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的定义(6篇)
时间：2024-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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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础。为了给“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提供直接有力的学科支撑，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是十分必要的。“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有自己的学科定位，要大力加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建设。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精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05年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5个所属二级学科。
今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出通知: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逐步形成一个研究对象明确、功能定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同时，为进一步强化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功能和教师队伍建设，决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增设一个二级学科，即“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
这个决定，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等学校中的指导地位，对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必将提供重要的支撑，发生深刻而重大的积极影响。
一、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要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提供有力的学科支撑。此前已设立的五个二级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三门课程提供了有力的学科支撑。而为了给新开设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同样提供直接有力的学科支撑，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是十分必要的。
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并给以批判的总结，和调查研究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性的任务。1943年，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由此可见，理论、历史和现状三者相结合，才能真正地实行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及其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的研究，这是建设一个研究对象明确、功能定位科学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的必然要求。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不是一般的历史知识课，而是通过历史教育解决“三个选择”问题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职能特殊而重要。现有的学科并不充分地具备这种职能。
比如:目前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是不能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提供直接的和充分的学科支撑的。其原因，一是从时间跨度上讲，中共党史不能涵盖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从1840年讲到现在，中共党史则是从1921年才开始，前面80年不涉及。二是从研究领域讲，党史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内容为主，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中、下编虽以党的活动为主干，但还需要广泛研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情况，在全方位的分析和比较中阐明“三个选择”，较之中共党史，其研究领域更为广泛，内容更加丰富。
目前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也不能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提供直接的充分的学科支撑。因为从研究内容上讲，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服务的“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与历史学中的“中国近现代史”二级学科是有很大不同的。
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也不能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提供直接的充分的学科支撑。其原因，一是从时间跨度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能涵盖1840-1921年这一段历史。二是从研究内容讲，它主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科学体系，并不是要去系统地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及其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并不是要去全面地论述“三个选择”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增设新的二级学科即“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专门的、直接的学科支撑。
目前，全国每年都要为近300万本科学生普遍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有助于吸引和稳定一批高水平的教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和相关的理论研究，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成就感，有助于推进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并为更好地造就本课程的教师尤其是其中的骨干力量进一步创造条件。
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定位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的通知明确规定:“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是围绕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的发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由谁来领导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专门系统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的学科。”这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性质和功能作出的科学定位。
从这个规定中，我们可以对这个学科得到以下几个基本方面的认识:
第一，、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其《实施方案》规定，“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与此相对应，本学科所要着力研究的，正是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的发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由谁来领导等这些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
这是本学科的主题、主线，是本学科建设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方向。
第二，中国人民是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在总结中国近现代正反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才作出“三个选择”的。为了科学地阐明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我们需要系统地掌握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发展脉络和基本经验。
重视历史的学习与研究，注意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毛泽东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能割断历史。胡锦涛强调，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正因为如此，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应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基础上求得发展。
这就是说，本学科要在广泛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在全方位的分析和比较中阐明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这样，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的论述，才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这是本学科的特点之一，也是本学科的优势之一。
第三，本学科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虽然应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基础上求得发展，但它本身的基本属性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这个二级学科的名称已经表明，它不同于历史学中的中国近现代史二级学科。它并不要求去展开地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各个方面及其具体的历史细节、事件、人物，而是要在弄清楚中国近现代史基本线索的基础上，着重对与“三个选择”紧密相关的基本历史规律和主要历史经验进行研究。本学科要将理论研究同了解历史进程、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要从历史和理论相结合的角度，深入开展对中国人民作出“三个选择”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性的研究，深入开展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的研究，深入开展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研究，深刻阐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进一步增强人们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只有这样，它才能很好地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主要教学目的相协调，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建设提供切实的、直接的、有效的支撑。
第四，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其他五个二级学科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此前已经设立的五个二级学科，分别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外马克思主义比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几方面开展相关的教学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则着重对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进行研究，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开展理论和实践研究。
这样，“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就既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重点，又能够与其他五个二级学科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三、加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建设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出的通知，对本学科博士学位、硕土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对本学科的研究范围，对本学科的课程设置以及主要相关学科等，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通知规定，获得本学科博士学位的条件是: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全面掌握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基本规律;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熟悉本学科的最新动态;能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研究、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理论宣传、党务工作等骨干专门人才。获得本学科的硕士学位的条件是: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较好掌握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比较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了解本学科的最新动态;能承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研究、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理论宣传、党务工作等。转贴于
通知规定，本学科的研究范围是:中国近现代史“三个选择”问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规律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规律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重点、难点、热点理论问题和教学实践研究，科学的历史观教育研究。
通知规定，本学科的主要相关学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通知还对课程设置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这些规定，导向正确，切合实际，为加强本学科的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下面，我仅就本学科博士生、硕士生的课程设置这一个问题，谈一些认识。
通知规定的课程设置，大致上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读，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著作选读。
在今年5月召开的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工作座谈会上，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广泛学习和掌握各方面的知识，特别是要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下功夫”。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读等课程的设置，是同中央领导同志的上述指示完全一致的。
十七大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了掌握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经验，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著作选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什么理论基础上开创出来的呢?胡锦涛指出:“我们党能够在新时期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继承”。为了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读”、“毛泽东思想基本著作选读”。
