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研讨论文(6篇)

税务研讨论文篇1

关键词：税收公平伦理学财政学法学

一、实现税收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翻开历史的宏伟画卷，人类文明走过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和进步刻画了生产力水平由弱趋强、财富不断扩张、制度逐渐完善的跌宕起伏。在人类发展史上，公平问题作为一切民族文化的价值观是任何社会历史时期人们都非常关注的焦点问题。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一直都在探讨公平问题，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公平思想，实现公平一直是人类社会崇高的价值追求。

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和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税收对社会生活、经济运行等发挥着巨大影响。税收是否公平，直接影响到社会公平能否实现，进而甚至对社会稳定产生重要影响。社会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图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而税收公平则是公平范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解决好税收公平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伴随了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出现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不仅影响到经济效率，也对社会的稳定造成干扰。因此，一个迫在眉睫的目标必须实现，那就是：建立更为重视公平的税收制度，改革现行税制中的弊端。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税收的内在要求。

二、观察税收公平价值体系的多维视角

一直以来，古今中外的诸多思想家和经济学者不断探索税收公平问题，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税收公平思想或价值理论。我国古代思想史中，就曾出现过区别不同情况分担赋税的税收公平思想，如《禹贡》中的“任土作贡，分田定税”，管伸的“相地而衰征”，杨炎“两税法”中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等课税主张。而在西方的思想史中，经过诸多学者的不断研究和创新，已形成了较系统、完善的税收理论，内容涵盖了税收公平的含义、税收公平的衡量标准以及纳税能力的测量标准等。

尽管如此，纵观国内外已有文献，传统税收公平价值评判仍存在明显的局限：一是涵盖内容单薄。较多涉及税负如何在纳税人之间的公平分配问题，较少涉及征税人与纳税人之间的公平问题，难以体现广泛的公平。二是考察维度不够丰富。仅从税收负担本身来讨论税收公平，就课税而论公平。而事实上，税收公平不仅是一个财政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和社会问题，单纯从某一单一学科上来理解税收公平，其分析不足以抓住公平问题的全貌；探究税收公平课题不得不融合经济学、伦理学、法学等多学科知识，抓住多学科知识在公平领域的交织点来透视其内在实质。

（一）税收本质公平实现的伦理学基础

经济学和伦理学虽然来自同一源头，如今却已经分化到两个不同的知识领域。由于这种分化，税收的概念从现代伦理学领域中逐渐消失了，成为一个纯粹的实证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然而，这无法改变税收作为一种道德存在的基本事实。在21世纪建设正义的现代社会，迫切需要我们回归对税收秩序的伦理学研究。

伦理学最大的贡献之一便是关于公平问题的探讨，认为公平原则是社会治理最重要的道德原则，任何社会活动都应遵从公平原则行事；无论以公平为首要价值取向的法律活动，还是以效率为首要目标的经济活动都是如此，税收活动自然也不例外。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和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重要手段，税收与社会经济生活各领域密切相关，并对一国的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发挥着显著影响。税收公平能否实现或者说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将直接影响到社会公平，进而甚至对社会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约翰·洛克在其重要著述《政府论》中，把政府看作是“必要的恶”，明确提出“有限政府”的概念，强调以基本人权（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来为政府行为设置“底线”，以法治和人民的“革命”权来抗击政府强权。税收伴随国家、政府的产生而产生，是一种重要的道德存在。那么，作为政府收入最重要组成部分的税收，其德性的界定应是如何呢？

以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穆雷。罗斯巴德为首的学者认为：税是一种纯粹的不必要的恶。罗斯巴德认为，从税收的起源来看，它只能被解释成一种恶：“如果政府需要为自己的财政收入和开支做预算，那么罪犯同样需要；……因此，政府和犯罪团伙之间就只有程度的差异，没有性质的区别，而且二者常常互相转化。”罗斯巴德进一步指出，税收不但是一种恶，而且是一种无法克服的恶：“如果税本身就是不公平的，那么很显然，这种负担的分配，无论多么精巧，都不能被宣告为公平的。”这就是说，从税收过程来看，我们无法将一种“罪恶之税”修正为“公平之税”，税收活动有其固有且无法消除的道德缺陷。纯粹之恶论者认为，既然税收本身是不公正的，我们显然无法将一种“罪恶之税”修正为“正义之税”，因而税收公平是根本不可能的。

关于“税收公平不可能实现”的论证，罗斯巴德用到的基本逻辑之一是：效率与公平之间不可协调，因为效率标准是根据个人内生偏好推导出来的，它是税收评价的“内部价值尺度”；而公平标准则“是从外部来源推导出来的”，它是税收评价的“外部价值尺度”。对于这种看法，詹姆斯。布坎南为代表的“必要之恶”论者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公平与效率并非是无法协调的，实际上，二者可以在同一个哲学基础上被统一，因此，国家可以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来校正税收之恶，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税收的公平与正义。持此观点的著名学者包括洛克、休谟、约翰。穆勒以及我国学者杨斌（2010）等。税收既是一种“必要之恶”，那么税收公平就是有可能实现的。

（二）我国关于财政本质问题研究的深入探讨——从“国家分配论”到“公共财政论”

自建国以来，我国关于财政本质问题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三个观点，即：国家分配论，社会共同需要论和公共财政论。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财政学界初步形成了“国家分配论”的主流地位，该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以下几点：财政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财政与国家有本质的联系；财政参与社会总产品与国民收入的分配；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国家分配论”以财政活动满足国家职能的需要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特别强调国家的意志。

“社会共同需要论”则认为，财政与社会共同需要有本质联系，而社会共同需要存在于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各个社会形态中，财政分配关系是一种“社会集中化”的分配关系，参与分配的主体是社会或社会代表。

