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投资论文(6篇)
时间：2024-03-09
时间：2024-03-09
在国家大力支持和推动下，我国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上取得了可喜成绩。截至2004年年底，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68.2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1140.28亿美元,合同额1562.94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累计完成营业额308.2亿美元,合同额361.1亿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19.3万人。为了进一步扩大成绩，对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理论进行研究，将有利于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为了更好的说明，本文将“走出去”的理论探讨主要放在对外的直接投资上。
一、现有跨国公司理论的简评
现有的跨国公司理论，按其理论依据和分析方法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理论，如垄断优势论和寡占反应论；第二种是以贸易理论与工业区位理论相结合的理论，如产品生命周期论；第三种是内部化理论；第四种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它们是各有其侧重面，有的是从产品的差别生产、垄断和要素市场角度出发，有的着重解释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性，还有的是把研究重点放在公司内部的管理与决策过程上。主要有：
（一）垄断优势理论
这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海默(S．H．Hymer)首先提出，后来经金德尔伯格(CP．Kindleberger)和凯夫斯(R．E．Caves)等美国经济学家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理论体系。垄断优势理论将不完全竞争理论引入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从不完全竞争出发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从而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方法，开创了一条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新思路。美国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基本上符合这一理论。该理论不足之处在于，它不能解释发达国家的一些没有垄断优势的中小企业近年来纷纷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行为，也不能解释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的不断增加的现象，更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企业近来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象。
（二）寡头垄断理论
1973年美国学者克尼克波克(F．T．Knickerboker)分析了美国、加拿大187家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提出了寡头垄断理论。寡头公司的主要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获得相对的市场份额。寡头垄断竞争的结果必然引起直接投资。只要一个寡头企业在外国建立生产中间产品或原材料的子公司，其他寡头公司也不甘示弱，跟随而上。该理论用寡占反应行为较好地解释了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的现象。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加拿大出现的“蜂拥效应”进行了论证，说明寡头企业之间存在一种既竞争又依存的关系。但它还是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增加的现象，也不能解释没有垄断优势的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增加的现象。其适用范围也有局限性。
（三）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二战后，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弗农(RaymondVernon)对美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实证研究。1966年他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指出，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产品生命周期有密切关系。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以垄断优势理论为基础的，只是它更强调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的同时，也应注重投资国所拥有的相对技术优势。不过该理论也有一些局限性。它所解释的投资区位的变化只适用于当时美国跨国公司，而并非普遍规律。这反映了国际投资发展的变化要比产品生命周期更为复杂。
（四）内部化理论
这是英国经济学家巴克利(P．J．Buckley)和卡森(M．Casson)在1976年提出的。该理论的起因是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不断扩大。为什么跨国公司不利用现存的世界市场同其他国家的企业实行一定的国际分工开展贸易，而是另辟蹊径，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建立企业的内部市场，利用内部贸易来配置资源呢?巴克利和卡森通过对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进行分析研究，逐步建立了内部化理论。该理论发展了垄断优势的理论，并将国际贸易同国际投资结合起来。它强调把各种垄断优势加以综合利用。还较好地解释了企业为什么将知识产品放在内部市场转让而不在外部市场转让的原因，解释了跨国公司从原材料采集到加工制造等生产过程内部化的原因，说明了跨国公司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的由来。不过，内部化理论也存在缺陷，例如对企业为什么到国外投资及投资的地理区位没有做出解释。
（五）区位优势理论
这是艾沙德(WaLterLsard)教授提出的。该理论是对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它不仅解释了投资者为什么到国外投资的原因，而且还对投资的地理位置做出了较好的回答。
（六）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该理论的奠基人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邓宁(JohnHarryBunning)，起因是二战后出现的各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存在的局限性，这些理论都只是从某个角度对国际直接投资进行解释，没有普遍性。从1973年起，他运用折衷主义的方法对各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进行概括性和综合性的分析，将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和区位优势理论三者结合起来形成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与前面所讲的各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它是针对经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而提出的，适用范围仍然不够广，仍不能很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七）比较优势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前流行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以美国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这些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日本小岛清教授根据日本当时对外投资的情况，提出了新的理论——“边际产业扩张论”，也称为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是根据双方国家的比较优势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因而是一种宏观理论，它很好地反映了当时日本对外投资的特点。它比较适合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但也存在不足：它否定了垄断因素在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回避了发达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维护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后果。
对以上理论的简评，说明了这些理论基本上是在分析西方跨国公司的基础上形成的，也说明了探讨适合中国企业“走出去”理论的重要性。如何从理论上来解释或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行为呢？比如，先走到哪里，用什么方式进行等等，均需要在理论上弄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走出去”的行动。
二、对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理论探讨
笔者认为，通过说明资本整合与市场的关系，能奠定中国企业“走出去”理论的基础。对企业来讲，资本整合与市场的关系就是如何运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本文在此用“资本整合”来代替“资源”，是为了更好地说明资本为什么要向外移动，即对外投资，也就是“走出去”。
（一）对资本整合的说明
