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交通的发展历程范例(12篇)
时间：2024-04-06
时间：2024-04-06
关键词旧城区；公共空间；改造方法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TheApplicationandInnovationofTheNewChineseStyleLandscapeDesign
Abstract――Inthetideofurbanplanningandconstructioninourcountry,theconstructionofpublicspaceismoreandmorebecomethefocusofthesocialdemand.
Butintheoldcitypublicspacemaygrowcontradictionsbecauseenvironmentalchange,backwardmaterialspace,theirowndevelopmentdemand.Inthispaper,fromtheoldcityareaandpublicspaceundertheconceptofthecharacteristictoexploreunderthebackgroundoftheoldcityarea,theproblemsexistinginthepublicspace,thenecessityofthereformandrenovationdesignmethod.
Keywords――theoldcityarea;publicspace;renovationmethods
1.相关概念特征
1.1城市旧区
城市旧区指城市功能不能满足城市发展需要出现衰败的街区，大多为集中性传统的生活区域，历史久远，结构混乱。这些地区一般都为城市历史上的中心区域或具有影响力的地区，所以说旧是相对而言的，是城市发展中新陈代谢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观念的改变，原来的“新”区可能变成了“旧”区，已不适应人们更高的文化环境生活要求。所以，无论城市是否历史久远，都会存在需要更新改造的旧区。
1.2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指城市建筑实体间存在着的能提供一定社会活动的开放空间体，是城市居民公共交往，举行活动的开放性场所。此类空间一般随着社会发展居民需求增加逐步形成，汇聚了城市的文化内涵、展现城市精神风貌，包括城市道路、广场、公园、游园绿地等。随着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人们对城市公共空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城市旧区中的公共空间改造也成为城市发展所必须面的问题。
2.城市旧区公共空间改造的必然性
2.1城市发展对城市旧区公共空间改造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建设更新迅速展开，促使城市规划进入了历史新阶段。城市公共空间是满足城市不同功能而存在，这就要求其要适应城市发展中功能调整而提出的新要求。许多城市旧区在改造过程中仍存在问题，基础设施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要求。
2.2城市文脉对城市旧区公共空间改造的需要
今天的城市越来越没有明显区别，这就需要我们对城市文脉进行重新审视，旧城则包含了一座城市需要的文化认同感和精神支柱，改造保留具有地方特色、历史风貌的旧城有助于增加鲜明的城市风格。随着人们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提高，同时也对旧区的公共空间单一功能提出了新要求，所以在保证城市文脉的同时又要具有时代特征是对城市旧区公共空间改造的新需求。
2.3城市居民对城市旧区公共空间改造的需要
城市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场所，城市居民则是最直接的使用者，随着社会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人们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人的潜能也更大的被释放出来，更多的休闲活动对城市公共空间提出了更大的功能需求，如今的城市旧区已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
3．城市旧区公共空间改造存在的问题
3.1重建式改造景观
一些城市将破旧地区的公共景观全部推倒重建，拆迁规模大，造成当地具有价值的建筑、古迹等灰飞烟灭，造成巨大损失，也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不便。
3.2严重破坏城市文脉
对城市中具有文化价值的地段认识不足，旧貌换新颜使许多传统风貌遭到破坏，文化得不到有效保护，迫使城市文脉得不到延续。
3.3过度追求经济利益
经济利益至上的原则，不顾城市环境的发展，在市中心为获得最大的经济利润，在改造时仅能满足部分人的需要,迫使居民搬到城市边缘区，造成工作生活不便。
4．城市旧区公共空间景观改造方法
4.1确定整体更新框架结构
在对待不同案例时，要根据具体情况找到突破口，制定总体更新框架，确定改造思路和方向，协调经济、社会、环境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达到效益最大化。同时，旧区公共空间的改造要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呼应，搞好旧区公共空间改造规划，也完善城市总体规划，不能将改造规划孤立于城市总体规划之外。
4.2增加复合功能弱化分区
城市的发展中注定城市必须拥有混合的功能模式，城市的功能也就是城市的用途，为当地居民及旅游者提供多层次的综合服务功能，所以城市旧区在改造时要注意功能复合，改变原有单一的功能结构。只有增加更多的功能才能保证旧区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才能满足现代城市发展需求和当地居民生活娱乐文化需求。
4.3解决交通问题加强联系
交通问题在城市旧区公共空间改造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解决交通问题，能增加旧区公共空间和空间的交流，增强地域间的联系。所以建立一个完整的步行网络体系，增加周边绿道网络，使整个区域融为一体，重视人流、车流的交通空间，为旧区的公共空间增加流线活力。
4.4延续文脉加强地域特色
历史和文化是一个公共空间最有价值的地方，旧区的公共空间改造时对长期形成的历史环境进行更新再开发，不同于新建区的规划，所以旧区公共空间的改造要注重空间布局、环境风貌，考虑历史空间的延续和传承，保护一切具有价值的历史文物和景观，打造特色景观空间，形成独具魅力的城市文脉。
4.5强调政府指导社会参与
在改造过程中，政府要作为主导，不能完全依赖开发商，避免出现开发商为追求利润而损害公众利益的现象。政府牵头指导保证旧区公共空间在改造过程中能得到各方面的政策支持，促进工程顺利进行。通过居民参与，增加居民的城市归属感，对开发商和政府行为进行监督，保证改造后的公共空间真正有利于当地居民。
5．总结
城市不断发展，绝大数城市开始改建和扩建，人们逐渐认识到城市旧区改造的重要性，因为城市旧区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历史，包含当地居民的生活记忆，随着时展又不适应社会需求，所以改造任务倍感艰巨和慎重，对于设计师来说，如何完美解决此类矛盾，寻找最佳解决策略是我们还应完善和思考的重点。
参考文献
[1]仇保兴著．《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划变革》.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
[2]迪特.哈普森鲁格主编．《走向开放的城市空间》.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
[3]杨.盖尔著,汤羽扬等译．《公共空间•公共生活》.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4]丁灿或．《城市街道空间景观构成的研究》.湖南: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04.
场站设置是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场站建设是城市公用事业方面的重大投资建设项目，对城市各方面影响较大。我国人口众多，能源土地资源紧张，环境污染较严重。所以，场站建设应充分考虑节约用地；营运维修应减少各种能源消耗，加强环境保护和安全卫生。
根据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要求，场站建设应与公共交通发展规模相匹配，用地有保证，时间有保障。
2.场站规模发展的特征
城市公共交通物质基础的主体-运营车辆和为保证运营生产必须的场站设施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运营车辆以满足城市居民的公共交通方式行业需要为目标，车辆逐年增置更新，不断扩大规模。场站设施以保证车辆正常运营生产为目标，一次性建成投产。场站设施一旦形成保养维修生产规模则不能因车辆的增加而随之随意扩展规模，只能按阶梯式地发展建设。
由于城市公共交通能够实现正常运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场站设施功能保障上，所以场站设施建设必须与车辆发展规模相协调。然而根据场站规模发展的特征，车辆与场站设施的建设必须统一规划、系统建设的前提下，前者逐步实施，后者分步实施。
3.场站规划必须与建设周期相适应
城市公共交通规划期限必须与城市总体规划的期限相同步。规划期限一般分为近期、中期、近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期向近期转换，远期向中期转换直至规划期届满。
场站建设是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保障，同时又是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的工程建设项目。所以，要确保城市公共交通的正常发展，在规划时必须考虑建设周期对场站建设实施的影响。
某城市建设公共交通第×保养场，从提出项目申请到审计项目结束，历时12年。其中项目申请就经历了四年。工程项目办理涉及的政府部门局、委、办各级职能部门十三个，申报办理项目11年，而实际工程项目建设于8月18日开工，至次年6月30日竣工，历时10个月12天。如果以有效申报到工程竣工为止，也要历时五年半。
为了确保场站建设能跟与城市公共交通规划发展，场站规划应该提前一个规划期，即在编制近期公共交通规划时就需要制订中期场站详细规划。
4.场站规划应能纳入城市建设规划中去
场站建设规模和位置应根据城市公共交通生产的特点和居民业行的方便性要求进行设计。场站用地应根据城市建设发展规划，人口发展规模与分布以及土地利用等作相应的规划，并且对规划中的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应做好有效的规模控制。
某城市公共交通因现有场站设施不能满足近期营运车辆快速增长的需求。根据公共交通规划，准备筹建第×保养场。由于该规划对近期场站建设仅作初步规划，虽然整个公共交通规划已经获市政府的批准，但其中场站用地并未纳入城市建设用地规划控制之中。所以目前只能在规划定点之前作用地性质变更处理。因为该保养场所需之地已经做了居住用地的详细规划。这样就因在规划是点中增加变更用地性质工作，应大大地延长了项目建设的周期。
所以，场站建设的用地规划很有必要及时纳入城市用地建设规划中去。同时，场站建设项目本身也应列入城市建设规划中去。这样可以简化场站建设申报程序，缩短场站建设周期。
5.场站建设应能纳入城市建设管理中去
城市公共交通场站建设是城市中重大投资建设项目，是城市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所以，该项目的实施，前期工作繁多，涉及许多政府职能部门的管辖。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缩短项目实施的周期，不仅场站建设的规划应能纳入市政府以及有关职能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去，以加强政府对城市客运交通建设的组织领导，确保城市公共客运交通场站规划的顺利实施。
6.场站规划设计
场站规划设计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建设用地的计算。二是场站选址。
场站设施建设的依据是车辆发展规模：
首末站是行车调度人员运营、司售人员休息的地方，也是车辆夜间停放或者白天客运高峰过后车辆停放的场所。所以，首末站的规模按该站所属线路拥有的营运车辆来确定。按营运最低要求，每处用地面可按1000～1400平方米计算。但须考虑在不作夜间停车的情况下，首站停止坪用地面积应不小于该站所属线路拥有的营运车辆全部车位面积的60％，末站停车坪用地面积按线路营运车辆车位面积的10％计算。
停车场是为线路营运车辆下班后提供合理停放空间的必要设施，并按规定对车辆进行低级保养和重点小修作业。根据经验，停车场的规模一般以停放100辆铰接式营运车辆或200辆标准车辆为宜。
保养场主要承担车辆的高级保养任务及相应的配件加工、材料和燃料的储存、分发等工作。由于保养场200辆标准车辆规模的情况下，其车辆的保修设备有较高的机械的和现代的水平，车辆进出空驶里程较程，且可节约成本。所以，一般推荐保养场以保养能为200辆标准车辆为宜。
场站布局应根据公共交通车种，车辆数，服务半径和所在地区的用地条件设置：
首末站宜置在全市各主要客流集散点附近较开阔的地方，不宜在平面交叉口处。为解决大型住宅区居民的业行，凡具有3～5万居民的住宅区应安排一个公共交通首末站。首末站的设置应与住宅建设“三同步”，即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竣工。首末站的选址还应纳入旧城改造，新区开发，城市大型客运交通枢纽规划建设中，并应与其它客运交通方式衔接。
(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长春130062)
［摘要］城市不断地发展和壮大,使得区域间人员流动日益增多,城市交通流量迅速扩大。有限的城市土地资源无法满足持续增长的地面交通道路需求,于是城市轨道交通营运而生。本文将在回顾梳理城市轨道交通精彩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其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
关键词］城市轨道交通；问题；发展趋势；分析
［DOI］10.13939/j.cnki.zgsc.2015.04.053
城市轨道交通已成为现代化城市的重要标志,“地铁上的城市”已成为城市现代化的基石。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更是为轨道交通插上了飞速发展的翅膀,成为真正的朝阳产业。伴随着政府适时提出并且制定了一系列国产化政策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将不断促进相关产业的技术创新发展。
1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历程
城市轨道交通是以电能为动力,通过铺设固定轨道线路,采取轮轨运转方式,配备专用运输车辆以及专业服务设施,主要用于城市区域内客运服务的快速大运量公共交通设施。其具有运量小、速度慢、污染大等多方面的缺点也不能有效解决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具有运量大、速度快、舒适性好、安全性高、节能环保等优势按照车辆类型、技术参数以及运送范围等不同特征,城市轨道交通可以分为轻轨、地铁、有轨电车、单轨以及磁悬浮列车等。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用16年时间历程。起步阶段,于1965年北京地铁1号线,目前已有50多年的发展历史,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开始建设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真正以城市交通为目的的地铁项目开始建设。建设高潮开始阶段,20世纪90年代,沈阳、天津、南京、重庆开始计划建设轨道交通项。调整阶段,1997年年底,提出以深圳地铁1号线(19.5km)、上海轨道交通3号线(24.5km)和广州地铁2号线(23km)开始启动。建设高潮阶段,1999年之后,全国已建和在建轨道交通项目的城市有10个,超过前30年建设度和规模。
2城市轨道交通发展问题
2.1规划不合理
轨道交通因为交通设施的不同,存在着不可移植性等特点。这种特点就导致了在规划阶段如果规划不合理,就不能发挥规划引导作用。部分规划不合理的城市轨道交通,因为布局不尽合理,丧失了对于城市交通压力缓解的作用,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有的时候甚至造成交通堵塞。
2.2开发不全面
一提到轨道交通,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城市铁路,殊不知城市轨道交通还包含着对市郊铁路、轻轨、有轨电车等其他轨道交通方式的研究和开发。正是因为对于市郊铁路、轻轨、有轨电车的忽视,导致城市不能形成完整的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的一个多层次的立体交通网络,不能充分发挥这个立体网络的作用,最大限度对于城市轨道交通开发,发挥出城市轨道交通的整体效能。
2.3配合不协调
城市轨道交通的不协调,主要指的是对于地面公交的协调,以及与公路、铁路、民航等交通的协调与配合。例如,广州地铁4号线“TOD”线路,超出之前的预期,实际的客流量只有3.4万人。推究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规划阶段,没有考虑到引导城市空间发展目标,缺乏整体规划,制订长期计划,逐步组织实施,建设不相协调的矛盾比较突出。
2.4运营管理滞后
运营管理滞后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内部管理模式,这种长期延续的思想使得在城市轨道交通的管理也受其影响,使得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管理、运营技术和市场营销战略出现了严重滞后。这些因素导致了对市民的出行造成不便同时,也对城市轨道交通的经济发展形成了阻碍。
3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对策和展望
3.1完善交通体系
城市轨道交通在城市发展中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要必须切实地提高轨道交通规划质量给未来打牢基础。在城市轨道交通资源不断发展优化的背景下,轨道交通已经成为了骨干。使得城市轨道交通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在轨道交通优势的吸引下,城市居民可以自觉转向公共交通系统出行。
3.2提升轨道交通配合协调
城市轨道交通委为快捷高效的公共交通提供了一个最佳的方式,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优势,在不断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对于土地开发进行引导。利用好生态文明建设在城市资源环境中的重要作用。在加强自身内部线路配合的同时,对于城市中的其他公共交通系统的衔接配合进行规划,不同公共交通在综合发力之下,使得一个立体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实现,不断满足城市发展中对于公共交通的巨大需求。
3.3多元化融资方式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资金是最根本的问题。只有在扩大资金来源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实现对于公共交通系统的规划改造。所以我们要适当扩大外资渠道,可以尝试将融资渠道订入国家或地方的相关法律、法令中,使得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制定有一定的法律法规支持。同时我们要发动社会力量,应鼓励广大的投资者积极参与,在进行债券和股票等金融手段下,扩大资金来源。对于城市轨道交通资金的来源,也可以招标转让地铁站,将市政设施发展权拍卖出租多管齐下,使得资金的流入的源泉扩大。
4结论
要看到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辉煌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因规划失误和城市发展经济目标未实现,致使城市轨道交通作用被削弱。所以我们要对轨道交通冷静地思考,对其建设中存在的规划不合理、配合不协调、缺乏市场机制进行有效的处理。与此同时还要鼓励公众应该广泛有效地参与其中,在维护广大市民利益的同时,提高改善城市轨道交通的质量。
参考文献：
［1］张小松,胡志晖,叶霞飞,等.城市轨道交通开发利益影响范围研究［J］.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3(8).
