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的认识范例(12篇)
时间：2024-04-02
时间：2024-04-02
一、几年来，为保质保量完成我县全年送电影下乡的放映任务，成立了农村电影放映工作领导小组，由局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领导、公司经理为副组长，公司其他人员为成员的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和协调农村电影放映工作，电影公司为搞好电影放映工作，制定了电影公司工作章程，明确了责任，聘任了管理人员，制定了责任分工细则；制定了放映员的工作职责，组建了10个送电影下乡放映队伍在全县各乡镇（场）进行放映；我们还多次组织召开了全县各乡镇（场）分管领导参加的放映工作会议。
二、广泛宣传，营造氛围。一是通过广播、电视、宣传车等媒体以多种形式对送电影下乡工作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积极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二是结合自身和本地实际，采取灵活多样的其它形式广泛宣传电影下乡。三是在放映的同时进行多角度、全方位宣传，尽量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这项工程，努力将电影下乡的信息送到千家万户。
三、为了较好地完成全年预订放映任务，我们与各乡镇（场）认真签订了电影放映协议及购买放映合同，明确放映场数，达成放映协议合同。同时，为了让农民群众更好地观看好电影，我们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数字电影放映队的工作力度及基础条件的改善。今年新增添了4套数字放映设备，组建了10个放映队。同时，我们采取以分片包干的方式，实行责任制，对每个放映队（员）都签订了责任书及放映安全协议。
四、近几年来，我们为大力丰富片源，县电影公司年年拿出资金上省城到外省市购买了一批优秀放映拷贝，我们将这些群众喜爱的故事片、科教片送到乡村放映，尤其是让偏远乡村的农民都能看到电影、看好电影。
五、为了提高放映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县电影公司组织全县放映员，参加由省欣荣院线公司在南城县文化局举办的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培训班，并通过考核，取得了放映资格证，然后县电影公司在本县又进一步举办了农村数字电影学习技术培训班活动，同时，还采取下基层当面指导的形式对全县的放映队进行技术指导，使农村放映员业务得到了提高。电影公司派技术骨干参加了全省数字电影经营和技术骨干培训班，为今后我县的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六、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及省政府关于建立全省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监督监控体系，切实加强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放映场次的监管，确保电影放映数据真实有效的要求，我县在9月份正式启用了全省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GPS和GPRS监控系统的安装工作。
七、我们建立健全完善数字电影工作档案，做到每放一场电影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包括时间、地点、行政村、学校及电影名称、放映员、观看人数等等，并要求放映地点盖章签字，做到每场电影放映有据可查。
一、2018主要工作总结
（一）以“学习、技能、实用”为重点，加强理论知识学习，不断提高业务素质。
乡党委、机关按照月度、季度和年终对数据记录人员进行相应的培训，保证数据的录入与分析提供了可靠的来源；县农科局相关部门定时组织了相应的培训，不仅在思想上的洗礼，更是对业务知识一种升华。农经干部能主动向同事学习，向领导求教，吸入先进的知识，注重业务水平的提高。不断加强自身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工作中，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做好“三农”服务。
（二）以“服务、队伍、审计”为重点，优化基层治理体系，推进农村集体“三资”规范化管理。
农村财务工作是密切党群众、干群关系的桥梁和纽带，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农村财务管理部门的重大责任。我乡严格执行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在对村级取款分一般取款、重要财务开支、重大财务开支三级管理的基础上重点加强财务管理力度，强化审计职能。代管资金截止2018年12月底代管余额513.81万元，会计委托协议签订率100%.对于农村资金的申请、签发、使用、核实等步骤都严格执行。涉及农村集体资产，认真的做好登记，并进行不定期的核对。在支取和报销方面，保证票据的合法、合理性，是资金运行得有保障，用活、用好每个村的资金。坚持民主理财，强化民主监督。按照民主化、制度化、规范化和公开化的管理要求，确保为群众理好帐，管好钱，做好老百姓的真正管家。
（三）以“规范、治理、检查”为方式，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强化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减轻农民负担是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健全涉农价格及收费“公示制”，严格执行乡村级组织和农村中小学公费订报刊“限额制”和“责任追究”制，实行“一票否决”制，全乡未发生一起涉及农民负担案件。
（四）以“更新、同步、便捷”为根本，完善数字乡村网站，方便信息采集和数据参考。数字乡村网页是展现各自然村经济、社会发展、乡土人情、人文地理的一个重要窗口，是推广我乡旅游行业的一个重要渠道。为全面提升“数字乡村”网络的质量和水平，巩固项目工程建设成果，扎实推进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确保网站安全、稳定、高效运行，我乡多渠道多措施获取数据来源进行更新。首先根据农经报表和统计表为主要依托，其次从工作人员平常下乡的观察记录和咨询获取数据，最后以本年精准扶贫转走访为契机，逐村稳步更新，完成了乡级、8个村委会和154个村小组级数据报表更新，完成乡镇页面新闻图片和乡村新貌图片5张以上的更新及20条信息量的。确保数据和描述情况相互衔接、相互映衬、客观真实、规范完整。
（五）以“确权、流转、规范”为主线，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稳步推动农村新一轮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
工作中，我们抓确权，细化落实农民承包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办法，大力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积极宣传多种土地流转方式，鼓励村民进行土地流转，鼓励采用土地股份合作、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多种经营方式，增加农民财产权益。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入和农民负担的逐年减轻，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显得越来越重要，为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保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配齐配全档案管理专管员、专柜、专室，做到资料齐全，管理规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我乡目前完成153个村小组8862户103189块89200.18亩的指认工作，应颁发经营权证书8862本，已经颁发7132本，占总量的80%。
（六）以“及时、准确、全面”为核心，加强农经统计和信息化建设，提升农经服务精准度。
坚持围绕业务、因地制宜、主动作为、开拓创新的原则，多措并举加强基层农经体系建设。抓好农经信息上报、农经网站建设。抓好农经信息、统计、宣传工作，扎实搞好农经统计年报、农经工作信息，完成了8个村委会和全乡的农经年报统计，确保真实、可靠，确保农经事业发展。农村各项经济数据涉及范围广，需要全面的统筹登记，做好各项的连带关系才能确保了解农村经济情况。我乡在数据分析方面坚持和农民面对面咨询，与村级干部沟通，请教领导的全面开展过程，提供客观、公平、公正的科学数据，真正的了解农村发展。
（七）以“覆盖、规范、创新”为突破，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合作社发展质量。
2018年全乡共有合作社35个，新增4个合作社。本年全乡合作社经营收入共1407万元。为了规范合作社经营，提高发展实力，我乡组织开展了全乡合作社的监测调查，认真指导合作社发展，按照运营情况分类汇报县上，严禁空壳运行。我乡合作社多元融合发展，绚丽多姿。主要发展思路为结合脱贫攻坚，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互推互助，把我乡资源综合利用起来，壮大农村企业，帮拉贫困人口。
（八）以“热情、负责、公正”为态度，做好群众接待工作，提升服务质量。对群众来办理业务，不拖拉，不违纪违法，秉公办理，按照程序执行兼顾以人为本；民众反应、咨询的问题，及时给予调查、处理和答复并做好来信来访登记。一年以来，群众来办理业务800多人次，咨询政策和业务1000多人次，把程序告诉群众，把真实传递给人民，把服务贡献给百姓。
（九）按时完成上级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
在乡政府和县农业局的正确领导下，在同事的团结互助下，农经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农经干部也能积极主动协助全乡的其他工作，如办公室管理、挂村工作、挂钩帮扶、危房加固改造、项目管理等工作，能按时完成领导交接的任务，在做好其他工作的同时，加强了大局意识，业务水平也得到相应的提高。
二、存在的问题
（一）人员缺乏，设施落后。我乡只有一名农经员，在做数据调查、统计、分析方面，有时候很难全面完成，村级文书大部分是新人，上报数据缺乏一定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面的工作。因村小组较多，交通不便，设备单一，很难做到实地实时的统计、处理和优化。
（二）新一轮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成效低。因政策宣传不到位，工作重视程度不够，技术操作不准确，导致工作进度慢，质量低，矛盾隐患多。
（三）量大面广，缺乏专一。机构改革后，农经机构普遍弱化，属性不明，职能不明，而农经工作涉及面广，需要配足懂会计业务、法律知识、政策规划、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专人，或者组织足够的学习机会，才能把此项工作做实做牢。
三、2018年工作计划
（一）努力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学习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法律水平、科学文化水平及业务能力，特别是利用理论知识指导实践的能力。
（二）深入一线，了解掌握真实数据，做好农村经济各项报表工作，为各级党委、政府经济宏观规划提供科学的数字。
（三）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增强重视程度，认真复核，查缺补漏，尽快实现颁证。
（四）认真做好村级会计委托代管工作，管好用活集体资金。切实抓好村集体财务公开，日常性财务收支做到真公开、常公开，重点财务内容做到专项公开、随时公开，保证账目安全、清晰。
（五）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涉及农民切身利益。要进行一定的宣传工作，让农民掌握土地基本原则，保护自己合法权益，为下一年土地确权做好充分准备工作。
（六）加强对合作社的管理，认真宣传国家政策，发动群众成立或加入合作社。规范合作社经营，不得出现挂牌空社、变向套用国家扶持资金等现象。
一、五项措施强保障
（一）精心组织，周密布署，及时成立领导机构。自9月12日县“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动员大会召开后，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于9月13日召开班子会议进行专题研究，以大政办发[*]44号文件成立了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为组长、以分管农业的副乡长、乡党委宣传委员、组织委员为副组长，以中学、中心校、农科站、经管站、统计站、企业办、民政办、广电站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乡“数字乡村”工程建设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乡统计站，由乡农科站站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并抽调了12名工作人员充实到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以大政办发[*]46号文件拟定了大桥乡“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实施方案，统一进行了分工。14个村委会成立相应的工作领导小组，全力配合数字乡村办工作人员进行数据、图片的采集和录入，乡人民政府与各村委会签订了工作责任制，实行一票否决。
（二）从各小组成员单位和村委会抽调了26名业务骨干分成、图片采集、图片编辑、网页制作、文字处理、数字处理和后勤保障4个工作小组，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协同合作的方式开展工作，并从学校和各站所抽调了数码相机6台、电脑5台、打印机1台、车辆2张投入到此项工程建设中，保障了全乡“数字乡村”工程建设的进展顺利。为工作组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保证。
（三）及时动员，强化专业技术培训。对全乡的“数字乡村”工程建设进行了安排布署，要求各村分别按各自所辖自然村分别进行数据采集，并于9月25日前全部上交到数字、文字处理组进行统一审核，图片处理组于9月17日开始按要求到每村进行图片采集。动员会上，乡“数字乡村”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员对与会人员分别进行了数据采集、图片采集、数字、文字审核等方面技术的培训，使与会人员进一步提高了认识，明确了工作思路。同时，为了保障此项工作的开展，安排了专车用于到各村进行图片采集和技术指导，乡党委、政府在乡财力极为紧张的情况下，挤出2万元经费，用于全乡“数字乡村”工程的培训及设备购置。
（四）、统筹安排，协调设备，全乡“数字乡村”工程建设进展顺利。于9月30日止，全乡已完成14个行政村、161个自然村的数据采集、审核及录入，完成14个行政村、161个自然村的图片采集及录入，共采集数据175份，录入数据175份，采集图片25000张，录入图片16000张。10月1日至7日，网页制作组工作人员对全乡25000张图片进行整理、处理，自10月8日开始进行离线数据录入，至10月16日止，已完成6个行政村62个自然村的离线数据录入，到10月28日前全部完成离线录入并在网上。
（五）、加强宣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自大桥乡“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启动以来，采取会议、广播、标语等形式，对“数字乡村”工程进行广泛宣传，乡级召开专题会议5次，参会人员125人（次），张贴临时宣传标语6条，下发简报2期，出黑板报2期，各村共召开会议14次，参会人员203人（次），张贴临时宣传标语28条，在全乡营造了良好的舆工程准确无误。
