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儿童的特征范例(12篇)
时间：2024-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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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基本缺失是相对于有父母亲在家，能够正常地接受亲子教育的儿童而言的。正是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经商，导致了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基本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巨大改变，他们基本缺失了父母亲对其在衣、食、住、行、安全、能力、爱好、审美、人格、品格及情感等方面的教育，特别是基本缺失了对父母亲的心理归属和依恋，所以相对于有父母亲在家的儿童而言，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基本缺失了。〔幻其中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导致了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功能的失调和弱化。家庭结构是在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生活关系的统一体，既包括代际结构，也包括人口结构，并且是二者组合起来的统一形成。〔引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经商，打破了原有核心家庭的稳定性，从而导致了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在这种条件下，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主要体现为“单亲”式、隔代式、委托式及兄长式四种家庭教育新方式。然而父母亲未能担负起家庭教育的重大义务和责任，而是把本应是自己义务和责任的家庭教育留给了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兄弟姐妹、邻居、老师等，这样就使得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功能的失调和弱化。
二、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基本缺失问题的表现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结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临时的、不稳定的教养结构。由于父母亲对留守儿童言传身教式的家庭教育基本缺失，加之其他抚养人或监护人与父母在文化水平、生活习惯、教育观念、性格特征等多方面均存在差异，从而使留守儿童较之非留守儿童，在学业成绩，心理素质，道德品质，以及身体发育方面存在一些较为严重。
(一)农村留守儿童学业成绩方面的问题
由于家庭教育基本缺失，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一是在学校中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情况很少有人问津。家庭抚养人或监护人有的忙于家里的繁重农活，有的年龄过大、观念陈旧、行动不便，有的偏重于照顾自己的孩子，因此抚养人或监护人很少对留守儿童在学校中学习情况加以关注和了解。二是当农村留守儿童放学回家后，抚养人或监护人很少对其学习加以监督与辅导。特别是隔代教育的老人，由于他们的文化知识较少，很难对留守儿童在作业中遇到的困难加以正确的解释和有效的帮助(见表2)。三是由于父母亲不在身边，农村留守儿童基本失去了教育最佳时机。当留守儿童在学业上取得成功或遇到失败时，父母亲很少有机会采取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给予他们鼓励、奖赏或正确引导。
(二)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素质方面的问题
心理素质是一个由心理能力素质(智力因素)、心理动力素质(人格因素)和身心潜能素质三个亚系统交互作用的、动态同构的自组织系统。〔‘，正是在父母外出务工、经商、家庭教育基本缺失的情况下，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素质发展方面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见表3)，主要表现为:一是在家庭结构不完整的条件下，农村留守儿童得不到基本的心理满足。由于农村留守儿童常年与父母相隔，在感情上与父母产生了真空;另则抚养人或监护人也常常无暇顾及他们的情绪情感变化，使他们缺失了最起码的心理交流机会。这种情绪情感障碍的长期积累，容易使他们形成自卑、沉默、悲观、孤僻，或表现出任性、暴躁、极端等缺陷性格。二是在缺少父母关爱和正常家庭氛围的环境下，农村留守儿童普遍缺乏安全感，人际交往能力也较差。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相对疏远，影响到孩子的行为、心理健康、人格与智力发展，这对留守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三)农村留守儿童道德品质方面的问题
道德品质是一定道德原则和规范在个人身上的体现，是在一贯的道德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稳定的特征和倾向。农村留守儿童由于家庭教育的基本缺失，使他们在道德品质方面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间题(见表4)，主要表现为:一是抚养人或监护人对留守儿童普遍采取溺爱型的家庭教养方式，从而导致他们道德情感的缺失。他们只知单向的接受爱，不去施爱，对家长、朋友、邻居、社会冷漠少情，缺乏社会责任感。二是由于抚养人或监护人忙于繁重的农活或是年龄较大、精力有限无暇重视留守儿童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而是放任自流。在对留守儿童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抚养人或监护人毕竟不如孩子的亲生父母更为直接和严格，留守儿童离校后的监管几成空白。三是在亲子教育缺失的情况下，留守儿童缺乏必要的自觉性和自律性，道德意志薄弱。有的吸烟酗酒、、迷恋上网，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四)农村留守儿童身体发育方面的问题
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由于他们长期得不到父母亲在身边的照顾，从而使他们较之于非留守儿童在身体发育方面存在着一些主要问题，其表现为:一是抚养人或监护人在解决留守儿童的温饱问题时，常常忽略其合理的生活饮食结构。一般情况下，抚养人或监护人往往给予留守儿童的是一种固定不变的饮食结构，因此使得留守儿童的营养状况失衡;从身高体重方面来看，常表现为瘦长型或粗短型。二是在家庭教育基本缺失的情况下，农村留守儿童的青春期教育问题表现得尤为严峻。由于父母不在身边，抚养人或监护人出于一些传统伦理纲常的束缚，很少给留守儿童涉及到青春期的教育。当留守儿童青春期到来，面临生理剧烈变化的问题时，常常陷人尴尬或迷惑的境地。
三、有效缓解和弥补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基本缺失问题的对策
笔者认为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基本缺失的问题，需要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的力量来进行缓解和弥补，其具体对策如下:
1.父母亲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带到流人地人学接受教育;或是父母亲在考虑外出务工、经商时，应尽可能地留下一方在家照顾孩子，这样可以比较充分地注意到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身心发展变化的规律，对在孩子身上出现的一些不良问题，可以进行及时有效的引导和校正。另则，在外务工、经商的父母亲应尽可能地留出一些充足的时间关注和了解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及心理状况。例如，父母亲要时常与留守儿童保持紧密的联系，多和他们进行心理上的交流和沟通;同时，父母亲也要加强与抚养人或监护人的交流和沟通，适当放权给他们，让他们对孩子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2.抚养人或监护人对留守儿童的学习需要进行必要的监督和管理。例如:抚养人或监护人应尽可能地给留守儿童创造有利的学习空间和氛围，给他们准备一间书房，让他们有一个清静的学习环境;当他们学习遇到困难时，引导他们及时向老师或文化水平较高的邻居请教，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给他们设计学习计划表，按照学习计划目标和方案进行学习，控制她们玩耍的时间等等。抚养人或监护人对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及身心状况也需给予必要的关注和了解，同时进行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例如:抚养人或监护人应尽可能地培养留守儿童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不要对其过分溺爱或是采取放任自流的教养方式;应加强与学校领导、老师的联系，时刻关注留守儿童心理各方面的变化情况，并且对一些不良问题给予及时的校正;在饮食结构方面，注重留守儿童的身体状况，准备营养恰当的食品，保障留守儿童身体发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自我概念；正能量
新时期，在社会转型与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下，农村众多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2004以来，社会各界开始关注农村的留守儿童，但由于一直以来，我国留守儿童研究得到系统研究比较晚，许多研究结果不一致，原因是因为概念界定、取样等。农村留守儿童在成长中父母不在身边，跟随爷爷奶奶或亲戚一起生活，这与一般性儿童相比较，个体成长的自我概念在共性基础上，有其独特的方面。另外，由于当前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报道，主要是一些负面方面的报道，其实在调查中发现，留守儿童也有众多正向的方面，表现出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正能量。因此，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应该以自我概念为理论指导，以留守儿童正能量为引导，学习他们在不同环境下，依然保持一种高的心理弹性，表现出自尊、自信、自立和自强的人格特点。
一、自我概念与正能量
（一）自我概念的结构
James最早将自我概念（self-concept）分为经验自我与纯粹自我，并将其细分为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和纯粹的四个成分。目前，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一般认为在社会环境背景下，角色身份变化速度加快，个体的自我概念也处于调整中，不是保持恒定不变，所以处于解构与重建自我的过程，表现出新的、动态与发展的自我概念模型。
（二）儿童自我概念发展
研究表明，在年龄特征方面，儿童进入小学后，自我评价越来越趋向于客观，入学初期（1-3，4年级），自我概念水平不高，自我评价明显下降，但到了小学中期（3，4-6年级），自我概念相对客观，表现较为稳定，且有上升趋势；儿童在青春期，自我概念波动较大，总体表现出上升趋势；在自我概念的社会方面，研究者们认为，小学阶段的儿童自我评价较高。
二、农村留守儿童研究的问题
（一）农村留守儿童概述
2004年以来，我国农村留守儿童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普查抽样估算，年龄在17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有5861万人，而这个数量在我国现今社会环境下，数量继续“壮大”。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分布区域，调查显示主要分布于四川、安徽、河南、广东、湖南和江西等省。四川省最多，规模达792.60万，占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13.52%。
（二）农村留守儿童研究的反思
任运昌认为要高度警惕留守儿童的污名化；也有许多研究者提出不能将留守儿童以问题儿童来看待，要反思留守儿童认识的误区，要从“减法”转向“加法”。
三、农村留守儿童研究的转向
基于以上不足，研究者们提出了要从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关注留守儿童，从农村留守儿童自我概念入手，调查农村留守儿童的正能量，向公众展示农村留守儿童的积极方面，让众多同龄人和其他人群受到启发，学习他们在不一样的环境中，依然保持高弹性，同时获得一种新的成长，与同龄人相比，有不同的自我概念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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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西部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发展问题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成为心理学和教育学等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随着农村70后年龄段青年群体的不断成熟，80后年龄段农村青年群体的不断成长，农村“民工潮”声势更加汹涌，除导致社会管理难度日益加大之外，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问题
一.西部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的类别及群体特征
根据父母的外出情况，可以把农村留守儿童分为两种类别：第一，双亲外出；第二，单亲外出。根据监护者的不同，双亲外出的农村留守儿童可进一步分为三类：（1）隔代监护；（2）亲戚朋友监护；（3）自我或兄弟姐妹监护。单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又可分为父亲监护和母亲监护两种。目前，隔代监护和母亲监护是当前农村留守儿童中最为常见的两种监护方式。不论采取哪种监护方式，农村留守儿童都生活在一种家庭功能不健全的环境中，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父母亲情的相对缺失。
（一）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心理问题
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认为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焦虑、自卑、懦弱、胆小等心理问题。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中发现：一是乐群性低，表现为冷淡、孤独；二是情绪不稳定，易心烦意乱，自控能力不强；三是自卑拘谨，沉默寡言；四是比较圆滑世故，少年老成；五是抑郁压抑，忧虑不安；六是冲动任性，自制力差；七是紧张焦虑，心神不定。