［2］郑锂,宋瑞,肖赟，等.网络化运营下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车底运用计划编制的优化方法［J］.中国铁道科学,2014,35(2).
城市公共交通物质基础的主体-运营车辆和为保证运营生产必须的场站设施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运营车辆以满足城市居民的公共交通方式行业需要为目标，车辆逐年增置更新，不断扩大规模。场站设施以保证车辆正常运营生产为目标，一次性建成投产。场站设施一旦形成保养维修生产规模则不能因车辆的增加而随之随意扩展规模，只能按阶梯式地发展建设。
由于城市公共交通能够实现正常运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场站设施功能保障上，所以场站设施建设必须与车辆发展规模相协调。然而根据场站规模发展的特征，车辆与场站设施的建设必须统一规划、系统建设的前提下，前者逐步实施，后者分步实施。
2.场站规划的原则
场站设置是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场站建设是城市公用事业方面的重大投资建设项目，对城市各方面影响较大。我国人口众多，能源土地资源紧张，环境污染较严重。所以，场站建设应充分考虑节约用地；营运维修应减少各种能源消耗，加强环境保护和安全卫生。
根据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要求，场站建设应与公共交通发展规模相匹配，用地有保证，时间有保障。
3.场站规划必须与建设周期相适应
城市公共交通规划期限必须与城市总体规划的期限相同步。规划期限一般分为近期、中期、近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期向近期转换，远期向中期转换直至规划期届满。
场站建设是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保障，同时又是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的工程建设项目。所以，要确保城市公共交通的正常发展，在规划时必须考虑建设周期对场站建设实施的影响。
某城市建设公共交通第×保养场，从提出项目申请到审计项目结束，历时12年。其中项目申请就经历了四年。工程项目办理涉及的政府部门局、委、办各级职能部门十三个，申报办理项目11年，而实际工程项目建设于8月18日开工，至次年6月30日竣工，历时10个月12天。如果以有效申报到工程竣工为止，也要历时五年半。
为了确保场站建设能跟与城市公共交通规划发展，场站规划应该提前一个规划期，即在编制近期公共交通规划时就需要制订中期场站详细规划。
4.场站规划应能纳入城市建设规划中去
场站建设规模和位置应根据城市公共交通生产的特点和居民业行的方便性要求进行设计。场站用地应根据城市建设发展规划，人口发展规模与分布以及土地利用等作相应的规划，并且对规划中的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应做好有效的规模控制。
某城市公共交通因现有场站设施不能满足近期营运车辆快速增长的需求。根据公共交通规划，准备筹建第×保养场。由于该规划对近期场站建设仅作初步规划，虽然整个公共交通规划已经获市政府的批准，但其中场站用地并未纳入城市建设用地规划控制之中。所以目前只能在规划定点之前作用地性质变更处理。因为该保养场所需之地已经做了居住用地的详细规划。这样就因在规划是点中增加变更用地性质工作，应大大地延长了项目建设的周期。
所以，场站建设的用地规划很有必要及时纳入城市用地建设规划中去。同时，场站建设项目本身也应列入城市建设规划中去。这样可以简化场站建设申报程序，缩短场站建设周期。
5.场站建设应能纳入城市建设管理中去
城市公共交通场站建设是城市中重大投资建设项目，是城市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所以，该项目的实施，前期工作繁多，涉及许多政府职能部门的管辖。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缩短项目实施的周期，不仅场站建设的规划应能纳入市政府以及有关职能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去，以加强政府对城市客运交通建设的组织领导，确保城市公共客运交通场站规划的顺利实施。
6.场站规划设计
场站规划设计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建设用地的计算。二是场站选址。
场站设施建设的依据是车辆发展规模：
首末站是行车调度人员运营、司售人员休息的地方，也是车辆夜间停放或者白天客运高峰过后车辆停放的场所。所以，首末站的规模按该站所属线路拥有的营运车辆来确定。按营运最低要求，每处用地面可按1000～1400平方米计算。但须考虑在不作夜间停车的情况下，首站停止坪用地面积应不小于该站所属线路拥有的营运车辆全部车位面积的60％，末站停车坪用地面积按线路营运车辆车位面积的10％计算。
停车场是为线路营运车辆下班后提供合理停放空间的必要设施，并按规定对车辆进行低级保养和重点小修作业。根据经验，停车场的规模一般以停放100辆铰接式营运车辆或200辆标准车辆为宜。
保养场主要承担车辆的高级保养任务及相应的配件加工、材料和燃料的储存、分发等工作。由于保养场200辆标准车辆规模的情况下，其车辆的保修设备有较高的机械的和现代的水平，车辆进出空驶里程较程，且可节约成本。所以，一般推荐保养场以保养能为200辆标准车辆为宜。
场站布局应根据公共交通车种，车辆数，服务半径和所在地区的用地条件设置：
首末站宜置在全市各主要客流集散点附近较开阔的地方，不宜在平面交叉口处。为解决大型住宅区居民的业行，凡具有3～5万居民的住宅区应安排一个公共交通首末站。首末站的设置应与住宅建设“三同步”，即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竣工。首末站的选址还应纳入旧城改造，新区开发，城市大型客运交通枢纽规划建设中，并应与其它客运交通方式衔接。
【关键词】智能公交；GPS系统；静态信息；动态信息
1.智能公交云服务平台概念
智能公共交通云服务平台系统集当今最先进的计算机软件技术、定位技术(GPS)、地理信息技术(GIS)、公共3G宽带无线通讯等技术为一体，可以帮助提高公交企业营运生产调度管理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提高公共交通企业信息化水平、实现公交信息服务快捷和多样化、改善居民出行环境、提高城市整体形象。市民足不出户通过智能手机上安装的“交通达人”软件，手中的智能终端便可动态的从公交的云服务平台获取定制化的公交到站信息提示服务，下站提醒服务，公交信息权威信息获取，与公交公司的网络互动服务等。
2.智能公交云服务平台项目背景
(1)城市交通服务水平已成为社会民生日益关注的焦点。
随着城镇化和机动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交通拥堵已成为困扰我国城市发展的难题。大力发展公共智能交通，已经成为众多城市作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一剂“良药”。提升智能公交的水平可以大大提升市民对政府的公共服务满意度。
(2)智能公交云服务平台项目作为申请“公交都市”示范工程试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各地公交集团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
公共交通在缓解交通拥堵方面的优势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和资源环境压力，根据《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交通部决定在“十二五”期间组织开展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
(3)智能公共交通领域物联网与移动互联网应用处于一个十分有利的历史时期。
交通运输部在大部制改革后，被赋予城市交通的管理职能交通运输部对交通领域物联网技术应用高度重视，李盛霖部长特别指出要抓好以物联网技术应用为引领的交通运输出行服务系统建设。因此，智能交通领域物联网与移动互联网应用处于一个十分有利的历史时期。
(4)经济发达城市智能公共交通信息化系统和软硬件发展已具有良好的基础。
目前全国经济发达城市都有一大批交通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业务系统得到广泛应用，成为交通行业管理、企业生产经营、市民出行服务的重要支持。
3.实施智能公交云服务平台的必要性
(1)大力发展智能公交云服务平台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交通运输系统发展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对交通科技与信息化要求越来越高。因此需要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发展智能交通系统，提升智能交通水平，适应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2)开展智能公交云服务平台建设也是各城市实现交通部提出的“公交都市”的发展战略要求。
从“智慧地球”的理念到“感知中国”的提出，随着全球一体化、工业自动化和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悄然来临。
4.智能公交云服务平台的预期目标
充分挖掘城市公交现有GPS车载定位感知系统的应用层级和应用服务，为实现和深化基于物联网的城市智能公交云服务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形成友好的城市交通出行环境和出行体验。
监测客流和异常时间发生，优化换乘调度，丰富公交车抵离站信息的渠道，让市民体验到良好的公交出行和换乘服务。
缓解乘客站点集中等车和拥挤上车情况，提升公交服务体验。
通过智能公交云服务平台的建设，为提升公交综合服务和市政满意度建立起公交公司和市民的互动沟通平台，双向共赢的交流平台。
5.各省会城市公交信息系统现状分析
2006年以来，省会城市公交以建设共享信息平台为主线，加速公交的的智能化、信息化建设，各城市的公交共享信息平台已发展成为融合城市公交各种应用为一体的大型共享信息平台，包括：企业信息平台、运营生产平台、安全管理平台、后方保障平台、乘客服务平台、基础设施平台六大子平台。整个信息系统的建设中为市民提供信息服务的部分可以通过此次智能公交项目来提升和增强，构建为市民服务的数据服务平台，满足市民通过移动互联网方式便捷的获取公交到站离站信息，细致入微的为市民提供便捷的服务和贴心的乘车体验。目前部分省会城市公交已经具备了开展智能交通的硬件基础条件，且各项条件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通过对车辆GPS数据的自动采集，已经实现了公交车辆运行的可视化调度。中心服务器支持全部公交车辆的车载终端的实时连接，可以满足乘客通过手机智能终端软件实时掌握车辆到站信息。
6.智能公交服务平台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析
从智能交通领域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来看，交通讯息的搜集、处理和分析和，已日益成为平常交通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份。对交通管理部门来讲，取得准确和可靠的交通数据和提取准确和有用的决策支持信息的能力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对出行者来讲，取得实时、预测和反应历史规律的道路网络交通状态信息，已日益成为一种现实的需求。
从趋势上来看，经济发达地区普遍使用了GPS调度系统，北京，上海，城市，杭州等城市在此基础上都运行了部分电子站牌的服务。但由于建设成本高，运营维护复杂等因素，目前只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做了应用尝试，目前来看这种方式不适合大规模的部署。因此低成本的移动手机电子站牌类服务特别是后台的智能公交云服务平台必将横空出世，普惠市民。
7.智能公交云服务平台的建议体系结构
智能公交云服务平台由公交实时状态信息子系统（利用现有的公交智能调用系统，通过消息服务器获取公交的实时动态信息：位置，方向，速度，状态等），后台服务子系统（包括应用服务器，消息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为用户提供实时公交信息服务），用户终端子系统（包括Iphone平台与android平台，为用户提供虚拟移动电子公交站牌与公交信息查询服务），系统的体系结构如图1。
智能公交服务系统能够同步提供公交动态信息与静态信息服务：
动态信息服务：实时公交车状态信息由公交智能调度子系统通过消息服务器同步到应用服务器，应用服务器根据用户的线路关注与动态信息查询需求，经过智能运算，实时将公交到站信息推送移动终端（手机），由终端软件向用户发出到站信息提示与显示动态信息查询结果静态信息服务：应用服务服务通过从数据服务器获取公交线路、公交站点、公交公共等信息，响应用户终端的静态公交查询请求。
8.结束语
目前已经有不少省会城市，比如济南、厦门、南昌、广州等城市在试运行这样的系统，另外这样的系统具有较好的可移植性和扩展性，可以根据不同城市的需求作应用的扩展和适应。
参考文献
[1]童梅,吴志周,杨晓光.基于网络技术的交通信息服务平台的设计与实现[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7,43(25):188-191.