上世纪90年代，我国财政学界开始注重对源于西方的“公共财政论”。核心内涵是：应主要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并与税收等政府收入建立起广义的交换关系，这种行为最终使得财政分配与市场经济更为有效地结合起来，成为经济社会合理运行的基础条件。需要指出的是，公共财政理论虽然强调国家应该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但同样没有突出纳税人的主体地位。

以上三种观点作为我国财政实践的指导理论，使我国的财政实践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财力保障。但是三种观点都强调以国家为财政问题研究的主体，而忽视了纳税人在财政实践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征税人与纳税人在权利与义务上的本质的对等关系。在强调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的今天，财税理论研究同样要高度关注纳税人的意愿和需求，以纳税人为本，承认税收征纳双方存在着根本的平等关系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三）法学视角下的税收公平——税收法律关系的渐进改变

税收法律关系被认为是一种以行政行为为中心的权力服从关系，其性质与其他行政法并无二致。税收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实际上税收就是一种人民对于国家的被动义务。1919年德国《帝国税收通则》制定后，关于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认识开始出现了转折，在此之后，以AlbertHensel为代表的学者们对于税收债务关系说进行深入研究，指出税收法律关系在性质上属于一种公法的债权债务关系，认为税收债务的成立不以行政权介入为必要条件，而是要以课税要件的满足为条件。

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二元论传入国内后，税法学界进行了深入探讨，在理论研究上取得了长足进展。学者刘剑文则提出“分层面关系说”，其在抽象的层面，将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整体界定为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具体层面则将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分别界定为债务关系和权力关系。上述税法学界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不断深入探讨，对于厘清并重构税收公平价值意义深远。从征税人凌驾于纳税人之上的“税收权力关系说”到强调公民与政府权责对等的“债权债务关系税”，其中所蕴含的不仅仅是税法的法律本质的探讨，亦衍生出税收公平价值应追求的高层次目标——税收本质公平，即公民纳税与政府履责的对等。也因此，法学界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探讨与税收本质公平的建构在此得以统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鉴于税收公平的复杂性，因此，税收公平目标的不应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双层次的，只有两个层次的公平目标都达到，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税收公平。

三、构建税收公平的价值目标

税务研讨论文篇2

1.满足税收事业科学发展需求

面对不断发展的税收科学事业，我们需要对应其不断的创新改变税务干部人员的培训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工作技能得到提升，才能有效的承担日常的工作责任。在税收事业持续发展中，不断严格化的执法力度，以及不断细致化的管理方式，都对税务干部提出了较高的工作要求。针对税收征管和纳税服务两个核心业务工作内容，我们应当以科学发展为基础，大力促进税务系统的人员管理工作，保障税务干部的职业能力素养在工作职责要求标准范围内。

2.满足税务干部税收业务需求

不同的税收岗位工作性质也不尽相同，因此导致其培训内容差异性较大，对此开展针对性的教育培训工作需要我们首先进行具体的、系统的设计，在统一化的专业培训工作下，采取分级培训工作，注重工作内容的实效性，针对性，促进培训工作的有效开展。

3.满足了大规模干部培训工作及培训质量需求

由于税收工作具有组织财政收入和调控经济的作用，因此其工作开展前提就是要求其工作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职业技能和良好的职业素养，自身的职业能力要过硬，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纳税服务工作，才能推动纳税服务体系朝着文明、现代、规范的方向构建，促进税收现代化的实现。

二、新形势下纳税服务培训问题及解决策略

（一）纳税服务培训存在的问题

在纳税服务培训中，具体问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培训工作无法满足税务干部的实际需求；教师在培训工作前无法全面掌握税务干部的不同工作时间，不同级别，及个人的知识掌握熟练度，无法对应的开展培训工作，导致纳税服务培训无法落到点上，形式化的教学现象较严重，无法对其日常工作起到实际作用。二是培训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差；对于实际的培训工作，教师往往只是开展理论的说教，针对需要实训的课程，也往往只能采取案列教学的策略，参训人员在其中只能被动的接受，无法解决提升参训人员实际工作问题的能力，导致其显示的可操作性较差，无法实现最终的培训教学目标。三是培训工作中有时未能正确定位教、学角色；传统的授课方式也经常被应用到纳税服务的培训工作中，以教师主体控制为主的弊端阻碍了参训人员提升解决实际工作能力的水平。应以学员为主体，教师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是引导，通过学员课堂热烈的讨论、分享式的经验交流，达到教学相长，解决纳税服务实际工作中的疑点、难点。

（二）改进纳税服务培训的策略

1.推进研讨式培训教学方式

开展税务干部研讨式培训教学工作，主要是针对其具体的税收征管问题开展；主要是由教师提出相关问题，组织学生进行相互讨论研究，提出相应的问题，在探索分析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措施。通过这样的交流讨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研讨式教学过程来推动税务干部的职业知识能力掌握，同时提升其解决问题的能力。转变传统的单调讲述式教学开展形式，开创师生共同讨论、相互学习的工作氛围，通过友好的交流，不仅能改善其相互之间的工作关系，还能使学生们增长相关业务知识范围，

2.推进案例式培训教学方式

加强教学过程中的案例结合，通过相关的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合适的引出实际案例，并结合其提出相应的问题，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思考，对问题进行总结分析，然后教师再对其进行具体的教学讲评。做到每个培训要点都能和实际的案例相联系，在相互讨论研究中促进学习效果的提升。同时，采取案例结合教学方法，还可有效地促进显性和隐性的知识转化，促进实践的理论提升，完善纳税服务教学培训工作。

3.推进实训培训教学方式

税务研讨论文篇3

「关键词：税收法律关系；体系；客体

法律关系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是构筑整个法学体系的基石之一，它可以被应用到各门具体的法学学科之中，并形成为具有特定内容和意义的该部门法学所独有的基本范畴。税收法律关系作为税法学的基本范畴，由它可以推演出一系列的税法学的重要范畴，由这些重要的范畴又可以进一步推演出一系列更具体的一般范畴，从而可以构筑税法学范畴体系的大体轮廓。因此，税法学可称为以税收法律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2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理论的科学性取决于范畴及其内容的科学性。”3因此，建立科学的税收法律关系的范畴对于税法学的发展与成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收法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对于构筑科学的税收法律关系的范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

