究过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苏联二、三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问题所在有着深切的认识和扼要的叙述。他在其晚年重要著作《审美之维》开头便点出："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流行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正统观念提出疑问，以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讨做出贡献。所谓的"正统"，在我看来，是指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出发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的看法。"[3]他并进一步把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概括为如下六点：
"1、在艺术与物质基础之间、在艺术与生产关系总体之间，有一定形的联系。因此，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艺术本身也应当发生变革。当然，艺术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也可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变化。
2、在艺术作品与社会的阶级之间，也有一种定形的联系。只有上升阶级的艺术才是唯一真诚的、真实的、进步的艺术。它表达着这个阶级的意识。
3、所以，政治和审美，革命的内容和艺术的性质，趋于一致。
4、作家的责任，就是去揭示和表现上升阶级的利益和需求（而在资本主义，上升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5、没落的阶级或它的代表，只能创造出"腐朽的"艺术。
6、现实主义（以多种不同的含义）被看作是最适应于表现社会关系的艺术形式，因而是"正确的"艺术形式。"
1949年以后至1976年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其主要发展趋向很大程度上正可描述为，引入和学习这种马尔库塞深切反思和批判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断对之加以极端化的过程。这一极端化的顶峰就是不讲条件和媒介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论点，和把已经很狭隘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进一步狭隘化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和"三突出"，并通过政治权力和资源的掌控甚至暴力的介入，使这一切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公开声音。这一令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忘怀的创伤记忆--其中包有着政治禁忌和美学禁忌--使得中国近二十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变迁的主流，在开始时，必然会包聚着离弃前三十年政治与美学逻辑和禁忌的内在历史势能。在那一历史时刻，这样一种历史反应、历史心情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以参加者先前苦痛亲历为反应背景，为心理势能。
遗憾的只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取向，没能因势把这一内在历史势能转换成一种既内含真实历史课题，又超越一般惯性反应的思考的动力，而却主要是在构造现在与过去历史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而这一以对立、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在接下来束缚甚至规定着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
不少当代文学批评家试图通过时期划分和对此划分的界定，以为人们整理自己当下历史感受和文学经验提供出一个可用的理解、把握框架。比如，由于1989年一系列事件的巨大影响，一部分学者和批评家以八九年为标志，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再划分为"前新时期""后新时期"。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开始强调以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中国全面迅速推进市场化，市场意识形态迅速占据核心位置的九二年的这一转折的关键性，认为不是八九年，而是九二年的转折，直接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并开始重塑人们的精神和感受结构。无疑，就一些层面言，上述被强调的标志性事件，和以这些标志性事件为断限的划分时期的方式，为讨论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化提供了重要认知线索和切入一部分问题的方便。虽然如此，不过如果我们象一部分当代批评和理论家那样，不是适度看待这些界限划分的有限认知意义，而是夸大这些时刻标志的历史绝对性，那将极易误导我们，使我们不能真正看清这些时刻之后的新观念、新意识，和这些时刻之前他们有意与之断裂的意识、观念的深层联系。因为一旦当我们穿透表层断裂，切入到深层连续层面去看，便可发现，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虽然其面貌前后发生了令人不敢相认的变化，但其变化和所以变化的深层连续其实相当一贯。先是全力离弃过去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并在此一离弃过程中确立起基本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来，其后便是在这些观念前提、观念方向上的嬗替与开展。也即是说，即使是八九、九二这样一些极大程度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事件，也未从深层使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脱出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方向和前提。但这样论断，并不意味着否认：由于时代课题的变化和历史、生存情境的变化，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与嬗替，在受制于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的同时，由于不能也同时承续到和先前观念、意识努力必需面对的历史关系相近的历史关系--也即得以使八十年代观念与意识努力具有真实历史有效性的，首先在于有明确真实的政治、美学禁忌需要加以反对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关系，而这样一种依赖于特定历史关系的历史有效性必然置自己于一种悖论处境，就是反对努力成功的时刻，也是它自身借以获得历史有效性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被改变的开始。这种八十年代观念、意识努力的内在悖论性格，必然使得惯性顺承，而缺乏深层、有力反思中介的接下来的理论与批评的开展和嬗替，由于不能同时承续到和先前观念、意识所处相近的历史关系，而很大程度上陷于找不到真实、有力历史有效性的困境。而这，正是那些接下来看似热闹的众多开展与嬗替实际经受的历史命运。
由于不能对接下来的时代课题、生存感受、现实经验以有效回应和有力参与，结果便是接下来批评和理论开展与嬗替中，越来越多人充实感的削弱甚至丧失，和越来越浓的虚空感、茫然感的笼罩与侵袭。而当一部分文学学人试图和时代拉开距离、回归学院，试图在实证知识的踏实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处时，由于倡导者们没有先行厘清、界定，若何知识生产才能生产出有助于揭明、理解、把握时代课题与人们真实生存境遇的知识，因此，这种一时间看似能给学人以踏实感的学院设计，并不能满足那些敏感且富责任感的心灵。这样，历史有效性问题便成了，困顿九十年代无论是执情于观念、还是偏情于知识的敏感文学学人内在感受的核心要素。不理解这些，我们便不可能理解何以九十年代文学界充斥着诉说茫然、不知所措、无可如何的声音；不理解这些，我们也便不可能真正理解，何以有那么多在八十年代表现优异的文学学人在九十年代不期而然地转向其它知识领域；当然，也便不可能理解，何以文化研究会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遭遇到如此这般令人吃惊的热情。 二
回观充满激情、活力、纷纭事像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诸多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意识形态的努力中，越来越脱颖而出的是如下两个开展方向：一是用"文学是人学"的旗帜反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压制和干涉，并进而用一种人道主义共识奠定相当一部分文学、文化批评基调；一是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通过绕过、质疑乃至颠覆反映论，对先前狭隘且一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禁忌加以反拨，同时在理论上建构出以"语言"问题为绝对注意中心的文学本体论。这两个向度上的观念与理论开展，不仅和其它论述努力一起为八十年作和美学空间乃至日常话语空间、生活空间的打开做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而且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此两种开展方向越来越压倒其它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成为八十年代后几年文学思潮的主潮。
