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保护论文(6篇)
时间：2024-02-23
时间：2024-02-23
关键词：劳动价值理论；知识产权；困惑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劳动创造价值，商品价值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那么，比尔·盖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多少?天才的比尔·盖茨的财富顶峰时期曾达3000多亿美元那么，盖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多少简单劳动的倍加?又是多少复杂劳动的倍加?
盖茨财富的获得与现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保护是分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知识产权保护对盖茨的财富积累起着决定作用。那么，知识产权保护能够获得劳动价值论的支持么?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理由如下：(1)我国立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宪法中亦有明文规定；(2)我国的意识形态及教育机制决定，立法者、执法者都以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知识产权领域出现劳动价值理论的困惑，有必要进一步思考。
二、讨论的前提：知识产权活动是一种劳动
知识产权活动必须属于劳动的范畴，否则无法用劳动价值的理论进行考量。
知识产权是人基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中的经验、知识而依法享有的权利“知识产权指的是专利权、商标权、版权(也称著作权)、商业秘密专有权等人们对自己创造性的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民事权利。
劳动指：“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
比较以上概念，我们可得出创造性的知识产权活动属劳动的结论，这是我们讨论的前提。
三、劳动价值论的诸多困惑
“为天才之火添加利益的柴薪”，这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精辟概括。但问题是：1．为什么要“为天才之火添加利益的柴薪”?2．谁是天才?3．要添加多少利益的柴薪?“利益的柴薪”是越多越好，还是有副作用需要抑制?我们面临诸多困惑。换一种思路，以劳动价值论来考量，前述问题分别可以换成下列问题：
1．劳动价值理论支持知识产权保护么?
2．谁可以参加知识产权成果的价值分配?
3．社会分配给创造者多少才为适度?
四、对知识产权领域劳动价值论的探析
(一)劳动价值理论支持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活动创造价值，符合劳动价值理论，这是对其予以保护的正当性理论基础，而且作为一种复杂劳动，应当从社会获得倍加于简单劳动的承认与保护。首先，价值由活劳动创造，理应由劳动者所有，否则为剥削。其次，知识劳动属于复杂劳动，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而最复杂的劳动就是从事科技发明和创造的脑力劳动。故其社会劳动时间的理论值应当高于非创造性劳动成果的社会劳动时间的理论值，创造性劳动成果理应受知识产权法保护。
综上所述，知识产权保护是符合劳动价值理论的，但是，困惑并没有全部冰释。
(二)知识产权成果的价值分配的参加者
按照传统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价值完全是由劳动者创造，若把价值的创造与价值的分配等同起来，那么就会得出“谁创造，谁分配”的结论，其他人很难有分配的资格。
知识产权保护，无论是立法设计，还是司法实践都会面临劳动价值的分配问题。活劳动的实施者以外的人，如创造者、投资者、使用者有没有获取分配的资格?依据是什么?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困惑。具体来讲，有两个问题：
1．投资者并未直接参与生产性劳动，资本也不创造价值，如何参与分配、取得收益?
按传统劳动价值理论，价值是活劳动的产物，源于生产要素中的劳动要素，于是传统劳动价值理论得出结论，“不劳动者不得食”。但是，马克思的价值分析的前提之一是假定劳动以外的要素都是无偿的，而这种无偿的前提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投入，除劳动以外，一般是有偿的，故有付出应有回报。在市场条件下，若不允许对财富创造做出贡献的其它要素如资本参加分配，就会形成一个悖论：劳动者通过活劳动创造了价值，取得全部价值，价值的物化形式——商品因在再一次的劳动中无法获得价值分配而无人投入，否则被视为剥削或不适当，社会生产将无法进行。
因此，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投资者参与劳动价值分配有其合理性。
2．除了投资者以外，还有什么人可以参与价值分配?值得注意的是，劳动价值论诞生于工业经济初期，当时语境下的“劳动者”或说是“工人”主要是指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沧海桑田，现代社会已经出现了大量的非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的内涵和外延都应有新的解释，以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第三产业知识经济的兴起，充分证明了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劳动者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各种劳动实际上是一个总的社会劳动过程，产品的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总体劳动”，包括五种形态：体力型、技能型、知识运用型、技术创新型和理论创造型。而从事这些工作的都是“工人”，当然有资格参加价值的分配。
另外，根据传统劳动价值理论，物质生产三要素为：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但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们发现，参与劳动创造价值的远不止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的生产三要素，而是多要素，如劳动力、经营管理、信息、科学、技术、人力资本等等。如前所述，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分配具有正当性。随着我们对生产要素的认识的不断深化，上述生产要素的提供者也应参加价值分配。
由此可以推出，投资者、注册商标所有人、委托发明人、相邻权人等等都应参与价值分配，他们并未直接参与物质生产劳动，但他们或提供了生产要素，或对生产要素的改进做出了贡献。作为“总体工人”的一分子，理应从“总体劳动”成果中获得应得的价值分配。
那么，知识产权作为绝对权，在权利人与社会之间，利益的天平应当倾向于谁?
(三)知识产品的公共性，决定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度”知识产品具有公共性，体现着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那么，社会本身有资格参与其价值分配么?在权利人与社会之间，利益的天平应当倾向于哪一方?