在探讨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之前，有必要先探讨一下税收关系与税法体系。因为，税收关系是税收法律关系的经济基础，而税法体系又在根本上决定着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

税法的体系是由一国现行的所有税收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税法部门从而形成的多层次的、门类齐全的有机整体。税法的体系取决于税法调整对象的体系与结构。税法调整的税收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税收体制关系与税收征纳关系。依据税收关系的结构与体系可以构筑税法的体系，即税法可划分为税收体制法和税收征纳法两类。税收征纳法可分为税收征纳实体法和税收征纳程序法。4

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确认和调整在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以及征税主体内部各主体之间发生的税收征纳关系和税收体制关系的过程中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是指由各种税收法律关系所组成的多层次的、内部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它是由税法的体系并在根本上由税收关系的体系所决定的。由上文的论述可知，税收法律关系由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和税收征纳法律关系所组成。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由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和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所组成。

探讨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们探讨税收法律关系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重要前提。同时，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为我们探讨这些基本问题构筑了一个理论平台，只有站在这个共同的理论平台上，我们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学术讨论，否则，从表面上来看，学者们是在讨论同一问题，而实际上，由于他们所“站”的理论平台与所持的理论前提不同，因而所讨论的并非同一问题，或并非同一问题的同一个方面。因此，笔者在此先构筑自己的理论平台是有着极为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的。

二、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

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收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在这一问题上税法学界的争议不大，一般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货币、实物和行为，而前两者又可合称为“税收利益”。5

然而，从整个法学界的角度来讲，法律关系的客体却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无论是法理学界，还是部门法学界对此问题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首先，就法理学本身对法律关系客体的研究来说，其观点是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如有学者认为：“法律关系客体是最为复杂、最为混乱不堪的问题。”6

其次，从部门法学的角度来讲，对法律关系的客体的理解也存在众多争议。在民法学界就存在着“利益说”、“行为说”和“社会关系说”三种不同的观点。7在刑法学界，关于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存在不同的观点。8另外，其他部门法学的学者纷纷提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力”9、竞争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竞争秩序（也可以理解为竞争机制）”10、“统计法律关系的客体具有广泛性，几乎包括所有的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11、“目标企业的财产所有权或经营控制权便理所当然成为企业并购法律关系的客体”12等诸多观点。

法理学界和各部门法学界对法律关系客体理解上的差异，为本文探讨税收法律关系客体的问题制造了诸多障碍，使得税法学界无法直接借鉴法理学或其他部门法学的既有的研究成果，而必须在法理学和各部门法学现有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本部门法学的特殊研究对象进行创造性地研究。

借鉴法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客体是法律关系的必备要素之一。因为，从语义上讲，“客体”与“主体”相对，指的是主体的意志和行为所指向、影响和作用的客观对象。它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发生权利义务的中介。任何一种关系都需要中介，关系通过中介而发生，又通过中介而构成。13

法律关系的客体既然是法律关系主体发生权利义务的中介，是主体作用力所指向之对象，因此，从理论上讲，法律关系的具体客体是无限多样的，把它们抽象化，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七类：国家权力；人身、人格；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法人；物；精神产品（包括知识产品和道德产品）；信息。这七类客体还可以进一步抽象为“利益”或“利益载体”等更一般的概念。由此我们可以说，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一定的利益。14

本文从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出发认为，在税收体制法律关系中各相关主体（中央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是税权，因为税收体制法主要就是分配税权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权在税法学界是一个有着不同含义的概念，但通常所理解的税权是指国家或政府的征税权或税收管辖权。15本文所使用的税权指的是国家对税收事务所享有的权力，国家所享有的这种税权是一种从国家统治权派生出来的一种政治权力，当这种政治权力由法律规范来调整时就成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因此，作为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客体的税权指的是政治意义上的权力，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

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实体，它由一系列行使国家各项权能的职能机关所组成，它的权力也要由这些具体的职能机关来行使，这样就会出现如何在国家的各职能机关分配国家的某项权力的问题。在这种分配国家某项权力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就是体制关系，用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和调整这种关系，就产生了体制法律关系。具体到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其主体是中央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一定级别以上的地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它们的权利与义务是合而为一的，其权利是依法“行使”其所享有的税权，其义务是“依法”行使其所享有的税权。16因此，其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是税权，税权充当其权利义务的载体，是其权利义务作用的对象。因此，税收体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权。

在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中，其主体分别是国家与纳税人，国家享有税收债权，纳税人承担税收债务，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各相关主体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共同对象是税收收入，主要包括货币和实物。

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其主体分别是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代扣代缴义务人，各相关主体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是税收行为，因为，税务机关的权利是要求纳税人为或不为某种税收上的行为，而纳税人的权利也是要求税务机关为或不为某种税收上的行为。

由于法律关系的统一客体是利益，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可以高度概括、抽象为税收利益。当然，这里所说的税收利益已不同于学界通常所理解的、作为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客体的税收利益，那里的税收利益是具体的利益，即货币和实物等经济利益，也就是本文所使用的税收收入。而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统一客体的税收利益指的是广义上的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权力利益和权利利益。