审视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走过的道路，一方面没有人会不对这些夹带着感人热情体温的历史时段心存感念。因为大家都明白，没有其时夹带着体温和勇气的诸多出击、论争、事件以及诸多新观念、新系统的提出，后来所享有的巨大空间并不会自动到来，至少不会象我们实际历史经历的这么快的到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在感念的同时，记得指出，八十年代倡导过的诸观念、系统，距人们盼望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这样一些高标准，尚有相当距离。这种被许多八十年代过来人也认可的对八十年代的概略评定，以最为扼要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概述者自己对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历史位置的认识。就某种意义言，这一似乎并无太多争议的高度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另外一些意义言，此概略也和不少其它概略的命运相同，就是看似准确的概略的下面，往往隐藏着值得追究的问题。比如，此概略中讲八十年代思潮中的诸观念、系统距我们认肯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标准有相当距离，如不加进一步说明，便很可能给人八十年代观念开展方向正确，只是程度上尚有不足的印象。而此印象一旦形成，又接着隐含：对八十年代文学实际走过的道路不需进行特别的剖析和打量，而只需在八十年代给出的"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设和知识整合上的加广、加深、加密。这样，在我看来最为首要的问题--即必需首先对当下文学观念的后文革起源本身加以追问考察--便会被有意、无意放过去了，而就本文视点，一直没有进行此一工作，恰恰是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所以不能摆脱困境的重要原因所在。
比如，一旦我们回往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这一大论述所处的实际历史与观念情境，我们便可发现，不论是文学主体性的讨论，还是文艺心理学的热潮，基本上都没越出相对单纯、乐观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式的对人的理解；甚至只是立足于乐观且常识、直观的人道主义乌托邦，以为一旦给人更大的自主空间，个人就会朝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自己[4]。推敲八十年代主体性等讨论何以停留于这样一种今天已经很难思议的乐观的人性论想象上，必需考虑到文革后对文革的反拨，首先是对文革中反人性、反人道主义暴力的揭露和控诉，和对人们单纯、质朴的对生活与美的热爱的歌颂，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突出地对人性乐观、信任的历史氛围[5]；其次便和当时人们对世界与未来的理解、想象状况有关，就是当时绝大部分人都在把西方主流现代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简单对立起来，以为西方主流现代性是直接顺应人性的结果，而中国前三十年实践的问题则是封建专制主义没有肃清，反人性的结果[6]。这样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必然容易得出，只要摆脱中国原有的制度和观念，踏入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法律模式，中国的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的乐观逻辑来。
这样一种现在想起来已颇有距离的感觉、知识、思想氛围，却历史性的参与确定下了接下来多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方向和前提。比如，出于对先前要求一切以大历史目标、政治目标为中心的恐惧和厌倦，和对人性的乐观信任，结果便出现了无限制倒向以自我表达为首要追求的写作观和批评观。而这样一种感觉和思想氛围，极大地塑造了对当时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解。就是对西方现代性开展了解的不足和有意无意的美化，加之乐观人性论，使得主要建基于对西方现代展开的反思、剖析、批判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思潮，在当时被有意无意地抽离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结构，与具体思潮、作家所处的不同境遇和特异感受，来被对待和理解。虽然其时大多数绍介文章都不缺少历史背景的介绍，但这些介绍却大多比较笼统，不能切当传达出它们在自己历史中所处的具体历史位置，面对的复杂历史问题语境，和他们转向新的美学信条时各不相同的逻辑与理由，从而把这些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些要素戏剧化了和绝对化了。所以这种历史绍述并不能阻止当时人们，以一种不加转换的方式把这些自以为可分解使用的要素直接组合到我们自己的氛围里和问题语境里，以之作为偏离、破除中国原有意识形态和美学禁忌的方便武器。而一部分激进者，更是因为西方现代主义偏离中国先前美学禁忌最远，有意无意在愈偏离原来禁忌愈好的心理推动下，毫不迟疑地把西方现代主义当作了新的写作典范、新的理论与批评话语的应该来源。这样，本来应该成为考量、分析对象的西方现代主义，便在很多人那里直接转成了一种价值尺度，具有不容质疑优先性的价值尺度。这种绍介方式加上这种历史氛围，必然出现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常见的谈论西方现代主义的方式，就是并不真介意被我们划入现代主义总名下诸种思潮间的不同乃至冲突，而是强调它们偏离现实主义美学的共性，并在接下来转入那些强调主体挖掘的思潮，而把它种不是特别属意于主体挖掘的思潮在此一层面有意无意加以忽略，或只是概括为一些美学手法。这样，诸种相差甚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美学思潮便被界定为不仅由于离我们自己的美学禁忌最远，可作为当时反现实主义美学的奥援，而且这种经过我们处理过的现代主义，还被建构为可直接成为我们当时写作摆脱现实主义手法，转向新的道路，特别是开掘自我之路，所不可缺的灵感来源和写作榜样。所以，在主体肯定方面最果决、最无牵绊、且以之作为面对世界立足点的萨特存在主义思潮风靡一时，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和时代的种种情况凑合在一起有机相关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984年前后被广泛谈论的萨特的情况。当时人们对萨特的主要关注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和《恶心》、《门关户闭》等早期哲学、文学著作，并总是脱离上下文地纠缠于"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就是地狱"这样一些其时作为萨特标签一样的谈论，而萨特中后期维度更多、更直接复杂思考主体、历史、文学间关系的《辩证理性批判》、《什么是文学？》等著作，则基本上都被其时的萨特热忽略了。可见，如果找不到一种能有效平衡乃至突破时代氛围的方式，一个时代的知识会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氛围。而这种受制后出现的知识状况，反过来又会固化这个时代的自我逻辑和方式，使得其中缺少足够的随时自我省察、自我剖析、自我纠正的空间和能力。而八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正是时代氛围剪裁、驱导知识和理解的绝好例子。
这样一种现代主义知识与理解，无疑使得当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们不可能特别去体会一部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处于特定历史结构、历史条件中的主体的挖掘，包含着从主体挖掘中寻找有效思考立足点、批判立足点，以抵制和批判通过其他途径很难被复杂展现的现代展开中压抑人、控制人的因素，本质上是一种在现代结构中的不得不的有效文学选择。不看到这些，就不可能深入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所据以产生、所回应的西方现代的复杂，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深入理解和体会西方现代主义的内在张力及其对其处身历史与文明复杂的批判与建设功能。从而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现代主义热，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当时美学、文学理解的复杂化的作用，反而很大程度上被简单纳入当时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势能和思路--即把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挖掘作为文学弃绝对历史、民族、文明等外在因素关切的美学榜样，并进一步通过把现代主义命名为"先锋文学"、"前卫文学"等，顺理成章地把现代主义解释为对现实主义美学的简单断裂，以把其树立为文学创造力应该效法、追蹑的榜样，同时暗示着文学如果出于创造力需要和深度展现自我的需要，就可以对外在世界进行冒犯，从而在论说中界定出了美学相对于道德的特权。[7]
