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经济社会发展(6篇)
时间：2024-03-14
时间：2024-03-14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城乡发展差异；中国特色
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不同方面的质疑和讨论，这还要从社会经济制度的角度来说明。对特定社会经济制度来说，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它是一种手段，通过这样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实现社会经济的有效配置，实现资源的不断扩大和再生产。有人说市场经济不存在一个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这种看法认为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们所制定和发展的经济制度是完全等同的，没有区别的。即是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一种独立经济制度，是附着在市场经济这一独立实体经济上的社会形式。还有人说既然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那就应该逐渐限制和逐步取消市场经济，甚至根本不必考虑经济改革，避免资本主义的同化，建立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针对经济问题提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思想经过十四大确立，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自此，我国开始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也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反映了经济体制的理论内涵，它完全突破了过去一直公认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代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本质属性的观念，认为它们都是经济手段；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不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对于经济的调节分别有自己的特点，既有优势也有不足，我们应该认识清楚市场经济的长足优势，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发展的。”生产关系需要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变化，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需要整个社会在资源配置和工业产业化等不同方面有规律有计划的提高，这需要整个社会所有成员的参与和协作，群众的生活环境、生活水映了社会的物质基础，普通的人民大众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方式选择和要求上来，才会真正体现一个国家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自然会出现城乡发展不均衡的现象。
二、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市场化的脚步逐步走进城乡各个角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突飞猛进的飞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了国家经济水平的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与此同时，城乡之间越来越突出了经济差距的问题，城乡差距是指在基本社会制度及其一系列衍生制度约束下由城乡主产业生产方式而决定的城乡发展水平的差距。一方面，这是受到社会基本制度及价值取向影响而有效发展生产力的良好举措；另一方面，由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本身都存在各种各样的优势和不足，不能因为客观存在的城乡差距问题就否定一个社会体制，也不能以此来批判与之相应存在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客观事实面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机制下，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能使现实经济活动的物质利益原则最大化的经济手段，是人类社会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手段，也是最具公平性的经济活动方式。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是非常完备，在一定阶段内，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其合理性，居民收入差距合理扩大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资本的积累，进而会推动经济增长。然而，收入分配是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当收入差距拉大损害到效率时，会最终阻碍经济发展。人们对收入差距问题的不满，除了对差距过大本身不满之外，更多地是形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不公平，特别是某些人因不当手段而暴富，人们的不满情绪就会增长，经济增长的环境就会被破坏。分配公平正义不仅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如何协调城乡差距，在不影响整个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我们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重要议题。
三、如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面对客观存在的城乡经济发展差距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成熟，我们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发展，但现实发展是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为基础的，所以就形成了地区发展不协调，城乡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协调。
1.制定公平、科学、合理的分配制度
一个经济分配制度的贯彻落实和实践发展，不能仅仅靠经济体制自身的调节，需要一个规范化的合理的分配方案协调经济取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单单依靠市场的自身作用来均衡整个买卖双方的经济利益水平，显然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和公平合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制度是社会公平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科学分配制度的建立最终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发展，不能因为解决分配不公平问题，而转移城市利益或扩大分配，牺牲经济增长。公平分配不是过去的按人头分配物质和资源的“平均主义”，这只是机械的平均分配，不是实事求是和按实际发展情况下的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分配方式；同时，我国依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社会现状，在现阶段我国生产力水平仍然较低的情况下，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仍应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只有制定公平、科学、合理的分配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水平，才能为最终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奠定基础。同时，要避免贫富悬殊和城乡对立，要从共同富裕的高度把握和实现社会的公平。
2.走“以城带乡、城乡互促”的发展路子
我国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始终遵循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面对城乡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局面，我们必须要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合理调节，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区域经济关系的调节机制对于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不能是暂时性，而是一个相当长时期长阶段的坚固调节机制，在这样的机制调节下，我们必须走出“以城带乡、城乡互促”的发展路子。同时，一个完整的城乡差距调节机制应该是统筹地对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的作用，要把握好度，不能大跨步地将城市的优势产业优势主导地位迅速削弱，应该有条不紊地，按部就班地逐渐带动生产力落后的乡镇企业和产业，政府职能部门更是要在这条发展路子中起到引领和规范作用，凡是市场能做好的，就让市场去做，凡是通过市场能解决的问题，就由市场去解决，政府只做市场所做不到的事情或市场所做不好的事情。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保证城乡地位平等，取消城乡间的种种不平等待遇，使城乡居民和城乡各类经济主体都能享受公平的国民待遇，拥有平等的权利、义务和发展机会。促进城乡互通，不断打破城乡经济、文化及生活限制，将各生产要素顺利地进行自由交流和流动，突破乡镇落后的发展现状，以城市成熟的发展条件和硬件设施配合人才实力不断引领乡镇经济、文化和生活水平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改变城乡分割、各自发展的模式，发挥城市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扩散与辐射作用，形成城乡社区特色鲜明、相得益彰的发展格局。城乡共同进步，就是要在坚持城乡地位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城乡开放互通、互补、互促机制的作用，加快缩小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农民与市民差距，实现城乡的共同繁荣与进步。
作者:王泽明单位:大理大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张平.增长与分享———居民收入分配理论和实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关键词]城乡关系；二元结构；研究综述
一、城乡关系问题的提出
城市和乡村是构成社会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城乡关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大分工的产物，自城市产生后，城乡关系便随之而产生。城乡关系是广泛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与互动关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政治关系、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等诸多因素在城市和乡村两者关系的集中反映[i].城乡关系包含相当广泛的内容，如城乡发展关系（产业发展关系、经济发展关系）、城乡经济关系、城乡文化关系、城乡社会关系、城乡生存关系、城乡运行关系等。查阅现有的城乡关系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重点从城乡线性经济关系来考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城乡发展与规划问题，并且形成了相当丰富的研究结论，如发展经济学中的二元结构理论、核心—边缘发展理论，城市经济学中的城市空间扩散理论和城乡边缘区理论。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把城乡关系作为它的重要研究对象。在完全市场竞争和信息充分的严格假定下，它只是专注于研究资源配置的价格理论，无需考虑城乡差别及其相互关系[ii].瑞典经济学家俄林从区域分工和贸易出发分析了生产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的均等化趋势最终会导致区域差异的消失，可以隐约发现对于城乡关系的区域均衡分析思想。总体上看，中外学者对城乡关系及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是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城乡关系的理论基石，也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和谐社会的重要依据。
二、国外城乡关系研究进展与述评
产业革命以前，城市与乡村的经济性质并未彻底改变；机器大工业的产生，撕裂了“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iii]”，出现严重的城乡二元分化，城乡关系的相关研究初步彰显。从历史上看，各国在发展初期都经历了城乡关系失衡的非良性互动状态。不过，在发达国家，由于城市化过程在较长时间内消化了一部分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使得城乡对立的矛盾得到缓解，城乡关系的理论研究成为区域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的一部分。然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是现代化的大城市，另一边却是贫困、落后、分散的广大乡村；原有城市缺乏对农村人口的吸收能力，新城市缺乏发展壮大的动力，加之政府“城市偏向”与城市居民的“乡村歧视”，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十分突出，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及其区域二元社会经济文化结构问题的研究在较广泛的领域和视野展开。
1.发展经济学对城乡关系问题的研究
对于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城乡关系成为其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它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城乡关系、结构变迁、劳动力转移、资本积累、技术选择、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人口增长极变化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形成了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理论用二元结构解释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乡工农关系以及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换。