本文所述观点与税法学界的一般观点的区别有四：其一，本文是在税收法律关系体系的理论框架下来探讨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的，显得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而且可以和税收法律关系的其他问题组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有机统一整体；其二，本文提出了税权是税收体制法律关系的客体的观点，笔者尚未见到学界有人提出这一观点，其科学性及价值如何尚有待学界讨论；其三，本文所说的“税收行为”不同于学界一般理解的“行为”，学界一般理解的行为是指：“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及其所属税收征收管理机关在制定、颁布和实现税法的过程中享有税收管理权限，履行行政职责的行为。”17而本文所理解的税收行为则是指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征税机关与纳税人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笔者之所以提出“税收行为”的概念是与本文把征税机关定位于国家税法的执行机关以及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征税机关与纳税人法律地位平等的观点相一致的。18本文这一观点的科学性及其价值同样有待学界讨论。其四，本文概括出了税收法律关系的统一客体是税收利益，但这是在广义上来理解的税收利益，而不同于学界一般理解的狭义的税收利益。同时本文主张用税收收入来取代学界一般理解的税收利益的概念。

注释：

1参见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2参见（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18页。

3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3页。

4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8页。

5参见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6王勇飞、张贵成主编：《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537—538页。

7“利益说”参见郑少华、金慧华：《试论现代商人法-规范市场交易主体的新模式》，载《法学》1995年第2期。“行为说”参见佟柔：《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35页。“社会关系说”参见[苏]A.K.斯塔利科维奇：《社会主义法律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政法译丛》1957年第5期。

税务研讨论文篇4

XX年年，是实施新余地税“十一五”发展规划的关键之年。市地方税务研究会在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和市社科联的指导下，在各设县、区地税局重视关心和各地研究会配合支持下，在全市地税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和会员的积极参与下，全市地方税务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各项得到了省局和省地方税务研究会领导的肯定。XX年，全市调研文章质量与数量都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经省市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评定，有7篇文章被评为全省地税系统XX年年度优秀科（调）研文章，有2篇在全市社会科学优秀论文评比中获奖。同时，市地方税务研究会被评为全省民间社会团体先进集体，新余市社会科学XX-XX年年度先进集体。尤其可喜的是，我们通过了省社联的“十五”规划项目《我国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税有机统一研究》的课题鉴定，这是我市地税组建以来第一次通过省级规划立项鉴定。可以说，我市XX年年地方税务研究工作无论是在全省地税系统还是在全市社会科学理论系统均已经步入了先进行列。

（一）加强地方税务研究会自身建设

研究会是地税部门联系社会各界热心地方税收学术研究的非营利性群众社团组织，要充分发挥好研究会的职能作用，重在加强自身建设，关键是加强组织和管理。我们进一步加强了领导，思想上重视，工作上支持，人、财、物上给予保障，为研究会工作开展创造了良好工作环境，极大激发和鼓励了广大地税调研工作者和会员的积极性，增强了做好地方税务研究会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市局党组书记、局长罗伟华同志经常过问地方税务研究会的工作，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难题，从经费和人员上对地方税务研究会予以保障。目前地方税务研究会按照省地方税务研究会的要求，真正实现了有机构、有固定场所、有专职人员。应该说，地方税务研究会各项工作已经逐步走向规范化道路。

（二）成功举办全省地税系统第三片区研讨会

我们紧紧围绕XX年年全省地税总体工作思路，结合新余地税工作实际，突出地税调研重点。我们按照赣地税发{XX年}29号文件关于做好XX年年全省重点调研课题的要求，认真牵头做好第三片区重点调研课题的各项工作。市局专门召开局长办公会研究课题的安排工作，要求各地必须按照省局工作部署，认真抓好全省第三片区的课题的研究工作。一方面，我们在全市抽调了调研骨干人员，集中精力，重点抓好《发挥地税职能，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江西崛起新跨越的研究》、《创新地税系统工作管理机机制，提高行政效率研究》、《提高地税系统三个服务水平研究》、《加强地税文化的研究》四个课题具体调研工作，定期召开课题研讨会，认真讨论提纲，确定调研方向。同时积极主动与课题成员单位省局直属分局、南昌市地税局沟通，认真把课题落实到每个成员单位。为增加全市重点课题的领导力和科室参与的广泛度，推进全市调研工作深入开展，我们把省局重点调研课题拟实行市局领导挂点制和机关科室参与制：每个重点课题将由市局领导亲自挂点；每个重点课题实施牵头单位领导负责制，每个牵头单位指定一名局领导具体负责；相关业务科室全程参与相关重点调研课题调，切实做到人员、经费、时间三到位。同时，把全省重点课题的调研情况列入今年绩效管理考核。在第三片区论文推荐会上，与会人员对我局提交的论文高度评价，我局有四篇文章在第三片区荐会上予以推荐。另一方面，精心组织了两次全省第三片区地方税收课题研讨会议，对第三片区地方税收课题进行编印成册。整个组织协调工作得到了省地方税务研究会领导的高度评价。

（三）积极推进调研成果转化

我们十分注重调研成果的转化，特别是各级地税局领导重视提高地税调研质量，在多出精品上下功夫，花力气，从突出地税收入中心和地税实践急待解决的问题入手，潜心研究事关经济与地方税收宏观协调发展的关系与政策理论问题，力求调研成果能为领导决策参谋服务。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遵循从经济到税收的原则，充分考虑全市国民经济发展趋势以及国家税收政策调整对未来地方税收的影响程度，经实事求是预测分析和判断，完成了《全市XX年年-2010年地税收入预测分析》专题调研，针对全市地税收入连续几年高速增长，地税收入增长已经大大高于全市经济增长速度的现状，明确了提出了今后几年全市地税收入增长会稍慢于我市经济增长速度，地税收入应该建立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之上，从而为我市科学制定经济发展目标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建议。