（二）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
不同性别的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存在显著差异，留守女童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童。父母外出情况不同的留守儿童在心理弹性方面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父亲外出，母亲在家看护的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最高。父母在外时间不同的留守儿童在心理弹性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2年以内最高，2-5年次之，6-10年再次，10年以上最低。父母外出时间越短，孩子的心理弹性越高。与父母团聚频率不同的留守儿童在心理弹性方面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其心理弹性有随着与父母团聚频率的降低而降低的趋势。
二.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成因
（一）家庭教育缺失
父母外出务工，已导致亲子教育缺失，而留守儿童监护家庭教育同样面临问题。一是隔代和上代监护家庭教育内容狭窄，50.89%隔代监护和24.49%上代监护家庭教育只涉及儿童的生活，对儿童的学习和品德等方面较少关心；二是隔代监护和上代监护在与留守儿童沟通交流方面存在沟通交流不足和对儿童情绪情感接纳不够等问题，如53.35%隔代监护人和50%上代监护人平时不能倾听儿童的烦恼，导致能主动向监护人倾诉的留守儿童也较少；三是两种监护人的家庭教养方式存在问题，如隔代监护人较多采取溺爱、迁就，上代监护人较多采取不管不问。
（二）学校教育不足
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实际上是与农村基础教育的一些问题纠缠在一起而相互影响的，如农村学校师资力量薄弱，班级过大，留守儿童在学校很难得到学习以外的关怀；农村学校某些教育措施和机制失当，影响了农村儿童的教育；学校外部条件差，留守儿童分散给养多于在校寄宿，管护形成“空档”①；学校教育缺失，也是留守儿童心理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
（三）社会关爱缺乏
对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关注，不仅是家庭、学校的责任，也有社会的责任。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父母的管教，缺乏及时的引导，很容易受不良环境的影响而误入歧途，政府对某些场所缺乏有效管理，都对留守儿童产生一定的影响。留守儿童生活在社会当中，受社会的直接影响较大。
（四）隔代抚养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
1.隔代抚养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和心理发展的局限性
隔代抚养对儿童学心理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儿童智力的发展和学习习惯的培养上，农村留守儿童的祖辈受教育水平决定对儿童早期的智力开发和求知欲的满足则无能为力。因此，隔代抚养的农村留守儿童，智力的总体水平较同龄儿童偏低。
2.隔代抚养对农村留守儿童情绪情感心理发展的局限性
隔代抚养下的儿童，虽然长期以来得到祖辈的疼爱和呵护，但由于自幼缺少父母的关爱，爱和归属的需要往往处于匮乏状态，容易引起心理上的压力。父母外出打工的儿童容易出现激动、焦虑、神经过敏高的特征，最终形成沮丧、孤独、焦虑等不良情绪情感特征。
3.隔代抚养对农村留守儿童道德心理发展的局限性
道德心理，包括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亲子教育的缺失，往往导致隔代抚养下农村留守儿童道德心理发展缓慢，甚至出现偏差。儿童道德心理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以自我为中心，二是对于权威的绝对服从。所谓“自我中心”，是指儿童在道德认知上只考虑到自己的观点，而无法接受别人的观点，也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和别人的观点相协调。
三、促进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强化父母及监护人的家庭教育责任
就家庭教育而言，强化父母及监护人的家庭教育责任。一方面，加强与人的联系，及时掌握孩子的学业、品行及身体健康状况，寻求多种途径与方式对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进行指导。另一方面，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与交流。针对隔代和上代监护的留守儿童，监护人要在以下三方面改善家庭教育状况：一是对儿童的学习和品德等方面更多地给予关心、关注；二是加强与留守儿童的沟通交流，主动关心和接纳留守儿童的情绪情感；三是改善不当的家庭教养方式，既不能溺爱，也不能不管不问，对留守儿童既要提出合理的要求，同时又要表现出对儿童成长的关注和爱，会耐心倾听儿童的观点，创设理性、严格、民主、耐心和爱的家庭教育氛围②。
（二）发挥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
就学校教育而言，第一，建立“留守儿童”档案和联系卡制度；第二，配备心理健康教师，设立“倾诉箱”，开通心理咨询热线电话；第三，热情关怀，使“留守儿童”融入集体生活之中；第四，交流协作，加强对监护人的指导，做到“五必访”（即：“留守儿童”情绪不好必访；身体不佳必访；成绩下降必访；迟到早退旷课逃学必访；与同学争吵必访）③。学校教育工作者一定要对留守儿童给予更多的关注，对留守儿童的学业自我学习、师生感情、学校状态等方面的发展予以积极的鼓励和引导，使其学业心理获得健康发展。
（三）建立社会教育体系
我们要建立农村社会化的未成年人教育监护体系。建立社会化教育和监护体系，这些社区机构可由离退休教师、青年志愿者等人员构成。这是家庭、学校之外的另一种与孩子们互动的关系，同时也起到了一种沟通家庭、学校与孩子们之间关系的桥梁作用。
（四）促进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的协调发展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面临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的综合性发展，因此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必须采取社会、学校和家庭全方位协调配合的途径。建立以教育部门为中心，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做出全面、系统、客观的分析，以寻找事实基础，充分重视校教育的优势，政府主动担负相应的责任，以实现社会关怀的构想。
注解
①胡小爱.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因素分析[J].卫生职业教育，2008（5）：119-121.
②周青云.留守儿童心理现状及对策干预[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8（1）：88-89.
③叶曼.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思考[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版），2006（6）：67-6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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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素养教育是指教育者运用一定的媒介手段向受教育者传递与媒介相关的知识、态度、价值观和技能的实践活动，其目的在于不断提升个体选择、分析、使用和传播媒介资讯的能力。
1933年，英国学者力维斯和丹尼斯·汤普森在《文化与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中首次提出了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经过八十年的发展，西方媒介素养教育已趋于成熟。我国媒介素养教育起步相对较晚，最早可追溯到1997年学者卜卫引入“媒介素养教育”概念的学术论文，它开启了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之路。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媒介素养教育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涉及对象大都集中于教育工作者、媒体人及大学生群体。随着我国“三农问题”愈益受到重视，不少学者把焦点集中在了家庭结构缺失、临时监管不力、学校补位不足的农村留守儿童身上。他们大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媒介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影响较为明显，并由此提出了一些提升个体媒介素养的建议和对策。毋庸置疑，国内有关农村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讲，对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媒介素养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反思。
一、农村留守儿童媒介素养研究反思
反思一：媒介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消极影响是否更为显著？
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尽相同。多数研究者认为媒介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消极影响更为显著，并由此提出对其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然而，这类结论大都是基于对理论的逻辑推理，缺乏有力的数据支撑。也有研究者发现，媒介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消极影响与一般儿童比较并无太大差异，并认为没有必要将农村留守儿童单独作为一个特殊的分化群体进行媒介素养教育。
农村留守儿童由于个体心理韧性水平的差异，在与媒介互动过程中受媒介影响的效果也不尽相同。他们或因媒介而导致心理失衡、行为偏离，出现人格障碍；或因媒介而宣泄情感、转移痛苦，进而历练出坚忍不拔的优秀品质。
因此，需采用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相结合的方法，不断加强农村留守儿童与一般儿童媒介素养的比较研究，以进一步证实将农村留守儿童单独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而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否则，将农村留守儿童单独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意义将大打折扣。
反思二：农村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意义是什么？
有学者认为，培养农村留守儿童具有媒介理解与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地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己，乐用媒体、善用媒体，积极参与社会发展，是其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意义。也就是说，农村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要达到预期效果，个体需完成认识、理解、审视和利用媒介四个阶段的任务。
农村留守儿童是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的四个阶段：感知运动阶段（0～2岁）、前运算阶段（2～7岁）、具体运算阶段（7～11岁）、形式运算阶段（11岁以后），可知农村留守儿童在不同阶段的认知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在形式运算阶段前，农村留守儿童的认知能力、理解能力和审视能力都还很差。由于农村留守儿童跨越了多个认知发展阶段，不可能每个阶段都能完成认识、理解、审视和利用媒介的任务。
因此，本文认为，农村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意义在于：根据不同阶段农村留守儿童认知发展水平的实际，提升其相应阶段的媒介素养能力，或是认知媒介的能力、或是理解媒介的能力、或是审视媒介的能力、抑或是利用媒介的能力，最终使个体逐步自我完善。
反思三：农村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该如何有效实施？
研究者对此问题也有过一些建议和对策，诸如开设专门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将媒介素养教育融入其他学科等。然而，在经济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师资队伍参差不齐，绝大多数教师自身的媒介素养还很低，即便开设相关课程，也缺乏专门的师资队伍予以实施，将媒介素养教育融入其他学科更是无稽之谈。此外，部分研究者还从参与式视角进行了探索，即通过系列实践活动，提升农村留守儿童认识和审视媒介的能力。然而，有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儿童大都较为内向，主动性和参与性相对较差，开展参与性实践活动能否确保他们积极参与，达到预期效果尚值得商榷。
可见，对农村留守儿童而言，开展灌输式教育可能更为有效，如从构建四级阶梯的视角对农村留守儿童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者需根据不同阶段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发展特点，分层次、多视角、讲实效，逐步实施媒介素养教育。对形式运算阶段前的农村留守儿童，应着重培养个体的媒介认知能力，包括对媒体本质、媒体常用手段的认知，以培养个体的媒介情感和媒介态度；对形式运算阶段后的农村留守儿童，应着重培养其对媒介的审视能力，包括对媒介内容、媒介形式及媒介利用的审视能力。
二、农村留守儿童媒介素养促进措施
要切实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应在进一步加强农村留守儿童与一般儿童媒介素养的比较研究，以及根据不同阶段农村留守儿童认知特点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促进。
1.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尤其是父母教育大多处于真空状态。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媒介素养教育的重任就落在了学校方面。然而，我国农村广大地区教师自身的媒介素养还很低，更谈不上指导学生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因此，加强农村地区教师媒介素养教育或大力引进媒介人才已势在必行。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对农村教师开展媒介素养培训工作，提升其媒介素养；或引进中小学媒介师资，通过他们来指导和促进农村儿童媒介素养教育。
