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化的体现范例(12篇)
时间：2024-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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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孝文化产生的情感基础
由动物“反哺本能”发展进化而来的人类敬母爱母之情是孝产生的情感基础。人类敬母爱母之情是孝观念的最初萌芽。这种感情与动物“反哺本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包含感性和理性双重因素；后者只包含感性因素。动物“反哺本能”行为，自古以来，史籍中记载了很多。《本草纲目・禽部》载：“慈乌：此鸟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这种“反哺本能”行为，纯粹受感性支配，不会也不可能包含理性因素，这是由动物的本身特征决定的。对照而言，人类诞生以后，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为了生存，早期人类与大自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群居生活是他们取得生存权力的根本，群居生活构成原始群。原始群是松散组织，没有婚姻和家庭，两性关系杂乱。随着社会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逐渐意识到血缘婚姻对人类体质产生的不良影响，限制血缘集团内部通婚成为当时的社会主题，血缘内婚向氏族外婚转变已成为必然。血缘内婚和血缘外婚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母系血缘关系是社会主流，起着支撑作用，子女知母不知父。《吕氏春秋？恃君览》记载：“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这就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典型特征。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子女都随母亲生活，母亲承担抚养子女的责任和义务。母权制下的子女对母亲有强烈的依存感和感恩报德之情，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子女对母亲的感恩与动物的“反哺本能”有着本质区别。其一，动物没有理性情感，人类则相反，这是人与动物的本质特征决定的。其二，对母亲的感恩包含母权崇拜心理因素，在母系氏族社会的妇女，特别是老年妇女往往是氏族社会生产的指挥者或领导者。她们有较为丰富的经验，受到大家特别的尊重。在她们死后，进行了与众不同的安葬，将生前使用的装饰品随葬。这种区别正是氏族成员对他们的氏族首领或年长者爱戴的一种反映。其三，对母亲的感恩包含生命崇拜心理因素。尽管动物“报恩”与原始社会对母亲感恩之情有本质区别，但从两者的情感出发点和行为相似性来看，是一脉相承的。人类敬母爱母之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它是孝产生的情感基础。
二、孝文化产生的认识基础
早期人类由对象意识向自我意识的转变是孝产生的认识基础。对象意识是指向自我以外的客体的意识；自我意识是一个人关于自身的认识，是作为主体我的自我对作为客体我的自我的存在活动及其过程的有意识的反映。这种由对象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转向，是思维中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早期人类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自然崇拜”阶段，表现出对自然恩赐的顶礼膜拜、祈求及对自然灾变的不解、恐惧、屈从、敬畏。在对象意识占主导认识中，对大自然的关注大于对人事的关注。在长期生活中，早期人类发现大自然的力量变幻莫测，捉摸不定；对大自然虔诚膜拜者又总是受到遭难。他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确定的人间现象和具体人事，对象意识开始向自我意识转变。对大自然和神灵崇拜的同时，开始关注对生命本身的崇拜。孝的产生与人类生命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人类对生命本身的崇拜和对生命本源的探索，表现在思想意思和现实行为上就是敬祖观念和祭祀活动。《礼记》载：“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孝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不忘本”，对已去的先人追养和祭奠，祭祖是对生命赐予者的情感上的缅怀和纪念，同时也使人伦关系在情感上得以延续。《论语？学而》中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者，丧必尽其礼，恭敬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者，祭必尽其诚，虔诚静穆地追祭历代的祖先；民德归厚，谓下民化之，其德亦归于厚，即老百姓的道德就会趋向敦厚了。《论语》中记载：孟懿子曾向孔子请教孝的学问，孔子回答说“无违。”樊迟问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子主张在祖先或父母去世后，一定要按照礼的要求和标准来祭祀他们。孝是维系亲缘的一股浓浓的亲情，是血浓于水的不变真情。对祖先的崇拜和祭奠，是古代人类对生命本源的迷茫和探索的表现形式，它也充分说明孝的正式产生与父权制有着很大的关系。而对生命的本源的探索乃人类对象意识向自我意识转变的结果，它是孝产生的认识基础。
三、孝文化的制度保障
孝行孝道，是中华文化和中国伦理的根基。纵观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在世界上的许多民族中没有一个像中华民族那样重视孝，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关注孝。孝，既是我国文化的鲜明特色，也是我国文化的伦理特色。作为炎黄子孙，最难承受的指责就是不孝；身为中华儿女，我们总以被人称赞为孝子贤孙而骄傲自豪。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中华文化经历几千年的大浪淘沙，风雨洗礼，许多风俗习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演化，随着民族的融合而丰富，可唯有孝道文化树大根深，牢不可摧。许多早年飘扬过海、定居他乡好几代的华人华侨，他们已经不能流利地说母语，早已淡忘了家乡的青山小河，但唯有一件大事不可或缺，那就是拜祖祭先。这一神圣而固定的习俗，使他们永远打上炎黄子孙的鲜明烙印。
诚然，任何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都不可能只有精华，而没有糟粕。发展演变到极致的中国孝文化，在鲁迅眼里，曾只剩下“吃人”的面貌。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统治阶级为了政治利益的需要，把以孝治天下作为调整和规范社会关系的最高境界，让活人殉死、殉葬当做尽孝尽忠的榜样，演绎了多少人间悲剧。而“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观念，更是对人性与自由的残酷扼杀，将偌大一个文明古国桎梏得思想无存、万马齐喑、死气沉沉。那流行至今的《二十四孝》故事，充满了违背科学，践踏人性，愚昧迂腐的气味。像卖身葬父、埋儿奉母、恣蚊饱血、尝粪忧心、戏彩娱亲、弃官奉亲等等，体现了极端孝道的残忍，反科学、反人类，并不值得颂扬流传，更不能让当今的青少年所学习效仿。
或许正是传统孝道文化的糟粕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或许那种极端行孝的负面作用已经沦为民族的一种劣根，因此，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反封建的大旗下，墨儒孝道曾被列入被荡涤的范围，与争取自由，个性解放的现代青年越来越不相容。进入改革开放年代，随着世界经济的融合与文化多元文化的发展，那种“百德孝为本”的观念大多停留在书本与父辈的教诲上。青年人的思想与追求已经随着当今世界的五彩斑斓飞翔而去，不再受传统的禁锢约束，以至于如今许多长辈和家长不断抱怨人心不古、儿女不孝、世风日下。
当代许多年轻人真的是不孝子孙了吗？任何这样的估价与结论都是不值得一驳的。在拥有13亿人口的国度里，要寻找一批敬祖尽孝的典型事例并不难，当代版的《二十四孝》故事也能挖掘到。可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当今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孝道，弘扬什么样的文化？
现代社会最核心的价值观是什么？是公平。具体到孝德，体现为一种代际公平。只有公平，才能树立完美的人格，体现做人的尊严。不管何等璀璨的传统习俗与文化，能否在现代社会得到弘扬发展，关键是在展现公开中找到自身的历史方位和坐标。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有一点难以与现代社会相融合的，那就是不公平。中国孝道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臣对君孝、子对父孝、妻对夫孝（忠），反之则为大逆不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行，子不能不行；夫要妻离，妻不能不离。这种权利的不对等，义务的不对称，人格的不平等，就是严重的不公平。将严重不公的事情作为道德规范，必将导致社会的畸形发展。
“百善孝先，内涵宏深，始于事亲，终于立身……”
10月12日晚，在孝感市湖北工程学院体育馆，一首荡气回肠的诗词《孝道千古》，拉开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湖北省文联“送欢乐下基层”暨2016中国孝感孝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晚会帷幕。
孝感，中国孝文化之乡。在这座因董永卖身葬父而得名的城市，孝道之风沿袭千年。长期以来，孝感市自觉汲取孝文化的丰富营养，并将其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体系中，使孝道内涵与时俱进，催生磅礴激荡的精神力量。
今年孝感孝文化旅游节是2002年以来，孝感市委市政府主办的第13届孝文化旅游节。而孝文化已成为孝感打响文化品牌、繁荣文化产业、建设孝文化名城，推动城市发展的独特优势。
“因孝命名、以孝传名”的城市
10月13日，在湖北工程学院文学院报告厅“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践行核心价值观”城市文化建设交流活动中，来自河北滦平县、山西运城市盐湖区、上海奉贤区、浙江绍兴市上虞区等地代表，展开了交流。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交流活动的这些地区，都有孝文化的传统。但纵观全国，唯一一个因孝命名、以孝传名的城市，却只有孝感。
“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首德，而孝感是孝文化发祥地之一，因“孝行感天”而得名，在中国古代“二十四孝”故事中独占三席，是我国唯一以“孝”命名的地级城市。
孝感的孝文化，在众多古籍中已有记载。
孝感位于江汉平原东北部，桐柏山、大别山的南麓。北边与河南接壤，南边与武汉相邻，自古就是南北交通要道，最初县名为“孝昌”。
据史料记载，南朝宋元嘉三年（公元453年），文帝刘义隆的长子刘助篡夺帝位杀死文帝，将年号改为太初。文帝的第三子武陵王刘骏，率部讨伐篡逆的刘助获得成功，登基称帝，即宋世祖。
为巩固皇权，刘骏积极倡导孝行，并将年号改为孝建。为表明其以孝治国的决心，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刘骏在孝子辈出、孝名远扬的安陆东境、郧县南境内新增置一“孝昌”县。
至五代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庄宗李存勖为避其祖父李国昌的名讳，又因董永、孟宗、黄香三大孝子孝行感天动地，把孝昌改称为“孝感”，一直沿用到现在。
据《孝感县志》记载，孝感因“董永卖身葬父、孝行感天”而得名。西汉时，“卖身葬父”的董永，引得“仙女下凡配孝子”，“七仙女下凡配董郎”的故事，流行甚广，对劝人行孝具有积极意义。
而东汉时“扇枕温衾”的黄香，其子黄琼、其孙黄琬的众多事迹，也都很有影响力。三国时“哭竹生笋”的孟宗，少时丧父，母亲教子有方，“南阳求学”、“腌鱼沉池”、“竹岗清风”、“庐墓三载”，与“孟宗哭竹”都是感人故事。
元朝人郭居敬的《二十四孝》及坊间流传的《二十四孝图说》中，则收编了中华民族五帝至宋约3000年间共24孝子事迹，孝感市以其弹丸之地而独占其三，可见此地孝子辈出的典范之多在全国是著名的。
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记载的孝感有名有姓孝子就有493人，在应城还留下了欧阳修的孝故事和守孝堂，为孝感孝文化特色品牌打下深厚的基础。
这些传说和故事，有着“孝之为德，天人共与”的蕴意。人们期盼甚至相信“行孝之人终有善报”，其价值在于劝人行孝尽孝，使孝道世代相传，不绝如缕。
孝子辈出的热土
时至今日，孝感依然是孝子辈出的热土。
孝文化中的孝廉、孝德、孝亲、孝诚元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道德规范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密切相关。近些年来，市委、市政府紧紧抓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根本，大力挖掘各地先进典型，以孝润德，推进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激发良好社风民风，催开了遍地的道德之花、文明之花。