传统劳动价值论没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理论，在此，本文试图作以下分析：
首先，智力成果不是纯粹单个人劳动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文明成果，社会应参与分配。劳动者在创造知识产品时，必然借助于已有的知识。所谓“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正是说明的这个道理。知识属于社会整体承继的共同财富，如同空气、阳光一样，活劳动创造的价值，理应根据社会所供知识的贡献回报于社会，人毕竟不能仅靠活劳动而生存，人离不开社会这个“空气”。
其次，劳动必然要借助各种社会资源，社会理应获得回报。
权利人的劳动不可避免的要利用社会公共资源：在土地公有条件下，土地属国土资源；创造者免费使用公有信息；创造者接受着社会的公共教育；社会为创造者提供的公共产品比比皆是，如公共交通等等。以至于个人与社会在某种程度、某些方面是无法分清彼此的，社会要求分享知识成果已属理所当然，如同国家要求服兵役一样。
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制度也是生产要素，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结构和制度变迁是影响社会创新和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康芒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有法律、经济、伦理三种利益调节方式，其中法律制度最为重要，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制度是社会的制度，而制度既为生产要素，理应取得价值分配。再者，知识产权保护专利的方式，实际上是赋予其垄断的权利，也就意味着创造者垄断受益的同时，剥夺了其他社会成员以同样的途径和劳动取得成功、收益、需要之满足的权利，而其他社会成员是不确定的大众，具有社会性，创造者理应对此做出补偿。
反而观之，若我们把利益的天平略倾斜于社会，会对创造者造成多大的伤害呢?知识产品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具有非消耗性，可以多次、反复被使用而不导致减损价值。同时，知识产品也具有私人物品的特性，具有不可剥夺的特点。由此可见，弱化对知识产品的创造者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会损害其现有利益，损害的是其预期利益，反之，若过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会使知识产品不能得以在整个社会反复而充分的应用，对社会整体发展是有害的。
关键词：共享经济；新型用工；劳动关系
一、问题的缘起：基于互联网平台提供劳务者的“身份困境”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出现了一批以互联网金融及共享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和新型用工主体。根据国家信息中心2022年的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统计，在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2022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仍达到33773亿元，同比增长约2．9%，共享经济参与者约为8．3亿人，其中服务提供者约为8400万人，同比增长约7．7%；平台企业员工数约631万人，同比增长约1．3%。共享经济通过平台将两端的服务提供者个人与服务需求者个人联系起来。不同于以前的招募雇员完成生产任务，再销售产品而获利之商业模式，现在是通过匹配交易双方，降低信息成本、交易成本而获利。这一类的平台企业丰盈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平台+个人”的特殊模式因其独有的灵活性得以快速扩张，可对于基于互联网平台而从事工作的劳动者而言，由此所产生的新形态就业的法律性质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难以确定。［1］“互联网+”联结现代服务业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近乎“无所不能”的生活方式，互联网技术的更新迭展出了一系列的平台功能，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搜索功能，更有“双创”背景下的资源共享功能，由此衍生出了网约车司机、网约快递员、网约厨师、网约家政服务者等一批“网约工”职业。笔者通过对比裁判文书网上“网约工”直接网络平台确认劳动关系案件与网约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发现司法者的裁判标准并不统一。在确认劳动关系的劳动争议案件中，法院对“网约工”提出的认定劳动关系诉求一般不予支持①；而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件中，司法实践中存在认定代驾司机与平台间存在雇佣关系的判例②。基于错综复杂的现实状况以及裁判标准并不统一的司法实践，“网约工”这一群体难以找到身份上的认同。平台企业与“网约工”的关系较之于劳动关系“貌合神离”，一旦纠纷发生，“网约工”迫切希望得到法律上的认同，因为只有法律上认定他们属于劳动法规制的对象，他们才能享受劳动法上规定之劳工权益。因而，不得不直面的问题就是：新型用工模式下的劳动者可否与平台确认为劳动关系？如这些特殊的劳动者不能被认定为劳动关系，这一庞大群体的权益如何保障？
二、新型用工模式下传统劳动关系认定理论之适用难题
（一）资源高效利用与用工高风险并存的平台用工生态
基于互联网技术深度应用而产生的平台经济，其本质的特征在于暂时性地移转闲置资源的使用权。具体体现在：一是重视使用生产资料，二是“网约工”灵活就业。在互联网平台提供劳务的新型用工形式中，互联网平台所发挥的万物共联及信息共享功能，使得企业的生产效率更高，同时也使得企业的自我监督得以实现。［2］平台用工的形式在资源高效利用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商业模式的改变，直接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平台新型的管理方式也让企业对劳动者的管控不再那么强烈。故从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管理成效，促进了消费者体验。但与此同时，因为平台用工作为一种新型用工形式，改变了传统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模式，这一改变造成了在“网约工”劳动关系认定问题上劳动关系认定理论难以自洽，还衍生出以下亟待厘清的问题：平台介入劳动者工作过程是否存在合法性？平台公司、劳务提供者、实体企业三者的责任认定和责任如何划分？在任何时代，资本与劳动的博弈关系始终存在。面临越来越庞大的“网约工”群体，一方面是资源的高效利用，另一方面是来自于法律滞后带来的用工风险。二者想要达到最优解状态，仍需要来自于各方的努力。
（二）现行劳动关系认定理论的标准
劳动关系是集结了大众生存、价值创造等要素，为现代社会所承认的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也被称为当代社会和谐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劳动关系至为重要，但在我国确认劳动关系的规则却一直阙如。我国现行劳动立法在确认劳动关系方面主要依赖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但通过解读该通知不难发现，对于劳动关系审查模式存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求劳动特征的许多要素同时具备太过强人所难。第二，未能做到对“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予以明确和细化，缺乏可操作性。第三，未强调用工管理的实践特征。［3］尽管我国法律没有给劳动关系明确的定义，但是劳社部12号文贯彻了从属性理论，从属性判断成为司法实践中认定劳动关系的关键要点。具体而言，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着重论述劳动者与企业之间是否具备人身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现行司法实践中对于劳动关系认定、强化的概念皆是对从属性进行实质性和综合性判断。但世事变迁，生活百态而多元，劳动关系与一些特殊的关系之间往往难以剥离，现行的劳动关系认定判断标准能否在实践中一以贯之，仍有待考验。
（三）新型用工形式对“从属性”理论的冲击
