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西方经济学的缺点范例(12篇)
时间：2024-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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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郑和；生平；下西洋；影响
中图分类号：K24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1
前人已对郑和做过不少研究，由于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资料丢失，故郑和研究在史料上存在缺陷。历史上，郑和的研究可以清朝张廷玉等人的《明史》“郑和传”为代表，但记述过于简略，且稍有错误。其他文人学士的笔记、文章等虽然对郑和有所涉及，但也只是一鳞半爪。在后来学者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影响研究，大多只涉其正面意义，对于其负面影响确没有过多论述。本文其正面和负面影响进行论述。
郑和，原名马和，小字三宝，后因有功被明成祖赐姓郑，也称郑和，因担任内官监太监，故世称三宝太监。生于1371年，死于1433年。云南昆阳州宝山乡和代村人，回族，明代杰出的航海家、军事家、外交家。
一、郑和一生的四个转折时期
（一）被阉
1381年朱元璋派傅友德等围剿云南蒙元残余，三宝父亲哈只“或因遭离乱而遂卒”[1]，十岁的三宝遭俘虏并被，随军回京后入朱棣府当太监。
（二）靖难之役
1399午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三宝随军南下。南北征战中逐步展露军事才能，靖难之役屡建奇功，深受朱棣赏识。
（三）赐姓
朱棣登基之后，封赏功臣。史载“永乐二年正月初一，御书郑字，赐以为姓，乃名郑和，选内官监太监”[2]，成祖认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也有学者称是朱棣回忆起当年郑和在郑村坝的表现十分突出，便因此在南京御书“郑”姓赐予马和。故昆阳民间俗语言“马不能登殿，故赐姓郑”[3]。
（四）七下西洋
郑和“才负经纬，文通孔孟”[4]，“有智略，知兵习战”[5]等品质，又兼伊斯兰教徒与佛门弟子两种身份，1405年明成祖便命他率船队出洋。28年间七下西洋，最后一次航行时，年已六旬，病逝航行中。对于郑和七下西洋的经过，明史记载稍有错误，在此结合郑和下西洋的随从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等书及郑和亲自撰刻的《通番事迹记》和《天妃之神灵应记》两石刻碑，可确定七下西洋大致经过如下：
1405年七月郑和及王景弘等人受明成祖之命出使西洋，率二千七百八十余人第一次下西洋，宝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6]从苏州刘家河出发，首达占城，后到各番国。1407年九月，郑和等回国，各蕃国使者也随郑和朝见。同年，又与王景弘等率船队第二次下西洋，到爪哇等国，各国王“以方物、珍禽、异兽贡献，至七年回还。”[7]1409年九月率王景弘、费信等第三次下西洋。“道经锡兰山国，其王亚烈若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神灵显应知觉，遂擒其王，至九年归献。”[8]1413年郑和与马欢等人率船队第四次下西洋，到达忽鲁漠斯等国并于1415年回。1417年郑和率船队第五次下西洋。1421年郑和与王景弘、马欢等人率船队第六次下西洋。1431年“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9]于是郑和偕王景弘、马欢等率船队第七次下西洋，经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郑和先后七次奉使下西洋，到占城、爪哇、真腊等四十余国，被传为“明初盛事”[10]。
二、郑和下西洋的意义
郑和七下西洋，不仅是在明初为盛事，至今也流传甚广，其影响既有正面影响，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正面影响
宣扬了中国的国威。明初海外诸国，因为郑和的出使而派遣使者朝贡的国家，就有占城，真腊，瞿罗等共三十四国。这些国家的朝贡，使得明王朝与这些国家建立了官方联系及和平外交关系。
经济上对明王朝有重要的影响。郑和每次下西洋都带去大量的丝绸、瓷器等与西洋各国进行交易，互通有无，促进了当时的国际贸易，建立了明王朝的“朝贡贸易”体制，垄断了海外贸易，赢来了各国朝贡。
促进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据《明会典》、《瀛涯胜览》等书记载统计，各类进口物品有：布类51种，香类29种，珍宝类23种，五金类17种等总计185种。随从郑和下西洋的人中，有不少农民、医生、产婆等，教西洋国农耕技术、医药技术等，促进了西洋国家的发展。
（二）负面影响
政治上，虽实现了明朝的宣扬国威，万朝来贡无疑助长了明王朝的虚骄自大，助长了明帝国的不思进取。要是西洋各国真的是真心来朝贡，那么为什么到后来停止下西洋后，来朝贡者所剩不多了呢？或许他们图的并非与明王朝的亲善邦交，而只是明帝国的“厚往薄来”吧。
经济上，郑和下西洋与海外各国的贸易关系主要是“朝贡贸易”形式，是官方垄断的形式，遵循“厚往薄来”的政策，是违反商业规则的贸易，既缺乏价格的机制，又缺乏正面的经济诱因，这样导致的结果无疑是“中国统制经济的强化与市场经济的弱化”[11]，所以从长期来看郑和下西洋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生产和消费的发展，不利于世界市场的扩大。
耗费财力，劳民伤财。郑和每次下西洋都规模宏大，大小船只两百多艘。这些船只的建造、修理、维护费用，随行两万多人的日常消费、赏赐等，都是巨大的开支。据《明成祖实录》卷七十八记载，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归来后，除了给官员赏赐大量布帛等实物外，还每人宝钞十锭，仅对随从的赏赐就二十多万。且厚往薄来的贸易，花费昂贵，消耗大量国库资金。据严崇简《殊域周咨录》卷八载刘大夏所言“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万，军士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归，于国家何益”[12]。这些记载，我们确实可以看出七下西洋不免有劳民伤财之嫌。
郑和作为一个太监，虽然他在生理上受到残缺，但是他心灵的正直伟岸，不得不令我们称赞佩服。他率众七下西洋，与西洋各国和平外交，宣扬了中国的威望，交流了东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但是，我们也看到下西洋耗资巨大，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弱化了市场经济。
参考文献：
[1][2][3]郑鹤生，郑一均：《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80年
[4]李士厚：《郑和家谱考释》.云南正中书局.1937年
[5]《古今图书集成・明代汇编・宫闱典》卷一三二
[6][9][10][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二.中华书局
[7][8]《郑和研究资料选编》.《天妃之神灵应记》.人民交通出版社
1以社会理想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作为马克主义理论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使学生充分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为了这样的教学目标，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重点讲授价值形式的演化、货币的产生、商品经济的起源、人类社会的三次大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过程。让学生理解是什么样的力量决定着上述事物的产生、发展以及最终命运。让学生理解高中学到的人类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是如何来的，国家为什么产生，由哪一个阶级统治以及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国体是由什么决定的。比如可以让学生探讨欧洲在封建社会末期有哪些社会阶层，这些阶层是不是从来就有的，是怎么样产生的，每一个阶层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资产阶级能够战胜封建地主阶级取得国家政权。通过这样的学习和讨论，使学生理解无产阶级并不是马克思或某一个人头脑中的一厢情愿，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的绝对主导作用决定的。以社会理想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教学，要立足于当今中国及西方社会的社会现象和矛盾。比如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的商品货币关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导作用使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的现象比比皆是，医患矛盾、暴力拆迁、见到老人摔倒不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传销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都与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对人的思想观念产生影响密切相关。要引导学生去思考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为争取物质利益的竞争关系，人与人之间是否能建立普遍和谐的人际关系。此外，马克思为追求真理，在艰难环境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和《资本论》的写作，坚持领导工人运动为解放全人类的事业而不懈努力的事迹也是优秀的思想教育素材。不论初学者是否能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不论其是否可以树立起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论其是否最终确立共产主义的信仰，作为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授课教师，要让学生理解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的美好动机和初衷。
2以科学预言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在政治经济学中，有一系列的结论由马克思得出，并由接下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实践所证实，并能很好地解释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比如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演化的结论，论述了作为价值化身的货币的演化形式，可以让学生思考目前正在使用的货币有什么缺点，并思考未来的货币将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此外，价值形式的演化、货币的演化间接地论述了商品交换方式的演化，可以让学生考察现在的商品交换是如何进行，讨论电子商务与网络金融出现的原因并思考它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并由此进一步让学生思考如果商品交换方式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那么商品交换方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将会发生什么。比如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导致相对人口过剩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发展从工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的原因，而不是西方学者仅仅从社会发展的历史中简单地描述这样的事实，并可以预见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的总体方向。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导致第一部类优先增长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前苏联以及我国建国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而两大部类模型可以用来解释前苏联社会发展的最终失败以及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果调整，论证国民经济比例协调的重要性，并分析欧美部分国家产业空心化在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导致农业绝对地租消失的结论能够很好地解释西方国家农业的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可以让学生分析我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表明生产朝着社会化的方向发展，生产资料朝着被越来越多的所有者共同占有的方向发展，由过去被历史所证实的发展趋势，让学生分析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主题式教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及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考核
1主题式教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严整，内涵丰富，上述只是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对相关主题的简单提炼，授课教师应该认真研读《资本论》，从中挖掘更多的教学主题以便更好地充实和丰富政治经济学教学实践。在上述三个主题中只有经济理论主题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其他两个主题则只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学的部分理论。因此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是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对相关知识点的讲授有所侧重。比如作为“两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重点讲述第一章，拓展讲述政治经济学的起源、研究对象，并可以拓展详细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贡献，对其他理论知识的讲授要偏重涉及社会理想主题的知识点。对于作为经济理论课的政治经济学则侧重于各个理论的讲授，对意识形态的问题采取中立的态度，同时适当涉及社会理想主题。上述三个主题中的预言主题，则可以同时作为“两课”和“经济理论课”的教授重点，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预言，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魅力之所在，也正是这种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对未来社会的天才预见才有了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和社会主义必将胜利的结论。
2主题式教学条件下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考核以经济理论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全面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于课程的考核应该以考察基本的概念和理论为主。至于应用型的题型应该与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有关，让学生学以致用，能够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对相关问题发表观点。因此在课程考核时可以选定一个主题，比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题，重点考察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知识点，并让学生用这些知识去解释和分析经济社会热点问题。对于预言主题的政治经济学考核，应该让学生在了解相关经济事物过去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理解事物的发展方向，对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能够发表看法。预言主题的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考核可以以预言主题，比如通过对货币的演化历程的理解，让学生谈谈货币未来的发展方向。
