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婴护理笔记范例(3篇)

母婴护理笔记范文篇1

1、提交收养材料

收养关系当事人应当亲自到收养登记机关办理成立收养关系的登记手续，并提交相应的收养材料。

夫妻共同收养子女的，应当共同到收养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一方因故不能亲自前往的，应当书面委托另一方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书应当经过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证明或者经过公证。

2、审查

收养登记机关收到收养登记申请书及有关材料后，应当自次日起30日内进行审查。审查时，收养登记机关可以进行有关的调查、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询问，调查应当制作调查记录，询问应当制作询问笔录。

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童的，收养登记机关应当在登记前公告查找其生父母;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弃婴、儿童的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童。公告期间不计算在登记办理期限内。

3、发证

母婴护理笔记范文

关键词：早接触早吸吮剖宫产术后寒战

中图分类号：R719.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7484（2011）07-0234-03

寒战是麻醉后常见的现象，发生率在40%左右[1]。虽然很多药物已经用于治疗和预防围术期的寒战，但笔者发现，简单的母婴早接触早吸吮，也能有效预防剖宫产术后产妇寒战的发生，现报告如下。

1临床资料

1.1样本来源

2010年4月～6月在我院进行剖宫产的术后产妇，满足纳入标准者，共搜集病例493例。所有病例按产妇意愿分为两组，其中入室后30分钟内愿意早接触早吸吮者为试验组，共397例，年龄在20-30岁之间，平均年龄25岁。30分钟内暂不愿母婴接触及吸吮者为对照组，共96例，年龄在20－29岁之间，平均年龄25岁。两组年龄比较无显著差异(P＞O.05)，具有可比性。

1.2纳入标准

1.2.1年龄在20-30岁

1.2.2足月剖宫产，麻醉方式为腰硬联合麻醉。

1.2.3术后母婴无严重病变，可母婴同室。

1.2.4产妇无母乳喂养禁忌症、无发热，亦无合并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失调及神经肌肉传导等疾患。

2研究方法

试验组：产妇术后从手术室回到病房，入室后30分钟内予母婴早接触早吸吮，时间为30分钟。由于此时的产妇术后需取去枕平卧位6小时，活动能力受限，护士必须协助进行母婴皮肤接触。我们将婴儿棉被叠放在产妇身体一侧，其高度约在产妇下缘，然后把婴儿放在棉被上，紧靠产妇胸侧挨着，帮助婴儿吸吮母亲。对照组：产妇术后从手术室回到病房，按其意愿，母婴接触及吸吮安排在30分钟以后或无进行吸吮。

3观测项目

收集记录两组在回病房后30分钟内发生寒战的例数，寒战持续时间超过10分钟者由医生行药物处理。

4统计学处理

用SPSSforwindows11.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5结果与分析

试验组发生寒战61例，寒战发生率15.4%，其中寒战时间超过10分钟、需药物干预者11例，占该组寒战人数的18.0%。对照组发生寒战23例，寒战发生率24.0%，其中寒战时间超过10分钟、需药物干预者9例，占39.1%。两组寒战发生率有显著差异(P

表1两组寒战情况比较

组别例数寒战情况

寒战例数需药物干预例数

试验组

对照组397

9661*

2311*

9

注：与对照组比较，*P

6讨论

术后寒战是术后常见并发症之一，会引起患者强烈的不适感，加重术后紧张焦虑情绪，甚至对机体产生各种应激性伤害。术后寒战的发生机制至今尚未完全清楚，现认为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术中低温环境、物的影响、心理紧张等等。亦有人认为产妇的寒战是疼痛所致，因为妊娠妇女硬膜外注入加温的局麻药能发生寒战，而非妊娠妇女即使注入冷盐水也较少发生[1]。

本组资料观察到，在大致相同的环境下（手术方式一致，室温大概一致，保温措施一致），早接触早吸吮的产妇发生寒战的几率减少，寒战的严重程度也较轻，说明早接触早吸吮对预防术后寒战有一定的作用。其作用机理，估计与以下两方面有关。

6.1缓解产妇紧张心理。由于术后身体疲劳、伤口疼痛，以及面临初为人母的角色认同，产妇身心均发生巨大改变，在产后普遍存在紧张、恐惧和焦虑等心理障碍，而紧张恐惧的情绪会产生应激源，引起周围血管收缩，影响回心血量和微循环，从而导致寒战的发生。近来有研究表明，母乳喂养可降低乳母的精神症状，减低乳母的不良情绪[2]。母婴的早接触，以及婴儿吸吮母亲，实际上就是一种哺乳行为，可以在心理上转移了产妇的注意力，缓解产妇的紧张情绪，从而减少寒战的发生。

6.2减低产妇应激反应。寒战对于麻醉手术后的产妇而言是一种应激反应，对产妇生理、心理均造成不良影响。Heinrich等研究发现，哺乳行为可以即刻降低心理应激引起的皮质醇反应[3]。由此我们认为，婴儿吸吮母亲的行为，可以帮助母亲减轻应激反应，从而减少寒战的发生，或者减轻寒战的程度。

