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因素范例(12篇)
时间：2024-03-13
时间：2024-03-13
【关键词】广西；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创新
前言
高等教育要服务于地方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广西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沿阵地和交通枢纽，是国家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周边外交战略的关键地区。因此，广西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应该服务于这一国家战略布局和广西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培养面向东盟的应用型、复合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高级专门人才，也就成为广西高等院校国际商贸类专业的必然选择。
一、广西高等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
随着广西高等教育的发展，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模和层次都有一定的改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才培养规模不断扩大
目前，广西高等院校培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的专业较多。据不完全统计，广西90%左右的高校都开设有上述专业，且其招生人数还逐年增加，从而使广西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模不断扩大。
2、人才培养层次逐渐多元化
在上述专业中，高职高专、本科和研究室等不同层次的人才都具有较大的发展，其中研究生层次的人才数量较少，目前只有广西大学等少数院校招生，而本科和高职高专则几乎各占半壁江山，从而形成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层次逐渐多元化的现状。
3、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借助于广西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广西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逐年提升。如在高职国际贸易等专业的教育中，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外国语学院、南宁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在教学改革、课程设置、办学条件、师资等，近几年来都获得了较大的进步；在本科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中，广西大学、广西财经学院、广西外国语学院等，也探索出了一些创新的教育教学模式，广西大学的国际贸易学专业研究生教育，更是广西少有的研究型人才培养基地。因此，从整体上看，广西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不断提高。
二、广西高等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比照全球化对国际商务人才不断变化的新要求，以及广东、上海等发达地区的人才培养，广西高等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明显的。
1、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不够清晰
目前，广西高等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的培养，大多定位模糊，笔者初步查阅了近20所开设有相关专业的高校，其培养目标定位都具有一定的差异，定位不清晰是普遍的现象。对于高职高专层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相关专业，一方面大多强调面向一线岗位的应用型定位，另一方面则面临着因“太专”而理论基础薄弱，综合素质不高，学生缺乏发展后劲的困惑；对于本科层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相关专业，则普遍存在着在系统理论基础培养与实践动手能力培养、应用型与研究型定位摇摆不定的矛盾；对于研究生层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相关专业，其研究型人才培养的定位虽较为明确，但又普遍存在着研究性定位与市场应用型人才需求的矛盾。
可见，受困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断变化，广西高等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不够清晰。
2、沿袭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人才培养的创新不足
不断地进行教学改革与创新，已经成为广西高等院校的共识。但是，受制于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特别是广大教师固有的教学模式，使教学改革与创新成为教育主管部门和校领导的强制行动。对于大多数教师，教案依然是5年前的教案；教学方式依然是老师讲，学生听；考试依然是闭卷笔试，一考定分数……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育教学理念等，虽天天再喊改革，但实质性的改革创新则进展不大。
可见，教学改革与创新的不足，仍然需要广西高校继续努力。
3、基于广西学生外语学习的“先天不足”，人才培养的外语功底普遍不足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需要深厚的外语底蕴，特别是良好的书面语言和流程的口语交际必须过关。但是，由于广西地方口音的影响，加之中学时期英语功底的不足，广西外语学习与广东、上海等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较大。在高职层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当中，能够通过大学英语4级考试的学生不到三分之一，有的甚至连大学英语B级都无法通过；在本科层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当中，外语学习依然不是很理想，即使学生通过了大学英语6级考试，但真正能够流利地进行商务交流的却很少。据笔者初步调查，广西高等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等相关专业，毕业后从事国际商务工作的比例不高，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这些毕业生的外语技能不过关，无法真正胜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工作。
4、受害于长期的应试教育，人才培养中的德智体美劳等“综合素质”缺失严重
作为从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工作的高级人才，需要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外语、计算机、写作、商务礼仪、专业知识、人际沟通交往，甚至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等都非常重要。但是，受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加之90后学生的成长环境，学生综合素质或多或少存在着缺陷。
三、面向东盟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
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实际上是回答“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一根本性的问题。笔者认为，面向东盟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需考虑以下因素：
1、教育必须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面向东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特别是广西与东盟商务与投资合作交流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作为广西地方高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必须“面向东盟”，培养适应与东盟国家进行商务合作需要的人才，这也是目前广西高校的共识。
2、人才培养必须符合市场的需求，“应用型”是培养的目标方向
“应用型”是与“研究型”相对应的一种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到底是“应用型”还是“研究型”，主要看市场的需求。据笔者初步市场调查，目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主要的市场需求来自于企事业单位的实际商务岗位，真正从事商务研究的非常之少。因此，应用型是国际商务人才培养必须坚持的目标定位。目前部分高校和学者认为，高职应该培养应用型人才，但本科及以上层次应该培养研究型人才，这是与市场需求不相吻合的，即使是本科层次，也应该坚持“应用型”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3、基于外语功底的不足和综合素质的缺失，“复合型”是基本要求
“复合型”的目标定位，要求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必须坚持“全人教育”理念，在德智体美等各方面对学生进行训练和培养。针对目前广西国际商务类人才的现状，笔者认为需要特别重视以下复合型素质的培养：
第一，特别注重提高学生的德育水平，养成良好的道德修养。
关于这一点，关键在于改变传统说教式的德育的手段与方法，用学生更容易接受的办法进行德育教育。
第二，特别注重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做到流畅的自由交流。
关于这一点，关键在于外语教学的创新，以及外语学习环境的塑造。
第三，特别注重学生的人际沟通交往能力。
关于这一点，关键在于为学生营造一个轻松、快乐的学习和交流氛围。
第四，特别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教育。
基于上述三个因素，我们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
培养面向东盟的应用型、复合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高级专门人才。
四、面向东盟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创新思路
培养面向东盟的应用型、复合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高级专门人才，必须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课程教学、课程考核方式、教育教学理念、教学环境等各方面大胆地改变传统的方式，并根据国际市场的最新变化，以及90后学生的新特点，大胆改革创新。根据笔者个人多年专业建设经验，特别是广西外国语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创新教育实践，结合最新的教育教学理念，笔者提出以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的创新思路：
1、用浓浓的“大爱”校园氛围与环境，创新性地开展大学生德育教育
在物质欲望旺盛的时代，面对90后学生的新情况，德育教育的缺失已经成为教育界的共同难题。然而，尽管德育教育已经引起了政府和高校的高度重视，德育教育也已经成为所有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但传统说教式的德育方式，已经很难真正起到德育教育的目的，国际商务人才德育教育必须进行创新。
据笔者多年从事教学管理和研究工作的体会，在德育教育方面，课外活动比课堂教育更有效，环境熏陶比说教有效，身教比言教更有效。在这方面，广西外国语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开展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即用浓浓的“大爱”校园氛围与环境，创新性地开展大学生德育教育。这种大爱的氛围与环境，主题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开展：
第一，将我校“大爱”的校园精神通过各种方式的教育与熏陶，深入每个学生的心中。
第二，通过“张老师时间”活动，树立大爱身教典型。
“张老师时间”是我院的标志性活动之一，其负责人为我院台湾籍义工，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张文美老师。张老师每周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约我院心理障碍的学生进行咖啡聊天，因张老师丰富的心理辅导经验，该活动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作为不拿学校一分钱薪水的义工，张老师坚持为我院学生悉心服务，专业的素质、认真的工作态度以及无私奉献的精神，在我院树立起了一个“大爱”的身教典型。
第三，通过“与学生有约”活动，用院长与学生的平等沟通，诠释了“大爱”教育的真谛。
“与学生有约”活动也是我院的标志性活动之一，其主要内容为，我院院长、副院长，坚持每周二下午与学院各班的学生代表进行茶话会，每周一次，从不间断，从而为学生排忧解难，真正平等地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把院领导爱校爱学生的行动通过茶话会自然地传递给学生。
第四，围绕着大爱精神，通过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让德育教育在校园生根发芽。
比如在母亲节，我院团委学生会举办了多项感恩母亲的活动；在教师节，各班学生开展了“我也当一天老师”的身份置换，让学生真正体味老师的艰辛与不易等等，各种各样围绕“大爱”校园精神的学生活动，让德育教育不再是枯燥无味的说教，而是学生的切身体会。
2、用浓厚的外语学习氛围，创新性地开展外语学习
如前所述，面向东盟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外语水平的不高，特别是口语交际水平的低下，是广西高校面临的共同问题。广西外国语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在这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方法：
第一，在人才培养方案当中，专门开设了外语特色课程模块，强化专业学生的外语学习，并做到“外语学习四年不断线”。
第二，通过纳入出勤考核的外语早读课制度化、常态化，让学习英语成为每天坚持的学习课程。
第三，通过营造浓厚的外语学习氛围，让学习外语成为时尚和潮流。
作为广西唯一的外语学院，我院拥有良好的外语学习氛围，这种氛围使学生学习外语不在是痛苦的过程，而是主动和快乐的过程。
第四，通过外语新光大道项目的实施，通过外语口语闯关拿学分的模式，使学生学习英语趣味化。
3、用特色选修课程和第二课堂活动，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复合型”人才
面向东盟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复合型”人才是必由之路，这就要求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如何培养复合型人才？广西外国语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主要通过特色选修课程和第二课堂活动。我校专门为学生开设了国际礼仪、演讲、野外生存、商务谈判技巧、交际舞、沟通、执行力等20几门特色专题选修课程，学生根据个人兴趣选修，对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我校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更是通过学生的实践，切实提高了其综合素质。我校还专门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开设了3个创新实践学分，学生通过各种各样的创新实践活动，可以获得学分奖励。
结论
面向东盟的应用型、复合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是广西高校共同的使命。培养目标定位不清晰、教育教学创新不足、外语功底不强、综合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都需要创新的思维和新的教育教学模式。用浓浓的“大爱”校园氛围与环境，创新性地开展大学生德育教育；用浓厚的外语学习氛围，创新性地开展外语学习；用特色选修课程和第二课堂活动，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复合型”人才是笔者结合本院的专业建设实践提出的建议，希望对高校同仁有所启发。
【参考文献】
[1]韦霞.我国外贸人才需求状况与培养问题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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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旭娟.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中外模式比较研究[J].经济论坛，2009（4）.
