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研究范例(3篇)

民族史研究范文篇1

【关键词】初中历史民族关系史教学方法

对于民族关系史的教学过程而言，教师的教学引导方式一定要科学合理，这是学生能够以正确的视角看待各类历史问题以及历史事件的一个基础。在这部分知识的讲授中，教师要引导学生以正确的观念与态度看待各种民族问题，在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也不能够让学生产生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观念，只有做好两者间的平衡学生对于很多问题的认知才会更加透彻，这也是进行民族关系史教学的一个核心目标。

一、让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意识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首先要让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意识，这是一个重要的教学基础。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很有必要，但是教师一定要合理的把握那个教学尺度，如果在教师的煽动下学生形成了盲目且过度的民族自豪感，这并不是真正合理的教学引导方式，还会让学生对于很多问题产生错误认知。因此，实际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对于这一教学尺度的把握，要让学生清晰客观的理解各种史实，对于我们民族中的一些伟大的历史事件要感到自豪，但是，对于那些值得我们反思与思考的问题也应当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这才是民族关系史教学时教师应当有的基本观念，这也是促进教学目标更有效的实现的一个教学基础。

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意识时，教师可以使用对比的方法，将同一时期的中外民族进行对比，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例如，隋唐时期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同期的西方世界还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共存的阶段，而日本更是处在奴隶社会。通过同一历史时期的对比，使学生们充分认识中华民族，使他们能感觉到作为中华民族的自豪与骄傲，树立民族的自尊与自信。当然，在历史进程的长河中，我们的民族也并不是总是处于这种辉煌的时期，对于那些黑暗落后的时期也应当让学生有所认知，并且引导学生去积极进行反思，这才是让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意识应当有的教学模式。

二、让学生形成民族平等的基本观念

在进行民族关系史的教学时，让学生形成民族平等的基本观念非常重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是国家的重要组成，并且都在历史进程中为国家经济或文化的发展贡献过力量。没有哪个民族优于另外的民族，这种观念要让学生摒弃。学生只有在内心深处根植每一个民族都是平等的，这样学生才能够对于民族关系史有正确认知，这也是让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价值观的一种教学引导方式。

我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离不开少数民族的贡献。初中历史已经讲述了匈奴为我国开发了广阔的西北，白族、彝族则为西南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类似的例证还有很多。可以说，我们国家面积及人口的增加，推动了经济与文化的进步，而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文字讲述较为枯燥，教师也可以采用讲述历史地图的方法来进行授课，这样能够更加直观地让学生理解少数民族对于国家发展所带来的巨大贡献，进而推动学生对于民族平等的基本观念的有效形成。

三、充分肯定国家统一的重要意义

在民族关系史的教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范畴在于让学生意识到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在我国的历史进程中，有很多事件导致了国家的分崩离析，国家统一经常受到考验。不仅如此，民族间的矛盾也会不时发生，这些也给国家统一带来了极大挑战。当下我国之所以能处于相对和平有序的状态，这和各民族间慢慢融合与团结有着巨大关联。因此，在进行民族关系史的教学时一定要让学生意识到国家统一的重要意义。

古代的中国各民族间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战争，最终都走向了和平共处的状态，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古代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关系，课堂授课之间首先教师要摈弃学生存在汉族中心主义的思想，然后再帮助学生理解民族之间战争的性质，要坚持以唯物主义的方式进行辩证、客观、科学的分析，帮助学生能够理性地进行学习。让学生对于各民族间的关系形成正确认知，帮助学生树立民族平等的基本意识，这是民族关系史教学的一个核心目标，这也是推动国家统一的重要源动力。

结语

在初中历史课堂上，进行民族关系史教学时教师一定要给予学生客观且合理的教学引导，要让学生对于很多敏感的民族问题形成正确的认知，这是非常重要的教学目标。教师要让学生形成正确的民族意识，并且要让学生认识到民族间的平等性，让学生意识到每一个民族都为国家的团结统一贡献过自己的力量。而这些都是形成国家统一稳固的根基，也是进行民族关系史教学时最为重要的范畴所在。

【参考文献】

[1]王付欣、易连云.论民族认同的概念及其层次[J].青海民族研究，2011（01）.

