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整理10篇)
时间：2024-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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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一个令人垂涎的职位。请允许我用“职位”来界定这个活生生的人。他是皇宫中万人仰慕的角色，一个小小举动便会带来不可小觑的影响，有道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他是皇宫中至高无上的存在，哪怕是个傀儡，也能够“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他是皇宫中人人渴望的到来，多少人翘首企盼他的宠幸……
可是，拥有无上权力的皇帝真的是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人吗？
不，不是。作为一个帝国的标志，遑论自由。
朱翊钧，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后世都称呼他为明神宗，年号万历，故后人又称“万历皇帝”。而我，总愿称他“朱翊钧”。
即位时的朱翊钧，年仅十岁。那时的他已经接受了四年的堪称魔鬼式的皇太子训练。明穆宗为他安排了一堆讲师进行辅导，学习治国方针、国家章程。本该天真烂漫的年纪，朱翊钧却只能在皇太子的路上一路向前，埋葬自己的肆意。稍有偏差，就可能万劫不复。
重担来得是那样的快。明穆宗的龙驭宾天，群臣的劝谏让朱翊钧登上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宝座，成为了皇帝。从此再无童年可言。
可是十岁的你，又如何处理国家大事呢？但好在你有一颗励精图治的心。于是在首辅张居正的建议、辅佐下，每天太阳初升时你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结束后批阅臣僚上奏的奏章，下午复回讲席，再读史书，练习书法，复习功课。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课。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酷暑亦不间断。稍有懈怠，就会受到长跪的.处罚。
记得当时你最爱书法，你得意洋洋地请张居正和其他大学士看你秉笔挥毫，期盼着他们的肯定与赞赏。可得到的却是书法课的取消，原因是书法是末枝小节，沉迷于此的大多是昏君。
你无法反抗，若是不从，“昏君”的高帽就会落在你的头上。你也无法去太后那里撒娇，自从你成为皇帝，亲情也变得虚假。好想抱一抱独自承受的你，告诉你，“写得真棒，加油！”
了解过这样的你，便不觉得十年后遇到郑贵妃——你的挚爱——时你的荒唐、反抗。她是你的知己，她从来不把你当做皇帝，而是把你当做一个普通的、有血有肉的“人”，在她的身上，你嗅到了久违的自由的气味。
你不再是皇宫这座铁牢里孤零零的“犯人”，你与她肆意享受着爱情与自由的芬芳。
但随之而来的是立太子问题，你想立爱情结晶为太子，但群臣总以“立长不立幼”为由胁迫你。你内心痛苦万分，你可以反抗的，就像正德皇帝那样潇洒自在地活着。
可怜你心中的责任感时刻鞭策着你，你不能叛逆，不能一意孤行。这些苦你都默默承受，只因为你是皇帝。
后来，你想练兵，想出巡，申时行也不让。你被皇权束缚在了这座被称为皇宫的牢笼里，像一个“活着的祖宗”。
你看似拥有天下，却又一无所有。于是纵情声色成了你冷漠无言的反抗。世人诟病你中后期的荒诞昏聩，我却哀叹你金丝雀的一生。
愿你来生不做皇帝。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绽放光芒，拥有甜蜜爱情、温馨亲情、真挚友情。愿你来生自由飞翔！
《万历十五年》是对明代衰亡原因的概括，选取的人物分别反映了不同方面衰亡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又可以归结到社会制度的某个问题上去，让人明白明代衰亡的表面与内在之间的必然性。
从“表”上看，分为几个方面：
第一，皇帝制度本身是君主专制，而皇帝决策常常有误。并且在与群臣的较量中，群臣占优，皇帝便报复性地消极怠政。一方面皇帝能力有限，另一方面皇权正在被变相地攻击而受限。前朝的集权化导致了万历年的皇帝即便不谋其政也不让大臣出头，结果拖累了社会发展。
第二，官僚政治严重。书中有一句话说“官只担心民众吃不饱，不担心民众吃不好。”官们更关心的是“合法与非法的收入”，地位，名利。私心人皆有之，但放到国家层面，缺乏法律规定，便一发不可收拾起来。这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张居正。《明朝那些事儿》这样评价他：“最奸的奸臣都被他赶跑了，你说谁最奸。”他对皇帝来说是父亲一样的存在，而张居正本身是官僚阶层的顶点，是剥削阶层的主力。尽管他本人渴望更好地治理国家，重视民生，但他所在的阵营却因他的力量壮大甚至与他本人、与皇帝对抗。
第三，是岗位待遇问题严重。明代官俸之低众所周知，而正是这一问题导致监察部门对腐败视而不见，从而使人民生活水平与生产力长期低下，转而又威胁到岗位待遇与税收的规范性。