淮海工学院会计学客座教授。从事会计和审计职业50余年，算是老会计人。先后取得会计师、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任职和执业资格证书，在省级以上会计和审计专业刊物上20余篇，专著有《会计学原理（新论）》一书。
点击“中式簿记”网，看到今天的人们仍然在那里津津乐道地吹捧《改良中式簿记概说》①(以下简称“改良”)。笔者以《中式簿记概论》②为对照，谈几点不同意见，权作争鸣。
一、对原生态中式簿记是改良还是否定？
徐永祚（1891～1959），浙江海宁人，毕业于上海神州大学经济系，“系统地修完了全部会计学课程”，学习的是西式借贷账法，1918～1919年，任“银行周报”编辑，1921年创办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他在“改良”中坦言：1921年，“对中式簿记一无所知”，“对于中式簿记，则认为应在淘汰之列，而无研究改良之价值”，持彻底否定态度；1925年，“作者此时所主张维持者，仅中式簿记之形式”，对中式簿记有了一丁点儿认识；1929年，对中式簿记“仍主照旧使用”，作了初步肯定；1929年后，因为“作者受托为改良中式簿记之设计日多”，同时开办改良中式簿记培训班。在执行审计任务的12年中，逐步看到市场需求，认识了原生态中式簿记的优点，运用西式簿记的研究成果，撰写《改良》一书，1933年12月15日出版。他又说，中式簿记“数十年来除银行铁路及新企业外，采用西式簿记者尚居最少数，中式簿记应用之广如故也。”中式簿记盛行原因是“理论浅显、方法简便、通俗易晓、节省经费。”又说，“缺点亦不在少。举其大者亦有下列数端。账簿无一定之组织，账簿无一定之格式，账户无一定之分类，账法无一定之规律。”简称“四无论”，攻击原生态中式簿记一无是处。真正是出尔反尔。
《改良》大谈改良之前提、纲要、特点，账户之分类、账簿之组织，以及账簿格式等等。
（一）改良之前提
（1）簿记者，一种科学也；（2）簿记者，一种应用科学也；（3）簿记者，一种经济科学也。
（二）改良之纲要
（1）中式簿记符合科学法则的，则沿用之，与之抵触的，则改良之。（2）如以中国纸笔记账，仍以上收下付直书。若用洋式纸笔记账，也可改为左收右付横书。（3）采用四柱结算法。（4）或用全写，或用数码，一任记账者之自由，不加限制。（5）特仿照西式簿记将各账簿订定格式。（6）废弃戳记。（7）规定标准账户。（8）设定六个账簿组织。（9）制定会计工作规范。
（三）改良之特点
（1）改良中式簿记。“仍沿用收付簿记法。批评收付簿记法者，或以为收付二字不能全合理论。不知西式簿记之借贷二字，亦何尝全合理论。”又说“对于数字之记载，或用全写，或用数码，一任记账者之自由，不加限制。若改用横式账簿，当然应以亚拉伯数字记载。”
（2）账簿分割法。例如，把三本清簿分解为现款日记、转账日记、行庄日记、来票日记、出票日记、进货日记、进货退还、销货日记、销货退还、寄售品簿，共10种日记簿。
（3）统辖记账法。即由各种日记簿编制日记表（相当于今天的记账凭证汇总表）和登记总清簿（即“总账”）。
（4）解释“四柱结算法”。共用1080个字论述四柱结算法，即分上期结余（收或付），本期共收，本期共付，本期结余（收或付），四柱也。
（四）账户之分类
总分类账户分为现款、往来、票款、账款、存货、金、存欠款、暂记款、投资账、无形资产、器具装修、不动产、准备、公积、损益、资本、进货、销货、推销费、事务费、其他，合计21个账户。
（五）账簿之组织
分为6个层次的日记账和分类账，日记表和月计表（见图1）。
（六）介绍50余种账簿格式
《改良》还介绍了50余种账簿格式，鉴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
二、评论
原生态中式簿记历经三千年发展，底蕴丰厚，例如收付账法符合经济活动先出后入规律，总账户可以分为股本、生财、货源、杂支外埠交关、本埠交关6本总簿，以及银清簿、盘点留底簿、彩项结册，相当于“现款、商品、损益”九个总账户。传授会计业务操作方法以例题、分录、登账、编表为主。《银行会计概论》③是改良中式簿记的成功之作，特点是改直书为横书，改汉字数码为阿拉伯数码，改清簿为记账凭证，改总簿为分类账簿，改彩项结册为损益表，改存除结册为权益资产表，改良比较成功。而《改良》却对原生态中式簿记的优势认识不足，评论如下：
（一）优点
《改良》说：“西式簿记中现金分录法之记账方向，适与借贷簿记法相反耳。然相反亦未曾有背科学精神。盖借贷簿记法中英国所宣布之贷借对照表，其所列负债与资产之方向，顾亦尝与其他各国相反也。至于主观的收付记账法，则合乎理论，切于实用。”徐氏对中式收付账法的辩论比较科学。但与“经济活动先出后入规律”相比较，不可同日而语。所谓“贷借对照表”④，指1856年英国公司的权益资产表，俗称资产负债表，其左方列示“资本与负债”项目，右方列示“财产和资产”项目，与中式存除结册非常接近，可以改称“权益资产表”。
（二）缺点
除“徐氏对中式收付账法的辩论比较科学”外，关于“改良前提、纲要、特点、分类、组织、格式”的论述，或存在缺点或空话连篇或完全错误。
1．未列示一则会计分录、未介绍如何登记分类账，未见介绍会计报表编制方法。
会计学教材必须论述：根据经济事项确认会计分录，登记分类账簿并核算，编制会计报表，尽最大可能教会读者操作会计核算。但是，《改良》对此却只字不提。
2．空话连篇
如前“改良之前提”中所述：簿记者，一种科学也；簿记者，一种应用科学也；簿记者，一种经济科学也。”又如“如以中国纸笔记账，仍以上收下付直书。若用洋式纸笔记账，也可改为左收右付横书。”再如“或用全写，或用数码，一任记账者之自由，不加限制。”“若改用横式账簿，当然应以亚拉伯数字记载。”所谓“照西式簿记将各账簿订定格式”应是横书，采用阿拉伯数码。但是，日记账或记账凭证和分类账簿，都设计直书，不可能采用横书，不可能使用阿拉伯数码，所谓“不加限制”之类的说法，无一例外都是空话。
再如论述“采用四柱结算法”。那是入出账法采用的方法。例如核算同一个对象如“麦”，采用入麦簿和出麦簿两本，凡是入库的麦，一律登记入麦簿，凡是出库的麦，一律登记出麦簿。结账时，根据上年会计报告的结余额填列会计报告“旧管”，根据入麦簿合计数填列“新收”，根据出麦簿合计数填列“开除”，旧管＋新收－开除＝见在⑤。在使用改良中式簿记时代，“麦”账户余额由上年结转，入库登记付方，出库登记收方，核算的余额登记“余额”栏，此时解释“四柱结算法”毫无用途。
3．所谓“统辖记账法
即由各种日记簿以编制日记表（相当于今天的记账凭证汇总表），也可以登记总清簿（即‘总账’）”的说法不妥。分类账根据日记簿登记，二者不存在统辖关系。“统辖记账法”，是指总分类账统辖明细分类账。
4．所谓“规定标准账户”
总账账户设置不够科学。21个账户中的存货与进货是同一回事，却把进货当作存货，把存货当作盘点存货账户。须知，古往今来的盘点存货价值，或用于减少进货成本，用以计算销货成本，或将盘盈盘亏视同冲减或增加管理费用；“器具装修”账户设计不妥，根据“不动产”账户解释是指土地和房屋，则“器具”应指机器设备。“器具”不宜与“装修”账户合并；“往来、票款、账款、金、存欠款、暂记款”6个账户过于复杂，可以合并为“应收销货款”、“应付购货款”和“其他往来”三个账户。所谓“标准账户”，不够标准。
5．把三本清簿改为十本日记账
图1把现款日记、进货日记、销货日记并列是可以的。不可理解的是还包括转账日记，须知进货日记和销货日记相当于转账日记；行庄日记相当于“银行存款”账户，可以核算来票和出票。则日记账充其量包括现款日记、进货日记、销货日记三种日记账。把三本清簿改为十本日记簿，显然是化简略为复杂。
对于不发生进货退还、销货退还、寄售品等业务，就不必设置寄售品等三本日记。
6．所谓“设定六个账簿组织”（见图1）
分别是指（1）清簿，（2）存该清、损益清，（3）存该清、进货客清、销货客清、损益清、开支清，（4）存该清、行庄清、各户存欠、进货客清、销货客清，损益清、推销费用、事务费用，（5）存该清、进货客清、销货客清、股东分户、行庄清、各户往来、各户存欠、暂记存欠，损益清、推销费用、事务费用，（6）总清簿。此说非常含糊。
所谓“账簿组织”，是指全部账簿或部分账簿组织，例如原生态中式簿记账簿组织包括流水簿、清簿、总簿、盘点留底簿、结册；若指现代分类账，可以分为总分类账和明细分类账。所谓“（4）存该清、行庄清、各户存欠、进货客清、销货客清，损益清、推销费用、事务费用”，不过是明细分类账，甚至不包括“股本清”，谈不上账簿组织，此其一；其二，六类账簿组织不能证明作者知识丰富，却可以证明徐氏缺乏推荐标准；其三，不宜采用“进货客清、销货客清，损益清”之类原生态账簿称谓，而应当称谓“资本、存货、进货、销货、推销费”等账簿名称。否则就混肴了原生态账簿与改良账簿的称谓。
7．所谓“月计表和总账”
即“根据各种日记簿确认的会计分录编制日记表（相当于今天的记账凭证汇总表），可以取消总清簿（即“总账”）。”月计表经过核算可以统驭明细账，缺点是月计表不容易与明细账核对。20世纪60年代，月计表是无账会计的始作俑者，这种创造是把中式簿记引入歧途。换句话说，还是采用总分类账核算比较好。
8．设计50余种账簿格式。50余种账簿格式太多了，是改简约为繁琐。繁琐不是科学的应有之义。
9．没有论及会计报表编制，甚至没有列示报表格式。
阅读《改良中式簿记概说》，谁敢说“我学会了操作改良中式簿记”?!
三、不当吹捧
20世纪30年代初，企业90%以上使用中式收付账法，农村一律使用原生态中式簿记，人们对西式簿记嗤之以鼻。徐永祚读过洋学堂，学习的是西式簿记，当然是借贷账法。毕业后，任小报编辑等工作，又开了12年会计师事务所。洋气的所长出版《改良中式簿记概说》一书，正挠到商界的痒处，中国有了自己的会计学教材了，引起报刊热情宣传，商家也很欢迎。潘序伦先生们却在《立信会计季刊》上，发表题为《为讨论“改良中式簿记”致徐永祚君书》的论文，偏激地说：“收付簿记法，实难及世界一致采用之借贷簿记法为完善而合理。”他的追随者甚至说，“必须继续努力，使借贷理论的普及，而遂将收付簿记法完全废除。”当《改良商业簿记方案》一出炉，激烈的反对声引起媒体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大肆吹捧《改良》和《改良商业簿记方案》，是可以理解的。
有人说：“1933年12月24日，他(徐永祚)应上海市商会之请，发表改良中式簿记的演讲，并举办改良中式账簿表单展览，陈列账簿表单共四五十种，参加者竟有近万人之众。《新闻报》和《申报》均予以报道。”又说“笔者实际翻阅旧报，沪上最有影响的《申报》于12月22日，以相当篇幅刊登各界对改良中式簿记的评论，25日则除在第十版翔实报道‘市商会昨开大会演讲改良中式簿记’外，另将第十五版《经济专刊》整版辟为‘改良中式簿记专号’，显然是作为当时要闻”，此其一。其二，“徐氏《改良商业簿记方案》推出后，时人的一段文字说明，因标准化带来的进展是神速的，‘上海名会计师徐永祚氏本其十余年教授之心得，及执行业务之经验，标揭改良中式簿记之旗帜，登高一呼，各界响应。会同上海市商会开办补习学校，负笈人士，肩踵相接，并印行簿册，编辑论著，风行各地。综计一年之内，先后采用者，竟达数千家之多，其收效之宏，推行之速，诚有出人意表者。（李梦白《对于改良中式簿记原理之另一贡献》载于《会计杂志》第六卷第5期，1935年11月1日）’”。
《中国会计史稿（下册）》⑥评论：“中式簿记有几千年的发展史，它一度在世界上处于先进地位，是世界会计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之一，只是由于近几百年来（从新中国建立以前算起），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影响，它才逐渐落后于西式簿记。不过，中式簿记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形成了自己的方法体系，而且具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到近代，中国固有复式簿记产生之后，把中式簿记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改良中式簿记派能够比较认真地总结中式簿记的优缺点，肯定了中式簿记的方法体系中的可取之处，较好地处理了继承与改良的关系，这是应当加以肯定的”。史书的评论成了吹捧者的理论依据。
应当指出：徐氏缺乏操作中式和西式簿记的经验。须知，总结会计业务操作经验仿佛就是会计学教材。徐氏缺乏会计业务操作经验，仅靠会计学理论或看几本账簿，不可能撰写出合格的会计学教材。《改良》除肯定收付账法外，没有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甚至没有介绍一则会计分录，没有介绍会计核算，没有论述编制会计报告，不宜称为会计学教材。有人吹嘘《改良》会计核算实现了“标准化”，没有事实根据；说改良中式簿记“较好地处理了继承与改良的关系”，也没有事实根据。1933年之后，他才开始办会计培训班，充其量只有三年教学经验，所谓“十余年教授之心得”的提法不妥。《改良》出版近80年，对于种种不当攻击或无原则的吹嘘，应当正本清源，重新评价。
四、结论
会计学理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苦思冥想出来的，而是总结会计业务操作经验撰写出来的。缺乏会计业务操作经验，就不可能编写合格的会计学教材。缺乏会计业务操作经验，也不可能撰写合格的批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检验会计学理论的唯一标准，谁能证明其不然？徐氏学习过西式簿记书本知识，审计过中式簿记的账簿，算是见多识广，但缺乏操作中式和西式簿记的经验，不可能撰写出合格的会计学教材。由于没有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除肯定收付账法外，缺点、错误、空话一大篇。
改良中式簿记的首要任务是改直书为横书，改汉字数码为阿拉伯数码，需要认识经济活动先出后入规律，必须介绍会计核算、登记账簿和编制会计报告的方法。但是，《改良》保守地采用直书和汉字数码，是认不清形势的败笔。所谓“改良”，不过是借鉴“西式簿记”的研究成果，扩大了总账户名称，账户改两栏为三栏，账簿格式改四种为五十余种，改三本清簿为十本日记账，是改简略为繁琐，不是改好了，而是改坏了。《改良》不介绍会计核算，即使是会计学专家、学者阅读这种教材，也无法学会徐氏的改良中式簿记。事实证明，徐氏对中式簿记研究仍旧处于初级阶段，对于撰写会计学教材的知识几近于零，不可能撰写出合格的会计学教材。若将《改良》与《中式簿记概论》和《银行会计概论》相对照，就能证明徐氏改良中式簿记的不成功。
作者单位：江苏华夏中元会计师事务所
注：
①徐永祚.1933.改良中式簿记概说（第1版）,上海洽丰印刷所
②刘中文.2010.中式簿记概论.财会学习,4
③黄德钊、周念深.1985.银行会计概论（第1版）,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④迈克尔・查特菲尔德.1989.文硕、董柏译
【关键词】城市职能分类；五个阶段；描述法；分析法
城市职能是一个城市在所在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法所起到的功能和作用。城市职能分类是按照一定的分类标准，将研究的城市体系内部的城市划分为各种类型。上个世纪20年代，对于城市职能的研究首先发生在西方，国内对此的研究比西方晚了近半个世纪。1972年，英国地理学家卡特将（H.Carter）有关城市职能的研究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划分一般描述法、统计描述法、统计分析法、城市经济基础研究法和多变量分析法5个阶段。
1、一般描述法
一般描述法就是把城市按照研究者按照自己对各城市的看法、认知加以总结、归纳，提取出其中某些共同特性，根据每个城市特征的不同，将城市一个一个放入每类城市，代表人物是奥龙索（M.Auronsseau）。奥隆索先把城市分成六大类，每一大类中又分成若干小类。他的分类称得上是那个时代城市职能分类的高度综合，类型十分齐全，有些类别现在仍在使用。第五类交通性城镇的划分是奥隆索与众不同的地方，有他独到的构思，但也由此招致许多批评，主要认为：①这一类过于庞杂，使类间分配不平衡，把一些完全不同的城镇归并到了一起（如集市城镇和采矿城镇）；②第五类明显地把职能和区位的概念混为一谈（如潮汐界线和瀑布线上的城镇不一定必然是运输业城镇）。③类别中还有一些不必要的重复。
这种方法简单直观，易于操作，但是缺点也很明显：随意性和主观性太强，缺乏客观性。如果分析的城市较少或者只需要进行粗糙的分类，这种方法可以胜任。
2、统计描述法
统计描述符是一般描述符的升级版，操作的过程与一般描述符大致相同，只是在每一类城市上面增加了一个统计的指标，代表人物哈里斯（C.D.Harris）。哈里斯的分类是依据1930年的人口普查和1935年的经营普查（CensusofBusiness）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他把美国605个1万人以上的城镇分成10类，给其中的8类规定了明确的数量指标。
统计描述法引入指标的做法是对于一般描述法完全主观随意的进步，但是指标的选择依然有随机性，仍然是依赖研究者的个人经验来操作的。
3、统计分析法
统计分析法是50年代以后出现的，是对统计描述法的改进。那时，获得全国性的劳动力资料已经成为可能，根据数据资料，可能计算一个比较客观的数值来作为统计的标尺，而不是完全由研究者个人确定的指标，这个数值开始是平均值，后来是标准差。统计分析法的代表人物纳尔逊（H.J.Nelson），他采用的指标是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纳尔逊的分类是在确定所有城市之中各行业从业人口的平均值作为第一个标尺，然后再看研究目标超出或者低于行业平均值的程度，这个程度是用标准差来衡量的。
统计分析法比起描述符，在反映客观方面大大提升，指标也可以统一，并且加入了城市的专门化指数。
统计分析法也并非尽善尽美，其不足之处在于：
①分类不完全，在差异性和相似性方面没有进行比较；
②没有考虑城市规模对城市职能的影响，大小城市都是采用同一把标尺来衡量。
4、城市经济基础研究法
城市经济基础研究法是充分考虑城市规模对城市职能分类影响的产物，代表人物阿列克·山德逊，他认为城市职能分类应该扣除掉城市非基本部分以后，在城市基本部分的结构基础上来进行，这是所有采用城市经济基础研究法所的基础共识。阿列克·山德逊的分类步骤如下：
（1）得到美国864个城市36个行业的职工百分比，按行业把全部城市的职工比重从小到大排列，并画出累计分配曲线。