二、四个明确定目标
为了确保各项工作做到目标明确、有的放失地开展，9月15日，乡党委政府结合楚雄、玉溪试点单位取得的成绩，组织各村党总支书记、各单位（部门）负责人、“数字乡村”工程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及办公室工作人员召开了动员大会，结合大桥实际。
（一）明确总体思路，通过“数字乡村”工程的实施，展示大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绩，反应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把网站建成服务大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窗口和新载体。
（二）确定了14个村委会、161个自然村和乡级机构共14个单位为网页制作基本单位。
（三）明确了工作步骤，把整个工程建设工作分为筹备、数据图片采集、审核、录入、校对、汇总上报六个阶段。
（四）明确了工作任务。根据抽调人员特长把工作人员分为4个工作小组，按六个工作阶段分别明确了各阶段工作目标任务。
三、三个统一提效率
（一）在筹备阶段成立了组织机构，抽调相关工作人员，完成了数据采集人员的业务培训，统一了指标、口径和采集方法，9月30日全面完成数据采集工作。
（二）在数据采集组采集数据的同时，完成了数据录入工作人员的培训，熟练掌握离线录入软件的操作，并利用投影仪对图片处理小组进行图片处理软件acdsee演示，统一了图片规格2048×1536和对曝光过度、曝光不足等图片的处理方法。
（三）制定了数据图片录入、图片处理工作流程，统一了工作步调，从根本上提升了工作效率。
四、四个把关，保质量
（一）为了确保数据、图片质量，一方面对采集的数据，由质量审核组审核后交由数据录入组录入，凡是因数据采集和质量审核小组把关不严，在进行录入时，每出现一个指标错误，从数据采集和数据审核人员责任制考核中扣除5分，有效地控制了采集数据质量。
（二）对当天采集到的图片，晚上召开图片质量审核专题会议，图片通过投影仪展示，由数字乡村办公室主任及四个组长进行审核验收，总结当天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及时提出存在问题，并安排第二天的工作任务。通过图片把关，在不断提高图片采集组工作人员的拍摄水平的同时，全乡图片整体质量得到了提高，没有出现返工现象。
（三）数据、图片全部录入完成后。由各村委会书记、主任、文书对辖区范围内所有单位的录入数据、文本和图片进行校对审核，及时进行修正补充，确保了网页使用的图片文本信息的真实性。
（四）是乡级网页所有使用的图片和文本信息，经过乡数字乡村领导小组会议逐一讨论通过后才进行数据上传。
五、取得的经验
（一）数字乡村建设工程的顺利开展，需要各级领导重视。数字乡村建设工作，涉及了全乡农村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县、乡各级组织高度重视，大桥乡党委政府把这项工作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由乡长亲自抓，最终顺利完成了这项工作。在乡农科站电脑设备、数码相机、工作人员、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及时从学校借用了6台电脑，从各站所筹集了6台数码相机，从各站所和村委会抽调了26名工作人员，抽调车辆2辆，并从十分紧张的乡财力中提供了2万元工作经费，为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县、乡政府及时调集资金购置了数码相机2台、摄像机1台、电脑2台、移动盘2个、打印机1台补足了器材。
（二）数字乡村建设工程的顺利开展，需要一个和谐社会环境。图片采集工作组采集的图片共计25000余张，全部来自群众生产生活，有的图片采集需要进到农户家中，拍摄反映农民家庭基本生活设施的场景；有的需要爬到农户房顶，拍摄反映村庄全貌的写实图片；有的需要进入厂房内部，拍摄企业生产实际的图片；有的需要进入种养殖大户的种养殖场，拍摄反映农村经济的来源图片；还有的需要拍摄群众在田间劳作、休闲娱乐的大量图片资料，这些图片的采集都得到了群众们的热情配合，这也体现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三）数字乡村建设工程的圆满完成，需要一支无私奉献的工作队伍。数字乡村建设工程时间紧、任务重，全体工作人员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数据图片的采集、录入、修改和数据上报工作，和他们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工作热情是分不开的。乡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全程陪同工作人员进行数据质量把关，参与工作难点的化解。工作人员主动放弃了国庆假期，有的同志还带病坚持，每天工作超过15小时。在分工不同的各个工作小组之间，需要形成一种默契，大家只有相互沟通协作，才能顺利完成各阶段工作任务，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全盘工作的开展。虽然正值国庆长假期间，各小组成员都比平时上班时间早到半个小时，相互交流沟通，确保工作步调一致。
（四）数字乡村建设工程的圆满完成，需要一支过硬的技术力量支持。数字乡村建设工程是一项摸索开展的工作，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只能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加上离线软件的开发的时间较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给全乡的数据采集录入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领导小组办公室从工作人员中抽调了电脑操作比较熟练的业务人员，成立了技术攻关小组，在当天工作结束以后，针对录入软件进行全方位的测试，测试录入图文信息显示、导入导出数据是否规范、完整、准确，及时发现软件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寻找解决方案，确保了全乡离线数据录入软件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为使工作人员真正掌握数据采集、图片采集，文字编辑、图片处理、数据录入等技术要求，确保工作人员技术到位，除了业务人员培训以外，实行“每天一会”、以会代训的方式对数据录入、图片处理、图片采集人员进行强化训练，为后期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五）、为了进一步使数字乡村工程发展、管理上一台阶。大桥乡党委政府，11月5日研究决定以大政办[*]52号文件下发成立会泽县大桥乡农业信息服务管理站，由乡农科站站长徐佑忠兼任站长，并抽调农科站2名精通业务人员组成，设办公室于农科站、电脑3台、数码像机2台、摄像机1台、移动硬盘2个、打印机2台，有牌子，明确了工作职责、目标任务、管理规定。
六、存在的问题
大众媒介与数字鸿沟的关系
数字鸿沟也称知识鸿沟或“知沟”理论,它的中心内容是指大众传播的信息传播活动无论对经济地位高者还是低者都会带来知识量的增加,但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获得的信息和知识的速度大大快于后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两者之间的“知沟”不断变宽,差距不断扩大。①
就哈尔滨地区而言,城乡差距即所谓的数字鸿沟问题是否明显?笔者曾做过一个相关方向的调研,可以看出这一问题是十分明显的。问卷中客观题共6道,笔者利用SPSS16.0统计得出,农村平均正确率为56.45%,而城市地区却高达83.57%,两者相差27.12%。在农村,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工具,无疑就是大众媒介,因为费用低、传阅率高、内容实用等突出优势,大众媒介理所应当要承担解决数字鸿沟这一问题的主力军。而解决了数字鸿沟,也就意味着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的关键。
为什么说数字鸿沟是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的关键
通过笔者的调查发现,农村地区接触的媒体主要有电视(59.9%)、报纸(17.1%)、广播(11.1%)、网络(6.9%)和手机(5.1%)。人类目前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知识控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暴力与财富的控制地位,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争夺知识的控制成了包括个人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的重要博弈活动。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新的技术必然带来新的社会变革,进而产生新的社会分层,同时也带了新的社会机遇。美国传播学家A・哈特的研究对于理解哈尔滨农村的现状也有积极作用。他认为有史以来的传播媒介应该分为三类,即示现的媒介系统、再现的媒介系统和机器媒介系统。其中机器媒介系统“不但传播一方需要使用机器,接受一方也必须使用机器”。从笔者的调查可以看出,在哈尔滨农村地区,硬件设备差,根本就没有接受现代媒介系统的机器,于是就产生了数字鸿沟。而农村地区的落后是由于其信息闭塞、知识水平差、与媒介的接触程度低等各种原因造成的,根本上也就是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才有了今日哈尔滨农村的落后。所以,解决数字鸿沟就是解决哈尔滨农村地区落后问题的关键。
如何利用大众媒介解决新农村建设遇到的问题
数字鸿沟问题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点,笔者认为,解决数字鸿沟,必须充分利用大众媒介这个“中介”和“桥梁”,将传播学的相关理念贯穿落实到农村地区的大众媒介宣传的内容中去。
1.使用与满足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受众成员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做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②这个理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以受众行为为主要对象的理论。现代大众媒介传播系统中关于农村地区的内容基本上以负面信息为主,而这些地区的受众期待的不是这些“带有偏见性”的信息,他们需要的是有实质性内容的、对他们有帮助的信息。同时,这些信息对于他们的精神文化建设十分重要。笔者认为,解决新农村建设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社会大众的精神问题,应努力开发和调动社会大众的首创精神,让解决新农村建设问题成为社会大众热心参与的社会性问题。社会大众对于新农村建设问题的冷漠态度将会大大降低“抵消”新农村建设问题的努力所产生的效果。研究者们在哈尔滨农村调查时发现,农村对公共事务信息很漠视,对于他们而言,“那是国家的事”。他们甚至认为,财富与发展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毫无希望”。③所以,农村地区需要大众媒介来发挥其在精神内涵建设方面的作用。
2.“一面提示”要得到重视。这一点涉及到传播技巧的应用,何为“一面提示”?即只提供对弥合新农村建设问题有利的观点和材料,反对多种矛盾的观点得到同等的传播地位。在贫困的地区,绝大部分受众的文化层次比较低,对是非的辨别能力较低,所以大众媒介要充分利用这一原理来巩固有关知识的地位,防止思想“多元化”,提防扰乱正常传播秩序的因素进入。
3.注意“二级传播”和“意见领袖”的作用。对于较为贫困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较为单一,而能有效理解吸收这些“有用”信息的人很少。所以,“二级传播”和“意见领袖”在弥合新农村建设问题方面注定要发挥很大的作用。笔者认为,目前中国政府鼓励的大学生下乡当“村官”制度很好,因为这些大学生可以很好地起到“意见领袖”的作用。当然,发挥主流作用的必须是大众媒介。
4.可以适当采取“警钟效果”策略。“警钟效果”也称为恐怖诉求,大众媒介运用这种方式可以唤起人们(尤其是社会上层人士)对于数字鸿沟的危机意识和紧张心理,促使社会大众的态度和行为向有利于解决新农村建设问题的方向发展。
要较好地利用传播学理论解决新农村建设问题,必须重视大众媒介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对于农村而言,接触大众媒介的概率要远远大于其他类型的媒介。并且,无论是从农民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国家新农村建设的大局来说,大众媒介都能起着“桥梁”和“中介”的作用。如果希望利用数字鸿沟来解决新农村建设问题,必须重视和研究大众媒介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系。
对哈尔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什么启示
哈尔滨地区城乡差距十分明显,地域“特色”突出,所以要充分利用数字鸿沟理论,大力发展大众媒介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努力健全符合“新农民”接收习惯的栏目和内容,发展哈尔滨地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业。当然,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这一社会现象也为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如果能充分利用目前新农村建设问题来体现传播学的“集众学科优势”的学科特性,那么对于这个新兴学科的发展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总之,大众媒介的建设、数字鸿沟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果能认识到数字鸿沟的存在现状,以及大众媒介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充分发挥传播学的学科优势,对于解决哈尔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来说,将是可喜的。
注释:
①②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李友志等:《关于城乡之间数字鸿沟的调查――以哈尔滨地区为例》,《青年记者》,2009年5月下,第30页
一
“五不清”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1、会计基础工作薄弱。目前村级会计基础工作差，具体表现在：一是帐簿设置不规范。“糊涂帐”、“流水帐”、“包包帐”较多，核算乱；二是原始凭证不规范。白条抵库现象严重，签字手续不全，自批自报、自买自报等现象时常存在；三是报表不齐。有相当部分乡镇企业有年报无季报或有月报无年报；有的报表数字是根据上级下达的计划和任务倒算出来的，采取“统计加估计”的方式上报的，结果造成会计信息严重失真；四是会计档案不全，有些凭证、帐簿、报表没有及时分类归档保留，一两年就遗失了。
2、管理体制不明。目前在村级财务管理权问题上一直意见不一致，客观上存在着乡村两级财务由乡级农经站，乡级财政所或乡镇企业局两线管理，造成了机构重叠，人员冗多，管理职权、范围不明确。
3、财会人员素质不高。据调查，目前村乡财会人员普遍年龄老化，文化程度低，大多数没有经过专门培训。
4、对管理者制约不严。不少乡村领导不熟悉财会知识，“外行”管“内行”现象履见不鲜；而且有的乡村领导财经法纪观念淡薄，有章不循，有法不依，个人说了算，长官意识严重。
5、财务监督不力。不少乡镇很少对村级财务进行定期审计，没有监督机制，没有审计组织机构，缺乏民主理财和群众监督意识。