1996年，孝感在全国首开先河，评选当代孝子；2005年，又在全国率先开展首届“十大孝亲敬老小天使”评选。近20年来，所评选出的100多名新时代孝子和全国道德模范，凝聚成“中华孝文化之乡”丰厚的孝道资源，其精神力量滋润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状ǘ女，并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专职侍老”的汪金珍、“侄媳养姑”的张丽艳、“三舍养亲”的彭雄武、“父母如天”的陈行、“千方侍母”的宋华根、“借债救父”的张庆丰、“孝悌并行”的刘祖书、“辞京奉母”的彭卫东、“万里轮迹”的唐军、“精护双亲”的崔玉江……这一个又一个响亮的名字，镌刻在孝感2015年评出的第八届“十大孝子”名单上，这是孝感荣耀，也是道德之花又在状ù蟮亟岢龅木神硕果。
一个先进典型，就是一面旗帜。
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学先进、赶先进、争先进，孝感通过道德模范基层巡讲、事迹报告会等形式进行宣传，让先进典型的崇高品德和高尚情操更深入人心。
从2015年10月开始，为进一步弘扬中华孝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打造孝廉机关、孝德校园、孝亲社区、孝诚企业“四孝”品牌，市委宣传部特别组建“孝行天下”百姓宣讲团。
百姓宣讲团从百姓视角，用百姓语言，讲述看得见、摸得着的孝子事迹，在状ù蟮叵破鹆饲呷诵撵榈摹靶⒌男风”。
2015年11月，宣讲团到各县市区进行巡宣讲。今年5月，宣讲团走进湖北工程学院和湖北职业技术学院，送来了两场感人肺腑的精彩报告。
打开孝感近年的“群英谱”：有安心本职、专注工作、迷恋事业的“全国优秀组织工作干部”涂红刚；有从警30年，扎根基层，真诚、真心、真情为社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的社区民警吴和平；也有热爱“三农”事业，“把农民当父母，把种子当儿抚，把自己当农夫”的汤俭民；有27年始终坚守在乡镇司法所工作一线的“全国模范司法所长”徐全朝；也有数十年如一日，扎根一线、献身水利、为民服务的“铁面水官”蒋志刚……
正是这一个个道德模范和时代先锋，汇聚成了孝感的“群星现象”。他们的凡人壮举为孝感注入强大的正能量，挺起了中华孝文化名城的脊梁。
以孝凝聚城市精神
孝文化是孝感城市精神内核，传承弘扬孝文化则是孝感义不容辞的责任。
近年来，孝感明确提出建设“中华孝文化名城”城市定位，通过开展孝文化教育和表彰，举办以孝文化为主题的节庆活动，建设孝文化名城人文景观等活动，将孝感打造成国际孝文化的讲台、展示中华孝文化的舞台、全国孝老爱亲和思想道德建设模范评选表彰的平台，从而为孝感发展繁荣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持。
为了抓实“中华孝文化名城”建设工作，2013年，市委、市政府组织编制了《大力推进文化跨越、加快建设中华孝文化名城纲要》，从研究孝义、评选孝子、繁荣孝艺、建设孝景、举办孝节、弘扬孝德等多个方面入手，以孝文化项目为支撑，进一步明确目标和举措，致力把孝感打造成中华孝文化研究高地、传播实践基地、旅游胜地和老龄产业基地。
孝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深入挖掘孝文化现代价值，近年来孝感市秉承核心价值观，推行“小孝持家、中孝敬业、大孝爱国”的现代孝德孝义，对民间不断涌现的“孝”萌芽，勤培土，善浇水，使其成为一片片摇曳多姿的风景。
迄今，孝感连续举办中国・孝感孝文化艺术节、“十大孝子”和“十大孝亲敬老小天使”评选等活动，让孝文化不断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还面向全国征集了体现孝文化特色的市歌、市徽，凝炼出“至孝至诚、图强图新”的孝感精神。
目前，孝感已成立湖北孝文化研究基地、湖北孝文化研究会，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推进孝文化理论研究；承办孝文化国际研讨会，举办《董永与七仙女》邮票首发式；“董永传说”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以孝为元素的文艺作品，则成为弘扬孝文化的重要载体。
每年金秋时节，省市各剧团都用传统地方戏演绎孝文化，每年集中演出10天，还用剪纸、善书、皮影、水墨漫画等当地艺术品种宣传孝文化，把“孝亲敬老”写入《市民公约》、《村民公约》。
大型楚剧《槐荫谣》、《云梦黄香》、《孝子情》搬上舞台；创制电影《爱在青山绿水间》、《一粒米》；散文集《沽酒与何人》获冰心散文奖、中篇小说《滴血一剑》获第六届湖北文学奖、美术作品《雪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而学校、机关、家庭、社区，也都成为孝文化的舞台。
孝感已编印《中华孝文化通俗读本》，作为孝感地方课程教材；广泛开展“孝心传递”书信感恩、“情暖重阳孝行周”等活动，让广大青少年从小接受孝文化教育和熏陶。
除此之外，孝感还出台60岁以上老人免费乘坐公交车，80岁以上老人享受高龄补贴等政策，切实保障老年人生活；大力支持养老产业发展，投资10亿元建设“中华敬老园”，探索了社区养老、“医养结合”、“公建民营”等养老服务模式，被列为全国养老服务业试点城市。
如今，一批以开发孝文化资源为主题的现代企业，也已脱颖而出。
以荣获中华老字号的孝感麻糖、孝感米酒、孟宗竹产品、黄香糯米为首的200多家生产企业，家家都打孝文化牌，形成扎堆效应，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着孝文化名城建设。
孝就是从生活中点滴做起
让政策带上温情，让措施具有可操作性，努力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才能真正做到顺民心、合民意、接地气。
“百善孝为先，孝敬是根本；天地恩情永难忘，心中扎下根……”10月13日，玉泉小学百余师生饱含深情地高声朗诵《中华孝道》。
这是玉泉小学一次《孝驻玉泉善在践行》主题班会。平时，这样的诵读场景还有很多。通过诵读国学经典，教导学生知恩感恩，是孝感玉泉小学感恩教育实践活动的一部分。
“孝，就是从生活中点滴做起的一些小事儿，爸爸妈妈下班了，帮他们倒杯茶、捶捶背，这些都是我向他们表达孝心的方式。”六年级一班的学生黄好说。从一年级开始，老师就带领同学们学习孝的知识，从日常生活做起开展各种实践活动。
穿行在操场、教学楼、园艺绿地，原创的感恩书画、孝德儿歌诗词，历届孝德之星和孝德故事，处处可见。
玉泉小学校长张晓琴介绍，学校将“孝德文化”作为校园文化建设核心，开展的“讲一个孝德故事，做一件孝敬父母的事，看一部孝德电影，算一笔亲情账，写一封感恩信”、“孝行月”、“孝德之星”评选等活动，深受学生家长欢迎。
如今，玉泉小学院外墙不仅被设计成一面记录孝德的文化墙，靠墙还设置了很多长椅，老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休憩、聊天。
不仅仅是校园。孝感以打造孝廉机关、孝德校园、孝亲社区、孝诚企业“四孝”品牌为着力点，注重针对性和实效性，区分不同群体，分类施策，谱写了孝德新篇章，唱响了孝德主旋律。
把孝亲文化浸润到基层社区一线，在城乡社区广泛开展了“给父母做一次体检、带父母看一场电影（戏曲）、给父母添置一套新衣、给父母做一次饭、每月给父母一次零花钱、关爱一个留守儿童、结一个空巢老人帮扶对子”等为主要内容的“七个一”孝亲实践活动。
在市级以上文明村、文明社区中，组织开展以“唱孝亲歌曲、看孝亲短片、讲孝亲故事、诵孝亲经典”为主要内容的孝亲大讲堂活动，汇聚孝老爱亲、崇德向善的强大力量。
让孝德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一点一滴中，从宣传橱窗、文化墙，到教室走廊，从孝德故事、名篇名句，到宣传画，形式多样，细节丰富，让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孝德文化的滋养。
孝感在机关党员干部中深入开展培育和践行孝廉活动，举办孝廉文化大讲堂，将孝廉文化列为全市党校必学内容和各机关单位年度理论学习计划，督促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以孝促廉、以廉践孝，争做孝廉文化的践行者、示范者、传播者。
在孝感企业职工中，培育和践行孝诚活动已深入人心，抓住质量诚信、价格诚信、履约诚信、服务诚信等关键环节，把孝诚文化融入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融入企业各项规章制度、服务标准、工作流程之中。
以国家电网孝感供电公司为例，其“孝心志愿服务队”成立于1983年，薪火相传33年，已发展到167名队员。
孝文化是孝感最好的对外名片
如今，孝感浓厚的孝文化氛围不仅对人们日常行为起到了“润物无声”的作用，同时也增添了城市的文化厚度，提升了孝感美誉度。
近年来，孝感市紧紧抓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根本，大力挖掘各地先进典型，以孝润德，推进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激发良好社风民风，8910平方公里的状ù蟮厣希孝道之花正在竞相绽放。
走进孝感，浓郁的孝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人民广场上，8块以“孝”为主题的大浮雕美轮美奂；徜徉街头，董永公园、槐荫大道、仙女路等名称过目不忘……
在城市景观建设上，尽量融进孝文化因子，建设了一批以孝文化为主题的城市雕塑，命名了槐荫大道、董永路、孝天路等一批城区道路。
目前，孝感把孝文化充分融入城区最大生态公园槐荫公园，高标准建设双峰山孝文化主题公园，加大云梦黄香文化公园和孝昌孟宗公园建设力度。
在相传董永卖身的付员外家址上，修建占地48000平方米的董永公园。公园内主要以仿古建筑为主，并根据民间传说新建了瑶池仙境、槐荫古树、饭山、理丝桥、百步梯、升仙台等部分景观，还重新修建董永墓、孝子祠等建筑，展示了董永孝敬老人、勤劳朴实的孝文化精神，众多游客慕名而来。
一座城市的节会，往往是这座城市的文化符号，且能体现城市的文化内涵。而孝文化旅游节，就是孝感一张重要的城市文化名片。
2002年以来，孝感依托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坚持连续举办以创新传统孝文化为特色，以系列群众性宣传文化活动为载体的孝文化旅游节，在全国全省产生深远影响。孝文化旅游节，已促进形成了孝道昌隆、民风淳朴、诚信友善、和谐稳定的良好人文环境，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文化动力。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践行核心价值观”，是今年孝文化旅游节主题。组委会围绕这一主题，组织开展系列群众性宣传文化教育活动，如“弘扬传统文化，践行核心价值观”城市交流活动、第三届民间文艺大赛、楚剧展演、孝文化公益广告大赛等10多项丰富多彩的活动。
中央电视台导演、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团总导演曲良平，连续第四次来孝感执导启动式主题晚会。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10-0052-04
中华民族乃礼义之邦，自古孝行天下。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我国老年人口的基数不断增大，而如何解决农村养老的问题亦日益凸显。1999年我国开始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1]2014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亿，该数字约等于整个欧盟的人口总和、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二。[2]20世纪以后欧美发达国家相继进入老龄社会，其主要依赖社会养老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以美国为例，政府以社会资本运作的方式建设独立式住宅、老年公寓、养老院、护理院和老年养生社区等等。我国古代的“养老文明”孕育了人类破解养老问题的“中国路径”――以孝养老。孝道是我国一种古老的养老保险。孝道突出养老为本位，将养老作为家庭的主要职责之一，使老年人得以接受子女的奉养；孝道主张老年人不仅物质上需要帮助，而且精神上要得到慰藉，感情上要有所寄托，从而引导家庭养老实现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的统一；孝道不断地将养老和敬老的观念赋予家庭养老，使得家庭养老从家庭行为转变为社会规范，短期行为变成世代相继。面对当下“老年社会”的浪潮，可通过重构孝道文化以应对农村养老问题，并着力推动传统孝道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现代孝道筑强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底色。
一、传统孝道以“养老敬老”为基本伦理准则
“孝”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但近年来经济的迅猛发展令家庭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紧张局面，有数亿人离开父母到城市打工，将父母留在农村无人照看。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政策意味着照顾老人的负担将主要落在独生子女肩上。许多中国家庭面临规模变小及家人分离的状况，正焦虑地寻找新的尽孝方式。在以高度的经济化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模式中，亟待从社会层面树立传统文化中的孝道，重拾中华传统孝道文化的内在价值。