（2）从中找出第五个百分位的城市的职工比重作为这一行业的K值，某城市大于K值的部门即是这个城市的形成部门（即基本部门）。
（3）把超过K值标准5—10个百分点的城市称为C型城市，超过K值10—20个百分点的城市称为B型城市，超过标准20个以上百分点的城市称为A型城市。
（4）一个城市可以有一个或几个形成部门。
阿列克·山德逊的分类和纳尔逊的分类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它只是对统计分析法缺陷的改进，因而采用城市经济基础研究法在做法上面只是在统计分析法的前面增加了区分城市的基础部分和非基础部分的步骤。本质上，城市经济基础研究法也是统计分析法。
城市经济基础研究法另一位著名人物是麦克斯韦尔（J.W.Maxwell），他对加拿大城市职能的分类方法颇有创意。他首先用厄尔曼和达西的最小需要量法计算出了研究对象各职能部门的职工的最小需求量，以最小需求量作为该职能部门的非基本职工，在总职工结构中扣除掉城市的非基本职工，得到每个城市基本部分的职工结构。然后从这一套资料演变出三个指标来分析城市的职能特点：
①城市的优势职能：根据城市基本职工构成中比重最大的部门来确定，每个城市只有一个优势职能。
在对城市的优势职能加以研究的时候发现，加拿大80个城市中有61个城市的优势职能是制造业。为了弥补单纯用优势职能进行分类会掩盖大量优势职能相同的城市的差异性的缺点，提出了另一个指标进行修正，那就是突出职能。
②突出职能（DistinctiveFunction），麦克斯韦尔借用纳尔逊的平均职工比重加标准差的方法来分析突出职能。分析发现，加拿大城市的突出职能的差异与批发业的比重有很大关系。
关键词：农民工职业伤害保障议价能力预算软约束
在中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农民工无疑是劳动供给方中的主体。这个群体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是长期以来，农民工的自身权益始终得不到保障，工作薪酬拖欠事件频起，各种因素所导致的伤残事故的善后工作缺失，职业特性引发的重大疾病缺少有效保障，与工作强度相适应的福利水平过低等。而所有问题的矛头无不指向农民工劳动保障权利的缺失，尤其是以职业伤害的保障缺失为最。
一、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劳动力数量不断增长。具有高风险工作岗位的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的原动力下，面对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农民工，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他们。这样，农民工就在低工资、低福利的条件下承担起了高风险工作的重担。目前我国每年矿山企业死亡人数平均8000人左右，而农民工死亡数就占90%。而在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中受害的90%也是农民工，作为事故多发行业之一的危险化学品生产，每年50000多例的职业中毒中大部分也是农民工。
针对农民工多处于高危行业且职业伤害的保障权利长期得不到实现的现状，国内诸多学者对此有自己的观点与建议。
蔡、都阳和王美艳在《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效应和福利分配有着精辟的论述。该书认为，国家鉴于重工业赶超战略的原因，设计了一套二元体制的经济结构来进行工业的资本积累。而在旧的体制打破之后，农村劳动力在绝对收入差距的推动下开始向城市流动。在城市化背景下的劳动力流动既有资源有效利用的效率改进效应，又有原特权福利再分配和迁移收入的利益分配效应。出于制度性排斥和就业保护的目的，城市的特殊利益集团会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排斥和限制。
当然，由于以上的模型具有西方的特点，多为双头垄断的工资、就业的议价模型，不大符合中国的当下现状。因而，其借鉴意义大于实用意义。
以上的文献是本文的立论的基础前提，为解释农民工职业伤害保障缺失的原因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背景材料。
二、基本框架与理论分析
本文分析的劳动市场主体为以农民工为主的劳动要素供给方和以厂商为代表的的劳动要素需求方，政府作为制度提供者是劳动要素市场外部约束条件的执行者。农民工和厂商都存在预算约束条件，农民工以效用最大化为目的，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中国农民工一般缺少工会性质的组织，因而中国的劳动市场是需求方较为强势的买方市场，但亦可近似考虑为完全竞争市场。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中所指的劳动市场仅指由农民工和厂商构成的劳动市场。
1.农民工议价能力相对较低
厂商与工人间的经典工资就业议价模型是管理权模型和效率议价模型，但由于这两个模型是厂商与工会的双头垄断模型，对中国农民工的解释力不足，且不符合中国农民工组织分散的现实，故本文将利用一个简单的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经济模型来解释这一现实。
理论前提为内涵式条件，即农民工职业伤害保障基本由厂商提供。模型假设为单个农民工与单个厂商的最优化问题，故不存在雇佣劳动力数量方面的失业问题，只存在单个劳动力是否要全部供给劳动的问题。
假定农民工的效用函数为
其中，e是发生工伤事故的概率，w是单位工资，l是劳动数量，V是工伤赔偿。而农民工的目标可描述为
由以上议价模型的解释可知，在为获得农民工职业伤害保障的议价谈判中，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不可能同时获得劳动工资和职业伤害保险。
2.厂商存在制度性预算软约束
对以上的模型解释可以将条件放开，如果厂商存在制度性的强制约束，即即有法律等外在因素的制约，则该问题可以迎刃而解。问题是厂商存不存在制度性的强制约束呢？
由科尔奈在书中的定义出发，比较西方较为完善的职业伤害保障体系，考虑中国在农民工职业伤害保障方面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农民工职业伤害保障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雇佣厂商存在制度性预算软约束。在中国，这样的外部约束与西方相比较而言，是具有弹性的，而且是非硬性的。由于寻租的存在、外部制约的缺失以及激励失效，政府没有内在的激励去处理类似相关的职业伤害事故和进行事后保障。同时也没有一套完善的保障机制来维护农民工的相关权利。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经济发展为国家战略的现行条件下，政府为追求政治净效益却有和厂商合作的动力。这样，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力，就有压低成本拒付保障费用的可能性。
因为厂商给予职业伤害保障在模型中是一个无效解，厂商就没有出于内在条件约束的可能性去提供保障。而同时外在的制度性约束又因为政府的不作为而缺失。这样的话，厂商的内外约束都没有一定的束缚力，农民工的的职业伤害保障就难以通过厂商的承诺来保障。
3.价格信号在权益市场上的无效
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单位工资长期以来都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双方当中充当价格信号。但是，仅以单位工资作为价格信号毫无疑问是仅仅不够的。这是因为对于工人而言，在厂商利用劳动要素进行生产时，他不只利用了劳动要素，而且还利用了工人具有较大受伤可能性的人身权利，而这种权利的转让价格也是价格信号中的一部分。
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较为健全有效的西方而言，中国劳动市场中有过多的定义被含糊和忽略了，人身权利的转让价格就是这其中一种。由于工作本身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农民工很有可能造成较大的人身伤害，而这种人身伤害的的代价并没有在劳动市场上表现出来，反而长期以来都含糊不清，导致在人身伤害真正发生时就没有可能通过合同契约的形式得到有效的保障。而这种含糊不清，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户籍制度所导致的，因为现有的二元式的户籍制度使得劳动要素的出卖权得到了保障，而索赔权却无法得到应有保障。因而，将人身权利的转让价格计入价格信号中是有必要的。
该式表明，只要效用的劳动弹性加上利润的劳动弹性等于单位劳动量除以单位利润，则这个解是有效的。这就说明，将人身权利的转让价格纳入到价格信号中，建立人身权利的转让市场化是有效的。
三、政策建议
由以上的理论分析，可以得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政府要积极作为，加强对于农民工职业伤害保障的干预，提高农民工的议价能力。
2.尽快建立劳动市场中人身权利转让的分市场，明确转让价格，破除户籍制度的相关限制。
参考文献
[1][匈]亚诺什？科尔奈：《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将它引进到农村教育的研究领域中，这与它所具有的独有特点是分不开的。
第一，研究内容的客观真实性。一方面，口述史研究采访的对象都是某一事件的亲历者，他们把自己对该事件的所见、所闻、所感用通俗的语言或者方言叙述出来，这样的描述最接近历史事实的本来面貌，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另一方面，研究者毫不保留地将受访者录音转换成文字稿，甚至连体现受访者心情的语气词都会记录下来，这样得来的口述史料不会掺有研究者本身的主观感受，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正如英国口述史学家塞缪尔所言:口述证据是接近最可靠、最自然的历史事实的最佳途径，因为日常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受思想回顾的影响……而历史实际上就是从最初的直接经历中建立起来的。”
第二，研究视角平民化。法兰西学院思想史教授米歇尔•福柯认为，所有的知识、思想及信仰，实际上都是和权力有关系，话语如果没有权力，话语就不能构造事实，只是耳旁风。在中国亦如此，知识代表统治阶层的利益，发言权只掌握在权力精英手中，只有他们才会发出有价值”有力量”的言论，而且经过历史的记载，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王侯将相、豪门权贵等特权阶层的历史。而对广大平民百姓来说，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也就无法给历史留下任何记录，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口述史研究方法的使用可以让普通百姓发出自己的声音，将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与现实密切联系，由此获得的口述资料便多了几分平民色彩。
第三，研究范围的广泛性。口述史采访的对象是各种历史事件的各类亲历者，因此，它所涉及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纵向研究来说，口述史可以涉及明末清初、民国时期、建国时期、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时期等长达400多年的不同时期不同专题的研究。从横向研究来说，口述史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社会上层、精英人物，也逐渐开始向社会下层、普通百姓拓展，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范围。
二、用口述史来研究农村教育成为必然趋势
为什么要用口述史的方法来研究农村教育呢?这与农村教育的研究现状以及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微观视角是分不开的。从研究成果来看，目前教育界在宏观层面上对农村教育的研究成果颇丰，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在上层社会或者精英文化的层面上进行叙述和分析，而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民众是怎样看待农村教育的，他们的生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农村教育的影响，这些社会微观的问题却很少有人涉足，从而造成对中国农村教育实态研究的缺失。将口述史研究方法引入教育史研究领域中，为我们拓展教育史研究的微观视野，构建出更具现场感”的农村教育图景，探寻农村教育对于广大民众的真实意义提供了可能性。
从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教育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人口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又对这些因素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但这种关系是通过民众生活这一中介间接实现的。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政治经济制度、风俗习惯等因素首先体现和落实在民众生活中，并通过民众的观念和行动来影响农村教育的实施。另一方面，教育是通过塑造民众的综合素质，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他们原有的生活状态来实现对社会的反作用。所以，在教育和社会之间，民众生活是一个中间环节”。我们要了解近代中国农村教育的实际状况，就必须将研究视角下移，让民众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从乡村民众的真实生活中去考察。因此，通过把握民众生活来理解近现代农村教育，是教育史研究的基本路径。
从乡土的视野来看，近代学校教育到底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是讨论教育如何在适应民众生活的基础上改造民众生活的前提条件，这也应该是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大任务。教育史学科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经构建出了一个由各种通史、专题史和地方史构成的宏观图景，但是欠缺基于微观实证研究所提供的图景。正是微观视角的欠缺才导致国家对农村教育始终难以准确把握，使得近代以来历次教育改革的设想与实际的执行之间相距甚远。口述史研究方法就是提倡从民众底层视角出发来研究农村教育，给中国沉默的大多数”一个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讲述属于他们自己的受教育经历，以及因接受学校教育而获得的生活变化情况，正是他们丰富多彩的教育故事和教育生活，才能让我们清楚认识到农村教育历史的真实面貌，同时，可以使国家教育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与落实密切联系现实，更符合百姓的心声。
三、用口述史研究农村教育的注意问题
口述史研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通过访谈来搜集声音资料。做访谈就要提出问题，提问问题的方式多种多样，既有正式的、严谨的提问方式，也有非正式的、聊天式的提问方式。优秀访谈员可以灵活运用各种提问方式，取得更多更好的访谈效果，同时也要关心、尊重受访者，理解受访者的观点，静心聆听受访者的表述。
第一，访谈之前要做好充足的准备。1．收集背景信息，仔细准备提问方式，既要防止死气沉沉的高度结构化的访谈，又要防止变成琐碎闲聊的无拘无束的对话两种极端。对于健谈的受访者，只需要掌掌舵、特别提示一下表述不清楚的地方;对于说话简练的受访者，要提出范围广、没有限制的问题，并及时补充、提示。访谈提纲中的问题要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直截了当，避免使用引导性的问题。2．访谈前认真检查录音设备，麦克风应该离谈话者嘴边一英尺左右的距离，保证录音的音调正合适，提高录音质量。同时，也可以准备各种辅助记忆的物件。比如你要了解老年人的私塾经历，可以随身携带一本旧《三字经》，受访者看到它就可能不自觉地讲述自己当年读私塾的经历。类似这样的东西也有可能促使受访者拿出旧信件、日记、简报、照片等，成为访谈中最有价值的副产品。3．访谈地点最好设在受访者自己家里，这样受访者感到自在便会畅所欲言。如果访谈是私下进行，会营造彼此充分信任的氛围，双方可以更坦率。4．制定切实可行的访谈计划，在使用过程中要有灵活性和想象力。同时，要在访谈开始前简练地解释一下研究的目的和访谈的用处。
（一）一个流行的误解引发的思考
