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在经济中的重要性(6篇)
时间：2024-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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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结构;优化分析;经济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更加频繁，这样一来，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也日益明显。金融结构优化问题由于美国2008年发生的次贷危机被世界各国广泛重视起来。同时，2008年次贷危机后，欧洲债务危机问题更是将金融结构优化问题摆在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位置。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出现一定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会以经济发展情况作为依据。这样一来，把握金融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来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对金融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过程中，本文主要从GDP、FIR两个层面入手，分析了经济增长指标和金融相关比率之间的关系，从而对二者的内在联系进行把握和分析。
1金融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对金融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本文以实证研究的方式为主，结合国内外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情况，从金融相关比率指标(FIR)和经济增长指标(GDP)两个方面入手。在对该问题分析过程中，我们可以结合表1，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探究。结合相关数据统计来看，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存在不协调性，这表明金融结构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其问题可能体现在以下几点。(1)金融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其结构与经济结构发展不协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但是金融结构未能坚持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导致其与经济结构不协调，从而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和进步。这样一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在融资时，可能导致企业难以获得资金，使其发展受阻，进而影响到整体经济发展和进步[2]。(2)金融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这就导致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金融体系在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体现。结合我国金融市场整体发展情况来看，银行依旧是金融市场的主导者，并且在进行资金配置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金融结构存在单一性的缺陷，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无法更好地获取发展资金，导致在技术更新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发展阻碍和弊端。(3)市场化程度不高，导致利率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现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利率市场化占有主导地位。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金融市场发展也逐渐朝着利率市场化发展方向迈进。但是，由于对这一问题研究不足，加上实践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难，限制了金融结构的市场化程度[3]。金融产品在定价过程中，未能够有效地把握市场发展规律，对其产品进行定价。(4)金融结构设置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失衡问题。随着现阶段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传统金融行业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但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对风险的有效预防和控制，从而导致金融行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较大的结构失衡和金融风险隐患[4]。
2金融结构优化的原则及方向
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对金融结构优化问题进行较好的把握，其优化原则以及方向，需要结合经济发展环境特征，保证金融结构优化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
2.1金融结构优化的原则
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在金融结构优化过程中，要注重坚持以下原则。第一，金融结构优化要与市场发展环境保持一致性。金融结构优化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使金融发展模式能够与经济发展情况保持一致性。这样一来，在对金融结构优化过程中，要注重以市场作为导向，并能够将市场利率化发展模式应用于金融结构优化当中。这样一来，我们才能有效地提升金融体系的功能和对资金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第二，把握实际国情，保证金融结构优化能够具有现实意义。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金融体系完善过程中，要注重结合国情，能够注重对现阶段银行机构进行完善，使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注重对金融市场结构进行优化，在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同时，要注重解决金融风险问题，保证金融发展能够符合经济发展需要，并且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2.2金融结构优化的方向
金融结构优化，要注重把握以下几点内容。第一，金融优化需要对经济结构进行把握，并且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机结合。随着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融资需求不断提升，这就需要对原有的金融发展模式进行改变，使之能够更好地满足企业融资需要[5]。第二，加强金融市场发展，能够壮大资本市场。金融结构优化，要注重加强金融市场建设，使之能够在发展过程中，在国民经济比重中不断提升。这一过程中，需要对股权投资问题进行较好处理，使之能够更好地为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第三，注重金融市场的市场化发展。市场化发展模式，是金融结构优化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推动金融结构优化的关键。随着利率市场化发展模式的不断应用，金融市场坚持利率化发展方向，能够对资金资源进行较好的配置，从而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第四，注重把握金融结构的均衡性发展。金融结构的均衡性发展，注重金融结构与市场结构的有效结合，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对金融行业发展面临的隐患问题进行较好地解决，从而保证金融行业处于一个安全的发展环境当中。
3金融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协调的对策分析
金融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是金融结构调整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金融行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对此，为了更好地实现金融结构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可注重对以下对策进行利用。
3.1加强金融结构优化
金融结构优化，注重对现阶段金融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安全性问题进行解决，能够保证金融行业处于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中。在这一过程中，要注重对银行金融业发展情况进行把握，能够实现金融功能与效率提升的协调发展，实现金融结构均衡化、分散化的发展目标。这就需要保障银行业的稳定发展，构建风险评估体系，能够降低银行金融体系发展的风险。
3.2深化金融改革
金融行业发展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在1990年我国证券市场改革以来，证券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体现。这样一来，在金融结构优化过程中，要注重发挥证券市场的作用，能够使其更好地对资金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保证经济发展能够获得相应的资源，从而促进我国企业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和进步。
3.3发挥金融市场作用
金融结构优化，要注重对金融市场作用进行有效发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金融结构在这一过程中与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密切。这样一来，为了满足现阶段经济发展需要，金融市场必须发挥资源配置功能，能够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要注重加强金融政策的有效应用，能够以政策支持力度促进金融结构优化，使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金融机构自身，要注重体现出金融市场的“商业性”，能够加强对金融产品进行创新，更好地提升经济效益。因此，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重把握金融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能够明确金融结构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样一来，在进行金融结构优化过程中，立足于金融行业发展的本质，结合经济发展现状，采取有效对策对金融结构进行调整，才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进步，从而发挥金融市场的作用。
作者:赵思宇单位:安徽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韦继强.金融促进广西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基于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分析[J].区域金融研究,2012(03).
[2]李健,范祚军.经济结构调整与金融结构互动:粤鄂桂三省(区)例证[J].改革,2012(06).
[3]何海霞.区域金融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析[J].商业时代,2012(27).
一、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量和水平的迫切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取得了骄人成就，社会融资总量迅速增长，融资结构不断改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有所完善，金融对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积极作用日益明显；金融市场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发挥，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金融行业的整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不仅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而且有力支持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尽管金融业对促进实体经济良性运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角度来考察，我国金融业仍然存在诸多的问题和不足，尤其是服务于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针对性、有效性还不高，金融系统固有的痼疾和缺憾日益凸显。
1.正规金融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结构性缺口引致金融服务覆盖不够。立足体制机制视角，造成我国实体经济某些领域“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原因是金融系统及银行结构不合理、金融资源供给与企业需求间存在错位。事实上，在融资结构失衡格局下，因资本市场层次体系不健全，本应由资本市场承担的融资功能转由银行体系承担；同时，因银行系统层次体系不完善，本应由小型金融机构承担的融资功能被迫由大中型银行来满足。统计显示，我国大中型企业数量占比仅1%，企业类型分布呈“金字塔型”，而金融资源65%由国有控股及股份制商业银行掌控，呈“倒金字塔型”。
金融系统层次化缺陷及金融资源配置错位，致使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间存在结构性缺口。“体制内”正规金融缺少服务于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薄弱领域的专营性机构，现有非专营性金融组织基于“成本―收益”考量，对实体经济的分散性资金需求缺乏支持动力，尤其在银根紧缩时期更是将其排挤于正规金融之外①。据测算，我国银行对规模或限额以下企业的贷款覆盖率不及5%，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54%的水平，而且低于规模以上企业覆盖率约25个百分点。[1]
2.“货币空转”、经济虚拟化推升实体经济部分领域融资成本。经测算，2008―2012年我国社会融资总量、新增人民币贷款分别达63.5万亿元和38.1万亿元，几乎相当于1998―2002年信用增量的10倍，且近5年融资成本相对较低。然而，因金融市场信用大幅扩张推高了住房价格，使其转化为以投资炒作为主导的虚拟经济市场。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低成本资金并未有效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源源不断地流入以投资为主导的住房市场，导致实体经济无法获得低成本融资②。有观点认为，近几年农业领域存在的融资难问题，很大程度上即与此有关。