关键词：管理理性化；制度因素；人文动因。
回顾西方企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它们能有今天的成功以及引以自豪的管理理论体系，完全是和它们在管理中所体现的理性化密不可分的，这种理性化正是西方人文精神在管理领域的集中体现。可以认为，在西方管理学体系中，理性一直以来都占据着核心地位，人们对理性的假设是普遍存在的，并具体表现为科学化、制度化、科层化等外在形式。[1]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近性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与各种理性的制度因素及西方特有的人文因素、文化结构分不开的。而在西方管理中所体现的理性化因素则完全植根于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因此我们在对管理理性化的形成机制进行探讨时也离不开制度和人文这两个层面的因素。
一、形成管理理性化所必要的制度因素
（一）商品文明与经济理性的形成
管理文明根源于成熟的商品文明，管理理性化产生的先决条件是理性经济环境的存在，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完全演进是西方管理学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商品文明中，每一个经济主体都遵循“理性人”、“经济人”的假设，其行为都是基于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这种经济理性决定了企业管理行为必然呈现出理性化的色彩。
（二）产权制度的法律保证
产权明确才能权责清晰。一个在法律上强有力的产权制度能够明确界定交易边界，有助于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使其形成稳定的收益预期，从而提高社会合作效率。产权制度在市场经济中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通过制度的力量塑造出有着强烈逐利欲望的健康经济主体，使企业的财产权和剩余索取权有着明确的收益人，保证企业所有者的各种经济行为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理性行为。
（三）企业家和职业经理阶层的出现
管理理性化造就了企业家和职业经理阶层，反过来，这一阶层的形成又成为保持管理理性化的重要基础。企业家不是一个实体概念，而是一个职能概念；不是一个持久不变的职业状态，而是一个不断变动的理性选择。因而，不论是熊彼特，还是其他经济学家，都是从职能上来定义企业家的。比如，熊彼特就认为企业家是从事“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者，突显了企业家理性精神的核心和实质。
（四）健全的人才交流市场
从整个社会来看，健全的人才交易市场能够保证每一个企业的活力。没有人才的合理流动，也就无法实现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直接导致企业的用人行为缺乏理性。只有在一定的人才市场压力下，企业内部才能按照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的原则建立起人力资源的管理体系，才能实现在企业发展的同时获得个人的成长。因此，合理自由的人才流动是企业管理行为及其员工工作方式理性化的基本保证。
（五）完善的价值评价机制
企业中一套良好的价值评价机制不仅有利于引导企业的经营行为，而且能够极大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通过价值评价机制可以促使企业克服短期行为，从而理性地将企业的近期利益和长远目标结合起来。同时，对于企业员工而言，完善的价值评价机制将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有机地联系起来，通过业绩考核在企业内部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对每个成员的价值和贡献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价，促使每个成员的工作行为趋于理性化，以达到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双赢的局面。
二、人文因素才是形成不同管理模式的内在动因
上述各种制度层面的因素对于管理理性化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引导管理理性化的产生和发展[hi138\Com]。但是，我们在广泛穷诘各种制度条件之后，发现这些并不是管理理性化形成的充足条件，应该看到，在一些社会中这些因素并非完全阙如，但依然很难在管理中形成理性化，比如中国在经历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后，可以说上述制度因素已经有了一定的发育，但管理理性化因素在企业中仍然遇到很大的障碍。而在西方社会里，当这些制度因素一旦具备以后，管理理性化也就顺乎历史潮流地自然表现出来，为了探究这其中的巨大差异，我们必须把研究的目光投向能够表现不同社会文化的人文因素。
应该看到，人文因素才是管理的母体，它是管理走向不同模式的内在驱动力。正如美国学者丹尼尔·雷恩（Daniel）所说的那样：“管理思想不是在没有文化的真空中发展起来的，管理人员往往会发现，他们的工作总是受当前文化的影响。”[2]不同社会的文化背景、人文因素会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因而其管理思想、管理行为和管理手段也就各有差异。我们可以认为，人文因素作为一种内生变量在东西方不同企业管理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是人文文化、伦理文化，它强调人性本善，长于协调人际关系，追求群体的和谐。和西方的防范性管理不同，东方管理具有引导性的特点，即通过特定的途径，使员工接受企业准则和伦理，从而形成自我管理、自觉管理的特点。这一管理不妨称之为“柔性管理”，其最大的优点就是突出了人性的重要性，加强了对人基本信条和价值理念的关注，但是，在以“情”为纽带进行管理的同时，忽视了“法”的重要性，增加了企业管理中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表现为管理行为散而乱，并且依赖群体的惰性思想，抑制了个人创造力的发挥。[3]
东西方文化都有其积极的一面，不能绝对地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两者都有不利于管理发展的消极因素。在中国企业飞速发展的今天，一方面我们要肯定和承认东方管理模式中积极因素，而另一方面，我们企业中表现出来的严重缺乏管理理性的现象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而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是近代工业革命与西方文明相结合的产物，自弗雷德里克·泰罗（FrederickW.Taylor）提出科学管理以来，管理学的发展便始终带有西方理性化人文精神的全息特征。因此，我们应该分析一下西方人文精神在其管理理性化的形成过程中是如何发挥巨大的驱动作用的。
三、西方人文精神与其管理理性化
（一）西方传统的个人自由主义
个人自由主义原来的含义不过是指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人权，后来发生了重大的社会意义转变，西方人把个人自由主义贯彻到经济和政治制度中，成了西方传统精神中最为独特的理想主义。个人自由主义强调以人为本位的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强调个人成就和个性至上，在西方看来，只有靠个人去奋斗、拼搏和冒风险，而不是利用投机取巧、歪门邪道的方法创造出来的成就才是真正的本领，因此在具体的行为表现上更趋于理性化和个性化。西方人对自由的探求侧重于向外，以发现世界和改造世界为达到自由的途径和手段，这就促使人们去创新和进行发明，人们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技术，而很少考虑某个专家或权威的理论和看法，所以科学文化在西方得到广泛的传播。基于这种个人自由主义，西方人反对在前人的成就中去探索有利于事业发展的东西，而主张进行独创。在这种个人自由主义的人文精神下，理性得到了孕育，企业家阶层以其创新精神在社会范围内迅速崛起，为企业的发展和理性管理的形成提供了动力。
（二）西方“天人相分”的思维观
西方思维方式倾向于天人相分（主客相分）。长期以来，西方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二元论，亦即认为世界是由物质和精神两个各自独立、性质不同的本原构成的。早在古希腊时代，先哲们就将人与自然分割开来。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主要是自然，而人本身则在哲人们的视野之外。到苏格拉底时，他已经认为“心灵是唯一值得研究的对象”。也正是由此开始，西方文化中就出现了关心人与关心自然的分野，这也正是“天人相分”思维方式的体现。尤其是到了中世纪，人不但与天相分，而且成了天（亦即神）的奴婢和臣民。近代以来，随着人性的解放和科学的发展，人们不仅把无形的天（亦即神）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如尼采“上帝死了”的宣言），同时，还开始向有形的天（即自然）开战。伴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的节节胜利，科学精神与理性分析亦得以发扬光大，在近现代的西方文化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影响到了包括企业管理在内的诸多人类行为。“天人相分”这种在对立中求统一的思维方式使西方人对客体的分解能力强，具有分解思维、逻辑思维的特长，善于将事理细密解剖和层层推衍。西方的管理理性化正好符合了西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这也正是为什么泰罗制这种科学管理方法能够在美国推行开来的原因之一。
（三）韦伯宣扬的西方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是第一个积极宣扬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学者，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不仅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一个经济制度范畴，而且把它当作一个文化学范畴。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形成是以欧洲理性主义为精神基础、以理性的具体核算为集中体现的，具有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文化体系。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为合理而有系统地追求预期利润并节制消费的态度，并且以劳动为义务，以履行个人的职业责任为天职。其理性之处，不在于增强人们对金钱的欲望，“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4]而在于为个人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提供一种伦理上的约束力。所以，西方资本主义精神不仅能培育出严格的自我约束力，激励人们以理性的态度对待他们的世俗工作，而且能在近代经济秩序中培育出合法地赚钱就是美德的价值观念。这种劳动和赚钱的态度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的经营，而资本主义经营也正是从这种资本主义精神中吸取其最合理的精神动力。同样，作为社会人文精神在企业管理领域的缩影，西方管理中的理性化就充分体现着这种合乎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
参考文献
[1][瑞典]斯文·艾里克·肖斯特兰。管理的两面性——雅努斯因素[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2]董四代。文化观念创新和管理革命[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关键词中医药；人力资源；影响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2.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024(2008)12－0029－03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中医药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规模与行业需求数量的比较研究”[批准号：高学会(2006)28]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王思民，江西中医学院教务处高教研究室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俞颂华，江西中医学院教务处高教研究室科员，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校管理；
刘志勇，江西中医学院教务处实习科副科长，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江西南昌330004)
中医药作为我国独具民族特色和发展优势的产业，是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最有可能取得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的产业，然而，在这个产业竟出现了“中国原产，韩国开花，日本结果，欧美收获”的局面，究其原因，中医药产业的人力资源是关键因素之一，因为企业的成败取决于经营企业人才的优劣。因此，有必要对我国中医药人力资源状况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找出原因，振兴民族产业。
一、学科特点因素
(一)思维方式因素。思维方式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门学科的存在与发展。中医学从它诞生的《内经》起，就浸润了浓厚的儒、道文化色彩，其整个理论体系充满了宏观(整体观)与思辨(辨证论治)特色，其理论的形成及其发展主要依靠中国传统的系统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和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息息相通、水乳相融。中医的传统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医学科的发展：一是对人文和哲学科学先进的研究成果非常容易接纳和吸收，中医理论在其发展历程中，移植和吸收了各个时代的先进的人文和哲学科研成果内容，如阴阳、五行、气及阴阳学说等，都是从中国哲学中吸取而来的，中医学体现了医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高度融合和统一；二是中医的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医与现代自然科技文明的嫁接，而更注重于传统文化知识的培养与教育。中医的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给中医教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其理论和自身的发展没有象西医那样随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而突飞猛进，不仅使中医走向现代化的步伐延缓了，而且对中医药人力资源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因素。按照民族、区域、社会、历史等原因形成的研究习惯来划分，方法论大体分为两大体系。其一是以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研究方法，即在整体上把握对象的方法。它多以哲学方法、系统方法以及最新出现的模糊集合、模糊识别方法等为基础。我国中医学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就是运用这种宏观和综合的研究方法。其二是以分析为主要倾向的研究方法，即把整体分为若干部分来研究的还原性研究方法，多以物理学、化学、数学方法为基础。这就是西方西医所习惯采用的研究方法。中医学和西医学由于其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差异，导致形成两个不同的生命科学理论体系。两者理论体系的截然不同又决定了两者基础课程教育的差异，进而形成不同的医学模式。西医学以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为基础课程，重点训练和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增加其对感性知识的获取能力，其医学研究方法是比较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而中医学以文学、历史、哲学为基础课程，侧重训练学生的思辩思维能力，培养其对理性知识的认知能力，其医学研究方法是具有中医特色的“时空－生物－心理－社会”的综合模式。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科学的日益发展，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单靠某一种方法进行科学研究，难以达到探寻科学真谛目的，因此科学在高度分化的同时又出现了高度综合的倾向，产生了以自觉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现代科学方法论。研究方法的改变势必导致两种医学模式在理论研究或者临床实践上的结合。这对中医药人力资源的形成和培养将产生重大变革的影响。
(三)教育模式因素。中医教育模式有两种：一是师承教育；二是学院教育。这两种教育模式均对中医药人才的培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师承教育是中医教育的最早模式，它是由中医学的人文思想和其经验医学的学术特性决定的，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中医的学术体系中，“师带徒”已经成为中医传承的关键。虽然中医师承传统的带徒式的教育方式，为中医学的生存、传承、发展起到了主导性作用，但是传统师承方式由于少数人、小范围的限局性，无法适应现代这种大规模的、群体性的、敞开性学院教学的需求，不利于中医学主动融入到大教育、大卫生的体系中去，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长期发展下去，其传承的相对局限和单一性可能导致中医阵地的萎缩和市场的丢失。另外，传统的师承教育特点难以承担中医事业培养多元化和复合型人才的重任。
中医教育模式因素直接影响到中医药人力资源的质量，产出的中医药卫生人力数量过多或过少、质量好与坏，不仅会影响中医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市场，也会影响到市场对中医药的认同感。因此，只有把师承教育和学院教育这两种模式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使中医药人力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也才能适应中医学科的市场竞争。
二、供需平衡因素
中医药人力资源供需平衡因素包括两组供需关系：一是中医药卫生服务的供方和社会对中医药的需求构成的供需关系。在这组供需关系中供方提供的医疗服务量(病床总量、门诊总量、病床使用率等)受社会需方(包括人口总量、城镇人口比例、老龄化和14岁儿童以下人口比例)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供方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数量取决于社会需求量的多少，如果过多或过少提供医疗服务，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或不能满足人们的医疗卫生的需求；二是中医药教育和中医药卫生服务供方，它们构成中医药人力资源的第二组供需关系。中医药教育机构是中医药卫生人力的生产者，中医药教育的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决定了中医药卫生人力的基本情况，中医药教育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中医药卫生人力质量的好坏，而中医药卫生人力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中医药卫生供方产出状况。中医药卫生服务供方对中医药人力的需求是中医药教育层次、规模、结构确立和优化的基本依据。因此，中医药教育和中医药卫生服务供方是辨证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医药教育产出的中医药卫生人力，应当满足和符合中医药卫生服务需方的要求，这样二者才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不至于造成人才的浪费和无谓的损失，才能符合人力市场规律。但是我国近几年中医药教育和中医药服务这组供需关系的实际情况却违背了人力市场的供需运转规律。从1999年到2004年，全国实际中医药卫生技术人员每年呈递减趋势，平均每年减少5729人，平均减幅为0.75％。而中医药每年各种层次教育培养的毕业生人数却在不断增加。这
种现象表明中医药高校培养的人才数量并未按照中医药卫生人力服务供方对中医药人力的需求相吻合，出现较大的偏差，不符合按照教育与人力市场需求的关系规律。
中医药卫生人力的产出和需求牵扯到中医药教育市场、中医药卫生人力市场和中医药卫生服务供给市场，如果这三个市场的衔接和运转过程不畅通，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医药卫生服务供方提供中医药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数量，将会导致中医药人力资源的供需平衡，从而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三、社会经济因素
(一)影响中医药人力资源社会因素。中医药人力资源的规模、储量、结构是由中医药卫生服务供方的需求所决定的。而中医药卫生服务供方的提供的中医药人力数量却取决于社会对中医药的需求量。影响中医药人力资源的社会因素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人口因素、医疗观念因素和医疗保险制度。
1、人口因素：人口因素对中医药人力资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人口数量、人口年龄结构(老年人口比例和少儿人口比例)、城镇人口比例。
(1)人口数量。人口数量是卫生服务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口增长与卫生人力资源需求呈正比例关系，但人口数量的增长对中医药卫生服务的需求影响有多大呢?为了考察人口增长对中医药卫生服务需求的影响程度，我们把1999年――2004年人口增长情况与中医药人员数量的增长情况进行比较。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而造成对中医药人力需求的影响因素，我们分东、中、西三个地区对人口增长、中医药人员增长数量情况进行比较，排除2002年的人口增长统计数据非正常因素，结果显示：东部地区人口增长600万左右，中医药人数增长数为2人，中、西部地区人口增长300万人，但中医药人员数则为负增长。
(2)人口结构。人口年龄结构比例的变化也将直接影响卫生服务的需求，而人均年龄与人均医疗费用密切相关。根据《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第三次国家服务调查分析报告》调查分析结果表明：65岁以上老年人群的住院率为80‰，14岁以下少儿人群的住院率为52‰，中青年组住院率为30‰；从门诊数量看，两周就诊率65岁以上组接近300‰，14岁以下组为430‰，中青年组平均为160‰－180‰。根据最新人口老龄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人口在未来15年里，老年人每年增加590万人，到2022年我国老龄化人口将达到2.5亿人，人口老龄化必将导致中医药卫生服务需求的增加。