这样，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具有单纯和乐观启蒙主义特色的人道主义和主体性思潮，与原本在西方包含了反思与批判乐观、简单启蒙主义思路（但反思和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8]的现代主义的中国接受者之间，在写自我--抽离出对外在世界责任与思考的自我--方面反而有着相同的结论。就这样，通过这样一些历史和知识、思想情势，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确立出了在接下来中国主流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被自觉不自觉奉为首要律令的前提和出发点--表现自我、寻找自我，而不管其是否缺乏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和责任驱动，也不管他的感受和经验是否会过分单一，是否只是对时代环境、时代流俗的简单随波逐流，等等；更不管如果主体在面对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的现代展开时如缺乏一种复杂的感知和审视能力，文学也就不可能对读者提供出，他们面对、组织与理解历史新情境中自我感受与自我经验时常常需要借助的知觉形式，以获得认知上的参照，与因此阅读契机产生出的有效自我反观、自我整理；当然更谈不上对阅读主体提供深层的安慰和感动，并以这种安慰与感动对主体的触发为媒介，为那些受制于现下逻辑与氛围而又对这逻辑和氛围状况深感不满和不安的读者，提供出可以帮助其重塑乃至重构其自我主体的启发性契机。转贴于
三
写自我虽然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的一个当然出发点，当时却并没建立出一套以之为根本基点融贯其它的系统的文学观。形式上建立起一套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训导又自成系统论说的文学观，当时靠的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方向的开展。这一开展的特质是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绝对化，以之作为文学性的来源。当时这一开展方向回响甚为热烈，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样一种开展思路，不仅可以彻底颠覆反映论，而且为文学远离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构建文学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提供了理论的支点。
这一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上的表现，是通过吸收组合[9]俄苏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现象学美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等质素，构筑出以语言问题为关注中心的文学本体论；在学术上的表现，则是热衷传布划分文学研究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论点，并强调内部研究对文学理解的根本重要性[10]；在批评上的表现，则是偏爱具语言个性风格和文体探索意识的作家，同时把作家的创造力界定和解释为通过对语言和文体的摸索激起读者新异、特异感受的能力。尤其在为八十年代中叶以来备受青年批评家青睐的中国先锋派作家的辩护过程中，语言问题，尤其作家直接通过语言经营所产生出的陌生美学阅读效果，更成为当时置身于这一论说脉络批评家最积极激赏和辩护的首要兴奋所在。并且这一批评取向同时通过把相对稳定的写作手法、美学风格和日常道德规范一起指称为压抑创造力机制的参与者，进而在道义上把对语言和文体处心积虑的花样翻新界定为一种解放、争自由空间的行为，这样致力于语言和文体实验的文学潮流便除在文学性上获得一种优越外，还连带获得了价值、伦理正当性。
但是，这样一种论说逻辑，在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主义、先锋派的生存与开展做出决定性的辩护与支持的同时，却也为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重重歧路与陷阱。一重歧路和陷阱便是，由于把语言、文体创新界定为现代主义的首要美学追求，使得中国的现代主义、先锋派不可能安心于既有的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这样，当然也就很难存在对先前手法与风格体会、挖潜、转化所需要的氛围和心情，而是汲汲于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断进行技法与风格革命、甚至为革命而革命的序列中，以寻求建立自己的美学风格和提供新的美学震惊给读者为第一义。等而下之者，甚且以美学需要为理由，绞尽脑汁去冒犯社会通行道德、习俗和人们的认知常识，以获得读者的阅读惊异。于是，先前通过把主体自我与历史、文明、民族等外在目标对立起来后为主体赢得的自由，便由于这强劲单一的陌生化美学要求，致使看似摆脱了一切羁绊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作家不是感觉更自由了，而是因陌生化美学要求所逼变得更焦虑了。这一焦虑使中国八十年代特有的、和外在一切对立的关心"自我"的写作，变得更加单一和贫乏--因为当一种美学和道德形式并未构成对生存主体、写作主体的误导和压抑时，作家、艺术家却非得给出一个明显标示断裂、至少是特异的美学行为和道德意识，必然导致他们的创造追求中充满着人为的、不必要的扭曲。换句话说，便是走向表达历史中自我感受和自然感受的反面。因为这样一种对创造力的单一界定和对创造力的绝对强调，使得很多作家、艺术家已不是在和他人相通的生活样态中去捕捉可能使自己产生风格的灵感，而是为了风格、为了创造力，全力把自己的生活改变成他们自己认为适于产生特异灵感的生活样态。
这样一种实质上强制作家、艺术家把他们的精神、生活尽可能和他们所处社会一般的精神、生活分离开来的逻辑，使得读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越来越难自然地进行。这也就是何以作家、艺术家也在热切要求着读者的训练，这是"细读"能力和训练所以被夸大到现在这样一种重要位置的另一个时代原因、逻辑原因。因为今天批评与研究上的所谓"细读"，首先意味着尽可能地要求读者进入作品细部，琢磨细部，而这意味着看轻与贬低读者的第一感受和整体感受；并且即使作品在量上和形式上有不少信息和尖锐性，但如果其丰富与特异和阅读主体源自其具体生活的经验与敏觉相距甚远，直接的交流仍然很难发生。这时强调细读，其中往往隐含着规训与教化的强加，也即把读者训练成配合作家、艺术家的美学逻辑的读者。而当进行到这一步，读者仍不能对作品产生兴味时，便会有一些逻辑和观念出场，来保证这些作品在美学和伦理上的意义。事情走到这一步，实质上等于把作品本身是否有意义的评判权交托给了现在有势力的哲学、批评潮流--也就是说，中国这样一种极端的文学自律追求，其后果之一却是在把自己变成哲学与理论的附庸，以致作家和艺术家在要求规训读者的同时，也受到哲学与理论的规训。这样，在真实存在的压抑被颠覆掉之后，便形成了一种主要靠对创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规训来维持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和中国式先锋派的存在。不过，这种双重规训虽然能维持住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的人为延续，却维持不了使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在其兴起时，那样一种使批评界、敏锐读者得以感受真实冲击的历史条件、美学条件。 四
因此，当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战胜了他们共同指向的针对物后，便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相互束缚、甚至相互败坏的律令--文学写"孤绝的自我"使得中国现代主义失去了在更广阔天地里自我锻造的机会；而一心一意追求以语言、文体的陌生化阅读效果为衡量标准的创造力，使得即使这一孤立（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孤立）的自我也不可能被认真、平静、完整地面对。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造成他们联盟的真正解体，因为它们中每一开展方向在辩护自己现有状态和逻辑的存在理由时，都往往会强调指出过去的敌人仍然存在，并有着复辟的可能。就这样，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主流逻辑，在帮助兴起时有着真实激情与冲力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取得美学和道德的霸权时，也为它们的狭隘和末路准备好了套索。
可以想见，当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出来宣布，写脱离任何意义羁绊的自己原生生存状态，乃至顺手写自己兴之所至的幻觉，才是对各种可能压抑的最后摆脱；对先前各种文体、技法等的拟仿和拼贴，才是最为前卫、最为革命的文学表现时，一定让许多当时现役的现代主义者和先锋派或正准备踏入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之途的作者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通过把所有的"所指"都指为可能的压抑来源，切断了现代主义背负的意义寻求指向；同时，通过把拟仿、拼贴乃至兴之所至的书写都作为割断与"所指"联结的"能指游戏"来歌颂，取消了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派禁欲主义式的对创造力的追求，从而也就取消了写作的"难度"要求。正是这两种难度的去除，使得在八十年代人数有限的中国现代主义运动、先锋派运动，其在九十年代的承续至少在人数规模上呈几何级数增长。