2.借鉴国外成功经验
加拿大和英国已建立了一些媒介素养教育的公益性网站，构建了媒介教师联盟，建立了媒介素养协会。在我国亦可建立相应的协会组织，通过组织的力量，协调各大高校新闻传播和教育技术等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定期或不定期对农村教师开展公益性的在线或现场媒介素养培训工作。此外，相关专家学者还应积极编写媒介素养教育的普及读物，由政府部门、教育主管单位或爱心人士征订、采购，免费发放给农村学龄儿童。
3.充分利用假期返乡的大学生群体
以村委会牵头，组织本村假期返乡大学生，尤其是新闻传播和教育技术等专业的大学生，为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服务。对形式运算阶段前（11岁之前）的农村留守儿童，返乡大学生应该多采取讲解或讨论等方式，如讲解电脑的基本功能、结构，让农村留守儿童掌握基本的办公软件，学会查找资料等；对形式运算阶段后（11岁以后）的农村留守儿童，应采用案例探讨、专题讲座等形式，如开展关于媒介暴力的危害、沉迷网络游戏的危害以及如何有效利用媒介抵制不良影响等专题讲座，使农村留守儿童自觉抵制媒介的不利影响。
此外，还应积极利用NGO、社会团体、大学生志愿者、大学生村官、大众传媒等力量不断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
关键词:农村小学;留守儿童;现状问题;对策分析
根据当前的中国国情，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而“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不仅关系到留守儿童自身的健康成长，家庭的稳定，也关系到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本文根据自身教学经验，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现状做出了简要分析，并提出几点解决措施，希望能够帮助农村留守儿童能够更加快乐、阳光的成长。
一、农村小学留守儿童的教育现状分析
(一)情感缺失，性格塑造出现偏差。长期与父母两地分居，缺少了亲情的呵护，被委托监护人大部分又处在农村，家庭剩余成员稀少，繁多的农活、家务无法搁置，在孩子富裕的课外时间里缺少交流和沟通，形成大部分农村小学留守儿童自卑、懦弱或自负、以自我为中心的两级性格。
(二)家庭教育缺位，学习成绩普遍不佳。根据调查显示，农村小学留守儿童与母亲居住的占51%，与父亲居住的占5%，与祖父母居住的占32%，与外祖父母居住的占11%，独居的占1%。迫于落后观念的影响，农村的妇女和祖辈普遍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不高，在孩子课外学习上无法提供应有的辅导，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更不能有效利用，对孩子的课外学习只处在口头警示和盲目督促中或放任自流中，这种与小学儿童年龄特征不符的教育方式导致孩子学习成绩不断下滑、学习积极性不断消减。
(三)经济富裕，价值取向不明。长期在外打工，经济条件不断改善，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盲目崇拜和追捧。物质、金钱成为了亲情缺失的补偿品，养成了农村留守儿童经济富裕的优越感，提高了农村留守儿童对物质、金钱得到的期望值，建立了以金钱、物质为媒介的交际网络，人生观和价值观出现了偏差。曾有一位小学六年级学生这样问过笔者:“老师，您看我穿的这双鞋值多少钱?”让笔者感到惊讶的是，这位学生买这双鞋花了380元，还是用自己的零花钱买的。这说明，在儿童心理的转型期，富裕的经济基础能够左右一个孩子的价值取向。
(四)学校对应教育措施欠缺，受教育不全面。传统的应试教育观念未得到彻底的改变，考上一所好大学仍然是大部分农村学生的出路，脱离农口是大部分农村父母的期望;学生的成绩在农村小学教师的评价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是评等定级之根本。因此，农村学生的素质教育仍然较大程度的停留在分数上，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得不到落实，农村小学留守儿童缺失的家庭教育在学校得不到有效的补充。
二、农村小学留守儿童教育的有效措施
(一)建立信息技术平台，提升对农村小学留守儿童的关注度和教育度。构建良性的网络交流平台，拓宽信息技术资源的辐射面，发挥信息技术手段的高效性，通过教学多媒体，手机通讯，班级QQ群，家长微信圈，校讯通等信息技术资源对留守儿童进行思想交流、学科教育。一对农村小学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和教育问题大力宣传，呼吁社会各界帮助和关心他们。使学校、家庭、社会的职能得到充分发挥，增强留守儿童受教育空间。二通过教学多媒体、良性网络视频资源，进行直观教育和感染，净化孩子的心灵，端正留守儿童的行为。三是通过声音、视频等媒体手段链接亲情，增加留守儿童与父母的交流次数，用父母的关怀，亲情的温暖，填补他们情感的缺失，健全留守儿童人格。
(二)健全学校教育机制，发挥学校教育机能。学校是留守儿童接受教育的主场地，对留守儿童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学校教育体系的构建，关乎留守儿童的全面发展。要建立完善的“留守儿童”档案，包括留守儿童的生存环境、家庭成员、监护人基本情况、交往对象、家庭经济条件、学习状况、心理特征、性格特点、价值取向等。
(三)完善家庭教育，重视社会教育。农村小学留守儿童每年有200天(去掉周末和节假日)能够在校学习，期间每天在校时间为8小时，全年1600小时，大约占全年的18．3%，这说明留守儿童全年有81．7%的时间在校外度过。再除去每天睡眠10小时，约占全年的41．7%的时间，还有40%的富裕时间。40%时间的合理安排、有力保障，成为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1)完善家庭教育体系。父母应选择离孩子较近的就业地点，增加与留守儿童相处的时间，多与孩子在情感上和语言上进行交流与沟通，給予孩子心理安慰、健康教育。与学校和被委托监护人建立紧密的联系，及时掌握孩子在校表现、学业成绩、生活状况、思想动向，采取有效的教育措施。(2)构建社会监护体系。发挥政府职能，为农村小学留守儿童提供安全、健康的活动场所，保障农村小学留守儿童人身安全和心理安全。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农村小学留守儿童生存和教育现状，适时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物质资助，加强对农村小学留守儿童的关爱。(3)建立留守儿童课外辅导站。在留守儿童辅导站中通过老师辅导、同学互帮、社会爱心人士指导等形式，解决留守儿童学习中的困惑，提高学习成绩，消除农村小学留守儿童因多与文化程度不高祖父母、外祖父母、母亲生活在一起，在课外学习辅导上的空白，不但学习成绩底下，更在心理上留下了“低人一等”的阴影。(4)加强农村青少年活动场所建设。充分发挥农村土地资源富裕优势，利用闲置场所，筹建有益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健康的“农村少儿活动中心”。引导农村留守儿童参加有益活动，杜绝留守孩子参与、迷信等有害活动。今后，“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要充分运用现有的教育信息资源，发挥社会、家庭、学校的各项职能，形成合力，让农村小学留守儿童在快乐、阳光的环境下健康成长。
作者:田守明张楠单位:甘肃省镇原县平泉镇上刘小学甘肃省镇原县平泉中学
关键词：留守儿童；媒体；解读；民族志
中图分类号：G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2-0046-03
一、引言
农村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方式。家庭教育的缺失和大众媒体的补位过度使得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认知发生了更复杂的变化。电视在农村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电视作为留守儿童接触的主要媒体，在构建其对外界的认知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留守儿童的文化身份将对他们解读媒体产生影响。
二、被城市统治的传播图景
近年来，西方文化研究诞生了一系列关于亚文化青年群体的受众研究成果，正如默多克在早些时候指出的，我们必须承认某些客观的因素会影响意义产生的过程。社会结构并不直接影响个体，而是以社会互动和大众传播来影响并改变个体。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和居住房屋以及邻居的种类，都呈现出他们的阶层地位，不仅决定着人们的基本生活标准，而且限制着人们社会关系的性质和范围及其对于意义系统的接近。[1]来自大众媒介的因素和来自社会情境的亚文化因素通过受众的媒介观看活动连接在了一起。
笔者认为，此类问题的讨论只有放置到更具体的社会背景和传播语境下讨论才会有意义。我国的传媒形态、体制与国外的传媒有着本质的不同，其自身的传播特色影响着其起作用的方式。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思想使得媒体更愿意去播报与城市建设和发展相关的内容。相对来说，农村题材的节目被缩减得与农民受众的数量严重失调。虽然农民在电视观众中占很大的份额，但开办对农节目的只有1%，省级电视台中，农村专栏的开办率只有4%。[2]电视多是对城市的歌颂以及以城市为背景的故事的叙说，即使是涉及到农村，也基本呈现出贫穷、落后的形象和刻画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封闭。城乡二元对立在媒体上的反映不但没有走向多样化，而且这种对立在媒体中得到了强化。在这里，并没有出现西方文化研究的学者所说的传播文本的多重矛盾，反而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在这种极力宣扬城市相对于农村的优势地位的媒体环境中，乡村留守儿童作为一个在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亚文化群体，将对城市这样一个他文化群体做出怎样的解读？留守儿童的文化语境和身份将在他们对城市的解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都是本文将要关注的问题。
三、农村留守儿童对媒体中城市景象的解读
本研究考虑到对象的典型性，选取了安徽省金寨县燕子河镇，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同时收集对象儿童的日记和作文（题目为《我眼中的城市和城里人》），进行文本分析。笔者走访了4户家庭，对20余位留守儿童进行深度访谈，并收集了当地小学一个班级的学生作文和日记，进行田野考查。
（一）对主流城市印象的认同和引申
留守儿童自幼生活在农村，有的儿童假期偶尔有去城市暂住的经历，但是基本在父母居住的地方很少出门，他们对于城市的印象大多来源于电视画面。曼纽尔•普伊格回忆道，他在阿根廷看好莱坞电影让他得出的结论是：“我童年的一段时光里……现实是用英语讲出来并带着翻译字幕的”。[3]
首先，对城市优越性的认同。留守儿童基本都认为城市是先进、繁荣的，而农村相对是落后、贫穷的。在提及城市时，他们在作文和日记中频繁出现的字眼就是“繁华”、“美丽”、“热闹”、“富裕”。他们通常这样描绘：“大城市非常富的，每户人家都有一台电视和一陪（台）电脑”；“我看电视上的城市画面是高楼大厦，车子在公路上快速的（地）行驶。”留守儿童无论有无在城市生活的经历，其描述和媒体上的图画是基本一致的。“高楼”、“公路”等词汇大量地出现在他们的描述中，反映了他们关注的基本方面。同时通过访谈，发现这些画面也是留守儿童首要提及的方面。
留守儿童通常拥有家庭电视的控制权。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决定观看的电视频道和节目。他们更愿意观看城市题材的电视节目，比如《芭拉拉小魔仙》、《一起来看流星雨》、《家有儿女》等。萱萱（化名）曾这样告诉笔者：“城市的电视（节目），更热闹更好玩啊，我们这没意思……”我认为这是因为儿童题材的电视节目基本是以城市为背景，此外，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留守儿童对城市的向往和亲近感。他们关于城市生活更加多姿多彩的想法与他们电视选择的习惯是不无关系的。
其次，对城市“无所不能”的误解。留守儿童在认同城市繁华和进步的同时，却在此基础上走得过于遥远了。他们在某种程度对电视上城市图景的意义进行了延伸和美化，而超出原来的内涵。
一些孩子这样理解：“电视机里的城市可美了。纵横交错的大道，会发光的高架”；“绿色的森林围绕着城市”；“城市里没有一点垃圾。一吃完东西就要把东西的包装立刻放入垃圾箱。”这些并不是完全真实的画面，却都真切地存在于儿童的头脑中，作为一些正面的信息添加到现实的画面之中。对于有些名词，留守儿童往往是望文生义，“通过电视，我知道上海很大，有著名的外滩……外滩上很多人，有的玩耍，有的晒太阳，有的捡贝壳。海面上有人游泳，不过工作人员要禁止鲨鱼游进来。”其中不乏对于电视中支离破碎景象的曲解。
同时，对城市的想象包含了留守儿童自身的期望和美好幻想。“大城市是便捷的。马路边到处是公交汽车站台，公共汽车川流不息，出租车随处可见，大家不会为等车而苦恼。城市里家家都有机器人供人们当奴仆”；“城市中的每一层楼房都有电梯。电梯里面也都有食物和水。”无论这样的幻想中包含着怎样的不现实因素，至少表明在儿童心中，城市才是新科技、美好事物的载体，这在某种程度是对城市优越性认同的延伸和夸张，造成了城市“无所不能”的错觉。
（二）与城市的文化疏离感和负面认知
伯特•赫斯利兹认为：“城市展示出一种不同于乡村的精神。”不同青年亚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对立，也许可看作是对更宽泛的阶级结构范围内的区别于冲突的诠释，转换为特定的青年语境。[4]留守儿童在对城市形象的解读上或者存在反抗主流文本的解释，或者在某些方面达成一定的妥协，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城乡二元分析的框架深深地刻在了留守儿童的脑中。这种二元分立是当代我国社会结构中城乡分立造成的深刻影响。
1.“我们”和“他们”
罗杰斯曾在研究中指出，城市和农村社会在家庭、群体关系以及价值观等方面都存在很大不同。[5]我国的城乡差异可以用以下几个含义完全对立的词语来概括，即城市是新的、现代的、开放的、文明的、智力和进步思想的象征，而农村是旧的、传统的、封闭的、落后的和保守主义的。[6]城乡分化的局面导致了两种文化将对方“他者化”的倾向日益严重。
当笔者拜访一位留守儿童家庭时，她正和爷爷奶奶在看《全家总动员》，这是一档儿童选秀类节目，参赛者以城市家庭为主。其间，爷爷指着电视说：“伢子，要向城里那些孩子学习，你看他们多能拿得出去”小敏回了一句：“我们山里的怎么和他们比！”留守儿童在言谈之中无不透露出对城市人的羡慕，有时甚至是敌意：“最初看到城市的时候很喜欢，发现很难和城市孩子交朋友，用零食换来的小朋友很快被家长说‘不要和乡巴佬一起玩，会带坏你的’”。在狭隘的居室空间里，无论留守儿童与电视构建的城市景象多么接近，他们在心理上的距离却从未因此被拉近。城市，依旧是一个遥远而繁华的意象站在农村孩子的对面，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拒绝脸孔。当看到新闻上播放农村的新闻时，留守儿童甚至发出“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农村的事情”的感慨，可见城乡分割在他们内心烙下的印记。由于电视对现有的城乡景象的固守化，更加强了原本的城乡差异在受众脑海中的印象。这种景象在电视中得到了空间上的扩展，再回到每家每户的电视机前，在留守儿童眼中形成一种二元分化的景象。媒体并没有像有的学者预言的那样，促进文化间的对话，为不同文化群体间互相理解和交流带来更大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会造成两种文化间的隔阂和分化。
2.对电视中农村失语的反抗
