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范例(3篇)

媒介批评范文

【关键词】普通受众；媒介批评；弱势地位；弱势原因

理想的媒介批评应该是向所有受众开放的。在我国，公民具有言论自由权利，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权利，对媒介及其行为展开批评。但在实践中，往往是精英分子的媒介批评占据主导地位，而普通受众媒介批评的实践却处于弱势地位。本文试图对普通受众媒介批评的困境和现状进行分析，并探讨其中的原因。

“普通受众”的界定

刘建明教授在《媒介批评通论》中将媒介批评主体分为：普通批评者、批评家群体、媒体的监管者、优秀稿件评选者。在界定“普通批评者”时，用到“普通受众”一词，“普通批评者对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信息论的知识了解甚少，批评很难带有系统性，加上普通受众大多为社会底层公众，从自身对新闻的感悟提出见解，是人民内心呼应的真实表现”[1]。由此可见，“普通批评者”即是“普通受众”，刘建明总结普通受众的特征是：包括任何职业的人，无特殊媒介背景，缺乏媒介知识。[1]

刘建明将“‘和媒介没有任何背景的人’，但谙熟其他学科的受众”列入“批评家群体”；王君超把“新闻界、文化界人士、社会学者、政府官员、传播学、文学、社会学教授等”列入“专家”范围[2]。二者异曲同工，都把某一学科精英分子或某一领域意见领袖排除在“普通受众”之外，这类人一般具有较高的权威或公信力。

综上所述，普通受众不在媒体或相关单位从业；不具备专门的媒介知识、媒介素养较低；非学科精英与社会名人，权威或公信力较低。同时具备以上特征的方为普通受众，至于普通受众的具体范围是什么，就笔者目前查阅资料，尚无明确划分，只见到刘建明教授在其著作《媒介批评通论》中写道：“普通受众多为社会底层的公众。”

“普通受众”媒介批评的弱势地位

受众是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新闻信息的接收者，又是批评意见的发出者。但实际中，普通受众对于大众媒介的信息接收和批评反馈呈不对称性。一方面，普通受众构成媒介信息最广大的接收群体，同时由于其信息接收渠道比较单一，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比较容易受到传播内容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受知识水平、参与渠道、个人影响力等因素的影响，只有很少数普通受众参与到媒介批评中，其批评质量相对较低，影响力相对不足。普通受众作为媒介信息最广大的接收者群体，却并不在媒介批评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不对称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媒介批评并不能很好地代表普通受众的立场和观点，普通受众在媒介批评中处于弱势地位，其具体表现如下：

从数量上讲，普通受众在媒介批评者中占据少数地位。我国还没有形成专业的、全面的媒介批评队伍，媒介批评主要是政府管理部门对媒介的行政批评和新闻学院的专家、学者对媒体专业化领域的评价，缺少的是行业自律的批评和公众性的媒介批评[3]。无论是以平面媒体为载体，还是以网络媒体为平台，普通受众都在媒介批评主体中处于少数者地位。

平面媒体由于版面和时间资源有限，监管较为严格等因素决定了其准入门槛相对较高，对批评者的综合素质及批评作品的价值性要求较高，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声音难以得到表达。刘薇通过对《今传媒》、《新闻记者》、《新闻界》上刊登的280篇媒介批评的文章分析发现，只有5篇来自“社会公众”。而这其中有两篇作者分别为北京组织人事科研所工作人员和烟台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他们显然并非普通受众。

然而网络并没有把普通受众推到媒介批评主体的多数者位置。媒介批评性质的网站或栏目大多有名无实。笔者写此文时，赫赫有名的媒介批评网由于网站维护出现问题，处于停止使用状态；中国传媒网的传媒社区几乎全是广告的招标，且最新日期基本都在2011年初。而且，网站上的很多媒介批评文章并非网络原创，比如新华网的传媒频道栏目和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之“焦点话题”中的媒介批评文章，几乎都是转载自印刷媒介，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向所有受众开放的网络批评平台。再加上，网络内容庞杂、更新快的特点，普通受众的声音若不能及时脱颖而出，则立刻会被淹没在网络的大海中，而失去影响力。

从质量上讲，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质量相对较低。首先，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往往缺乏专业性、理论性和系统性。普通受众的文化水平和媒介素养相对较低，认知水平有限，对于媒介的批评并非都能够通过专业的批判视角、充足的理论知识表达出来，而是带有明显的经验性。而经验具有狭隘性、个体性、偶然性、非理性等特点，基于经验层面的批评则不免显得片面、盲目和无序。李滨和钟沈军通过对《新闻记者》媒介批评栏目中文章的研究，得到表格1[4]，进一步说明了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缺乏专业性和理论性的特点。