因此，虽然整体意义上我国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较为适度，但某些薄弱领域“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却客观存在。以中小企业融资为例，按官方统计，截至2008年末我国企业总数971.5万户，其中99%以上为中小企业，严格意义上的大型企业仅1%。由于大型企业长期以来都是银行信贷的主要受益者，80%左右的中小企业从未获得银行信贷支持。同时，在创业板、中小板公开上市的中小企业数占其群体的比重非常低，致使绝大部分中小企业几乎难以获得“体制内”资金支持，被迫转向“体制外”的高成本融资。来自温州、江苏、广东等地的调查显示：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薄弱领域“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正日益严重地制约着区域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民间资本监管和引导不利。我国金融监管及宏观调控重点着力于信贷规模、投向及利率层面，民间资本监管存在多头监管及监管真空。其中，小额贷款公司由地方政府监管，典当行及拍卖行由地方工商局监管，大型融资担保公司由银监会及其下属机构监管。既有多头监管造成的效率缺失及效力低下，也存在部分民间金融组织处于监管空白地带的弊端，加剧了民间金融组织运作失范、民间资金“脱实就虚”及资金价格高企。据不完全统计，民间借贷利率阶段性高位时全国民间借贷年综合利率约为大型银行对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薄弱领域信贷综合年利率的3倍甚至更高。显见，缺乏有效引导和监管的民间昂贵资金，对实体经济薄弱领域融资的高成本发挥了本不该有的推波助澜作用。
4.实体经济薄弱领域融资缺乏针对性配套制度。信息不对称和层次化金融组织缺失是制约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薄弱领域融资活动有效开展的主要原因。国际经验表明，小微企业、“三农”等融资主体受规模小、抵押品缺乏、经营机制落后、资信等级低等多重约束，需要健全完善的融资担保、法律法规等作为保障，而我国恰恰缺乏此类制度建设。一方面，中介信息服务体系不健全、多层次担保体系缺失加剧了银企信息不对称和弱势行业与企业的融资难。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政策针对企业类型的划分标准不完全一致、差异化政策的可操作性不强，使得国家融资政策难以在实体经济薄弱领域稳妥落实，为规避“融资搭便车”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金融机构资金支持行为谨慎，无形中增加实体经济薄弱领域的“融资难”和“高成本”。
二、拓宽实体经济服务广度的普惠金融系统
从我国当前金融体系及经济结构发展现状看，虽然多样性的银行业竞争格局初步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正在快速发展，但二元甚至多元经济金融结构仍具普遍性，因此，应进一步加快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全面扩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覆盖面。同时，在强调银行、证券、私募与风险投资、金融中介、政策金融、保险、金融合作组织以及民间金融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广度基础上，更要强调建立有区别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机制，在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前提下，努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
1.依托新型金融机构构建完善的多层次普惠金融系统。为弥合融资结构失衡格局下“体制内”正规金融针对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结构性缺口，要加快新型金融机构建设，构建层次分明的普惠金融系统；依托“非公经济36条”的落实消除民间资本进入壁垒，为其创造公平的市场准入条件和竞争环境；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建立完善的新型金融机构资金补充机制，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从政策上鼓励新型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信贷管理方式，推动其拓宽业务种类和服务范围，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能力；细化银行差别化监管政策，除现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外，在资本充足比率、拨备覆盖率等监管指标和公司治理的要求方面，对新型金融机构实行独立标准，适度提高其贷款风险容忍度，以差别化监管政策开创多层次金融系统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2.厘清多元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的动态优化关联。要梳理和辨析我国二元甚至多元经济结构特征与金融结构动态优化之间的关系，将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将多样性的金融服务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联视为共生关系。即不仅实体经济需要有一个多样性的金融服务体系，而且多样性的金融服务体系自身也可提高经济系统应对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因此，要进一步厘清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的共生关系，利用市场无形之手构建以效率为核心的竞争机制，在强调效率的前提下，努力改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
3.要建立和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竞争机制。在层次分明的多样性金融体系中，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该类机构通过对优质项目甄别及潜在优质企业筛选，以及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方式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性。但由于制度体系使然，我国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尚且缺乏行之有效的竞争机制，导致服务质量和水平大打折扣。因此，要从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出发，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来完善银行、证券、保险与影子银行③等金融组织服务实体经济的竞争机制，为实体经济创建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平台。
4.构建金融结构动态优化机制。静态视角下，依托金融系统的多样性、层次化发展，在追求效率前提下，兼顾公平地扩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覆盖面，是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基调。但动态地看，我们还应关注金融体系的动态优化，既涵盖金融工具、金融组织、金融市场等多维度的创新发展，力图通过构建多样性并动态调整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指标体系，合理评估已有多样性普惠金融是否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从而为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提供政策建议。
5.依托制度建设保障低成本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在利率更加市场化条件下，实体经济能否获得融资支持，融资成本高低将更多地取决于企业自身素质及制度安排等市场因素，针对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行政干预效力将更加淡化。因此，为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需要出台更具针对性的制度安排以引导低成本资金更多地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要依托法律制度严格区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解除低成本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门槛障碍；建立针对弱势行业或企业的风险补偿与分担机制，舒缓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风险积聚，提升其为实体经济发展融资的内在动力。
三、深化实体经济服务深度的金融创新体制构建
长期以来，金融创新一直是推动金融业迅速发展壮大的主要驱动力，因此，进一步加快我国的金融创新，对提升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和竞争力至关重要。构建深化服务实体经济深度的金融创新体制，就是要植根于实体经济，面向市场，贴近客户，通过金融创新不断探索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确保金融资源配置到最急需的行业、地区、项目和企业中去。
1.进一步推动金融组织体系的完善与创新，形成充分竞争的金融体系。现阶段，我国在为“三农”、中小微企业等领域提供金融服务方面，还普遍存在着农村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突出问题。究其原因，主要还是这些领域的金融机构数量小、经营网点少、资本金规模小。因此，要加大对薄弱领域的金融支持，切实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就必须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金融组织体系的完善与创新，快速推进金融业的对内和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允许民间资金发起成立商业银行，以各种形式进入各类农村金融机构、社区金融组织，让金融行业形成充分竞争、优质服务、风险可控的良好格局和态势。
2.加快商业银行的体制机制创新，全面提升金融业的经营管理能力。以银行业为代表的金融业自2003年开始加快内部体制机制改革，经营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率、效益及风险管理能力大幅提升。但与国际上实施以先进流程为主导管理模式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相比，经营管理、组织流程等仍有差距，传统经营管理理念影响犹存、组织架构仍需改善、部门职权利益化、协调成本高等“部门银行”特征凸显。为有效化解部门银行弊端，我国银行业应进一步加快公司治理的改革，有效划分党委、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的责任边界，形成高效透明的权力制衡机制和风险管控体系；推进董事会运作透明化、制度化，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以及不同行政层级决策的执行力；通过提升独立董事在审计、提名、薪酬等委员会的地位，体现董事会的独立性；完善商业银行高管人员的选拔聘用机制，强化商业银行内控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市场约束。[2]
商业银行要打破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实现经营管理方式的转变，尽快构建起“流程银行”的经营体制，走出同质化竞争的恶性循环，树立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经营理念；以业务流程来重构组织架构，形成垂直化、扁平化的管理架构，全面推进业务流程的机制化、自动化、标准化，从整体上来提升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和各类客户的服务效率。[3]
3.加快推进各类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创新，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在金融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全面市场化即将到来之际，金融机构要有充分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立足于现实，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为中心，加快推进各类金融产品创新，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要从自身的经营特点和经营优势出发，推出有针对性、差异性金融产品、金融服务方案；充分吸纳境内外先进经验，坚持“取其精华、掌握精髓”原则，确定金融创新主攻方向；要积极推进金融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充分释放互联网、物联网、移动技术、大数据技术等在金融创新中的应用，实现金融业务的渠道、方式和手段的创新；要适应网络金融变革的潮流，构建全方位、开放式的金融创新网络，形成独具特色的品牌优势和竞争优势。
4.以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金融创新的监管。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如果金融创新单纯是为追逐高利润，为创新而创新，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的需要，自我循环自我膨胀，那么金融创新就会走向负面，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会严重危害实体经济的发展，酿成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就是深刻的教训。反思和借鉴国际经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金融创新，应以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应该脱离实体经济的需要，盲目追随、复制发达国家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创新。监管部门要对金融创新加强监管，防止金融过度创新而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出现。事实上，基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未来的金融创新至少要做到“五结合”，即将金融创新与“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现代化、中小企业、居民财富”等有效结合。
四、凸显实体经济服务重点的战略方向
以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发达国家产业演进与金融发展的惯用做法。虽然国家政策多次强调和重申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导向，但由于实际操作环节种种障碍的客观存在，我国已有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方向仍不够明晰，尚且缺乏突出的载体。因此，在努力构建体制机制、金融体系、支持担保体系，以及坚持培养社会诚信氛围与发展信用中介行业发展基础上，金融业亟待进一步明确和突出服务重点，力争做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有的放矢”。[4]
