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规划规划法(精选8篇)
时间：2023-07-13
时间：2023-07-13
《城乡规划法》颁布实施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工作，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始终坚持规划先行，不断完善“政府主导、专家论证、公众参与”的决策机制，促进了我市城乡规划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
（一）城乡规划统筹正在形成共识。《城乡规划法》的颁布施行，打破了多年来城乡二元结构规划管理模式，城乡分治，只重城市规划不重乡村规划的观念得到改变。“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在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中形成共识。
（二）城乡规划体系逐步完备。一是完成了我市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工作，将木店组团纳入到城市规划区范围，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为“一个中心＋三个组团”，即中心城区、岩屋庙组团、金桥组团和木店组团。二是制订实施了156个村的村庄规划。据统计，2009年我市农民新建房2197户，建在规划点内的1772户，规划点以外建房425户。三是编制了《岩屋庙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交通规划》、《关陵庙保护性开发利用规划》、《长坂坡规划》以及《住房建设规划》、《农（居）民建房控制性详细规划》等，初步形成了从总体规划到专业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规划体系。
（三）城市规划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一是制定了相关政策措施。先后出台了《当阳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当阳市城市规划区个人住宅建设规划管理办法》、《当阳市城市“四线”管理办法》以及《当阳市农民公寓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近期，又出台了《当阳市村镇个人住宅建设规划和用地管理暂行办法》，细化规划管理工作做到了有章可循。二是强化规划审批管理，城市、个人住宅建设过多过滥情况得到有效遏制。三是科学定位城市发展方向、产业布局和功能分区，逐步解决城市功能分区不明晰的问题。四是推进城市成片开发，合理布局居民点。通过文化广场、城东新区、锦绣江南小区等地综合开发，城市面貌和市民居住环境得到明显改观，城市土地得到增值。
（四）规划执法力量得到加强。今年1月6日，我市成立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责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截止到目前，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共查处规划违法案件164件，结案30件，查处无规划手续或擅自变更审批内容的116件，拆除违章建筑和乱搭乱建共48处，建筑面积2487、75平方米。规划执法力度得到加强。
二、《城乡规划法》贯彻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城乡规划法》的宣传缺乏深度和广度。各地各部门在《城乡规划法》颁布实施后，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了宣传贯彻。但由于《城乡规划法》颁布实施的时间不长，广大市民对规划法学习不够。尤其是在农村，部分农户和少数干部对《城乡规划法》的主要内容知晓率低，规划意识淡薄，只注重自身利益和眼前利益，缺乏整体观念和大局意识。
（二）城乡规划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一是由于目前正处在城乡规划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的过渡期，全市城乡建设“一盘棋”统筹规划的机制尚未形成。二是控制性详细规划覆盖率低。控制性详细规划是规划管理和审批的法定依据，目前我市控详规覆盖率仅为38%。三是现有村庄规划在编制过程中，由于时间仓促，缺乏调研论证和群众的广泛参与，部分村庄规划不符合当地实际，存在矛盾。首先是现有村庄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矛盾。现有村庄规划中的部分居民点属于基本农田，而不能占用，导致村庄规划难以实施。其次是现有村庄规划与农村生产生活实际需要的矛盾。现有些村庄规划居民点离农户的责任田和责任山太远，农民从事生产管理活动不方便，尤其是在偏远山区，情况更为突出，导致农户不愿到规划点建房。同时，现有村庄规划的居民点，基础设施建设没有资金来源，对农民缺乏吸引力。
（三）土地集约利用不够。一方面，受飞机场净空限高的影响，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不高。同时部分工业企业用地规模偏大，少数企业多圈多占，圈而不用，导致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不够，城市发展建设可用地不足。另一方面，我市农村大多数村组为自然村落，居住分散，部分农户宅基地面积过大。还有部分已建新房的农户不愿把老宅基地交村，影响了土地集约经营和规模化生产，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
（四）城乡规划管理难度大。一是管理体制不顺。7个镇的村庄规划建设管理由国土资源所负责各项具体工作。由于此项工作专业性强，加之管理区域大、人手少、经费不足等因素影响，导致管理流于形式，农村建房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二是农民建房审批办证程序复杂。据调查，农户建房要将所有证件办齐一般需时一个月以上，往返城区不少于两次。因此，绝大多数农户无证建房。2009年全市农户建房2197户，未办理相关证件的就有1325户，占农户建房总数的60、3%。三是土地置换难度大。由于规划居民点部分在承包到户的责任田，承包人要么不愿意让他人将房建在自己的责任田里，要么就漫天要价，导致部分建房户因调田无望而不得不另选址建房。四是相关政策不配套，相关部门协调配合不够，管理工作难以开展。按照村庄规划一些属于取缔居民点内的房屋以及拆迁房屋的补偿，没有具体政策规定及实施办法和操作规程，在实践中土地流转和房屋拆迁安置工作很难开展。城区居民的危房政府收储政策及安置问题，相关部门落实不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村庄规划的实施。五是建房不规范。部分农户建房时相互攀比、各行其事，屋台子一个比一个高，甚至有的正负零相差70—80公分，造成高低不平，积水难排，引发邻里纠纷。六是去年的雪灾、风灾之后，为尽快恢复重建，保证灾民有房住，放松了规划的管理工作。根据各镇（办事处）上报数据，去年全市因灾重建（含维修翻新）1419户。其中在规划点内建房1169户，占82、3%；办证户214户，只占22、1%。
（五）建设资金投入不足。一方面，城市规划区内“城中村”农民公寓的建设不能满足拆迁农户的住房需求。据调查，目前我市拟建农民公寓1394套，已建成（指年内完工的在建项目）574套，而城市规划区内有住房需求的农户达1526户，供需矛盾突出，建设投入不足。另一方面，由于财政转移资金有限，村级集体经济薄弱，规划点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难以配套。
三、贯彻实施《城乡规划法》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加大《城乡规范法》及相关法律的宣传力度。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的重大意义，要采取多种形式，全方位的宣传《城乡规划法》。尤其是要加强对农户的宣传，要将村庄规划的内容广而告之，做到家喻户晓。要向农民广泛宣传“一书两证”制度、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办法、申请条件和报批程序。同时，通过总结推广村庄规划建设管理的先进典型，（如半月镇先锋村迁村腾地示范点和新中源项目拆迁安置点等），以现场会的形式教育引导农户增强规划意识，形成依法依规建房的良好氛围。
（二）进一步完善城乡规划体系，提高规划编制的科学性。一是在完善我市城乡规划体系时应遵循城乡统筹、区域统筹、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综合考虑局部与全局、近期与远期、需要与可能、发展与保护等各种关系，适度超前，统筹兼顾。二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加大规划的公众参与度，提高规划编制水平，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地做好城乡规划。三是要结合今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进一步完善村庄规划，保持村庄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一致性，增强村庄规划的可操作性。四是要进一步扩大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覆盖率。
【关键词】物权法；城乡规划法；协调统一
一、背景
200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开始施行，从基本法的层面上首次对私人财产的法律地位做出了明确的保护规定，2008年1月1日作为城市规划体系的基石、所有城市规划行为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也已开始施行，两部法律的先后实施引发了人们对于城市规划与《物权法》之间的关系的种种猜测与讨论。两部法律的相继出台让我们重新认真地思考作为公共政策的城乡规划与平等保护的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物权法》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是矛盾还是统一。
二、城乡规划与《物权法》的交集
城乡规划是引导和控制城乡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和手段，是落实国家宏观城乡发展战略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保证城乡土地和空间资源合理利用和城乡各项建设合理进行的前提和基础，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是城乡管理的依据。简而言之，城乡规划就是在努力处理集体和个体利益，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
《物权法》明确和保护国家、集体、个体权利，并明确个人利益要让位于公共利益，但同时要给予因公共利益需要被征收土地、房屋或其他不动产的个体合理的补偿。
从城乡建设的角度，它们共同关注的内容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物，不动产的相邻关系的协调，公众权利的保护等。
三、城乡规划与《物权法》在多个方面的相互统一
城乡规划与《物权法》在共同关注的城乡建设方面的内容上，两者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有着许多的矛盾，实际上它们之间是相互统一、相辅相成的。
（一）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条件的约束
城乡规划根据城乡发展的目标、不同土地和空间资源的利用条件、不同功能的相互协调要求确定了城乡建设用地的范围、不同性质建设用地的布局和建设要求，目的是实现对建设用地资源的充分、合理、有效地利用，更好地满足不同个体或集体的需求，实现土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物权法》对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方面的规定也反映了相同的特点，如：《物权法》中相关条款明确规定要设立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并且经营性土地和土地的意向用地者在两个以上时应当采取招标、拍卖、挂牌等公开竞价的方式出让使用权，且出让合同中要包括土地用途、土地界址、面积以及建、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空间的约定、被征收人的合理补偿等内容，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城乡规划所确定的土地的性质、实现土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同时维护在土地开发和出让过程中受到影响的个体的利益，最终实现公共利益的最优化。
（二）和谐相邻关系的维护
《物权法》中有专门的条款来明确相邻不动产权利人在相邻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这与城乡规划在处理涉及相邻关系的规划内容是从不同角度出发的相互一致，同时也是相辅相成的。
如在《物权法》中指出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为相邻权利人提供供水、排水、通行、相邻建、构筑物的使用提供必要的便利，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不得违反规定排放污染物及各种有害物质等，这些条款的目的是尽可能地确保存在相邻关系的权利人之间的和睦关系，解决他们因行使权利而发生的冲突，维护不动产相邻各方利益的平衡。规划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空间环境，在规划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不同用地性质上的活动可能存在的联系和矛盾、并尽可能地加以协调，如根据不同的需求合理的布局居住、商业、工业等不同性质的用地，对可能造成不利影响的地块用生态绿化带进行有效的隔离，针对用地性质和合理的需求进行水、电、气等各种基础设施的配套，方便人们的生活、工作；同时在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中也对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涉及到建筑间距，通风、日照、采光、消防等内容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三）多元利益主体权利的保护
《物权法》从民事角度明确物的归属和物的权利人对物的利用享有的权利，要求充分尊重和平等保护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
城乡规划作为公共政策，工作中也要处理公共管理与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力保护之间的关系。这在新出台的《城乡规划法》有明确的体现，《城乡规划法》明确了公民有权了解和参与与之相关的规划工作，规定在城乡规划的制定、实施、修改过程中充分考虑和尊重公众利益，扩大社会公众参与的力度。具体表现在：一是规划制定的程序中要求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将规划予以公告，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征求专家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并将意见采纳情况和理由作为城乡规划报送审批的必备材料；村庄规划在报请审批前，要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二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查询已经公布的城乡规划，且有权利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或者控告违反城乡规划的行为。三是城乡规划实施过程中要尊重群众意愿，统筹兼顾进城务工人员生活和周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村民生产与生活需要。
因而可以看出《物权法》和城乡规划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但共同体现了对公众权利和利益保护。
四、结论
通过对《物权法》、《城乡规划法》的解读、对城乡规划工作的思考我们可以看出城乡规划与《物权法》中对物权的明确和保护并不存在对立，在共同关注的内容上是一种从不同角度出发而又相互协调和统一的关系，在具体规划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的方式、方法，提高公众参与的水平，充分体现城乡规划作为公共政策在公共管理中对不同利益群体的尊重和协调，从而对城乡建设和社会经济有序的发展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起到必要的保障作用，更好的体现社会公众的权利和利益。
参考文献：
关键词：城乡规划法；控规；思考
我国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简称“控规”)是对总体规划和分区规划的深化、补充与完善,为规划管理提供技术性管理文件和土地出让条件,并为修规的编制提供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成为我国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近年来一系列的规划法的颁布，例如《行政许可法》、《物权法》、《城乡规划法》，让人们重新思考和认识了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控规编制的方法必须寻求创新。2008年的《城乡规划法》首次明确规定公众可以在规划的制定、实施和修改过程中发表意见, 并将公众参与规划的程序予以制度化，从而真正实现城乡规划法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1当前控规发展问题分析