以“滴滴”为代表的新型用工形式，迥异于传统用工，既有别于劳务关系，又不同于典型的劳动关系。表现在：人格从属上弱于劳动关系，经济依赖上强于劳务关系。梳理现阶段出现的确认劳动关系案件，不难发现，司法实务中对于人格从属性的判定没有统一的标准，很多情形下主要基于法官的自由裁量，缺乏实际可操作性。此时出现的问题症结就是，如何作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裁判结论？裁判结论何以服众？根据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王再忠、黄美容的研究，绝大部分案件法院都未认定从业者与平台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还有大部分案件回避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只有极个别案例（2件）认定了存在劳动关系，且已判决结案的案件中上诉率极高。［4］从中可以窥见，法官在审理涉共享经济劳动关系确认案件时，秉持的传统“从属性”理论，难以自圆其说，甚至有时会与现实生活显得圆凿方枘，给劳动力市场和谐带来不好的社会效果。概而言之，新型用工形式因其若即若离的性质，本身就属于“弱从属性”，再要求法官从“从属性”上判断容易无从下手。故对于如何有效应对根植于现实需求的新型用工难题，非常值得研究。
三、应对新型用工保护的一种思路
（一）立法上重新设计
较之于西方国家在福特制转向后福特制背景下所形成的劳动法保护手段分层分类配置而保护范围不断拓宽的模式，我国现有的立法保护模式呈现“不适应”状态。首先，保护范围上较窄。现在的用工模式多种多样，而劳动法律法规层面仅作出了对常规劳动关系下的劳动者予以保护，未能将多样态、提供独立性劳动及新型用工模式下的劳动提供者囊括进劳动立法保护的范畴。其次，“二元论”框架有失妥当。目前，我国采用的是有劳动关系的给予劳动法保护，否则劳动法不予保护的二元论框架，这类非此即彼式的保护模式，难以适应新情况新变化。最后，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重构与细化尤为重要。经济结构复杂多变，从属性的认定标准越来越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劳动立法上要加强对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重构与细化，否则法律上长时间的滞后，只会造成恒之弥久的纠结与困境。必要时立法应突破传统的劳动关系二元论框架，设立诸如“准从属性劳动”“类似劳动者”等中间主体，给予灵活作业者更加合理的保护。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不可急于立法，根据目前司法实践处理涉互联网平台劳动关系确认的现状，有必要先总结审判经验，等时机成熟再行立法，概而言之：司法先行，缓立法。从价值考量的角度来看，对劳动法未予顾及的劳动者，本应由民法社会化弥补，但我国在这一问题的立法上进程缓慢。由于我国劳动法对劳动关系调整缺乏体系性和包容性，且民事雇佣关系和准从属性劳动的保护问题迄今也未进入我国现行民事立法的视野，使得现有保护模式未能对信息化、全球化进程中与新经济伴生的劳动领域新形态、新现象有足够的关照。从立法的角度来说，我们有必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拓宽劳动者保护的范围。根据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不同的结合程度，区别从属性劳动、准从属性劳动、自治性劳动，从而扩大法律概念上的“劳动者”。第二，细化并增多劳动者保护的分类。站在比较法的角度上对劳动者分类进行研究，避免落入员工分类的谬误中去，防止“一刀切”定义劳动者。第三，注重民法社会化的同步配套。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劳动者诉讼来势汹汹，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的需求决定了要容忍特殊劳动关系，如果这些特殊劳动关系被排除在劳动法调整范围之外，有必要将其合理交给民法予以处理。
（二）社会保障得有所作为
我国的社会保险现状是，社会保险与劳动关系捆绑，包括“网约工”在内的就业者在参保和缴费上存在诸多问题。面对劳动力市场中愈来愈灵活的用工形式现状，单纯依靠劳动法来保护从业者权益太过困难，必须依赖更加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从降低用工风险和发挥社会保障职能的角度来看，保护共享经济下的劳动者权益势必需要社会保障有所作为。第一，劳动关系与社会保险关系脱钩。从司法实务角度来看，如今的社会保险制度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必须与劳动关系紧密联结，而是可以通过多重社会力量推动社会保险制度向前进步，典型的就是扩大对网约工群体的社会保障面。现在的制度设计可以通过对保险主体、行业范围、保险待遇等方面的重新划定，并设置新的准入资格，以保证网约工这一特殊群体人员能得到社会保险覆盖下的社会保障。如此既减轻使用网约工的企业负担，也更好地为依托平台提供劳动的劳动者提供了坚实保障，还有利于促进新的就业。第二，建立强制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制度。目前，有学者针对性地提出了将劳动关系认定与职业伤害分离的观点，但在未改变工伤待遇的获得建立在劳动关系认定的前提之下，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仍有待商榷。但从实务的角度出发，针对基于网络平台提供劳务者这一类群体，有一种思路可供借鉴，即建立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制度。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角色设定上，可以如此考虑：因为在平台用工的模式下，劳动者是直接面临工作风险的人，其应当是被保险人，而共享经济平台是商业受益者，劳动者是投保以后最直接的受益者，因此，应当允许劳动者或平台自主协商决定谁作为投保人。平台只是在办理投保时统一为劳动者代收或代缴保险费，以便利劳动者投保。当然，在构建强制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制度的同时，可能存在监管上和保险费确定等困难，但基于对劳动者生存权益的保护，制度设计上可进一步探讨，例如保险费的费率可由劳动部门在调研后制定基准，也可将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卡车司机购买商业保险的经验作为参考。
四、结语
面临共享经济迅速发展所引发的新型用工模式下劳动关系认定难题，纯粹依赖传统劳动关系理念难以解决。为了应对此种“窘境”，必要时需突破传统的劳动关系二元论框架，加大对劳动者的保护，同时在社会保险方面为新型用工模式下的劳动者提供“新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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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原则还是企业责任，调整劳资利益对于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将针对立法原则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分析对不同企业的影响、在这从劳动者、资方、管理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基础上提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建议。
关键词：劳动合同法；企业社会责任
引言
在一片争议声当中，2008年1月1日，新《劳动合同法》正式施行。社会各界对该法的颁布及实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针对主要条款的讨论，甚至立法出发点、立法角度等等，更是引发了无数争议。
一、《劳动合同法》产生的影响
2007年6月29日，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和社会调查，第十届中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并将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该法案的出台，对多年来的的各个地方的劳动合同条例所确定的劳动法的立法模式会有相当大的调节，某种程度上，企业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由于《劳动合同法》旨在保护劳工利益，对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条款作了相应的、明确的限制。这无异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或者说，对于企业的各个层面来讲，其利润点会受到影响。面对新的框架下的《劳动合同法》，企业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对策。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采取措施，规避由此带来的利益风险与法律束缚，规避《劳动合同法》对企业责任的影响。产生社会影响最大的，中国排名第一的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辞职门”事件。