但虽经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说的启迪与辩护，作为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承续的九十年代"晚生代"等写作并未与八十年代奠定的前提间有一个根本的断裂。比如说，仍是甚至更绝对地强调写摆脱现实主义羁绊的孤立的自我，只不过由于也去除了意义追寻的羁绊，九十年代的写作缺少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探求与冥想的品质，而是导向以下逻辑：既然要写摆脱一切羁绊的自我状态，那么顺理成章地便是转向写与确定的社会关系无关的、由身体状态和欲望状态所决定的自己霎时感受的所谓私人生活。又比如，仅仅通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表述对"能指"一词的过分依赖，就可明白，九十年代更多的文学批评在把语言对文学的作用更加绝对化。只不过九十年代由于实质上放弃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创造力观念，于是便把从已有的文学技巧、文学风格中比较随便的攫取作为自己在美学表现上的政治正确，这样，自我放纵便取代了先前中国先锋派写作技术上的苦心孤诣。再比如，"能指游戏""削平深度""本能呈现"等说法，一方面其漫不经心之态似乎是在暗示读者不必对这些作品过分认真，另一方面由于文本内蕴更加贫乏，写作技术上更无贡献，这些作品的意义位置反而更要评论者把它们和相对确定的的文学形式、现实生活和一些哲学、理论的潮流话语牵连起来，以证明自己在做着某种解放和争自由的事业。这样，九十年代的写作、批评逻辑不管表层上与八十年代中期后确立起来的主导写作、批评逻辑间有着多大的断裂表象，其深层方面却仍在延续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写作观、批评观。
九十年代这类写作与批评和八十年代既延续又断裂的关系，使九十年代文学界出现了很特别的一些现象。一是九十年代文学对八十年代文学逻辑的延续，使得建立起八十年代这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逻辑的学者和批评家，即使感觉到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在精神上已经变质，但依凭八十年代文学逻辑却不足以对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进行反拨和校正；二是经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者启迪的九十年作，由于其内蕴的贫乏和语言与技巧上的轻率，加上其自我标称的巅覆行为和革命行为的历史虚假性，使得它们很难有力吸引理论家和批评家聚精关注。这就出现了九十年代文学界和八十年代文学界对比让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就是在八十年代为当代文学热烈呼吁和辩护，乃至耽溺文本与语言的很多学者和批评家，在九十年纷纷弃当下写作而去；而那些仍停留于当下文学的批评家与理论家，由于当下文学本身的问题，也似乎再无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理论与批评的激情，而越来越依靠理论程式和批评套式来维持批评。这就造成了当代文学界创作潮流和批评潮流的双重贫乏，而这贫乏，除各种外部原因外，文学批评界没能较快找到新的理论、批评逻辑，以纠正与八十年代既继承又断裂的九十年代流行写作观、批评观是一个重要原因。
九十年代推出的大多写作潮流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观的最大后果就是，在九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转化而是取消掉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写作与批评逻辑中尚存的所有可能的批判立足点--它取消任何积极意义的肯定与追寻，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现代主义对抗市场逻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其所鼓励的、不会真正冒犯外在掌控的，以身体欲望、本能感受为自我表现着力点的写作方式，又使得它很容易被市场欢迎与整合，并被轻松炒作为新的"市场"卖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承续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先锋写作的承续者们，那么轻易被市场收编的原因所在。由此，表面看来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榜样的中国式现代主义、中国式先锋派便在一系列历史情势和美学观念逻辑的嬗替中迅速堕落为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的寄子。
但不等于说顺承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势能和观念前提，而又接受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教诲的九十年作与批评的堕落，就反证了九十年代仍然坚守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律令写作的优越。因为从前面的整理可以看出，无条件地强调写孤立自我和以语言阅读感受为关注中心的陌生化美学律令，在它完成了对中国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的辩护后，也致命地狭隘化了中国现代主义可能的发展天地。所以当九十年代以市场逻辑来重塑一切的新意识形态降临时，坚持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写作教训的那部分九十年作虽然没有被市场完全收编，但它除了谴责别人无创造力和不能为文学本身献身外，却也因它自身致命的逻辑束缚，不仅不能去努力探究新时代逻辑和氛围对主体的粗暴重塑，以使读者有对时代经验不同于流行逻辑、流行教诲的理解，获得反思自己新经验的特别立足点；也不可能去致力发现新的途径，以便在它提供的知觉形式中既包含着内在于这一现下历史条件的可能开展，又突破此一现下世界推给我们的主体建构逻辑，从而为读者的自我精神开展、自我生存救治提供营养。[11] 五
令人欣慰的是，参与塑造八十年代文学，包蕴着理想主义精神、人道主义关切和历史、民族责任感的历史势能，并没有因其开展出的主流文学理论与批评逻辑有问题、在九十时代找不到新的着力点而把能量耗尽。所以在九十年代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迅猛来临时，这一能量不是以它所开展出的逻辑，而是以退回到它本能反应本身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了它的抵抗和批判。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界定"人文精神"讨论看起来多少有些令人突然。不过除掉话语表层的时代气息，我们就可以发现，就稍底层些的动力和逻辑论，这一讨论和八十年代初的"异化"讨论实有着根本的相通性。虽然实际针对的对象已根本不同了，但这场讨论和那场讨论一样，都因对现代历史整体理解的缺乏和缺少一个有深度的主体理论作为支撑，使得这两场讨论都未能在理论上有多少有效的凝结。只不过"异化"讨论因其讨论时语境的单纯和强行被压迫而止，获得了更多人的同情；而"人文精神"讨论所处时代语境的复杂，加上该讨论和其时相当多知识分子正一心试图在学院专业知识工作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潮流相悖，且由于此讨论骨子里没能去除对精英--民众、雅--俗等对立模式的倚赖，所以不仅没有象"异化"讨论那样获得知识界一面倒的同情，还被一部分论争对手隐指为"反民主"、"假崇高"，等等[12]。因此，当这一势能没因仓促而出、仓促而返的"人文精神"讨论找到自己新的历史着力点后，文化研究的及时出现吸引了那么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人士转向它当然就毫不奇怪了。因为排除掉那些投机者和习惯于追新逐潮之人外，此一现象实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相当部分学人，认为文化研究能有效承担剖析与批判现下试图以市场意识形态重塑一切的现实这一看法有关。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人士转向文化研究，其实正是上述历史势能在文学上丧失自己的有效立脚点之后，重新寻找具有历史有效性的新的着力点、开展点的一种必然表现。
不过，虽然文化研究成立的历史不长，其在中国登场的时间更短，但在拥抱文化研究的短暂经历过后，一些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明白文化研究并非一个能充分有效消解文学界先前全部焦虑的现成完美武器。因为综观文化研究在国际上已有和在中国起步伊始便有的一些表现，就可明白文化研究不好好把握同样可以象中国式后现代主义那样，变成一种形式上激进、实质上保守的，不去触及市场意识形态根本，却把市场运行的策略和手段夸张化、神奇化的时髦卖弄操演。