[2]袁荣华.初中历史民族关系史教学方法和目的的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3.

民族史研究范文

摘要：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时代转型的今天，国内设计界民族化、本土化的呼声越发高涨。该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在保留以往教学方法优越点的同时，尝试将调研和创作等实践环节引入课堂，一方面切实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另一方面顺应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时代要求。

关键词：民族服装史课程改革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42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19-0037-02

“民族服装史”课程是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是一门史论性质的课程，以往各个专业院校多采取理论讲授、图片赏析、笔答考试等教学方法来授课。不可否认以上的教学方法有其周到、详实又不失丰富的优点，但是,其对学生自主研究、应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不可避免的限制作用。

伴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在全球范围内的日趋攀升，中国设计也引起了国际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设计民族化、本土化的呼声也越发高涨，这一点在近几年的时尚服饰设计领域趋势体现越来越明显。无论是国内服饰品牌策划和定位还是指引趋势的主流专业赛事，都把民族文化推向一波又一波的高潮。本科阶段的教育实质不仅仅是打基础，更重要的是实践和应用。在“民族服装史”理论讲解的同时，在课堂上解决设计实践应用的问题，一方面可以使同学们在更为切实和明确的目标下学习，提高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可以使学生的理论研究能力和应用创新能力得到双重提高，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经三个学年的教学实践，积累了一定的教学方法和成果，阶段性整理如下：

一、课程理论部分的教学方法

1、理论讲授

理论讲授部分以图片对比视频赏析为主，分析不同地域服饰样式异同的客观实用因素和个性审美因素，对各民族典型服装样式、工艺手法、饰品搭配等做重点强调。

2、款式临摹

常言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选择一本实物图片丰富的教材，课后适度布置民族服饰款式临摹作业，可以辅助学生深刻理解和记忆各民族服饰的特点，体会民族饰文化的内涵和精髓，在头脑中积累大量素材以便创作应用。

二、课程实践部分的教学方法

1、分组调研

知识不仅仅停留在课本里，更多的存在于生活中。民间民风民俗现象都值得我们去关注，都有可以成为创作设计的灵感来源。梁子重焕“莨绸”生机，就源于她探索和挖掘的精神。我们的学生来自祖国的五湖四海、四面八方，每名同学的生活成长环境各不相同，因此可供调研的选题范畴较广。调研可以以小组形式开展，帮助每组确立课题，指导他们在当地采集、图书查阅、网络搜罗等方式开展调研工作，最后以调研报告和汇报答辩的形式验收调研果。

2、创作设计：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民风民俗是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在“民族服装史”课程的最后几节课，帮助学生解决“民族元素在现代服饰创作中合理运用”的现实问题，引导学生参赛时深度挖掘民族文化，将课程理论学以致用。这一环节完全可以与当时服装专业赛事的真题结合，创作完成的作品直接投稿以检验教学成果。

三、明确“民族元素”与“现代服饰”之间的关系

明确“民族元素”与“现代服饰”之间关系的问题，就是明确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问题。

1、坚决立足现实

现代社会发展讲究以人为本。服装是与人体接触最紧密的人造物之一，所以服装样式的发展更是要立足现实、以人为本。在将传统民族元素运用于现代服装设计时，要紧紧把握住现代人的运动生理需求、审美心理需求和社会角色需求。

2、适当借鉴历史

服装从远古走来，承载了人类的文明，记载了人类前进的脚步。服装样式对历史元素借鉴的重要意义在前文已经论述，具体方法可以落实到对历代服装结构、工艺、面料及配色等很多方面的研究和借鉴上。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现代服装样式对历史元素的借鉴在适可而止，切忌生搬照抄。吸取历史元素中的一个点加以变化、发挥和升华，赋予其全新时代的魅力和内涵为好。