《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经过三个月的调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高层通过董事会的讨论，通过了一个名叫《关于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规定》的文件，同年10月8日向公司其他人公布了这个文件。文件内容如下，所有工作满8年的员工（包括总裁在内），在10月底前必须提交辞职报告；辞职报告生效后，领用临时工卡上班；七天后，已经办理辞职的员工与其旗下的各子公司再重新签订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职位、待遇一切不变。很短的时间内，华为在公众心目中从一个知名民企，为以后各个企业规避法律，树立了一个不好的企业范本。
华为为什么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做出逃避社会责任的做法呢？我认为可以从立法原则和社会责任去理解。
（一）《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原则
笔者认为，劳动法基本原则至少应该包括两项，即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原则和三方协调原则。
1、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原则
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原则是各国劳动法所奉行的立法宗旨，也是我国劳动法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指劳动者在劳动领域依法享有的各种权利和利益。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原则体现在我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一系列规定中，我国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法条中有明确规定，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包括最基本的保护、平等的保护、侧重的保护、基准化与合同化结合保护。
2、三方协商原则
在出台重要的劳动法律、法规之前，应由政府牵头，工人代表和企业代表共同商议，这样得分组成。这些人参与立法，就够有效的表达劳动关系参与者的意志，使法规的制定更符合实际情况。参与的三个主体对劳动关系的商量调整正是通过制定基本原则，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来实现，从而在其中规定了劳动关系的标准。
二、《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
1、尊重员工的合法劳动权益
新《劳动合同法》出台的一个背景，在劳动关系中，劳方相对于资方而言，它一直处于弱势地位，所以新法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变的比以前更重，以人为本的原则得到了体现。在现实中，某些用人单位的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本身就是“霸王条款”，员工的利益在这种条件下就很难得到保证，在这个背景下，劳动合同法直接规定了凡是制定关于劳动者合法利益的规章制度时，不能是用企业单方说了算，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就能得到很好的维护。
2、保护员工的人身安全
企业作为一个特殊的法律意义上的公民，企业的社会责任包含许多，例如，为员工提供的符合实际工作需求的劳动条件和相对安全的工作环境，劳动者的生命和身体健康必须得到保障，从法律规定层面，企业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必须完全履行，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必须得到保护。
3、对员工经济利益的保障
新《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薪酬支付，当劳动关系发生终止的情况下的经济补偿有明确的规定，企业应当履行的社会责任包括保障员工的经济利益。在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劳动合同法》第30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在劳动关系的解除和终止时，企业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有关情形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企业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两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结束语
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在调整各方利益格局的同时，带来了新的劳、资、管三方利益博弈。随着新的利益关系的建立，企业各方将不断调整观念，应对在实施过程中发生的新矛盾、新问题。对于企业来说，让投资者收益得利是必要的，让经营者获得高额回报也是必须的，而让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得到充分体现，生命安全与人格尊重得到确保，进而使得劳动者的劳动质量、劳动创造得到激发与升华，才能真正使经营者的理念得到响应与实践，投资者的智慧得到肯定，投资者的利润空间得到确保。随着社会发展与经济基础的加强，调整劳资利益分配关系是完全必要、非常及时的。它既是法治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更是确保社会主义社会公民平等劳动权利必须考虑的问题。（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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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者经济权益；劳动债权；研究评介；理论前瞻
中图分类号：D9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53（2012）05-0089-05
一、劳动债权的研究意义
（一）劳动债权研究的背景
2011年8月，我国劳动关系发展史上少有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专题研究部署劳动关系工作的一次高规格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上指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是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其经济、政治、社会意义十分重大而深远。要把解决广大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维护他们的经济等权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着重抓好进一步完善劳动法律法规并保障其实施、合理调节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努力化解劳动关系矛盾。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化，社会结构分化加快，社会矛盾和冲突急剧增长，社会风险也相应增加。在市场经济趋利性、法律法规完善的渐进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和劳动力市场的供过于求的严重性的作用下，以及在跨国资本“用脚投票”的压力之下，资本掌握了劳资关系各方面的话语权，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时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新型劳动关系建立、运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工会法执法检查报告指出：企业侵害职工劳动经济权益问题比较严重，尚未形成科学、合理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不按时发放工资、不支付加班费、不缴或少缴社会保险费，欠薪逃匿事件呈增多趋势；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依然偏窄，城乡发展不平衡。总理在《求是》杂志2010年第7期发表文章指出，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而收入分配矛盾的实质主要在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且没有保障。所以，完善劳动者经济权益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已经成为一项迫切而重要的工作，因应当下此种急迫，劳动债权保护研究逐渐升温。
（二）劳动债权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