普通受众媒介批评系统性不足，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网络平台上，大量普通受众各抒己见，各陈其词，其言论之多、之杂可见一斑，缺乏系统性的论证；其二，网络新闻时时更新，不断有新的内容吸引受众的眼球，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也随新闻内容的更新而改变，往往不能就某个问题展开全方位且有深度的批评。

媒介批评范文

媒介批评，即“以解读新闻作为范畴支点，对媒体和新闻作品展开一系列评价活动。”世纪之交，传播于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形式各异的媒介批评成为传媒领域的热点并开始彰显它的威力。就拿2007年的媒介事件来看，某些媒体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如“杨丽娟追星”事件中悲剧的恶意策划者、“蕉癌”事件中谣言的始作俑者，还有“纸馅包子”事件中恐慌信息的制造者等等。然而，在报道这些事件的同时，媒体上还出现了更多的对相关报道的质疑和探讨，并且这股澎湃汹涌的批评浪潮不断冲击和修正着媒体行为。

作为影响中国报业变革的力量体，媒介批评在整个力量体体系中只是小荷初露，虽然其威力有限，且这种批评规则还未完善，还缺乏相应的制衡机制，但不容忽视的是，媒介批评作为一种监督媒体的外在力量，将在政策监管和市场竞争中起到一定程度的制衡作用。

第四种力量形成的根源

经济根源：传媒业经济体制决定了媒介批评成为媒体之间的监督机制。自中国报业导入市场机制之后，报社之间成为争夺受众和广告份额的竞争者，这种竞争影响到报纸采编业务、人员素质、媒体诚信度、品牌经营等等很多方面。尤其是在新闻报道层面上的竞争，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新闻报道的同质化倾向越来越突出，报纸必须强化独家新闻、新视角新闻和深度新闻等来吸引受众的眼球。这种激烈的竞争也促使报纸间相互关注、相互学习借鉴和相互监督，其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就是用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等方式来进行的媒介批评。比如杨丽娟追星事件，《扬子晚报》（2007年4月5日A5版）刊发了该报编辑李军的评论《恶意策划是社会之痛》：“在这样的心态下，出现了某些媒体‘接力’争掏腰包把抛尸香港的杨家母女接到深圳，从深圳接到兰州，再从兰州接到北京接受‘捐赠’的乱象，才出现了某网站‘我出过钱了，你们采访她要跟我们打招呼’这样裸的话。..”文章发表之后立即引起其他媒体的关注，尤其是网络开始对该评论进行转载，如“西祠胡同”、“博通财经网•实时评论”等，某些博主们也将这篇评论引入自己的博客来发表对该事件的个人意见。

媒体之间通过新闻报道或评论的方式展开的媒介批评实为媒体竞争的结果，它主观上是媒体针对某一新闻事件或现象进行自我视角的解读，以此来表现自身的新闻价值观和职业追求。但是，从客观上来说，却以媒介批评的方式在媒体之间形成一种行业内部的监督机制，制约着媒体的行为和理念，并时刻提醒媒体要客观地、全面地报道新闻，对社会和媒体受众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市场机制的导入促使媒体之间形成行业内部监督机制，即成为这类媒介批评的经济根源。

民主政治根源：公民民主意识增强促使其将意见表达作为个体需要。随着我国民主建设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如何在政治制度上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人们在参政议政、发表个体意见方面越来越主动，尤其是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他们将参与热点事件的讨论作为体现自身社会价值的一部分。

在这个参与过程中，一方面，大众传媒这些意见的载体，尤其是信息时代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和新媒体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公民参与的机会，降低了公民表达意见的成本和介质阻碍，为公民开辟了更自由、便捷的意见传播和交流的空间；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也是这些意见指向的目标体。信息时代的大众传媒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人们通过媒体视角看到的只是李普曼所说的“拟态环境”，而并非世界本身。这是信息时代传媒的巨大作用力，它是人们观察社会的镜子。以前人们只知道透过“镜子”来了解世界，而现在人们开始审视..“镜子..”本身。对传媒这面“镜子”的审视――即公民个体发表的媒介批评――是社会民主进步的重要表现，也是民主建设推动下人们表达个人意见的重要方式。