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上述课程设置，体现了认识和处理这个问题应当遵循的正确原则。
早在1960年，邓小平在论述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时就讲过:“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他不赞成有的同志关于“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政治经济学”这种提法。他说，“讲初期的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资本论》;讲帝国主义，总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这方面，毛泽东也有发展，比如提出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但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解决了。”对于这些已经解决了的基本理论问题，毛泽东没有必要再在自己的著作中去作重复的论述。这样，人们要真正了解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仅仅读毛泽东的著作是不够的，还必须读马克思、列宁的有关著作。这些看法，毛泽东是同意的。邓小平说:“昨天在毛主席那里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邓小平的这段论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的答复，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也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通过学习本类课程，切实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下功夫”，这是我们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必须具备的基础，必须练就的基本功。
第二，史学理论与方法。
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有一个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方法论指导的问题，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上、运用什么观点、采取什么方法的问题。我们要能够科学地回答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的发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由谁来领导这些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不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不行的。
在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理论界、史学界存在着不同意见甚至严重分歧。有些不同意见的产生，是由于研究者掌握材料的多少、深浅不同，由于他们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但有的分歧的产生，则是根源于人们据以治史的历史观的对立。正因为如此，为了求得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科学认识，为了抵制“告别革命”等错误思潮，分清在一些重大是非问题上的原则界限，学好“史学理论与方法”，是很有必要的。
通过学习“史学理论与方法”这门课程，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方法，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和近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有分析地鉴戒国外史学传统中的有益成分，这是搞好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必须具备的重要前提和条件之一。
第三，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曾经对于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提出过重要的意见，他说:“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方面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这个意见也告诉我们，只有认真学习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等，我们才能为综合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提供必要的知识准备，才能系统地阐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得民族的独立、解放，走上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从而赢得中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是在斗争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出了适合中国情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核心内容之一。
通过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论著，研究党的历史文献，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这是我们搞好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和条件。
第五，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
关键词：史料历史事件学科
为提高复习效果计，中学历史教学界迫切需要对传统的教学模式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笔者以为，当前形势下的这种调整和改革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拓宽
拓宽，就是要对现行中学历史教材的知识范围作出适当的延伸和补充。对现行中学历史教材知识范围的拓宽，这是由当前高考改革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也是由于现行高中历史教材本身存在的局限和不足所决定的。现行高中历史教材中，《中国古代史》基本上是初中内容的压缩，深度不够，层次偏低；《中国近代现代史》是新近编写的，其体例、内容都很新，切合高中要求，但由于教材为避免与初中本重复，许多重要知识点仅一笔带过，交待不详；《世界近代现代史》仍沿用原来的老教本，知识陈旧，不少观点已经过时。因此，教学时必须针对具体情况予以补充和更新。本文认为，对高中历史教材知识范围的拓宽主要是补充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重要史实、史料的补充。
史实的补充是为了帮助学生对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现象形成更全面的了解和更完整的认识而补充一些必要的史实。如讲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背景──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就有必要将世界古代史上新航路的开辟和圈地运动的有关史实给学生适当介绍和补充。再如，讲秦统一六国时就有必要将秦的“远交近攻”策略给学生适当介绍，这样有利于学生更全面地认识秦统一六国的原因。
2.基本历史理论的补充。
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要求中学历史教学要“逐步培养学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1995年高考历史科《考试说明》对考生的能力要求第8条规定：“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的本质，阐述历史发展的规律”《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是指导中学历史教学两个最权威的文件，它们都明确规定了对学生掌握和运用历史基本理论的要求，而这两个文件所要求的历史基本理论的具体内容则是中学历史教材上所没有的，因此教学中教师必须结合具体史实给学生介绍和补充。
3.相关学科知识的引入和渗透。
重视相关学科知识的渗透和考查是近年高考命题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我们平时教学时就要重视将相关学科知识，特别是语文、政治、地理等学科知识引入和渗透进历史教学之中。
挖深
挖深，就是深入挖掘历史知识的内涵和外延，深化对历史知识理解和认识的深度。挖深一般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1.从分析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原因、背景或目的入手。
如分析秦统一六国的原因时就要挖深到“战国时期结束诸侯割据的局面，完成封建国家的统一，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具体表现为：①从经济条件讲，由于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已有一定程度的加强，为统一局面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②从民族关系讲，经过春秋战国长期的民族融合，华夏族已发展成为一个巩固的民族共同体，能够克服周边各族的离心力，促进各族人民的逐渐融合。③各国人民要求统一。
2.从分析历史事件的作用、意义或影响入手。
中学历史教材在叙述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作用、意义、影响，或对其进行评述时，由于限于篇幅或其他原因，有时往往不够全面，只局限于其中一个或几个方面，教学时教师针对这种情况必须予以挖掘深化和补充，帮助学生形成全面的、准确的认识。如世界史教材关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评价，只强调了它是“英、法、美长期推行的绥靖政策破产的标志”，而对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和不良后果却无只言片语，这显然是偏颇的、片面的，教学时教师可适当补充。
3.从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比较入手。
如通过比较19世纪60年代封建国家掀起的向资本主义学习的三大改革运动（中国的洋务运动、俄国1861年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异同而对其结果不同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日本明治维新是在经过武装倒幕基本肃清封建幕府势力的基础上实行的比较全面和广泛地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改革，结果使日本很快由受人欺辱的弱国走上强国之道；俄国1861年改革虽然宣布废除封建农奴制，但改革很不彻底，保存下来的农奴制的残余势力严重地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俄国在改革后仍然落后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洋务运动则是在没有对封建制度作任何触动的情况下仅仅单纯地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和军事技术，因此没有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中国依然是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出现以上三种不同结局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它们对新旧两种制度所持的不同态度所决定的。
4.单元小结，归纳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帮助学生深化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一
在西方史学史上，有关主体性问题的争论和分歧，可以19世纪的客观主义史学【此处仅指兰克学派的史学思想】和当代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史学思想为代表。
总的说来，客观主义史学家们把主体性看作是一种消极的东西，主张抑制它、摆脱和消灭它，并相信经过自身的努力是可以摆脱主体性的纠缠。历史研究的日的是客观如实地说明历史。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需让历史自己来说话。妨碍和影响历史认识的客观性、真实性的主要威胁来自主体自身。为此，他们设计出种种方法，规定各种研究的原则，努力想净化历史认识过程，帮助主体抑制、摆脱和消灭主体性。在他们看来，历史学家应是一个完全客观的人，一面镜子、一种工具，主体一旦抑制、摆脱了主体性，就可以达到“如实地说明历史”，达到不是我在讲历史，而是历史通过我的嘴来讲【历史学家菲士泰尔·库朗热语。见《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2页。
客观主义的史学思想受到了当代史学家的怀疑和批评，其中尤以主观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史学家的批评最为严厉。他们认为，历史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耍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等，都是由于史学家决定的。事实就象一只袋子，你不放一些东西在里面，它是站不起来的。他们强调历史认识中的主体性和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历史认识活动。有的说在历史学家制造历史事实之前，历史事实对于任何历史学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有的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就是过去的思想在历史学家心灵中的重演，有的说历史是历史学家的经验，历史不是别人而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唯一办法。但是。他们从主体方面出发，得到一个与客观主义史学家相似的看法，即仍然把主体性看作是影响历史认识客观性的消极因素，或者说主体性和主体效应的结果必然是造成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主义，主体性即主观性。“他们认为过去的知识是通过不止一个人的头脑而流传下来的，并且是经过他们‘加工处理过’的。因此，这种知识不可能包括一些基本的，与个人无关的、任什么也改变不了的因素……，既然所有的历史判断都牵涉到人和观点，而此人此一观点跟彼人彼一观点又各有千秋，因而便不会有‘客观的’历史真实了”【《历史是什么》第2页】。
于是，我们便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象客观主义史学那样，抑制、摆服和消灭主体性去追求历史认识的真实性，还是象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史学那样，肯定、强化和高扬主体性而放弃、牺牲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呢?
二
当代思维科学的研究已经证明，认识总是在主体先存的认知图式的统摄下进行的，相对于认识客体来说，主体总是处于一种主动态势和能动状态，没有主体的主动干预，没有主体认知图式的操作和运转，认识活动是无法进行的，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也无法获得。历史认识活动也不例外。
客观主义史学对主体性的排斥和对主体效应的否认，主要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对19世纪前历史哲学的反叛。他们看到了理论和观念粗暴地歪曲历史的事实，认为思辨式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哲学家们构建理论体系的思想工具。为此，他们把历史讲究的目的和任务规定在对历史事实的发现和确定，而无需对事实提什么问题。他们反对对历史进行任何抽象、概括和评价，认为只有感性直观才能为我们提供确切可靠的历史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是由它所肩负的批判历史哲学的历史使命所规定的，也是史学思想发展史上合乎逻辑的一环。但是，他们由怀疑和否认错误的抽象思维而错误地怀疑和否认一切抽象概括和评价。由怀疑和否认主体性的负效应而错误地排斥主体的一切作为。试图以抑制、消灭主体来净化历史认识过程，保全“历史的贞洁”，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87页、第233页】。另一方面是出于他们对历史认识活动的直观理解，即完全从客体方面来理解历史认识的发生问题。他们认为历史认识不是产生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和史学实践之中，而是产生于客体对主体的给予，主体只是一种被动、消极和等待着被给予的工具。这种理解很符合日常生活的经验，但在逻辑上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客观主义史学对历史认识的本源问题持一种客观主义的态度。即肯定历史认识对象是先于认识、独立于认识主体之外的客观实在，并把它看作是历史认识的基础和前提。但是，一旦把对认识本源问题的理解直接搬入认识发生问题的讨论中，简单地把物质决定意识等同于客体决定主体，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矛盾；既然主体只是等待着被给予的消极的工具，那么凭什么说对象是先于认识和独立于认识主体之外的客观存在呢?因为上述判断本身就是认识的结果。无条件地承认在认识(给予)前的对象的独立存在，不就是承认了有一种可以不通过给予的认识吗?有一种先于认识的认识吗?
