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的意义范例(12篇)
时间：2024-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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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概述
政治文化是现代社会一切政治活动的观念形态。作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政文化是执政党廉政建设实践的观念体系，具有政治文化的导向功能、教育功能和规范功能等基本功能[1]。从这一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就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在其客观现实廉政建设实践活动中的观念总和。从历史角度来说，廉政就是执政者为促进集团的生存和发展，公正无私地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利，具有社会形态的特质。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下，“廉政”的目的就是掌握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为了实现在其剥削与压迫劳动阶级权利的长治久安和对劳动阶级根本利益的掠夺与占有。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下，“廉政”的目的就是无产阶级为了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在人民民主专政框架下，“为人民服务”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勤政和廉政的基本准则，还是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灵魂。
所谓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指的是在社会主义形态下，无产阶级政党一切阶级规定性、实践的观念形态、及其廉政理论和理念等
[2]。进一步讲，作为共产党执政行为在文化和观念上的客观反映，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不仅是其价值理念、社会风尚和行为规范的结合体，还是人们对“廉政”的总体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
二、政治文化结构下的廉政文化
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对比较政治系统的研究中明确使用了“政治文化”一词。受民主文化浪潮的影响，研究者多重视现代公民对政治的影响，研究对象也主要集中在公民文化上，但是，其对公职人员和群众等重要政治行为者并没有过多的重视，而且多是从公共伦理和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对官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心理进行具体分析的，十分缺乏对健康的、积极的官员文化的研究。从这一方面来说，“廉政文化”的完善与发展离不开公民文化、政党文化和公正廉明的“官文化”作用的发挥。再加上，法制文化又是这三种文化实现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现代政治文化的基本架构包括公民文化、法治文化、政党文化和廉政文化。从这一基本架构来看，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建设发展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及其执政党的党性要求，依据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实际，具体分析廉政文化与法制文化、政党文化和公民文化的关系。
三、政治文化结构下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机制
（一）、以公民文化为基础的廉政文化建设
从政治学角度讲，政治文化是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政治现实和历史的反映，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从社会普通成员对政治的认知程度看，政治文化主要包括臣民型、地域型和参与型等三种政治文化类型[3]。从一定程度上讲，我国在长期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中最主要的政治文化就是臣民型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带有明显奴性特征的政治文化，臣民型政治文化主要包括行为唯唯诺诺、思想顺从、心理依附和意识被动等基本特征，主要由权利主体观念的泯灭、君权至上的价值准则、清官圣人的政治期盼和宗法纲常的人治传统构成其价值结构。作为现代政治文化基本构成的公民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是对臣民文化和地域型政治文化的超越与发展，是对资本主义公民文化的扬弃。
从我国发展历史来看，在臣民文化之下，廉政思想具有很强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再加上，由于缺乏科学完善的社会监督和约束机制，就不能对官员进行有效地监督，就不能够有效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对资本主义公民文化的分析可知，资本主义廉政文化缺乏其公民文化的支撑。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时刻警惕将“廉政文化”置换为“清官文化”的错误思想，要明确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其公民文化并不能够带来政治上的“清廉公正”。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我们要建设以公民文化为基础的廉政文化，就必须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创造有利于廉政文化成长和发展的环境，为监督官员和打击腐败提供现代公民意识。
（二）、以政党文化为依托的廉政文化建设
作为现代政治的产物，政党不仅是文化发展的产物，是其整个阶级根本利益的代表。在社会主义社会，作为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无产阶级执政党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从这一政党文化角度来说，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就是要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就是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要维护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和权为民所用；就是要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保持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和共命运。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与社会发展相比，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文化观念相对来说是比较滞后的。所以，我国要实现进步和发展，就必须抛弃野蛮落后的腐败文化，消除有助于腐败文化产生的根源，积极发扬无产阶级政党文化中的开放意识、忧患意识和民主意识。此外，廉政文化建设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政治生态环境和一定的制度规范，并不能够孤立的存在，。因此，在社会主义政治生态环境中，廉政文化建设要树立诸如拒腐之风和清廉之气的积极价值观念，要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文化对廉政文化建设的作用。
（三）、以法制文化为保障的廉政文化建设
法治文化是全体社会成员对法律尊崇和遵守行为的直接体现。在这里所讲的法制文化对廉政文化的保障作用，就是通过法制文化的影响，保证惩治和预防腐败制度得到贯彻落实，为廉政文化的建设提供良好的条件。因此，在政治文化结构下，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法制文化为保障。
论文摘要：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政治系统中的主观因素，具有较强的延续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其中精华的部分必然需要我们去继承，但当中封闭、人治等消极因素则严重阻碍了社会和政治的现代化进程。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传统的政治文化需要进行一次兼有继承性与创造性的转化。
政治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政治文化作了定义。根据阿尔蒙德的观点，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在阿尔蒙德定义的基础上，派伊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中存在的政治主观因素，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传统、政治意识、民族精神和气质、政治心理、个人价值观、公众舆论等等，其作用在于赋予政治系统以价值取向，规范个人政治行为，使政治系统保持一致。维巴在分析政治文化的构成和作用时进一步指出，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由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信念、符号和价值所构成，它决定了人们行为的条件，为人们提供了参与政治的主观意向。
根据他们的解释，我们可以为政治文化作出如下定义：政治文化是一国国民长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对于生活中的政治体系和所承担的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它与政府、政府组织等制度性结构相对应，成为政治体系的主观因素。
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产生于中国特定的土壤里，并深深渗透于人们的政治生活中。不仅如此，一国政治文化与其政治和社会的现代化密切相关。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与成因
属于意识层面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来源于物质性基础，更是基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生根于中国特定社会历史土壤里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作为其培育的产物，具有鲜明的特点。
l、政治观念里，家国同构、家长权威，这既是国家观念，是伦理原则，也是价值选择。虽说有“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但家与国在实质上却是同一的，两者联成了一个家国共同体，同时，君主的统治形式也是家天下的。无论是家还是国，“家长”总有着独一无二的权威，尊卑有别，长幼有序，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原则。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之间，个人的命运是与国家、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显得至高无上，个人只有在国家中才能显出价值。国家和君主地位的突出体现出家国之中的国家意识、家族认同与忠诚精神，也体现出权力崇拜和人身依附。在家国同国构的体系中，个人、家庭、国家都被定位，都在依据一定的政治原则做出相应的政治行为。
2、统治方式上极为重视伦常秩序。在传统政治文化体系里，道德伦理、伦常秩序是人的政治行为的最高准则，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关系成为政治统治的必要秩序，这导致了民众对君主的顺从依附，不仅如此，儒家学说还为其提供了政治思想上的支持。祖宗遗下的规矩和圣贤的训诫不可违背，这导致其生长根基日渐巩固，迎合了主流文化。与此同时，统治者力求做“圣贤之君”，寻求“德治”，因此，人要维护纲常，讲求“慎独”，“自律”，必须把自我的言行纳入统治者的轨道，然而，这种“自律”文化却远离法的权威，反而强化了权力意识。
3、政治思想上体现的君主民本和实质价值取向上的权力本位。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将政治体看成是由君主与臣民组成的统一整体，中国传统社会是尊君的，虽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古训，但重民最终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统治者认识到，人心向背是其政权稳定的基础，所以君主民本成为处理君民关系的政治实践方式。臣民在长期的“教化”下，认识到君主有着无尚的权威，是“天子”，于是臣民文化得到张扬。对皇权的崇拜，对明君、圣主、清官的期盼，都基于对权威的认同，在漫长传统社会的浸润中，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架构形成了对政治权力无上尊崇和顺从的国民性特点。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生根于中国特定历史土壤中，带有鲜明的特点。所以说这些特点必然有特定的原因：
1、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是其经济基础。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是封闭保守、自给自足的，它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家庭或家族的存在是其生存的必要条件，家长或族长是宗族的最高权威。对于农民来说，因为其自身力量的弱小，一方面生存状况的好坏取决于“天道”何如，一方面又遭受着地主阶级的“奴役”，必然会形成一种对皇权的敬仰崇拜和谨慎保守的臣民心态。
2、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其政治制度基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造成了君主不受法律约束和任何人牵制的实际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力在社会中具有巨大的权威，人民景仰、服从并慑于这种权利。中央集权更进一步强化了君主权力，使君主的权力更加不可撼动。“由于封建国家的政治权力可以任意敢于和改变土地占有形式和控制着广大生产者人身，(国家的——笔者注)主权与(土地的——笔者注)所有权是难以分开的。我们看到，在土地和生产者两项中，封建国家尤其注重对生产者的支配。”因此君主的专制皇权权威性地控制了国家、土地及生产者的人身。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是延续于整个封建社会，它直接造就了政治文化中的权力本位和臣民心理。
3、封建宗法制度是其政治规范。由于小农经济的封闭保守特点，农民个人利益的伸张必然要靠血缘关系、宗族力量。宗族是封建社会的社会单元，内部等级森严、法规严明，而封建专制统治以此为基础，重视等级秩序，故催生并强化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封建宗法族制意识。
4、儒家学说是其文化基础。儒家学说、孔孟之道强调伦理道德、纲常秩序，正适应了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而政治阶级也力图实行“德政”，“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文化正式占据了封建社会的主导文化高地，成为了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价值取向乃至统治秩序。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必然性
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启动，中国已经迅速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选择，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并求的自身发展，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必然要实现整体性现代转型，这是由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和传统政治文化自身特点所决定的。
1、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它能够培育公民的公平法治、自由平等等政治心理及相应的政治行为模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族制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新型人际关系取代，人们之间逐步建立起了平等、和谐、文明的新型政治生活关系；封建君主专制被崇尚人民当家作主精神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取代，在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人民可以自主的参政议政、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
2、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因素制约和限制了现代化的发展和实现。“文化规定了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每个社会的发展都具有了特殊性和相对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和专制主义的基础上的，权力本位、人治观念、臣属心理等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等思想则相当地匮乏。可以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这部分消极因素严重地牵制了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及政治、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如果要从现代化的阻滞力转变为现代化的内在趋助力，就必须要经历深刻的根本性变革和创造性转型。
3、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带有极强的保守性和惰性，缺乏自我扬弃和超越的内在动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以自然主义精神为主导，以感性经验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文化，这种类型的政治文化是极其缺乏自我超越的内在动力的。有几千年连绵不断血脉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体系带有极强的自在性、重复性、稳定性、保守性和惰性，而缺少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等进步性特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所代表的理性精神，非但没有形成对感性经验主义的批判和超越，反而表现出对感性经验主义政治文化结构的高度认同、肯定和强化，进而在根本上扼制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内在动力机制的形成，这是传统政治文化必然要进行根本性变革的主要内因。
三、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途径
一般来说，政治文化转型的动力有两个：其一，是自上而下的推动，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及教化。其二，是由外而内的冲击，特别是蓬勃兴起的商品经济的渗入。基于以上两个政治文化转型的动力理论观点，结合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和传统政治文化自身特点，笔者认为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途径是：
1、通过市场经济及其体制的完善，培育平等、公平、开放、参与的精神和意识。市场经济促使个体意识的萌发，平等、自由、权利观念使民众再次得到启蒙，公民对合法利益的主动追求使其产生影响政治决策、参与政策制定、参与公共管理的政治要求。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就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参与。从而使政治文化形成现代的公民文化特征，而非传统的依附型、地域型的臣民文化。
2、主流文化引导下的自上而下的推动和改革。自上而下的推动是政治文化转型的强大动力，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普及和教化能够产生强大持久的影响。统治者依靠国家权威、教育资源和社会舆论导向，可以将公民的政治意识纳入特定的轨道。树立现代的价值观念，而又不移除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是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要求。
3、借鉴西方进步的政治文化因素。“西方政治文化明是近代中国政治革新的一面镜子”，“西方政治学东渐是近代政治浪漫主义的发端，同时也是政治文明转型的开始”，政治文化的转型有着与其相类似的途径。西方政治文化一般是指从文艺复兴开始由启蒙运动发展而来的，以个体主义为指导，以正义、法治、分权、自由为内容的个体主义的政治文化。这一政治文化的基础是以产业革命为标志的商品经济发展，就历史发展来说，它是伴随现代化运动而产生的政治文化。“扬弃西方政治文化——建构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他山之石”，西方政治文化尽管带有资产阶级的色彩，但是它必定会有某些人类进步所共有的东西。如自由、平等、法制、制衡等观点，就值得我们借鉴。当然，这种借鉴和吸收并不是全盘西化，而必须是中国化的。否则，在传统政治文化未被清除而新的政治文化基础尚未奠定之时，就会造成个人主义膨胀、自私观念盛行，造成社会的混乱与动荡，进而损害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4、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客观对待传统政治文化。传统政治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嬗变的历史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在它传递、延续的过程中，随着历史的推移，一部分消失了，一部分保留下来，保留下来的是那些相对稳定的政治文化基因，它们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发生着潜在的作用。我们对待传统政治文化应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对其进行全面而具体地科学分析，正确认识和选择其现代变革方式，进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吸收已有的西方民主宪政实践中有益的经验，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民主政治文化。
5、根本措施——加快经济建设。在现代化民主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坚持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同时，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必须双轨并进，缺一不可，而这两者归根到底取决于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变革。大力发展我国的经济，改变我们落后的生产生活状况，才能增强人们的政治认同感，使其克服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治陋习，并在实践过程中提升对民主、法治的认识，树立权利、平等、法律等法治观念，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提供稳固的、良性的政治文化环境。
