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文化范例(3篇)
时间:2024-04-28
时间:2024-04-28
关键词:贵州;大方县;余姓蒙古族;民俗风情
一、贵州大方县余姓蒙古族民俗风情文化独特的内在内涵
自元朝以来600多年间,蒙古族一直以总体散居与局部聚居的格局在我国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生息繁衍,其中自称成吉思汗后裔的贵州大方县余姓蒙古族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几百年来,在对西南环境的适应过程中,这部分蒙古族人原来的游牧文化早已发生了变化,然而,它们又以其独特的内在内涵传承着家族的历史和作为蒙古人的执著信念,形成了自己独特不群的民俗风情文化。一方面,贵州大方县余姓蒙古族民俗风情文化与我国北方典型的蒙古族大不相同。他们不住蒙古包,没有蒙古族传统的祭祀活动祭敖包,也不举行以蒙古男儿三艺――射箭、博克、赛马为重要内容的那达慕群众性集会,即使在饮食、服饰、劳动习俗等方面也与自己的北方祖先天差地远。相反,他们通用汉语汉文,其生活、文化、婚姻、丧葬习俗等也基本与当地汉族相同。另一方面,贵州大方县余姓蒙古族民俗风情文化这种与典型蒙古族相异而与当地主体民族大致相同的概貌并没有隔断他们与自己先祖的联系。数百年来,他们通过姓名风俗、节日风俗等极为强烈地凸显了自己的家族寻根意识和族群认同关怀,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三:一是他们都以“余”为姓。大方县余姓蒙古族一直流传一个在姓氏渊源上为了藏匿原来真姓,改“铁”为余姓的传说,关于这一改变的详细情况在他们保存下来的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撰修的《余氏族谱》谱序中有清晰的记载:我余氏祖姓奇渥温,胡人也。入华夏而起朔漠,初号蒙古,铁木真出焉。……不料红巾扰乱天下,又被奸臣诽谤,元顺帝听信奸臣之言,有诛吾九族之意,统家窃负而逃,来至四川,改铁为余,余字万代不改,一行来至泸州凤锦桥,人多影大,难以一路,乃联诗盟誓遗嘱作证,四散各处。诗曰:本是元朝宰相家,红巾构祸人西涯;泸阳岸上分携手,风锦桥边插柳桠;否泰是天皆是命,悲伤思我又思他;余字源无三两姓,一家分作万千家;十人誓愿归何处,如梦云游浪卷沙;后来贫富须相认,千朵桃花共树发。自此以后,几经辗转,余氏蒙古族先人落籍贵州大方县,虽然自己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因环境的改变而发生了变化,但是他们以“余”字作为自己的姓却“万代不改”。二是传统节日里没有中秋节。在我国民间,中秋节与反“”有关。相传元末红巾军起义时,在中秋节八月十五日这一天以互赠月饼的办法把字条夹在月饼中传递消息。而大方县余姓蒙古族的先人遁入“西涯”最后落籍大方县的一个重要原因恰好是由于“红巾构祸”,因此,解放前虽然大方县内其他各民族均过八月十五中秋节,但是唯独余姓蒙古族不过。三是过年时供菩萨。大方县余姓蒙古族人都会在过年时供菩萨。据余氏族谱记载其先祖“统家窃负而逃”时共有“九子十进士”,其盟誓联诗也有“十人誓愿归何处”之说,这种与“十”有关的传承很突出地体现在他们供菩萨的活动中。目前,在大方县大多数余氏族人供菩萨的做法是从年三十这一天一直到正月初三都在菩萨面前烧大香,香粗如现在的卷烟大小,固定都是十根,同时用水果糖、鱼、鸡、猪肉等作为供品上供给菩萨。也有人会找一个合适的瓶子,在瓶子里装进米饭,插上十根筷子在上边去供菩萨。
二、贵州大方县余姓蒙古族民俗风情文化独特的外在功能
贵州大方县余姓蒙古族独特的民俗风情文化也造就了其独特的社会功能。首先,这种民俗风情文化凸现出了极为强烈的教育功能。贵州大方县余姓蒙古族独特的民俗风情文化与贵州其他世居少数民族相比主要不在娱乐方面发挥影响,而是一直张扬它的教育功能。他们不过中秋节等一方面以隐晦曲折的方式向外人表达了自己作为蒙古人的执着,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世世代代在教育警示后辈勿忘自己的祖先与蒙古人的民族身份。其别是关于自己姓氏的由来,大方县余姓蒙古族对自己的子女和后人,自小就向他们宣讲“铁”改“余”姓的具体缘由和经过,同时将《余氏族谱》中盟誓联诗的诗词教他们背诵以期世代牢记。为此,现在余氏家族中即使不识字者均可背诵出其铁氏先祖兄弟十人因元末红巾军起义等原因避逃前的盟誓诗。其次,贵州大方县余姓蒙古族独特的民俗风情文化生成了最为强劲的维系功能。