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成长的作文(6篇)

有关成长的作文篇1

关键词：公司成长性盈余质量盈余管理

一、研究设计

对于盈余质量的度量，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盈余质量不同特征的角度，选取相关的变量。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基于Jones模型得出的修正的Jones模型和DD模型。借鉴Wang（2006）和郑国坚（2009）的做法，本文采用Ball和Shivakumar（2005）修正的模型来估计操控性应计项。他们认为传统线性模型未能确认会计应计程序的非线性属性，因此在DD模型基础上加入了变量DCF以及DCF和CF的交叉项来反映这种非线性属性。修正的DD模型如下：

其中TACt是总应计额，为净利润减去经营现金流量并除以总资产，CF、CFt1和CFt+1分别代表t期、t-1期和t+1期的经营现金流量，并经过相应时期总资产的调整，DCF是虚拟变量，当CF-CFt-1

对于公司成长性，目前还没有形成学界统一的度量，国内外学者往往使用以下指标来作为公司成长性的变量：（1）市净率（P/B）和市盈率（P/E）；（2）托宾Q值；（3）固定资产增长率；（4）净资产收益率增长率；（5）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6）净利润增长率。企业在成长期，由于费用支出的不确定性，所以净利润的增长性很难合理描述企业的成长性；而市净率很大一部分因为资本市场的缺陷而难以反映企业的实际成长；托宾Q则由于我国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两股并行的特殊背景（虽然已经在2006年实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但时间较短），也难以具有代表性。故本文选取营业收入的增长率作为公司成长性的替代变量。同时根据以往学者研究的经验证据，我们将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控股股东性质及比例、股权集中度和所接受审计的审计单位是否为国际四大作为控制变量。基于上述分析和假设，我们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DAt|是上市公司操控性盈余的绝对值，我们用来作为公司盈余质量的替代变量，growtht是公司成长性，cont_v是控制变量。由于2005年后公司内的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强制义务，独立董事制度也早于审计委员会制度得到普遍执行，且由于信息相对难以取得，故本文不加以考虑。本文所选取的变量如表1所示。

为了控制经济制度和市场环境等不易观察的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本文选取经济制度和市场环境比较稳定的2005-200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因为修正的DD模型需要对公司的经营现金流量滞后和提前一期，故本文样本数据实际上运用了涵盖2006-2008年的数据作为回归分析的样本数据。剔除金融企业、存在异常值和数据缺失的公司，共得到3395个样本数据。本文所有样本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数据的整理与分析运用了EXCEL和Stata11.0等分析工具。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从表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我们可以看出，操控性应计项绝对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均偏离均值很远，上市公司之间盈余质量差别较大，其中|DA|越小，盈余质量越好。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增值率最大值约为31.56%，最小值约为-2.37%小于0，均值为0.25%接近0。较低平均水平的增长，可能与2005年以后全球经济危机及我国经济增长放缓有关。公司的规模经过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调整后，仍然存在明显差异。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的最小值约为1.8%，最大值约为48.9%，均值约为18.1%。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最高约为85.23%，最低为2.1%，均值在38.5%左右。通过Z指数和H5指数，我们可以综合判断我国的股权持有较为集中，尤其反映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上，所有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约是第二大股东持股的23倍（通过Z指数的均值得出）。

（二）回归分析。本文在控制了上市公司所处不同行业后，进行面板回归，得出如下回归结果。首先，公司成长性的平方项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本文假设。本文认为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与公司的成长性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即在较低水平下，公司的成长性越好，公司的盈余质量越高，反映为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项的绝对值|DA|则越小；在较高水平下，公司的成长性越好，公司的盈余质量越低，反映在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项的绝对值|DA|上则为越大。故公司成长性的平方项与|DA|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符合本文的预期假设。其次，公司控股性质与公司的盈余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而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盈余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盈余质量越低，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大。同时本文还发现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与盈余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负债确实发挥了一定外部公司治理的效用。这与银行对公司贷款条件较为苛刻不谋而合，但却无法说明国有企业负债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公司的前五大股东的股权集中度也与盈余质量存在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股权越为集中，公司的盈余质量越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大股东“合谋”、共同操纵盈余的现象。但本文没有发现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之间的比值与盈余质量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同时本文也没有发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盈余质量之间存在显著关系。

三、结论

本文以2005-200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的成长性与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而不同于以往研究，直接将公司的成长性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或是得出简单的线性关系。本文认为盈余质量与公司成长性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即在较低的增长水平下公司的成长性越好，公司的盈余质量越高；而在较高的增长水平下公司的成长性越好，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即公司盈余质量越低。本文结论的意义在于提示会计工作者在考虑盈余质量的影响因素时，应同时结合内外部不易察觉的因素。同时本文对监管机构和投资者而言的意义在于提示监管机构和投资者要识别高增长水平下伴随较高增长而存在的盈余管理行为。

但本文的缺陷在于没有考虑到一些更为微观因素对本文结果的影响，例如各上市公司在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制度设计上的差异以及功能的发挥。虽然从宏观层面而言，自2005年以来审计委员会成为上市公司强制设立的义务，且独立董事的制度也自2001年以来引入我国上市公司，但具体到微观的每个上市公司层面仍有明显差异，并且也有不少会计学者已经就盈余质量和审计委员会以及独立董事制度的关系做了一定的实证研究，所以在分析公司成长性与盈余质量实证关系时有待进一步考虑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制度的微观差异，这也是需要后续完善的地方。

参考文献：

有关成长的作文篇2

关键词：兴趣；习惯；档案袋；作文教学

“作文成长档案袋”，顾名思义，就是将“档案袋”与“作文教学”“学生成长”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写作素材和与作文教学有关的资料收集在一起，用于记录学生作文学习和教师的作文指导的一个小型的资料库。这个“成长档案袋”中，既透视着教师在作文教学中对学生个性化的指导，又反映着学生摘抄名言警句的独特感悟，是有效提高中学生写作水平的一种尝试。下面我就从三个方面谈谈“作文成长档案袋”的建立对促进学生作文成长产生的积极意义。