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化的继承性与创造性体现
传统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存在，是从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文化，它传递、延续的过程中，一部分消失了，一部分流传了下来。留下来的是那些不变的或相对稳定的政治文化基因，它们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发生着潜在的作用。而消失的或者说仍然存在的一些不适应的部分则是需要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造的。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生了转型，两者逐步磨合乃至逐渐适应，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结合正是由于前者被继承和创新。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价值规范，必须既考虑到蕴含在市场经济中的普遍的规范要求，又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以公正为本、诚信为上、服务到位、责任到人、尊重产权、正当致富作为其基本内容。”在这种理念的转型中，既包含了现当代的平等、权责与服务意识，又能窥见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文化所弘扬的诚信、正义精神，是传统的道德观念向现代市场经济规范的内在要求的转化。
关键词：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政治文化认同；探析
中图分类号：G645.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2-0060-03
政治文化是一国家和社会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情感的反映，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核心。政治文化认同是理想、道路、制度认同的思想基础。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部分人对我党政治文化存在困惑和误区，因此，厘清问题，澄清认识，多途径提升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对我党政治文化认同，是新时期高校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
一、新时期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政治文化认同面临的挑战
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是高校教职工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高校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在政治文化认同方面遭遇各种困惑，面临诸多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弱化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政治文化认同
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是当今世界三大基本特征，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文化不是游离于经济、政治之外的单独存在，而是内含于政治、经济之中。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必然蕴涵着西方国家倡导的文化、价值观念的传播。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起从未停歇过对非资本主义地区的影响和渗透，在不断的势力扩张中扩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经济渗透、文化渗透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手段和方式。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打着所谓“普世价值”的旗号，模糊文化的民族性，大肆推行西方政治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趋势，全球化是民族化的发展条件，民族化是全球化的发展基础[1]”。引导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实质，辨识物质现象背后的文化本质，自觉形成与中华民族发展相一致的价值取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新时期高校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
（二）技术工具主义误导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淡漠政治文化
科学技术作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杠杆，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它不仅推动经济繁荣、社会发展，也显示了一个国家强大的实力，有助于提升国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也扩大了其所在社会政治制度影响。熟悉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坚信科技的力量，坚信科技可以改变社会和生活，因而导致部分人陷入唯科学主义的科技决定论陷阱，以科技代替人文，以工具理性代替价值理性，忽视了人对政治文化的审度。科技知识的学习、运用与研究，总是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超社会、脱离政治的科技是不存在也是不现实的。只有在正确的政治文化引导下，科技的发展才不会脱离“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价值取向，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三）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淡化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政治文化认同
“意识形态终结论”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出的一种社会发展论调。他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已经不再是一个阶级社会，而是“大众社会”，“意识形态已经变成了一个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的词汇”[2]，企图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掩盖其阶级实质。“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本质是终结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取而代之西方宣扬的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其本身就是一种变相的意识形态教育，借所谓西方文化的“普世性”，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降低和消灭非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警惕性。“意识形态终结论”是西方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一种理论手段，在所谓文化无国界宣扬中放弃对自己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进而认同西方宣扬的文化和价值观。部分醉心科研、忽视政治的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很容易被西方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所迷惑，单纯地认同“意识形态终结论”所宣扬的经济技术社会形态标准，成为唯生产力论者，忽视了其中渗透的意识形态色彩，忽视了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丧失了自身应有的政治警惕性。
二、新时期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在文化认同方面出现的新特点
与老一辈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相比，新时期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受一些现实主义社会文化影响，他们在文化认同方面出现一些新特点。
（一）政治文化认同意识淡漠
新时期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学历层次高、眼界开阔，不少人有海外留学背景或者出国学习经历，他们切身感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实力以及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他们和老一辈党外知识分子一样怀揣“科技报国”、“科技强国”的梦想，一心想在科研上有所建树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早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梦想。同时，受西方一些错误社会思潮影响，部分人认为政治与其无关，那些都是他们眼中所谓“政客”关心的事情，他们秉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理念醉心科研，对政治文化的态度显得淡漠。政治文化是一个社会文化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心理和信仰的表达，是一个关系国家和社会“向哪里走”、“如何发展”的大问题。政治文化与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休戚相关。“为谁服务”是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进行科学研究首先追问的问题，否则，他们就会失去开展科学研究的动力和方向。
（二）文化选择实用主义倾向化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主体意识、利益意识、竞争意识不断增强，以物质利益原则衡量得失成为部分人的惯性思维。简单地以“物”作为衡量标准的文化是肤浅的、短视的、庸俗的，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市场经济现象背后蕴涵的文化本质，把市场经济等同于物质主义，误读了市场经济。成长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部分人受这种错误思想影响，文化选择出现实用主义化倾向，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实利益的文化受到他们的青睐，理想信念对部分人而言虚无缥缈，认为其可有可无，政治文化更是被其简单地等同于派系之间的争权夺利，没有看到政治文化是维系一个社会稳定的重要根基，是增强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思想底蕴，文化选择庸俗主义化。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想认同差异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成长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从心理上完全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但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部分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却表现漠然。部分人认为，理想信念似乎是不切实际的代名词，是个人的事情，有无信仰无所谓，理想信念成为其心灵深处缺失的空白地带。同时，理想也被部分人M隘地定义为生活理想和职业理想，往往是从个人角度出发来阐述人生追求的目标，从过去纯粹的理想信念追求转向对现实物质世界的追求。理想信念是激励一个人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实现自身价值的内在精神动力，“珍视人生价值的人才能珍视自身的存在”[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现实体现，两者具有内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关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三、厘清认识，不断提升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对我党政治文化认同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4]政治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核心，对既有政治体系起着维护和延续的作用。我党政治文化简而言之就是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等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为了激发广大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使其同心同德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不断提升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对我党政治文化认同。
（一）不断提升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政治文化认同意识
意识是人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物质世界的主观映像，具有自觉能动性，能够指导和调控人的心理和行为。不断提升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政治文化认同意识是增强其政治文化认同的首要前提。不断提升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政治文化认同意识，使其像空气一样徜徉在人的周围，在无意识中强化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对我党政治文化认同的自觉性。“人的存在是一个意义系统，信仰是灵魂生活所在的一种状态。”[5]政治文化是一个社会理想信仰的精神表现，体现了一个社会倡导的价值取向和引领方向。理想信念作为人内在本质规定性的核心内容，与政治文化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如果一个人的理想信念与社会倡导的政治文化同向，他就会成为一个自觉的社会建设者，在坚定理想信念的同时强化对政治文化的认同。不断提升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政治文化认同意识，不仅可以坚定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而且可以增强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自信，在两者的互动中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二）注重政治文化认同教育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统一的原则
加强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政治文化认同教育，不断增强其文化自觉，既反对庸俗的唯物质主义倾向，也反对片面强调其精神性而忽略其物质性的错误做法。马克思曾指出，思想一旦脱离物质利益就会出丑。注重政治文化认同教育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统一的原则，是增强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政治文化认同教育有效性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物质性和精神性是人的行为具有的两种属性。片面强调政治文化的精神性忽视物质性，导致人们对理想信念的追求缺乏动力，政治文化教育显得苍白无力，难以具有说服力。片面强调政治文化的实用主义而忽视其精神性，则导致政治文化教育堕落为庸俗的市侩哲学。加强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政治文化教育，既要注重精神性，不断提升其思想觉悟，又不能忽视物质性原则。对于在科学研究和生产力转化方面有突出贡献的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必须给予其丰厚的回报，一方面体现社会对知识、对文化的肯定与尊重，另一方面使其精神贡献得到相应的物质回报，激发其不断进行科学研究的动力，坚定其“科技报国”、“科技强国”的理想，提升其对我党政治文化的认同，不断增强其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三）多种途径开展政治文化认同教育
人不是天生的理论家，对某种政治文化的认同必然经历一个教育、引导、接受、同化、吸收的过程。对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开展政治文化认同教育，要做到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双管齐下，不断提升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对我党政治文化的认同。第一，利用高校社会主义学院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灌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必要手段，必须把高校社会主义学院建设成为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阵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是简单的照本宣科，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是有思想、有主见的成年人，只有讲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和价值性，才能得到他们的信服，才能不断提升其政治文化认同感。引导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思想和多元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识破西方所谓“价值共同体”的本质。同时，针对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对某些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困惑，高校统战工作人员要及时地为其解疑答惑、澄清认识。第二，在实践参观考察中强化政治文化认同。政治文化认同不仅需要思想情感上的共鸣，更需要在实践中检验这种文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利用实践教学等机会，让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走出实验室，在参观考察中切实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给城乡带来的巨变，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强化对我党政治文化认同，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第三，通过开展座谈会、联谊会等形式，及时了解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和文化诉求，及时回答其对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的困惑，澄清认识，避免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误导。同时，高校统战工作人员要及时向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讲明我党新的政治主张和新政策的内容，在信息公开、透明的对称交流中，不断提升高校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对我党政治文化认同，使其树立“四个自信”，成为自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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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目标；路径
中图分类号：D69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973(2012)01-0020-03
TheThinkingoftheContemporaryChina’sAdvanced
SocialistPoliticalCultureConstruction
GONGZhi-wei
(LishuiUniversity,Lishui323000,China)
Abstract:TheParty’ssixthplenarysessionsofSeventeenCentralCommitteeunderthenewsituationdeepensreformoftheculturalmanagementsystem,andpromotessocialistculturalgreaterdevelopmentandprosperityoftheoverallarrangements,includingtheadvancedsocialistpoliticalcultureconstructionrequirements.Contextofglobalizationcontemporary,Chinesesocietyadvancedpoliticalcultureconstructionofthetargetlocation,istobuildademocracyandtheruleoflawincivilandpoliticalculture.However,undergoingatransformationinChinesesociety,thesenseofparticipationandnon-senseofparticipation,limitedparticipationofconsciousnessco-exist,theruleofmandeeplyentrenched,andintensifiedpoliticalandculturaldifferentiation,haveshownthatadvancedpoliticalcultureofthebuildingfacesacomplexsituation.Basedonthepracticeofbuildingasocialistharmonioussociety,focusingonthepoliticalmodernizationrequirements,advancedsocialistpoliticalculture,theneedtodevelopthesocialistmarketeconomy,politicalsystemreformandinnovation,fostercivicawarenessofsocialism,strengthenculturalintegration,theconstructionofthesocialistcorevaluesystem,shapingandrejuvenatingthesoul.