基金项目：2014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马克思公共性视域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SJB088）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莫春菊（1981-），女，广东惠阳人，南京师范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专门对“公共性”概念和内涵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理论阐述，但阅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我们又无时无处不感受到马克思对“公共性”的关注和关怀，这既为我们深入研究和阐述马克思“公共性”思想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空间，同时又成为我们透过“公共性”视域理解马克思整体思想进程，尤其是厘清马克思政治哲学发展脉络的最大困难所在。立足于马克思的文本视域，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在考察“社会”的历史和逻辑发展的同时也考察了“人的本质”问题，并从人与社会关系嬗变的解读中走向了对“公共性”理论与现实的沉思。换言之，将马克思关于对现实的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科学分析以及对人类解放之路的探寻的思想脉络理顺和贯通起来考察“公共性”思想，必将开启马克思“公共性”研究的新视域。
一、“人”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域
“斯芬克斯之谜”一直是哲学家们关心和关注的话题，离开人而高谈阔论一切哲学问题似乎都是徒劳。“人”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问题，它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实践研究中，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域。马克思并没有延续唯心主义的方法论从形而上的人性观和精神化的纯粹理念来预设和研究“人”。相反，马克思哲学创生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新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他从具体的、现实的、关系的、历史的维度来理解和分析人，从而开启了科学研究“人”的新语境。概括来说，马克思关于“人”的科学论断是由以下三个不同维度有机构成的，它客观地揭示了人的现实性、社会性和历史性。
（一）现实维度的人
从现实的、具体的、有生命的人出发来把握人的本质是马克思哲学跟以往抽象人性论的根本区别，也是使人的理论发展成为科学的一次重要哲学革命。“现实的人”是马克思解剖“人”的逻辑起点，是分析“关系中的人”的前提基础，也是追寻对“历史与逻辑发展中”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诉求基点。在对费尔巴哈关于人的观点的批判、扬弃以及超越过程中，马克思不再像以往那样脱离现实而抽象地谈论虚幻的人，而是把人看作是处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下的实实在在存在的人，马克思说：“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的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1]72因此，马克思认为人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和“从事活动的人们”。[1]67正是马克思对人作了“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的生活过程”[1]72这样简单明了却掷地有声的理解，把人拉回到现实，让人从圣坛中走向世俗，明确了人是有意识、有需要的存在物。“意识”让人成为自觉自主的主体，“需要”推动人“从现成人向生成人的跃迁”。[2]161人通过有意识的生产、劳动、实践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人形成各种关系，并不断向前发展。
（二）关系维度的人
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并不指一个个原子式的个体存在物，相反，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505这种社会关系构成了人的总体性存在，它包括以下几方面：（1）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人存在的基础和依赖，“人靠自然界生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56他进一步指出，虽然人受制于自然，但人与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人不是被动地适应自然变化，人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因此，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4]89（2）人与类的关系。在论述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人的本质之规定，他说：“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4]107马克思认为，人的“类”的存在不仅仅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更重要的是说明人能自由自觉地从事对象性的活动。人是能动的主体，人能对自身作自我规定、自我预设，人能通过劳动与实践把自身的类和其他物的类对象化，为人所用。（3）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每个人都不是也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生活，“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3]190人与人之间存在多维的关系，其中，生产交换是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物质关系，也是层次较低的关系。随着人的实践交往深入，人与人不仅仅在生产关系上结连，人们还会在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情感上等产生特定的社会关系。每个人的存在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确证他人的存在，“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3]187而正是人的多维的关系的不断创生，形成了人生存的特定环境，推动了人自身的发展。
（三）历史维度的人
马克思对人的研究是置于时空观视域中的，他认为，在空间维度上，复杂多维的社会关系表明了人是一种总体性存在；在时间维度上，人又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对人的理解和把握要置于历史与逻辑的视野中来考察。马克思认为“时间实际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5]532马克思认为，人是历史中的人，“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1]93都是现实的人存在的条件并规约着人的状态，尽管存在异化，但这是历史进程的必经阶段。但人是有意识的追求卓越和自由的，人能不断地反思现实、超越现实、扬弃异化、创造历史，因此，马克思指出要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够“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123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可见，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既基于现实和历史，又指向未来发展，人在这两重关系中不断实践，改造世界，丰富社会关系，在旧历史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历史，不断演绎人向前发展的历史。
二、“社会”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范畴
“社会”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关键词，关于“社会”的论述在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多次出现，有着丰富的内涵。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是与社会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社会”是我们研读马克思文本、厘清马克思思想历程、进入并理解马克思关于公共性思想的一扇重要之门。
（一）马克思“社会”概念的生成和嬗变
马克思关于“社会”概念的生成和嬗变是从人与动物的区别入手的，他认为，与动物相比，“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4]57也就是说，人的自觉意识使人成为一种“类存在物”，人通过生产劳动征服自然、改造和创造世界，人在劳动实践中自我创生、自我进化、自我发展。但马克思并不满足于证明人仅有“类”的本质，马克思在对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本质的批判和扬弃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4]170马克思的“社会”概念跃之而出。他进一步说明，“一个人，只有当他与之发生关系的他物不是一个不同于他的存在，相反，这个他物本身即使还不是精神的，也是一个个别的人时，这个人才不再是自然的产物。”[1]37也就是说，人的根本属性不是精神性、自然性，而是展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性；社会不是一个个原子个体构成，而是人与人之间链式互动有机构成的。人不仅是类存在物，人通过实践在“社会”中表现自我和实现自我，人是社会的具象存在物。自此，马克思实现了从“类”到“社会”的理论跃迁。
（二）马克思“社会”概念的科学意蕴
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关于“社会”的内涵也具有多维性：（1）具象性和关系性。马克思的“社会”不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的概念，相反，具象性是马克思“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马克思明确社会的主体是个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6]现实具象的个人通过劳动实践和交往实践形成了自然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等等，这些关系把社会筑构成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体。（2）发展性。马克思以历史的眼光考察了社会形态的发展。马克思认为，社会不仅是流动变化的，而且是从低级到高级螺旋式上升、发展的。他进一步解释，社会的发展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它是人有意识的通过生产、劳动实践不断征服自然、改造世界、满足自身发展的过程。（3）规律性。在对现实社会的产生过程和发展历程进行深入分析后，马克思在纷乱繁杂的社会现象中抽象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物质决定意识、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等。立足这些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深刻洞察到，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人类社会将会进入一个“真正的联合体”。
（三）马克思“社会”的理想与现实双重维度
马克思关于“社会”的理解有静态方面的指向未来社会状态的意蕴，也有动态的把“社会”范畴表现为通过劳动实践和交往实践在不断克服异化中实现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历程。因此，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具有双重维度，即感性的“现实”关注和理想的“社会”情怀。第一，马克思从实证性的视角观察、分析、批判现实的社会。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构建了自己的劳动异化理论，他批判性地继承黑格尔的“异化”逻辑，认为人不单纯是精神上的异化，更为根本的是劳动的异化，而私有制和旧式分工是导致劳动异化的根本原因，劳动的异化造成了单向度的人和社会。马克思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典范，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是牵制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异己力量。第二，马克思从规范性的视角把理想社会描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并尝试去构建新的共同体。尽管马克思深刻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但马克思还是高瞻远瞩洞察到，异化是历史境遇，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质和主题。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真实的新的共同体，在这种真实的共同体中，私有制和异化已经被扬弃，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已经获得和谐统一。
三、人与社会的历史发展与逻辑演绎：马克思公共性的出场视界
公共性是马克思哲学一个重要的基调，是我们研究马克思思想的一个创新性视域，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立足于‘公共性’视角，将个人的生活和实践提升为公共生活和实践视域的高度对公共性价值和公共性理念，以及公共性理想的意义探究，它具体体现在马克思研究旨趣的生活转向，以及对日常生活世界与公共生活世界、日常生活实践和公共生活实践的区分以及对其关系的解释中，也表现为马克思对实践、人、社会、历史所展开的公共性的透彻分析中”。[7]可见，马克思的公共性与人和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马克思哲学思想脉络，我们不难发现，正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与逻辑演绎，开启了马克思公共性的出场视界。
（一）人与社会的相互生成：马克思公共性的图式
马克思坚持把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考察，他探讨人的本真时必然把“人”融入社会中来把握，他在剖析社会内蕴时必然时刻关注“人”的在场性。他认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8]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社会，社会关系构成了人的共同体，人的共同体的内部结构及其变化牵引着人类公共性的虚实与真伪。可见，人与社会关系的逻辑演绎揭示了马克思公共性的深蕴。
1.人与社会的相互生成、相依相存。考察西方关于“人”、“社会”的传统哲学，从普罗泰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思想，到伊壁鸠鲁的个人自由理论，到霍布斯的“自然权利说”、洛克的“人民主权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再到黑格尔的个体主义市民社会观，我们可以发现个人价值本位的哲学观一直是西方哲学的主流学说。马克思在对这种传统哲学的批判中逐步建立起人与社会相互生成的社会共同体价值本位观。马克思认为，“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4]83也就是说，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与社会是相互确证的，任何脱离社会来理解人或者撇开人来阐述社会的行为都会陷入无法圆说的困境，没有社会的人只能如动物般生活在丛林里，没有人的社会只能是虚幻的海市蜃楼。在马克思看来，第一，社会是人的关系的有机共同体。与个体松散、自然交往的群体不同，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它“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9]221也就是说，“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实体实物概念，更是一种人与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存在。人的普遍的具体的关系说明了人具有社会性，社会成了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是人存在的根本。第二，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对人的关怀和眷顾、对社会的追问和期待是马克思一生所追寻的理想。马克思认为，“人永远是这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10]社会是人产生的，社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就是个性的发展以及人际的和谐。因此，“已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4]88