余氏蒙古族定居大方县数百年来在对西南环境的适应过程中,他们的经济生活早已改变为以山区农业为主,原来表征自己民族特征逐草而居的游牧文化也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在其独特的民俗风情文化作用下,他们既没有忘记自己是蒙古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也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余氏族谱中就记载其先祖子福弟兄在“明主践柞金陵,文物衣冠一变”时“三人不变元服,建学宫于父墓之旁”,“以清廉劝学官吏,以孝弟勉后学,以勤俭教农工,不著明时衣冠”。2002年出版的《贵州省志・民族志》也介绍了1983年1月29日,大方县余其鸳、余洪涛、余尚谦、余尚书、余尚友联合签名正式提出申请返本归源,恢复蒙古族族籍,并特别说明余姓恢复蒙古族族籍主要根据是余姓家藏族谱和该姓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最后,大方县余姓蒙古族独特的民俗风情文化产生了极为深沉的规范功能。长期以来,大方县余姓蒙古族在受到当地主体民族民俗风情文化侵蚀的同时又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文化遗存,其形成的民俗风情文化“混合体”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从吃穿住行到婚丧嫁娶,从社会交际到精神信仰,一直都在无形之中支配着余姓家族的所有行为,使他们时时事事都在不自觉地遵从着自己独特民俗的指令。例如解放前余姓蒙古族结婚迎娶时新郎新娘或均穿长袍,扎一丈二尺长的腰带;也有地方新娘穿大襟半长袍,领口扣子大都分二或三款。婚礼进行过程中新郎新娘要用盘子盛酒盅,给长辈、客人敬酒二杯,一般是新娘端盘,新郎倒酒。由此可知,大方县余姓蒙古族在婚姻、敬酒、服饰等方面仍保留有一些蒙古族的习俗痕迹。长期以来,他们就是以这种“混合体”型的民俗风情文化规约着自己的日常生活,也同时表征着自己的族群认同信仰。
三、贵州大方县余姓蒙古族民俗风情文化嬗变的原因及其启示
贵州大方县余姓蒙古族民俗风情文化的嬗变主要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自身原因来看,余姓蒙古族的先祖在元代成为统治阶级后在民族政策上实行四等人制,这种残酷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当时蒙古人和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史载元末时“苍头杀主一类的事件时有发生”。[1](P.372)因此,随着蒙古族贵族在以红巾军为主力的元末农民大起义中丧失统治地位后,淹留在南方各地的蒙古族担心曾经的被统治者“尽铲主家以自便”[1](P.372)而不敢公开自己的民族身份,因而改名换姓隐居起来。这在大方县余氏族谱中就曾有提及,如盟誓联诗“红巾构祸人西涯”说的就有这个意思。从外部原因看,在旧社会,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等蔑视、压迫少数民族。大方县余姓蒙古族居民就曾提到解放前虽然他们从小就知道自己不是汉族人,但到了外面不能公开说自己不是汉族人,如果说了,那会连书都读不到。毋庸置疑,这种生活状况也影响到了大方县余姓蒙古族的民俗风情文化,使之出现了嬗变。
借古鉴今,当今时代贵州大方县余姓蒙古族独特的民俗风情文化要被进一步推向前进第一在思想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追求文化和谐。一方面,诸如大方县余姓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我国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也需要大方县余姓蒙古族独特民俗风情文化等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以辩证的方式在大方县余姓蒙古族独特的民俗风情文化和我国其他民族文化特别是汉民族文化之间扩展张力,促使二者在和谐中发展,在发展中和谐。第二在实践上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十报告中,同志特别指出:“经过九十多年艰苦奋斗,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3](P.1)由此可见,只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3](P.29)“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3](P.30)包括大方县余姓蒙古族独特的民俗风情文化在内的我国各民族文化就充满希冀和一定有光明的未来。