第四是部门管理上的不科学。其严重后果从倭寇攻入内地环南京城抢掠后全身而退可见一斑。曾经发展水平世界第一的明朝被日本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来的流寇恶民如此狂虐，其部门管理确实存在极其严重的漏洞。说到底，还是中央机构、文官集团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来管理军事机构，使其能高效运作又不至威胁中央集权。而文官集团在日本人的长刀架到脖子上之前并不想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人更在意的是压制武官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主导社会风气，攫取更多物质利益。因此，若无张居正这样的人力挽狂澜，事情还不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然而这四个方面，以及其他未提到的方面，在书中被归结到一点上：道德统治社会。以四书五经作为不成文的治国方针，让人的利益、欲望缺乏可见的管制，而使行为与准则渐相背驰，而形成的了“阴”与“阳”。明代是一个充斥着“伪物”的朝代。哲学家李贽也因研究这种现象而名声鹊起，最后却触犯了士绅阶级利益而在当时身败名裂；张居正生前励精图治，死后也被大清算；二辅门生参奏大辅，三辅门人参奏二辅；戚继光因自己用士兵武器战斗而得以留职，他的同僚却因支持技术创新发配边疆，只因技术发展要重新洗牌各个衙门和官职。文官集团曾为这个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却成为了社会毒瘤。这不是什么人性的悲哀，人为利益来去本无可厚非，说到底还是治国之本出了差错。
由此观之，要整顿的是执法制度和力度、社会生产制度、军队编制，而最重要的还是限制这些“伪物”，着眼人的生活水平，尽可能利用当时的剥削关系促进技术发展，再促进社会革新，这样以来就可能为我们的明朝续上个几十上百年的寿命了，直到工农社会真正的主人再次为自己代言。
可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万历十五年一去不复返。我们只有在它的教训之上尽全力把未来的事情做到最好了。
万历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一批历史人物在黄的笔下重新闪现出灵光，掩卷而思，我们也不得不考虑人在官场，特别是中国社会应该如何适应。
读这本书，使我想到一句夏新公司总裁李晓忠会议上的话：“如果你现在对共产党不满意，则更要入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她！”诚然，对中国社会也是如此，如果你想改变中国社会，则首先要适应这个社会上的规则，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改变社会。
但在万历时期，却没有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万历帝采取消极的做法，使得朝内矛盾增加；张居正采用高压策略，令压力在其去世后瞬间爆发；申时行总结经验，却采取中庸之道，基本一事无成；海瑞用其独有的性格，在精神上可以照耀千年，却无法与现实接轨；戚继光虽心有国家，外在表现却是组建私家——“戚家军”，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综合以上，我说充分认识到“目的”与“途径”各有所重，可以说，目的重要，达成目的的手段更加决定努力是否成功。很多人都可能想为国家出力，但如果途径不对，则目的无法达成。
中国毕竟不具有一个直来直去的文化，大家讲“面子”，重“含蓄”，所以做事的手段就更显重要。在西方，“沟通”同样是一门科学，而在中国“沟通”却更重技巧。即然是技巧，作为当事人就要有识破别人真实目的的能力。
万历皇帝在别人指责张居正之时没能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所以酿成后来的一系列问题与错误。所以这要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一个人做一件事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达成的效果是什么？这都非常重要！
正如唐朝魏征所讲，一个连亲情都不顾，边儿子都可杀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所以，一个人做事情如果违反大原则，其心术则肯定是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也不提倡海瑞似的作风，因为人毕竟是人，有“阴”、“阳”两面，即私俗与奉献精神并存，所以在制度完善的情况下，肯定比低薪要好的多。
所以，今后一定要记住，要改变社会，首先要适应社会；要改变一个人，也要首先与这个人建立良好关系。同时，要认清一个人，首先看其言行，但最主要是重视其言行背后的真实目的及即得利益者到底是谁。
读《万历十五年》，让我这个本没有历史观的人耳目一新，脑洞大开。作为“一本老的好书”，成功地帮我释放了仇恨，对那些刻板乏味的“新的烂书”——历史教科书的仇恨。恰好前几天还和朋友发牢sao：我们学习历史的过程其实并没有帮助我们形成历史观，历史课本用千篇一律的套路式手法麻痹了我们的神经，遮蔽了我们的'视野，当然也怪自己不求甚解。
黄仁宇的《万》的开篇和叙述方式在我看来具有《百年孤独》之于小说写法的魅力。将历史抽丝剥茧，娓娓道来，活生生的一个个历史人物跃然纸上。没有读过类似的书，会让人产生时空错觉，那些细致入微的描写：万历皇帝的无奈和任性；海瑞、戚继光从政治军的理念；张居政的成与败……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人物的距离，阅读感觉上像小说一样容易上手。
可惜黄先生的大历史观：历史上表面看来极易忽视的事件（这正是我们的教科书所干的事），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由于我知识的匮乏和认识的片断性，所以无法融会贯通。甚至还有一些不同与作者的看法。