母婴早接触早吸吮是国际上提倡的做法，不仅保障了母乳喂养成功，同时也能促进产妇康复。但一部分剖宫产的产妇，由于疲倦、受限等各种原因，未能做到母婴早接触、早吸吮[4]。本研究发现母婴早接触早吸吮的做法，可减少寒战的发生，减轻寒战程度，避免了部分不必要的药物干预，显得更加安全和简便，所以应该加强相关措施以保证母婴的早接触和早吸吮能得以实施,以减少、减轻术后寒战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庄心良，曾因明，陈伯銮．现代麻醉学(下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2045．

[2]MezzacappaLetal．PsychosomMed，2002，64：107．

母婴护理笔记范文

被告：北京市怀柔区第一医院。

被告：北京市怀柔区卫生局。

黄海生与任红艳原为夫妻。

2009年9月11日，任红艳在怀柔区第一医院生下一女。2009年12月25日，第一医院签发了出生证编号为j110191088的出生医学证明（新生儿跟随母姓）。黄海生就该出生医学证明向怀柔区卫生局投诉。2010年3月18日，区卫生局给其出具了“关于黄海生投诉一事调查处理结果”，表示收回初次颁发的出生医学证明，并作为废证处理。

2010年3月17日，黄海生与任

红艳由法院一审判决离婚，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2010年6月9日，任红艳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形下，再次填写了助产机构内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和未携带新生儿父亲身份证明原件的情况说明，由第一医院开具了新生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新生儿姓名仍为原出生医学证明上的姓名）。

2010年6月29日，黄海生向怀

柔区卫生局递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撤销第一医院在2010年6月9日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怀柔区卫生局于7月12日给其答复，内容是：“你的行政复议申请书所述怀柔区第一医院开局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不是本局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范畴”。黄海生对此仍然不服，向北京市卫生局再次提出行政复议，请求市卫生局撤销该答复并责令撤销2010年6月9日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

北京市卫生局在行政复议决

定书中认为，怀柔区第一医院不是行政机关，其在2010年6月9日给任红艳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被申请人怀柔区卫生局不是行政复议机关，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超出了被申请人的职责范围，故决定维持被申请人在处理申请人递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过程中的行政行为。

原告黄海生于2010年11月15

日向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北京市卫生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书、撤销被告北京市怀柔区第一医院为其婚生女颁发的出生证及北京市怀柔区卫生局作出的答复。

【审理】

在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黄海生不服出生医学证明的记载内容，其提出诉讼应当选择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的途径，曾产生了不同意见。对于黄海生在同一诉讼中同时将北京市怀柔区第一医院、北京市怀柔区卫生局列为被告，而且一次性提出了三个诉讼请求，法院认为不能将原告的三个请求在同一案件中进行审理。在对原告进行了充分的释明工作后，原告黄海生以被告主体有误为由，向法院申请撤回。

经审查，法院认为，与撤

诉系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原告黄海生申请撤回，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故对原告黄海生的撤诉请求予以准许。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法院裁定准予原告黄海生撤回。

【评析】

当前，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姓名权的争夺表现得比较常见。通常在两个阶段比较突出：一个是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时，父母争着让子女跟随自己的姓氏；另一个是父母离异后通常选择更改子女的姓氏，或者从自己的姓氏，或者跟随继父的姓氏。本案正是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就本案的审理而言，有三个问题需要考虑：第一，医院出具出生医学证明行为的性质认定，其是否行政行为？第二，医院出具出生医学证明行为的责任承担，其能否作为行政主体被诉？第三，原告对出生医学证明记载内容不服，可以选择哪种诉讼救济途径？笔者认为，医院作为事业单位，根据母婴保健法的相关规定，行使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职责，属于授权的行政确认行为。

故在此种法律关系中，法院可以作为行政案件受理。

一、出生医学证明的行政确认

性质行政确认是一学理概念，在我国法律中并无明文规定，但行政法学界通常认为：“行政确认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相对方既有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进行辨别，给予确定、认可、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主体通过确认特定的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来达到确认或否认相对方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的行政目的，主要形式有确定、认可、证明、登记、批准、鉴证、行政鉴定等。

按照行政法学观点，行政确认的特征一般包括：第一，行政确认的主体是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第二，行政确认的内容是确定或否定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其直接对象为与这些权利义务、法律地位紧密相关的特定的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

第三，行政确认的性质是行政主体所为的具体行政行为，其确认权属于国家行政权的组成部分。虽然行政确认行为中的行政主体往往也处在平等主体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但其一般都是具有强制力的行政行为，有关当事人必须服从，否则会受到相应的处理。