理论根源：传媒学术研究对专业实践起到反思与警示的作用。理论总是对实践的总结，同时正确的理论会对实践起到指导的作用。某学科的学术研究是对本学科相关问题进行的独创性的理性阐释，通常以论文的形式表达。传媒学术研究是对广义传播实践的总结和分析，通过分析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来界定传媒业实际发展状况、媒体业务水平、传播理念和传媒人的职业道德等等。“以学术研究的方式进行媒介批评，针对的是重要的、较为宏观的问题，需要论证严密的观点。”这类媒介批评遍布新闻类学术期刊，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和评判了媒体行为和相关现象，站在理性的高度警示着媒体，为中国媒体朝着理性的方向发展提供了诸多坐标性意见。因此，部分传媒学术研究本身就是媒介批评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促使媒介批评成为影响中国传媒变革第四种力量的主要根源之一。

第四种力量的制衡效应

对于中国的传媒业来说，政策监管力量、市场推动力量、技术革新力量、媒介批评力量构成了一个四位一体的相互制衡的力量体系。称媒介批评为第四种力量，仅仅因为它是继前三种力量之后出现的又一种影响传媒变革的力量。从报业变革的角度来分析，随着媒介批评力量的增强，必然会将中国报业推至一个四力制衡作用的状态之中。

监督力的制衡：在报业内部建立“报纸审读”和“新闻阅评”制度。媒介批评在报业内部大体分为两种监督形式：报纸行业内部各报纸之间通过报道或评论客观上形成的监督机制和专门进行..“报纸审读..”或“新闻评阅..”的报刊监督。比如《人民日报》成立了报纸阅评小组并于2000年将评报案例汇编成《人民日报评报选萃》、《新闻出版导刊》等等，这些审读媒体将与报刊有关的报道、评论、人员等因素作为“审读”的对象，用批判的视角来分析报刊行为及其社会影响，丰富和扩大了我国媒介批评的实践。

毋庸置疑，这种媒介批评形式对于整个社会的意见传播系统在保持信息对称和权力制衡方面是大有裨益的。媒介批评作为一种监督力的制衡，使报纸行业内部和报纸本身都受到这种力量的制约，使之时刻处于相互监督和自我监督的状态中，这为报纸能够更为客观、全面地反映实践提供了很大程度的保障。

判断力的制衡：对报道文本进行知识评判。网络时代人们面对的是信息的海洋，传者对信息进行策划、包装、开发，强化海量传播和深度传播，这无疑提高了受者对信息获取的费力程度，施拉姆的或然率公式表明，受者的信息消费难度会随之加大，受众在信息接受过程中会产生分化。其中一部分受众会迷信某一两家媒体，他们隐入沉默的螺旋，放弃了对事件的思考而按单照收；另一部分受众因为具有相应的判断能力，常会产生质疑心态，在浏览了大量的信息后仍未能获知具有说服力的“真相”后，会对媒体信息产生迷惑和困扰；还有一部分受众，相较于前两类具有很大的主动性，他们一般在某一领域具有专业理论认识或者具有科学技术能力，能够对某一事件进行足够的专业判断，他们选择将自己获知的信息和持有的观点通过媒体（大多数情况是网络）表达出来。因此，他们对媒体报道文本进行的评判就具有很强的辨识力，这类评判也是媒介批评的方式之一。

这种由专业人士针对报道文本内容进行的知识评判能够有效地起到信息说服的作用，它能帮助受众在如何判断报道内容是否符合科学规律方面提供指导。比如某些媒体2005年“高露洁部分牙膏被疑致癌..”的报道、2006年“广州市面出现注水西瓜”的报道和2007年的“蕉癌”报道，这些报道之所以造成新闻失实很大原因在于报道者对事件判断缺少科学的认识。可以看到，相伴而来的是一些专家对该类报道事件的科学解释，这种专业解释从知识传播的角度帮助人们来辨识新闻，在缺少判断的信息传播中增添了强有力的理性识别，保证了新闻传播的知识性和有效性。

对媒体商业利润的制衡：新闻专业主义与传媒消费主义的对弈。相较于西方报业市场化运营的成熟模式，我国报业的经营还处于幼年时期，虽然就整体而言，报业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如何实现报业的产业化运作，如何进行品牌经营。但是，商业因素对报纸的影响已经日渐显露，尤其是对报纸新闻理念的颠覆作用更为突出。报业产业化过程中某些报纸已经出现了一些极端的做法：版式改革中大幅照片加大标题新闻、软性报道主题、刺激性标题等等。如果报业的低俗化倾向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那么等到报业市场运营模式日渐成熟了，这种潜在的危机就会出现，它会直接影响到报业的诚信度和公信力。

这种倾向正从晚报、都市报等生活类报纸向党报蔓延，商业因素对整个报业新闻观念的侵蚀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报业需要面对的新课题。媒介批评的发展为有效地纠正这种倾向，提供了一个好的思路。也许，当前出现的媒介批评热，将在中国报业发展进程中起到“观念引导”的思想灯塔作用。纵观当前的新闻实践，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媒介批评的语境下，媚俗报道正受到问责，“有偿新闻”与“有偿不闻”现象正受到鞭笞..