(3)城镇人口比例。由于经济水平、文化程度、交通条件和医疗观念等因素的差异，城镇居民的卫生保健意识、卫生服务利用等高于农村居民。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城市(镇)化步伐也随着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口将成为城镇居民，根据预测，在21世纪的前10年里，我国城镇居民的比例将达到50％－60％，为目前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因此，中医药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必须考虑人口城镇化水平这一重要因素。
2、社会医疗观念。社会医疗观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医药的认同；二是对疾病的看法。虽然社会医疗观念属于文化认识范畴，但它对中医药卫生服务需求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年轻人为适应社会生存和发展所产生的心理压力不断加大，导致很多人群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而西医对此疗效不理想，所以人们越来越重视饮食营养、食品安全、美容美体、整形护肤、健身、养生等中医药保健，老年人对中医药的认同感要较其他人群要高，社会医疗观念的变化会促进和带动了中医药卫生服务的需求。
3、医疗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是国家对医疗卫生市场的宏观干预，是一种解决医疗卫生消费的制度，由于医疗保险制度是利用社会医疗保险的渠道组织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这将势必改变我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和人们医疗消费的方式，我国目前医疗保障制度有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家属半劳保医疗、其他各种医疗保险、新农村合作医疗等，这些医疗保险制度不仅减轻人们对医疗的负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医药人力资源市场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随着国际上一些国家对中医药治疗疾病的认同，也在逐步把中医药治疗纳入政府和社会的医疗保险范围，这对中医药人力资源走向国际市场起着极大地推动作用。
(二)影响中医药人力资源经济因素。综合国内外多年来的卫生服务研究结果，经济因素对医药卫生人力资源的影响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卫生服务需求不仅呈明显的正相关，而且还表现出一定的增量效应，人均GDP每增长1％，卫生服务消费则增加1.04％；二是在影响医疗服务的诸多因素中，居民收入水平在不同年龄，职业，性别，文化程度，婚姻及就业状况等组别中均是第一位影响因素；三是经济因素不仅影响卫生服务的需方，而且对卫生服务的供方也起着重要的影响。就卫生服务需方来讲，经济水平决定了居民的就医意愿，就医能力，就医地点等；就卫生服务供方来讲，经济水平决定了卫生服务的设备、卫生人力、管理水平和医疗质量。经济因素对中医药人力资源的影响宏观观测指标可以从人均GDP和卫生费用占GDP比例测得。
综上所述，影响中医药人力资源发展的市场因素既有市场供需平衡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因素，它们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关系。
四、影响中医药人力资源区域差异因素
(一)城乡差别因素。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的统计，1997年至2001年，全国农民卫生总支出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6％左右，即20％的城市人口占用了80％的医疗资源和设施，80％的农村人口只占用了20％的医疗资源和设施，城乡在医疗卫生领域已经形成了巨大“剪刀差”。随着“新农合”医疗试点和不断推广，中医药人力资源出现了巨大的需求市场，政府应当及时采取激励政策让中医药卫生人力流向农村，培养中医药人力资源的高等院校也要密切关注农村医疗市场，大力培养适合农村的中医药人才。
关键词：人力资本；高等教育；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5-0026-02
引言
实施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是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90年代初明确提出的“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志十分重视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作出了一系列有关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同志深刻指出，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并最终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要求。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的作用要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且人力资本投资与其他方面的投资相比较，是一种投资回报率很高的投资。舒尔茨对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定量研究，得出在此期间美国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重为70％，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为33％，与其他类型的投资相比，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很高。因此，要加快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必须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真正重视科技和人才的培养，把科教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于我国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固然有多种因素，但高等教育发展滞后，高等教育的发展赶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为此，本文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探讨通过加快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来完戒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进而实现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促进我国东西部地区共同繁荣，从而实现我国各个地区社会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一、人力资本理论
1.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及发展
人力资本这一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在1935年发表的《人力资本观》中第一次提出的，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和20世纪60年代初期，人力资本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并对西方教育经济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主要代表人物有舒尔茨、贝克尔等人。这一时期的人力资本理论主要论述人力资本的内涵、人力资本的发展途径及人力资本所产生的“知识效应”。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卢卡斯等人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把人力资本作为一个主要的因素纳入经济增长因素之中，并使之内生化、具体化和定量化，建立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
2.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特点
由于人力资本理论概念的引入，从而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相比有其显著的特点。首先，人力资本存在于劳动者个体之中，与其承载者难以分离；其次，从其所有权来看，人力资本不能直接进行转让或买卖，也不能够被继承；再次。人力资本既有资本的性质。也有效益的性质，它必须通过投资才能形成和积累；最后，人力资本不仅是一种经济资源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它既可以带来经济效益。也可以带来社会效益。
3.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
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生产者身上的知识、技能以及这些知识、技能所表现出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社会生产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一种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资本。若从劳动者个体角度分析，是指存在于个体劳动者之中。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能力和健康等各种因素之和。
人力资本的主要观点有：第一，人口的质量因素重于人口数量因素；第二。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生产性投资，然而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的投资作用要远远大干物质资本的投资作用；第三。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第四，由于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高于物质投资的收益率，因此，资本积累的重点应从过去以物力资本为主转变为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第五，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是可以量化的。
二、人力资本与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1.人力资本与教育的关系
人力资本构成的主要要素有教育资本、健康资本、知识与技术资本、迁移与流动资本等。其中。教育资本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基本要素，通过教育方式获得的人力资本。尤其是高等教育，其资本性更强。
人力资本的投资方式主要有教育、培训、保健和迁移等。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教育投资作为一种生产性投资，其收益发生在将来。具有一定的间接性和滞后性。教育投资收益虽然要在投资后相对较长的时间才能发生，但受益期相对较长。这是因为随着人力资本存量的不断提高。其在工作中能不断地发挥创造性。
教育提高了人口质量。储备了人力资本。教育能从知识、技能和经验等各个方面增加人力资本的无形积累，使人的潜在能力得到较好的开发。单从人口素质提升的视角来看。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关键。人的后天能力主要是进行教育的结果，体现在一个人的知识、文化水平、技能、管理能力等各个方面。
2.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力资本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在现代社会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各项资本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占主导地位。根据舒尔茨的测算，在19291957年间，人力资本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而到20世纪90年代，人力资本对西方发达国家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已达80％左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对一国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将稳步上升。
人力资本能够有效弥补物质资源的不足。由于物质资源的稀缺性和难以再生性，促使人们不得不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尽力挖掘人力资本的潜力。人力资本通过吸收和组合各种生产要素来弥补物质资源的不足。从而能够有效克服过渡依赖物质资源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要重视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进而促进资本结构的优化。
经济发展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的优化。一方面，经济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本投入，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后会促进人力资本的优化。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创造，对人力资本的依赖会变的越来越大，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将愈来愈突出。因此，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和优化人力资本将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我国西部地区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现状
2009年，我国西部各省(区)CDP国内排名进入前10位的只有四川省，也仅位列第9位，内蒙古、广西和陕西分别排名在15、18和17位，其余地区均排在20位以后。在我国GDP排名的后十位省(区)
中，我国西部地区就占了8个。从经济增长指数上比较，内蒙古的增长指数位列全国第一，在我国经济增长指数前十位的省(区)中。西部地区占了一半，在我国经济增长指数前五位的省(区)中。西部地区占了4位，甘肃、青海、贵州和新疆的经济增长指数分别位列全国的24位、23位、20位和29位，经济增长速度较慢。西部其他地区基本上排在全国中游水平(见表1)。这说明目前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中部和东南沿悔地区相比较还处于落后水平，其中一些省份已进入经济起飞阶段，若辅以合适的、必要的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及优厚的倾斜政策，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份将有望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心的增长点。
经济基础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相对充足，高等学校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相应地扩大了办学规模，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成功地改变了高等学校培养出的人才与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不相适应的状况。相对于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导致其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难以为我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培养出所需的高质量人才。与此同时，由于西部地区就业岗位质量不高，也使得我国西部地区一些仅有的人才也流失到东南沿海地区，从而导致人力资本因素无法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截止2009年底，在我国2000多所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院校中，西部地区只有470多所，占全国高等院校数量的比例不足四分之一。西部高校数量不足严重影响了西部地区人才的培养。同时也使西部学生升学难度加大，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难以实现。高等教育发展的滞后已成为制约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因素。
四、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高等教育对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西部地区高等院校数量的不足、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匿乏以及高等教育结构的不合理等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没有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就设有西部地区国民素质的提高、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就不会有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应当加大我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加快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而推动我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1.高等教育能够有效地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科学技术作为当前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之前不可能直接创造财富，只有当这些科技成果被引入社会生产过程之中后，才可能为社会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这就要求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和当地社会的物质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只有加速它们的一起化进程。才会促进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因此，我国西部高等院校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和特长，并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专业方向，扩大办学规模，并创办一些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开发园区。加快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与经济建设的结合、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
2.高等教育通过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知识经济时代，影响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主要是以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和质量作为度量的指标，人口质量尤为重要。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紧密相关，一个地区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这个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越快，经济发展速度将会相应地提高。通过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让更多的劳动者接受高等教育，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迅速地提高一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将能够有效地加快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前我国西部地区主要依靠出售廉价自然矿产资源、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输出大量低素质劳动力来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这种发展模式不仅粗放且难以持续。通过发展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一方面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能够较好地促进目前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进而实现我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3.高等教育能够有效地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变
关键词：经济学教学质量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前经济类专业的教学中，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等理论课程，构成了大学本科院校经济类的核心结构，这些学科的教学也一直是国内外财经类高校教学的重点与难点。对于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在国内外一直不乏研究者，目光主要集中在教学内容的改革，或者课程的设置上。
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有多种多样，就大的方面来说可以分为：来自教师方面的因素、学生自身的因素、也有来自社会、来自教育部门、教育政策等因素。本文着重从学生和老师的角度出发，结合实际教学体会，分析了如何合理的调整学习，以便提高诸如西方经济学之类的理论课程的教学质量问题。
二、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定位
西方经济学专业主要研究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西方主要国家流行的经济理论以及根据这些理论制定的经济政策。在西方国家，该课程是经济类相关专业的必修课，是学习相关课程的基础。相应的，在国内的高校中经济类与管理类专业的教学中，西方经济学也已经占据了专业必修课的基础地位。