他写作本书的落脚点是，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无法补助技术之不及。我反倒认为，在我们没有更加系统、科学、完善和有效的制度之前，不妨放低身段，用好这几千年的精华。当今的很多组织追求的高、大、上，实际上是空中楼阁，远远没有中庸的申时行来的实在。当然，这一点都不会影响我对这本书的好感和认同。
王国己，男，1971年出生于甘肃省民勤县。现任教于一省级示范高中。
读书，正在为一家杂志英译论语供连载。有多篇教学论文发表。
“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这一段可谓是为《万历十五年》整本书定下了基调。后面的内容恰是围绕它逐次展开，让我们看到明朝历史错综复杂的局面，那种表面上平静而其实暗流涌动，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者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然而并非是帝国的发展和强盛，而是走向式微和衰败。此书在以后的叙述中则让人深刻地感受到历史并非总是在辩证中展开，也不是黑格尔所谓绝对理念的最终胜利。
正如作者所言，这本书对“中国以道德替代法律”“已经批评得很透彻”。皇帝，无非是象征，是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而所谓德行大部分就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规范”“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所谓“有德者居之。”正是圣贤的训诫。皇帝即是以自己的德性为国家做出贡献。然而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属于文官。从此书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九五之尊的皇帝实在是在臣僚们以道德的名义为要挟而牢牢地被控制在文官集团之下。然而“四书”中的原则，在有些人无非是具文，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从皇帝亲手安排皇太后入殓时的一切细节，却又以偶患湿毒、敷药未愈、行走不便作为理由，免除自己应该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的繁文缛节就可以看出文官制度对皇帝本人的要挟与节制已经超出了皇帝本人所能接受的程度。这正是文与质的矛盾。在此种较量中，万历皇帝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挫败感，最后以“罢工”作为对抗的武器，帝国的衰亡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从前边的叙述可以看出，伦理道德无非是拿来作为维护帝国统治的工具而已。这正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对此，邓晓芒写有一篇长文《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看儒家的“乡愿”》对此加以了批判，令人信服。
“表面看来皇帝具有传统赋予的权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其实皇帝是在臣僚们以道德的名义为要挟下按照文官集团所确定的规范来行动。任何超越和违背此种规范的行为将被加以“昏庸无道”之罪名，万历皇帝就曾受到臣下如此的指斥。原来，“百官之所以绝对服从皇帝，即使不是有条件的，但也决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是相辅相成的。”皇帝越过这个界限行事的不是没有譬如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就曾经“毫不费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正德皇帝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他曾亲自训练老虎，差点就此死于非命;亲自操练兵马;率军作战，得胜回朝;自己给自己加封“威武大将军”称号……诸如此类自然引起了文臣们的惶惑以至愤慨，而其中真正的原因就在于“皇帝挖空了他们苦心构筑的政治体系”。万历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气、积极性和寻找快乐的情趣”，那就只能当“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那就是参加代表着道德的各种礼仪。苦闷之余，只有“用一些更为无聊的消磨时光”。一个喜欢活动的人物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作出积极的创造。”自此埋下历史悲剧的祸根。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乃人性、社会责任、道德伦常、体系的文化语法规定等等交织而成。其间的复杂很难用一个维度讲得清楚。而且只有拉伸前后的历史岁月，方能看清楚一部分的历史走向。这也正是黄仁宇提出大历史观的一个原因。
一、这本书：
这本书历史是和其他人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这本书面阐述帝王朝下代表人物的缩影，以一个历史背景情况下去讲解了这几个人不一样的生活。
二、内容：