Keywords:socialism;advancedculture;target;path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就新形势下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不仅本身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而且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化。一般来说，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观念和平等参与意识为基本内容，在公民中普遍形成的政治思想、政治信仰、政治情感和政治心理等的综合体。立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的大发展，不仅是政治文明的要求与体现，而且对于维护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持续稳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全球化语境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建设的目标定位
今天，现代化已经是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在浩荡的全球化浪潮中，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合作、共赢的普世价值和原则逐渐得到确立和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种世界范围的普世文化正在出现。
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的建设只有顺应这一潮流，并将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才能见容于人类文化的主流。其发展方向就是从专制集权的政治文化走向民主的政治文化，从人治的政治文化走向法治的政治文化，从臣民的依附型政治文化走向公民的平等型政治文化。
（一）民主的政治文化
民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属性。民主的政治文化张扬宽容、愿意妥协和崇尚自由平等的理念，承认人民在国家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主张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工具，尊崇社会对国家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它是与现代政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达尔认为：“如果公民和领导人对民主的观念、价值和实践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一种稳定的、民主的全景就更加光明；如果这些信念和倾向落实到国家的文化中，并且大部分能够在代际之间传承，这就是最可靠的支持。换言之，就是国家拥有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1]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绝不能回避民主的全球化浪潮，也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而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世情、国情要求我们必须建设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必须发展民主的政治文化，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理性支撑。
（二）法治的政治文化
法治是和谐的基石与保障。法治的政治文化，是现代社会一种最先进、最文明的政治文化类型。它体现了与人文精神和人类终极关怀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要求，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张对立法权的限制，坚持所有的立法、行政、司法和其他机构，都要服从于正义的原则、道德的原则、公平和合理诉讼程序的理念，以及对个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和尊严的尊重，强调政府不单要维护和执行法律，其本身更要服从法律制度，而不能不顾法律或重新制定适应本身利益的法律。因此，当代中国的先进政治文化建设，必须克服传统政治文化的“人治”思想，实现从以“人”向以“法”为出发点的转变，在不断健全法律制度特别是增强宪法权威的同时，尤其要加强守法文化的建设，使法律成为每个公民心灵深处的文化积淀乃至信仰而得到普遍自觉地遵循。
（三）公民的政治文化
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转变，是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所谓公民文化，是一种以参与型为主导的复合政治文化。它坚持“参与以有序为前提，督政以认同为基础，维权以守法为要旨，纷争以节制为条件，批评以宽容为原则”，[2]从而使公民在处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会倾向于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营造一种具有无限适应性与创造力的弹性空间，使政治处于事实上的适当状态。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非制度性的公民文化有利于提高民众对国家的忠诚度、对执政党及政府的认同度，直接匡约民众的政治行为，成为支撑民主政治的社会心理模式。因此，从政治生态的视阈看，公民文化是公正的社会政治制度赖以实施的文化场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生态环境场。公民文化的培育与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推进政治现代化所必需的民主生态内化的过程，其作用绝不逊于任何制度的确立。只有每个公民逐步形成稳定成熟的公民人格，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才能达到高级的程度。
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建设所处的境遇
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所处的基本境遇。在此背景下展开的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也因此充满着诸多挑战。
（一）参与意识、非参与意识、有限参与意识并存
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对个性的张扬，政治体制的改革、基层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教育的发展和现代传播手段的普及，以及开放视野下西方文化的某种示范效应，都使得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长，人们逐渐摆脱了浪漫与激进的政治心态，在政治责任、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方面具有比较理性的态度，能够较为积极地关注和参与政治活动，敢于和善于表达自己的意志和诉求。但二十年来中国市场经济培养出来的，首先主要是一种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格，这种经济人格转化为民主的政治人格却需要一个相当量的积累与转换过程。同样，要把数千年传统积淀下来的依附和趋同转化为自主的理性，也并非易事。今天，我们才刚刚走出第一步，有限参与意识和非参与意识还有较大的市场。诸如政治冷漠，不关心公共事务，权利行使中的“搭车”行为，崇圣意识、清官期盼心理等；政治运行中的“官贵民贱”观念，怕上级、随大流现象，以及卖官鬻爵的官场腐败和趋之若鹜的名人入仕等，都表明部分民众政治自主意识和独立政治人格的缺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缺乏广泛的民主文化的支撑。
（二）法治意识不断提高，人治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法制建设的进步和法治观念的增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明显的特征之一。与社会主义民主观相适应，法律制度已经导入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之中，而且已经成为社会运行的基本框架。整个社会的法治意识开始萌发，人们初步认识到了法治社会的优越，并开始懂得运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期待法治、追求法治的思想正在形成。但同时，长期的人治传统的惯性，加上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长期性，使得多年的法制建设后，人治意识仍然普遍存在。许多公民觉得走法律程序处理问题很麻烦；重伦理家族、亲情礼法，而轻视程序规则；不相信法律的公正性，认为法律制度也是可以“变通”和“打折扣”的，遵从潜规则重于恪守正式规则，即使是为数不多的“民告官”现象，也往往是“官逼”民才告。而一些地方暴露出来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刑罚不公现象，更加冲击着公众关于法治和善治的愿望，强化着他们本已根深的人治思维，同时也表明，法律制度的导入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已经构建了法制运作的人文内涵，法制主义还仅仅是一种取向，尚不能代表全社会的理性实践。当代中国法治的政治文化还远未走向成熟，提高从普通民众到执法者的法的意识，解决好法治规则与人治意识相抵牾的问题，仍然是个非常紧迫的任务。
（三）政治文化分化加剧，主导政治文化社会统合功能弱化
通过主导政治文化来统合社会，是任何一个国家和谐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以及由此展开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种种要素，是当代中国的主导政治文化，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力的最核心要素。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对传统的国家权力配置社会利益机制的调整，深刻地影响了不同利益群体在社会利益格局中的定位，并由此而导致其政治心理的千差万别。比如，干群之间、不同阶层之间，彼此缺乏足够的政治信任和宽容，对立情绪时有显露。同时，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内容，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很多都被传承并沉淀下来，在现实中为自己寻找继续存在的合法、合理形式，并且往往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意识一起，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基础相契合，在当前中国政治文化中仍占一定的比重。诸如年轻一代中的“信仰危机”、“理想淡化”，以及对西方多党制、分权与制衡理念的赞同等。凡此种种，都表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已经产生了某种功能上的离析性、取向上的多元性和质态上的异质性，主导政治文化统合社会的功能明显弱化。
三、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围绕政治现代化的长远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有赖于各方面的改革与进步。
（一）夯实物质基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观念的东西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政治文化的发展最终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不仅可以为政治文化的传播提供有效的现代化工具，而且能够缩小区域差距和全球化过程中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在提高社会成员物质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坚定其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增强其政治认同感，最终从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层面上影响政治文化。同时，市场经济也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从长远来看，它蕴涵着一条催生民主政治文化因素的逻辑链条，这就是，“以其开放、交往的社会化性质为逻辑起点，到经济人格的独立，到平等的交往关系，到自由的活动空间，到对公正中介角色的欲求，到社会参与政治，最后到法治代替人治。”[3]社会主义和谐政治文化很大程度就是在这样的生态链环中不断拓展其广度和深度的。
（二）优化制度保障：改革和创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4]的确，种种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价值取向相悖的思想意识之所以能够在今天存在，或多或少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政治体制不够完善有关。因此，必须改革和创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完善已有的制度并构建新的制度，形成完备的制度体系；二是赋予制度以正义价值，实现制度正义。按照十七大的要求，改革创新的重点和目标在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展民主渠道，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完善法律制度和司法体制机制，坚持司法为民、司法公正，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转变政府职能，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而解决制度的稳定性、有效性、科学性问题，推动先进政治文化的形成。
（三）加强社会基础：培育社会主义公民意识
公民意识是公民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和社会责任的一种自觉认识，是公民支配自己社会行为的基本价值观念。公民意识为民主制度的运作和巩固提供深层次的合法性支撑。然而，公民意识需要精心的培育而非自发形成。公民意识的培育既是一项根本的社会使命，同时也是公民个体的自觉实践。这其中，政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政府应该为公民意识的培育提供足够的教育、科技、文化事业投资，提供必要的设备和政府公共服务。比如增加公民参加选举和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所必需的场所、工具等设施的投入。另一方面，政府为公民意识的培育创造战略性的自由氛围和空间。比如，放松对公共领域的管制，把工作重心从控制公共领域转移到对公共领域的积极培育、科学引导和依法管理上来，营造宽松民主的政治氛围等。通过政府的强力作用，普及政治科学知识，扩大政治参与的社会性，健全政治参与的监督性，使全体公民打破政治神秘感，摆脱政治冷漠主义，增强政治参与意识，确立公民对国家实行监督的观念，从心理和行为上建立起公民意识，形成稳定成熟的公民人格。唯其如此，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才能得到不断发展。
（四）构建精神纽带：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建设先进政治文化，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加强文化的整合；必须大力推进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深入回答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实践特色和民族特色；坚持不懈地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积极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不断增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信念与信心；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增强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和感召力，教育和引导广大公民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65.
[2]张华青.公民文化对政治现代化的意义[J].社会主义研究，2004，（6）：124.
关键词：盘王节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意义
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是我国唯一排瑶聚居地，有着浓郁、独特的瑶族节日文化气息。盘王节文化是瑶族节日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瑶族人民长期实践的社会产物，是几千年来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蕴涵着瑶族地区的风土人情、、文学艺术和伦理道德等文化因素，集中体现了瑶族人民的智慧结晶，是维系瑶族人民生存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充分认识到盘王节文化的巨大价值，重视盘王节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增强青少年学生对盘王节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盘王节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得以很好地发挥。
一、盘王节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1.盘王节文化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爱国主义历来是民族文化的主旋律，盘王节文化如实反映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爱好和平、团结统一、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中华民族精神。在连南，每逢农历十月十六日的盘王节（又名耍歌堂），瑶家便汇聚一堂,举行“耍歌堂”活动，耍歌堂有游神、过九州、祭法真、全民歌舞等仪式。过九州仪式描述的是排瑶祖先历经千辛万苦，过了九州十府，终于定居连南的艰苦历程，该仪式反映了瑶族人民不畏万险的性格和勤劳勇敢的精神，正如《易传》所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祭法真仪式中有“法真表演”和“追打黑面人”等场面。“法真表演”是以纪念瑶族英雄唐法真为主题的表演，相传唐法真是一名勇猛的瑶族将领，多次率领瑶民击退外族入侵，打仗时很勇敢，刀枪不入，但遭人嫉妒而被害。“法真表演”描述的是瑶族人民对民族英雄的崇拜和敬仰，对安定和谐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体现了瑶族人民爱好和平、爱国爱乡的精神。“追打黑面人”描述的是瑶族人民共同追打邪恶之神，纯朴善良的瑶族人民疾恶如仇，坚信正义必胜的信念，体现了瑶族人民追求正义、弘扬团结的精神。
2.盘王节文化体现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说过，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同志也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今的盘王节，其形式和内容均有变化和创新：一方面，过去冗杂繁琐的宗教仪式已经逐步改革，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之风也有所节制。另一方面，盘王节中表现瑶族文化精粹的歌舞如歌颂其祖先创世、迁徙、耕山、狩猎的《盘王歌》和表现其生产生活的《长鼓舞》等内容得到继承、发展和提高。《瑶族舞曲》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作曲家以民间舞曲《长鼓舞》和《盘王歌》为素材，用管弦乐的手法，丰富、生动地展现了瑶族群众欢歌热舞的喜庆场面。起先，该曲是刘铁山先生敢于连南瑶族同胞载歌载舞欢庆节日的盛大场面，以当地传统歌舞乐为素材创作了《瑶族长鼓舞歌》；后来，由茅沅先生将该曲的部分主题改编了管弦乐，最终完成了这首中国管弦乐作品中的奇葩——《瑶族舞曲》，这启示我们要弘扬盘王节文化，既要立足实践，又要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学会海纳百川，这正是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3.盘王节文化体现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耍歌堂开始前，由瑶族村民推选的“歌堂公”、“头目公”、“先生公”等长辈预先聚会筹备，商定耍歌堂有关事宜，摊派各家各户捐物，组织人员修缮庙宇，油漆翻新祖先塑像，购买歌堂用品等。然后，各家各户准备酒肉糍粑、节日盛装，告知远方亲朋好友，邀请他们届时前来玩耍共乐。耍歌堂之后，亲朋好友相聚在一起喝米酒、吃糍粑、唱瑶歌、挂红布，共度佳节。这体现了瑶族人民以团结互助为荣。
盘王节当天一早，九响土炮一放，参加耍歌堂的村民自觉在庙宇集中。土炮后，村民便集中到庙宇进行师爷舞（举行祭祖仪式），由身披法衣，手持神鞭、神刀、神棍的先生公围在祖先塑像台前进行，一边念经祭祖，一边手舞足蹈，向祖先塑像烧香，敬酒敬肉，向盘王还愿，表现出瑶族人民对祖先的虔诚、崇敬，体现瑶族人民“言必信，诺必诚”的伦理道德，这正是瑶族人民以诚实守信为荣的写照。
耍歌堂第一个仪式是“游神”大典。在土铳炮声的开道下，由瑶族一老人，摇着铜铃，念着经书在前面开路，后面跟着两名彪形大汉，双手擎举一株带枝叶的毛竹，竹枝上吊着米包、稻穗等以示丰年。各地瑶胞的男歌队、女歌队等排成长龙，唱着，跳着，围绕着代表各州各府的插在地上的36枝竹签转来转去，犹如一条长龙在地上飞舞，十分壮观。该仪式是让子孙永远记住祖先翻山过海迁徙到瑶山的艰苦历程，体现了瑶族人民以艰苦奋斗和辛勤劳动为荣。
二、盘王节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意义
1.有利于培育青少年学生的民族精神和创新精神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文化的特性是创新。盘王节文化通过瑶族人民几千年来的继承，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洋溢着浓厚的民族文化时代色彩，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情感，是瑶族凝聚力、向心力和创新力的体现，也是“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新时期广东人文精神的真实体现。盘王节文化中的团结统一、尊老敬祖、勤劳质朴、开拓进取、追求卓越等精神，是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爱乡教育和创新教育的重要素材，有利于培养青少年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创新意识，成就民族精神和创新精神。
2.有利于树立青少年学生的理想信念
在盘王节这一盛大的全民节日中，“游神、过九州、全民歌舞”等活动表达了瑶族人民群众心中的美好祝愿与祈祷，体现了他们对公平正义社会追求与向往，蕴含了诚实守信、自强不息等信念，盘王节这天当耍歌堂活动结束后，大家通过吃水酒和大白糍等活动表达了希望亲友团聚、一起过上美好生活的共同理想。为此，我们应以盘王节文化为契机，在节日文化中渗透理想信念教育，比起空洞的说教而言，会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3.有利于青少年学生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盘王节文化是瑶族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盘王节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凝聚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盘王节期间，各乡村和亲朋好友之间友好往来，在连南当地形成了一种安定祥和的氛围，成为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对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以盘王节为依托，通过耍歌堂活动引导青少年学生学会关爱他人、关心社会，体验并珍惜和谐的人际关系十分有价值。
4.有利于青少年学生感悟亲情
盘王节文化重视人情、友情、亲情，重视家庭美好和睦，重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随着瑶族地区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瑶族人民生活压力的增大，家人间相互交流的机会也相应减少。父母与子女间由于代沟及青少年逆反心理的存在，往往会导致感情上的隔阂甚至是家庭矛盾冲突的出现。一些独生子女习惯于父母的溺爱，漠视父母的情感付出。为此，充分利用盘王节文化资源让青少年学生感悟亲情，体验并珍惜幸福美好生活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广东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1996.