（四）不断提高调研文章质量

为了进一步规范全市地税系统税收科（调）研成果评选工作，鼓励全系统干部职工积极投身税收科（调）研活动，繁荣学术研究，大力推进地税科（调）研精品战略，使科（调）研成果更好地围绕地税中心，指导地税实践，促进全市地税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我们制定了《新余省地方税收优秀科（调）研成果评选办法》。同时，我们在11月组织了全市地税系统优秀论文评比工作，共有38篇文章参加了此次评比。在评比过程中，我们严格遵循“客观公正、择优公开、逐级负责、严格筛选”的原则，为体现评选工作的独立、公正，规定评审人员原则由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在市级（含）以上地方税务研究会常务理事中产生，必要时可以邀请地税系统外有关财税理论专家作为评审组成员。本单位评审人员人数不得超过评审人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同时论文作者不得作为评审人员。通过评审，真正把一些反映地方税收工作和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积极指导意义的论文及其他调研性成果推荐上来进行奖励。由于工作机制的创新，全市调研质量有了明显提高。1

XX年年，全市地方税务研究工作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成绩的取得。是各级领导对地方税务研究工作重视与支持的结果，特别是凝聚了广大地税系统科研人员的辛勤汗水。在成绩面前，我们要高兴，但不能陶醉，跳出新余看新余，在全省地税系统，我市的地方税务研究与赣州等一些起步比较早的地市还有一定的差距，与外省一些税务部门的差距更大。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员调研的氛围不行。少数部门对地方税务研究工作重视程度不高，认为地方税务研究是务虚的，甚至认为地方税务研究就是地方税务研究会的事。二是税收理论调研人员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素质上都比较薄弱。目前，全市地税干部热爱税收科研工作几乎寥寥无几，一些从事地方税务研究工作理论素质较差，远远不能适应新时期地方税务研究工作的需要。三是经费保障经费严重不足。一些地方对省市局下达的重点调研课题在财力难以得到保障，我们有的课题组成员为了确保课题质量，自行出钱购书，一些地方对课题组所开展的必要的费用不予支持，在地方税收科研经费上舍不得投入，直接影响了地方税务研究工作的开展。四是对地方税务研究工作配合不力。对地方税务研究下达的课题存在互相推诿的现象，一些科室对地方税务研究工作存在抵触现象。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将认真研究对策，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研究，争取市局党组对地方税务研究工作的重视，进一步提高地方税务研究工作能力。

二、2010年全市地方税务研究工作要点

2010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战略部署的第一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承上启下的一年，做好今年的地方税务研究工作，意义十分重大。今年全市地方税务研究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办会政治方向，围绕地税中心，相对前瞻研究，贴近地税实际，立足应用对策调研，促进地税事业发展”的工作宗旨，不断加强研究会组织、思想、作风和制度建设，努力把我市地方税务研究会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推上一个新台阶，为促进新余地税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贡献。

（一）围绕“两个中心”，力求在调研上下功夫。要进一步强化地方税务研究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地税事业发展“两个中心”，使地方税务研究工作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地税事业发展。今年省局提出的全省地税主要工作是深入推进“两项建设”（规范化建设、地税文化建设）着力提升“三个水平”（依法治税水平、税源管理水平、队伍建设水平），推动全省地税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在促进江西崛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更大作为。全市各级地税部门要围绕地税中心开展工作。按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机关与基层相结合；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相结合；群众性调研与专项调查相结合”的要求，积极组织开展基层群众性地税学术调研活动。着力抓好专项调研活动，积极谋划开展以实现新余“两个率先，一个努力发展规划目标题的专项地方税收调研活动，为实现全市地税“十一五”发展规划的各项目标提供思想和智力支持。

（二）狠抓成果转化，力求在应用上见成效。调研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要注重理论指导实践的实际效果，强调调研成果的转化应用，充分体现调研成果的价值和生命力，不断提高地税调研成果转化应用水平。根据我市地税工作实际，立足微观政策层面，结合地税基层实际，注重政策操作实务，加大科研成果的转化，力争解决全市地税工作中几个实际问题，切实体现科（调）研工作对地税收实践的理论指导作用。抓住重点课题攻关，多撰写具有理论深度，指导地税实践有价值的调研论文，为全市地税事业新发展多献计献策。

税务研讨论文篇5

中国共产党XX县国家税务局党组工作规则根据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党组《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党组工作规则>的通知》（桂国税党组[2000]100号）文精神，为使党组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推动党组工作建设，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区局党组、市局党组、县委的决议、决策在全县国税系统贯彻落实，全面推动我县国税工作的顺利开展，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现结合本县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一、中国共产党XX县国家税务局党组在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国家税党组和中国共产党XX县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并认真负责向市国家税务局和县委、县政府报告工作。二、主要职责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上级党组织的有关规定，中国共产党凌云县国家税务局党组行使以下职权：（一）组织本系统干部职工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税收政策法规。（二）研究贯彻落实市国家税务局、县委、县政府的决定和指示。（三）研究决定加强和改进本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四）研究通过加强本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决定；研究处理职权范围内的违纪案件。（五）研究讨论需要向市国家税务局和县委、县政府请示报告的重大事项。（六）研究决定县国家税务局职权范围内的人事任免和人员调动。（七）指导县局机关党支部和各分局（所）党支部工作。（八）完成XX市国家税务局以及县委、县政府交给的其他工作任务。三、会议制度（一）党组会议包括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二）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日期和会议议程由党组书记确定。（三）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由党组书记召集和主持，也可由党组书记委托一名党组成员参加主持。召集人可根据会议内容决定吸收有关股室的主要负责人列席参加会议。（四）党组会和党组扩大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党组成员到会才能召开。党组成员不能出席会议时，如果对会议议题有意见或建议，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出，党组会议决定要向未能出席会议的党组成员通报。（五）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讨论决定问题时，应在与会成员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决议。决议事项需要表决时，表决方式由党组书记或受党组书记委托的会议主持人决定，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重大问题的决定，如与会党组成员有近半数表示不同意见的，除在紧急情况下必须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执行外，一般暂缓决定，待进一步调查研究后再作决定。（六）党组会议讨论通过的重大事项需要的，由办公室负责记录（或指定人员记录），并编印会议记要。会议纪要由党组书记签发，也可以由受党组书记委托的会议主持人签发。四、党组学习制度（一）成立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建立健全党组学习制度，制定明确的学习计划。县局党组成员为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必要时可以吸收各股室、中心主要负责人参加。（二）学习中心组组长由党组书记担任，组长负责审定学习计划、学习内容、研讨题目，提出学习要求，并检查学习效果。（三）中心组学习的主要内容：1、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2、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国家税务总局、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和市国家税务局以及县委、县政府的重大决议，决定和文件、指示。3、政治、经济理论知识和经济管理知识、现代化科学技术知识。4、讨论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探讨税收工作改革的大局和XX县国税事业发展方向。5、学习近期国家重大的时事政治理论。（四）中心组理论学习每个月不少于一次，学习方式分为集中学习和自学两种，具体学习时间由组长或副组长决定。（五）党组成员学习情况以讲党课、作报告、撰写心得体会或写理论文章等方式，每年交流一次。五、健全民主集中制和民主生活会制度（一）党组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凡讨论研究重大问题必须由党组集体讨论决定。党组成员个人无权改变党组集体做出的决定。（二）党组成员必须坚决执行党组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或在工作中发现新的情况，可以向党组提出以至要求重新讨论。在没有重新做出决定前，不允许有任何违反决定的言行。（三）党组会议的内容，除经党组决定可在一定范围内传达或公开发表外，与会人员不得私自对外传达透露。（四）党组每年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交流思想，统一认识。六、文件审批凡以中国共产党XX县国家税务局党组名义发出的文件，必须经过党组会议讨论通过或经党组成员传批同意，并由党组书记或由党组书记委托一名党组成员签发。党组会议的原始记录、会议纪要、会议重要议题的附件等材料为永久保存的档案材料，由办公室统一整理、装卷、专柜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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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研讨论文篇6