1、1难以兼顾公共利益和市场经济规律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国城市规划的任务转变为:从城市和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合理有序的配置城市空间资源，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保障城市的公共利益，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各种引导机制和控制机制，确保城市各项建设活动的健康有序，规范市场行为;保障城市规划建设法律、法规的施行和政令的畅通。
城市建设是对公共资源的占用过程。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建设既有以经营为目的的开发行为，也有以社会环境效益为目的的公益性建设行为。政府在城市土地空间配置中占有主导地位，并通过城市规划确定哪些用地用于公益性建设，哪些用地用于市场化开发，从而保障城市的合理发展。控规是落实政府目标的重要工具。
在城市规划体系中，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核心是保证发展中最大限度的公平与公正。但是过分的依靠市场经济规律，由于行为主体不顾及其自身行为的外部性，必然会造成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对于不同类型的地区，他们在经济环境、地理条件、开发方式、居民诉求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体现公共利益的要素在不同区域也有差别。因此，为了保证公共利益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需要根据控规针对的具体地区，具体社会经济环境对规划控制要素进行相应的调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控规在编制过程中，在控制要素层面还很难实现这种调整，通常都是套用现成的模式，引用相似案例的要素和指标进行控制，很难做到有的放矢。
1、2 编制层面的问题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主体的混乱。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和执行应该是政府行为，代表全民的共同利益，但目前有些地方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是由开发商直接委托、控制和决定，使控制性详细规划成为为局部利益服务的工具。
规划区范围划定不合理。规划区范围的划定有时不是根据行政区划、功能组团、地理分界等来划分，而是根据开发项目、招商引资要求确定的，这使得各项规划成果内容、要求不统一，且与周边规划缺少协调。如有的规划区面积有8平方公里之多，有的规划区面积仅有十几公顷，差别较大。规划区范围太大，易造成规划成果的内容及深度不够。
1、3 规划编制组织的不适应性
当前城市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各种跨越式发展的机会和变化的可能性很大。而按照国家现有的规划编制体系，从土地利用的层面看，对一个大城市而言往往需要在总体规划基础上，编制分区规划，再以总体规划和分区规划为依据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每一层面的规划都需要一个周期，即便各项规划编制交错组织，不包括报批时间，覆盖一轮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时间也需要4一5年，在此期间，各专业规划编制的时序与范围往往也未能与控制性详细规划有机衔接，造成控制性详细规划并不能在技术上全面落实上位规划及专业规划的空间要求，出现了同一地区多个规划覆盖，缺少综合与协调，有的甚至出现疏漏或矛盾，如此，一个天生就有缺陷的规划成果难免在实际工作中又将面临调整。
2改善控规编制方法的理论构想
2、1 基于市场经济规律基础上的控规编制修订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其体制也在不断地进行变革，控规作为城乡经济规划中的重要部分，也要随着社会环境体制的变化而重新审视内容的编制。控规在成为城市规划主管部门依法行政的依据和基础以后，必然涉及到城市中各个利益集团的责、权、利关系，控规在法制化的进程中应该积极符合法制原则，对城市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弹性和适应性处理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托市场经济规律，即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对控规中具有法律效力的控制要素和控制要求做出适当的调整，保证法律文件的合理性，提高控规的适应性，以积极的方式促进城市建设开发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这也是保证控规的法律严肃性、科学性以及对城市建设实施动态控制的基础。
2、2编制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每个城市在控规编制文件中必不可少的一节，其有效性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市民认识水平和行政管理的引导，以及真正意义上民主化进程的推进等，而不是仅仅在规划编制与管理中的简单参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多元利益的共存和竞争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实。体现在城乡规划领域,一些新的利益主体和利益形态也逐渐形成,并且通过相互间的交织和竞争动态地形成新的利益结构关系。开发商、社会公众、地方政府、规划师都成为新的利益结构中的主体,公共利益的法律保障诉求也日益强烈。
（1）使多元化的利益冲突趋于平衡
在城乡规划领域,规划公共决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相互较量的结果。过去,规划由规划师和政府官员主导,其往往重视当前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和公共利益。而利益多元化格局的背景下,公共政策往往取决于不同个人和利益主体之间交互作用形成的合力,是多方博弈的结果。通过各种公众参与程序,不同的利益诉求得以通畅表达,不同的意见、观念得以公开呈现,如此,平等沟通和理性协商才得以进行,妥协方的出现才成为可能。
（2）监督公共权力运行
公众对公域的积极参与,是实现对公共权力有效制约的基本条件,只有在公众的参与下,在公共舆论的监督下,才能有效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公众参与城乡规划不仅要求最终的规划决策向公众公开,更要求规划的编制过程向公众开放。如此,规划方案的形成过程应当是利益相关者通过理性协商和利益博弈的开放过程。此种开放的决策过程有助于确保公权力的运作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防止腐败的发生。
（3）增强规划管理的民主化
公众参与使得民众参与进来,这可称之为“行政民主化”的表现。通过听取公众的意见,规划编制机关可以更好地了解公众的意愿,加深对规划编制区域的了解,有利于化解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冲突,形成共识,提升规划的科学性。同时,公众参与为公众和政府提供了互相交流的平台,有助于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增强决策的可信度,使公众更容易接受政府制定的规划。
3对未来控规发展趋势的改革思考
3、1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应与社区规划相结合
有的控规只包括了一个社区，或者是涉及几个社区的局部地块，因而规划人员很难从社区的角度来考虑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建立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的城市规划与管理体系，必须使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与社区规划相结合。在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时如能把社区规划纳入，则将为社区土地的综合开发和规划管理提供必要的依据，同时也为社区建设中各项配套设施的完善提供切实的保障。
3、2加强城市设计研究
城市设计与控规相结合的编制方法有助于增强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控制，提高城市环境品质。将城市设计的意图和要求转化为规划控制的实际条件对项目建设进行控制和引导，有助于制定合理的指标体系。城市设计还能对控制性详细规划形成强有力的解释和支撑，增强了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说服力，能够较好地让领导及群众接受。城市设计首先应当重视城市空间形态的结构性调整;其次要不断推敲深化内部组织格局;最后提出切实可行的城市设计导则。三个方面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同时又相互启发。
3、3实现经济、政策和公共利益三赢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土地及房地产市场的重要调控手段，在满足日照间距及环境容量的前提下，容积率等各项土地使用强度控制指标的制定，应切实遵循地价运作的经济规律，实现城市土地价值的总体最大化。土地容量控制指标，在很大程度上还影响和决定了土地开发建设投资方的预期收益，因此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的制定还应充分满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要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就要考虑社会整体利益的公正、公平。在确定控制引导内容和标准时，首先应坚持保障公益的原则，其次还要保证城市功能的公共、公用和公益设施的空间落实，保障公共利益不受侵犯，要在综合平衡与协调的基础上提出各项设施布局的综合优化方案，并应在土地利用规划中加以具体落实。
关键词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规划；生态位适宜度模型；挂钩潜力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0—0094—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0、014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作为土地流转的一种新型模式，是指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拟整理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即拆旧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即建新地块）等面积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整理复垦等措施，在保证项目区内各类土地面积平衡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增加耕地有效面积，提高耕地质量，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城乡用地布局更合理的目标[1]。
由于我国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意义的探索[2—3]、挂钩运作模式的研究[4]、挂钩政策的由来及挂钩政策落实阻力方面的分析[5]等。规划是土地利用和管理的龙头，是落实城乡建设的重要依据，然而目前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规划的开展还缺少相应的技术规程，关于挂钩规划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还较少，例如周小平、黄蕾[6]等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测算级差区域指数划分挂钩供给和需求区域；宇德良、汪景宽[7]从项目区实际条件出发，采用特尔斐法选取挂钩选址评价指标，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采用加权指数和法计算评价得分，并运用累积曲线分级法对对拆旧地块进行适宜性评价。相关研究为挂钩规划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采用特尔斐法、层次分析法等评价方法，使指标因子权重的确定过程受主观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因此，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引入生态学中的生态位适宜度模型，以土地可持续利用与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分别从区域生态条件、生产条件及生活条件3个方面，构建相应的土地利用生态位适宜度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土地利用生态位适宜度模型。该模型以“资源类型”替代因子权重，可以有效避免主观因素对评价指标体系的影响。同时，以生态位适宜度评价结果为表征量，构建城镇建设用地与农村建设用地之间的对应关系，能够具体有效地指导城乡建设用地挂钩规划的时空安排，为解决挂钩规划的技术难题提供方法借鉴及参考。
1 挂钩规划原理与方法
1、1 挂钩规划的原理
挂钩规划主要以促进城乡建设用地合理布局、加快城乡统筹为目标，其核心任务是确定挂钩的规模及其时空安排[6]。因此，挂钩规划的关键是建立挂钩需求区域与挂钩供给区域之间合理的对应关系。其中，挂钩需求区域是指重点发展城镇建设的地区，而挂钩供给区域是指挖掘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潜力，提供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的区域。
本文尝试运用生态位适宜度模型，针对挂钩供给区域和挂钩需求区域不同发展要求，构建指标体系，从而测算研究区域挂钩供给和需求的适宜程度。以各个区域的生态位适宜度作为重要指标，划分出基于生态位适宜度指数的挂钩供给和需求的高度适宜区、中度适宜区和低度适宜区。与此同时，按照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法，结合《镇规划标准GB50188—2007》，测算供给和需求区域的挂钩潜力，以此划分出挂钩供给和需求的高度适宜区、中度适宜区和低度适宜区。将基于生态位适宜度指数的挂钩分区结果与基于挂钩潜力的分区结果做叠加分析，最终确定高、中、低三个等级的挂钩供给适宜区和挂钩需求适宜区。在做挂钩规划时，优先安排挂钩供给高度适宜区和需求高度适宜区的联动，并依次逐级关联，科学指导挂钩工作。
程 龙等：基于生态位适宜度模型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规划方法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年 第10期1、2 研究方法
1、2、1 生态位适宜度模型
生态位作为生态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其概念最早由Grinell在1917年定义为：“生物在栖息地所占据的单元”[8—9]，Hutchinson将生态位扩展为既包括生物的空间位置及其在生物群落中的功能定位，还包括生物在环境空间的位置，即“超体积生态位”[10]。近年来，生态位理论在土地资源利用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多[11—12]。王筱明在耕地适宜性评价中引入生态位理论，并借助GIS技术计算各评价单元的生态位适宜度指数，界定区域内需退耕还林的地块[13]。罗小龙等将生态位及态势理论引入城乡结合部研究中，并具体分析了城乡生态位及其态势对城乡结合部空间扩展的塑造作用[14]。
ABSTRACT:Revising City Planning Act into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ct is very important in promoting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ed management and improving the current disorder in rural construction、 But the revising of the act as well as its enforcement will confront unavoidable challenges、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possible problems in the act implementation and provided counter-measures respectively、