企业理论是微观经济学中以研究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起源、企业的运作及其结构、形态演变规律为主要内容的重要基础理论。当前“经济学的研究者和观察家们极少否认这样的说法：企业理论已成为当代经济学家们最偏爱的迷人事物。”（foss，1999）它已成为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最富有魅力和最具有挑战的领域之一，一大批经济学家如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森、阿尔钦、德姆塞茨、杨小凯、黄有光、哈特、詹森、青木昌彦等沉浸其中，乐此不疲。由于融合了博弈论、契约理论、激励理论、信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菁华，当代企业理论（thetheoryofthefirm）向纵深不断拓展，由“企业的本质”（thenatureofthefirm）到“边界或一体化”、“最优委托权安排”，再到“多任务委托”、“权威分配”、“合谋或勾结”以及“文化或声誉”等问题，不断地对现实企业问题进行不懈的探索。然而在追溯现代企业理论的起源时，大多数的学者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学者中间却存在这样一个流行的误解：现代企业理论始自科斯。他们认为在科斯1937年发表其经典性论文《企业的性质》以前是没有真正的企业理论的，科斯因此登上了现代企业理论“鼻祖”的宝座。不可否认科斯《企业的性质》的发表以及交易成本范畴的提出，的确在企业理论发展史中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作用，但是要说在其之前没有真正的企业理论的这样的断语则未免过于武断了。说得严重一点，这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偏见。其实早在科斯之前近一个世纪，马克思就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运行和演进的研究过程中提出了相对西方企业理论来说更科学、更完整、更深刻的企业理论，尽管其中若干观点甚至分析方法不免含有时代的局限。正如程恩富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所有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正直学者都会承认，即使不谈其他著作,也完全可以说《资本论》早已形成了关于企业的起源、本质、规模和治理结构等一整套较为系统的学说,而且十分深刻”（程恩富：《西方企业理论的意义、误点及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比较》，《韶关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8期）。甚至可以说《资本论》就是一部企业理论的巨著，其内容之博大、论述之深刻、结构之严密，没有一部企业理论的著作可出其右。这是我们研究企业理论必须挖掘和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马克思企业理论中真理的光芒不应为误解所遮蔽。
在此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认识长期内也存在偏差。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于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仅仅局限在生产关系的领域内；并且简单地看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原理，认为两者之间是直接发生作用的。这样一来，人们关注的焦点就被吸引到宏大叙事的层次上来，微观领域的企业理论问题就被长时间的悬置起来。由于离开了这一微观基础来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抽象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被从现实割离出来，变成了无法“直面现实”的经济学，有关理论就带有了某种程度的“拜物教”性质。其实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不是直接发生作用的。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基本的中介：生产方式。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以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都是通过这个中介实现的。（吴易风，1997）企业是生产方式的微观实现形式，是近、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主流形式，离开了对企业理论的深入研究，是无法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是运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样一个三段式原理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演化的。在第一版序言中，他就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2004，第8页）。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就偏离了这一正确的研究轨道，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抗性的研究上，强调的是劳动价值理论的本体论研究和抽象地探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样的研究由于未能直面现实而遮蔽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光芒。上述理论研究的倾向使得对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研究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使很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者也认为马克思是没有企业理论的。以至于我们在进行企业改革的时候，很多人直接从西方经济学的仓库中去寻宝。因此才有不少专家深刻指出，建立完整的马克思企业理论是实现马克思经济学创造性转化的关键环节（孟捷，2002）。
（二）企业理论研究中“言必称西方”倾向牵动的忧虑
推进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和国际竞争力是新世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保障。这需要以正确的理论来指导，而以怎样的企业理论指导我国的企业改革实践，是一个理论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事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企业改革和发展领域指导地位的稳固与否，事关企业改革方向的正确与否，并最终决定企业改革的成败和企业发展的成效。其问题的核心在于以怎样的经济学范式来主导企业理论研究。经济学范式是一种经济学体系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立场、范畴和方法的总合，是经济理论体系的灵魂。主导企业理论研究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研究的结论可能会完全不同，而指导理论选择上的错误很可能将我国的企业改革引入死胡同而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在企业理论问题的探讨上，现在学术界有一股风潮，言必称西方，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等西方经济学家、交易成本等基本范畴不离口，以西方企业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主导的研究企业问题的论文遍布我国各大核心期刊，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的论文也被看作“经典”充斥参考文献之中，而以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为主导的研究企业问题的论文则相对较少，笔者依据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1992—2002年）的查询结果粗略估计，后者的数量不足前者的1/10。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势头强劲、咄咄逼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受到严峻挑战，很多人甚至认为马克思没有企业理论。这种情形任其发展令人堪忧：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企业改革和发展中的指导地位将受到巨大冲击；二以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为主导的企业理论来指导的我国的企业实践会不会“水土不服”，会不会产生“淮橘为枳”的结果，这样的企业还不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微观基础？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内部人控制”、“穷庙富方丈”、部分地区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缺失甚至人权屡屡受到侵犯等似乎已显示出了某些征兆。比如一些人借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借助企业改革、改制之机，大肆侵吞公有资产，大肆侵吞工人利益，大肆逃废债务特别是银行债务等手段和行为造成的。这成为一些人一夜暴富的手段和机会。更有甚者，企业改制之后，又通过各种手段，成为上市公司，然后，在股市里再捞一把，再去掠夺广大股民利益。目前，一些上市公司，弄虚作假，虚造帐目，虚造利润，欺骗股民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一些公司老总，一看情况不妙，卷款出逃国外的情况屡见不鲜。而改制企业员工只有面临下岗、失业的命运，造成普通股民血汗钱血本无归。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严重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急剧拉大。盲目崇拜西方经济理论，贻害无穷。前转轨陷入锁定状态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我们认为我国的企业理论研究必须以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为指导。马克思尽管没有专门和重点研究企业问题，但是他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运行和演化的研究中实际上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科学的、系统的企业理论研究框架。尽管其中的部分观点已经“死去”，但就其总的经济学范式而言仍有顽强的生命活力，至今显示着真理的光辉。比如林岗、张宇教授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相关阐释概括出的马克思经济学的五大方法论命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行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等等（林岗、张宇：《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在上述方面强调个体选择、比较静态分析、缺乏历史分析的西方经济学主流范式显然是无法与之争锋的。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深刻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哪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辨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9页。）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地拜倒在西方企业理论的脚下，仅仅充当西方企业理论的批发商，尽管其中不乏科学的成分。我们应当回到马克思那里，不是去为实践寻找细枝末节的理论依据，而是要从其经济学宝库中挖掘出其研究企业问题的科学方法作为我们研究企业问题的出发点和指南，联系变化的实际发展马克思的企业理论，科学地回答企业改革和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回击对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各种藐视、非难和攻击，拓展出适应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新形式，从而坚定地捍卫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在企业理论研究中的主导地位。这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我们必须肩负的时代使命。
（三）“郎旋风”激发的反思
要说2004年中国经济学界最为轰动的事件，非“郎旋风”莫属。一个香港教授在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众多的学者参与了热烈的讨论，各大媒体纷纷响应，以至于普通公众对之也能品评一二。“郎旋风”的真正意蕴何在？人们见仁见智。窃以为这本质上不是一场纯粹的经济学的专业学术讨论。在辩论中，经济学家并不仅仅对自己的同行说话，而是对公众说话，对政府说话。学者们希望通过诉诸这些可能影响和决定公共政策走向的群体，使自己的意见影响甚至左右未来的公共政策。因此，这是一场事关重大的公共政策辩论。该辩论之所以如此轰动，并不在于朗教授的观点多么高深、多么出人意料，正如他自己所言，“只是在一个适当的时机，一个正确的时候，说了一些话，一些让人比较触动的话，然后让这个社会产生很大的反思，仅此而已。”反思的核心问题就是：我国的企业改革向何处去？路在何方？主流学者所主张的现行企业改革模式是绝对的真理吗？对于我国企业改革的走向，大多数的学者的看法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西方流行的股份公司制尤其是美英的股份公司制。这也就是说，中国的企业制度应该是何国际接轨，更确切一点是向欧美国家接轨。完全可以这样讲，公有企业的民营化，非公有企业的欧美化，几乎成了中国主流经济学者的一种所谓的“政治正确”（politicscorrect）。笔者认为这样一种主流看法会误导我国的企业改革实践，并不利于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可能会带来若干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首先，按照这样的方向改下去，我国的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究竟怎样体现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角度来考虑，还是从倍受西方思想界推崇的哈耶克社会秩序二元观角度的考察，社会主义的微观基础都不可能与资本主义的微观基础是同质的。其次，成功的企业制度是否可以移植？在国外起作用的制度安排，我国拿来之后，是否一定能取得好的效果，这是不是有点制度万能论之嫌疑，并且从现实看，世界范围内成功的企业制度也是多种多样的，美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只是其中的一种，从理论上很难说这一制度就是具有最高效率的企业制度。第三，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以股份公司制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制度，尽管是仍然是企业制度的主流，但其弊端日益显露，就连资本主义的有识之士，也直言不讳。一般认为其有三大弊端：一是股东至上逻辑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的高昂。二是短期利益至上与普遍的诚信缺失。近年来，随着安然公司的轰然倒塌，西方国家接连出现大公司财务丑闻，暴露了现代企业制度专制性的弊病。高级经理们利用手中获得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从事非法交易，为自己谋取暴利；通过做假账，把大笔公司财产据为己有，对劳动者和社会大众造成严重危害。三市场导向的生产模式与环境资源的破坏、浪费等等。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以这样的企业制度作为我们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可能是这一制度的优点我们没有得到，收获的却是它的缺点，从而成为杨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很有可能使我们的经济陷入既缺效率，又无公平的“锁定状态”，使我们的经济在除培育了一批“为富不仁”的富人之外，再乏善可陈。“郎旋风”事件中广大网民90%的支持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国企业改革的总体方向是什么？这是企业改革的一个突出问题，关系改革成本的高低和我国的经济发展。而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仅从现实中那一企业制度占主流中寻找答案，而是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从研究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起源和企业形态的演化等企业基本问题入手，探询企业发展演化的一般规律，从而为企业改革指明方向。为此，就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既继承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精华，又借鉴西方经济学家的有益探索，使马克思企业理论在与时俱进中增强活力、生命力和影响力，在思想市场的竞争中取得主导地位，并为我国的企业改革实践提供有效指导。