参考文献:
[1]《蒙古族通史》编写组.蒙古族通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
关键词:抵制“三俗”之风;校园文化;监督
一、“三俗”之风强劲,校园已非净土
所谓“三俗”即庸俗、低俗、媚俗。“三俗”之风不仅仅在文艺界“吹”得厉害,它也已经潜入了我们的校园。不少的小学生甚至是幼儿园的孩子,他们朗朗上口的歌曲不是《上学歌》《让我们荡起双桨》等等,而是不可思议的唱起了《爱情买卖》,如果我们的青少年一直被如此之“俗”化所包围,往小处着眼他们的前途令人堪忧,而往大处着眼国家的前途亦令人堪忧。
二、“三俗”浸染校园,原因错综复杂
(一)缺乏高水平的校园文化建设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我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一切均向“利益”看齐的价值观念也开始充斥到社会的角角落落,甚至学校也包括其中。在政府教育部门许可的情况下,为减少政府负担,促进教育发展,集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开办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而它们在丰富我国教育资源的同时,问题也渐渐暴露。一些学校摒弃了教书育人的根本目的,而将盈利作为首要目标,高水平的校园文化建设就更谈不上了。姑且不谈这些社会力量办学,不少公立学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上也是差强人意,中小学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升学率上,将“成绩”放在一切建设的首位;高校则将就业率放在首位,视其为学校生存发展的生命线。
(二)缺乏系统化的政治教师体系
受市场经济负效性的影响,现在不少学校都以“市场”为导向,在日常教学安排上没有将思想理论课程置于其应有的高度,缺乏系统化的政治教师队伍体系。但可喜的是,在我国无论什么性质的学校它们中的大多数都设有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学人员、研究人员和学生政工干部,这也是我国多年来在学校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体现,但可惜的是,它们之间没有建立一种有效的联动性机制,也就是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亟待填补的一大漏洞。缺少这个联动性体系,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像在打“单打”,缺乏打“双打”的协调性与配合性,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上也就表现为总是不尽如人意。
(三)缺乏强有力的政治课堂改革
一提及思想政治教育课,浮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一个偌大的阶梯教室,教师是课堂的绝对主角,缺乏互动性。在课程的考核上,只采用建立在记忆基础上的书面考试,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所要达到的效果,更多地体现在实践性上,如果不能考核学生是否能够在行动上践行课堂所提出的要求,那么这门课程也就失去了其开设的意义。
三、抵制“三俗”之风,营造校园文化是关键
校园作为教书育人的摇篮,不但要跟上主流文化的步伐,而且还要在“反三俗”的战役中起到桥头堡的作用:要与时俱进,创建自己的特色文化;充分利用“三位一体”的教师队伍,传播校园文化;紧跟社会发展动向,改革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堂。
(一)要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创建校园的特色文化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满即将离开的时候,曾留下这样的诗句“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西湖不折不扣地成为了杭州的代名词,成了杭州的一种文化。同理,高校可以通过开设周末讲坛的方式传播特色校园文化,从而起到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力。