（一）万历：
人们都非常羡慕他的出身。却不知其实是一个被笼子里面关着的人，他离开自己的紫禁城的次数屈指可数。相处的人第一个是他的母亲、第二个是他的老师兼着他的下属张居正；第三个是自己的陪伴冯保；自己被安排结婚、闲来过纵的放松却又被周围的人所所用更多的名义所限制，想去有所建树去发现却被大臣的引着走。
（二）申时行：
看破事物规律的人，其相信一件事情分两半，一半为阳，一半为阴。其所做事都会留有余地，不会过激。在政治生涯中这认为张居正没有一个善终的原因是他忽略了文官的力量，文官由科举考试而产生，其力量在武官之上也是必然趋势。所以他会在现实生活中被很多人批评为没有原则的政客，但是其也坚持他调济折中的原则。
（三）海瑞
一个制度的化身，把书本里面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其在官场上也就成为了别人之间相互博弈的刀子。用的好则可以帮助自己去除掉自己的对手，但同时也担当者被自己的误割。敬之，怕之，远之。
（四）戚继光
一个懂政治的武官，其所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军事上有所一定的建树，但是光会凭借着自己的能力是不够的，在生存竞争中考验的是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其施展着自己的`宏图除了自己本身的原因之外，还靠着张居正在后面的大力支持。但若是自己的战友离去了之后，自己也会伴随着离去的局面。
三、感悟：
那个时代背景下啊，每一个人接受着相同的教育，我们的思想都是在这一起的，及时连皇帝都无不受着这种思想所引导，就是活着的祖宗。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和生活的规则内顺着走我们可以像申时行一样，做个和事老；若想改变像张居正，做个引向人；若做遵循像海瑞一样，做个执行者；在社会的趋势中我们显得如此的渺小，我们都是接受着同样的思想，但是我们对单生活却有不一样的选择。在这里面我认为其都是为优秀的人，他们都活出了自己的价值。让我们这些晚辈都看到了过去人们的影子，会有着无尽的遐想。
《万历十五年》经过记录在16世纪中国的历史背景下，万历年间朝中上下七零八落的事，折射出以德替法制度的混乱，反映了当时社会，高级官员的悲惨人生。
这本书用传记的手法叙述了当年张居正他生前得志、扬名立万，死后失势、遭掘棺之耻；大英雄戚继光在张居正生前位至“总理蓟州军务”，在张居正死后罢官家居；名士李贽失势后，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海瑞，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可是作为一个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即便是郑贵妃、张鲸、冯保、高拱、卢镗、也统统没有好结果，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
上至天子下至平民无不成为以德替法制度的牺牲品。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以德替法制度，到明代为极限，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本书告诉我们在以德替法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为民、为官之人是没有保障的。因为帝王维护或保护的不是他的子民，而是他的统治地位。为了帝国的'传承，帝王能够牺牲一切，包括所谓的“德”。“德”字何解，就是执法公正不阿，待人谦虚，对朋友不分高低官职。对底下臣民则应当视如儿女，这就是君王所要有的“德”。
没有保障的为官之人整天就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没有保障的为民之人不屑为朝廷尽忠，在异族的铁蹄下，明帝国最终灰飞烟灭。我想一个国家的潮起潮落不全在于国主，民众才是最重要的，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想让船跑得快，水才是关键。顺势的话，朝廷会发展和快，逆势则会慢，严重的话船也保不了。最终，大臣们的贪福之心也所以破灭，居民们的生活保障就得看下一个君王了。
历史沧桑，万历皇帝万世传承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齐消失在我们目光尽头，渐渐的久远。
黄仁宇先生写史手法特别，《万历十五年》截取了历史的一个剖面，让时间停留在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为中心，从描写一个皇帝和五位官员入手，即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自相矛盾的哲学家李贽，抽丝剥茧，梳理了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史为鉴，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在此，我只想谈谈让我感触较多的两位人物，万历皇帝和戚继光。
万历皇帝朱翊钧。聪明敏感，早熟，初欲励精图治，后日形消极。1572年9岁登基，1620年御宇48年后离开人间。
万历即位的前十年，在首辅张居正的辅佐下，明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承平日久，府库随之日见充实，实现回光返照式的“万历中兴”。1582年7月，张居正病逝，万历18岁，他决心破除对外的柔弱印象，励精图治，但恰在此时，他观看了宫廷内戏班演出的《华岳赐环记》，戏里的国君慨叹地唱着“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时，聪明敏感的他似乎意识到即位十年，自己只是首辅张居正的傀儡，而并非大权独揽的君主，于是从否定张居正提倡的全国耕地丈量开始，揭开反张运动序幕。经张居正事件后，万历对一切都持怀疑的态度。