1.重点支持实体经济领域的重大规划项目。金融业要主动加强与国家宏观管理部门、地方政府的对接，建立国家、地方重大项目数据库，通过授信、信贷优惠等形式，大力支持那些对事关国民经济全局、事关民生改善等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通过为国家重大规划项目提供有效金融支持，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2.将服务实体经济与产业升级相结合。要围绕调整结构和产业升级，不断改善、加大对高端制造业和新型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强金融与文化产业的结合，通过银行信贷、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并购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多种方式，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为“中国梦”的实现夯实经济基础。
3.突出和强化关键区域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金融服务要突出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支持，通过对综合实验区建设的金融支持，改善城乡之间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状况，形成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和有序流动；要加大对丝绸之路新兴经济带、区域经济带、城市群等的金融支持力度，促进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与承接，实现我国区域、城乡的良性互动发展。
4.补齐实体经济薄弱环节金融服务短板。要围绕国家“三农”发展战略，加大对县域金融的投入，加快重点县域金融战略的实施和落实，高效推进农村产业金融重点工程，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现代农业大项目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支持，健全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示范工程、重点工程的金融支持；继续加大对“三农”领域的金融投入，努力消除金融服务空白地带；要依托各类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形成专业化经营管理体系，实现业务标准化和流程化运作；要围绕破解小微企业“贷款难、贷款贵”的困境，积极改进商业银行贷款流程，取消或减免小微企业融资过程中的各类费用，确实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
5.以非银金融④改革创新为契机凸显实体经济服务重点。长期以来，基金业等非银金融受制于规模偏小、运作失范，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相对有限。随着《资产管理机构开展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暂行规定》等改革创新的加快推进，非银金融整体规模的扩张及管理的规范化，辅之以有效的监管引导，开展专项资产管理业务的能力和动力都将有所提升。要通过设立更多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实体经济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突出财富管理行业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服务的有效性，增强新型金融业务和非银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五、依托顶层设计构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支撑体系
虽然我国金融改革成就显著，但固化于金融制度之中的弊端仍未根除。进入后危机时期，我国金融组织不健全、金融改革存在制度约束、金融对外开放步伐迟缓危害对外经济发展、融资结构失衡致使金融风险过于集中、金融分业监管与混业经营矛盾突出等基础性金融支撑体系存在的问题更加凸显，阻碍了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质量和水平的提升，蕴含巨大的风险。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实践经验，立足于我国现行金融支撑体系现状，构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支撑体系是及其紧迫的现实任务。[5]
1.依托顶层设计构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支撑体系。我国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不高，创新能力不足，总体竞争力不强；市场发展结构性失衡，直接融资比重低，城乡、区域金融发展不协调，对“三农”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相对薄弱；金融内控与风险管理能力尚待提高。就其本源是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缺乏系统性和统筹规划，要破解金融发展弊端，有必要加强对中国金融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协调统筹多项目标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2.以对内开放推动包容性金融体系建设。与“二元经济”相对应，我国也存在“二元金融”现象。金融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市场参与者的市场地位差距显著。“二元金融”的长期存在必将加剧经济发展中也已存在的不平衡状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应继续深化金融对内开放，加快包容性金融体系建设，以化解中国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系统性问题。
3.以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心推进金融对外开放。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是金融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无论从当前还是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人民币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有助于打破美元的霸主地位，推进国际货币制度改革；有助于维护亚洲区域的金融稳定，为东亚金融合作、亚洲债券市场等区域金融机制和市场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有助于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加快推进我国汇率制度的改革，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局面，实现国际储备的多元化等；有助于全面提升我国国际金融实力，增强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为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早日迈入发达经济体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因此，要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把人民币国际化作为我国对外金融发展战略的中心环节，全面推进我国金融业的国际化进程。
4.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高效的金融宏观调控基于对实体经济的深刻理解，通过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结构，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领域，特别是强化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薄弱环节等领域的支持，强调金融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应持续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使金融资源在支持国家经济结构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城乡结构协调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高超的宏观调控艺术确保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5.加强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首先，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善与发展，我国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及国际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日益加深，各类金融产品层出不穷，金融市场的波动和风险日趋加大，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快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尽快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扩大金融监管范围，消除金融监管真空，实现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活动的全方位监管。其次，由于我国金融行业特殊性，目前占主导地位和垄断地位依然是国有或者国有控制金融机构，这些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对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要专门针对国有以及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建立高效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有效地解决“大而不倒”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再次，积极适应大数据时代金融综合经营发展的趋势，加强“一行三会”金融监管体系的协调，尽快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新型金融监管体制和制度，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解决金融监管机构、监管规则不统一、不协调造成的监管冲突、监管套利等问题。[6][7]最后，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经过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世界各国监管已经充分认识到，加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建立完善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和政策体系，强化危机应急系统的测试和模拟演练，构建畅通的国际监管合作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是有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而上述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和基础在于能否建立一套行之有效危机预警系统，对宏观经济运行尤其是金融活动领域未来潜在的风险或危机提前发出警报。[8]因此，要积极借鉴国际通行的基本预警方法，尽快建立我国自己的金融危机预警系统，充分发挥系统的预警作用。
六、结论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与水平事关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对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转变，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等构成重大影响。为了充分释放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需要我们从多年来对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的路径轨迹，以及国内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出发，在认清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性及紧迫性基础上，统筹考虑金融业总体布局和改革方向，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注释：
①由于单笔贷款的调查、监管费大体相同，贷款规模越大，单位交易成本就越小。但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薄弱领域的信贷需求一般额度较小，会推升银行信贷的单位交易成本（据测算，小微企业贷款成本约为大企业的5倍）。因此，无论基于银行还是全社会集约化交易视角，银行出于节约成本和监督费用考虑，在缺乏优惠政策条件下，通常对实体经济薄弱领域表现出相对弱偏好。
②王国刚：《近9万亿元新增贷款不会引致通胀》，《中国证券报》，2009年12月8日。
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金融和财政是国家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两种手段。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是市场行为，主要以市场自由竞争的方式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金。金融机构通过创造适合于农业和农村特点的金融产品，满足农村金融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资金的流动是由市场收益率决定的。同时，由于农业的公共品属性和天然的弱质性，政府有为农业和农村提供财政支持的责任，因此财政支农是政府行为，政府依据其政策目标做出合理安排，决定资金的流动。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早已进入了工业反晡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发展阶段,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财政支持具有普遍性，并且城乡金融体系已经融合为一体，财政支农体系较为完善，农村金融具有较好的市场环境，农村的资金需求能够较好地被满足。然而，我国至今仍然是城乡二元金融格局，农村金融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金融发展，金融抑制在农村还很普遍，农村金融市场体系还很不完善,农业和农村领域所获得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2。资金投入数量不足和结构失衡是制约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为了更好地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在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和财政支农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家围绕农村金融和财政支农方面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和数次改革。农村金融改革推动了农村金融的发展，并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金融改革很难解决农村金融市场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抵押物缺乏、特质性成本与风险和非生产性借贷等问题。特别是在财政支农体系不完善和财政支农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农村金融承担了大量本应由财政承担的职能，农村金融机构的盈利性目标与支农目标严重冲突，导致其无法实现可持续经营，因此也就很难完成服务“三农”的重任。因此，只有充分尊重市场作用，同时财政充分履行支农的职能,才能优化农村金融发展环境，并建立适合于农业和农村特点的金融体系，最终彻底摆脱农村经济发展的融资瓶颈。