二、马克思企业理论现代拓展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
一是将马克思关于企业问题的论述梳理、整合起来，从而形成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下的企业理论
西方企业理论自科斯以来，就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起源和企业形态的演化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基本上形成了现代企业理论的框架体系。马克思尽管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但是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是散见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这一宏大主题之中的，并未象西方经济学家那样专门著述企业问题。由此，某些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才误以为在科斯《企业的性质》之前，是不存在真正的企业理论的。将马克思关于企业问题的论述梳理、整合起来，将之系统化、体系化，形成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下的企业理论，从而改变企业理论研究中言必称西方的错误倾向，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学术研究以及企业运行和改革实践中的话语影响力。
二是根据新的实践拓展马克思企业理论，充分体现马克思经济理论与时俱进的科学品质
马克思经济学是与时俱进的科学，马克思企业理论也不例外。马克思是以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纺织工业的业主制企业为模特来研究企业问题的。他从生产性、交易性等多个层面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揭示了企业的起源，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剖析了资本主义企业演化的一般轨迹，并对未来社会主义企业的一些问题作了天才的预测，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科学的企业理论。马克思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直到二战，资本主义企业的演化情形基本印证了马克思的分析，充分表明了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正确性。二战后特别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资本主义企业的演进出现了新的特点，内容之广泛，变化之深刻，影响之强大，前所未有。比如企业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总体上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不少企业的组织结构由h型转变到u型并逐渐转变到m型；大企业在不断发展，兼并浪潮风起云涌，跨国公司发展迅猛，小企业的发展势头也很强劲；企业的治理结构方面发生了在所谓的资本革命、经理革命和创业革命等“三大革命”；企业中劳资两极的简单对立为多元经济主体构成的复杂分工体系所取代等等。马克思以业主制为原型的企业理论的部分结论已被现实所否定，如大企业将越来越多，小企业越来越少等，其理论和时代上的局限性初步显露。同时，一些国家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基础上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国家的企业问题显然与马克思当时的设想的情形大不一样。对我国这样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的。当前企业理论研究中重西方企业理论、轻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实是与长期以来我们不能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发展马克思企业理论是有很大关系的，结果是相关的研究成果变成了文献考据，严重脱离实际，文章读起来死气沉沉，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大众中的亲和力。与时俱进的实践呼唤与时俱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就是“历史性科学”（恩格斯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日新月异的企业运行变化面前，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只能拓展，而不能固守已有的结论，正如唯物主义要随着自然科学领域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展而必然要改革自己的形式一样，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也只能与时俱进，否则，在企业改革领域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就真要被“劣币”驱逐了。这显然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失职，是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所不愿看到的局面。
三是用新的企业理论对资本主义企业演化的新态势和我国企业改革的轨迹、走向进行新的解读
对于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企业运行发生的新变化，西方经济学家发展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进行解读，如企业的契约理论、企业的能力理论等，并由此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已由对抗转为合作共赢。他们的理论在方法论存在重大缺陷，对于这些新变化的解读，往往只在问题的表象上兜圈子，而难以抓住问题的实质。需要运用拓展的马克思企业理论进行新的解读，从而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运行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对于我国企业改革的轨迹和走向的解读，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现代企业理论，这样的解读，使人有生搬硬套的感觉，毕竟现代企业理论以契约型的理论为研究对象，并且以一定的宏观制度背景为前提。这种仅就企业来谈企业，而忽视企业背后的制度的解读，难以使我们对我国企业改革的演进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很容易将我们的企业改革引入歧途，现在学术界如清华大学的候若石对现代企业制度的批判以及朗咸平对公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质疑等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四是为我国企业改革提供理论的借鉴，减少盲目性。
公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公有资产流失、内部人控制、工人权利受到侵害等等，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企业改革的理论研究得的不够，如公有制企业的性质是什么？企业中的权利应该如何配置？企业运行的目标是什么等等认识存在偏差，是理论认识的偏差导致了实践上的迷误。非公有企业运行中出现了劳资关系紧张、“民工慌”等一系列问题，如何进一步提高非公有企业的竞争力，和谐劳资关系亟待有效对策。经济改革虽然是一个探索过程，但不可能也不应该长期缺乏基础经济理论的指导。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尚有活力，除其内在因素外，与他们在坚持私有制这个理论前提下的理论探索和创新也有直接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进企业改革，急需以新的理论指导我国企业改革的实践，否则我国的企业改革就很有可能陷入既缺效率，又乏公平的“锁定状态”。
（三）马克思企业理论现代拓展的基本途径与方法
在坚持以马克思经济学基本范式为主导的原则下，依据新的实际拓展马克思企业理论，笔者以为至少应从下几点着力：
1、“回到马克思”
通过重读原典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梳理出马克思的企业理论。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企业问题，他对企业问题的研究是包含在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之中的。这就需要我们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运行和演化的研究中，特别是从《资本论》中梳理出马克思研究企业问题的时代背景，马克思关于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起源、企业的规模、企业的运行和企业制度演化的有关论述，并着重考察马克思某一观点提出的假设前提、推理过程和适用范围等，整理出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并以此清除我们传统认识中对马克思关于企业问题若干观点的教条主义甚至是歪曲的理解。今天我们强调这一点，现实针对性很强。因为长期以来，统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头脑的是所谓的“前苏联范式”。这一范式的有二大突出特点：一是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色彩；一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带有乌托邦式的幻想。在这范式的影响下，人们对马克思企业理论有很多的误解、误套、误用。如将公有制等同于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认为公有制就是取消个人的所有权；其实，马克思在论述公有制的时候，反复强调，公有制并不是取消个人所有权，而是要确保个人所有权，这个所有权不仅包括消费资料所有权，而且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包括劳动者个人劳动力的所有权（刘永佶，2004，212页）。再比如，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举的雇工8人的例子作为私人企业的性质的认定标志；再比如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所设想的严格的工资等级制，当作一般的理论照搬到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形成了以“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所谓“按劳分配”。这一系列的误解、误套、误用，不仅是对马克思的不尊重，而且还严重窒息了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活力，降低了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我们现在原原本本地回到马克思那里，弄清马克思有关论述的本来含义，实现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正本清源，意义十分重大！这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拓展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思想起点。
2、依据变化的实际分析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合理内核”与时代局限
经济理论是经济实现的反映。拓展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我们不应该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任何经济学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马克思企业理论也不例外。马克思逝世后的100多年来，特别是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企业运行与演化的实际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要在全面地、完整地分析这些变化的基础上，以实践为检验尺度来重新审视马克思的企业理论，看一看那些分析方法和那些观点依然有效，而那些方法和观点已经过时，从中找出其合理内核和时代局限。在此问题上，我们有太多的教训。正是长期以来很多人们将马克思的著作当作了应急用的“锦囊”，认为马克思已经穷尽了真理，试图省却自身的努力而向马克思的著作寻求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才导致了马克思经济学包括企业理论在日新月异的现实面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前车之鉴，后世之师。这是我们拓展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关键环节。
3、批判性借鉴西方的企业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开放的经济学，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它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和借鉴密不可分的。拓展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我们也必须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的企业理论。西方的企业理论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在分析、解决资本主义企业运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运行的一般规律，比如威廉姆森关于企业组织结构变迁的分析，有其科学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它作为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主要体现着资本家阶级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具有辩护性的一面，马克思之所以把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称为庸俗经济学原因即在于此。在对待西方企业理论的问题上，完全排斥与照搬照抄都是不科学的。我们既不能因为其辩护性而忽视其科学性，也不能因为其科学性而忘记其辩护性。科学的方法只能是批判其辩护性、借鉴其科学性。通过对西方企业理论深入地研究，批判地借鉴，从而为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扩展注入新的动力。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笔者特别强调以下两点：
一是个体主义分析方法与整体主义分析方法相结合