二
农村财务管理不仅是一项经济工作，同时也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是农村基层组织、思想、政权建设的需要。由于目前村级财务管理中存在着“五不清”问题，造成了目前村级经济的重大损失，影响了村里工作的正常运转，使得村党支部缺乏号召力和凝聚力，各种公益事业难以兴办，所以完善村级财务管理、财务审计、民主理财制度在当前是刻不容缓。为此笔者建议：
1、围绕“统”字，加强财务规范化管理。首先要统一思想，规范监督程序；二是统一帐、表、册、据，规范会计操作程序；三是统一审批手续，规范支出管理；四是统一业务培训，规范交接手续；五是统一档案专柜，规范财务资料。为此，乡镇领导必须提高对村级财务重要性的认识，加强领导、强化管理，使之逐步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2、强化“责”字，加强会计资料管理。村级财务档案是记录和反映村级业务的重要证据，是村级财会的信息载体，因而必须要管理好财务档案。首先是对会计凭证、帐簿、报表以及其它会计资料进行全面清理，逐月逐年装订成册，立卷归档；二是要专人保管，专柜专地存放；三是对会计档案存档、移交、查阅，要建立存、交、查登记簿，完善手续，明确责任，避免资料的丢失。
3、明确“章”字，建立健全约束机制。建章立制是村级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要解决村级财务混乱状况，最迫切的任务是在一定区域内制定一套统一的，切实可行的财务规章制度。为此，首先要建立村级财务跟踪审计制度，尤其是不相容职务控制制度，设立主办与出纳会计，实行帐款分开；三是建立“一支笔”审批制度，控制多头批款，多头报销现象。
4、着力“训”字，努力提高业务素质。财会人员是村乡里的“内当家”，一定要有全局观念和法制观念，要有较高政治觉悟、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为此，各级领导应重视对村级财会人员的培养，定期进行业务培训，争取尽快地把国家改革的有关政策和新的财税制度，贯彻落实到乡村一级；同时乡村也要建立会计人员认证上岗制度，即要求会计人员必须上岗，按照其资格证的级次，持证应聘相应岗位之职。
5、注重“稳”字，保持财会队伍稳定。多年来财会人员队伍不稳定问题一直困绕着农村财务管理工作，要改变这种现状，有必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稳定的会计队伍。因此，首先应健全财会人员任免制度。凡经群众推荐，村委会上报，乡镇考核合格，应由乡镇会计管理站审批并统一颁发聘书；二是建立财务人员人事管理制度。对村级财会人员的配备、考核、聘任以及劳动报酬、岗位责任制等均作出明确规定，不经乡主管部门批准，不得任意调换和聘任财会人员；三是对乡村财会人员进行全面清查，建立会计人员档案管理网络，以便储备和统一调配整个乡镇的会计人员。
6、突出“严”字，定期开展财务审计。针对一些乡镇存在的财务不民主，帐目不分开等问题必须建立一整套监督机制，强化内部约束和外部监控制度。因此，首先县、乡两级应尽快建立健全农村审计组织，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审计人员，对村级财务实行定期审计、专项重点审计和不定期抽样审计相结合的审计制度，努力做到“民主评议，逐月定审，季度复审”，及时发现问题，就地解决；二是逐步建立乡村会计报表必须经会计师审签有效制度。由社会专业机制根据“两法”、“两则”等法规，配合政府财税的工作来行使社会监督职能，从而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良好社会氛围。
7、坚持“明”字，真正做到民主理财。农村财务能否如实向群众分开公布，能否接受群众的监督，事关重大，它不仅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整个农村的稳定，因而农村必须要实行财务分开，进行民主理财。对财务公开的时间、内容、地点，管理及效益要进行逐一规范。时间上要定期公开；地点应设在住户集中，位置显眼，群众易看到的地方；公布时，所有的帐目必须都是上级审计部门审计合格的；公布后，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的建议。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要本着实事求是，对党和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对财务公开中揭发出来的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要在群众进行民主评议的基础上，该纠正的纠正，该查处的一查到底。
[关键词]农村；社区教育；数字化；基层电大
[中图分类号]C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008(2010)04―0105―06
社区教育是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区教育是对农村社区内共同生活的人群组合所进行的由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广泛的社会教育组成的“大教育”，它既是一种区域性、整体性的教育活动，又是一种组织协调社区内外各种力量参与本社区内的各种学习与教育活动，为提高社区成员的素质，促进经济、文化发展而提供服务的教育新机制它具有全员性、全程性、全方位和灵活多样性等特点。社区教育的本质内涵是以社区发展为出发点，以社区人力资源开发为本。社区教育的基本目的是提高社区成员的素质，全面提高社区全体成员的生活质量，建设和发展网络化、数字化的和谐社区。农村社区教育数字化是为满足农业经济为主的社区成员的各种教育需求而进行的，各类正规的和非正规的网上虚拟社区的教育活动。
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共同的《“十一五”社区服务体系发展规划》中指出；要大力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构建社区信息服务网络，推动形成“资源共享、协同服务、便民利民、安全可控”的社区服务信息化发展格局，在全国范围内培育一批“社区信息化示范社区。但就全国来说，社区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发展很不平衡，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数字化和信息化建设差距较大，因此，研究农村社区教育数字化建设的现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对新农村的建设和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的整体素质，实现农村社区信息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关于农村社区教育数字化建设的调查
1调查内容
本调查从社区数字化基本情况、社区数字化设备和内容、社区公共服务数字化情况三个方面进行，共设计了20个问题，用3个选择性的标准化问卷进行。其中，社区数字化基本情况5个问题；社区数字化设备和内容5个问题；社区公共服务数字化情况10个问题。
2调查的时间、地域
调查时间是2009年9月20日至2010年1月10日；查区域是宁波市鄞州区的22个社区及象山石浦、舟山市的个别社区。宁波市鄞州区的22个社区中有6个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其余社区地处农村，石浦和舟山的社区属于农村社区，农村社区占样本的2／3强。
3样本概况
样本来自宁波市鄞卅I区的22个社区及石浦、舟山的个别社区。鄞州区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网络普及率相对较高我们共下发调查问卷273份，其中废卷40份，有效问卷233份，有效率85.35％。样本中，男111人，占样本总数的47.64％：女122人，占样本总数的53-36％；平均年龄31.39岁：每个样本家庭平均人口3.97人。因此，整个样本共涵盖925人
表1显示的样本基本概况呈现以下特点：(1)样本涵盖了鄞州的所有社区，明显具有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的特点(农村占大多数)；(2)样本男女比例基本适中；(3)样本平均年龄偏轻，最大年龄49岁，最小年龄17岁：(4)样本家庭人口呈现小户型，不足4人，三代同堂的家庭很少，只有8户；(5)样本职业依人数排序依次是：学生、职工、个体劳动者、干部和农民；(6)样本文化程度依人数排序依次是：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以上。究其原因主要有：多年计划生育的实施使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家庭人口减少，这也说明居民生育观念的变化；由于学生答卷比较认真，废卷很少，所以在职业排序中占的比例最多；从社区居民的文化构成看，高中以上占样本总数的2/3强，可见我国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在逐年提高，这与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等院校扩大招生有很大关系。
4调查结论及分析
(1)社区数字化基本情况。我们在调查中设置了5个问题，调查统计结果如表2。
社区数字化基本情况统计分析显示：在社区上网回答“很方便”和“不能上”的，占样本总数的1／3左右，可见在农村社区和城乡结合部社区网络的普及程度还很不均衡，不同的社区上网方便与否是很不一样的；在被调查者自己的上网情况调查显示，75％以上的人“经常”或“偶尔”上网，只有不足25％的人从来不上网，可见大部分社区居民都有上网的习惯或者说上网的意识；与上述二项调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来“不登陆社区网络平台”的占被调查人数的2／3，“偶尔登陆社区网络平台”的占近30％，可见社区居民在上网时并不关注社区网站；社区居民为什么不关注社区网站呢?第4个问题给了很明确的回答，因为，近1／2的人“在杜区网站上不能查找到所需要的信息”，有2／5的人“偶尔”能找到，可见社区网站还不能达到社区居民上网的需求；对社区网站表示“不满意”的接近40％，“一般”的占一半以上，两项加起来达到90％以上。
以上分析得出结论。在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社区大部分社区居民都有上网的习惯或上网的意识，但关注社区网络平台的却很少。因为，在社区网站上找不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近九成居民对社区网站不太满意。
(2)社区数字化设备和内容。我们在调查中设置了5个问题，调查统计结果如表3。
社区数字化的设备和内容调查结果显示：认为社区的上网设备“很好”的占1／5，“没有”的1／3强，其余是认为“一般”；社区网站的工作人员“有、很专业”的占1／5，“没有”的占45％多，其余是中间状态。可见在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社区网站的硬件设备，包括技术人员还很欠缺。社区网站的内容“不登陆”和“偶尔”关注的占90％以上；“不能”和“偶尔”解决关于社区服务的问题占90％以上；“不喜欢”和“有点喜欢”社区网站的也占90％以上。所以，在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的社区网络平台，无论从设备还是从内容上来讲，相对来说比较滞后，令90％以上的居民不太满意。
(3)社区公共服务数字化情况。我们在调查中设置了10个问题，调查统计结果如表4。
对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社区网站公共服务的情况调查显示，社区的文体活动、民俗民风、卫生服务及物业管理情况参与的居民达到20％以上或接近20％，其他诸如培训、家庭教育、治安、解决邻里关系和参与社区管理的都在20％以下；有80％左右的居民不参与或偶尔参与上述活动。可见，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社区网站公共服务平台几乎还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没有得到广大居民的认同和积极参与，这是需要我们做大量工作的。
总之，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社区。大部分社区居民都有上网的习惯或上网的意识，但关注社区网络平台的却很少。因为，在社区网站上找不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近九成居民对社区网站不太满意；在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的社区网络平台，无论从设备还是从内容上来讲相对来说比较滞后，令90％以上的居民不太满意；农村和城乡结合部
社区网站公共服务平台几乎还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没有得到广大居民的认同和积极参与。
5调查数据信度效度检测
(I)信度检测。由sPSS13.0软件计算分析结果表明，总体的信度系数为0.775，因此总体上该调查结果的内在信度是比较理想的(见表5)。
(2)效度检测。由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公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在40％以上，且基本上每个问题项目都在一个公因子上有较高荷载，因此调查问卷设计的结构效度较好(见表6、表7)。
二、农村社区教育情况调查
调查问题之一，鄞州区居民对社区教育情况的了解。不知道也没兴趣占5.6％；对了解社区教育的信息感兴趣占23.5％；知道社区教育占34.7％；对社区教育有一定的了解占18.3％；自己或是家人曾参与过社区组织的学习活动占17.9％。
调查问题之二，从哪些渠道了解到关于社区教育的信息?报纸占33.4％；电视占27.8％；网络占36.4％；街道居委会宣传占11.3％：他人告知占2.7％。
调查显示，占多数的居民表示对社区教育有一定的了解(占70.9％)，但是在针对性的访谈中，也发现本地区的社区学院对于社区教育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在表示知道社区教育的34.7％的居民中，仅有28％的人表示知道有社区学校。36.2％的居民知道本区建有社区学院，但其中参加过社区学院学习的居民只占17.9％，看来社区学院的教学活动与居民的学习生活的联系还不是很多。同时有35％的居民认为所在街道不存在教室、教学设备、图书馆、文化馆等社区教育资源的现象。特别是作为和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街道居委会的宣传，仅占了所有社区教育宣传的11.3％，这点反映出社区学院与社区还没有做好有力的结合。而网络凭借快速信息传递，时间地域不受限制的特点，成为了社区教育的有力的宣传媒介。
调查问题之三，认为参与社区教育的最适合的时间的选择?周一至周五的白天占14％；周一至周五的晚上占40.6％；双休日的白天占82.5％；双休日的晚上占82.1％。
调查显示，把接受社区教育的时间段主要选择“双休日”的居民中，年龄段在30以下的占27％，30-45岁的占了71％，同时选择“周一至周五晚上”的居民年龄在30-45岁也有53.8％。可见居民把大多数票都投向了“双休日”和“晚上”，而事实上，占被访人数总数56％的人认为应该在“双休日”接受社区教育；其次是“晚上”占32％，而选“周一至周五的白天”的最少，只占8％。这反映出比起青少年和退休的老年人，那些面对较大工作压力和激烈竞争环境的中年人更需要有一个适合他们时间的学习进修机会。有近八成的人认为接受社区教育应该在“周一至周五的晚上”和“双修日”。可见大多数人是希望工作、学习、生活三不误，能够合理配置，这也体现了居民希望真正提高自身素质和生活质量的态度。
三、农村社区教育数字化建设现状及分析
1农村社区教育数字化的现状
(1)农村社区教育数字化建设的硬件和专业人员短缺。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宁波农村，社区教育数字化的硬件设备和人员配置还没有普及和建立。没有网络设备的农村社区占1/3强，没有专业人员的近一半。在经济中等和欠发达地区，这个问题就会显得更加突出。