（一）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简介
经济学是一门随着历史变迁而不断变换的学科，西方经济学也不例外，它的主要内容基本是统一于现代主流的经济学之下。包括全面深入的研究考察各个市场主体的决策性质和规律，以及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等问题。从目前的教学安排来看，西方经济学包括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在本科教学中，通常分为两个学期进行学习，作为经济类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专业课程之一，有一定的难度系数。
1.理论和实践密不可分
西方经济学源于对经济现象的诠释，经济学理论从经济实践中抽象和分离出来，而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加入了一些前提条件、假设和假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学家认识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理论与经济实践背离的瑕疵被发现出来，于是对条件假设和假说重新认识和重新设定，这是经济学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可见西方经济学从起源到后来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从没有离开过经济实践活动。
2.图形和数学模型结合
为了更为透彻的分析经济问题或者预测经济发展趋势，西方经济学经常运用数学工具建立经济模型，运用模型中参数的变化说明经济趋势或者经济原理。但是数学类的经济模型只能从数值方面考察经济运行的结果，难以解释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于是西方经济学常常辅助以图形或者单独运用图形来说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图形与数学模型的结合，要求在西方经济学的学习中既要有一定的数学基础，又要有较好的逻辑推理能力。
（二）西方经济学在课程体系中的定位
在我国，大多数本科高校，尤其是独立院校，在制定经济类应用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时，通常把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为“具有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在此基础上，西方经济学最重要的功能应定位于服从培养应用本科人才的专业知识基础，并由此来组织教学的各项工作。
三、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难度较高
由于课程安排西方经济学作为专业必修课，通常是在大学一年级或者二年级进行学习。西方经济学是研究在市场经济制度下，稀缺资源配置与利用的学科。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理论体系日益庞大，授课内容覆盖面广，涉及知识多，课程难度较高。除此之外，对逻辑推理的要求也较高。由于此课程的主要内容是由几百年来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在经济理论上的杰出贡献综合而成，理论体系宏达，并且不同的章节中理论之间存在递进性，推演性强，因此对学生要求高，需要始终全神贯注。因此课程本身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来说，难度比较高。
根据在教学过程中的观察，真实情况并不理想。有一部分学生由于课前没有预习，或者课后复习时间不充足，在某章节学习中产生了困难，继而会选择放弃或者跳过。当前面的理论没有学习好时，后面的理论因为前后理论的依次递进关系，就会变得更难理解和掌握。久而久之，无法理解的东西会越来越多，便在学习上失去了信心。
（二）课程的实用性相对缺乏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西方社会的市场经济，其教科书上讲述的例子大多是西方社会的经济现象。而我国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许多现实的经济现象不同于西方社会。因此，许多学生觉得西方经济学离我们很远，从而失去学习的兴趣。
另外，作为纯理论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对于刚进大学的学生来说显得有些抽象，尤其是在微观经济学部分，大量的经济模型与理论部分，相对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难以协调应用教学手段
传统的理论性课程主要以老师讲解为主，由老师帮助学生树立规范的学习方法，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以帮助学生后期的学习，以及其他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按照这一传统的教学方法，课堂难免会出现沉闷的状态，学生也会表示需要加入应用型的知识以更好的理解知识与活跃气氛。
伴随着现代教学手段的改革，经济学的课堂也加入了多媒体的使用。根据前面的介绍，西方经济学的课程除了重要的理论模型之外，还需要大规模的数学推演。如果把全部过程都通过多媒体展示，优点是可以通过图文并茂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对教学产生兴趣，随之而来也有难以避免的缺点，即没有老师亲自示范理论的分析与公式推导过程，学生通常无法很好的理解经济理论的形成思路。因此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与现代教学方式中，需要做出协调。
四、提高目前教学应用性的几点设想
（一）介绍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最根本的是提高学生的兴趣和活跃程度，“兴趣是最大的老师”，如果学生对目前的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才能驱使他们自觉地学习和研究自己的专业课程。经济学又是一门理论与实际联系相当紧密的科学，并且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步的演变，并随之产生一些新的理论和词汇。在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介绍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引导学生的经济学思维。另一方面可以保持与前沿科学的紧密性，从而扩展教师队伍自身的素质。例如当一些经济学的学生或者当今的年轻教师群体，在他们学习GDP这一概念的时候，还没有提出绿色GDP这一概念。随着社会发展，这些学生己经毕业进入社会，环保问题越来越重要，并且逐步进入了经济研究者的视野，绿色GDP概念就自然而然的被提出来。如果在学习期间教师用了探究的教学模式，引入介绍这些新的进展，那么接受过这样的训练的学生将更容易理解GDP的概念，并且很快地、自然而然地学会在考虑经济问题时加入环境保护这一因素。如果只是靠知识的灌输，那么学生在遇到新问题目的时候，往往对如何解决这些新问题上显得茫然不知所措。
（二）联系实际，引进案例
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案例是不可或缺的。实际上，各类经济学教材或专著中也不乏非常经典的案例。有些原理通过这些案例的分析，变得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例如，著名的科斯定理，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牛群到毗邻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来阐述；外部性原理则可以通过米德的“蜜蜂与果园”的例子来阐述；公共物品则可以通过“灯塔”的故事来阐述。这些例子已成为经济学中经典的例子，具有了不可替代性，给经济学留下一个永恒的传统，使经济学诗意盎然。但是，仅仅分析这些经典案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本土经济相融合，适当地引进一些现实中的案例以及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解释，例如引用“谷贱伤农”的现象来解释市场的供求关系，以及不同弹性的商品产生的不同供求变化。这是因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会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帮助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或者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
在案例教学过程中，针对西方经济学中不同的原理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有的则可以从现实情况着手，一步一步分析，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这种过程可以由老师和学生一起互动完成。有的则可以先阐述原理，然后让学生分析现实案例，这样通过从具体到一般或者从一般到具体的演绎与分析，可以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三）合理调整考核方式
目前我国的教育体制仍然为应试教育，对于从中学进入大学的学生来说这种应试感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另外，大学中现有的考核方式，期末卷面考试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现行考试方式仍然以开卷和闭卷考试为主，尤其是闭卷考试，缺乏对实践能力和学习过程的考核，使学生的学习目标产生扭曲，为了考试而学习，而忽略了对知识真正的理解和吸收。
西方经济学核心理论课的知识，是学生学习后续专业课的基础，所以应该重视这些课程的学习，更应该重视教学与考核方式，关注学生的学习效果。闭卷的考试方式侧重于考察学生对知识的全面掌握，尤其是重视基础知识，让学生熟记知识点，为以后学好专业课打下基础。但是，教师也应重视学生的平时成绩，认真记录学生的平时的表现，并实施教考分离，合理分配平时、期中和期末分数的比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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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方.例教学在产业经济学中的实践与思考[J].池州学院学报，2009（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
前言：在当代高校的经济学课程中，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是值得我国借鉴的宝贵理论体系，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知识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导，但是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明确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对二者在我国建设的过程中发挥更好的指导作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二者理论渊源之间的比较
从理论渊源的角度分析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大经济学理论，二者在产生的时间上具有较大的差异，并且马克思经济学是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学具有非常深刻的借鉴意义。经济学界对于西方经济学产生的时间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和考察，在普遍的经济学者的观念里，以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问世作为西方经济学的起点，这是西方经济学产生的契机。而马克思经济学是在19世纪的后期，Y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逐渐凸显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马克思经济学是以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被提出的，因此，西方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并根据当时的社会问题加入了一些具体的理论知识，二者在理论渊源的方面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二、二者科学态度之间的比较
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是我国经济发展重要的理论基础，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1]。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再权威的经济理论也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具有非常强的时代性，但是，时代一直处于发展与变化之中，而且不同的国家多面临的经济形势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因此，应该在借鉴时持有科学的态度。马克思经济学中有一些内容是我国在借鉴过程中不能丢弃的，比如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尽管马克思经济学所处的时代的市场经济与现代的市场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本质上却是一样的。与西方经济学中相比，我国的经济理论还没有十分健全，因此，我国在发展社会经济的过程中应该大胆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优秀成果，并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合理的运用。
三、二者经济理论之间的比较
（一）经济增长的微观层面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主要是以价值作为理论的微观基础，以价值的补偿现象以及实物之间的替代作为主要的内容[2]。而西方经济学在微观层面的研究基础是价格，这与马克思经济学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前者将价值和价格作了明显的区分，而后者只强调了效用和均衡价格之间的区别，而对价值和价格却没有明显的区别。
（二）经济增长速率之间的比较
在马克思经济学的内容中，经济增长的速率的决定因素是工资和消费，其中，这种经济理论认为工资能在最大的程度上的为工人提供工作的动力。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速率不仅受到利润率的影响，还受到生产技术因素的影响，即经济增长速率能通过利润等相关因素的函数进行表示。
四、二者制度理论之间的比较
（一）制度具有的重要意义
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制度的重要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交集，二者的交集部分即认为经济效率的增长，不是只有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产出这一个因素，还与制度有着非常大的联系。制度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因此，二者都对制度的重要性作出了一系列的阐述。
（二）制度的范围和内容重点
从制度的范围的角度来看，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要远远大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二者对制度的研究范围包括正规与非正规两个方面的内容。马克思经济学对制度的界定排除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内容，这样的制度定义是相对准确的，因为如果将道德层面的因素也归纳与制度的研究范围，会造成很多的经济问题无法界定。
（三）制度的现象与本质
西方经济学是从企业的性质与交易的费用的等因素作为研究经济活动的着手点，并通过一些理论和假设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相关影响[3]。但是这样对经济活动的研究并没有联系现象的实质。马克思经济学对企业的性质等相关因素的延吉u，既涉及到了表面的现象，更对现象背后的实质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在这个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
结论
综上所述，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都是经济学界的权威经济理论体系，对我国经济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尽管二者都是经济学相关的理论，但是却存在着一些交集与一些差异。通过本文对二者的理论渊源、科学态度、经济理论与制度理论之间的比较进行的一系列的研究，希望能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的学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1]吴易风，朱勇.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J].当代经济研究，2015，（04）：32-40+97.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党中央贯彻邓小平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战略思想,面向新世纪所做出的重大决策。这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对于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边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毋需置疑,西部大开发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之一,虽然目前人们对这一开发的具体思路各有侧重,但“要开发就得先开发人力资源”已成为基本共识。
一、西部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
我们所说的人力资源是与自然资源或物力资源相对应的、以人的生命机体为载体的社会资源,是指在一定领域内人口所拥有的劳动能力(包括身体素质、智力、文化精神面貌)。人力资源开发,是以发掘、培养、发展和利用人力资源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有计划的活动和过程。它以人力资本投资为前提,包括人力资源的教育、培训、管理以及人才的发展、培养、使用与调剂等诸多环节,通过政策、法律、制度和科学方法的运用,提高人民的素质和能力,挖掘人的潜力,力求人尽其才、才尽所能,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1]。西部的人力资源开发,就是提高西部地区人民的素质,挖掘他们的潜力,合理配置和使用人力资源,通过家庭养育、教育培训和医疗保健,以及市场调研、政府调控等活动,有效提高劳动者的健康水平,改善其营养状况,延长其预期寿命,大大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技术知识水平、文化素养和劳动技能,帮助劳动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劳动态度和社会文化观念,高效率地配置和使用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在现代社会,知识、信息、技术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而知识、信息、技术的生产、传播、应用,都依赖于高素质的劳动者,需要大批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世纪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国民素质和人才的竞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著名教授S.G.贝克尔认为:“人才是经济发展的财富之源,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资本”。[2]因此,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首先,人力资本将是21世纪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本”。人力资源通过开发转化为人力资本,一个地区人力资本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经济增长离不开三个重要的要素: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资本又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是通过厂房、机器、原材料表现出来的资本形式;人力资本是对人本身投资以后,通过凝聚在人身上的知识、智力、体力、技能等非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资本形式,它具有资本和人的双重特性。物质资本在经济发展中是以条件的形式出现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是以动力作用出现的,人力资本具有高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率。用舒尔茨的话来说就是:自然资源、物质资本以及原始的劳动,对于发展较高的生产率的经济来说,是远远不够的。[1]而且舒尔茨用比较成熟的计算方法对1900——1957年间美国物质资本的收益和人力资本的收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计算和分析,在这57年中,美国的物质资本投资额增加了4.5倍,而同期物质资本的收益值增加了3.5倍;人力资本的投资额仅增加了3.5倍,人力资本的收益值则增加了17.5倍,大大超过了物质资本的收益值。[1]所以,在现代社会,人的素质(知识、技能、健康等)的提高,对社会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比物质资本和体力劳动者数量的增加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而人的知识和技能的获得,基本上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产物。