（1）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从对经济思想史的考察看，最早将“二元结构”概念运用分析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是荷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伯克，他在对荷兰政府于1860年企图在其属地东印度推行经济自由政策而遭失败的反思中发现，当时的印尼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殖民主义输入的现代“飞地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传统社会并存。1954年，刘易斯在其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与城乡关系研究表明，传统部门劳动力无限供给构成了二元经济的内在特征，二元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取得资本的积累，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充分的转移，诱发产业结构的演变，使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最后经济由二元变成一元。
（2）费景汗——拉尼斯二元经济论20世纪60年代，费景汉和拉尼斯在运用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费景汗——拉尼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iv].此模型揭示了二元经济发展中劳动力配置的全过程，并证明了伴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仅可以获得经济发展，而且可以完全实现商品化。他们认为，工业化过程中必须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与刘易斯模型相比，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对避免经济增长趋于停滞是很重要的。
（3）乔根森二元结构模型乔根森模型对刘——费——拉尼斯模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提出置疑，并试图在一个纯粹新古典主义框架内探讨工业部门的增长是如何依赖于农业部门的发展的[v].乔根森认为，为了使经济持续发展和避免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工业部门积累资本是必要的。但是，其先决条件是正的农业剩余。由于农业剩余的出现，现代部门的发展成为了可能，即农业产出达到了人口最快增长时所需要的农产品数量，农业部门就会出现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剩余劳动力是需要转移的，而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农业剩余的增长速度。同时，还取决于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状况。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越快，其储蓄率就越高，劳动力增长越快，经济也就增长越快，最终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4）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哈里斯——托达罗为了解释普遍存在于很多欠发达国家面临广泛的城市失业的情况下由乡村向城市移民的持久性现象，而首先在1970年提出了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哈里斯—托达罗假说，即在被分割的、但是同质的劳动市场上用预期工资的均等取代工资的均等。他同时指出，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是解决城市失业和“城市病”及“农村病”的根本途径[vi].正如吉利斯在说明城乡关系时所指出的：“如果工业化不是万灵药，那么农村发展也不是。它们相互需要，缺一不可，如果不平衡增长过头，就会受到损害[vii].”农村和城市必须协调发展，工业化才能顺利推进。
（5）缪尔达尔的地理二元结构理论1957年，缪尔达尔在《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提出的“地理二元结构”，利用“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概念，把二元结构理论引入了经济发展理论，指出城乡的诸多差异会产生进而引起“累积性因果循环”，导致城市区域发展更快，乡村区域发展更慢（乡村发展陷入纳克斯描述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使城乡差异在逐步增大中出现“马太效应”，最终在空间组织结构上呈现为埃及发展经济学家阿明在《世界范围的积累》中所谓的“中心—”结构。要改变这种地理上的二元经济，政府应该在某些发达地区累积起发展优势时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促进其扩散效应的形成。在此基础上，赫希曼进一步提出了“极化效应”与“涓流效应”。20世纪70年代，米尔顿·桑尔顿对计划理论作了归纳性总结：城市与农村处于两个不同的经济循环层次，城市高级循环与农村低级循环二者是相互补充、相互竞争的关系。
2.社会学和城市经济学对城乡关系问题的研究
自近代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城市学者和社会学者面对社会发展普遍出现的城市居住拥挤、交通不便、环境污染等问题，就城乡关系研究领域均提出了城乡协调发展的观点。早期的理论研究主要以重农主义学者鲍泰罗为代表，他在《城市论——论城市伟大之原因》别研究了农业生产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认为农产品剩余是城市存在的基础。随后，杜能于1826年在《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树立了城乡联系研究的一个典范。他设定的“杜能圈”成为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基础。18世纪以后，城市普遍受到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要先增加农村产品的剩余，才谈的上增设城市。其后，马克思将古典经济学的城市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20世纪以来，城市经济学和社会学者从经济、社会、地理、环境、人口、生态等不同的角度，在探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研究成果。拉塞尔·史密斯1925年发表的《北美：人口、资源、发展及其作为工业、商业地区大陆的发展前景》是研究城市与乡村相互关系最为优秀的著作之一。[viii]
（1）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思想——以摩尔、傅立叶、欧文为代表16世纪，乌托邦思想的倡导者们提出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希望通过他们心中所造的理想社会组织结构来改变当时面临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如摩尔以期通过构建“乌托邦”社会设想避免城市与乡村的脱离。随着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发展的进一步认识，傅立叶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概念，他把个人幸福与人类幸福结合起来，给人类描绘了一种统一的和谐欲望。欧文为了解决社会生产和家庭消费的矛盾，提出“劳动交换银行”及“农业合作社”，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协和村”，组织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化大生产。总体看，这些理想社会在实践中必然以失败告终，但他们都将城市发展作为与农村协调的一个经济系统单元，使工业生产与农业发展相协调。这是后来田园城市和卫星城市思想理论的重要来源。
（2）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1898年，英国人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理论，提出在工业化条件下实现城乡结合的发展道路[ix].经过调查，他著书《明天—一条真正引向改革的和平道路》认为，城市本身具有的吸引人的磁力导致城市人口聚集，应该从城市和农村相结合的角度来管理土地，以便解决城市发展问题。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始终坚持城市要有相当面积的永久性绿地，相对空想社会主义者而言，他不仅提出自己的设想，用图解的形式描述了田园城市结构，而且把城市的发展从城乡协调的角度重新阐释，把城市与乡村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并对资金来源、土地分配、城市财政收支和田园城市的经营管理、人口密度、城市绿化带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后人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沙里宁为缓解由于城市过度发展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他的著作《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中提出了有机疏散理论以解决城市布局和发展问题[x].沙里宁全面考察了中世纪欧洲城市和工业革命后城市发展的历史，分析了有机城市形成的条件，揭示了现代城市衰败的根源，提出了促进其进一步发展的对策。该理论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主张将原来密集的城区分成一个一个的集镇，集镇之间用保护性的绿化地带联系起来。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讨论了城市发展思想、城市经济状况、土地、立法、城市居民教育、城市设计等方面的内容，将城市看作一个有机联系同时存在相对分离的区域，从区域角度讲，这是一种城乡差距较小的城乡区域均质体。1918年，他的理论在实践方面形成了芬兰大赫尔辛基方案。
（4）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城乡融合理论是用历史的、发展的唯物主义辩证思想认识城乡关系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乡村变为城市，生产者也改变着，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新的观念、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列宁在对城市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在所有的现代国家，城市是人民的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的中心，是进步的主要动力。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理论认为，城市的发展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对立，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在城乡关系的发展趋向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城乡的分离对立也就是社会的不协调，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未来的社会不是固化城乡的分离，而是实现城乡融合，达到城乡融合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及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城市化来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最高境界。
（5）赖特的广亩城理论1932年，赖特提出广亩城设想，将城市分散理论发展到了极致。赖特认为，现代城市不能代表和象征人类的愿望，也不能适应现代生活需要，是一种反民主机制，需要将其取消（尤其是取消大城市）。在《消失中的城市》中他指出，未来城市应该是无所不在而又以无所在的，这将是一种与古代城市或任何现代城市差异如此之大的城市，以致我们根本不会把它当作城市来看待。在随后出版的《宽阔的田地》中他正式提出广亩城设想。这是一个把集中的城市重新分散在一个地区性农业的网格之上的方案。可以发现，赖特的广亩城设想是在美国小汽车大量普及的条件下出现的，美国1960年代的“市郊商业中心”“组合城市”和可以认为是这种思想的实际体现。
（6）芒福德的城乡发展观关于城乡关系，美国著名城市地理学家芒福德指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该有机的结合起来[xi].如果要问城市与乡村哪一个更重要的话，应当说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芒福德非常同意赖特的主张，即通过分散权力来建造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通过以现有的城市为主体，就能把这种区域统一体引向许多平衡的社区内，就有可能促进区域整体发展，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在任何一个地方享受到同样的生活质量，避免特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困扰，最终达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发展模式。
（7）麦基的亚洲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基通过30多年对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证研究发现，亚洲国家的城乡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城乡之间的传统差别和城乡之间的地域界限日渐模糊，城乡之间在地域组织结构上出现了一种以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并存、趋向城乡融合的地域组织结构[xii].他用desakota来概括这种特殊区域产生过程的空间模式。Desakota意为城乡一体化，描述的是在同一地域上同时发生的城市性和农村性的双重性的产物，使得城市与乡村的概念在这种区域变得模糊。我国普遍用“城乡边缘区”概念指代Desakota.
（8）城乡边缘区理论对城乡边缘区的真正理论研究虽然是从1970年代才开始的，但若从其早期的理论萌芽看，甚至可以追溯到杜能的“孤立国”农业区位论。从早期的萌芽阶段到二战后现实经济发展对研究的启动阶段以至目前研究的现状，都反映出了城乡边缘区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早期的狄更生的三地带论，以及50年代托马斯和库恩的城市地域结构中都包含有对城乡边缘区的研究萌芽[xiii].城乡边缘区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地域空间结构上的动态、过渡性；人口在社会学特征上的多元化；经济发展的复合型；激烈竞争的多样化土地利用等特征。就当前来看，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正在逐渐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别，如果考察城乡边缘区的发展前景就可以发现，城乡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处于二者之间的城乡边缘区，促使城乡边缘区经过最初相对独立发展的阶段后，完全与城市和乡村的发展相融合，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除此之外，空间理论在农村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主要分析了城市与农村的相互关系及转变趋势。如日本学者岸根卓郎提出“城乡融合设计”概念，试图通过超越城市、农村界限的“人类经营空间”的建立，产生一个与自然交融的社会，即城乡空间融合的社会，他强调发展“农工一体复合社会系统”、“自然—空间—人类系统”，组成三维的立体规划实现城乡融合[xiv].