比如09/10春夏季流行的“非洲风”，羽毛、兽皮图案等非洲民族传统元素运用在现代服装的样式设计之中，深受人们喜爱。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民族传统元素的运用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将其作为现代服装样式的点缀，即符合现代人的着装习惯，又满足了人们对古老民族服装样式精华部分的怀旧情结，十化符合服装样式“一体化”进程和“多元化”发展需要的规律和方法。

3、充分预见未来

服装样式的设计，不仅仅要与时俱进，还要走在时代的前面，即具有一定的创意性。

现代生活用服装以时装为主，其具有鲜明时代感和时尚性。社会实事的发展时瞬息万变的，这些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心理。作为一名优秀的服装样式设计师，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预见力，为人们下一季节、下一年度甚至未来几年、几十年的着装需求作出提前的预判。在预见未来服装样式走势时要注意服装样式的实用性与装饰性、外观美与内涵美的多重突破和统一。

四、教改课程教学成果

“民族服装史”课程学习之后，指导08级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程思琪同学参加“第六届中国国际经编设计大赛”，一举荣获内衣泳装组银奖。

本次赛事以“长河入海花潮澎湃”为主题，“长”借指西安，喻古代文明；“海”借指海宁，喻现代时尚。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大赛组委会古今结合、呼吁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初衷。“花”影射的是2011年在西安举行的世界园艺博览会，应时应景，就此确立了灵感题材。

中国传统纹样中，“牡丹”寓意富贵荣华，正与长安盛世的唐朝相得益彰；参赛作品中运用刺绣、手绘等传统工艺手法将富贵“牡丹”应用得灵活多变，整体营造一种优雅华贵的气场氛围；在结构设计上采用立体裁剪与平面裁剪相结合的手法，力求达到全体美观的造型效果；在色彩搭配方面结合国际流行趋势，比例调和方面充分运用形式美法则，使其更适应现代人的审美需要；音乐的选择上也充分考虑了古今中外的融合贯通，最终确定周杰伦的伴奏版《东风破》，进一步深化“传统”与“现代”共鸣的时尚气息。

总结：

应用型、研究型人才是当今国内高校人才培养的主旋律，在踏实完成史论课教学内容的前提下，适当融入实践应用环节是提高课程价值和顺应时代需求的举措，初步实践确已收获了较好的效果。在接下来的研究着重总结“民族传统元素在现代服饰设计中应用的方法和途径”上，以便更加快捷、有效地指导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创作，在学业和事业上给予学生更大帮助。

参考文献：

[1]民族/时尚/设计――民族服饰元素与时装设计，王培娜，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9。

民族史研究范文

西夏是11世纪初由党项羌人为主体，以宁夏为中心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盛时地跨今甘肃、宁夏两省区的大部分和陕西、内蒙古、青海三省区的一部分，举世闻名的丝路要冲——沙州和瓜州也曾为其属地。那么，西夏是什么何时占领敦煌的?西夏对敦煌的建置、政策如何?其经济、文化之建设成就又有哪些?既是西夏史本身重要的研究课题，同时也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关于西夏统治敦煌的时间，下限史书记载比较明确，即1227年蒙古人攻破沙州之时也就是西夏统治的结束之日。但对上限，学术界则一直存在着争议，主要是因为史书虽有各种记载，但都比较零碎，且互有抵牾，故而导致学者对其理解也产生歧异。不过，最初分歧甚微，多数论者的看法相差不过一二年或者几年而已，如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说[1]；天圣八年(1030年)说[2]；景祐二年(1035年)说[3]；景祐三年(1036年)说[4]等。后来，随着敦煌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敦煌文献与考古研究成果的日益丰富，学者是们依据不同的材料，或者虽所据材料基本相同而看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对西夏瓜沙时间之上限，又提出了各种新的不同看法，以致早晚相差达30余年之多。目前影响较大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1036年说，即坚持史书上记载的西夏于1036年攻陷瓜沙二州，直至1227年被蒙古所灭，统治瓜沙共191年。这是目前学界的主流看法。