资本整合实际上就是资本运作的过程。一个企业或企业家的资本整合力的高低，决定他的资本运作成败。资本整合受主客观两方面的限制，主观受资本运作水平高低的限制，客观受当地投资环境的限制。在资本整合中，影响资本移动的主要受当地投资环境的限制。某地的投资环境差，必然导致资本整合向投资环境好的地方流动。在此要强调的是，资本整合环境的好坏，包含多种内容，除了常讲的软环境和硬环境外，还包括各种资源、配套设施等等。资本整合常常受到客观投资环境的限制。比如，某种矿产资源的供给不足，即使从主观上来讲企业自身的资本整合很强，但也无法进行下去。因此，在国内受到投资环境的限制，必然就会导致资本整合向国外寻找移动的机会。
（二）对市场的说明
市场是反映资本整合效果的晴雨表，资本整合的好坏最终均要在市场上体现出来。市场由于本身的限制，它对资本整合提供有效支持的能力是有大小之分的。它对有的资本整合可以提供有效的支持，但对有的资本整合就不能提供有效的支持。在市场不能提供有效支持的情况下，会导致资本整合向国外市场移动。比如，国内某资本整合的产物具有很强的优势，但国内市场不能继续支持，要继续发挥该资本整合的优势，必须向外发展；再如，某资本整合的产物在国内市场已经没有多大优势时，但在国外市场仍然有优势，为了延长资本整合产物的生命，该资本整合也会向外寻找移动的机会。
（三）我国企业资本整合向外移动的三种主要原因和模式
1、国内市场与资本整合向外移动结合型。这种情况是国内市场可以提供有效的支持，但资本整合在国内受到投资环境的限制（主要是资源上的限制），只好到国外去资本整合，从而导致了“走出去”。具体讲，这是为了国内市场而导致资本整合向国外移动的方式。由于国内市场能提供有效的支持，这种方式的重点是在国外进行新的资本整合。在这种方式下，就要在国外寻找那些是资本整合环境好但市场不能提供有效支持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澳大利亚的铁矿，那里的资本整合环境好，但当地市场对铁矿不能提供有效的支持。再如，文莱的石油，同样是这样的条件。这种方式的主要目的，是寻求国外的资源来弥补我国资源的不足。因此，在进行该类型投资时，一定要注意被投资国的国情。现在，所有国家对不可再生的资源均有一定的规定，往往会因为国家法律限制或人民感情等问题而导致投资受挫。
2、资本整合向外移动与国外市场结合型。这种情况与前面那种相反，是国内市场不能提供有效的支持，但国内资本整合力很强的情况下发生的。由于国内市场不能提供有效支持，为了继续扩大或延长资本整合的优势，从而导致了“走出去”。具体讲，这是为了国外市场而导致资本整合向国外移动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就要在国外寻找那些资本整合条件好，并且市场能提供有效支持的国家和地区。在这种类型的投资中，当地国家的政策或享受的政策有时会产生强大的力量，会导致向好或向坏的方向发展。当地提供非常优惠的引资政策，可以吸引外资的进入，特别是能享受别国一些优惠政策时更是如此。比如，欧美在纺织品上给柬埔寨很多优惠政策，尽管柬埔寨当时的投资环境并不好，但是导致大量的外资进入，建立了许多制衣厂。
3、资本整合向外移动与研发结合型。这种方式是为了利用国外更好的投资环境，重点是放在研究&开发上。比如，我国家电企业，有的就在日本设立了研发中心，可以充分利用当地更有利的条件从事研发活动，包括更好地利用该国的人力资源。该类型合作还可以有效地利用时间空间。比如，一汽与欧美合作，利用时差将某种设计分三地进行，中国设计8小时，欧洲设立8小时，美国设计8小时，一天就可以干完在本国需要3天才能完成的设计工作。
（四）国家因素对资本整合向外移动的影响
现在，除了很少数的自由贸易区外，绝大多数国家在外经贸上都有一定的限制，主要采取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形式进行。尽管世界建立了WTO的机制，但是这些限制或多或少依然存在。国家因素有时会对资本整合的外向移动会有更大的刺激。也许正式因为有了这些限制，才导致资本整合向这些国家移动，从而避开这些限制进入该国市场。但是，有的限制会对资本外向移动形成障碍。比如，像美国从政治上考虑，可能对中国公司收购该国的石油公司设立障碍。因此，与我国关系好的国家，特别是与我国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国家，将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首选。多利用当地的优惠政策，尽量在其特区、开发区等有优惠政策的地方投资建厂，对资本整合是有利的。另外，投资管理本地化对以上3种资本移动均重要，这有利于在国外进行资本整合的成功。
（五）针对性地选择已有的跨国公司理论来指导“走出去”，有利于更好地在国外资本整合
1、利用小岛清教授的“边际产业扩张论”和产品周期论，可以把那些在我国已经处于边际的产业或生产设施转到能延长其生命的国家去。
2、现在的国际市场是相对垄断的市场，如何运用垄断或寡占的理论去获得更稳定的效益是只得思考的。
3、谢宁教授认为，如果企业有垄断优势，而没有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那么它只能将其垄断优势外部化，即向其他企业转让其垄断优势。如果企业拥有垄断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而没有区位优势，那么它只能在国内扩大投资，不能到国外去进行直接投资，只能通过扩大产品出口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只有当企业同时拥有垄断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才能到国外进行直接投资。垄断优势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基础，区位优势是降低国际直接投资成本的前提条件，内部化优势是获取国际直接投资利润的保证。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就要练就好这三项基本功。
4、利用区位优势理论，就能较好地在已经与我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的地区开展“走出去”活动。比如，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就可以运用该理论的有关内容来指导“走出去”。
5、待到国外设点多了的时候，就可以运用内部化理论来获得内部分工化的效益。
以上说明，正是资本整合与市场的关系在两国之间均出现了不平衡，导致了资本整合从一国向另一国移动。因此，可以将这种分析概括为“资本整合与市场的双不平衡论”。最后要强调的是，不管用什么理论来指导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行为，“平等互利，合作共赢”是中国企业始终要坚持的一项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走出去”的长期稳定良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叶京生主编《新编国际经济合作教材》，立信会计出版社2004年9月版。
截至2008年底，宁波在81个国家和地区设立892家境外企业和机构，其中，境外资源开发投资发展较快，总体呈上升趋势，投资额从最初的10万美元到2008年的7190万美元，增长速度非常快(见图1)。民营企业是境外投资的主体，占80％，以独资或合资新建资源加工厂为主，收购并购为辅，主要分布于非洲、东南亚，南美洲、大洋洲和北欧。在开发投资的众多资源中，矿产资源占80％，林业资源占6.7％，海洋资源占13.3％。矿产资源中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平分秋色，铜、铁、钴是开发投资重点。
但是，境外资源开发投资额与企业数在宁波市境外投资总量中占比较小。至2008年底，宁波仅有19家企业投资境外资源开发，投资总额11896.5万美元，占宁波企业对外投资总额的1.93％，相对于其他投资类别，排名最后。从运营状态上看，61％的企业能正常运营，其中13％的企业能持续盈利，48％的企业基本维持现状。另外39％的企业或面临倒闭，或出现利润明显下滑，或因其他原因尚未正常运营。
二、民营企业投资境外资源开发的制约因素
(一)资金制约
从宁波民营企业投资境外资源开发的状况看，之所以出现起步慢，无法投资大项目，或后续经营不佳的现象，最大的制约因素是资金不足，主要原因有四方面：
其一，投资额核准条件名亡实存，在源头上制约着企业的对外投资规模。2006年以前，审批部门在核准投资额时执行“企业投资额不能超过净资产一半”的规定。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正式实施，从法律层面取消了对外投资额的比例限制，但各部门操作不一，外汇管理部门审核企业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时仍按老办法，如宁波兴隆车业有限公司原打算投资2000万美元，但因净资产不够，只能投资800万美元，最终错失良机。
其二，融资渠道过窄，使企业投资后难以持续经营。目前，企业的官方贷款机构只有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两家，重国有企业，轻民营企业，惜贷现象普遍存在。宁波华州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加蓬勘探到矿产后进入冶炼阶段，东道国落后的经济条件逼迫企业自行投入大量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而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的贷款始终未获批准。只能将大部分股权(开采权)忍痛卖给投资商，大大影响公司发展。
其三，财政支持覆盖面小，大多数企业难以获得。目前，国家对“走出去”企业的财政支持包括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资金、支持纺织企业“走出去”专项资金，主要形式为前期补助或贷款贴息，但“僧多粥少”现象十分严重。如2007年全国有1000多家企业申请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只有十分之一的企业能得到，其中中石油等国有大型企业又挤占了民营企业的得款空间，宁波已连续数年未获资金。当然，地方政府对这几类支持基金也会同比配套，如宁波市级和区级财政就根据投资额的大小给予3—15万元人民币的补助，而这对企业而言是杯水车薪。
其四，外汇和税收制度阻碍资金的有效运作。目前，外汇管理部门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放宽了资本项下的用汇条件，取消了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和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等，但仍需对资金来源进行审查，自有外汇投资的仍需在外汇账户上存足对应金额外汇，对后续外汇投资和资金汇出仍需逐笔登记与核准等，依然阻碍着民营企业流动资金的有效动作。
对企业境外收入主要采用税收抵免等直接鼓励措施，加速折旧、延期纳税等间接鼓励措施涉及较少。这些政策虽然透明度高，但对于投资大、见效慢的资源类项目刺激效果有限，资产运营效率较低。
(二)行政制约