农村金融、财政支农及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焦点。在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姚耀军对中国农村1978-2002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5。曹协和通过对1978-2006年的数据分析得出农村金融发展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的结论63。然而，同样有许多研究表明，农村金融并没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温涛等利用1952-2002年数据研究证实了农村金融发展不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67。温涛、王煜宇运用1952-2002年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显示，农业贷款的增长没有成为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重要资源要素68。余新平等运用1978-2008年的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农村贷款与农民收入增长为负向关系。
在财政支农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姚耀军和丕禅运用1978-2001年的有关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证明农业财政支出不是农业GDP的原因10。丁学东、张岩松基于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认为，公共财政覆盖的范围特别是覆盖的力度远远不能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实际相适应11。与以上研究的结论相反，李焕彰、钱忠好利用1986-2000年的数据研究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增长与农业产出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但同时认为，农业公共产品投入不足极大地制约着中国农业可持续增长的潜力63。沈坤荣、张璟则运用1978-2004年的数据对农村公共支出、农民收入增长以及城乡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国家财政的农村支出对农民收入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公共支出的管理和运用效率低下，其作用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并认为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将农村公共支出政策与金融政策相结合，提高资金的运用效率612。
分析上述文献可以发现，从农村金融方面来看，学者们关于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还存在较大的分歧。从财政支农方面来看，虽然学者们对财政支农的低效率观点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就财政支农对农村经济发展究竟是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还存在严重的分歧。而且，在如何提高农村资金的运用效率方面，虽然沈坤荣、张璟提出应采取财政支出政策与金融政策相结合，但是并没有给出实证检验的支持。综合来看，已有研究大都从较长期的历史周期考察农村金融和财政对农村经济发展的绩效。
值得深思的是，有相当多的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农村金融和财政支农未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甚至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然而，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如果作为农村经济核心的农村金融和财政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没有起到作用或者起到了反作用，那么目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成就又怎会取得呢?本文认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成就必然包含农村金融和财政支农的贡献。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考察较长历史周期的农村金融或财政支农绩效容易忽视制度变迁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实际上，中国经济体制，特别是农村金融体制并非是长期稳定的，而是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
那么，依据长周期数据样本的整体研究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某一阶段的农村金融和财政对农村经济的作用，更不利于检验和评价该阶段所实行政策的效果。另一方面，大多数文献是分别研究农村金融和财政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这并不符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供求实际。农村经济发展既有农村金融的信贷资金，还有国家对农村的财政投入。需要注意的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未理顺，这导致了农村金融和财政关系的扭曲。谢平和徐忠的研究结论显示,贫困地区公共财政未能发挥其应用的作用，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无法建立，将农村金融机构作为支农的工具，进一步扭曲了农村的金融体制。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六十多年来的农村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综合研究了农村金融和财政支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效应，依据中国整体经济改革进程及农村金融发展实际，将1952-2012年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历程以1978年和1994年为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阶段①，第—阶段是1952-1977年，农村金融体系初建阶段，这个时期农村金融的特点是依附于国家财政，银行是财政的附属部门。第二阶段是1978-1993年，农村金融体系恢复与发展阶段，这个时期农村金融的特点是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混合的农村金融体系。第三阶段是1994-2012年，农村金融体系完善与创新阶段，这个时期的农村金融为了适应中国经济改革开始了市场化改革，构建了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三位一体的农村金融体系，同时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为标志，农村金融增量改革逐步实施。
本文与已有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区别：第将研究的周期分为三个样本区间，在保证了长周期的同时，通过分阶段研究将中国经济改革和农村金融发展的制度变量引入分析,可以比较不同制度环境下的农村金融和财政支农绩效,所得出结论更加稳健、政策更有针对性。第二，综合考虑了农村金融和财政支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着手深入分析了农村金融与财政的关系,分析视角更为全面。
二、农村金融、财政支农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
(一)农村金融、财政支农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备受瞩目，是因为其影响不仅在于农村经济，更关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其转型升级。诺斯曾深刻指出：“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M。从长期来看，决定金融和财政与农村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制度。因此，从制度方面分析农村金融、财政支农与农村经济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六十多年来，中国农村金融和财政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过程，而这种制度变迁并非完全内生于农村经济发展本身，而主要是国家发展战略使然。各个时期的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了相应的发展目标，进而决定了农村金融和财政支农的绩效，也深刻影响了农村金融、财政支农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新中国建立之后，重工业优先发展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农村经济发展很难成为国有金融机构经营的主要目标。为了保障农村资金输送到城市支持重工业发展，国家垄断了金融业,并压制民间金融的发展。这种情况下，国有金融机构成为从农业和农村向工业和城市输送经济剩余的工具。改革开放之后，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金融制度进行了初步改革，银行正式从财政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组织系统，开始强调要发挥银行的作用。中国农业银行的恢复，标志着农村金融体系的重建。随着中国农业银行在农村设立分支机构，其他专业银行的分支机构也纷纷延伸到农村，农村金融体系呈现多元化。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农村信贷规模大幅提高，特别是乡镇企业贷款增长最为迅速，对于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虽然农村率先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帷幕，但是由于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并没有根本改变，经济改革的重心很快由农村转向了城市。为了支持不具有自生能力的重型国有企业发展和改革，国家仍然有足够的动力从农村吸取金融资源到城市。在政府几乎垄断金融资源的情况下，为了动员更多的资源支持城市和工业部门改革,政府倾向于运用金融工具将大量的农村资金输送到城市，以支持城市建设和国企改革,造成了农村资金的大量外流。由于政府对农村经济和金融活动的管制和压抑,加之农业经营的分散化程度高和收益低等特点，导致农村金融机构在向农村和农业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方面缺乏动力和效率。在财政方面，同样是由于工业化积累资金和国家提供财政收入的需要，国家依靠农业税和“剪刀差”的制度安排从农村汲取了大量资金。国家对农村的财政投入远远小于从农村获取的财政剩余。正如陈锡文等指出“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财政分配体制，可以明显地看到我们长期走过的是一条城乡分割、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道路”。
由于国家不断从农村抽取资源，致使农村经济发展迟缓，农民负担问题严重,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势必危及农村的稳定甚至国家的长治久安。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式，国家改变了原来的发展战略，逐步调整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三农”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成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因此，国家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的资金支持力度，制度安排的总体思路由‘‘多取少予”向“少取多予”转变。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开启了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之路。农村金融和财政制度必然随之变革。农村金融初步确立了市场化改革方向。在制度安排上，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相互分离。按照这一安排，国有商业银行主要从事商业性金融业务;农村信用社从中国农业银行分离出来，实行自主经营;成立专门为农业和农村提供资金支持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一分离出原来的中国农业银行的政策性金融业务。政策性金融通过开展农产品收购对农业和农村进行资金支持，维持了农产品价格，支持了农业生产，对农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使农民受益很大。这次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原本可以成为改善农村融资环境的良好机会，但事与愿违，大量国有金融机构撤出农村,农村金融机构严重萎缩。普遍的观点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资金的城乡收益率差异、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和农村产权的不完善等。