(一)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从蒙昧时代、野蛮时展到文明时代；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原始社会及以前的社会是人类的童年时期，处于蒙昧和野蛮状态。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私有制的产生，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政治的社会和政治的时代。政治文明，也就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构成了以后人类文明发展的三个方面。
现代政治文明是从资本主义开始的，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孕育的古典文明成果相比，资本主义创造出了高得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形态。在物质上，“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6，25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在精神上，资本主义建立了以理性和科学为基础的大厦。在政治上，资本主义构筑了以自由、人权、民主、法治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体系，发展了民主政治制度核心的一整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党制度、选举制度、代议制度、司法分立制度等等。特别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公民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和自主性的增强，当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扩大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普遍树立了和法治的观念，充分利用和调动了民主政治的合法性[2]资源，在现阶段表现了比较强的适应性和比较高的文明程度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西方的主导资本主义文明是建立在极其野蛮的掠夺和压榨基础上的。不仅有对本国的工人、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和压榨进行原始积累，更有疯狂的海外扩张，建立殖民地，对其他民族的侵略和掠夺，中断了其他文明的进程。“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6，25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仍旧是剥削社会的政治文明。政党、人民和法治是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虽然最早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的政党制度是一种权力的分赃制，其党员仅仅是党派利益的集合，不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的特征，资本主义的法是以保障私有权和保障有产者的自由为终极目的的法律，资本主义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只是通过民主的形式和选举制度赋予权力以程序合法性。就因为如此，在制度安排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总是不可避免的产生内部的冲突，在冲突中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政治资源。以美国的三权分立政治为例子。一方面，是标榜“议会和在民”，另一方面，却是总统可以对两院的决定行使否决权，联邦法院也可以通过司法审查权，对国会的立法进行否决。但是，从理论上讲，国会是立法和授权机关，集中体现人民的意志，是在民的根本体现，具有至上的权威，总统和联邦法院凭什么“人民的决定”呢?要么国会不是人民利益的最终代表，要么法院的权力有背于人民的原则。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所谓的“对抗性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运作模式表现的是资产阶级内部利益协调和权力分享的制衡关系，人民的至上性跟本无从体现，虽然我们某种程度上要肯定这种制度在抑制集权和权力腐化方面有效的功能，但是它的基本制度的设计原则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接受的。
从另一个视角分析，今天资本主义之所以有所发展，并且表现了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也是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应对社会主义的张力分不开的。资本主义从坚持自由放任到强调注重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从仅仅注重竞争和效率到关注社会协调、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平，从仅仅关注公民的政治自由到关注公民的社会文化自由，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就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中重要的普选制度，也是工人运动和广大民众积极斗争，争取普选权的结果。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在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进行合理扬弃的基础上发展的，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文明形态。首先表现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能更大程度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更快的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以前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为例。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落后国家，191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为美国的1/8，法国的1/4，工业产值仅占世界工业产值的4%，主要机械工业产品靠进口，文盲占总人口的2/3。[3]从1926年到1941年，苏联执行了3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1913年相比，1940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增长7.5倍，机械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增长40倍，已成为世界的工业化强国，工业生产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4]同样，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中国，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节节攀升，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其次，表现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上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发展的途径和目标上，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实质地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趋向，消除相互的奴役状态，实现以财产平等为基础的人人平等，获得人的彻底解放。另外，我们还必须看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按照马恩早期的设想，从资本主义发展最充分的国家自然过渡，而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最为薄弱的环节寻求突破的。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的都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的，而且走的都是由一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整合了社会方面的力量，依靠贫苦大众(主要是工农)，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道路。这样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初期就面临着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维护意识形态和建设民族国家以及在后发国家发展现代化的多重任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充分利用了自身的制度资源，依靠自己的政治优势，克服各种先天不足和后天障碍，仍然在很短的时间内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初步完成了建设民族国家和现代化的任务。“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经济参考报》第2版，2002年11月18日。)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有限的资源保障最大的利益，这是在落后国家搞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就是因为这种统一性可以把无产阶级政党的巨大社会整和功能，同人民民主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以及现代国家建设的共识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政治制度的高效运作，最充分的发挥制度的功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中党的领导是核心和关键，人民当家作主是本质要求和目标，依法治国是基本方略。
(二)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都属于现代政治文明的范畴。政党政治、民主政治、法治政治都是二者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正如上文所分析的，资本主义有政党、有民主、有法治，却没有真正和谐统一的民主政治。只有社会主义能把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内在的有机统一起来，形成巨大的政治优势。这种统一性是建立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和法治的功能三者高度统一的基础上的。
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是高度统一的。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统一性源于党的先进性同人民民主的本质相吻合。党的先进性集中表现在“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和合法性基础。“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1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因此代表、维护、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相统一的逻辑起点。
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在社会主义的政治中同样是高度融合的。这两者的统一扎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基本的运作方式。民主政治是按照人民意愿进行统治和治理，而不是人人都要成为政治的决策者，所以民主政治在现实中是民意政治。人民的意愿要能够进行统治，必须使它强化为国家意志，即转化为治国之“法”，当这样的“法”被贯彻和落实，民意就得到了实现，民主也就成为现实。这正是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的政治制度所做的工作。人民代表大会的至上性在法律的至上性，即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中体现出来。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制衡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代表人民意愿的机关，这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民主的本质就是这样在社会主义的政治中得到了空前的展现。
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宝贵经验和崭新成就。毋庸讳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处理好党法关系。党对行政事务的包揽，在实际的运作中就体现在直接以党内的指令、文件管理国家事务，这不仅大大影响、阻碍了法律对国家的治理，同时也分散了党对大政方针的关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正确处理党法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首先是邓小平同志完整地提出了依法治国的16字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这16字方针，阐明了共产党治国的基本方略，为处理好党的领导和法律的权威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其后，彭真同志用三句话更直接地对这一问题加以明确阐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的组织和党员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注：《彭真文选》，第493-49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从而厘清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党和法之间的不明确关系。中共十三大的报告第一次规范地表述了党的领导和法律权威的关系：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十五大以后，党法关系在理论上得到了更为系统、准确的阐述。同志在党的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同坚持依法治国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党的主张，我们国家的法律，都是代表和体现人民的意愿与利益的。党领导人民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宪法和各项法律，把党的主张变为国家意志，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各级政府依法行政，这样就把党的领导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了。”(注：《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04，328页。)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一方面源于社会主义道路艰辛开拓的经验总结，无论是苏联东欧的历史轨迹，还是当代中国不断续写着的进程，成功经验的指向和失败教训的反衬，在政治上都离不开这三者，离不开这三者的和谐统一。另一方面则源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作进一步的分析就可以揭示：只有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唯一的奋斗目标的政党，把人民真正作为主人的国家，把人民的意愿真正法律化、制度化的机制，才可能使三者同一融合。在这里，人民的利益和意愿是三者交融的内在机理。缺损了这一内在的机理，政党政治、法治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这正是当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固有缺陷。
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是社会主义对当代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这一机制的突出优势在于，它聚合了政党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强大功能、人民在管理自己的事务所焕发出来的自主精神、以及法治规范现代社会不可替代和逾越的重要功能，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是资本主义政治机制，乃至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机制不可比拟的，它是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的根本动力所在。
(三)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建设的目标，其核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承认从文明演进的逻辑讲，政治文明建设应具有一定的普遍规律性。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任何民族的政治发展从长期来看都是一种社会理性选择过程，都具有一种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与社会发育程度紧密相连。并且当今政治的发展，再也不可能离开“全球化”这个大背景的影响，一个民族的政治发展不在是本民族文化的自主发展，而是始终处在一种与其它民族的交互影响的过程中。对经济和文化强势的民族和国家来说政治发展模式也具有“扩张”态势，对落后民族和国家的政治发展产生压力。对现在的中国来说，由于经济上和文化基础的相对落后，政治发展必然要承受已经高度发达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压力。但是，中国不可能走与之相同的发展模式。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还因为：(一)中国历史就是一个大国，具有连续悠久的东方文明传统，在基本价值观和心理构成，以及社会构成上有别于西方。(二)近代因为身受外患入侵而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将成为构建中国未来民族特色政治文明中的独特心理基础。(三)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虽然遇到过发展中的挫折，但是现有的政治体系拥有巨大的适应性和创造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民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和特别行政区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已经接受了实践的检验，适合中国国情，得到了人民的认同。所以，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只可能在借鉴和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政治文明成果，借鉴和吸收各民族政治发展中具有共性的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如何推进这三个方面的共同前进和协调发展，将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崭新课题。我们认为最为关键和紧迫的工作有：
(一)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促进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
发展党内民主是促进党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有力举措，也是增强党的凝聚力，保证党的活力，改善党的领导的必由之路。对于一个拥有6600多万党员的大国执政党，发展党内民主的意义也许还不仅仅局限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对促进人民民主、促进社会和政治民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质推动作用。“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经济参考报》第2版，2002年11月18日。)发展党内民主，最为关键的是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从制度和体制的改革创新中，寻求推进和保障党内民主的动力。主要内容包括：规范和改善党的领导体制；建立健全普通党员参与党内决策的制度；改善党的民主集中制；改进党的干部制度；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和制约机制。
(二)加强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切实保障人民民主
民主，是一种政治理念，更是一种政治运作规范，是人类政治实践证明了的有效制度安排。“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能够有效维护政治合法性”，它能够“把统治秩序与具体的统治者分开，合法性由统治秩序即制度提供，而政绩则与具体的统治者相关联”。(注：胡伟：《民主政治的历史趋势与党内民主的选择》，《探索与争鸣》2002.8，第10页。)这就是说，民主政治的形式提供了人民认可的一种权力转移的运作规则。人民可以通过民主的制度、民主的规范、民主的程序，自由选择自己的统治者，可以自主表达自己的意愿。并且这样的制度也迫使掌权者认识到自己的权力只是人民暂时授予的，是有限的，是要为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取利益的。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不是缺少民主的政治制度和规范，而是缺少对政治程序的深刻认识。程序，不仅是规则，更是规则的规范运作，它本身就具有体现着法治的原则，它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程序的核心价值是公正和平等。人人都有机会通过既定的公开的程序，角逐政治权力，成功和失败都是个人的原因，和规则无关。其实，我们批判西方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并不是否定这种制度安排，而是批判隐藏在制度背后的资本(金钱)和利益集团的黑手，他们实质上控制了这个游戏的过程和最终结果。人民并没有真正的权力选择自己的统治者。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使这种制度真正体现公正平等，切实保障人民的当家作主。
(三)规范党、政府、人大关系，确立宪法和法律权威，推进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我们的基本方略。要真正推进依法治国，首先就是要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按照宪法和法律规范权力主体各自的运作领域和运作方式，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党是领导和基本决策核心，政府是行政机关和执行者，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和权力授予机关。党对政府和人大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党可以通过对人大的领导，依照法定的程序，实现对政府的组织控制，从而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但是，党不可以对政府的具体事物进行干涉和包办。这其实也就是说，党要在新的时期实现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理顺党政关系，形成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治理模式。
(四)充分利用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成果，提高政治能力，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站在人类社会总体发展的角度告诫全党：“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第30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这就给我们考虑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也提供了另一个思路。以新技术的采用来重塑政府以及政府与其他政治主体的关系，推动政治形式和政治制度的合理创新，从而优化政治结构和功能，提高政治能力和效率。国外新公共行政学的兴起，就有一个理论基础，认为当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对政治社会产生极大影响。信息技术的广泛采用，将孕育新的技术性政治——行政组织，淘汰一部分传统部门；将对层级制管理体制提出挑战，构件扁平甚至网络化的管理组织模式；将促使政治公开，决策公开，促使政府接受社会的广泛监督；将促使政府遵循国际通行惯例，政治的全球影响加剧；将加大政府与经济和社会的密切联系，政府的经济的、社会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将越来越重要。因此，充分认识和研究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在政治和行政中的创新作用，对促进我们的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同志也指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的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经济参考报》第2版，2002年11月18日。)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和创新精神的优秀民族，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完全可以在借鉴和吸收世界及历史上的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结合本民族的实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之路，建设出崭新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1979，42，238.