其次,人力资源开发能促进劳动生产率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源是“活”的主动性资源,与其它经济资源不同,人力资源是具有目的性、主观能动性和社会意识的人所拥有的创造性劳动能力。一切物的因素都要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利用。特别在当今世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人在操纵现代化的技术设备方面的作用更加明显。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一方面可以改善直接生产者的素质,提高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使同一劳动者在其他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能吸收更多的劳动资料,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可创造更多的技术发明,并同时作用于直接生产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从而有多方位的生产增长和经济效益。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己经使人们越来越感到在现代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任何一项高精尖的技术和产品,都不是低素质的劳动者所发明的,而是那些具有深厚的知识理论基础的科学家、技术专家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所发明的,只有他们才能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高质量的人力资源较易代替低质量的人力资源,而低质量的人力资源则难以甚至不可能代替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正是把培育这些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充分发展他们的潜能作为重点。再次,人力资源开发是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的不同直接反映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发达程度。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信息服务业在其产业结构中占重要地位,而发展中国家以第一、二产业占主要地位,第三产业比例甚小。这种差别与人力资源开发的发达程度是分不开的,只有培养更多更好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才能推动第三产业信息服务业的高度发展,才能推动科技进步,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要加大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力度。
最后,人力资源开发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涵义广泛,内容丰富,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三者的统一。三者能否统一,则取决于社会活动的主体——人,即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程度、人力资源的素质,以及人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控制能力。在自然资源约束、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的要求下,在物质资源日益枯竭、严重短缺的条件下,人力资源显得尤为重要。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深刻的变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党中央在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我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做出的重大决策。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对于我们国家未来的繁荣昌盛和长治久安,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和开发:人事部拟订的“西部人力资源开发计划”将成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席在两会期间谈及西部大开发时多次指出:“西部地区要在国家支持下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发展教育、科技。西部开发关键靠人才,人才培养关键靠教育,首先要集中力量把基础教育搞好。”[3]朱镕基总理也指出西部大开发要“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积极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4]国家副主席则强调:“在西部大开发中,各地要重视人才,千方百计引进人才、留住人才,为人才脱颖而出和科技成果转化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国务院在“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中也指出要加大力度吸引人才和发展科技教育。这些都表明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是西部大开发的关键。
二、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的现状
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从根本上来说,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依靠高素质的劳动者,依靠足够数量的人才。西部地区有优良的传统,有吃苦耐劳、朴实善良的人民,但由于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人居极其分散,再加上自然环境较差、基础设施薄弱、文化教育发展缓慢、人才比较缺乏等原因,使得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的现状不能与经济大开发相适应。具体来说,目前西部人力资源现状如下:
1.西部地区人口身体素质低下,劳动力人口过剩。
西部地区包括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54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56.8%,人口约2.85亿,农村人口多,农业人口所占比重大,1998年农村人口占西部总人口的80%以上。由于西部自然条件和卫生医疗水平较差,西部地区人口身体素质明显低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人口预期寿命不同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数。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青海比全国平均数低8.0年,新疆低6.0年。近10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西部卫生医疗事业的投入增加,西部地区人口身体素质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正逐步缩小。但西部大部分省区人口增长率不同程度地高于全国平均数,其中1998年青海高出4.95个千分点,贵州高出4.56个千分点,宁夏高出3.55个千分点,越贫困的省区出生率越高。[5]虽然人口的数量及其自然增长率的高低是决定区域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因素之一,但由于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人口自然增长率快,这就造成较之于全国平均水平劳动力更加严重过剩,农业人口比重过大,大量的农业劳动力闲置,城镇就业门路少,失业和待业人数不断增加。
2、西部地区人口文化素质普遍较低,人力资本存量低。西部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劳动者素质不高。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西部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数占在业人口数的比重为39.5%,高出全国平均8个百分点,高出东部地区11个百分点;少数民族聚居区,文盲、半文盲比例远远高于汉族地区,的文盲和半文盲人口比例为61%,青海为42%,甘肃为32%;西部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低于东部地区,仅相当于东部地区八十年代水平:内蒙古、青海、宁夏、贵州、云南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5.72年、4.41年、4.87年、4.15年、4.14年,而东部地区为10.8年;西部地区小学毕业生约有10%-15%离开学校,初中毕业生约有50%-65%离开学校,职业学校平均在校生仅有620人,低于东部830人的规模,每万名人中普通中专和职业高中在校生只有58人,东、西部比例为2∶1,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西部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制约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人才总量不足,尤其缺乏高层次人才,在就业人口中高层次人才的比例明显低于东部,西部地区每万名劳动者中拥有中专以上学历及初级以上职称人员仅92人,还不到东部地区的1/10;全国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中,只有15%集中在西部。[2]
3、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人才流失严重。相对于东部地区,西部的人才资源较缺乏,但有关资料却显示,西部大省四川现有科技人员150万人,居全国第一;陕西有自然科学研究人员47万人,各类科研机构1076个,各类专业技术人员81.5万人,并拥有普通高校40所,10所军事院校,不论是每万人拥有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还是高校教学科研综合实力,都在全国居于前列,在西部地区居于首位;西安、成都、兰州三城市的人才密度,仅次于北京、上海。但由于西部地区经济不发达、人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匹配、资金缺乏,又阻碍了科技向生产力转化,导致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据调查,西部省区有约占1/3的科技人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目前有344万专业技术人才处于闲置状态,相当于全国3年的大学生培养量。[6]在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的强大吸引下,西部地区的人才普遍存在着“孔雀东南飞”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现象,特别是一些年纪轻、职称和学历高并且有很强竞争力的科技人员占很高比例,据深圳市提供的数字,仅贵州省在该市就有15万人,相当数量的人属于中高级人才;兰州大学是甘肃省的最高学府,但这些年,学校每年都有20-30名博士生和副教授被挖走,而每年留校和引进的人才则屈指可数。西部地区教育不发达,劳动力文化素质低,观念陈旧,劳动力人口过剩,人才大量流失,科学创新能力薄弱,从而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西部开发涉及资源、生态、环境、水利、能源、交通、通讯等各个方面,但最重要最迫切的是科学技术与人才。纵观当代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等,其发展的关键不在于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不在于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在于对人的知识、技能、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因此,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提高整个西部地区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生产生活基本技能,把人口多的包袱变为经济振兴的动力,是西部开发的首要任务。
三、西部人力资源开发的途径与措施
人力资源的开发包括教育、培训、配置等多种方式,针对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的现状,搞好西部大开发,最终还是要靠西部自己,要大力加强教育培训工作,通过各种手段加快人才培养步伐,加强对潜在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对已发现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等。结合实际,笔者认为搞好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加速发展各类教育,培养全体公民吸收知识的能力,提高文化素质。教育工作要以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要求和同志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精神为指导,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不断深化教育改革,使西部教育的总体水平有新的提高。(1)加强基础教育。西部地区适龄失学儿童多,升学率低,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发现,人口增长率每下降一个千分点,儿童入学率提高一个千分点,两个加在一起就可以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高0.7%-1.2%。[5]因此,各级政府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加快西部地区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国家对西部最优先的投资应是对教育的投资,要增加中央财政扶助的力度,要提高教育经费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提高教育经费的人均占有水平;继续认真贯彻实施义务教育法,实施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在巩固、提高已有义务教育成果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扩大九年义务教育的覆盖面,全面提高教育水平,要力争在3-5年内实现普及基础教育目标;提倡东部沿海大中城市以多种形式帮助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的孩子上学,对西部学校建设予以支持,加大实施学校对口支援西部贫困地区学校工程以及西部地区大中城市学校对口支援农区学校工程的力度,保证所有的儿童和青少年获得基础教育。
(2)加速普及中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要采取多种形式,运用多种机制,大力发展各类型的中等职业教育,要依靠政策手段,在政府统筹下,动员和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兴办职业教育,要努力使初中毕业生都有条件继续学习、接受高中教育、职业高中教育和中等技术教育的机会;政府应通过组织对口帮助等倾斜政策增加对农业职业教育的投入,调整教育培养结构,在农村发展与农业生产和乡村企业发展相适应的农村职业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村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普及率,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抓好成人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科设置、课程建设都要进一步面向大开发的需要,要适应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并切实办出特色,以满足大开发过程别是初期阶段对各类中等技术人才和实用人才的需求。
(3)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要改变目前一些高等院校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科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需要不配套,严重脱节的现象,应积极合理地发展高等教育,优化教育结构和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通过高校布局和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进一步优化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设置西部开发所急需的专业,走教学、科研与产业相结合的道路。在每省重点办好一所高校,扩大东、中部地区高校在西部地区的招生规模,尽可能多地培养少数民族各类专业人才并建设西部地区远程教育体系。
第二,稳定、用好西部现有人才,发挥他们最大能量。西部地区人才是不多,但比总量不足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有限的人才并未得到有效的使用。因此,人力资源开发的重点将从盘活现有人才开始,通过多种方式,培养一批用得上、留得住、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这就要求:
(1)营造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制定好的政策,造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各级领导要树立起“以人为本”的观念,不但要“善将兵”,而且要“善将将”,一定要爱才、识才、用才、护才;要善于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建全竞争机制;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从僵化的人事制度解脱出来,引导现有科技人员,根据自己的自愿、专业、专长,向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岗位流动,减少机关、事业单位里的人才积压浪费现象,凡有一技之长者,都应流动到急需的岗位上去;努力创造一种使优秀人才能脱颖而出,并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用人环境,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才的积极性;尽快建立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提高西部地区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水平,逐步使之达到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改变“孔雀东南飞”现象,必须实施对人才的待遇倾斜政策,在工资晋升、专业职务晋升、职称评定等方面给予倾斜。
(2)建设西部人才资源开发基地和设立专项人才基金。西部各省、市、自治区要利用有利条件,建设人才培养基地,特别是重庆、西安、成都、兰州等高等学校和人才密集的大城市,要建设成为西部地区人才高地,成为西部人才聚集中心、人才培养中心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带动周围地区人才资源开发和经济科技发展;西部设立专项人才基金,通过人才的激励政策,培养造就一批学术精英,一批科技之星。一方面可以发挥这批科技之星的潜力,进行一流的科研工作,另一方面可以起到榜样激励作用,在西部形成一种科技上“追赶”态势,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3)实行西部人才的第二次开发。统计资料表明,西部现在42.2%的正、副教授到21世纪初都要退下来,另外还有50%的高级工程师、高级农艺师、正副研究员和正副主任医师也到了退休年龄,这使得短缺的西部人才雪上加霜。[2]面对这种情况,可借鉴国外老年人开发的成功经验,如日本,比较重视让这批人发挥余热。在西部实行人才的第二次开发,对一些急缺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采取返聘或延长退休年龄进行再开发,但这需要老年人专项保障资金来同步搞好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服务管理体系,来提高他们的待遇,使他们更能充分发挥余热。
第三,制定相应政策,吸引人才,推动人力资源合理、有序流动。西部的发展除留住本地培养的人才外,还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吸引国内外的优秀人才为西部工作。引进人才是解决西部人才不足的又一重要途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西部,究竟该如何吸引人才呢?
(1)积极制定有利于西部地区吸引人才的政策。西部在物质待遇上难以比东部优厚,在政策上却可以比东部优惠,政策的导向对吸引人才有重要作用。西部地区可以借鉴东部地区引进人才的方法,大开人才进入西部的方便之门,如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对到西部工作的各类人才,实行户口不迁、身份保留、来去自由;户口迁入西部的,由政府提供一次性安家费用。依托西部开发重点任务和重大建设项目,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吸引人才,可不转户口,保留原工作单位,在职务晋升、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资调整等方面,与原单位同类人员享有同等待遇。支持其它地区人才以兼职、短期服务、承担委托项目、合作研究、技术入股、承包经营等多种形式参加西部开发。
(2)建立人才流通机制,鼓励人力资源合理流动。人力资源流动的结果是使人们走出封闭的天地,找到较原先更能发挥能力的岗位,活化人力资源,从而有利于人力资源潜能释放,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积极开展东西部人才余缺调剂、对口支援工作,制定灵活的政策措施,鼓励东部地区人才向西部地区流动;要有计划地组织劳务输出,把西部地区的人才送到东部地区对应的企业、政府机关及相关单位进行学习培训,包括短期考察学习、中期挂职学习、长期干部交流。要正确把握人才流动,使他们在沿海地区开阔眼界,接受市场经济的锻炼,逐步转变观念,成为西部地区发展市场经济的骨干和能手,还应为西部人才创造更多的接触外界的机会和条件,如:举办一些针对性很强的培训班、送骨干到国外考察学习等;鼓励西部机关、事业单位的各类人才向企业和农村转移,支持他们创办企业和社会中介服务事业、支持专业技术人员到农村进行技术推广、承包经营和培养农村实用人才。
四、结束语
总的来说,西部大开发作为我国跨世纪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战略,就是要全面推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想高起点地发展西部经济,第一要素就是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首先要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加强现有劳动者的文化知识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加强后备劳动者的技术教育,普及法定义务教育,大力发展中、高等教育,加快人才的培养,还要制定有效的政策,解决人才外流的问题;采取措施,吸引人才等,为西部的开发作好先行条件。
参考文献:
[1]梁裕楷.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34,26,109.