倒张之后，万历发现自己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自己贵为天子，只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身为皇帝，万历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可以把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拔擢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致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万历以自己的聪明，意识到自己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受制于廷臣，文官集团才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在即位的日子，不断的应付许多重复事件和不变的礼仪。
在与文官集团抗衡的过程中，万历是孤立无援的，幸而在感情生活中有心心相印的郑氏陪伴，但因文官们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悒郁寡欢，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万历竟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且长达三十年之久。他再也不愿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不再出席法定礼仪；不派人递补出缺的高级职位；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决定，一个官员出任什么官职，竟出于与事实无关的一根竹签。
万历，这个孤独的君主，在认清现实后，无意于做积极有为的君主，又不甘心充当臣僚的工具，他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以老子所谓的“无为”消极抵抗。
——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将领，却生逢重文轻武的朝代，在不能改变环境的情况下适应环境，最大限度的发挥才能，一酬壮志，在清算张居正运动中作为前首辅党羽被参劾，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坠入寂寞和凄凉，后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明朝历史上除洪武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在这种制度和风气影响下，“军户”征兵、军事补给制度严重落后，兵源不足、补给不足、装备落后，“野战军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对于将领的选拔，则认为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勇敢粗豪而不在于头脑清晰，后虽有武试，但又重在刀枪弓马是否娴熟，笔试只求粗通文字而从未涉及军事科学，武备继续废驰，军事组织不断衰退。直至16世纪中叶，倭寇以战术的优势和武器的精良屡次入侵且长驱直入，文官集团才惊觉这低能的军事制度将要危及整个帝国以及他们个人的安全，但思变的结果仍只在于选择战略上深谋远虑而又精通各种战术的高级将领，而非改革落后的军事制度。
在种种落后的情况下，戚继光着手组织他的新军，世人称为“戚家军”；确立了铁一般的军法，即集体负责的“连坐法”；战术上注重协同配合，研习“鸳鸯阵”。终其一生，戚继光以鸳鸯阵法作为主要战术，这并非由于他因循守旧，而是他深知以一己之力难以触动整个国家体制。戚继光的朋友，另一位名将俞大猷，曾经提出让战术全面现代化的建议，但这些有益的建议因涉及军事制度改革而及于政治未被采纳，因而壮志未酬，赍恨以殁。戚继光选择脚踏实地，做他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戚家军的.胜利记录无出其右，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戚继光的军事天才囿于现实并未得到完全发挥，但他接受现实，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一切只为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保家卫国。“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
人的一生，理想和现实总有差距。理想的实现，除个人的努力外，还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外因，就算贵为帝王将相，胸中宏愿也有得不到现实回应的时候。在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退一步不失为一种良策，与其抱怨，不如尽其所能做到最好，不断向自己的目标靠近。
不是所有的出行都是行装齐备，不是所有的坚持都值得称颂，有的妥协同样值得敬仰，当然这得看动机和目的，譬如万历皇帝的妥协，可悲可叹！戚继光的妥协，可敬可佩！
