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研究方向范例(3篇)

广播电视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广播电视上市公司效率评价数据包络分析

广播电视自诞生之日起就对人类经济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人类的进步也在促进广播电视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国的广播电视日新月异，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广播电视产业也日益成熟，广播电视界则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呈现出了激烈竞争的态势。①当下，广播电视类公司数量很多，水平参差不齐，经营效率也有一定差异，而经营效率在广电企业竞争中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对于广电企业经营效率进行评判和研究，对于企业提升自身竞争力，管理层进行科学决策，消费者进行合理选择，投资者规避投资风险，有关部门科学制定政策措施，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相关文献回顾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播电视行业快速发展，数量大幅增长，质量也不断提高，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当下，面临新媒体、互联网等媒介的冲击，广电行业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竞争空前激烈。许多学者针对广播电视从不同视角开展了研究。王文利、艾红红（2006）综述了广播电视学科体系建设的若干研究。②刘书茵（2011）从我国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情况、存在问题、发展前景等方面开展了综述性研究。③李欣（2013）阐述了城市广电面临的体制与机制改革，以及在媒体融合中的广电发展。④林晖（2001）指出，我国广播电视行业正在经历着以外部结构调整、资源重组为核心内容的大整合，需要借助新媒体的助推，走上类型化发展的道路。⑤欧阳宏生、姚志文（2008）阐明了媒介融合是广播电视产业创新的路径。⑥李岚（2004）⑦，廖斯清（2012）⑧，张宏、武雯、李利军（2009）⑨对广播电视类公司的经营进行了研究。以上这些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从宏观视角阐述了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及前景。

但是，目前相关文献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一是缺乏中观视域下对于当下广播电视事业研究，尤其是没有将广播电视置于当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进行深入考察，导致研究跟不上日新月异的广电发展步伐和研究结论的局限性；二是主观随意性过强，对于立论、论述逻辑、得出结论等环节都参杂了作者本人的主观想法，文献整体上客观性略显不足；三是缺少学理层面的分析，大部分的研究分析拘泥于对现象的描述，很少涉及对问题实质的阐述。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将数据包络分析引入广播电视企业竞争力分析领域，对广播电视企业效率进行定量分析，形成更加客观的评价指标体系、更加科学的合理化建议；第二，从我国沪深上市公司2015年年报选取数据，由上海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Wind资讯金融数据库）导出，保证数据的权威、时效和可比性；第三，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从学理层面提出相关判断及政策建议。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研究方法是学术研究的核心，直接关系到研究的成败。综合考虑研究的可行性、可靠性、科学性，综合现有文献成果及有关学科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中国广播电视类上市公司的效率进行评价。

一、数据包络分析法综述。法雷尔（1957）最早研究了生产边界与效率平衡问题，他在对美国农业生产力进行分析时首次提出了包络分析的思想，并分析了单一产出的技术效率；著名运筹学家查恩斯、库伯、罗兹（1978）对法雷尔的研究方法进行扩展，提出了基于相对效率的多投入多产出的数据包络分析法（CCRmodel）；班克、查恩斯、库伯（1984）对研究方法进一步优化，减少了之前模型对固定规模报酬的限制，将全面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BBCmodel）；安德森、皮特森（1993）提出了数据包络分析的超效率模型（Super-efficiencyDEAmodel），此模型能够对各个决策单元的效率高低进行比较。⑩

二、样本及数据来源。在样本选取方面，虽然被评价的对象数量越多越能反映行业的实际情况，但是从之前的研究来看，过多的被评价对象会导致样本的同类型较差，降低可比性。综合以往研究，一般情况下参考集单元数量应当大于指标选取数量的2倍，本研究指标数量为5，因此参考集单元应当多于10个。