[2]吕发成,马洪滨.理性的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19,227,231.
[3].坚持因地制宜真抓实干,更好地推进现代化建设[N].人民日报,2000-03-06(1).
1.教学方式单一，为以“教”取代“学”的全包制教学形式
同其他许多课程的教学一样，多数教师仍然习惯于传统的教学方式，即仍然采用教师讲学生听的满堂灌的教学模式。教师在教学中从课程开始到结束都在讲台上不停地讲理论、画图表、讲模型、推公式。忽视了学生主动参与的必要性，学生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使学生只限于理解和记忆教师讲授的教学内容，很少主动去学习和研究同课堂教学有关的资料。由于教材内容多而课时有限，教师只能注重理论的讲授，没有时间联系实际和补充理论以外的信息。
2.考核方式单一，为以“理论成绩”取代“实践成就”的理论考核方式
由于西方经济学是专业基础课程，其考核方式一般都采用闭卷式，仍没有跳出“复述型考核”的窠臼；考试内容大都是教材知识或课堂教学知识的复述。学生为了考核过关，被动地被教师牵着鼻子走，习惯于记忆教师讲述过的书本上现成的知识或答案，忽视理论联系实际，缺乏应用能力的培养。再者，由于要照顾考试内容，加之课时有限，教师讲课只能囿于教材内容，不能太拓展开来分析问题，各高校的教务部门对于答案的要求均是标准答案，标上具体分值，就限制了学生分析问题的灵活性。因此，在市场经济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考核方式过于单一，不利于学生综合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3..案例素材单一，为以“国外案例”取代“国内案例”的案例应用形式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西方社会的市场经济，其教科书上讲述的例子大多是西方社会的经济现象。而我国许多现实的经济现象不同于西方社会，因此，许多学生觉得西方经济学离我们很远，从而失去学习的兴趣。这就要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多用案例讲授。目前，许多高校在初级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直接采用国外原版教材。由于这些教材依据的是西方国家的具体经济体制和具体经济实例，中国学生学完了之后，只知道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是如何运行的，却不知道中国的经济体制是怎么运行的，这会使他们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作为一种范例，在研究我国的经济问题时简单地用美国的范例来对照，从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4.缺乏科学的教学体系
完整的教学体系应根据不同的人才培养计划进行合理界定，本科低年级、本科高年级、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学生确定不同教学目标、制定教学大纲，相应选用或组织编写教材，还包括：合理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的运用及科学的考核方式等一系列步骤。西方经济理论知识正式进入我国高等院校是在改革开放后，而《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全面推进是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作为一门具有300多年历史的学科，相比之下我国高校20多年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时间确实太短。所以整个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在我国高校中还处于起步阶段，还远没有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科学的教学内容体系。
齐齐哈尔大学西方经济学教学体系构建
齐齐哈尔大学是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唯一的省属综合性普通高等学校，是黑龙江省重点建设高校。近年来，齐齐哈尔大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学校设有74个本科专业，隶属10个学科门类。其中，英语、生物科学、艺术设计、化学工程与工艺等4个专业为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法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工商管理、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汉语言文学、化学工程与工艺、教育学、美术学、轻化工程、生物工程、生物科学、体育教育、艺术设计、音乐表演、应用化学、英语、制药工程等17个专业为省级重点专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有国际经济与贸易、信息管理、物流管理、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等。
西方经济学教学体系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核心内容就是帮助学生学会像经济学家那样去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这是学习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因此，齐齐哈尔大学西方经济学教学体系要从理论教学、双语教学、实践教学三方面进行创新，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以及不同年级的学生开设出不同教学体系的西方经济学课程。
齐齐哈尔大学西方经济学教学体系创新思路
（一）理论教学创新提高学生经济学知识素养
理论教学的创新主要从配备专业教师、选择合适教材、采用先进教法、进行有效考核等四个方面入手。齐齐哈尔大学专业较多，按照学科隶属可以分为理工类和文史类专业。
目前，全校没有开设西方经济学选修课，究其原因，是西方经济学教师数量少，只能承担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授课任务。西方经济学课程不仅对于经管类学生至关重要，理工类专业的学生更应学习西方经济学，以掌握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因此，学校应该把西方经济学设为一个校级教研部，像大学英语教研部那样，分为基础教研部和专业教研部。基础经济学教研部负责全校理工类学生的授课任务，专业经济学教研部负责经济管理类学生的授课任务，使全校学生能够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提高学生经济学素养。
（二）发挥双语教学特色提高学生外文阅读能力
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双语教学在地方高校教学中日益受到重视，需要在教学中不断吸收经济学理论的最新进展提高学生阅读英文资料的能力，增强他们运用英语语言进行学术交流和在实际经营和管理中的沟通能力。双语教学水平的提高主要从提高师资外语水平、科学合理选用教材、创设双语教学氛围、教会学生学习专业外语的方法等四个方面入手。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教师”。教师在备课时，应该多思考如何使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激发兴趣，引导思维、培养能力。在网上或者杂志上选取与课程相关的外文资料，也可以让学生自己来选取，在课堂上与大家一起分享。其目的让学生主动的参与到其中来，对于提高学习的主动性以及外语口语水平有很大的帮助。双语教学课堂应创建双语教学氛围的内在环境。在课堂上要增加与学生的互动，要打破教师讲，学生听的局面，多提些问题，鼓励学生用外语来回答，提高学生的自信。鼓励学生与外教交流，帮助学生用外语来表达自己想要提出的问题。在双语课堂上，要锻炼学生综合运用语言、交际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教师只有以信任和鼓励的态度来肯定学生的发现，宽容地对待学生，学生才能处于轻松愉悦的教学环境中，他们的创新思维才能得以发展。齐齐哈尔大学目前开设双语教学的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该专业开设效果较好，应该使其发挥以点带面的作用，在英语专业开设双语西方经济学课程，使学生发挥其英语优势，带着兴趣阅读国外经济学著作，提高学生外文阅读能力。
（三）改进实践教学体系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经济学教学面临的社会经济形势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较大变化，学生的实践能力及其综合素质成为衡量高校培养学生质量高低的关键因素。高校的西方经济学实践教学体系应从实际需要出发，建立以能力培养为主线，分层次、多模式、相互衔接、科学的体系。在实践教学方法上除了计算机模拟实践、情景模拟、论文写作等校内实践课程外，还要有实地参观学习、社会调查实践和参与企业经营等校外实践课程。另外，在各高校举办各类培训、实习和竞赛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并互相交流、分享经验。实践教学方法的改进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也提高了学生的实践和对社会的认知能力。
齐齐哈尔大学学生的实践内容包括：实验、实习、实训、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综合性实践教学包括学年论文、社会调查、创业实践、企业经营策划、毕业论文等课程。对于工商管理、信息管理、物流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等经管类专业学生，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应该多进行案例分析以及社会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四）定期面向社会开放西方经济学课堂
[关键词]决定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超越
决定论原指肯定事物之间具有因果制约关系，事物发展受必然性限制，后来决定论引申为肯定物质世界存在着客观普遍性、因果性、必然性、规律性的学说。决定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它是一种承认客观存在具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必然性和内在因果关系的，并且这种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哲学思想，这种关系会因为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改变。
目前就西南地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可以代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来说，据1999年调查研究认为现阶段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其中包括了非民族地区经济)要比东部落后15～20年。以此比较的话，如果是单一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比东部落后起码要在20年以上。用马克思主义决定论视角来看，西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具有严重的滞后性，这是由其所处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具有某种必然性。只有把握这种必然性，才能利用这种必然性，并通过对决定和影响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进行改变，达到促进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目的。
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性
2005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吴仕民同志在民族地区经济形势分析会上认为，在“十五”时期，民族地区自己和自己相比发展很快，但与全国或东部相比，经济发展不论在速度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落后许多。“十五”与“九五”相比，民族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从8.9％下降为8.5％；人均gdp相当于东部地区的比重从39.2％下降到2004年的36.7％。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占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绝大多数，可以说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全国、东部地区的差距是很大的。
西部经济发展严重滞后，这种滞后性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这种规律存在于其自身赖以生存的诸多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之中。换言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要受到各种因素特别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1．自然条件恶劣。自然条件恶劣表现为居住环境差、干旱、自然资源贫乏等。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地处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高山和陡坡地区。以及自然环境比较差的地区如西南山区、西北干旱地区和高寒山区。还有一些民族聚居地区、边境地区、牧区、散杂居住地等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特困人口分布区的自然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由于受制于自然条件，特别是客观自然环境的制约，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当然有些民族地区如城市、交通便利的城市郊区经济发展较快，但由于受广大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影响，整个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
2．社会条件较差。就社会条件来说，由于历史性的原因，民族地区的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发育程度低，使得其在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发展缓慢，多数还保留着较多传统习俗，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差，文盲现象严重，劳动技能差；卫生基础设施条件差，遭受地方病、传染病等干扰；地理位置边缘化，基础设施较落后；等等。社会条件较差还表现为交通设施差、缺乏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政府缺乏资金和技术的投人、政府发展经济能力不强等，无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3．人才严重缺乏。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科学技术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分量越来越重，甚至可以说科技主导甚至决定着经济的发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性突出表现为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的缺乏，特别是高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严重缺乏。人才的培养是由教育部门来实施的，人才严重缺乏显然是教育极为落后所造成的。解决人才缺乏问题也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国家近年来实施的西部人才培养计划有重要意义。
以上这些因素严重影响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有的特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这些因素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变，经济发展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就现实来看，东部地区靠海，属于平原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好，交通方便，文化教育程度高，对外开放早，并且很早就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等，这些条件比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优越得多，所以东部发展快。从这个角度上说，东部经济快速发展显然是自身的优越条件和国家的倾斜性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可以说，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最根本原因是其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都差，而这些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显然不能马上通过一定的外部力量的作用立刻就把这种劣势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转化为与东部地区具有相当优势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努力创造条件来改变西部的落后面貌。
二、实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对策
马克思主义决定论是一种要求人们要理解和把握客观事物和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规律性和必然性的哲学思想。它要求人们把握事物和过程的历史进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认为，只要一种决定事物和过程的某种关系的因素发生改变，事物和过程之间原有的因果关系会发展变化，原有的规律性、必然性将不复存在，或者它们将会发生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对决定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因素进行及时改造，把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必然性关系给予调整，使得这种滞后性的因果关系不复存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才可能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新阶段。这就是说，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要摆脱经济发展规律性的制约和影响，实现某种程度上的经济发展上的超越，必须把决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利自然条件改造为有利的自然条件，把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社会条件改造为有利的社会条件，对决定和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彻底改造，才能实现其经济社会发展上的腾飞。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造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条件。首先要加强自然生态建设，加强以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为主的生态环境治理和建设工作，加大对地质灾害、草场退化、沙化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和治理，并优先安排与各民族群众生产生活相关的农田水利、人畜饮水、农电改造、乡村公路、民房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民族地区群众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并努力解决特困少数民族的温饱问题。其次，国家要重点建设一批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关键性作用的交通、水利、电力、通信、能源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建设铁路、高速公路和支线以及机场等尽可能向西部民族地区倾斜，以此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等等。
2．加强教育、优势产业和社会保障等建设，改造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条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又好又快地发展，首先要发展适合民族地区发展的特色优势产业。民族地区拥有各种各类资源和产业优势，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大力发展适合民族地区的能源、工矿业、旅游业、特色农业、中草药业等优势产业，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对各种资源进行综合性开发利用，建立适合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特色新型民族工业发展模式。其次，利用沿边与周边国家或地区接壤的优势，加快边境贸易和对外开发的步伐。再次，要加大对民族地区科教文卫事业的资金投入，重点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特别是当地需要的初级技术人才的培养。第四，要致力建立健全和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最后，要对民族地区政府进行改革和政府体制创新，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稳定的政府运行机制，运用现代化的公共管理技术和管理经验，采用科学的公共决策机制和方法，以达到节约政府运行成本，高效率地开展工作，更好地为人民办事和为人民提供各种急需的服务，等等。通过这些措施和政策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高速发展。
关键词: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制度因素
1问题的提出
对于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现状,一般学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自然环境恶劣。在我国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人们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大多十分恶劣,都存在交通不便,自然灾害频繁等不利因素,如青藏高原高寒缺氧,西北地区干旱缺水,西南地区大面积岩溶地区土质恶劣等等。这些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先天因素。
(2)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据估算每百万人口拥有的公路里程数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82个百分点。但目前西部地区交通设施存在“两低、两差、两不足”的突出问题。“两低”:一是路网密度低,二是通达水平低;“两差”:一是道路等级、质量差,二是出海条件差;“两不足”:一是建设资金不足,二是自身发展能力不足。这些都严重的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3)科技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地区科技文化水平较低,西部民族地区技术进步对经济进步的影响所占比重较低。由于文化教育落后,造成了劳动者素质相对低下,阻碍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进入,使民族地区的经济在低水平、低效益上循环。