[2]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M].佟心平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5.
同志在党的十八大六中全会上强调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这是新形势下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同样国防大学副校长也提出：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深层次扶正却邪工程。接下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说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心得体会：
一、确保党内思想高度统一
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提出：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在延安整风中形成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都是我们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经典之作。我们党通过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纠正各种错误思想，使党内政治文化的优秀基因深深扎根于一代代党员之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继党的十八大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之后，又将文化自信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这是我们党理论创新提出的一个新的重大命题。它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推进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升华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巩固和完善的必然结果，是我们党的文化理念不断升华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的提出，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二、保证良好的政治生态文化土壤
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一个首要的前提是对党内政治文化的现状做出准确而清晰的评估。党内政治文化需要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杜绝庸俗的、腐朽的、堕落的。对于那些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党内政治文化，应该发扬光大;对于那些庸俗的、腐朽的、堕落的党内文化应该予以抵制和反对。其实，同志在讲话中对此已经作出了明晰的划分。即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属于健康的、积极的党内政治文化;而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属于庸俗的、腐朽的、堕落的政治文化。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也应从宏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入手，采取富有针对性的措施，方能达到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成效的最大化。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必须运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正如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那样，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机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必须坚持不懈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用好。”
三、完善政治文化体制
坚持马列主义在政治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我国主导的政治文化是以马列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思想和围绕其展开的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取向、政治观念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是我国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要素，也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精神动力。加强我国主导的政治文化建设就必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思想体系，不断反映着时代要求和特点，其与我国现实情况和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重大影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不断展现着旺盛的生命力。我们只有继续坚持并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作用，才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也才能使我国政治文化健康发展。
四、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
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中最根本的一条。党中央所提出的政治路线，其基本内容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条反映全国人民最高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全党同志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思想路线是党制定和执行政治路线的基础。党的思想路线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党一贯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其根本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必须反对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一是要反对思想僵化，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二是要反对和批判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观点和修正主义思潮。
五、要讲真话，言行一致。
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光明磊落，表里如一，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共产党员要忠诚坦白，对党组织不隐瞒自己的错误和自己的思想、观点。对人对事要开诚布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批评，摆在桌面上。不要会上不说，会下乱说;不要当面一套，背面一套;不要口是心非，阳奉阴违。要坚决反对拉拉扯扯，吹吹拍拍。
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
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要不反对党的基本政治立场，不搞阴谋诡计，不在群众中进行派性分裂活动，不在群众中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不泄漏党和国家的秘密。
通过学习，让我深入地了解了党内政治生活的相关准则，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无论在思想还是生活作风上，保持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先进性。我会把党的纪律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不论自己走到哪里，不论自己做些什么，都会以它为指导，争取做的每一件事都无愧于心，无愧于党。
范文二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提出的关于我们党自身建设的重大命题。以政治文化为严肃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基础，将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到文化的深层次上来把握和谋划，以文化来涵养支撑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是我们党关于自身建设的重大理论发展和实践拓展，充分体现出我们党推进自身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政治自觉与深刻历史—文化自觉，具有十分宽广深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内涵。
由党的根本性质和历史使命所决定。文化，这个概念虽然经常用得十分宽泛可以囊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其核心和实质还是在于人的精神意识、观念层面的东西。所谓政治文化，严格讲是指人们内在的政治意识、政治观念、政治思想和政治信仰等，它表现为人们对于政治的认知、情感和态度等政治心理，以及政治活动参与者的政治伦理、政治德行或政治品格。但是，这些思想观念、精神心理层面的政治文化又直接决定着个人或政党等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并进而对政党自身乃至整个社会的政治制度、政治风气、政治体系等起着基础性的决定和支撑作用。
因之，广义的政治文化，可以涉及所有这些方面，同观念、制度、政治活动，以及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和行为者都相关。我们今天讲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首先是着眼于狭义的政治文化，即着眼于加强党员干部的精神生活、思想意识方面的建设，加强党自身的文化建设，但它同时跟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党内政治关系的治理整顿，乃至与党的治国理政、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又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一种非常鲜明的组织文化建设，这是由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和它自身所承担的独特历史使命所决定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世俗化政党组织，而是一个有着共同文化价值理想与信念的文化共同体、伦理共同体。
我们党既是一个政党组织，又是一个文化组织。文化在中国共产党这里具有根本性、本质性的意义。所以我们强调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这不是一种工具理性的政治技术学，不是着眼于短期，而是放眼长远加强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之道。中国共产党是由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信念而凝聚团结成的，党的政治和政治文化有着明确的政治价值立场和政治价值追求，而不是追求现实功利的实证主义政治，也不是围绕着现实利益与权力的分配而展开的权力政治”;我们党所秉持的政治伦理就不仅仅是规则伦理、效果论伦理更是一种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中国共产党作为两个先锋队”的根本性质，决定了每名党员除了具有共产党党员的政治身份以外，还有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文化身份，承担着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人的解放与建设现代中华文明的文化使命。
全面从严治党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体现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大党建思路，就是要从根本处、源头上去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重点是全面，关键是从严，落脚是治理。当前，党的建设需要有破”有立”。立”的方面，要既以制度为重要突破口，又要抓住思想意识这个根本关键，只有以文化的方式深入到党员干部的精神世界和心灵深处，解决思想意识上的总开关”问题，才可能在根本上解决党风政风存在的不良问题。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政治文化，路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以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民主、参政意识和法制观念为基本内容，植根于中国优秀的政治文化传统，扬弃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民主性精华，从而形成的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心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这一政治文化已初具雏形，更加完备的形态正在建设之中。科学发展观作为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一种新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对于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建设起着积极的导引作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在政党政治时代，国家要保持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能否建立起先进的政治文化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执政党要大力挖掘社会的有效合理价值，建立起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自觉履行的认识体系和信仰体系，从而实现集体行动的协调与合作。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50多年的历史来看，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强大理论武器，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中国百年来的屈辱历史，而且彻底改变了两千年中国封建专制的政治局面，使中国从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发展成一个初具工业体系、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作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引导人们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成为精神的富有者，为新型政治文化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理论实现了由阶级斗争政治观向经济建设政治观的转变，将民众的政治情感由激越导向理性，把政治评价由理想转为现实，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构建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更加准确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价值取向的基本内涵，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政治认同感，调动了人们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政治价值观出现了过分注重物的因素而忽视人的需求，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公平等偏向，因而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了新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要求。它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求真务实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民本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观，为构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信仰的政治价值新体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现代民主国家的本质都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的。欧洲资产阶级在埋葬封建制度的同时，将确立人的价值的人权思想、人道主义输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比之下，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中，封建官吏管理民众的主要手段是愚民、驭民、牧民。他们信奉“民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国家意识、服从意识比较强，而平等意识、自主意识和参政意识相对弱。尽管古代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提倡过“以民为本”，但它是建立在“君本”基础之上的。就其实质而言，只不过是维护王权统治的一种手段。正如陈独秀所论：“以古时之民本主义，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2〕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整个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劳苦大众在政治生活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政治文化作为一种不同于政治制度的政治现象，具有一种相对稳定性，其变动速率往往与政治制度的变动不同步，从而导致了中国人在拥有法定的政治平等权之后，要实现真正意义上政治平等却是举步维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逐步有所认识和强调，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3〕，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中民主因素在不断增强。
新世纪新阶段，作为科学发展观重要原则的“以人为本”，已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理念和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原则体现在中国特色政治文化构建中，必然要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问题——公民权利的平等问题。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其根本利益之所在，是确立“以人为本”价值目标的根本依据。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权利是普遍和平等的，是每个人所应有的利益诉求。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5〕这里，是将“权利公平”放到了首位。可见，讲“以人为本”，在政治上第一位的应是“以人的权利为本”。坚持“以人为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就是要塑造人人平等的政治心态和均等参与的政治氛围，从而达到政治地位的平等化，让每个公民都能充分享受政治自由这一权利。
关键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意义
中图分类号：G64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5）12-0002-0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筛选和积淀的精华，凝聚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和力量，也是我们当今社会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渊源。党的十报告强调："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背景，在培养大学生思想道德方面显现出了强大的功效。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汲取养料，培养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可以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性。
1.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可行性分析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人民智慧的结晶，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本身就具有教化功能，能够通过一定的教育途径，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融合。
1.1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来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隶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在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演化而汇集而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精神观念形态的总体。它以物化的经典文献、文化物品等客体作为载体，广泛包含了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和行为模式等主体形式。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其中的精华、精神和气魄，体现着民族精神的价值，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在中华民族的社会和思想的发展史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包含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自强不息的奋发进取精神、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厚德载物的宽厚包容思想、以和为贵的和谐大同思想、克己奉公的人生态度和诚实守信的诚信品质等等，体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价值观的正能量。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来教育和引导当今大学生的价值取向，更容易得到大学生的认同。