本研究综合考虑广播电视类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数据可获取性、同类性等因素后，从中信证券行业分类的广播电视类中导出本类全部公司共计17个。剔除没有按照国家规定时间提交2015年报的2家公司，最终确定研究对象15个。鉴于信息的可获取性、便利性和权威性，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为上海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Wind资讯金融数据库）。

三、投入产出指标选择。投入产出指标选择是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关键，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客观性，选取指标要能够客观地反映出决策单元的真实情况，排除作者本人对于评价指标的主观偏好，形成客观的评价指标体系；二是综合性，所选取指标要能够全面反映决策单元的总体情况；三是简明性，选取指标数量不可过多，应当相互独立，以便于进行分析研究。本研究根据以上原则，参考相关研究文献的指标选取，并经过咨询有关专家，确定了有关指标。

投入指标为：员工人数、主营业务成本、总资产。员工人数能够反映企业的人力资源总体情况，人才是企业的第一资源和核心竞争力，员工人数能够反映企业的人力资本投入；主营业务成本能够体现企业主营业务的资本投入，是企业经营投入的核心和主体部分；总资产是企业配置资源的一个全面反映，能够体现出一个企业的发展状况。

产出指标为：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是实现企业生产目的的基本前提条件，能反映出一个企业的资金利用效率；净利润是体现企业的盈利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能较为真实地反映投入的产出情况。现将有关数据录入，可得出表1所示有关公司投入产出情况。

发现与讨论

学术界常用的有十余种大同小异的数据包络分析软件，综合考虑这些软件的优缺点，本研究从可靠性、便捷性、可操作性的角度，选取MaxDEA（versionBasic6）和EMS（version1.3）软件进行运算。将有关公司数值输入MaxDEA基于投入导向的BBC模型进行运算，得出15个公司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规模报酬；将有关公司数值输入EMS，得出15个公司的超效率。将以上数据汇总形成表2：有关公司投入产出效率分析。数据包络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行业整体上考察，这15家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投入产出效率。平均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均在0.8以上。其中，综合效率达到效率前沿的有7个，约占决策单元数量的46.7%。各个企业的效率差别大多并不是很明显，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的标准差均在0.10以下。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判断，我国广播电视行业上市公司的投入产出效率较高，企业之间效率的差别不是非常突出。

第二，从规模报酬可以判断当下广播电视行业公司规模普遍偏大。从统计数据看，规模报酬递减的有7个，规模报酬不变的有8个，未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的企业。这15个公司中有约46.7%的公司需要适当控制规模，以提高投入产出效率。这说明当下广播电视行业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要用适当的规模创造更好的效益，不能盲目地扩大规模，否则会对企业效率产生副作用。

第三，对于达到效率前沿的7个公司来说，规模报酬均不变化，在有关数值扩大相应倍数之后技术效率仍然大于1，说明这些企业在适当扩大自身规模后仍然位于效率前沿。对于中南重工来说，其规模效率有效而纯技术效率无效，应当提高纯技术效率；对于歌华有线、广电网络、江苏有线、电广传媒、华数传媒、湖北广电说，纯技术效率有效而规模效率无效，则应当提高规模效率；对于吉视传媒来说，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无效，应在这两个方面都进行改进。

第四，对于非DEA有效的公司来说，为进一步分析其具体改进方向，将其投入产出情况输入MaxDEA可得出其投入产出冗余情况，将有关情况梳理后可得表3：非DEA有效的有关公司投入产出改进分析。可以清晰看出相关企业的改进方向，例如，电广传媒、湖北广电、吉视传媒、广电网络等企业有严重的人员冗余，广电网络、电广传媒等企业应当大幅提高其利润，电广传媒、江苏有线、歌华有线等企业应当降低其主营业务成本。

结语

本研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通过分析15个广播电视类上市公司的投入产出情况，对这些企业的效率进行了客观评价，并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可以看出我国广播电视行业的总体效率是比较高的，但是行业竞争也比较激烈，大部分企业仍然需要进一步提高自身效率。由于本研究是基于特定投入产出指标，而企业的自身情况千差万别，因此经营绩效的改进需要综合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本研究的数据仅具有参考价值。