3.国外城乡关系问题研究述评
纵观以上理论，它们多是在发达国家城乡关系问题并不明显的条件下创立的，且一般把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研究，这对发展中国家协调城乡关系的针对性明显不足。同时，西方城市发展观和增长正统论（即主张优先发展制造业实现都市化）一直占据研究主流，导致城市学者和社会学者的诸多研究，都是站在城市的角度研究城乡规划、发展、布局问题和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进步问题，没有将城乡关系纳入明确的分析框架，没有跳出城市并站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下研究城乡关系。在处理城乡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践方面，1970年代，日本“第四全综”和韩国的“第三次国土规划”，突出强调点（城镇）、线（基础设施）和面（农村地域）的网络化发展，分别较好的处理了本国的城乡发展问题[xv].但是，国际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实际国情千差万别，即使是与那些具有重大参考价值的墨西哥、泰国、印度、巴西等国相比，中国的城乡关系问题在形成机理、演变过程、城乡关系应该采取的对策措施方面都具有很大的特殊性的，当我们面对这一特殊问题时，可能无法也不能够将现成的结论从国外照搬。显然，国际的理论进展和实践发展虽然对中国城乡关系的研究有很多参考价值，但不能直接应用到中国城乡关系的良性协调互动实践中来。
三、国内城乡关系研究进展与述评
没有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与对立，就没有必要谈论城乡关系问题。在中国，城乡关系问题研究与其社会经济发展实践紧密相连。建国初期，由于城乡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和迁徙，国家提倡工农联盟、城乡互助，因而城乡关系还没有出现问题，国内学者对城乡关系的研究总体上是以政策性应用研究为主的。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同程度地受到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那场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协调发展派”和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代表的“超工业化派”之间的著名的工业化论战的影响[xvi].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城乡发展差距急剧扩大，城乡关系日益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研究领域，并在理论研究中先后形成了城乡协调配套改革主张、城乡良性互动主张、统筹城乡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等政策主张。
1.国内城乡关系研究脉络
（1）建国后的城乡关系论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指出，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必须协调农轻重的关系，并提出只有重视农业、轻工业，才能最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从中可以隐约看出当时中国政府对城乡关系的态度[xvii].自从1958年中国实行“户籍登记条例”后，城乡关系的矛盾就逐步积累，但计划经济的宏观体制背景使得城乡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最终导致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与对立日益严重并不断强化，形成一个难以逾越的城乡关系鸿沟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脱臼，理论与实践方面讨论城乡关系问题日益增多。这一时期，国内研究者关于城乡关系的研究占主流的观点是“抑农重工”的政策主张。这一主张的要义在于通过广泛讨论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进而从城乡关系的角度为国家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进行理论研究服务，提供政策研究支持。这些观点显然是为通过剥削农民积累工业化的资金进行论证的，对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2）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城乡关系研究自1980年代中期农村乡镇企业异军崛起后，中国的城乡关系问题开始日益突出，理论界和决策层逐步认识到城乡隔离问题的严重性。实践层面，1984年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拉开后，城乡经济迅猛发展，中国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这一时期，国内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城市地理、城市规划等专业领域的学者对城乡协调发展展开了广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其主要研究内容多集中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体内容、发展目标、本质特征、动力机制、建设模式、规划实施等方面[xviii]，[xix].社会学者认为城乡一体是打破相互分割的城乡壁垒、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生产力在城乡之间合理分布、推动城乡经济社会紧密结合与协调发展的必经途径；经济学者的研究分析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从城乡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出发认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是现代经济农业和工业联系日益紧密、协调城乡发展以获取最佳经济效益的客观要求；生态学者根据区域生态群落的合理分布规律，认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城乡区域生态经济良性平衡系统的最高境界；城市地理学者认为城乡一体化是城乡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城乡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自然——社会—经济符合系统发展变化的顶级状态，它是通过城乡关系自身否定之否定而实现的。经济学领域值得提及的两部著作是，1980年代末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编纂的《城乡改革实践的思考》，重点讨论了中国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从如何完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企业机制入手，分析了温州的改革实践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问题；骆子程《城乡经济结合战略》一书分“城乡关系工农结合”、“城市企业企业家”、“农业农村改革”、“地区经济战略”、“农业机械化”等部分，以河南省为案例，提出了城乡经济结合发展的基本内容和若干建议。在这之后，1994年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的第3号国情报告《城市与乡村——中国城乡矛盾与协调发展研究》，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基本线索，分析了城乡矛盾的特殊性、演变过程、体制原因及影响后果，并提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思路。除此之外，还有关于城乡协调的动力机制和城乡市场建设的研究，自下而上式的乡村城市化与自上而下式的城市广域化共同作用下新型城乡关系个案研究，等等。
（3）20世纪末期的城乡关系研究1996年，周叔莲、郭克莎、金碚等学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八五”重点项目《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暨“中华基金”赞助项目《中国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研究》，是他们继《国外城乡经济关系理论比较研究》和《中国地区城乡经济关系研究》之后的重要成果，主要分析了如何把握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态势与特点，减少它们之间的摩擦和对立，提出了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对策措施。同年，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积业、王建等学者的研究报告《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二元结构矛盾与90年代经济发展的出路选择》，提出主要运用政府力量创造出城乡经济双层目标发展的态势，通过“城乡分离”工业化战略的设想解决二元结构问题的结论也颇具意义；陈吉元、韩俊等在其出版的《人口大国的农业增长》中分析了中国城乡分割体制形成的原因及该体制的现实困境，他们认为乡镇企业是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农民工进城也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办法，必须保持工农业和城乡协调发展。同一时期的相关研究还包括张福信《城乡一体化发展决策理论与实践》所分析的城乡实现一体化的决策实施问题；费孝通《城乡和边区发展思考》以论文集的形式所提出的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应该因地制宜、以多种模式缩小差距、减少贫困的观点；陈锡康则在《中国城乡经济投入占用产出分析》中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讨论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科研等内容，并编制了完整的中国城乡经济投入占用产出表。1998年，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的调研报告《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关系：工业化、城市化》，认为我国二元社会结构包括户籍、住宅、粮食供给、副食品供给、燃料供应、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劳动保护、婚姻、征兵等10余种制度，这些制度是判断农民和市民阶层的依据，两个阶层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存在比较尖锐的矛盾，呼吁走出二元进而走向现代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随后，课题组成员郭书田、刘纯彬出版了《失衡的中国》一书，该书指出我国基本国情为二元社会结构，并研究了二元结构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
（4）21世纪初期的城乡统筹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研究2000年以来，围绕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解决思路与途径等问题，特别是针对中国如何加快新型工业化和推进城镇化问题，理论界就城乡关系问题也附带展开了探讨，尤其是近期围绕统筹城乡发展的讨论与研究使城乡关系问题在新形势下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的又一热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是要求各级政府在制定计划、解决问题、分配收入等方面，不要就农村说农村，就城市说城市，而是要改变“城乡两策，重城抑乡”的思路，优先考虑农村，从城乡各自的小循环、小系统走向城乡统一的大循环、大系统，树立城乡一盘棋的总体思想，发挥城市辐射带动优势和城乡之间关联优势，打通城乡，资源共享，双赢共荣。其中，从社会学角度颇具代表性的成果是曾菊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现代城乡网络化发展模式》；2004年10月，张平军的专著《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内涵、机制创新及其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任务、对策进行了系统性综合研究。2004年3月，在杭州召开的“和谐社会模式与‘三农问题’解决途径”学术研讨会上，国内专家学者围绕着“和谐社会模式”、“快乐原则”、“城市化”、“农民利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若干问题进行了研讨；2005年初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召开了“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坛，专题讨论如何通过协调城乡发展关系，形成社会妥协、达成社会共识、实现共同富裕，最终形成社会和谐、构建和谐社会。
（5）国内城市经济学者的城乡关系研究国内城市学者围绕城乡关系发展中出现的城乡一体化趋势对郊区化及城乡边缘区的研究也非常丰富，如周一星[xx]、石忆邵[xxi]和张翔[xxii]、柴彦威[xxiii]等学者的研究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他们认为，城乡边缘区的出现使原有传统的城市和乡村两分法的地域体系不再适用。由于多种问题、矛盾的集中所在，城乡边缘区作为一个独立的有机体，同城市和乡村共同构成了一种新型的三元结构的地域体系，即城市、城乡边缘区与乡村。同时，城乡边缘区作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过渡地带，还是城乡关系协调发展的桥梁以及城乡矛盾的缓冲地带。总体上看，中国学者对郊区化及城乡边缘区的研究最早是从介绍西方郊区化的现象、总结其研究方法开始的，他们相继总结了西方发达国家城市郊区化的历程，进一步给出了国外各种郊区化浪潮的研究方法。但是，把“郊区化”作为一种城市发展现象与我国城市挂钩并开展相应研究则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来说，研究城乡边缘区，将城乡边缘区纳入城乡一体化的研究中，无疑对协调城乡关系，促进城市和乡村的共同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除此之外，2002-2005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战金艳[xxiv]、曾磊[xxv]、鲁奇[xxvi]等学者，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城乡互动与关联发展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是对城乡关系发展量化评价方面的新尝试，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助于不同区域城乡关系协调发展决策的探讨和实践层面可操作性政策的出台。
2.国内研究的简短述评