电视等媒体中反映的农村基本是以相对于城市的贫穷与落后为主题，充斥着悲情故事、愚昧思想、哪怕是质朴到空白的单纯，哪怕是勤劳致富后的成就，都是透露出农村的弱势地位，不可避免地带有城市俯视的姿态。农村在媒体中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处于被叙述，被宣传，被告知的地位，往往不具备独立的话语权。面对这样的媒体图画，留守儿童通常在反面做出对抗性的解读。
留守儿童并不认为电视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农村的面貌和生活。他们并不觉得农村比城市脏，更没有认同农村的相对不文明程度，“农村也有很多城市没有的好处”，“电视上也不全对”。“觉得农村许多地方比城市好，农村孩子独立、懂事、责任。自己一直都很独立。”电视在提及留守儿童较为熟悉的方面的时候，他们表现出了相对强烈的批判性。尤其看到电视反映对于农村的偏见，他们通常会不以为然，有时会向身边的人发几句牢骚，表示不满。显然，他们眼中的农村和电视中反映的，在很多方面有出入，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对于城市和农村的关系，留守儿童表现出矛盾的情绪。他们认为，“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还要从农村长大”，“虽然向往城市美好生活，但更喜欢家乡。”“但是，我不要一直待在农村里。”反映了他们既向往城市的富裕和繁华，但对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文化圈，又有着天然排斥和恐惧。
（三）运用农村的话语来构建城市图景
受众的文化群体特征不但决定了他们解读的内容，而且决定了他们解读的方式以及关注的方面。特定的文化形成一套属于本群体内的话语，这一套话语体系又映射进对他文化的解读中。观众是各种各样潜在的冲突话语的“交叉点”，这些话语反过来又衍生出了不同的社会定位和社会经验。研究者认为，不同语境中的不同观众会以不同形式调动不同的话语，因此，意义的产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协商过程。[7]文本不可能完全被主导意识形态控制，主体性也不可能单独由主导意识形态生产。由于受众处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地位，所以他们的话语实践与意识形态框架也不尽相同。[8]笔者发现，留守儿童在对城市的想象中带有着农村文化的印记，他们往往从自身的文化背景出发，使得其解读交织着不同文化的矛盾。
研究者发现，当地留守儿童跳皮筋时，有两首儿歌这样唱道：“小皮球/圆又圆/阿姨带我去公园/到了公园我不怕/阿姨夸我是个好娃娃/一二三四/阿姨的家我知道/就在三楼的一百零八号/转弯就到”；“美国楼房高高/那里有个娇娇/左手，金戒指/右手，蓝琵琶/乡下的姑娘，这么骄傲”。
第一首儿歌中出现的完全是一幅城市的景象，我们看到城市文化深入到他们的日常游戏当中。
第二首，在描述城市的景象中，却很突兀地出现，“乡下的姑娘，这么骄傲。”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象生硬地被包含在一首儿歌当中，反映了两种文化形态在儿童认识中充满矛盾地结合。留守儿童希冀中的城市往往充满了乡村的意象。“看电视上觉得城市真美，但是少了些大山大河……”；“我希望城市……还要多养一点鸡，那是因为小时候我到奶奶家玩，有两只公鸡……”大山、大河、养鸡，基本是农村的景观或者是农业生活的产物，留守儿童将它们注入到城市的想象当中，有时是一种误解，但是在很多时候，反映了他们希望将自己文化圈中熟悉的事物结合进一个陌生的他文化当中。
相当数量的留守儿童抱怨城市厕所太少。他们中有很多这样描述：“其实在大城市里，卫生间是很少的”；“梦见了我所想见到的大城市，每100米都有一个厕所。”产生这类想法的留守儿童基本有过在城市暂留的经历，他们将厕所作为城市的一个重要因子，是和乡村特定的文化分不开的。乡村是由一个封闭、相对狭小和集中的空间构成，公用设施需求的数量较小，不易出现公用资源紧缺的现象。而城市恰恰相反，这两者的矛盾在留守儿童那里发生冲击，导致他们在对城市形象解读的时候出现这一特征，带有浓厚的乡村色彩。
四、结语
面对被城市统摄的媒体，留守儿童对城市图景做出了富有个性的解读――有对媒体图景妥协性的解释，也有对抗性的理解。正如霍奇和特里普的研究说明颠覆性意义与主导意识形态共存――他们认为不仅颠覆性意义的存在是必要的，而且对儿童电视观众来说，颠覆性意义已经成为被偏向的解读：“在两种意义中，意识形态的（家长的）意义与颠覆性的（儿童的）意义，感情负荷和节目的吸引力都被投入到颠覆性（儿童）的意义之中。”[9]
留守儿童的文化群体身份对其解读有着重要影响。他们对城市的向往中交织着恐惧甚至是否定，并没有一味地接受美好城市的媒体宣言，而是从农村的实践经验出发，将自己对农村的感情投射到对另一种文化形态的认识中去。他们始终站在城市的边缘遥遥观望，使得解读中被投射出农村文化的影子。但是，对留守儿童关于城市认知的影响因素，除了本文论述的媒体构建的图景和自身的文化背景以及留守儿童的身份因素外，还涉及到人际传播的影响，个人经验的积累等等，有待于后续研究。
参考文献：
[1]格雷厄姆•默多克.大众传播与意义的建构.选自罗杰•迪金森,拉马斯瓦米•哈里德拉纳斯,奥尔加•林耐.单波译.受众研究读本[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2]黄明刚.经济因素还是文化差异――对农电视节目稀缺现象的深层思考[J].当代传播,2005(2).
[3]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Mudock,G.Cultureandclasslessness:themakingandunmakingofacontemporarymyth.PapertotheSymposiumonWorkandleisure,UniversityofSalford(1973b).
[5]Rogers,E.MSocialchangeinruralsociety.New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1960).
[6](澳)杰华著.吴小英译.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7]Moores,S.InterpretingAdiences,London:Sage(1993).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意见》精神，发挥妇联组织广泛联系群众的优势，构建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监护和资助体系，整合社会资源、拓宽社会援助渠道，维护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优化留守儿童生存、发展和参与的社会环境，营造全社会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良好氛围，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培养更多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
二、主要目标
留守儿童关爱工程的实施对象为父母均外出务工的0—16岁在幼儿园、小学、初中就读及散居的农村留守儿童。本次活动的主要目标是：新建1个一星级村级“留守儿童之家”，培训5名班主任（心理健康知识）或临时监护人（家庭教育知识），聘请20名爱心家长。
三、活动内容
（一）新建1个留守儿童活动之家。新建的“留守儿童活动之家”基本做到“四有”：有宽敞安全的活动场地，有乒乓球、羽毛球、象棋、扑克等活动器材，有一部亲情电话，有图书室等；“留守儿童活动之家”统一设立“三室”：图书室、亲情室、活动室；管理实行“八个一”一份倡议书、一份成长档案、每学期一封亲情书信、做一次家访、一张爱心联系卡、一个心理咨询台、一部亲情电话、一套规章制度，让孩子们充分感受到活动之家的亲情和温馨。
（二）推进“四个一”计划，广泛开展社会关爱活动。开展一次征募自愿者行动，一次交流观摩活动，一次百人培训活动，一次综合表彰活动。
1、摸准信息，建立“台帐”。一要建立留守儿童（包括学龄前儿童）档案，做到清楚留守儿童的姓名、性别、年龄，清楚留守儿童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清楚留守儿童病史状况，清楚留守儿童父母的务工地点和联系方式，清楚留守儿童临时监护人的姓名、地址、联系方式。通过摸底调查，各学校要将调查信息分类整理建档，同时将调查统计表汇总报乡妇联备案。二要开办亲情热线电话，加强留守儿童与外出务工家长的联系与沟通。三要开展针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培训、咨询活动和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2、建立留守儿童监护人的教育指导机制。有计划地培训5名班主任（心理健康知识）或临时监护人（家庭教育知识），宣传普及家教知识，教育留守儿童家长及临时监护人切实承担起教养孩子的责任和义务，优化养育和监护行为。要利用节假日、农忙时节组织召开返乡家长会，引导留守儿童家长树立正确的教子观，掌握科学的家教知识。
3、开展关爱留守儿童的社会帮扶活动。要广泛发动社会力量，积极开展针对留守儿童的各种帮扶活动。组织学校的教师、妇代会主任、退休老同志、共青团员等计20名人员担当“爱心家长”。充分发挥共青团和青年志愿者队伍的骨干作用，开展“心手相连”结对帮扶活动，做好关爱和服务工作，使每一名远离父母的留守儿童都能“心有人爱、身有人护、难有人帮”，为孩子们提供心理疏导、作业辅导、生活帮助等服务。
4、组织对特困留守儿童的社会救助（动员社会捐助）。
四、活动经费
实施县留守儿童关爱工程采取项目运作方式，采取“项目支持一点，政府投入一点，成员单位帮扶一点，乡村、学校自筹一点，社会捐助一点”的办法，筹措资金，完成项目实施。
五、工作要求
（一）建立领导机构。乡政府成立乡关爱留守儿童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领导任组长，乡直有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负责对项目实施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全乡要把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各行政村、学校也要成立留守儿童工作委员会或工作小组，负责具体事务。
（二）明确职责分工。乡团委负责做好宣传发动、组织协调和督查评估工作，切实推动工程有效实施。乡财政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乡卫生部门负责为留守儿童提供与城市儿童相同的计划免疫等医疗卫生服务；乡关工委负责组织“五老”队伍开展对留守儿童的帮扶工作；乡民政办结合有关工作，适时开展留守孩子关爱工作，重点帮助贫困留守孩子解决实际问题，特别对残疾儿童予以关爱；乡司法所要加强法律知识宣传，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乡妇联、团委要广泛动员，组织志愿者开展与留守儿童的关爱活动；公安、工商、文化部门加强对校园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努力创造平安、和谐、卫生、文明、健康的育人环境。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问题
中图分类号：G6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661（2012）11-0177-01
所谓“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城市打工，而自己留在农村生活的孩子们。他们一般与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中的一人，或者与上辈亲人，甚至父母亲的其他亲戚、朋友一起生活。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使农村留守儿童成为了一个区别于正常儿童的特殊群体，特殊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们特殊的性格特征。“留守儿童”由于缺少父母的关爱和正常的家庭生活，其问题行为不断增多，违法犯罪的案件逐年上升。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期一个独特的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关注、参与。
所谓社会化是指在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中，个体形成适应于社会与文化的人格，掌握该社会公认的行为方式，其最后的结果是要培养符合社会要求的社会成员，使其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儿童时期是一个人的生理、心理飞速发展的事情，这一阶段所形成的生活观、价值观等均影响个体后期的行为。儿童社会化的内容至少包括社会生活技能的养成、社会规范的内化、健全人格的培养和发展、社会角色的学习、确立生活目标和价值观念。
在家庭培养孩子的过程中，父母担负着不同的角色，留守儿童长期生活在缺少父母关爱的环境中，生活、教育资源等各方面的缺乏，已经对他们的健康成长造成很大影响。留守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可能存在如下的问题：
1、品行与情绪方面的问题行为较为严重
由于父母外出，祖辈及代养人只注重吃穿等需求，而不注重成长性需求。一方面其成长过程中的过错不能得到有效的制止，另一方面其情感极其贫乏且极端的压抑，对留守儿童来说，最首要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情感缺失，简单地表现为“想父母”。由于长期无法与父母及时有效的沟通排解，留守儿童较容易出现情绪不稳定，产生攻击、退缩、焦虑、抑郁、敏感、冷漠等情绪性问题行为。如果长期忽视留守儿童的这些行为，将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成长，使他们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社会都经常出现一些与其他孩子不一样的行为，这些行为常常超越道德、法律底限。
2、教育滞后
留守儿童一般由祖辈照顾，由于农村老人文化水平低，有的甚至是文盲，无法给孩子以先进的现代教育。因此，留守儿童在启蒙教育阶段就留下许多缺撼，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不在身边，对留守儿童学习方面的监督和帮助大大减少，甚至完全减除了，使孩子在学习方面处于一种无人过问的状况。学好了，没人夸；学坏了，无人骂，渐渐使孩子对学习产生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孩子的精力不放在学习上，自然就要在其它方面加以消耗，于是其行为开始出现偏差，各种超越道德、规则的行为开始在孩子身上出现。加上监护人本身对孩子亲情缺失状况的同情，于是在孩子行为稍有出格的时候也不会加以管束，使孩子在偏离健康发展轨道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3、人际交往方面存在障碍
留守儿童由于缺少父母的温暖和关爱，难以获得自我的良好感受，容易产生自卑感和安全感的缺失等不健康心理。他们一般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比较低调、平和，缺乏交往能力，内向、胆小、不喜欢说话、不合群等是他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家庭温暖的缺失使留守儿童心理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变异，他们多在性格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抑郁和孤僻，很难融入正常的同龄人群体。
4、心理脆弱
留守儿童正处在心理发育的重要时期，在学习、生活或人际交往中会遇到比正常家庭儿童更多的问题，产生种种心理烦恼。他们特别需要父母的关爱、理解和帮助。而父母远在他乡，无法及时地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长此下去，使留守儿童的心理变得烦躁、脆弱。我国近几年发生的几起高中生自杀的事件，大多数都是父母在外面打工。
