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读后感字范文(精选8篇)
时间：2023-11-21
时间：2023-11-21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首先是指意识形态的现实的具体的形式。如马克思所指的“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其次是指在一定社会结构中受社会现实限制并由社会现实所塑造的一整套观念、价值或意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没有自己的历史，人的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历史的产物，意识起初只是一种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反应，这种纯粹动物性的意识随着分工的发展而不断提高。最后，意识形态也表现为一种虚假反映，但这种虚假的意识形态是构建出来的上层建筑，这个构建过程反映阶级统治的实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和实质进行了深刻思考。因此，意识形态被看作是一种惰性的反映。在马克思以后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这种虚假性可以在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关系中得到很好的诠释。普遍利益归根结底将表现为一种特殊利益，但不是纯粹的特殊利益，特殊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需要一番过程，个人利益先被转化为阶级利益，而让后者代表普遍利益。“个人利益总是违反个人的意志而发展为阶级利益，发展为共同利益，后者脱离单独的个人而获得独立性，并在独立化过程中取得普遍利益的形式，作为普遍利益又与真正的个人发生矛盾。”马克思认为，每一个特殊利益的承担者都倾向于声称自己是社会的普遍利益。这种情况在阶级斗争激烈的社会尤其突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像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定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上述引言隐含着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大变化，即马克思不仅把意识形态看作是受一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影响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同时意识形态也具有能动性的功能，这种功能集中表现为为现存的国家事务或既定阶级的统治提供合法性的功能，它根本上是阶级统治和争取政权的工具。这种意识形态工具化色彩在马克思以后的著作中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表现得更为明显。
也就是说，马克思既将意识形态进行结构性解释，也将意识形态进行功能性解释。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就是从对意识形态的这种功能性进行解释的体现。同时，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为揭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找到了中介评价因素——经验观察。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揭示是通过社会、历史的分析，确立经验的合法性，应由经验来说明意识。在这个逻辑下，意识形态及其诸形式在事实之外产生的、基于想象的解释，便会发展为纯粹的谎言，自然就不会有自己的历史。
分工使人类社会走向了繁荣。在古代，人们群居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利用物品。这虽然有利于人们抵御野兽的攻击，有助于生命的延续，但这没有一种竞争的精神动力。大家都知道，人因为有理想、有目标、有抱负，生命才会更有动力。从而艰苦奋斗、奋勇向前，在标新立异的社会生活中不断去充实自己、丰富自己、完善自己，以便很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分工为社会的进步奠定坚实的基础。随着分工的出现，奴隶制也随之出现，分工出现了贫富差距，这是社会向前迈进的表现。人们为了让自己的社会地位提高，不得不努力奋斗，成为奴隶主。而那些懒惰、无知、不学无术的人就成为了奴隶。其实，奴隶制的出现，就如“先富带后富，共奔富裕路”的目标和愿望。奴隶主就是先富起来的人，奴隶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向前，谁不想当奴隶主呢！就如现在这个时代，谁不想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个好的社会地位。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就需要人们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努力完善自己各个方面的能力。每个人都这样去追求，那么对祖国输入的“新鲜血液”其质量将会是很好的。那社会会不向前发展吗！会不成为世界大国吗！
分工使生产过程更加专业化。俗话说“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分工的出现，人们各自所从事的活动也就不一样了，生产活动更加专业化。比如，从事农业的人们，就会细心去关注农产品的生长过程，其所适应的生长环境，从而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从事技术工的人们，会不断总结工作经验，以提高工作效率。等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要彻底地消除贫富差距是不可能的。由于“分工”所造成的这种贫富差距，如果能够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能够调动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然，这种差距不能过大，否则会引起和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尖锐的社会矛盾。