表现一，审批程序复杂。商务部在今年已出台《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并将于5月1日实施，原第16号令《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同时废止，该办法大量下放核准权限，但国家发改委于2004年的第21号令《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仍在实行，对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做出的具体规定与商务部标准不一，造成同一个境外投资项目两头申报，效率低下。行政部门间的权力制约使投资项目越大越难成功。2008年，宁波合盛集团已被宁波外经贸局批准赴俄罗斯投资建厂，但因注册资金过大(7000万美元)至今仍压在国家发改委，未获批准。
表现二，审批材料多且随意性大。行政部门随意或变相增加核准所需材料的现象频现，如对境外收购项目，需先备案(即先书面上报项目的基本情况)然后核准。
(三)人才制约
一是缺乏国际型的企业家。调研显示，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动因之一是创办人具备国际眼光或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但在后期管理、决策与运营中这种企业家精神的效应减弱，小富即安、国际化管理水平弱等民营企业家的软肋开始显现。
二是缺乏复合型的国际化操作人才。对外投资的复杂性和国际性需要大批通晓金融、外语、科技、管理、法律、信息工程的复合型人才和高素质的稳定员工，但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的规模、财力和环境都无法吸引这些高素质人才，人才瓶颈从根本上制约了境外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四)支持服务体系薄弱
一是信息服务体系缺位。调研显示，民营企业获取东道国的信息渠道单一，主要以进出口贸易、商务考察和国外亲友介绍为主，缺少专业的信息与评估中介，企业由于获取信息不畅导致投资失误或延后的案例不少。
二是对外直接投资保险机制不够健全。目前，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国内唯一的政策性保险公司。承保对象主要惠及国有企业，承保范围仅涉及政治风险，即征收、汇兑限制、战争以及政府违约风险，未涉及海外市场风险。
当然，民营企业本身也存在问题，如内部治理不完善，缺乏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等。
三、加快中国企业境外资源开发投资的政策建议
当前，“走出去”的主客观条件已成熟，政府在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应从战略高度规划、管理、指导和支持境外资源开发投资。
(一)提高认识，形成境外资源开发投资的战略机制
投资境外资源开发是企业行为，更是国家的战略行为。应发挥新闻媒体的主渠道作用，如开辟“走出去”专栏，定期宣传“走出去”政策导向、成功典范和各国投资信息等建立对外投资的共识。应制定资源开发投资的远期规划，建立多元化资源合作与供应渠道，发挥外交为经济服务的作用，构建长效的支持服务体系。
(二)深入改革审批管理体制。加快核准进程
一是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理顺关系，归口一个部门核准管理。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2004年)，除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外，对不使用政府投资资金的建设项目，一律实行备案制，淘汰审批制。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真正落实企业投资自。
二是提高核准效率。放宽核准条件，彻底消除投资额与企业净资产间的关联；简化手续，减少申报材料，可要可不要的材料坚决不要，不随意增加材料；确立具体可量化的审批标准，对材料的必要性和繁简度在部门间实现统一评价；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加快核准进程。
三是根据中国外汇储备现状，相应改革“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如取消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或先规定取消的时间限额，放宽境外企业利润汇回等限制，简化对外担保的审批和履约核准手续，消除境外放款资格条件和资金来源的审查要求，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外汇便利。
(三)加大金融、保险、财政支持力度，完善税收鼓励政策
1充分运用金融创新，构建双层三位的金融保险支持体系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政府提供政策性金融和保险至关重要。中国应充分运用金融创新，尝试构建国家与地方相结合，政府与企业、银行相结合的双层三位支持体系。
第一层，国家应增加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增加贷款额度，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合理扩展贷款贴息和保险的规模与范围。不但在“走出去”的初期，更要在后期加大政府财政支持的力度，对民营企业不但要“扶上马”更要“送一程”，真正显现支持效果。
第二层，作为地方政府应结合国情市情，通过金融创新构建政企银三位一体的合作模式。首先，政府整合服务资源筛选优质企业推荐给金融机构获取贷款，并做好后期跟踪服务，借银行之力振兴企业；银行通过财团贷款或企业联保等多种形式支持企业，借政府之力降低风险。其次，建立风险补偿基金。由银行“出让”部分贷款上浮利率的利润和政府的一部分财政补贴组合，为银行提供风险保障，同时弥补资源获取型ODI周期长、见效慢等项目劣势。第三，政策性金融机构实行项目贷款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简化手续，提高服务水平。第四，降低保费，增加保险品种，拓展高风险国家(地区)的保险业务。
2完善税收鼓励政策。
结合新一轮税制改革，制定独立的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税收鼓励政策，尤其加大境外资源开发投资的优惠力度，增加设立亏损准备金、加速折旧等间接鼓励措施。建立健全与资源丰富国家的税收协调网络，避免重复征税。并以信息化建设为基础，提高税务机关的纳税管理水平。
(四)以境外投资促进机构为服务主体。形成服务体系
学习外商投资促进中心的做法，成立境外投资促进中心。设立“境外投资业务咨询专窗”，将外经贸、海关、商检、银行等境外投资所涉及和全部行政部门归口咨询，实行首问责任制，使企业在遇到困难时的第一时间得到服务，减少“关系”成本。
中心主要职能是：提供人才培训与引进，成立人才服务中介；为企业提供境外投资项目的信息咨询；提供经常性投资业务培训；组织企业参加各类国内外投资活动，推动企业与外方的联系；提供行业协会的办公场所，以第三方力量整合“走出去”优势。
(五)建立健全符合国际惯例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
建立完善一整套法律体系。包括最基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及配套的单行法，如《对外投资保险法》《对外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对外投资审核法》《对外投资外汇管理法》等，加快制定《对外收购法》，填补法律空白。
四、企业对策
一是采用多种措施，全程控制投资风险。投资前要注意了解投资国当地情况，尤其是人文风情、生活习惯、劳工政策等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定，尽最大可能地做好调研与评估工作。要正确选择投资路径，积极进入周边亚太地区、中亚和俄罗斯市场，适当参与非洲市场，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可灵活开展商业运作模式，采用独资、合资、兼并或收购等投资形式。投资后，通过增加当地员工的持股比例、采购当地原料配料、关心当地公益事业等本土化策略弱化投资风险。
二是国内外业务联动，优化资源配置。调研显示，国内外企业间业务联动是经营成功的经验之一。境外企业供应给国内稳定的资源、信息和生产管理经验等，而后者为前者提供技术和设备、后勤保障、国内销售渠道、资金和国内需求信息等，两者相得益彰，使资源配置最优化。
当然，企业还应在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多渠道融资、加强资本运营等方面增强企业竞争力，尤其是民营企业更应考虑建立战略联盟，形成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优势。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一、引言
国际直接投资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最核心的特征。国际直接投资正以快于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速度迅猛增长。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直接投资就是“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是国家参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出口贸易必然转向对外直接投资，这不仅可以突破国内资源短缺的束缚，而且有利于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这样既能保障河北省经济发展的能源供应，又能充分利用世界各地的资源优势。
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回顾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发达国家，主要研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投资行为和投资方向等。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包括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以垄断优势理论（StephenHymer，1960）、产品生命周期理论（RaymondVernon，1966）、比较优势理论（KiyoshiKojina，1978）、国际生产折衷理论（JohnH.Dunning，1977）等为代表理论。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发展中国家逐渐开始重视对外投资理论的研究，并先后提出了以小规模技术理论（LouisRWells，1983）、技术地方化理论（SanjayaLa，1983）、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JohnA.Cantwell）等为代表的具有较强实践指导价值的理论。