媒介批评范文篇3

[关键词]土地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特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十年内战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拥有了独立的新闻传播事业，在不断总结新闻工作经验，充分释放新闻传播的宣传和组织功能的同时。也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始对我党新闻传播中的缺点进行反思、探讨和批评，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媒介批评理论体系。

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是指以当时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闻媒体为认知对象，由共产党人为批评主体而开展的一种媒介价值判断与理性分析行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发生与发展具有深厚的时代和历史背景。

首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起来的政党，因此，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也为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并予以实践。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和任何其他革命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能够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而壮大起来。列宁曾说过：“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有足够的力量来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开门见山地说出自己的错误是错误，弱点是弱点。”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共产党人有力量的表现：“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隐讳自己运动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批评这些弱点，以便更迅速、更彻底地克服它。”斯大林更明确地指出：“我认为我们需要自我批评就像需要空气和水一样。我认为没有自我批评。我们党就无法前进，就无法割开我们的，就无法消灭我们的缺点”。

中国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也就是马列主义建党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实践相结合并得到发展创新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新闻宣传工作，新闻事业是党的整体事业的一部分，不言而喻，批评与自我批评也适用于党的新闻传播工作。换言之，对党的新闻传播工作进行批评、反思，即开展媒介批评，是党的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早在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议决案中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就包含着党开展媒介批评的萌芽：“大会一方面承认因为我们党的宣传工作之努力，在全民族革命运动中，我们党的机关报《向导》竟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我们许多同志亦得立在行动的指导地位：但同时大会亦承认因为党的幼稚，党的教育宣传还未切实，致使党的理论基础常常动摇不定。”该议决案对党此前的宣传工作进行了审核，认为存在着党中政治教育做得极少、在职工运动中党的宣传和阶级教育未得输入工人群众、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常常不能深入等三个方面的缺点可以批评。在具体批评了宣传工作存在的缺点后，又有针对性地给出了十二条改进新闻宣传的办法。

将开展媒介批评作为党员对党报的义务，是中国共产党拥有独立的新闻事业以后一以贯之的思想。1928年，“中央党报的编者”将开展媒介批评作为党员对党报的义务加以强调：“同志们对于中央刊物都有必不可少的两种义务：一种是积极发表对于中央党报之批评的言论；另一种是帮助他的发行，使我们的影响达到群众中去。但是这两种义务，我们很少在同志中看见。”1929年1月1日于上海创刊的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刊《党的生活》，在创刊词《(党的生活)的任务》中明确指出：“布尔塞维克的党，是要在不断的‘自己批评’中锻炼出来。没有‘自己批评’的精神。决不能成为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员，不只是站在党的路线之下，积极参加党的一切工作，而且要尽量发表个人对于一切问题的意见，贡献于党。“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员，要有公开的批评工作，批评同志的勇气，尤其要有自己批评和接受人家批评的勇气。”将有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到党能否“布尔塞维克化”的高度进行论述，并将之作为《党的生活》的主要任务之一加以规定。

《党的生活》在创刊词中，还对右倾机会主义者抛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行为表示了极大不满：“我们党过去完全是一种‘家长制度’的精神，只要同志机械的服从，绝对不许同志发表对党的意见。党内生活只有传教式的训练，毫无活泼讨论的精神。于是党成了机器，党员成为木偶。”为了在党内恢复和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党的生活》的编辑在该刊第二期上特别刊出了《本刊的启事》一文，率先垂范，鼓励广大读者开展对《党的生活》的批评：“‘党的生活’已经出了两期了。这两期中所谈到的问题，是否恰是党的生活所最需要的问题，是否是全体同志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点我们不知道，希望同志们对这个刊物发表批评的意见，能向我们提出具体的题目――迫切需要解答的题目――最好。”该刊编辑还将“积极发表对于中央党报之批评的言论”作为广大党员对于中央刊物必不可少的义务之一加以强调。