在企业理论的研究中，从基础方法论的角度看，也就是从哲学层次方法论的角度看，主要有两大分析方法：一是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是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对于前者，按照卢瑟福的看法，其关键假设或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陈述：（1）只有个人才有目标和利益；（2）社会系统及其变迁产生于个人的行为；（3）所有大规模的社会学现象最终应该只考虑个人，考虑他们的气质、信念、资源及相互关系的理论加以解释。（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转自《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12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这一分析方法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开创的西方经济学的分析传统，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在企业理论的研究中，他们也是以此作为分析起点的。对于后者，按照卡莫恩的观点，包含以下三个基本命题：（1）部分的简单加总不等于整体，因此社会制度等整体范畴不能简单地还原为个体心理等个体范围；（2）社会整体的性质及相互关系决定个体存在的本质，个人行为的内涵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3）形成社会力量的各种整体范围不但决定着个体利益的内容，还决定着个体行为的结果。（转自，林岗等《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36页）。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谱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分析方法就是后者。正如卢卡奇所说：“在历史的解释中构成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根本不同的不是经济动机的首要地位，而是整体观。”（转自《沃勒斯坦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94页）在马克思看来，尽管“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的目的人的活动”，但个人的行为和选择并不完全是自由意志的产物。“不管个人在主观上超越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12页）。因此马克思研究企业理论不是从孤立的、抽象的个人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企业中的个人作为经济活动者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组成企业的，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制约下推进企业制度演化的，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并拓展自身利益、改造自身的。在笔者看来，在新时代条件下，研究企业理论必须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其一，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尽管与人们的常识相吻合，但是往往却把历史和时间排除在企业理论的分析之外，从而忽略了历史和时间对个人的型塑作用，最终使理论变成中看不中用的逻辑推演游戏；其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尽管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比较深刻和全面，但是往往会因缺乏分析的中介而变成哲学层次上的“诡辩论”，无济于解决现实问题，并因离人们日常生活较远，而降低了理论掌握群众的力量。两者结合起来，既可以分析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下人们的行为选择，又可以分析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演化中个人与社会的互动。
报纸微观经济报道常常采取“抓小放大、贴近生活”的报道思路。在其他媒体讲深度、讲背景、谈宏观、谈趋势的报道模式下，其经济报道则以短小精悍、小中见大的特点赢得了受众的关注和社会的认可。许多报纸的经济栏目专门介绍一些明白易懂的普通老百姓急需了解而又易于掌握的经济信息、理财道理等，这些栏目由于内容实用性强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因而深受读者欢迎。如广西的《当代生活报》的《财经新闻》、《南宁晚报》的《金融周刊》等栏目都是以生活中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经济信息为主，都是一些看上去很小、很微观的经济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恰恰是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这类以平民视角开办的经济类栏目就能很好地吸引读者。
广西报纸的经济新闻报道已初成规模，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从广西报业的发展情况来看，经济报道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广西日报社作为广西区党委机关报在原有工商部基础上分化出东盟部，专门从事中国―东盟经济自由贸易区的报道，同时加大对北部湾经济发展的报道，从宏观上把握经济报道，其旗下子报《南国早报》、《当代生活报》则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一期经济专刊，从关乎普通读者生活的方面进行报道，其他报纸如《南宁晚报》、《八桂都市报》等都从微观经济生活着手打造自身的经济新闻报道。尽管这些报纸对本报的经济报道都有不断的改造和提高，但受众对经济新闻的大量需求和当前报纸经济新闻脱离受众形成了矛盾，这种矛盾压制了广西报业的发展。针对当前广西报纸微观经济新闻报道形式还存在的呆板化、数字罗列的枯燥化、报道语言的术语化的现象，根据读者的需求，探讨如何从微观经济报道的语言方面去创新经济新闻报道，如何借鉴国内外经济类报纸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探讨创办广西本土的特色经济报道，担当起为广西经济发展服务的重任，为此，笔者认为经济新闻语言的策略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应从以下方面进行。
始终坚持运用平实简洁的语言
新闻语言的平实就是叙述新闻事实要客观真实，不夸张，不渲染，不加想象。简洁是指新闻叙事简要、行文简朴，灵活选用短句和短语，文字凝练，在解释问题时进行客观、冷静的精到概括。写作经济新闻的语言比起其他的新闻报道来说，要求更加简练准确，每个词表达一定的意义都是不可代替的。要解释一个问题，阐述一个经济原理，要找出最简练准确的语言来表达。经济报道中难免有一些专业术语、政策要解释，就必须用平实简练的语言进行解读。广西的都市报基本遵循严谨简练的财经报道文风，增强“解释性”报道的比重，如《南宁晚报》2007年12月10日的报道“经适房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左右”，从保障对象为城市低收入家庭、单套建筑面积60平方米左右、上市交易政府优先收购和住房政府定价、房贷优惠四个方面进行解读国务院的新政策。其中最后一个方面是这样陈述的：
新变化：《细则》规定，经济适用住房实行政府定价，其中利润率不能高于3％。确定后的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应当向社会公布。经济适用住房销售应当明码标价，销售价格不得超过公示的基准价格和浮动幅度，不得在标价之外收取任何未标价的费用。
《细则》还规定，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且建立了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购房者可以优先提取本人的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可以根据申请优先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
解读：房价如“雾里看花”，老百姓心里不踏实。新规定立足保本微利，要求明码标价，不准变相收费。这意味着，以后南宁经济适用住房的价格将更注重“阳光管理”。公积金的房贷优惠政策，保障了购房人的买房资金。
――报道的四个内容都从“原政策、新变化、细则规定和解读”的角度进行平实简练的表述，用陈述直白的语言，使读者对国家经济适用住房的政策、办法的要点一目了然，起到了言简而意明的作用。这样的报道，应该是微观经济报道的正确选择。
灵活运用形象生动的语言
形象化就是要使经济报道让人愿意看、看得懂，要在语言和表现形式上力求通俗易懂，在文字表达上适当采用叙述性、描述性的语言，对专业术语的解释要采用各种灵活的修辞方法，从而强化经济报道的表现力，使文章浅易、流畅和生动。要善于把概念的表述通过形象的报道来体现，使报道的内容亲切可感。
微观经济报道的读者定位多半是都市中的民众，读者阅读经济报道的目的是为了浅层次地了解经济现象、经济形势和理财知识，广西报纸的微观经济报道大多出现在都市报的相关栏目里，如《南国早报》的《财志周刊》、《当代生活报》的财经新闻栏目和它的《财智周刊》、《南宁晚报》的《金融周刊》和《八桂都市报》的经济报道等。和许多国内都市报的发展相似，广西的经济报道也经历了自己的发展过程：初期侧重报道生产领域中的工业、农业和财贸新闻，随着社会和市场的发展，开始关注和侧重消费领域，倡导其服务性的功能。经济报道的模式模仿国内的各大经济类大报如《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经营报》和《经济观察报》等用数字、用深度报道等表现形式，力求气势恢弘。但是，效果并不好，读者不爱看，读者群小。经过不断的探索，媒体更加坚定了报道的定位――贴近广大市民，寻求从微小的事物中去“以小见大”地报道经济生活。2007年5月始，广西《当代生活报》以宣传北部湾经济为主题的大型组合式报道《天降大任北部湾》是热点经济新闻通俗化表现的比较成功的例子，有《广西沿海发展应形成新的一极》、《潮落潮起两千年》、《大开大合看南宁》、《大进大出港成群》、《胜景胜迹醉游人》和《高端高见话一湾》等专题，其中《潮落潮起两千年》专题回溯历史――广西通过北部湾发展海洋经济对外合作的历史，有这样的叙述和描写：
据史料记载，古时的合浦，是先有珠，后有城，再有港。早在先秦时期，合浦的骆越人与东南亚族群就有着渊源关系和通航往来。两汉时其地位比广东徐闻重要，发展比徐闻繁荣。
自古以来，合浦港与内地（尤其是中原地区）的联系主要靠水路，自南流江出海口的合浦港溯南流江过北流江、浔江、漓江、湘江而达长江水系，再辗转到达中原地区。正是通过南海至中原的这条水道，中原、荆楚、湘桂的物资、人员大量进入合浦地区，同时合浦的农渔产品也循此水路直销中原。
海路开通之后，古合浦郡与中原和海外的商贸文化交流是非常频繁的。一些民间商人从物产丰富的中原把货物运到合浦、交趾一带交换玳瑁、琥珀、珍珠、琉璃等。外国商人有的仰慕中国的物质和文化，有的为博取汉皇帝的厚赐纷纷组团前来，或直接在合浦和中国商人交换，或从合浦直达长安和中原地区。
如果说，历史是一条剪不断的血脉，那么，历史也是一条剪不断的人脉和财脉。海上丝绸之路带给广西北部湾的，实在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遗产。
――把介绍合浦的地方建设当作一个古老、美丽的故事来陈述，使经济活动具体化了，这样的表述既准确、简练又增加了形象性和生动性，把可能刻板、生硬的介绍变得生动起来了，把重大题材微观化了。整组报道将思想性、政策性内容寓于可读性之中，正如《当代生活报》的总编辑张社人评价此组报道所说，平民读者普遍希望新闻要做得可读、活泼、平易近人。这虽然是老生常谈，却非常重要。
凝练专业化的评论语言
通俗化语言的广泛运用。随着我国金融业的不断开放和金融国际化的日益加深，人们的理财观念日益增强，理财成为广大百姓重要的人生规划。提高国民的理财能力，有利于保障个人和家庭健康的生活体系，有益于市场经济的效率，促进一般经济福利。但是，国民的理财知识普遍缺乏。因而媒体本着为大众服务的原则，广泛地宣传理财知识，在广西诸多的报纸媒体中重视理财知识的教育和传播，也开始重视对经济评论栏目的重视和建设。在广西的报纸经济新闻中，一些理财的、服务性的新闻评论也坚持使用大众化的语言。如《南宁晚报》的经济短评论《津津乐道》、《当代生活报》的《财智周刊》等。如《被放大的风险》（2007年10月23日《南国早报》33版的本期主持的小评论），用比较通俗化的语言对购买基金要有风险意识进行了述说，其中的核心段落说：“有投资者说，借钱投资、借钱生财属于‘杠杆经济’，弄得好可以空手套白狼。除了借钱炒股，目前抵押房产融资炒股的投资者也有不少……据专家计算，在信用卡的透息还款期内，基金必须要有3％以上的收益，投资者才有可能不亏钱……如果大盘震荡剧烈，投资者无法很好把握，投资者就将面临‘鸡飞蛋打’的风险”，文章开头用了三个段落对基金购买的风险的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陈述，用故事和情感与读者进行信息和观念的沟通，这样的表述比较平易近人――经济评论只有增加可读性，才能使受众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收到好的传播效果。但如果评论过于空泛，没有依托新闻报道做有针对性的、画龙点睛的评论，就会存在对原创报道内容简介的重复，文字表述过于冗长，不够简洁，对关键的基金风险的核心问题稍微切入，而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像《南国早报》这样的评论在许多类似的报道中出现，其中的评论文章浅尝辄止，并且经济评论的比例过小，没有形成持续性有价值的观点，削弱了评论导读和统领报道的作用。
专业化语言的凝练。对于广西报纸的微观经济报道来说，走“平民化”道路是许多报纸坚持的原则，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但是，经过调查和分析，经济评论存在许多问题，用《南国早报》经济部主任刘日刚的话来说就是“目前经济评论是广西报纸的弱项，必须引起重视和努力加强”，一些都市报在专业人才引进上引进“评论高手”，同时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如《南宁晚报》的《金融周刊》的《津津乐道》、记者手记等小评论栏目把握经济热点问题进行评论，有些报道是值得称道的，如《炒股要把握好火候》（2007年11月28日27版）全文共四小段，其中的两段是：
昨日大盘再次创了近期的新低，震荡空间直向4800点，很多投资者开始怨声载道，并带着一些恐惧。说起来那些散户是值得同情的，在大牛市里，将反弹作为普遍期待，盼星星盼月亮，盼望着反弹，就像久旱之后，人们盼望下雨一样。
可是在连续下跌之后，还是没能反弹，我想，可能所有的投资者都在思考，这会儿是应该坚守还是退出呢？但是我也知道，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
这样的经济评论语言文字的表达主要表现为通俗生动、句式的变化多样，论理的情景交融，例证的平民视角。但对一些经济现象的评论过于肤浅，而且显得空洞，没有形成有价值的观点，可开拓的空间还很大。
经济评论要适当地使用专业用语，凸显专业水准，才能彰显媒体的专业性和权威性。经济评论要体现作者对市场经济全面而准确的把握，而且要有对财经资讯精到而独特的分析，才能对读者起到启发和教育的作用。如胡舒立的经济评论《股市炽热时想些什么？》（《财经》杂志2007年4月总183期）有这样的两段论述：
可能没有人否认股市的高风险，随之而来的是竞相拥入市场，既有投机性心理博弈，亦有无处投资的苦恼――后者正是对负利率的“用脚投票”。由此我们以为，央行适时稳步加息，可收一举多得之利。
当前中国的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率同步上涨，且有加速的迹象。今年来通货膨胀浅次上行走之走势，目前年定期存款税后利率2．25％的水平，几乎必然在年终成为实际负利率。特别是在当前通货膨胀构成中，食品价格升幅最高，正对低收入者形成直接影响。
相比之下，这篇新闻短评善于抓住热点问题，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关注经济现象，使用规范的科学术语，体现了严谨的科学性。可见，广西的报纸经济评论还存在诸多不足，首要的任务是使论理有一定的深度，针对经济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在论理的过程中恰当地运用理论来剖析新闻事实，将新闻性和理论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本文为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6年度科研课题“创新报纸经济报道服务广西建设的研究”项目，作者为课题主持人）
参考文献：
1．刘笑盈：《经济学与经济学原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张社人：《新闻战线》，2007（10）。
3．贺宛南等：《财经专业报道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王华庆：《经济新闻采访与写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
5．胡润峰等：《财经新闻报道与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道德问题无疑是一个社会必须讨论的问题。可商业伦理隐含的一个悖论是由于追求利益最大的经济行为而导致道德的败坏。因为这个论点，一般的道德伦理遇到经济问题就不能使用，所以要建立一套所谓商业伦理的道德规范。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题的，是体现人类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即“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人”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只关心他的产品能否获得最大的价值。人们往往把他所说的利己的本性视为经济与道德的矛盾，就此断定人一进入经济的领域，所遵循的道德规范将会不适用。学经济的人都知道，斯密的理论只是他经济学理论构建的假设前提而已，并不是说一旦有了经济行为人就不道德了，况且道德又怎能等同于本性，道德的作用应该是指引人辨别是非，追求高尚，包括经济行为在内。德国经济学家彼得・科思洛夫斯基指出：“其实上经济不是‘脱离道德的’，经济不仅仅受经济规律的控制，而且也是由人来决定的，在人的意愿和选择里总是有一个由期望、标准、观点和道德想象所组成的合唱在起作用”。