国内学者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方向。一是通过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和趋势进行分析，考察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投资模式、区位选择和产业选择等，如程惠芳（1998）把对外直接投资纳入开放宏观经济均衡分析，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及与宏观经济协调的关系。另一种研究方向主要利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数据，建立基于面板数据的引力模型，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如蒋冠宏（2012）利用中国对95个国家的OFDI数据，基于引力模型考察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
三、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3+2”因素分析
（一）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环境的因素分析
1.河北省经济环境因素分析
第一，河北省市场规模因素。河北省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市场规模可以反映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供给能力。根据Dunning（1981）投资理论和蒋冠宏（2012）对中国对外投资模型分析，证明对外直接投资随着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加。所以随着河北省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投资潜力将成上升趋势。2012年河北省对外投资首破10亿美元，同比上涨11.56%。
第二，河北省产业结构升级与边际产业转移因素。河北省产业结构升级与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需要与边际产业的转移为河北省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适时契机，是推动河北省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力。目前河北省产业结构依然呈现“二、三、一”的分布结构，第三产业竞争力整体较弱。河北省虽然已经形成诸如建材、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医药等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但是仍然以第二产业为主，如何持续发挥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也是亟待研究的问题。另外由于河北省资源禀赋的约束、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国际贸易壁垒等因素的制约，不利于提高优势产业的竞争力。通过统筹整合河北省企业优势资源，采用多样化投资模式，使河北省具有比较优势、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梯度转移，同时集中力量发展本省优势产业，不仅有利于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水平，也有利于河北省产业结构的升级。
2.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与法律环境因素
第一，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因素。河北省对外投资的政策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制定的对外投资总体战略规划、对外投资的优惠政策支持、对外投资的资本市场资金支持等。这些对外投资的政策因素将影响河北省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这些政策措施影响着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与产业选择。首先，对外投资总体战略规划的制定与对海外企业的宏观管理，可以帮助企业更广范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更合理地进行区位选择。同时可以指导对外投资企业以跨国公司的规范和国际标准提升管理水平，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效益。其次，对外投资优惠政策的支持，有利于帮助企业明确对外投资的重点区位和产业，降低河北省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与难度。另外，完善对外投资的资本市场支持，建立境外投资的金融服务保障，有利于降低企业对外投资的资金门槛。
第二，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环境。对外投资法律体系的健全使对外直接投资做到有法可依。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法规比较散乱，“海外投资法”尚未出台，造成企业的对外投资无章可循，无法可依。另外健全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有利于对河北省对外投资项目进行有效监管和科学评估。
（二）河北省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1.企业对外投资动机
第一，利润驱动型。获取利润是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根本动机。资本具有逐利性，资本总是从低利润行业流向高利润行业。当生产成本一定时，获取利润最大化成为企业追逐的目标。对外直接投资在开拓海外市场的驱动下，以目标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为引导，通过扩大市场份额，适时提高销售价格，攫取较高利润。
第二，成本推动型。生产成本是影响河北省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然而，目前随着土地、劳动力、资源的成本不断上涨，全国乃至河北省的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削弱。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国的制造业成本将比中国更具竞争力。所以河北省企业可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将中低端的制造业转移到低成本的东道国。
第三，技术创新型。通过分析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发现部分投资流向技术创新型的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企业的并购可以表明这点。技术创新是提高企业对外投资水平的关键因素。技术创新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技术创新政策支持、高校及政府的科研机构数量、科技人才比例、研发费用比例、专利总量、技术转让限制等。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对外投资更倾向于选择技术创新较好的区位。
第四，资源攫取型。资源的供应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战略保障。随着河北省经济发展对稀缺资源需求的增长，资源攫取性对外直接投资将占据主导地位。近些年，通过股权收购、投资建厂等方式，河北省境外资源开发步伐不断加大。河北省资源攫取型对外投资主要集中于拉美等资源富集国家投资开发矿产、油气、林业、渔业、农业等资源。比如三河汇福粮油公司投资9600万美元在马来西亚、印尼等地建设棕榈园。河北文丰实业集团投资7825万美元在智力开发黑熊铁矿。
2.企业竞争优势
企业所具备的竞争优势是企业克服因在东道国经营所遇各种阻碍的利剑，这也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企业所具备的比较优势和垄断优势是企业进行区位选择考虑的重要因素。
对河北省而言，人才匮乏和自主研发不足，制约了河北省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这不仅影响河北省对外投资的总体规模质量，也影响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国际竞争力较弱的企业的对外投资主要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可以投向发达国家，促进企业自身管理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进而形成良性循环的对外投资模式。
3.企业的战略规划
为拓宽市场，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企业将进行国际化经营尝试。企业的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与企业内部国际化经营战略规划密切相关。在企业的国际化经进程中，通过区域战略的动态进程来安排具体的投资区位布局，形成区域化的国际经营网络。通过合理选择投资区位，获取更高的国际市场份额，实现企业国际化战略经营目标，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东道国投资环境的影响因素分析
1.东道国硬环境
东道国的硬环境主要包括能源供应、交通运输以及通讯和相应的基础设施。一般而言，企业的对外投资主要选择能源供应有保障，交通通讯便利，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区位。资源攫取型企业更偏向于选择能源供应丰富的区位。成本推动型和利润驱动型企业偏向于选择交通便利的区位，因为便利的交通会使企业获得较低的物流成本。
2.东道国软环境
东道国的软环境主要包括政治因素，法制建设、投资及贸易政策与融资条件，政府机构工作效率、服务质量，各项政策的透明度，社会公众的文化素质、劳动力的教育与科技水平等。东道国软环境的影响越来越被对外投资企业所重视，因为东道国软环境对企业的投资影响更加长远。
（四）东道国制度因素分析
东道国完善的制度环境可以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优惠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吸引更多的境外直接投资。从理论上分析，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与河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东道国的制度因素主要包括政权稳定性、腐败控制、法治、政策优惠、关税保护等。由于东道国制度因素难以量化，进行对外投资时很难进行比较，难以进行区位选择。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可以参考国家政治风险指南（PRS）所计算的制度风险指数，以此来指导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五）基于路径依赖的因素分析