2.人与社会的逻辑演绎展示了马克思公共性图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与社会关系的演绎与马克思公共性的出场、演变是同步的，人与社会的相互生成、相互明证、相互阐释充分彰显了马克思公共性的理论视域和全景图式。第一，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生存、发展共同体，其揭示了以共同体本位为基础的公共性的意蕴。马克思一再强调要避免把抽象的社会与具体的个人对立起来，社会的总体性应与人的个体性相统一、相互彰显、相互塑造。人与人之间通过人的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构成了社会，社会又以自然关系、物质关系、精神关系、社会关系等为纽带把一个个个体联合起来成为“生存共同体”。共同体所表征的是人的社会性，是一种人之为人的价值存在。因此，人在实践中积极创造、实现人的本质，把个人存在转变为社会的共在，而社会的共在又成全着个人的发展，在个人的存在于社会的共在良性循环的阐释中生成了共同体的公共性，而这种公共性是人与社会所专属的规定性，只有人与社会实现了共在双赢才是真正的公共性。也就是说，任何罔顾个人存在价值或者脱离社会共在意义的共同体，都是一种异化了的共同体，是一种虚假的公共性。第二，人是马克思哲学的焦点，人学是马克思公共性的中心问题。马克思开创性地把人的发展问题置于共同体中来考察，因此人类共同体如何促进和保障人的发展是马克思公共性致力于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指出，“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119个人的发展离不开共同体形式，在共同体里人才能充分获得自身本质的自由性和全面性，但并非所有的共同体形式都会促进人的发展，因此，需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基础构建新的共同体、扬弃不合理的共同体要素、调整共同体的内部结构，从而促使“人之为人”，“把人实现为人”。第三，公共性是人类共同体的理念先导和价值追求。马克思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的不同，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思把人与社会的关系升华为人类共同体，更重要的是他强调共同体的发展应具有公共性价值理念。马克思认为，人不可能单纯地为自己、满足个人利益而存在，必须通过与他人的联系走向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并在公共交往中诉诸于公共性理念，对社会富有公共情感、负有公共责任并具有公共能力为社会的整体利益、公共利益而作出个人的行动。作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共同体所追求的公共性价值理念，正是表达了个体对社会共在的体悟，也表达了社会是人人的社会；反过来，追求公共性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个人利益。由此看来，公共性包含着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在本质上说，公共性是一种放大了的个体性。”[2]225
（二）“现实人的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人”：公共性的真实出场
马克思并非在理论上空谈人与社会所演绎的公共性，而恰恰相反，回到现实世界、回归公共生活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根本。“马克思在对西方哲学传统的‘公共性’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发现了‘公共’之于哲学本身的内在意义和价值，超越了传统哲学对公共性问题的形而上学追问、理性的传统，以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追问和回答，并把传统哲学那里作为形而上学实体、抽象的‘公共性存在’落实到人的现实历史生活的最基本面，将哲学思考的重点转入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历史。”[2]65也就是说，马克思开启了“现实人的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人”的公共生活，也开启了现实生活世界的公共性场域。
1.回归生活世界，是马克思公共性的意义所在。马克思坚持，要认识人、批判社会、构建理想的人与社会关系，就必须“‘把哲学搁一旁’……跳出哲学的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11]马克思不为哲学而形而上，而是对现实社会和人的关怀而哲学。马克思主张回归生活世界，从现实的社会生活、现实普通的人来厘定人的存在意义。他认为，人为了存在和发展必须从事物质生产、参加实践活动、创造社会财富，这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1]79可见，现实性是一种祛魅的社会历史生成，是人复归其本质的前提基础，周围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人际交往环境都是影响人之为人的现实存在。
当然，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论述生物意义上的原子式个体，而是上升到社会的人，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社会要素结构等分析，把人的命运与社会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抽象的本质”的基础上，坚持人是关系论上的“具象的本质”，因此马克思不仅关注现实的人和社会，更把重点放在了关注公共的现实生活。他认为，“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的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4]84在生活世界里，人与人之间有共同的一面，也具有差别性，共性与个性构筑着现实的社会性；也就是说，现实的人构成了具体的社会关系，进而构成了总体的社会存在，个人在实践中实现了个体与总体的融通。个性与共性的相互诠证、个体与总体的相互统一、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相互成全，在人实践活动的生活世界中延展开来。
可见，马克思抛弃对人的简单、抽象的研究而转向对生活世界的研究和对生活实践的阐述，将个体的日常生活和实践提升到总体性的社会存在，提升到公共生活、公共价值的高度，体现了马克思公共性与现实生活世界的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使我们对公共性内涵做出更具象、更符合人本质和社会发展的理解。
2.现实社会与现实人关系的考察：公共性的真实景象。在肯定人的现实性之后，马克思从人与社会互动的实证性、具体性来考察公共性的真实景象。回到马克思文本，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指出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低下决定了人类共同体具有分散性、孤立性和隔绝性的特点。而马克思对现实社会与现实人关系的考察是基于大篇幅的资本主义社会现象与本质的描述。生产力的发展把人从人的依赖关系中释放出来，却在资本主义中跌入物的依赖中。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生存境遇是“在社会之外”，[9]221“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9]108资本家与工人是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人在这样不平等的关系中被固定在特定的经济角色里，如同机器般无独立人格的运转。即使在相对公平的市场经济中，人们因为分工、协作、交换而扩大交往，但这种物质性的奴役使得人容易被物化，局限在赤裸裸的物质利益里。因此，人淹没在虚幻的社会中，扮演着特定的关系、有着规定的角色、承受着地位的差别，阶级的存在必然导致公共利益的虚假性。
立足于现实思考，思索社会发展的各种问题和人发展的困境，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生产论、存在论、结构论、发展论、理想论等多重视域探讨了资本主义下社会的物化、人的技术化、社会关系的异化，而这些构成了虚幻的社会共同体。在这虚幻的共同体里，人与社会的对抗集中体现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根本利益的对抗。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正因为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说来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这些特殊利益始终在真正地反对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这些特殊利益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以国家姿态出现的虚幻的‘普遍’利益来对特殊利益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1]85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其实仅代表了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虚假的“共同利益”必然与个人利益产生冲突，国家只有通过暴力统治的方式去缓解这种冲突，但无法从根本解决矛盾。在这样的虚幻社会里，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冲突、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性的异化存在。
尽管这样的共同体与人的发展不相一致，但是作为一个被异化而扬弃的阶段，它必然成为真实公共性生成的积极环节。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2]因此，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关系将发生变革，使原来对抗、片面、单向度的社会关系转变为和谐、全面、丰富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形态也必然迈向共产主义，人类必能跨越“虚幻的共同体”，真正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而这一过程正是公共性从虚幻性转变为真实性的过程。
3.“自由人联合体”和“公共人”是马克思公共性的理想归宿。人与社会的分裂、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离使得现实的公共性裹足不前。马克思意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了人类解放的口号，提出了未来共同体的构想，指出只有在“自由的联合体”这样的人类共同体中，人的公共性才能得以全面发展和体现。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和“公共人”的理想是建立在历史发展和现实物质基础上的科学预测。
马克思对“自由人联合体”的构建是建立在对现实批判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里，“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13]市民社会具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及其虚幻的公共性，其往往以“公共利益”的美好名义，掩盖了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真实性质，把无产阶级排除在公共利益之外，这种虚幻性不符合人类共同体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类公共性的情景应该是“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社会是“自由的联合体”，这样的联合体是“人终于成为自己的和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4]也成为了社会的“公共人”。也就是说，人只有回归其本质，社会只有复归其本质，不为物的关系所牵绊，不为权力所奴役，不为他人所束缚，自由自觉地存在，真实的公共性才能得以实现。
可见，作为理想归宿的公共性，它不仅是对现实中虚幻的公共性的一种否定，更是对未来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肯定性和应然性的阐发。人的发展状态是公共性真实性程度的衡量指标，社会的发展水平为公共性演绎提供了价值尺度，人与社会的有机结合、一致发展是真实公共性的整体视界。
（三）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形态演进――公共性的生成历史
马克思关于公共性的论述，立足于传统历史哲学又超越传统历史哲学，立足于现实世界又以历史生成、发展的视角，以真正关注现实中的人为出发点，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落脚点，论述公共性的发展与人类共同体的发展密不可分。马克思指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在历史中生成、更替、转变的，人们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以公共性为价值归旨和追求，并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里，“人的共同体既是马克思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马克思建构未来理想的人类共在的组织形式的工具性概念。”[15]正是基于“共同体”，公共性才具有对象性、现实性、历史性和价值性。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科学地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演进理路，并通过对人与社会关系的嬗变探析了共同体发展的脉络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马克思公共性的生成历史。
关于社会历史形态的演进，马克思分析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9]107-108由此可见，社会的多重变量、多种因素立体交织、相互作用促进了社会形态不断向前发展，这包括最为根本的生产力因素和生产关系，还有人在劳动实践和交往实践中所产生的各种政治、文化等关系。马克思依据这些变量和因素所促变的社会形态，对公共性亦做出了相应的三个历史形态的分析：第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其所显现的是具体的、特殊的、不平等的人的依赖关系，其所产生的共同体是自然共同体，与其相对应的是一种丧失人个性的消极公共性；第二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具有抽象的普遍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具有独立性，这样的共同体是一种形式平等的共同体，与其相对应的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公共性；第三是共产主义社会，其彰显了人与人之间一种具体的、普遍的、实质平等的关系，与这种理想共同体相对应的是真实的、积极的公共性。正是从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三阶段演进的描述和分析，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公共性理论的双重旨趣及其内在张力：一是现实性的批判和超越性的建构；二是实然性与应然性之间的对接。