这些只是解释了农村金融无法有效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表面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主要由政府主导,及其所致的‘‘路径依赖”。实际上，考察中国整体金融改革就会发现，农村金融改革是城市金融改革在农村的延伸，主要是在已有金融机构基础上的自我完善。中国农村金融并非内生于农村经济17,其发展是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18。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改革因缺乏市场的参与而没有形成有效的金融供给，无法满足农村的金融需求,使农村金融失去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与农村金融改革一道，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同样促使农村财政制度的变革。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这项改革内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按事权划分支出，按税种划分收入，建立税收返还制度，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分税制改革大幅提高了中央的财政收入，但是显著降低了地方的财政收入，严重削弱了地方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的能力和积极性，结果不但造成农村公共品投入严重不足，而且为了维持县乡政府的财政开支，农村乱收费现象层出不穷，加重了农民负担。加之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困境重重，农民收入持续恶化。农民负担问题不再只是个经济问题,而是演化为影响农村稳定的社会问题&6。基于这样的背景，国家开展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直至实施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政策。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和调整了一系列税费项目，并精简了乡镇机构压缩了人员。农村税费改革的制度设计对于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基层政府机构改革和改善干群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金融；实体经济：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13）04-0019-05
一、引言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实体经济始终是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金融的经济核心地位判断源于其为经济服务的神经中枢作用。实体经济是指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其由成本和技术支撑定价（毛克贞，王超，2011）：反之，虚拟经济的运作则是直接以分配和交换的产生增值，以资本化定价方式为基础（赵朋。2011）。纵观全球金融的发展进程，几乎历次金融危机都是由金融体系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所致：一旦國民经济运行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处置不当引发实体产业萎缩，虚拟经济就会缺乏发展根基进而诱发经济大衰退、金融危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看，金融支持对于实体经济发展不可或缺。
近几十年我國金融业的高度集聚快速发展得益于实体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一直存在。从某种程度上也掩盖了國民经济之本在于实体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这一本原。当前我國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的攻坚时期，经济运行总体态势平稳，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失衡、实体产业发展空心化问题突出，面对全球经济恢复发展不确定性以及國内经济转型中过剩产能调整压力不断增加的环境。防止产业出现空心化，本文由我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状出发，指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针对性、有效性不足的原因，统筹强化金融市场建设、优化金融信贷政策、引导金融资源投向、加大金融产品创新、规范民间金融发展、建立绩效考核机制等多个方面，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性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
二、我國实体经济企稳回转基础不牢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國内经济进入转型期，虽然短期通胀的风险尚不明显，但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脱节，金融资本“脱实向虚”问题突出，实体经济的反弹基础并不牢固，实体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一）实体经济整体效益水平欠佳
國际金融危机以来，受到价格因素的下拉作用影响，國内实体经济发展面临成本增加、费用增长、产能过剩、资金断裂等严峻挑战，造成企业利润下行，尤其是大部分处于低端产业链条上的中小企业纷纷遭遇资金困境、订单荒、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持续上升的发展困境。一方面，实体经济产量及价值增速回落。2012年全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0%，增速比上年回落3.9个百分点；分产品看，全年471种工业产品中有345种产品产量比上年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达到98.0%，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相对于金融产业盈利增速，实体经济利润增长缓慢。2012年全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55578亿元，同比增长5.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915915亿元，同比增长11%；但相对于商业银行全年同比增长18.9%，累计1.24万亿元的净利润收入而言，实体经济盈利水平与增速并不理想。在资产泡沫快速膨胀和高通胀蔓延的双重作用下，实体企业的发展出现一定意义上的萎缩，形成产业空心化格局。
（二）生产要素减退引发产业空心
实体经济的发展是资源、劳动力、资本投入、技术、管理、企业融资能力等多种要素共同推动的结果。在资产泡沫和高通胀率的双重挤压。实体企业发展的要素流失，引发实体产业空心。一方面，由于资源瓶颈约束、用工成本增大，资源产品的价格节节攀升、劳动力选择机会日益增多，使企业的投入成本高涨，实体经济投资回落显著。根据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12月，企业投资增长处于十年来的历史低位：第一产业投资增速比1-10月份回落1.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投资增速比1-10月份回落0.8个百分点，其中，采矿业增速回落2.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速回落0.3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速回落2.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不足，产业雷同化、模仿化现象严重，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遭遇创新转型资源不足的发展困境，金融资本日益脱离实体产业，生产资本流出大于投入，实体经济整体表现较为平淡、实体企业在证券、金融市场的融资能力减弱，使得企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预期下降。
（三）虚拟经济挤占资本投向实体
持续紧缩的信贷政策经济环境下，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资金增量相对减少，原本稀缺的信贷资本使用成本进一步升高。实体经济资金供应紧张；本身处于议价主导地位的商业银行资金供给使得处于议价低位的实体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更加难以在银行得到资金支持，造成民间金融成为相当部分企业的融资来源。据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國“银子银行”的规模约在27.88万亿左右。占2012年GDP比重的53.68%；民间投资增速为27.3%，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0.2%；大量“游资”和“热钱”游离实体经济充斥虚拟经济，金融资金大量从实体领域转向投资领域和投机领域。使虚拟经济的发展缺乏进一步拓展的根基；此外，一旦资金链断裂，则造成破产、跑路等危机事件引发系列的社会问题，进而可能蚕食实体经济，影响整个市场的运行。
（四）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现象渐现
近年来，在虚拟经济投资时限短、高回报率的特征诱导下，我國大量的实体企业纷纷离开实体经济市场，投向债券市场、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等高回报、高风险为特征的虚拟经济领域。使得大量的资金流入以房地产、期货、贵金属为代表的虚拟市场，通过炒作、投机、市场运作等形式赚取了丰厚的利润。“脱实向虚”现象逐渐显现。虽然“脱实向虚”是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作用所致。但却隐藏着较大的市场风险。以我國温州地区百强企业为例，除2家房地产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其他40多家制造业企业，均涉足了房地产开发领域。更有甚者。实体经济企业将企业、项目作为融资平台，以此获得大量信贷资金，转而投资房地产、民间金融等虚拟行业。
三、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有效性不足的原因
自全國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一命题，各地也陆续将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纳入金融产业框架内；但由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自身存在固有的弱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和方式尚待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以及举措落实不到位等诸多问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性亟需提高。
（一）实体利润空间缩小削弱支持动力
随着原材料、劳动力以及资金等成本的压力不断增大带来的企业利润空间缩小，部分实体企业不得已向资源丰富、成本低廉的欠发达地区迁移，致使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产业结构失衡、畸形发展。在温州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制鞋业曾经有6000家之多，而当前数量跌至了2000家，部分强实力品牌企业已经在转移生产基地，影响当地金融资本投资方向与意愿。另一方面，由于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有限、成本较高、产出周期偏长，企业缺少产品研发、科技创新动力，进而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利益的驱动使得实体经济领域的资本流入虚拟经济，实体经济资本“脱实向虚”。从2006年开始，随着國内房价的快速上涨，房地产行业毛利率急剧上升，突破30%，近两年来更一直维持在35%以上：与此同时，制造业毛利率却持续下降，到2009年仅为18.7%，与房地产的毛利率差距扩大至18个百分点，促使金融资本脱离实体企业投向房产领域。
（二）虚拟经济高回报率诱导资金投入
虚拟经济的高收益、高回报诱导大量的金融资源流出实体经济，财务杠杆和高利贷的盛行催生经济活动中的投机性质的经济行为，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失衡，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增长信心不足，金融资本开始脱离实体经济进行行业内部自我投资增值，造成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恶性循环。以房地产基金为例，据研究数据显示，2012年共计94支私募房地产投资基金完成募集，相较于去年的67支增幅明显，相比之下新募房地产基金的金额的增幅则不那么显著，90支披露金额的房地产基金共计募资59.55亿美元，同比仅增长1.6%；可见，社会资本对以房地产业为代表的虚拟资本的预期收益远超出一般的心理预期。而此市场行为由虚拟经济高回报率所诱导，具体如图2。
（三）金融政策缺位导致金融支持不足
依据破窗理论，相关配套政策的缺失直接影响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整体功效的发挥。一方面，目前金融支持主要倾向于高端产业链条以及核心企业的金融需求，而处于低端产业链条以及狭小市场的中小企业融资来源单一。影响金融支持作用的扩大：而且此类实体经济又具有一定风险，金融支持动力不足。同时，与金融支持相关财政政策改革、信用环境等也制约金融支持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尽管國家已出台多项推进金融支持策略，但部分地区信贷倾斜政策未有效落实，对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支持政策缺少规范。另外。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正规金融支持不足导致民间闲散资金投资渠道不畅，高利贷盛行，引发有限的金融资本的逆向配置问题。
（四）金融体制制约实体经济融资能力
从信贷规模看，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的进程中。金融体制制约实体经济融资能力的不足，具体表现为商业金融机构参与力度不足及民间资金未有效参与。由于自身基本信贷条件不足以及相关的信贷配套抵押、担保、信用评级等制度不完善，中小企业面临从正规金融体系融资难、融资成本高、融资结构单一等系列问题。而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不畅，导致闲散于民间的资金难以有效合法的参与实体经济运营发展之中。资金价格双轨制条件下。大量游离于监管体系边缘的民间资本趋利流向高风险、高收益的虚拟经济。造成严重的资源错配与浪费。而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多样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从融资结构看，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失衡。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在实体经济融资结构占据绝对高的比例，而國内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不发达，导致实体经济发展过分依赖间接融资，导致市场机制配置金融资源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弱化，而企业财务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过多集中于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之中，进而增大整个金融系统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主动性与脆弱性。
