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学研究范例(3篇)

文化经济学研究范文

论文关键词：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策略

从理论层面来讲，国际货币应承担提供国际清偿力的义务，资本项目适时的开放会促进该货币的境外持有和流通，扩大供给，对货币国际化起到促进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人民币币值保持稳定、出口竞争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人民币的流通范围已经跨越了国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周边国际化，特别是部分边境贸易已经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按照学术界普遍达成共识的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的路径[1]，下一步应着眼于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推广。因此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应与正在实施中的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进行有机结合，着重解决扩大供给、刺激需求、防范金融风险等问题，在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开放的过程中推动人民币进一步的国际化。

一、以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主要的资本输出方式

资本项目开放对于推动货币国际化的一大重要意义在于通过资本输出扩大货币供给。在金融市场动荡、投资风险加大的背景下，在输出资本的多种方式中，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利于资产的保值增值，应为中国的第一选择。一方面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流动性短缺，发达国家的海外资金大量从新兴市场抽离，许多深陷危机的国家，面临企业资产缩水、投资不足和外汇短缺的困境，欢迎外资进入。另一方面人民币一直处在升值周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2009年全年升值64个基点，2010年上半年升值373个基点经济学论文，自2010年6月19日人民币重启汇改至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达3.13%[5]。这意味着人民币购买力的增强，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2011年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允许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的银行和企业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在境外设立或取得企业或项目全部或部分权益。因此中国企业可考虑趁此机会，通过设立、并购、参股等方式发展海外实体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这些海外企业的建立，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培育和发展还有助于扩大人民币的海外需求，对人民币国际化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龙源期刊。

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已有一定的基础。早在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鼓励和支持各种有比较优势的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即使是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达到556亿美元，同比增长近两倍。2010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194亿美元，同比增长46％。为达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在投资过程中，要逐步扩大人民币的使用比例，政府应对以人民币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和扶持，特别是在资金融通方面，通过政策性银行、并鼓励商业银行多给予信贷支持，这样既对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扩大了人民币向境外的输出，这将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在海外的使用范围和影响的扩大。

二、以上海和香港为中心循序渐进的推动金融市场的建设与深化

国际化的货币必须有充足的存放和流通渠道，以及高效的保值和增值场所，那么一个开放的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就是必需的。在这一方面，香港和上海应作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和国际化的主要试验田，在明确定位的基础上展开合作，在金融市场的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发挥先锋作用。

1.以香港为中心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

香港是一个老资格的国际性金融中心，金融机构众多，金融市场开放，特别是几乎无任何壁垒的贸易制度、自由兑换的货币、活跃的外汇市场和成熟的监管机制，是内地城市无法比拟的。近年来人民币在香港的流入流出量日益增加，存量规模也相当可观，而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对人民币的需求也不断提升，人民币离岸市场应运而生。特别是2007年1月，央行准许内地金融机构经批准后在香港发行人民币金融债券，这明确了以香港为中心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目标。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作用在于为境外人民币的存放和回流提供一个合法的渠道，促进人民币资产的海外持有，包括作为私人资产和官方储备，反过来又会对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特别是国际大宗交易的结算货币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同时，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会对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起到促进作用经济学论文，而这也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重要基础[2]。在未来发展上，香港应逐步扩大和提高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广度与深度。首先，在开办个人人民币业务的基础上，渐进式的允许香港银行办理企业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业务，以贸易结算业务为主，再进一步开始非经常项目项下的各项业务，特别是促进离岸人民币借贷市场的形成；第二，巩固人民币债券的发行市场，并拓展其流通市场，以满足交易者的流动性需求；第三，利用香港良好的市场基础和信息机制，完善无本金交割的汇率远期合约NDF、无本金交割期权NDO、无本金交割掉期NDS等离岸人民币金融衍生工具，以满足人民币资产持有者规避风险的需求。