1.2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来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向大学生宣传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和文化，用先进的文化来武装大学生的头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和重要渠道，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结合，使思想政治理论课从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之中汲取文化养料，可以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新的路径，拓宽教学的视野，构筑起坚实的人文基础。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更容易为大学生所喜爱和接受，并使之能够自觉在现实中遵循相应的思想道德体系。在教学中深入阐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也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
2.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教育资源，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力武器，只有将其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之中，才能更好的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2.1有利于丰富课堂内容，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丰厚资源。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提供了宝贵的教学资源支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观上提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主张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提倡尊重自然，珍爱生命的哲学思想，有利于大学生培育正确的生态文明理念。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人生观上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发进取精神。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发进取精神，是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有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人生观，增强大学生抵御挫折的能力，在成才的道路上能够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观上提倡"舍生取义"、"见利思义"的整体价值观，强调道德人格的价值远远高于物质利益的价值，只有合乎道义的"利"才允许获取，对于引导大学生抵制和克服社会中过分世俗化和物欲化的价值倾向，正确认识金钱的价值，培育忠于国家人民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大学生通过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了解祖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可以增强自身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2.2有利于改善教学效果，引导大学生提升思想道德修养素质。在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文献中，包含着一个个生动有趣的事例。通过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上讲授这些蕴含着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思想的事例，一方面能够提高大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减少枯燥的说教式教学，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伦理型的文化，注重对个人思想道德品质的提高和人格的完善，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能够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素质。因为不管是儒家的"先义后利"、"义以为上"的义利之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治世信念，还是道家的清静无为、"法天、法地、法自然"的逍遥游人生理想，都是轻物质享受，重高尚志向的思想理念。诸子百家思想中普遍认为，应该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通过勤学、修身、自省、慎独的方式以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现实教育意义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理念，对于大学生陶冶高尚道德情操、塑造优良道德品质、完善美好人格境界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3有利于实现教学目的，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最终教学目的，在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实现这一教学目的，需要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他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为拯救民族危亡和实现民族振兴贡献了全部力量。从古代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的张骞，维护民族团结、和亲远嫁的王昭君和文成公主，驱除鞑虏、精忠报国的岳飞，到近代抗击侵略、舍身报国的戚继光，为唤醒国民而献身变法的戊戌六君子，以及为新中国的成立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英烈等，他们正如鲁迅先生说所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通过了解和学习杰出的历史人物的先进事迹，树立优秀榜样，可以更好激励大学生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主动将个人前途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增强服务社会的本领，自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历史使命贡献智慧、青春和力量。
3.结语
目前，市场经济的刺激，网络文化的熏陶，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交流与碰撞，都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诸多严峻挑战。为了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达到培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符合时展需求的德才兼备的人才的教学目的，需要我们更好的继承与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理论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践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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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迟成勇、吴锦旗：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8年7月刊。
[3]郭萌、崔林：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技术与创新管理，2009年第1期。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属性探讨
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是人类文明之花竞相争艳、百花齐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律和法治由一棵幼苗长成参天大树，与人类文明进步相伴相随，成为当今人类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成为人类文明之苑盛开的又一朵绚丽的奇葩。在社会主义中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举国上下共同奋斗的目标。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法治的文明属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与法治的结合，是社会主义本身应有的内涵。但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初，由于在政治经济上遭受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孤立，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传统封建文化和敌对势力的顽强抵抗，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尚处于一片废墟，当时的紧迫任务是恢复社会生产和抵御阶级敌人的反扑，还不可能考虑法治问题。社会主义各项建设刚刚走上正轨后，反斗争、“”、运动和“”等“左”的错误又接踵而来，社会主义建设虽在艰难中取得一定进展，但社会主义各项文明的发展还远没有产生对法治的需求。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目标的确立，法治最终才得以在社会主义中国确立。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提供了法治生成的肥沃土壤。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最终在1992年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并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社会主义法治的生成提供了肥沃土壤。
市场经济的秩序迫切需要法治的保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有着行政权力的严格控制，经济呈现僵硬、机械的秩序状态。而市场经济是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配置社会资源，这就需要通过法律来建立市场的各种运行规则，使每个“经济人”在法律限度内自由地追求自我利益和自我发展，形成法治下的市场秩序。
市场主体的活动方式迫切需要法律来调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主体，首先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如果没有法律对其行为活动进行调整和监督，没有法律对其合法权益提供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会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一样爆发经济危机，导致生产力的倒退。
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迫切需要法治的健全和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较之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之一是社会主义更重视宏观调控。事实证明，充分利用法律的规范性、普遍性、稳定性，以法律的形式进行宏观调控最能发挥对市场的引导、促进、保障、调整的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更迫切需要法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重视社会的公正，只有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才能更好地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实现社会的公正和公平。
2、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必然走向法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然走向法治政治，这是因为：
社会主义的基本民主体制及其活动原则必然要求制度化、法律化。这是总结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得出的必然结果。“”期间，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内许多革命前辈受到迫害，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没有制度化、法律化，被随意曲解、践踏。历史证明，只有将社会主义民主体制及其活动原则制度化、法律化，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稳步发展。
人民当家作主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法治提供保障。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途径在法治的保障下有序进行。只有通过法治的途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必然要求党依法执政。《》中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是新形势新任务对党治国理政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只有党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依法执政，才能营造稳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此外，社会主义法治还有助于弥补民主的内在缺陷，有助于协调政治稳定与民主改革的关系，有助于规范和约束国家权力，保障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等等。
3、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孕育了法治的理性精神。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了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又提出了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针。但是，在“”期间，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犯错了“左”的错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从精神文明角度强调要加强文化建设，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改善和提高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素质和能力，培养“四有”新人；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纲领；党的十六大从发展先进文化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角度进一步提升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孕育出法治的理性精神，并呼唤着社会主义法治的产生。
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方面。思想道德建设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对法治需求及法治建设状况的重要因素。在建国初期和“”期间，凭借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和人民的革命激情形成的思想道德状况不可能产生法治需求。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市场经济目标建立后，思想道德建设只能以法律调控的方式而不能再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法治应运而生。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为一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也为一个国家法治的产生及发展奠定科技文化基础。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水平不高，对西方国家的法治认识存在误区。同时，当时较为落后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无力解决法治实践中的技术问题，落后的教育无法满足法制宣传的需要，因而法治不可能产生。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市场经济建立后，在取得突飞猛进的现代教育科学文化的支持下，经历了法治与人治的几次大讨论后，社会主义中国最终选择了法治道路。
二、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1、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和法治的产生都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的产物，因而也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不断发展的基本象征。同时，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本身还体现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法治都要通过一定的物质条件为载体加以物化，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有现代化的法治组织、机构、设施和先进的法治技术和工具等物质条件作为载体。因此，社会主义法治文明中的物质形态本身就体现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
2、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和显著标志。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涵义及其结构有多种理解，一般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包括政治制度文明、政治意识文明、政治行为文明三个层面。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这三层结构都是以法治文明为核心内容。政治制度文明是由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体现的文明状态。在现代法治国家，政治制度通常是以法律制度来体现，或者将要上升为法律制度来实施，因而法律制度所体现的文明程度决定了政治制度的文明状况。政治意识文明是人类政治意识进步发展的成果，与法治意识文明在很多方面是相互交叉、相互促进的。政治意识的提高有利于法治观念意识的培养，法治观念意识的树立也有利于政治意识的提高。政治行为文明是指政治管理、政治统治、政治参与等政治行为依照有关规定有序进行所体现的文明。法治国家的政治行为都纳入了法治轨道，成为法律调整的行为，是法治文明的直观表现。
社会主义法治文明还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现代政治以民主为其本质特征，而民主必然要求法治，必须上升为法治，即要靠厉行法治来体现和保障其政治的民主性并向高层次发展。政治民主的基本原则，如人民原则、分权制衡原则、平等自由原则以及依法治国原则，不仅都是法治的重要原则，而且均要通过法治制度化和程序化；政治民主的基本制度，如代议制度、选举制度等不仅都是现代法治所应坚持的重要制度，而且均要靠法治来体现、保障和维护。因此，法治文明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显著标志。
论文摘要：政治文化是社会政治在人们心理层面的反映。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对中国的体制转型、政治参与以及国家发展的有序化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而公民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民主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本文在这样的视角下，结合我国当代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和现状，得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就是建设与完善公民文化，并提出了具体措施思路。
一、政治文化概述
(一)政治文化的概念
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冲国学者对政治文化的概念认定也呈现出较多的不一致。一种观点从政治关系的角度加以分析，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关系的心理和精神的反映，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于政治的感受、认识和道德习俗规范的复杂综合。政治文化由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两个层次构成，政治心理是政治文化的表面和感性的部分，政治思想是政治文化的深层和理性的部分。一种观点认为，政治文化是人们政治取向模式，包括政治认知取向、政治态度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也有学者从政治或政治体系的特征入手，将政治文化定义为一定社会中趋于人们对合法强制权力及其行使过程的心理取向或态度。
我们把政治文化定义为一种主观心理因素的组合，是人们主观上对政治对象的一种心理倾向，包括政治认识、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观，主要指政治意识、政治价值、政治心理三部分内容。同时，我们将政治文化分为主流政治文化和政治亚文化。主流政治文化是指掌握公共权力者凭借其特殊的公共权力推行其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及其价值观，使整个社会都接受这种政治文化，并成为政治体制运作的基础，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依据。一般来说，主流政治文化与国家政治体制基本吻合。而政治亚文化是政治社会中由于社会成员所属的民族、种族、社会阶层、地域、年龄和性别等的不同，产生了有别于主流政治文化整体性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并在政治体系中起着一定影响作用的政治文化，一方面丰富了政治文化的内容，发挥凝聚、消解和制约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决定政治生活的自由民主程度。另一方面也影响着政治稳定。