（五）民众投资的风险偏好倾向于高收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國内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國内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社会中依靠虚拟经济短期内的暴富行为普遍，民众对于“盈利”行为的追逐愈发强烈。经济生活中的浮躁心态和急功近利行为使得多数社会人在高额的资本投资回报面前忽视背后的高风险性本质。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民众的市场化意识、快速致富的意识也改变着诚实经营，合法守信的传统理念，浮躁心理在经济社会生活中蔓延。另一方面，中國的企业家精神正在逐步衰退，彼得·德鲁克提出企业家精神中最主要的是创新，而创新是企业家艰苦工作的结果。我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产业雷同、产品雷同、恶意竞争、模仿成风等怪象严重侵蚀着企业发展的根基，引发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的恶性循环。
四、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有效性的建议
在我國转型升级的重要攻坚时期，深度把握國家金融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通过强化金融市场建设、优化金融信贷政策、引导金融资源投向、加大金融产品创新、规范民间金融发展、建立成效考核体系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统筹，确保社会资金切实投入并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增强金融政策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性，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转型，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迫切举措。
（一）强化金融市场机制
金融体系是一个经济体中资金流动的基本框架，是各种金融资产、各方市场参与者、各类交易方式和政府金融监管形式的综合体，其本身就是上述各组成部分的相互适应与协调：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保证与实体经济的适应与协调。因为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作用并非中性，其作用的发挥取决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适应效率。一方面。从政策体制着手真正意义上放宽金融市场准入实现对内对外开放，不因权力集中度、经济实力、经济地位的差异而形成某种等级差别。从宏观调控人手。通过政策杠杆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建立与國际接轨的规范化市场金融，借鉴國际金融市场体制改革的要点，新建一套既符合國情又适应國际环境的市场金融环境与金融体制。
（二）优化金融信贷政策
根据國家产业政策导向以及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优化调整现有的实体经济金融支持政策，提高信贷政策的适用性。围绕区域集聚性产业发展特色，根据实体经济发展实际，逐步出台差异化的金融支持政策：在产业项目准入、客户准入、分类管理、资金定价、风险防控上实施差异化要求。同时根据资金经营周期性特点，加强资金账户监管。确保回笼资金及时归还，并做好贷后检查，提高风险预警前瞻性，有效防范信贷风险。
（三）引导金融资源投向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一个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金融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的过程。因此，在商业化经营的原则下，不能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主体实施单一粗放对待。而应该择优支持实体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第一，坚持商业经营、风险可控的原则，强化客户准入条件和其他要求，采取联户营销，批量开发的策略，发挥平台金融服务优势，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工程以及区域集聚发展产业区。培育现代物流业，大力支持文化产业、科技新兴、能源产业。优先重点特定产业链条上的实体经济向专业化、规模化、组织化发展，以期所支持的实体经济产业要能够带动上下游实体经济产业链条上大量中小企业企业成长壮大。第二，根据我國实体经济发展的地域非均衡性特点，结合地区经济发展定位以及前景等。结合國家产业政策导向与梯度发展规划。在东部沿海地区，重点支持國家战略产业，做大金融支持总量：在东西部地区。重点支持完善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升狭小市场以及产业末端中小企业发展实力。第三。建立中國金融资本投向的跟踪警示制度，可包括金融资本投向领域的跟踪、资金流量的定期监测、以及实体经济要素缺失状态警示等。在弄清金融资本投向的基础上。对资金的流量进行定期监测，以准确的把握金融资本量的流动情况，通过筛选和分析各种实体企业的运行状况，向社会实体经济要素缺失状态警示通告。
（四）加大金融产品创新
在金融总体布局、融资规模、融资结构中合理权衡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重和规模，适当支持实体经济通过股权、债权、金融衍生渠道融资。从商业银行看，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在做好原有金融产品推广适用工作的同时，还需要针对新兴产业主体进一步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围绕实体经济群体所处的行业特点、市场特点，确定合理的服务价格和盈利空间，规范收费，立足于产品使用对象、贷款用途以及信贷额度等要素设计满足客户群体的一揽子信贷需求。从债券市场来看，为改善实体经济偏重于间接融资的状况，增加企业直接融资手段。应加速债券市场产品创新，设计适应特定实体经济企业融资需求特点的中企业短期融资券、公司债和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直接融资渠道。从股票市场看。有重点、有针对性的选择经济活跃地区中有基础的行业引导企业走向中小企业板、创业板等渠道，保持较高的扩容速度，满足有条件企业的融资需求。从衍生品市场看，于实体经济中大力推广我國已推出的利率衍生品、汇率衍生品、股票衍生品、权证、股指期货以及商品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并继续推进衍生品的品种和业务创新。推进基础资产金融化。
（五）规范民间金融发展
我國经济独特的资金“双轨制”定价体制下。由于中國银行业内部缺乏市场性和竞争性。加之政府部门对利率的严格监管。致使企业经营状况与银行业之间一定程度的脱节，造成了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利率水平差别数倍以上。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性，一方面就要继续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形成以SHIBOR为唯一基准利率下的市场定价机制，加快资金价格双轨制的并轨，进一步扩大存贷款利率的上下浮空间，给予银行机构更多的定价权，给予实体企业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要遵循市场经济最一般的价值规律，将银行信贷增长控制在适度水平上，保持一定比例的民间资金配置与实体经济利润相挂钩，制定联动性的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定价机制。引导资金供给主体实行差别化定价机制支持实体经济，根据实体经济所属的行业类别与利润空间实际，在一定范围内界定融资标准。
（六）建立绩效考核体系
首先，完善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保障制度。设立促实体经济发展的最低保证金，存入央行账户，一旦某一金融机构发生资金大量脱离实体经济，实体企业出现由融资困难导致的经营困难，则没收保证金并按制度的要求追究金融机构责任。其次。变革央行对商业银行的考核机制，修订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贷款余额等纯经济指标考察银行效益的机制，建立促实体经济发展成效、银行资金投向、实体产业效益与银行利润双增长的多指标考核机制。再者，建立金融体系促实体经济发展的评价制度，按照考核、评价的结果对未按制度要求的金融行为给予相应惩戒，并及时向社会公示。
五、结束语
实体经济的稳企回转是國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在國民经济转型发展的攻坚时期，大量金融资本投向虚拟经济领域，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失衡，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性。通过对國内实体经济发展的现状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不足、成效不佳主要源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自身存在固有的弱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方式、政策以及举措落实不到位等诸多问题：通过强化金融市场建设、优化金融信贷政策、引导金融资源投向、加大金融产品创新、规范民间金融发展、建立成效考核体系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统筹，切实保证金融资本投入并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增强金融政策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性，推进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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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经济学；课程定位；内容设置
一、引言
金融学是学习和研究金融问题的学科，金融经济学（financialeconomics）则是金融学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作为微观金融基础理论课的金融经济学，不仅为微观金融相关课程提供分析方法、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也能够为学生提供有关微观金融运行逻辑和方法的训练。鉴于金融经济学所涉及内容在微观金融中对金融市场均衡及资产定价研究的方法论、逻辑思维和基本模型的重要性，在金融市场、证券投资和金融工程等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体系中，目前国内外大学均将《金融经济学》作为研究生的一门重要的主干课程进行设置，国外如麻省理工学院、加州伯克利大学、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等都非常重视此课程的教学。国内的一些重点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也在本科和研究生的培养中引进了《金融经济学》课程。
二、高校本科开设《金融经济学》课程的必要性
虽然国内部分高校商学院、金融学院或经济学院已经开设了研究生阶段的金融经济学课程，但在本科阶段开设金融经济学的高校仍相对较少。为了使学生能够较为系统了解和掌握微观金融方面的研究进展和理论基础，非常有必要在金融学专业本科阶段开设《金融经济学》课程，具体有这样两个方面原因：
（一）顺应金融微观化趋势
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金融理论从对货币需求动机、货币需求函数等宏观抽象理论描述转向了实证化、微观化研究，其成果包括资产组合理论、金融衍生工具定价理论、风险管理技术等，使得金融业完成了从单纯为生产与流通服务的货币与信用，向为社会提供各种金融产品、各种金融服务的独立的现代金融产业的转化，业务范围涵盖了货币、信用、票据、证券、保险、信息咨询、家庭理财等多个领域，并且呈现出全球化、网络化和工程化趋势，产业地位迅速上升。
金融经济学是现代金融的理论核心，主要研究微观经济主体（个人与公司）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金融决策行为及其结果，是一门分析金融市场均衡机制的具有较强理论性的金融学专业基础课。金融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是无套利假设和一般经济均衡框架，所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在不确定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对金融资产定价，其核心理论包括资产定价基本定理、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理论、市场有效性理论、利率期限结构等都是这一框架中的组成部分。根据金融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其研究的核心内容是金融市场的均衡机制，除了研究传统的一般经济均衡框架（竞争均衡机制）外，金融经济学更注重研究无套利均衡机制，这是金融市场特有的均衡机制，因此《金融经济学》既包含一般均衡定价机制的内容，也包含金融市场的特殊均衡机制即无风险套利均衡机制的内容。因此，开设《金融经济学》课程顺应了这种微观化的金融发展方向。
（二）顺应我国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单一的精英型体系向大众型、精英型等多样化人才培养体系的转变，我国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就推出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此，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九所学校于1994年共同承担了《面向21世纪金融学系列课程主要教学内容改革研究和实践》的教改项目。
2000年，复旦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又共同承担了《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在原有《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等宏观金融课程的基础上，增加投资学、金融中介学、公司财务学和金融工程等微观金融方面的课程，为学生搭建了全面的宏微观金融知识架构。而《金融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内容则较为系统和完整地总结了微观金融的理论基础。从总体研究框架来看，金融经济学是从个体效用最大化出发，通过对市场上的经济主体的最优化投融资行为以及资本市场的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分析，考察跨期资源配置的一般制度安排方法和相应的效率问题。因此，对《金融经济学》课程的学习有助于金融专业本科生总体上了解和掌握现代微观金融体系的理论，同时，对基础理论内容的了解也有助于为今后学习和研究开拓思路和视角。
三、《金融经济学》的课程定位
（一）金融经济学与货币经济学的关系
以前在国内，经济金融学界常常将金融经济学与货币经济学相混淆。在西方金融学的教学体系中，金融经济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经济学包括资本市场理论、公司财务理论，以及研究方法方面的内容，如数理金融学、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而狭义的金融经济学则着重讨论金融市场的均衡建立机制，其核心是资产定价。所以，金融经济学提供的是金融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而货币经济学讨论货币、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侧重于比较宏观的层面，二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
从更为广义的角度看，金融学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应该既包括金融经济学，也包括货币经济学。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1表示。