（一）“孝道”的发端
“孝”是我国古代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也是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从词源上考察“孝”，《说文解字》中将“孝”字解读为：善事父母者。“孝”作为一个象形文字，下为“子”，上为“老”，表现出跪拜之“子”的意思，凸显出长幼尊卑的次序和礼节。孝的原始含义是崇拜祖先、孝敬祖先，以祈求祖先对其子孙的庇佑，属于人伦范畴。
首先，孝亲源于人类的天性。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即子女奉养父母是人之天性，孝道是社会的天理法则。“罪莫大于不孝”，“非孝者无亲”。孔子进而指出孝敬父母乃源于天性的五种表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其次，孝亲是一切善德的起点。孔子认为：“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后也；忠，德之正也”。人类的善心、善德和善举可通过多方面行为表现，亦可通过多方途经予以塑造，但是皆从孝的血缘亲情中发轫而来。再者，孝道是教化的根本。素质教育以德育为首，而孝道为德行之根本，所有的思想道德教育皆在此基础上而产生。最后，孝敬不等于盲从。孔子在《孝经?谏诤章》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孔子反对一味盲从，反对愚忠愚孝。主张做父亲的若有能谏诤的儿子，就不会陷于不义的行为之中，作儿子的若看到父亲有不义的行为，就应该直言相劝；为人臣子的若看到君王有不义的行为，就应该进言劝止。上述孝道精髓，充分体现了孔子的辨证思想和民主思想。
（二）孝道的内在价值
传统孝道乃在我国古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条件下孕育而生，它是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产物，有着其合理的内核。传统孝道主张养老敬老，孝老敬亲是中国人伦道德的根本。
1“奉先思孝”、善事父母，民以敬老为德。爱敬父母是孝最基本的内容。孝之爱敬，从何而来？《礼记?祭义》有云：“立爱自亲始”，即这种“爱人”之情来源于父母与子女的血缘亲情；是一种出自自然人性，发自子女内心的对父母的亲近、敬重。“善事父母”是孝文化最基本的要求。这首先指“能养之孝”。孔子说“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要求“事父母，能竭其力”；在“能养之孝”的基础上，孔子又提出“敬亲之孝”。他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即是说如果对父母不是由衷地敬爱，那养父母和养牲畜就没有什么差别。在这里，孔子援“敬”入“孝”，拓宽和升华了孝的内容。那么，怎么才算敬养，怎么才算孝子之行呢？《孝经》中提出了“五备”：“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也，然后能事其亲。”“五备”的要义在于要将父母放在心上，以诚敬的心情做好“生、养、死、葬”中的每一件事。这一点实际上为后世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人文关怀”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导民以孝，以孝侍亲，国以敬老为计。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洪荒年代”有过集体养老。“孝之本宜，恐非限于父母，诸父诸祖亦应善事。”社会处于一种原始、初级的集体养老的阶段，抚养老人是全氏族成员的共同责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养老方式由集体养老逐步转变为家庭养老。这首先是因为，物质生活资料有了相对剩余，私有财产的范围逐渐扩大，从而为人们的“亲亲之私”及养老方式变化提供了客观条件。二是由于婚姻家庭形式发生重要变化。人类社会逐渐步入了父系社会时期，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子女受父母抚育照料并有权继承父母的私有财产，同时子女也须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自此，奉养老人的行为落到了个体家庭之中。这种家庭养老模式，对解决古代中国的养老保障问题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与此同时，孝的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转而以“善事父母”为核心内容。
二、新时期农村养老亟待传统孝道的现代转化
面对“老有所养”的问题，我国古代以“导民以孝，以孝侍亲”的孝文化作为解决养老问题的思想基础，后被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引伸到政治生活中，与礼、义、忠、信并列而成为统治人民的一种工具。“孝道与养老”，二者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如何在传统孝道和现代社会政策之间找到融合点，是我们应该理性探讨的问题。每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要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我们民族给出的答案是“导民以孝，以孝侍亲”，以孝文化作为解决养老问题的思想基础。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应着力推动传统孝道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现代孝道筑强我国养老保障制度。
（一）传统孝道转化的现代语境
首先，生产方式的改变引发家庭关系变化。我国古代社会以农业生产为基本生产方式，春种夏管，秋收冬藏，处理生产生活中的问题主要靠经验，而人越老所掌握的知识越多，越值得社会尊重，故而老人在家庭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但在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现代社会，当晚辈的知识结构、资源财富、权力地位都超越长辈时，他们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便会加大，而老人们的地位难免会“边缘化”。其次，民主政治取代封建孝治。在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为要求臣子对自己尽“忠”而鼓吹百姓们行“孝”，“忠孝”也成为当时最高的道德评价标准。而在当今社会中，古时的“父母官”变成了当今的“人民公仆”；那时的“子民”“草民”，而今变成了“公民”“国家的主人”。最后，现代社会生存及养老的压力增大。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生存压力增大，子女对父母尽孝的难度提高。大多数家庭人口的“421”倒金字塔结构，使得子女在赡养父母的问题上常常有心无力。凡此种种因素，使得孝道传统日渐失去昔日的约束力，子女们对父母不尽赡养之义务、老而无养、养而不敬的现象屡见不鲜。[3]不少子女在老人还有一点利用价值时，一味索要，无度“啃老”；而老人一旦年高体衰，便视为累赘，甚至虐待或遗弃。传统孝道文化依靠历史的惯性踉跄而行。
然而，孝道养老的延续具备深厚的现实基础。首先，源于情感基础。“养”和“敬”源自人性天良善心，出自人类敬老扶弱本性。对曾经给自己以“身体发肤”，并为后代耗尽生命能量的至亲，予以养敬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只要人类亲子关系存在，此种珍贵的感情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次，基于群众基础。古往今来，孝道文化在国人的心中具有最重的分量。从小到大，由愚而聪，孝道文化在国人的身上留下了最深的烙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中国人的特征、中国的国民文化，“人不能不讲孝，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笃认孝理，愿当孝子，中华民族就是讲孝的民族。”最后，其具备政治基础。政府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并鼓励子女对父母行孝；法律层面上，国家也规定了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以上的诸多因素，皆有利于孝道文化的延续。
（二）孝道的现代性转化
唯有对孝道文化进行现代性阐释，方能实现古代传统到现代规范的转变，使传统孝道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辩证吸纳传统孝道精髓，对于建设当代新孝道，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孝道在不同时期的衍化表现出二重性的特征，应适时地对传统孝伦理的局限进行必要的批判，以适应新时代对新孝道文化的要求。[4]以我国古代的二十四孝图为例，二十四孝是一个故事叙事，只有变成了“二十四孝规范”才是社会公共政策。但用古代孝道规范现代社会的运转一定要慎重。某些故事可以勉强效仿，有些照着做，则会有丢掉性命的危险，更是触犯法律的行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新时代的道德观也需要不断扬弃不断进步，而传承传统文化，更应该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个基本辩证方法，方能得其精髓，滋养心灵，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构筑和培育现代美德的公共空间。如全国老龄委公布并倡议的新版“24孝”行动标准，节假日经常与父母共度、亲自给父母做饭、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它剔除了一味顺从、愚孝的封建糟粕，不仅包括“教父母学会上网”“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等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的行动准则，还着重于“支持单身父母再婚”“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等观念的突破和对老年人的心理关怀，因而得到了人们的肯定。[5]弘扬孝道文化，不能食古不化。在价值观日益多元、法治水平日益提升的公民社会，我们更应该注意传统文化与时展的有益对接。
现代孝道体现平等性，父子义务对称，其强调“孝”与“慈”相辅相成，强调两代人平等、自由、民主相处。现代孝道体现情感性，强调给予老人物质生活上的丰富和精神生活的富足。情感性是孝道文化的精髓，应特别注意发挥其优势作用。现代孝道体现时代性，强调互助互利共享。孝道文化在根本上是调整代际关系的道德规范，它应成为调整青老关系、缓解社会矛盾的良好黏合剂。青老两代的机会和权利，只有不同时段的各自侧重，并无任何一方的独占或舍弃。
（三）孝道养老是国家养老政策的底色
社会化养老不能取代家庭养老，孝道养老是国家养老政策的底色。当前我国农村养老主要存在家庭养老保障模式、社会养老保障模式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障模式，并且在实践中表现为土地养老、以房养老、保险养老、医养结合等诸多形式。对于普通农民而言，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是生活的寄托之所。以农村土地养老为例，农村的土地除国家所有以外，主要归属农民集体所有，农民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土地使用权。农民依赖土地而生存，能否合理地利用农村土地使用权关乎农民的主要财产收入。然而，家庭承包经营的方式使得土地细碎化，难以形成土地经营的现代化与规模化，加之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制度尚不健全，降低了农民的财产收入，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妨碍了农村养老制度的良性发展。
究竟应该以上述何种模式为重点和发展方向，目前学界仍存有较大争议。社会养老论者主张限制或控制各地区的制度差异，在全国范围内构建一个由中央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的统一的国民社会养老保障模式计划。家庭养老论者则主张家庭依然是我国养老的基石，应从制度伦理建构入手，建立家庭养老为主其他养老方式为辅的养老保障模式。[6]亦有学者主张，养老要全部推向市场，或者让国家全部包揽。若全部推向市场，老人的心理需求并未得以满足。以“孝道”中的子女给老人端茶倒水为例，通过市场虽然亦能实现，但其难以产生感情满足和精神慰藉的效果。若国家全部包揽，更不现实。据统计，我国老龄人口已达两亿，养老市场资金缺口是22万亿，若国家全力承担，必将是沉重的负荷。[7]个人认为，社会化养老，更多地借助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参与，其根本的目的就是对传统家庭养老的补充或更新，是对功能弱化的传统家庭养老的一种强化，而绝对不是取代家庭养老。目前家庭养老不仅是世界各国通行的主要养老方式，也是大部分老年人意愿和实际的选择。无论采取何种制度安排或规定以构建一个以何种养老方式为主、何种养老方式为辅、何种养老方式为补充的养老保障模式，皆应在弘扬农村孝道文化前提下，实现农村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非正规养老三者的有机结合。古代中国的“养老文明”彰显了人类破解养老问题的“中国路径”，以及这一路径的先进性。天伦之乐具有普适性，无关乎古今中西。同时，天伦之乐也是社会化养老无法取代的。黑格尔认为，古代中国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但是，孝文化在当前农村养老中功能弱化，这突出地表现在尊老养老观念淡化、家庭伦理道德淡化、不尽赡养义务和虐待老人、侵犯老人合法权益等诸多方面。