从宏观上看，在传媒业态变革加速之际，广播电视行业的媒体格局和传播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作为广播电视类企业，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形成自身核心竞争力，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本研究基于对15个广播电视类上市公司效率进行研究，认为广电行业必须不断创新，提高自身效率，才能真正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有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推动广电行业进行技术创新，以技术创新提高集约化、专业化发展水平，从而激发文化生产力，提高技术效率和企业竞争力；第二，推动产业全面转型升级，实现由规模数量向质量效益的转变；第三，要加强广播电视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人才使用效率，用更加精干的人才队伍推动事业的发展。

科学研究是永无止境的，本研究由于时间、资料的限制，必定存在局限性。一是选取样本有限，选取的样本数量不是很大，而且仅限于上市公司，没能对非上市企业尤其是发展期的中小广电企业进行分析；二是研究方法的单一性，仅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进行了研究，没有通过实地调研、访谈法等方式获取更加丰富立体的一手资料；三是分析时以2015年年报信息为基础，没能进行多时间段的动态考察。因此，以后可以从以下方面进一步开展研究：一是拓展样本范围，可以将研究对象扩展到非上市公司甚至中小广电企业，并对不同类型企业进行对比分析；二是可以获取更多一手资料，增加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方法，用更加丰富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三是可以获取时间面板数据，纵向考察广电企业效率变化状况，从而更好地分析和研判今后的发展趋势。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注释：①张允若：《广播电视竞争对视听率调查的呼唤》，《视听界》，1993（6）。

②王文利，艾红红：《“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现代传播》，2007（4）。

③刘书茵：《我国广播电视产业发展研究综述》，《新闻传播》，2011（4）。

④李欣：《媒介融合进程中的博弈与升华――2012・中国城市广播电视创新发展高峰论坛综述》，《现代传播》，2013（1）。

⑤林晖：《类型化――中国广播电视发展的必由之路》，《新闻记者》，2001（9）。

⑥欧阳宏生，姚志文：《媒介融合：广播电视产业创新的路径》，《当代传播》，2008（6）。

⑦李岚：《广电产业集团运营效率评估理论探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11）。

⑧廖斯清：《我国传媒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实证研究》，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广播电视研究方向范文篇2

【摘要】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广播电视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不断创新技术手段、更新报道理念、拓展传播功能。广播电视基础理论研究作为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基石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和挑战。《广播电视学引论》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部紧贴学术前沿的广播电视理论著作。

关键词《广播电视学引论》专著创新广电理论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介科技手段的不断创新，全媒体时代的趋势已经愈加明显。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媒体广播电视也需要不断发展理论、创新技术手段、更新报道理念、拓展传播功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和挑战。由孙宜君、阎安合著的《广播电视学引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孙宜君教授从事广播电视研究多年，主持了多项国家教育部和江苏省社科基金等相关广播电视及传播学的多项研究课题，并执教多门与广播电视有关的课程，对广播电视业变革和发展有深入的研究。因此，这是一部紧贴学术前沿，丰富与拓展广播电视理论的著作。

一、紧贴广播电视学术研究前沿，具有前瞻性

一部学术著作能否紧跟时展、站在学术前沿，这是反映著作学术性的关键点。《广播电视学引论》作者能够站在广播电视学科研究的前沿，紧密结合广播电视数字化变革与发展的实践，并参考、吸收了最近几年广播电视学科的研究成果。这就保证了在主题选择、观点提出、论据使用等方面能紧跟时展步伐。从书中