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分工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有机分化组成的社会，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在大的社会实体中，都被分化成细小的部分；它们在共同的集体意识的组合下实现社会的良好运转。为此，涂尔干还从社会量、物质的量和精神的量这三个要素分析了社会分工为何会产生。笔者个人是赞同涂尔干的这些观点的。即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只会越来越精细，而绝不可能像马克思所预想的那样社会分工会被消灭。即使在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虽然带有统治性的国家消失了，只剩下单独存在的社会。但事实上社会的管理客观上也要求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这其实也是一种分工。而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每个人天赋的不同，肯定也会有体力和脑力的分工。而笔者也无法想象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工业和农业的差别。所以对于社会分工日渐发达的现代社会而言，由分工所形成的阶层、阶级必定是多样的。对待这些由分工所造成的群体，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通过强化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来达到群体的共存共荣，而非强化彼此之间的矛盾、用暴力的手段消灭对方。所以分工不可能消灭，由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将消灭分工的论调也就是值得怀疑的了。
我们要理性看待“分工”这一问题，把社会的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的目标。集结大家的力量，共同为建设我们的祖国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我们的祖国将会更加的美好，从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所谓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就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要注意，这里讲的“实证科学”与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所讲的实证科学根本不是一回事。后者的对象是所谓直接的经验事实，前者的对象则是“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形成”，这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实证”。一种是“实证”给定的现存事实，另一种是“实证”现实的人及其世界的历史性构成。
实证主义的科学需要独立的哲学为其划定事实领域，确立理论前提和目标。而“实证”的历史科学所要把握的，乃是从人们的历史实践中产生的、规定了人们对现存事实的理解和解释的那些前提本身。这种对于一切理论解释之历史前提的把握，是历史科学的真正主题。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这种新型科学的道路。这种科学是对“能动的生活过程”的描绘，它“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哲学观的明确表达，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悉心领会。
总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制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源头之作，它在本体论革命的渊源中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本来内涵，对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具有关键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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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其中，“分工”作为《费尔巴哈》章节中的重要概念，对于正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述，具有重要意义。在本章节中，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考察了分工与生产力、分工与生产关系、分工与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之间的关系。同时，为了使每一个人得到全面的自由和发展，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又认为必须消灭分工。
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着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也就是没有了分工。这就是说，共产主义必须以消灭分工为前提。分工表征着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分工的消灭必将表征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分工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因而消灭分工最终将彻底消除私有制，从而消灭阶级利益的矛盾，实现人类平等的社会；分工导致了人的异化，因而只有消灭分工才能打破束缚人的枷锁，实现人的全面的自由和发展。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是消除了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社会，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所以，消灭了分工才能为实现共产主义铺平道路。