一、建立“作文成长档案袋”，培养学生观察生活的习惯

“假、大、空”现象在学生的作文中屡见不鲜，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源在于学生没有养成观察生活、积累成长素材的习惯，而“作文成长档案袋”的建立，无形中促使学生养成观察生活的习惯，积累自身成长空间的素材。在教师的指导和监督、同学的协助下，为了充实“作文成长档案袋”的内容，学生会慢慢自觉地深入生活、关注社会、体验人生，既读“圣贤书”，又闻“窗外事”；既观察大自然春夏秋冬的变迁，又探究花鸟虫鱼的生活习性……并将这些成长过程中的写作素材积累起来放进“作文成长档案袋”。当教师布置了作文任务，需要材料的时候，“作文成长档案袋”中的这些学生亲身经历过的素材，就会如数家珍般地摆在学生的面前，学生运用自己的生活经历感悟生活，抒写心灵，必定会真情流露，写出感人肺腑的好文章。这与新课程倡导的“作文教学尤其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热爱生活，抒写真情实感”的作文教学宗旨不谋而合。逐渐地，学生就会脱离“假”的写作套路，推陈出新，言他人之未言，写他人之未写，作文内容就会由肤浅走向深刻，由贫乏走向丰富，由单调走向缤纷，使学生的作文处处洋溢着与众不同的自我生活，从而达到独抒性灵的目的。

二、建立“作文成长档案袋”，提高学生阅读鉴赏的能力

叶圣陶先生曾过：“生活犹如温泉，文章犹如溪流，源泉丰富，溪流自然活泼昼夜无息。”这源泉除了学生观察生活的直接材料，也包括通过广泛的阅读鉴赏积累的间接材料。“作文成长档案袋”要求学生观察自己的成长生活外，还要求学生大量吸取文学名著等文学读本中丰富的养料，就像植物从土壤中吸收氮、磷、钾等营养成分，它是创作的根，根扎得越深，根系就越发达，就越能让植物繁花似锦。教师指导学生阅读文学作品，或是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阅读相关杂志，都要一边阅读，一边做笔记；一边做笔记，一边写读书体会；一边写读书体会，一边谈读书感悟，哪怕是一句话，或是一段点评都行。渐渐地，学生的写作能力在阅读与鉴赏中得以提升，“阅读古今名著、鉴赏精彩片段、摘抄名言警句、点评好词好句、锤炼遣词造句、尝试仿写改写、交流探讨写作技巧、发表自己人生感言”等方式都能从不同的角度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因为阅读鉴赏本身就是学生的个性化的行为，而这种个性化的阅读鉴赏最容易产生创造性的思维火花，学生一旦形成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对学生今后的作文创作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正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日积月累，学生的“作文成长档案袋”的精品越来越多，激发的潜能也就越来越大。

三、建立“作文成长档案袋”，激发学生大胆创作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教师的指导下，在同学的督促下，学生“作文成长档案袋”里积累了大量、丰富的来自自身的、他人的直接素材和间接素材，当学生品读着这些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材料的时候，当学生品读着别人创作的精品的时候，他们也会产生将“米”煮成“饭”的热情，为了激发学生创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作文能力高低和时间情况，安排片段训练，诸如肖像描写、动作细节、景物描摹等容易写作的练习，让学生感受到写作进步的喜悦；也可以安排课堂作文，加强写作前的指导，让学生认真审题、细心构思、灵活运用方法、用于创新，用自己的生活经历构筑作文的大厦，用自己生花的妙笔抒写真实多彩的生活。那些写作能力稍差的学生，只要他们在写作中流露了自身的体会，哪怕是一丁点的可取之处，教师也要及时表扬，保护他们的创作激情；那些基础较好的学生，能够活学活用，写出满意的作文，就要大力赞扬，激发他们更强烈的表达欲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磨炼，就会越写越顺，越写越精彩，越写越想写，也只要这样，学生的写作兴趣才能得以良好的催化并滋生出更多绚烂美丽的篇章。

有关成长的作文篇3

长城由一个异域建筑变成一个有待解读“发明”的文化符号。西方文化在长城与某种“中国特性”之间，一点一点地建立起似是而非的类比关系，比如长城与广阔的帝国、封闭保守、停滞与空间化的、高度组织与奴役的文明等等。西方的长城神话传统或话语为卡夫卡的小说提供了基本素材、叙事角度、象征及其意义，以及象征意义的历史深度。西方七个世纪间形成的中国形象传统，浮现在《万里长城建造时》的文本语境中，赋予卡夫卡这篇看上去荒诞不经的小说某种深刻的“汉学”意义。

一

“万里长城止于中国的最北端……”，1917年三四月间，卡夫卡守在布拉格狭窄的犹太旧城区他那间小屋里，写作一部天书般的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1](P185-197)这部小说令人费解的不仅是它的题材，还有意义。小说讲述了一个奇幻神秘的故事：从一个无法想象的久远时代起，在苍穹覆盖不了的帝国土地上，中国人开始修建万里长城。修建长城的目的据说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修建长城的方法是：“分段而筑”。小说戏拟某种学术（历史或汉学的）论文形式，不断解析修建长城的方式（分段修建）与目的（防御北方民族）之间的矛盾，解构有关长城的“各种传说”。不仅长城修筑的方式与目的相矛盾，就连所谓的防御北方民族的说法也值得怀疑。思考开始的地方，荒诞出现。

卡夫卡的魅力在于，所有看上去寻常合理的东西，一旦出现在他梦境般的作品里，都暴露出其可怕的荒诞，而所有的荒诞，又是那么平常，自然而然。《万里长城建造时》初读时让人感到不知所云。首先，它讲述的并不是那个现实中国的长城，而是某种有关长城的传说。叙事者试图解释这些传说，但很快发现经不起深思。其次，它的意义似乎也不在长城，而在有关长城的某种隐喻。他希望在修筑长城的工程中，发现帝国组织的秘密。叙事者说他的比较民族史研究揭示，“中国人有某些民间的和国家的机构特别明确，而有些又特别含混”。[1](P190)而长城的建筑实质上与中国的国家机构密切相关。