“城乡一体化”在规划界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曾经还因为各人对其含义的不同理解而发生过学术争论①;但这些讨论多年来一直是停留在学术层面上的探讨，在制度和政策方面的推进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本文讨论的“城乡一体化”，概念界定为对城市和乡村实行“一体化”的规划管理。之所以要重新讨论这一话题，概因当前正在进行的《城市规划法》修订中，圈内人士建议将原法修订为《城乡规划法》的呼声甚高，甚至得到主管领导的首肯②。将《城市规划法》修订为《城乡规划法》，这样的修改虽只一字之差，却是一个突破性的变革;它意味着，目前仍然在施行的“城乡分治”的城市和乡村规划建设管理，将被纳入一个统一的制度体系中。这在给城乡规划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对现行的规划体系和制度安排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规划界人士对此不能不有清醒的认识，并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1 实施城乡一体化管理是城乡发展的大势所趋
制定《城乡规划法》之所以得到较为广泛的响应，是因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10年以来，城乡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台的《城市规划法》已经难以应对形势急剧变化下出现的许多新问题，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乡村工业化迅猛发展带来城乡关系的重构
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改革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乡镇企业的兴起，它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经济格局。经过20多年的发展，许多地方的农村实际上已经成为工业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城市与乡村的空间界限日趋模糊，与城市生产和生活相关的功能设施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以前的农村地区，使得传统概念上的城市和乡村的特征发生根本变化，这在经济发达地区体现得尤其显著。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形势下，仍然要把城市规划的工作范围囿于“城市”，试图通过人为地划定城市规划区来区分城乡空间界限，不仅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也不符合城乡联系日益紧密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求。21世纪将是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把城乡人居环境建设纳入统一的规划管理，已是城乡空间发展的大势所趋。
12 乡村建设的无序发展亟待加强规划调控
乡镇企业迅猛发展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乡村地区的开发强度明显增加，非农用地规模的迅速扩大。由于这种类型的工业化是由基层政府和农民个体自下而上发起的，带有极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在短期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农村土地结构的调整、乡村地区居民点和乡镇企业的建设、城乡地域结合部的集体土地出让，都往往呈现秩序混乱的状态，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
但长期以来的“城乡分治”，也形成了规划建设管理上的“二元”体制。现阶段我国城市规划管理的权限被界定在划定的城市规划区范围，在此以外的乡村建设是执行另一系列的《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不在城市规划的工作权力范围之内。虽然乡村建设也不是无法可依，但由于缺乏有力的管理机构和规划的实施机制，其监管力度远远弱于城市地区，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的违法用地和违章建设活动。
而对于这些活动，城市规划的控制管理权由于体制的限制很难有所作为，导致这些地区的无序发展状况愈演愈烈。因此，打破规划管理上的“二元”体制，整合城乡两个规划系统就成为当务之急。
13 建设用地的保护和利用急需规划引导
现阶段我国城市规划的性质基本定位于城市建设用地规划，非建设用地的保护和利用主要由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承担。但后者的出发点主要是立足于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保护耕地;而对于如何更有效地利用非建设用地，使其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发挥更大作用则缺乏积极的引导。事实上，农田、山体、林地、水域等非建设用地，对于人居环境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生态功能，在规划中不应当只是消极地作为保护区，将其独立于城市规划系统之外;而应保护和开发相结合，使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有机结合成一个整体③。无论是传统城市规划的“田园城市”理想，还是当今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向，都要求城市规划必须将自然生态环境纳入到自己的作用对象之中。这样，乡村就不可能排除在城市规划工作范围之外。
2 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构成最大的制度性约束
21 两种不同的土地所有制是造成城乡规划管理出现巨大差异的制度根源
目前，我国的城市和乡村的规划建设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别，是因为两者发展的动力机制存在根本的不同，其最终的根源在于两种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基础。按照《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两种不同的土地产权制度，决定了作为国家干预手段的城市规划，在对两种土地使用方式的控制管理力度上，存在巨大的差别。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从理论上说，即使在城市，规划对土地使用的干预也是有限度的，而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也不意味着所有者在土地开发使用上可以不受任何约束。但在实际运作中，城市和乡村的土地使用却截然不同。作为国家所有的城市土地，在计划经济时期一直是由国家统一调配划拨、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的，换言之，一直有遵从国家统一规划管理的“传统”。土地使用权的有偿出让，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才实施的，至今不过十余年的历史。而且城市土地使用的市场化过程中，土地使用者在从国家手中获得有限的土地使用权时，就附着了许多开发条件(其中也就包含着规划条件)，也就理所当然地要按照规划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面临被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处罚，这使得规划在实施中有较强的基础条件和保障机制。
但在农村的情况就完全不同。土地归属农村集体所有，但国家对农村集体如何行使土地所有权却一直缺乏明确的规定。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后，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主体虚位问题变得十分突出，村集体与农民事实上行使了土地的处分权。而规划则被视作一种国家强加的外来干预手段，缺乏内生机制和需求，难以得到农民的接受和认同;乡村建设就必然变成农民在各自所拥有土地上自行其事的属地建设行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珠江三角洲地区许多城市普遍存在的“城中村”现象就是土地二元体制造成的结果。这些“城市里的乡村”，尽管位于城市中心区，处在城市规划的直接作用范围之内，但仍然无法摆脱规划失控的状态，部分地区甚至陷入法不责众的困境，其中土地制度是规划难以发挥效力的根本原因。在城市中心的农村集体土地尚且如此，大量处于城市之外的广大农村要实现对土地统一规划管理，谈何容易?
如果不改革农村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不解决乡村非农建设用地统一开发与土地集体所有的矛盾，就无法真正将乡村的规划建设真正纳入到政府的有效管理控制之中。而要从法律上明确农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究竟享有何种权力，如何依法行使这种权力，显然不是一部《城乡规划法》的出台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22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面临的困境
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探讨，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当时主要是针对农村土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后出现的问题而展开的。改革的思路不外乎三种:土地国有化、土地私有化、在维持原有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进行改革，各种意见均有各自的充分理由(袁亚愚，1996)。而在中国推行任何一项重大的制度变迁，最大的难点在于全国各地的巨大差异: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存在的严重问题在沿海发达地区可能并不突出;沿海发达地区快速发展中暴露的新问题，在其他地区也许尚未显现。
反映在农村发展问题上，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工业化超前发展、农村地区出现“过度开发”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还相当落后，不仅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低，城市自身也存在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对于这些地区而言，土地仍是广大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农村社会稳定的最终保障。这种经济发展的地区性差异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面对严重的不平衡发展，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推出的许多改革措施或新的制度安排，常常因为要照顾全局、综合平衡而变得十分小心慎重，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尤其如此。由于“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历来都是中央政府关注的焦点，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下，“三十年不变”就成为中央对于农村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这使得在学术界曾经沸沸扬扬的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讨论，到后来反而趋于平静，在实践上更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推进。
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前提下，新出台的《城乡规划法》要想有效地发挥作用，对农村土地的开发建设施加实质性的影响无疑将面临着严重的制度性约束。
3 相关法规体系和行政管理体制亟待调整和改革
31 “两法”、“两规”和两个管理部门的关系协调
将《城市规划法》修改为《城乡规划法》，并不只是规划法本身的变动，还涉及诸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以及管理部门的关系调整。与城市规划同样涉及土地利用和管理的另一部最重要的法律，是1998年颁布的新《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的出台，必然涉及“两法”的协调，同时也涉及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划管理部门与土地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协调。
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中建设用地规模不得超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在城市规划区内、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内，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应当符合城市和村庄、集镇规划。”这一规定界定了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之间的关系:城市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是一定时期内城市、村庄和集镇发展的蓝图和各项建设工程设计和管理的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划范围是整个地域，它要对包括城市、村庄和集镇用地在内的全部土地做出统筹安排。所以，在土地利用上，城市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关系是点与面的关系。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在城市或村镇发展用地的规模、方向和范围上进行协调，确定城市或村庄和集镇建设用地区的界限。建设用地内部的土地利用应根据城市、村镇建设规划的要求安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一般不作干预。这样，两个规划和两个部门在彼此的工作范围和权力界限上基本是明晰的。但是，如果实施《城乡规划法》，把整个行政辖区作为城市规划区，并且对于非建设用地的管理同样要实施一定程度的干预，那么两个规划和两个部门的职能和工作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将出现交叉和重叠，由此可能引起新的管理混乱，如何协调好这些矛盾就变得十分紧迫。
除此之外，在规划法规系统内部也存在相互协调的问题。现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的“二元”体制导致规划的法规体系也呈现“二元”性:在城市建设中要遵守《城市规划法》，执行相关的城市规划标准;在城市范围以外的乡村地区则是遵守《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按照《村镇规划标准》执行。《城乡规划法》的出台是否意味着《条例》的自动失效?目前城市和乡村两个规划标准的统一有无可能?这都是值得规划界认真研究并迫切解决的问题。
32 现行规划管理体制面临的挑战
表面上看，城市和乡村不同的法律规定和技术标准，是造成城乡建设“两张皮”的体制原因。因此，机构合并就成为最简单最基本的改革思路。在1998年进行的建设部机构调整中，原来的城市规划司和村镇规划司合并组成城乡规划司，体现了国家主管部门对城市和乡村两个系统的所有建设用地进行统一规划建设管理的意图。但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造成乡村建设失控的根本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两个规划系统和两种体制并存产生的摩擦，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在现行管理体制和机制下，规划的管理控制难以真正落实到乡村地区。
实际上，目前我国的乡村建设并非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如果乡村规划能够按照国家的有关法规文件严格执行的话，也不会出现当前这种混乱无序的状况。
但规划的实施不仅需要法制保障，同时也需要行政保障和经济保障，这绝非出台一部法律就可以了事，也不象简单的机构合并那么轻松。面对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和可建设用地都位于乡村的基本现实，规划要覆盖到整个乡村地区，也就意味着规划管理的地域范围和人口规模较以往将有大幅度的扩大，实际上也将造成规划管理的权力重心进一步下移，村镇一级的规划管理力度必须大大加强(张兵， 2000)。如果在规划机构的设置、人员编制安排以及财力、物力的投入方面没有保证的话，《城乡规划法》的落实也就成为纸上谈兵。从某种意义上说，《城乡规划法》的出台在赋予了规划部门更多权力的同时④，也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更多的责任和压力。在当前城市规划部门应对城市建设中的种种矛盾都有些力不从心的形势下，他们是否有能力承担法律所赋予的比过去艰巨得多的重任以及由此伴随的巨大风险?