河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路径依赖主要体现在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国家政策的路径依赖。
1.文化历史传承的路径依赖
文化历史传承性的路径依赖是对外投资企业和东道国企业对东道国文化历史理解的不同。这些理解差异导致对外投资企业在区位选择上严重依赖其对东道国历史文化的理解经验，并很难摆脱对投资国文化的理解。比如2011年河北省对外投资总额的45.7%主要集中于亚洲，主要考虑地理上的接近和对文化习俗的了解等因素。
2.国家政策的路径依赖
国家政策是影响河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因此河北省对外投资企业选择的东道国的投资区位严重依赖其对东道国政策的了解程度，企业会尽量选择那些东道国政策与其战略目标最接近的区位作为投资地点。
四、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启示
（一）制定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战略规划
政府通过征集科研方案并进行国际市场实地考察，统筹部署河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战略规划，并制定优惠的扶持政策，以多种形式服务对外投资企业，宏观指导与具体的企业信息咨询服务相结合，逐步实现河北省对外投资企业在产业转移的推动下，以梯度转移方式“走出去”的新格局。
目前由于没有宏观的对外投资区位规划，河北省企业“走出去”的优势没得到充分发挥，区位布局的不合理不仅限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降低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因此正确认识影响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各种因素，制定符合河北省实际情况的对外投资区位战略规划非常重要。
（二）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战略和所在产业及企业的优势相结合
河北省企业在宏观投资区位战略规划下，进行区位选择时，不仅考虑具体的区位影响因素，另外还要考虑本企业的竞争优势及所在产业的比较优势。企业在具备条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不仅应该确定投向哪些区域，而且应该明确投向哪些产业。这时企业能否成功进入就取决于企业的优势及所在产业的优势。虽然目前河北省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远不能与大型跨国公司的竞争实力相比，但却将企业与产业的比较优势相结进而选择合理的区位战略。
（三）加强对河北省境外投资企业的监管和服务
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与对其监管应该紧密配合，由于制度方面的因素，政府部门对境外投资情况的统计不能准确掌握，监管有时存在漏洞，这就使得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很难帮助企业对投资区位及产业选择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通过加强对企业境外投资的监管，不仅可以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信息咨询和金融等优质服务，而且可以提供优惠政策和法律方面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鲁明泓.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决定因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王增涛.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分析框架及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02（3）
[3]程慧芳，阮翔.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世界经济，2004（11）
[4]蒋冠宏，蒋殿春.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J].世界经济，2012（9）
[5]Matyas，L.“TheGravityModel：SomeEconometricConsiderations.”TheWorldEconomy，Vol.21，1998
[6]DiMauro，F.“TheImpactofEconomicIntegrationonFDIandExports：AGravityApproach.”CEPSWorkingDocument，2000
【关键词】中国企业，外直接投资，优势
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概述
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尚未从函际贸翁和资本流动理论中独立出来，往往以要素禀赋理论为基础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60年代初，美国学者海默率先向传统理论发出挑战，提了垄断优势理论，这一理论被经济学界认为是直接投资理论的突破，标志着园际投资理论的真正兴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一理论一赢在不断地发展完善。
（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与最新发展
随着国际直接投资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同趋重要，经济学界也开始把其作为专门的研究列象迸行研究，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西方经济学界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分析的流派很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垄断优势理论是最早研究对外直按投资的独立理论，它产生于本世纪60年代初，在这以前基本上没有独立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1960年美国学者海默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以垄断优势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荧国晗佛大学教授赞农提出的，这一理论既可以用来解释产品的国际贸易问联，也可以用求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理论也称市场内部化理论，它是70年代以来西方跨国公司研究者为了建立所谓跨国公司一般理论对所有、提出和形成的理论，是当前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比较流行的理论，有时也称其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理论。这一理论主要是由英国学者巴克莱卡森和加拿大学学者拉格曼共同提出来的。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
西方经济学界对直按投资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一般都是建立在对发达国家或者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分析基础上的。对于那些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且较为成熟的发达国家，西方学者的理论有很强的解释能力。但是，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且发展迅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对于这种情况，主流理论解释力不够。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进嚣分析，以期找到合适的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一）小型企业拥有比较优势
发展中国家欢迎外国资本的流入，但其能提供的投资环境并不完善，市场范围小，从客观上限制了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我国小型企业尚处于小规模阶段，可避免与大型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适合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的需要。另外，中国跨国公司派出人员的费用和出口零部件相对便宜，使中国境外加工的产品能以低价占领国外市场。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与其母国的市场特征紧密相关的低生产成本；英国经济学家劳尔的技术地方化理论也证明了落后国家企业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和经营活动仍可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中国企业实现跨国经营，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从理论上说是具有可行性的。应当指出的是，上述两个理论从不同方面阐明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在跨国经营中的竞争优势，指出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境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对于指导发展中国家企业境外投资具有重要意义。