《万里长城建造时》文本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解构长城的建筑方式与目的，发现长城的意义并不在于长城本身，长城只是一种隐喻。第二部分解构帝国的组织机构，发现这个在空间上广阔无边、时间上静止不动的长城帝国，在权力结构上竟像是激流中的漩涡，它迅速有效地流动，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核心不过是一个空洞。文本的意义就体现在第一部分解构长城与第二部分解构帝国二者之间构成的隐喻关系上。在卡夫卡的想象中，长城只是一种传说，修筑长城的真正意义不是防御边患，而是组织建设。小说中出现四类角色：1.像孩子一样性情飘忽不定、天真或幼稚、质朴或愚昧的百姓；2.像家长一样深谋远虑、仁慈却专横、可敬又可怕的领导者；3.享有神明般的权威却拥有俗人一样的生命、强大又脆弱、实有又虚无的皇帝；4.论证高妙的“迷雾一般”的理论的学者与教授“崇山”一样的信条的教师。这四类角色是修筑长城的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同时也是帝国的构成者。

分段修筑长城，不过是中华帝国内部机制的隐喻。小说后半部分从长城主题转向以诡语的方式讨论帝国的中心皇帝。皇帝是帝国无限权力的神秘中心，这个中心很可能是个空洞。皇帝既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又是一个脆弱可怜的人。长城是一个传说，皇帝也是一个传说。他是帝国组织的根据，百姓想象中的一个虚位。或许帝国本身就是荒诞的，像长城那样荒诞。小说的语气在前后两部分差别很大。第一部分以分析为主，经常还表现出雄辩。第二部分则以模棱两可的、呓语般的叙述为主，模棱两可、逻辑混乱，相互矛盾、语焉不详的句子越来越多，可以隐喻的东西不可以理喻。真正的荒诞恰恰是无法思考的。或许只能通过修筑长城这一象征来把握或接近帝国的意义，当你真正要解释帝国本身机构时，就无能为力或不着边际了。梦幻总在无端处开始，又在无端处结束。长城、皇帝、奔波在帝国大道上的领导者、在荒野筑城或在庭院纳凉的百姓，整个帝国像亘古天幕下苍老的浮云，神秘而遥远。卡夫卡在小说中一再通过不同的意象强调长城帝国在空间上的广阔与时间中静止的永恒性。一个古老的帝国活在当代，本来就是非时间性的，就像万里长城，在广阔的帝国空间中延伸，但在数千年的时光中，却像石头一样凝固不动。《万里长城建造时》没有写完，嘎然而止处，就像一部机器高速运转的时候，关键部位的螺丝钉突然崩飞了。

“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1](P188)卡夫卡叙述中华帝国修筑长城的故事，并不是因为他真正关注或了解中国的长城。小说不过是一种形式，在卡夫卡病魔纠缠的想象中，千年帝国在无限辽阔的土地上修筑万里长城，事件本身就是一个普遍的、神秘的、明显具有荒诞意味的象征。或许细读分析可以使我们朦胧之中感受或猜测到小说的某种意义。专制帝国是一个庞然怪物，只有在它运作起来的时候，才能展现它荒诞惊人的神秘。人们可以从修建金字塔了解古埃及帝国，从修建泰姬陵了解莫卧儿帝国，从修建万里长城了解中华帝国。在西方人看来，所有的东方帝国都在历史上完成过这种震慑天下耳目的浩大工程，而只有在这些令人眩目的不可思议的奇迹中，你才能理解那个像一部巨大的机器一样的复杂的家长式专制政体以及作为部件的无谓的个人的意义。修筑长城不过是一个象征。

天书般的小说获得某种解释的可能性，关键在于重建构成其文本的意义结构与话语语境。修建长城只是在卡夫卡想象与思考帝国机构与个人心理中的家长式专制倾向时，才作为象征出现的。问题是在卡夫卡的视野中，长城是如何获得这种象征意义的？卡夫卡用小说的形式思考东方帝国，却将选择的素材或“本事”落实到中国，中华帝国究竟在什么样的知识与想象背景上，获得了卡夫卡小说中的典型形象？卡夫卡并没有直接的中国经验，他的创作与想象都是文本中的，那些构筑卡夫卡小说意义的文本谱系是什么？最终能够解释《万里长城建造时》的意义的，不是中国的长城或制度与历史，而是西方关于中国与长城的观念与想象传统。

二

卡夫卡叙述中华帝国修筑长城的故事，并不是因为他真正关注或了解中国的长城。小说不过是一种形式，在卡夫卡病魔纠缠的想象中，千年帝国在无限辽阔的土地上修筑万里长城，事件本身就是一个普遍的、神秘的、明显具有荒诞意味的象征。

天书般的小说获得某种解释的可能性，关键在于重建构成其文本的意义结构与话语语境。修建长城只是在卡夫卡想象与思考帝国机构与个人心理中的家长式专制倾向时，才作为象征出现的。问题是在卡夫卡的视野中，长城是如何获得这种象征意义的？卡夫卡用小说的形式思考东方帝国，却将选择的素材或“本事”落实到中国。中华帝国究竟在什么样的知识与想象背景上，获得了卡夫卡小说中的典型形象？卡夫卡并没有直接的中国经验，他的创作与想象都是文本中的，那些构筑卡夫卡小说意义的文本谱系是什么？最终能够解释《万里长城建造时》的意义的，不是中国的长城或制度与历史，而是西方关于中国与长城的观念与想象传统。