33 深圳实行城乡一体化管理的实践和启示
深圳是全国最早实行城乡一体化统一管理的城市之一。首先，在规划编制上，新的《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摈弃了传统的城市总体规划只管城市不管农村的做法，将整个市域的土地资源作为一个整体，对城市建设用地和农业保护用地、生态保护用地等非城市建设用地在空间上进行了明确的划定，从而较好地保证了城市建设与周边资源环境的合理保护利用和相互协调，实现了国土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次，在管理体制上，早在1989年就将规划、国土两局合并，行使全市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及房地产管理职能，实现“规土合一”，使城市规划紧扣国土资源的合理利用，使规划真正成为土地利用和城市建设的龙头。
1994年，为使规划管理政策更直接、更快捷、更准确的实施，将全市各区的规划、国土管理部门改组成为市规划国土部门的派出机构，实行垂直领导;将镇(办事处)的规划、国土管理职能从镇城建办划出，设立规划国土管理所，作为区规划国土部门的派出机构，建立“市局———分局———国土所”三级垂直管理架构。实践证明，这一机构改革，从根本上理顺了规划管理和土地管理的关系，协调了规划管理机构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使规划国土管理工作走上了集中、高效的轨道。
深圳之所以能够比较有效推进城乡一体化统一管理，除了归功于政府的坚定决心和体制优势外，还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首先，深圳的行政区范围相对狭小而建成区规模较大，有可能将整个行政区作为城市规划区实施统一管理;其次，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全市域范围的城市化人口超过90%，而农业在GDP总量中的份额不到1%，这为对全市域范围实施城市化管理提供了基础条件;第三，深圳的人均GDP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居首位，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政府在规划方面的巨大投入，为规划实施提供了强用力的物质保证。
但即使有上述诸多方面的优势和有利条件，深圳对经济特区外农村集体土地实施规划管理时仍然遇到很大的困难和阻力，这也是造成深圳特区内外城市建设面貌迥异的重要原因⑤。而对于全国其它城市和地区来说，并不完全具备深圳的条件，实施城乡一体化管理无疑将面临更多困难。
4 现行规划运作体系面临重大变革和重构
自1990年《城市规划法》正式实施以后，政府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配套的法规文件，使得我国的城市规划编制工作基本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规范的体系;经过多年实践后已经被大多数规划设计和管理部门所熟悉掌握但《城乡规划法》出台后，不仅城市规划与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土地利用规划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协调，而且现有规划体系自身也面临着进行重大调整的需要如果新的《城乡规划法》要求把规划区推进到广大的乡村地区，甚至将整个行政辖区都纳入规划范围，则现有的规划编制内容和技术方法都需要进行重新修订。
以往的规划实践，无论是总体规划还是详细规划，都基本是以城市为工作对象展开的，包括目前进行的一些探索性的规划，如概念规划、法定图则等等，亦基本如此。1983年全国开始的市带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动了市域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开展，但这些规划研究的重点仍是区域内的中心城市和各级城镇的发展定位和合理布局方面;对于乡村的规划究竟应该如何编制，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明显滞后。很显然，乡村的开发和建设具有与城市完全不同的特征，不宜采用与城市同样的办法处理，但至今并没有形成一套有别于城市的规划编制体系和方法。《城乡规划法》实施后，乡村的规划究竟怎样与已经沿袭多年的城市规划编制体系相衔接?究竟是重新制定一整套新的城乡规划编制系列办法，还是依然按照原来的城市和乡村两个系列进行?如何审批?如何管理?由谁组织实施?这都是规划界所需要马上回答的问题。而从过去的理论储备和实践经验看，规划界都缺乏应对的准备。
5 结论和建议
进入21世纪的前20年乃至更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驶入“快车道”，城市规划若不能及时应对这一巨大变化，不仅难以担负起应有的责任，而且也将丧失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最好机遇。从这一点看，尽早出台《城乡规划法》，是及时应对城市化大趋势的重要战略举措，将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但同时又必须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一部《城乡规划法》的出台，并不意味着过去阻碍城乡协调发展的众多制度性症结都将迎刃而解，相反却可能引起更为剧烈的新旧体制碰撞冲突，并对与规划法紧密相关的一系列法规条例，包括专项法、从属法等等，以及相关的重大制度安排，都提出了调整改革的紧迫要求。
为了减少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保证改革稳妥顺利地展开，一个较为务实的途径是:将《城乡规划法》作为指导我国城乡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只提出针对所有地区需要普遍遵守的原则而不涉及操作层面，作为建构我国规划法规体系框架的基础。
《城乡规划法》是我国城乡规划法规体系中的主干法，针对全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差距巨大的矛盾，在城乡发展问题上建议只提出原则性要求，而将更多操作性的具体规定留给地方城市去选择制定，保证规划的主干法在面对全国千差万别的情况时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既保持主干法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稳定性，也为地方的规划法规建设和发展留下更多空间。各地可以根据自己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应本地的具有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的地方法规、规章等。在最近的户籍制度改革中，广东等经济发达的省份在全国率先取消了沿袭数十年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口，实施按照实际居住地登记的户口管理制度。这是城乡发展中“自下而上”推进改革的一个典型范例，对于城市规划也是一个有益的启示。在国家总的法律精神的指引下，经济发达地区应利用自身有利条件，抓住机遇，大胆创新，走在全国规划改革的前列。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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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袁亚愚、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回顾与展望[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3 张兵、渐进的规划制度改革面临的出路[J]、城市规划， 2000 (10)、
4 陈宏军，施源、栉风沐雨二十年[C]、见:城市规划研究所99技术论文集(未出版)、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999、
关键词：一体化；城乡规划；问题；途径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乡得到很快的发展，尤其是在发达的地区和东部沿海一带，城市和乡村之间不断融合，城市郊区化和乡村城镇化的进程也不断加快。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做到“五个统筹”。而当中统筹城乡发展是核心，实现其他几个统筹的前提和途径。城乡一体化要想更好更快的发展，就必须科学规划。城乡规划一体化就是对城乡发展目标、性质和规模、总体布局、功能分区以及重点建筑和主要基础设施进行合理规划，展示城乡各个区域的发展前景，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依据和方向。
二、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规划一体化探索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昔日的农田村庄现在已经变成繁华的街区。但是我国的城乡规划法律制度依然没有改变，依然适用于两部法规――《城市规划法》和《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这种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上，把城市和乡村相互割裂，就城市论城市、就乡村论乡村的规划制定与实施模式，使城市和乡村规划之间缺乏统筹协调，特别是对乡村规划的管理非常薄弱，现有的一些规划甚至无法体现农村特点，农村无序建设和浪费土地严重，已经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新形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部门着手制定一部规范城乡一体化规划的法律。
2007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城乡规划法》。从《城市规划法》到《城乡规划法》，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意义深远。这也意味着我国将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规划体制，进入到一个城乡一体化规划的全新时代。在这部法律中，城乡规划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城乡规划法的出台旨在加强统筹城乡管理，打破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协调城乡空间布局，逐步消除城乡矛盾，缩小城乡差别，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的发展。
三、当前城乡规划一体化中存在的问题
从宏观的角度看：（1）城乡一体化过程中产业发展不平衡。政府更注重城市的产业调整、投资环境的改善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忽视了乡镇的同步推进，以至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出现失衡。（2）城乡规划不科学，布局不合理。城乡规划受短期利益的驱动，缺乏长远发展计划。空间布局过于分散，“中心地”功能偏弱，工业的空间、产业和人口等集聚度很低。（3） 条块分割，整体协调不足。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包含着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并且需要有机组合协调发展，但行业之间，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相当不平衡，发展水平、速度和拓展面的落差都比较大。（4）生产要素的区域可流动性仍太低。上至城区之间，下至村与村之间，都在不同程度上形成自我封闭的区域单元，并力求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它不仅使布局过于分散的产业和人口难以集聚和优化组合，而且不利于扩大经营规模，对城乡的总体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构成重要制约因素。（5）城乡管理体制不健全。
此外，还存在土地开发征用问题、劳动力就业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教育、医疗卫生、文化问题和环境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
四、解决城乡规划一体化问题的方法
如何遏制城乡发展的失衡现象，加快解决二元结构的突出矛盾？我们认为，不仅要靠中央政府的政策向“三农”倾斜，而且要靠工农、城乡的直接互动，逐步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转变。而要实现这个转变，最大的障碍就是现行的城乡分割的体制。所以要从体制上下工夫，打破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建立城乡统筹的管理体制。
1、构建城乡一体的规划体制。将城乡分立、多头分设的规划部门统一于一个统筹城乡规划的部门之中，对城乡建设中涉及的土地利用、工业园区建设、城镇建设、城乡住宅建设、城乡道路建设、水面和绿地分布、生态环境等进行统一规划和空间布局。
2、构建城乡一体的行政管理体制。把市政府有关部门的经济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由只管城市或城乡分割管理一律向农村延伸，实行统一管理，创造城乡一体的行政管理模式。
3、构建城乡一体的土地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的各项权利。鼓励和支持农民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采取出租、入股、质押、置换等各种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及时给予农民合理补偿。实行多种补偿安置办法，切实解决好土地被征占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就业问题。城市要构建完善的土地开发制度。土地开发要适度。
4、构建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体制。深化就业制度改革，实行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平等就业，加快清理和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政策、不合理限制和乱收费行为。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健全农民进城就业的服务体系，建立适合进城就业农民的社会保险体系，加强对进城就业农民享有平等合法权益的保护。