下面我们结合出生医学证明

的具体特征来分析一下其是否属于行政确认的范畴。根据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出生医学证明是批准开展助产技术服务并依法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许可证的医疗保健机构依据母婴保健法出具的，证明婴儿出生状态、血亲关系以及申报国籍、户籍取得公民身份的法定医学证明。它的主要内容包括：新生儿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及时间、出生地、出生孕周、健康状况、体重、身长、母亲基本情况（姓名、年龄、国籍、民族和身份证号）、父亲基本情况（姓名、年龄、国籍、民族和身份证号）、接生机构名称等。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出具

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即是确认婴儿出生的法律事实，其与生母、生父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其作为我国公民的法律地位的一种证明，属于行政确认行为中的证明行为。

二、出具出生医学证明行为的可诉性分析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需要考虑原告、被告、具体行政行为、受案范围、直接利害关系等因素。之所以认定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理由如下：第一，医院符合行政主体的要件，可以成为适格被告。行政机关作为行使行政职权的专门机构，必然是行政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唯一，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由此可见，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也构成行政主体。根据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生医学证明的通知》（卫妇社发【2009】96号）在第二条第一款中明确提出，“各地要坚决落实由具有助产技术服务资质的医疗保健机构为本机构内出生的新生儿直接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要求”。上述条文明确规定了医疗保健机构出具出生医学证明是特定法律规范进行授权的结果，该授权基于立法行为而产生。因此，被授权组织，例如本案中的妇产医院，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即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并在上面加盖“北京市出生医学证明专用章”，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第二，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属于

单方具体行政行为。根据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此法条乃强制性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出具出生医学证明，既是其职权，也是其职责；其既不能，不予办理相对人的出生医学证明；也不可渎职，不履行形式审查职责，对相对人的出生信息乱加填写。而且从出生医学证明的对象要素来看，它是针对特定的公民做出的，目的在于确认婴儿出生的法律事实，其与生母、生父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其作为我国公民的法律地位的一种证明。如此观之，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具有强制性、单方性和具体性的特点。

第三，原告认为自己的合法权

益受到了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侵犯，该行为与原告存在具体利害关系，故具备原告资格。如上分析，医院按照立法授权，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由于出生医学证明的行政确认行为是针对新生婴儿做出的，除了新生婴儿的姓名、出生地、健康状况、出生日期、体重等信息外，同时还负责登录母亲姓名和父亲姓名及双方的身份证号。因此，尽管出生医学证明行为并不创设新的法律关系，但由于其系法定权利凭证，出生医学证明所标注的信息，必然使相对人享有和行使权利受到影响。对婴儿来说，至少关系到被抚养权、继承权和户口登记、儿童保健服务等方面的权利；对父母而言，既是父母对子女血缘关系的证明，也关系到父母监护权、对婴儿姓名的协商决定权以及其它人身权益的行使。由此，医院没能在出生医学证明上记录父亲信息，父亲有正当理由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而以原告身份提讼。

第四，该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

受案范围。为了明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法首先以概括的方式确立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界限，随后具体列举了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案件，并明确规定了几类不可诉的案件。按照确定受案范围的具体行政行为标准、违法侵权标准和人身权财产权标准这三个标准，可以看出都没有将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案件排除在外。由于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某一具体行为是否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必须综合考虑，笔者认为该行为至少可以放在“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案件”的范围内依法受理。

三、不服出生医学证明记载内

容的诉讼救济途径如上所述，笔者认为，医院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使行政职权。该行为具有单方性、强制性，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当事人对出生医学证明记载的内容不服，可以将医院列为被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判决被告更正登记内容或者撤销、补办新的出生证明。

那么，除了行政诉讼，当事人

是否还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民事诉讼的救济途径也是可行的。这关系到父母的监护权中是否包含子女的姓名权问题。当姓名权行使有冲突时，该如何协调？例如本案中妻子前后两次办理出生医学证明，让女儿的姓跟随母亲姓，这导致了父亲的不满，进而引发诉讼。在西方国家的法律中，父母对子女的权利属于亲权的范畴，而我国法律没有亲权的相关规定，这与我国沿袭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立法体系有关。应当认为我国民法所规定的监护权中包含了对亲权的相关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监护人应当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由于子女姓名权是一项具有很强的人身和文化属性的权利，超出了未成年人的能力范围，也不属于可以由单亲的家庭日常事务，因而只能由监护人双方共同决定行使。而本案中妻子在未和原告协商的情况下擅自让子女随己姓而且故意不登记父亲的信息，其行为涉嫌侵犯了父亲的监护权。

因此在本案中，原告作为父

亲，还可以按照婚姻法第十六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9条规定：“父母不得因子女变更姓氏而拒付子女抚育费。父或母一方擅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母或继父姓氏而引起纠纷的，应责令恢复原姓氏”，将妻子列为被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妻子侵犯了自己的监护权。因为不管是未在出生证明上记载父亲的信息，还是擅自决定婴幼儿的姓氏，都是对父亲监护权的一种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