文本及其象征是在话语中获得意义的。按照福柯的观点，话语是有关特定主题或对象的、意味着特定规训与策略的一整套内在统一、相互关联的表述，它为个别文本提供思考与言说的假设、规则与期待。赛义德从福柯的话语理论出发研究东方学或东方主义，指出东方学(Orientalism)是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时期西方表述作为“文化他者”的“东方”的一种话语方式，其中不仅包含着西方对东方各种离奇的想象，还意味着一套严肃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与权力运作规则。它由“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分配”，形成一种知识谱系或观念群，规定着个别作家文本的观念基点、意义结构，为其提供特定词汇、意象、修辞技巧甚至母题种类。赛义德认为福柯忽略了单个文本或作家的意义，主张使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揭示“单个文本或作家与其所属的复杂文本集合体之间的动态关系”。他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归纳为“策略性定位”与“策略性建构”，“……分析文本与文本群、文本类型在自身内部以及在更大的文化语境中聚集、凝结和获取现实指涉力的方式……”[2](P26)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尽管不包括中国，但在西方现代文化中无疑也存在着一套表述中国形象的话语，说它是汉学主义或中国主义都可以。它由各类有关中国的相互指涉的文本构成，为卡夫卡的小说提供了基本素材、叙事角度、象征及其意义，以及象征意义的历史深度。文本是没有边界的，它不过是话语网络中的一个结。这样，卡夫卡的小说与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就构成一种诠释的循环。西方的中国形象为解读小说提供了意义符码，而小说又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特定方面的索引。“万里长城止于中国的最北端，工程从东南和西南两头发端，伸展到这里相联结……。”小说的开头令人想起《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的话：“著名的长城终止于中国西部边疆的北端。”[3](P559)这位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3个多世纪前从意大利到中国，最后死在北京。卡夫卡一生却从未去过比巴黎更远的地方。（注：卡夫卡一生基本上在布拉格度过，只去过米兰、柏林、巴黎等地。他的传记作者瓦根巴赫曾说：“布拉格的旧城区是卡夫卡所熟悉的地方，也是他感到很亲切的地方。除了他后来得病，不得不去疗养院以外，他一生很少离开过这个地方。卡夫卡的一个熟人回忆说：有一次，我们站在窗户旁边，俯瞰下面的环形广场，卡夫卡用手指了指远处的一群建筑物，说：‘那是我以前的中学。面向我们的那座楼，是我以前的大学，向左一点是我的办公室’，卡夫卡用手划了个圆圈说，‘我的一生都圈在里面了！’”［德］克劳斯·瓦根巴赫著，周建明译：《卡夫卡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2页。）他想象中国的方式纯粹是在文本中旅行。他的写作，实际上是在他的阅读视野中西方各类有关中国的文本中“编织”意象与故事的过程。对他来说，想象中国的一个最明显的象征，可能就是长城，就像想象埃及总与金字塔联系起来一样。

在西方，有关中国的叙述很早就与长城联系起来。《马可波罗游记》没有提到长城，成为人们怀疑其可靠性的一个重要根据。如果马可波罗的确到过中国，他就不可能漏掉这么明显的标志。提出这个问题的有17世纪的意大利作家，也有20世纪的英国研究者。（注：［英］弗朗西斯·伍德著，洪允息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134页。）后来的旅行者很少再出过这类差错。葡萄牙人平托的《东方见闻录》谈到中国国王将犯人送去修长城，[4](P214-216)西班牙人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志》专门介绍了“长500里格的长城”：“在这个国家有一道长500里格的工事即城墙，始自座落在高山上的肃州城，从西向东延伸。筑墙的国王叫秦始皇，是为防备鞑靼人而修筑的……”[5](P27)1655年，约翰·尼霍夫随同荷兰使团到北京，在他出版的游记《荷使出访中国记》中提到：“中国农夫告诉我们说，人们可以从容地在一天内可以骑马赶到长城再回来。”[6](P92)平托、门多萨与约翰·尼霍夫都只是直接或间接听人传说长城，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则证明他亲眼见到传说中的万里长城[7](P15-16)。越来越多的传教士、使节到中国，越来越多的有关长城的消息或赞美传到西方。南怀仁神甫说“世界七大奇迹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中国的长城，欧洲所有出版物中关于长城的描述，都不足以形容我所见到的长城的壮观。”[8](P38-39)

从文艺复兴时代的传说与发现到启蒙运动时代的见证与赞叹，长城作为一个奇迹，在西方视野中逐渐成为中国的象征。杜赫德神甫编撰的《中华帝国通史》被称为启蒙运动时代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其中也描述到：“公元前215年，在秦始皇的命令下，兴建长城这个巨大的工程，保护帝国不受鞑靼人的入侵……”[9](P261-262)杜赫德并没有对长城表示过多的热情，但到了启蒙哲学家那里，长城便成为一个令人仰慕的奇迹。1765年狄德罗编撰的《百科全书》将长城与金字塔相提并誉。1756年伏尔泰《风俗论》称长城不论“就其用途与规模来说”，都是“超过埃及金字塔的伟大建筑”[10](P212)。从启蒙时代开始，长城在西方不仅享有盛誉，而且逐渐成为代表中国文明的标志，（注：值得注意的是，最先将长城当作中华文明象征的，不是中国而是西方。中国历史上有关长城的叙事，主题基本上是关于劳役与戍边的苦难，如孟姜女哭长城、汉乐府中的《饮马长城窟行》。长城在中国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是20世纪的事。孙中山首先在《孙文学说》提出长城守护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意义，田汉的《义勇军之歌》歌词再次强调了这种意义，从此流传广泛，成为抵御外侮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表现出中国现代国家与民族文化认同意识。至于现代中国的长城神话的形成是否有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已有的相关成果如阿瑟·瓦尔准著《中国的长城：从历史到神话》(TheGreatWallofChina:FromHistorytoMyth,byArthurWaidron,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90.)）不管这个标志意味着什么。鲍斯维尔《约翰逊传》记载约翰逊博士曾表示过对参观中国长城的热情，并认为那是一种真正的荣誉。[11](P193)另一位著名的英国人笛福在《鲁滨孙历险记》（《鲁滨孙飘流记》的续集）中表达了不同的观点：长城尽管“是一项十分伟大的工程”，但“大而无当”，因为它连乌合之众的鞑靼兵都挡不住。[12](P396-397)长城成为中国文明的象征，而且逐渐被赋予不同甚至相反的含义。它可能象征着中国文明的伟大或强大，也可能象征着中国文明的保守或虚弱。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亲眼目睹了长城的壮观。副使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一边赞叹“这样巨大的工程真令人惊心动魄”，一边也冷静地分析长城的真正意义，如果说这堵大墙在历史上确实曾经阻挡过外族的入侵，那么现在，它的意义只是限制中国人外迁。墙可以阻挡外族也可以关闭国人。[13](P341-344)鸦片战争后西方人出入中国，许多人去长城观光。他们一边赞叹长城之雄伟，一边也反思创造这一奇迹的中国文明。在西方视野中，长城逐渐从历史现实中的建筑物变成了带有明显异国情调或东方情调的文化象征。这一神话化的过程，发生在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前后。