当然我们必须要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消灭分工，是指消灭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人与人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出发，把“人分为不同等级”、“把人看作有高低贵贱之别”的分工，消灭使分工具有对抗性质的私有制，并不是要消灭分工本身。同时，要消灭分工，解决分工导致的社会矛盾，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念上，“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也就是通过实践，依靠集体的联合，重新调整分工，消灭人与人之间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最初的分工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到了后来，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体力、需要、偶然性等原因，分工进一步扩大。但是，只有当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开始分离的时候，才产生真正意义上分工。对于某些名族而言，名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了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了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如此一来，在农业劳动生产粮食的基础之上，工业劳动生产产品并由商业劳动来流通和交换，人们就很便利的获得了自己需要的产品。这样，生产力就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农业、工业、商业的兴旺发达，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繁荣。
分工是私有制、国家和阶级斗争的前提。分工包含着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等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会分裂为单个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因而产生了所有制。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他们的“分工”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分工是联结生产力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的中介和纽带。一方面，生产力决定分工,分工的本质是生产力发展的合理逻辑结果,分工又对生产力有反作用,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程度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分工制约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制约着所有制形式的更替,而生产关系又对分工起着反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分工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女儿是丈夫的奴隶。”正式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使每个人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必然要产生差异，贫富差距不可避免。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差异越来越大，贫富差距也就越来越严重。但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先进作用的。
话从心来，虽然自初中就开始上政治课，至今十年有余，我对于马克思这位“超级”伟人还停留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浅水区，背起书来可能头头是道，然而从未真真正正地去深入了解他的思想。印象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是死板、无趣的，而读这本书过程中我渐渐觉得他们好帅，更加想要“深挖”下去。说到这里，应该感谢老师，给我这么一个契机，逼着自己去啃完这么一本看起来很薄，实际上无比厚的原著，真心被马克思的思想逻辑折服，再结合到之前读的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当时一些似懂非懂的点瞬间豁然开朗了起来。
我看的这本是196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书包括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的节选，之前看的书评说是马恩联合“怼”黑格尔，看完后才发现实际上是怼“伪黑格尔”而已，而且重点还是在阐述自身的唯物史观；另一部分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恩格斯后来对其的修改版本。整本书读完下来，真的感受到了自身思想上的一个升华，以至于晚上十点仍然兴奋地想要接着读！
此刻闭上眼，我脑海中对这本书的关键词有两个：实践、社会（当然这里不是小猪佩奇社会人的社会啦）。这本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对费尔巴哈的伪黑格尔思想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去理解，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而后第一次系统地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了阐述，论述了物质资料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规律并根据这一规律论证了历史上存在的各种所有制形式依次更替的必然性，从而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书中关于“人”“国家”“人的社会化”“分工”等等的论述实在太深刻，反正，政治课本里没有。
总结了一下，书中令我最“大吃一惊”的论述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一直宣称“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而马克思认为这忘记了环境由人所改变、教育者本人也是受教育的。马克思在这里对费尔巴哈等唯物主义学家关于环境和教育的观点——认为人是教育的产物进行了批判，费尔巴哈认为人的发展就是完全取决于环境的变化和教育的发展。很显然，这种旧唯物主义的观点只看到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作用，却忽视了人对环境和教育的能动的反作用，忽略了“人的活动”实践性。