(2)社区教育网站没有得到居民的认可，关注社区网站的居民很少。在社区网站上找不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近九成居民对社区网站不太满意。80％左右的居民不参与或偶尔参与社区的诸如培训、家庭教育、治安、解决邻里关系和参与社区管理等公共服务的各项活动。
(3)在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社区，大部分社区居民都有上网的习惯或上网的意识，但关注社区网络平台的却很少，只有二成左右的居民关注社区教育网站。
(4)参加社区教育和学习的居民不足二成，但大多数居民希望参加社区教育和学习。有1/3的居民知道社区教育，但其中参加过社区学院学习的居民只占17.9％；35％的居民认为所在街道不存在教室、教学设备、图书馆、文化馆等社区教育资源。社区居民中的大多数人希望工作、学习、生活三不误，面对较大工作压力和激烈竞争环境的中年人，更需要有一个适合他们时间的学习和进修的机会，以提高自身素质和生活质量。
2，农村社区教育数字化问题的分析
(1)农村社区教育缺乏教育对人的发展必要性的理念支撑。当前我国农村正处在城市化进程的剧烈变革中，如何提高农村居民的整体素质。促进他们在智力上、情感上、技能上、行为习惯上向高水平、高文明度发展，是农村社区教育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理念。农村人口大多具有丰富的经验和能力，他们所需要的是建立在他们经验基础上的机会和能够发出他们自己声音的话语权。近来震惊国人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因为这些农民工，既没有给他们机会，也没有给他们话语权，因此，他们才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屈辱和不适应，用生命和鲜血来呼唤公平。这引起我们对农村社区教育的深思，如果在他们迈出农村走向城市之前，进行过相应的学习和培训，比如，如何维权?如何适应城市生活?城市生活的技能技巧等，悲剧就会减少。因此，当前农村教育，它除了正规的基础教育之外，缺乏的就是各种各类的非正规的学习和活动，内容涉及与个体和社区发展相关的一切领域。农村社区教育的理念应建立在：促进农村所有人口的个人发展，体现对每个居民的社区关怀。这正是当前农村社区教育极其缺乏的。
(2)农村社区教育意识不强，数字化建设属于盲区。调查显示，大多数中青年希望能参加社区学习，但由于农村社区的教育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这种美好的愿望只能成为空中楼阁。从根本上来分析还是农村社区教育意识不强。其原因是受传统农村、农业观念的影响，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领导层面；二是农村社区成员层面。只有这两个层面都充分认识到农村社区教育在推动社区发展中的双向影响(推动社区经济、文化发展)，才能有利于社区居民的全面发展和社区发展的和谐统一，形成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一体化的育人新格局。但是，目前的农村社区无论是领导，还是社区成员都对社区教育认识不足，甚至误解或者根本就无暇顾及社区教育的问题，那么，社区教育数字化建设自然也就成为社区建设的盲区。
(3)农村社区教育数字化缺乏坚实的“社区公共财政”基础。农村社区教育具有全员性的特点，是针对本社区所有成员进行的教育，属于公共和公益的事业。它需要一定的场地、设备和专业工作人员等基本要素，经费主要来自于社区经济本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就要求农村社区作为一个共同体必须有集体收入作为基础。但是，农村社区自家庭联产承包以后，原有集体经济被削弱了，集体公共积累很少，甚至相当困难。缺少了“社区公共财政”的支持，社区教育就失去了经济基础，因此，数字化更无从谈起。
(4)农村人口结构失去平衡，农村社区教育数字化缺少
专业技术人才和学习者的有力支撑。农村人口是农村社区教育的主体因素。教育对象的人口不仅是一定数量的构成，而且指人口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质量的构成。目前农村人口出现了老龄化、幼年化和女性化等现象，青壮年单向流动到城镇，造成农村人口的“精英流失”。这种人口的单向流动，造成农村人口在数量和质量构成上的下降。这样，农村社区教育的对象中有学习愿望的人口减少。青少年在学校学习；老年人几乎没有了学习的意愿；承担在农村照顾老小和主要劳动力的中青年妇女，又没有时间和精力参与社区学习。因此，农村社区教育缺少学习者的有力支撑。农村社区教育数字化需要最基础的硬件设备和管理操作这些设备的“软件”――专业人才，由于资金和人才的短缺，这些硬件和“软件”几乎有2／3的社区都是空白。
(5)农村社区教育组织管理的机制不健全。农村社区的教育资源主要是政府或教育行政领导部门指令性调拨，由学校管理，限定使用。而农村社区教育是“大教育”，只有构建一个能统筹、协调社区内各种教育因素的组织机构，才能真正开展社区教育。农村社区文化的封闭性和地域的分散性更增加了组织管理上的困难，单一的部门很难进行有效的组织管理。调动社区的内发性教育资源，就需要建立灵活、高效的组织管理机制。
四、农村社区教育数字化建设的对策
1构建人文关怀的农村社区教育理念和知识体系
农村社区教育的理念，其基本出发点是人文关怀，其本质属性是促进人的发展。这种人的发展，主要不是指收入及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而是指有机会使人们获取一定的手段和资源以开发人的潜能并行使其选择权，以过上物质丰富的创造性的生活。教育促进农村发展必须落实在社区发展上，通过向人们提供适当的知识、技能和信息来增加农民的选择机会，并使他们能够利用这些机会，从智商、情商和身心上构建健康、和谐和完善的自己，发展农村社区。
另一方面，农村社区教育的知识体系要紧紧围绕这一理念来构建，建立课程资源和学习资料库，还要建立完善的学习支持服务体系。知识体系要满足农村社区每一个成员的学习需求，涉及到教育服务的整个领域。它包括：儿童早期养护与发展；对所有儿童的优质的初等教育；对青少年和青年的第二次教育机会；为青年和成年人的扫盲和继续教育；职业技能培训；为提高生活质量所需的信息、技能和知识。农村社区教育应从以下几方面使人能够在发展中发挥作用：获得读写知识以激励个体去获取、传递与个体和社区发展相关的信息；培养态度应使人具有更大动力参与发展过程并动员他人共同参与；交流技能和教育本身具有团队纪律和培养人的合作精神。此外，教育培养人的各种技能应能够在个体每日生活和提高收入方面起到作用。
2加强农村社区教育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
农村社区教育的目标在于挖掘农村的人力资源，促进农村社区的发展据统计，我国目前农村劳动力需要从传统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在2亿以上，数量庞大的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村的土地上，不仅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不利于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发展。为解决这些问题，应该着力于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合理配置，培养有前瞻意识的乡村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他们是农村工作的决策人、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人物，起着培养一个、带动一片的作用。通过教育应当组织他们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市场经济理论、现代化管理知识、现代农业科学技术，让他们及时了解国内外农业科技发展的新动态，拓宽知识面，增长解决实际问题与综合管理的能力，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要求。
在教育上应该对中青年农民进行新农业技术的推广。使他们在继承传统农业技术的前提下，强化先进技术，淡化传统经验，接受现代生物技术、环境科学技术，利用先进的生产手段、新型的材料技术、先进的生产方法，从事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教育，树立起中青年农民在农村创业的意识。另外，通过社区教育，建立农村职业培训和劳动力转移的衔接机制，实行培训、就业介绍、就业管理的一条龙服务，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实现城乡的双向合理配置。
农村社区教育应该是面向全民的教育，要打破男尊女卑的观念，实现男女教育的平等，加强对妇女的生产、生活、娱乐教育，对于社区的老年人要使他们老有所享，提高他们的养身、娱乐及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3建立农村社区教育的有效组织管理体制
开展农村社区教育工作，首先要贯彻《教育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实施依法治教，加强统筹管理。农村社区教育有其地域、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在组织管理上要因地制宜。当前，可考虑设立由各方面代表人士组成的社区教育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健全规章制度，实行民主管理，使社区教育实验更加贴近社会的广泛需要、有条件的城郊、沿海地区县镇、乡镇可以通过政府牵引型、学校组织型、社会联合型等灵活多样的运行机制，建立和完善组织体系和运作机制，制定科学的实施、发展计划和评价制度，不断深化、不断改进，努力提高综合效益。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因时制宜。因此，在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农村学校等社会教育培训部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先导性和辐射性。随着农村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社区教育活动在依靠事业实体来组织实施的同时，产业实体也开始积极参与，这样可促进农村社区教育的多样化发展。
4建立“三网”融合的农村社区数字化教育平台
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是困家的发展战略，三网融合将使各网络在技术上趋向一致，业务层上互相渗透和交叉，在经营上互相竞争、互相合作。在农村社区基本上普及了广播电视网和党员远程教育网之后，现在正在推广的互联网和电信网络是农村社区建立数字化教育平台的有利契机。因此，农村社区要利用现有的广播电视网和党员远程教育网的资源、设备、人力，推进农村社区“三网”融合的数字化教育和学习平台的建设，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可行的，更主要的是节约成本的有效措施。
5基层电大和社区联合共建农村社区教育数字化工程
(1)共建双方要统一认识，实现指导思想和工作思路的转变。为了实现电大远程教育横向拓展、纵向延伸，每个基层电大一定要认识到：和所在地区的社区联合建设具有远程教育特色数字化社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要使每个电大教师和管理者成为扎根于本土社区教育、了解社区现状、有先进社区建设和教育理念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作为社区工作者，要在新形势下开拓创新，要走出去，请进来，实现三个转变：由单一的社区工作向社区党建与社区建设并重转变；由社区建设为主向社区建设、管理、服务“三位一体”转变；由过去以自身为主的“小社区建设”向与社会和高校结合的“大社区建设”转变，这种新认识和理念，使社区工作会在更广阔的平台上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型社区。
电大和农村社区结合或“联姻”双方共建发展，社区可以把电大已经成熟的远程教育网及创建程序和经验引进社区：
可以利用高校的师资、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型社区的建设；使社区的工作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提高社区的工作质量。使农村社区进一步加快建成国家要求的社区服务设施网络；建成服务主体多元、服务功能完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较高的社区服务体系。社区通过共建，可以使更多的居民参加远程教育的学习，提高整体居民的文化素质、文明习惯及道德修养，为和谐社区的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另外要特别强调的是：共建双方要达成协’义，明确双方应承担的任务、责任及应享受的权利。这一点在共建开始是必须的，使共建双方都有了法律的保证和约束机制
(2)基层电大应该担负的职能体现在：第一，建设和完善社区远程教育体系，使电大努力成为社区教育的主导性实体，如何让社区教育从零散无序走向系统有序，形成实体性、网络型的功能完备、上下协调的社区教育办学体系，是电大参与社区教育数字型建设需要实践的方向依托电大现有的教学管理体系、学习支持服务体系以及强大的远程网络体系，依靠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在教育部门的具体指导下，务实、稳步地实施社区教育管理，建设功能齐全的社区教育数字化体系。第二，整合各种学习资源，创建和完善社区教育资源中心。电大在长期的办学历程中，已具有了丰富的课程资源和多形式的媒体资源优势，社区教育可以充分利用电大现有的教育资源，满足当地社区居民的学习及生活等各个方面的需求。当然社区教育需要各领域、多形式的教学素材和模式，电大可以通过自己拥有的专业教师优势，关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居民的切实学习欲望，利用先进的现代教学技术，组织人员进行文字、音像、网路媒体资源等本土化教材的开发。例如，计算机专业的教师可以帮助社区进行网站的建设；法律专业的教师可以协助平安社区数字化的建设等。第三，抓好社区队伍建设，落实和完善社区学校、社区专职人员的考核制度。培育和形成一支数量充足、素质较高、理念创新、结构合理的专业化社区教育师资队伍是开展数字型社区建设刻不容缓的任务。以宁波鄞州区为例，现在社区学院已经正式划归鄞州电大，借助电大人员、师资队伍的优势，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专业从事社区教育人员，以不断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和管理水平。第四，深入探讨社区建设理论研究，指导进行社区教育数字化建设的实践工作。电大参与社区建设，需要首先提高和学习社区建设的相关理论和成功的经验，这样才能对社区建设进行有效地指导和参与。
关键词：粤语乡镇；言文关系；不规范简化
・进入消费社会，我们举目就能看到、竖耳就能听到广告。这些广告携带着大量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几乎来自印刷。就连春节手写春联的传统，也遭受印刷的排挤。这些印刷汉字，方正，划一，但失去了不少趣味。回顾汉字演变史，我们发现小篆是大篆的省简，隶书是小篆的变革，简体是繁体的简化。虽然每一次演变，都对汉字文化造成破坏，但是汉字省简、抽象化的趋势不可阻挡。而且，官方规范的汉字有吸收民间字体的特点。鉴于此，我们考察粤语乡镇的语言文字观和文字使用情况，希望对进一步规范和简化汉字有点帮助。
考察地点为西冲村，常住人口六百多人。居民全是汉族，本地话属粤方言。西冲村设一小学，在校生六十左右，教师上课多用本地话，书面语言使用汉字。
一、粤语乡镇的言文关系
（一）乡镇语言和文字习得
观察儿童的语言和文字习得，我们发现：儿童两三岁，不用刻意学和教，就能开口说话。而要让儿童识字写字，却不是这么简单。必须通过识、读和写，从视觉、听觉和动作上对文字进行强化，才能使儿童对文字有所习得。相比母语习得和文字习得，我们意识到，前者是自然习得，后者是非自然习得。
以2000年为界，在此之前，西冲村儿童一般要到七岁才进学校学习文字。在此之后，村民越来越重视家庭教育，在儿童学龄前购买识字卡片和识数图贴。若以三岁为准，2000年后出生的儿童比之前的儿童提早四年接触文字。此现象反映村民渐渐重视文字教育。