中国共产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严格限定了党的新闻出版事业与党的关系，“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中就初步包含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内容。党的新闻事业历来是党的耳目与喉舌，如果没有《党的生活》等中央党报的编辑率先垂范进行自上而下、自内而外的提倡，以党的新闻事业作为批评客体的媒介批评要正常而健康的开展是难以想象的。《党的生活》是中共中央创办的党内秘密刊物，主要撰稿人有李立三、向忠发、刘少奇、邓颖超、胡锡奎、潘问友、余鸿泽等，均为党在当时各个领域的主要领导人员，他们直接参与和主持新闻宣传工作，不仅使新闻传播的质量得到保证，而且使党报言论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党的生活》的编辑在《本刊的启事》一文中所表露出来的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大力倡导、积极鼓励的态度，对于启动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实践，无疑具有奠基性的提示、玉成之功。

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是一种颇为特殊的媒介批评，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其批评主体、批评客体的双重受限上。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批评目的、批评方法、批评文体、批评模式、批评效果的发生及其路径等诸多方面，都与通常意义上的媒介批评有所区别。批评主体与批评客体的说重受限，使得批评主体和批评

客体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认识实践关系，决定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是一种特殊的批评样式，具有解剖的价值。

通常意义上的“媒介批评的主体是由多种批评者构成的，他们分布在社会各个层面，同新闻媒体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有通过新闻市场获得新闻的普通批评者，也有具有专门传媒知识的高层次的批评家群体，还有分布在政府机关、媒体的管理部门及专业委员会的媒体监管者。分布广泛是通常意义上的媒介批评主体在社会身份方面的一个主要特征，职业、地位、经历、个性、思想倾向、价值观念各不相同。这导致通常意义上的媒介批评呈现出“多声部合唱”的色彩。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主体则是一个有着特定社会身份的人群，像瞿秋白、、博古(秦邦宪)、李卓然、李立三等人，以及某些隐去真实身份、仅以“中央党报编者”的署名为后人所知的批评主体，他们虽然在党内具体职务、分工不同，社会认识、经验阅历有别，甚至在从事媒介批评实践的时候其个人情绪、心境天地悬殊，不过他们都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共同身份。那些原本会对媒介批评造成影响的个体自然或经济因素，在他们的媒介批评实践中都相对淡化或退隐了。而其作为党员的社会政治身份，决定了他们的媒介批评具有更多的共性。媒介批评从本质上来说是批评主体的一种精神活动，而人类的精神活动是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东西，其表现形式本来应该像大自然一样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个人总是社会中的人，批评主体都生活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之中，受到一定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的主宰，“表现为不依赖于个人的、通过交往而形成的力量，从而个人的行为转化为社会关系，转化为某种力量，决定着和管制着个人。”从而使人们的行为显示出某些共性。决定人们行为的社会因素诸如阶级、民众、性别、年龄等等固然不一而足，但政党因素则是这诸多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政党的根本属性是阶级性，任何政党都是代表一定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并为其利益而斗争的政治组织，都有自己的组织和纪律。这种组织和纪律对其成员的行为都有着相对有效的约束和控制作用。这种根源于政党组织和纪律约束的行为控制作用在媒介批评领域，不仅表现在批评目的、批评态度的相似。甚至还表现在使用的批评语言、语气等方面都显示出某些惊人的类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的客体是本党管控的党报党刊。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党刊当然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报刊属性。承担着一般社会性报刊都必须承担的社会职能，但党报党刊又是党得心应手的宣传工具，是党的耳目与喉舌，在某种程度上是党的代言人和形象大使。党报党刊的这种特殊角色和地位预制了在媒介批评活动中，党报党刊会享受到某种特殊的待遇或关照，即批评主体与批评客体之间的关系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批评与被批评的关系，而更具有自我批评的属性，批评主体与批评客体同属于一个阶级阵营，是一种内部批评。在媒介批评理论研究中，学界对批评主体给予了较多的理论关注，而作为与批评主体对举概念的批评客体，其在媒介批评中的功能一直未获应有的重视和阐释。其实，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批评主体和批评客体是统一的。离开批评客体，无所谓批评主体。在批评实践关系中，批评客体对批评实践也具有不容忽略的制约作用。批评客体迫使批评主体的认识与改造活动遵循它的规律性，批评主体的实践目的、实践方式和实践结果都要受到批评客体的制约。具体到以本党报刊作为认知对象的媒介批评领域，批评客体的这种特殊身份使得批评目的只能是善意的，批评目的的受限性，必然带来批评态度以及批评方法选择上的受限性。媒介批评是一柄双刃剑，使用得当，就会有利于党的事业；使用不当，就会对党的事业造成损害。所以，以党的报刊作为客体的媒介批评特别应当讲究原则和方法。中国共产党的报刊自从诞生以来，一直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而没有获得独立的存在，对党的报刊的批评意味着对党的批评。批评客体的这种身份不能不使批评主体在选择批评方法时有所思量、斟酌，慎重为之。