同时，用给予的观点也很难解释具体的历史认识活动，在一般的认识活动中，尤其是在感性认识阶段的感觉层次上，认识还可以用“给予”来描述，还可以感官与对象的关系来说明；那么历史认识活动，即使是感性的认识阶段(如历史事实的确定和发现)也总是表现为思想与对象的关系。思想所把握的总是一般性的规定，思想与对象的关系总是表现为普遍性概念和个别性事实的结合。如果主体只是一种被动、消极的工具，自在的事实又怎么会变成我们现实研究活动的客体呢?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只要仍抱着以客体为中心，让主体围绕客体旋转的思维形式，上述矛盾就无法解决。解决的途径，就需要从主体方面来理解历史认识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史学肯定、强调主体性是有积极意义的。从忽视、否认主体性到肯定、强调主体性，意味着历史学家对自身研究活动的深入，意味着史学思想上的一个进步。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对史学研究主体性的误解和种种摆脱，抑制和消灭主体性的努力，已经把历史学家对自身的理解和史学实践引入歧途【罗素在《人类的知识》里曾说，摆脱主体性的愿望，已经在有关的认识沦方面，把一些近代哲学家引入了迷途】。如对历史认识真理的绝对主义态度；热衷于历史事实的确定，而对发现规律少有问津，只注重对史料的考订鉴别，而不愿对史事作概括、综合和评价等。
三
与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史学相反，我们认为，主体性的存在并不必然会消失掉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主体性并不等于主观性。这种不等于的依据，来自主体具有的“天赋”能力，表现为主体认知图式与客观历史图式的同构或一致性。主体的认知图式是先存的，但不是先验的，它是主体在后天的教育、学习和史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人类的知识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的特点，前辈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总是为后来的史学家创造和提供了一定的知识、理论框架和思维模式，后来的史学家们通过纵向的历史联系和横向的社会联系，通过信息的传承和交流，在前人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认知图式，从事新的历史认识活动。更重要的是，历史学家的认知图式并非是主体自身的主观建构，“主体绝对不能随意地好象玩一个游戏或画一幅画那样来自由地安排结构”【皮亚杰；《结构主义》，第43页。】。从根本上说，主体的认知图式是客观历史图式的内化和积淀。客观历史就共本质而言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并具有自身的联系和秩序。这种规律、联系、秩序的最普遍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客观历史的图式。通过史学实践，多种多样的历史图式转化为语言，概念等，最后又内化和沉淀为主体的认知图式。在历史认识活动中，一方面是认识主体用先存的认知图式去建构客观历史的图式，另一方面认识主体以客观历史的图式为蓝本不断地重建自己的认知图式。随着主体认知图式的不断重建，主体的认知图式就能越来越逼近客观历史的图式，主体也就能越来越客观、越来越真实地反映客观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并不会消失掉认识的客观性。相反，认识的客观性只能产生于主体性之中，主体性的本质是倾向于认识的客观性。
主观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根本缺点是抽象地发展了主体性。在思维方式上，他们不是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而是用非此即彼的观点来分析历史认识的主客体关系。由原来的以客体为中心，让主体围着客体转的思维方式转换到以主体为中心，让客体围着主体转的思维方式，并完全从主体方面来理解历史认识的发生问题。结果，主体变成了专横主观的主义，客体成为一堆任人摆布的材料，“历史事实是没有地位的，解释却是一切”。其次，他们混淆了历史认识的发生与历史认识的本原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或者说是不恰当地把历史认识的发生问题中的主体的地位、作用夸大到历史认识的本原问题上，提升到本体的高度。于是，主体不仅决定客体，而且还吞没了客体。如贝克尔所说：“我们承认有两种历史：一种是一度发生过的实实在在的一系列事件，另一种是我们所肯定的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意识上一系列事件。……但是事件的实在的—系列，在我们看来，只存在于我们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那意识上的一系列之中。这便是为什么我不得不把历史和历史知识等同起来，为了一切实用的宗旨，对我们和当前一时来说，历史便是我所知道的历史”【《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260页】。于是，肯定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保持历史认识的发生和历史认识的本原问题上的一致，“解决”了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的矛盾，但是抛弃和牺牲了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实际上仍未能科学地说明主体性问题。
四
客观主义史学对主体性的抑制和对主体效应的否定，从另一方面提示我们应该注意主体性的消极作用和负效应。在历史研究中，因主体认知图式的原因而导致的认识偏离和失实的事例比比皆是。许多著名的史学家，哲学家，常为证实自己的理论而随意歪曲史事和篡改史料，或者是从历史中选择事实为自己的理论体系辩护，凡不合己用的一概摒弃。
显然，主体性具有两种效应：一方面由于主体性的存在和发挥，使主体能更完全、更准确地认识客体，达到对客体的真实反映，这是主体性的正效应，或称主体性的积极方面和肯定方面，另一方面由于主体性的存在和发挥不可避免地造成认识与客体的偏离，这是主体性的负效应，或称为主体性的消极方面和否定方面。主体性的两种效应从主体方面来说，是来自于主体认知图式功能的二重性。由于主体认知图式的操作和认知功能的发挥，认识不再是客观历史的临摹复写，而是能动的创造构建；不是消极的等待感知，而是积极的探索和主动的提问。主体认知图式的介入使主体能有选择、有指向地在混乱杂多的历史信息中迅速而准确地捕捉到自己的对象，并将它们整理成一定的秩序和规则，否则便会沉没于历史信息的汪洋大海而不能自拔。星星点点、若隐若现的历史材制，经过主体认知图式的分析综合，联属成一个个完整的感性形象。不是这样，历史人物就难以活现，历史事件也无法重演。再经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处理，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最后形成对历史多方面本质属性的统一的具体认识。认知图式的积极功能产生了主体性的正效应。同时，在认知图式的操作中，图式中的各种主观因素必然会干预和介入到认识活动中，造成认识的主观性和认识与客体的偏离。认知图式的消极功能产生了主体性的负效应。
主体性的两种效应渗透于整个历史认识活动中，最后又汇集、凝聚并集中体现在认识的成果上。任何一种史学思想，既凝聚着主体性的积极，肯定方面，又凝聚着主体性的消极、否定方面。既不是纯而又纯的客观，也不是纯而又纯的主观。而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相对与绝对的统一。因此，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某些历史认识活动和历史认识成果都是不正确的，即使是基督教神学史观，也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客观性。
正与负、积极肯定与消极否定，如同一条轴线上的对立两极，主体效应就在这条轴线上的两极间移动。当主体能够不断地按照客观历史的图式来重建自己的认知图式，并用不断完善的认知图式去反映客观历史，主体性的积极、肯定方面就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和高扬，认识的结果就表现出显著的客观性。当主体不是时时按照客观历史的图式来重建自己的认知图式，而是“强物就我”地把历史图式纳入自己的认知图式，来保持和加强原有的认知图式，这是主体性的消极、否定方面的作用，其结果就表现为认识的极端主观性。
历史认识的根本目的是追求认识的真实性，追求认识与客观历史的一‘致和符合。从
主观方面来说，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通过发展、强化、完善主体的认知图式来实现。但是，主体认知图式的发展、强化、完善又不单纯在一个自身封闭的系统内凭空臆想，必须以客观历史为蓝本和规范，通过认识活动中主客体间的信息的交流、转换来实现。这便显示了主体性的相对性和有条件性，反映了客体对主体性的制约性。
五
综上所述：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就是历史认识活动巾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它是历史认识主体的特性，是主体之所以成为主体的基本规定。历史认识不是客体对主体的简单给予，而是主体对客体能动的积极创造。主体性也是历史认识的基本属性，只要有人的历史认识活动存在，就必然带有主体性的属性，不带有主体性的“纯净”的历史认识活动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表面上看，主体性的探讨似乎会否定认识的反映本质，实际上它否定的是机械、照相式的反映，而旨定了历史认识的本质是创造性反映。创造与反映不仅不矛盾、不排斥，相反，它们统一地构成了历史认识的本质。
作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态势和能动状态，历史认识的主体性贯串于整个历史认识的过程，最后又集中地汇聚到认识的结果中。主体总是按照自己的认识能力，思维形式、内在需要、价值尺度去选择客体和理解客体的。主体性的作用，意味着主体自身性质、状况决定和制约着历史认识活动和历史认识成果的性质和状况。任何一种历史的理论、学说，都不可避免地渗透和凝集了主体的因素和属性，纯而又纯的历史真理是不存在的。主体性的探讨，从表面上看会降低和抛弃对历史认识真理的信念，实际上抛弃的是历史认识真理可以轻易获得的幻想【谢龙主编：《现代哲学观念》，第162页】。