（二）乡镇特殊的社会角色――礼生
我们认为，乡镇居民对礼生的尊重，实为对文字的敬重。
乡镇有三种角色受村民尊重，一是村干部，二是教师，三是礼生。“礼生，又称赞礼生、主礼生，或者称之为主祭、礼先生、先生，有些地方甚至直呼其为‘喊礼的’。他们是中国传统礼仪、信仰生活中一N重要的仪式主持人。他们参与神明崇拜、祖先祭祀、婚嫁丧葬等礼仪实践，其中尤在祭礼中最为突出。”其实当今礼生的活动范围有所缩小，他们主要参与婚嫁丧葬和乔迁等礼仪实践。村民对礼生的要求有二，一是识字，二是懂礼。“因此，识字等文化能力在民间信仰者那里，无形中就会成为礼生之卡理斯玛的重要构成……其次，精通礼仪是礼生之卡理斯玛的另一重要来源。”刘永华曾总结，能撰写祭文、恰当地吟唱、执行仪式、诵读祭文，另外，还要会“捡日子”，是礼生所需的资质。当今对礼生的要求，也相对简化，主要是写来帖和执行礼仪。从礼生的别称（先生）可知：在民间，礼生与教师享有同等地位和相同特征――知书达礼。从礼生的报酬中我们明了，相对在婚嫁丧葬和乔迁中的其他人员，礼生享有最丰厚的报酬。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礼生在乡间享有尊荣？礼生之卡理斯玛两大来源，什么是主导？正如李向平和李思明《信仰与民间权威的建构――民间信仰仪式专家研究综述》一样，我们认为文字的掌握是主要原因。根据观察，在婚嫁丧葬和乔迁中，礼生主要坐在礼房，接受亲朋好友的礼金并在礼包上写明来处。这写，除了写明来处，还要写一手好字。在乡镇，村民“不懂写”其实是“写不好、写不漂亮”的意思。据村支书，西冲村文盲率并不高。所以，我们完全认为村民对礼生的尊重，其实是对文字的尊重。吕叔湘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提到有些村民敬惜字纸，并认为其中原因是对文字和纸的发明的铭记。韦伯曾指出古代的文字具有巫术性，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就是巫者的杰作。这些都能为我们的结论做证明材料。
在乡村社会，每个人都是多种手艺持有者。一位村民，可以是农民，可以是木匠，也可以是水泥匠。一位教师，他的社会角色并不单一。在学校他是教师，在家他可以是农民，可以是木匠，退休后他也可以是水泥匠。同样，礼生也不是单一的社会角色。在婚嫁丧葬和乔迁中，他是礼生；在平日，他就是普通村民，一样种田，一样建屋。在乡村社会，社会分工是不明显的，保持一定的自给自足状态。正是这种环境使文字的出色掌握者――教师和礼生脱颖而出。想想看：村民甲能建屋，我也能，没什么出奇。但礼生能写一手好字，我不识一字或者写得马马虎虎，这就制造了距离。你能我不能，这就产生了敬重。这就是乡镇语言与文字的距离，也是语言对文字的敬重。
（三）乡镇大学生的光环
我们认为，乡镇居民附加在大学生上的光环，折射了他们的文字观。
在村里，村民夸儿童聪明用的词是“识字”，如“你看看梁某，几识字”。也就是，乡间以识字多寡来判断孩子的聪明程度。更是文字与知识和智慧挂钩，而语言，因普遍被忽略。作为“识字”多的代表――大学生，是乡间的自豪和骄傲。除了他们掌握文字外，还有一些原因：
一是物以希为贵。到目前为止，西冲村只有四名大学生。二是从小学到大学，每次升学村民见证了考验，分享了胜利。三是大学一般设立在大城市，大学生来往于本地与外地，返回时携带大量新鲜信息。四是村民认为大学生毕业后享有稳定、轻松和高收入的工作。
“知识改变命运”，因大量知识都以文字形式保留，也可以理解为“文字改变命运”。在乡镇，更是奉此为真理，村民认为识字等于聪明和改变生活。当大学生的行为有违这种认定时，我们听到的指责常常是“读坏书”。
综上所述，在乡镇，语言和文字是不同的世界；语言是低级的，文字是高级的。劳力者尊敬文字的出色掌握者――劳心者、劳智者。文字和语言是分离的，正如孟华所说“中国的现实要求一种言文分离的二元符号结构”。
二、乡镇文字使用情况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粤语乡镇手写字体非常丰富，现举几例加以分析。
（一）“玻璃”之“W”。“璃”字《说文解字》没有收录，查看典籍，发现“璃”有“”“x”“”“黎”等字形。《博雅》：琉璃，珠也。《韵会》：玻璃，亦西国宝。《玉篇》：玻，玉也。《广韵》：玻，宝名。由此可见，“琉璃”“玻璃”最初与玉石有关，“璃”“玉”是形符“离”是声符。形声字“璃”写成“W”，将声符改笔画少的“力”。但这与“W（{W）”冲突，不符合汉字发展需求。
（二）“馄饨”之“云吞”。“馄饨”古为“Q”，又作“a”。“饨”音[thun]，今人多误成[tun]，杨庆蕙主编的《现代汉语正误辞典》收录了此条。两广人叫“馄饨”为“云吞”，“云吞”广州话读为[w?nth?n]，与“馄饨”有语音对应。而且“吞”为送气音，是“饨”的正确对译。由此可见，“云吞”是“馄饨”在两广地区的音译字。
（三）“原价”之“”。《说文》：“，水泉也。”段玉裁注“从党龀下。厂者、山石之r。意。”“原”本是会意字，然“”错将“原”作形声字，将声符“泉”改笔画少的“元”。由此，“”是对本字的错改。
（四）“停放”之‘仃’。《说文》“停，止也。从人亭。特丁切”。按《说文》，“停”为形声字。有些学者认为，“停”是“人止于亭”，会意字。将“停”写为“仃”对形声字“停”造成了破坏。“停”为送气音，“仃”为不送气音。且又与“仃伶”之“仃”混淆。此简化字不可取。
我们认为粤语乡镇用字情况复杂，有不规范简化现象，易造成同形字混淆。有些简化，更是不了解本字，容易破坏汉字理据。所以，在义务教育阶段，强调对汉字系统准确的学习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孟华.文字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
[2]孟华.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9.
一、建立健全农村统计信息网络
为了更好地收集农村统计数据，了解农村情况，我区自2001年就成立了乡镇统计站，并为每个乡镇配备了至少一名专（兼）职统计员，并且每年都组织一至两次统计业务培训，使基层统计员更加熟悉统计业务知识、掌握统计方法。在2012年底为每个乡镇统计站都配备了两台高配置电脑，使我区的统计信息网络更加健全。
二、建立各项规章制度
建立了乡镇统计员目标管理和考核评比制度，使乡镇统计员责任明确、目标具体，统计员的劳动成果与奖惩挂钩，目标管理考核办法，以提高农村统计数据质量为中心，提高统计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为要求，从农业统计、乡镇抽样调查、基础工作、以及统计信息与分析等方面进行考核评比；考核结果作为评选乡镇统计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依据。
三、加强统计资料的归档整理
各乡镇对每年的乡级台账、分村台账能够及时完善，定报和年报能够分类整理，装订成册。每个乡镇都至少有一个专门的统计资料柜保存统计历史资料，以保证统计资料的延续性。
四、统计报表及时质量合格
一是在农林牧渔业统计方面，各乡镇基本上能按照要求及时完成报表任务，并且大部分报表有分行政村数据上报。二是在农业产值统计方面，每年各个乡镇都有计算本级农林牧渔业产值。区级统计局计算农林牧渔业产值、增加值所使用的主要农产品及其产量都是使用县直各部门已经认定的法定数据，比如农业方面就使用县统计局认定的数据，林业方面就使用县林业局经上级主管部门认定的数据；计算农林牧渔业产值、增加值所使用的生产价格也与上报上级主管部门的一致；计算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所使用的增加值率没有超出规定的范围内；计算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时均使用主要农产品产量和价格进行，都有产值计算表。区乡两级2012年农业统计的农作物播种面积、产量和主要畜禽存栏等指标基本与农业普查数据衔接。三是在县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统计方面，区统计局农业科上报的GDP数据与综合科上报给上级主管部门的数据一致；财政收入指标与区财政部门上报的数据一致；主要社会指标，如境内公路里程、全年专利申请数、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都是从交通、科技、文化、卫生、民政等部门收集而来，与这些部门掌握的数据一致。四是原始记录较全、统计台帐完善。自2006年我局统一印制下发农村统计台帐，并下发给各乡镇和村级建立统计台帐。所有乡镇统计站都能按照要求建立统计工作制度和统计报表制度，建立健全了统计台帐和统计原始记录。
论文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了一场以乡村建设为中心的平民教育运动，这场运动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主张教育救国、教育平等，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一批知识分子为代表，在定县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邹平等地开展了一系列平民教育实验活动，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平民教育思想，虽最后终昙花一现，归于失败，但不失为教育史上值得称道的史迹。
一、平教运动的兴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平民教育运动发生发展的社会条件。
其一，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愚昧落后的社会现实，使得早在本世纪初年，就有人意识到并提出对成人文盲和穷人进行教育的主张，清末立宪运动期间以及袁世凯统治时期就有政府和民间人士对此作过尝试。但继之而起的是军阀混战、内战连年，各派军阀走马灯似的控制中央政权，使得若大的中国失去了具有权威的中央政权，政府推行平民教育己因内战及资金成为泡影，民间起而承担这一任务便成为可能—中央政府权威衰弱，为平民教育提供了较为自由宽松的客观条件，这是平民教育运动以民办形式产生发展的一大社会背景.
其二，“五四”以来高涨的政治气氛，使人们再次迫切地感到，要改变中国社会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次化落后、思想闭塞的状况，就必须转变观念，彻底改造社会。而对于如何改造社会这一问题，由于当时人们的认识不同，各人的生活环境不同，因而出现了许多改造方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主张推翻现政府，打倒帝国主义以求报本改造，为此目标组织了中国共产党;而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倾向于利用现时政府的力量，以政府实行的点滴改良来改造社会;更有一部分人如晏阳初1}漱溟等人主张不依靠政府的力量，通过调查研究推行平民教育，以教育的力童推动社会改造。wwW.133229.cOm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广大民众特别是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觉悟的基础上，认为知识分子必须走向人民大众，教育和发动他们，中国的社会改造方有希望。
其三，“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开新文学风气之先，通俗易懂的文件和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为平教运动提供了便利。
二平教运动的主要内容
晏阳初是平民教育运动的先驱和杰出领导者.从20世纪末在国外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开始，晏阳初发现了整个民族的伟大力量，认为“中国平民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因此，矢志献身于平民教育工作。1920年8月，回到上海，他耳闻目睹国内政治、军事、社会情况，更感到推行平民教育刻不容缓。当时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日常工作的吴玉章先生对晏阳初的抱负极为赞赏，表示愿意协助他推平行民教育工作，并特在青年会内设平民教育科，由晏阳初主持。从此，国外平教便与国内平教合流，拉开了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序幕.
1923年5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筹备会在上海召开，晏阳初被推为总于事之一，并通过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章和组织大纲》.这样，全国平民教育总的领孕机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遂于8月26日正式成立。机构的成立，推动了全国平教运动的广泛展开，平教工作范玉进一步扩大。
平民教育运动最初是以识字教育的姿态出现的，运动的中心放在城市平民、苦力、士兵身上。他们创办成人业余“民从学校”，编写了一系列千字教科书，授课识字，还教授简单的卫生知识和公民常识.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他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占全国人口的85%以上的农村。于是，平教总会设立农村教育部，自此，平教运动的中心由城市转向了农村.平教总会迁往定县，开始定县实验，表明平教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农村改造建设阶段。
通过社会调查，晏阳初认为，农村的问题千头万绪，但最基本的可以用四个字概括，这就是:愚、穷、弱私。“所谓愚，系指中国人民有80%是文盲;所谓穷，是说最大多数的人民是在生与死的夹缝中挣扎，谈不到什么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线;所谓弱，指大多数人民是病夫，根本谈不上科学治疗和卫生;所谓私，指大多数人民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与公民训练”，因此，确定平民教育的四大内容:“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希望中国人，人人都是富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的新民族。
文艺教育包括文字教育和艺术教育两大内容，使农民不仅能够识字，而且接受图画者乐、无线电和戏剧教育，促进农民的文化生活，使他们对于自然环境有相当的欣赏与了解，从而能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复
杂变化.在进行定县实验时，实验者将文艺教育分成平民文学，艺术教育和农村戏剧三部分，先后制定了《通用字表》,r基本字表》,((词表))，编写了三种千字课本，进行识字教育;编辑了《平民读物》，《平民小从书》等平民读物，提高农民识字的积极性并巩固学习成果;发展民间文艺，编排通俗旧小说，并创作新作品，提高农民文化修养;大力推广平民科学教育，激发农民对科学的兴趣和热爱;发展民间文艺，引进现代广播无线电传播.工具，发展农村戏剧，丰富农村业余文化生活，陶冶情操。这些活动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生计教育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训练农民生计上的现代知识和技术;二是创设农村合作经营组织，实现利润的合理分配，使农民能真正享受增加生产的利益.经过社会调查，平教会制定了一整套实验方法，其内容包括:第一，农民生计训练，设立生计训练学校，对农民施以切实的农业技术，然后通过“表证农家”，先后设立了三百多户示范户，将其应用农业技术的经验心得传播给其他农民.通过此举，推广了一些农作物优良品种，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第二，建立合作组织制度，组织农民成立信用合作社.到1935年冬，正式成立的合作社达130个.由村级扩展到县级，设立合作银行，完成了一整套组织系统。第三，植物生产改进.在定县城市设农场80亩，进行育种和园艺实验，进行农作物品种改良，改良树种。第四，动物生产改进.主要有猪种和鸡种改良，进行杂交良种猪和鸡实验，也取得了一定成绩.