三、以现代孝道筑强国家养老保障体系
（一）将孝道由家庭伦理提升为社会伦理
无论是家庭养老，还是社会养老，都必须借重现代孝道。我国古代以孝为计破解养老困局，国家以弘扬孝道文化来鼓励家庭成为养老主体。当下传统孝道的价值在市场逻辑等因素之下悄然变化，社会政策与孝道观念不能相互照应。在农村养老的问题上，社会政策与孝道观念需要相互补充，以应对已出现和未来将会出现的各种难题。原为养老理论支柱的孝道文化，现在要从一种家庭伦理上升为一种社会伦理，为养老社会化提供文化支撑，促成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一同协力解决养老困局。这既是一种逻辑的推衍，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老年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面貌是社会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重塑传统孝道文化的应用，采取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以孝养老、政府调控、社会力量辅助多条腿走路，积极探索农村养老的非正规制度和正规制度的结合，真正使农村老人老有所养，保证我国农村老人衣食无忧和安度晚年。未来的养老制度体系建设应充分重视现代孝道的导向作用，建立一种以现代孝道为依托，符合中国国民心理需求，满足老年人物质生活、照顾护理、精神慰藉几个方面需求的全面养老保障制度体系。
（二）强化法治意识，为孝立法
孝道在古代属于家庭伦理范畴，而现在发展到了“为孝立法”的阶段。孝亲是人类的天性，但是要自觉地尽孝道义务，尚赖于后天的养成教育和法律的规范。以法助孝是行之有效的道德教化手段，尚需将现代孝道精神贯彻于养老立法之中，使道德和法律相互作用与相辅相成，如韩国颁行《孝行奖励资助法》，而美国法律则通过法定监护人制度保护老人的财产，并使其接受强制医疗。监护人的职责主要包括三方面：财务、个人和医疗，因为这跟老人以及一些有特殊精神病或者其他物理疾病的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8]我国在此方面较为欠缺，现行社会中的大部分敬老院，若欲入院首先被要求体检，长期患病的老人不能入住，精神疾病的老人亦不能入住，即使入院也往往对老人缺乏治疗。我国法律欠缺强制性养老规定，老年人监护监督制度和政府监护制度亦亟待构建。目前在我国，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8条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将孝道以法律来约束规范，为年迈的父母维护自己的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目前执行起来仍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新条款的规定较为笼统，对应该如何看望并未做出界定，也未对没有履行法律义务的当事人提出具体的惩罚措施。
（三）在法律范围内赋予老人更多权利
古代在弘扬孝道文化的同时，出台了一些优待礼遇老人的制度，包括对孤寡老人和生活困难的老人给予救济帮助。以古代鸠杖制度为例，鸠杖在先秦时期乃长者地位的象征，汉代时70岁以上的老人持有国家授予的鸠杖，出入官府衙门，不受限制；行走王土，食宿均有照应；做小本营生，一律免税务；身份地位受国家保护，有胆敢欺凌拄鸠杖老人者，以蔑视皇帝罪论处，严重者处以死刑。当尊老爱老慢慢地演变成一种国家制度时，鸠杖成为古代敬老养老的标志。在我国，老年人达到一定年龄时，可以申领到优待证。持有优待证的老年人可在许多方面享受到优惠和照顾，这正如手持鸠杖可享受诸多“特权”。如果说“孝”是中国未来生活的基本价值，还需要在国家政策和社会规则的层面上有所回应，包括每一个立法的改革都应考虑在法律范围内赋予老人更多权利。
关键词：孝文化创新创业文化载体建设
“百善孝为先”，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元素，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精神文化营养，是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筑梦中国”的精神动力，需要不断继承和大力弘扬。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撬动“中国梦”的杠杆；创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崛起之途，助力实现“中国梦”。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高等教育肩负着文化传承和培养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的神圣使命。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地处中华孝文化名城――孝感，这里，孝文化资源丰富，浸润人心。学校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注重发掘孝文化资源，弘扬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大力推进孝文化与创新创业文化相融合的特色文化育人。
一、孝文化与创新创业文化相融合的特色文化育人内涵
1.孝文化的内涵。
“孝”字最早见于距今三千多年的殷墟甲骨文中，由“老”与“子”的上下结构会意字而成，形象地描绘出上面的老人呵护着下面的子女，下面的子女承奉着上面的老人，父慈子孝，十分和谐。《辞海》中注释“善事父母曰孝”，这是孝文化最直接的含义。《孝经》和《二十四孝》是传统孝文化的重要著作，综合起来，孝文化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珍爱生命。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父母给予我们的，要行孝首先要保全自己的身体，健全的身体是孝敬父母的前提；二是孝敬父母。不仅是赡养父母，日常生活中还要做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1]；三是“承志”、“立身”。古人认为，继承父母的意愿及事业是非常重要的孝行，而干出一番事业是最大的孝；四是“谏诤”。孝敬父母并不是言听计从，一味顺从，对于父母错误的言行要敢于直言规劝；五是慎终追远。中国古代社会的现实和特点使孝文化的思想从事亲，尊敬长辈，厚待亲友进一步深化为对君主的忠诚、对国家的忠心，对社会的责任，“小孝事亲，大孝事国”[2]成为孝文化的深层内涵。
2.创新创业文化的内涵。
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创业创新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而大学生已成为最具创业活力和潜力的群体，创新创业文化已在各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蔚然成风。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文化是在大学生长期创业实践中积淀形成的，是以培养具有创新创业基本素质和开创型个性的人才为目标，以培育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新创业能力为主要内容，训练基本的创业技术技能，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为目标的教育活动。所以，创新创业教育本质上既是一种与职业教育使命相契合的全面的素质教育，又是职业教育追求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有效实现路径，更是对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目标的价值超越。
通过分别对孝文化和创新创业文化内涵的分析，我们对孝文化和创新创业文化相融合的特色文化育人内涵已经有了一定认知与理解。这两种文化看似是孤立的，实际是相辅相成的。“孝”有小孝、中孝、大孝、至孝四个层次，无论是孝敬父母，还是忠于国家，成就一番事业，首先要自强不息，立志创业，都需要创业创新文化的引领，激励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不断发奋图强，努力学习，为创业打下坚实基础。只有当创业成功，才能更好地孝敬父母，报效祖国，回报社会。
二、孝文化与创新创业文化相融合的特色文化育人的重要意义
1.特色育人文化是丰富校园文化的需要。
高校肩负者文化传承的神圣使命，更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优良的校园文化在学校育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功能，校园文化应该是常新的、与时俱进的。学校立足本土特色，大力推进孝文化与创新创业文化相融合的特色育人文化，既有对中国优秀传统孝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又有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新创新文化，把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有机融合，有利于丰富校园文化，有利于引导师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特色育人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
“孝”的本义是孝敬父母，深层含义包括对他人的关爱、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忠于国家。孝文化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感恩与责任意识，激励学生自强不息、发奋图强，通过自己的努力回报他人及社会。创新创业文化教育能有效挖掘学生潜能，培育学生的创业素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把孝文化与创新创业文化相融合的特色育人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有利于形成不断进取、开拓创新的文化氛围，培养具有“感恩、责任、忠诚、奉献”品格和创新创业精神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三、孝文化与创新创业文化相融合的特色文化育人的载体建设
1.特色文化育人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要充分发挥特色文化的育人功能，就应该营造浓厚的特色文化育人氛围，让特色文化如同空气，流淌在校园的每个角落，时刻萦绕在师生身边。因此，学校应注重文化育人的顶层设计，把孝文化与创新创业文化相融合的特色文化育人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从学校的硬件环境到人才培养目标，从校园的一草一木、一角一景到师生的精神风貌，从教学到管理、服务等人才培养各个环节都要体现特色文化育人的理念，让特色文化深深地扎根于校园的每一片土壤中，不断根深叶茂，开花结果。
2.设置特色文化育人课程体系。
课程是育人的关键，必须结合孝文化、创新创业文化教育的核心元素设置科学、合理的配套课程体系，才能达到特色文化育人的功效。特色文化育人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感恩、奉献精神及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创业能力等基本素质，在课程设置上首先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如以理论传授形式对孝的内涵及孝道精神进行解读，效果会更好，而学生的创业意识及创业能力培养则要在实践中进行；其次，注重与专业课程的渗透性。文化育人不是孤立的，应该与知识育人相互作用，创业课程可以设置与专业相关的课程，如电子商务专业的“E-BOSS”创业班开设了《网络营销推广》等课程，学生在扎实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再学这些创业知识会觉得很容易。同时，在专业知识的教授中，老师也会根据不同岗位的职责，对学生进行孝文化教育，培育学生的感恩意识及职业责任感。
3.建设特色文化育人基地。
孝文化与创新创业文化相融合的特色文化育人重在实践。学校多举措建设开放式、多功能的大学生创业基地――中华孝道创业园，先后被评为首批湖北省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湖北省创业孵化示范基地。中华孝道创业园以创业支撑、支持志愿服务工作，弘扬中华孝文化、志愿服务文化，以中华孝文化、志愿服务文化引领创业，打造中华孝文化的新形态。中华孝道创业园企业，员工都是志愿者，把企业利润的5%至20%用于弘扬中华孝文化，用于志愿服务。在以中华孝道创业园为首的大学生创业基地中，学生睿智创新，激情创业，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的态势。除了在校内建设大规模的特色文化育人基地，学校还把特色文化育人向校企合作企业延伸，在条件合适的企业建设实习实训基地，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创业的艰辛，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感恩意识。