主体性是历史认识论的范畴，是描述主体在历史认识发生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范畴。主体性的存在并不排斥和否认客体的优先存在。将主体在认识发生中的作用提升到认识本原层次上是错误的。但是，优先存在的历史现象之听以成为我们的认识客体，不只是由于它的客观存在，而在于主体的认识指向，这就显示了主体性的意义。
关键词：客观性；真实性；文本；权力；后现代主义
人类的经验可以被无穷地诠释和接受，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和解释从来就不会静止，“盖棺论定”实在是个早该被重估的观念，所谓“诗无达诂”、“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是也，“历史之所以不断地要改写，是因为人们的史学思想是不断地在改变和更新的。”[ii]每一代人都需要用对于自己时代最有意义的观点和方法来掌握和研究历史，因而，自从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以来，历史学的研究范型就已经历了许多方向性的转变，特别是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其研究范型就经历了“社会科学化的转折”（socialscienceturn）和“计量化的转向”（statisticsturn）“女性史学的转向”（women’shistoryturn）等阶段，但不管如何转变，还是有没有改变的东西——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认识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历史学家认识过去的基本方法没有受到挑战，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新理论、新方法，去研究诸如性别、妇女、文化等新主题——实证主义和理性分析依然是史家的最后立场，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后，一切都不再一样了，揭竿而起的后现代主义对史家只有用实证和理性分析才是历史认识之路的立场开始了质疑，当然，这个质疑并不只限于历史研究领域，它几乎已经扩展到所有的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影响了所有存在思想生命的领域。[iii]这即是所谓的“后现代转向”（postmodernturn），如荷兰史学理论家安克斯密特(FranklinAnkersmit)所说：“就我们时代的哲学、艺术和文学中相应的趋向,后现代主义比任何其它解释都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说法。”[iv]
受此“后现代转向”的影响，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趋势也由现代主义史学逐渐向后现代主义史学转移，相比于文学、艺术等学科对“后现代转向”的反应，宣称要保持“价值中立”、以追求“客观性”和“真实性”为己任的历史学的这个“转向”有些姗姗来迟，可能是因为“后现代的历史思考是现代历史思考的对立物”，[v]“历史学科本身不容置疑地是‘现代性’的一个侧面,特别是自19世纪历史学职业化以来,它一直是与真理的客观性和理性这种旧的视野相联系,这种视野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的维度,并服从于自由的价值评判,特别是与自由相联系”，但“随着‘后现代性’本身的演化,它对于历史学家对他们学科的真理提出了新的挑战。”[vi]对于这个挑战，比较早的反应要从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White）1973年发表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Metahistory：TheHistoricalImaginationinNineteenth-CenturyEurope）一书算起了[vii]，但这只是后现代史学的先声，实际上，怀特该书的思想开始只是在文学批评界受到重视，在史学界引起的反响了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它才被重新认识，认为它是“在过去30年里历史方法学上最激进的发展”，[viii]尽管《元史学》这本书已经出版这么长时间了，“过去这20多年中,后现代的讨论早已超越了《元史学》中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在解构怀特。在许多方式上，怀特仍然是非常保守的。”[ix]该书中的许多思想即便是海登·怀特也认为已经过时了，但事实上，直到现在，许多人还是不能接受和领会此书中的思想，此书仍然是一本“为未来的书”，[x]其还是被作为“历史的语言学转向标记”[xi]。或许讨论后现代史学理论“最好的起点”可能还是安克斯密特的《叙述的逻辑》（TheNarrativeLogic:ASemanticAnalysisoftheHistorian’sLanguage）[xii]，而他的“HistoriographyandPostmodernism”一文则大概是第一个明确把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相联系起来讨论的文章[xiii]，其后《过去和现在》（Past&Present）、《美国历史评论》（TheAmericaHistoricalReview）、《历史作坊杂志》（HistoryWorkshopJournal）、《社会史》（SocialHistory）等国际权威历史学期刊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刊登探讨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关系的专门文章，专书的情况亦大致类似。[xiv]
就后现代主义在历史学上的一般表现而言，后现论家否定了启蒙运动以来盛行的“理性”和“进步”的现代性观念，挑战了常规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在历史学的语境中，后现代主义尤其暗示了对这些常规确定性诸如‘事实’、‘客观性’和‘真实’——这些过去被历史学所书写和阅读的术语的一个挑战。”[xv]后现代史学反对甚至主张取消“宏大叙事”或者“元叙事”，其焦点“不再是关注过去本身，而是集中于在当下与过去、我们当下言及过去时所用之语言与过去本身间的不连续性”。[xvi]后现代主义一般都“否认历史著作所谈的乃是真实的历史过去”，[xvii]“所有的历史都是诠释的，而且从来不是名副其实的真实。”[xviii]“历史为历史学家本身的一种杜撰或虚构物，一种对过去的描述而非反映，一种冒充成真实生活情况的构思行为”。[xix]因为“我们不可能有直接和纯粹的接触过去实在的机会，历史必须被作为一种纯粹的脑力活动或是纯粹的实体来表现。”[xx]“过去不是被发现或被找到的，它是以文本的形式被史家制造和表述的，然后被读者消费的。”“过去的真实仅只是被书写的报告，而不是如其本来那样的确实。历史不是随时间而变化的研究，而是对史家开始其研究工作后所制造的信息之研究”，而“过去不过是正在变化中的现在。”[xxi]因而没有必要去崇拜“档案”（thedocument）或“事实”（thefacts）这类证据，因其仅使我们意识到对过去的诠释（interpretationsofthepast），“并不能使我们返回过去，却只产生史家需要马上应付或不能应付的问题”。[xxii]实质上，历史就是一种文本，“不管我们把世界看成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解释世界的方式都一样。”[xxiii]“文本性是每个人的历史的操作条件；要想像某种非文本的历史是不可能的。”[xxiv]文本产生后，不仅是与它和外在世界的关系无关，而且也与文本的作者无关[xxv]，必须对文本进行解构。又认为：“不可能写出没有任何哲学的或意识形态立场的历史，唯一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是否承认这种立场以及我们的选择是否有意识地被其所左右。”[xxvi]历史从来不是为其自身而存在的，“任何的历史写作都是为特定的人群服务的”、“不存在不为特定人群的历史书写”。“某种意义上，历史（历史书写）是人们或民族产生他们认同的方式”，“目前的人们需要先例来定位他们的现在，并使他们当下的和未来的生活方式合法化。因而，人们真切地感受到需要把他们的今天和明天扎根于他们的昨天之中。”[xxvii]可以说，“历史一直是某些人的历史，而这些人不能成为过去本身，因为过去不具有自我，因此，把特定的历史论述等同于历史本身，不只是意识形态的，而是意识形态的一派胡言！”[xxviii]“简单地说，就是我们自己赋予过去对我们有何意味的，相应地，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比较合理的立场——通过以前解释性工作的沉淀、通过来自我们当前和以往方法实践的阅读习惯和分类/概念以及我们当前和以往的意识形态渴望——去要求被那些依然所存留的痕迹所建构的过去在文本意义上总是可以被理解和被应用，而且这样逐步形成的历史建构的过去很少会让我们失望，在它无止境的效用性和杂乱性中，这样历史建构的过去可以为任何想其有用的人所用——马克思主义者、辉格党人、种族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结构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古董研究者、后现代主义者——任何人都可以利用之。根本没有独立于史家文本痕迹外的充分意义的存在，意义总是被史家所建构的，作为历史化文本的被建构起来的过去在终极意义上除了屈服于外界所强加之于其身的、欲其有的目的外别无选择。因此，在此方面，我们总是能‘发现’这些起源、根源、目的、轨迹、训诫、证据和我们一直所寻找的价值。”[xxix]“事实上，‘历史’在今日似乎仅是后现代表述世界中的又一种‘表述’罢了，而这当然就是它原本的面貌！”[xxx]