同志在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说：“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这个观点的明确提出虽然是在1942年，但其蕴含的精神则是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在其所有工作中就一直存在着的，只是此前没有得到具体阐释和有效表述罢了。这虽然是针对报刊发表批评工作中缺点的报道而言，但其揭示的基本原理却具有普遍性意义，无疑也适用于媒介批评实践，是对媒介批评主体的一种提醒和要求。这种提醒和要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中有着非常鲜明而突出的显现，并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特殊环境中获得强大的动力，进一步凝聚、成形、体系化，发展为一种颇有影响力的批评模式。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这种媒介批评模式更是自然地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成为形塑20世纪中国媒介批评生态的主导力量。

三

1930年5月10日，问友发表的《过去一百期的“红旗”》，典型地体现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特点：“在现在当全国各地都需要办理这样报纸以领导全国各地之正在发展的革命浪潮的时候，我们需要将我们过去的工作给一个总的估计，根据这些过去的经验，来指出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并给与全国各地办理地方党报做一点参考。”㈣媒介批评的本质属性是其强烈的否定性和批判性。与在国统区存在的以报刊以及一般商业性报刊作为认知客体的媒介批评不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则是自我批评和自我帮助式的建设性色调。

特殊的批评主体和特殊的批评客体，导致特殊的批评目的。其深层原因是特殊的时代环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存在于受到层层包围和反复围剿的红色根据地，生存环境异常残酷，党的新闻事业的任务非常直接而单纯。正如《红色中华》发刊词所指出的那样：“它的任务是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帝国主义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一切为了前线，赢得战争的胜利是党当时面临的压倒一切的紧迫任务。新闻事业存在的根据决定了媒介批评存在的根据。所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任务也必须紧紧围绕赢得战争胜利这个目标而设定。虽然当时根据地有些媒体也已经注意到了媒介的娱乐功能，如《(红星报)见面话》中，将“会讲故事，

会唱歌，会讲笑话，会讲苏联红军兄弟们的情形给大家听，会变把戏，会作游戏给大家看”作为《红星报》的使命之一加以规定，但这种娱乐功能并没有获得独立的价值，而只是作为提高士气、增强斗志的辅助手段。

任务的单纯排除了批评标准多元的可能，使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标准走向单一。这可谓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虽然批评主体不一，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批评标准却是异常的同一。这个标准就是马克思主义媒介的宣传和组织功能观。衡量媒介优劣，主要是看它是否完成和怎样完成了媒介的宣传和组织功能，看它是否通过新闻报道实现对党的工作的指导性。这个标准的建立是与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对列宁新闻思想的学习密切相关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年，同志在总结中国共产党28年的光辉历程时。从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真正理解、掌握、以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提出的这个著名判断，以形象化的说法揭示了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真正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以它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后开始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列宁的新闻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成部分。列宁的新闻思想对走与俄国同样武装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尤其具有现实性的前导和路标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办好中国无产阶级报刊的过程中。自然总是易于和乐于向列宁新闻思想的宝库中直接寻求可以借鉴的资源。而且紧张的现实斗争、繁重的宣传任务，使得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无暇对新闻实践作出理论沉思，提炼属于自己的新闻思想理论体系。

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有关新闻论述中，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可以找到列宁新闻思想的影响因子。其中属列宁的报刊功能观最受中国共产党人的青睐。1901年5月，列宁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著名观点，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构建新闻思想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1929年9月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0期刊载的《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路线――列宁论“党的组织”》一文，其中第一节题为《党报是一个集体的组织者》，1930年3月26日出版的《红旗》第87期社论，发表的《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该文第一部分题为《列宁论党报的作用》，对列宁这个观点作了具体阐释。《怎样完成党报的领导作用》、博古《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组织者》、邓颖超《把“红中”活跃飞舞到全中国》等文，都将列宁这个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支点进行阐述，或将其内容穿插到自己的文章中进行通俗的介绍。《红色中华》报社还把列宁这一名言印在毛巾上，发给通讯员。这使列宁的报刊功能观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中无需论证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