除了对斯密理论的错误理解之外，在现代社会之所以会出现道德被经济隔离在外的现象，之所以商业伦理盛行，我认为与当今社会道德基础的混乱和缺失也不无关系。道德混乱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道德立场呈多元性及激烈的分歧，对道德基础的建立显得异常困难和极具争议。科学的盛兴推动了全人类的发展，但其描述和解释世界的目标意味着它里面没有和道德的要求相应的东西，对科学教育的重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道德伦理的培养。我认为,国内的教育普遍缺乏对道德伦理的思考。大部分有关伦理的论述都是家长主意式的单向教导，缺乏道德基础的架构并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领域又怎么被一条条的规则所涵盖。在这种前提下，商业伦理就好像是速效药，抑制一下已难以控制的商业道德问题。但如果要治本，还是要从根本的伦理思考入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蔚然成势，要建立真正的道德思想可能需要融会古今中外，而在整个世界都表现出思想贫乏、道德混乱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发挥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特点。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文化，那这个民族是很难中兴的。本文站在学习的立场借用儒家思想做代表浅显的来探寻一下古代的道德思想在现代商业经济环境下的指引。
儒家的学说对道德的建立有详尽的研究，简单来说，其中心思想在于“孝”与“仁”。《论语》有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第也者，其为人（通仁）之本与。“孝”是为人的根本，推广开来，是德治的根本，而“仁”则是做人做学问的最高境界，也可以说是最高尚的品德。孝道不仅指家庭之间，而是扩大到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此之为五伦，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孝也不只是自下对上单方面的。儒家强调孝道是相对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以前封建统治者往往抽取其需要的部分思想来巩固自己的政权，扩大了“尊君”的单方向孝道，其实儒家思想是提倡统治者或处于上级位置的人首先要示以孝道来治理天下及体恤下级。所谓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儒家经典中也不乏对某些统治者有失孝道的做法加以批判同时也有对下级一味愚忠愚孝表示不赞成的例子。
关键词：经济学；案例；案例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64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5-0093-02
一、问题的提出
从学科体系看，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类、管理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是后续的专业课，如金融学、管理学、会计学等的基础。但西方经济学却是让老师头疼、学生畏惧的课程。这固然有课程本身的原因，但更有教学方面的原因。因为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很难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教学质量。经济学自然就成了令人头痛的课程。多年的教学实践表明，案例教学可扭转这一窘况。因为，案例教学可以很好地将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让学生从实践视角学习理论，然后利用理论来指导实践，激发学生对经济学的兴趣。同时，案例来源于鲜活的生产、生活和科学实验活动，可以弥补教材冷酷、森严和乏味的缺陷，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经济学案例的选编
要进行案例教学，首先就必须做好案例的选编工作。案例选编应该：
1.经济学案例要本土化。西方经济学理论主要来自西方，因此，其案例也大多来自西方。这些案例虽然经典，但毕竟源于西方的经济生活，不一定符合我国国情，不太容易被我国学生理解。例如，关于弹性，西方经济学教材经常使用的弹性表就和我们中国人的不太一样，比方说，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微观）中的弹性表中（见表1），“书籍、杂志与报纸”、“银行与保险服务”是和“食物”一样的缺乏弹性的必需品，似乎和中国的国情不是很相符。
因此我们选编经济学案例时，要注意中国的风俗习惯、传统和国情。但是，坚持本土化，并不排斥对经典案例的引用。实际上，那些经典案例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很多时候还具有象征意义，如阐释科斯定理的火车和沿途农田的故事，论述外部性的蜜蜂和果园的例子。
2.经济学案例要贴近生活。许多教材在讲替代关系时常以茶叶和咖啡为例，这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没错，但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生活习性差异较大，有些地方，如广东，喝茶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咖啡根本无法代替，尤其是那些喜喝功夫茶的人更是如此。类似的例子还有大炮和黄油。该案例虽能反映稀缺资源配置的原理，但黄油离中国学生似乎有点远，而且对于普通消费者，二者既非替代也不互补。这就说明，经济学案例的选择，应该尽量从生活实际出发。
3.案例要与理论紧密结合。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通过教学活动使学生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并能运用这些基本理论和原理分析、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说到底，案例教学是理论教学基础上的一种辅助教学方法，是为理论教学服务的。因此，选编的案例必须反映经济学原理的典型特征和一般规律，要能揭示案例的内在联系和经济学原理的有关特征。
4.经济学案例来源要多样化。经济学案例来源首先应该是丰富多彩的经济现实生活，尤其是热点经问题。因为这类案例能引导学生走出象牙塔，关注现实生活，极大地培养学生对经济学的兴趣，大家都知道，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当我们用鲜活的经济生活成功地吸引了学生，使他们关注经济生活，甚至让他们养成了定时收看新闻联播、经济半小时、经济观察，并且关心国家的经济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经济学教学任务已经完成了一半了！
三、经济学案例教学的课堂组织
1.正确处理师生关系。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教学中教师居于主导地位，学生才是教学的主体。案例教学就是要在老师的主导下，利用鲜活的案例，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案例教学中，教师或在课堂当堂呈现案例，或布置学生课前阅读相关材料。然后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得出自己的观点。讨论案例是案例教学的中心环节，教师要创造机会让学生走向前台，展示自己的观点。教师则由前台转向幕后，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当组织和引导学生运用已有知识和经验进行讨论、交流，发现问题和分歧，尽量让学生自己解决，如果学生自己不能解决，则应选择适当时机给予解答。教师在学生讨论过程中，除了应该把握讨论节奏，控制教学进度外，还应当关注每个学生的表现，不断启发、诱导学生开动脑筋，尤其应鼓励学生勇于独立思考，形成独特见解。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的能力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得以锻炼和提高。
一、传统宏观经济学教学范式及其缺陷
传统宏观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与政策实践的核心表现为IS-LM模型及其基础上的总供求模型。例如,多恩布什和费希尔称IS-LM模型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帕廷金认为它是凯恩斯的“主要信息”,托宾和索洛称为经济学专业的“受过训练的直觉”。因此,IS-LM模型曾经长期居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支配地位,并成为经济学家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普遍框架。传统IS-LM模型的基本内容在于两个关键要素和一张图。两个关键要素是:产出(收入)是由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利率是影响产品需求(C+I)及货币需求的内生变量[1]。经过希克斯表述的《通论》所发展起来的传统IS-LM模型的一个简单形式如下:L=L(r,y),i=i(r),i(r)=s(y)
其中L为货币需求,均衡时L=M,M为货币供给。i为投资,s为总储蓄,y为收入,r为名义利率。由于固定价格假设,变量的名义值与实际值是一致的。因此,一方面IS-LM模型可以视作收入决定模型(包含了供给面),另一方面,IS-LM模型也为分析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决定AD中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简单框架,模型集中关注的是利率在联系两个市场中的作用。IS-LM模型的一张图如图1:其中IS代表IS曲线,LM代表LM曲线。通过两条曲线的交点就可以决定经济的均衡状态E,所对应的就是均衡收入y*与均衡利率r*,它是经济在实现产品市场供求一致与货币市场供求一致下得到的均衡利率。IS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财政政策,LM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货币政策,因此,总需求管理就可以通过IS-LM图形中曲线的移动来分析经济状态的变化和预测内生变量的变动方向。传统IS-LM模型具有如下作用[2]:
(1)教学作用。它是分析经济的实际与货币部门相互作用的最简单模型,并且可以使用上述的一张图使经济分析与政策分析的含义直观化,宏观经济学家与广大公众(记者、官员等)更易交流。可见,IS-LM模型具有比较高的收益/成本比。
(2)对经济理论的诠释作用。IS-LM模型在同其他理论比较中能够澄清某一宏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因而成为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等各流派辩论的共同基础。
(3)描述性作用。IS-LM模型可以代表、解释或预测某种经济的绩效,进而发展出了政府和企业进行政策评价与经济预测所使用的非加总宏观经济学计量模型,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4)规约性作用。利用IS-LM模型来选择一定时期绩效最佳的政策方案。正是在这些影响下,IS-LM模型成为绝大多数入门和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的核心。国内出版的教材也沿袭了这一思路。老师们在课堂上讲授IS曲线、LM曲线的含义及代数形式,并使用IS-LM图形分析经济政策的效果。
然而,这种传统教学范式已经受到经济学界的猛烈抨击。激烈的争论和研究表明,传统IS-LM模型存在着根本的致命的缺陷:
第一,模型的短期静态性质。它使用充分信息下静态的同时均衡框架来处理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调整问题[3],这使得再次反馈过程与初次发生过程变得同等重要。这会造成对实际的动态时序经济行为的错误认识[4-5]。事实上,经历了历史时间、遭受了一系列冲击和结构变迁之后的经济体系,其反馈过程只能部分为经济个体所认知。IS-LM模型没有引入时间和经济变量的滞后效应,因此有必要以动态时序分析取代IS-LM模型。
第二,模型的确定性。传统IS-LM没有考虑宏观经济世界中不确定性(尤其投资方面)和预期的重要影响,因此就不能体现宏观经济的结构不稳定性。许多原凯恩斯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都认为这是凯恩斯贡献的真正本质,而不确定性和预期同均衡概念完全不兼容且相冲突。
第三,模型的逻辑不一致性。一个表现是IS曲线作为流量均衡同LM作为存量均衡的不一致[6],另一个表现是传统IS-LM模型缺乏微观基础。它是总量的特设关系,而不是从明确的理性主体的最优化行为推导而来。而按照卢卡斯批评,IS和LM曲线代表的函数在经济政策规则变化时并非保持不变。因此模型的政策评断往往不可靠。
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传统IS-LM模型逐渐衰落,大多数宏观经济理论和经验研究已经不再使用IS-LM模型。IS-LM模型有时出现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但只是作为建构总供求模型中总需求曲线的一个阶梯。IS-LM模型“死了”还是继续“活着”?笔者对国外流行的中初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作了一个初步调查(见表1):可见,尽管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糅合在一起的萨缪尔森式的新古典综合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居于支配地位,但IS-LM教学范式已经不再流行。因此,国内的宏观经济学教学者应该注意到这种转变。这是对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的一种体现。由于国内教材普遍更新较慢,老师就有义务不再传授陈旧的IS-LM模型。更进一步来说,在权威期刊上的理论研究与研究生宏观课程教学都很少同IS-LM模型相关了。据笔者所了解,察觉到这种转变的教师还比较缺乏。许多教师仍然在用IS-LM图形来讨论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政策含义。这种教学现状的原因可能在于IS-LM模型的相对简洁性及教学惯性。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新范式:动态一般均衡或新IS-LM模型
既然这样,课堂教学是否应该完全抛弃IS-LM模型呢?如果抛弃传统的IS-LM模型,宏观经济学教学还剩下什么?笔者的教材调查表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总供求模型和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宏观经济学教学的中心环节。问题在于这种教学方式,一方面同微观经济学严重脱节,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是两张皮,缺乏比较严密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初中级的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同高级宏观经济理论及专业性的宏观经济研究也是脱节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前沿研究给出了两个紧密联系的新动向: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主张宏观经济学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微观基础;主流的意见则主张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理性最大化的微观基础。这种动向在近年来达到高峰。目前已经形成一个动态一般均衡的宏观经济研究框架,具体表现为从拉姆齐模型到新新古典综合的发展。事实上,新新古典综合以另一种面目使得传统IS-LM模型借其扩展形式得到复活。因此,IS-LM模型还没有死。
大体上,动态一般均衡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关于私人所有权经济所有时刻的整体动态系统的简称。它是一般均衡、理性预期与代表性主体的结合。动态一般均衡以市场作为协调机制、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偏好、预算/资源约束、禀赋、可得技术与信息、制度)最大化理性代表性主体的当前和未来期望福利的现值总和(因而是一种涉及现在和未来变量的跨期决策行为),结合所有市场上的市场出清(一般均衡)条件,经济行为可以被简化为几个定义了经济运动定律(lawsofmotion)的微分或差分方程。这样就可以从微观层面的个体动态最优化来解释总量现象,如经济增长、经济周期、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影响。