2.以上海为中心建设人民币在岸市场

上海是我们着力打造的完全本土的国际金融中心，理应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在香港主力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前提下，上海应把重点放在在岸市场建设上，尤其应重视目前比较薄弱的人民币衍生品市场的建设。金融衍生品及其交易市场不仅发挥价格发现的功能，更有效率的配置金融资源，并且可以作为市场主体规避风险、投资投机的有效工具。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以金融期货、期权为主要形式的衍生金融产品在美国的迅速发展是保持和提高美元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以IMM为代表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可以为美元持有者提供多元化的投资产品，为投资者提供避险获利的空间。这样的产品和市场也是走向国际化的人民币必需的。因为人民币衍生金融产品不仅可以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吸引更多的主体进行避险和投机操作，而且还借助其价格发现的功能促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有助于央行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有效调节，这都有利于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环境建设。2006年9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上海挂牌，标志着我国重新开始了人民币衍生品市场的建设。在人民币衍生品市场的建设过程当中，上海应以自己作为全国银行拆借、外汇交易、黄金交易、证券交易中心的地位作为依托，充分利用自身在经济基础、创新意识、国际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在制度建设方面，要建立健全相关的金融法规建设，提高监管机构及人员的道德和业务水平，严格金融执法力度，加强信息披露和透明度，一方面对保证金、逐日盯市、每日清算等相关制度要保证遵循，另一方面要合理调整行政干预力度，保证整个交易过程的公开、公正、公平；在市场建设方面，第一，应着重微观主体的塑造，重点培养基金管理公司等机构投资者，特别是正确引导私募基金的健康发展，以便更好的规避风险，促进市场的良性成长；第二经济学论文，在产品种类方面，可首先尝试在我国市场交易规模较大较为活跃的国债市场的基础上推出国债类衍生品，还可将发展重点放在股指期货等股指类衍生品上，优先发展交易所市场，循序渐进的拓展市场广度和深度。

三、保持合理的人民币汇率水平，抵御国际投机资本冲击

保持合理的人民币汇率水平，避免过度升值的现象发生，抵御国际投机资本冲击，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某一货币存在较大升值预期的情况下，会促使投资者将外币兑换成本币，以期许在本币升值时获得相应的汇兑收益龙源期刊。在持有本币的过程中，最吸引投资者的投资渠道是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因为这类资产收益高且变现容易。大批投资者的相似行为和巨额资金的进入会促使股价房价上涨，如此恶性循环就极易出现经济泡沫。而后，当本币贬值预期产生，资本外逃出现，经济即陷入停滞和萧条，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受到严重的影响。

以日元为例，在日元国际化的进程当中同时伴随着日元的升值，甚至是过度升值，长期偏离经济基本面，对于本国的出口和贸易顺差的扩大却起到了非常大的阻碍作用，同时导致国际投机资本涌入，资产泡沫形成，一旦发生本币贬值预期，资本外逃，经济即陷入停滞和萧条，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受到严重的影响[3]。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特别注意防止出现当年日元过度升值的情况发生，避免汇率脱离经济基本面，影响实体经济，引发投机资本冲击。

2009年以来，随着国家救市措施的实施，经济开始回暖，但同时也存在结构问题和通货膨胀的风险。2010年我国CPI同比增长3.3%，通胀压力不断上升。特别是各地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不断增长、交易价格开始攀升，投机行为和资产泡沫发生的机率增大。并且在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和国际化的过程当中，跨境资本流动特别是投机资本流动将愈加频繁剧烈，国内经济受国际经济影响的程度加大，特别是在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下，套利资本不断涌入，会进一步引发人民币汇率的过度升值和投机资本的持续进入经济学论文，未来出现货币逆转和资本外逃的可能性也就加大了。

作为我国来说，首要的是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使人民币汇率水平更具有合理性，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重启汇改，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未来央行监管应注重营造环境和调整结构，进一步深化外汇市场的改革，主要是增加交易主体和交易方式，特别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做市商制度和外汇远期、期货等衍生品市场，充分发挥市场主体进行套期保值等操作时的价格发现功能，使人民币市场汇率水平能够更真实的反映市场主体的供需愿望。另外央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应该更加公开、透明、有效，可通过设定汇率目标区[4]，对人民币汇率进行适当控制，在市场定价的基础上避免出现过度升值的现象，以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第二，要以控制房价为关键，防止资产价格的过度上涨，引导社会闲置资金更多的进入实体经济领域，控制资产泡沫的扩大；第三，应注意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有效监管，特别要注意从2010年年底货币政策从紧后跨境美元套利交易造成的热钱流入。

参考文献:

[1]张蓓.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及路径选择:文献综述[J].管理观察,2009,(6)：28-30.