5、构建城乡基础设施一体体制。①加快城乡公路建设，构建城乡一体的公路交通体系。②深化水利体制改革，建立城乡一体的水资源管理体系；健全供水、防洪和水生态环境保障体系。重点抓好江河防洪安全工程、微水节灌工程和人畜饮水工程建设。③加快城乡电网改造和建设，建立城乡一体的电网输送体系。
6、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制。建立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接轨。
此外，还要加快构建城乡一体的户籍体制、城乡一体的生态环境体制、城乡一体的财政和税收体制、城乡一体的产业布局体制等的改革。
五、结束语
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规划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还很多。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未来的进程中，要坚持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持农业，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统筹规划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城乡规划一体化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年10月
关键词：非建设用地；规划；理论
中图分类号：F25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城乡化建设的不断加快。城乡规划设计已经成为城乡未来发展的重要依据。在城乡的规划设计当中，渐渐的出现了一种新的设计思想，那就是“反规划”思想，其主要是将城乡的非建设用地作为规划开展的首要任务，这种思想也越来越被人接受。可见非建设用地在城乡发展中的重要性。下面我们就对非建设用地的规划理论与方法进行一下细致的分析与探讨。
规划的基本概念和类型
基本概念
对于城乡的非建设用地目前尚未有一个统一认识，其在概念上主要存在这样三种差别：非建设用地，非城市的建设用地，城市的非建设用地。非建设用地基本概念主要是来自于国家相关土地分类标准的规定，其中包括了农业用地与未利用土地。但是，他将一些能够发挥出生态功能的用地归类到了建设用地之中。还有相关专家则将城市的用地分类中，绿地以及城镇之外的各种绿地还有相关的其它用地与农田等统一归类为非建设用地；非城市的建设用地，其概念来自于国家城市用地以及规划建设的用地标准等相关文件。其中主要包括村镇的建设用地，在规划期内没有被用于城市建设中的用地。其强调的是在规划范围之内，除用于城市建设以外的土地；城市的非建设用地是说在城市的区域范围之内，从宏观再到微观上的一切人工或者自然的植物群、山水以及具有生态潜能的系列用地。
类型的划分
在不同的城市之中，根据不同的地质、地理、生态环境以及管理重点等条件对非建设用地的类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划分，例如在杭州有四类，深圳分七类。本文通过非建设用地的特性以及控制管理中的差异将城乡的非建设用地初步的分成两级五类。分别是根据管制的强度分成的两级：引导性与强制性。根据具有的功能分成的五类：战略储备、环境改善、资源安全、景观保护以及生态安全类。
规划相关的理论基础
规划具有的重要意义
非建设用地在规划上主要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是为了对生态较为敏感的地区以及景观资源进行保护，确保城市在生态结构上的完整性与连续性，确保区域生态的安全；第二，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出发，有效的控制了发达城市的建成区域无序蔓延，促进了城市土地的合理利用。因此，有机的将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耦合的状态，在城乡的非建设用地规划过程中，并不是将建设用地的规划完全抛弃，而是要打破传统的规划方式，在综合了城市的发展阻力与动力的基础之上，对非建设用地的范围进行明确的了解，将城乡规划从“引导建设”为主逐渐转化到“保护控制”上来，最终达到城乡规划合理发展的目的。
规划具有的理论依据
①城市的生态学理论。非建筑用地可以说是城市生态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具有开放、动态以及非均衡性等特点。
②景观生态的规划理论。利用景观生态学的理论，构成非建设用地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基质、廊道以及斑块，通过对景观的空间结构进行合理的规划，使这些要素在空间的分布更加合理，保持物质流、能量流以及信息流的通畅。例如动物的浅析，水污染的缓解，气候的改善等等。景观生态学所强调的是格局以及生态过程的完整性与连续性。对于单元之间的生态流非常注重。这就需要对水系进行强化，维护生态要素之间的联系。
③生态服务功能的理论。非建设用地存在很多生态服务的功能，例如保护水源、保持水土、排洪蓄水、降低污染、增湿降温等等，利用非建设用地的这些功能对城市的土地利用以及空间布局进行有效的优化，是保证城市良好有序发展的重要前提。
规划内容以及方法
总体的技术路线
对城乡的非建设用地进行系统合理的规划，必须要依据城乡的生态现状，并且清楚其中存在的问题。透彻分析其生态服务功能以及整个生态过程。了解各个地块之间生态功能所具有的重要性的高低。进而得到对应的城市生态限制等级，再结合人口的规模以及生态所具有的承载力进行细致的分析，确定非建设用地的空间布局以及用地总量。建立起城市生态的安全格局，整个过程如下图：
空间布局
大多数的非建设用地都是采用自由式空间布局的方法。主要是由当地的水文条件、自然地貌以及城市建设发展的现状来决定的。有专家通过景观的过程进而确定具有明显战略意义的空间位置以及联系，建立起对控制与维护生态过程存在重要意义的生态安全格局。还有专家通过分析规划区的用地组成，提出了基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城乡空间结构。制定出能够与两大用地系统相互耦合的土地利用的整体规划。
规划控制的方法
城乡的非建设用地在控制措施方面还比较缺乏，仅仅是在自然保护区域以及基本的农田方面有较为完整的控制法规。因此，要借鉴与城乡建设用地中的控制指标做法，对城乡的非建设用地初步的建立起控制指标机制体系，这其中主要包括对生态保护建设的引导以及控制性指标两项。其中，控制性指标具有非常大的强制性，其主要目的是对用地的类型进行强制性的规定，保证地块中非建设用地的主体性。生态保护建设的引导通过限建的等级以及限建的要素，对于生态保护的要点、对象、空间布局以及产业的发展等方面做出具有引导性的指标。用以保证生态结构完整性、连续性，保证生态服务功能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效用。
对非建设用地提出的配套政策
为了保证非建设用地的规划能够有效的实施，需要制定一套合理的配套政策。其主要涉及的方面有土地、财政、产业、环保以及区域的协调等。比如建立起生态的标准制度，鼓励环境友好以及资源节约型的企业进行投产。大力发展生态旅游行业以及农业观光行业。完善生态的补偿制度，强化与周边地区之间的沟通，共同建立区域的非建设用地，确保区域生态的安全。
总结：
本文首先提出了非建设用地的概念，以极其重要的意义进而对非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的内容以及控制方法进行了浅要的分析。合理有效的对非建设用地进行规划设计，有助优化城市土地利用率，优化空间格局的布置，进而保证生态格局的安全，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博、城市禁限建区内涵与研究进展[J]、城市规划学刊，2008(04)
新中国的城乡规划法律制度建设，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单一到配套、从部门规章到行政法规再上升到法律的逐步完善过程。过去五十多年的城乡规划实践，既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但也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当前，我国的城市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城市数量明显增加，小城镇的发展加速推进。据统计，2000年全国转移就业的1、1亿多农村劳动力中，在乡和建制镇就业的占58、8%，进入县级市、地级市和省会城市就业的分别占13、5%、14、5%和13、2%1。新农村建设持续推进，城乡建设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但是，从我国的城乡规划法律制度来看，还存在着很多困难和矛盾，特别是对城乡二元化问题的解决力度不够，措施不到位，已经影响到我国的新一轮的城乡建设发展进程。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城乡规划法律制度，尤其是新的《城乡规划法》实施以后，如何通过规划法律制度的完善，促进城乡建设的和谐可持续发展，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解决。
一、我国现行的城乡规划法律制度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规划法律体系的变革基本上是以渐进的方式推进的。在总结建国以来城乡规划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借鉴吸收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9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标志着我国城市规划法律制度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1993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了《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我国的城乡规划制定和实施管理依据这“一法一条例”，形成我国近20年的城乡规划基本运作制度。2008年1月起，我国实施新的《城乡规划法》。
（一）我国基本法律制度概况
我国近年的城乡规划基本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城市规划法》、《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和现行《城乡规划法》中规定的各种运作制度。主要是：
1、城市规划制定制度。
城市规划的制定制度主要是指如何编制城市规划、由谁编制，审批实施的程序等，明确了规划的概念、内容、原则、编制主体和阶段划分，确
1汪光焘：《在2004年全国小城镇规划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小城镇建设; 2004年04期，28页
定了针对不同类别规划进行分级审批的制度，规定了规划修改与调整的程序和权限。这一制度在《城市规划法》实施初期效果良好，各级城市都依照法定程序开展了规划制定工作。近年来为了加强各部门之间的综合协调，在审批阶段增加了部际联席会制度。
2、村庄和集镇规划制定制度。
村庄、集镇规划由乡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县级人民政府审批。截止2005年底，80、4%的集镇编制了镇（乡）总体规划，51、1%的村庄编制了村庄建设规划2。由于受基层政府规划意识、资金和技术力量的影响，从全国范围来看，部分村庄和集镇建设缺乏规划指导，村庄集镇规划的整体水平不高。
3、划定规划区实施统一规划管理制度。
《城市规划法》与《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制定城市和村庄与集镇总体规划时，必须根据城乡发展建设的需要划定规划区，同时规定规划区范围内的建设布局，以及机场、水源地、重要的基础设施、自然与文化资源、农村居民点、乡镇企业等都要纳入统一的规划管理。这一制度对于防止盲目发展、布局混乱、浪费土地、污染环境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法定的行政许可仅限定在规划区范围内，一些地方从局部利益出发，擅自扩大建设范围，在规划区以外出现了大量无序开发建设活动。以湖南省永州市为例，截止2002年，全市在城市规划区以外建设的违法违章建筑面积达58万平方米，严重干扰和影响了城市规划的实施3。
4、城市规划实施许可制度。
城市规划实施的许可制度是确保开发建设符合规划的关键环节，即通过“一书两证”（“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许可对建设项目实施规划管理。这一制度基本上保证了规划区内的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依照规划实施，避免了城市混乱无序发展。
5、村庄和集镇建设的许可制度。
村庄集镇新建住宅、乡（镇）村企业和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必须取得选址意见书和开工批准（简称“一书一证”）。由于乡镇
2冯建国、城乡统筹规划先行促进中国城镇化，《小城镇建设》2003年07期，第24页
3永州市统计局、永州统计年鉴，2003年，第15页
一级管理机构不健全，县级建设部门管理力量薄弱，这一建设许可制度在大多数地区并没有得到十分有效的执行。以永州市零陵区为例，目前全区12个乡镇中，设有正式规划管理机构的仅有2个镇，没有或虚设管理机构的有10个乡镇4。
6、违反城市规划行政处罚制度。
《城市规划法》对违反规划的建设行为提出了处罚条款。这些条款主要针对违法建设行为，以纠错和改正为目标，以罚款和拆除为手段。目前行政处罚的实施情况是，对违法建设“以罚代拆”的处置较多，而对违法行为人的处罚偏轻。
7、违反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行政处罚制度
对违反村庄集镇规划的建设行为，分别给予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没收、罚款的行政处罚。同样是由于行政管理的薄弱，这一制度目前在多数地区执行不力，这也是浪费耕地现象加剧、违法建设日趋严重的原因之一。
（二）我国城镇化的现状和特点
我国的城镇化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加速，目前全国平均城镇化水平约44%左右。主要有以下方面的特点：
1、经济体制改革对城镇化和城乡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城镇化模式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自上而下型”，逐步演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多元并行的发展格局。小城镇的发展促使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发生变化。2006年城镇化水平达到43、9%，比2005年增长了0、9个百分点。城镇化在促进市场拓展、推进新型工业化、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出路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2、城市数量和规模迅速增加，城镇建设量大面广
