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文章范例(3篇)

时间:2024-04-15

时事评论文章范文

杂文文体区别

一、杂文与文学的本质区别

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以语言为手段去塑造形象,再现或表现客观现实,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语言艺术。文学运用虚构和想象活动把经过选择的生活经验体现在一定的语言结构之中,以表达人或自己生存方式的某种发现和体验,因此它是一种艺术创造。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创作动机和思想感情,是借助读者对艺术形象的审美过程所产生的情感感受(如:爱、恨、愁、哀等)来实现的。文学创作过程中,不允许作家在作品中进行说教。只能将生活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通过塑造典型的形象,才能完成文学的功利主义目的,即充分发挥出文学的社会功能。

杂文则不然,杂文主要是通过“说理”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的,亦即通过“说理”达到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目的。作者就某一(类)事物、或思想观点意识形态、或某人物言行、或某类客观存在(如社会制度、政治秩序等)进行剖析,阐明自己的爱、憎、赞同、反对、评价等观点看法,并解释这种观点看法的原因和后果。“说理”是杂文的目标和过程。但也不排除一些杂文是有形象的,这些“形象”是借助于已有的文学形象或历史人物形象甚至动物等形象来进行说理的,一般是较概括、较粗略、不完整、不太细致的形象。不可能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相提并论。如《孙志刚替我而死》,里面有一段作者目睹一次北京警察街头拦人、查证、捉无证民工上车的过程描写,用了不足300字,这与其说是描写,不如说是简明的目击记录或新闻报道更恰当。对于文学来说,这算不上成功的形象塑造、情节描写,然而对于杂文来说,却很普遍。

二、杂文与小品文的区别

现代杂文和小品文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两种新兴文体。但在现实中,许多人对它们的区别十分模糊,甚至将二者混为一谈,认为小品文就是杂文,或杂文是小品文的一种。

小品文的历史和杂文一样悠久,撇开古代人们对小品文的认识,就现代小品文而言,它往往也被称为“美文”。1932年冯三味认为小品文是针对内容单纯、外形短小的抒情的美文而言。1933年周乐山罗列了周作人、冯三味、胡适、钟敬文、夏丐尊五家关于小品文的概念后,据其利弊,概括出较完美的结论“小品文是以精悍的谐趣的隽永的文字,轻快的技巧,表现人生之一角或片面的实感的短文。”1932年至1935年间,林语堂创办了《论语》、《人间世》等刊物,并发表了一系列专论小品文的文章,定位小品文是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把战斗性的特点排除了出去。1947年,唐认为“闲散飘逸、偏于抒情的为小品文,凌厉峭拔、富于战斗性的是杂文。”至此,杂文和小品文已各立门户。

三、杂文与文艺性论文的区别

文艺性的论文主要借助政论语体抒发个人主张。由于在阐述各种问题时要求具体的分析、系统的论述、严谨的论证、诉诸读者的理性思维,所以它必须有很强的逻辑性。同时,为了达到宣传鼓动的目的,往往要使用形象生动或幽默讽刺的言语表达形式,比喻、排比、用典、反问、反语、对偶等修辞手法常被采用。尽管从现时大量的杂文来看,有些杂文是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性质特点的,是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但仍有许多杂文不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性质特点的,不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

四、杂文与散文的区别

古代散文,追其溯源,可以说范围相当宽广,它指的是与韵文相对的无韵的散体文章,它不仅包括了诗、词、曲赋等有格律韵调的所有文学作品的散体形式而外,还泛指一切非韵文的史、志、传、记、经、典、论著等文章体裁。古代杂文则指除正统诗文之外其它不能归类的杂体文章。现代散文,通常被认为是文学“四分法”中的品种之一,和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一种记事抒情的文学体裁。

从创作机制而言,作者创作意识中写杂文就是写杂文,写散文就是写散文,绝大多数作者意识是十分明确的,这从大量的创作实践可以看出,很少有人将二者混淆。从读者接受角度而言,读者阅读时对杂文和散文的区分也是非常明确的,绝不会把杂文当散文,就如同不会把诗歌和小说混淆一样。因此,将杂文归于散文在实践中也是讲不通的。

因而,各种理论将杂文归类于散文,是犯了主客颠倒的常识性错误。将杂文归类于散文,不仅与实践相背离,在理论上也难立脚跟。

五、杂文与时评的区别

时评从本质而言,是属于言论的一种,但近来许多人将其和杂文相提并论,甚至混为一谈,这是很不科学的。二者的区别主要如下:

1.从杂文与时评的取材范围而言,杂文之“杂”表现在材料的运用上,它常常是围绕一点,用发散思维的形式连类取譬,旁征博引集中起博杂的材料以阐述某个道理。时评因其新闻性,往往是“一事一议”,就事论事,它的材料多是报刊上报道的新闻事件,有很强的时效性。而杂文可以谈古论今,也可以评论新闻事件,其取材范围比时评要宽广的多。

2.从杂文与时评的功能作用而言,杂文要表达思想,杂文的主要价值是其独到、深刻的思想价值。时评是“事评”,针对的是具体的新闻事实,追求的是“有效率的表达”,需要对事实做出明确的判断。杂文的“思想”表达作用于人们的意识,使读者产生思想共鸣,从而间接地促使社会形成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而时评“判断”的提出,就事论事,火力集中于一点,往往会作用人们的行为,直接促使某个具体问题得到解决。

3.从杂文与时评的艺术手法而言,杂文和时评要表达独立的思想或判断,但杂文的表达是“曲笔”的表达,而时评的表达则是“直言”的表达。杂文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表现手法,而时评的表现技巧相对单一。如果说杂文关注的是“怎么说”,那么时评强调的则是“说什么”。杂文可以以隐晦曲折的方式进行言说,有一定程度的表达空间,而时评的评是论非,放言无忌,充分言论的空间相对狭小。

4.批评意识或批判精神是杂文与生俱来的品性,也是杂文最本质的特征之一。从文体诞生伊始,杂文就是战斗的武器,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但杂文的批评性却没有变。杂文的批评意识决定了杂文关注的是阴暗面,针对的是“假恶丑”,这正是杂文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原因。时评针对新闻事实可以颂是,可以指非,但这种判断的表达是通过对事实的分析以提建议、找对策、想办法的形式促使问题的及早解决,时评的批评总不忘强调它的“建设性”。杂文的“批评性”与时评的“建设性”是“本同而末异”的两个东西,但其出发点和立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推动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

总之,将杂文归类于文学文体,或归类于散文、小品文等是极不科学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杂文已经成长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章体式。

参考文献:

[1]三闲继序言.

时事评论文章范文篇2

《青年时报》的评论版创始于2003年7月,从周一到周六每周六版,并置于第二版的重要位置,稿酬标准在当时也数一数二。第一任主持者是邵双平先生,他在选取稿件上注重理性、平和、多元,注重文本,可以说《青年时报》的评论版在创始之初就具备了很高的质量,得到了业界与读者的广泛认同,并获得了国内许多优秀评论员的友情支持。这种友情,一直保持到今天――为何要提“友情”?因为“友情”代表着认同,对报纸的认同、对编辑的认同。当时我也是它的作者之一,也正因为这层关系,2004年3月,我从郑州来到杭州,主持《青年时报》评论版的编辑工作,岁月如流,一晃已是六年有余。

“《青年时报》要做一张有观点的报纸”,这句口号是《青年时报》社长章丰提出来的。绝非仅仅基于“比较优势”的考量,还在于信息时代、多媒体时代背景下,新媒体(如互联网、博客、微博等)层出不穷,只靠提供信息已不足以吸引读者,亦不足以构建影响力,但我们可以制造、生产“观点”,面对芜杂、海量的信息,受众需要有人为他们做梳理、解析、判断的工作。以“观点”制胜,是《青年时报》在新媒体崛起的大趋势下确定的生存与发展战略。也正是在章丰社长的强力主导下,继《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之后,《青年时报》在2008年年底成为国内第三个推出每期八版的评论周刊;2009年10月,由《青年时报》发起,联合中新社、《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新京报》等十数家国内主流媒体主办的“首届中国新锐媒体评论大奖”颁奖仪式在杭州举行,巨头云集,大腕满座,被认为是当年中国时事评论界的盛事之一。

时事评论,最忌泛泛而谈,也最忌畏首畏尾、瞻前顾后、吞吞吐吐。《青年时报》是浙江一家市场份额并不十分巨大的都市报,其评论能在国内获得那么多的认同、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勇于面对,勇于担当,不错过重大事件,不回避敏感话题,当然前提是观点鲜明、理性以及对真相的绝对尊重。