[2]徐新华.国际中心货币、离岸人民币市场与人民币国际化.[J].北方经贸,2009,（5）：111-114.

[3]高圣智.汲取日元国际化”经验教训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J].西部金融,2007,（12）：11-13.

[4]何慧刚.资本项目自由化、汇率制度弹性化与人民币国际化[J].南京社会科学,2007，（5）：19-25.

[5]2009、2010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EB/OL].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http://www.safe.gov.cn

文化经济学研究范文篇2

【关键词】岭南;民族经济史;经济文化类型;生态环境;海洋经济

【作者】陈光良,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教授,广州510665

【中图分类号】C9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3-0161-005

SeveralThinkingaboutStrengTheningtheStudyon

NationalEconomicHistoryinLingnan

ChenGuangliang

Abstract:LingnannationaleconomichistoryhasanimportantpositioninourcountrynationalityhistoryandthestudyonthedevelopmentofLingnanhistory.Fordecades,theareaoftheresearchonLingnannationalityeconomichistorydevelopsgradually,buttheresearchisstillnotmany,whichistrulyfromtheperspectiveofethnology,fromtheinterdependenceandtheinteractionofdifferenteconomicalculturaltypestodiscusstheeconomicrelationsbetweendifferentethnicgroups,andfromtheinterdependenceofeconomicandsocio-cultural,ecologicalenvironmenttostudytheassociationbetweenminorityeconomicdevelopmentandtheconstraints.Somemajorissueslackthethoroughsystemresearch.StrengthenthestudyonNationalEconomicHistoryinLingnancanprovideascientificbasisfortheformulationofminorityeconomicdevelopmentstrategies,policiesandrelevantlawsandregulations,andpromotethedevelopmentofthesubjectonminorityeconomichistoryofChina.

Keywords:Lingnan;nationaleconomichistory;economicandculturaltypes;ecologicalenvironment;marineeconomy

一、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之我见

粤海一隅,史称岭南,泛指五岭之南。本文所界定之岭南是指广东、海南及广西与广东接壤的部分地区,不包括历史上宽义的越南部分境界。

岭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形态是最早为学界所关注的研究领域。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多次组织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许多学者长期深入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取得一批研究成果。如梁钊韬《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1955〕、岑家梧《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1957〕、詹慈《从“合亩”组织试析黎族家长制家族公社》〔1984〕、合著《龙门蓝田瑶族调查》〔1987〕,等等。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组织编辑出版了黎族、瑶族、壮族、苗族、畲族、回族、满族等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资料,有不少学者利用民族调查资料对保留在诸多民族中的原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方式以及私有制形式等进行个案的或综合的研究,探讨这些民族不同时期的社会性质及其生产关系的演变。一些学者把研究延伸开去,关注这些民族特殊的制度与组织,并深入到民族关系、传统文化、经济生活等方面,如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1991〕、李默《韶州瑶人:粤北瑶族社会发展跟踪调查》〔2004〕、王献军《海南回族的历史与文化》〔2008〕,等等。