2.1070/1072年说。20世纪70年代，我国老一辈西夏学权威王静如先生曾经提出：西夏于1036年攻陷瓜、沙、肃三州，但其势力并未马上到达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等边远地区。首次提出西夏势力实际到达那里的时间是1070年前后，而1036年至1070年是西夏势力由瓜沙二州城镇向莫高、榆林等边远地区渗透的时间，也就是说西夏据瓜沙的时间是1070年至1227年之间。[5]孙修身之说与之相近，但将西夏真正据有沙州的时间向后推延了二年，即定于1072年。[6]

3.1146年说。认为1030年至1042年间，西夏与沙州回鹘交替攻占沙州。此后(1042年后)，沙州终为回鹘所据，西夏从此失去沙州，而沙州回鹘(论者认为沙州回鹘、龟兹回鹘、安西回鹘为同一支回鹘；沙州为龟兹回鹘国的中心)直接对敦煌统治了140年左右，并认为，至1146年因为金国与西夏交好，才将原属辽国的沙州和伊州分赐给西夏，西夏势力始进入沙州，沙州(龟兹)回鹘始臣于西夏。也就是说西夏据沙州的时间是1146年至1227年间。[7]

4.1067年左右说。这是学界近期提出的新说法。199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李正宇、杨富学分别提交了《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政权》和《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同载《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前者认为，西夏在1036年消灭了瓜沙曹氏政权后，并未在那里建立有效统治，直到1067年。后者同样认为西夏真正占领沙州的时间应在11世纪60年代末期。

关于西夏占领时期敦煌的社会历史状况，研究成果不多。陈炳应在《西夏与敦煌》（《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中指出西夏于1036年攻占瓜、沙二州后，在建制上沿袭唐宋旧制，仍设瓜、沙二州，品级属“下等司”。认为西夏统治时期，由于社会安定，敦煌经济文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刘玉权《西夏时期的瓜、沙二州》（《敦煌学辑刊》第2集，1981年）指出，党项占领瓜沙以后，回鹘和曹氏后裔仍继续活动了很长时间，直到皇祐（1049～1054）以后，西夏才有效地控制了瓜、沙二州，西夏统治者虔信佛教，在敦煌兴建和重新修复了多处石窟，促进了当地佛教的发展。

对于西夏时期在敦煌开凿的石窟，1964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组成敦煌石窟西夏调查研究小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西夏洞窟进行了系统考察，由常书鸿、王静如教授主持，宿白教授任顾问，李承仙任秘书长，民族所史金波、白滨，敦煌文物研究所万庚育、刘玉权、李贞伯及甘肃省博物馆陈炳应参加。经过3个月的实地考察，对相关洞窟从文字题记到艺术风格进行科学记录和研究，最后将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洞窟由原来的几个增加到几十个，大大改变了对洞窟布局的认识。可惜这次考察研究的结果尚未公布便因遇上动乱而功亏一篑。尽管如此，这次活动为后来敦煌石窟中西夏洞窟的划分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78年以后，随着动乱的结束和我国学术事业的逐步繁荣，敦煌西夏艺术的研究也步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经过20多年的努力，洞窟的分布及壁画内容基本上得到了确认，可以看出，敦煌莫高窟中有大量西夏石窟分布。

经过近千年的开凿，至西夏时期，莫高窟的崖面已呈饱和状，故在现存的40多个西夏洞窟中，新开者甚少，大多是对前代洞窟的改造与补修。其壁画题材比较单一，主要是千佛、供养菩萨像、团花图案及构图简略的净土变等。从整体上看，其作品以早期、中期者居多。早期作品之画风多承袭五代和宋初的传统，较少创新；中期受高昌回鹘壁画艺术的影响，开始有所创新；晚期吸收了吐蕃密宗艺术的某些成分，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由于此时西夏统治的中心在瓜州（今甘肃安西县），故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的西夏洞窟虽不及莫高窟多，但其壁画艺术成就却比之为高，如榆林窟第2、3、29窟及东千佛洞第2、7窟的壁画就是稀见的西夏艺术奇葩。对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艺术的研究主要有王静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文物》1980年第9期）、万庚育《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艺术》（《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段文杰《晚期的莫高窟艺术》（《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张宝玺《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文物》1992年第2期）和王艳云《西夏壁画中的药师经变与药师佛形像》（《宁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等。