1978年至2005年，全国城市总数由193个增加到661个。城市等级规模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城市人口在50万以上的大城市从40个增加到139个，中等城市从60个增加到226个，小城市从93个发展到296个。2005年，城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超过75000亿，约为改革开放初期的100倍；全国城镇建筑竣工总面积达11、81亿平方米5。
4永州市零陵区统计局，《永州市零陵区统计年鉴》2007年，第4页
5袁振华、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与构建和谐社会，《学习论坛》2005年09期，第53页
3、小城镇发展呈现新局面，建制镇内涵发生了本质变化
1978年我国仅有建制镇2173个。这些镇以县城镇和工矿城镇为主，其经济社会结构和小城市相似，与周围农村的经济社会联系相对较弱。到2005年，建制镇数量已达19522个，新增的建制镇由原乡建制发展而来，是分布广泛的乡村中心，并正在发展成为以农业服务、商贸旅游、工矿开发等多种产业为依托的、各具特色的新型小城镇，成为县域、市域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据测算，2002年浙江省20个经济强县的工业特色产业产值点其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43、6%，由此可见，“镇”的概念已与过去有着本质的区别6。
4、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市民化”任重道远
我国目前进入城镇务工的农民已超过1亿人。由于户籍和土地制度等原因，农民工多数处于流动状态，即户口在农村，工作生活在城镇，农忙短期返乡，年底回家团圆。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有学者称之为“准城镇化”的现象，在保留农村宅基地和承包经营土地的前提下进城务工，避免了拉美国家出现的那种过度城市化。但农民工多数时间工作生活在城镇，而各种待遇与市民相差较大，是城镇社会
管理需要认真面对的新问题。
5、在城乡规划等政策的调控作用下，较好地实现了城镇紧凑发展
我国城乡规划工作立足国情，合理控制城市建设用地标准，实施严格的城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制度，已经形成了包括全国和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镇）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在内的城乡规划体系。规划加强了对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管理，努力提高城市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水平，控制城市建设用地低密度扩张，避免了美国等一些国家出现的城镇低密度扩张、城市人口密度持续下降的现象。近年来，依法制定的城乡规划在遏制盲目扩大城市占地规模，促进城镇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在总体上已经基本适应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发展的实际速度都比较快，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下中等收入国家组的平均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在总体上基本适应。今后在稳步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应
6裴琰，段红兵、 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思考，《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02期
更多关注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增强各级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
（三）现行城乡规划法律制度的不足
1、城乡二元分治，不利于统筹发展
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城乡二元特征，这种特征体现在行政管理上就是城乡分治。在城镇化进程中，一方面由于经济规律作用，大中城市获得了更为优越的发展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在发展战略上客观存在的城市导向，结果必然导致大部分生产要素流向城市，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事实上，城乡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没有乡村的健康发展，就不可能有城镇的持续健康发展。正如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所说，真正有效的城市规划必定是区域规划，是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考虑的规划。同样，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也只有通过区域层面的城乡统筹协调才能实现。我国现行城乡规划法律制度受到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刻影响，城市和乡村分别对待，不同的法律和法规，分别就城市论城市、就乡村论乡村，而据此开展的各项规划建设活动不可避免地加剧这种二元的结构特征，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这种制度还造成了法律空白，在一些地区无法进行有效的规划管治，这一点在城乡结合部地区和各类开发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规划管理薄弱，出现了“遍地开花”式的零星建设，大量耕地被圈占，直接损害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
2、计划经济色彩浓厚，不适应体制转轨后的开发管理
现行《城市规划法》在内容上对规划编制作了较多规定，而对规划管理、操作程序、监督检查、法律责任规定得较少、较笼统。随着改革的深化，一系列新制度，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投资体制的改革、分税制等，带来城市发展动力的多元化和利益群体的分化。建设单位或个人不再是原法假想的“均质状态”，而是有着不同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利益主体，甚至地方城市政府也产生了追逐利益的冲动。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也对现有城乡规划法律制度和城市管理构成挑战，如资本流动性与现行建设项目申报审批程序之间的冲突，有可能促使地方政府在竞争压力下为争取流动资本而放弃规划原则，用“规划服从投资回报”的代价来满足投资者的要求。WTO带来规则透明、市场开放等要求，也需要城乡规划的法律制度做出回应，如规划的公开公示制度、对内对外开放的规划设计机构和人员的管理制度等7。
7史际春、论规划的法治化，《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4期
3、偏重技术管理，不利于政府职能转变需要
《城市规划法》形成于我国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初期。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加速，环境和资源的压力越来越大，历史文化遗产和公众利益面临严峻冲击，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开始显现，这在客观上要求城乡规划必须适应政府职能转变，充分体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原则，由物质空间设计走向综合规划，由技术管制走向公共政策。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所言，城乡规划是一项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很强的工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广泛领域。由于现行《城市规划法》没有突出对公众利益保护的规则，使规划在制定和实施管理中不能十分有针对性地保护资源、环境、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
4、监督机制不完善，不适应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现行《城市规划法》比较注重对行政权力和管理手段的维护，而对政府部门实施监督制约和对公民、法人以及社会组织的保护性规定薄弱。在规划编制的组织上，强调单一的政府行政部门责任，没有将公众参与、多部门参与作为法定程序；规划决策限于一个相对封闭的机制。据此形成的规划管理体制，使编制和实施规划的职能主要集中在城市政府，而立法机关、上级政府、社会公众对规划工作这一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对地方政府的违法行为缺少法定的纠正能力。“一任领导一张图”，“领导一换，规划重来”的现象屡见不鲜。在缺乏法律制度保障的前提下，作为市政府职能部门的规划局，坚持规划的能力被大大削弱。当前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如不顾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条件，不顾自身的经济能力和客观需求，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盲目扩大城市规模、人为提高建设标准、随意干预变更规划、破坏历史文化遗产的现象等，都可以追溯于监督机制的缺失，归咎于缺乏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5、法律责任较轻，不利于维护规划的严肃性
现行《城市规划法》对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较为原则，可操作性差。该法主要针对违法建设行为本身提出纠错规定，对违法行为人的处罚仅涉及由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特别是对政府的违法行为，若非涉及经济犯罪，基本上构不成法律责任。这样的法律制度，为规划决策提供了很大的随意性空间。对于建设单位和个人而言，为了谋求利益最大化，也会在计算违法和守法的成本后，不惜违法牟利。鉴于一些地方违法的机会成本远低于守法的机会成本，更加导致违法建设行为屡禁不止，严重损害了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6、城乡规划法律制度对中国法律传统和现实国情不适应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规划法律制度的研究重点基本上是“洋为中用”，对于“古为今用”，则鲜有提及。可以说，城乡规划法律制度的完善，不可能摆脱传统无所不在的影响和超越国家行政法的发展阶段而直接移植西方某国观念以及具体制度，而是在现有基础上的渐进式发展。从世界范围来看，前苏联极端的“管理模式”早已被行政法学界年否定，而英美国家的“控权模式”面临种种困境，其自身也在探求出路。中国学者的“平衡模式”提出近10年，并为行政法学界广泛认可，但这一理念始终没有得到法律制度与实践操作的支持8。
二、国外城乡规划立法的经验与启示
新中国的城市规划工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全面展开，主要借鉴了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经验，在法制建设上也有很深烙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规划的法律制度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调整，但原有体制的影响仍然存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不断深入，城乡规划面临新的需求，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使我国的城乡规划法制建设少走弯路。
（一）国外城乡规划立法回顾
起源于工业革命时期的现代城市规划，到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各国公认的、保障城市化有序发展的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看，在城市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凡是缺乏科学权威的城乡规划体系及法律制度，城乡建设就会呈现无序和混乱状态，危及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
1、英国不断完善城乡规划立法的经验
19世纪前半叶，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人口向城市大规模集中。但由于基础设施匮乏、生活环境恶化，劳工住房短缺并很少考虑卫生要求，导致传染疾病蔓延。为应对这种发展方式给城镇造成的恶劣后果，英国在1848年第一次颁布《公共卫生法》，继而又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公共卫生和劳工住宅的法令，并于1909年颁布《住宅与城镇规划诸法》，确立
了针对城市问题适时制定并实施城乡规划的基本原则。
8郑长德、钟海燕、现代西方城市经济理论，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
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国家规划法律制度的英国，在规划实践中很快认识到城乡统一发展的重要性，于1932年颁布了第一部《城乡规划法》，该法将规划的范围从城镇扩展到周边的非建设区域。1947年的《城乡规划法》将城乡用地作为整体纳入规划控制，奠定了二次大战后当代城市规划的基本体系。在1968年的《城乡规划法》中，确立了战略性的结构规划和实施性的地方规划的二级体系，将宏观战略引导和具体操作结合为一个整体。2004年的《规划和强制性收购法》又以“地方发展框架”替代了以上的结构规划和地方规划，并在国家批准的“区域空间战略”引导下进行编制。
2、美国和日本放松城乡规划的教训