(二)要建立“三位一体”的教师队伍,传播校园文化
所谓“三位一体”的教师队伍就是由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学人员、研究人员和学生政工干部“三位一体”、功能互补、有机统一的教师队伍。充分利用这支队伍就要使他们各司其职,尽其所能发挥作用。使学生受到思想上的净化,而且达到了传播校园主题文化的作用。
(三)要依社会发展动向,改革思想政治教育教学
在顺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情况下,学校开设了形势与政策课,针对近期发生的对我国有重大影响的国内外重大事件,让学生们进行探讨、辩论,在激烈的讨论辨析中,找出正确的观点,然后由教师点评,在自觉学习的氛围中使学生们的思维跟上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步伐。同时改变该学科的考核方式,不只是进行书面考试,而是让学生接触实际生活,把它们分成小组,在校园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情景实验,将自己的观点放在现实生活中去检验,印证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是否与自己想象的一样,让学生自己去总结,从而使得其认识向着更高层次提升。
四、抵制“三俗”之风,学校要接受监督
(一)媒体监督
学校要接受所在省市的新闻媒体的监督,将他们请进校园,让他们感受学校的氛围,支持他们与我们的学生进行交谈,真实地检测我们的教育成果。相信,当他们体会到校园文化的感染力时,一定会以优美的文字给予我们赞扬,当然如果他们找到了学校仍然存在的问题,学校会大力欢迎,请他们给予批评指正,这样高校才能在抵制“三俗”之风的战役之中,永远向前,争取更大的胜利。
(二)家长监督
构建家长监督机制,将学校的联系方式通过学生转达给每一个家长,设立家长联系日,各位家长可以在这一天来到学校,进行参观座谈,及时向学校反映孩子在家时的表现,对学校教育的不足之处提出宝贵意见。发放学校家长联系卡,双方随时对学生的培养工作进行协调沟通,使学校知道学生在家里都有什么表现,也使家长知道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这样学校和家庭都有了施教的依据,它们就可以双管齐下,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民众监督
民众的监督更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学校周边的住户,他们更了解居住在自己附近学校的学生的日常行为表现,也就更有话语权,所以可以将学生的一些表现记录成册,发放到他们手中,让他们进行甄别,哪些是真正做到的,哪些不是,进行信息汇总,找出解决依据。学工通过设置民众开放日,接待群众的来访,反映学校学生的情况,同时开设网上邮箱,随时接收不能亲自来访的群众们的意见。
只要我们能够迅速、彻底、大力度地行动起来,我们的校园文化定会绽放出别样的魅力,任何糟粕文化都不可能有可乘之机,抵制“三俗”之风的目标也就一定会达成。
参考文献:
1.刘德才,《高校学术讲坛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
2.王国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大思政”教学改革与建设探索》[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
作者简介:任福全(1953—),男,河北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立秋气候特点
从这一天起,秋天开始,秋高气爽,此后,气温由最热逐渐下降。
立秋”到了,但并不是秋天的气候已经到来了。划分气候季节要根据候平均温度”,即当地连续5日的平均温度在22℃以下,才算真正秋天的时节。中国地域辽阔,虽各地气候有差别,但此时大部分地区仍未进入秋天气候,况且每年大热三伏天的末伏还在立秋后第3日。尤其是中国南方此节气内还是夏暑之时,同时由于台风雨季节渐去了,气温更酷热,因而中国医学对从立秋起至秋分前这段日子称之为长夏”。