4.以活动为抓手，营造浓厚的特色育人文化氛围。
通过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把特色文化育人工作引向深入。学校每年开展专业技能大赛，以赛促学，引导学生主动学习专业知识，为创业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以赛促创，激励学生大胆创新，不断提高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开展“文昌大讲坛”活动，邀请全国道德模范、创业专家等来校讲学，与师生面对面交流，讲述关于孝道的感人故事，传授宝贵的创业经验；开展孝亲爱老暨创新创业先进典型评选活动，不断培育与发现新典型，并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以点带面，引导和激励师生学习典型、崇尚典型、争当典型。
5.整合校外资源，积极搭建特色文化育人新平台。
古代“二十四孝”中就有董永卖身葬父、黄香扇枕温衾、孟宗哭竹生笋等“三孝”发生在孝感。近年来，在孝感大力建设中华孝文化名城的浪潮下，修建了以孝文化为主题的董永公园、黄香公园等，学校可以在继承和弘扬孝文化实践教育中，带领学生到这些主题公园参观、学习，加深对孝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孝感不仅是一座孝文化名城，而且是一座新兴的发展城市，建有大面积的科技创业园，用于培育和孵化中小型企业。学校充分利用资源，每年开展“创业开放日”交流活动，吸引许多企业家来校交流创业经验或邀请知名企业家开展创业培训。
参考文献：
1当代医学生孝道的现状
医学生被公认为是高素质的当代青年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言行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对同代人的行为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据调查，从整体上看，当代大学生的孝道主流是健康向上的，对传统孝道有诸多的继承，更值得关注的是，大学生的孝观念里，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例如：在爱亲方面体现了大学生孝观念的自律性；在尊亲方面，强调尊重父母的价值观、生活习惯和处事方式，尊重他们的选择，强调“做出成绩，让父母自豪”等，这些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但同时受阅历和成长环境的影响，当前大学生普遍存在以自我为中心，认识偏激等人格缺陷。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是独生子女，从小就是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且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于传统文化了解甚少，根本不知“孝悌”为何物，他们的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严重脱节，出现了许多不孝敬父母的现象。
1．1不知道体谅父母的艰辛，不能满足父母的成就期望对医学院校的调查发现，不少大学生在学校不好好学习，只顾着享受玩乐，不仅不为自己考虑，也没有顾及到父母对自己的一片期望。有的大学生不顾及家庭经济条件，在现代生活消费观念的熏陶下，纷纷追求生活的新潮化和高档化，推崇及时行乐，吃讲排场、穿讲高档、玩讲多样、相互攀比、超前消费。生日及节假日往往成为他们物质消费的庆典，狂欢宴饮、挥洒人生，甚至一些来自边远山区的学生，出现不惜“借钱过好日子”。校门外的精品店常常人满为患，烧烤店则座无虚席。固然，很多大学生认为自己已是成年人了，应当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了，但他们缺乏成人意识，对自己，对父母没有责任心，自己非但没有经济能力，很多学生常常恶意拖欠学费，经和家长联系才发现，学费被学生用于购买手机、时尚用品，有的学生甚至参与，不但输掉了学费，反而欺骗家长被偷了，甚至谎报学费。在学习方面，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对学习满不在乎，缺乏积极进取向上精神，声称“分不在高，及格就行，学不在深，作弊则灵”的“治学原则”；更有甚者，因为一点小事视双亲于不顾走上轻生的道路，这更与儒家所倡导的“贵体全生”背道而驰。
1．2不尊重父母，对父母的生活和健康状况知之甚少，缺少对父母的精神慰藉调查中发现，有些大学生自从进入大学校门之后，就有一种从父母长辈的紧箍咒下解脱出来的轻松、畅。他们平时处于失踪状态，很少会问及、关心父母的生活、健康状况，总是到没钱时才想起父母，很多学生给父母打电话、致信就是要钱，很少谈及自己在学校学习的情况。一般不和父母进行交流、沟通，对父母缺少精神慰藉，更不用说主动了解父母的烦恼和内心需要了。至于主动照料过父母的饮食起居的就更少了。有些子女不仅不孝顺父母，还把父母当成出气筒，有不顺心的事就往父母身上撒。有些大学生将自己的贫困归罪到父母身上，埋怨父母在经济上无能，没让自己过上好日子；更有甚者根本不把父母放在眼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总的来说，当代大学生孝道现状方面存在孝德意识趋向于淡化，孝德情感趋向于淡漠，孝德实践存在着弱化的趋向，有个别学生甚至认为子女对父母只要做到食饱衣暖就算尽孝了，如果还能不断有钱给父母，就是最大的孝了。在步入社会以后，许多大学生患上了“无责任、无气力、无感动”的三无病，他们的消极表现令人失望。不少大学生只强调父母对自己的义务，不懂得感恩，认为父母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心安理得地当起了“啃老族”，而没有意识到亲子之间的权利义务应该对等，缺乏反哺意识。
2孝道的内涵及其社会意义
“孝道”旧称奉养父母的准则。早在先秦的经典中，已经把“孝”的规范视为“德之根本”，中国人的许多行为都与个体对孝道的信仰程度有关。“孝”是象形字，“老”字头下有子，意为人老了行动不便时，由孩子背着走。“教”字是由“孝道文化”中的“孝”、“文”组合而成的，这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教育正是建立在儒家的孝道思想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充满人性的教育，是以做人为目的的教育，是一种“成人”而非“成才”的教育。孝道教育是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人的道德高尚为成功标准。这种教育理念被贯穿在中国古代的教育之中。孝道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大学生就是祖国的未来，如果不让他们感受到这种爱是应该有义务返本报恩的，那么，这个由无数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生子女组成的社会，将会有多么可怕，试想下，如果一个医务工作者，连自己父母都不懂得孝顺的人，那么在工作岗位上，他能对病人负责，对单位负责，对社会负责吗？还能以一颗仁爱之心对待服务对象吗？中华民族的前途将会没有希望，构建和谐社会也只能是一句空谈。因此，加强对当代医学生的孝道教育，也就变得迫在眉睫。
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亟须与孝道文化对接
我国高校中断了50多年孝道文化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基本上是被框定在说教的范畴内。面对这一状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亟待寻找对接的母体并从中汲取营养————这个对接母体就是孝道文化，尤其是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关键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应该与时俱进，在吸收我国古代德育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在现代教育理念中融入传统孝道文化，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平台，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孝道文化在培养医学生健全人格上的积极作用，重新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体系，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新思路，培育德、智、体均衡发展的新一代大学生。孝道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出发点，对培养医学生的爱心和责任意识具有重要作用。虽然，孝的伦理观念具有自然或血缘的基础，孝的意识在一定意义上来自人的天性，但作为孝心和孝行相统一的孝道却不是自发产生的，它还需要后天的教育与培养，还需要陶冶与锻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若我们从孝道这一比较新的角度着手，将“推己及人”内化为青少年的自觉意识，那么，许多困难就迎刃而解。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根据大学生这一特定发展阶段的特点，从以下三条途径实施孝道教育：
3．1从孝道的情感培育入手孝是一种源于心、始于情的行为，没有感激之心、心动之情而“孝”父母长辈，或许只是出于一种对外在的法律规约、社会舆论等威慑力量的担忧和恐惧而被迫所为，并非发自内心、自觉自愿。这种行为即使发生了，仍然不能看作是孝行。一旦那些外在威慑力量消失或者弱化到不足以对其不孝行为产生威慑时，他的行为便会终止。孝是一种最真挚的、本质的、容不得半点虚假的感情和行为，而不是表面的、形式的感情和行为，只有出于对父母长辈的感激和爱戴之情，才是孝的源泉。2004年底，南京大学校园出现一封署名为“一位辛酸父亲的来信”，这位父亲在信中控诉儿子对父母除了索取还是索取，曾引起了多少学生和老师的情感共鸣、思想震撼。因此，在对大学生进行孝道教育时，首先要从他们与父母的血肉亲情出发，在亲情的基础上启发其内心的自觉。这样他们就有了最原始、最生动、最自觉的人生动力，教育也才是持久的、有效的。
3．2创造教育情境，引发大学生情感共鸣除了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孝道教育外，还应不失时机地创设不同形式的教育情境，诸如利用感恩节、母亲节、父亲节、中秋节等节日，通过党团活动、主题班会、专题讲座等方式，强化大学生的亲情意识和敬老观念，开展“一封家书”、“算一笔养育账”、“我的父亲、母亲摄影展”等有意义的活动，让每个大学生体会到父母的艰辛和养育之恩；组织学生到孝文化遗址参观考察，观看孝文化经典剧目（如《槐荫记》、《百日缘》等）；在大学生科研活动中，鼓励学生开展孝文化研究；开设《孝文化》等公选课，在大学生中开展孝道大讨论，提高青少年的尊老行孝意识。为了实现此目的，一定要改变传统的只是依靠思想道德教育课进行灌输式说教的模式，在保证“两课”教学的前提下，要通过专题讲座，如“百善孝为先”人文大讲堂、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集中学习《论语》、《弟子规》等中国传统文化，让学生直接参与孝文化讨论，提高他们对推广孝文化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他们的孝道认同感，提高大学生对孝道的认识，使他们把握孝道的内涵，加深对孝道的理解。通过创造这一系列的孝道教育情境，不管是学校里的老师还是家长，都反应学生有明显的变化，与以前相比更加懂得尊师重教，在平常生活中看到老师能礼貌问好，做到彬彬有礼。另外，我们还通过对学生家长进行跟踪调查，大部分的家长在回执信里也很支持、认可学校的这种教育方式，他们感觉到小孩子能更加懂得体谅父母，知道父母的艰辛，能为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教育效果还是明显的。
关键词：沂蒙孝文化；和谐；临沂
中图分类号：10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7740(2010)03―0063―03
沂蒙大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以文明道德著称于世，尤其是孝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国孝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元代郭居敬编写的《二十四孝》，更使得孝文化广为传颂。这《二十四孝图》中，沂蒙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王祥的“卧冰求鲤”、阂子骞的“孝事后母”、古郯子的“跪鹿求乳”、孟宗的“哭竹生笋”，老菜子的“彩衣娱亲”等。直到今天乃至未来，“尽孝”仍然是人们伦理道德的必修课。沂蒙“孝文化”是沂蒙人民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是新时期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沂蒙孝文化的内涵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与人类本身同样古老的历史。文化在时间上的流变和空间上的差异，引起思想家们的浓厚兴趣。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甚至管理学家纷纷对文化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对于“文化”的概念，人们已基本形成如下共识：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或者说，“自然的人化”即是文化。