纵观以上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内就城乡关系问题所涉及到的诸多子问题，如：如何评析产生城乡分离与对立的根源？城乡不协调对三农问题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危害何在？如何以消除城乡分离与对立解决三农问题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哪些方面的制度保障和政策供给？统筹城乡发展、重构和谐的城乡关系的微观基础何在？当前中国农村在尚未完成城市化、市场化的背景下应该如何推进新型工业化？如何跨学科从文化视角分析和审视城乡关系等等，国内的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宏观层面，围绕社会热点就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展开应对性和政策式讨论，紧紧围绕城乡关系问题展开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一般散见于对于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而针对城乡关系的特殊性进行重点研究的更不多见。从城乡发展关系实践层面看，中国城乡呈现三种发展阶段：一是城乡经济发展水平都很高，即较高水平的城乡均衡发展阶段；二是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即城乡非均衡极化发展阶段；三是城乡经济发展水平都很低，即城乡低水平均衡发展阶段。显然，与中国中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城乡社会总体发育程度低，城乡居民市场意识较为淡薄，自我经济发展能力差；加之西部城乡发展所面临的自然条件更加恶劣，城乡协调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技术、政策供给更加匮乏，构建和谐的城乡社会和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难度更大，困难更多，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我们将城市与乡村紧密结合，通过自然、社会、经济、政治、人口等方面的联系寻求城乡之间的一体化融合，为中国城乡关系协调提供理论支撑。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启示
工人和农民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关系，如何协调和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涉及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战略选择。中国提出建立和谐社会是以和谐的生活为基础的，是以不断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和形成和谐生活方式为逻辑点和实际起点的；城乡社会的和谐要求在一定和谐生活基础上的和谐，形成同和谐生活相适应的城乡社会发展文明形态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同时，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大量耕地被征用，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土地产权不清，失地农民增多，农民利益受损，农村和城市、农民与市民越来越不和谐，建立起农村与城市的和谐、农民与市民的和谐刻不容缓。总体上看，中国现阶段的农业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阶段，城市正处于传统工业社会向现代市场文明转型的快速发展阶段。协调城乡关系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致富农民、发展农村和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发展与社会进步、优化城乡人民生活条件的必然选择。中国城乡关系的逐步协调及城乡走向融合是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客观发展过程，但这一过程不会自动实现，城乡不会自动走向融合，城市不会自动带动农村，农村不会自动实现城市化。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把“统筹城乡关系”作为“五个统筹”的第一位加以提出，并且强调“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这是我国从根本上协调城乡关系的重大理论创新和政策保障，是确保城乡社会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战略性思路。毫无疑问，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的缓慢有着城乡分割体制的深刻根源。因此，城乡关系演进的客观规律要求我们在推进城乡发展过程中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体制、制度、政策和机制上实现不同层次的创新，重点解决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治的各种制度，校正严重失衡的城乡差别发展战略。从实质看，就是要真正做到统筹城乡关系，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统一筹划，构建全新的城乡社会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基本战略框架。作者认为，城乡和谐社会的建立，首要是以消除城乡发展过程中对于乡村“社会排斥[xxvii]”为目标的城乡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发展的和谐，其次是以消除城乡发展过程中对于乡村“社会剥夺[xxviii]”为目标的城乡社会各阶层和居民之间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同时还包括以实现城乡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城乡人民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护之间的和谐，从而消除城乡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断裂[xxix]”。城乡经济发展是不以人为割裂的意志为转移的，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只有相互联系、依赖、补充和促进，统筹城乡发展才会具有实践意义，中国城乡关系才会真正趋向协调。
[i]蔡云辉：《城乡关系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117-122页。
[ii]赵勇：《城乡良性互动战略》[M]，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第1版，第16页。
[iii]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0页。
[iv]李晓澜、宋继清：《二元经济理论模型评述》[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14-20页。
[v]毕世杰：《发展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145-147页。
[vi][美]马尔科姆。吉利斯：《发展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224页。
[vii]张国：《中国城乡结构调整研究——工业化过程中的城乡协调发展》[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12页。
[viii]赵勇：《城乡良性互动战略》[M]，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第1版，第16页。
[ix]孙久文：《区域经济规划》[M]，商务印书馆，2004年11月第1版，第26-27页。
[x]陈友华、赵民：《城市规划概论》[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74-75页。
[xi]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404-405页。
[xii]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395-399页。
[xiii]范磊：《城乡边缘区概念和理论的探讨》[J]，《天津商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第28-34页。
[xiv]张伟：《试论城乡协调发展及其规划》[J]，《城市规划》，2005年第1期，第79-83页。
[xv]张国：《中国城乡结构调整研究——工业化过程中的城乡协调发展》[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55页。
[xvi]赵勇：《城乡良性互动战略》[M]，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第1版，第24页。
[xvii]：《论十大关系》（节选），《马克思主义著作选读与简介》[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386页。
[xviii]张伟：《试论城乡协调发展及其规划》[J]，《城市规划》，2005年第1期，第79-83页。
[xix]王景新：《明日中国：走向城乡一体化》[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6-19页。
[xx]周一星、孟延春：《中国大城市的郊区化趋势》[J]，《城市规划汇刊》，1998年第3期，第22-27页。
[xxi]石忆邵、张翔：《城市郊区化研究述要》[J]，《城市规划汇刊》，1997年第3期，第56-58页。
[xxii]柴彦威：《郊区化及其研究》[J]，《经济地理》，1995年第12期，第48-53页。
[xxiii]蔡人群：《广州城市郊区化的进程及动力机制》[J]，《热带地理》，1996年第16期，第122-128页。
[xxiv]战金艳：《城乡关联发展评价模型系统构建》[J]，《地理研究》，2003年第4期，第495-501页。
[xxv]曾磊：《我国城乡关联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区域比较分析》[J]，《地理研究》，2002年第6期，第763-770页。
[xxvi]段娟、鲁奇：《我国区域城乡互动与关联发展综合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年第1期，第76-81页。
[xxvii]社会排斥意指城乡社会发展中为把整个社会建设的更有效率，国家相关制度的设计和供给在保障与维护部分居民利益的同时，会有意或无意排斥另一部分居民的正当利益并使其逐渐呈现边缘化发展趋势。
一、突出特色优势，统筹城乡产业发展
（一）龙头企业规模不断扩大
加快“十大玉米深加工企业”、“十大畜禽产品加工企业”、“十大特产品深加工企业”建设，延长产业链条，培育著名品牌，形成竞争优势。全省基本形成了以玉米、大豆、水稻、蔬菜、中草药、瘦肉型猪、肉牛、肉鸡、肉鹅、参茸等为代表的龙型产业格局。近几年来，农产品加工业销售收入年均增速都在20%以上，到2008年底有望达到2000亿元，与传统的汽车、石化两大强势产业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二）产业化基地建设成效显著
通过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化基地建设呈现出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和现代化发展模式。农产品企业辐射带动的粮食种植面积占全部耕地的60%以上，有一半以上玉米面积实现订单生产。建设了中部玉米带牧业经济区、西部草原牧业经济区、东部山区半山区牧业经济区和环城牧业经济区，标准化牧业小区建设有了长足进展，畜禽优质品率显著提高，农畜产品生产开始向优质、安全、绿色方向转变。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农户的经营模式已遍布各地，实现了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的生产经营方式和组织方式。
（三）科技支撑带动能力增强
育成并通过审（认）定的农作物新品种达1000多个，85%在生产中得到推广应用，良种普及率为95%以上，增产幅度达12%左右。实现了牧业实用技术组装配套化、畜产品质量优良化和经营管理规范化，牧业科技普及率达到90%，畜牧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0%以上。产加研一体化步伐明显加快。
二、发挥市场基础作用，统筹城乡资源配置
（一）新型科技支撑体系初步形成
一是加强农业科研体系建设。目前，全省有农业科研机构26个，省级重点实验室11个，科研人员3000多人。建立转基因植物中试及产业化基地，设立国家玉米、大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玉米、大豆、水稻改良分中心，以及农业部大豆遗传育种重点开放实验室。农业科教资源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二是创新完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在每个市州选择一个县（市、区），开展“区域建站、双轨运行、垂直管理”的改革试点，实行科技推广和经营服务于一体、政府投资和自身创收于一体。将区域站直接划为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探索出一条适应发展现代化农业要求的、运转灵活、服务高效的科技推广新机制。
（二）农业信息体系建设快速推进
建设现代水平的省级农业信息网络平台，全省九个市（州）、54个县（市、区）在省级平台上建立动态网页，648个乡镇建立信息服务站，有近1622个乡镇、农业企业及涉农部门注册使用“一站通”全国农村供求信息联播系统。在基础网络建设上，深入实施了“金农工程”，以“四电合一”为载体，进一步整合各类信息服务资源，扩大农业信息覆盖面。在服务手段上，继续完善和扩大服务功能，开通的“12316”新农村热线，帮助农民解决种植养殖、市场信息、政策咨询、法律服务等各类问题，信息服务网络正在向村、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种养、加工和经营大户延伸。
（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不断加强
我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分为三种形式：专业协会型，以农产品和技术为纽带组建的合作组织，为会员提前、产中、产后服务；专业合作社型，以农民利益紧密联系，从事专业生产的农民平等持股，自我服务、民主管理、入股有息、利润返还；股份合作型，农民在兴办龙头企业和进行农产品加工、销售、运输、储藏等方面采取这种合作形式。目前，全省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已发展到4510个，共带动农户126万户。
同时，农产品市场体系日益完善。农业机械化水平显著提高，使大批劳动力从土地中转移出来，从事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粮食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步伐加快。
三、加大政策资金倾斜力度，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一）围绕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加强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在支持粮食生产方面，建设国家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项目，建成600万亩优质玉米、水稻和大豆生产基地。建设优质粮食产业工程项目，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和综合产出水平。建设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项目，建设标准化水田方条田700万亩。全面开展以江河堤防整治、城市防洪和水库除险加固为重点的防洪工程建设,主要江河堤防长度已达4300多公里。37座城市的防洪工程完成建设任务。同时，实施种子工程，省农科院培育出的高产、优质、抗病的超级稻“吉粳88号”，比普通水稻增产15%以上；“杂交豆1号”单产则提高20%以上。组织实施现代农业、小城镇经济综合开发示范等重大农业示范项目，对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竞争力，发挥了引导、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支持生猪扩繁场和养殖场（小区）、奶牛养殖场和畜禽水产良种工程建设，全省养殖业得到健康发展。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得到加强，重大疫病防治水平不断提高。