此外，马克思还认为“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即真正的教育者只能是那些天才人物和统治者，而人民群众则成了天生的自然的被教育者，并把改造世界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希望都寄托于那些天才人物和英雄人物身上，纯属虚假的唯物主义。这不就是精英主义，寡头政治吗？我也想来一句精英也不是胎生的精英，也是由普通人慢慢发展而来的不是吗？马克思真的太有先见之明。
第二，马恩关于“社会化的人”观念的提出。基于我是学传播学专业的，接触到的“社会人假设”是20世纪三十年代梅奥经由霍桑实验提出的，在我看到马克思1848年就有了相关论述的时候，我感觉十分震惊。马克思的思想如此前沿（请原谅我读书少，正在努力）。
他在书中指出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人受人的活动的压制，人们作为创造者反而从属于自己的创造物。前段时间我读了一本书叫做《普通人与媒介》，作者是澳大利亚的特纳，书中给我反复灌输的一种观念就是，人创造了媒介，而反过来为媒介所控制，媒介利用大众的欲望和需求赚钱。马克思如果再多活125年就可以跟特纳握个手了，当然，特纳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或许也拜读了不少马恩的论著也不是不可能。但是马恩相较于特纳更进步的一点是，同时看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反复强调实践是“人的感性活动”，是能动性与受动性、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人既受自然性的支配，同时又能以自己的能动性来改变自然，从而实现人与环境的辩证统一。
第三，关于“对国家的迷信”一说。马恩对于费尔巴哈、施蒂纳等人的批判性并非完全否定，马恩认为这些人的进步之处是将所谓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观念、政治观念、法律观念、道德观念以及其他观念纳入宗教观念或神学观念的领域；还在于将“一般人”宣布为宗教的人，宗教的统治被当成了前提。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关系逐渐地被宣布为宗教的关系，继而被转化为迷信——对法的迷信、对国家的迷信。
读到这我又想起之前读的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整个社会是一个圆形监狱，统治者站在圆心，所有人被时刻监视，统治者通过文化渗透等等形式灌输给每个人一定的意识形态，进而潜移默化中让大众自愿服从国家政党的统治与管理。结合马恩书中的观点，这种“全景敞视监狱”或许也即一种抽象的“迷信”的养成。
其实，我认为人们对党的忠诚同对基督教的信服是同质的。基督教有自己的圣歌，中国共产党有党歌。有着自己的logo，信奉的教条相当于党的章程……马恩一语见地，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向心力不就是公民对国家的迷信吗？小而论道，脑残粉对于明星的追崇，不也是迷信吗？迷之相信。但现在我们谁会将这些同宗教联系到一起的呢，马恩是伟大的，此时此刻我也成为他们的“迷信者”。
第四，马恩对于“人解放的前提”的阐释以及“需要”的论述。在他们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人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这一观点刷新了我的认知，一直以来都被告知的是前者，马恩的这一论述的确让我重新开始思考生产资料和需要的关系。
书中提到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等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而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普通人与媒介》中同样提到，人们为了满足需要而发明创造了媒介，而媒介的发展进步又促使人们产生新的需要，进而实现媒介的赢利动机。相隔一百年，马恩大大真的是先锋，膜拜。
总而言之，无论《费尔巴哈》还是《提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都是不容忽视的存在，我有幸在入门之际就拜读了此本著作。其实还有很多感悟想说，比如说“绵羊意识”、“普遍利益”“史前历史”等等，都是令我惊喜的观点，在最后就以一个“马恩式”幽默结尾吧。书中开头马恩说道本书意图时如此描述：揭露这些自称为狼而且别人也把他们看作是狼的绵羊，指出他们的咩咩叫声不过是以哲学的形式来重复德国市民的观点。
感谢马克思、恩格斯！
1845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旅行考察之际，详细考察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并会见了宪章派领导人。回到布鲁塞尔后，马克思决定暂时中止社会经济学研究，转而对青年黑格尔派提出明确批判。促使马克思作出以上转变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鲍威尔在回应了《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批判后把马克思、恩格斯标识为“费尔巴哈式的教条主义”；此外，另一位青年黑格尔派施蒂纳出版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他认为压迫人类的一切力量都是虚幻之物，人们应该通过沉浸于自觉的利己主义把自己从这些虚幻之物中解脱出来。马克思、恩格斯立即感觉到有必要澄清自己与鲍威尔的“纯粹批判”和施蒂纳的利己主义，甚至是与费尔巴哈之间的理论界限。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至1846年联合撰写的这部《德意志意识形态》全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全书分为两卷八章，约50印张手稿，第一卷由序言和三章构成，主要观点是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人哲学观点的全面批判以及对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正面说明。第二卷由五章构成，主要批判了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恩格斯逝世30多年后的1932年在苏联出版。这本书的第一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哲学新视界的第一次系统阐释，因此也是我们认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经典读本之一。
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阐释