长城成为中国文明的象征，其神话意义逐渐取代了历史意义。按照罗兰·巴特的观点，（注：［法］罗兰·巴特著，怀宇译：《罗兰·巴特随笔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92-117页。）神话是一种意指方式，是一种被历史选定的语言。一种形式突然具有某种丰富的、实际的、看上去自然而然、无可争论的意义，完全有赖于历史在形式与意义之间建立的某种深度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往往是随意的、变幻的。所谓随意，是因为在形式与历史之间部分类似的意指过程，并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为什么长城就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呢？中国文明的特征又是什么？变幻指不同时代观念背景下，形式没有变化，但意义却变了。门多萨与伏尔泰将长城当作中国强大的象征，笛福和后来的史莱格尔则将长城当作中国文明软弱的象征。长城是一个建筑物，它在现实中只是中国古代的防御工事。但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历史上，它首先由一个异域建筑变成一个有待解读“发明”的文化符号，人们在长城与某种“中国特性”之间，一点一点地建立起似是而非的类比关系，比如长城与广阔的帝国、封闭保守、停滞与空间化的、高度组织与奴役的文明等等，长城被神话化。

三

在西方文化中，中国的现实变成了被解读的文本，或者具有特定含义的符号系统，其中最有表现力的莫过于某种核心象征，因为象征性的表述同时具有修辞意义的鲜明性与丰富性，在大众想象中作为“套话”，影响尤其广泛。比如，金字塔已不仅是古代的建筑，而是埃及文明的象征，长城逐渐也具有了特定的文本意义，成为一个在历史时间之外、在空间中延伸的庞大的、死寂的东方帝国的象征。德国浪漫主义理论家F·史莱格尔认为长城是“中国的本质的象征”，是“中国历史的伟大事实，也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关键，实际上中国根本没有历史，中国的一切都是像长城那样凝滞，千年不动。”[14](P77)

长城是“中国的本质的象征”，但什么是“中国的本质”，或西方的中国形象中的“中国的本质”？最初思考这个问题的恰恰是史莱格尔前后的德国思想家。从赫尔德到谢林、黑格尔，都将地理文化上的东方性、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精神上的愚昧保守、以及历史的停滞当作所谓“中国的本质”。

有关成长的作文篇4

关键词：封建家族文化；长子文化；孝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8-0006-02

一、传统文化对个体成长的影响

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犹如血液一样渗透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封建社会则是其形成和成熟的重要阶段。在封建社会，家庭是社会活动的中心，在文化的形成与传承中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而所谓家庭,有大有小,小者只有夫妻或加上他们的子女,大者则数代同堂,实际上是一个家族。传统的中国封建家族文化心理结构中,最典型的价值取向是“家族至上,家外有家”。家族中家庭本位伦理精神,更加强调家庭的价值取向和权利,个体只是家庭的一个成员,其存在必须以家庭的发展为优先。这一规定对于家族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但他排斥个人自由和创造性，对于个人个性的发展有着极大的阻碍。尤其是孝文化与长子文化对个体的发展更多的是摧残，使个体失去了自由发展的空间。

“孝”被认为是血缘关系内晚辈对长辈的敬仰、遵从和侍奉。但在更多的时候“孝”被简单机械的规定为对长者、家长的绝对服从。封建的家长和族长由此而获得了无上的权利，决定家族或家庭中青年的命运。晚辈由于要遵守孝道，对长者不合理的行为只能默默地忍受，失去了反抗的道德理论上的依据，从而成为牺牲品。而作为晚辈青年中的长子除了受基本孝文化的约束还要受长子文化的压迫，长子文化是中国宗法制度“嫡长子继承制”的产物。在封建大家族中，长子寄托了祖辈、父辈延续家族辉煌或复兴家族光荣的重任，从小就被祖父辈当做文化楷模、道德楷模和未来的“家长”来培养和塑造，会得到比弟妹们更多的训导和严格要求，同时长子在家庭中有着和弟妹完全不同的身份和责任。长子在封建家庭中除了要遵守基本的孝道遵循祖父辈之命以外，还要担当家族重任。封建社会传统文化中妇女和儿童是没有社会地位，所以在父亲不在的时候还要担当起父亲的责任，承担整个家庭的生活与文化传承。非长子则不同，没有家族使命的压力，祖辈父辈对其没有太多的要求与家族期望，他从祖父辈那里得到的更多的关怀和爱护（甚至溺爱），因而从小个性能得到较为自由发展，久而久之，追求舒适的生活，乃至形成无拘无束叛逆的性格就成为一种必然。在家族文化背景下，长子比非长子更有责任感、使命感，也更能承受挫折和痛苦，因而，性格也更坚强，但同时也使长子在生活中更多的遭受不幸与打击。

由此可见，作为封建家族文化重要支撑的孝文化与长子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对个人文化心理、文化人格、人生道路和命运产生着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鲁迅与周树人兄弟迥异的价值观、文学理念与文风，巴金长篇小说《家》中老大高觉新与老三高觉慧兄弟迥异的性格、追求、命运，则是这种影响的体现与印证。换言之，这种两极化的人生走向，无不与其在家族中长子或非长子的身份差别有关。

二、鲁迅与周作人的比较

阿德勒曾经说过：“儿童在家庭中的位置可能会影响他与生俱来的所有本能、定向和天赋等等。”这实际强调一个人性格命运的形成决定于童年时期在家庭格局中的地位。位置的不同导致孩子在家庭生活中承担角色、责任的不同，那么对所处环境中的人、事或物的感知程度和感知方式也就不同，从而影响孩子对世界认知心理结构建构的差异。

鲁迅和周作人几乎有相同的童年生活经历，但由于长幼顺序的差别使他们在家庭中的位置不同，使其没有形成心理深层相同的人生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继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心理接受机制和道德评价机制，以至于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思想、价值取向和性格特点。而对于他们二者心理机制形成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家庭的变故，位置的不同使鲁迅看取人生的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及角度和周作人有着根本的区别。