沂蒙孝文化是关于孝的理念、规范及其行为方式的总称，它包括“孝”的思想、理论、法律、制度、行为规范、民风民俗以及文艺成果等多方面的内容。新时期沂蒙孝文化的内涵包含视人民为父母，把祖国当母亲，忠于人民，报效祖国。沂蒙孝文化是沂蒙文化中内涵最深、包容最广、绵延最长、最有渗透融通力的文化系统。从行为上说，沂蒙孝文化的精华包含了诸如文明礼貌、尊敬父母、友爱兄弟、家庭和睦、尊师敬贤、尊长爱幼、同情弱小、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奋发有为等美德范畴：从内容上来说，沂蒙孝文化包括了敬、信、诚、慈、善、恭、和、让、礼、谦、俭等美德范畴。这些美德范畴，涉及到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等方面，都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沂蒙孝文化，是各思想系统的抽象和客观认可，通过具体的先进文化显现出来，并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存在。沂蒙孝文化源于沂蒙大地，形成于历史发展过程中，与民族文化一脉相承，是时代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旋律，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是新时期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沂蒙孝文化在构建和谐临沂中的价值
沂蒙孝文化，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是沂蒙人民前进的强大动力。沂蒙孝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是推动全面实现小康、创建和谐临沂、推动沂蒙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也赋予社会主义荣辱观以时代内容。
(一)沂蒙孝文化是构建和谐临沂的基础
从哲学的角度看，“和”即和睦之意，含有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意蕴；“谐”即为相合之意，强调顺畅、协调，力避抵触、冲突。因此，“和谐”就是各种矛盾和关系配合协调，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协调、调和，使之相生相长。当事物的矛盾和关系配合得适当、匀称协调时，就会达到共同发展的美好境界，或发生质变生出新的更高级的事物。“和谐”用于人际关系，能“宽则得众”；用于政治，能“政通人和”，促进历史发展，文化繁荣；用于经济，则能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和谐可以囊括从个人、社会、国家以至宇宙各个层面，一切好的、理想的状态。凡是正面的价值，比如善良、仁爱、公平、协调、稳定等，都可以说是和谐的。为达到最高层次的和谐，每一层次各自的以及彼此之间的和谐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个体层次的和谐则是其他层次和谐的基础和起点。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沂蒙孝文化在不同的时代体现出来的具有沂蒙特色的伦理精神，它内在于沂蒙传统伦理之中，是沂蒙大地的传统伦理得以存续的生命之根，也是现今构建和谐临沂的伦理建设的逻辑基础。中国伦理的精华，是父慈子孝，家庭和谐。“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内向外的逻辑向外推，把沂蒙孝文化扩及邻里以至整个沂蒙大地和整个中国。整个群体都在家庭伦理中得到了和谐，人的生命由此而得到空间上的无限安顿。沂蒙孝文化的实质在于奉献精神，在于对忠诚和服从品质的追求以及责任和义务的约束和规范，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沂蒙孝文化在过去的历史中发挥了积极的维系人心的、稳定社会的巨大力量，是社会不可少的剂。沂蒙孝文化大可以治国、平天下，小可以齐家，被认为是传统家庭的道德核心，也是国家的伦理意识。沂蒙孝文化已经深深的渗透于家庭伦理道德之中，由沂蒙孝文化出发的种种道德规范对于稳定家庭结构，和谐人伦关系有着重大的作用，是建立和谐临沂的需要和基础。沂蒙大地，人杰地灵，是著名的革命老区，现辖3区9县，9542个行政村，总人口1011万，其中农村人口820万，总面积17186平方公里，山区、丘陵、平原大约各占1／3。2008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58.2亿元。财政总收入161.2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分别是1949年的208倍、682倍，比1978年增长了50倍和106倍。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巩固，2008年粮食总产达到433万吨。工业经济在空白的基础上发展壮大，去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3632家。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去年实现增加值720.6亿元，占GDP的比重在全省各市居第二位。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为我们向全面小康目标迈进奠定了坚实基础。临沂的经济发展和进步，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沂蒙孝文化的力量。
关键词:忠孝思想;封建政治；文化
一、对我国封建文化中孝的思想解读和分析
我国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虽然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取代了分封的君王制，政治权力集中到君主手中，但宗法关系仍然作为维系社会的纽带被继承下来，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宗法中最重要的法纪就是孝，这是父权家长制必然的要求。后来在地主封建社会，是小农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维护家庭的内在力量也是孝。所以在封建社会不见个人，只有族和家，个人不能违反家族的利益，反之，则为不孝。”①
从孝的角度出发，人在宗法关系中就是要服从父权，而父权行使者的根本也要反过来服从孝的内容，因为孝的内容是孝的具体表现，只有服从孝的内容依循孝道，才使自己对父权的拥有和行使具有不容质疑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才能在封建等级制中控制血亲集团。这其中，除了必须获得强大经济力量以保障对物质财富的世袭和支撑起宗法父权制度外，还要世袭精神道德的力量巩固对物质财富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于是对孝的服从在一定意义上就演变为对礼的遵守上来，孝的内容就是父权行使者继承下来的关于先祖调节宗法关系的制度和规范，孝以礼为实践内容，礼中内含着父权要求的孝道。所以礼既为孝的实践找到价值依托，整合社会普遍存在的父权体系使之一代代的历史传递，又成为一种压制性力量，具体体现在“三纲五常”的伦常原则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伦常的政治文化。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它强调伦常是人行为的最高准则，人实现的途径则是按照伦常的规范要求修身养性：它强调伦常是重要的统治工具，封建文化以伦常为君主专制服务，突出表现为“德政”的思想。德政作为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其实质是要求统治者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以感化百姓，通过“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以教化百姓。”②
总之，绝对服从父权为特征的宗法关系成为封建社会保持自身和治理自身的有效工具。它通过古训合理论证了自身的合法性和绝对权威性，又用重新控制起来的血亲集团内部凝聚力的自我强化和巩固，实现在对新的政治经济资源争夺中利益的最大化，但也限制了它在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下自我调整的外在幅度和内在承受力，显现了它自我存在的历史性一面。
二、对我国封建文化中忠的思想解读和分析
人是在直接血缘关系下使自己得以存在的人，是人成为人自身的直接依据，而整个非直接血亲关系结合成集――社会是使直接血缘关系的人求得自我生存和维系的更根本的依据，因而类推出单个的人因直接血亲关系导致的父权等级宗法制使人成为遵守孝的人，并同时又因非直接血亲关系的社会成为自身存在的根本依据以礼的另一种形式成为人必备遵守的价值和规范。这种礼的形式便以忠的伦理和价值赋予了不同与孝的具体内容但又同孝有彼此的一致性。因为这种非血亲关系社会共同体的维系秩序是以等级制为依托的，而等级制的实质是上下高低因等级趋向权威的被动依附和自我定位下的安分守己，核心是向君权的靠拢，形成君权至上的根本定位，这与父权为特征的宗法制有同样的功能效用。
于是“君权至上，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君主的权威具有压倒一切的至上性，神圣不可侵犯。具体表现在：一，政治权力方面，君主的权力具有绝对性。二，在社会政治关系中，君主有绝对的统领和占有权。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君主处于独特的崇高地位。四，在权力与思想文化的层面，君主意味着终极真理。”③这样忠的原则成为评价人们对既有社会等级制特别是君权的认同与否的价值标准和根本原则，也是评价人们对既有社会宗法制特别是父权认同与否的价值标准和根本原则。总之，忠道成为孝扩张到整个等级社会关系后变相转换的产物，忠孝成为礼的重要和根本核心。这样，“思想家不断衍生出一系列的道德规范，而在政治生活中，‘孝’的规范被转化为‘忠’的规范，从而‘子子孙孙’的秩序就转化为‘君君臣臣’的秩序了。”④
三、忠孝思想对我国封建文化的影响
无论君权还是忠的原则和道理无不受宗法孝的渗透和影响。君权的行使也必须具有孝的法理支撑，否则就是反祖制，违背孝道，就不能以配天命。所谓天命，乃是决定万事万物运动演化的，是天经地义，万事不移的总法则。所以忠孝之道是天命要求人们必须遵守的终极真理。对君权自身的维护是君权行使者最大的孝，是最大的和最根本的祖制，这就是实现祖制的最根本内容。因而君权行使者往往实行政治改革和变法运动，从而延缓整个封建王朝政治危机大爆发的到来，为维护君权的存在和加强君权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正是实现孝的一条出路，这种以君权为核心的等级制也被安然的维持和巩固下来，这样忠在孝实现过程中也发挥表现出来。
忠孝思想关系就在于君权在维护等级制中即忠道的实践过程中也维护着孝，对君权的尽忠过程又回归到对孝的实践中去。忠道是等级制关系中的孝，孝是宗法关系中的忠道。它们彼此相互结合在一起，使君权和父权至上、至尊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统治手段的价值根据，以忠和孝为内容的忠孝之礼内化于整个国民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君权和父权至上造就的君权和父权在等级制和宗法制领域内的扩张覆盖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使这种社会下的人形成了被动服从、信仰权威没有民主精神和个性自由、绝对依附型的政治人格和政治情感，在封建王朝的不断更替中具备强大的生命力。
总之，忠孝思想对我国封建文化的影响，一是造成了我国政治文化的务实性只求于适应现实，适应于封建宗法关系，使人的思想凝固于封建关系这个模式中。虽然我国政治文化重“民”，但“民”不是权力的主体而是客体，是被动的受治者，这种重民思想只能是皇权的肯定。二是我国古代政治文化重视伦常，其根本是建立一种以君主为最高主宰的君主专制的官僚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个人自主性丧失，而君父权力无限扩大。我国封建政治文化中所表现出的这种关系在封建小农经济条件下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集中社会力量，维护社会的存在和民族的发展，而在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条件下，却湮灭了个人。因此我国政治文化必须要抛弃这种封建主义的糟粕，使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合理的优良的东西得到正确发挥，同时从世界上所存在的先进政治文化因素中汲取有益的科学的东西，使我国政治文化不断吸取各种有益成份壮大自己和发展自己。
参考文献：
[1]杨白奎．宗同社会与礼乐文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16．
[2]徐大同.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J/OL]．士柏咨询网，2003.