民族经济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总第101期)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存等一系列重要考古成果披露于世后,学术界重新评估古代南方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其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南方民族稻作文化、青铜文化的研究掀起热潮,社会经济成为南方民族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如1984年举行的百越史研究第四次年会,即以南方民族社会经济为中心议题。这方面的成果陆续问世,数量不少。有的学者对百越民族物质生产各领域分门别类作系列的专题研究,如林蔚文《中国百越民族经济史》〔2003〕,是百越民族史研究领域引人注目的著作,在中国百越民族史乃至中国南方民族史的研究领域中填补了一项空白。作者对百越人口和土地制度的研究,对著名的水稻种植、造船业、纺织业、建筑业、制陶业、玉器和竹木漆器制造业、酿酒制盐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论述,将历史文献、文物考古资料和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结合,增强了学术论证的力度,达到较好的论证效果。《广西民族研究》、《农业考古》等核心期刊,特别重视从考古学、民族学和文化学角度研究岭南古代农业历史的论文及调查报告,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岭南稻作起源和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发展方面的论文。覃乃昌《壮族稻作农业史》〔1997〕可称之为该项研究的代表作。陈文华在《论农业考古》〔1990〕等系列论著中,注重对历史上少数民族畜禽饲养、农作物种植、农具、农耕技术等生产生活个案的考证和分析,推动我国农业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李根蟠、卢勋对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的研究,学养深厚,许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陈光良《海南经济史研究》〔2004〕是第一部从区域经济史的视角研究海南经济史的专著,该书以“海南原始居民蠡测”开篇,探讨海南岛原始农业及薯粮、稻作、纺织诸业的发展,再以论述汉族移民为转折,阐述海南经济发展变化的历史特点及发展趋势,该书深入考察海南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特色经济,并从多角度探讨海洋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以黎族“合亩制”为例,剖析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演变,论述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特殊性。

对岭南民族贸易、民族关系及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往的研究,是学界较早关注的题材。王兴瑞《海南岛各民族间相互关系之考察》〔1946〕、岑家梧《宋代海南黎族和汉族的联系及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1965〕,练铭志、马建钊、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2004〕,容观琼关于我国南方棉纺织历史研究和黄道婆生平业绩问题的系列论文〔1984～1994〕,等等,论述了岭南地区民族贸易促进民族关系改善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概况。《广东民族关系史》广泛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作者长期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心得,博采众言成一家之说,材料丰富,见解独到,观点鲜明,受到学界一致好评。广东人民出版社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精心编辑出版了几十种“岭南文库”丛书,选题包括岭南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如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1993〕,练铭志、马建钊、李筱文《排瑶历史文化》〔1992〕,吴永章《黎族史》〔1997〕,等等,对岭南民族历史和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的论述可谓面面俱到,用功至多。

综上所述,几十年来,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领域逐步拓展,研究成果愈来愈多,但比较偏重于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关系的讨论,许多成果依附于民族史、地方志、民族文化等相关学科,比较分散,未经整合,真正从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的视角,从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相互依存和互动去论述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及其发展变化,从经济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相互关联来研究少数民族经济过程及其制约因素的并不多,一些重大问题缺乏深入系统研究,长期以来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相对薄弱的状况仍然存在,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二、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岭南原为诸越族及其先民聚居之地。秦统一岭南后,华夏族迁徙粤地者日众。两汉时期,部分诸越族与汉族融合。六朝后期至唐初,瑶、畲、回等族先民先后抵粤。唐末,由诸越遗裔俚人的一支经过长期的分化和重新组合而形成的黎族首见于史。至宋元,海南诸越遗裔俚人的另―支演变成为“临高人”,僻居粤西北山区的大陆诸越遗裔逐渐形成大陆壮族的主体之一“主僮”,瑶族由湘入粤后人口增加,居住区域随之扩大,加上唐宋以来一直生活于粤地的回族,岭南各族的分布格局大致形成。明洪武二年(1369年),朱明王朝将海南岛从原来隶属广西划归广东管辖,这一建置变革对岭南经济社会和民族关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之后有海南苗族的祖先相继由广西进入海南岛,而世居岭南的黎、瑶、壮、畲、民等族群纷纷融合于汉族。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满洲八旗官兵由京津抽调来粤驻防。至近代,包括广东、海南和广西部分地区在内的岭南各民族大致形成如下分布:汉族人口为大多数广布于城乡各地,黎族苗族定居海南,瑶族迁徙粤北,壮族聚居粤西北,畲族落户粤东,回族散居广州、肇庆和海南三亚等市,满族落籍穗城,这种分布格局是历史上长期逐渐形成的。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岭南是各兄弟民族共同开发、和睦相处的家园。深入研究岭南民族经济史,可以丰富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的内容,提高民族自信心,加强民族团结。历史上的中国经济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经济文化的交往互动中向前发展,形成了多元交汇的体系。如果只研究汉族或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不研究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或者只把后者作为陪衬,这样的经济史是片面的。从历史上考察,岭南地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不注重研究岭南少数民族经济史,汉族经济史中的许多问题和诸多现象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也难以在总体上把握岭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前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方面的一些失误,往往与对其历史缺乏了解有关,而深入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史,则成为正确制定民族地区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必要条件之一。通过对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阐明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杰出贡献,论证各民族在社会经济中和衷共济,相互促进,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意义重大。