（二）围绕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农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累计完成退耕还林74.2万公顷，从2008年开始，组织实施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专项规划。全省森林覆盖率已达到43.4%，有林地面积达到810万公顷，活立木蓄积达到8.6亿立方米，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同时加大了主要江河重点水土流失区治理和小流域综合整治力度，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400万亩。
（三）突出抓好“水、气、路、电”，解决农民最急需的生活设施
一是农村安全饮水。我省列入国家农村饮水安全规划的农村人口659万人。目前，全省共解决农村231万人饮水安全问题,尚需解决农村饮水安全人口428万人，计划到2010年解决220万人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二是农村沼气。建设户用沼气池6.51万户，其中“四位一体”能源生态模式4.03万户，年处理人畜粪便和生活垃圾100多万吨，使20万多户农民受益。三是农村公路。从2003年开始实施“村村通”工程，建成53266公里农村公路，实现了全省98.7%的乡镇和70%的行政村通油（水泥）路。四是农村电力。全省建成小水电站153座，总装机38.62万千瓦。24个县（市）有了地方中、小水电，完成了12个县农村水电电气化县建设。五是农村扶贫。2002年以来，共组织实施3000多个扶贫项目，较好地解决了当地贫困群众就医难、子女入学难的问题。
（四）加大农村社会事业投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一是努力改善农村教育条件。支持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覆盖面已达到100%。实施农村初中改造工程，积极推进中等职业教育“百强校”建设计划。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加强对青年农民和农村后备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二是强化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建设。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以县（市、区）为统筹单位100%全覆盖的目标。实施以乡镇卫生院为重点的县、乡、村三级农村卫生公共服务体系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快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县级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四是加强农村计划生育服务设施建设。五是农村低保。我省2004年建立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城市社保相衔接的农村低保制度。到2007年底，省级农村低保资金已达到1.8亿元，人均补助标准由180元提高到360元，保障人数由最初的53.5万人扩大到了80万人。
（五）实施农村泥草房改造安居工程，解决农民住房问题
在实施城市棚户区改造的同时，从2007年开始，实施全省农村泥草房改造安居工程，5年改造农村泥草房74.4万户。预计到2011年，全省基本完成农村泥草房改造任务。
（六）立足农业资源禀赋和发展空间，谋划和推进增产百亿斤商品粮能力建设工程
为进一步发挥吉林省优势，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和增加粮食生产，编制吉林省增产百亿斤商品粮能力建设总体规划。规划在我省中西部地区实施重大引水工程、大型灌区建设和改造、中部土地保护和西部土地整理、标准粮田建设、全程农业机械化示范、空中云水资源开发、农业良种培育和推广、生产技术集成与普及、病虫草鼠害预防、生态保障等十大工程、29个重点项目，用5年时间将吉林全省的粮食生产能力由目前的500亿斤提高到600亿斤以上。
四、深化农村改革，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长效机制
（一）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及配套改革
2002年以来，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推进乡镇机构改革，撤乡并镇，实行乡财、县管、乡用。加大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危房改造和对口支援等工作取得新进展，全省农村小学适龄人口入学率保持在99%以上，教师工资由县级财政部门统一发放。
（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较大突破
2004年以来，积极稳妥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放开市场，放开价格，多元市场经营主体正在形成，为促进粮食生产发展、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发挥重要作用。
（三）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积极探索农村信用联社改革，采取免税和低税率政策，鼓励农村信用社为农民发放贷款。通过开展小额农贷、信用农户联保贷款、抵押贷款等信贷服务，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目前，农村信用社正在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准备上市。
（四）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全面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消除农民进城就业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在全省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和由此衍生的其他户口类型。首先放开长春、吉林以外城市（镇）的农民进城落户限制，凡是进城农民有稳定居所、稳定就业岗位、稳定经济来源，就可以进城落户。
（五）探索了新型土地流转模式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允许农民通过转包、出租、转让、互换、股份合作等方式，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优化了农业劳动力结构，促进规模化经营和机械化作业，提高了土地的产出效益，增加了农民收入。
2006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20.94万亿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GDP的增长速度达到10.7%，经济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的差距越拉越大，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从全国来看，2004年我国居民个人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进入收入分配的绝对不平均阶段。20%的高收入人口与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是5倍，《社会蓝皮书》的主编李培林教授在中科院作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报告时指出，实际上，这个差距达到18倍左右，而且这种差距在向纵深发展。就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的我国来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是构成贫富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贫富差距过大，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负面效应：一方面致使内需不足，消费增长乏力，对经济增长抑制作用明显，由于消费需求的不足，我国的宏观经济已经从资源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经济；另一方面，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适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
曲靖地区属于我国的西部地区，与中部和东部地区相比，自然资源禀赋较差，人力资源稀缺，科技水平低，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加上“少、山、边、贫”等山区的客观现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为显著，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曲靖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状况，从而引起足够重视，并采取有力的措施缩小城乡差距，对维护地方稳定，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曲靖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状况分析
经过多年的努力，曲靖市经济建设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2005年的经济总量达到441亿元，居云南省第二位，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2006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达到9497元，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2296元。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曲靖城市和农村在经济与社会、收入与分配等方面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农民收入、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城镇居民的收入、消费水平却以更快的速度提高，导致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加之曲靖地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尚有一些贫穷、落后的山区仅仅解决温饱问题，曲靖地区城乡差距就更为显著。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城乡差距的主要表现，也是导致城乡差距的基础和重要因素。在此，以曲靖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状况为基础作一些统计分析。
1、曲靖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现状
从表1可知，无论从绝对数还是相对数来看，曲靖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都在逐步拉大。从绝对数看，1984年曲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仅为243元，到1992年收入差距突破1000元，达到1057元，增长了4.35倍，2000年以后，收入差距增长更快，到2005年，收入差距已达到6800元，年平均增幅为8.1%。从相对数来看，曲靖市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倍数，由1984年的1.8倍，扩大到2005年4.27倍，以上数据说明，曲靖城乡二元差距较为显著。这不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且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也受到制约。
2、曲靖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在2000年以前，曲靖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从相对数看，差距悬殊不大，均在3倍以内，2000年后，曲靖农民收入增长更慢，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更快，从而收入差距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到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22倍，曲靖的则为4.27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曲靖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全国平均水平更为显著，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曲靖位于我国西部地区，经济不发达，不能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从而致使农民增收的渠道狭窄，收入增速慢；从另一方面来说，则是政府对农民、农村支持和辅助的力度还不够。
三、曲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根源剖析
由于城市居民收入基数大、增速快，使得曲靖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年收入的比率逐渐拉大。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还有农民无法享受到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医疗、教育、保险等福利收入，实际差距更大。导致目前城乡居民收入落差巨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增收渠道狭窄，收入增速慢。曲靖地区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占有量仅为1.41亩，只能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农村劳动力200多万，还有130万剩余劳动力需从土地上转移出去。由于劳动力总量远远供过于求，毫无技能的农民进城打工，受到了明显不平等的待遇，工资被压得非常低，无任何社会保障。
2、农村居民文化水平低下，农村劳动生产率低，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2000年，云南省农村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仅为6.85年，曲靖山区还有大量的农民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农业的科技含量和生产率较低下。农民收入提高慢，农民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就会越来越少，导致农村教育落后，科学文化素质偏低，反过来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又导致农民收入增长迟缓，从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