一.孝的定义及其发展
在中华民族，“孝”的观念源远流长。商殷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孝”字，就是说在公元前11世纪以前，华夏先民就已经有了“孝”的意念。在周代的《诗经》中则有“哀哀父母，生我劬（qú）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诗·小雅·谷蓼》）的歌咏。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词典《尔雅》下的定义是：“善事父母为孝”，其意思是，“子女好好地事奉父母就是‘孝'”；汉代贾谊的《新书》界定为“子爱利亲谓之孝”，其意思也是说，“子女好好地爱护、帮助双亲就是‘孝'”。这都是说：“子女好好地事奉、爱护、帮助父母就是‘孝'”。
在西周王朝，统治者主张敬天、法祖、重德、保民，重视孝亲尊老、敬贤重德的教化。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恪守君臣、父子、长幼之道：在家孝顺父母，至亲至爱；在社会上尊老敬老，养老尊贤；在国家则忠于君王，报效朝廷。《礼记·王制》规定，“养耆（qí）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诎恶”。这就是说，“国家要求供养老人以达到孝，体恤孤独的人以供给他们的不足，尊敬贤人以崇尚道德，简除不肖的行为来消除丑恶”。还规定，老人五十岁以后，不再服劳役；六十岁以后免服兵役。有八十岁老人的家庭，允许一子免服兵役和徭役；有九十岁老人的家庭，全家可以免服兵役和徭役。以便让其家人安心在家服侍老人，恪尽赡养老人的义务。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在尊老敬贤、孝亲养老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伦理道德观念和基本的规范，形成孝道文化。《论语》、《孝经》等书记载了孔子在这方面的大量言论，归纳起来，有如下几方面：
其一，提出“孝道，是道德的根本”。《孝经》一开篇就引孔子的话提出：“夫孝，德之本也”。这就是说“孝道，是道德的根本”，说明“孝”是何等的重要！还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教民亲爱，莫善于孝”等。孔子认为，为人子女，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法则，是人们应该身体力行的。可见孔子对孝道的看重与推崇。仅有数千言的《孝经》，以孝为纲，历陈“孝”应遵守的基本规范，成为两千多年来的文化经典之一。
其二，行孝，首先是要有“敬爱”之心。《论语·为政》里也记载了孔子的许多弟子向他问孝的事情。孔子的弟子子游向孔子问孝，孔子回答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意思是说，行孝，不仅是“能养”，而且首先是要“敬”，因为“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与“犬马，皆能有养”有什么分别呢？孔子的另一弟子子夏问孝。孔子回答说：“色难。”其意思是说在侍俸父母时，还要做得和颜悦色，要确实出于敬爱之心，要真心诚意。这两段话都是说，行孝，首先是要出于敬爱之心，要真心诚意。
其三，对父母的孝，要坚持大义。《孔子家语》里还记载着这样一个件事：曾参失错斩断了父亲曾皙从吴国觅来的瓜秧，曾皙一怒之下用大杖将曾子打昏了。曾子苏醒后问父亲：“刚才我犯了过错，您老教训我，没累着您吧？”之后回房弹琴而歌，好让父亲听见，表示他挨打后没有不适。孔子知道后批评说：“一点小事，为父曾皙不该暴怒杖罚；而其子曾参也不该委身以待杖罚，如果万一被父打死，人们就会指责其父曾皙的不义，这是大不孝！”这就是说对父母的孝，一定要坚持大义；有大义，才是大孝。在共十八章的《孝经》中，就有专门一章讲“谏诤”，引孔子的话说；“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诤于父，臣不可以不诤于君。”这就是说，当父母、君主有“不义”的言行时，作为子女、臣民一定要“诤”，要提出正确的意见和建议，以免陷父母、君主于不义。这就是行孝，一定要坚持大义！
其四，关于孝，孔子还有一句名言：“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这句话的意思是，为子女者要想想自己生病时，父母那种忧愁、担心的心情。汉代的马融说，解释这句话的深意还在于：为人子女者除了因病使父母担忧外，其他的一切都不要让父母操心，如为人处世、修身齐家、遵礼守法等大事，更不要让父母担心。做到了这些也是孝。
其五，孔子的弟子曾参受孔子孝道思想的启示，由事亲之孝，扩展为五伦之孝，认为做人之道，除尊敬父母师长、供养侍奉外，还要洁身自爱，力争进取；上则尽忠报国，下则爱人以德。否则：“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儒家之孝，由父母之孝，演绎成五伦之孝，推家及国，以孝齐家，以孝治国，极力推广孝道的教化。
自秦代后，历代朝廷也都注意从正面导向，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义传》，就是表彰孝子，让他们青史留名。汉王朝就提倡“以孝治天下”，选拔官员也把“孝”作为一个基本标准。唐朝时，参加医学、算学、律学考试的人不用读五经，但《论语》、《孝经》却不能不读，类似现代大学的“公共课”；唐玄宗曾亲自为《孝经》作注，《孝经》也是《十三经注疏》中唯一一部由皇帝注释的儒家经典。
到了宋代，我国的伦理学说虽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其间宣扬的孝道，有的偏离了人伦的基本原则，在历史上起到了较大的误导作用。
到了清代的康熙、乾隆等，也极力提倡孝道。他们经常举行“千叟宴”，颁诏“旌表百岁”，昭示其尊老敬贤的教化。
我国历代的法令都有类似的规定，凡需赡养老人者，官府可以减免其徭役和赋税，有罪者可以减轻其刑罚；同时都把“不孝”定为十恶大罪之一，不肯抚养甚至辱骂殴打父母或祖父母者，都要被官府严厉处治，甚至处以绞刑和腰斩。
在我国古代的民间，关于孝道与崇老的文化和习俗，则有更为丰富多采的内容。就是说，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孝道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问题，完全纳入了社会道规范和法律规范的范畴，做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已经发展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
以致中国人之重孝道，几乎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最大特点。孝作为华夏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确实是深入民心，难以动摇。佛教传入中国，最后也不得不把“无夫无君”的教义改变为“忠孝”的说教；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初，也不得不改变“不能崇拜偶像”的诫条，允许信徒“祭祖”……
二.孝道文化的社会作用
孝道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1、修身立德。从个体来讲，孝道是修身立德的基础。通过践行孝道，每个人的道德可以完善。否则，失去孝道，就失去做人的最起码的德性。因此，孝道是修身立德的基础。在今天，倡导孝道，并以此作为培育下一代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和合家庭。从家庭来说，实行孝道，可以长幼有序，亲近人伦秩序，促进家庭和睦。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则社会稳定，家庭不稳定则社会不稳定。故此，中国文化非常重视家庭的作用，强调用孝道规范家庭。在新时代，强调子女尊敬和赡养父母，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
3、治国敬业。孝道推崇忠君思想，倡导报国敬业。在封建时代，君与国有时候是同一个意思。据此，孝道文化认为，实行孝道，就必须在家敬父母，在外事公卿，致达于国君。虽然其对国君有愚忠的糟粕，但蕴藏其中的报效国家和爱国敬业的思想则是积极进步的。
4、凝聚社会。孝道的思想可以规范社会的行为，建立礼仪的制度，调节人际关系，从而凝聚社会，达到天下的和谐安定。孝道思想为封建社会维持其社会稳定提供了意识形态，为中国的一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塑造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历代都有损益变化，但孝道的思想和传统始终是几千年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够融合无数外来文化，其中孝道文化也起了重要作用。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经久不衰，成为古代世界文明延续至今的唯一的古文明，孝道文化也有其重要作用。
孝道文化作为历史上形成的思想文化，特别是经过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文人的诠释、修改，已经成为一个极为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其消极的一面也是要注意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1、封建性。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提倡孝道思想在本质上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并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意识形态。在封建阶级处于上升趋势过程中，相对于奴隶制来说，具有进步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封建阶级处于没落趋势时，其思想几乎成为封建阶级的最后避难所，表现出没落性和腐朽性。
2、不平等性。孝道思想中强调的“君臣、父子”关系，特别是宋代以来强调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礼制”中的等级观念，渗透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表现为上对下、尊对卑的单向性服从，虽然也有尊老爱幼的思想，但长，永远在上；幼，永远在下。无论是家庭生活、政治生活还是社会生活，充斥着等级的不平等的价值观念。
3、愚民性。中国历史上的孝道文化强调“三纲”等愚弄人民的思想，其目的是为了实行愚民政策。历代统治者也正是在孝道思想的掩盖下，实行封建愚民政策，利用孝道思想的外衣为其封建统治服务。
4、保守性。孝道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治上来说，在封建社会后期演变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扼杀创新力量，强调对圣贤的思想理念的守成；在文化上就是文化守成主义，不思进取，给中华民族文化蒙上落后保守的色彩，即便是在今天，仍然需要努力肃清其影响。
三.中国孝道文化的传承
由于多种原因，中国传统孝道文化也曾一度出现了断层，出现孝道观念淡漠，亲情冷淡，甚至发生弃老遗亲，欺老凌弱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御用文化的“改造”，已经成为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随着时代的进步，其消极作用更为突出，集中表现在如上述的封建性、不平等性、愚民性和保守性等方面。
第二，“”以来，在反帝反封建过程中，对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内核进行科学的、理性的研究和探讨很不够，出现良莠不分、矫枉过正的问题。
第三，长期以来，我国存在“左”的思想对意识形态的长期影响，禁锢人们的思想。尤其是十年浩劫，对孝道文化进行了全面批判和全盘否定，使人们难以正确对待孝道文化的合理内核。
因此，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出现了一段时期的断层。尽管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出现了一段时期的断层，但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中国传统孝道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现在，弘扬孝道文化也很有必要性。
首先，弘扬孝道文化是提高全体国民的基本道德素质，推动当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提高全体国民的基本道德素质，是当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孝道也是形成现代人际关系和谐的价值渊源，还可以说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事亲行孝，历来是做人的根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家庭和睦、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的基本要素。孝道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情怀的感情基础和道德基础。古代的孔孟儒学提倡的孝道，已不仅仅是一种通过行为表现出的人伦道德，而且还是一种社会，行孝者对社会公德负责，肩负着社会责任。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求和面临的现实看，正处在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转型期，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旧的道德规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矛盾正日益碰撞、磨合，重塑与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德文化体系和体现时代精神的伦理精神，是每一个中国人所面临的道德选择。传统孝道文化中倡导的重根源、主入世的精神，对加强中华各民族的团结、齐心协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着溯宗归祖和凝聚性的作用。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当代社会公民道德教育的最佳切入点和出发点。尽管在当代社会，人们似乎更加注重社会角色和社会道德，而不甚重视其家庭私德，这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中国古代视孝道为一切道德之基本，是一种更为深刻而渊源的思想观念，是一种不宜移易的理念。现在有些人，父母生前不孝敬，等到老人死后却大办丧事，有权有势者甚至圈地筑坟，车队簇拥，络绎不绝，连日宴席，以显示其能“光宗耀祖”。这决不是什么孝道，而是借着父母的牌位显示自己的“荣耀”。这种现象是对传统孝道文化的歪曲和渎亵！而通过对这种“孝道”的批判，也正显示弘扬孝道文化的重要性和社会意义。
其二，弘扬孝道文化是当今社会现实的需要
在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的今天，倡导孝道文化也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目前，我国的老年人口已逾1.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1%以上，尤其是，我国的老年人口基数大、来势猛。据有关资料预测，到2025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2.8亿，约占总人口的20%，80岁以上的老年人数也将达2500万人。到那时，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两倍于日本的总人口，其中80岁以上的老年人也将超过澳大利亚的总人口。可见，如何安排和解决好亿万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将是我国21世纪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为此，我们略做分析便知在我国倡导和弘扬孝道文化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基础教育；传统德孝文化；学生特性；载体创新
传统德孝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继承和发展传统德孝文化有利于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基础教育又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因而，在新的时期探索基础教育阶段传统德孝文化的载体创新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播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基础教育与传统德孝文化概述
传统德孝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基础教育阶段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将传统德孝文化纳入基础教育阶段，发挥传统德孝文化的道德教化作用，这是基础教育与传统德孝文化的价值契合点。
（一）基础教育概述
基础教育，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目前中国的基础教育，狭义讲是指九年义务教育，广义讲包括家庭教育和必要的社会生活知识教育等。基础教育并不只是为高一级教育提供生源而存在，它有其自身独立的、不依附于其他型教育的价值。
（二）传统德孝文化概述
《史记》所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舜帝就是中华民族的“德圣”“孝祖”。山西运城作为舜帝故里，其历史遗迹、碑记石刻，以及历史典故、典籍记载、民间风俗不计其数。2015年5月，盐湖区被中国伦理学会授予“中国德孝文化之乡”称号。
1.2.1传统德孝文化的历史根源
德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与核心，也是虞舜文化最重要的内容。“虞舜文化是华夏文明重要的源头之一和根脉所在，其形成的德孝和齐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影响深远。”[3]
1.2.2德孝文化的当代价值――实现核心价值和传统文化的成功嫁接
虞舜文化研究会专家叶雨青告诉记者，虞舜时代是中华民族“以德治国”的源头和范本。我们要从舜帝“宽厚”“律己”“修德”“至孝”等思想和精神中，找到大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友善、诚信、民主、平等”等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3]从德孝文化的历史与内涵中重新审视其当代价值，以“德政孝行”为载体，促进社会家庭的和谐，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的成功嫁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把德孝文化根植于中国大地。
二、基础教育中德孝文化载体创新的立足点
传统德孝文化载体的创新并不是漫无目的的改造，要达到良好的德孝文化教育效果，需要明确载体创新的方向。我认为基础教育中传统德孝文化载体创新的方向应根据当今技术的发展立足于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特性，采取真正适合他们特性的教育载体和他们最乐于接受的教育方式。处于不同年龄阶段、教育阶段的学生，因其生理发展情况的不同和自身经历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性，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甚至是出现了网络化人格。深刻了解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特点是在基础教育阶段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方式，选择合适的教育载体的前提。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具有很强的塑造性、广泛的兴趣点和强烈的学习欲望，然而，他们也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叛逆心理和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他们的特性所表现出的求新、创新对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传统德孝文化载体的选择及运用要立足学生的特点，这既是以人为本教育本质的要求，也是为达到良好传统德孝文化德育效果的需要。