参考文献和数据来源看，大多为近5年的最新资料。此外，书中还适当借鉴了国外数字广播电视、网络电视及新媒体的理论与研究成果，丰富和拓展了广播电视学的研究视野。

作者在该书开头就阐明：“力图紧密结合广播电视发展、变革的现实，以新的理念和中外参照的视野来诠释广播电视传播观念与功能的新拓展。”①因而从论证案例的选取看，时新性和贴近性很强。比如在论述近年来电视节目创新情况的篇章中，作者特意甄选了《我要上春晚》、《非诚勿扰》、《新闻1+1》、《我爱记歌词》等案例。这些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都获得成功的节目形态，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借鉴意义。在分析广播电视节目形态呈现新特点时，作者认为“在媒体融合背景下，电视节目类型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很多节目既具有综艺（娱乐）节目的特点，又蕴含社教、专题等节目的特征……节目在形式、内容、功能上面的元素杂糅在一起，形成了“混搭”形态。如《康熙来了》是谈话+综艺+娱乐，《我爱记歌词》是唱歌+选秀+综艺+娱乐，《天天向上》是访谈+礼仪+文化+娱乐+脱口秀，《我们约会吧》是婚恋+交友+娱乐+真人秀派对+论坛+脱口秀。”②这种分析是非常中肯和很有见地的。

从书中论题看，作者深刻意识到新媒体对于广播电视发展的重要意义，第四章着重论述广播电视传统技术与新技术，强调新媒体技术与广播电视形态的重要关系。不仅如此，该书还有意识地把广播电视的发展放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去研究，第二章总结了数字化给我国广播电视业界和学界带来的新课题，比如，如何转变观念，实现多种媒体深层次融合环境下的全媒体传播，如何发挥数字化广播电视媒体内容制作优势，突破内容生产的瓶颈等等。这些论题都具有前瞻性，不论是对于普通读者还是研究人员都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二、学理性强，形成科学系统的广播电视理论体系

《广播电视学引论》是一本具有很强理论性的学术型著作。该书分为13个章节，其中涵盖了广播电视学的学科体系、数字化变革、发展与现状、技术革新、传播主体和方式、节目类型研究和节目策划编排、以及广播电视事业管理经营等方面，可谓是内容丰富、理论充足。

该书具有严密的结构框架设计，内容清晰、条理明确、逻辑性较强。该书的13章节可大致归为6个部分，分别概括为学科论、历史论、本体论、主体论、节目论、经营管理论。其中前两章节主要探讨广播电视学科特征，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广播电视概念、属性与数字化变革等。这两章属于基础学科论，主要从宏观上介绍广播电视学和本书的基本情况。第3、4章属于历史论部分，主要探讨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广播电视技术进步与新媒体技术变革发展。第5、6章是本体论部分，重点介绍了广播电视传播特性与功能及其符号系统。第7、8章属于主体论部分，论述了广播电视传播机构、从业人员和受众。这一部分的内容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广播电视系统内各类从业人员的相关要求及其职责分配，分析受众作为接受主体的角色和构成、基本特点与基本权利以及接受的心理机制。节目论主要在第9、10、11三个章节论述，这一部分从节目类型、节目传播方式、节目制作流程三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述。经营管理论是第12、13章，从宏观上介绍了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的相关情况。从该书的内容分布来看，该书的6个部分相辅相成又互补互助，从宏观出发最终着眼于微观研究，从理论到实践层层深入。使该著作形成科学系统的广播电视论证体系，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广播电视理论，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三、学术视野开阔，研究方法多样且理论结合实际