建立在唯物主义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是经验的历史哲学，即马克思把观察社会历史的出发点放在了现实的具体的个人的社会活动中，而不是运用某种绝对理念来统摄社会现实，也不是通过集体的人的类本质来考察历史。马克思把现实的个人作为感性活动的主体，这里的个人既不是生物学或宗教意识里的个人，也不是离群索居的、社会之外的个人，而是有血有肉、有利益需求和价值关怀的人，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占据一定地位的能动性的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道：“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马克思主义把历史看作是一个以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相继发展的过程。相对于西方传统哲学而言，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革命性特征主要体现为，它强调面向现实的批判精神与彻底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它对历史的反思始终立足于现实社会生活和历史实践，用历史生成的视野和分析方法展开对人的本质的探讨，从而揭示出现实社会生活的内在矛盾以及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陷入绝对贫困的内在根源。这就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对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的思考具有深刻的现实感、历史感和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展现出的以人类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现实批判，是哲学批判范式的一种创新，迥异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以人类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历史哲学，注重哲学与现实的真实联系，既反对黑格尔历史体系中的“抽象”概念，又反对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费尔巴哈的“投射”概念。前者被描述为一种主体与客体、创造者与被创造者之间的颠倒。后者把宗教看作是人的本质在一种超自然上的存在，从而颠倒了投射者与被投射者之间的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费尔巴哈的错误不在于他使眼前的东西即感性外观从属于通过对感性事实作比较精确的研究而确认的感性现实，而在于他要是不用哲学家的‘眼睛’，就是说，要是不戴哲学家的‘眼镜’来观察感性，最终会对感性束手无策。”
马克思把历史理解为现实的个人及其发展的历史。个人的共同活动生成家庭、国家和共同体，并在其共同生活领域中表现为分工、交往、所有制、市民社会等。归根到底，历史的发展表现为生产力与交往方式之间矛盾的不断调和与再生的过程。虽然交往、分工、所有制、市民社会等历史现象是多变的、易逝的和表面化的，但是马克思把这些历史的外在表现形式都统合于生产力与交往方式的本质抽象之中，使得这些外在表现形式都能够得到历史的具体的理解，而不是从概念本身加以理解。
意识形态概念的三重理解
意识形态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提出来的，他希望在学理上建立一种精神的哲学并以此区别于古代的形而上学，然而他自己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变革实现了特拉西所设想的新的观念学的构建。马克思不是从思想问题本身来分析、批判甚至构建新的观念或观念体系，而是以人们现实生活为出发点来解决思想问题并重新构建观念学。
目前学界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方式有三种：一是在肯定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的前提下，揭露这种反映的虚假性，并以此揭示被这种虚假、歪曲反映所掩盖着的社会存在的真正本质。二是秉承价值中立的研究原则，从描述意义上解释意识形态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三是在相对肯定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认为意识形态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从此渠道来理解意识形态的存在本身。纵观《德意志意识形态》，可以发现马克思是在这三个层面上来综合理解意识形态的。
人类社会的基础在于生产活动和“交往”——笔者认为这里的“交往”应该等同于政治经济学中的“交换”，但这个小问题没有太大意义，因此我们可以先搁置——在此基础上，社会发展出了“所有制”，包括奴隶制，封建制和市民社会的金本位制度。在所有制的基础上，产生了统治阶级，统治阶级控制了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统治思想，后者包括道德和法律。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制度在不断变化。制度的变化是通过革命实现的，这一过程就是人的历史。最终人类将走向“自由的联合体”，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这一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部分的基础，其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马克思此时并没有找到人类社会运动的内在规律，他只是简单的将黑格尔学派的概念从意识形态领域移植到社会存在之中，也就是简单的类比。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后期的代表作《资本论》中，试图补全这块拼图，他觉得自己重构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将意识形态和社会的物质基础联系起来。
但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更关心马克思的早期作品的思维痕迹。下面笔者将说明，为什么笔者认为马克思的早期作品中蕴含着“绝对主义”的思想，以及其与“形而上学”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这里，“绝对主义”的第一层意思是历史发展的绝对性。马克思认为，在原始社会，人类是一个“共同占有财富”的“共同体”，而在之后，人类社会则以“私有制”为主导，最终人类社会会因为物质基础的发展而抛弃“私有制”，再次回归“共同体”。
这一历史的绝对性和黑格尔学派的“集体意识”是同构的。黑格尔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集体意识”“自我觉醒”的过程，奴隶制社会人的意识是被束缚的，而随着人类对自身认识的深入，“社会观念”便开始了“进化”，最终在市民社会，人类实现了“平等”。