(4)产业结构不合理,调整难度大。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处于边远地区,社会发育程度相对滞后,地方经济以传统的农牧业为主,工业以初加工为主,第三产业有所发展。而这种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现状又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也导致了吸引外部资金的动力不足。因此,正在陷入“积累资金不足、技术进步缓慢、劳动生产率低下、居民收入水平低下、资金供给能力不足”的不良循环之中。
(5)经济活动中短期行为严重。“资源换增长”的模式依然存在。很多地方衡量业绩的惟一标准,就是以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为指标,用土地和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优先选择做那些比较能够“急功近利”的事情。
2制度的概念及作用
美国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变换的激励结构”。美国学者舒尔茨也将制度定义为一种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的规则。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作为约束人们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它能极大地影响经济增长与发展。一般而言,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应的制度安排,只有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各种投入要素才能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合理的制度安排对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
(1)制度安排的直接作用。制度作为政府管理辖区内各项事务的无形工具,其发生作用反映的正是政府本身的意志。当代经济学认为,政府的功能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政府以公开、公平、公正的特征,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帮助社会中分散的个人或团体,降低沟通协调的信息成本。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组织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其作用对象可能包括个人、一批自愿合作在一起的团体或者政府。
(2)制度安排的间接作用。即在发展战略制定与实施过程中,通过非制度性因素控制经济增长方式。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正式的制度如家庭、企业、工会、医院、大学、政府、货币、期货市场等等。相反,价值、意识形态和习惯就是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例子。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给个人或团体提供有选择的激励来实现节约制度成本这一功能。
3民族地区制度落后的表现及对经济影响的深层次分析
(1)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市场观念淡漠。西部民族地区作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农耕文明影响较深。正是受到几千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影响,西部民族地区普遍商品意识差,造成了人们市场观念、契约意识的缺乏。加上少数民族长期形成的与原始宗教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等相适应的价值观、财富观、消费观和生产、生活方式,使得民族地区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面临着比内地汉族聚居地区更大的发展阻力和障碍。还有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过多地消耗了并不丰富的社会财富,制约了扩大再生产能力,严重影响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2)信心不足,依赖性强,发展意识差。由于长期不能摆脱贫困,而且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使民族地区对自身经济的振兴信心不足,依赖国家,不敢发展,使自己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而一味向上伸手。依靠外援,坐等补贴,不仅使大量中央财政补贴起不到“造血功能”,而且随着国家财政补贴的逐年递增,一部分人的进取心反而下降,依赖性增强。
(3)市场体系不健全,发育程度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地区综合经济实力的大小和发展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市场发育的程度。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和政策导向上的原因,我国民族地区市场化程度低、进程缓慢,以致生产要素难以得到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资源难以得到最佳配置,从而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市场化程度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尽管商品市场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要素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其二是西部地区市场主体发育缓慢,企业经营管理机制落后,设备陈旧,进入市场困难重重。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
(4)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制度主义认为,虽然技术自身的演进对经济起着重大的影响,是不可选择的,但技术演进的速度是可以选择的。即相应的制度安排可以延缓或加速这一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科研进行了大量投入,使西部民族地区技术有了飞跃式的发展。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部民族地区技术进步的整体水平又落后于东部,从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大前提分析,不难看出更深层的原因仍然是西部民族地区促进技术进步的相应制度安排滞后。由此可见,西部民族地区技术进步的整体水平落后并不是简单的投入问题,而是西部民族地区相应的制度安排始终落后于东部地区,进而延缓了技术进步的速度,技术进步的整体水平滞后发展又严重制约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
(5)市场化与对外开放程度低。市场化与开放程度,这反映了经济增长制度环境的变化。我国改革的渐进性决定了市场化进程和开放程度具有渐进性质。市场化程度作为制度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由两方面决定:一方面市场化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就决定了不同区域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另一方面市场化程度提高可以加速要素流动,区域经济增长在不同市场化层次的区域因要素吸纳能力的差异而不同。
4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对策
(1)更新观念,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决定事物发展变化的因素是内因,而外因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起促进或阻碍的作用。虽然当前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但国家的扶持和先进地区的帮助只能从外部为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条件,只能起到“治标”的作用;民族地区要摆脱经济文化的滞后状况,缩小与先进地区的差距,必须从改造自身入手,从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入手,调动人的积极性,从而激发活力,形成一整套适应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变“输血”为“造血”,这是“治本”。而“治本”的关键应该在于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素质,转变他们在自然条件下形成的传统观念。
(2)调整所有制结构。西部地区所有制结构调整的滞后,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也严重阻碍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存在着多层次性,不同层次生产力有着自己发展的不同空间,原有单一的所有制结构难以适应西部民族地区不同层次生产力发展的多样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一发展规律,调整所有制结构,实行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
西部民族地区所有制结构的制度调整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和国有经济战略布局调整相结合,国有经济自身也要进行制度创新。调整所有制结构需切实实施“抓大放小”方针,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放活大批国有小型企业;退出一般性竞争行业和领域;国有企业自身企业制度要进行创新,需根据《公司法》的要求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西部民族地区国有企业应结合企业技术改造,扩大规模时广泛吸收社会各方面的资金,朝多元化投资主体和混合所有制方向发展。二是依靠逐步壮大的各种非国有、非公有制的经济成份,突破传统所有制的制度框架,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信息与政策引导,为非公有制的发展积累资本,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类人才的培训提供有效支持,形成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合力。三是和西部民族地区进一步扩大开放相结合。西部民族地区要发挥诸多要素价格相对低廉和颇具潜能的庞大存量资本的有利条件,用好用足国家的政策,通过进一步扩大对国外、区外的开放,引进资金和技术,加快所有制结构调整。
(3)构建促进技术进步的相应制度。目前民族地区地理区位、资金、技术、信息和人才等条件与东部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在知识经济时代来到的今天,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稀缺资源要素价格明显上升。因此,西部民族地区在宏观制度环境层面,需要建立一种更有激励效应的产权制度。民族地区应在经济运行中主动打破行业垄断,吸引外来投资者、高技术的拥有者参与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以多种方式的产权联合共同开发西部落后的民族地区。在微观的制度环境里要相继安排具体的各种有利于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制度,重奖有功科学技术人员,在高技术产业中推行股权奖励制度、产学研相合、人力资源作为资本入股等。在注重对民族地区进行大量投入的同时,更注重投入的效率,从宏观到微观积极构建促进技术进步的相应制度。
科技的发展可以导致生产的重大突破,同时会引起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劳动方式、生产组织的变化。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离不开科技制度创新,为此:①围绕支柱产业,以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重点找准符合本地的科技成果项目,以“见效快、投资少、易推广、效益好”为原则,通过集聚效应、扩散效应,实现制度结构的创新和变革;②在科技推广上,建立政府与科技部门启动,企业与组织带动,农户全面应用推广的“三步走”发展模式;③建立科技激励制度,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多渠道引进人才,完善用人机制。
(4)健全市场体系。现实情况表明,迅速提高民族地区市场化程度,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所以,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几个基本构成要素上、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在资本市场方面,应重点发展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提供直接融资;在劳动人才市场方面,民族地区应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本地区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成长提供条件;要取消劳动力和人才流动的体制障碍,从法律上确认人力资本的个人所有权,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在技术信息市场方面,民族地区应依托该地区一些大中城市的科技创业服务中心和技术成果转移中心等中介结构,加强企业之间、企业和成果发明人之间的信息沟通,促进技术成果交易快捷成功;以全国统一开放的大市场为基础,促进西部市场与国内外市场的结合;大力加强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便与全国各地市场信息的沟通、传递与交流以及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同时加强城市公用设施建设,以提高西部城市生活环境质量,为民族地区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硬环境,从而弥补区位上的缺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制度变迁和演进为实质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经济增长是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结果。如果没有制度的深层次变革和根本性创新,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是难以顺利实现的。我国东部地区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过程中,除了要素投入以外,关键还在于逐步建立了一系列较为发达、完善的市场体系及其“游戏规则”,从而以相对稳定的制度保障了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作为经济欠发达且处于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攻坚阶段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现存制度结构运行效率不高,正式制度流失严重,非正式制度有较的生存和约束力,整个社会和经济活动中缺乏激励性的制度安排,经济发展缺乏有效的制保障。因此,制度就成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新一轮经济开发与增长的关键因素和内在变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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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素质教育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G7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6-214-02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GDP总量有了很大提高,人均GDP也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山西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然而山西省农业生产条件差,科技对农业的支撑能力弱,全省粮食生产年际间波动较大。目前全省有35个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和317万贫困人口,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不仅影响了农业的发展,而且进一步影响了山西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山西农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提供了动力,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提高了农民收入和文化素质。而当前山西现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地区差异、农民较低的文化素质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只有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快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才能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顺利转移,并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这些目标对于当前山西的实际情况而言,有很长的路要走。
随着农业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农民素质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日益增长,农业中将逐年解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如何适时、合理、有序地转移如此多的剩余劳动力,这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问题,特别是对“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是意义重大。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山西省农民的素质教育问题。
农村之所以落后,究其根源就在于农民自身的弱势,他们既没有高深的文化知识,又没有专业的农业科学文化知识。尽管国家目前各大农业类院校开设相应的专业,培养农业技术人才,但由于历史的“二元”体制的原因,没有多少人才回归田间地头,一方面造成很多的农业技术专家人才知识等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是落后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以及农业问题。
一、山西农民素质教育研究的意义
1.山西农民素质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要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是党中央从全局出发,总结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分析农村改革发展形势,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总揽全局、根据形势做出的战略决策。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对于山西省来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山西省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最主要特征是要有新型的农民,要有现代化生产的农业,要有文明的农村。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必须要培养出成千上万个有知识文化、懂农业生产技术、会经营市场业务的高素质的新型农民。也只有依靠这些新型农民才能真正地管理好农村、发展好农村经济,进一步推进山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山西农民素质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
2.山西农民素质教育是解决目前山西“三农”问题的根本。“三农”问题被作为一个整体问题提出,成为我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世纪性难题。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全面繁荣农村经济。之后,中央又下发了文件,提出要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把“三农”问题当成当前经济和政治工作中的头等大事及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体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是各界研究的热点,“三农”问题解决的好坏关系到中国未来改革的成败。山西是典型的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到总人口的70%以上,“三农”问题尤为突出。因此,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成为山西各界人士普遍关注的焦点。山西“三农”问题的复杂性是有目共睹的,但最主要的问题是山西农民收入问题,而农民收入难以提高的原因则是农民自身的素质问题,如何提高农民的素质则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提高山西农民的自身素质,才能让广大的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传统的落后的挣钱方式中解放出来,改变现状,从而解放生产力。也唯有提高山西农民素质才是解决目前山西“三农”问题的根本。
3.山西农民素质教育是构建现代农业的前提。现代农业是一种规模化、产业化农业,新型农民不仅要懂得科学的种植方法、科学的养殖技术,而且还要懂得经营管理业务。然而由于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低,只顾眼前利益,对经济收入盲目追求,农民们常常采取一系列缺乏组织和长期发展规划的不科学行为,给农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严重的后果。例如:盲目扩大垦荒,增加复种的次数,大量施用化肥、农药等;加大对土地的掠夺,导致农业自然资源超前消耗,使农业生产资源破坏加剧,影响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鉴于此,迫切地需要对传统的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进行农业经营管理以及农业创业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因此培育新型的农民队伍,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鼓励、引导、扶持有条件的种养大户、经营能手、企业能人势在必行。也只有这样做才能长期带动农业规模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加速农业现代化建设。可以说,山西农民素质教育是构建山西现代农业的前提,也是实现山西现代化农业的有力保证。
二、山西农民素质教育的现状分析