1.第一阶段：一种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消极公共性。马克思的自然共同体阶段主要是指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阶段。在国家诞生以前的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的生存主要依赖于自然的供给，对自然的依赖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在这样的原始共同体里，个人是无法独立生存的，对共同体的强烈依附性使个人丧失存在感。随着国家的诞生、阶级的出现，人的生产劳动有所改善，但个人依然“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发生关系，如作为封建主裹ahref="lunwendata.com/thesis/List_87.html"title="统计论文"target="_blank">统计汀⒌刂骱团┡鹊龋蜃魑中粘稍钡鹊龋蚴粲谀掣龅燃兜鹊取薄9]113可见，在这个阶段，人与社会的关系仍然是一种自然关系，其在天然的立场上就表现为了社会与人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两者虽然是支配与依附的存在，但两者是相互对抗、自我分离的。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判定，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自然共同体，它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以人的依赖为基础的消极的公共性。在原始社会的共同体里，人无自我发展的能力与空间，个人完全依附于共同体而生存，这正如马克思所说：“所有这些共同体的目的就是把形成共同体的个人作为所有者保持下来，即再生产出来，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客观存在方式中把他们再生产出来，这种客观存在方式既形成公社成员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因而形成公社本身。”[9]486可见，原始社会的共同体里，社会与人高度重合，公与私合为一体，个体完全淹没在社会里，人没有个人利益，其所从事的一切生产劳动都是在维持共同体的公共利益。
尽管生产力的发展催生了国家的出现，产生了新形式的共同体，但在这种生产力依然低下、以农业为基础的阶级共同体里，“社会背离人，人与社会的分离变成了现实和事实，社会在与人竞相争高，社会的存在与延续以人的被迫隐退和个性丧失为代价，个人完全被社会所吞噬。”[16]在阶级的秩序里，人与人之间主要表现为隶属关系、主仆关系，个人是不自由和不平等的，因此，缺乏独立的人格使得个人的发展受到限制，个人利益很难得到实现和满足。而所谓的公共利益也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华丽外衣，“公共利益”对个人利益的侵占和挤压，使得这阶段的公共性具有了工具性、形式性的特点，因此其消极性是在所难免的。
2.第二阶段：一种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虚幻公共性。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和土地的依赖不同，资本主义产生于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化，发展于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劳动的分工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大大提高，也促使原来的内部统一体的化解，社会逐步分化为一个个松散的原子式个人。人与人通过交换、交易商品而相互联系，这种联系的中介或者纽带就是货币，而劳动是人们获取生存、发展的根本手段。当然，资本主义的本质远不止这些。私有制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剥削使得货币变成了资本，资本在对劳动的使用过程中不仅创造价值，还产生剩余价值，成为了“统治活劳动能力的主人”。[17]可见，劳动的异化让人成为一种能不断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主体劳动与财富所有权的分离正是这一阶段劳动异化的表现。
不可否认，与第一阶段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以自由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了更大的进步。人具有了相对独立性，不再依附于共同体，也不再依赖于具体的某个人；商品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它必然带来人与人之间至少在形式上的平等，人与人之间是一种普遍的联系。但是，我们不能就据此下定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真正的公共性。从本质上看，人在这阶段并未摆脱依赖性，只是从第一阶段的“人的依赖”转变为对“物的依赖”。以物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这些外部关系并未排除‘依赖关系’……个人在这里也只是作为一定的个人互相发生关系。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9]这种人与人之间物化的联系是外在的、抽象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9]107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易物关系、货币关系、利益关系。因此，建立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中介的交换价值上”[9]106的物化社会不可能具有真实的公共性，而是一种物化的公共性。
马克思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287人在这样虚幻的共同体里，人与人之间“确切些说，可叫做――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9]113物的交往使得个体变得更为孤独、游离，只能沿着扭曲的物化的社会方向发展。人对物的依赖，使得人以资本为目标，甘受资本的奴役，这样人的发展必将走向功利主义，这时的人也不具备真正的独立性。而旧式分工使人只能获得一种劳动技能，这导致了人的发展的片面性和单向度。资本和劳动的公开对抗，正体现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敌对状态，这也说明了大部分人实质上是处于不平等的被奴役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实质不平等，人与社会的分裂与冲突，必然产生虚幻的共同体、虚假的公共性；而这种虚假的公共性将反过来进一步使人产生异化并限制人的发展。
3.第三阶段：一种“自由人联合体”的积极公共性。尽管资本主义通过科技革新显示出其生命力的强大，但马克思以历史唯物辩证主义的眼光坚定资本主义必将灭亡，人类必将进入新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是“自主活动才同物质活动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1]80-90也就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私有制被废除，劳动异化被消除，人不必受人的支配和物的奴役，拥有真正的独立自由，并“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对他们的总生产实行控制”。[9]108人在这阶段具备了充分的主体性和社会性，能够通过自由自在的劳动生产满足多方面的需要和发展。
共产主义不是空洞的乌托邦主义，它是马克思对人类的前途和社会命运的历史觉解，是基于对现实维度和异化状态的思索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一种规范性诉求。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产的”。[4]81可见，共产主义社会阶段的公共性是一种积极的公共性。共产主义社会克服和化解了前两个阶段的弊端和缺陷，“推翻一切旧的生成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18]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实现了人的普遍的具体的内在联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支配与奴役，也不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4]129是建立在世界普遍交往的现实基础上的。每个人在普遍交往的基础上其个性得到充分的彰显，并能自由全面地发展。而这阶段的社会共同体是真实的共同体，每个人都承认并尊重他人如自己一样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体，并且正是这种他人的承认和尊重成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自此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得到高度契合、统一，人成为社会真正的人，社会才是人真正的社会，每个人都是公共人，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关键词】公共外交；媒体；经验
公共外交是当代中国对外开放，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媒体兴起并进入到外交领域的一个新产物。2012年，党的十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公共外交的概念，彰显了公共外交在新政策背景下的新作用。公共外交作为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形势下完善我国外交布局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开拓方向。作为公共外交对外宣传的媒介，新闻媒体在公共外交的发展中地位独特，是对外展示国家形象，宣传政策的必经途径，也是国内民众了解外交动态并从心理认同的信息机制。
把媒体的对外传播纳入公共外交，不但没有降低其重要性，反而使其具备更高立意、提出更高标准、赋予更重责任，也使得对外传播媒体的内容更丰富、表达更活泼、效果更明显。我们有必要探寻公共外交媒体机制的相关运作，借鉴世界优秀经验，从而在更深层上发展公共外交，以期更好的效果。
一、公共外交——外交新方式
本文认为，公共外交是指一国政府通过文化交流、信息项目等形式，了解、获悉情况和影响国外公众，以提高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进而增进本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公共外交的主体是政府主导下的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媒体、企业及公众，具有广泛性与多样性。党的十报告提出“扎实推进公共和人文外交，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这是中国在崛起的时代背景下，正视中国与世界关系历史性变化的战略选择。
公共外交是一个寻求共识的过程，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和大众对政治参与程度的加深，媒体与外交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媒体的发展赋予公众更大的话语空间，为公共外交创造了人际化、个性化、多样化的传播渠道。如图所示，公共外交的实行无论在政府层面还是民间层面，都需要进行沟通，而沟通就离不开媒体的应用。
二、公共外交中的媒体运作
公共外交的发展最初就是从媒体传播开始的。从最初纯粹政治意义的对外传播到近现代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氛围营造，媒体的运作可以说是公共外交最不可缺少的手段及途径。通过对公共外交发展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认为，公共外交中的媒体运作，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承担任务简单。媒体在外交中多承担一些有利于解决国家间协商和谈判的问题，而并非是一些国家之间存在根本的冲突或者深刻的矛盾的分歧性问题。
第二，解决问题及时有效。媒体通常所探讨和针对的问题都是一些具体的事件，而且广受关注，颇具新闻效应，强调及时性、突发性和引发人的兴趣。
第三，解决方式的激化。通过媒体在短时期内的集中渲染和鼓噪，易于营造一种紧张的气氛，并传达争取在短时期内解决问题的希望。这种渲染具有双面性，有可能促成合力，推动问题的尽早尽快解决，也可能加剧局势紧张，反而形成不易于和解的局面。
任务的简单性决定了媒体运作的门槛低，问题的时效性需要有健全快捷的信息传播途径，而方式的激化性则需要政府的有序引导。针对以上三个特点，我们可以根据特定状况，有计划有节奏的运用媒体的力量，为一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服务。一方面，全球信息的输送依赖的是先进的传播手段。而西方国家拥有最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工具，并利用自己先进的媒体手段对欠发达地区不断单方面灌输他们的价值观，造成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舆论导向上的被动。另一方面，欧美国家起步早，研究一直走在前列，不少国家也拥有着自己较为成熟的公共外交模式，其中最出色且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美国。
凭借其超级大国地位以及全球最庞大、最先进的传媒体系，美国对其他国家展开了强有力的公共外交，进行了媒体有效的运作。我们有必要追溯美国公共外交媒体运作的发展历程，并寻找一些有益的启示，以加快开展我国的公共外交，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三、美国成熟的公共外交媒体运作
美国政府向来十分重视通过大众媒体开展公共外交，学者、政客纷纷进入到这一领域，形成了公共外交发展的一个个高潮。
（一）美国公共外交媒体运作的发展史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便开始了关于公共外交的研究。1953年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新闻署的设立，则成为公共外交发展壮大的催化剂。而肯尼迪政府更是将教育文化交流纳入公共外交的轨道，进一步确立了公共外交的框架。之后，卡特和里根总统都对公共外交比较重视，大力完善新闻媒体网络。据80年代的统计，美国新闻署已经在128个国家设立了211个新闻处和2000个宣传活动点。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与制作，每年向别国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30万小时。
至后9·11时代，公共外交迎来发展盛况，得到了媒体、国会和智库等机构的再次关注。美国外交界普遍开始认为“公共外交必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中心要素”。
（二）美国公共外交媒体运作的经验
作为世界上公共外交发展最为成熟的国家，美国在历史沿袭过程中形成了成熟而具特色的媒体运作形式。通过梳理美国公共外交发展的脉络，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项特点。
1、媒体先行，专门设置。美国用来宣传公共外交的媒体主要包括无线电通讯社、出版物、对外新闻中心以及国际广播电台等。在美国，1953年成立的新闻署是专门负责公共外交的机构。同时，国务院又设立了专门负责公众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保证了公共外交政策的导向性及有效性。
2、政府主导，资金支持。有效的公共外交的开展需要有雄厚的资金支持。美国国务院每年用于公众外交和国际广播的支出有10亿多美元。政府在公共资金及技术、具体宣传内容、频率及目标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同时，包括基金会、企业在内的一些机构也花费巨额有关公共外交的研究。最终形成了政府为主，社会资源为辅的资金链。
3、目标明确，公众参与。美国公共外交的一个总目标是传播美国价值观，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所侧重。如在冷战时期，重点是宣传民主；在“9·11”之后，重点则转向反恐。而宣传过程中，公众的参与成为美国公共外交的特色。一方面，在宣传内容及途径上充分考虑了美国民众及国外受众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鼓励公民的政治参与，使公民成为主动传播国家外交政策的载体，增强影响力。
四、我国公共外交中的新闻媒体运作特点及不足
（一）公共外交发展，时代特色突出
为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以媒体为基础的公共外交在我国逐渐发展起来。新中国公共外交中新闻媒体的发展，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闻媒体的功能在于宣传新中国，支持世界革命。新中国一成立，就建立了新闻总署，下设国际新闻局，统一管理对外新闻传播工作。中央对国际广播事业的发展给予倾斜支持；同时，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到1966年初，新华社国外分社已发展到51个，初步形成了国际报道网络。