(二)中国政治文化的确立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起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主导与核心地位。《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的政权性质，共和国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为建国的政治基础。意识形态上在确认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建设方向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内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这种新文化，既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或领导地位，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同时又有过渡性，允许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殖民地奴化思想以外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合法存在。
“文化大革命”将中国政治逐渐推向极“左”方向上去，使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客观上讲，从1949年10月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前阶段应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无产阶级的斗争，后阶段应该是无产阶级与剥削阶级的残余斗争，重点是发展生产力。但由于主观认识上的错误，把主观认识上的判断误认为是客观现实，故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最后产生两种结果:一方面高度的个人崇拜和领袖崇拜，出现宗教式的狂热，另一方面人与人关系的极端不信任，失去基本的人际关系准则，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的政治文化出现了重大的转折。1977年5月，邓小平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强调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首开思想解放之先河。1978年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第一次提出思想解放的口号，表明实事求是的文化观又重新回到了政治生活中来，这标志着政治文化建设已经进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按照“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要求，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立了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等。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召开，深人地概括和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理论体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立”与“反”两种思想的斗争。不论是在改革开放以前，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都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立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反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当然，两个不同时期，“立”与“反”的本质是有区别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坚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思想，不符合中国的实际状况。而在改革开放以后，资产阶级的思潮多次出现，其本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此同时，对姓“资”姓“社”的问题要有正确认识。判断制度好坏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对中国体制转型、政治参与及国家发展的有序化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深化政治改革。政治改革不仅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所有内涵，更重要的是改变政治观念，调整政治价值观，促进政治行为的变化。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一方面是当代中国现实政治的真实体现，另一方面又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就应分析公民观念、价值观与政治体制、政治过程的互动关系，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透视我国的政治体制，由此来确定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提高政治改革的预测度。通过大力培育新政治文化，有效地推进中国政治改革，加快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建设步伐。本文主要就是从这个意义出发的。
2.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度。人民群众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主体。但由于受到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并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局限，它妨碍了我国公民对政治的自主参与，造成公民主体意识低下、政治效能感低下、政治感情冷漠。改造专制政治与改造公民缺乏效能感心态是建设民主政治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3.有利于保持国家有序发展。在后发展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往往会形成一个难题: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很难能保持有机的逻辑关系。或政治发展使政治产生动乱，或政治稳定使政治发展受阻。能否找到一种能保持动态平衡的机制，使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两者兼而有之?政治文化是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中的关键性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政治文化确实能达到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效果。作为政治主体的公民与执政者之间应保持良好的信息沟通，使公民的政治要求能通过正常的途径与程序得以基本满足，而执政者的政策与资源配置也同样应该保持公正有效，使政治文化能够平稳转换，在这种情形下，保持国家的有序发展必定有望。
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现状
邓小平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我国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要建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20多年来的改革把中国推进了民主政治的转型期，也就是说由不完善的民主转向现代民主的时期。这里所说的“不完善”，主要不在于缺乏一套制度和法规(尽管有些配套的制度有待出台，但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普选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公民的政治自由权利等制度架构已经确立)，而在于形式上的民主制度还没有完全实现形式向效能的转变，已有的法律条文还没有完全成为支配政治生活的权威。为什么中国难于实现这个跨越?除了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外，几千年的深厚文化很难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信仰体系和政治文化的支持。制度离不开人的运作，中国是经过长期专制统治的国家，封建传统思想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长期专制统治的结果是民众形成了对政治权力的依附性、臣属性、顺从性，缺乏自主独立意识、民主政治意识以及公民权利观念和政治参与意识，而这些意识的缺乏使民众不能主动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制度的运作是艰难的。美国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就把“民主的信念和政治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实现民主的三个关键条件之一。因此，我国当代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努力培养出适应现代民主政治需要的先进政治文化，提高公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而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提出，公民文化就是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是公民对政治活动“理性、积极的参与”，有利于发展民主政治，正是解决我国当前体制改革困境的途径。所以，我国应建设和完善公民文化，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渐进有序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三、我国公民文化建设的主要思路
没有民主制度下的经历，公民文化不会成熟。下面简要谈一些建设我国公民文化的具体措施思路。
(一)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是培育公民文化的土壤，是臣民文化到公民文化转变的基本驱动力。市场经济建立的前提是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市场经济强调自由、平等、权利和契约精神;决定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要求个人以主体姿态参与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生活，反对对权威的盲从;要求突出个性和自我实现，反对单纯强调集体归属感;要求倡导个人奋斗和开拓进取，反对保守、依赖的生活状态，核心就是展示人的主体性和主体价值。同时，市场经济为创造公民文化提供物质技术条件。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降低政治参与资本，保证公民参与的能力和条件。
(二)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建构现代化民主政治与法制
民主政治和法制的确立可以保证公民的主体地位，保证和促进公民充分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力。在公民社会中，公民在真实地享有和行使着平等权、自由权、民主权、财产权、社会权等权力的基础上，进行主体价值的创造和占有，以不断提高自身的全面素质和主体能力，逐步走向“自由自觉”的主体活动。针对我国目前的状况，具体要求如下:第一，扩大公民政治参与途径，拓宽现有的参与渠道与形式;第二，逐步实现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化，加强对其的引导，健全和完善具体制度;第三，提高公民政治参与效能，健全行政信息公开制，加强制度内外的监督。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民族国家生活中的地位的一种认识状态和实践状态相统一的行为方式。首先，公民要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只有作为独立的主体，才能根据自己的理性判断能力和主题价值取向，去设计、创造、实现自我的意愿，才能充分发掘自己的潜能，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价值。其次，公民要具有积极参与意识。作为公民社会的主体，公民在充分了解自己的权力与责任的同时，还应该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主动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再次，公民要具有契约意识。契约赋予公民以现代人的身份和地位，以契约精神为基础的社会系统，既保证了公民的民主权利，又使每个人有充分的施展空间，从而调动社会成员参加公共生活的积极性，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最后，公民要具有社会认同感。公民只有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国家和政府具有真正的认同感和集体归属感，才能积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四)加大现代化教育力度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意识形态；宏观政治；微观政治；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I1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1-0107-08
20世纪中叶，世界历史的剧烈变化以及共产主义运动遭遇的一系列挫折，改变了西方学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苏共二十大、“布拉格之春”等历史事件使人们感到实践与理论的巨大差异，正如法国大革命引发人们对启蒙理想的检讨一样，这些历史事件也迫使人们反思斯大林主义，重新打量经典马克思主义可能存在的缺陷。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和其后的意识形态批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学术思潮。许多学者认识到，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元论过于简单化，它难以完整解释西方工业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挫折、法西斯主义的盛行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复杂历史现象。随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从黑格尔的角度挖掘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因素，逐渐成为许多学者的重要工作，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向文化研究的转换。从卢卡奇到葛兰西，从英国的文化研究到德国的文化批评，从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到英美后殖民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以文化方式讨论政治和权力渐成大势。但是，早期的文化研究主要是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补充和修正而存在的，因此具有较明显的宏大叙事特征。不过，从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的怀疑、对差异性的强调开始，文化研究逐渐偏离宏观政治，而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推动了文化政治的这种微观化趋势，并为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经受了“后”思潮洗礼的西方后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越来越把文化本身作为目标，挖掘其中存在的政治意蕴和权力关系，并把这种政治内涵视为政治实践本身，把文化政治化，呈现出以文化批判代替政治实践的倾向。后期文化批评试图从体制内来期待文化对资本主义进行自然的批判和改造，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程度的乌托邦色彩。
一、早期文化批评的宏观政治意识
与苏联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实践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解。他们之间的不同主要在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建立在较严格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基础上，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这种倾向的批判，体现出对唯物史观的某种程度的修正和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强调。这种状况的出现，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经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出现的问题以及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等历史背景相关。西方学者逐渐从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感受到了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卢卡奇的“阶级意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精神分析、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都体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向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转移。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它在经济决定论之外，弥补了文化这个维度。不过，这种弥补并没有改变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这一历史人的设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仍旧设定为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框架依旧存在。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目的不是要消除这一框架，而是要强化其历史实践的可能性。意识形态则是强化这种可能性的一种方式。因为在卢森堡、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早期代表人物看来，阶级和阶级意识并不完全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因此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还不能决定阶级意识的生成。换句话说，没有意识形态的作用，无产阶级就很难作为一个真正自觉的政治力量来有效地推进历史进程。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本人实际上也有所意识。按照他的比喻，自然的经济事实使得德国农民仅仅是一些装在袋子里的“土豆”，有着相似的地位，但却彼此碰撞，不能成为一体。言下之意，要使得他们成为一体，对他们进行意识形态的“再现”将必不可少。
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力量就是“物化”，把人的生存状态自然化为纯粹的经济事实。劳动的分工、技能的专门化破坏了人们对整体的想象，当无产阶级在劳动过程中被物化、被机械化，他就有可能丧失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因此，工人阶级要促成行动，就必须首先抵抗那种“粗糙的经验主义”和“经济宿命论”，从整体性出发，造就整体的阶级意识：“只有无产阶级的自觉意志才能使人类免遭灾祸。换言之，当最后的经济危机击中资本主义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卢卡奇对阶级意识的强调表达了对物化意识的反抗，也暗含了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更进一步把意识形态作为整体的“社会”或“实在”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中，意识形态问题将会进一步凸现出来。但二人都没有涉及如何造就阶级意识的问题。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可看成是对这个问题较具体的回答，直接指明了意识形态问题与文化机构和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存在两种主要霸权形式，即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这两个方面虽然相互关联，但却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即“文化霸权”在这里是作为政治霸权的基础和前提的，“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一个特定的掌握霸权（hegemony）的政党，不仅具有集中阶级力量的作用，同时也是人们形成自觉的自我（政治）意识的基础。当然，政党的这种作用不是通过权力来强制实现的，一种自觉的“自我意识”也不可能通过强制得到。因此，政党在这里的“霸权”首先就应是“文化霸权”：“在现代世界中，人们应当强调政党在制定和传播世界观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和意义，因为它们所做的事情，主要就是制定出与之相符的伦理和政治，并把它当做就是它们的历史‘实验室’那样地去行动。”尽管葛兰西没有明确否定文化的科学性质，但文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性质却在这个概念中得到了揭示。葛兰西从社会变革实践的角度强调了文化领域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把它看成权力争夺的首要场所。相对于柯尔施，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高于社会政治，在西方市民社会里尤其如此。