1.山西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山西省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大多数的农民没有学习文化的思想观念,更有一大部分的人认为农民根本不需要文化,甚至有些农民对其子女的文化教育也不够重视,长此以往,很多的农民的文化素质无法走出恶性的循环圈子。据2006年山西农业普查的数据资料显示,20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力占到农业总人口13.80%,21-30岁的农村劳动力占到农业总人口的18.30%,31-40岁的农村劳动力占到农业总人口的24.50%,41-50岁的农村劳动力占到农业总人口22.30%,51岁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占到农业总人口的21.10%;文盲的农村劳动力占到农业总人口的2.40%,小学的农村劳动力占到农业总人口的23.30%,初中的农村劳动力占到农业总人口的61.70%,高中的农村劳动力占到农业总人口的11.50%,大专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占到农业总人口的1.10%。从这些数据中看到,农村中绝大多数的农民都是初中文化教育程度。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外出打工的农民中大多数是青壮年,而留在农村务农的居民则大多是农村妇女以及5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这样会越发表现出农民的文化素质更低。要想靠这样的群体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构建现代化农业是比较困难的,也更是举步维艰的。
2.山西农民的农业技术水平普遍较低。由于山西农民的文化素质不高,导致农民对科学文化知识的需求也不高。甚至有一些农民认为种地是不需要所谓的“高深”科学技术知识的。随着现代生产技术在农村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农业技术水平显得尤为重要。比如种植粮食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养殖各类动植物也离不开先进的农业技术。然而,在现实的农村中,由于农民的文化素质不高,对农业的科学技术水平接受程度较弱。这样使得山西农民的农业技术水平越发低下。另外,虽然80%的农民上过初中教育,但是没有涉及农业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可以说山西的农村居民大多还是靠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落后方式种植生产,严重阻碍了山西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
3.山西农民市场意识薄弱。由于农民的文化素质不高,农业技术知识缺乏,所以农民对市场的反应比较缓慢,而且对市场的意识薄弱。由于大多数农民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培训,不懂得农业经营管理的方法,以致无法适应变化莫测的市场经济。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市场风险,农民更会惨遭不同程度的利益损失。所有这一切都与农民的市场意识薄弱,农民的经营水平不高有因果关系。
三、山西农民素质教育的对策
前文分析了“三农”问题的根源及措施,但关键的还是农民素质教育问题。如果农民懂的知识懂得技术,他们完全有能力靠自己的能力改变现状山西“三农”问题也会更快得以解决。因此,农民的素质教育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党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也在密切关注着这个问题,同时出台了不少措施针对农民的培训教育。但是许多地方并没有真正实行起来,农民的知识来源仍然少之又少,或者实行的效果不太好。要想真正的把山西农民的素质教育提高,还需要政府加大对农民的扶持力度,并且出台相关的有利于农民素质教育提高的有力政策,以及采取一系列适合农民再继续教育培训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并提供相应的继续培训的平台。
1.政府继续加大力度建立健全农民终身教育培训机制,提高新型农民的主动性。原有的教育体制更多的是侧重于城市职业教育的培训机制,农民再教育的机会少之又少。由于农民所处的生活环境的不便利性导致农民继续教育的可能性受到一定的限制;另外,农民本身收入就很低,更不愿意在学习上花费更多的金钱;传统的教育体制只注重理论的深入学习,很多农民无法很好的应用到实践中去,以至农民学习的积极性不高。所有这些固有的原因形成农民越不学知识就越发落后的局面。因此政府部门应该从根源着手,建立健全适合农民终身教育的培训机制,提供一个免费的而又易操作的继续教育平台。比如组织当地的农民到对应的职业学校参加专业培训,接受正规学习。也可以组织当地的致富能手给他们讲讲自己的致富之路,组织专家通过真实的生动的案例故事激发农民的学习主动性。政府部门还应该对农民放宽免费继续教育及培训的条件,这样会吸引许多的农民一起学习,一起培训,争取实现不限时间的培训。因为农民除了要挣钱还要干农活,时间不能保证统一性。争取通过村委会的组织利用远程教育或网络学习实现农民学习的愿望。
2.实现职业教育与村落的对口教育。现代职业教育逐渐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以学生为中心,以创业和就业为中心,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这才是素质教育与现代职业教育紧密结合的体现。职业教育应根据不同的农民制订相应的学习方案。这样做不仅能够为职业教育的学生提供实践的平台,而且也能够带动农民的继续教育工程。针对农民种植业、畜牧业等产业的问题,可以定期邀请相关技术专家到村里和当地的农民面对面交流,直接解决他们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这种面对面交流、手把手传授的方式,可以促进传统产业的增收,也可以促进新型产业的开发,另一方面还可以为深入的理论学习提供实践经验。
3.构建农村信息平台,为农民提供各种服务。村委会应该建立一个长期的与外界沟通的信息平台,比如定期开展农业技术,农产品信息,农产品销售,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等全面的服务,定期安排有关专家到村里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经常为外界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为农民提供劳务信息。同时要支持鼓励农业方面的带头人,带动当地的农民就地就业甚至创业。
4.注重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农村文化建设不仅能够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而且对于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维护农村稳定,促进科学文明乡风的养成,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政府部门越来越注重农村文化建设,不过关键是要切实可行。例如政府部门要定期的组织各级文化单位深入农村开展群众文化娱乐活动,真正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要加大政府投资,建设体育文化场所、电影院及其活动场所。定期组织农民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举行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民喜爱的文娱活动。有很多农民具有很高的艺术天赋,通过这些活动还可以为他们开辟另一片天地。
5.加快媒体的建设,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生活水平的改善,农民的欣赏水平也随之提高,因此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娱乐方式越来越受到青睐,为他们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很多的选择机会,因此加快媒体建设势在必行。另外,希望电视台开办农村频道,增加农村节目、栏目等。报刊、出版社要根据农民的实际购买能力降低农村农业技术及适合农民学习书刊的价格,鼓励农民多看书报,增加学习文化知识的渠道。
6.积极扶持农村群众文化团体活动。为了更好地提高农民的文明程度,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应该在各乡镇积极开展文明乡镇的评比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提高农民的文明意识。还可以定期举办农民运动会,运动会的项目要结合农民自身的生活环境进行设置。运动会不仅能增强体质,而且还可以增强团体意识。政府要鼓励支持农村业余文化团体,并为他们提供一定的经费。通过举办民间艺人比赛挖掘民间艺术,使之能够很好地流传下来。
培育新型农民任重而道远,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需要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中进行的一项系统工程,这就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健全的保障机制。不仅要建设村级活动场所,而且要提高领导班子的带头意识,这才能真正的为培育新型农民提供保障,真正的提高山西农民的素质教育水平。
总之,只有提高山西农民的综合素质教育,培育新型的农民才能使得山西的“三农”问题有所突破,才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和谐。
[项目基金:山西省社科联项目“山西‘三农’问题研究(编号:SSKLZDKT20070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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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的现有理论述评
研究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社会，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政治、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parsons（thesystemofmodernsocieties,englewoodcliff,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kerrt（industialismandindustrialman,oxforduniversitypress,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of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androsovsky,balassa,wolf,chen,bhagwati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packandwestphal,amsden,white,wade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中国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理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哲学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gray，《亚洲的崛起》（asiarising,1995）一书的作者jimrohwer，《东亚之锋》（theeastasiaedgeroy，1982）的作者hofheinz,jr.andkente.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理论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研究。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
第四，鉴于东亚经济的特殊表现和我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以东亚为个案对文化变量和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的研究亟需进行，以便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战略指导和保驾护航。
二、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的可能和意义
我所指的东亚概念不是纯粹地理意义的，而是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一种结构概念，尤其是指一种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精神气象的文化结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联性变迁而变迁。因此，东亚概念不仅包括东北亚的儒佛道三教文化区，也包括东南亚的儒佛文化区，甚至包括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印度教文化区，当然整个东亚在文化传统上最大的共同点是一个儒佛文化区，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东亚不应该忽视印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未来澳洲可能随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东亚化而在文化变迁上进一步向东亚接近，这殊难意料。但我认为东亚概念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意义和政策意义上讲是动态的。
研究东亚区域内传统文化因素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东亚区域内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究竟有无关联？倘若有关联，则是何种意义上和何种程度上的关联以及如何关联？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即文化——经济间的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有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在多大的程度上可操作？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该如何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除了要考虑儒家文化因素外，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以及价值观因素对经济发展有无影响？尤其是弥漫东亚的佛教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究竟有无影响和有多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还有哪些？这些因素之间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如何？文化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及发生作用的关系如何？这些关系又是如何发生的和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文化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可否建立某种指标或指标体系以考量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障碍？柯德尔——霍夫亨兹难题（东亚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深层次结构因素在发挥作用，以至其他国家简直无法模仿）该如何解决？福山悖论（力主“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满足了人们最美好心愿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何最后又担心“自由民主制度”导致出现“最后的人”和“东亚的挑战”？）说明了什么？东亚的战后的经济增长是在殖民主义结束、国家独立和政治稳定的大环境下获得的，这与东亚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化更新有没有关联以及有多大的关联？文化变迁是否与制度变迁一样对经济增长发生影响？是否可以假定经济自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短期作用，制度变量对经济发展起中期作用，而文化变量将对经济发展起长期作用呢？东亚未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能否从东亚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发展中吸取智慧、灵感和从中受益？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延绵不绝是否隐含着某种深刻的发展智慧？东亚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是否与西方文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同样有效的普适价值？是否东亚经济发展有助于两种文化在东亚的阴阳和合，而这种和合产生更快的经济发展或更有价值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完美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一个美好社会的出现，在此，东亚文化对经济发展将作什么贡献？鉴于此，东亚文化究竟该如何更新？东亚发展模式该如何估价？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格，物质文化是其果实，精神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哲学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精致品和活的灵魂，是建立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又会能动地反作用于（促进或阻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挡）经济发展的因素。文化具有对经济进行反馈和反思的功能。经济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有用的发展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述，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需要再次强调地指出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现代化和西化的搭档关系已经被打破，第一，西方殖民统治业已变成历史的陈迹；第二，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第三，非西方社会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第四，主要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因此，本土文化对于决定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自然就更为重要了，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解释不同发展模式的重大关系。
我认为非西方的现代化包括西方化和非西方化两面，是西方的普适性与非西方的本土性的融合。传统的区域研究专家抱着极其偏狭的观念，完全无视比较文化研究方法，发展研究正在引导人们重新将焦点对准文化以及主要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和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其中发展伦理学正在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对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式发展正在进行价值重估。主张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战略的文化品位。亨廷顿认为，如果东亚、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与将来的发展目标上及目标达成上的差别可以从东亚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中找到，那么，自然应当把文化的比较分析放在首位。文化对发展的影响要求发展学者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横向比较的以及历史纵向的研究。
我认为，从东亚经济发展和创造奇迹的历史经验来看，外层次的政策因素（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等）和经济自变量，中层次的制度因素（政治经济制度等）和结构变量，深层次的精神因素（价值观、宗教伦理、社会心理、习俗等）和文化变量，都会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而且三层次之间也发生关联和反馈作用。
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下：
第一，正如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作的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著名演讲中所言：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精神制动，包括精神支持或精神障碍。我们必须寻找驾驭和创造这种精神制动的方法。
第二，对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具有基础性和理论性的学科建设意义。
第三，借鉴离我们国门最近、而文化传统又最相似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经验和文化建设经验。
第四，以东亚地区为个案，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动因、经济发展与精神支持、经济发展与精神动员、经济发展与文化更新（或者说文化变迁）进行研究，将大大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和协调发展以及更快的发展速度。
第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性，该研究将对此提供智力支持。
第六，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推动他们不仅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可持续发展，也进一步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应该具有以上三重含义，方为完美。
进行该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以及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的发展上，另外就是对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类型学和结构上（机制上）的分析。
实际应用价值体现在：一是借鉴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了解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以及这种结构性力量中文化在其中的地位，从而自觉地利用这种力量去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二是体现在政府的发展战略制定上，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相连带的社会稳定和人的生存价值的不可小视的力量，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不仅是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而且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要得到协调发展，即要考虑经济发展的人文代价，而不是不顾一切地追求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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