《广播电视学引论》吸收并运用传播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相关理论与知识，对广播电视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形成了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如在“广播电视是特别的当代文化形态”这部分，作者就从文化角度论述了“广播电视是媒介是讯息，也是一种文化形态”的双重属性。而在论述广播电视产品经营的特殊性时，作者从经济学角度解释节目内容是凝聚了广电工作者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些都说明该书作者不满足于从传统的理论视角展开论述，而是敢于从多个学科吸收营养。这样做，既拓展了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同时也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该书还做到研究方法多样化，注重理论结合实际。如将人文科学方法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将心理学方法运用到分析受众接受信息的心理研究当中；运用社会学方法分别从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分析广播电视的传播过程、传播功能、社会效果等。书中多处采用了案例研究的方法，将经典文本和案例多次引用其中，进行细致分析。此外，大量运用图表和数据也使得该书的直观性更强，给读者更加深刻和清晰的认识。对于读者而言，这是一本了解当代广播电视学术前沿的主流及趋势的不可多得的好书。书中各个章节都包含了广播电视学术领域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富有很有学术价值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①②孙宜君、阎安：《广播电视学引论》[M].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6、217

广播电视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手机电视网络融合中国移动多媒体广播(CMMB)

1引言

手机电视是指利用数字地面广播网络或卫星广播网络或移动网络，在具有特定操作系统和视频功能的手机、PDA、MP4和GPS等手持终端上观看视频节目的服务。中国目前业内对手机电视通常称为手机电视、手持电视或移动多媒体广播(CMMB)。

手机电视作为移动商务的重要增值业务，是三网融合的产物。2010年1月，国务院决定加快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充分利用三网融合有利条件，创新产业形态，推动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手机电视、数字电视宽带上网等业务的应用”。随着3G时代的到来和国家“三网融合”战略的推行，手机电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可能成为未来移动商务的重要杀手级应用。广电把手机电视作为扩大其受众范围的新传播媒介，电信运营商则把手机电视看作在移动市场的新价值增长点。

目前国外对手机电视的研究以韩国、欧洲芬兰等国家的学者居多，国内对手机电视的研究主要来自媒介理论研究者、媒体从业者、通信研发者、电信从业者。手机电视业务实现方式的多样化、网络融合背景和跨行业的特性，决定了其研究内容的丰富性和研究方法的复杂性。在三网融合背景下，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和方法，加强对国内手机电视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2手机电视的界定和发展概况

目前无论是我国还是国际上，对手机电视都还没有明确的定义。Bayartsaikhan(2007)把手机电视定义为在移动设备上的电视，除了直播节目，还包括点播下载的节目和直播的订阅节目；手机电视包括流媒体电视和广播式电视。国内传播学者从媒体角度，对手机电视做了一些定义，如匡文波的《手机媒体概论》，探讨了手机媒体的传播特点、经营策略、手机媒体管理等问题。通常理解手机电视业务为利用手机或其它便携、移动终端观看电视节目在内的多媒体内容的业务，包括广播方式和交互方式。

手机电视的实现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利用移动网络实现。目前，这种方式有多媒体广播和组播业务(MBMS)和广播和组播业务(BCMCS)。二是利用卫星广播的方式。包括欧洲的卫星数字视频广播(DVB-S)和日韩的卫星数字多媒体广播(S-DMB)等。三是基于数字广播网的方式。包括韩国的DMB和国家广电总局推出的CMMB标准。这种模式被业界普遍看好，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试用，被认为是手机电视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

目前，全球一些大移动运营商已基于其现有2.5G／3G网络设施及流媒体技术推出了各种较初级的手机电视服务。美国Sprint在2003年初宣布推出MobiTV，从2004年开始，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等国家也都基于不同的技术开展各种形式的试验和测试活动。韩国已于2005年5月1日正式开通基于卫星方式(S-DMB)的手机电视业务，并于同年12月开始基于地面无线广播方式的T-DMB的手机电视业务。在欧洲，意大利的“3Italia”公司首先于2006年6月开通第一个DVB-H商用网络。

在国内，中国移动及中国联通亦于2004年试水手机电视业务。2008年，国家总局的CMMB手机电视标准以奥运为契机开始商用，并成立了中广移动公司，开始推动CMMB广播式手机电视的推广。目前，我国的手机电视发展还面临许多问题，具体有：监管政策不明朗、技术标准不统一、价值链的内容提供环节发展不成熟、手机终端不普及、尚未形成合作共赢的商业模式等诸方面的问题。手机电视国内外运营概况主要如表1所示：