第二阶段，其目标在于促进改革开放，维护世界和平。1980年9月，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央对外宣传小组。1986年起，中央每年召开一次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同年，成立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作为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的对外民间机构。1981年，在北京创办了大型综合性英文日报《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
第三阶段，介绍说明中国，倡导和平发展。在国际广播方面，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天能用43种语言播出211个小时的广播节目，覆盖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在对外电视宣传方面，CCTV-4及CCTV-9正式开播，到2000年底，两个对外电视频道的节目信号已覆盖全球98%的陆地和海洋。随着互联网日益流行成为第四媒体，网络也很快应用到我国的公共外交上来。我国也顺应时代潮流，先后建立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新华网、人民日报网站等。
（二）我国公共外交发展的局限及不足
尽管有着众多的进步，我国公共外交仍然存在着明显不足：
首先，我国公共外交受到物质和技术的限制，世界上的国际广播，卫星电视，互联网络大部分由西方国家控制，我国对国际广播、卫星电视、互联网络的控制和屏蔽能力还很弱。
其次，我们在公共外交的资金及技术投入相对较少，有关公共外交的研究仅仅强调消除外国对中国的思想演变影响，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没有把公共外交的工作阵地推到“外线”去。而通过媒体这一重要途径宣传介绍中国的相关理论思想，将中国的政策更好推介出去的内容更是少见，媒体在其中只起到一个被动的作用。
最后，尽管察哈尔学会、中国公共关系协会等系列公共外交的智库和非政府组织纷纷出现，但在公众认知度、社会支持力度等方面，我国仍然存在较大缺陷。我国仍需更有效的利用各种资源，尤其是新兴媒体，增加现有公共外交研究机构的影响力，扩大公共外交的服务面。
综上所述，冷战后的中国公共外交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公共外交目前正致力于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确立并维护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形象。在这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媒体传播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关键。
（三）我国公共外交媒体运作发展方向
对我国而言，我们有必要学习借鉴公共外交发展成熟国家的经验，不断丰富完善我国的内容和形式。
开放思路革新，内外媒体联动。我们要摆脱陈旧思维模式，采取开放的研究态度，把握战略有效期，进行开放式研究，不断完善对外新闻体系，摆脱“防御式”的纠缠，以更加开放进取的态度“走出去”，展现中国外交的魅力。
扩大国际交流，全面建设完善。公共外交的研究尤其是其中媒体运作的研究要与国际已有研究接轨，要对别国已有的政策和机构做出回应。在公共外交和媒体运作领域，我国要加强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保证处于理论的最前沿，同时跨学科的融合，构建系统完善的公共外交体系。
结合本国国情，把握世界动态。要逐步探索出本国的公共外交和媒体运作道路。中国是一个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需要充分利用丰富和文化和历史资源扩展影响力，利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兴起公共外交媒体建设的新高潮。
五、结语
当今世界和平与动荡并存，是一个多极化的复杂世界，“中国”等论断仍然存在，世界对中国仍然缺乏了解。我国寻求建立“和谐世界”，就需要借助公共外交的手段，运用媒体等各种途径，通过双向及多向的交流和沟通，不仅要使外部世界了解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要走出去，去主动了解国外民众的想法，把握他们的思维特点，从而有针对性地参与到国际舆论酝酿的过程中，创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环境，以进一步提升我国国际形象，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只有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才能实现我国外交的大发展大繁荣，推动我国外交战略的实现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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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外交;历史沿革;主要特点;启示
一、美国公共外交的历史沿革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公共外交的国家之一。一战时，美国就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开启了公共外交活动序幕;二战时，罗斯福总统先后于1938年和1942年建立了文化关系司、战争信息局，开播美国之音，对外宣传美国的外交和战争政策，标志着公共外交作为宣传手段正式进入美国外交政策议程。冷战时期，美国公共外交日渐成熟并不断得到加强。1948年和1961年，美国政府先后制定了《信息与教育交流法》（又称《史密斯-蒙特法》）、《富布赖特-海斯法案》，确立了美国公共外交的运作流程、宗旨任务和规章制度，[1]为美国政府开展公共外交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创立了公共外交的职能机构―美国新闻署，负责制定公共外交项目、统筹协调各种资源、对外解释宣传美国的对外政策、社会文化、价值观以及社会制度等，以助推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实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2]肯尼迪执政后，赋予美国新闻署更多的职能，比如参与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搜集整理国外舆论对美国政策反应等等，公共外交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卡特执政时期，随着美国冷战战略的收缩，公共外交曾一度受到削弱;但里根执政后，为了对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增强美国的霸主地位，又恢复和加强了公共外交活动。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克林顿执政时期，受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国际形势和国内党派斗争的影响，美国公共外交出现了大倒退。1999年克林顿政府将美国新闻署并入国务院，大幅削减公共外交活动经费，极大削弱了美国公共外交活动能力。“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出于反恐的需要，加大了公共外交力度，大幅增加公共外交预算经费。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为进一步改善美国形象，重振美国全球影响力，给予公共外交以前所未有的重视。2010年，美国国务院制定了“公共外交全球战略框架”，根据该框架，美国从组织协调、资源配置、平台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对公共外交进行全方位的扶持和整合;[3]在国际上大力推进实施所谓柔性“灵巧”外交战略，采取综合性、多层面的公共外交手段，包括放低身段和注意倾听外界的声音，扩大美国与国外民众的对话交流，减少国外民众对美国的误解，促进美国外交政策目标和国家利益的实现。
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虽然卡特、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公共外交曾一度出现过削弱现象，但总体上看，美国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公共外交，在公共外交的理念、组织体制、运作方式以及手段方法的运用等方面日渐完善，具有明显的本国特色，为美国在国际社会保持强大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美国公共外交的主要特点
1、公共外交的理念：增强国家软实力、增进国家利益
公共外交作为美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着眼于增强美国国家软实力，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其理念与主要目标是：配合国家硬实力的拓展，通过国际交流、国际信息项目、媒体、民意测验以及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等方式，对外宣传美国的外交政策、价值观、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增进外国民众对美国的了解，减少他国民众对美国的错误观念，提高美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增强美国国家软实力，最大限度地增进美国国家利益。
2、公共外交的主体：政府为主、多元参与
公共外交是政府推动的，其主体是政府外交机构。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拓展到广泛的社会交往领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开展公共外交的主体已经不再局限于政府机构，而是呈现出一种以政府为主、非政府组织包括媒体和普通公众等多元参与的格局。其中，发动民间力量推动公共外交已成为美国公共外交的一大特点。正如奥巴马的高级顾问亚历克・罗斯所说：“21世纪的外交已远远超出了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活动，而应成为政府与人民、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活动，最终演变成为人民与人民并与政府间的交流这种模式。”[4]前国务卿希拉里甚至提出“全民外交”这样的口号，[5]其理念是要把每个公民都变为外交家，鼓励美国民众以各种形式参与到美国的公共外交活动之中，承担起在海外宣传美国的责任和义务。在美国，公众承担的公共外交和政府承担的公共外交已经构成了相辅相成的互补态势。
3、公共外交的对象：注重公众化、精英化
美国政府认为，成功的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必须同时针对外国大众受众和特定目标受众，其中，重点应放在特定目标受众（精英群体）上。因为，特定目标受众是“关键影响者”，他们是那些可以通过其专业知识、名誉声望或领导地位影响他人的决定和意见的群体，包括神职人员、教师、媒体编辑、记者、妇女领袖、学生领袖、商界和劳工界领袖、政治领导人、科学家和军人。其意见可以在整个社会产生连锁反应，影响着各国政府和国际事务的走向。因此，美国政府把精英群体作为拓宽公共外交目标的重点合作伙伴，期望通过他们影响当地民众对美国的看法。
4、公共外交的内容：注重美国形象、美国事迹的宣传
为了增强国家软实力，扩大美国的吸引力与影响力，美国借助各种平台、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向其他国家宣扬美国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方针政策与社会制度尤其是美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在世界各地开展了众多的人道主义项目，比如为穷人提供粮食、为文盲提供教育、为病人提供医疗帮助、为灾区提供救援，但大多数项目并不为人所知，这阻碍了美国吸引力与影响力的扩大。美国政府认为“用这些事迹传播美国价值观和信仰的效果远胜过千言万语。”[6]因此，美国政府鼓励参与公共外交的各个主体，利用各种媒体和交流机会，宣传美国在促进医疗健康、教育和经济发展、灾难救援乃至反恐等方面对世界所做的努力和巨大贡献，推动“事迹外交”，突出展示美国帮助人们过上美好生活，使这些故事能够被当地的教师、媒体和民众家喻户晓。
5、公共外交的手段：注重人文交流、媒体传播
美国开展公共外交的手段主要包括公关、人文交流、援助和媒体传播等。[7]其中，人文交流和媒体传播是应用最多最频繁的手段。人文交流主要是通过与目标国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消除其他国家及民众对美国偏见与误解，扩大美国的人文影响，增进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信与友谊。媒体传播主要是通过美国之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广播公司、自由欧洲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等对外传媒途径，宣传美国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内外政策等。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美国尤其重视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使用，借助脸谱（facebook）、优突（youtube）、推特（Twitter）等网络社交平台，积极扩大对外接触面，确保美政策观点在新媒体和对话空间中得到传播，[8]以广泛影响各国公众意见，增强美内外政策和价值观对外国公众的吸引力与影响力，提高美国的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
三、美国公共外交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美国公共外交具有明显的本国特色，其利用公共外交在国际社会始终保持强大影响力的成功经验，为我国开展公共外交工作提供了诸多启示。
1、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外交活动
公共外交的主体是政府外交机构，但民间社会力量也负有在海外宣传中国的责任和义务。随着中国海外旅游和海外投资活动的急剧增加，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及相关组织应围绕外交政策目标，按照全民外交的思路，积极动员和利用社会力量（包括海外华人）参与公共外交活动，向世界展示中国开放、民主、文明、包容的良好国家形象;在海外旅游和海外投资中，每个中国公民、企业都要树立公共外交意识，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和投资经营行为，做好中国形象大使。
2、加强对国外精英群体的舆论影响
精英群体的意见可以对整个社会产生连锁反应，影响着政府外交政策走向。在外国公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以及对中国舆论的形成中，“精英舆论”的作用尤为显著。因此，在对国外公众进行公共外交的同时，要特别加强对国外精英群体的舆论影响。一方面，对它们的涉华研究专家和研究观点进行跟踪研究，了解和掌握他们的所思所想，便于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另一方面，加大对国外亲华精英群体的培养，通过影响他们，进而影响其所在国政府和媒体、利益集团、普通公众。即使是对华有成见的精英群体，也要力争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扭转他们的对华态度与偏见。
3、尊重国际通行的公共外交传播方式和游戏规则
公共外交本质上是一种公众取向的双向沟通、平等交流、寻求共识的公关活动，所以也叫公众外交。由于我们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价值观、语言、认识方式和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公共外交过程中，要让对方理解我们的做法、说法，误解少一点，就必须按照求同存异的原则进行换位思考并寻求共同点，增强沟通交往意识，尊重国际通行的公共外交传播方式和游戏规则，用对方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去说明和表达我们的内外政策，增强公共外交的有效性。
4、重视和加强中国事迹的宣传