（二）大中型公司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批有竞争力的大中型跨国公司，它们具有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实力，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在国际竞争中明显具备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如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石化、海尔集团和首都钢铁总公司等，在境外市场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邓宁教授，提出了著名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已成为研究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主流理论学派，被世界公认为是指导跨国公司实践的权威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企业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时，就完全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有学者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与西方雄厚实力的大企业相比不具备所有权优势，在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方面也相形见绌，所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不适合于解释中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行为。
（三）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
我国长期自主开发形成了某些传统专有技术和高精尖技术，如中药、气功、园林、烹调、生物工程和航天技术等，较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可以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一显身手。
（四）政策环境良好
中国与大多数国家签有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这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必要的保护和良好的政策环境。近二十多年来，由于政府的支持和企业的努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据商务部统计至2003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累计7470家，投资金额114亿美元。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中国累计对外投资金额近350亿美元，约相当于韩国的对外投资规模，目的地多达352个国家和地区。所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环境良好。
参考文献：
[1]王彦森.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5（03）.
关键词绿色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产业结构；污染密集行业
中图分类号X1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2012年，在我国十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全国党代会报告第一次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将经济绿色发展――即发展仍是首要，不过是要求在发展的过程中尽量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朝着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的方向前进[1]――设定成实现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终极目标的过程。然而，随着在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环境也有恶化的趋势。针对外商直接投资是否是造成东道国污染主要原因这一问题，目前已有研究尚无定论。现有的研究多以实证或案例分析为主，尚缺乏贸易理论角度的分析。为探究“污染天堂”是否存在于我国，本文创新的将FDI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相结合，理论分析“污染天堂”存在的可能，进而使用我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确实以污染密集型行业为主，但其影响的还不严重，即便如此，为实现绿色发展，我国应从宏观战略层面上引导外商在华直接投资。
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的同时，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呈现恶化趋势。在过去的三十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以货币度量）年均增长率约为16.3%，至2011其总量达到1160.1亿美元；从合同利用外资项目数分析，1979年至2011年累计达65.98万项，其中，2011年为2.75万项[2]。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FDI流入的大背景下，不容忽视的一个现实是我国的环境状况也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工业废水、工业废气以及工业SO2）从1992年至今各项指标基本上呈逐年增加的态势（图1）。其中，工业废气持续增长，在1992-2010年间增长高达479%；工业SO2排放在1992-2006年间快速提高，增幅达到69%，随后出现缓慢下降，相对于1992年依然增长41%；工业废水在有效控制之后，排放基本保
持不变，这凸显了政策选择对污染排放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国内外不乏就FDI的流入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直接或间接作用机理的研究，但是相关研究竟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污染天堂”假说认为FDI的流入会对东道国的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其假说检验表明，由于发展中国家具有较低的减排成本以及松弛的环境规制，发达国家往往会选择这些国家进行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直接投资。当环境政策规定的环境边际成本很低时，会由于某些策略性原因出现环境倾销现象[3-4]。另外，经济一体化会带来更多的污染避难所，出现所谓“向（环境标准）底线赛跑”，经济一体化会带来更多污染避难所的出现[5-6]。然而，基于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的环境业绩比较研究，现有部分文献认为“污染天堂”假说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些研究认为东道国环境恶化并不是跨国公司造成的，因为跨国公司的环境业绩一般比本土企业做得更好。通过对马来群岛的研究，Jenkins表明外资或是外资控股的企业会更多的使用环保技术，环境业绩比本土企业要好[7]。利用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环境治理水平数据，Wang和Jin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环境业绩最好的是国外的跨国公司，其环境治理水平优于我国国有或私人企业并在统计上显著[8]。上述研究都仅是从实证角度出发，尚缺乏从贸易理论角度进行分析。为填补这一空白，本文首先构造贸易理论模型，进而将FDI区位选择模型引入其中，建立FDI污染转移模型，分析“污染天堂”存在的可能性；其次，运用我国的工业行业分布数据，我们将实证检验FDI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集中于我国污染密集程度较高的工业行业。
杨博琼等：中国绿色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选择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10期1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基本情况
本文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依据国家统计局2003年第14号文件《关于印发〈三次产业划分规定〉的通知》的标准。其中，第一产业指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指工业和建筑业；而第三产业为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例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图2FDI在各个产业分布图
Fig.2DistributionofFDIinthreesectors图2表明，从流入中国的FDI在三大产业内的分布看，FDI在三大产业是非均衡分布，第二产业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中占主导地位[9]。在2010年，实际投向第二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占中国同期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66.2%，从投资绝对值角度看，从1995至2010年，2001年的第二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金额是这一时期最高的，达534.48亿美元；1999年最低，为283.85亿美元。与第二产业占比相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比重很小。
然而，FDI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在2006年出现了结构性变化。1995-2005年间，我国第二产业中的外资流入平稳增长，从1995年的69.6%增长到2005年的74%。其中，2001年第二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最高，一度达到77.2%。从2006年开始，在我国产业政策调整的多方驱动下，FDI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逐渐降低，2006年降为67.4%，2007一年之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为57.3%。从此，FDI在第二产业中的份额一直停滞。
尽管从基本的产业分布来看，FDI还是主要分布于污染较为密集的第二产业，但是FDI集中于制造业主要是因为产品更接近国内消费市场和追逐低劳动力成本，因此简单的产业分布及其趋势分析不足以证明我国存在“污染天堂”现象。
2FDI污染密集程度理论研究