在传统的封建家庭文化中，鲁迅作为长子受着与兄弟姐妹不同的教育约束，除了要受到一般的封建家庭孝文化的约束对长辈绝对的服从，还要接受父辈们对长子的更为严格和苛刻的管教与约束。“长兄如父”——在祖父入狱、父亲病重的家庭变故中鲁迅长子的性格得以形成和显现。受变故打击的家中虽有母亲支撑，但由于社会地位的低下，无法给予家庭保护和安全感。长子文化教养迫使鲁迅必须像一个大男人一样承担起父亲的角色，用幼小的身躯独自挑起家庭的生活重担，成为这个即将倾覆的周家的家庭支柱的同时，尽量为这个家庭建立起一层坚强的保护层，挑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奔走于药铺与当铺之间，出入于各种社会嘴脸之间，“风沙扑面，虎狼成群”式的生活激发了他坚强的意志，长子文化的教养使他对家庭有极强的责任感。长子的地位使他过早的体味了世情的冷暖，同时封建家庭文化内部的虚伪本质也使他更加的憎恨中国的传统封建礼教文化。鲁迅在一次谈话中曾经提到：“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好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花子都不如了，……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原来建构起来的对人间世事的近似乎美好的看法逐渐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形成了刻骨铭心的创伤性童年经验，深深地积淀在内心深处。这使他逐步形成了是非分明、嫉恶如仇的个性。而比鲁迅年幼四岁的周作人，作为非长子自身受的封建文化的约束较少，在生活中得到的更多的是祖辈父辈的溺爱，他无须像长子鲁迅那样拥有和形成对家庭的责任意识。有大哥的保护和慈母的关爱，他完全感受不到生活的压力与外部世界的险恶。直到晚年周作人回想时还说：“那时，在家的确是沉重的负担，但这与小孩并无直接关系。”甚至在他看来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我觉得很是运气的是，在故乡过了我的儿童时代……本来已是破落大家，本家的景况都不大好，不过故旧的乡风还是存在,逢时逢节的行事仍旧不少，这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童年时期的体验使他更多的是接受和欣赏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中庸调和的一面，形成了平和、沉稳、散淡的性格。正如钱理群先生在《周作人传》中所说，家庭的变故对于周家长子长孙的鲁迅来说，是他睁开了眼，清醒认识社会与人生本来面目的开端。而对于非长子的周树人来说他仍旧沉浸在“蔷薇色的梦中”。

由于长子与非长子在家庭中位置的不同，承担的责任和角色不同，其对同样事情的感受也不一样，从而形成不同的道德情感体验和思想文化意识。在祖父入狱兄弟二人寄住在外婆家的岁月，鲁迅敏锐的内心首先感受到的是乡人的冷眼，看人的脸色生活的痛苦与无奈。这种体验让他在日后更加注重维持人的尊严和价值，形成了以弱者为本位和以幼者为本位的人道主义思想。对于后辈他主张“自己背着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从此幸福的度日，合理做人”。但在同样的日子里非长子的周作人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认为是一次愉快的度假，感受到的是愉悦新鲜的不受束缚的乡村生活，与处于长子地位的哥哥大相径庭。父亲的病在鲁迅的记忆中又是一道惨痛的难以愈合的伤痕，致使后来他立志学医拯救像他父亲一样的病人。而对于周作人来说搜寻那些奇怪的药引不过是一种快乐有趣的田间游戏。这一切种种的不同情感体验与认知使得他们在以后的文风与人生道路上形成了巨大的差异。鲁迅的文章重视社会，关注现实，关注真实世界的所有现象，不平之处放声怒吼，为后人铺平道路，肩住黑暗的闸门，体现出长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周作人的文章更多的是体现文人的理想，士大夫的生活，更多的关怀生活之上的精神世界，远离世俗生活现实的世界，体现出处于被保护地位的安闲与自我。鲁迅对家庭的责任感后来逐渐化为对国家的忧患，成长成为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士。而周作人由于长期的安闲与被保护的地位，最终迷失了方向同汪伪政府同流合污。

三、觉新与觉慧的比较

自古以来，一个家族（或家庭）中的长子都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他们的人生与命运也因他们的特殊身份而注定与众不同。巴金《家》中塑造的觉新，就是这样的一个封建大家族中的长子形象。

“高觉新是觉民弟兄所称为‘大哥’的人。他和觉民、觉慧虽然是同一个母亲所生，而且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可是他们的处境并不相同。觉新在这一房里是长子，在这个大家庭里又是长房的长孙。就因为这个缘故，他在出世的时候，他的命运便决定了。”长子的地位规定了他的命运，使他失去了追求自己爱情之梦、人生之梦的权利。他曾经有过梦想，想做化学家，曾想毕业后继续上大学，甚至去德国留学深造。他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心去生活，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理想。他同觉慧一样受着五四新文化的熏陶热血沸腾，愿意接受新的思想成为一个时代的先驱，封建文化的反叛者。但是作为封建家族的长子的觉新被高老太爷“长房长孙”的封建文化紧紧束缚，在所有的梦都破碎的时候他没有反抗，也不想反抗。因为他是这封建家庭的长子。同时作为一个家族中的长子他还要学会调和家族中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斗争，最终他的梦想、追求在封建长子文化的压迫下失去了生命，成为永远的悔恨而他自己变成命运的接受者、“多余人”、被人们称为“沉重老爷”。

作为非长子的觉慧却有着不同的命运。没有高老太爷的约束，家中的位置使他不用承担其家中的责任，在父亲不在的时候有大哥替他承担生活的压力与风雨，从小个性能得到较为自由发展形成无拘无束叛逆的性格，他可以而且敢随着自己的心愿去追求自己的人生，敢于反叛封建家庭。长子地位、新文化的刺激、自己梦想的破碎，促使觉新对觉慧理想的保护，帮助他逃离封建家庭。最终觉慧成为一位时代的先驱、封建文化、家庭的反叛者。长子与非长子地位的差异使两位同样有着热血的青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着不同的命运。

综上，孝文化与长子文化在中国社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个体生命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现如今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孝文化之下的长子与非长子文化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旧文化的糟粕任然存在，我们要时刻警惕旧的文化对新时代青年身心发展的危害，关注青年一代身心的健康发展。

本文为湖北文理学院（原襄樊学院）大学生科研课题“作家与文学作品中的长子与非长子的比较研究”（编号：2011DXS083）成果。

参考文献：

[1]阿德勒.理解人性[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110.