DGE的基本原理在于持有下述信念:宏观经济建模应从微观经济主体作出的选择出发来加总成经济整体,所以必须重视个体对其经济环境实际或预期变化的反应行为。DGE体系中,经济主体在约束条件下连续不断地最优化以致经济总是处于某种短期均衡形式之中,只要给定可获取的信息,人们应能作出对自己有利的最优决策,并且不会犯持续的错误。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行为是理性的。如果出现错误,被归因于信息差距,如对经济未预料到的冲击。经济的最终运行趋势是一种长期均衡。它是当所有的过去冲击通过经济体系已经完全发生作用下的最优经济运行路径。它可以是各变量均为常数的稳态,也可以是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具有相同增长率的平衡增长路径。
然而,动态一般均衡框架涉及微观方程或差分方程、动力系统与最大值原理及动态规划等复杂的数学工具,因此并不适合宏观经济学的初中级学者。笔者所主张的是,在传统IS-LM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对其加以扩展,这就是由新新古典综合发展起来的新IS-LM模型或最优化IS-LM模型。新IS-LM模型的一个代表来自McCallum(1989:102-107)[7],为McCallumandNelson(1999)重述[8],形式如下:lnyt=a0+a1(lnPt-Et-1lnPt)+a2lnyt-1+ut
(菲利普斯曲线)lnyt=b0+b1[Rt-Et(lnPt+1-lnPt)]+vt
(lS曲线)lnMt-lnPt=c0+c1lnyt+c2Rt+ηt
(LM曲线)其中y为实际产出,P为一般价格水平,R为名义利率,M为名义货币供给。a0,a1,a2,b0,b1,c0,c1,c2为参数,ut,vt,ηt分别代表总供给冲击、总需求冲击和通货膨胀冲击的零均值随机变量。
显然,新菲利普斯曲线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供给行为的说明,新IS曲线和新LM曲线则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需求行为的说明。新的总供求模型同理性经济人的跨期最优化行为协调一致。这一点同来自传统IS-LM模型的总供求方法明显区分开来。新IS-LM模型具有了早期凯恩斯主义所缺乏的微观基础因素:价格调整成本,价格调整的不同步性,前向预期价格设定,垄断竞争。价格水平已经内生化了,它是受外生冲击和货币政策规则影响的内生变量,结合货币供给规则,即使个别价格有短期粘性,价格水平在短期和长期都会对货币存量的外生持久变化作出反应。
新IS-LM模型的参数来自效用函数、生产函数及价格调整过程的结构性参数,已经充分考虑了政策变动对理性主体的预期的影响,因此模型大体上可以经受住卢卡斯批评。这就使得使用它讨论宏观经济活动的决定和货币政策设计的研究文献日益增加。
把新IS方程结合泰勒规则,可以得到一条宏观经济政策(MP)曲线或总需求(AD)曲线[9-10]。它表明产出缺口与超过目标的通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当通胀率上升超过目标通胀率时,中央银行会提高名义利率。提高幅度大于通胀率上升幅度,以使当通胀率上升时,实际利率也上升,这就会减少投资和净出口,降低实际产出。MP曲线的移动来自通胀率以外其他因素的冲击,如政府采购、货币政策、国外出口需求、税收、消费者信心的变化。
模型中的新菲利普斯(NPC)曲线则代表经济的总供给行为,或称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对于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通胀率是前定的,因为它取决于滞后的GDP缺口而非当前的GDP缺口。因此它是一条用来表示在任意时点上经济中通胀情况的水平直线。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时,IA上移,反之则相反。因通胀预期和原材料价格变化而移动,因此可以反映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的现实经济状况。
我们把向下倾斜的MP曲线和水平的IA曲线结合起来,就得到了一个解释经济波动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新模型,如图2所示。这个模型可以较为精确地描述货币政策的实施原理。例如,初始经济处于长期均衡E0,如果没有外部冲击,这个经济就是通胀比较稳定的经济。当一个外生的需求冲击使得MP0右移到MP1,则实际产出会超过潜在产出,从而通胀率会上升,因此IA上移,中央银行就会提高名义利率以使实际利率上升来应对通胀率的上升,直到经济达到新的长期均衡E1。这时产出回到了潜在产出水平,但稳定通胀率更高了。如果中央银行认为新的稳定通胀率过高,则它可以通过泰勒规则来使MP左移以实现目标通胀率。
上述见解常常被称为宏观经济学新共识(NCM)。它是对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与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综合。这种综合表明,在短期,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产生的名义刚性和真实刚性有效地增加了产出水平波动对总需求冲击的持续性。总需求对产出和就业能够产生实际影响。在长期,总需求没有实际影响。均衡的自然失业率由劳动市场的结构性特征、工资谈判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决定。
新共识认为,货币政策使用利率工具能够在短期稳定产出与就业,但长期只能影响通货膨胀。货币是中性甚至超中性的。
因此,新共识提升了货币政策作用而降低了财政政策作用。在货币政策工具中突显了通货膨胀的决定作用。通货膨胀可以影响短期产出并决定名义利率,但不能影响潜在产出水平。由于货币存量内生决定,因此新的货币政策无法控制货币供给,但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利率来有效地实现低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均衡。当然,货币当局对实体经济活动的长期影响是有限的。它只能影响长期通货膨胀率,但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把通货膨胀作为新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成了自然的选择。这种政策称为“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Targeting)”。它要求由独立的中央银行来执行(从而保证政策的可信性),预先公布一个能实现经济长期均衡的通胀目标值,然后通过泰勒规则来调整实际通货膨胀与目标之间的偏差。这种政策目前已经在各国得到相当程度的实践。
视频案例在教学中的作用已经被很多学者证明及认可。相比文本案例，其突出特点在于能够动态、多维、直接、快速的传递信息，使学生产生更强烈的知识刺激，从而达到更持久的掌握知识的目的。从目前与视频案例相关的文献来看，对于其在教学中的应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医学、政治学、心理学、法学和化学以及数学等相关课程当中;而对于在经济管理类课程中如何运用视频案例的相关研究则相对缺乏。事实上，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适当运用视频案例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由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相关特点决定的。
一、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特点
西方经济学课程属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其课程教学特点如下。
1.理论性强。在西方经济学中会涉及到很多较为抽象的、理论性强的经济学原理。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开篇便提到经济学有十大基本原理。而在后续的微观经济学中会涉及到供求定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等;在宏观经济学中教学重点有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及其相关模型，等等。这些抽象性的理论知识如果纯粹使用文本案例口头讲授，可能会显得比较枯燥乏味，便难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2.与实际经济生活联系密切。西方经济学作为一「〕社会科学，其很多原理就来自于对日常生活经验和经济现象的总结和升华。比如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就是从消费者的心理出发，总结归纳得出:随着消费者消费某一商品的数量的增加，其从每一单位该商品上所获得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再比如宏观经济学重点阐述了通货膨胀、失业及经济衰退这三大经济问题及其解决对策，而这些宏观经济政策在现实经济调控中正在被广泛应用。这说明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培养学生运用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3.国内外教材风格迥异。目前，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通常将国外教材和国内教材结合使用。国外教材的特点是行文通俗易懂，案例丰富多彩，易于为学生接受。但国外教材所引用的生活案例或经济现象通常是国外的事例，与中国的国情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别。国内本土化的教材则通常注重逻辑的严密性和行文的规范，但往往不阐述经济理论与日常生活及经济现象的联系，因而显得与现实生活有些脱节。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若能吸收国内外教材的优点，实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融合，则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由于视频案例图文并茂、形象生动、让学生如身临其境，因而若能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合理运用视频案例，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经济理论更加通俗易懂、更贴合中国国情。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视频案例的应用类型
从上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特点来看，视频案例的选择应尽量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其一是日常的生活事件或者身边的经济现象;其二是契合中国国情的经济问题;其三是能形象生动地帮助学生掌握较为枯燥的经济学原理。唯有如此，才能发挥视频案例的优势作用，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从而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教学实践中，合理应用以下三类视频案例可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1.影视作品类视频案例。影视作品类视频案例可以是电影、电视剧、相声、小品、动画片、歌曲等。这类经典视频本身就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因而若能透过这些作品反映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则更易为学生所接受。比如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事实上可以用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的小品《吃面》这一视频案例来展现。在小品中，陈佩斯吃面条时的语言、表情和动作生动地表现出了每一碗面条的边际效用是如何递减的。
2.时事新闻类视频案例。时事新闻类视频案例具有时效性强、简洁明了、事件真实的特点，是对日常生活或者经济问题的真实报道，因而贴合中国国情。若能结合这类视频讲解西方经济学理论，则会让学生觉得很亲切，并能体会到经济理论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是如此密切。首先，时事新闻类视频案例在微观经济学中有很大的用武之地。在微观经济学中决定均衡价格的供求定理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理论。如果上课只是口头向学生讲解该定理，则学生感受到的是一堆枯燥的文字和供求曲线。如果能在讲解中巧妙地运用跟供求有关的新闻视频案例。其次，时事新闻类视频案例与宏观经济学的联系更为密切。宏观经济学在重点阐述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同时，也分析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问题的影响。而时事新闻中对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报道不胜枚举，教师可以从中选择比较典型地反映政府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手段的视频案例，让学生参与讨论并利用宏观经济学原理进行分析。
3.知识科普类视频。影视作品类和时事新闻类视频案例相对比较丰富，能综合反映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及其与实际生活的联系。与之相比，知识科普类视频案例在教师讲解经济学单个定义或者概念时，能够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比如，电视台为了向大众普及经济常识，会有一些解释经济学概念的科普类小节目。这些视频案例会通过实际生活事例或者动画生动地诊释一些较为晦涩的经济学概念。教师可以在讲述经济学定义或概念时适当借助该类视频案例。
三、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应用视频案例的注意事项
若教师期望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收放自如地运用上述视频案例，则可能有以下几点事项需要予以特别关注。
1.遴选视频案例时的注意事项。在选择视频案例时不仅要关注其类型以及是否适用，同时还需考虑以下三个问题。首先是视频案例的时长。通常认为视频案例应以简洁明了、不影响整个授课进度为最佳。教师应根据该项教学内容在本节课中的授课地位适当地匹配视频案例的时间。若该项内容为本次课重点，则视频案例及其相关讨论分析时间可稍长一些。否则的话，尽可能地将视频时长控制在几分钟以内。从上述视频案例的类型来看，知识科普类视频案例主要针对某一个概念，因而时长可控制在5分钟左右。时事新闻类视频主要展现日常生活或者经济现象，本身也比较简明扼要，可以考虑将时长控制在10分钟左右。而影视作品类视频案例主要用于说明西方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时长可适当放宽至15一20分钟左右。其次应考虑的问题是视频案例的时效性。对于经典影视作品及知识科普类视频案例而言，时效性可适当放宽;但对于时事新闻类视频案例，教师在选择时应尽量考虑时效性强且是近期发生的案例，并注意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随时更新，这样才不会与现实生活脱节。再次，应注意视频案例的知识产权或版权问题，在尊重视频制作者知识产权的前提下适当地选择视频案例。2.视频案例的切入时机。适当的切入时机对视频案例而言也很重要。视频案例通常有两个切入点。其一是先入法，在讲解西方经济学概念或者原理之前引入视频案例。学生通过欣赏、讨论、分析视频案例，自己对概念或者原理有一个抽象的理解。然后教师再推出重点的概念或者原理。其二是后入法。教师先给出定义或者原理，然后切入视频案例。学生根据案例去理解概念或者原理，并分析其应用条件、过程和结论，从而加深理解和记忆。在之后的学习中，一想起该视频就会联想到相关的概念或原理。这两种方法各有千秋，教师可根据西方经济学原理或者概念的难易程度、实际应用效果等考虑使用何种切入方式。
3.视频案例应用过程中的教学活动组织。在使用视频案例时，教师应注意围绕该视频案例组织教学活动。这些教学活动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步骤:首先，在视频案例切入前做好铺垫工作，可以是前期概念或者原理的讲解，也可以是提出几个关键问题让学生边观看视频，边留心思考。其次，在案例视频播放结束后，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和陈述观点，或者教师直接提问。第三，教师进行总结。对学生的讨论进行点评，得出结论。根据该概念或原理在本次课中的地位，讨论和总结过程可适当简化或者延长。最后，当然还可以结合该视频案例给学生设计作业题，让其在课后完成，从而起到复习概念或原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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