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和崛起，中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国际维和反恐、救灾、防核扩散、治理气候变化等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如在国际维和方面，目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兵力最多的国家，承担的维和款项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属第一;在世界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近年来一直保持在25%左右，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但是由于国际话语权掌握在西方手中，也由于我们的宣传力度不够，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所做的努力和巨大贡献并不广为人知。因此，必须重视和加强中国事迹的宣传，通过多方面和多层次地宣传中国事迹，让世界认识到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值得信赖、富有合作精神的负责任大国，以改善我们的国家形象，扩大中国的吸引力与影响力。
5、构建以网络媒体为主的全媒体信息传播格局
在信息时代，网络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了解世界、互动交流的最重要平台，是推进公共外交的重要工具。美国等西方国家正是凭借强大的网络技术优势，掌握着国际话语权，引导着世界舆论。要打破西方国家对国际话语权的垄断，提高我们的软实力和话语权，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9]就必须加大对各种传播媒体的投资，尤其要加强网络技术的研发。一方面，通过加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平台的信息化建设，提高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另一方面，组织和动员民间力量参与网络公共外交，比如发挥好高校网站和旅游资讯网站在对外文化交流和宣传中国中的作用，对新浪、搜狐等影响力大的民营网站进行政策引导和财力与技术支持，构建一个以政府主导、民间力量参与、网络媒体为主的多元交互式的全媒体信息传播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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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能否承载公共需求，除客观数据外，还需要通过市民的主观评价来判断，为此，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于今年5月开展了“北京市城市公共服务承载力调查”。调查采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方式，随机对居住在16个区县、居住时间超过半年以上（含外地来京人员）、18~70岁的市民进行访问，共完成有效样本6321份。调查样本中，本地户口和外地户口样本比重分别为83.2%和16.8%，市区（城镇）和农村样本比重分别为71.4%和28.6%。
总体数据显示：七成被调查者认为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承载了人们的需求，但使用便利程度需要进一步提高（图1，2）；不同人群存在一定的满足感差异和需求缺口，弥补这些缺口和差异是今后政府公共服务努力的方向。
公共服务均等化：外地人的公平感不如本地人，城市人的公平感不如农村人
户籍分组数据显示，外地人享受公共服务的公平感不如本地人，尤其在义务教育和医疗方面。73.3%的本地人认为可以公平地享受义务教育，而外地人比例只有53.1%，低于本地人20个百分点；62.3%的本地人认为可以公平地享受医疗服务，外地人同样低于本地人近20个百分点，为43.5%。
区域分组数据显示，中心城区的公共服务资源集中与公平感倒挂。例如，81.5%的生态涵养区居民认为能够公平地享有义务教育服务，而功能核心区和拓展区这一比例分别仅为61%和58.2%。出现这一倒挂结果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外来人口聚集于朝阳区和海淀区，市区、城乡结合部居民不得不和外地人共享公共服务资源，使得公共服务承载力尤显不足，更容易滋生和暴露问题，因此不公平感更强。
社区服务：社区医疗、绿化环境、老年儿童服务需求缺口位列前三位
社区是承载社会公共服务网络的基本单元，社区服务是否便利可及、是否满足了居民的需求，是衡量公共服务承载力的重要指标。市民目前对“社区医疗”、“社区绿化环境”、“老人和儿童服务”这三方面有较大需求，社区公共服务承载力存在不足，被受访者列为希望增加和完善的社区服务的前三位，分别占到56.7%，36.8%和34.8%。
由于社区服务是地域概念，而本地人和外地人混住现象比较普遍，因此社区服务需求上没有呈现出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明显差异，但城乡居民存在一定差异。例如，中心城区普遍对“停车场”服务有较大需求，西城区有48.6%的被调查者选择需要完善“停车场”服务，位于第一位；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被调查者则更多地提到需要完善“保安值班”服务。
医疗卫生：市区居民、外地人、年轻人、高收入者等对社区医院认同感较低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大医院“吃不了”、小医院“吃不饱”造成的卫生资源浪费，实质上反映了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2010年底全市一级医院有571家，一级以下的机构5640家，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服务站，门诊部、诊所、护理站，村卫生室2972家。尽管基层卫生服务的能力不断增强，但调查结果显示，社区医院的认知率喜忧参半：超过一半（57.9%）的被调查者曾经有过去社区医院看病的经历，仍有42.1%的人从来没有去过社区医院。
去社区医院看病的人群中：市区（城镇）居民比例少于农村居民，分别占到52.6%和71.1%；外地人比例少于本地人，分别占到45.7%和60.3%；收入高者比例少于收入低者，家庭收入7000元以上的人去社区医院的比例在四成左右，而家庭收入2000元以下的人有70%以上去过社区医院；学历高者较少选择社区医院，70%的初中及以下学历被调查者去过社区医院，而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群这一比例仅为29.3%；选择去社区医院的人群随着年龄增长而提高，15~30岁的被调查者有50.4%的人去过社区医院，而61~75岁的被调查者这一比例达到70.7%。
公共交通：需求与供给矛盾在核心区、拓展区和发展新区凸显
畅达的交通，便捷的出行，是人们对公共交通服务的迫切需求，也是城市和谐宜居的重要指标。如何满足市民对公共交通服务的需求、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是北京市“十二五”城市管理的大事。
调查显示，公共交通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在核心区、拓展区和发展新区依旧突出。尽管从总体上看人们的出行时间和拥挤程度有一定改善，但城市交通需求与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一问题，在人口聚集、车辆密度高、流量大的区域尤为明显。从出行时间看，核心区、拓展区和发展新区的被调查者，五成以上认为出行时间并无太大改善，例如：59%的海淀区被调查者选择“出行时间更长和不变”，朝阳区这一比例为54.2%，通州区为54.1%，东城区为53.5%。从出行拥挤程度看，拓展区和发展新区的被调查者，七成以上认为出行拥挤程度没有太大改善，例如：74%的通州区被调查者认为“出行比以前更加拥挤和相差不大”，朝阳区这一比例为70.7%，海淀区为70.6%。
公共安全：市民对食品安全和财产安全的担忧最多
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历程表明，基础公共服务建设相对滞后，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趋高、生活成本增加等“大城市病”，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城市人的行为、心态和生活方式。
当问到“您日常生活的压力主要来源是什么”，被调查者提及最多的前三位分别是“看病就医”（43.5%）、“公共安全”（食品安全）（41.7%）和“住房问题”（36.1%）。可见，由于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公共安全特别是食品安全成为除了医疗以外给市民造成生活和心理压力的主要原因。
当问到“以您的生活经验和感受，以下公共安全方面哪一项让您感觉最不安全”时，食品安全首当其冲，44.1%的被调查者认为最令自己不安的是“食品安全”；其次是不断升级的“电话、短信、金融诈骗”，有19.5%的被调查者提及。
关键词：公路；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共享；共用信息平台
中图分类号：F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4-0221-02
0引言
我国高速公路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出现了值得关注的趋势：系统管理范围要求从单条路线扩展到整个高速公路网络；综合利用交通信息增强宏观决策和调控能力的意识增强；开始制定高速公路管理信息系统的总体规划，并以此作为分期实施的交通监控系统、收费系统、公众信息系统等的宏观指导方案。我们在制定某省级高速公路管理信息系统总体方案的过程中，为实现用户方“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设计、分期实施”的要求，研究了对分步、分散建设的各种高速公路管理子系统如何进行系统整合的方法，以及相应的系统设计概念和技术方案。
本文所提出的共用信息平台是进行系统整合的重要工具。共用信息平台首先是一种规划概念：在系统规划阶段明确逐步扩展的系统各部分之间相互衔接关系，确定接口和功能衔接要求；共用信息平台也是一种管理控制概念：在系统建设阶段明确的目标，可以通过投资建设要求等方式加以保证；共用信息平台又是一种技术概念：以此提供系统整合的技术依托。
1高速公路信息系统逐步递进的发展战略
高速公路管理信息系统是由多个子系统构成的复杂信息系统，系统功能不仅需要完成各种事物性管理任务，而且需要逐步形成高速公路的“管理神经网络”，有效沟通各部门之间的信息联系，实现将数据组织成为信息，将信息提炼成为知识，将知识融入整个管理，全面支持事务管理、决策分析、制定战略过程的目标。
由于需要一个积累经验，建立技术和管理基础的过程，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建设一个功能完美的高速公路信息系统。同时，又必须尽可能避免子系统在分步开发过程中的反复修改，以保持系统开发的相对稳定性。逐步递进发展，是解决上述矛盾的一种有效方式。
2高速公路信息管理系统中的信息共享
为实现逐步递进发展的方式，需要预先分析高速公路管理信息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数据联系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如下特点：
（1）基础数据采集的共享性。整个信息系统运行依赖四个子系统提供基础数据:监控系统――道路交通流量、车速等；收费系统――高速公路出入口OD数据等；设计施工资料工程数据库――道路几何设计数据；道路养护管理系统――道路铺装情况等。
（2）现状数据与历史数据积累的需求差异。各子系统对数据的时间要求存在着一定的需求差异，如监控系统关注的是现状数据，规划决策支持系统、事故信息分析系统等关注的是累积的历史数据和现状数据的结合。
（3）数据详细程度的需求差异。路网规划决策支持系统要求路段年平均日交通流量就基本能够满足需要，而事故信息分析系统所需要的数据则要细致得多。应采用共用数据详细程度层次化方法，来满足不同的数据服务需求。
在各子系统直接进行信息传送情况下，存在系统共用数据缺乏明确的维护责任，数据的统一性难以保证，接口设计受到其他子系统功能要求的牵制等问题，影响逐步递进开发方式的实现。一种有效的改进方案是采用共用信息平台的方式进行系统共用信息的管理：共用信息平台担负高速公路管理信息系统中共用信息的中转中心的职责，各承担数据采集的子系统按照一定规则将共用数据发送给共用数据平台，由共用信息平台进行规范化处理后加以存储，根据需求规则或者子系统的请求，采用规范格式将数据发送出去。
3共用信息平台
共用信息平台的确切含义是对整个高速公路管理信息系统共用数据组织结构和传输形式的一种规范化定义，以及一个对共用数据进行组织、存储、查询、通讯等管理服务的数据仓库系统。
共用信息平台的责任在于：从各子系统中提取共享数据，并对多来源渠道、相互不一致的数据进行数据融合处理。完成对于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的组织，以保证数据间关系的正确性、可理解性和避免数据冗余。根据服务请求和查询权限对客户系统提供信息服务，对于自身存放的数据直接加以组织输出，对于其他子系统存放的细节数据由共用信息平台提供查询通道。
4面向用户的共用数据组织关系描述
面向用户的共用数据组织关系描述，是为各子系统进行数据查询时提供可理解的数据间关系说明。这种数据关系包括：有关数据在空间位置及时间上的联系，数据的确切含义等。共用信息平台通过共用数据规范保障对外服务的信息透明度，其中涉及如下与用户查询密切相关的基本概念：参照系、数据类型、数据粒度。
5共用信息平台所提供的信息服务方式
5.1依据共用数据规范的数据查询
根据路网参照系确定空间范围（例如济青高速公路K100+325至K120+383或二分公司管辖等）后，选择数据类型（道路技术数据、交通流数据、OD数据），确定时间范围，定义输出格式，进行数据查询。在查询过程中，可以根据SQL-92进行相应的数据查询的操作。
5.2主题查询
主题查询是根据某种事先设计好的数据组织结构进行查询的方式，例如：道路几何线形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关系、道路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对于各种主题，系统提供事先设计的主体内容索引将相关图表、数据组织在一起。
5.3提供“共用信息底图”
共用信息底图是共用信息平台中最为基本的共用数据。它的实际表现形式为地理信息系统中的电子地图。在高速公路网管理信息系统中，信息底图按照信息的粒度，分别采用了宏观参照系、中观参照系及基本参照系三种方式支持不同决策分析。在该数字地图上辅以相应粒度的交通流量数据，便构成了共用信息平台的信息底图。
6结束语
信息是组织起来的数据，知识是经过提炼的信息。在建设功能较强的省级高速公路管理系统的过程中，为保证提高系统整体效率，需要高度重视信息组织问题，以实现系统有效整合。共用信息平台是针对将省级高速公路管理信息系统逐步建成行业管理的“神经网络”而提出的重要概念，与系统规划管理、投资目标管理等手段有效结合，将有助于实现提高系统整体效率的目的。课题组正在进行的共用信息规范、数据组织结构、数据质量管理、信息传输规程等工作将进一步完善共用信息平台的设计理论与实践。
参考文献
城市公共交通物质基础的主体-运营车辆和为保证运营生产必须的场站设施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运营车辆以满足城市居民的公共交通方式行业需要为目标，车辆逐年增置更新，不断扩大规模。场站设施以保证车辆正常运营生产为目标，一次性建成投产。场站设施一旦形成保养维修生产规模则不能因车辆的增加而随之随意扩展规模，只能按阶梯式地发展建设。
由于城市公共交通能够实现正常运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场站设施功能保障上，所以场站设施建设必须与车辆发展规模相协调。然而根据场站规模发展的特征，车辆与场站设施的建设必须统一规划、系统建设的前提下，前者逐步实施，后者分步实施。
2.场站规划必须与建设周期相适应
城市公共交通规划期限必须与城市总体规划的期限相同步。规划期限一般分为近期、中期、近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期向近期转换，远期向中期转换直至规划期届满。
场站建设是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保障，同时又是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的工程建设项目。所以，要确保城市公共交通的正常发展，在规划时必须考虑建设周期对场站建设实施的影响。
某城市建设公共交通第×保养场，从提出项目申请到审计项目结束，历时12年。其中项目申请就经历了四年。工程项目办理涉及的政府部门局、委、办各级职能部门十三个，申报办理项目11年，而实际工程项目建设于8月18日开工，至次年6月30日竣工，历时10个月12天。如果以有效申报到工程竣工为止，也要历时五年半。
为了确保场站建设能跟与城市公共交通规划发展，场站规划应该提前一个规划期，即在编制近期公共交通规划时就需要制订中期场站详细规划。
3.场站规划应能纳入城市建设规划中去
场站建设规模和位置应根据城市公共交通生产的特点和居民业行的方便性要求进行设计。场站用地应根据城市建设发展规划，人口发展规模与分布以及土地利用等作相应的规划，并且对规划中的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应做好有效的规模控制。
某城市公共交通因现有场站设施不能满足近期营运车辆快速增长的需求。根据公共交通规划，准备筹建第×保养场。由于该规划对近期场站建设仅作初步规划，虽然整个公共交通规划已经获市政府的批准，但其中场站用地并未纳入城市建设用地规划控制之中。所以目前只能在规划定点之前作用地性质变更处理。因为该保养场所需之地已经做了居住用地的详细规划。这样就因在规划是点中增加变更用地性质工作，应大大地延长了项目建设的周期。