岭南民族经济史在我国民族史和岭南开发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世居岭南的诸越族及其后裔(如俚人、民、临高人、壮族、黎族等),以及后来陆续迁徙分布在粤琼各地的瑶族、回族、畲族、苗族等,他们在水稻种植、农业养殖、纺织业、造船业、手工业、海洋渔业等等经济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古代社会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为中外研究者所瞩目。岭南民族经济史的主要任务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指南,开展田野调查,努力发掘古代文献资料,结合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有关学科的成果进行论证,复原岭南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重点考察岭南诸民族社会经济形态和经济结构的演变,深入探讨民族经济史中的生态环境问题,阐明诸越民族及俚人、民、瑶族、黎族、壮族、回族、畲族、满族等民族经济的发展过程,揭示岭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当前,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已制定了一系列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方略,而岭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对滞后是客观的现实。要发展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既不能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能照搬汉族地区的经验,只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需要对其社会经济的历史有深切的了解。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目的是:为党政部门在制订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时提供科学的依据,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岭南民族经济史提供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不同经济文化类型、不同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丰富素材,可以加深我们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认识,其科学价值可圈可点。开展此项研究,既可以弥补岭南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研究中忽略少数民族因素的缺憾,又可以进―步论证岭南各民族交往融合、团结奋斗的历史原因和经验教训。本课题既要研究现代黎族、瑶族、壮族、回族、畲族、苗族、满族等民族经济的方方面面,也要研究古代民族如南越族、骆越族、俚人、民等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岭南民族经济史处于多种学科的交叉点上,它不但要从相关学科中吸收理论观点,而且要从各学科中借鉴研究方法。为推动该项课题能持续、深入地开展系列研究,有必要将各相关学科中关注岭南民族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集合在一起,成立研究中心,优势互补,合作攻关,加强对若干重大问题的探讨,发表和出版系列相关论著,推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这一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岭南民族经济史也可以成为高等院校人类学、民族学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生的进修课程和研究课题,吸引海内外专家学者以此为研究基地开展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

三、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的路向与方法

作为民族经济史研究对象的中国少数民族,是相对于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华夏―汉族而言的。它不但包含现存的诸民族,而且包含历史上曾经存在后来融合到汉族或其他民族中的古代民族。因此,岭南民族经济史既要研究近代主要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史,也要研究古代民族经济社会的演变及其经济文化类型的特征。岭南民族经济史的基本内容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岭南古代民族社会经济演变。着重论述我国古代在岭南海滨生息繁衍的诸越民族及俚人、民、临高人等社会经济的概貌;

其二,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经历的经济文化类型。分析自秦汉之后岭南少教民族地区形成的几种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变迁,主要是:原始渔猎类型、刀耕火种农业类型、锄耕山地农业类型、牛耕灌溉农业类型、热带海岛农业类型、城市商贸类型等;

其三,岭南现代主要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分别阐明岭南主要少数民族,即:黎、瑶、壮、回、畲、苗、满等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概况,着重论述这些民族的生产力在历史上的发展状况,与此相适应的土地开发、田赋税制、经济制度、产业结构、商业活动及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再生产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环节及其运行机制,考察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以及各民族如何在不同类型经济文化的交流互动中推动民族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分析民族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辩证联系及其矛盾运动,等等。