“后现代主义通过不同的透镜（后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等）提供给激进的史家以空间去合理地书写过去。”[xxxi]“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里，其目标不再是统一、综合和整体，而这些历史碎裂才是其所关注之中心。”[xxxii]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要去追问：“究竟是谁的历史在被讲述？用谁的名义？基于什么目的？后现代主义是关于没有被讲述和重述以及不为人所知的历史。历史学不再像以往那样，相反，是各种被人们遗忘的、被隐藏的、看不见的、被认为是不重要的、被改变的或者被抹去的历史。它拒绝把历史看成是一个线形发展的过程、看成是在一个明显可以为我们所知的、而且已经预先设定好的、直接发展到我们今天的形式。它是关于偶然性的历史，它是关于权力的历史。”[xxxiii]实际上，历史构造就是许多权力关系下相互作用的产物，“历史一直被权力和压力书写而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为追求过去的客观性。”[xxxiv]在历史研究中宣称要追求真理的目的在于为自己谋得权力和利益，“以力为理”，而不是像公开声明的那样是为了追求真理，因“知识是同权力相联系的，而且在社会的形构中，是那些拥有最多权力的人最大限度地占有了知识和利益并使这个占有合‘道’化。”[xxxv]“真理之为真理在于其依靠之人的权力”，“‘真理’（truth）确实是依赖于权力的‘有用处的虚构’，而且权力用‘真理’这个术语去施加控制：真理的统治。”[xxxvi]“诸如此类（后现代主义式）的祛魅能使历史学家得到‘救赎’（‘freeup’），使之从不同的立场出发，用无数的表述、情节和组合方式来叙述具有相等合法性的故事。在此意义上说，我们完全可以‘随心所欲’（‘anywaywelike’）地阐释过去。”[xxxvii]
这样，“历史现在看起来仅仅是在一个无根基的、被设定了表达的世界中的无根基的、被设定了的表达。”[xxxviii]“如果文本——文献、文学作品诸如此类——不能显然地反映现实，而只能反映其它文本，那么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就几乎无法区别开来，‘过去’(past)也就会将消解为文学。”[xxxix]“不再有真理，也不再有不公平。……总之，不管是道德上的或是政治上的东西，一切都随风而去。”[xl]“我们可以姑且认为西方历史学的秋天已经降临。”[xli]“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后现代主义历史已经拒绝了对理性和进步的信任，而这两个因素一直是现代主义史学的核心。”[xlii]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这些激烈的主张致使“不只是传统主义式的历史学，已面临致命的危险，连历史‘本身’也处于生死存亡关头。”[xliii]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使历史学专业“尤其是在法国和美国，陷入它正在做什么和现在如何去做这样一个自我信任的危机中”，[xliv]“在权力和后现代主义对历史批评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史家正在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对客观性的信仰和用科学方法认识过去的追求。”[xlv]甚至还有人危言耸听地说：“到20世纪80年代末，大多数史家甚至是大多数从事实际研究的史家都已经放弃了追求关于过去的可靠的、客观的知识的可能性。”[xlvi]“今天，只有很少的史家还相信我们书写的是过去的真实。”[xlvii]这就引起许多史家对这种激进的立场的不满与反击——“维护传统价值观的（对后现代主义的）抵抗在同时进行。”[xlviii]
英国著名学者劳伦斯·斯通就“疑惑历史可能正朝向一个变得会灭绝的学科的路上走”，[xlix]因而，“我们应该与来自极端相对主义者——从怀特到德里达——的攻击，进行战斗；（历史学）这项专业知识是在十九世纪晚期，从研究证据的过程中好不容易才发展起来的，我们应该为保持这一专门知识而战。”[l]而著名英国史家艾尔顿（G.R.Elton）则以其一贯的反后现代主义立场和现代主义史学的捍卫者身份认为：后现论的根源来自日耳曼哲学和法国精神，是“一种危险的鸡尾酒。因为前者令人费解而貌似聪颖，后者证明了在法国荒谬的事物总是听起来比较悦耳。”这与职业化的历史研究是相背的：“也就是说，自从有计划的、彻底的建基于材料基础上的历史研究职业化以降，它已经多次摧毁了这些服务于特殊利益的解释，尤其是这些民族国家自我炫耀和自我吹嘘的解释。”[li]因而，艾尔顿呼吁年轻的历史学家应当抵御“来自德里达和福科前额的致癌物质”，他还把怀特的理念看成“是无意义的冗语”，[lii]又认为只有史家才有资格去谈历史：真正的历史工作“不得不被依赖于那种只有职业态度和训练所能提供的内部理解（insideunderstanding）上”，过去留给我们的材料必须“在当时它所产生的语境中被解读”，[liii]“没有理由表明为什么伟大的史家（或许是比较少的一些）不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思想和展开调查的方式，但这样的研究是无意义的，除非调查者能证明他直接地知道这些被过去留下的我们赖以工作的材料确实有意义。”[liv]“穷根溯源还是必要的战斗号召。对史家而言，过去的实在——没有错，真相——存在于不同的素材里、由导致其产生的过去所制造，并被当作证据留存下来。历史的证据不是史家制造的。”[lv]艾尔顿还对后现代主义者进行了人身攻击，认为他们是“冒失的理论家”、“不确定的、相对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的预言者”，[lvi]把后现代史学理论看作是“威胁的”、“破坏的”、“荒谬的”、“无意义的”、“完全的相对主义”，是“顽固的异端”。后现代主义这个“轻浮的虚无主义病毒”正在传染给许多年轻的历史学者，与斯通一样，艾尔顿认为“要与想把历史研究服从于文学批评指令的那些人战斗，某种程度上，我们历史学家正在为我们的生命而战斗，确实，我们正在为这些被宣称能提供比较高的思想方式和比较深的真理和视角的恶魔般的引诱者所困绕的无辜年轻人而战斗。”[lvii]“与过去留下的遗存进行真实的和有益的接触，应该可以治疗人们的那些哲学妄想。”[lviii]但“艾尔顿根据他那种宛如十六世纪历史学家的经验基础，和那些如今已大成问题的原理而做出的评论，对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几乎不会有——而且也不可能产生——重大作用。”[lix]澳大利亚学者温德舒特尔斯（KeithWindschuttles）也认为“后现代主义把历史写作引入了死胡同，并导向终结”[lx]，他在其《历史之被谋杀：文学批评和社会理论是怎么样正在消解我们的过去的》（TheKillingofHistory：HowLiteraryCriticsandSocialTheoristsareMurderingOurPast）一书里很传统地认为：历史研究是对真实（persuethetruth）的寻求和关于过去知识的建构，以事实性信息为中心，尽管这可能是个困难的任务，但并非是不可能的任务，一个主旨并不在于寻求真实的工作可能是任何东西，但决不会是历史的工作。[lxi]他认为文学批评与社会理论包括语言学、阐释学、后历史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时髦理论都对历史这门学科的规范和严格的历史研究构成了伤害，这些理论是以牺牲“事实”（facts）和歪曲历史实际来迎合理论为代价，因此他要保护“传统的历史学实践”（thetraditionalpracticeofhistory）以免其受到“潜在的致命攻击”（apotentiallymortalattack）[lxii]，“如果历史学家继续允许他们自己堕入（后现代主义）这个理论上的无底洞（thistheoreticalabyss），他们将会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学科灭绝”。因为，“历史学科确实在面临被驱入绝境（huntedtoextinction）的危险中”。[lxiii]但在该书中，温舒特尔斯并没有说出真实的历史事实到底由何构成，事实上，该书倒是显示了他的右翼主张和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并不很具有说服力。
另一个稍激烈的批评者扎各闰（PerezZagorin）教授也认为：后现代主义在探索历史上的怀疑论与泛政治化的观点是深深错误的，是与史家看待自己研究工作的方式不相谐和的，不能给作为获得知识和理解人类过去的历史学研究以“同情之了解”；[lxiv]在反驳詹京斯对他的批评时干脆说“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或知识体系，它对历史的理解根本贡献不出任何东西”，同时扎各闰还担心因后现代主义史学不再对证据持有批判和尊敬的态度，从而导致其会服务于一个压迫性的政治教条，而趁势带来谎言和迷思；[lxv]因此，扎各闰认为：“历史或者说历史学，是一门非常雄辩的独立的实证学科，而且其还蕴藏着已经产生许多杰作的悠久的传统。没有必要被哲学新进来指导或改革。如果哲学想同历史保持富有建设性的关系，它就必须按照史家的思考方法和方式来行事。哲学对历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帮助史学弄清楚它对自己学科和史学所赖以依靠之前提的理解。”[lxvi]英国著名史学理论家马威克（ArthurMarwick）也对怀特等人把历史看作是文学分支以及历史叙述与小说的叙述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认为：“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在运用语言方面与史家是不同的方式。我们希望有创造力的作家去利用语言的模糊和共鸣，甚至可能去直接地表达无意识的组织而不是在用词上总是合乎逻辑。相反，历史学家应该尽可能清楚明白地表达出他们的发现。”[lxvii]马威克虽然同意后现代主义者在语言作用方面的某些关键见解，尽管如此，“后现代主义者还是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因为语言并不控制我们，而是我们控制语言——只要我们愿意花费艰苦卓绝和长时间的努力。”[lxviii]“历史不是文学：历史学家甚至不应该梦想自己会成为‘创造力的天才’（creativegenius）。一些读者可能如他们读小说一样在阅读历史著作，但史家的基本义务非常地不同于这些小说家——史家要尽可能以精密和完善的证实的方式来为人们认识关于过去的知识做出贡献。确实，‘精密’、‘完善的证实’和‘义务’这些的确不是适合于小说家的词汇。”