承蒙《杂文选刊》眷顾,要为《青年时报》的评论版做一个小专题,所以撰写此文略作介绍。趁此机会,我还想略谈几句“杂文”与“评论”之关系。窃以为所有“评论”皆可归入“杂文”,而“杂文”相对于“评论”则是外延更大的一个概念,一个简单的例子,是鲁迅先生的杂文――那是标准的杂文吧?很多就是时事评论。窃以为“评论”的概念很简单:以时事为评论对象,如此而已。有人刻意区分“杂文”与“评论”之不同,或言“评论”讲理性,重逻辑,终结于“判断”,其实杂文要言之成理,同样必须讲理性、重逻辑,也同样可以有判断。或言杂文深刻、评论浅白,其实深刻浅白与否,全在作者本身的认识水平与论述水平,与文体似无多大关联。或言杂文属于文艺,讲究文采,评论则格式、语句枯燥,可说是对“杂文”与“评论”的最大误解――古人云“辞达而已矣”,又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把杂文说成“文艺”,太做作,做作难写出好文章;而我也一直有这样一个判断,杂文的式微,症结不在杂文版面的减少,而在杂文作者忽视了评论这个更广阔的杂文平台。至于说评论有格式、没文采,那是把文采当成第一、评论当成第二的本末倒置,评论照样可以不拘一格、文采飞扬,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时事评论文章范文

横空出世

据笔者初步考察,以“特约评论员”形式发表文章最早出现于《中国电影》月刊。1958年8月,《中国电影》月刊发表文章《努力提高军事题材影片的思想性》,在标题下使用的署名形式就是“本刊特约评论员”,主张“应以政治挂帅,努力提高军事题材影片的思想性”①。但它就像一颗流星,仅此一次闪烁就消失在寂寞历史的苍穹之中。

当“特约评论员”第二次出现已经到了“”结束后的“两年徘徊”期。“特约评论员”与一人、一刊、二报的大胆创新密切相关。“一人”指的是同志,“一刊”即《理论动态》,“一报”为人民日报。

1977年3月3日,同志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工作。他为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工作,亲手创办、直接领导、具体指导了《理论动态》。7月15日,《理论动态》正式出刊,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家内部性的思想理论性质的刊物②。

1977年12月30日,《理论动态》第34期刊登文章《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人民日报同志看到后,立即打电话请求转载。发表前,人民日报来电话征询署名问题。建议说:“报纸发社论,写评论,有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评论嘛!报纸要依靠大家办嘛!我们也可以参加评论嘛!我们可以当特约评论员嘛!”③《理论动态》同志认为“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很好,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路线的具体体现。人民日报立即赞同。1978年1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这篇文章,署名却是“岳平”,而非“特约评论员”。

1978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上发表文章《老干部的光荣责任》,正式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特约评论员”应运而生。此后,人民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连续转载了《理论动态》文章,如《认真肃清“”的流毒》(《理论动态》第46期,人民日报1978年3月11日)、发表的《提高执行十一大路线的自觉性》(《理论动态》第48期,人民日报3月23日)等。

当时,“特约评论员”这一称谓新颖,文章颇具特点,十分引人注目。香港等地的报纸纷纷报道,并发文揣摩和评论“特约评论员”,认为这是中共高层的一位权威人士,但他们终究没有得知“特约评论员”的庐山真面目④。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做法,受到了其他报刊的追捧,开始广泛地在党报党刊中流行起来,如《红旗》杂志特约评论员、新华社主办的新华月报也纷纷转载“特约评论员”发表在各大报刊的文章。随后,全国报刊开始效仿“特约评论员”署名。而刚刚诞生的“特约评论员”就孕育出强大的舆论威力。

大显神威

“特约评论员”兴起之后,首都新闻界逐渐兴起一种流行做法,即一些本来打算作为社论的重要文稿,报社宁可先给《理论动态》刊登,试探政治“空气”,然后作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自己报纸上发表。一些重要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报甚至互通声息,主动支持,进行转载。这种合力,使得“特约评论员”大放异彩,特约评论员文章更是大显神威。“特约评论员”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最具代表性的经典。

1978年5月10日,在的主持下,《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特约评论员”的署名问题,文章作者胡福明回忆说:“杨西光同志跟我商量,为了加强文章的效果,用光明日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不以个人名义发表,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只要文章能够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我就很高兴了。文章是好多同志参与修改的,特别是同志审定发表的,功劳很大”⑤。因此,“特约评论员”署名从开始就闪烁着集体智慧的光芒。

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5月12日,人民日报、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5月底,全国已有30家报纸转载,中央及各省市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达650篇以上,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场范围广泛、意义重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⑥

与时俱进

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后,特约评论员文章这一新兴评论文体被各大媒体广泛使用,表现出蓬勃发展的朝气。从1978年以来,在各大报刊上,“特约评论员”表现出鲜明的特点。

第一,数量多。以读秀()学术搜索关键词检索为例,用时0.01秒,“特约评论员”相关的中文报纸条目约2948篇。用时0.省略/sports/teyue/teyu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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