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重点是:科学论证岭南地区古代民族社会经济的历史概貌,阐明近代岭南主要少数民族:黎族、瑶族、壮族、畲族、回族、苗族、满族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复原岭南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揭示岭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为党政部门在制订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时提供科学的依据,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在我国岭南地区,从来都是多民族杂居之地,由于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在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或多种经济文化类型的重新组合,经过长期彼此交流、互动,逐渐地,同一民族从事着更为多样的经济活动,同一经济类型和经济类型组合也发生着程度不等的变化,构成岭南粤地波澜壮阔、异彩纷呈的社会历史画卷。因此,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民族经济史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可以按民族研究,可以按地区研究,也可以按经济文化类型研究,而最难把握的是如何在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中,处理好民族、地区、类型的关系,并从三者的有机联系中进行具体的举证和综合的论述。

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要努力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考察岭南地区历史上诸多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是如何形成的,阐明同一地区不同民族经济和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发展变化的历史原因,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第二,从民族、地区、类型三大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中,深入研究岭南民族经济发展的特征和规律,开创中国少教民族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

第三,将海洋经济纳入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的对象,丰富岭南民族经济史的内涵。

第四,关注民族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估岭南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

第五,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要根据岭南民族形成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以古代民族演变线索为经,按其社会经济形态分章,而同时并存的各种经济文化类型则为纬,每一类型各自成章,再以黎、瑶、壮、回、畲、苗、满诸民族的经济发展历史为纲目,经纬相连,纵横捭阖,力争著作体例上的推陈出新。

第六,在研究方法上,重视田野调查方法的应用。

少数民族经济史是一个边缘学科,它既是经济史的分支,又是民族史的分支,同时又与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边疆史、民族关系史等多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密切的联系。它不但要从相关学科中吸收研究成果,而且要从各学科中借鉴研究方法。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研究的指南,同时以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历史地理学等多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并用。要全面查阅、搜集各种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实物资料,对有关华南民族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进行整理、分析和归类,为课题研究提供科学的论证资料和可靠的研究手段。须深入广东、广西、海南等主要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工作,通过典型调查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为课题研究提供实证材料和论证的科学依据。在研究中将本课题有关内容进行对比分析,拓展理论研究和史料论证的广度和深度。

总而言之,前辈学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辟出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的诸多“山兰园”,虽然“刀耕火种”,然而品尝收获却使人兴奋,对来年耕耘满怀期待。展望未来,但愿更多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承前启后,开拓创新,让岭南民族经济史的学术园地异彩纷呈,生机勃发,硕果累累!

参考文献:

[1]李粮蟠,彭世奖.加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4).

[2]练铭志,马建钊.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7.

[3]林蔚文.中国百越民族经济史[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7.

文化经济学研究范文

需要应用研究，也需要基础研究

传媒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是传媒经济学赖以腾飞的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科学史表明，一门学科生命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社会对这门学科的需要程度，还取决于这门学科基础理论的扎实、深厚程度。传媒经济学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传媒运作实际问题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应用领域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另一方面，因此渐渐滋长了一种价值取向：传媒经济学研究要解决实际问题，要有经济效益，进行应用研究才是正道，研究那些抽象理论有何用？于是，在当今传媒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轻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

这种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功利倾向影响了传媒经济学科的成长，现阶段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实用主义―――有不少成果乃是传播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二是依附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新闻学、传播学、管理学、营销学等等）；三是由于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对传媒经济进行多角度、多学科、多层面、多方法的考察，因而，关于传媒经济的内涵、外延、要素、功能，关于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方法、内容等问题上的见解，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商榷”文章不断。一些文章甚至不屑于进行此类划分和定义，完全凭自己对传媒经济的常识性理解来展开研究，使得当前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出现了一定的混乱局面。