宋明两朝江南经济都是很活跃的，但是经济上的发达被没有倒推政治上的破局，展现出死局。其实是缺乏张居正那样的经世之才的破局者。张死后一直没有掌控全局的首辅，可以避免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内耗。申时行作为太极高手，非常清楚自己面临的现实，在皇帝与大臣之间充当和事佬。其后的首辅们均不能做到如此。内耗不断，君臣二心，再加上大臣之间的派系争斗，使得朱家朝廷没有能力从民力发达的江南抽取资源。先是改革与守旧之争，后是宦官与东林党人，尤其是后者。需要注意的是魏忠贤这个人，官方定位大奸大恶之徒。我认为是片面的，实际上他是张死后唯一可以掌控一切的人，因为碰上了一个热心建筑事业的皇帝。
仔细看看魏忠贤“专权时代”，大明朝虽然天灾不断，后金叛乱不断，但至少可以控制的局面，朝廷可以从江南收取民力资源。崇祯拿下魏忠贤也没有错，但是没有魏忠贤掌控资源的能力，他收回了魏忠贤的权力，但是没有收回魏忠贤收取资源的能力。这就悲剧了，崇祯太操之过急了，这与他性格有关。权力之所以诱人，是因为权力背后获取资源的能力。魏之后，东林党人上台，这是一群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娼女盗之徒，根本无能力掌握时局。事实上这些出至江南的`东林人，本身就与江南作坊主有紧密关系。
中国古代，大多数读书人都是有钱人家，贫苦人是没机会、没资源、没能力读书的。这样的东林人又怎么会从南方汲取民力、财力以支援北方的战时呢。实际上宋明两朝，包括后来的大清朝，江南民间都有丰富的民力、财力，只是中央没有汲取资源的能力，亡国已成必然。
黄仁宇先生是一位我很喜欢的历史学家，喜欢他细致冷静的笔触，喜欢他显微镜下的大历史观，喜欢他对历史技术性的剖析，喜欢他描述时理性、同时又富有人情味的操作。《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我只是他万千读者中普通的一员。王朔先生在他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中开篇就提到“说来惭愧，《万历十五年》这本写于1978年、1982年即在大陆发行并引起强烈反响的书，我在93年、94年才知其名，95年才得于一观。”而我是20xx年时得闻其名，真正与其结缘已是六年之后的事，届时《万历十五年》已经再版21次。三年之后，提笔想写点什么的时候，才发现它真的是好评如潮。面对如此多名家的书评，我真正感觉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了，好在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万历黄帝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皇帝生涯的前10年里，他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权威，凡事依大学士张居正而行。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处于统治危机之中的朱明王朝出现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当时太仓的积粮可支用10年，国库钱财多达400余万。20岁亲政以后，万历皇帝也曾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曾经组织三次大征。但后期他怠于政事，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以至于“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怠政是万历皇帝对朝野上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黄仁宇先生说：“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万历十五年》分七个章节，叙及六个主要人物：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身败兼名裂。这种情形实不是某个人性情能力导致的成败得失，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成为了其的牺牲品。《万历十五年》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万历十五年》采取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以人物为中心，选取不同的角色来代表当时社会的不同阶级，浓缩了明代中晚期社会结构，也浓缩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这种描述方式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变得大众化，让原本枯燥、单一、专业性极强的学术专著成为每一个人都能读懂的文章，每一个人都为之吸引的故事。六个主要人物，七个章节，看似个各各独立却有一条主线一脉相承。而作者对明代社会及社会制度的分析，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及社会制度的分析紧紧围绕这条主线，在每个章节中缓缓展开、娓娓道来，潜移默化中打动着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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