关于FDI区位选择问题，现有文献表明税收、市场的其他要素以及政府的功能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企业税及税收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FDI的流动方向和速率[10]。另外，税收的量能、方式和政策的稳定性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要素[11]。还有，经济的集聚作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吸引FDI[12]。对于在华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论述较为完全的是Leonard和Yum，他们认为对于在中国的FDI区位选择比较有影响的是市场的大小、基础设施完善程度、政府政策以及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预期收入和成本因素[13]。
针对环境污染与环境税收即有理论也有实证分析。Markusen理论推导出税收对跨国公司去留存在负向作用机理，即税收过高跨国公司则被驱走，反之亦然[14]。Murat，Emmanuel和Anastasios都认为环境税对跨国公司区位选择有影响，与Markusen不同的是，这两篇文章主要研究的是税收政策的确定性问题而非程度问题[14-16]。前者分析了在环境政策不确定的情况下，竞争性企业区位选择的最优解[15]，后者分析了环境政策的时间连续性与企业区位选择的关系，例如获得专利的企业倾向于环境政策稳定的政府[16]。值得注意的是，环境税收问题的研究对象均为污染企业，如果从行业角度来看，这些企业均属于工业行业。这也暗示非工业企业的污染是相对轻微，对于污染税或环境规制也不会特别敏感。
基于贸易理论，有关学者从全球分工的角度就这个问题作了比较系统地分析[17-18]。前者对于全球贸易分工理论分析认为，由于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相对污染比例较高，所以发达国家的污染税征收较高，因此会迫使产业链上污染密集的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17]。Dean和Lovely拓展了Copeland和Taylor的模型，对于中国的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作了详尽的研究[18-19]。其理论贡献是将加工贸易从普通贸易中单列出来，对于以利用东道国低要素成本为目的FDI生产（即垂直型FDI）生产进行了分析[12]。该文也同样认为产业链中的污染密集部分会被世界分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尽管这两篇文章都是以工业为研究对象，但是仅考虑了垂直型FDI，缺乏对以进入东道国市场为目的FDI（水平型FDI）区位选择的分析。为填补这一真空，本文将综合考虑水平型和垂直型FDI的区位选择，对工业部门的FDI区位选择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2.1污染的供给函数
污染作为公共物品，由社会上所有的消费者提供。假定全社会有N个消费者，所有消费者的偏好是类似的，每个消费者的效用由普通效用和污染损失所组成，且两种效用是可以分离的，则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表示为：
U（x，y，z）=u（x，y）-h（z）（1）
其中，u（x，y）是同阶单调递增的凹函数，函数h是单调递增的凸函数。
于是，当产品价格人均收入和污染量给定时，消费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其间接效用函数为：
V=u（I）-γZ（2）
其中，I是居民的收入，等于全社会产出G的人均值，即I=G（P，τ，Z，K，L）5N。
遵从Copeland和Taylor假定产品价格不会变化[12]。由此，代表性消费者的间接效用函数由收入所带来的效用减去污染所带来的效应组成。根据萨缪尔森公共物品的需求定理：如果全社会污染总排放为Z，政府的污染税为τ，为了使其效用最大化，公共物品的税收等于所有人的边际成本之和。政府的税收由代表性消费者的利润最大化来决定，其表达式为：
τ=-NVZ/VI=Nγ5u’（I）（3）
摘要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发展势头一直强劲，却也存在缺乏清晰明确的总体规划和发展战略，投资存在盲目性；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不尽合理；投资规模小，经济效益偏低；缺乏高素质专门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不科学；政府部门对企业跨国经营缺乏有效的宏观管理；现有企业制度不合理等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必须提高对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重要性的认识；注重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战略的制定，做好投资区域与产业的选择；努力扩大境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规模；加强企业管理大力培养跨国经营人才；改善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采取多元化的投资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全方位筹措投资资本等对策。
关键词对外投资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发展战略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国际直接投资急剧发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已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竞争力的标志。2005年初，中国政府提出中国经济要大步“走出去”战略，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不仅是适应我国外资战略重大转变的需要，而且是进一步顺应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选择。
1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1．1缺乏清晰明确的总体规划和发展战略，投资存在盲目性
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尚不具备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也缺乏全球性发展战略。有些企业只是将海外投资作为转移旧设备、获取投资补贴或享受优惠政策的短期行为，没有融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还不能站在企业长期生存的高度去规划自己的海外投资行为。由于缺乏明确的投资目标，投资决策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很大，结果造成重大损失。
1．2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不尽合理
（1）地区结构不合理。虽然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分布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从整体上看投资地区仍然相当集中。这种地区结构一方面造成在一些密集地区企业设点交叉重复、自相竞争的不正常局面；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相对过少、力量薄弱，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继续开拓。
（2）产业结构不合理。我国的跨国投资过分偏重于对加工、制造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严重偏少；偏重于建筑、资源开发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缺少对日益占据国际投资主流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投资。
1．3投资规模小，经济效益偏低
这一点直接限制了规模经济的形成，限制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我国投资规模以中、小型为主，境外企业中方投资100万美元以下的占90％，500万美元以上的只占23％。投资规模偏小，一方面容易造成我国企业在海外市场上出现管理困难的现象；另一方面企业不能在产品生产、开发、创名牌、搜集信息等方面分享规模经济的好处，以致经济效益不高。
1．4缺乏高素质专门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不科学
当前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困难就是缺乏既精通外语、熟悉国际惯例，又熟悉东道国投资环境和懂得国际市场运作的复合型高级人才。我国海外企业干部队伍的素质和水平不高，有些外汇经营管理人员经常抱有临时观念，缺乏跨国经营管理人员应具备的专业才能。这样直接导致海外企业经营业务难以顺利开展，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不高、效益低下。
1．5政府部门对企业跨国经营缺乏有效的宏观管理
目前，对海外投资企业的宏观管理工作还缺乏统一的部署和协调，对外直接投资由财政部、经贸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以及中央各部门、各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实行各管一段、一事一议、多头管理的制度。因此，投资兴办海外企业审批程序繁杂、期限长、效率低。政府宏观管理过程中经济杠杆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而另一方面有关主管部门对投资缺乏监督管理措施和力度。
1．6现有企业制度不合理
“走出去”的主体是企业，但目前我国企业普遍存在企业制度不合理的问题，特别是国有企业。在我国，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原因，多数大型企业仍是国有或国有控股，私营大企业的数量非常有限，而且至今缺乏促进私营企业成长的有效体制、政策和资本市场条件。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有大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仍是极为重要的。然而国有企业现代产权制度尚未建立，在治理结构上存在严重缺陷，包括所有者和经营者在目标取向和行为方面存在扭曲，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不足等。在这种状态下实施跨国经营，导致无论是规模、人才还是技术都存在优势的国有企业在实际境外投资中却落后于非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缺乏效率和国际竞争力。