为了避免把一切都解读为符号组合所造成的对感受的迷惑与塑造这样一种文化研究思路，把剖析、批判落到实处，一些研究者开始强调文化研究必须和政治、经济、社会学分析相结合；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呼吁时刻不能忘记阶级、种族、性别这样一些文化研究的经典性课题。显然，即使是这样一些经过判析调整后的文化研究开展方向，也不以时代历史境遇中主体问题、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为自己的主要关切，而且这些开展方向也并不能避免文化研究变成一种新的展现"政治正确"的场所，从而导致新的僵化形式。[13]比如，在借用文学文本进行的文化研究中，莎士比亚的剧本很可能因为对非西方族裔的歧视性描述而被贬斥，而另外一些歌颂黑人的拙笨文本反而会受特别表彰。这就让文学研究者明白，文化研究固然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意义，但它并不特别关心文学层级差别和文本个性本身可能具有的贡献和意义。所以，如果一味用文化研究来框定文学研究，就会出现马尔库塞在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所发现的那种狭隘僵固的文学观，即所谓"因为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之类的推论逻辑，从而把所有歌颂底层、少数族裔、女性的文本都作为"政治正确"的好文本，反之，则是"政治不正确"的坏文本。为解决这类问题，有人曾建议把文学强调的文本细读、审美阐释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过，在我看来，这就像当年建议苏联那种僵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人物写得再自然些、文字再考究些，并不能真正解决其时文学的尴尬和衰败一样。在今天的中国，试图孤立地选出一些文学质素、文学训练，以之与文化研究的批判着力直接相加，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今日文学所陷于的困境。显然，文化研究的出现虽然可使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历史有效性缺失焦虑得到相当程度纾解，却不仅不能替代文学研究，而且不能为文学研究所以存在那最核心的价值部分提供直接的帮助。明白这些，便会明白，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尴尬局面并不会因文化研究的出现而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除文化研究外，近年来使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九十年代初中期文学观笼罩的，还有反思现代性、后结构主义、新左派等思潮。由于这些思潮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关注先前我们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并解消我们简单、乐观的现代化想象，提示我们中国现实与未来道路的复杂，因此吸引了很多敏感文学学人、批评家转向这些潮流，并产生了一批富启发性的研究与批评成果。但由于大多已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批评，还过于直接依赖这些思潮本身提供的视点和评价逻辑，因此，这些已有成果虽能为我们清理文革以来文学问题、思考如何重构既具历史有效性又具美学有效性的文学观，提供重要的思考背景和知识助力，却仍不能代替，具体突入后文革历史脉动、历史观念脉动的研究反思工作，对认识理解我们当下文学困境、重建有效文学观所可能提供出的认知、启发意义。转贴于 六
在当下这样一种文学处境中读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便不由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因为正如前面所述，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所以落入今天这样一种尴尬局面，首先，便因为在新时期开始时，我们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不是把对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批判转换成超越性思考，而是在构造与过去三十年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其次，便因为，这一以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束缚甚至规定着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即以写"孤绝的自我"为"文学是人学"这一论断的归依，以绝对化的语言观界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实际所指，等等。而和这种简单地把自己与先前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划清界限，甚至对立起来的思考方式不同，马尔库塞写作《审美之维》的目的虽然是清算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并对马克思本人的一些论断也不无反驳，但在他那里，否弃"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体出发的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看法"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等于要放弃作为西方现代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结构分析、对人类命运的真诚责任感，等等。
马克思主义研究权威柯拉科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主要潮流》第一卷的总结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其实包含了三重母题：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思想。浪漫主义取一个美好的"过去"来对比，抨击近代工业社会及文明的异化、疏离趋势；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推崇人性的无限能力和完美可能，敦促人凭一己之力在此世建设完美的天国；启蒙思想则独尊理性主义的原则，认为人类社会和历史必定遵循不可矫变的铁律演化、进步，终于实现一个摆脱一切非理性因素的明智王国。柯拉科夫斯基指出，这三个母题贯穿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纵使在不同的时期个别主题所占的轻重分量有异。他说，这些主题"……影响了他思想的方向、他使用的概念、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提供的答案。……"[14]参照马尔库塞一生的所思所写，可以发现，马尔库塞除了因经历了二十世纪太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从而在理性乐观主义上比马克思弱外，在其他深层精神方面则顺承其绪，是以他说："我批评这种正统理论，是以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为理论依据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考察艺术，并认为艺术具有政治功能和政治潜能。但是，与正统的马克思美学相反，我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此外，我还认为，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因此，艺术就要破除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和日常经验。"可见，马尔库塞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时，并不是把文学和政治、社会等对立起来，而是在认真省察这些关系的同时，寻求文学、艺术自身既抗拒又超越的途径。
马尔库塞在分析内含最强烈人文主义理想和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展上走向了压抑、贫乏的反面时，特别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政治上忽视与低估主体领域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不仅低估了作为认识的自我（ego cogito）的理性主体，而且低估了内在性、情感以及想象；个体本身的意识和下意识愈发被消解在阶级意识之中，由此，革命的主要前提条件被削弱到最小程度。即这样的事实被忽略了：产生革命变革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跌进了它曾向整个社会揭露和抨击过的那个物化过程中，它把主体性当成客体性的一个原子，以致于主体即使在它反对的形式中，也屈从于一种集体意识。"他进一步强调主体问题的复杂，说："正是伴随对主体的内在性的认可，个体才跳出了交换关系和交换价值的网络，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中退走，走进了生存的另一维度。的确，个体在这种从现实撤离中获得了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必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去瓦解实际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这即是说，使个体把自身实现的重心，由施行原则和利润动机的领域，转移到人类内在源泉：激情、想象、良心。而且，个体的退出和撤离并非到此为止，其主体性还将奋力冲出它的内在性，进入到物质和知识的文化中去。在今天这一极权统治的时代，主体性已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与攻击性的和剥削性的社会化相对峙着的反对力量。"无疑，只有如此才是对先前正统苏联美学压抑人的主体性问题既批判又超越的分析与理解，它很可作我们反省因简单离弃式批判而产生出的"孤绝的自我"观的反思参照框架。