文化或意识形态之于阶级意识的重要性也为英国文化研究所看重。工人阶级文化是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个重要主题。只不过他们看重的不是那种被认为是统一的阶级文化或阶级意识，而是看到了一个阶级内部的文化复杂性。但不管怎样，汤普森认为“阶级”并不是某个由于经济地位就自然而然形成的东西，阶级既形成于经济中，也形成于文化中。劳动纪律、宗教与道德、休闲与娱乐等内容是工人生活中重要的经历，这些经历与他们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并与经济生活一起构成了他们的历史经验的整体。正是在这个经验的整体中，逐渐形成了关于阶级的自觉意识。汤普森大量讨论了宗教、道德观念、通俗文化、文学以及激进的政治宣传等文化形式，以及它们在这种觉悟形成中的作用：“一方面，不同职业和不同文化水平的工人已经意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另一方面是意识到工人阶级或‘生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同其他阶级的利益相对立，而且其中还包含着日益成熟的建立新制度的意识。”同样，霍加特通过自己对工人阶级“有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调查和描述，通过对俱乐部、期刊和工人中流行的故事的分析，指出了这些不同生活侧面的整体性和内在联系，认为这种文化感觉的共同性，使得工人阶级的文化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明确看到了文化在塑造共同阶级意识方面的作用。总体上讲，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了阶级经验和阶级意识之间的区别：如果说阶级经验诞生于生产关系的话，那么阶级意识则是从文化角度处理这些经验的方式。或者说，文化作为一种价值方式和观念形态，对阶级意识的塑造和形成有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大众文化并不抱乐观态度，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直接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和消费欲望相关，更像是一种实现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工具。阿多诺认为有必要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整体的怀疑和否定，而不能再继续采用黑格尔那种包含了肯定的否定。无论阿多诺的否定多么激进，其所谓“彻底的否定”主要是作为一种逻辑学和认识论而存在的，而不是指革命实践。他自己也认为，否定的辩证法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历史观。马尔库塞主张从文化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抵制和斗争，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成功阻止革命的发生，使革命力量被分散、意识被同化、意志被消磨，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用“物质消费”这一“虚假的需求”压抑和掩盖了“”的其他需求。由于马尔库塞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因此人的解放在实质上就是“”的解放。这样一来，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文化上的革命，都必须深入到心理层次，把受到掩盖和压抑的释放出来，归还人的生命力，把被消磨的意志重新调动出来。因此可以看到，马尔库塞的“人的解放”实质上仍旧是文化层面的而非经济层面的解放。
相比之下，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更具有现实的适应性，而英国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从正面去讨论工人阶级文化的，它围绕的显然是马克思在讨论阶级“再现”时就提出的、由卢卡奇和葛兰西放大了的阶级意识问题。尽管有这些区别，他们的讨论同卢卡奇和葛兰西一样都有明确的宏观政治特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集团的对立仍旧是基本的政治模式，并且都坚持工人无产阶级在历史进程中的主要地位和作用。正如西姆在《后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说到的，卢卡奇尽管有些后马克思主义倾向，但仍然坚持工人阶级的“同一性”。虽然他不认为历史是一个决定论的过程，但历史无疑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操控，这“显示出他力图控制社会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热情”。而对于葛兰西，其“文化霸权”概念本身就是宏观政治的概念。有学者指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并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或个人与组织或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而是一个集团对其他集团的权力关系”。尽管文化的方式是一种非“武力”的方式，但其“侧重点恰恰在于以非武力的方式达到对权力的服从”。因此文化在这里被当成宏观政治的一部分来看待。同样，英国文化研究对工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利益集团的关注也是自始至终的，汤普森的“集体的觉悟”，霍加特的“共同文化感受”，威廉斯的“感觉的结构”等，都是为了从文化的角度来阐明这种整体性的形成及其特征。汤普森甚至直接把文化看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他认为文化是不同利益集团和社会力量相互竞争和冲突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阶级斗争。而“阶级觉悟”就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他也明确反对那种否定阶级存在的说法，认为那不过是把肤浅的阶级概念强加给马克思的结果。同样，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整体上也是从宏观政治角度出发的，目的在于促成现实的社会改造。霍克海默说：“对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建立的理论，人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特征概括它，但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持不屈不挠的批判立场，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马克思关于阶级、剥削、剩余价值、利润、贫困化、崩溃等范畴都属在批判思维影响下出现的概念，而所有这些概念的意义并不是在对当代社会的维护中得到的，而是在将社会改造成一个合理社会的过程中得到的。”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与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一样，被看成是革命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尔库塞对“单面的”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目标明确，并且坚持“革命主体”的存在，认为客观上产业工人阶级仍旧是革命主体，只是由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革命性正在消失，因此“革命的历史使命已经落在第三世界的被压迫者”和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西方工业社会的‘新左派’肩上”。正如西姆在评价马尔库塞时所说，马尔库塞善于在大众政治消失的情况下，发现那些可能给资本主义带来变革的潜在力量。他的目标是寻找和铸就一个真正的新的历史主体。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对西方学术界的资本主义批判影响深远，但对现实的学术批判不可能等同于社会制度的改造实践本身。资本主义一如既往，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一方面人们感觉到越来越多的现代性问题，另一方面人们却面临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制度的固化。因此回溯到资本主义的开端、深入到现代性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源头来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变得可以理解了，而这也正是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所体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西方文化自审与文化批评的微观化
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西方文化根基的问题。阿多诺的“怀疑主义”对普遍真理和体系性的拒绝，马尔库塞对的解放的强调及对启蒙理性的怀疑等，都触及到西方文化思维，但这种反思意识还不甚明确，也意味着他们还不可能真正放弃宏观政治，放弃阶级和历史主体。真正越出宏观政治、跳出阶级对立视野的是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他们把资本主义批判同西方后现代主义对西方文化的反思结合在一起，不仅从深度上延伸到西方文化思维，同时在广度上也扩展到几乎一切文化形式和日常生活实践，对今天欧美“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使得此后西方文化研究的政治特点与早期的文化研究有了很大不同。可以说，法国马克思主义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
西方文化自检和现代性反思潮流之所以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相融合，是因为这种自检本身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问题，这种对传统的自检也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根基的批判性反思。对这一根基的批判本身包含着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一文化自检的核心也正在于对一切压制性关系的批判和否定，这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人的解放在目标上有很大的一致性。当然，这种结合也可以看成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反思。
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是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进行融合的代表。在萨特那里，存在主义意味着对主体确定性的否定，而基于人的理性的主体确定性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前提。存在主义观念中的主体是自由决定的，有着更多的偶然性和生存的情境性。据此，萨特从意识角度分离自我与他人，“他人与我的关系出现了一种微妙但却根本的变化，他人作为一种独特的经验集合体，已然溢出了我的经验”。人是历史的、社会的，而非一种抽象的综合体。在萨特看来，人是自由选择的，是以个人选择为基础的。萨特对经验和现实性的强调是对教条和抽象概念、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权威进行反叛的一种方式。他说：“活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启发性的：同它的具体研究相比，它的原则和它以前的知识显现为调节性的。在马克思那儿，永远找不到实体……否则，人们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者对形势的‘分析’的重视。”同时，“存在主义像马克思主义那样研究经验，以便从中发现一些具体的综合；它只有在一种运动的和辩证的整体化内部才能想象出这些综合，而这种整体化正是历史，或者――从纯文化的角度来看――正是‘哲学-的-变异-世界’。在我们看来，真理在变化，它已经和将要变化”。我们看到，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和与存在主义的“融合”，主要是从一个更加灵活的、富于变化的矛盾和差异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承认生存的偶然性、个体的自由决定，也就意味着集体性的不可能。既然如此，“阶级意识”恰恰成了超个体存在的东西。萨特的这种观念意味着政治实践向个体行为的转换，体现出政治的微观化趋势。西姆在评价萨特时认为，在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混合体中，存在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在萨特的学说中占据了主要位置。不仅如此，相对于存在主义而言，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更是坚决否定以“同一性”为基础的宏大叙事和宏观政治所带来的压制，萨特所谓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一定的“后学”特征。
与此相似，由于结构主义在索绪尔语言学那里首先揭开了二元对立思维的真相，从而为反抗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提供了可能。阿尔都塞、马舍雷等从结构主义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压制性问题，这也是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基础。戈德曼观念中的“同构”能解释这个基础。他认为一部作品的各个组成成分既作为独立功能出现在作品范围之内，也同时统一在一个共同的“世界观”之下，这种共同的“世界观”，就是意识形态。正是以“同构”思想为前提，现代社会几乎所有领域都被意识形态化了。弗朗索瓦・多斯指出：“结构主义充满争议，并与一个特定的西方历史时刻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种自责、一种对西方传统文化的拒绝和一种力图寻找新模式的现代主义的焦渴。古老的价值观不再得到尊崇。任何在西方历史中受到压制的事物，结构主义都表现出极端的敏感。”阿尔都塞接受了结构主义的这种反压制的精神，主要表现在他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和批判上，他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自己的逻辑和严格性的表象（意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给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起作用，个人主体是在无意识水平上被意识形态塑造和决定的，而文化是意识形态的直接存在方式和作用方式。也就是说，即使是人的无意识，也会通过文化的方式受到意识形态环境的先在影响。既然如此，人的生存的政治性在人的无意识领域里就已经存在了，我们也很难找到不具有意识形态作用的文化，或者说，政治性或者意识形态性本身就是文化的某种内在性质。这意味着文化研究几乎就是意识形态的研究。例如，阿尔都塞在谈到哲学时就认为，哲学本身就是政治，因为“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层面上的阶级斗争”，“每一个哲学家，就算他像笛卡尔一样几乎不谈什么政治，仍然都可以在强调的意义上被看做是政治思想家”。当然，他也认为，这种意义上的政治不能等同于现实的、直接的政治立场和哲学家们所持有的政治观念，因为“构成哲学的政治针对着并萦绕着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即不是组织、巩固和捍卫这个领导权，便是同这个领导权进行斗争的问题”。
显然，阿尔都塞所说的政治不是现实的政治，而是那种微观化的、通过广泛的文化生活方式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强制和反抗，例如他的弟子马舍雷所认为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批评。马舍雷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无形的表象体系，它提供了我们关于现实的幻象，并且建立了一系列必然的形象：“人类”、“自由”、“上帝的意志”等。“一个人的存在就是以这种原始的幻象开始的”，其直接载体就是语言。马舍雷说：“幻象的语言，是作家的原材料，也是日常意识形态的载体和源泉。日常意识形态在我们内心中刻下烙印，把我们卷进这一无形的、没有穷尽的话语流，同时把我们塑造成型。”但是这种号称揭示了各种“真相”的、表面自我同一的各种真理话语，其实是内在地分裂和矛盾的：“意识形态是封闭的，有限的，但它却错误地宣称在自己的范围内它是无限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马舍雷看来，文学的作用就是对这些意识形态进行生产加工，并在“加工”过程中暴露其矛盾，但这种暴露不是直接的，而批评的作用就正在于通过症候性的阅读来揭示文学文本是如何暴露意识形态矛盾的。显然，这里的文学文本和文学批评都体现了阿尔都塞所说的那种文化形式的斗争，只是更倾向于文学和日常意识形态的领域。
马舍雷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已经看到意识形态所称的必然性和无限性是虚妄的，这与福柯和德里达对西方文化的真理观的理解是一致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可以称为“理性”和“真理”的霸权。“真理是指一整套有关话语的生产、归路、分布、流通和作用的有规划的程序。”当然，这个“真理”与通常我们所说的真理有一定的区别，它与“深层”知识和权力处在同一层次，是一个抽象的潜在要素，我们不能从意识形态和马克思的超结构角度去看待这一真理，“恰恰相反，真理、知识和权力是使资本主义模式成为可能的条件”。福柯通过对人文科学的“考古”，发现了各种“真理”话语系统中存在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权力”关系，福柯称之为“话语权力”。“真理”（话语）权威的建立是通过“规训”的作用，而不是因为其自身的自我同一和无限性。换句话说，权力生产了“真理”（话语），“真理”（话语）又反过来强化和生产了新的权力，这是一种以真理和科学面目出现的、更加深层的文化控制方式。与阿尔都塞倾向于哲学、马舍雷倾向于文学和日常意识形态不同，福柯揭示的权力斗争涉及到的则是几乎所有我们赖以理解世界的知识体系。欧阳谦指出：“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阶级和国家为核心的宏观政治概念遭到质疑，一种围绕日常权力关系形成的‘微观政治’构想脱颖而出”，而“福柯的新政治观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微观政治构想。他以权力谱系学为基础，着力揭示了微观权力的种种形式，由此重新定义了‘权力’和‘政治’，提出了微观政治的基本构想”。
与福柯相比，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所谈到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语音中心主义”更具有文化的广泛性。在德里达看来，关于我们的意识和思维的稳定性和客观性，都来自于“起源”神话，即相信任何意识、符号、语言、话语体系等都有一个可靠的、客观的“起源”与之对应。但德里达认为，人从无意识开始就是由一种充满“差异”的“书写”结构来“反映”世界的。“书写在普通的意义上，从差异开始，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东西。是存在的结构和前提。因此，它不是一个你可以任意为之的东西。”因此，与传统符号概念强调反映世界的透明性相反，德里达看到的是各种“异质性”：“异于所指的东西绝不是暂时存在的，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它也是一种与能指序列反向或者平行的细微差异。”而这些差异是人那干差万别的存在的情境性产生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情境性就是人的欲望和权力。在德里达看来，符号的客观所指在传递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抽空，是不可追溯的，真正得到传递的恰恰是主观的人的因素。德里达指出，问题在于，真理的历史掩盖了其书写性质，掩盖了其身上的欲望和权力，相反，以客观的假象树立了各种中心主义的神话：“自前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始终认定一般的真理源于逻各斯：真理的历史、真理的真理的历史（不同于我们将要加以解释的形而上学转向），一直是书写的堕落以及书写处在‘充分’言说之外所遭受的压抑。”当然，这里的书写所遭受的压制不仅存在于哲学领域，而且是包括所有标榜客观性的符号系统。德里达使我们看到了几乎贯穿于所有文化领域的欲望与权力。这种欲望与权力、控制与反控制当然也不可能只存在于普通意义上的政治领域，而是存在于所有力图实现话语说服力和权威性的地方，因此这是一种极为广泛的微观文化政治。它既是我们生存的现实状况，也是我们生存的前提条件。
阿尔都塞和马舍雷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文化，指出了意识形态对现实的虚假反映和对主体的塑造作用，并进而批判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文化的意识形态化使人们在哲学和文学这样的重要意识形态领域看到了微观的权力斗争。而以福柯和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则把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揭示了所有以客观性为基础的真理、知识系统存在的人的主观因素，尤其是权力和欲望。而这种真理、知识系统正是西方理性文化的根本形式，同时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和合法化基础。从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角度，法国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思想是全面而深刻的，它呈现出广泛的文化政治化趋势，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资本主义批判学说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三、微观政治的泛化
在法国马克思主义把文化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影响下，话语批判在西方当代诸多学术领域盛行，其中包括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社会运动”以及英美的后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这些话语批判很少与现实的实践关联，而是仅限于文化研究领域。一方面他们或直接或间接地与马克思主义相关联，但另一方面其关联的纽带却再也不是早期文化研究的那种以现实改造为根本目标的宏观政治。由于以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为代表性思想的整个后现代主义思潮揭示了宏大叙事的压制性特征，对传统本质主义的批判也使得人们尽量避免政治的集体性等问题。因此，像“阶级”和“主体意识”这样的概念，再也难以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对象来谈论，文化批评的政治内涵也就仅限于纯粹的话语领域。不过，由于福柯和德里达所涉及的文化政治的广泛性，文化批评的政治有可能涉及到所有的符号领域，呈现出政治的泛化趋势。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媒介文化批评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文化政治的泛化特征，那就是把媒介符号消费本身作为权力斗争的方式。例如，基于霍尔著名的“编码、解码”理论以及洪美恩等人的媒介受众研究，受众对于媒介文本的多义性解读被看成是一种“意义生产”。类似于马舍雷说的文学生产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破坏，这种多义性的生产也被看成是一种对统治意识形态规训意图的颠覆。在费斯克看来，批评的任务就是“发展文本分析策略”，以识别那些“逃离了主导文化生产者控制的潜在意义”，并且弄清楚那些符合“被支配的亚文化成员”的而不是“主控文化群体”的利益。多义性解读作为一种阅读普遍现象，在这里被赋予了一种“斗争”和“颠覆”的内涵。费斯克甚至说：“作为符号学家，我坚信意义是我们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可能是改变社会结构的主要动力来源。”
不过，文化的泛政治化并不真的意味着具有现实政治的意义。齐泽克就曾严厉地批评福柯权力观念的神话色彩：“因为人们永远也不能这样到达权力――将微观过程与权力幽灵分开的深渊依然处于未连接状态。”约翰・麦高认为后现代主义“既不能从反原旨批判中，也不愿意从它所批判的人道理性中去形成民主伦理，结果，它往往只得放弃民主政治理想而循入让・弗朗科（JeanFranco）所说的‘策略性的文本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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