实施卫生教育的目标是在农村创建医疗卫生制度，以改进医药设备农村奇缺的状况，动员大城市中的医生到农村去，以造成公共卫生的环境，从而使农民在他们的经济条件下，有病可以得到及时治疗.此外，还要对农民实施公共卫生教育，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从而成为健康的国民。就此，于1932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以县为单位的保健制度，实施疾病预防，于1930年始进行了三期牛痘布种实验，取得了显著成绩;推行现代科学助产办法，提倡生育节制运动，大大提高了农村的沃疗卫生水平.
实施公民教育。晏阳初认为，要在一国社会的基础上培养农民的团结力、公共心和合作精神，而且要在人类普遍共有的良心上，发达他们的判断力、正义心，使他们皆有自决自信公是公非的主张;同时通过良好的公民训练，使他们具有最低限度的公民常识和政治道德，以立地方自治的基础。为此，晏阳初提倡进行国族精神研究，由公民教育部编辑了一套弘扬“国族精神”的读物—《历史图说》，通过对历史上伟人的介绍，培养农民的忠贞爱国等精神，并.且进行农村自治研究，对农民进行公民知识的教育.
就四大教育的实施而言，晏阳初强调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四大教育应连锁进行，相辅相成;.二是四大教育应切合农民生活。“四大教育的主要实施方式有三种，一是学校式，二是社会式，三是家庭式”。从前的看法以为，学校之教授是教育的全部，从平民教育的立场看，学校的方式只是一种方式。“学校式的实施以文字教育为主，注重于工具知识之传授与基本训练，注重于个人的教学。社会式的实施以讲解表演及其他直观与直感教育的方法为主，注重团体的共同教学，家庭式教育或为中国特殊的而又是必须的一种方式。家庭在中国社会结构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欲改善中国的生活方式，必须从家庭做起。就具体实施而言，1926年，平教会选定定县为乡村教育实验区后，学校式教育在开始的一段时期内是其主要(或惟一)的教育方式。但晏氏所讲的学校式教育与一般人所讲的学校式教育不同，专指平民学校式的教育，而不是普通国民学校式的教育，其目的就是要“补救”普通国民学校教育的失败.学校式教育的研究实验，分为初级平民学校的研究实验，高级平民教育的研究实验.还有文盲实施的研究实验和“统一的村学”的研究实验、妇孺教育的研究实验、师资训练的研究实验。根据晏氏的设计，平民学校的学生大都是14—25岁的当地农民，学习的时间都是业余的。学校内实行“导师制”，其教材是平教会编印的《农民千字课》本.在实验中，设立各类学校一百余所，毕业生人数八千余人，取得了一些效果。
随着平民学校的增多，平民学校的毕业生也越来越多.这些毕业生多属青年农民，他们虽然通过四个月平民学校的学习，认识了一千多个汉字，得到了一些基本知识，但是毕业后不能继续升学，而日常生活中又没有应用所学的机会，在此学而不习的状况中，势必演成“不进则退”的局面，逐渐又成为“依然故我”的文盲.因此，怎样把他们组织起来，并让他们接受教育，以及如何发挥他们的力量，就成了一个垂待解决的问题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31年平教会设立‘社会式教育委员会”，这标志着定县社会式教育的开始。1933年，社会式教育委员会改组为“社会式教育”，其中心工作是把各村平民学校的毕业生组织起来，成立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简称同学会)，同学会作为继续接受教育的中心组织，有自己的周刊—《农民通讯》，并设立流动餐书馆，巡回各村，帮助农民读书.关于成立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的意义，晏阳初是这样讲的:“平教或民校学生毕业后，若无适当学校可入，如置之不理，则所学本己多久，日久必致荒废，前功尽弃，宁不可惜.本会有鉴于此，乃有同学会之组织，为接受继续教育之团体经验。但是学会却并非纯为使一般会员继续接受四大教育，而更要使其参加四大教育的活动，推动或介绍四大教育到乡村民众，同时，更有一个重要的意义，便是养成青年农民求知的欲望与团结的力徽，为农村建设的中坚分子。”
社会式教育虽然解决了平民学校毕业学生的继续教育问题，但是，平民学校的学生一般在14一25岁之间，年长.者和年幼者并不能入学。家庭式教育便是为对这部分人进行教育而设立的.其目的有二:一是帮助解决家庭与学校之间的矛盾，扩大家庭责任感，从而使“家庭社会化”;二是帮助家庭年长的妇女减少对青年妇女接受教育的阻挠和反对，使她们的教育能有收益.根据晏氏的设计，家庭教育与学校式和社会式教育联络进行，独立工作的只有“家庭会”.家庭会从事家庭式教育的方法与材料的研究，并研究家庭实际问题及改良家庭日常生活的方法，以期达到家庭社会化目的。1931年5月，平教会开始在高头村从事成立家庭会的研究实验，不到一年时间，该村大多数家庭参加了家庭会，大大促进了妇女解放，促进了人们观念的变化。
整个定县实验的最终效果，据1934年6月的统计，在476个村庄里开办了3844个识字斑，注册人数达2170人，14—25岁年龄组的文盲在全县降低到%，成立农民“自助社”295个。此外，粮棉品种和畜业品种的改良及推广工作也使农民得到了一定的实惠，各种实验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定县的实验吸引了国内外的注意，但它并没有普遍推广，在一个充满暴.力和战争的年代，晏氏及其同仁从事的却是理性的社会改良。他们并不是不知政治的重要，只是在具体的实验过程中，较少运):目行政的力量而注重社会教育的功能。实验中，实际起作用的社会组织只是平民学校的毕业同学会以及稍后成立的公民服务团。尽管他们出自当地，百姓在感情上容易接纳，但华北农村的总体情况却是闭塞而保守。很简单的人口调查，农民可生出许多担心:捐差?共产?征兵?……如果说这些担心还是可以通过解释和示范消除的话，那么来自地方顽固势力的阻碍和反抗，对实验者来说就一筹莫展了.
实验县成立后，《债务调节法》的颁布得罪了地主、高利贷者，而且因严厉禁赌导致了地主豪绅的反抗.他们不仅对参加平教会的本县人士“讽刺打击，尖刻异常”，而且还派人到省政府进行反实验县的活动.结果实验县刚刚成立一年多，力主“实验”的县长被迫辞职。继任的县长则是旧势力选中的人，实验县从此名存实亡。在保守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其实前进的动力实际上只是“宗教家的精神”(毛泽东语).实验县之所以无力对付乡村保守势力，一方面当然在于其和平改良的方针本身，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实验试域的选择由于特殊原因，一开始避开了保守势力的对抗，因而在日后便缺乏应付的手段。
晏氏之所以选择定县实验，是因为这里的一些绅士们自20世纪初就开始了教育平民的试验(为首的米迪刚为河北省副议长).晏得益于部分士绅的合作，“自可说服一般农民与乡村保守性重的曹老”.尽管华北是军阀们争战的主要场所，但由于平教会所从事的教育工作军阀们认为无足轻重，经费又属自筹，加以总会董事长朱其慧(系国务总理熊希龄之妻)在最高层的关系，试验活动也就没有遇到来自外部的强力于预.随着时间的推移，上下两层的阻力都暴露出来:下层有豪绅地主的抗拒，最高当局所关心的则是社会的安宁。实验县既然在这方面产生了麻烦，省府方面也就不再支持。表面上看来，定县的实验是因中日战争的爆发而终止，佩实际上，乡村保守势力己开始了对种种革新的反扑.晏氏及其同仁既然无从解决这一致命问题，其探索出的挽救国家的道路便失去了“模式”的意义。在乡间实际所做的工作，便只能局限在“技术性”方面.1937年春，由于定县沦陷，平教总会在长沙设立平教会办事处，定县实验区部分工作人员陆续迁在长沙.姆年代，平教运动中心由国内转到国外，继续推广运用定县的经验，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绩，但国内平教会的实验归于失败.
三平教运动的历史地位
平民教育的对象是平民。按平教会的解释，“只要是中华民国的人，无论男女老少富贵贫贱，都叫做平民”，“除文盲，作新民”则是平教运动贯穿始终的宗旨，综观之，在评价平民教育运动时值得注意.