随着市场经济建立，我国劳动关系本质上为契约关系，劳资双方应当平等协商签订契约，劳动者依据劳动契约而应获得的劳动待遇其实质就是劳动力使用权出让的对价，亦即应当视为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所享有的债权。但由于用人单位的强势所决定的组织隶属性，使得劳动者所应获得的劳动待遇的数量的确定及其支付客观上由用人单位所决定，因而，由原本债的平等性变为一种待遇的被动接受性。立法者正是遵循传统劳动行政管理思路，基于在劳动待遇问题上用人单位的强势和主动，劳动者的被动接受此种事实，而设计相应法律制度，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劳动者经济权益的债的本质属性，从而给劳动者经济权益的保障和实现带来一系列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当下有学者开始认识和论及劳动者对企业所享有的经济权益的债权性，但所论劳动债权仅限于破产程序，且对其内涵和外延不甚明了，故极有必要重塑劳动债权的概念，明确其内涵和外延，并重新探寻保护路径。因为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都根基于表征其学科成熟的范畴体系基础之上，其理论体系的建构、发展都离不开范畴的支持与引领。我国劳动法学的范畴研究的相对滞后不仅迟滞了劳动法学自身的发展与繁荣，也阻碍了学科之间的沟通与对话。[1]对劳动债权的系统研究，其理论意义在于，有利于构建比较完整的劳动法学的基本概念和劳动债权的一般理论，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劳动债权法律保障机制，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而其实践意义在于对缓解当前的劳资冲突危机、克服劳动债权保护不足的突出难题，提供可操作的思路和制度设计，从而有利于平衡不同群体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公平正义；也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
二、劳动债权的研究评介
（一）劳动债权的研究现状和趋势
1.劳动债权的概念及其范围之争
根据初步文献检索，中外未有劳动债权研究的专著和博士论文，我国就破产程序中的劳动债权研究的硕士论文大十篇左右。国外立法和学说没有劳动债权的概念，我国劳动债权概念是在修改破产法的过程中出现的。2004年贾志杰在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草案〉的说明》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劳动债权的概念：“劳动债权即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等其它费用。”劳动债权的称谓并没有出现在我国现行立法中。目前学界主要在两种含义上使用劳动债权概念：第一种意义上的劳动债权的概念立足于我国原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内容上包括企业所欠职工的工资、企业欠缴的基本社会保险费用、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企业清算期间职工的生活费和医疗费、职工的集资款、职工就业安置费等。如“是指基于劳动关系而产生的向破产人请求给付财产的请求权。具体包括工资、劳动保险费用、劳动报酬、集资款等。”[2]第二种意义上的劳动债权概念是在新破产法草案审议过程中提出的。如“所谓劳动债权，是指因破产宣告前的劳动关系而发生的债权，包括破产企业所欠职工的工资和欠缴的社会保险费用，以及因企业破产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应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等费用。”[3]“所谓劳动债权，是指因为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劳动保险费、因企业破产解除劳动合同而应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等所发生的职工请求企业给付一定金钱的权利。”[4]两种意义上的劳动债权概念对债权的成因和债权性质的认识基本相同，但第一种意义上的劳动债权在范围上要大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劳动债权概念。此外，有人将劳动债权表述为“职工债权”、“职工请求权”、“社会请求权”。[5]还有更广义的劳动债权概念，如，劳动债权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劳动者付出劳动，由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一切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以及其他的应该支付给劳动者的债权，如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收取任何名义的押金、保证金、培训费等。[6]而肖海军教授认为：“企业营业过程中，劳动者与企业之间是以劳动合同为纽带形成的劳动债权债务关系。”为满足劳动者之劳动债权，企业应承担下列义务和法律责任：不得任意解约、保障职工的休息权、按规定及时支付工资和奖金、提供必要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提供职业培训条件和机会、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基金以及改善职工的福利条件。据此可以认为劳动债权涵义更为广泛，包括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对用人单位享有的一切权益。[7]
2.破产程序中的劳动债权的清偿顺序之争以及劳动债权优先权问题的探讨
在破产立法过程中，清偿顺序的争议焦点是劳动债权是否应优先于担保物权。这一争论甚至上升到了“是要市场经济秩序，还是要以人为本的高度”。[8]对此有三种观点。一是“担保物权优先说”。“将职工债权全部放在物权担保债权之前清偿则是不妥的，而仅靠采取这一种措施解决破产企业拖欠职工债权问题更是不够的，也是不公平的”[9]。还有对此的改良观点：对于有担保的债权，我们应固守民商法的基本理念，在二者的清偿顺位上，劳动债权顺序在后，未受清偿的劳动债权部分归入共益债权。[10]第二种与之尖锐对立观点是“劳动债权优先说”，认为只有使劳动债权优先于抵押权，“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破产企业职工劳动工资优先于抵押权受偿的问题，从而使优先权承载起保护弱者的特殊使命”[11]。齐砺杰从法理经济学的视角进行论证，认为破产清偿顺序因其在促进公司治理方面的潜力而具有提高分配效率的特殊意义，同时劳动债权特别优先在中国背景下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实践意义。[12]第三种观点是“折衷说”，原则上劳动债权只能作为一般优先权而后于担保物权实现，在特殊情况下，劳动债权可以优先于担保债权。一般认为一定时间范围和一定数量范围内的普通职工的工资可以优先于担保债权。如王利明主张在特殊情况下，劳动债权可以优先于担保债权，一是劳动债权的拖欠在担保债权的设立当时已经公示；二是企业在交易中已经向交易相对人书面明确告知其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事实。此种劳动债权只能限定在一定期限内的一般工人的工资收入，以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4]
对清偿顺序的争论自然会论及劳动债权优先权的问题。持“劳动债权优先说”的学者主张应在立法上确认劳动债权优先权属性，从而优先于担保债权。有人从法的价值理念、制度法学、法社会学和社会基础的角度进行论证，主张《企业破产法》、《物权法》应就此进一步完善。[13]李绍燕认为劳动债权优先权的合理性有雇员的原因、非合意之债必须优于合意之债优先受偿的原因、市场经济需求原因、法律应具有的功能以及我国转型时期维护稳定的需要的原因。[14]于海涌认为工资能够获得优先权的特别保护基于保障劳工生存社会政策的考量、增值理论和利益衡量。[15]
3.破产程序中劳动债权程序保护探讨
王卫国、李曙光、王新欣等反对劳动债权人以债权人会议成员的身份参加债权人会议，其主要理由在于：职工债权与商业债权有所区别，并在破产清算时可以优先受偿，破产财产如何处理和分配可能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同时如果职工债权人均可以参加债权人会议并进行表决，可能构成对债权人会议决议的实质性否决权，必然会影响破产程序正确进行，影响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而与此对立的学者认为，“职工债权不参加债权申报，亦不作为债权人会议成员”这就意味着否定了劳动债权人参与到破产程序中去，表达自己的意见、监督管理人、监督破产程序进行的机会，显然对于劳动债权的实现非常不利。劳动债权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表决权制度来实现。[16]
4.劳动债权的破产法之外的保护措施的探讨