货币经济学讨论的核心问题是货币和信用的创造与控制，金融经济学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按时间和风险两个维度优化配置资源。国内原有金融学科的货币银行学，主要讲述的内容属于货币经济学，但如果把商业银行管理也算在内的话，就也含有金融经济学的内容。所有与金融有关的经济活动都需要银行系统提供流动性。所谓流动性，粗略地讲是指资产迅速地、低成本地转变成现金的能力。因此，金融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已有的研究成果还未能给出清晰的解释。
（二）金融经济学与金融学其他课程的关系
一般金融专业本科生阶段都开设了《公司财务》和《投资学》课程，这两门微观金融方面的专业课与《金融经济学》课程的内容存在一定的交叉，如涉及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理论和利率期限结构等方面时，这三门课程均有一定篇幅的介绍。
《金融经济学》是其他微观金融课程的基础，微观金融课程体系的关系可以用图2来表示，《金融经济学》为后续的专业课程《投资学》和《公司财务》两个领域提供理论基础。
虽然《金融经济学》和金融专业其他相关课程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容重合部分，但作为专业基础课的《金融经济学》与《公司财务》、《投资学》等专业课程的区别仍然是十分明显的。
《公司财务》课程更为关注作为个体的公司财务方面的分析，这和会计类课程紧密联系，其内容与财务报表分析问题紧密结合，对于相关的基础理论往往只是简单介绍，其重点在于讲授如何通过计算最低资本成本，找到最优资本结构等内容，主要的理论基础是M-M定理。
《投资学》课程着重介绍和阐述个人、机构等经济主体的有限资源如何分配到诸如股票、国债、不动产等（金融）资产上，以获得合理的现金流量和风险收益率。其核心内容就是以效用最大化准则为指导，获得经济个体财富配置的最优均衡解。这就主要应用了金融经济学当中的投资组合理论，着重介绍有效市场假说和CAPM模型等，在教学中尤其关注实践过程中的具体操作方法，而这些实践内容的基础则正是金融经济学所包括的理论内容。
至于本科高年级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的《金融工程学》则尤为侧重对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品设计方面的介绍和研究，而这一阶段的知识更是需要金融经济学方面的基础、方法和基本工具的支持才能较为顺利地接收和理解。
四、《金融经济学》的内容设置
总体上，金融经济学是一门研究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科学，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作为配置资源主要手段的市场机制是否还能完全引导不同的经济主体（个人、机构、企业和政府等）在参与金融活动中所做的决策。它在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内发展了金融理论的主要思想，并以此思想来观察金融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和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从中探索金融交易过程中所蕴含的经济学的普遍规律。
（一）《金融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金融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是无套利均衡分析方法。无套利均衡分析是现代金融学发展中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这一方法最早体现在Modigliani和Miller研究企业资本结构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成果中，是金融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对后来人们研究金融学问题提供了一项重要的研究工具和方法。该方法继承了经济学的一般经济均衡思想，并将其在金融领域中作了重大发展，使得现代金融学在研究方法上从传统的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经济学供求均衡分析并不能完全指导金融学研究中的思想和分析方法，由于金融产品近乎完全的可替代性，投资者往往并不用关注所谓的绝对市场均衡价格，而只是需要知道特定的资产价格之间是否存在合理的相对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到不存在套利机会的无套利相对价格。因此，在金融经济学具体内容的讲授过程中，要注意应用无套利思想和无套利分析方法，尤其是有关金融产品定价问题方面更是应该采用相对价格分析的无套利思想，为学生今后的学习和研究打好思想基础。
（二）《金融经济学》的教学内容设置
具体来说，金融经济学课程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现代微观金融中的均衡与套利、金融产品的风险和投资者的风险态度以及效用决策方法、单期风险配置和跨期风险配置、最优投资组合、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有效市场假说和期权定价模型等内容：还包括了以上理论所依托的金融市场均衡机制及定价方法等基础内容。
除此之外，在金融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还应当增加一些前沿内容的讲授，比如行为金融。经典金融理论在“理性人”假设下研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MM理论与有效资本市场理论等。然而，基于“理性”框架下的研究常常受到各种行为异象的挑战，由此重构了现代金融的“有限理性”假说，使得基于“非理性”范式研究投资者行为决策的行为金融发挥了较强的解释作用。由于行为金融关注投资者和管理者的认知偏差和情绪偏好等非理对投资者资本配置行为和资本市场反应等方面的影响，拓展了现代金融领域的研究，因而，行为金融不仅应包含在金融经济学课程体系之中，而且由于其前沿性特征更应成为该课程的核心内容。
（三）《金融经济学》的教学方式
鉴于金融经济学理论性与应用性并重的特点，在教学方式上应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一方面，教师在理论讲授过程中注意该课程和投资学、公司财务等各门课程知识点的融会贯通，尤其是在本科生阶段更应该着重于学生对现有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而不必过于强调学生的科研创新能色彩。另一方面，由于金融经济学涉及到一些金融风险识别和计量方面的内容，因此，在教学方法上，除了课堂的理论讲授和分析之外，还可以补充一些上机的实验课程，培养学生对相关计量软件的实践应用能力。通过实践课程和适当的金融计量应用教学可以提高课程讲授的趣味性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能够结合现实情况培养学生对现实问题的分析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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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伍琴.微观金融类课程整合及教学方法改革——以地方性大学金融学专业为例[J].宁波大学学报，2012（4）：1-4.
关键词：成渝经济区；开发性金融；SWOT分析；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F83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2-0074-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2.18
成渝经济区作为我国重要的人口、城镇和产业集聚区，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已经成为西部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对西部地区拉动内需和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渝经济区发展在新十年西部大开发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也面临着重大基础设施亟待加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生态环境保障安全诸多挑战，这些挑战对投资资金的规模和结构要求我们突破传统的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方式，努力拓展融资新渠道和探索融资新模式。
开发性金融是现代金融弥补制度缺损和市场失灵而创新的一种金融形态。开发性金融依托国家信用并与市场原理相结合，通过政府和市场共同融资，在达成实体经济发展发展目标的同时可以完善投融资体制机制和金融市场建设，而后者更有助于国家或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1]。截至2009年10月，开发性金融机构累计向西部12省市提供人民币贷款1.26万亿元，其中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等项目及其配套工程建设比重超过85%，这些领域恰是成渝经济区未来着重发展或是亟待突破的领域。因此，坚持开发性金融定位，既契合政府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和目标，也适应市场化改革发展的方向。
一、开发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分析
20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核心在于对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做出了全面规范的解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Marco.Pagano（1993）提出的AK模型，该模型指出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三种路径：一是有效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提高稳态经济增长率；二是金融发展增加储蓄吸收，提高储蓄率；三是提高资本产出效率[2]。
开发性金融作为金融理论的分支，首先遵循基本的“金融—资金—资本—经济增长”传导机制。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率是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开发性金融中长期信贷资金的投放带来资本存量的积累，构成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而技术进步也往往内涵于资本之中并经由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第二，开发性金融区别于传统的金融形式，通过体制机制和制度建设，培育市场主体，规范市场行为，增强市场主体信用意识和信用能力，拓展资本形成渠道，相当于Marco.Pagano提出的第二种路径[3]。资本形成能力不足是欠发达经济的普遍特质。因此，开发性金融更多的是遵循“金融—市场（制度）—资金—资本—经济增长”传导机制，通过在市场尚未形成、市场发育不足或市场失灵的领域完善制度建设，以融资为杠杆，通过政府协调，对项目法人进行孵化、培育、完善、考核，将财政融资、信贷融资和证券融资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培育壮大各类型市场主体并通过它们促进资本集聚和形成。第三，开发性金融、资本市场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有效地弥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缺陷，促进了金融市场、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的发展。多层次投融资主体的构建大大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使得资金供给方能够最大限度地优化资金配置并保持充分的流动性，也使得资金需求方能够得到足够的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和技术革新，从而提高了储蓄—投资的转化比率以及资本的产出效率（见图1），进而影响到资本形成能力、技术创新、社会利润率及稳态的经济增长率[4]。
二、成渝经济区投融资环境SWOT分析
（一）优势
1.工业基础较强，产业集群逐渐成型。成渝经济区工业门类齐全，综合配套能力强，工业总产值分别占西部和川渝地区的29%和90%，形成了以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能源化工、冶金建材、电子信息等为主导的工业体系。成渝经济区着力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依托产业园区和产业基地，建设因地制宜、优势特色、关联性强的产业集群，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现代产业基地。
2.区域金融要素市场活跃。重庆已经初步建立场外交易（OTC）市场、农村土地交易所、联合产权交易所、金融资产交易所等7大金融要素交易平台，这些交易市场都具有区域辐射功能，保证区域金融要素充分流动，从而有利于实现成渝经济区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
3.科技、人才资源位列西部前茅。自主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动力，人才是科技创新中最活跃的因素。成渝经济区科教实力较强，相对西部其它地区更加突出，拥有近200所独立科研和技术开发机构，占西部的1/4左右。成渝经济区以产业技术创新为重点，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建设为支撑，聚集创新人才为关键，基本形成了西部科技人才的高地。
（二）劣势
1.区域金融市场整体发展相对滞后。成渝经济区金融市场发展明显落后于实体经济增长步伐，相对于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经济区金融市场发展处于弱势地位。其一，金融体系尚不健全。金融机构中银行、证券、保险数量较多，创投、基金、信托公司等相对较少。其二，资本构成上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民间资本积累能力甚弱，外资、台港澳资本进入很少，东部资本西进尚较活跃。其三，经济区内部发展不均衡，部分地区（如三峡库区）金融体系脆弱，缺乏造血功能，加之金融人才缺乏，金融市场发展受到极大影响。
2.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尚需完善。其一，由于行政体制原因，非理性争夺影响了两地之间合作，而这种竞争更多地表现为“零和博弈”。其二，经济区内企业等经济组织发展的协调机制有待完善。国有企业、国防科技工业、中央企业等比重较大，产业同构现象严重，反映出成渝经济区工业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但也给经济区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带来一定阻碍，不利于区域内部产业分工与协作。
（三）重大机遇
1.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坚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发挥资源优势和生态安全屏障作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此外，中央扩大内需新增投资继续向西部地区倾斜，重点投向西部地区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领域，增加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