其一，平教运动是“教育救国”思想指导下的改良主义教育运动.平教运动的倡孕者们认为:中国深受列强的侵略和军阀的摧残，社会经济凋敝，.民生痛苦，其真正原因是“由于平民知识太缺乏”。对外不知如何抵抗列强，对内不知何以铲除国贼，只有俯首帖耳，任人宰割。务农的不知选种、防虫和施肥，致使“岁岁歉收，民食不足，乞贩外人，贻羞世界!做工的不知科学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经商的不懂价格和市场规律”.“要是还想补此支离破碎的局面，建设灿烂光华的国家，惟有设法促进多数平民觉悟的一途是开展平民教育运动”艺310平教倡导者们认为，在社会不良制度未改变以前，教育能够担负起支配国家前途，改造社会的责任。这种教育救国的主张，己经被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但是，平教倡导者们的实践反映了国难当头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救亡图存的社会改革理想。
其二，平教运动是以乡村改良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运动.平教运动的倡导者们把力量集中到乡村改造这一途径上，冀图通过乡村改造建设推动整个国家的振兴，民族的再造，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及封建主义剥削，这个出发点原本不错，可在如何改造乡村、建设乡村这一点上，平教运动的领导者却走入迷悄:虽然认识到造成中国危局的根本问题，但却不是从解决根本问题着手。这首先是因为平教会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资本靠帝国主义捐助，实验需要封建势力认可，这种本身的n限性，使他们不敢提出反帝反封建而一昧地跑到乡间搞所谓平民教育运动，希望通过点滴的改良成绩来感化统治者，进而达到由统治者自上而下改革建立的目的;二是他们不满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迫，又不愿走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之路，惟一的一条路只有改良主义，他们希图借助于改良的平教运动来壮大自己的声威，达到其目的.在一个充满暴力和战争的年代，平教运动者从事的却是理性的改良，这是注定要失败的。
其三，平教运动是主张教育平等的全民教育运动.平教运动倡琴者希图通过平民学校“将社会上各种阶级的人容纳一室，共读共写，使他们彼此间感情有交互融洽机会”，来调和阶级矛盾，并将其作为“社会的融剂”.处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农民对这种“乌托邦”式的“设计会”是冷眼相看的，因为农民的社会地位和阶级感情决不会因这样的“设计会”而改变。
***耕作，日后双方不反悔;二是***原先调出的3人承包地以无偿转让方式转出，现无偿转入2人承包地归***耕作。督查中，镇村正在按照调解意见落实2起纠纷案件的相关工作。
二、督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大多数乡镇权证实际到户率要比自查自纠登记表上报的权证到户率低一点，有的乡镇甚至要低好几个百分点;当然，有的乡镇目前权证到户率也要比自查自纠登记表上报的权证到户率高出好几个百分点。合同到户率则要比权证到户率稍低一点,而且农户因重视不够、保管不善、搬家等原因造成合同丢失现象较为严重。
(二)权证、合同、表册填写不够规范，表现在以下方面：
1、权证。
(1)大多数权证漏填农地承包权()第号或错填或填写不完整;
(2)有的权证发证时间漏填或错填或填写不完整;
(3)有的权证合同编号漏填或编写错误;
(4)有的权证承包期限填写错误，比规定期限提前2个月、20年或推后1个月或少1天、30天、1年、10年;
(5)有的权证发包方未填写全称而是简写或者只填了村民小组;
(6)有的权证承包方式、土地用途填写不完整或漏填或错填;
(7)有的权证承包方住址填写不完整;
(8)有的权证漏填承包共有人年龄、性别，或将共有人年龄错填成出生年月，有的权证共有人有关情况则一字未填或很不完整;
(9)有的权证漏填承包总面积、地块数量;
(10)有的权证承包地块情况(地块名称、面积、等级、地类、是否基本农田、四至界限)填写不完整或者漏填;
(11)有的权证承包地块分块面积抄写出错;
(12)有的权证承包地块总数与实际分块登记的数量不一致;
(13)有的权证漏盖换证章
(14)有的权证用圆珠笔填写;
(15)有的权证填写马虎潦草，涂涂改改太多。
2、合同。
(1)有的合同编号编写不完整或错误或漏填或农户编号数位少一位(要在已填写的农户编号前增加一个0位数);
(2)有的合同漏填村民小组名称;
(3)有的合同承包土地情况(地块名称、四至界限、质量等级、面积)填写不完整或漏填或抄写错误;
(4)有的合同承包期限填写错误，比规定期限提前2个月、20年或推后1个月或少1天、30天、1年、10年;
(5)有的合同发包方负责人、承包农户、鉴证人未签字，有的合同承包方不是农户亲笔签字，有的合同漏盖鉴证机关印章;
(6)有的合同漏填签订合同时间。
3、表册。
(1)有的表册漏填或错填登记时间;
(2)有的表册发包方全称填写不完整或漏填;
(3)有的表册信息登记填写不完整，只填了农户姓名、承包总面积、共有人姓名等项;
(4)有的表册漏填承包方住址或承包方住址漏填村民小组名称;
(5)有的表册漏填或错填权证编号、合同编号;
(6)有的表册承包期限填写错误，比规定期限提前2个月、20年或推后1个月或少1天、30天、1年、10年;
(7)有的表册漏填或错填承包方式、土地用途;
(8)有的表册漏填或错填承包总面积、水田、旱地、基本农田面积、地块数量，有的表册地块总数与分块登记的地块数量不一致，有的表册地块数与权证填写的地块数不一致;
(9)有的表册漏填共有人情况(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有的表册共有人出生年月、性别填写不完整或漏填;
(10)有的表册地块质量等级、地类、是否基本农田、地块四至填写不完整或者漏填、错填，有的表册分块登记的地块面积亩、分、厘抄写错位或数字出错，有的表册分块登记面积合计数与承包总面积不相符;
(11)有的村将承包土地有关数据汇总表单独装订成册，应按村小组与分户登记表合订成册;
(12)有的表册承包面积汇总数出错，与分户承包面积合计数不一致;
(13)有的表册开始几页填写较完整规范，但后续页有偷懒现象。
(14)有的表册填写非常潦草;
(15)有的表册用铅笔填写。
(三)土地流转口头协议多，签订流转合同少，所签合同也不够规范。
(四)少数村目前还未成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接待受理机构。
(五)有的乡镇、村土地承包档案保管还不够规范，有待进一步清理整顿。
(六)有的村干部对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有抵触情绪，工作开展欠积极主动，协调配合不到位。
三、整改工作要求
(一)明确责任，落实到人。
各乡镇长负总责，分管领导为第一责任人，挂村领导为具体责任人，驻村干部、村支书、村主任为直接责任人，乡镇农经干部为业务督查指导员，村干部为业务责任人，以此划片包村包组，责任到人。
(二)限时纠正，责任到位。
1、针对权证尚未全面发放到户的问题，必须落实以下纠正措施：一是即使征地在即，也必须先将权证发放到位;二是严格按照政策规定调处土地承包纠纷，尽快将权证全部发放到户;三是取消3～5年重新调整承包土地等做法，其间的调整情况以土地流转方式加以规范，提高村组干部、群众对权证重要性的认识，促进权证的发放。要求各乡镇落实划片包干，责任到人，确保在6月10日前纠正到位。
2、针对合同还未全面签订到户的问题，必须落实以下整改措施：一是强化宣传，让广大村组干部、群众认识到先签合同后发权证的因果关系，明白合同、权证同样重要，以此促进合同的补签工作和增强保管意识;二是想方设法与外出务工农户取得联系，争取他们回来补签或委托近亲属代为补签保管合同，力争合同补签工作百分百到位。要求各乡镇同样落实划片包干，责任到人，确保在6月10日前纠正到位。
3、针对权证、合同、表册填写不规范的问题，要求各乡镇采取召开调度会、举办学习班、创建样板指导等方式提高具体业务人员的实践工作能力与责任心，认真检查核对，补充规范，确保在6月20日前纠正到位。
4、针对土地流转手续不够规范的问题，要求各乡镇结合农村土地流转专题调研工作，逐步规范完善到位。
5、针对少数村还未成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接待受理机构的问题，要求各乡镇督促有关村在6月10日前成立落实到位。
关键词:数字城市;数字乡村;电子政务
中图分类号:F32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045-03
一、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
云南省加强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工作,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工程,是省委、省政府根据三农工作新形势决定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云南省通过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采取以点先行、典型示范、积累经验、完善政策、先易后难、逐步推广的政策,对于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
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云南省农业厅在关于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的通知内容中已经给出了简要的概括描述:“通过完善互联网、电脑、数码照相(摄像)机等农业和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立和完善以自然村为基础的农村基础情况、乡风民俗、政策法规、政策补贴、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农业生产管理、农业科技、农村财务管理、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市场、农产品质量标准、名优产品、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招商引资、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资源环境管理、农村规划建设、农村疫情检测防治、气象、扶贫开发、卫生、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农村经济社会信息数据库,建设信息网络服务平台,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社会管理服务信息化,采用图、文、声、像和多媒体等多种形式,为农民提供及时,高效的信息服务,为各级党委、政府了解农村基层和新农村建设情况、实施科学决策提供依据。”[1]由此可知,“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实质就是三农的信息化建设。
二、从“数字城市”到“数字乡村”
1.用“数字城市”带动“数字乡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信息化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信息化的运用已经融入到了城市经济、乡村经济及其社会的各个领域。信息化一般首先是在发达地区和城市建设发展,而后慢慢过渡到落后地区及乡村的一个动态过程,是信息时代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如中国信息化发展,首先是数字北京、数字上海、数字广州等发达城市率先进行科学规划并进行试点工作,而后才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开。一般来说,城市以工业化为主,而工业化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乡村以农业为主,而农业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基础。按照成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先实现工业化,后发展信息化,然后再把信息化延伸到农业,最终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这并不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在全球信息化浪潮中,人们不仅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推动工业化发展,建设“数字城市”,同时也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建设“数字乡村”,反过来,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的发展又为信息化提供了建设经验和技术支持。中国目前数字城市建设已经取得了可喜成绩,积累了丰富经验,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同样得到很大发展的同时,用“数字城市”经验来带动“数字乡村”建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是一种相互依赖、互为促进的关系,两者也将共同推动信息化的进程。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将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理解为信息社会的重要内容。
2.“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能互动发展。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是一个全局性的长远的战略思维,其核心在于:(1)用数字化手段统一处理城市或乡村问题;(2)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资源;(3)为建设数字省份、数字国家、数字地球创造条件。具体地说,就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层次上,长远地规划区域数字信息的获取、处理、应用等方面的相关工作,从系统论和一体化的角度来整合已有的或者正在发展的与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相关的理论、技术、数据、应用和能力。数字城市与数字乡村的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定目标。目前,应当建立多应用层面的数字化地区、数字化城市或数字化乡村,能够更广泛、深入地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服务。云南省自2007年提出“数字乡村”建设以来,“数字城市”建设同样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特别是2008年11月4日,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考察中国电信云南公司时指出:“昆明将建成为‘无线数字城市’,以信息化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毫无疑问,以信息化推进城市数字化和乡村数字化,是未来各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同时,城市数字化和乡村数字化也要将实现地区数字化、省份数字化、国家数字化、全球数字化作为其发展目标,因为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三、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及成因分析
1.现状。云南省“数字乡村”项目从2007年开始起步,到目前为止,云南省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据统计,到2008年10月27日,全省共制作上传乡村视频文件2238个,其中乡镇视频351个,完成比例为26%;行政村视频1887个,完成比例为14.1%;已完成报表数据更新的行政村有6547个,完成比例为48.6%;已完成报表数据更新的自然村有34388个,完成比例为28.8%。另外,数据更新工作已完成近50%,其中德宏州、红河州、保山市完成了80%以上,普洱市完成17.2%、临沧市完成20.3%、迪庆州21.7%、昭通市25.1%。视频制作上传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昆明市已经完成了所有乡镇和行政村的视频制作上传工作,楚雄州乡镇视频已经百分百的完成,大理州、保山市也完成得较好,分别完成了61%、44.4%。丽江市至今还未启动视频制作上传工作,普洱市只做了一个乡镇的视频,完成比例为0.09%、临沧市完成了3个乡镇和10个行政村的视频,完成比例1.3%,昭通市完成2个乡镇和51个行政村的视频,完成比例3.9%,文山州也只完成了3.9%[2]。从上面的这一系列数据中可看出,云南省数字乡村项目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仅仅在短短两年之内,就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且其建设力度仍在不断加大,方法也在不断更新、增多。但同时也会发现,在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部分地方领导不够重视,目前仍就没有开展数字乡村建设,信息化滞后等状况。
2.存在问题。总体来说,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离保障三农工作顺利开展还有一段距离。从科技上看,目前由于对“数字乡村”的理论方法、关键技术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难以对全省各地“数字乡村”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从人员素质上看,部分信息采集人员、电脑设备、电脑操作人员技术不熟练,影响了工作进度,在信息采集过程中,虽然对各村、寨进行了基础信息和照片采集,但照片采集数量不够,有的照片规格不附合要求,不能满足网页制作需要。其次视频采集制作要求要有较为专业的人员进行摄像、编辑、配音,编辑还要有相应设备和软件,而部分地州,特别是贫穷乡镇均不具备条件;从工作进度方面看,有的地市(如昆明、曲靖、玉溪)工作进度较快,已按实施方案要求完成全部村民委、自然村的基础信息表、照片的采集,并已完成电子版信息表录入和照片分类保存;而有的地市(如香格里拉、丽江、怒江)进度较慢,基础信息表、照片的采集还未完成过半,电子版信息表录入、照片分类保存工作进度缓慢;从建设规划角度看,云南省各地市在数字乡村建设上的条件、标准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统一、规范的规划和技术标准难以确立,即使在着手统一规划之后,也很难尽快达到协调统一;从自身利益考虑,在统一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各地市对本地区的利益考虑得太多,不仅仍然各自为战,而且顾虑太多,拖拉被动,对总体建设规划不支持,具体到各村和个人则更不会积极响应,甚至还会抵触;从应急管理和服务体系角度看,旧的应急体系容易导致重复建设、浪费资源,表现在人、财、物等各方面的重复投入,各地市为了完善本地区的应急机制,往往重复购置一些设备,同时增加一些人员。另外,随着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现有应急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问题也越发凸显出来,不仅变得反应迟钝和效果不佳,而且还常常发生相互之间的脱节和制约,造成本就非常有限的应急资源大量浪费,导致应急管理与服务成效急降。
3.原因分析。毫无疑问,“数字乡村”的建设其基础条件取决于信息化发展程度的高低,如果某一地区信息化程度高,则该地区发展数字化也将相对容易。然而伴随信息化建设不断深入,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的认识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影响和制约信息化长远发展的因素也日益显现。对于在云南省数字乡村初始建设过程中,为何会出现上述一系列相关问题,本文认为这主要还是应归结为云南省的信息化水平,具体体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云南省信息化应用总体上仍处于分散推进阶段,体制性、机制仍然存在,电子政务协同服务水平有待加强,社会信息化整体水平有待提高;第二,信息化基础设施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现象比较突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共享相对滞后,条块分割的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信息系统的标准、相关数据的格式、形态等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三,信息化发展水平尚不平衡,地区间、城乡间信息化水平差异明显,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差距”较为明显;第四,信息化普遍服务的广泛性不够,社会化专业服务体系和配套的政策措施尚待完善,低收入社群和弱势群体的信息能力较弱,信息不对称现象有加剧倾向;第五,信息化“双刃剑”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信息系统故障、计算机病毒、网络犯罪、黑客攻击、不良信息传播等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信息安全管理比较薄弱,信息安全的技术能级亟待提升。日益严峻的信息安全、网络安全问题威胁着重要信息系统的可靠运行[3]。
综上所述可知,在云南省“数字乡村”持续快速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只有立足现状,发现问题,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然后再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最后认真把这些问题解决掉,才能强化云南作为全国“数字乡村”的领头兵地位,才能为其他省市提供相关的参考标本,才具有其他省市借鉴的价值,才能初步形成信息社会的基本框架,勾勒出“数字云南”的大致轮廓。
四、建设“数字乡村”的对策建议
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在中国是一个创新,综观全国三农工作的开展过程,把三农纳入信息化建设,云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省份。因此,对于云南省乡村数字化的发展就不可能从其他省市借鉴经验,但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电子政务和数字城市的建设无疑都给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基于电子政务平台建设“数字乡村”。云南省电子政务工程自2002年开始实施,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基础平台也自此开始建设,截至2007年底,全省电子政务骨干网已接入4344个政务部门,省级各部门依托云南省电子政务网已建及在建全省性专网达44个,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基础平台得到充分应用。另外,2007年7月以来,云南省建立了以云南省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为龙头,80个省级部门网站、1300余个州市政府和部门网站、8300余个县区政府和部门网站为支撑的全省政府信息公开网站群,保障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为下一步推行“一站式”服务和网上审批、交费、办证、求助等电子政务应用以及实施网上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4]。因此,如果云南省在建设“数字乡村”时能很好地应用其已经成形的电子政务平台,依托云南省电子政务建设已取得的成效,很好地利用云南省电子政务已有的信息基础设施资源,相信定会为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基于数字城市经验发展“数字乡村”。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在中国可谓独一无二,因此,要实现快速发展,就只有摸着石头过河。但这也并非毫无经验可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特别是中国100多个数字城市的建设经验就可作为参考。如“数字北京”、“数字上海”、“数字广州”、“数字深圳”、“数字杭州”的建设都已经初具规模,其经验也可谓丰富。另外,2004年,云南省为了结合电子政务建设的需要和步骤,提出了建设“数字昆明”的设想,并开展了对“数字昆明”建设的前期摸底调研工作,2007年底,“数字昆明”建设启动了三期工程――昆明市地理空间信息资源数据交换共享平台扩容项目,并计划于2008年8月完成。从中可以看出,云南省通过对“数字昆明”的建设,已经总结了一套“数字城市”建设的技术思路,相信对云南省数字乡村的信息化工作将具有一定的示范和指导作用。所以可认为,在云南省建设数字乡村时,如能借鉴其他省数字城市建设经验,把在云南省打造数字昆明的技术、思路,通过修改完善后,直接转嫁到数字乡村建设上,进行去粗取精,优势互补,相信定能促进云南省数字乡村的快速发展。
3.基于云南省省情完善“数字乡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重点在农业,难点在农民。“十一五”时期,云南省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把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作为目标。并认为,全面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促进云南省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云南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是进一步提高云南人民文化经济生活水平的急迫需要和重要选择。正是立足于这一战略选择,云南省的信息化发展从电子政务开始,接着打造数字城市而后迈向数字乡村,以建设“数字云南”为长远目标,最终构建面向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全数字化信息系统。云南省“数字乡村”工程规模庞大,所以在建设过程中应重点强调统筹协调,节约物力,即集中全省各业务部门现有设备和信息资源,与国家实施的“金农”、“金水”、“信福”和“三电合一”项目等信息化工程建设项目相结合,不搞重复建设。同时,还需运用市场机制,鼓励企业参与,共同建设农业信息交互平台,尽最大努力争取做到使云南省数字乡村信息库内容基于省情,立足于三农,让农民尽快掌握先进技术和市场信息,在探索中不断前进、不断完善,从而形成开放的现代化、信息化模式,为云南省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整体性地解决区域、全球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等问题,为解决全球范围内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建设方案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云南省农业厅关于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的通知内容[EB/OL].云南数字乡村网,ynszxc.省略/szxc/ProvincePage/newsview.aspx?id=2280016,2008-01-10.