对于劳动者工资权益的保护，王全兴、关怀、冯彦君、黎建飞、许建宇、董保华、郭庆松、董克用等学者都有详细论述，但对程序性的保护关注不够。梁慧星认为，现行法律法规在鼓励、怂恿雇主拖欠劳动者工资，主张对工资债权优于企业债权的法律保护。建议从适用长期诉讼时效期间、加付利息、仲裁与由当事人自由选并适用同一诉讼时效、否定约定仲裁条款等方面加强规制。常凯也认为严格的劳动法制在中国是缺失的。在劳动法上甚至连违法的概念都很淡薄，劳动法及其理念被忽略了。胡玉浪从工资债权诉讼时效的适用基础、起算、期间等不同角度对我国工资债权诉讼时效制度建设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有学者指出我国现行的工资法律制度立法滞后、公法私法法律关系混淆、基本概念不清等问题。很多学者都强调通过工会集体谈判保护劳动债权的作用。王利明认为，除在破产法中规定劳动债权的优先权之外，还应当尽快修改和完善有关劳动立法，通过其他法律的配套以及政策调整从源头上解决劳动债权的保护问题。如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制止拖欠甚至不交社会保险费用的行为，从制度上保障工资的足额及时发放，由政府主导设立劳动保障基金等。有建议建立拖欠劳动工资的保险品种、设置劳动债权储备基金[17]。
5.用人单位社会保险缴费问题探讨
陈晓琴认为，企业欠交的社会保险费用的属性是国家债权，将社会保险费用纳入到劳动债权的范畴不妥。对于社会保险费的请求权主体，有三种观点：一认为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请求的依据是社会保险费缴纳合同；二也认为应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但是依据法律强行征缴；三认为是职工。张卫平质疑在第一清偿顺序中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何者优先或者按照何比例同时清偿。刘振宇认为这取决于社会保险费的性质，并决定请求权主体和清偿顺序。蔡福华认为社会保险费的罚金则只能作为一般债权处理。韩长印认为，我们如果将社会保险费用提升到与国家税收等国家债权同样的地位，虽说具有一定的超前性，难说就一定脱离和超越了我国当前的实际。由于受文章篇幅所限，所引观点不能一一标注。
6.工伤保险与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竞合问题探讨
对于工伤保险与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竞合问题，王全兴、王利明、杨立新、张新宝、郑尚元、林嘉、马特、郭民瑞、李适时、吕林、周开畅、王显勇等很多学者进行了探讨。其中，对于工伤社会保险与用人单位民事侵权竞合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补充模式。（2）替代模式。（3）部分替代主义。（4）工伤保险优先适用，民事侵权法第二次调整。（5）兼得模式。具体论述详见吕林、张新宝、郑尚元、周开畅、郭民瑞、李适时等学者相关著述。对于工伤社会保险与第三人民事侵权法律竞合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补充模式。（2）改良的选择模式。（3）兼得模式。（4）工伤保险优先适用，民事侵权法第二次调整。具体论述详见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起草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以及王全兴、张新宝、郑尚元、周开畅、王显勇等学者相关著述。张新宝、林嘉、马特等认为，从长远来看，工伤保险的给付水平应当与普通人身损害赔偿相当，以达到法律救济的平衡和减少当事人选择不同请求权带来的审判（处理）后果失衡现象。所有符合工伤保险给付条件的受害人，不管其损害是否有第三人加害行为的介入，一律只能请求工伤保险基金给付；在有第三人加害行为介入的情形下，工伤保险基金在为给付之后获得对该第三人的追偿权。
（二）当下劳动债权研究的不足
纵观以上研究成果，对于丰富劳动债权理论、解决劳动债权保护问题，无疑具有好的启迪和借鉴价值。但现有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1）研究成果都不是从劳动者所应获得的权利的债权本质属性的视角来论述的。许多著述的内容虽然与劳动债权有关，但其研究的视角、所基于的理念都偏离了债权的本质属性，导致理论自身的自洽性问题和实践中的效果问题。（2）在劳动法学、劳动经济学等领域，许多研究或多或少涉及到劳动债权，但相对集中的系统研究较少，同时这些成果仅局限于对破产程序中的劳动债权问题探讨，人为地不适当限缩劳动债权的外延及其研究视域，并且对劳动债权概念的界定、范围的划分、以何种理念进行制度设计、劳动债权优先权性质以及与其他权利冲突如何协调等问题的研究欠深入系统且存在较大争议。（3）研究以点代面，对其中的工资债权研究相对较多（但又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债权属性），对补偿金、赔偿金（包括违反先合同义务和后合同义务的赔偿）、违约金等违约债权、社会保险债权以及劳动债权程序性保护等问题关注不够。（4）劳动法上、破产法上探讨较多，其他部门法特别是其他学科上的探讨不足，也鲜有从多学科综合角度进行联动探讨的。（5）具体制度构建较多，但可行性不足，深入系统的理论论证不足。正因如此，尽管学术界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研究已达到相当广泛甚至有些近乎热闹的程度，但对劳动债权研究总体视角的局限，致使劳动债权的保护问题成为长期困挠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及社会和谐稳定的瓶颈。
三、劳动债权理论研究前瞻
笔者认为当下我们应该立足劳动债权保护的现实困境，深刻反思现行立法和学说，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探索。
（一）劳动债权研究的任务
我们应当对劳动债权的概念进行重构，对劳动债权再定性和定位，对我国转型期劳动债权的法律保护体系的制度缺陷作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劳动债权的法律保护的制度设计理念和具体保护方法进行研究；对缓解当前的劳动者经济权益受损严重、劳资冲突加剧的突出难题，提供可操作的制度方案。
（二）劳动债权研究的主要内容
1.劳动债权的概念重构。笔者认为，广义上，劳动者依据劳动契约而应获得的相关劳动待遇的权利宜统称为劳动债权，但考虑到现行通说认为债权一般为财产权，故狭义劳动债权宜仅指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应当享有的经济权益或最终表现为经济利益的权益，主要有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险权、获得补偿金、赔偿金的权利以及劳动者因用人单位原因导致劳动合同无效而获得损害赔偿的权利等。
2.劳动债权的定性。分析劳动债权的一般债权属性和特殊债权属性，即劳动债权既具有一般私权性质又具有社会权性质。探求其本质及法律保护的基本理念和理论依据。
3.劳动债权的定位。宜从多维角度立体分析劳动债权与劳动者政治权利、与劳动者人身权利、与劳动权的关系以及劳动债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等，从而论述劳动债权重要性和法律保护的理论依据。
4.完善我国劳动债权法律保护体系。宜从劳动债权的公法和私法保护、实体法和程序法保护、劳动关系法的保护和劳动基准法的保护以及在破产法中的特别保护等几个不同角度进行深入系统探讨，分析劳动债权法律保护的理论依据、实践依据、保护视角、利益衡量、保护模式、具体法律制度建构等基本问题，并对德国、瑞士、日本、法国、美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对劳动债权实施不同法律保护制度的典型国家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借鉴有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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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近代西方一些思想家以自由、平等思想为指南，系统阐述了私人财产权理论。在这些理论阐述中，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他从”享有私人财产是人的自然权利和天赋人权”这一形而上的理论前提出发，论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洛克站在当时世界的最先列，以自然权利和天赋人权为基础将财产权劳动学说加以提升并系统化和理论化，形成一整套学说，其将劳动视为财产权利的出发点(权源)和最终归宿，使这种理论成为一种超历史的视野，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主要从财产权的来源、所有权理论、劳动价值学说以及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对当今的借鉴意义等几个方面对洛克的财产权理论进行简要的评析。
一、关于财产权的来源
享有私有财产是人的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任何人不能侵犯。洛克认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人在自然状态中，他是他自身和财产的绝对主人。