这里需要专门提及的是敦煌研究院刘玉权研究员对敦煌西夏石窟壁画的长期研究。他前后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其中，在石窟断代方面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再议》（《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在壁画内容考证方面有《瓜、沙西夏石窟概论》（《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87年）、《榆林窟第3窟〈千手经变〉研究》（《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榆林窟第29窟窟主及其营建时代考论》（《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等；在艺术风格探讨方面有《西夏对敦煌艺术的特殊贡献》（《国家图书馆馆刊》2002年增刊《西夏研究专号》）、《民族艺术的奇葩——论敦煌西夏元时期的壁画》（《中国壁画全集·敦煌》10，天津美术出版社，1996年）等，颇值得重视。同时亦应指出，由于其研究历时较久，故前后抵牾之处也较为多见，不能不引为注意。

在敦煌的西夏壁画中，有不少乐舞场面，自然包含着丰富的古代音乐、舞蹈资料，郑汝中《榆林窟第3窟千手观音经变乐舞图》（《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艺术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庄壮《西夏的胡琴与花鼓》（《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外，王进玉、马怡良《从敦煌文物谈西夏的科技成就》（《第二届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延吉，1996年）对西夏时代敦煌的科技成就作了概述。

最后需要述说的是段文杰对敦煌石窟中发现的6幅玄奘取经图研究。这些壁画有4幅可见于榆林窟4幅，2幅可见于东千佛洞2幅，该文通过细致而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指出：吴承恩《西游记》中孙悟空艺术形象的神情风采，已在西夏壁画中初步展现；猴行者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有同有异；壁画中的取经图是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蓝本创作而成。[8]

相对于艺术品而言，西夏文献在敦煌的发现为数不多，其中时代最早者为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瓜州监军司审判案》写本残片。这是西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元年至翌年（1070～1071）瓜州监军司为审判一桩民事诉讼而书写的公文。我国西夏文研究的先驱王静如慧眼识珠，最早对其进行了研究。[9]此文的发表，引起了国内外，尤其是日本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后来，陈炳应亦对其进行了研究。[10]

1959年，莫高窟附近又发现了3件西夏文佛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件图解本《观音经》。其经文内容系表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53段文字，每段文字上面都配一幅注释经文的版画。经研究，这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连环画书籍，也可以说是中国连环画书籍的最早模式。[11]90年代，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在清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时又有不少新发现，既有西夏钱币[12]，也有不少西夏文文献出土，尽管多为残片，但无论大小，都有着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其文献种类很多，有蒙书，有社会经济文书，也有佛教、道教文献及其它各类写本、印本。其中一则题记谈到元代敦煌曾有一藏3600余卷的西夏文刻本大藏经，颇值得关注。[13]

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和西千佛洞中，还有大量的西夏文题记，其中时代最早者时属西夏惠宗大安十一年（1085）之题铭。经有关专家普查、研究，在38个洞窟中共找到各类西夏文题记100余处，计235行，1200余字。既有功德发愿文，也有供养人榜题和巡礼题铭，它们不仅是研究西夏洞窟分期的重要依据，而且也是研究西夏历史与文化极其可贵的资料。[14]此外，敦煌石窟中还有不少与西夏历史文化有关的汉文题记，时代最早者为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1）的题记，也已引起学界的重视。[15]

六几点体会

综观我国学者对敦煌民族的研究里程，可以看出，最近20余年来国内学者对敦煌民族研究的成绩是最为巨大的。各种学术论文与研究专著的不断涌现，使许多过去一直模糊不清的历史问题得到了澄清。但有些问题也值得提出，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其一，我们对敦煌民族的研究是不平衡的，当前主要偏重于吐蕃、粟特、回鹘与西夏，其次是月氏、乌孙、龙家与达怛，而对其他民族的研究就甚为薄弱。就一个民族言，研究也是不平衡的，如回鹘研究，主要集中于甘州回鹘，而对沙州回鹘则研究不多，对凉州回鹘、肃州回鹘的研究则更少。从客观上说，这主要是受到资料限制所致；但也不能否认，我们对有关资料的挖掘工作也做得不够。如沙州回鹘，除了汉文史料的记载之外，敦煌遗书资料甚多，从本世纪初以来相继刊布者不少，但我国学者却很少利用；在敦煌石窟的回鹘文题记中，与凉州回鹘、肃州回鹘有关的资料也不少，但很少为人所知。