仅以传媒经济学的定义为例，就出现了许多纷争。现在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者中除了原来研究传播学的以外，还有许多是从其他学科转过来的，各学科的研究者都试图把传媒经济学朝着自己研究方向上靠。原先研究经济学的学者认为：传媒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一些知识来回答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些经济现象，必须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传媒问题；研究管理学的人认为：传媒经济学是关于传媒业经营和管理问题的研究；传播学研究出身的学者则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研究媒介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的学科。定义的纷争加剧了“传媒经济学到底是什么”的疑问。确实，它是什么，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研究范围难以确定，那么传媒经济学是单单考察报刊、广电、网络等媒体，还是包括印刷、造纸、采编、广告、出版发行等支撑其发展的产业链上的各环节，抑或包括数字技术支撑、电信、网络、数字信号处理、传输技术等？是以媒体为研究主体，研究媒体在传媒运作中所起的作用和获得的成效，还是以受众为研究主体，研究受众在传媒运作中获得的利益和受到的影响？是研究单纯的传媒经济活动，还是研究包括影响传媒经济活动的政策、法律、社会大背景？这些问题，现在都还没有解决。

传媒经济学的归属也成了问题，一些人认为传媒经济学是新闻传播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如赵化勇在《电视媒介经济学》序言中提到：“电视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属于新闻传播学与经济学交叉的产物。”另一些人则认为传媒经济学是个独立的应用学科。这里又可分为很多观点：

有认为传媒经济学是新闻传播学下属的应用学科的，如周鸿铎教授：“传媒经济是应用传播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利用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以传播信息为主要任务的各种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的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类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有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下属的应用学科，如金碚教授在《报业经济学》提到：“报业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在报业领域的延伸。”也有人认为它应属于管理学、营销学等。无论是哪种划分，似乎传媒经济学就是个大杂烩。

显然，从这些纷争中建立一门与各相关学科相区别的、有自己独特而确定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内容的传媒经济学是困难的。必须借助基础理论研究，对寓于各相关学科中的要素进行理性抽象，从而把与各相关要领相关学科混合、粘结在一起的概念、原理从这些概念、学科中剥离、独立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明确传媒经济学独特的不与其他学科相混淆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内容，并制订出传媒经济学的发展战略。

回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当传播学刚引进时也呈现出与今天的传媒经济学研究纷争不断的现象，这或许是一个新学科引进的必然过程。

当时也有一批学者发出呼吁，要重视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仅仅关于新闻、传播的定义就讨论了很多年。检索当时的论文，有关新闻定义、传播功能、传播模式、传播效果研究的讨论比比皆是。当然，大讨论的结果是可喜的，至今，关于新闻学、传播学基础理论已基本定型，新闻学、传播学都已走向成熟，形成了完备的学科体系。同样，传媒经济学的引进也应实施这样的重视基础研究的思路，根扎得深了，才能枝叶繁茂。

在当前传媒经济学界厚此薄彼，重应用研究而轻基础理论研究的背景下，有必要强调重视传媒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但在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上，所有国内学者提交的几十篇论文中，只有安徽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梅笑冬提交的论文《对传媒业流通产业性质的初步认识》属于探讨基础理论问题的。看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已是当务之急。

需要宏观研究，也需要微观研究

传媒经济学需要宏观研究，但更需要贴近实际、指导实践的宏观研究；需要微观研究，但更需要能抽象出来、引申为普遍原理的微观研究。

从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来看，从宏观方面研究传媒经济的论文居多，探讨传媒体制改革思路、研究报业发展趋势、思考电视产业发展战略等方面的论文比比皆是，这主要源于中国传媒经济的特殊性。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传媒的市场化还是一个需要避讳的话题，此后，传媒市场逐渐放开，这是个变化的过程，传媒管理机构在逐步完善和发展适合国情的传媒政策体系，调整和变革不断，文化体制改革正在不断深化。在此前提下，研究传媒经济，就不得不紧跟传媒政策变化，研究影响传媒运作的大环境变化及对传媒运作造成的影响和前景展望，这是特定研究阶段的必然。

同样，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传媒经济运作都与它们的媒介政策、法律法规分不开。与中国相比，只是西方国家的传媒政策法律体系已趋于完善，不需太多调整。表现在传媒经济的研究上，就是研究宏观传媒环境少，研究微观传媒运作多。