[2]翟瑞青.长子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周作人[J].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02）.

[3]钱理群.周作人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6.

有关成长的作文篇5

秦皇岛文化发展多年来受到长城文化的持续性影响。在各类神话、传说以及民间故事中，以长城为主体内容，或者以长城著名关口、历史人物为主要对象的作品不在少数，足见长城文化对于秦皇岛当地文化发展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

（一）长城文化对于秦皇岛诗词积淀与发展的影响与作用

长城诗词是秦皇岛长城文化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秦皇岛长城诗词是指诗题、内容涉及秦皇岛长城、长城关隘，专门描写秦皇岛长城的修筑、与长城相关的历史人物、长城故事传说、长城风景咏怀的古代、现代诗词。透过这些流传下来的诗词，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由各个时代的长城歌咏折射出来的秦皇岛发展史。最早的长城诗可以追溯到秦代歌谣“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白骨相撑柱”，而就秦皇岛当地来讲，长城诗词也有悠久的历史。

秦皇岛长城诗词的主题显示出明显的多样性。综合考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长城风景诗此类诗歌大多书写游览长城的所见所感。“姜坟有迹空遗恨，秦岛无丹可驻颜”（明•闵珪《榆关怀古》）将美景融入秦皇岛的神话传说，历史感顿生。清代皂保的《山海关怀古》抒发了登临长城时对历史的回溯。除此以外，在有些诗歌中还具体呈现了对长城相关建筑的描绘，如山海关的镇东楼（即天下第一关城楼）、观海亭（即澄海楼）等。“回首处，连秦岛，控榆关；乘风破浪来往，无数孤帆悬。”（清•史履升《澄海楼•水调歌头》）整首词对澄海楼乃至秦皇岛的美景评价颇高。

2.长城传说诗唐朝以来，出现了内容涉及杞梁妻的诗篇，后演化成孟姜女诗歌，此类诗歌大多通俗易懂。明朝陈绾的《姜女坟》写道，“妾身本为从夫来，夫死妾身朝露耳；间关呕血竟何归，万里将身葬水涘”，感情真挚而充沛。巴山的《孟姜女》用长篇叙事诗将孟姜女故事叙述出来，“葫芦开，放红光，瓜中坐着个小姑娘，万道霞光瑞气腾，彩云飘舞百鸟翔”（孟姜女出生），语言通俗，节奏感强。这些诗歌大多以叙事为主，抒发了对秦始皇暴虐无道的控诉以及对孟姜女爱情的慨叹。

3.长城边塞诗由于修筑长城的初始目的在于防御外敌入侵，所以最初的诗歌大多是一些边塞诗歌。这一类诗歌数量最多，精品也最多，历史上很多文人墨客都创作过此类诗歌，长城的文学价值也最大程度地体现在这方面。秦皇岛长城诗词亦是如此。“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羗笛断肠歌”（北朝庾信《咏怀》），刚健深沉，苍凉悲壮，面对长城厚重的城墙，长于宫廷艳体诗的庾信也变得豪放凌厉。“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唐•高适《燕歌行》并序），描写边关将士生活，对将士的悲悯、对敌人的痛恨、对主将轻敌的批判融于一体，感情丰沛复杂。“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清•纳兰性德《长相思》），将细腻的情感融于雄壮的景色中，柔情中尽显男儿报国之志。

（二）由长城生发出的故事传说对秦皇岛地域文化底蕴的丰富

从古至今，以长城本身、修筑长城的艰难历程、与长城有关的历史人物为对象的传说一直广为流传。在秦皇岛当地，长城传说也极大地丰富了当地的人文底蕴，有的甚至影响了秦皇岛地名的发展变迁。

综合考察，此类传说可以分为两类：

1.长城关隘故事、传说此类故事、传说主要分布在山海关、抚宁等地，故事内容涉及到长城的各个关口，比如《山海关》《好难过的冷口关》《燕王出兵刘家口》等。《山海关》讲述了山海关得名的由来。故事将朱元璋与刘伯温、徐达二人的纠葛书写得淋漓尽致，颇具历史感。不仅写清了山海关由“迁民镇”改为“山海关”的缘由，而且对统治者“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卑劣行径予以了痛斥。《燕王出兵刘家口》则把明长城独具一格的刘家口关在历史上重要的地理位置描述了出来。这些关口，除了山海关之外，其它关隘在现代大多名不见经传，但在历史上，它们中的很多都曾作为长城重要关口在军事上发挥了突出作用。

2.历史人物故事、传说在修筑长城、保卫长城的过程中，很多人物做出了突出贡献，比如戚继光。《戚继光界岭捉长秃》《天马山的故事》《媳妇楼》系列故事均与抗倭名将戚继光有关。这类故事在秦皇岛青龙、抚宁一代广为传诵，后由长城保护志愿者张鹤珊、秦皇岛地名办公室等个人或单位搜集整理，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在秦皇岛地区流传最为广泛的是孟姜女的故事。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这个故事与山海关地区的长城文化相融合，融合的过程中故事整体内容更加丰富，传奇色彩也更为浓烈。紫燕送籽，姜女出世，望夫凹石，哭倒长城……这个故事现在已经成了经典中的经典，山海关的孟姜女庙也成了承载这个故事的著名景点。

二、长城精神对于秦皇岛地域人文精神的提升作用

对于秦皇岛市民来讲，长城雄奇壮美、风光秀丽，为世人称颂，更令其感到无比自豪。一直以来，作为秦皇岛地域文化核心之一的打不垮、压不倒的精神，深刻地影响着整体城市人文精神的发展。这种影响作为一种刺激城市发展的正能量，逐渐散播开来，积淀为城市发展的文化底蕴。