从上面的说明我们可以看到，出现在农村留守儿童身上的问题很多，也很严重，并且这已经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了，而是关系到一个人数达几千万的群体的问题，而且这个群体还在不断壮大。他们“生活上缺少照料，思想上缺少正确引导，学习上缺少辅导，心理上缺少疏导，行为上缺少教育”。
农村留守儿童是改革的产物，其社会化结果直接影响改革成果的稳定，亦必随着改革的深化与完善而得以解决。重视留守儿童自身的因素，同时不断改善其生存环境，则留守儿童社会化进程当会更顺更快。这需要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索问题解决的有效途径并付诸实践，肃清留守儿童社会化的障碍，促进其社会化进程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一）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令人心痛
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和缺乏沟通，得不到完整的家庭温暖，生活上缺少必要的关爱，加上常受到周围孩子的歧视、排挤和欺辱等，一些留守儿童表现出内心封闭、情感冷漠、行为孤僻等个性特征，不同程度地存在性格缺陷和心理障碍。不少留守儿童情绪消极，失落自卑，行影孤单，甚至心理压力过大，容易形成一定的人格障碍。
（二）农村留守儿童思想品德素质教育务须重视
在这里我们所提及的思想道德范围较为广泛，包括农村留守儿童的人生观念、社会价值观念、甚至包括部分法制观念淡漠、道德失范现象增多。由于农村留守儿童缺乏父母教育引导以及陪伴，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等原因，父母在此方面无法及时对子女形成有效指导。再者，由于留守儿童监护人的文化层次不高，无法对留守儿童的精神方面进行有效关怀与照顾，进而使得我国留守儿童处于畸形发展。再者由于我国部分地区学校管理以及资源整合问题的原因，导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思想品德教育问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性,我国部分地区学校重视课程教育方面而忽视品德的培养。
（三）监督弱化，学校教育独立难支
监督问题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而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监督责任具有广泛性，包括我国教育机构以及当地政府等相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但是由于一些乡村学校的教育质量较差，校风不好，加之新的读书无用论”思想的影响，大部分留守儿童”到了中学，觉得升学无望而产生厌学情绪。虽然部分留守儿童按照规定完成了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要求，但由于缺少进一步学习深造，带来的将是不适应社会迅猛发展的要求，影响全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一方面，大部分监护人往往对留守儿童”要求不严，或缺乏文化知识，无法对孩子的学习进行监督。父母在家的检查作业、参加家长会等对孩子最基本的学习监督职责都无人担当。另一方面，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位一体，应相互配合，协调一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传媒网络的普及，社会教育对人的影响显得更加突出。此外打工父母的一些观念和不良职业活动存在负面影响，由于监督力量的缺失与不足，使留守儿童”幼小的心灵上背上了父母沉重的情绪包袱，承担着很大精神压力，严重影响他们的正常学习和健康成长。
二、浅析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监护不力导致留守儿童出现许多问题
由于留守儿童父母无法在身边进行关心以及辅导，且其他监护人文化水平不高，没有能力为留守儿童进行教育以及生活照顾，这就使得形成留守儿童教育管理的盲区，导致留守儿童出现许多问题。
（二）缺乏亲情抚慰，导致留守儿童出现心理偏差
由于不在父母身边，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缺乏与父母之间深层次的感情沟通，缺失的情感容易导致留守儿童孤独、性格孤僻，从而导致行为习惯较差，并且极易产生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为失控。
（三）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不够
我国尚未未形成行之有效的管理防控体系和机制。当前政府各部门以及社会对留守儿童的问题的研究仍是空白。如：学校尚未建立留守儿童档案，相关部门对留守儿童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尚未进行政策性的思考等。农村社会教育薄弱，教育资源缺乏，教育观念陈旧，不能有效地弥补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关怀的不足。
三、对策分析
（一）完善我国教育制度，改善校园环境
首先，要加强对农村中寄宿学校的管理与建设工作，通过不断优化留守儿童的校园基础设施，为留守儿童提供住宿的便利条件。其次，要大力发挥出学校和教师的管理职能和教育功能，从多方面给予留守儿童关心，以满足留守儿童的心理需求。并且针对留守儿童的特点，学校要更新教育理念，将健康教育、心理教育和行为规范教育纳入到日常教学中，以此来弥补、疏导和改善留守儿童因缺失父母关爱对其人格健全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
（二）进一步强化家长的监护责任
留守儿童家长及临时监护人应切实承担起监护孩子的责任和义务，进程务工人员应尽量与子女居住一起，若是由于客观条件而无法与子女共同生活，则应尽量父母一方最好在家与孩子一起生活。儿童的健康成长要通过爱心教育以及家长的用心辅导。同时，对于长时间在外务工人员应更多的与子女保持联系，使得留守儿童的亲情不缺失。
（三）农村劳动力就地消化或就近转移
要大力发展当地经济，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结合自身实际，优化农村的生产结构与模式，提高农民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并且可以通过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突破口，推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另外，之所以进程务工人员数量剧增，根本原因为经济因素的影响，所以要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速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既提高了农村经济水平，又从源头上破解了留守儿童难题，做到发展农村经济与解决留守儿童教育和管理相互促进。
（四）加强农村留守儿童思想品德教育教育
首先，重视亲情关怀,强化家庭教育。要在思想上使父母充分认识到思想品德教育在子女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改变重物质轻精神,重智育轻德育的传统观念。其次，要根据留守儿童的年龄和身心发展的特点,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和社会实践活动，使留守儿童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思想品德方面也得到培养。最后，营造健康向上的的育人环境,形成全社会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氛围。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通过法律、政策和制度的不断完善保障农民工和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此外，需要动员全社会都来关心帮助农村留守儿童,为提高他们的思想品德水平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不可否认，良好的外部环境可以使留守儿童免受不良风气的影响,对他们良好思想品德的形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结语
一、问题导向的“留守儿童”研究综述
（一）对“留守儿童”身心问题的研究
梅传强[2]认为，留守儿童的社会化缺陷容易导致缺陷人格，主要表现为强烈的自我中心观念，的需要和动机，的人格特征，不良的道德情感，缺乏自我调解和控制的能力等。范兴华、方晓义[1]通过比较对留守儿童的不同监护方式后发现，上代监护儿童、祖辈监护儿童在10种具体问题行为的发生率、多重问题行为总分、攻击和违纪行为的发生频率、行为适应困难的个体比例方面均显著高于一般儿童。说明留守现象给上代监护和祖辈监护儿童的行为适应带来了不利影响，使得他们对问题行为的易感性较高。这两类儿童缺乏正常的情感沟通与交流，使得他们在面临一些行为抉择时，常常不知所措，问题行为难以得到及时纠正。
此外，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大多认为在情感方面亏欠孩子太多，通常会从金钱方面进行弥补，希望孩子生活得更好些。一些留守儿童不善于管理金钱，把钱花在买零食、玩电子游戏等方面，甚至养成了大手大脚的习惯。父母的“金钱补偿”也为留守儿童“攀比吃穿”“沉迷游戏”等不良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另外，研究还指出，留守儿童与一般儿童在绝大多数行为上并无明显差异，留守儿童并非一定是问题儿童。因此需谨慎对待留守儿童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与个别性问题，即一方面，对普遍性问题行为要保持适度的关注，通过研究找出有效的帮教方法，使留守现象对他们的不利影响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应避免人为地夸大问题行为在留守儿童群体中的发生情况，警惕“留守儿童即问题儿童”的刻板印象。
此外，张颖[3]对湖北省留守儿童进行调查后发现，农村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学业问题、道德问题、行为问题、安全问题如欺负行为等。范兴华和方晓义[4]对不同监护类型的留守儿童进行分析发现，上代抚养、祖辈抚养的留守儿童问题相对突出。徐保峰[5]以技校中有留守经历的学生为样本，分析了留守现象对个体人格特征的影响。黄艳苹[6]从家庭教养方式的角度探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发现同辈或无看护组的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最差，单亲看护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最好。蔡重阳[7]在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调查中发现，少部份留守儿童存在较严重的心理问题，部分留守儿童在某些心理指标或因素方面存在问题，这些指标主要集中在学习焦虑、社交与人际关系不畅、抑郁与孤独、自我评价不高、身体症状与适应不良等方面。雷雨[8]以湖南、广西、江西、浙江、安徽与河北的留守儿童作为样本进行心理健康情况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儿童，存在孤僻离群、焦虑抑郁、情绪不稳、逆反心理、道德缺失及注意缺陷等诸多问题。
（二）对“留守儿童”违法犯罪问题的研究
各地区司法部门对有留守经历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进行了相关统计。例如2012年《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犯罪案件的调研报告》中指出：2009年，留守儿童犯罪案件审结15件19人，故意伤害案件8件8人，抢劫案件2件3人，盗窃案件4件7人，非法拘禁案件1件1人；2010年，审结19件27人，聚众斗殴案件7件11人，故意伤害案件5件7人，抢劫案件3件7人，盗窃案件4件4人；2011年，审结24件38人，故意伤害案件8件9人，抢劫案件7件16人，盗窃案件6件9人，抢夺案件1件2人，案件1件1人，组织妇女案件1件1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开展的“未成年被告心理风险评估”课题也在工作实践中发现，早年曾有过留守经历的未成年被告数量占比较高，案件种类涉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贩卖、盗窃、等重案。张颖[3]对湖北省留守儿童进行调查后认为，留守少年已成为青少年犯罪的多发人群，并大多是团伙性犯罪；留守少年犯罪多以侵犯财产罪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为主，其中财产型犯罪占比60%，故意伤害、、杀人等暴力案件占比33%；农村留守少年重新犯罪率已达到15%。安徽东至县人民法院对农村留守儿童犯罪案件的调研报告显示，犯罪特点为年龄趋向低龄化，其中15至16岁占比最多；案件类型多为暴力、侵财类，涉及罪名有故意伤害、抢劫、盗窃、、抢夺、聚众斗殴、非法拘禁、组织妇女等，且以前四种犯罪居多，具有较强的社会危害性；留守儿童辍学现象严重，初中辍学的人数约占89%，文化程度偏低，法制观念淡薄，缺少起码的鉴别能力，很容易走向犯罪。
对于留守儿童的犯罪原因和犯罪特点，冯倩[9]认为，由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失调导致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数量逐年攀升；对未成年人的过度保护、隔代抚养宠溺、学校接纳等因素是留守未成年人多为惯犯的原因；社会不良诱导、欲望刺激等因素导致留守未成年人的犯罪类型多为侵财类和性犯罪；“读书无用”的风气等导致留守未成年人早早辍学参与社会劳动，法制观念十分淡漠，甚至丝毫不懂法。王道春[10]认为，留守儿童犯罪增多，除遵循青少年犯罪的共同缘由外，根本原因在于“留守综合症”作祟，即在缺少父母关爱监护，社会的有效监护、关心和教育等情况下，留守儿童更多地暴露在不良社会环境中，使得原本薄弱的学校教育因为家庭教育的缺失而大打折扣，从而造成留守儿童社会化过程的扭曲。他们存在着较普遍的心理和性格方面的障碍，学业更容易受阻，行为也更容易越轨等。王道春进一步说明，“留守综合症”的产生主要源于以下因素：监护人重“养”而不重“教”；亲子联系缺乏，父母放任不管或关爱肤浅；留守儿童中家庭破碎的比例较高，父母离异导致留守儿童的处境雪上加霜（海淀法院未审庭的实案举例中也提及此类型）；留守儿童的学业表现普遍较差，问题行为较多；留守儿童不良交往的群体多，团伙作案态势多发；受农村条件限制，就业机会少，留守儿童闲散。聂吉波[11]对重庆地区的留守儿童进行调查后发现，留守儿童违法犯罪的根源实际上是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失败。所谓社会化过程是个人在社会互动中学会扮演各种社会角色，使他的行为方式符合该社会的规范和道德，从而成为他所属社会的合格成员。社会化过程要学习三大技能，一是掌握生活常识，二是获得专业知识，三是遵守基本社会规范。而社会化主体是对这个学习过程影响重大的因素，留守儿童的社会化主体如家庭、学校、同辈、媒体、社会环境等都是有缺陷的，影响了其社会化进程，从而导致缺陷人格，而再社会化的失败是造成再犯和累犯的原因。全国“农村留守青少年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研究”课题组2009年对8个省市农村留守青少年的违法犯罪状况进行调查后指出，在各种犯罪动机中，由于学业受挫、家庭冲突和经济受挫而犯罪的比例高达45%。