三、基础教育中德孝文化课堂教学的载体创新路径
学校进行传统德孝文化教育往往是通过国学课程、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的方式呈现，课堂教学是学校进行传统德孝文化教育的主渠道，因而在基础教育阶段进行传统德孝文化载体创新的着力点应回归到课堂教学载体的创新，那么，学校该如何结合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特性进行课堂教学载体的创新，以使传统德孝文化虚功实做，达到润化人心的目的？
（一）发挥以教师为代表的人格载体的作用
在当今，单纯的理论灌输显然不能收到很好的教育效果，尤其是针对正处于思想叛逆期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他们追求意识的独立，而单纯的理论灌输容易让他们感受到思想的强制性，从而造成不愿接受的思想反叛。因而，现代基础教育的德孝教育中，重视人格载体的运用，塑造人格榜样显得尤为重要。
（二）引入并充分利用网络载体
网络的出现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也深刻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网络作为承载信息、传播信息的载体，其具有巨大的容纳量、内容丰富和展现方式多样的特点，它集图像、文字、声音于一体，使所展现的内容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因而，将网络载体引进课堂，用视频、图像、声音的形式教授所要传播的德孝文化，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弥补传统德孝文化教学课堂单一的呈现方式，达到良好的德育效果。
（三）创设课堂活动载体
传统德孝文化活动载体，即“以活动为传统德孝文化载体”之意，“是指教育者为传播德孝文化，达到道德教化的目的，有意识地开展各种活动，寓传统德孝文化内容于活动之中”[7]。传统德孝文化的课程教学，往往是采取“你说，我听”的单向信息灌输方式，而缺乏师生间的互动和学生间的互动，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和主动性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为满足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表现欲、独立意识强，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现代的德孝文化教育方式应充分用好活动载体，可采取情景剧表演展现德孝故事和人物等方式，化传统德孝文化于活动之中，使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受到良好的道德教化。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孝”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核心，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备受推崇。中国孝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孝"作为一种文化体系、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而发展的，而在当代孝文化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亲亲关系，应该也可以发挥它应有的当代价值，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在华夏数千年历史中孕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黑格尔曾说过："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1】中国传统孝文化历经了古时期的萌芽、西周的兴盛、春秋战国的转化、汉代的政治化、魏晋南北朝的深化、宋明时期的极端化直至近代的变革，是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而成的。孝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当代，我们不能对其作简单的二元对立分析，而要从孝文化的历史与内涵中重新审视其当代价值。
一、中国孝文化的历史变迁
孝作为一种社会意志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
（一）先秦：孝道的形成与确立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之语，充分说明了孝之原始意义：人们在生产劳动，与大自然的不断斗争中，为乞求平安而进行的一种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动。
殷商、西周是传统文化的开端和创造时期，也是孝观念的初步形成和确立时期。殷人把祖先视为喜怒无常、令人惧怕的鬼神，他们对祖先的祭祀更多的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祈求，并没有更多的伦理内涵。到了西周，人们依然对祖先进行虔诚而隆重的祭祀，不过与殷人不同的是，周人对祖先的祭祀即是一种宗教行为和政治行为，又包含着浓厚的敬仰、追念等血缘亲情，是一种伦理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孝观念除了祭祀祖先这层含义之外，还增添了奉养父母的新意义。祭祀祖先是贵族的特权，奉养父母作为平民的义务，使孝观念向着"子德"的方向演进，并逐渐取代祖先祭祀，成为后世孝道德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开创者孔子在其思想理论中丰富和发展了孝文化的内涵，提出了"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的观点，"仁"是众德之总，而"孝弟"则又被视为众德之源、之总的"本"，其地位在整个传统理论中升到了核心，同时确立了"孝"对于所有人的道德要求的普遍性，"孝"也从此成为协调亲子关系的伦理规范，并成为古代社会宗法道德的基础。孟子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的观点，并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其天下太平。"【4】还进一步强调"事亲，事之本也"，认为尊亲、事亲是人生最大的事情。孔孟对孝的论述，已经涉及到后世孝道的方方面面，从而确立了传统孝道的基本面貌。
（二）汉魏隋唐："以孝治天下"
汉代是中国帝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定型的时期，也是孝道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它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它把孝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主要精神基础。随着儒家思想体系独尊地位的确立，孝道对于维护君主权威、稳定社会等级秩序的价值更加凸显，"以孝治天下"的孝治思想也逐渐走向理论化、系统化。《孝经》、《礼记》以及"三纲"学说集中体现了孝治理论的风貌。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孝与忠相辅相成，成为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为贯彻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王朝，并实施了一些举措，提倡和推行孝道。例如，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孝"为谥号，称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都表明了对朝廷的政治追求。除此以外，西汉也把《孝经》列为各级各类学校必修课程，还创立了"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把遵守、践行孝道与求爵取禄联系起来，这成为孝道社会化过程中最强劲的动力。
魏晋至隋唐五代七百余年，孝道观念虽然时而淡薄时而强化，但各朝统治者都坚持汉代孝道的基本精神，比如："举孝廉"作为察举的主要内容之一，一致为后世所承袭沿用，清代的"孝廉方正"仍是进宫入仕的重要途径。其间最值得强调的就是孝道向法律领域的全面渗透，凭借法律力量推行孝道，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这也是"以孝治天下"的重要方法。
（三）宋元明清：孝道走向极端化、愚昧化
宋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理学家认为孝道是与生俱来的、先天的伦理属性，儿子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不可违抗的，与此同时孝道的专一性、绝对性、约束性进一步增强，对父母无条件顺从成为孝道的基本要求，"父母有不慈儿子不可不孝"成为世人的普遍信念，孝道进一步沦为强化君主独裁、父权专制的工具，在实践上走向极端愚昧化。族权的膨胀和愚孝的泛滥，就是孝道畸形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族必有祠"、"家法伺候"等等。后来的"割股疗亲"就是愚孝发展到极致的产物，这时孝道被异化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四）近代：孝道的变革与社会适应
近代社会，尤其到了晚清明初，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加快，西方文化的渐渐侵入，民主、自由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人民的自觉性和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一大批文化先驱站在时代的高度，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封建孝文化的专制性、绝对性，并且使孝文化融入时代的内涵。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到严厉批判的传统孝文化开始洗去尘封多年的封建专制性，转而向新型孝文化发展。在此引导下人们的时代意识、社会意识逐渐增强，许多人冲破家庭的牢笼和羁绊，站在时代前列，以天下和社会为己任，为民族尽其大孝。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曾以儒家忠孝道德作为动员、团结民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1939年3月12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颁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中指出："唯忠与孝，是中华民族立国之本，五千年来先民所遗留于后代子孙之宝，当今国家危机之时，全国同胞务必竭忠尽孝，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1939年4月26日，中国共产党的《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指出："一个真正的孝子贤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责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反忠于少数和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在这里，孝成为民族团结、兴旺的精神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5】
从历史的不断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孝文化在促进国家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孝敬父母，尊君爱国的动人事迹，在今天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传颂不休，成为培育中华传统美德的母本。但是，从封建社会一路走来的孝文化，毫无疑问带着封建的糟粕性，所以，和对待所有传统文化一样，对传统的孝文化，我们应该辩其真伪，学会扬弃。
二、孝文化的当代价值
不论时代如何进步和改变，作为根源于人类血缘关系的"孝"，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影响着中国历代人们的思想，也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准则和评判人的德行的标准，虽然它的内容、实现形式及作用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但作为道德准则却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
我们认为，对于作为社会伦理的孝道，应加以扬弃，而不是简单的否定，"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的界限"【6】必须看到，如果我们把孝道和封建主义的扭曲影响加以区分和剥离，作为社会伦理观的孝道，在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孝"的观念和行为中的合理成分，还需要继承和发扬。
首先，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社会公共福利事业还不够完善。这一切就决定了我国社会还需要家庭养老的传统，最为子女必然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同时，在物质生活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的境况下老人也需要儿女对他们的精神的赡养。满足老人的物质需要、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基本的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明确的提出弘扬"孝"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于解决当前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睦、推动社会文明、实现社会的安定祥和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其次，传统孝道是一种扩展性和开放性的伦理规范，它体现出中国传统伦理始于家庭而伸展向社会、始于私德而扩展为公德的特点。孝是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是人自幼就有的一种朴素感情。作为人们调整家庭关系的重要规范，有利于建立民主和睦家庭生活，如果孝由小到大，由爱家推而广之去爱社会，爱天下，爱世界万物，则孝文化有助于培养良好的社会氛围，整个世界就会少了许多战乱、冲突和纷争，而多了团结、和谐与温情。
社会在进步，人的意识也在进步，要发挥传统孝文化的积极作用，就应使传统的东西与时具进，做到传统文化的时代化、社会化，使孝文化永远散发灿烂的光辉，并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232页。
[2]《论语学而》【m】.湖北：崇文书局，2007年。
[3]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6页。
[4]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67页,第173页。
“孝”作为人类共同的感情，各个国家对孝都有一定的理解，但是孝作为中国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历史的厚重度、理论的系统性和其烙入骨髓的深刻性都是其他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的碰撞往往令教师措手不及，如何正确地阐释中华文化并为外国人所理解和接受，是每一个对外汉语教师应当深思熟虑的。当前孝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研究还为数不多，而且大部分也是在文化因素的教学中有所提及。陈逸飞在其硕士论文《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孝”的教学设计》中为“孝”从汉字到文化的教学做了系统的设计。叶剑华的硕士论文《中华传统文化核心范畴“孝”的语义分析及文化阐释》通过对“孝”字义项的分析来阐释每个义项包含的文化蕴意。
韩笑在研究对外汉语教材中文化因素的选择时指出“我们的教材中应致力于宣传一种吸收中西方文化精髓的推崇个性自由和平等的人格,追求平等积极进取的新的孝文化观。”刘冬冬在其硕士论文《针对中级外国学生的<论语>思想文化教材编写设计》中提及儒家“孝”思想的教学中应注重中西对比，其对《论语》的教学编排对“孝”的教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王艳丽研究了朝鲜汉语教科书《训世评话》中孝文化的素材并探源其在中国典籍中的出处，分析了《训世评话》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编排特点，对于我们文化教材编著有很大启示。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孝文化研究成就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对中华传统文化表现了极大的关注，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文化主体论，这体现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自觉。孝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在对外汉语文化因素的研究中已初露端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拓展。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孝文化研究不足
对外汉语中的孝文化研究还十分欠缺，尤其是针对性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大部分的研究只是在文化因素中有所提及。因此孝文化传播存在以下不足：（1）理论性不足。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和指导，缺乏理论会导致实践的无目的性和无计划性。对外汉语孝道缺乏理论研究，传播的原则、内容筛选、途径构建等皆缺少论述。（2）系统性不足。构建系统的传播模式和课堂教学范式是目前孝文化传播亟待解决的问题。（3）实践性不足。对外汉语教学本身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孝道的教学如何正确合理地开展，需要研究者针对课堂教学实际制定可行的计划。现有的研究也未能注重中外的差异，没有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孝道传播做出合理的具体的扬弃和编排。（4）方法较单一。当前研究的方法单一，大多局限于文献研究法等常见方法，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丰富研究方法，如采用跨学科研究法等方法，从而扩展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成果。
四、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孝文化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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