[lxix]“如果你在运用语言时是足够细心与认真的话，你就能确切地、不多也不少地说出你的意图：你将不会‘超过’你的‘目的’。”[lxx]不过，在现在，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整个历史学职业已经稳步地变得具有反思性，更多的注意力被投向方法论和原始材料的性质方面”，因而，“史家很自然地去热情地讨论被后现代主义书写方法提供的观点或视角”。[lxxi]但如果被后现代主义者完全说服，“所有的年轻人都是易于接受后现代的，而一旦他们被后现论说服，最好建议他们放弃历史研究”，因为在此情况下，历史研究就不再需要艰苦的工作，而且可以作为怀特和詹京斯等人批评箭垛的历史这门学科将不复存在了。[lxxii]又一更著名的、更有代表性的批评者是英国的德国史研究专家艾文斯（RichardJ.Evans）教授，他在其《捍卫历史》（InDefenceofHistory）一书里认为历史的文化与科学基础已经动摇，史学学科正遭受来自后现代主义的严峻挑战，在这种挑战下，“历史学科正处于危机中”，历史研究赖以存在的基础一手材料与二手材料之间不同的意义界限被消除了，史家成了与文学作者之类一样的人了，历史与虚构、历史与历史学、历史书写与历史理论之间的此疆彼界也消失了。[lxxiii]艾文斯把来自于后现代主义者的挑战看成为在历史学科大门口的“智慧的野蛮人”（intellectualbarbarians），“明显地怀有敌意地游荡在那里”；[lxxiv]在对待事实的态度上，他认为：“如果一个文本作者之目的与文本之意义无关——如果意义仅是被读者放在文本中，而且如果过去是像其它一样的文本，阐释者也就是史家，当他或她在阅读或书写历史时，就可以在任何时刻有效地发明过去。过去也就不再有能力约束研究者于事实的雷池中。史家和批评家就可以神乎其能、无所不知了。”[lxxv]因而，艾文斯教授不断重复“历史是客观的”这个信仰[lxxvi]，乐观地认为“客观的历史知识既值得追求而且也可以得到”，提倡“回到学术的谦恭”（areturnofscholarlyhumility）和价值中立这样一个态度来对待历史学——“我将以卑微的态度来看待过去，尽管种种反对：过去还是确实发生了，如果我们是足够小心、足够仔细和具有自我批判性的话，我们的确能够发现它究竟为何得出关于过去实相的站得住脚的结论。”[lxxvii]虽然“所有的历史都有一个当下的——不管是道德、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目的和动力。……但这还是走得太远——不管各个史家说的或者相信什么，所有当下的历史书写和研究的主要目的都在于为史家自身或者他们所代表之群体谋取权力。”[lxxviii]然而，艾文斯教授没有意识到他从经验论出发为历史所做的辩护仍然在传统兰克史学范型的窠臼中，同时可能由于他对后现代主义所知有限，导致其错误地分析了后现代批评的关键部分，而且还没有很好地讨论后现代关于权力和叙述的取径。[lxxix]台湾史家杜维运亦认为：“后现代主义逆流进入史学之中，以勇锐之气，剽悍之情，毫无同情的攻击历史，必欲置历史于死地而后已。然其所发议论，大半为吊诡之论，似是而非，荒诞不经，真知历史者必知其非。”[lxxx]
的确，后现代史学理论很有些悬鹄过高，它攻击“宏大叙事”，但其自身也陷入这个矛盾中，比如：它认为当今世界后现代社会已经来临——“今天我们都生活于全面后现代性的情境。我们对此毫无选择，因为后现代性不是我们可以选择赞同或否定的一种‘意识形态’或立场，后现代性正是我们的处境：它是我们的命运。”[lxxxi]又认为：“在我们自己身处的后现代里，现代主义的解释如今是过于天真的：现代主义者的历史端点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看到‘何谓历史’的现代主义版本的结局了。”[lxxxii]这些无视当今世界正存在巨大差异的笼统判断和自满声明无疑是有待于商榷的，恰是“宏大叙事”或者说“元叙事”的表现，不过，这也正说明“后现代主义其实正是一种新的元叙事”，“排斥一切元叙事是说不通的，因为有叙事和元叙述，世间发生的事才能讲出头绪。叙事讲出行为的意义，行为才显得合乎情理”，“历史学家即使对已有的社会理论和元叙事还有怀疑，仍必须设法发展新的更好的社会理论和更好的元叙事。”[lxxxiii]另外，后现代史学理论不认为历史著作能反映过去的真实，那么这就是说历史中的“真实”是历史著作不能体现的，（这也是最为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批评者所诟病或者误解的，根本上，后现代史学的大师如怀特等人并不否定过去的事件、人物、机构、社会进程等是客观存在的、曾经发生过的、而且是如其本来那样发生过的，相反怀特等“后”主义者还是坚持这些立场的[lxxxiv]——“的确有一个实际的世界存在‘在那里’，而且在那里已有好长一段时间，也就是，的确有一个过去存在那里。”但“我们只能通过文本才能接近那种存在，因此，只能把那种真实的过去看成是一种‘解读’”。[lxxxv]怀特也认为：“历史事件首先是真正发生过的，或是据信真正发生过的，但已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的事件。”[lxxxvi]“你肯定无法避免真理问题。因为这是写作历史据以成为可能的基础之一。一方面，历史以虚构反衬来定义自身及其本质；另一方面，它排斥哲学。在许多方面，史学实践就像从它做什么中获得定义一样，也可从它不做什么中获得定义。因此，真理问题不可回避，进而，真理与历史表现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不可回避。20世纪语言哲学给我们的教导便是，脱离了真理的表现及其形式，就没有任何真理存在。如果真理在我们面前以说话的方式陈述自身，那么讲话的形式与内容一样重要，你不能区别对待。”[lxxxvii]“历史学家认识到他们叙事中的虚构成分，这并不等于把历史编纂学贬低到意识形态或宣传的地位上。事实上，这种认识可以帮助历史学家避免自己成为意识形态先决条件的俘虏。……如果我们承认每个历史叙事都带有虚构成分，我们就可以把历史编纂学的教学提到更高的自我意识的程度。”[lxxxviii]）但关于当时史家自身意识形态立场的“真实”，却认为史著是能够再现的，这不是又与其主张自相矛盾吗？其另一较大的失策之处就是：“大多数后现论具有一种简单化倾向，独断地排斥竞争性的观点，且极度地偏狭。大多数后现论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未能恰当地阐明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lxxxix]另外，后现代史学理论家虽然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否认历史（history）就是过去（past）等（其实类似观点早就有人提出，只是没有如此偏激[xc]），但这并不能否定史家对客观性、对真实性追求的合理性，因为史家所研究的历史仍一个真实的、客观的而非想像的过去，史家不能因为历史的真实仰不可及就停止对此目标的追求——“历史学家总是要检查造假和作伪，因而是满怀着求真的意念在操作，不管通向真相的道路可能是何等地复杂而又不完整”。[xci]而且，人类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性质就要求我们把努力寻求客观的阐释作为认识真理的正当理想。[xcii]“我们要指出的是，有关往昔事物的事实真理是可能存在的——即便不是绝对的，因此也是值得去奋斗追求的。”[xciii]从此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并未对历史构成多么大的威胁，仅仅是为把重新思考什么是客观性放置于首要地位而提供了材料。”[xciv]历史学的根本仍是不变的：“历史产品的形成依靠着在第一手材料中进行熟练而又艰苦的工作”，[xcv]“历史学家仍然要受到他的或她的资料的束缚。”[xcvi]而且，史家也不曾放弃这一信念：“历史学家必须遵循合理的方法来获得对过去的真知灼见。”[xcvii]
事实上，大力鼓吹后现论的这些学者多不是从事实际史学研究的史家，而从事实际研究工作并深知其中甘苦的史家并没有多少完全接受了后现代主义并把其应用于自己的史学实践中:“实践的历史学家们很少是走得这么远的。”[xcviii]“显而易见,历史学科的大部分分枝都还具有坚固性,难以渗透,仍在很多方面采取不同的形式敌视后现代主义。我们很容易夸大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以及在文化史中的影响”。[xcix]相对来说，大多数职业史家还是抵制后现代史学理论的主张的，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实践的影响并不像看上去所认为的那样大，即使就后现代主义最为盛行的美国而言，“按照含糊的说法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时髦学说，在历史学家中间还没有形成像在文学和文化理论家或者社会人类学家中间那样广泛的潮流。”[c]“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ci]“发生在过去的会影响到发生在现在的，也会影响到发生在将来的，所以关于过去—历史的知识对于社会是非常必要的。”[cii]“实际上，历史以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学者和一般读者之间如此流行”，而且，对历史感兴趣的“不断增多的读者和民众想要的当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的形而上废话。”[ciii]