因此，关注农村留守儿童身心成长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未雨绸缪，避免问题行为进一步质变为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已成为刻不容缓的社会议题。
二、积极导向的“留守儿童”研究综述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农村留守儿童心理资本研究”项目在方晓义等的主导下研究编制了“农村留守儿童心理资本问卷”[1]。该问卷是由自立顽强、明理感恩、宽容友善、自信进取、乐观开朗五个一阶因素组成的二阶单因素模型；问卷总分、各维度得分与西方心理资本各要素均呈显著正相关；问卷高分组儿童的情绪、行为与学业适应水平均显著优于中间组和低分组儿童；问卷与各维度的Cronbachα系数在0.65～0.88之间，重测信度在0.78～0.85之间，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可用于对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进行心理资本的测评。
除上述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资本的专项研究外，国内其他学者也在留守儿童抗挫力、心理弹性等方面开展了部分探索。邓玮[12]认为，帮助面对挫折或逆境的农村留守青少年，提高其抗挫折能力或抗逆力，是预防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的有效措施；范燕宁[13]也作了一些尝试，从提升或恢复抗逆力的多个视角，对问题青少年、未成年劳教人员、社区矫正对象等特殊青少年群体进行了实务干预工作，使这些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挫折坚忍力、社交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不良情绪和负向感受的调节能力等方面得到较大的改变。由于这些抗逆力研究的不断深化及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展，青少年犯罪预防方面的理论研究重心也在发生调整，从过去强调控制、惩罚为主的模式转变为强化抗逆力的模式，重点关注高危青少年的个人优势与未来发展的模式。刘慧[14]从心理韧性与适应性方面讨论了留守儿童的问题，她认为，发掘有利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个体特征和外部资源，能够帮助留守儿童抵御不良因素的影响并提高适应能力；王淑芳[15]从心理弹性与依恋、应对方式等方面对留守儿童群体调研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依恋影响着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进而影响积极的应对方式。
三、“问题导向”与“积极导向”的研究视角之争
（一）问题导向在“留守儿童”研究中的诸多弊端
如若将视角一味盯住“问题”，一味用负向思维模式去反映和强调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危险性、违法犯罪高风险性等，实则现实意义不大。
一则，现今对留守儿童生存问题现状的关注呼声之高近乎“过分”，再三强调留守儿童的问题，只会在学术领域甚至社会大环境下造成一种认知假象――留守儿童是身心不健康的问题频发群体。
二则，未成年人的心理发展特点表明，他们会因背负“留守儿童”标签而被定义和预言化，在公众传媒等的炒作和渲染下，他们可能表现出更多“留守儿童”标签中的不良行为，不利于自身潜能的实现和身心健康，在过分关注中形成唯一的生存发展可能。
三则，取长补短远不及扬长避短的效果明显，这句话可以概括出积极心理学的思维模式。在以往长久以来的心理学研究中，人们惯常的模式是去研究问题人群，例如战争对人类精神和心灵的摧残和伤害等，不管分析的维度如何精准，却始终无法突破问题；但积极心理学诞生后，这股新思潮鼓励研究者们去发现大多数以外的个别成功群体，例如虽然经历过纳粹集中营噩梦却依旧在自由后保持心理健康的人，探索他们所具备的积极内在品质才能推进人类发展，跳出问题以解决问题。
（二）积极导向在“留守儿童”研究上的建设意义
积极心理学认为，人性中的美德与力量等积极方面能帮助身处困境中的人们过上相对满意、有尊严的生活，从而有效地缓解、抵消甚至消除困境给人们带来的各种困扰；心理学家要用开放、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人类的潜能、动机和能力等。在这一思潮影响下，Luthans等从组织行为学角度将“个体一般的、积极的心理状态或能力”定义为“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capital），包括韧性、乐观、自我效能感和希望四个要素。这些要素是介于特质变量与状态变量之间的类状态变量，分别代表了个体凭借自身的努力和面临困境时的坚持，对周围环境的乐观评估和对成功可能性的合理预期，以及在内在动机驱使下的行为倾向。
大量研究发现，在近似的社会经济背景、教育条件、地区文化、成长环境下，一些留守儿童虽然也同样面对监管不力和家庭功能缺失的处境，但并未出现身心问题，甚至表现出自强不息、明理感恩、健康成长的独立自我。这其中一定是存在某些内在的积极心理品质，例如乐观、抗挫力、希望、自我效能感等。这里的心理资本[1]，就是家庭处境不利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拥有的对心理社会适应具有促进作用的积极心理能力。提升这些积极的心理能力才是预防留守儿童问题行为，乃至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着力点。
针对“留守儿童”的违法犯罪现象、问题行为、身心发展等方面，积极心理学视角是预防性和建设性的。而将留守儿童等同于有心理缺陷的论调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因为类似于此的刻板认知将置留守儿童于“转型顽疾”的处境，非唯社会变革而不可蠲除，或杯水车薪收效甚微。
注：本文系2015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博士科研项目“预防‘留守儿童’违法犯罪之问题行为与心理资本研究”的成果，基金项目编号：2015BKY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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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受教育状况
“农村留守儿童”是与改革开放同时孕育而生的特殊群体，至今仍然只能处于基础教育均衡的“孤岛”之中，这其中既有政策规定、经济条件等可见因素的束缚，也有“农村留守儿童”因为种种现实状况所引致的心理问题从而对其所受教育的效果产生的不良影响。
一、留守儿童的界定
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依据生理年龄或受教育程度界定，本文倾向于采用依据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来界定“留守儿童”的范围。即“农村留守儿童”是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而需要留守在户籍所在地，由他人照顾的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
儿童的心理成熟程度往往受其社会年龄（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大于实际生理年龄的影响。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往往随着学龄的增长而产生不同的特征。我国各地之间经济文化水平呈现较大差异，从而使得不同地域相同年龄层别的儿童之间往往存在着显著的认知及生活经验上的差别，给单纯用生理年龄来识别儿童的心理状况带来困难。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进城务工，参军在内）中国农村始终存在着真实年龄情况统计上的困难，这也使得单纯以生理年龄界定“留守儿童”缺乏必要的精准度。
二、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产生
（一）家庭核心教育力量缺失下的性格缺陷
心理学研究表明，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尽管儿童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在不断减少，同伴关系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不断加强，但对绝大多数儿童来说，仍然会以一种强烈而积极的方式依恋着他们的家庭，父母依旧是青少年获得忠告和情感知识的主要来源。
弗洛伊德也认为，个体在儿童期就从父母那里学习到了大众公认的道德价值观念和主流社会认可的行为模式，这种道德将来会内化为他们全部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而留守儿童所处家庭环境中的父母亲情的缺失，无疑会给儿童成长过程中健康健全人格的构造带来不利的影响。
在对乐山市五通桥镇进行的实地访谈中，许多长期与父母缺乏亲密接触的留守儿童往往对周边其它事物表现出冷漠、胆怯、疑心重、易消沉等特征。诸多的案例都表明，留守儿童长期的个体孤独化会导致其自身与周围环境处于绝缘状态，最终进一步影响儿童适应社会，步入社会的进程。而在儿童群体中，个体性格上的特殊又往往会被大家视为“异类”而不容易被接纳，甚至出现刻意讥笑、排斥的情形，从而使留守儿童的性格发展步入恶性循环。
（二）隔代教育下的失察
对于隔代教育的利与弊，学术界早已争论甚多。但无论所持观点如何，大家一致同意的一点就是长期的单纯隔代教育，对儿童成长有着极大的危害。有调查显示，中国60%以上的失足少年与隔代老人育孙不当有关。尽管我们不能说在这其中存在着祖辈的主观故意性，但客观上祖辈教育行为的失当与教育能力的局限确实是造成这一现实的不可回避的因素。
在对乐山市五通桥镇留守儿童状况的调查中发现，几乎100%的留守儿童是由自己的祖辈代为照看。在对留守儿童物质生活的照料中，老一辈人几乎可以说是倾其所有、尽其所能，想尽一切办法满足孙辈的各种物质需求。然而我们同样注意到的是，在精神层面上，祖辈们所能给予的往往少之又少。这其中既有老年人精力不济，无法对孙辈的需求一一顾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生活经历、价值观念、文化教育水平之间巨大的差异，祖辈与孙辈之间存在着沟通上天然的障碍，以致祖辈对留守儿童在家庭外行为的冷漠、失察、放任，从而使其在缺乏正确指引的情形下受到社会上众多不可预知因素的影响。
（三）社会影响下观念的异化
随着现有社会意识形态的愈发多元化，即便是思虑最为缜密的家长也很难在为孩子的成长营造一种完全纯洁的环境。更何况留守儿童的家庭监管力度范围均极为有限，其本身又存在着向外界事物寻求情感寄放的内在驱动。因此在“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中，家庭的缺位，学校的弱势，往往映衬着农村留守儿童身上浓重的社会化的痕迹。农村留守儿童会比同龄人更多的考虑金钱的作用，更早地步入网吧、小酒馆、录像厅等社会场所，同时也会伴随着吸烟、酗酒等不良习惯的侵染。
（四）环境转换带来的反差
在研究层面通常将“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划分为两个特点不同的群体，试图有针对性的解决各自存在的问题。然而，在现实中，两个群体的界限往往极为模糊。流动儿童可能是由留守儿童转化而来，相当比例的留守儿童则拥有着过去作为流动儿童的经历或者今后成为流动儿童的可能。正是这种所处环境的不确定性，往往使部分农村留守儿童难以建立深厚的与同龄人的友情纽带，难以融入同龄人藉以获得有效互动的群体之中，最终深化了其自身孤独感和对外界的防卫意识，形成孤僻难以亲近的性格。
三、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对其受教育状况的影响
（一）课业辅导中的无助感
农村留守儿童在父母远离家乡，现有监护人普遍缺乏课业辅导能力的情况下。一旦脱离了课堂，即便遇到问题，也往往难以找到相应的求助对象。儿童一旦在学习上遭遇了过多的挫折却无从得到有效的帮助，厌学情绪就会不可避免的产生。从而陷入更多困难与更加厌学的恶性循环。
（二）自律性的缺乏
由于现有监护人对留守儿童生活领域外行为的关注与教导通常较少，对其学习状况既无较为全面准确的了解，又缺乏必要的督促与审查。而这时的留守儿童，正处在他律阶段，自律能力还很弱，很难仅凭自己的毅力从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往往容易在内心中忽视了学习的重要性，形成学习上的懒惰，把学习当作一种负担。
（三）适应不同学习环境的困境
既然“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同一个体在不同阶段的体现。那我们就无法忽视两者对彼此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学者认为，流动人口因为居住地的不确定给地方教育规划带来困难，频繁的流动给学生的学习甚至学校的教育都会带来不利影响。从留守儿童的视角来看，倘使过去曾有过随父母到大城市求学的经历，无疑会在农村现有的教学条件中感受到巨大的反差。所以，对环境适应能力有限的儿童来说，往往难以适应城市与农村间巨大的环境差异。以致于对新环境中的学习产生不利影响。对于那些马上要随父母到城市中就读的留守儿童来说，则往往怀有恐慌心理，害怕自身不同的特质会在新环境中遭到歧视。于是终日为此而担忧，直接影响到了现阶段的学习状况。
（四）经济压力下的抉择
随着近年来国家出台多项减免农村义务教育费用的政策，接受义务教育给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带来的直接经济压力日趋减弱。因为学校显性收费而被迫放弃学业的农村留守儿童大幅减少，义务教育“公共物品”的特性得以充分发挥。但在隐性成本的压力下，农村留守儿童依然难以心无旁骛的读书，而不得不在学业的继续与否上做着艰难的抉择，以致影响其现阶段所接受教育的效果。
所谓农村家庭教育的隐性成本，主要包括两方面：机会成本和相关家庭成员的成本负担。当许多当地的同龄人都放弃了学业而选择到城市打工时，当他们已经可以用自己的双手现实性的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甚至于带来不菲的收益时，农村留守儿童不可能不对自己目前的状况做出评估，不可能不重新思考接受教育的意义、效用比、甚至于必要性。即便留守儿童拥有继续接受教育的意愿，可能的来自于家庭的长辈的无形的压力也会影响其在目前学习中的心态，从而出现精力不集中、焦躁、烦闷的心态，最终影响其正常的学业。至于相关家庭成员的成本负担，则是指随着近年来精英教育（包括大学教育在内）费用的日趋提高，农村留守儿童可能不得不为正在就读高等教育的兄长或可能在将来接受高等教育的弟妹而考虑自己继续学业的现实性。可以预想，对自己目前行为产生怀疑的人是永远无法投入全部精力到自己目前所做的事中的。
四、由心理视角改善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状况的建议与对策
（一）加强学校与农村留守儿童现有监护人的沟通
鉴于目前大多数家庭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管理能力有限，学校有必要向监护人传授有关留守儿童身心发育方面的知识，以改变监护人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从而为留守儿童的成长营造一个健康科学的家庭环境。此外，学校与家庭的沟通还有利于双方及时发现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预先对其可能具有的不良倾向做出判断，从而为在家庭学校两个层面共同矫治其缺点打下基础。
（二）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更多的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世界