3手机电视的内容和受众研究

手机电视不应只定位于“会移动的电视”，仅转发现有电视频道的内容，内容应具互动性，并增加用户自创内容和个性化内容。目前国外学者对手机电视内容研究开始增多。Schuurman(2009)认为手机电视增强了终端用户的移动性并增加了新的访问媒体的形式；在一个内容为王的时代，适合用户的内容是手机电视成功的主要关键因素。然而。目前的研究对手机电视的内容关注不够；Knoche(2006)通过三组实验，对手机电视内容不同编码率、图像分辨率和文字质量，研究用户对内容的反应；Chi-ChungTao(2008)以创新采纳和生活风格理论，以台湾高铁为案例，对手机电视的内容进行了研究；

在受众研究方面，S.Ali(2007)对英国青少年使用手机电视的偏好进行了研究；Choi(2009)对韩国人使用手机电视的动机做了分析；Carlsson(2007)通过实验法对芬兰手机电视用户的接受采纳做了实证研究；Shim(2006)对韩国DMB手机电视用户做了用户采纳实证分析。国内学者也开始尝试用实证方法对手机电视的内容和用户进行分析。陆地和刘菲菲(2009)通过问卷调查方法。对手机电视内容的用户偏好进行了实证研究。马持节(2007)对手机电视的受众因素进行了分析。

4手机电视的价值链和商业模式

彼得・德鲁克说：“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在网络融合背景下，手机电视业务实现方式的多样化及跨行业的特性，决定了商业模式和价值链模型的复杂性以及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从全球来看，即使在手机电视发展相对超前的日韩，其商业模式和价值链模型也处在探索阶段。

国外学者对手机电视价值链和商业模式做了较多的研究。Bria(2007)认为手机电视的出现不仅仅是基于无线网络，在声音和数据的基础上增加视频，而会对现有的市场构成挑战；手机电视的出现将会从技术、市场行为和产业战略等三个维度挑战当前移动商务市场，并从技术经济视角对手机电视商业模式做了分析。Hogg(2007)认为手机电视是未来中短期移动商务的重要应用，分析了手机电视的价值链。把手机电视市场结构分为四类：MNO主导的封闭市场、MNO主导的开放市场、广播运营商主导的市场、第三方服务商主导的市场。Braet(2008)重点研究了欧洲手机电视的运作模式，并认为手机电视的运作模式包括四个方面，分别是组织设计、技术设计、服务设计和财务设计。Shin(2006)手机电视是运营商等待已久的杀手级应用；用社会经济方法，研究了韩国手机电视DMB对政策、市场和产业结构带来的变化；研究了韩国DMB快速发展的驱动因素；手机电视DMB具备了下一代网络NGN的一些特征，如分层结构和数字信号处理等，但手机电视能否成为杀手级应用，取决于DMB能否打开下一代网络环境、能否水平产业结构和开放的市场环境。

在研究方法上，Pagani(2009)用情景规划法分析了手机电视商业模式和战略规划的不确定性因素。Shin(2006)用社会技术方法，分析了韩国的DMB手机电视如何引起政策、市场和产业结构的变革，以及DMB在韩国快速发展的驱动因素。

近几年，国内学者对手机电视的研究重点也大多在运营现状和商业模式研究。陆地(2006)总结了手机电视发展的五种推动力，包括技术、市场、资本、政策和竞争。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董年初(2008)认为面临内容、技术、经营模式等三方面的问题，应从内容为王、经营有方、网络创优、终端保障等四个方面来发展手机电视。王虎，曲文香(2007)对手机电视的阶段性盈利策略进行了分析，分为市场导入、快速成长和成熟期三个阶段。