根据洛克的观点，在前政治社会(即”自然状态，)下，人们就享有普遍的天赋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这些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任何人都不能侵犯;即使进入政治社会(即公民社会)，人们仍然保留这些最基本的权利。”人们既生来就享有完全自由的权利，……不受控制地享受自然法的一切权利和利益，他就自然享有一种权力，……可以保有他的所有物一即他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一不受其他人的损害和侵犯……”
他说，“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都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因此，相应地，“政治社会本身如果不具有保护所有物的权力，从而可以处罚这个社会中的一切人的犯罪行为，就不成其为政治社会，也就不能继续存在。”
以上这些都表明财产权是一种天赋的自然权利，任何政治组织和政治社会都必须为之提供保护，这是“政治社会”存在的前提和基础。
二、所有权理论
洛克从《圣经》出发，认为既然上帝将天堂留给了自己，而将土地上的一切给了人类。那么，土地和其中的一切，都是给人们用来维持他们的生存和舒适生活的。土地上所有自然生产的果实和它所养活的兽类，既是自然自发地生产的，就都归人类所共有，而没有人对于这种处在自然状态的东西原来就具有排斥其余人类的私人所有权;但是，这些既是给人类使用的，那就必然要通过某种拨归私用的方式，然后才能对于某一个人有用处或者有好处。但如何“拨归私用”，对此，洛克阐述了其被后世称为经典的所有权理论。
他说: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之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既然是由他来使这件东西脱离自然所安排给他的一般状态，那么在这上面就由他的劳动加上了一些东西，从而排斥了其他人的共同权利。因为，既然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那么对于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除他之外就没有人能够享有权利，至少在和留有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所共有的情况下，事情就如此。
三、劳动价值学说
以上关于财产的所有权理论实际上包含了一个基本判断，即:只要某人使某物摆脱了自然状态，他就可以拥有这种物。而这一基本判断又以两个自然权利存在为前提:一是“一切人”共有的自然权利和个人对自己人身的自然权利;二是个人对人身派生出来的劳动及其创造物所拥有的自然权利。显然，使某物摆脱自然状态的，是劳动，而且只有劳动。这样，财产权的获得就从“天赋的”自然权利发展为劳动理论。随后，洛克进一步说明了劳动使人们获得财产权的合理性。
他说:”谁把橡树下拾得的橡实或树林的树上摘下等苹果果腹时，谁就确已把它们拨归己用。……劳动使它们与公共的东西有所区别，劳动在万物之母的自然所已完成的作业上面加上一些东西，这样他们就成为他的私有的权利了。……我的劳动使它们脱离原来所处的共同状态，确定了我对于它们的财产权。
总之，对财产的私有权产生于劳动，劳动的正当性成为私有财产正当性的前提，也就是说，对用自己的身体进行的劳动所享有财产权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正因为此，洛克又成为了近代“劳动价值论”的创始人物。在从天赋到劳动.，的论述中，洛克也同样完成了从对自己人身享有所有权”到“对自己劳动享有所有权”的转换和过渡:即所谓因为”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所以他的身体和双手所从事的劳动，也就“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洛克由此而确立了劳动作为财产权的基础地位。而且，劳动成为了财产权利的出发点(权源)和最终归属。这种理论本身可以说是一种超历史的视野。
从人身到财产的有些观点，也并不是洛克独创，如财产权、自由权和生命权的观点都分别有人论述过。但是，是洛克，也只有洛克，才以自然权利、人权为基础而将财产权劳动学说加以提升并系统化和理论化，形成了一整套学说。
四、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对当今的借鉴意义
(一)确立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性
在财产权的观点上，与卢梭的小私有制、平均主义(小富即安)相比，洛克有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学说对我们今天的借鉴意义更大。
私有财产权是维持生存权的基石，是实现个人自治的需要，是建立道德生活的必需。”一切人都有自我照顾和自谋生存的权利。’川上帝扎根在人类心中和镂刻在他的天性上的最根本和最强烈的要求，就是保存自己的要求，这就是侮一个人具有支配万物以维持个人生存与供给个人使用的权利的基础。”
私有财产权具有广泛的功能:它为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提供了保障;能促进个人进取心和公益心:可以限制政府的权力:能促进经济繁荣、提高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宪政民主的基石。
私有财产权一方面，体现了私权对公权的抵抗。有句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另一方面，私权可以成为反抗公权的武器。但是，如果没有私人财产权的支持，这种反抗是无力的。
试想，如果公民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的财产，不能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所谓的政治权利以及其他的权利也都无法实现。
分散的经济权利能为宪政民主的实现创造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分散的经济权利才能限制政府权力，而宪政民主必须建立有限政府，才能保障人权。而且试想如果公民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的财产，不能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所谓的政治权利以及其他的权利也都无法实现。现实中许多官员并非真正的人民公仆，而是高高至上，其根源乃是并未确立个人财产权。由于财产权本质上就是人权，财产权与生命权、自由权一道构成基本的人权。财产权是实现一切权利的主要手段，它是人类谋求生存、建立和拥有家园的权利，是生命权利的延伸，是人类自由与尊严的保证。因此个人财产权是民主宪政的基石。(二)私有财产权在中国的确立
一直以来，中国立法都强调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忽视个人财产权的作用，导致个人财产权制度的缺失。新时期，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惟有财产权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才能增加私人财产权的安全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国的个体、私有企业主积极参政议政，要求宪法和法律保护私人财产权。
实践证明，实行市场经济必然要产生私人财产，必然要承认和保护私人财产权。
而且根据洛克的观点，由于“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相应地，”政治社会本身如果不具有保护所有物的权力，从而可以处罚这个社会中的一切人的犯罪行为，就不成其为政治社会，也就不能继续存在。”可见，保护私人财产权是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必由之路。
除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外，加快社会主义法治的步伐、促进民主宪政的实现以及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需要，都要求私人财产权入宪。于是2004年修宪时我国正式确立私有财产权。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一规定也正好与宪法第39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相符。
同时私有财产权入宪也正体现了财产权劳动学说。因为财产权劳动学说本身是以人为中心的:财产是为了人而存在的，它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拨归私用”，劳动是人们拨归私用的方式，而人的价值就体现在劳动之中。财产权劳动学说正是利用人的本性来发掘人的价值。因此，人们对财富的追逐实际上就成为了劳动与创造，并在劳动中发展自己、促进人类进步。因此可以说私有财产权入宪是完全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的。
五、结语