尽管这样，“后现代主义有着极大的影响，在历史学自身的主流里，文化史的兴起反映了这些影响。就像一些对历史和后现代主义进行评价的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后现代远未在这场‘理论’或‘历史学的战争’中失利。从这样一些观点来讲，后现代主义已经赢得了胜利，至少正在逐步地赢得胜利”，“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我们批判我们所称之为的本质论和决定论的思维方式”，[civ]“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就由于其警告人们要反对空想主义的与进步的观念而对当代历史学的讨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cv]“后现代主义的对历史概念的批判应该受到认真对待。”[cvi]“最能生动地阐明我们时代的许多关键性的新事物和新发展的，还得数后现论。”[cvii]“为了捍卫真理，历史需要后现代主义，我们也比以前更加需要后现代主义。”[cviii]如艾文斯所说：“像其它适应于历史的新方法，所以，后现论将看起来更可能适用于历史研究中的某些特定领域。对此可能性的认识的首先一步就在于把它的更多积极的思想运用于21世纪的历史研究和书写中。”[cix]后现论应用于下层研究、文化研究与性别研究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和诸如疾病史、生态史、疯癫史、同性恋史、阅读史、身体史等新研究领域的开拓可为明证，但无保留地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思考，就牺牲了“理性和理性要素”[cx]——“将会导致完全的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的代价太高了”，[cxi]历史研究就会陷入难以为继的尴尬境地，很难不走上曲学阿世、借古讽今、以史论作政论的歧途，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其实，不管是现代史学者或是后现代史学论者，“我们依然是早期和现代思想家的衣钵传人”，[cxii]连海登·怀特的“夫子自道”也承认：“我整个学识的形成，我自己的成长都是在现代主义之内发生的。”[cxiii]后现代主义“应该引导我们不要放弃或是拒斥启蒙运动的遗产，反而是应该对它做出批判的重新审查”。[cxiv]刚柔相济才能游刃有余，琴瑟协调方能奏出美妙华章，完全的“断裂”和决绝是不可能的，后现代也并没有颠覆掉所有我们珍视的信念、价值和实践。[cxv]“历史学的不同诠释法可能互相排斥，但不同的视角却不会互不相容”，毕竟，“历史学的民主实践最有助于理解我们的世界。”[cxvi]后现代研究取向也不一定是研究历史的唯一好方法，“作为治史的一种取向，‘后现代史学’完全可以也应该和包括‘现代史学’在内的其他各种取向并存而竞争。”[cxvii]这也是现代和后现代历史学可以并存而且可以互补长短、相得益彰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所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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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关于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研究相关的争论和研究实践，可参看德里克(ArifDirlik)：《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见刘东主编之《中国学术》2001年第1辑，第1-47页）、布莱茨尼（Lev.A.Berezniy）：《后现代主义与历史事实问题——论西方汉学研究》（见《汉学研究通讯》21：1[总81期]2002年2月，第11-13页）、何伟亚（JamesL.Hevia）：《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贺萧（GailB.Hershatter）：《危险的愉悦》（韩敏中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黄宗智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王晴佳、古伟瀛的《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古伟瀛：《后现代史学与儒家史学》（见《东岳论丛》2004年9月号，第31-43页）等；另外可参看杨念群：《中层理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第232-274页）以及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167-187页）、王晴佳：《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历史学》（见刘东主编之《中国学术》2000年第3辑，第255-288页）、《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见《东岳论丛》2004年1月号，第11-19页）、古伟瀛：《后现代史学对中国史学传统的挑战》（见黄俊杰编：《传统中华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激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411-429页）、罗志田为《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写的“译序”、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175-188页）等；关于中国大陆学者近年的后现代史学实践，可参看杨念群等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643-736页）等书；关于台湾史学界近年的情况，可参看《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和卢建荣：《台湾史学界的后现代状况》（见《汉学研究通讯》21：1[总81期]2002年2月，第6-10页）等。
[ii]何兆武：《对历史的反思》，载凯利：《多面的历史》（陈恒等译，三联书店2003），第2页。
[iii]BeverleySouthgate,History:WhatandWh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1,4.
[iv]见王利红、陈新编译：《二十年来的西方历史哲学》，《哲学译丛》2000年第4期，第77页。该文是根据波兰史学家伊娃·多曼斯卡(EwaDomanska)1998年出版的《不期而遇：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Encounters：PhilosophyofHistoryafterPostmodernism)一书编译而成。《不期而遇：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一书是伊娃在20世纪90年代历时数年对十位西方历史哲学界知名学者的访谈录（参看R.J.Blackburn为该书写的书评“ThePhilosophyofHistoriography?”HistoryandTheory39[2000],263-272），此处引文即安克斯密特的访谈答语。
[v]吕森（JörnRüssen）：《历史秩序的失落》，胡传胜译，见《学海》2001年第4期，第35页。
[vi]乔伊斯语，转见李宏图：《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帕特里克·乔伊斯教授访谈录》，见《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第108页。
[vii]BaltimoreandLondon: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73.台湾已有刘世安所译该书中文本，名为《史元：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意象》（上下册）（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译林出版社也将推出陈新所译该书之大陆本《元史学》。该书甫一出版，即引起广泛争议，招致来自文学界、史学界持续不断的讨论。可以说，不管赞成还是反对，在近年西方出版的几乎每本历史理论著作中，都要谈及怀特及其此书的主要思想，HistoryandTheory19(1980)专号“Metahistory:SixCritiques”和HistoryandTheory37(1998)专号“HaydenWhite:Twenty-fiveyearson”所刊登文章（包括WulfKansteiner,“HaydenWhite’sCritiqueoftheWritingofHistory,”HistoryandTheory32[1993],273-295）的观点大概可以代表西方主流史学理论界对怀特思想的基本看法；对怀特思想评介的中文方面的翻译、著述可以参看：安克斯密特：《当代盎格督一撤克逊历史哲学的二难抉择》（该文原刊HistoryandTheory25(1986),1-27.张南等译[文中错译、误译地方很多]，载《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编：《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73-111页）、严建强、王渊明的《西方历史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第253-259页）、刘世安所译的《史元：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意象》的“导读”（第xi-xxv页）、盛宁：《新历史主义》（台北扬智文化事业1995，第105-116页）、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第136-140页）、黄进兴：《“历史若文学”的再思考——海登·怀特与历史语艺论》（台北《新史学》十四卷三期2003年9月号，第81-121页）、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129-137页）、陈新：《历史•比喻•想象：海登•怀特历史哲学述评》（2004年6月10日于上海召开的“中外史学理论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又可参看海登·怀特的自选集——《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的“译者前言”（第1-12页）；否定性的意见可参看邵立新：《理论还是魔术——评海登·怀特的〈玄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第110-123页）等；国内学人对海登·怀特作品较早的翻译可参看张京媛主编之《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和拉尔夫·科恩主编的《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里收录的5篇译文。
[viii]AlunMunslow,Deconstructinghistor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3,140.