[关键词]纳税筹划误区研究综述

“纳税筹划”，也称为“税收筹划”、“税务筹划”。纳税筹划误区是指人们对于纳税筹划理念、方法、技巧等的错误认识和运用，导致纳税筹划的错误运作。它不同于纳税筹划风险。纳税筹划风险是指在纳税筹划活动中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或原因的存在，使企业发生税收损失而付出的代价。也就是说，纳税筹划误区是指纳税筹划在理念、方法、技巧方面本身是错误的。而纳税筹划风险是指理念、方法、技巧方面没有错误，而是由于不确定因素或原因，导致筹划失败的可能性。风险可以防范，误区必须纠正。

我国纳税筹划误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我国纳税筹划的蕴酿期(1994年以前)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是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税收职能作用的发挥受到了极大限制。改革开放以后，为了积极应对对外开放给税收制度提出的新要求，我国财税部门在思想上、理论上全面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税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包括开征国营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内容的税制改革基本设想，并确定配合对外开放政策、税制改革优先解决对外征税问题。这一时期纳税人谋求减轻税负的主要手段是偷税、漏税、欠税。1993年1月1日，我国第一部统一的《税收征管法》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税收征管工作从此进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随着对偷税、漏税、欠税行为打击的加强，避税，尤其是逆向避税逐渐成为减轻税负的一种新型手段。这一时期税收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立和完善税制以及防止税收流失等问题上，避税问题的研究开始成为热点。这一时期关于避税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国际避税与反避税》(王铁军，1987)，《避税论：合理避税的方法途径及其理论依据》(谷志杰、许木，1990)，《避税与逃税方式・实例・对策》(陈松林，1993)等。虽然这些著作的大部分内容是国外研究成果的移植，但这些研究无疑为纳税筹划理念的引进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对纳税筹划的研究很少，如通过CNKI文献检索，以“税收筹划”、“税务筹划”、“纳税筹划”为主题词的只有3条，以“节税”为主题词的有4条，而以“避税”为主题词的有113条。因此，这一时期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重点是避税和反避税问题，尤其是在对避税问题性质的界定上，争议较大，多数观点认为避税是合法的，也有人认为避税是非法的，还有人认为避税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在内涵和外延上未能对避税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其明显表现就是没有将避税与偷税、逃税、节税等相关概念明确区分清楚，也没有体现避税的本质特征。“近年来，在研究加强税收征管的过程中，常有人把逃税、避税、节税相混同，认为避税就是逃税，节税也是避税。应当肯定，逃税、避税、节税之间的界限确有不清之处，但也绝非等同。”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都不提倡“避税”，并致力于通过完善税法、堵塞漏洞等反避税措施来加以防范。鉴于此，一些学者把避税分为合理(合法)避税与不合理(不合法)避税，认为符合国家立法意图、符合税收政策法规并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目的的行为视为合理(合法)避税，不符合国家税收立法精神、钻税收法律漏洞的行为视为不合理(不合法)避税，并试图用“节税”和“税收筹划”的概念取代合理(合法)的避税。因此，这一时期通过对避税行为的研究，我国试图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纳税筹划，由于纳税筹划的研究处于蕴酿期，纳税筹划的误区尚未形成。

二、第二阶段：我国纳税筹划的形成期(1994-2001年)

这一时期，一方面在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的税收程序法和实体法逐步完善，企业的市场经济活动的独立地位得到明确，其对于纳税筹划的市场需求也明显增加；另一方面，税务作为一个行业逐步形成，税务中介在全国各地得以建立，我国出现了第一批注册税务师，但这一阶段由于中介行业和税务机关的业务及行政隶属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因此中介主要是业务，以具体涉税事项为主。唐腾翔、唐向(1994)所著的《税务筹划》是国内第一本提出税收筹划的概念并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书中指出税收筹划是在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地取得“节税”的税收收益。“该定义在我国税收筹划研究领域中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但限于当时的经济体制，从事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的企业和个人少之又少。”与此同时，有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为纳税筹划的研究和运用做了法律层面的铺垫。如1993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征收管理法》，1994年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税务试行办法》，这些法律和规范性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政府对税务及其行为在法律地位上的认可，为纳税筹划的研究做了铺垫。