2.推进统筹城乡改革综合配套试验区先行先试。国务院批准重庆和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鼓励“双核”在推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建立覆盖城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管理体制，建立城乡公平化的公共服务保障体制和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机制以及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先行先试，通过尽可能扩大“三农”领域经济发展成果，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
3.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2010年，国务院提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指导意见，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步伐加快，重庆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获批，标志着成渝经济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迎来重大机遇。
（四）主要挑战
1.宏观经济政策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十二五”时期，国家将大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宏观经济政策将立足于扩大内需，货币政策逐步回归稳健。在加强对中小企业、“三农”、消费领域信贷支持的同时，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加强淘汰落后产能。
2.区域金融资源竞争压力大。随着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不断实施，区域间竞争愈演愈烈。沿海经济区，中部地区区域发展规划都明确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吸引区域内外金融机构布局，对金融资源的需求竞争十分激烈，成渝经济区投融资发展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3.政府性投融资平台的整顿和规范影响政府主导类投资。政府性投融资平台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直接融资不畅，间接融资渠道单一等问题。能否整合政府优质资源，利用市场化手段，建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长期有效的融资渠道，完善政府投融资体系，将对成渝经济区投融资产生重要影响。
三、开发性金融支持成渝经济区发展的实现路径
（一）开发性金融支持成渝经济区发展的战略重点
1.以开发性金融完善基础设施体系。基础设施建设是成渝经济区发展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投资大、周期长，开发性金融通过中长期信贷和发行债券，获取低成本融资，使资金来源具有长期性、集中性的特点，能够满足基础设施集中、大额、长期的融资需求。而且，通过大量、广泛的融资活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非系统性风险，内化了外部性，使商业性金融纷纷跟进，并在相关领域进行投资。
2.以开发性金融促进完善现代产业体系。成渝经济区内产业趋同问题严重，这为开发性金融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开发性金融机构应积极探索以重点项目、行业龙头企业为支撑的产业链融资模式，发挥“投贷债租”综合金融服务优势。重点支持国家和区域规划重点电力和能源项目，选择支持MDI、蛋氨酸等支柱产业项目，积极支持电子信息、民用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推动成渝经济区建成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具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基地。
3.以开发性金融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以统筹城乡改革综合配套试验区建设为机遇，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进程中给予开发性金融准确的定位。遵循“统筹兼顾，科学规划”的原则，通过对“三农”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县域的贷款支持或者联合地方商业银行共同布局村镇银行加快推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快公共服务网络建设等。
4.以开发性金融推动民生工程建设。通过建立投融资平台，完善治理机构建设、法人建设和信用建设，改善融资平台的财务状况，提高融资和筹资能力，使其逐步具有发债、信托以及上市融资能力，为保障房建设以及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筹集大量资金。
5.以开发性金融保障生态环境优化。成渝经济区部分地区属于长江上游流域，又包含三峡库区，生态环境领域的综合开发与治理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区域、产业、生态、社会的重新优化布局，需要大量资金保障。开发性金融通过设立投资基金，可以引导商业性金融和民间资本介入生态工程建设，并适时逐步退出，在保持后续跟踪的同时为下一阶段做好投资准备，形成科学合理的投资循环机制。
（二）开发性金融支持成渝经济区发展的政策路径
1.开拓多种融资途径，推进投融资体制机制完善。根据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发展目标，预计未来5年经济区的年均融资量仅靠成渝经济区自身财力根本难以满足需求。因此，成渝经济区发展要利用有限的财政资金撬动大量的社会资金，必须建立较为完善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开发性金融在这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优势。
积极开拓多种融资途径。继续用好间接融资，进一步增强投融资平台与银行的合作；加大直接投资力度，把利用资本市场平台作为推动投融资平台深化改革的基本路径，实现机制转换、上市融资、市场配置资源的目标；建立新型融资方式，通过信托产品、金融租赁、并购贷款等多种方式解决发展资金来源问题，最终建立起融资方式多元、投资主体多样、担保体系完善、社会信用良好的投融资体系。
与地方政府合力推动投融资体制建设和完善，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的融资优势和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运用市场化手段实现政府发展意图，促进各类融资平台的规范化发展，切实增强平台实力；坚持以融资平台为载体，充分发挥平台的项目孵化器和加速器作用，通过平台把政府的信用优势转化为项目优势和市场优势，使平台真正成为独立的、成熟的市场投融资主体[5]。地方政府应通过统一指导，发挥政府的组织协调作用，利用各种财税等政策，建立长效的政府投融资平台支持机制。通过注入优质资产、建立资本金补充机制、创新融资模式、建立退出机制等方式，改革已有投融资平台，提升管理能力，促进健康发展。通过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担保业、建立担保资金补充机制等方式，扩大担保空间，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建设。
2.建设中长期融资市场，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是打造成渝经济区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经济中心的基础，也是成渝经济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从发展前景看，未来成渝经济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会迎来新的高潮，开发性金融在成渝经济区大有作为。
坚持规划先行，整合政府资源。开发性金融支持成渝经济区基础设施建设，不仅给予贷款，更重要的是做好与经济区发展规划的衔接，促进区内资源整合，避免重复建设。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完善发展战略规划，包括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在此基础上围绕区域功能定位、交通体系以及综合配套措施提供融资支持。与此同时，积极落实投融资平台的责任和义务，做好具体项目的筛选、规划、核准等前期工作，加强项目和投资主体的统一规划和整体协调；进一步整合经济区政府资源，包括财政预算收入、国土基金等货币性资源以及土地等存量资产，盘活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增强经济区对土地供应的调控能力。
开发性金融作为政府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工具，通过资金运作主动开发建设市场，建立一种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长期资金支持的金融制度安排，这是深化成渝经济区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融资推动信用建设，孵化合格市场主体；建立市场化筹资机制，形成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创新城建大额贷款担保方式，实现还款资金来源市场化；建立长期稳定的风险控制机制，有效分散长期风险。
区分不同类型基础设施项目，建立资金回收机制。对于非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一方面要集中政府财力，扩大政府投资规模；另一方面要依托政府信用，积极利用开发性中长期融资。对于经营性的基础设施项目，应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出售、出租或一定时期内混合经营，以收回资金，支持新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实现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资—回收—再投资”，滚动发展的良性循环。对于在基础设施中占绝大多数的准经营性项目，需要进行资源整合，创新盈利模式，以吸引和带动各方面投资，形成投资回报机制。
3.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发挥开发性金融作用和比较优势，努力配合政府建设成渝经济区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结合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有计划地推动现代农业，工业主导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配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支持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产业基地建设，以及产业自主创新、兼并重组、技术改造项目，促进产业体系升级；积极开拓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节能减排、环保等领域，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实行分类指导，严格控制贷款总量，优化存量。
具体来说，一是要发挥开发性金融“投贷债租”综合金融服务优势，合理运用各类金融工具。发展股权投资和产业基金投资，大力支持产业技术创新和科技自主创新，积极培育科技创新型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成渝经济区建立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自身发展规律的区域技术创新体系；通过发放并购贷款，设立并购基金，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实现区内传统优势产业整合、升级和结构调整。充分发挥并购基金在调结构和促改革方面的价值，为企业兼并重组拓宽融资渠道。二是抓住国内外产业转移契机，做大区域内产业规模和提升产业层次，使区域内形成完备的产业分工配套体系和产业集群，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实现要素空间合理配置。努力推进成渝经济区在国家重大装配制造业、高技术产业、清洁能源、国防科研产业、优势农产品加工五大产业发展上的整合、配套、承接，形成区域产业发展共同体。三是努力提高经济区现代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完善农业服务体系。加快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运用现代金融工具将加工基地与农产品商品生产基地、现代农业园区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业产业向非农产业转变，使之形成附加值较高的综合性产业链。四是发挥开发性金融作用，支持发展高端生产业和生活业，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服务业。
4.着力支持民生领域，助推城乡统筹一体化。建立县域中小企业贷款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开发性金融支持中小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和“三农”等社会“瓶颈”领域，需要建立平台控制、风险分担的中小企业贷款模式。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把政府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行业协会和民间自助协会作为县域中小企业贷款的开发和管理平台，将开发性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机构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作为贷款管理平台，既能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和各类金融机构的网点及资金结算优势，又能形成一个贷款风险的有效管理体系，使政府、银行和中小企业共同分担风险。
整合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财政、金融、保险、资本市场等政策及资金资源，形成合力共同解决新农村建设担保难、贷款难问题。一是大力推进由政府协调组织，财政、农户以及企业共同出资的担保公司，扩大农村互助担保组织规模，为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和解决农业产业的弱质问题提供专业化的配套服务。二是积极探索实行订单担保、应收账款质押、公司为农户担保以及农业动产抵押等多元化担保方式，化解新农村建设融资“瓶颈”制约。
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新农村建设不同的资金需求。切实发挥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资金作为“种子资金”的带动作用，实行“政府选择项目入口、开发性金融孵化、实现市场出口”的融资机制，积极推行“微贷”等新型信贷品种，满足不同主体的信贷需求。对部分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大规模资金需求，利用银团贷款等形式，发挥金融群体合力，增强信贷供给能力。积极稳妥推进农户和小企业质押贷款业务试点，探索增加新的资金投入渠道，增加农村资金投入总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示范和放大作用，通过贴息、补助、担保和税收优惠等措施，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吸引更多的金融资金投向“三农”领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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