因而，黑格尔的历史观是绝对的。在黑格尔眼中，历史的发展是存在方向的，社会的变革总是沿着这个方向，最终到达某个终点。而人类只是实现这个过程中的“工具”。
在马克思早期的唯物史观中，同样有这样的色彩。不过在这里，绝对的存在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物质基础”。“物质基础”总是在向一个方向发展，这个方向就是物质的“增殖”。在历史的起点，物质基础几乎是不存在的，因而也处于停滞状态，没有“运动”。而到了历史的终点之后，物质将“极大丰富”，也就不需要再“运动”了。
这么看来，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将人类视为了某种存在的载体。只不过黑格尔将人类视为“意识形态”的载体，而马克思则将人类视为“物质基础”的载体。而这种论断是存在问题的。
当马克思和黑格尔将人视为某种存在的载体后，个体的人也就让位于整体的“人类”。这很容易理解，对于一个抽象的人类个体而言，道德准则完全是空中楼阁——因为根本就不能使用。只有当人与人发生关系的时候，道德才有价值。
反过来说，如果物质基础是第一性的，那么个体的人就无足轻重。因为在现实中，个体的物质生产是几乎不可能的，而物质生产是依赖社会组织的。这就导致道德准则只与人类这个整体有关系，而与抽象的人的个体无关。
然而，这种观念依然是形而上学的。因为马克思默认了以下概念——整体的人类社会，整体的社会效率，整体的社会制度。然而这三个整体都不一定是有意义的。
以物理规律为例，单个分子的运动是机械的。然而大量分子的热运动却与单个分子的运动规律没有直接联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枚举了若干物质生产的例子，然后指出物质生产与社会意识形态——国家机构，道德和法律——的联系。
但问题在于，马克思的论证过程是采用具体的，局部的，现实的例子，而结论却是抽象的，整体的，理论的规律。如果马克思仅仅是总结过去发生的事，那么这样的抽象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后人想用这套理论去预知未来，或者改变现实，那一定会大失所望。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马克思坚信，社会主义革命会在英法德三国率先发生，然后这一工人联合体将领导世界。然而在十九世纪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反而是东方国家率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这种错觉的来源归根结底就是受“绝对主义”思想的影响。
实际上，“绝对主义”和唯心主义联系紧密。亚里士多德将人的本质归根于“至善”，不同身份的人“至善”的表现不同，最终他们共同确立一种“至善”的制度。黑格尔则将这一点发挥到极致——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载体，社会的发展服从“意识形态”的运动规律。无论他们何人，都默认了“价值观”是绝对的，或者说人类社会存在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普世价值。
马克思理论的独创性在于，他将“普世价值”与“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在不同的外界条件下，社会结构是不同的，而人的价值观也因此不同。
同时，人的价值观也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结构，从而构成一种“正反合”的运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也就在这种过程中不断对抗和发展。
当然，笔者个人以为，这个“绝对主义”的建构毫无必要。马克思将历史的发展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部分，另一个整体。历史的每个部分是唯物的，而历史的整体则是辩证法的。唯物的部分是相对的，但辩证法的整体则是绝对的。
但是笔者认为，既然历史的每个部分都是唯物的，那么整体的辩证法就是多余的。如果放弃“绝对”这一观念，将每种实在视为“相对独立”的，道德准则的基础反而牢不可破，哲学的难题反而迎刃而解。
单纯的批判，也就是马克思从中决裂出来的青年黑格尔派为了让现实合理化而作出的批判。马克思评论说他们的回答甚至是问题本身都是黑格尔式的颠倒了头尾。因为他们是唯心主义者，认为意识决定生活，而民众又受困于意识中的字句。那么为了让现实变得符合理性就需要对意识进行批判，用一种全新的意识替换目前的意识，那么一种全新的生活就会替换目前的生活。马克思认为他们和对手（即老年黑格尔派）一样保守，即使他们的态度是激进的。他们所做的只是再一次解释现实，接着就会像老年黑格尔派那样去理解现实，参见马克思举出的费尔巴哈，诗蒂娜等人的例子。而重点则是改造世界，不是靠字句，而是靠双手。
马克思认为需要一种健康的批判，首先就要对神圣家族的批判加以批判。对他们的批判首要的是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对哲学基地的批判。对作为神圣家族中唯一值得认真对待的费尔巴哈而言，当他谈论历史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只把人当做一种感性的现实，忽视了人之为人的主观能动，而马克思的批判就是要奠基于这种现实的人身上。生活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生活，马克思以自己的方式“摧毁”了唯心主义的哲学基地，从此依附于其上的“哲学批判”自然就会烟消云散。
问题来了，作为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是好像成了一个二元论者，单独为精神和哲学批判画出了界限。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世界的本元是物质，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形而上学的，法律的，道德的）都是物质在头脑中的反应（不精确的说法）。另一方面，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批判，针对的对象是控制奴役着民众的意识形态，背后的理论预设是“意识决定生活”。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哲学批判不会改变决定了意识的物质条件，（会单单地改变意识吗？）解放就无从谈起。意识或精神成了某种单纯的，与物质没有关系的东西，它之所以能够作为“批判”也要归因于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这样一来，哲学批判的位置就灰常尴尬了，因为失掉自己的基地，它自身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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