在艺术性问题方面，《审美之维》的很多段落更像在直接对我们这二十年的那些错误观念施以针砭。比如，下面这段话就像在针对八十年代先锋派对创造力的理解，他说："艺术的真实也不仅仅是一个风格问题。在艺术中，存在一个抽象的、虚幻的独立王国。在这里，个人可以任意创造某种新的玩意，创造一种与内容不相关的技法，或者没有内容的技法。就是说，创造出没有内容的形式。这种空旷的自律使艺术丧失掉它本身的具体生动性，即使以否定的形式，也是对现实存在的歌功颂德。"而他所正面张扬的"形式的专制"讲法，更像是在针对我们当代中国那些荒唐人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观："形式的专制是指作品中压倒一切的必然趋势，它要求任何线条、任何音响都是不可替代的（就最理想的状况看，这并不真正存在）。这种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将真正的作品与非真正的作品区别开来的性质），确实是专制的，因为它压制了表现的直接性。但是，在这里被压制的是虚假的直接性，这种直接性的虚假在于它背后拖曳着一个未经反思的神秘现实"。
可见，在使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一步一步陷入困窘的关键观念环节问题上，《审美之维》几乎都有着发人深省的触及与分析。参照我前述对当代中国文学问题的历史和观念分析，再参照这些以马尔库塞一生经历、写作、思考为背景的锐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要想真正走出自己的困境，不是在现有历史、观念基础上修修建建便能解决的。而必须首先回到看似和今天处境无甚关系的后文革时期的那些起始年代，考察后文革时期开始时的丰富可能性，是怎样一步步因人们对先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二元对立式的反应方式，而日益卷入一种狭隘的现代人观、狭隘的现代美学观，从而步入今天困窘的。因为只有以这样一些历史考察和对在历史运动中观念逻辑的批判解析为基础，我们才可能真正看到和充分理解，那些被我们先前二元对立反应方式、狭隘的文学观所排斥、曲解、窄化、甚至伤害的观念和写作资源，对我们今天文学走上阔大、健康道路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也即只有当我们回看这二十余年后文革文学的历史时，特别留心那些不把新时期文学和前三十年文学观念截然对立起来的思考与写作，也即当我们特别注意那些不把自我观念封闭化、语言观念绝对化，而真实触及着语言、主体、历史、审美知觉形式、社会结构的自我再生产等几方面间复杂相互关系的思考和写作努力时，我们才能为中国今后文学重新健康、有力的开展清出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历史地平线，才能为当下文学承继与转化被有问题文学观束缚与伤害多年的、充满着理想关切与责任感的八十年代精神能量，打下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思想与观念平台。 注释：
[1] 本文系据我2001年年底的一个写作提纲略加修订而成。由于当时写该提纲的目的只是为将来写充分、系统长文提示思路用，故着重在记录各论述结点和各论述结点间的逻辑关联关系，而基本未作材料举证、事像辨析工作。此次有幸发表此提纲以求教方家，本应就原阙略处详加补充。但因原提纲篇幅已然不短，故只略略更动了些文字。这是要向读者特别说明，请读者原谅的。
洪子诚、陈光兴、张宁、李杨、杨念群、江湄、张志强、杨立华、倪伟等师友阅读了本文的初稿并作了回应，特此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2] 本文中的"文学批评"多采用广义的用法，就是在通常指称的文学批评外，还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3] 《审美之维》The Aesthetic Dimension1978年由波士顿灯塔出版社出版，堪称其美学思想的最后定论（马尔库塞1979年逝世）。《审美之维》中文有三个译本，本文使用的是李小兵先生的译本。李小兵先生的译本收入他本人编译的马尔库塞美学文集《审美之维》（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8月一版，页203－257）。上引文见三联版《审美之维》文集，页203。由于本文所引马尔库塞皆出自该文集改论文，为节省篇幅，下引文将不再一一注明页码。
[4] 以为导致罪恶的禁忌一旦去除，人性便会保证美好到来，是八十年代很多论述和氛围共同拥有的假设。这一假设及与这一假设相通的心情，使得后文革开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文学艺术上产生了不少感人至深的作品，虽然这些作品距深刻要求均有相当距离。
[5]从历史和现实经验上看，虽然人道主义等大多情况下无助于人们去面对、分析和解决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但由于其对暴力和不公正等在心理上的不安感，却往往是纠正在这些方面出了明显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的直接、间接的心理动力来源。
[6]八十年代这一知识界基本氛围的形成，在我看来，既和当时大家仍然对政治压制，国家全面掌控资源，及物质生活匮乏、精神生活创伤的记忆犹新这一特定历史状况有关；也和知识界缺乏对西方主流现代性开展诸多方面的了解和研究这一当时特定的知识状况有关；还和知识界一些人认为对西方的单纯憧憬气氛，方便于建立本土批判这一策略性的心态意识有关。
[7]把如此众多、内部差别又极大的文学、艺术、美学、哲学、心理学思潮都一揽子归入"现代主义"名下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即使在西方，除背离诸流派指称互有差异的十九世纪传统，试图找到一种回应其认为不同于过去的、但诸流派指称又各不相同的新境遇、新经验外，似乎很难概括出它们终究有多少共通的品质，因为它们中间一些流派就是对另一潮流的反思与批判而起。另外一些流派间虽然没有直接的嬗替关系，但细绎之，却可看到它们的观念与方向上其实是非常不同乃至对立的。即使在被归入同一潮流的各个作家间，差异也经常是很大的。显然，没有深入到现代主义内部进行的细致研究做基础，对西方现代主义想要有全面、准确的把握和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此一过程同时也是厘清、纠正八十年代对现代主义笼统、浅尝甚至谬误之理解的过程。
但除此以外，学界还有另外一种应该做的工作，即通过比较八十年代中国是如何异于他民族学界来划定现代主义的范围，如何界定和概述现代主义的共通性质特点及其每一潮流的性质特点，并观察其在若何历史位置和方向上为现代主义辩护并运用现代主义资源，其运用逻辑和策略若何，等等。因为，这样一种工作不仅对准确理解和把握八十年代不可或缺，而且对理解九十年代和今天的我们都会有着极大的帮助。这么说，不仅因为我们今天很多方面和八十年代间都有着传承和流衍关系，更重要的是，设置自觉且方法得当的历史研究，常常会帮助我们发现，即使在许多看起来已经做了充分理论清算的地方，我们仍然以某种方式承续着历史，而且这些承续中往往包含着最该被清除的部分。无疑，这样一种历史研究会给我们提供关于我们自己与我们所处之现时代的洞见，而这是理论方式所无法提供的。
[8] 启蒙思潮和诸现代主义思潮间的复杂关系，无疑是一个富于历史认知和理论认知双重价值的学术课题，我希望将来专门来讨论此一课题。
[9] 说"组合"，而不说"整合"，是因为当时文学界对这些理论和批评潮流的把握还未达到充分消化的程度。
但说"组合"并不意味着评价偏低，恰恰许多有意思的创造正和把握的不充分、甚至误读密切有关。
[10]后者对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学院学术影响深远。比如，在改变了九十年代学院感觉的学术规范讨论中，由于这一讨论暗含把知识和思想相对立的前提，和对何谓知识的狭隘理解，于是出现了自觉不自觉地把实证历史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建构为典型的知识这样一种结果。而文学学术界相当多人为回应这样一种对文学学科不利的评价方式时，便把原本立足于内部研究、外部研究划分的文本"细读"能力和方法，确立为和历史、人类学等其它学科相区别，标识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学科专业特色所在的标志物。当然，如此特色的"细读"被推尊到这样一种位置，必将对整个文学学科都产生后果有待分析的影响。
[11]而且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样一种特定的创造力观念，使得被此一创造力观念束缚的作家们甚至不能后退一步，成为对已有的文体和语言风格进行更精美的锻造工作的自愿工作者。这样，它也就甚且不能为读者提供成功的审美愉悦出来。
[12]分析一下"人文精神"讨论中，和主要由顺承八十年代精神文学批评家构成的持"人文精神"一方对垒的，在九十年代甚为活跃的文学批评家的攻防策略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一方面他们因强调反压抑、消解专制，强调在观念上自我的首要位置，从而得以抢占了八十年代主流逻辑的立脚点；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把反压抑、追求自我绝对化，也即把八十年代中后期主流逻辑极端化，通过反精英压抑、反大论述压抑等，再把直接承续八十年代精神的人置于道义上可虞的地位。而这一攻防策略的有效性，也一方面集中向我们呈示了八十年代文学观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清楚表露了这些人自我道义辩护逻辑的历史虚假性。
[13]文化研究还有一问题是其经典课题都是在西方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形成的，很多中国独有的问题还没有有效地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更谈不上重构中国文化研究者的问题意识、问题感觉了。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经过"文化研究中国自主化"过程。