洛克以前的古典自然法学家如斯宾诺莎、霍布斯等人在论述自然状态时总是把安全作为核心，对于财产及或偶有涉及也并不重视，而洛克却把财产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把私有财产说成是在自然状态下就存在并成为政治社会的基础。他从“享有私人财产是人的自然权利和天赋人权”这一理论前提出发，论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由于财产权是其他一切自然权利或政治权利的核心和基础，权利的平等归根结底就是财产权的平等，权利的自由就是财产权的自由，权利的保护就是对财产权的保护，因此财产无形中成为联系自然状态与政治社会的纽带。
在洛克看来，财产是合乎自然法的，也是合乎“人性”的。因为人们还在”自然状态”中的时候就有了财产，财产既是保持生命的必要手段，保护财产就合乎自然法，亦即合乎“理性”。
洛克说，凡是自己加入劳动的东西，“能用多少就用多少”，这是他的财产权利。此外，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们就有财产权，政府成立后便必须保护它，而不能侵犯这种权利。且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财产。
总之，尽管洛克所用的咱然状态”、”社会契约”、”自然法”、“自然权利”是一些唯心的前提和假设，可是他的”政府的目的是保护财产”却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同时他的劳动财产权理论具有一种超历史的视野，对后世影响深远。这些理论为后世的马克思、恩格斯所借鉴、吸收，对其正确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创造剩余价值学说有启发意义。因而洛克又被誉为近代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创始人之一。
关键词：法理学；劳动争议；劳动双方关系；合法权益
一、劳动争议问题概述
劳动争议，又称劳动纠纷，顾名思义，就是指劳动双方关系当事人之间由于劳动的权利以及义务发生矛盾和分歧从而产生的争议。目前来说，我国的劳动者权利主要有休息权、就业权、劳动权和结社行动权，在每一项权利下面还有一些其他所属权能，如休息权下面有休息权能，劳动权下面有从事工作权能、获得法定劳动条件权能和获得报酬权能等[7]。
在责任承担上，若是劳动者违反法律规定而违反合同中的保密事项或者擅自解除劳动合同对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要由劳动者承担责任。与此相比，用人单位需要承担责任的情况就要多很多了，如因用人单位的原因而订立无效合同的等。若是用人单位都能正视自己的问题，积极承担本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那社会上的劳动争议就要少很多了。
二、劳动双方关系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体系不完善，执法、司法力度不够
要想调整劳动关系，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作支撑。现有的《劳动法》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对规范劳动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它似乎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已经不是很完善，这使得很多用人单位钻法律的空子，出现很多欺骗劳动者的现象，如收取不正当费用；超时工作等等，无所顾忌地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8]。并且，在执法监管方面，监管体制不到位，部分政府“不作为”，有些政府甚至以获得利益为主要目的，不惜牺牲劳动者的权益，这就使得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处境更加尴尬和艰难。在司法方面，对用人单位的责任认定较轻，力度不够，使用人单位对错误的认识不足，难以对其以后的行为形成约束，从而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不良局面。
（二）用人单位对社会责任的漠视
在现实社会中，很多用人单位虽然创造了很多社会财富，为经济发展做了很大贡献，但却是建立在牺牲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出现了很多漠视社会责任的现象。如欺骗劳动者，不按照合同规定发放工资报酬，压榨劳动者的合法报酬，严重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等。一些用人单位在出现劳动争议后，并不对此高度重视，从而也就不愿意采取积极措施去解决问题，也不愿意以此为警戒而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有些甚至还推卸其应承担的责任，漠视社会责任，只顾一味地追求利益，只关注劳动者的劳动剩余价值，而不关注劳动者的自身健康和权利，未意识到劳动者的重要作用，最终的结局只会是害人害己。
（三）劳动者自身的权利观念淡薄
现如今，我们经常说要注重维权，但是，劳动者的权利意识真的有那么高吗？当然是没有。中国的较低素质劳动力严重过剩，这使得一些地方官员不重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与资本家一起采取各种方式去牟取利益，完全不顾劳动者的权利，不合理地超时、超量地工作，报酬也很低，牺牲劳动者的身体与健康，而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为了保住工作，只能忍受这种局面，也就不会想到站出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其次，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不是很成熟。导致劳动者保护自身权利意识淡薄，在面对与用人单位的劳动争议时，不懂得用适当、合理、合法的手段去解决，而这也是劳动者权益受损的最主要原因。
三、对劳动争议问题的解决方法
（一）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加强执法和司法力度
我认为首先要加快完善现行《劳动法》的内容，弥补漏洞，增强其可操作性，避免出现空谈原则的现象，并扩大调整范围，使其能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还要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使其能够有效遏制用人单位的不良行为；其次，笔者觉得是应该加强其他的相关立法。在执法上，首先政府要加强执法力度，加大对不良行为的查处力度，健全执法制度；其次，要提高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提高执法水平；最后，还要注重健全执法监督体制，维护社会公平。在司法上，也要依据法理学所规定的概念和特征去行使。要注重司法公正，公平、公正、公开地去解决劳动争议问题。
（二）提高用人单位的责任意识
首先，在政府方面，要贯彻执行我国的法律规定，完善监督管理体制，健全监督管理制度，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管力度，加大对不良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强对用人单位的警告程度，对其形成压力，约束其行为，从而增强其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其次，在社会方面，社会也要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督，对用人单位的不良行为形成舆论压力，使用人单位为避免舆论压力而逐渐增强保护劳动者的责任意识，还要通过多种渠道加大对用人单位提升责任意识的宣传教育；然后，在自身方面，笔者认为只靠政府和社会的帮助是不能从根本上提升用人单位的责任意识的，关键还是在于用人单位自身的提高，要提高用人单位的整体素质，就需要用人单位自身并通过多种渠道加大对员工的宣传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和整体上提高用人单位的社会责任意识，达到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目的。
（三）增强劳动者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观念
为了提高劳动者自身的权利观念，首先在社会上，应加大宣传力度，让劳动者了解在被侵犯权益的时候如何维权，还要增强劳动者对劳动合同的认识，了解订立合同的相关注意内容，在出现违反订立合同行为的时候懂得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提高劳动者自己维权的自觉性；其次，在劳动中自身方面，笔者认为劳动者不能只是被动地接受，其自身也要主动积极地去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在遇到侵权行为时，会充分考虑各种因素，运用合理手段去保护自己。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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