1999年11月，由浙江财经学院承办的国家教育部“面向21世纪财政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第二次研讨会在舟山顺利召开。与会代表认为，《税收筹划》作为财政专业的教材是一个新的尝试，但要写得多、写得好，难度很大，其作为主干课尚不够成熟，宜先作为选修课，待条件成熟后再考虑定为必修课。与会代表认为，从纳税人角度研究税收筹划问题很有必要也很重要，也是培养21世纪财经人才的需要。这无疑成为纳税筹划研究的号角，税收筹划开始成为热点。

2000年《中国税务报》率先开办了“筹划周刊”，公开讨论纳税筹划问题，这是一次社会观念与思维的质的飞跃。

2001年1月，由全国各地近百家税务师事务所联办的全国首家纳税筹划方面的专业网站一“中国税收筹划网()”在大连正式开通。

关于纳税筹划的文章、专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一时期虽然书籍出版了不少，但原理性的介绍居多，理论和技巧大多是引用国外的成果，没有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税法体系形成一套成型的理论，可行性较差。

通过CNKI文献检索，这一时期以“税收筹划”、“税务筹划”、“纳税筹划”为主题词的有729条，以“节税”为主题词的有195条，以“避税”为主题词的有900条。但绝大部分文章都以概念辨析、性质界定、成因分析为主。

由于这一阶段纳税筹划在我国公开研究刚刚起步，很多人对纳税筹划尚未形成系统认识，一些书籍报刊及相关文章各抒己见。这一时期关于纳税筹划误区的专门研究较少，有关纳税筹划误区的论述主要在于帮助人们走出五个误区：一是纳税筹划会不会减少国家税收，损害国家利益；二是纳税筹划与偷税、避税是否相同；三是纳税人能不能进行纳税筹划；四是纳税筹划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有无关系；五是税务人在纳税筹划中

的作用。

三、第三阶段：我国税收筹划的发展期(2001―2007年)

这个阶段的起始标志是2001年5月1日新的征管法的颁布和实施。这一阶段，随着全国税务机关法制化、规范化建设的逐步深入及税务中介改制的全面完成，纳税筹划在我国开始迅速发展，全面展开，这一阶段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1、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纳税筹划基础理论框架。学者们在纳税筹划的界定、法律分析、原则和基本原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在总体方面达成共识。

2、研究视野开阔，纳税筹划个案丰富。纳税筹划既围绕税种类别展开了研究，比如个人所得税筹划、公司所得税筹划、消费税筹划、增值税筹划、财产税筹划等等，也围绕企业的经营活动的不同方式展开了研究，比如跨国经营的税收筹划、公司融资管理的纳税筹划、企业功能管理的纳税筹划、证券投资的纳税筹划、财产信托的纳税筹划等等，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别的研究方式。同时还从契约理论、博弈理论、比较利益学说和系统论等角度剖析纳税筹划的理论渊源，对纳税筹划的必要性、可行性、约束性和过程从理论上进行揭示。此外，这一阶段还对纳税筹划的风险及防范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3、纳税交流平台多样化。首先，报刊平台。《中国税务报》、《税务研究》和《涉外税务》等主要税收理论报纸、刊物都分别开辟了“税收筹划”专栏。其次，网络平台。这一时期出现了专门进行纳税筹划理论研讨和案例交流的网站，如中国税收筹划网等。再次，电视、广播平台。电视、广播开办了专门的纳税筹划论坛。最后，直接交流平台。各种纳税筹划讲座和研修班如火如荼在全国各地展开。

4、各高等院校相继开出了纳税筹划课程。近年来，许多高校财务管理专业和相邻专业纷纷开设了税务筹划课程，税收筹划逐步进入普及阶段。

5、研究成果丰硕。从北京大学图书馆检索的涉及纳税筹划方面的专著及编著达170余种，从CNKI文献检索的论文达13000余篇。与此同时我国也开始了对纳税筹划误区的研究。

(1)杨智敏等编著的《纳税大思维――走出纳税筹划的误区》(2002)，是第一本有关纳税筹划误区研究的著作，该书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纳税筹划的误区问题。“尽管纳税筹划已渐渐地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但很多人仍然对于纳税筹划没有很明确的认识，往往将纳税筹划与税务筹划、避税，甚至偷税等同起来，而且，现在许多纳税人所做的筹划方案很不规范，其中一部分实际是偷漏税。这些都说明我们纳税筹划已经走入误区”。正如书名一样，该书只是从思维的角度对当时纳税筹划在概念、可能性及意义、目的等方面的误区进行了有限的探讨，其精选的案例涉及企业设立、合并、分立、筹资、投资、购货、销货、经营管理、进出口、跨国经营、转让定价、房地产、电子商务、逆向避税、反避税等方面，但还是落入了大多数人研究的窠臼，并没有分析其AA_的现实约束条件，因此对于使用者来说仍然有误区。

(2)阮双峰在《论税收筹划的误区及其正确运用》(2002)一文中从纳税筹划的理念方面分析了其当时存在的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把税收筹划同偷税、避税混为一谈，指出偷税与税收筹划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是否合法，避税与税收筹划的区别在于是否有悖于国家税法的立法意图和政策意图。第二个误区是税收筹划会减少国家税收，损害国家利益，指出虽然从短期来看，企业通过税收筹划会减少纳税，但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企业通过税收筹划可以更好地适应国家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推动企业经营秩序与经营机制的完善，从而增强企业长期赢利能力，因而增加实际纳税水平，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长期稳定增长。