澳洲女作家琳达（Linda Jaivin）就是一个这样的世界公民，她出生在美国东北部的康州。在白人新教中心的新英格兰，这个祖先是俄国移民的犹太人自幼就觉得自己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于是年纪轻轻就跑到东方闯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台湾学习中文，然后到香港做《亚洲周刊》的记者，往来于，目睹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许多历史时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陆港台三地的文化圈子里，琳达是以“集合”地下艺术家摇滚音乐家和外国记者的派对著称。当年，可能唯一比她更有名的外国人就是她的前夫，现在是澳洲国立大学著名汉学家的白杰明（Geremie Barme）。白杰明也是澳洲上世纪七十年代最早到中国的留学生之一，他那一口能跟北京人媲美的中国话，还有比大多数中国人都犀利尖锐又嬉笑怒骂的文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报刊上名噪一时。如今的大山（Mark Rowswell）、大龙（Johan Bjorksten）一类的老外名流与当年的白杰明不是一个层次，因为他们耳濡目染的是世纪之交的市井文化、娱乐文化和商业文化，最后都退化成了来中国搂钱的老外。而白杰明，那才是只有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能产生的文化精英， 他引以为师为友的是杨宪益夫妇、吴祖光夫妇、钱锺书夫妇和黄苗子夫妇那些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琳达终于落脚在悉尼，这个边缘世界的中心，这个为墨尔本人所不屑的“肤浅的、享乐主义的悉尼”。这些年，说着一口好中文的她在主攻小说写作的余暇，也还翻译介绍中国的文学艺术，像王朔的小说，像《霸王别姬》、《英雄》等电影的英文字幕，都出自她手。她也还时不时到中国，也许在三里屯的“书虫”咖啡屋，你会与她不期而遇。
这个有着一头火红色头发的女人，她的中文名字叫贾培琳。
| 2 |∣琳达的小说处女作也是她的成名作—《吃我》（Eat Me），一本不厚但在澳大利亚印了十余次的情。今年又被在澳洲和新西兰颇有盛誉的文本出版社（TEXT Publishing Company）选中重印， 成为该出版社的“文本经典”（Text Classics）丛书系列之一。
这本书的主人公是四位三十出头的悉尼白领丽人。朱利亚是摄影师，香桃是时尚杂志的编辑，海伦在大学里做妇女研究的教授，而费利帕是个作家，正在写一部情。这几位都住在内城（inner city），还是闺蜜，时不时一起泡咖啡馆、聚餐什么的，有时不期而遇在朋友们的聚会上，交换她们的冒险。这样说起来有点像《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里的那四个曼哈顿女人，不过虽然《欲望都市》可能更有名，《吃我》可是在一九九五年就出版了，比《欲望都市》早两年。澳洲作家琳达当然没有纽约专栏作家Candace Bushnell那样占天时地利的优势，但从小说的挑战性观念和语言上比较，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我看来，《欲望都市》本来就是美国新教主流遮遮掩掩“禁欲文化”的产物，再经过HBO附和大众趣味的改造，早就变成了都市女性的购物指南和新型的“良友”画报，倒是《吃我》，还保持着一块天然去雕琢的璞玉的坦率真实，是经过第二波女性运动后成长起来的都市自由女性大胆奔放、恣意而为的宣言。
书的开章就是午夜超市的一角，一个大胆放肆的熟女正自得其乐地往嘴中和阴道里交替放着各种各样的水果，无花果、草莓、葡萄，水果的汁液和女人的混合在一起，女望的气味充斥在水果蔬菜区，向已经要沉睡的午夜超市的其他角落蔓延。而在那里，一个为超市所雇的男侦探早忘了他的职责，沉浸在偷窥引起的和罪感之间。终于他也成了女人猎取快乐的一部分，臣服在她的裙下，接受她“吃我”的命令。
这刺激惹火的场面其实是费利帕正在撰写的小说的一个场景，但也可以说是琳达《吃我》这部小说的一个主题隐喻。成熟自信的女性对的欲望和享受—不止是来自异性—就像品尝生活中最可口的水果点心或者各式大餐，是她们膨胀的自我意识的一部分，也是她们与这个世界发生最亲密的关系的一种方式。
对于那些对悉尼人文地理感兴趣的人，《吃我》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它可以充当一幅城市历史风俗画，通过书定的女性的眼睛，日常的生活情景带上了享乐的性感的色彩和趣味。琳达笔下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悉尼内城，诸如Pitts Point、 Darlington、Woolloomooloo、Glebe、Surrey Hill和Newtown，是这些女性主义者冒险的乐园，是她们猎取快乐的狩猎场。显然，那时的Newtown还是城市“下只角”，是还没成功的艺术家或说流浪汉游手好闲和不务正业的另类大本营，虽然破旧拥挤肮脏，但是散发着一种颓废的诱惑和扭曲的灵感，就像那个神秘的流氓诗人Bram对二十出头的女大学生香桃的蛊惑一样。
今天的Newton已经和温哥华的Yaletown、Kitsilano或湾区的Oakland， 从嬉皮的公社实验田变成了新雅皮用来炫耀的可增值的投资资产。这里临近市中心，悉尼大学和科技大学则符合以研究生和教授为头领的城市白领昂贵的品位，因此房价和租金二十年间翻了几番，街上的景物人物也早已物是人非。那些已逝的二年奥运会前的悉尼则只有通过琳达活泼生动的笔触来体会触摸了。维多利亚街上的Da Vida咖啡馆，刚流行的英国乐队Portishhead的音乐，Paddington 排屋周日花园酒会，它们通过琳达感性的眼睛和细腻的文笔，再一次生动活泛起来，向我展示昔日的流光溢彩和芳香气味。
| 3 |∣写情的琳达也许是有意让悉尼的声色犬马来帮助她遗忘刚刚过去的一段历史。这有点像她的职业转换，从一个以时事为焦点的新闻记者突然转向了幻想世界，那种转身的突然与决绝让人不禁揣测后面没说出来的故事。
三十年后回头再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和八十年代的大陆是海峡两岸的文艺复兴和文化启蒙的时代，那是改革开放还未被商业化浸染的依然有梦想的时代。而这一时代的精神和两地的某种精神联系，被琳达这来自美国的不安分的灵魂敏感而细腻地感受捕捉到。在她一九离开中国大陆移居澳洲后，她尝试用写作来祭奠那段历史。希望借助语言，借助纸和笔，给往日那些随风飘扬的思想与刻骨铭心的经验一个栖息之所。
《猴子与龙》（The Monkey and the Dragon）就是琳达对已逝历史的一份深情的怀念。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西方“中国热”时出的大量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和历史见证相比，二一年出版的《猴子与龙》是我所读过的写二十世纪八十年中国的文化气质和精神状态（包括）最好的一本书。 琳达小说《猴子与龙》
准确地说，《猴子与龙》是写台湾歌手侯德健在大陆的奇遇，他不安分的人生的一段最有色彩和反讽意味的插曲。因此，琳达的历史写作是以感性的个人史出现，带着历史中个人的独特性和矛盾性这一人文关怀。而这段插曲所折射的的文化和社会变迁，则更饱含丰富的文化史和社会史内容。侯德健是那个时代不多的横穿海峡，用流行音乐改变两岸僵硬的政治文化的侯德健。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湾和大陆，他都曾经是一面旗帜。他一九八三年从台湾投向大陆，受到热烈欢迎和特殊待遇，成为当时的话题。六年后，再度成为左右不讨好的风云人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台湾和大陆在向商业社会一同“忘记前嫌”携手并进的时候，当年最爱热闹的政治明星演艺明星侯德健却在天涯海角人烟稀少的新西兰钻研《易经》，成为一位风水大师。 黄苗子为《猴子与龙》题字
琳达与侯最初的交往是在台湾和香港，他们是有着二十多年交情的挚友，分享了他们各自生命中最不安分也最理想主义的时刻。所以，这本书也是琳达自己的心路历程，你在其中可以看到她对东方的好奇和挚爱，她与中国朋友的交情和误解，还有她对西方流行艺术和时尚对中国文化启蒙的影响的理解。无疑她是希望以个人的故事来写一个大时代。其实琳达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离开大陆就开始了该书的写作。也许她早就预知自己曾目睹了的这份历史的凝重和时光流逝将带来的遗忘的后果。因此书写中国的八十年代不仅是她个人的怀旧，而且有一种伦理的责任。经过几年的研究和资料搜集，她写成了第一稿，可是那种客观的学术式叙述连她自己都不满意。于是她推倒重写。当这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回忆录在澳洲出版时，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开始了。
可惜反讽的是，时光流逝对于书中的那片土地和人群却有了别的意义，在神州大地处处以高铁的速度奔向未来的时代，很少还有人停下来，想想我们的过去，我们从哪里来。前段时间，我认识的一位澳洲国立大学博士后到中国去做田野调查，追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界的历史，几乎没有人有空甚至愿意去回忆。他们很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外国学者会对那“原始”的阶段感兴趣：与如今的书籍种类和包装相比，上世纪八十年代简直不值一提。与现在无关，甚至有些牵制现在前行的记忆，他们自愿放弃。
当然，大概也很少有年轻人知道侯德健是谁。虽然侯最有名的歌曲“龙的传人”依然传颂，而且随着中国的盛世崛起，这首被定位为民族主义的神曲应该越唱越响。不过，读了琳达的书，你会注意到我们很少意识到的这首歌所具有的模糊语义；你也许还会注意到历史的反讽：在这只热情、敏感、不安分的猴子与龙的搏斗中，龙究竟是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艺术家自己也参与了制造龙的神话，当年侯一心回大陆寻根，寻找他父亲的故乡，却发现故乡已弃他远去，他才是时代的落伍者。
也许侯的归隐，才是他真正的觉悟。 Campbelltown社区艺术中心举办的中国画家的画展
| 4 |∣二八年五月的一个周末，我跟一位朋友，麦克考瑞大学人类学系教授Pal Ngril坐火车去悉尼西南郊的小镇Campbelltown。那里的艺术中心自从二五年改建后成为大悉尼地区一个很活跃开放的社区艺术中心。我们这次是去参加一个新书会，顺便看看就要结束的艾未未的画展。