美国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采用联邦政体，城镇和区域发展更多地属于州和地方事务，联邦政府对于城市化的干预只是间接的，私人土地对于城乡空间发展的影响十分显著。同时，美国没有全国统一的城乡规划法或相关法律制度，规划的行政和职能体系在各个州差异很大，对于大多数城镇，区划(zoning)几乎是对城乡土地利用和开发唯一有效的法规控制手段。由于美国在城市化过程中过分依从市场需求而缺乏必要的调控，导致城镇无序蔓延和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引以为戒的反面教材。
1980年代中期，日本为活跃民间经济，采取对城市规划控制指标的缓和、放松政策。主要包括：对住宅建设规定、容积率及高度控制、控制发展地区的规定、开发许可制度及土地使用性质的放松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城市的快速发展，但也给城市景观和居住环境质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土地、房屋的投机和地价飞涨。为此，1990年代初日本对《城市规划法》等作了一次较大的修订，纠正了在控制地价和土地开发方面的失误，为建设高水平的人居环境奠定了法律基础。
3、城乡规划立法形式的演变
纵观发达国家规划立法的历程，几乎都以“宣言法”为起步，逐步形成以“城乡规划法”为核心法的城乡规划法律体系和将法律与规范融为一体、覆盖城乡的“规划法典”的阶段。宣言法是国家统一的城市规划专业法律体系的初步奠基，在宣言法阶段，规划法往往比较原则，其主要内容是明确规划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和意义，界定规划的主要对象和范围。此后，各国的规划法根据城市化进程不断完善和修订，逐步进入核心法阶段；在作为核心法的城乡规划法的框架下，建立了完整的城乡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法律制度，可操作性得到加强。在核心法阶段之后，部分发达国家又将城市规划核心法和其他有关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各方面法规和规范融为一体，组成了覆盖城乡一体的规划法典。规划法典是解决城乡规划、建设和管理中各种法律法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继续增强可操作性的一种途径。
发展中国家有关城乡规划立法的起步较晚，法律体系相对不够完善。但多数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都努力进行法制建设，完成了从宣言法向核心法阶段的过渡。如新加坡1959年的《规划法令》，韩国1963年的《国土建设综合规划法》，马来西亚1976年的《城乡规划法》等。
（二）各国城乡规划法的经验借鉴
1、统一城乡规划体系
各国城乡规划法制建设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需求，规划制度从关注“城市问题”为主，逐步发展为以强化区域协调为核心的城乡统一规划。
英国始终坚持统一的城乡规划体系，以确保地方发展与国家相关政策的一致。1947年《城乡规划法》建立了覆盖整个国土范围的城乡规划体系，城市总体规划由中央政府审批。1968年《城乡规划法》规定了规划的制定与行政事权对等，郡范围内的结构规划由郡政府编制，由中央政府审批，地方层面的各项规划由地方政府制定，但必须符合区域层面结构规划的指导原则。德国《建设法典》确定的规划体系包括各联邦州的空间规划、州内大区的空间规划、跨州界各区域的空间规划、各城市的总体规划和各个城镇社区的建造规划等多个层面，形成统一的城乡规划体系。
2、有效维护公共利益
德国的规划法律强调保护、维持和发展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包括水域和林木等，其中特别是要符合高标准的生态要求，承担对于子孙后代的社会责任。为了保证规划内容的真正实施，尤其是工程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求土地所有者在自由支配土地的同时承担维护公共利益的约束性义务，并通过有力的法律措施予以保障。英国2004年的《规划和强制性收购法》，强调区域空间战略和地方规划中都应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该法通过对公众参与的制度设计来保证公众利益能够在规划过程中得到反映，并废止了皇室在土地使用规划上的特权和有利于开发商的土地购买和建造方式，要求用新的补偿机制来加快处理土地的强制性获取。
3、完善公众参与程序
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规划法中都强调要不断完善公众参与规划的法律制度。如德国《建设法典》规定，在规划制定过程中必须尽早告之市民有关规划的目标、规划方案和影响，以便及早听取市民的意见进行规划修改。城乡规划在接受市议会审议时必须向公众公开展示并听取意见一个月。英国1947年的《城乡规划法》就有允许公众对城市规划发表意见和建议的规定；1990年的《城乡规划法》则对结构规划和地方规划这两种主要的规划形式，分别制定了公众参与的法定程序。2004年的《规划和强制性收购法》明确规定，在主要的地方规划政策文件中，必须包括一份“社区参与申明”，表明公众参与了从规划制定开始的一系列活动。
4、实施规划督察员制度
英国的中央政府不仅制定国家的法规政策，而且有权干预地方政府的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并可指派督察员直接受理各地的规划上诉，在当地主持规划听证会并进行相应的协调。法国为了加强对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和城乡规划实施的监管工作，设立了国家建筑师驻省代表处制度，代表处是法国文化与交流部向各省的派出部门，接受文化部、建设部和环境部的业务领导。代表处直接参与市镇按程序编制、修订、审核地方规划的各项工作。全国100个国家建筑师驻省代表处每年要60万条意见，包括对建设工程申请提出“强制性意见”或“非强制性意见”。这些意见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颁发许可证的权力机构（主要是市长）。
5、适时修订规划法律
由于城乡规划法具有相当强的时效特点，即必须适应城市化快速发展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形势提出的新要求。许多发达国家的规划法在颁布后都有多次更新和修订的经验。如处于战后快速发展阶段的英国，在1947年《城乡规划法》设立后的三十年的时间，议会先后12次修订了《城乡规划法》。联邦德国的《建设法典》在1986年颁布后的二十年里，议会已经对其进行了20次以上的条文修订。
6、强化规划实施监督
西欧和日本、韩国等城市化发展较为成功国家的重要经验之一，都是在有关城乡规划的法律中，始终坚持以城乡规划为主体的公共干预政策原则，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健全城乡规划法规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建立层级监督，确保城乡规划的有效实施和全程监管。
三、完善我国城乡规划法律制度的几点思考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完善，城镇化进程与城乡规划工作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要求，迫切需要对现行的城乡规划法律制度加以完善。
（一）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建立统一的城乡规划体系
按照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地区是国家的工业化基地，乡村则是为其服务的基础，相应的行政权力架构也由此形成。“镇”的概念被局限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要么是县域行政权力中心所在地，要么是因工业建设和交通集散需要而形成的居民点，其发展与其周围的乡村地区缺乏内在的直接联系。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的农村经济促使原有乡村行政管理体制发生巨大变化，大量的乡建制改为镇建制，这种以镇为核心、与周围农业地域密切结合的地域结构性变化，促使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出现了根本性改变。合理把握城镇化进度，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城乡统筹的方针，并在空间资源的配置、发展目标的协调、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等方面发挥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立法，建立统一的城乡规划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
在具体的制度规约上，需要明确所有的建设活动应限于城乡居民点的规划区范围以内，在规划区以外原则上禁止除基础设施之外的非农建设活动；在规划区范围以内，也并非是所有的用地都用于各项建设，也需要划定相应的禁建区，包括基本农田、生态保护或生态敏感区、文化遗产保护区、环境保护用地、水源保护地、地质灾害区等，保证规划区内的生态环境质量和公共安全，促使各项设施相对集中，提高运行效率，切实有效地避免零星开发和“遍地开花”式的建设，从而更好地保护基本农田和耕地。
（二）适应立法的阶段性特点，逐步完善城乡规划法律制度 城镇化的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历史过程。因此，城乡规划法律制度应与时俱进，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制定相应的规则。针对当前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和城镇化发展的特点及出现的问题，现行的城乡规划法律制度有必要在以下方面重点加强。首先，建立统一的城乡规划体系应当成为立法的基本前提；其次，建立完善的公众参与规划制度，以适应保护公众利益和规划社会化发展趋势的需要；第三，针对近年来城乡规划工作中出现的随意、频繁变更规划的现象和由此导致的擅自扩大建设规模、滥占耕地和盲目圈地等问题，要调整规划的编制和修订制度，保证规划的严肃性；第四，针对地方政府在规划管理中不依据法定规划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要注意建立上级机关的规划监督制约机制，并需要与对违法行为进行法律追究的制度相结合；第五，为了保证规划的科学性和严肃性，规范规划机构和个人参与城乡规划的行为，有必要建立规划编制单位资质和注册规划师制度。
（三）规定城乡规划的强制性内容，保障社会和公共利益
在我国，城乡规划是国家调控和引导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是国家为纠正市场失效，弥补市场的缺陷，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到市场消极面冲击而进行有效干预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城乡规划一方面需要维护市场秩序，支持正当的利益追求，另一方面则需要承担起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切实保障公共利益的责任。
针对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城乡规划编制和管理的重点，应由确定开发建设项目转变为对各类脆弱资源和公共利益的有效保护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合理布局。在对绿地系统、历史文化保护区和历史街区、水系、道路交通、主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内容进行严格界定的基础上，实行强制性的规定，并且不得随意修改和调整。同时，城乡规划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共安全，协调好城乡各项建设和城市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城乡空间布局和建设应在保证科学性与合理性的基础上，尊重和保护居民的利益，防止大拆大建，解决好关系居民切身利益的人居环境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四）建立协同的行政体系，保障规划的全面实施
建设完善的行政体系，关键是应当考虑“谋、断、行、督”相分离的原则，避免出现将权力主体、责任主体、执行主体和监督主体集于一身的状况，使承担参谋、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的机构之间既有分工，又互相制约。
通过城乡规划法律制度的建立，明确各级政府在组织编制和审批城乡规划、实施城乡规划方面的权力和责任，实现清晰的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县政府各自制定目标并各自拥有事权，在局部利益不得影响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地方各级政府在法定范围内享有自主权。通过事权划分，强化行政体系的职能建设，并通过体系化的建设，形成强有力的规划行政管理体制。各级规划事权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各级规划事权不应随意下放。
规划行政体系建设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要加强行政体系的执行力。在城乡规划开展的过程中，各级政府之间应加强相互合作，做到管理层次上的完全衔接。各级政府要在事权划分的基础上，对各自决定的执行负有监管的责任。针对上级政府对审批结果的实施缺乏有效监督，直接损害了规划严肃性的情况，需要建立完善的监督制约制度和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应当建立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派驻城市规划督察员的制度，依据法律、法规和上级政府批准的规划对下级政府实施监督。这样也有利于及时发现、制止违法违规行为，保证城乡规划更为有效的实施。
（五）提高城乡规划编制的科学性，引导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城乡规划制定制度与城乡规划技术法规体系要随法律的完善进一步进行修改完善。首先，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科学发展观、城乡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理念作为城乡规划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具体行动的原则，并将这些理念具体落实到规划控制的具体要素上；其次，要按照“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要求，改进规划编制工作方式，提高规划编制的质量与水平；第三，要加强规划的审查和审批制度，健全规划决策机制，完善决策程序。针对当前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过大等问题，推进地方各级城乡规划委员会制度的建立，增强规划师的发言权和完善决策者责任追究制度；第四，加强对城乡规划的行业管理和建设，严格管理规划编制机构，逐步实行职业规划师制度，更应注意对规划机构和人员参与城乡规划的行为进行规范；第五，推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例如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RS）等新技术在城乡规划中的运用，提高规划编制工作中分析研究的准确性，加强对规划实施的动态监测；第六，建立规划公示和听证会等制度，加大公众参与城乡规划的力度，通过强化城乡规划的民主性来提高城乡规划的科学性；第七，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规划编制、实施的监督，保证城乡规划的全面、有效实施。