秋来最早的黑龙江和新疆北部地区也要到8月中旬入秋,一般年份里,首都北京9月初开始秋风送爽,秦淮一带秋天从9月中旬开始,10月初秋风吹至浙江丽水、江西南昌、湖南衡阳一线,11月上中旬秋的信息才到达雷州半岛,而当秋的脚步到达天涯海角”的海南崖县时已快到新年元旦了。
立秋交节,天象变化的方向
交立秋的那一天,正是农历的七月,七月也正是申月”。立秋之时太阳处在赤纬+16°19',比起夏至那天的+23°26'已经向南偏了不少,北京地区的白昼也因此缩短到了14小时04分(夏至日是15小时)。天气依然很热,立秋之后仍有一伏”,秋老虎”依然存在。因此仍旧要注意防暑。但是,大自然还是有了变化。出现了中午热、早晚凉的尜尜天”,而且一场秋雨一场凉,十场秋雨就结霜。”
立秋节的文化风俗
晒秋
每年立秋,随着果蔬的成熟,篁岭进入了晒秋最旺季节。晒秋是一种典型的农俗现象。在湖南、江西、安徽等生活在山区的村民,由于地势复杂,村庄平地极少,只好利用房前屋后及自家窗台、屋顶架晒或挂晒农作物,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一种传统农俗现象。这种村民晾晒农作物的特殊生活方式和场景,逐步成了画家、摄影家追逐创造的素材,并塑造出诗意般的晒秋”称呼。
全国不少地方的这种晒秋习俗慢慢淡化,然而在江西婺源的篁岭古村,晒秋已经成了农家喜庆丰收的盛典”,篁岭晒秋被文化部评为最美中国符号”之后,其更演变成乡村旅游提升的图腾”和名片,每年吸引数十万人去篁岭赏秋拍摄。
秋忙会
秋忙会一般在农历七八月份举行,是为了迎接秋忙而做准备的经营贸易大会。有与庙会活动结合起来举办的,也有单一为了秋忙而举办的贸易大会。其目的是为了交流生产工具,变卖牲口,交换粮食以及生活用品等。其规模和夏忙会一样,设有骡马市、粮食市、农具生产市、布匹、京广杂货市等。现今把这类集会,都叫做经济贸易交流大会”。过会期间还有戏剧演出、跑马、耍猴等文艺节目助兴。
秋收互助
秋忙开始,农村普遍有秋收互助”的习俗,你帮我我帮你,三五成群去田间,抢收已经成熟的玉米。一料玉米要搬四次:头茬、二茬、三茬、捞空茬。妇女、老人、十来岁的小孩,他们手提竹笼,一排接一排,一株接一株,挨着个儿去搬。切忌猴子搬玉米,搬一个撂一个。”而是搬一个放在笼子里,然后放在地头玉米穗堆子里,最后用大车拉回家。头茬先搬已经成熟了的玉米穗,未成熟的玉米穗,留下来二茬再去搬。二茬、三茬是用同样的办法去搬。最后捞空茬,把剩余的玉米穗,不管老嫩、一齐搬回家中。看谁家的玉米成熟的早,先给谁家搬,既不违农时,又能颗粒归仓。
秋田娱乐
秋天,特别是秋忙前后,农事虽忙,秋种秋收,忙得不亦乐乎。但忙中也有乐趣,常见一些青年人和十余岁的孩子,在包谷、谷子、糜子生长起来以后,特别是包谷长成一人高,初结穗儿的时候,田间里正是他们玩耍、做戏的场所。他们把嫩包谷穗搬下来,在地下挖一孔土窑,留上烟囱,就是一个天然的土灶,然后把嫩包谷穗放进去,到处拾柴禾,包谷顶花就是很好的燃料,加火去烧。一会儿一全窑的包谷穗全被烧熟了,丰硕的包谷宴就在田间举行。他们还上树捉麻雀蛋,就地打兔子,能吃的野味很多,都可以在野地的锅里,烧制出来。有荤有素,百味俱全。他们还把打来的柿子,弄来的红苕,放在土窑洞里,温烧一个时辰,就会变成香甜的美食。这种秋田里的乐趣,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
贴秋膘
民间流行在立秋这天以悬秤称人,将体重与立夏时对比。因为人到夏天,本就没有什么胃口,饭食清淡简单,两三个月下来,体重大都要减少一点。秋风一起,胃口大开,想吃点好的,增加一点营养,补偿夏天的损失,补的办法就是贴秋膘”:在立秋这天进补各种各样的肉,炖肉烤肉红烧肉等等,以肉贴膘”。
啃秋
啃秋”在有些地方也称为咬秋”。天津讲究在立秋这天吃西瓜或香瓜,称咬秋”,寓意炎炎夏日酷热难熬,时逢立秋,将其咬住。江苏等地也在立秋这天吃西瓜以咬秋”,据说可以不生秋痱子。在浙江等地,立秋日取西瓜和烧酒同食,民间认为可以防疟疾。城里人在立秋当日买个西瓜回家,全家围着啃,就是啃秋了。而农人的啃秋则豪放得多。他们在瓜棚里,在树荫下,三五成群,席地而坐,抱着红瓤西瓜啃,抱着绿瓤香瓜啃,抱着白生生的山芋啃,抱着金黄黄的玉米棒子啃。啃秋抒发的,实际上是一种丰收的喜悦。
秋社
秋社原是秋季祭祀土地神的日子,始于汉代,后世将秋社定在立秋后第五个戊日。此时收获已毕,官府与民间皆于此日祭神答谢。宋时秋社有食糕、饮酒、妇女归宁之俗。唐韩偓《不见》诗:此身愿作君家燕,秋社归时也不归。”在一些地方,仍流传有做社”、敬社神”、煮社粥”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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