3、缺乏合理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由于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流动，农民进城打工得不到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待遇。同时，农村目前没有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大量农民又外出打工，就出现了大量土地闲置和荒废的现象，农业也无法实现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缩小曲靖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几点思考
要缩小曲靖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主要途径还在于增加农民的收入。解决城乡差距，发展农村经济，应该从“输血”和“造血”两方面措施入手，并且从“输血”逐步向“造血”过度，实现农村经济的自我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1、在财税政策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给农村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2005年,由于市政府在财税政策方面向农民的倾斜，农民获得了很多好处，人均实际纯收入增长了l9.5％，是自1997年来农民实际收入增长最快的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078元,并全面免征农业税。这些措施将非常有助于解决巨大的城乡差距问题。
2、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和建立合理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在户籍制度管理上，可以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建立城乡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消除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的二元性。国家必须建立合理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发挥目前土地制度的优势，使在非农领域就业的农民可以主动地把自己的耕地流转出去，改变目前大面积土地被撂荒或粗放式管理而未被充分利用的局面，充分发挥耕地应有的效益。从而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统筹城乡发展；理论评述；实际价值与贡献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是带有普遍性的世界性问题，欧美、东亚以及我国等国家或地区，针对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出现的问题，坚持以国家投资为主导，以增加农村公共设施投入为主要手段，以农村山水田林路等的综合规划与建设为主要措施，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统筹城乡发展的多样化模式。
1956年提出了注重城乡协调的思想，在此之后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城乡问题逐渐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政府重视农村经济发展，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城乡工作的重点，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经济社会的重要方略。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阐发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思路；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科学发展观出发，进一步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思想”，并将“统筹城乡发展”提到了五个统筹之首；2012年，党的十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促进城乡间要素平等交换，形成新型的城乡关系的发展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已成为我国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二、国外相关研究情况
国外早期的城乡关系发展理论有以下代表性观点。一是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19世纪初期，城乡的分离发展导致的城乡对立问题已成为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社会矛盾，在这一背景下，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提出“和谐的社会是不存在城乡的对立和差别的，乡村不是城市的附庸，城市也不是乡村的主宰，二者是平等的”[1]。这是关于城乡需要统筹发展的早期构想。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城乡之间没有差别和对立的观点是城乡一体化理论的雏形，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是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二是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Chunen）在其1826年出版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提出“杜能圈”[2]的构想，他将城市假设成为孤立国的中心，农村处于孤立国以外的范围，并得出了孤立国农业空间布局的原则和构架，为“城乡统筹”协调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三是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英国著名规划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在其1902年出版的著作《明日的田园城市》中呼吁要“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结构形态”[3]，并提出“乡村和城市都有明显的优点和缺点，‘城市―乡村’交融形态能有效规避他们的缺点、彰显他们的优点。因此，城市和乡村要紧密结合在一起”[3]。他提出的是一种城乡关系改良的思想，主张用统筹城乡、城乡一体化来代替城乡之间的对立和分割，实质上是利用乡村来带动城市的发展。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实质上是一种“以乡带城”理论，他强调的并不是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而是仅消极的避开城乡之间的主要矛盾而已，
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继续加大，在这一背景下催生了新的城乡发展观。一是麦基的“城乡一体化理论”。1987年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基提出的“Desakota”模式，主张要推进城乡之间的一体化发展，“Desakota”模式是针对亚洲国家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模式，对欠发达国家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二是区域网络模型。道格拉斯在分析过去的各种城乡发展理论与规划的基础上，提出了城乡之间相互依赖的区域网络化发展模型。强调提高居民的日常生活质量和改善城乡基础设施网络的连接度。该发展模式在发挥城乡优势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发展中的城乡相互作用理论。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全球面临的一大挑战，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塔科里和大卫奥特斯威特构建了消极的和积极的“城乡相互作用与区域发展”的关联模式，强调中小城镇在促进乡村地区发展以及缓解贫困中的作用，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城乡矛盾问题提供了参考。
综上所述，虽然国外城乡统筹发展研究对探索如何解决城乡矛盾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但是也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国外学者主要是站在宏观层面上对统筹城乡问题进行考察，而针对统筹城乡发展的特殊性研究相对缺乏，诸如类似我国发展农村城镇化等方面内容就较少涉及。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早，发展速度快，城乡之间的对立关系不明显，因此，国外的很多研究把城乡的人为分离作为前提，而且研究主要侧重在数理论证的实证研究，缺乏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国外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以工业革命时期的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对发展国家具有局限性。
三、国内相关研究情况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于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研究具有十分丰富的成果，下面针对学者们对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内涵、意义、发展机制以及对策措施等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并作简要评述。
（一）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内涵研究
自党中央提“统筹城乡发展”理念提出之后，学者们便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但是由于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到目前为止，对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概念尚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鞠正江（2003）[4]从统筹城乡的资源角度考虑，认为统筹城乡就是统筹城乡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以及政治资源等三个方面。焦伟侠等（2004）[5]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考虑，认为统筹城乡发展可以概括为三方面含义，一是将城市和乡村当成统一的整体，实行统一谋划管理；二是全方位看待“三农”问题，让农民共享发展成果；三是摒弃城乡不平等、城乡分治的发展思路，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促进要素合理流通。秦庆武（2005）[6]从统一城乡规划的角度出发，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是把乡村和城市当做一个整体，进行全盘考虑，统一进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把乡村和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综合研究，统筹加以解决。学者们从不用的角度来阐述统筹城乡发展的内涵，可以归纳为两种思考维度，一是鞠正江从资源协调统筹的角度出发体现出从“局部统筹―整体统筹”的思路，二是焦伟侠和秦庆武等对城乡一体进行统一规划角度则体现出“统筹整体―统筹局部”的思路，相较而言，前者更具有可行性。
（二）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意义研究
徐安勇（2010）[7]认为，推进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障，是新时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对于我国解决“三农”问题，深化农村改革具有重要意义。郭建军（2007）[8]指出，城乡关系是否和谐关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综合体现，是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周静（2008）[9]认为，统筹城乡发展不仅能够缓解农村社会的矛盾，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还能够妥善处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促进城乡差距的缩小，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三）关于统筹城乡的发展机制研究
袁岳驷（2005）[10]构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经济机制，主要包括资源配置、公共物品供给、社会保障等各种机制。袁志刚等（2010）[11]研究了城乡统筹发展的空间动力机制，他认为人力资本和土地资本的统一是城乡协调的动力机制。吴丽娟等（2012）[12]把统筹城乡发展的动力机制归纳为三种基本模式：自上而下模式―以大城市为中心带动小城市和农村的发展；自下而上模式―推动中小城镇产业化发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模式。袁岳驷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机制构建更侧重于从微观的角度研究机制建设问题，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袁志刚和吴丽娟等提出的统筹城乡的动力机制则侧重于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机制建设问题。
（四）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对策措施研究