在对敦煌民族的研究中，研究者多热衷于统治形式、王家世系、民族源流及其与周边民族关系等问题，但对经济、文化、宗教及政体等方面则很少有人问津。当然，加强对前者的研究是完全应该的，但对后者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要全面、深刻地揭示出敦煌民族的历史发展，就不能仅停留在对某些热点问题的探讨上，还必须对该政权的经济、文化、宗教与政体等方面作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敦煌民族的历史全貌。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改变这种状况。

其二，国内学者对敦煌遗书中有关文献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还做得不够。我们知道，对敦煌民族的历史记载，除了正史及其它各种史籍的少量资料外，主要是敦煌石窟中出土的古代民族文献和数量丰富的汉文遗书。因此，我们应通过对敦煌遗书、各种文字的题记及其它多种文献进行全面的普查，搜集尽可能多的资料，整理出版专题性的历史资料汇编，以便于研究者参考使用。有一种怪现象值得重视，即国内学界对敦煌吐蕃文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失到外国的那一部分上，却忽视国内藏品的研究。时至今日，收藏于国外者大部分都已整理刊布，而庋藏于国内的数量也不在少数的敦煌古藏文文献除少数见刊者外，绝大部分都常年积压在文物库房中，至今无法利用，即使专门的研究人员也难得一睹。据有关人员的调查研究知，国内收藏的这种文献的数量并不比外国少，甚至还多于国外的收藏数，显然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这些“藏于深闺人未识”的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必将进一步促进敦煌以至吐蕃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其三，研究中条块分割严重。几十年来，我国的民族史研究与语言文字的研究常常是脱节的，研究历史者，大多不懂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而研究其语言文字者，则往往不懂或不从事于历史的研究。这种现象的存在，势必会对我国民族史研究的水平造成严重的影响。我们应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对吐蕃、回鹘、粟特、西夏与于阗文文献本身的深入研究，同时还应充分利用这方面的成果，结合汉文史料的记载，对敦煌民族的社会、历史、地理、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族及东西文化交流等学科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

其四，我们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利用过少。敦煌出土的与吐蕃、回鹘、粟特、西夏有关的文献，不管是汉文的，还是其他民族文字的，今天大多数（至少说有相当一部分）都流失海外，因此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历史较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能很好地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势必会走弯路，严重影响我们对敦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时还会作无益的重复劳动。转贴于

[1]余尧《漫话河西走廊》，《甘肃师大学报》1978年第3期。

[2]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3]宿白《莫高窟大事年表》，《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5期，1951年；夏鼐《考古学与科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7页；阎文儒《莫高窟的创建与藏经洞的开凿与封闭》，《文物》1980年第6期。

[4]白滨、史金波《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敦煌学辑刊》第1集，1980年；刘玉权《西夏时期的瓜、沙二州》，《敦煌学辑刊》第2集，1981年；《略论沙州回鹘与西夏》，《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陈炳应《西夏与敦煌》，《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同氏《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页。

[5]王静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所见的西夏历史和文化》，《文物》1974年第5期。

[6]孙修身《西夏占据沙州时间之我见》，《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2期。

[7]钱伯泉《回鹘在敦煌的历史》，《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

[8]段文杰《玄奘取经图研究》，《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艺术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1～19页。

[9]王静如《引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第24～33页。

[10]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1～293页。

[11]刘玉权《本所藏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版画初探》、陈炳应《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译释》，同载《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

[12]彭金章、沙武田《试论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波斯银币与西夏钱币》，《文物》1998年第10期；康柳锁《关于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和西夏钱币》，《甘肃金融·钱币研究》1999年第1期。

[13]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敦煌莫高窟北区西夏文文献译释研究》（一），载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