[2]省农业厅“数字乡村”工程项目实施小组办公室,全省“数字乡村”工程建设进展顺利[N].数字乡村快讯,2008-10-28(2).
一、时代背景
晏阳初出生于1890年，梁漱溟出生于1893年，他们形成乡村教育思想的时代背景基本相同。
（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1894年，在晏阳初4岁、梁漱溟1岁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并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给中国人的心灵带来巨大的震撼和创痛。
历史进入20世纪，中国的民族危机没有丝毫减弱、消除的迹象，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中国人心里。爱国的知识分子积极探索救国之路，意识到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改造中国社会，提出各具特色的救国方案。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展的乡村教育实验，其最终都是为了救亡图存、复兴中华民族。
（二）近代中国文化呈现多元并存状态，教育改革运动声势浩大。
中国历史步入近代，我国的先进人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失败了，这就促使知识分子从文化深层结构探寻改造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途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西方各种主义纷至沓来，造成文化多元并存之局，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文化与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文化是通过教育继承、传播和创新的。许多知识分子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教育上，积极投身于教育实践，开展一系列的教育实践活动，如平民教育、工读教育、职业教育、科学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晏阳初和梁漱溟非常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试图通过乡村教育挽救中国。
（三）农村社会衰败。
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日趋衰败，体现在农村经济日趋衰落、农村文化沙漠化和农村社会秩序动荡。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农村社会的衰败自然影响了中国的工业化、近代化历程，城市的商业经济也受其困扰。晏阳初和梁漱溟希望用改良主义的方法，通过乡村教育发展农业生产、改造农民生活、恢复或改善农村的伦理风尚，稳定农村社会，进而复兴中华民族。
二、个人成长经历和思想渊源的比较
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个人成长经历有许多不同之处，例如：成长环境不同，晏出生并在相对偏僻的内地――四川巴中县长大，而梁则成长在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晏小时候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读四书五经，而梁没有读四书五经；晏接受教会教育并出国留学，先后在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而梁没有出国留学，也没有上过大学，依靠自学成才。尽管如此，他们的成长经历依然有许多类似之处，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晏阳初和梁漱溟都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熏陶。
晏阳初于1890年出生在四川巴中县一个书香人家。他在四五岁时开始到塾馆上学，读的是传统的教科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诗、书诸经。幼年时的教育，使晏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熏陶，并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作为从事乡村教育工作的哲学基础，把民本思想付诸乡村教育实践。
梁漱溟也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他的父亲梁济四十入仕，非常注意道德修养，对自己要求严格，力求把自己塑造成道德完人。梁济的道德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梁漱溟，使他做事很认真，从小就具有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梁漱溟一生都喜欢行动而不甘于空谈，在山东邹平开展乡村教育实验，执著地追求儒家“内圣外王”的最高理想。
（二）晏阳初和梁漱溟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1.晏阳初接受教会教育并留学美国，深受基督教博爱哲学和西方民主科学的影响。
晏阳初在1903年离家远赴保宁府入中国内地会创办的华英学堂求学，接受教会教育。华英学堂的校长姚明哲牧师对学生爱护备至、循循善诱，使晏看到了基督的榜样。1904年，晏自发领受洗礼，皈依基督教。耶稣基督的博爱哲学、济世扶贫、施爱于民的人道主义，启迪了晏热爱劳苦大众和为民服务的思想。
晏阳初曾先后赴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多年的留学经历，使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所提倡的“民有”、“民享”、“民治”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律理论有深刻的理解。他还体验到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在开展乡村教育时不仅注重向农民传播科学知识和技能，帮助农民增加收入，而且注重对农民进行系统的科学教育。
2.梁漱溟从小接受西式教育，深受柏格森生命哲学和丹麦教育的影响。
与同时代很多中国人不同，梁漱溟于六岁开始读书，学的是《三字经》、《地球韵言》，而没有读四书五经。七岁，遵从父亲命令在中西小学堂上学，既念中文、又念英文。十四岁，他考入顺天中学堂读书，学习英文、数学、外国地理等课程。从小接受西式教育，使梁漱溟对西方文化保持开放的心态，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在接受学校教育的同时，梁漱溟更注意依靠报纸杂志自学。他经常阅读“新民丛报”、《北京日报》、《申报》、《时报》等，从中了解不少西洋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以及杜威、罗素来华访问和讲演时期，梁漱溟在北大任教，又了解了更多的西方理论，如叔本华超人哲学、尼采唯意志论、丹麦的合作主义等。
虽然梁漱溟的思想来源较复杂，但他深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其主要代表者为柏格森。梁漱溟吸收柏格森生命哲学中宇宙是“生命冲动”的创造、直觉主义、绵延等观点，在此基础上，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创造生机主义宇宙和直觉主义认识论，从而提出自己的文化主张并使之成为乡村教育思想的来源之一。
丹麦教育也给予梁漱溟很大的启发。梁漱溟认为丹麦的崛起在于丹麦教育是一种乡村教育、民众教育，着眼于人生行谊的教育，通过传播民族文化以觉醒一般民众的精神生活。他主张中国教育应该着眼于人生行谊问题，以谋文化改造、民族复兴。
（三）晏阳初和梁漱溟都注重参与社会生活，开展教育实践。
1902年，晏阳初翻山涉水400里，到内地会在保宁府开办的新学堂读书。在路上，他亲眼目睹盐贩背着一两百斤盐巴翻山越岭的艰苦，体会到劳力者的痛苦和坚忍。1918年，晏赴法为在法国做“苦力”的二十万华工服务，为华工写信，开办中国识字班。他发现了“苦力”的潜伏力，发明了开人矿、脑矿，懂得要发扬“苦力”的潜伏力，形成以“三发”原则为基础的苦力论，成为日后他从事乡村教育的理论基础。
1920年，晏阳初怀着推行平民教育的决心回国，首先花一年多的时间游历19个省，调查平民教育的现状，先后赴长沙、烟台、杭州等地进行平民教育实验。1923年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总干事。他逐渐认识到只在城市进行平民教育是不够的，必须开展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将平教会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乡村。
梁漱溟从中学毕业后，很想为社会为国家做一番事业。他先是参加革命工作，后又作新闻记者，与社会接触频繁，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他由此确定出世思想，转入于佛家。但真实的社会生活体验使他“弃佛归儒”，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他提出“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即世界文化发展有三条不同的路向：第一路向以西方文化为代表，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第二路向以中国文化为代表，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基本精神；第三路向则以印度文化为代表，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1]。他认为继西方文化兴盛之后，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向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改造中国社会自然应该从农村入手，梁漱溟的文化哲学观奠定他日后进行乡村教育实验的理论基础。
在文化哲学观形成以后，梁漱溟即开始对如何解决乡村问题的具体思考和实践。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赴山东主持曹州中学高中部。此后，因时局变化，梁南下广州，西入山西，走河北，赴宁汉，考察乡村工作，写就《乡治十讲》，主张从乡治入手改造社会。1931年在邹平创设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先后任研究部主任、院长，指导邹平、菏泽、济宁等地进行乡村教育实验，取得显著成效。
三、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比较
由于个人成长经历和思想渊源的不尽相同，晏阳初和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这直接导致他们形成各具特色的乡村教育思想。
（一）晏阳初和梁漱溟对中国社会认识的相同之处。
1.主张教育是改造社会的重要手段。
晏阳初认为中国受异族的压迫，人民受军阀的摧残，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平均智识的低下，要解决这一问题，实现“民族再造”的使命，教育是最有效力的方法。梁漱溟也认为教育的功用在于“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即“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前”[2]。教育不仅能传播文化，还可以改造社会，随时修缮改正社会的毛病，使社会不至于扰攘纷乱。
2.批评当时的新式教育。
晏阳初认为清末以来中国举办的新式教育，是从东西洋抄袭来的，不合中国国情。他主张从实际需要出发，创造一种中国式的新教育。梁漱溟把新教育的问题概括为：一是不合于教育的道理，没有实现教育人的任务；二是不合于人生的道理，具体表现为教育贵族化、教育机会不平等、教育法律制裁化、学校教育与家庭情谊缺乏沟通等。
3.强调中国的基础在农村，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于开展乡村教育。
晏阳初认为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强调农民是中国“人”的基础，其生活的基础在乡村，创造中国式的新教育必须从乡村教育入手。梁漱溟认为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只有发展乡村教育、提高乡村文化，中国社会才能有进步，才能挽回民族生命的危机。
4.号召知识分子深入民间，与农民结合。
晏阳初指出，乡村问题的解决，既要靠农民自身，又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技术和新方法的人与他们结合起来才行。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抛弃在城市舒适的生活条件，来到偏僻的农村，与农民一起生活和工作。梁漱溟也主张知识分子深入乡村，认为这不仅可以解决都市知识分子过剩、人浮于事的问题，而且可以发挥为乡村“扩增耳目”、“添喉舌”甚至“添脑筋”的作用[3]。
（二）晏阳初和梁漱溟对中国社会认识的不同之处。
晏阳初认为当时中国存在的四大问题是愚、穷、弱、私，为解决这四个基本问题，他提出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四大教育包括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三大方式”，是指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晏认为应采用三大方式实施四大教育，增强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和团结力，完成乡村建设，进而实现复兴中华民族的目标。
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是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即“文化失调――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是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传统社会构造崩溃。解决中国问题之路在于从乡村建设入手，重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并使之成为一种世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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