新书会就是琳达主持，她的客人是远道而来的加拿大名记者兼作家黄明珍（Jan Wong）。 黄是来推介她的新书《中国秘档》 （Beijing Confidential： A Tale of Comrades Lost and Found，英国版名为Chinese Whispers： Searching for Forgiveness in Beijing）。我在温哥华读书时经常能在Global and Mail上看到黄的文章，那时她有一个访谈名人的专栏。黄以言谈激烈尤其在宗族歧视上非常敏锐著称。她是第二代、第三代华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美读书时就是个理想主义的毛分子。一九七二年中国一恢复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打开国门，她就是最早到中国的北美留学生，是总理特批的两个到北京大学的留学生中的一个。那年她十九岁。这段留学经历使得她写出后来成为亚马逊畅销书的《红色中国布鲁斯—从毛到现在，我的长征》（Red China Blues： My Long March From Mao to Now）。
而新书《中国秘档》就是黄以当年她做的一件让她负疚的告密事件为引子，二十多年后再访北京的所见所闻。不难看出，从个人经历和对中国的情感上，琳达与黄自然惺惺相惜。
文化中心能容纳三四十人的小会议室坐满了，中国这个题目对澳洲人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尤其三十年的急剧变化，不仅中国人自己，就是像琳达与黄明珍这样当初最早目睹中国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都有物是人非、恍如隔世的感慨。
那天新书会和签名结束后，已经是下午三点了。我们一行人在文化中心的室外咖啡馆坐着，享受着澳洲秋日金色的阳光。谈话的题目东拉西扯，天南海北。中国似乎离我们真的很遥远。
| 5 |∣近年来琳达又开始追寻莫里循的故事。
莫里循（George E、 Morrison， 1862-1920）大概是在中国最有名的澳洲人，他的故事现在几乎是人尽能详。近年来国内陆续翻译出版了莫里循的各种传记（包括他自己写的和别人写的），不大有文化的人也能从那部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记住了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非凡痕迹的澳洲人。
莫里循二十一岁就在澳洲本土以冒险家而出名，他长途跋涉，两次穿越了这片不久之前还是蛮荒之地—以不守法律而著称的新大陆。年轻的他随后又跑到其他大陆上探险。在南太平洋上的新几内亚岛与土著人遭遇。那一次遭遇在他身体里留下了两块矛头。他在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治伤之余，读下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又到美国、西班牙和法国巴黎学习行医，直到一才回到澳洲的维多利亚州。但年轻不安分的他不久就选择再次漂流世界。一八九四年进入中国西部。翌年出版的《一个澳洲人在中国》（An Australian in China）为他赢得了在西方世界的知名度，也赢得了英国《泰晤士报》的赏识。一八九七年英国《泰晤士报》终于决定聘他为该报第一个永久驻华记者。莫里循从此在皇城北京定居下来，逐渐成为中国问题的专家。在世纪交替的那几年，中国北方尤其是满洲成为列强明枪暗炮的争夺目标，而莫里循跨越大洋的电报稿常常因其惊人准确的预言使《泰晤士报》成为远东时事的权威。在一九年义和拳攻占北京的六月到八月间，他又因保护妇女组织反击成为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人中人人皆知的英雄，而且七月间因为误传他阵亡，《泰晤士报》还发了两版追悼文章，更使他成为帝国的一面旗帜。莫里循在华期间也结交了大批上层人物和政府官员，有时为他们与外国政府引介周旋。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六年间他一度成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一九一九年在凡尔赛和谈中还代表中国政府出席和谈。不过，虽然莫理循一生超过一半时间是在远东中国度过，但一九二年他死时还是选择在英国，在内心深处，他毕竟还是大英联邦的臣民。
这个被外界所知的“北京的莫里循”在历史上留下他个人痕迹的同时，也具备一个天生的历史学家对史料的敏感和勤奋。除了冒险和时事新闻，他的另一个传奇就是他的图书馆。在北京的几十年，他搜集了大量图书文献，从传教士的内部通讯，到他自己拍摄的各类照片，从各式各样的日常用品、名片到最珍贵的中国典籍，这些东西他都悉心收藏并分类，保管得井井有条。一九一七年，他把这个图书馆的部分藏品以三万五千英镑的价格卖给一位日本商人，后来成为东京远东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莫理循去世后，这个图书馆按他的遗嘱被全部搬回故乡澳洲，如今在新南威尔士州博物馆里。几年前，移居澳洲的中国艺术家沈嘉慰把其中的老照片收集到一起，编成了三卷本的视觉历史书《莫里循眼中的中国》。据说这本书对国内出版界有一定影响。我不久前回中国，就看到大量翻译的外国人回忆录。在晚清民国历史被严重毁坏和丢失的情况下，形形的外国人，从传教士到外交史官到记者作家，他们的视角和记忆成为一个弥足珍贵的资料库。
莫理循传奇般的经历和大于凡人的性格无疑是史学家传记作者们最好的素材。在他们的笔下，这个有着人类冒险和博爱之心的先行者，这个十九世纪殖民文化的产物，无疑也带着历史的局限和争议。所以莫里循也被一再书写。
如今，一个女人，一个小说作者也想写莫里循，而且她想写他的私人生活，被他的公共形象或人格面具所掩盖的私人生活，而这段私人生活又是从莫理循与一个不守常规的女性的遭遇讲起，那将是一个多么“不正经”却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有个最恰当的名字—“一个最不正经的女人”。
| 6 |∣《一个最不正经的女人》（The Most Immoral Woman） 截取的是历史的一个片断，一九四到一九五年日俄开战的那一年。熟悉历史的人知道西方各国对日俄战争的关注度。而对中国人，这是近代史上又一个侮辱性的事件，两个争夺霸权的国家在第三国的土地上开战，让那里的人民遭殃，满清政府无力无能到如此程度。因为莫理循准确地预言了战事的发生以及战争中来自某些方面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场战争又被称为“莫理循的战争”。
但在莫理循的个人历史上，这一年也许是他，这个大英帝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雄的滑铁卢。这一年早春，他在山海关遭遇了梅·珀金斯（Mae Perkins）小姐，被他爱称为梅西的一位自私任性、放荡奢华的美国女人。即使对见多识广的莫理循，珀金斯小姐代表了他所不熟悉甚至也不能理解的新型女性。二十世纪最早出现的“新女性”，从时尚画报上的Gibson Girl，到现实生活中的爱丽丝·罗斯福（Alice Roosevelt，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女儿），她们掀起了争取教育权利、工作权利，甚至选举权的运动，并开始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梅正是上流社会开风气之先的这类新女性，虽称不上真正独立的女性—她的父亲是加州的百万富翁，也是加州在国会的议员，这是她挥霍交游的基础，但无疑她享受着丰厚的物质带来的精神上的自由以及社会变革给女性带来的机会。早在一九三年就以单身未婚女性的身份到欧洲和东方旅行，一路上屡屡出击，艳遇不断。从华盛顿的国会议员到旧金山的牙医，从荷兰的外交官到驻远东的美国记者，她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丝毫不担心自己的“前途”—她继承的家产足够养活她自己。 上世纪初美国的“新女性”梅·珀金斯
也许正是她的无所事事，她的不计功利，使她对她周围的雄性政治性动物的虚伪与野心有了局外人的洞察和了解。在书中，她是唯一敢挑战和调侃莫理循的人。时过中年的莫理循，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穿越澳洲大陆、探险亚洲的有着朝气与信念的青年，他更看重的是自己在政治江湖中的地位，以及作为帝国代表的权威。几十年殖民地政治文化的熏染，使他身不由己地成为另一个殖民主义和男权社会的维护者，即使时不时他也许会在他持续几十年的日记中流露一点矛盾与迟疑。
于是，在琳达的小说中，梅这个新女性才是小说的主人公，她带着美国物质文化的奢侈自信，带着女性对自己的权利和欲望的充分认同张扬，嘲笑并颠覆着莫理循的世界，使他陷在这个“最不正经的女人”营造的陷阱中不能自拔。一方面，她的聪慧、直觉，她的纯感性的美，以及在关系上的主动进攻，一次又一次把他吸引到她的裙下，成为众多的崇拜者之一，并为此常常“丧志”；另一方面，她的浮华享乐“毫无廉耻”，是对他所崇拜的传统女性美德的挑战。他不能娶她为妻却又对她无法忘怀，这种为情感左右的局面威胁着他几十年雄性逻辑和殖民文化所建立的理性世界。
小说的另一个主角是年轻的刚刚被《泰晤士报》派到远东报道日俄战争的战地记者詹姆斯（Lionel James）。詹姆斯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有着理想主义的执著和坚持。为了能及时报道战争进展，他试图引进最先进的无线电台发送电报技术，但是却受到环境的限制以及日军的层层阻挠，最后也没有成功。但在小说中他的先行者的勇气使他“虽败犹胜”，他是作为与已经变得世故圆滑、只为政治利益盘算的莫理循的对比而出现，让我们再一次感叹世事对人的精神的侵蚀。同样，莫理循的中国随从Kuan的理想和行动—他最后与爱人私奔，投身反清革命组织，为自己的民族寻找新的出路，也向莫理循的世界提出了道德的质疑。
就这样，《一个最不正经的女人》以莫理循在日俄战争中所扮演的道德含混的角色和他的私人生活中的矛盾处境两条线的平行发展，给我们呈现了英雄的另一面，或说让我们看到了英雄的末路。琳达的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批评视野无疑重写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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