所以，场站建设的用地规划很有必要及时纳入城市用地建设规划中去。同时，场站建设项目本身也应列入城市建设规划中去。这样可以简化场站建设申报程序，缩短场站建设周期。
4.场站建设应能纳入城市建设管理中去
城市公共交通场站建设是城市中重大投资建设项目，是城市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所以，该项目的实施，前期工作繁多，涉及许多政府职能部门的管辖。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缩短项目实施的周期，不仅场站建设的规划应能纳入市政府以及有关职能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去，以加强政府对城市客运交通建设的组织领导，确保城市公共客运交通场站规划的顺利实施。
5.场站规划设计
场站规划设计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建设用地的计算。二是场站选址。
场站设施建设的依据是车辆发展规模：
首末站是行车调度人员运营、司售人员休息的地方，也是车辆夜间停放或者白天客运高峰过后车辆停放的场所。所以，首末站的规模按该站所属线路拥有的营运车辆来确定。按营运最低要求，每处用地面可按1000～1400平方米计算。但须考虑在不作夜间停车的情况下，首站停止坪用地面积应不小于该站所属线路拥有的营运车辆全部车位面积的60％，末站停车坪用地面积按线路营运车辆车位面积的10％计算。
停车场是为线路营运车辆下班后提供合理停放空间的必要设施，并按规定对车辆进行低级保养和重点小修作业。根据经验，停车场的规模一般以停放100辆铰接式营运车辆或200辆标准车辆为宜。
保养场主要承担车辆的高级保养任务及相应的配件加工、材料和燃料的储存、分发等工作。由于保养场200辆标准车辆规模的情况下，其车辆的保修设备有较高的机械的和现代的水平，车辆进出空驶里程较程，且可节约成本。所以，一般推荐保养场以保养能为200辆标准车辆为宜。
场站布局应根据公共交通车种，车辆数，服务半径和所在地区的用地条件设置：
首末站宜置在全市各主要客流集散点附近较开阔的地方，不宜在平面交叉口处。为解决大型住宅区居民的业行，凡具有3～5万居民的住宅区应安排一个公共交通首末站。首末站的设置应与住宅建设“三同步”，即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竣工。首末站的选址还应纳入旧城改造，新区开发，城市大型客运交通枢纽规划建设中，并应与其它客运交通方式衔接。
关键词：多元化合作伙伴、经济振兴、软件建设、NPO
中图分类号：G321文献标识码：A
1.面临的困境
历史街区已经成为城市旧城区更新发展的热点区域，我国对历史街区的改造更新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首先，由于缺少资金支持，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更新过多依赖于旅游产业开发。其次，历史街区的更新成本很高，常常由于投资商与原住居民利益矛盾得不到解决而陷入资金筹措困境。再次，历史街区的在开发往往伴随“绅士化”现象，旅游地产和商业投资者的迁入迫使原住居民的迁出，导致传统街区文化丧失。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所面临的资金筹措、“绅士化”、非物质文化缺失等问题可以通过多元化的合作方式来寻找对策。历史街区往往是低收入人群和少数民族的聚居区，缺乏公众参与、单一投资商主控的开发模式容易导致价值取向的偏差。本文通过美国一个历史街发展更新的案例，解读多元化合作在历史街区更新中的作用。
2.多元化合作的思想基础
Davidoff和Reiner在《规划的选择理论》（AChoiceTheoryofPlanning）中指出基于价值基础判断的多元化选择是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基础。规划师和政府不应以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判断去决定社会大众的选择。通过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历史发展的研究，Sandercock（1998）进一步肯定了多元文化的重要性，他倡导建立基于基层民众和社区利益的城市规划，否定抽象的“公共利益”,认为这个词掩盖了城市文化的差异性，以一种大一统的方式主宰城市发展，“成为多数人压制少数人的托词”。因此，将“公共利益”转变为多元化的市民文化，容纳文化中的“他者”，才能真正文化中的少数融合在一起（孙施文，2009）。这些理论研究成为多元化合作的思想基础。
我国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理论虽然日渐深入人心，但在实践上对公众参与和多元化合作的价值认识不够，分析公众参与城市遗产保护的案例寥寥无几。在对西方历史街区保护的成功案例分析中，也较少关注公众参与对街区保护的贡献。
3.案例介绍
2.1案例选取
本文甄选了美国一个历史街区的更新发展作为案例研究。虽然美国的土地制度、经济体制、规划机制和中国有很大差异，但是这个街区与中国的很多历史街区面临相似问题。首先，该街区缺少经济发展动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落后，迫切需要更新改造增强经济活力和提升环境品质。其次，街区原住民多为低收入群体或者少数民族，为城市的弱势群体。再次，该街区面临着“绅士化”（gentrification）和社会结构重组的挑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构成威胁。出于以上相似因素，分析该历史街区如何在更新过程中通过多方合作取得利益平衡，将对中国的历史街区更新有所启发。
3.2栗树园社区（ChestnutNeighborhood）
栗树园社区是美国德州奥斯汀市的一个传统黑人社区，是研究美国黑人移民文化的窗口。除了传统民居、教堂建筑、特色小商业、传统美食店、独特的街道空间，该社区主要的文化遗产是其悠久的民间文化传统，上百年来由当地小商业者、商会、民间社团、教会、学校构建了强大的社会支撑网络，作为社区的灵魂核心引导着社区的发展。
栗树园社区的更新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多组织合作过程，社区居民、民建社团、公益组织、当地政府和投资商在多次磨合中逐渐达成共同的发展目标。该社区的更新发展诉求源于抗议政府在社区内修建城市快速路。这次抗议活动的领导者是社区的教会组织。鉴于教会在社区发展历史上的主导地位，当地政府组织社区更新发展规划的使命交给了教会，DavidChapelMissionaryBaptistChurch（后称David教会）。之后，由教会负责组建一个多元化的规划合作机构。同时，当地政府的医疗卫生部门（HealthandHumanServicesDepartment）也被指派为社区的基层联络小组。David教会组织展开了多次社区会议和挨家挨户的问卷调查和民意征集。David教会意识到了当地居民对社区规划和更新发展的局限性，特意组建一个社区规划领导小组，负责规划组织的David教会负责规划知识的普及传播。经过David教会的多方努力，栗树园社区委员会作为全民参与规划合作的交流平台于1998年正式在当地政府注册为合法机构。一年后，另一个公益组织（non-profitorganization），栗树社区再生社团加入到栗树园社区委员会。从此，栗树园社区委员会积极吸纳多方面的合作组织，引导社区规划的各种议题讨论，比如保障住房、社区安全、医疗健康、青年教育、土地规划，以及交通发展规划等。合作组织由多个NPO组织构成，覆盖了社区发展的环境、住房、经济、教育、医疗健康等多方面需求。通过吸纳NPO组织加入，深入社区开展工作，充分获取了当地居民的需求，赢得当地居民的信任和支持。在广泛的公众参与基础上，栗树园社区委员会将多种多样的民众诉求转化为可量化实施的社区发展目标，最终完成了栗树园社区规划。
然而，栗树园社区规划仅仅是多元化合作组织参与社区更新发展的开端。该社区实质性的开发建设始于地产开发商Meredith家族的加入。由于Meredith家族提出的开发计划切合栗树社区规划的发展目标，当地政府选择与其合作，以保证社区的根本利益。Meredith家族没有急于开发土地获取利润，而是千方百计地寻求志同道合的合作机构。因为他们清楚没有其他组织的合作很难取得社区居民的支持，美国法律对土地私有的保护不可能允许成片的规模搬迁和地产开发，而这个也不是Meredith家族的初衷，保护该街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并使之成为社区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是贯穿社区更新过程的宗旨。因此，开发商花了4年的时间寻求一个合作方。这个合作方要能够认可栗树园社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并将其发扬光大。合作计划一次次破灭后，Meredith家族创造性地组建了名为社区利益群落（SocialProfitsVillage）的机构。社区利益群落由多个公益组织构成，通过提供多种社区服务帮助社区居民提高其生活水平，包括绿色食品、投资融资指南、儿童艺术教育等。
为了留住原住居民，项目一期以经济住房建设为主，150套住宅仅有15套是以市场价格出租，其余以低于市场价格租给当地低收入居民。一期经济住房的成功得益于与当地一个住房保障公益组织的合作，其中12套住房获得了联邦政府的住房补贴资金。该公益组织还通过其他渠道筹集了部分资金。项目二期，当地政府决定在社区边缘建设轻轨站，该轻轨站区域在市域的交通发展规划中确定为TOD（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节点。政府部门希望通过TOD模式带动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提升。然而，这将会提高土地价值，进而引起绅士化。更多的机构和组织参与到社区更新规划中，包括交通规划部门、环境部门、多个民间组织等。负责公众参与的政府主管部门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和合作的范围，展开了全方面的民意调查，全面评价社区历史遗产价值，并组织了两次研讨会讨论交通发展和土地使用规划，再次明确规划目标。同时，Meredith家族邀请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城市规划系研究栗树园社区的发展潜力，探讨下一步的合作和开发策略。研究小组在社区历史遗产保护和政策资金支持方面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项目三期将建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绿色食品中心和艺术创作中心。栗树园社区的更新发展至此已经经历了14年之久，缓慢但是一点点朝着目标迈进。期间广泛的公众参与和多元化的组织合作对社区价值的保留和更新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所有合作的核心都基于对1999年社区规划的发展目标的认同和社区遗存价值的肯定。
在资金筹措方面，广泛的社会参与合作关系拓展了建设资金的融资渠道。在项目建设二期，美国经济发展局（EconomicDevelopmentAdministration）提供$190万启动资金，条件是Meredith家族必须捐赠价值$50万的土地给一个非政府基金组织（PeopleFund），用于建造社区利益群落（SocialProfitVillage）的孵化器。同时，当地政府也投入了$50万的启动资金。孵化器中心建成后，入驻SocialProfitVillage孵化器大楼的各个NPO组织进一步为栗树社区的更新改造拓宽融资渠道。一个NPO组织，TheSustainableFoodCenter，通过募捐方式获得$400万的建设资金，另一个NPO组织TheCreativeAction以同样的方式为社区艺术中心筹集了$300万的资金。SocialProfitsVillage孵化器大楼的产权拥有者，PeopleFund，将99年的租赁权作为奖励赠送给TheSustainableFoodCenter和TheCreativeAction。通过公益组织取得国家相应建设资金的支持作为启动资金，同时通过公益组织满足了社区居民利益诉求，调和了历史街区再开发中出现的利益冲突与矛盾。
4.启示
公众参与已经是国外城市规划过程和实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参与主体一般包括受城市规划影响的所有个人和组织。如果只有特定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社区更新规划就有可能沦为某些群体谋利的工具（莫文竞&夏南凯，2012）。而满足广大民众需求是留住原住民、保留历史街区文化的根本途径。树社区多元化的合作发展方式公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组建了由社区组织、教会、NPO、学术团体，政府部门、投资开发商构成的多元化公众参与体系。政府和投资商是该体系的引导主体，有社区影响力的社区团体是社区沟通的核心组织。各个合作参与主体对社区发展目标的共识度是多个项目合作的基石。在这个案例中，政府选择合作投资商并不以政府利益（比如增加财政税收）或者投资方利益为标准，而是以社区居民的发展诉求为准。Meredith家族愿意为社区规划的发展目标而奉献，极力寻求能够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公益组织。比如，与PeopleFund合作为社区的传统小商业获得资金支持；选择与TheSustainableFoodCenter提高居民的健康生活水平。
（2）通过多样化的公众参与方式调动公众合作的积极性。在不同的规划发展阶段，根据规划发展目标调整公众参与方式。栗树园社区居民受教育水平50%以上为高中，缺乏规划认知度。当地政府和NPO为此专门开展了规划知识培训，搭建居民诉求与社区规划的桥梁。在社区更新的调研阶段，在社区具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或者个人常常被政府委托与社区进行深度沟通，通过传单分发、问卷调查、邻里座谈等方式。在寻求社区发展目标阶段，更多的民间团体融入到社区发展规划中，这些团体从不同侧面为社区发展提供建议，包括环境保护、医疗福利、文化传承、遗产保护等。并通过社区需求分析、公民投票、邻里论坛等方式提炼规划发展目标。在发展目标确定和量化阶段，政府部门、规划专家、学术团体加入社区更新发展的方案研讨会，为社区发展提供更多技术支持。
（3）由NPO、教会、学校、政府部门和开发商组建了庞大的合作伙伴机构引领社区更新发展。这个机构作为社区利益的孵化器，搭建起与公共交流的平台，加强参与主体之间互动和沟通。与当地居民的互动中获取最新的社区需求信息，这些信息能够及时反馈给政府和投资方，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和开发模式。在互动中各个合作组织可能会不断调整发展合作方案，但是必须保证各个NPO和民间团体的目标与社区的总体发展目标是一致的。
（4）多元化的合作发展方式为社区发展融资开辟了新渠道，解决很多历史街区公用设施改造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建的资金难题。同时，投资渠道的多元化有效避免了单个团体或者个人主宰社区命运的倾向，实现了参与群体的权力制衡。
（5）强调社区更新发展的内在动力是软件建设。物质环境的提升仅仅是栗树园社区的更新改造的一部分，开发商的经济发展策略并不是旅游商业或者地产开发，而是通过社区内在文化价值的挖掘和经济驱动力的提升来获取发展，比如，保护社区传统商业、开展职业教育、健康教育、强调艺术文化传承等。而这种发展战略是多赢策略，所有的合作方都能通过不同的合作项目实现价值，而这些项目至始至终不背离社区发展目标――经济振兴并保护原生文化。
事实上，栗树园社区并未做过所谓的历史街区保护规划，但是所有的相关规划都认同社区历史遗存保护的价值。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和多组织合作促进了社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社区居民的多样需求在多元化的合作过程中得到应答，不同的价值文化选择得到尊重，街区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从而得以保留。此外，政府和开发商对合作伙伴的选择标准不以自身利益价值为主导，而是以合作伙伴对社区发展目标的认同度为准。而在我国，政府何开发商往往以民众的规划认知水平低为借口，把所谓的“公共利益”强加给民众（孙施文&殷悦，2009），拒绝倾听民众心声。
5.结语
在历史街区的更新发展过程中，多元化的合作参与能有效促进社区的历史遗产保护和拓展资金筹措方式。政府、投资商、NPO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建立特别重要，而这种信任的基础是各个参与主体对社区文化和发展需求的尊重，而不是基于强加的“公共利益”。近些年，民间公益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的历史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方面开始发挥作用，希望多元化的合作方式对我国历史街区的更新发展有所启示。
参考文献
1莫文竞，夏南凯.基于参与主体成熟度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式选择（J）.城市规划学刊,2012,(4)：79-85
2孙施文，殷悦.西方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及其发展（J）.国际城市规划,2009增刊：23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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