学校在留守儿童的教育过程中应发挥其主导作用。学校的职能不应只局限于校园之内，而应主动承担起为留守儿童迈入社会把关，为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提供指引义务。学校还应定期的以一定形式收集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及其影响下所表现出的行为特征，从而为学校有针对性的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做好充分的准备。
（三）进一步发展寄宿制学校，提高农村留守儿童寄宿比率
既然学校是农村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教育力量相对强势的一方，那就应当积极利用这种相对的优势。寄宿制生活便于学校加强对留守儿童的道德及行为监控，防范监控缺失所引致的道德缺憾或行为失当。长期的同龄人间的集体生活也有利于留守儿童克服自身往往具有的孤独、冷漠、恐惧感，使其在集体中逐渐淡化自己原本被特殊铭记的身份。
（四）充分利用社会力量
目前，一波又一波的志愿者、支教等活动正如火如荼的展开，这就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这些志愿者、支教人员们往往具有较高的知识理论水平，能够自觉的在教育过程中采用较为先进科学的方式，起到了较为良好的效果。除此之外，他们给长期处在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留守儿童带去了一股新鲜的气象，使他们能通过正当渠道了解外面精彩的世界，而这对农村留守儿童获取正确的社会认知，理智面对社会新鲜事物大有裨益。
（五）抵制不良风气侵扰，加强对儿童所能接触到的社会事物的管制
从整个社会的视角来看，个体的独善其身效果作用往往有限。当社会上的诸多不良因素仍在充分运转时，单纯的学校家庭内的教育便往往是无效的。所以，政府应当充分站在“百年树人”的高度之上，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的成熟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加强对学校周边网吧、录像厅、歌舞厅等营利性场所的管制，加大对向未成年人兜售香烟、酒类及及其它不利于其健康成长物品的商铺的处罚力度。严令禁止非法使用童工的行为。使得社会不会蜕变为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中的短板。
五、结语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并结合了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呈现出诸多特点。尽管可以预期的是，随着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逐渐消亡，农村留守儿童最终会演化为历史名词，但我们不可忘记的是，一个社会想要持续稳定的发展，就不能让任何一代人的教育有所缺失。否则，最终支付的成本会令一个国家不堪重负。而如何在目前已经呈现出的许多问题中尽快寻得解决之法，则是今后的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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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关键词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家庭化；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C92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33-08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11；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6-28
基金项目：（中）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92326179）。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吕利丹（1985-），女，四川眉山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迁移流动和儿童发展。
正文
一级标题一、研究背景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国的流动人口在2010年达到221亿的巨大规模，由于城乡二元的制度壁垒，大量的流动人口虽然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使我国的城镇化水平颇受争议[1]。十报告提出推进城镇化的重点目标[2]，流动人口市民化关系到我国城镇化水平的质量，如何帮助流动人口市民化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进城团聚则是流动人口市民化程度和质量的重要体现。
不同来源的统计结果都显示，我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日益显现，早期“单打独斗”的流动人口越来越被“携妻带子”者所取代。周皓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推算，纯流动人口家庭中有64%的户主与配偶一起流动，有61%的户主携带子女[3]。陈卫等人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分析发现，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了携带配偶的阶段，但将近一半的流动人口其子女还留在原籍地[4]。可见，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的发展，流动人口子女是否随迁成为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重点，也将影响流动人口市民化和我国城镇化。
据人口普查数据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规模的估算，近年来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比例有一定提升，但是绝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子女仍然留在原籍地。段成荣和杨舸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0～14岁流动儿童规模为1834万[5]，0～14岁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为4849万[6]，相当于2005年约27%的流动人口子女随父母流动。笔者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估算，全国约32%的0～14岁流动人口子女随父母流动，5年来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比例提高了5个百分点。已有的许多研究已经证明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行为规范等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多数父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希望尽量把子女带到打工地读书和亲自照顾，但是要实现该计划还存在许多阻碍，比如：城市教育资源有限、念书学费太高、城市消费价格太贵、父母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父母流动性太强等[7～8]。绝大部分流动人口子女还是以“留守儿童”的身份留在原籍地。
迁移过程理论和迁移网络理论认为，人们从希望迁移到采取实际迁移行动并非一蹴而就，迁移者从萌生迁移的动机，到收集信息、权衡利弊、采取行动，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9]。将近七成的流动人口子女在原籍地，他们的父母自外出流动开始，可能就考虑过某一天会将子女接到流入地一起生活。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流动人口子女的流动参与也将继续深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阻碍？这些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一级标题二、文献述评
研究流动人口子女的文献非常丰富，但是大多是以问题导向分别分析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规模、特征、需求和存在的问题，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纳入统一框架中进行比较的文献较少。现有文献中，梁宏等人[10]、杨舸等人[11]、陶然等人[12]分别基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典型的人口流动聚集省市分析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随迁选择性
梁宏等人的研究基于中山大学“市场、制度和网络——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2006年7～8月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进行的问卷调查；杨舸等人的分析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6年9～10月在北京开展的“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陶然等人的分析来自于2009年进行的全国4个主要城市化地区的12个大、中、小城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4个主要城市化地区是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成渝地区）。。以上学者的实证分析的视角各有侧重，考虑的变量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儿童的个人特征（主要是性别和年龄）；第二，父母的个人特征；第三，家庭特征；第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政策制度。
已有文献分析的角度已经比较丰富。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注意和加以完善。第一，数据收集方式。流动人口子女随迁与否由农村和城市的“推拉合力”决定。对儿童流动与否的分析应该从流入地和流出地同时考察。但是已有研究文献的数据都是从流入地收集，对流出地信息的把握就难免不充分和不准确。第二，分析内容的限制。现有文献的分析遗漏了几个重要因素，流动人口子女大多处于学龄阶段，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教育机会、教育质量和教育成本是影响他们随迁与否的重要因素，以上因素与儿童的在学状态和就学阶段相联系，然而在已有文献中就学状态却被忽略。第三，对父亲和母亲的分别考虑。父亲和母亲的个人特征对儿童成长的影响各有不同，但是已有研究在分析父母的影响时，将父亲和母亲的特征放在同一个变量中，都忽略了父亲和母亲的具体角色和独立的影响。
鉴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将从以上三方面不足入手，利用重庆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数据，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和延伸。
一级标题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庆市的长表数据（文中简称“重庆六普”），样本规模为318万人。重庆六普采用了长、短两种普查表。短表调查人口的基本状况，现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全部填报。长表抽取了10%的户填报，内容在短表项目的基础上增加人口的经济活动、婚姻家庭、生育和住房等情况。
六普不仅登记了户口在本户调查时点也在本户的人，而且登记了户口在本户调查时点外出的人（见六普问卷H3、H4和R6）问题R6收集了现住地信息，回答选项为：①本普查小区；②本村（居）委会其他普查小区；③本乡（镇、街道）其他村（居）委会；④本县（市、区）其他乡（镇、街道）；⑤其他县（市、区）；⑥港澳台或国外；选第⑤项的人还需填答现住地的省、市（地）、县。问题R7收集了户籍地信息，回答选项为：①本村（居）委会；②本乡（镇、街道）其他村（居）委会；③本县（市、区）其他乡（镇、街道）；④其他县（市、区）；⑤户口待定；选第④项的人还需填答户籍地的省、市（地）、县。，本文将户籍在本乡，但是现居住地在外乡、外县、外省市的人口界定为“流出人口”“流出人口”中我们还排除了市区范围内的人户分离人口，因为这个人群与通常意义上的“流动人口”和“农民工”不同。详细论述参见段成荣的流动人口相关论文。，其中0～14岁的人口被界定为“流出儿童”。同时，通过家庭成员的流动状态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匹配，将农村地区0～14岁现居住在本乡、父母中至少一方为“流出人口”的儿童界定为“农村留守儿童”。根据以上界定方法，我们从重庆长表数据中提取出农村地区的178万个留守儿童和36万个从重庆农村地区流出的流动儿童样本，并匹配出这些儿童的父母的个人特征和流动特征。
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与否的因素涉及儿童个人特征、父母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流入地流出地的发展水平等多个层面。根据六普数据的特点，在儿童个人特征方面，本研究在性别和年龄的基础上，增加就学状况（包括小学在学、初中在学）和辍学状况（包括未上过学、小学毕业或小学辍学后终止学业、初中辍学后终止学业、初中毕业后终止学业、其他情况辍学后终止学业等类别）。在父母个人特征方面包括受教育程度、父母外出情况（含只有父亲外出打工、只有母亲外出打工、父母
都外出打工）、父母外出的距离（包括没有外出、县内、省内跨县、跨省到东部、跨省到中部、跨省到西部等类别）。家庭特征主要指户籍地居住条件，包括是否有厕所、洗澡设施和自来水设
施。
一级标题四、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二级标题1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个人特征描述
根据表1的描述统计结果，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性别比例有差异（见表1）。留守儿童性别比低于流动儿童，换言之，即留守儿童中女孩的比例较高，差异在学龄前较小，进入小学学龄阶段后增大，进入初中学龄阶段后进一步扩大。
留守儿童的在校情况好于流动儿童。369%的6～14岁义务教育适龄农村留守儿童不在校，比适龄流动儿童低233个百分点。由于6岁和7岁儿童不在校的主要原因是推迟入学，为了与因辍学而不在校的原因区别开，本文分为两个年龄段（6～7岁和8～14岁）比较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在校情况。流动儿童推迟入学的情况比留守儿童更多，6～7岁留守儿童不在校比例为786%，比流动儿童低079个百分点。流动儿童辍学的情况也比留守儿童更普遍，8～14岁留守儿童不在校比例比流动儿童低313个百分点。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留守儿童辍学主要在小学，流动儿童辍学主要在初中，不在校留守儿童中5417%的人学业终止于小学，不在校的流动儿童中4821%的人学业终止于初中。