但是，现在传媒经济的宏观研究却存在着不贴近实际，难以指导传媒实际运作的问题。建议引入报刊的退出机制，但却不提及报刊退出之后，原有人员怎么安置、遗留下来的债权债务问题怎么解决；呼吁传媒集团整合由物理变化转为化学反应，但如何去实现，如何有效合理整合资源，却拿不出有效措施来；讨论打破行业壁垒，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但却未考虑引进多元资本后，如何管理多元资本、多元资本如何利益分成的问题；强调应明确传媒产权，强化产权责任，却忽视了传媒产业的现状……。传媒经济学要成为显学，要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必须加强学界与传媒业界的沟通与交流，以实践来推动理论，以理论来指导实践。

传媒经济的微观研究少，而且，许多微观研究属于媒体的成果展示，或经验介绍，业内人士戏称为“述职报告”。此类研究的特点表现在：

以偏概全，常将某媒体的成功归功于某一项新措施的实施，而不考虑其他因素；就现象谈现象，就问题说问题，研究深度不够；重感性思维、轻理性研究，很少运用数理逻辑及经济学理论构建传媒经济模型；研究中描述性、解释性成果居多，预测性成果较少；理论性不够，对于媒体运营实践的指导性不强。这些微观研究不具备科研成果特性，无法抽象成普遍原理，很难被推广，成果作用也得不到发挥。

针对这种微观研究现状，应构建传媒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模型体系，使其成为一般性的媒体经济实践决策的科学依据。构建传媒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模型体系很可能并不完全等同传媒经济运作的实际情况，但是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抓住传媒经济分析的核心问题。只要灵活应用，便可帮助人们更好地解释、分析、预测传媒经济运行的规律，帮助传媒经营者制定运营策略。

需要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

传媒经济学不仅需要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

既要避免过分重视定性，轻视定量的研究方式，也要避免过分重视定量，轻视定性的研究方式。

已有多篇文章批判过现今传媒经济学过分偏重于定性研究，而不重视定量研究。如陈积银的《试论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不足与突破》（《今传媒》2004年第7期）、潘力剑的《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闻记者》2004年第7期）、郭炜华的《传媒经济的研究进路》（《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等。有许多学者很早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教育报刊社的陈中原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的郑保卫教授也曾谈到传媒经济学研究缺少定量方法。数据论据能使研究成果的论点更具说服力，量化研究指标建构数理模式也能使研究更具可读性和科学性。但为什么中国的传媒经济学者还是偏重于用定性方法来研究传媒经济呢？为什么在前几年就有人批判这种现象，到了现在依然普遍存在呢？

这主要与当前传媒学术界研究者的学术背景有关。最早开始从事传媒经济研究的学者大都是学习新闻传播及其相关专业出身的，中国新闻学传统上更主要地是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缺乏经济学的数理统计分析研究手段，缺乏实证研究成果积淀，因而很难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展开研究。

其次是研究传媒经济的学者缺乏进行定量研究所必须的数据。国外传媒许多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它们必须定期披露运作信息，这就为他们的传媒经济学者提供了可资研究的公开数据源。从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收到的论文中，可以看出许多国外学者所做定量研究的数据很大部分都源于上市媒体公司的公开数据，如瑞典延雪平大学国际商学院、瑞士卢加诺大学的CinziaDalZottoandBenedettaPrario的《全球化传媒公司：如何应对跨国传媒实体组织？》、韩国首尔女子大学JaeminJung的《全球传媒巨鳄的合并与并购：对经营领域、整合模式、国外地区的偏好》、美国乔治亚大学的JunXu的《美国传媒产业的集中：复制与延伸》等。

而国内传媒上市公司极少，非上市传媒则往往将传媒运作视为内部机密，决不外泄。因此传媒研究者无从获得信息，只能依靠传媒运作者偶尔、随意的公布获得。在这种情况下，为数不多的上市传媒的信息披露显得尤为珍贵。去年北青传媒的半年报、年报数据成为传媒经济研究者的宠儿，绝大部分探讨报业经济的研究论文都引用了北青传媒信息披露的数据。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国内学者也非常重视传媒经济学的定量研究，但苦于没有可供利用的数据，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求定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