张国（2004）[13]在总结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失衡问题的基础上，得出失衡的原因在于我国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的体制问题，包括二元的户籍制度、二元的融资体制以及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等。因此，他提出要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破除制约“三农”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上的障碍。苏明（2006）[14]提出实现统筹城乡，要着重发展农村教育、发展现代农业、改革农村财税制度。姚林香（2007）[15]认为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关键在于财政政策的支持。刘美平（2009）[16]从城乡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差距角度出发，提出当前我国城乡之间的差距具有多重性，要在政治层面着力，配套以财政支农、城市助农、工业哺农等手段，促进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回良玉（2010）[17]则认为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是根本立足点，要贯彻落实城乡改革联动机制，推进要素向农村流动，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张国等提出的对策措施侧重于体制机制建设的角度，从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角度去改善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问题；而苏明和姚林香侧重于如何打破城乡的二元结构，进而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城乡关系的研究是当前的热点问题之一，学者们对城乡关系的研究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研究也较为深刻，在很多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但是由于统筹城乡是一个复杂性、系统性、长期性和地域性的问题，因此，很多理论上的研究还存在不足，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一是很多研究还缺乏深层次的探讨，在研究深度上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在研究范围上多集中于对某一时期社会上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政策式和应对性的讨论，缺乏从城乡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统筹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范围相对局限；二是提出的很多实施措施和政策建议都是对具体经验的总结和罗列，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对于我国统筹城乡实践工作的开展缺少指导意义；三是缺少对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的研究。统筹城乡是关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构建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能够定期评估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现状和进程，及时修正发展中的错误，对更好地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国内关于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萌芽状态，亟待科学系统的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的建立。
四、统筹城乡问题的研究意义
统筹城乡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改善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的战略举措，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对这一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意义
1.完善统筹城乡理论体系。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统筹城乡理论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在对于统筹城乡问题进行研究时都存在缺陷和不足，难以系统的对统筹城乡理论做出概括。因此，对统筹城乡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一方面可以弥补原有理论研究中的缺陷和不足，使统筹城乡理论体系更加完善，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工作；另一方面可以完善统筹城乡理论体系，探索构建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更好地为我国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借鉴，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国内外统筹城乡发展的问题奠定基础。
2.相关学科的创新发展。统筹城乡关系的问题涉及区域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地理学、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规划学等学科，这些学科都对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的研究有着重大的贡献。同时，深入研究统筹城乡发展理论也会促进这些学科的发展。其一，对于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可以为这些学科提供更多、更广、更有实际意义的研究课题，有助于学科建设和发展；其二，由于统筹城乡问题是当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我国解决城乡发展矛盾的重要实践要求，因而可以将更多的专业人才吸纳到相关学科建设中；其三，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于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的研究也会不断深入，它涉及更广阔的领域，所以会在现有学科的基础上促使新学科的产生。
3.揭示城乡发展的基本规律。统筹城乡发展主要有“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一体化”等几种发展模式，但是在实践中选择何种模式需要根据现实情况，深入分析城乡之间的发展状况，了解城乡之间的基本规律。同时，深入研究统筹城乡发展问题，通过比较国内外城乡关系的演变进程，总结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城乡发展的探索和经验教训，也可以梳理出城乡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总结规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我国统筹城乡发展面临的约束条件和主要矛盾，从而构建出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运行机制，有助于指导我国统筹城乡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实践意义
1.推进“三农”问题有效解决。当前“三农”问题是一直以来制约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瓶颈”，因此，我国只有妥善处理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才能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而统筹城乡发展，加强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支持，可以促进生产要素从城市流向农村，带动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推进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还可以进一步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改善原有的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提高农村土地利用率，保障粮食产量；同时，统筹城乡发展还可以有效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让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可以共享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减少低收入和贫困群体。“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2.缓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城市是现代化的大工业经济形式，而农村的经济却以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基础设施优越，农村的基础设施缺乏；农村人均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城市等。在我国工业化起步发展过程中，农村为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经济却一直处于低端水平，严重落后于城市的发展水平，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摆脱原有的工业掠夺农业的做法，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促进资源、产业、人才、资金等向农村流动，可以提高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改善农村经济结构，繁荣农村经济，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缓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矛盾。
3.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只有发达的城市而没有繁荣的农村的社会不是小康社会，这样的社会也必然会导致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稳定。农村作为城市的腹地，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缺少农村经济和农业作为基础，城市的发展将难以为继。统筹城乡发展，将城乡作为统一的整体，可以进一步提升农村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增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生活条件差距，加快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
实践表明，统筹城乡发展是长期以来我国探索解决城乡发展矛盾的重要手段，对统筹城乡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具有理论研究意义，更具有实践意义。统筹城乡发展可以有效解决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缓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矛盾，推进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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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heoreticalReviewtotheBalancedUrban-ruralDevelopmentinChina
LIANMao-jun1，XUDuo2
（1.SchoolofGeographicalScience，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Changchun130024，
China；2.SchoolofEconomics，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Changchun130117，China）
新中国成立至今,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工业化成绩斐然,农业也获得了较大发展,但从工农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社会发展差距等方面综合判断,我国城乡关系的失衡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一)工农差距扩大,农业的弱质地位未能改变
我国长期以来以不平等交换体制为基础,通过“剪刀差”形式挤压农业、索取农业剩余,加快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发展的做法,至今犹在。改革开放前20多年里,依靠它转移农村积累给工业和城市的规模估计在6000亿元—8000亿元之间。有专家估计,1990年代以来每年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约为1000多亿元,总体上仍旧是农村背负城市,“以乡养城”。
(二)城乡经济差距扩大,农民仍是弱势群体
在收入方面,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475.6元,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为3.11倍,比1978年扩大了0.54倍,比1985年扩大了1.25倍,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高。如果把城市在养老、就业、医疗等方面福利性保障考虑在内,据测算,这方面的差距每年人均约3000多元,那么,我国城乡收入的实际差距为6倍左右。在消费方面,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品零售额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品零售额2.69倍。60.9%的农村人口消费品零售额只占36.7%,而39.1%的城镇居民却占据着63.3%的零售额。2002年,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6.2%,刚刚进入总体小康阶段,但我国城镇早在1997年就达到了这一水平。在储蓄方面,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储蓄是农户储蓄4.65倍。60.1%的农村居民,占有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仅有17.7%,而39.1%的城镇居民却占据着82.3%的储蓄存款总额。农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不到城镇居民的1/10,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差距悬殊。
(三)社会差距扩大,使农村成为落后地区