四、《城乡规划法》的意义和具体实施办法分析
《城乡规划法》于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该法是新时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部重要法律，它的颁布实施，对统筹城乡建设和发展，确立科学的规划体系和严格的规划实施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城乡规划法》颁布实施的意义和作用
贯彻《 城乡规划法》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城乡规划法》规定编制和实施城乡规划必须遵循城乡统筹、合理布局、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和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也就是说城乡规划工作必须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实现协调城乡空间合理布局，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贯彻实施《城乡规划法》，就是要按照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要求，科学布局，合理配置有利于城乡发展的各种资源，为城乡之间、县（市）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优势互补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促进城乡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二是履行政府职责的要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加快，迫切要求政府提供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公共需要，如城市空间布局、道路、交通、环境保护、绿化、文化体育、教育、卫生、水、电、气的安全供应等。因此，贯彻实施《城乡规划法》，一定要从民生民意的角度思考城乡规划管理工作，通过依法实施城乡规划管理，满足城乡人民的公共需求，充分保护人民的公共利益，实施还权于民，为人民提供全面的公共服务，认真履行政府的职责。
三是依法行政的要求。《城乡规划法》是在总结原《城市规划法》和《村庄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规划管理实际和社会发展的需求颁布的，是城乡规划管理工作的法律依据，要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要严格依法行政，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加强了人大、上级机关和人民群众对规划部门的监督，强调社会公众充分享有城市规划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些方面的规定，是《城乡规划法》的新内容和特点。
（二）落实《城乡规划法》的理念和方法创新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也是生态的世纪。城市生态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生态规划和城市规划的结合势在必行。落实《城乡规划法》重点在于理念和方法创新，其中生态学理念的培养和新的规划方法的引入至关重要。
一是要深刻理解《城乡规划法》的立法意图。通过以规划为龙头的一系列相关手段，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是未来五到十年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领域之一。《城乡规划法》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是关于城市、镇总体规划中“禁止、限制和适宜建设的地域范围”的内容。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和城市类型（基于功能分化）的迅速增加，城市与自然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城市的扩展过程成为自然环境变为人工环境的过程，城市成为人类改造自然最为彻底的地方，城市发展对环境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得到关注。重新认知城市生态关系引发理念创新，而规划方法、建设方法和工程措施的创新更成为通向理想城市的必由之路。特别是随着城市科学的发展，人们对城市的认识轮廓越来越清晰，城市生态学理论的应用逐步得以普及。《城乡规划法》的立法意图的本质，实质是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发展。实现生态规划和城市规划的有机衔接，这样，城市的理性发展是有望达成的。
二是城市规划要强调以人为本。认真分析城市规划的各个层次和阶段，城市规划对经济和社会生态的关注是充分的，如传承历史文脉和地区文化特性，城市规划中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相关规划都对此给予了充分研究和落实，并将这些理念从城市扩展到乡镇和村落。但城市规划中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多停留在景观和环境保护层面，如对建筑周边的绿化建设给予了较多关注，景观设计中虽然强调对诸要素的考虑放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前提下，也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但主要强调绿化的景观效果。但实践中也出现了忘记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求的根本目的而盲目追求土地开发利益的倾向，而且城市规划成为这样的短期逐利行为的帮凶，使区域生态承载能力超负荷运转。另外，城市盲目地陶醉于单纯地利用现代技术或建筑艺术创造“奇、大、怪”建筑或构筑物，使城市人居环境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产生负面影响，造成人们在收获财富的同时损害了身心健康。因此，要从非建设用地入手进行城市规划，就是从自然要素的规律出发，分析其发展演变规律，在此基础上确定人类如何进行社会经济生产和生活，有效地开发、利用、保护这些自然资源要素，促进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了规划师与决策者们从“想建什么”到“不该建什么”的思维模式的转变，使得城市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得以保障，最终使得整个区域和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推进《城乡规划法》贯彻落实的具体举措
《城乡规划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正打破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上的规划管理制度，进入城乡一体规划发展新时代，也为强化城乡规划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现以永州市为例，具体探讨《城乡规划法》的具体操作办法。
永州市位于湖南省南部，五岭北麓，湘江上游，东与湖南郴州相接，西与广西桂林毗邻，南与广东清远接壤，北与湖南衡阳、邵阳交界。199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零陵地区，设立地级永州市。永州现辖九县两区，总面积2、24万平方公里，人口570万。近年来，永州立足原有基础，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生态优势，实施开放带动战略，坚持以开放促开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业以100万亩草场、100万亩无公害蔬菜、100万亩优质水果、100万亩速生工业原料林四大基地建设为重点，突出精深加工，培育龙头企业，打造绿色晶牌，形成了颇有特色的高效农业基地。工业快速发展，汽车、卷烟、医药、食品、建材、造纸成为托起永州现代工业的六大支柱，中心城市辖零陵、冷水滩两个区，城乡一体化发展加速，2007年实现GDP506、39亿元9。根据《城乡规划》的有关规定和永州实际情况，针对当前规划工作实际和存在的问题，建议重点强化三个方面的工作，以具体举措完善《城乡规划法》的可操作性，形成实施制度，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1、高度重视城乡规划工作，加大规划编制投入。市政府要加强对城乡规划法实施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完善城乡规划管理体系，加强对县(市)、镇、村的规划管理网络建设，重点要加强零、冷两区规划一体化建设和两区城乡全覆盖工作。建议市财政要加大对城乡规划编制工作的经费投入，把城乡规划编制和管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切实予以保证。大力提升规划水平，中心城市重点抓好永州历史文化名城各项详细规划的高水平编制，把中心城市建设成为城市特色鲜明、环境舒适优美、文化气息浓郁的山水园林城市。
2、加强对城乡规划工作的领导，科学实施城乡规划管理。建议市政府按照“政府组织、部门合作、专家领衔、公众参与、科学决策、依法实施”的方针，尽快出台贯彻落实《城乡规划法》的具体实施意见，不断提高规划管理水平。一是政府组织。城乡规划编制、审批与修改，市政府及市、区规划部门要切实发挥好“龙头”作用，组织好城乡规划的编制与管理工作。二是部门合作。城乡规划是一项战略性、综合性极强的工作，需要各部门的配合与协作。各相关部门要积极编制本行业的发展规划（包括研究确定行业发展目标、阶段性计划及实施措施）、专业规划及专项规划等，并纳入城乡发展总体规划，使各类规划相互衔接、相互协调。三是专家领衔。
9永州市统计局，《永州市统计年鉴》2007年，第1页
城乡规划编制、研究与审查，应以城乡规划专家为主体，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发挥专家的作用，保证各项规划成果的前瞻性与科学性。四是公众参与。在城乡规划编制与实施过程中，要尽快建立规划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深入了解民意，广泛集中民智，不断推进规划决策的民主化，防止决策的随意性。五是科学决策。规划失误是最大的失误。政府有关部门要切实规范工作程序，按照法定程序组织评审、报批与备案，不断提高规划决策的科学化和法制化水平。六是依法实施。城乡规划管理部门要根据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对建设项目实施批前、批后管理，制定《城乡规划法》责任追究办法，依据《城乡规划法》对有关违法和不作为行为予以追究。
3、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为实施城乡规划提供智力保障。当前我市尤其是中心城市规划专业人才短缺问题尤为突出，已成为规划工作开展的制约因素。建议市政府制定加强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引进和培养的计划，重点引进高层次、高水平的规划专业人才。同时，要完善专业人才培养引进机制，改革教育培训方式，采取聘请高层次专家学者专题讲座，组织年轻人才到发达地区学习考察、挂职锻炼，选送年轻人才到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深造等形式，提高培训质量和层次。要强化实践锻炼，提倡和鼓励专业人才到规划工作的第一线去，到乡镇、农村去，切实解决好乡镇规划工作“三无”却“无机构、无人才、无经费”的突出问题。
名词解释
一、城市和乡村
人类按照生产和生活需要而形成的集聚定居地点。按性质和人口规模，居民点分为城市和乡村两大类。我国《城市规划法》所称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除城镇以外的其它地区，统称为乡村。截至到2006年末我国有设市城市656个。
二、城镇化
城镇化是以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和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为表征，以产业结构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社会结构从农村社会构成向城镇社会构成、人类聚居场所从农村空间形态向城镇空间形态的转化为本质的多元演进过程。
三、城镇体系规划
一定地域范围内，以区域生产力合理布局和城镇职能分工为依据，确定不同人口规模等级和职能分工的城镇的分布和发展规划。
四、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是对一定时期内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具体安排和实施管理。
1998年的《欧洲城市规划协会章程》提出：城市规划包括所有不同形式的开发和土地利用活动。它在所有不同的社会层次内、若干具有内在联系的空间等级上（地区、农村、城郊、城市、都会、区域、国家乃至国际范围）起作用。它在尊重个人权力的前提下，代表着公众的共同利益，在不断变化着的物质环境中，鼓励、引导、加强、控制开发。
五、村庄与集镇规划
指农村集镇和村庄的建设规划。在中国，一般是根据县的农业区划、县域规划，按照村镇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等状况，对规划期内的各项建设（包括住宅、公共建筑、生产性建筑以及给水排水、道路、绿化、电信等）进行全面布置。村镇建设规划的具体内容，因村镇的性质、规模而异。一般情况下，村庄的建设规划，主要是安排农民的宅基地和少量公共建筑。中心村的建设规划，除布置建筑物外，还要安排必要的生活服务设施和简易的公用工程设施。集镇规模在1万人以上的，其规划内容基本上与小城市相似，但要较多地考虑为附近农业地区服务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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