2发展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积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以及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具有重大意义。下面就如何扩大和发展我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提出几点对策。
2．1必须提高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重要性的认识
在观念上要深刻认识到对外直接投资与利用外资、利用海外技术、国际资源市场等要素的相互促进关系；认识到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改善我国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积极作用；认识到对外直接投资是适应现代国际竞争与合作尤其是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因此，企业领导人要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勇于开拓海外投资市场，既要敢冒风险又要善于防范风险，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提高海外投资的收益。
2．2注重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战略的制定，做好投资区域与产业的选择
（1）关于区位选择。对外投资企业应在布局上形成定位正确、分布合理、重点突出的多元化市场格局。当前我国企业可采取的策略是：确立亚太地区作为投资的重点区域，继续保持对欧美两个市场投资，积极开拓东欧、拉美、非洲等国家市场。
（2）关于产业选择。①加强高科技产业。从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来看，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严重偏少。根据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今后应加大对发达国家的前瞻性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这是实现技术寻求型投资目的的有效途径。②投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以过剩产业中的长线产品为主。这些商品优良的质量和低廉的价格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可以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发挥其优势。③探索服务业。要积极发展房地产、金融业的投资。从而对中国国内相关市场的完善和发展也会起一定的帮助作用。
2．3努力扩大境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规模
（1）加快培养跨国公司，构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培育具有规模优势的生产型企业集团，以产权为纽带通过合作、参股、合资、控股等多层次的联合，发展大型企业集团。发挥我国综合商社对跨国公司发展的贸易信息作用，为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组织、协调功能，尤其在组织一些大型项目开发、投资方面发挥作用。政府应为跨国公司的培育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政府必须对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的大企业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促使其加快发展。
（2）重视与国际跨国公司的合作。奉行全球战略的跨国公司通过跨国经营把各国经济联结为一个整体，中国跨国公司应通过与其合作充分利用其带来的巨额资本、先进技术和广阔市场来加速自身的发展，以达到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具体来说，包括分享全球营销网络、参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加强与大型跨国公司的技术开发合作等。
（3）加强国内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这样可以解决我国平均投资规模小的问题，加强国际竞争力；并且可以优化我国境外直接投资资源的配置，提高境外投资成功率。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中存在国内企业之间相互竞争结果两败俱伤的情况，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拥有大批跨国经营人才是企业海外投资成功的前提和关键。
2．4加强企业管理，大力培养跨国经营人才
管理是企业永恒的主题，海外企业也不例外。由于我国企业整体管理水平普遍偏低，当前必须强化海外企业的内部管理以及生存与发展的能力，尽快提高科学决策水平。然而这些工作都需要人来执行和完成，所以说国际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因此，一方面采取多种途径不拘一格地去发现和培养跨国经营人才；另一方面还要加强企业外派人员的在职培训，使他们能尽快适应国际化经营的需要。2．5改善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
主要包括：①尽快制定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首先是《海外投资法》。我国政府应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发达国家成熟的法律法规，尽快制定促进支持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法律规范。②必须制订总体的战略规则，其涉及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目标市场的选定、投资的目标产业、跨国企业的培育、相关战略的协调、实施的阶段划分等。有了明确的规划指导，才可能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真正建立在稳固的基石上。③努力提供必要的服务，强化与投资相关的涉外中介机构的作用。主要是动员驻外机构提供海外投资情报，协助进行东道国投资环境评估；对企业前期海外调研提供适当的资金资助；对项目实施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援助等。④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应加快金融市场发展，允许和鼓励金融机构开办外汇期权、外汇期货、货币互换等金融创新业务，以满足海外企业风险防范与转嫁外汇风险的需要。⑤减化审批内容，减少环节，改善管理，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可保证及时有效地利用商机。⑥放宽金融政策，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融资渠道。
2．6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经济竞争归根到底是企业制度的竞争，企业制度在竞争中起决定性作用，完善的企业制度是我国企业扩大境外投资的基本保证。因此，企业对外进行投资兴建项目时一定要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变管理体制落后的现状，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强有力的激励约束机制，这样才能确保我国境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使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优胜劣汰。应将建立和健全企业的跨国经营机制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经营机制，应逐步向跨国公司的经营机制转换，应让这些企业按照国际通行的活动方式、商业惯例以及行为规范从事经营，适当规范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在子公司实施以效率为标准、将母公司的管理原则和东道国管理文化相结合的管理制度。子公司经营人员的报酬和奖励水平依照目标完成情况确定，将子公司的目标完成程度与公司经理人员的报酬水平有机结合起来。强调通过目标体系来考核企业，这种模式应是我国企业对海外子公司进行管理的目标模式。
2．7采取多元化的投资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全方位筹措投资资本
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与之相应的融资方式也在不断创新，融资手段不断完善。根据国际投资融资方式的发展趋势，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从我国实际条件出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基本思路有以下几点：
（1）实施融资多元化战略，采取多种手段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通资金，加强与跨国银行的合作。我国的海外企业需要加强同中国海外银行的协作获得金融支持。
（2）采用多元化的投资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积极有效地运用跨国并购的投资方式组建海外企业。积极采用非股权投资方式进行对外投资。因此，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过程中，若技术、管理和营销非常复杂，东道国又无力经营这类项目，而我国企业在上述诸方面拥有充分的优势，可以考虑以非股权投资方式进行投资，这样可以使企业自身不承担风险，而且实际上又能对当地企业实施控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世界各国在大量吸引外资的同时，又积极鼓励本国企业开展跨国投资。我国应不失时机地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积极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转自：科技创业月刊）
1陈雅丽．企业对外投资的常见问题、原因与对策［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2）
上一篇：青春演讲稿(15篇)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