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环境等方面所享有的发展机会和政府福利,被边缘化的程度相当严重。在社会保障方面。近年来,农村社会保障(包括优抚救济、养老、医疗保险、福利等)每年约400多亿元,仅占GDP的0.5%左右,其中有2/3来自乡镇企业和农民个人自筹,基本上是农民自我保障。农村的社会保障覆盖率只有3%,城乡社会保障覆盖率的比例为22:1,城乡人均社会保障费的比例为24:1。据民政部统计,2002年,农村仅有404万人得到了低保,占应保人数的25%,城镇低保人数达到了2054万人,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在科教方面,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农村人口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总人口的39.1%,远低于城市人口占65.4%的水平,小学文化程度占42.8%,15岁以上文盲率为8.3%,高于城市23.8%和4.0%的水平。2001年,农村人口小学文化程度占41.1%,较2000年下降了1.7个百分点,但仍比城市的19.7%高21.4个百分点,高中文化程度占5.22%,比城市的23.6%低18.4个百分点。农村人口文化科技素质低下,影响了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科技人员流失严重,在农业第一线的农技人员更少,平均每万名农业劳动力只拥有21人,与每万名职工拥有专业技术人员2800多人相差甚远。在医疗卫生方面,由于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生存困难造成机构人员不稳定,农村基层卫生服务机构被严重削弱。在环境方面,八亿农民滞留农村,加剧了土地资源、能源缺乏与人口增长的矛盾。由于乱开滥垦超载过牧,我国90%的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工业“三废”在农村扩散,以煤烟型为主的大气污染导致酸雨的覆盖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0%,主要流域的水污染比较严重;我国人均耕地为0.11公顷,有1/5耕地受到污染。大量数据表明,在未来的较长时期内,农村自然生态环境仍将处于高污染、低控制阶段,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形势严峻。失衡的城乡关系不仅使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村为落后地区的格局得以强化,而且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影响社会稳定,对经济效率也带来负面影响,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必将破坏城乡协调发展机制,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制约先进生产力向农村的渗透,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加大社会稳定成本,最终影响全面小康建设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二、“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没有解决好城乡二元发展模式的改革问题
“三农”问题现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并且折射出诸多的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探其原因,既有机制性问题,也有体制性弊端,从根本上说是没有根除城乡二元经济制度结构。
(一)农村财政资金的多收少支
依然存在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制度使农民仍承受着每年约1000亿元的“暗税”,再加上明的农业各税,近年来平均每年400多亿,工农关系因此长期处于扭曲状态。同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绝对数和占总支出的比重却很低。2001年财政用于支援农村生产和各项事业费为905.3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4.8%,仅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财政总支出2001年比上年增长18.7%,而支农支出仅增长2.1%。如果把农业基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救济费计算在内,2001年支出为1463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7.74%。如再把扶贫和农业政策性补贴计算在内,按此口径,2001年综合支出总额为2509.5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13.3%。各项对农业的支出都没有达到《农业法》规定“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的要求。农村财政多收少支的直接后果就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城市占有。城市对教育、卫生、文化等资源的占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均大大优于农村。
(二)农村金融多存少贷
金融机构对农业和农村企业贷款所占比重较低,与农业的贡献不对称。改革开放前,金融部门的农业贷款占所有贷款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3%左右,而1978年后一直维持在两位数以下,1998年以来徘徊在5%左右,对乡镇企业的贷款也一直保持在6%左右。2000年,全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达99371亿元,而用于农业和乡镇企业的贷款余额仅占10%左右。目前,国内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着重吸储、轻放贷的现象,只要有足够的存款,上解到上级金融机构,就可以过上赢利的安稳日子。这种体制和做法,造成了金融机构从农村吸储多、放贷少,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农业和农民办的乡镇企业贷款十分困难。
(三)农村土地多征少补
随着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深人,城镇非农建设用地已从行政划拨全面转向市场化的出让,土地出让价格大幅飚升,但向农民集体征用土地的补偿办法和补偿标准仍停留在行政划拨年代,土地出让的价格远远高于对农民的补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以乡养城”的一种新形式,是政府筹集城镇建设资金的主要途径,也是当前农民利益流失最严重的一条渠道。目前,征地纠纷已成为当前农民最多的领域,尤其是在城镇边上的农村,大片土地被征用后,其补偿费根本不足以让“失地农民”在城镇创业和安居,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
(四)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
目前,以歧视性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乡分割体制并没有彻底改变,由此造成的城乡“鸿沟”还没有完全消除,结构性偏差在继续维系。进入1990年代以来,随着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以及城市用工制度的松动,农村大量劳动力开始进入城市打工,农民进城务工作为城市反哺农业的现实途径,对城乡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但这是一种体制外的、暂时的流动,他们的户口仍然在农村,也不纳入城市的就业管理。我国失业统计一直不包括农村人口就是一个有力说明。这种制度导致了农民与市民天生不平等,把广大农民禁锢在农村,享受不到公民应有的权利和待遇,失去了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总之,大量事实表明,一系列剥夺农业和农民、保护工业,限制农民、保护市民的不平等、不公正的二元经济制度结构,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
三、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国际经验值得借鉴
尽管各国工业化模式不尽相同,“三农”问题的表现形式、基本特征和应对措施也有很大区别,但世界多数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不失时机地统筹城乡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以此缩小工农收入差异,解决“三农”问题,完成结构转变,是带有普遍性的发展规律。其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做法对我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无启示和借鉴。
(一)处理好工业化发展阶段与反哺农业的关系
普遍的经验是,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的水平时,即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后,就进入了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过渡,工农、城乡关系开始改善的最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为确保农业积累不再为工业发展所吸取,农业与非农产业平等发展,不同国家往往从各自国情出发,采取相应的平衡发展措施,一般都是以工业反哺农业为主要手段。目前,从总体上看,我国依靠从农业提取积累来支持工业发展的历史阶段已经结束,这是人们的基本共识。因此,在共同农业政策方面,应保证农业不再被工业挤压,在体制上给农业再一次松梆,以求资源不再从农业和农村被剥夺而流出。
(二)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
农业与工业相比,由于受自然因素、技术因素和规模经济的影响,其生产率水平相对低下,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较小。随之,农民无论在收入,还是社会地位上处于弱势地位,城镇化、非农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因此,为了农业的持续发展、发挥农业的多功能作用、稳定农村,各国政府制定各种保护措施,千方百计维护农民和农村利益。比如澳大利亚以“均等化机制”实施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平等公平地向经济不发达地区提供公共物品,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经验;美国、日本的农产品价格支持、欧盟的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及对农民的直接收入补贴政策等。
(三)处理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系
按照“木桶效应”理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其限制必定来自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相对落后,特别是农村社会事业的不发达。因此,处理好城乡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与我国情况最相近的就是韩国,他们实施农村“新村运动”的做法值得借鉴。
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财政、金融、税收体制上采取突破性的举措
(一)调整农村财政政策
基本方向是明确公共财政职能,增加农村财政资金总量,转换运行机制。一是逐步将县以下以改善农民基本生产条件和生活质量为重点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畴。将国债资金政策的重点应由城市转向农村,并增加预算内财政支农资金比例。要尽快改变中小型基础设施主要依靠农民群众投资投劳的办法,逐步把县以下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畴。特别要重点支持与农业生产与农民增收关系密切的节水旱作农业、人畜饮水、乡村道路、农村水电、农村沼气、草场围栏、农机具更新等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大“绿箱”支出,用足“黄箱”政策。“绿箱”重点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研、教育和技术推广引进,调整过去以数量增长为中心的政策取向;“黄箱”补贴应继续对良种、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生产经营贷款实行优惠政策。三是加大支持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二)建立规范的农业补贴制度
农业补贴是实施对农业支持与保护的主要政策工具。为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业竞争力,必须改革近年来国家财政投入巨资用于粮棉等农产品流通环节补贴的做法,从价格补贴方式逐步转向对农民直接补贴方式,建立有效规范的农业补贴制度。主要途径有:逐步将粮食风险基金转为对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在主产区建立对农业生产者的生产性补贴;逐步将一部分农产品出口补贴转为对农民的直接收入补贴;继续加大对受灾地区农民的收入补贴;逐步增加对农民的生态环境补贴。
(三)调整农村金融政策
校正金融资源的城市偏向,要从规范农村金融政策入手,形成五方面的支持:一是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保证县及县以下的邮政储蓄机构、信用社、其他商业银行从农村吸收的资金,要争取全额或绝大部分返还用于农村。二是国家在利率浮动幅度、再贷款、贴息、补亏、税收等方面支持商业金融机构发放农业贷款。三是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根据农户需求,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范围,注意进行贷款品种和方式的创新。四是按照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五是适时将农业保险提上议程,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低成本、高效率的现代农业保险制度。
(四)调整农村税收政策
近年来,我国农村税费改革成效显著,但改革方案没有跳出“摊丁入亩”的框架,不是对商品征税,而是对土地征税。2003年全国税费改革后,如不继续深化改革,势必出现收费反弹。应考虑按市场经济原则进一步改革的方案,将对土地征税改为对农业商品征税。具体方案是对进入商品市场的农产品征收商品税,对农业生产者的生产所得征收所得税;并且按照国际惯例,对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者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五、建立完善城乡劳动力统一管理制度和土地征用市场化管理办法
(一)调整农村就业政策
调整农村就业政策的基本方向是实施城乡统筹就业政策,实现城乡间劳动力市场统一管理。实施城乡统筹就业战略,重点要实施就业政策和管理体制一体化的创新、劳动力资源配置市场化的创新和劳动就业的机会均等的制度创新。因此,需要对城市利益导向的国民经济分配格局和城乡关系进行重大调整。实施城乡统筹的就业政策,当务之急是要明确政府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负有重要职能和重大责任,从体制和机制上提出根本的解决办法,逐步建立和完善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五大体系,即建立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管理和服务体系、农村劳动力流动监测体系、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体系、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的就业信息体系和建立维护农村劳动力合法权益的法律服务体系。为了从体制上根本解决农村劳动力无序流动的状况,建议设置管理全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专门机构。其主要职能是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资源及转移就业的监测,指导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培训,提供比较准确的劳务信息,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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