一些国内学者还对手机电视商业模式的分类进行了研究(如表2)。汪卫国(2007)对手机电视的三种商业模式：移动公司单独运营、广电单独运营和合作经营进行了分析，合作运营模式又细分为广电主导、移动运营商主导和批发三种模式。北京邮电大学的沈永言和吕廷杰(2006)对手机电视的实现方式进行了分析，未来手机电视的商业模式有广播运营商主导、移动运营商主导、移动运营商完全控制模式三大类型，并认为移动运营商主导将是主流。中国联通的黄东巍(2008)则把手机电视的商业模式分为移动运营商模式、广电模式和合作模式三种。

综上研究，在网络融合背景下，合作模式是手机电视商业模式未来的主导模式，广电总局和中国移动网络运营商合作运营的CMMB手机电视即属于此模式。合作模式由广电负责内容提供、集成和传输发射，电信负责用户鉴权和互动信息，广电和电信通过合作竞争的博弈关系，共同运营手机电视。其优势是提高了服务质量和系统效率，贴近目标用户，收入来源多样，商业模式丰富；劣势是商业模式复杂，合作竞争的成本较高，监管和协调的难度大。这种模式被业界普遍看好，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试用，被认为是手机电视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CMMB的合作模式如图1所示。

5手机电视的融合视角研究

手机电视是在三网融合背景下产生的。三网融合从狭义讲，是电信网、有线电视网与计算机网的融合与趋同；广义讲，是电信、媒体与信息技术等三种业务的融合。从服务商角度看，是指不同网络平台倾向于承载实质相似的业务；从终端用户看，是指消费者用户装置(如电话、电视与个人电脑)的趋同。三网融合背景下，手机电视的驱动力包括：(1)技术驱动：技术驱动是三阿融合的基础和最主要驱动力；

(2)业务需求的驱动：对于三网的终端用户来说，不会在乎具体技术实现手段，重要的是能够提供给用户什么业务；

(3)放松管制的驱动：放松管制提供了跨行业竞争的管制框架，促进了三网融合。

手机电视是网络融合的产物，其未来发展也取决于广播和电信运营商的融合。国外一些学者开始从融合视角来研究手机电视。Bayartsaikhan(2007)认为手机电视是媒体公司和运营商联姻的结果，媒体把手机电视作为扩大其受众范围的新的传播媒介；通讯运营商则把手机电视看做在移动市场的新的价值增长点。Loebbecke(2008)认为手机电视展现了通讯、计算机和媒体融合的趋势。Braet(2008)认为手机电视是由广播业、内容集成商和通信运营商三方共同控制的新市场，三者处于合作竞争关系。Shin(2006)认为手机电视是运营商等待已久的杀手级应用，韩国手机电视DMB具备了下一代网络NGN的一些特征，但能否成为杀手级应用，取决于DMB能否打开下一代网络环境、能否水平产业结构和开放的市场环境。

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关注手机电视发展中的融合问题。北京邮电大学沈永言和吕廷杰(2006)认为在广电面临产业化发展、电信正在经历企业转型的关键时期，手机电视自然成为双方运营商必争的核心业务。但事实上，双方的互补性要远远大于竞争性。移动运营商多年建立起来的客户资源和运营管理能力是电视运营商短期内难以逾越的，而电视运营商多年积累的内容资源和媒体经营能力也是移动运营商难以短期获取的。在现实政策环境下，只有双方优势互补，才能双赢。谢新洲和杜娟(2008)则分析了手机电视的融合业务与产业分立监管的矛盾，制约手机电视产业顺利发展的政策因素及广电和电信部门在手机电视监管上的博弈。中国电信的于建港(2007)则对移动和广电在手机电视的合作方式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广电企业和移动运营商互相合作的关系将大于竞争的关系，手机电视网络的发展趋势是广播网络与移动网络的结合，两网的优势互补。苏勇和周笑(2005)通过构建手机电视和传统电视的动态博弈模型，得出内容产业和盈利模式是手机电视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

6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