(3)张文贤、文桂江在《关于税收筹划误区的实证分析》(2002)一文中用实证的方法揭示了这一阶段纳税筹划的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用银行贷款投资比用自有资金合算。其分析结论是：使用银行贷款虽然少交了企业所得税，但由此并未增加企业的收益――净利润，相反它却减少了企业的净收益，因此这种税收筹划思想对国家无利，对企业同样无利。第二个误区是用后进先出法可以减轻企业税负。其分析的结论是：采用后进先出法与其他方法发出材料时，在全部材料从购进到全部消耗的一个考查期之内，其所得税负是完全相同的，即后进先出法并没有减轻企业税负，也没有减少企业的所得税总额，除货币的时间价值外，它仅仅是将纳税的时间向后推迟而已。第三个误区是加速折旧法好于直线折旧法。其分析结论是：直线折旧法与加速折旧法之间，本身并无谁优谁劣之分，用不同的指标考核，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如果是考核经营者的业绩，则直线折旧法要好于加速折旧法；如果是考核股东财富的大小，则加速折旧法比直线折旧法要好。这种实证研究在当时凤毛麟角。

(4)姒建英在《当前纳税筹划中存在的误区及辨析》(2003)一文中分析了纳税筹划在认识、方法、目标上的误区，强调对纳税筹划积极作用的曲解，不利于纳税筹划的发展和完善。

(5)顾跃南在《税收筹划误区辨析》(2004)一文中从纳税筹划个案设计的技法、筹划目标、判别标准三个方面分析了纳税筹划的误区。他认为某些个案的筹划技法涉嫌“教唆”，多数个案的筹划目标不全面，大量个案的判别标准欠准确；某些税收筹划人士的税收筹划认知和职业道德水准亟需提高，并吁请有关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关注、研究和解决税收筹划中已经出现和将会出现的各类问题，以促进我国税收筹划活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6)刘慧翮在《对纳税筹划认识误区的探析》(2005)一文中对此前纳税筹划误区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加工和总结，文章从纳税筹划与税务筹划、纳税筹划的根本目的与少纳税、纳税筹划与避税、纳税筹划与偷逃税、纳税筹划与税收方案、纳税筹划与税负的高低等八个方面探析了对纳税筹划在认识上存在的误区。

(7)李龙梅在《企业税务筹划误区分析》(2006)一文中利用实证的方法，指出了在实务中，企业常常陷入纳税筹划的误区：一是对法律一知半解，税务筹划不完全合法；二是注重暂时小利，忽视企业整体效益；三是考虑不周全，损人且不利己；四是看重理论数字，脱离具体情况。

(8)苏强在《论企业税务筹划误区及风险防范》(2006)一文中指出目前企业税务筹划存在许多误区，诸如混淆税务筹划与偷税、避税和节税，只从税种人手强调减轻税负，忽视企业整体利益，片面夸大税务筹划作用等。同时在税务筹划实践中也面临来自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各种风险，苏强认为只有明晰税务筹划的概念，遵循操作原则，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税务筹划风险，才能实现税务筹划目标。

(9)宋效中、高淑芳在《企业纳税筹划误区探析》(2007)一文中认为纳税筹划在我国仍属于新生事物，虽然近年来，纳税人、税务筹划专家以及税收理论界等专家学者们对纳税筹划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和实务研究，但仍有许多人在纳税筹划认识上存在误区。一是将纳税筹划等同于税务筹划，二是将纳税筹划

与避税混为一谈，三是将纳税筹划等同于偷逃税，四是税负最轻的方案是纳税筹划的最佳方案，五是认为纳税筹划不需要成本，六是认为纳税筹划的方法具有通用性，七是片面夸大纳税筹划的作用，八是认为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处于对立地位，九是仅从税种上进行纳税筹划。

这一时期对纳税筹划误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方面，试图厘清纳税筹划在认识、方法和目标等方面的误区，也有少量的实证分析和个案分析，但不系统、不深入。

四、第四阶段：我国纳税筹划的反思期(2008年至今)

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颁布以后，税收筹划进入了一个更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细则的颁布使我国在所得税的实体法上与国际更加接轨，传统的纳税筹划手段迫切需要调整，另一方面，2009年我国颁布了《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以理论界学者、企业税务顾问和中介为代表的纳税筹划从业人员开始了理性的回归。

侯丽平在《纳税筹划误区及其指正》(2008)一文中总结了前一阶段纳税筹划误区研究的成果，并从理论上进一步分析了纳税筹划产生的误区，即纳税筹划主体误区、目标误区、概念误区、内容误区、作用误区、方法误区、认定误区和风险误区，并对以上误区进行了――指正。

马建、李伟毅在《企业纳税筹划的三个认识误区》(2008)一文中将“随意夸大纳税筹划的作用”列入纳税筹划的误区。

农海沫在《企业纳税筹划的误区》(2008)一文中将“随意采用税负转嫁的筹划方案，片面认为转让定价是行之有效的筹划方法和企业的自主行为”列入纳税筹划的误区。

刘雄飞在《纳税筹划的误区分析》(2009)一文中将“顾此失彼或只注重重点税种”列入纳税筹划的误区。

庄粉荣出版了《税收筹划大败局》(2010)专著，该书可以说是其已出版的《纳税筹划实战精选百例》一书的姊妹篇，以税务稽查案例作为切入点，分析了有关企业纳税筹划失败的原因，对相关案例的实务操作提出了筹划建议，从实证的层面证明了由于纳税筹划存在的种种误区所导致的后果。

五、分析结论

近年来理论界开始系统地分析纳税筹划的误区，但研究成果偏少，与数量众多的税收筹划理论和技巧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少，研究成果缺乏说服力。“就理论研究领域看，由于税收筹划在我国出现的历史不长，尽管目前有关税收筹划的研究已不少见，但整体上系统地对税收筹划的理论和务实的探讨还不多，现有的理论体系不够完整，实践操作性不高，企业未能真正将税收筹划与实际经营战略结合。同时在实际操作中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税收筹划，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避税的嫌疑，容易造成纳税检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