二级标题2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比较
流动儿童父母都外出的比例高于留守儿童（见表2），说明父母中一方在家留守时，子女更有可能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所在家庭的平均户规模大于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平均户规模为474人，流动儿童为351人。
注：计算流动儿童与谁一起生活的时候，当一个家庭中父亲、母亲和孩子都外出时，本文假设他们在一起居住。根据重庆六普数据计算，以流动母亲为参照，当她们在重庆市内流动时，88%的配偶也在市内流动，当她们在西部、中部和东部流动时，绝大多数配偶也相应在西部、中部、和东部，比例分别是86%、85%和86%。可见流动父亲和流动母亲的流动方向绝大部分一致，流动儿童与流动父母一起外出时，在一起居住的假设与实际情况应该基本一致。
流动儿童中超过一半与父母一起生活，比例达6463%，另外有2516%的人与父母中的一方一起生活，还有1021%的人与其他亲
属一起生活。留守儿童中约一半的人不能与父母中的任何一方一起生活。流动儿童明显得到父母的更多陪伴，这是留守儿童无法拥有的成长优势。但值得注意的是，流动儿童并非都和父母双方一起生活，仅与父母中的一方一起生活或与其他亲属一起生活的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一样，生活的家庭环境其实也不完整。
在留守儿童的生活中，祖父母的角色十分重要，3997%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照料，另外有2354%的留守儿童在祖父母的协助下由父母中的一方照料。
留守儿童的居住条件比流动儿童稍好。留守儿童户籍地居住条件比流动儿童户籍地居住条件更好，留守儿童户籍地家中有独立厕所、洗澡设施和自来水的比例都高于流动儿童。
留守儿童的父母和流动儿童的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不多。留守儿童的父母外出流动的距离更远，留守儿童的父亲和母亲跨省流动到东部的比例高于流动儿童相应的比例，留守儿童的父亲和母亲省内流动的比例低于流动儿童相应的比例，这意味着省内流动的父母更有可能携子女一起流动。
一级标题五、模型分析结果
在农村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诸多的个人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中，哪些特征在统计控制的情况下仍有明显的差异？哪些特征对儿童随迁的影响更强？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儿童、父母和家庭三个层次的因素对儿童随迁的影响。分析结果见表3。
为了比较儿童个人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对随迁影响的强弱程度，我们分别构造了三个Logistic回归模型（见表3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模型1仅纳入儿童个人特征相关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纳入父母特征相关变量，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纳入户籍地户特征相关变量。上面的描述分析中看到的一些差异，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后减少或消失了。除了儿童的年龄外，其他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见模型3）。根据模型的伪判定系数（PseudoR2）在三个模型之间增加的幅度，说明父母的特征是决定子女随迁与否最主要的因素，儿童个人特征和家庭的特征也有一定的作用。
首先，儿童的性别和年龄显著影响儿童的随迁状态。在控制了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的情况下，女童随迁的可能性比男性儿童低8%（见模型3），这印证了全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性别比差异。根据图1，我国流动人口子女中男孩和女孩随迁的风险在进入学龄阶段后明显拉开距离，从6岁开始直到14岁，流动儿童性别比显著高于农村留守儿童。在仅考虑儿童个人特征时，6～11岁和12～14岁的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学龄儿童比0～5岁的学龄前儿童随迁的可能性显著高出6～7倍（见模型1），但是控制就学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后，儿童年龄的影响不再显著（见模型3）。
（中）图题图1全国流动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的性别比
数据来源：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儿童的学习状态也显著影响其随迁结果（见模型3）。在控制父母和家庭特征的情况下，以小学在校的儿童为参照类，不在校的儿童比小学在校的儿童随迁概率高82%，初中在校的儿童与之没有明显差异。对于不在校的儿童，进一步分析终止学业的阶段对儿童随迁的影响，以小学阶段终止学业的儿童为参照类，初中学习阶段终止学业的儿童最有可能外出流动，迁移的概率增加了12倍，初中毕业后终止学业的儿童随迁的概率也增加了69%。
父母的外出情况对子女的随迁结果影响尤其明显，母亲的外出会极大地增加子女随迁的可能性，而且父母都外出时子女最有可能随迁。控制家庭特征的情况下，以仅父亲外出的子女为参照类，仅母亲外出的儿童随迁的概率显著增加了15倍，父母双方都外出的子女随迁概率增加了31倍（见模型3）。
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子女的随迁结果影响也是显著的。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子女的随迁也有影响，但是父亲和母亲只有在累计到接受了大专及以上教育时才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父亲比未上过学的父亲对子女随迁的影响大16倍，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母亲比未上过学的母亲对子女随迁的影响大82%（见模型3）。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子女随迁的影响程度大于母亲的教育程度对子女随迁的影响程度。
父亲和母亲的流动特征对子女的随迁影响存在差异。父亲流动的半径对子女随迁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查，母亲的影响则具有很强的显著性，母亲跨越的距离越远，携带子女一起流动的可能性越低。控制住其他变量，以省内流动的母亲为参照类，跨省流动到西部省份的母亲携子女一起流动的可能性减少60%，跨省流动到中部省份的母亲携子女一起流动的可能性降低64%，跨省流动到东部的母亲携子女一起流动的可能性降低744%。
居住条件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也十分显著，户籍地较差的居住条件会增加儿童随迁的概率。表3中模型3显示，户籍地的家中有厕所、洗澡设施和自来水等设施时，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概率分别明显降低6%、19%和9%。来自贫困县的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也显著高于非贫困县。
一级标题六、结论
根据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人口迁移受到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共同作用[13]，研究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因素时应该同时考虑到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从流入地界定研究对象，在主要的人口聚集的地区（包括北京市、珠三角等区域）通过对流动人口的调查来分析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选择性，忽略了流出地因素的影响。
本文以重庆市为案例，从流出地直接界定留守儿童和流出儿童，并匹配出他们的父母的个人特征和流动特征加以分析。重庆市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人口流出地，市内户籍人口参与流动的比例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根据已公布的六普资料，全国人口中165%的人参与了流动，重庆市户籍人口中则有高达217%的人外出流动，人口流向市内和市外的比例各占一半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重庆市常住人口28846170人，跨省流入重庆的人口为945194人，从重庆流出到外省市的人口为3506899人，由此得到重庆市的户籍人口31407875人，进而计算得到重庆户籍人口中217%的人外出流动。另外，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8_402722232htm），全国流动人口221426652人，全国人口1339724852人，进而计算得到全国人口中165%的人参与了流动。。重庆市与中西部接壤，户籍人口高度参与流动并流向东、中、西部，使得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和从重庆流出的流动儿童相关的问题研究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本研究从人口流出地入手，解决了从人口流入地角度研究人口迁移流动时子女随迁选择性的两个纰漏：一方面，在流入地的调查需要向在城市中流动的父母询问子女信息和流出地信息，本研究基于流出地调查，根据儿童及其父母的流动特征直接界定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减少了容易产生误差的环节；另一方面，流动人口来自五湖四海，基于流入地的分析忽略了对流出地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控制，基于流出地的分析则能有效地控制流出地因素的影响。另外，本文还补充分析了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几个重要因素，包括不在学儿童终止学业的阶段、父亲和母亲各自的教育程度和流动半径，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以上变量对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选择性具有显著影响。
通过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本文得到以下五个主要结论。
第一，农村流动人口携带子女流动时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女孩处于明显的劣势。全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性别比对比也说明了在全国层面也存在“男孩偏好”。“男孩偏好”导致出生人口队列中的男女比例失衡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中国农村的“男孩偏好”观念还渗透到子女的生存和发展机会上，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时女孩的弱势地位同样值得关注。
第二，学龄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小学在校和初中在校的流动人口子女，说明正在接受学校教育的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阻力较大。近年来全国流动儿童年龄结构的变动也印证了这一结论，笔者根据2010年六普和2005年小普查分析结果推算，2005～2010年，0～14岁流动儿童规模增长幅度达34%，其中0～5岁学龄前儿童增长幅度达到39%，但6～14岁的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儿童的增幅仅为31%，学龄阶段流动儿童规模增长迟缓，是流动儿童被排除在城市教育体制之外的体现。
第三，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随迁与否存在影响，但只有在父母的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时，更高的教育程度对子女随迁的促进效果才会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而且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更大。初中和小学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携带子女流动的可能性与未上过学的流动人口没有显著性区别。笔者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算，流动人口中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者仅占15%，意味着绝大部分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不足以承担起子女随迁的费用。流动人口只有与城镇户籍人口一样，在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时，他们才能具有携子女进城的能力。
第四，母亲是否流动、流向哪里对子女的随迁决策十分关键。母亲一旦外出，将极大地增加子女随迁的可能性，父母都外出时子女随迁的概率进一步增加。流动人口正在经历快速的家庭化过程，夫妻一起流动正在逐渐取代早期的单打独斗，已婚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流动，这将进一步带动子女随迁。重庆市内流动的母亲明显更有可能携子女一起流动。在接受流动人口最多的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最受阻碍，随迁可能性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
第五，当户籍地的居住环境较差时，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安排子女随迁。儿童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基本的物质保障，户籍地较差的生活环境成为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推力，在这种情况下，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可以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生存发展条件。
儿童人格的健全、心智的成长、学习的辅导等都离不开父母的言传身教，但多数流动人口子女仍留在户籍地。在留守状态下，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等面临许多问题，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扫清他们随迁的障碍，让流动人口子女分享城镇化带来的福利和成果，让他们与父母团聚，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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