有关成长的作文篇6

【关键词】天台山；和合文化；和谐师生关系；构建途径

一、天台山和合文化的内涵及将和合文化应用于学校师生关系的意义

1、天台山和合文化概述

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和”，指和谐、祥和；“合”是合作、融合。天台山是中华“和合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据史料记载，唐代诗僧寒山子隐居天台山七十多年，与国清寺诗僧拾得结下深厚友谊，两人与人无求，与世无争，纵情山水，诗歌唱和，融入自然，天人合一，到达了“人与自然和合、人与人和合、人与社会和合”的境界。清朝壅正年间，寒山与拾得被追封为“和合二圣”。

天台山和合文化的精髓，其要义概言之即人与自然和合、人与人和合。天台山和合文化主要精神是“务实而兼融，和合而创新”，它主张人与人之间相处要和谐，理解和尊重。

2、将天台山和合文化应用于学校师生关系的意义

天台山和合文化追求自我身心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等，新时期下把它应用到学校教育中，就是要尊重师生个w差异，促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协调、持续的发展，实现学生成才、教师成功与学校办学品质的提升。

二、新型师生关系的内涵及对新时期学校教育的作用

学校人员关系无非是老师之间，同学之间，老师和同学之间的关系，其中主要的就是师生关系。新型师生关系要求师生之间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和平等的关系。体现在日常的教学中学生与教师的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相互信任。这样学生在学校一方面学习知识，另一方面与人交往中可以得到实践，形成健康的心理。

建立良好师生关系不是容易实现的，这就要求老师和学生在思想意识上有统一的认知。把天台山和合文化应用到新型的师生关系中，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能够实现师生关系的和谐，这样老师能够全身心投入教学中，学生会全力以赴去学习，坚持下去就可以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学生的整体素质。

三、影响师生关系的原因

当前学校大部分老师和同学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相互理解的。但有时候师生之间依然存在对立情绪，分析原因是传统意义上教师的“师道尊严”的思想依然存在，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和学生的成绩，同家庭教育缺乏良好的沟通，有的学生家长不配合学校老师的工作等。

四、天台山和合文化在处理师生关系中的运用

天台山和合文化下的师生关系，倡导老师和学生之间互相尊重、相互平等、相互谦让，实现教学提升，学生和老师共同成长的目的。天台山和合文化的和谐意识，应当成为师生之间，教师之间自觉遵守的规范和承担的责任。

1、深化教师对师生关系的认知

（1）加快思想的转变。师生关系的主体是学校的老师，作为人民教师首先应该把教书育人作为宗旨，把学校的学生学习工作放在首要位置，平时加强各个专业课程的学习和修炼，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注重自身修养的提高，这样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师生平等交流。作为教师应抓好班风和学风，每位教师要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指导，加大投入力度，提升学生的学习力，激活学生的学习内驱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学生的学习毅力，要立足课堂，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要与时俱进，不断吸收新的教学理念。

（2）关心学生。天台山和合文化强调通过调整人际关系以解决矛盾冲突，学校的学生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之时，在他们身上，必然存在许多问题。如做事情不成熟，学习不自信，与优秀同学比会自卑，作为学校的老师应该给予关心和帮助。学校的一切教育教学活动都是在师生交往中实现的，老师不但在教学中负责教，还应该在学生的性格，理想等方面对学生进行单向的“培养”活动。

（3）尊重学生。尊重学生是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首要条件，教师要学会允许学生犯错，俗话说，“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是在不断的犯错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学成才的。在学校，学生本来就对老师有敬畏，有许多想法不会轻易表达出来，如果老师以平等的心态与学生交往，那么学生就能感受自尊的存在，在课堂上就会认真听课和大胆提问，下课以后有什么心里想法同样会与老师沟通，期望得到老师的帮助。

（4）爱护学生。老师如果把学生看成自己的小孩，给予一种特别的爱，那么学生自然会有向上进步的动力，师生关系必然会和谐。

2、在构建和谐师生关系中重视学生的行为养成

（1）尊重老师。天台山和合文化其基本原则就是“推己及人”，理解人、尊重人。在学校，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学生应该尊重老师，把老师当成自己的家长，遇到学习方面的问题，应该及时向老师请教，自己生活和同学关系等动态应该和老师沟通，在尊重老师的前提下，肯定会达到满意的结果。

（2）自立自强。每个人成长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有错误是必不可免的，在学校，老师是我们人生的指路明灯，俗话说得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学校不但要学习文化知识，应该多与老师沟通，学习做人做事的哲理，学会自立自强。

（3）尊重老师的劳动。老师上课要经过备课、讨论等过程，学生在听课中要认真听讲，不明白的可以课后问老师，老师有时候没有讲对的内容，可以在课后提出，这同样是尊重老师的劳动成果。

（4）提高学习能力。学习不是简单的接受知识，不是应付考试。在学校学习过程中应该培训自学的能力，实验课程中应通过观察，自己动手操作提高动手能力。只有自己的学习能力提高，学习方法正确，以后离开学校后，会受到启发和发挥作用的。

（5）同学之间相互帮助。同学之间在学习上应该相互激励，共同提高，在生活中相互帮助，珍惜同学之间的点点滴滴，一起成长。

3、发挥家长在处理师生关系中的作用

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家长的作用必不可少，作为家长要时时关心小孩的学习和生活动态，多和学校老师沟通。家长都希望孩子成龙成凤，有许多的美好期待，有了美好的愿望，还要有积极的行动和科学的方法才行。要想培养出优秀的孩子，家长必须要陪伴孩子成长，履行好孩子校外教育职责，做孩子成长中的有心人和引路人，多与孩子沟通，倾听孩子的心声，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五、结语

构建新时期的和谐师生关系，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良好的师生关系能够激发老师认真授课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因此，在新时期下，弘扬天台山和合文化的人文精神，把它应用到学校日常教育中，通过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把学校教育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老师、家长和学生三方面都感到满意。

【参考文献】

[1]孙孔懿.教育失误论[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1.

[2]韩卫东.和合文化与和谐社会.学习时报.

[3]武宏伟.心与教育的对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