[ix]见《二十年来的西方历史哲学》，第79页。此处引文是伊格尔斯的访谈答语。
[x]KeithJenkins,WhyHistor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9,125.
[xi]AlunMunslow,TheRoutledgeCompaniontoHistoricalStudies,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0,ix.
[xii]TheHague:Nijhoff,1983.参看RichardJ.Evans,InDefenceofHistory,NewYorkandLondon:Norton,2000,260.
[xiii]HistoryandTheory28(1989),137-153.
[xiv]参看台湾学者江政宽对詹京斯(KeithJenkins)的On“WhatisHistory？”:FromCarrandEltontoRortyandWhite一书的书评，见《新史学》十卷一期（1999年3月），第190页注释3。这些杂志刊载的部分相关文章已经被收入KeithJenkins编选的ThePostmodernHistoryReader（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2）一书。
[xv]History:WhatandWhy,8.
[xvi]Ankersmit,“Historiographyandpostmodernism,”ThePostmodernHistoryReader,294-295.下引该文只注Ankersmit与该书页码。
[xvii]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第136页。
[xviii]詹京斯：《后现代历史学》（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该书即On“WhatisHistory？”:FromCarrandEltontoRortyandWhite,London:Routledge,1995），第41页。
[xix]萨姆尔（R.Samuel）语，转见《后现代历史学》，第62页。
[xx]Deconstructinghistory,163.
[xxi]Deconstructinghistory,178,2,17.
[xxii]Ankersmit,287.
[xxiii]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见《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178页。
[xxiv]《后现代历史学》，第56页。
[xxv]参看R.J.Blackburn,“ThePhilosophyofHistoriography?”HistoryandTheory39(2000),266.又可参看福科：《什么是作者？》，见王岳川等主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304-305页。
[xxvi]History:WhatandWhy,10.
[xxvii]KeithJenkins,Re-thinkingHistor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3,30,44,22-23.该书第1版在1991年出版，台湾有中译本——《历史的再思考》（?士蘅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996）。这个史学背后的意识形态目的在近20年的台湾史学界就有非常明显的表现，以杜正胜等人为代表的台湾学者正在努力“去中国化”（de-sinicization）（特别是在目前杜正胜执掌台“教育部”情况下），重构台湾本岛独有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政治遭遇，发扬“台湾主体性”(Taiwan’sautonomy)，以朔造出“新台湾人”的“国族认同”（nationalidentity）与“国族历史”（nationalhistory）（参看杜正胜：《台湾心·台湾魂》[高雄：河畔出版社1998]以及王晴佳：“TaiwansSearchforNationalHistory:ATreadinHistoriography,”EastAsianHistory24[2002],103-116.又可参看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1998]）等；另外，日本近年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也是一个明显表现，当然这种现象在近代以来非常普遍，可参看杜赞奇（PrasenjitDuara）：RescuingHistoryfromtheNation:QuestioningNarrativesofModernChina,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5。
[xxviii]《后现代历史学》，第39页。
[xxix]WhyHistory,14-15.
[xxx]《后现代历史学》，第18页。
[xxxi]WhyHistory,29.
[xxxii]Ankersmit,291.
[xxxiii]BrendaMarshall,TeachingthePostmodern(London,1992),4.转见InDefenceofHistory,165.
[xxxiv]Re-thinkingHistory,69.
[xxxv]Re-thinkingHistory,31.
[xxxvi]Re-thinkingHistory,38-39.
[xxxvii]ThePostmodernHistoryReader,20.
[xxxviii]ThePostmodernHistoryReader,6.
[xxxix]GabrielleSpiegel,“Historyandpostmodernism,”ThePostmodernHistoryReader,262.
[xl]N.Geras,“Language,TruthandJustice,”ThePostmodernHistoryReader,23.
[xli]Ankersmit,291.
[xlii]InDefenceofHistory,211.
[xliii]《后现代历史学》，第44页。
[xliv]LawrenceStone,“Historyandpostmodernism,”ThePostmodernHistoryReader,242.
[xlv]InDefenceofHistory,4.
[xlvi]DavidHarlan,TheDegradationofAmericanHistory(Chicago,1997),xx..转见InDefenceofHistory,4.
[xlvii]Deconstructinghistory,1.
[xlviii]见Windschuttles：《西方历史编篡学的后现代转向批判》（李凌翔译，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4期），第25页。
[xlix]LawrenceStone,“Historyandpostmodernism,”ThePostmodernHistoryReader,243.
[l]LawrenceStone,“DryHeat,CoolReason:HistoriansunderSiegeinEnglandandFrance,”inTLS,31January,1992.转见《后现代历史学》，第47页注释15。
[li]G.R.Elton,ReturntoEssential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1,44.
[lii]ReturntoEssentials,28.
[liii]ReturntoEssentials,55,27,65.
[liv]ReturntoEssentials,34.
[lv]ReturntoEssentials,52-53.
[lvi]ReturntoEssentials,54.
[lvii]ReturntoEssentials,27,34,41,43,49.
[lviii]ReturntoEssentials,54.
[lix]《后现代历史学》，第155页。
[lx]《西方历史编篡学的后现代转向批判》，第22页。
[lxi]Windschuttles,TheKillingofHistory：HowLiteraryCriticsandSocialTheoristsareMurderingOurPast,NewYork:FreePress,1997,231,154.
[lxii]TheKillingofHistory：HowLiteraryCriticsandSocialTheoristsareMurderingOurPast,2,4.
[lxiii]TheKillingofHistory：HowLiteraryCriticsandSocialTheoristsareMurderingOurPast,36,249.
[lxiv]PerezZagorin,“History,theReferent,andNarrative：ReflectionsonPostmodernismNow,”HistoryandTheory38(1999),24.
[lxv]PerezZagorin,“Rejoindertoapostmodernist,”HistoryandTheory39(2000),201-209.
[lxvi]“Rejoindertoapostmodernist,”201.
[lxvii]ArthurMarwick,TheNewNatureofHistory,GreatBritian:Palgrave,2001,12.
[lxviii]TheNewNatureofHistory,11-12.
[lxix]TheNewNatureofHistory,263.
[lxx]TheNewNatureofHistory,260.
[lxxi]TheNewNatureofHistory,18.
[lxxii]TheNewNatureofHistory,19.
[lxxiii]InDefenceofHistory,87.
[lxxiv]InDefenceofHistory,7.
[lxxv]InDefenceofHistory,172.
[lxxvi]InDefenceofHistory,2,3,9,30,35,37.etc.
[lxxvii]InDefenceofHistory,220.
[lxxviii]InDefenceofHistory,169.
[lxxix]参看WulfKansteiner为该书做的书评“MadHistoryDiseaseContained?”HistoryandTheory39(2000),218-229.特别是第226-228页；又可参看WhyHistory,9,52,92-114.
[lxxx]杜维运：《后现代主义的吊诡》，载台北《汉学研究通讯》21：1（第81期）2002年2月，第5页。
[lxxxi]《后现代历史学》，第13页。
[lxxxii]《后现代历史学》，第19、60页。
[lxxxiii]阿普尔比、亨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213页。
[lxxxiv]WhyHistory,116.还可参看Deconstructinghistory,140,163,167.
[lxxxv]《后现代历史学》，第52页。
[lxxxvi]海登·怀特：《评新历史主义》，见《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100页。
[lxxxvii]见《二十年来的西方历史哲学》，第74页。此处引文是海登·怀特的访谈答语。
[lxxxviii]《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第178-179页。
[lxxxix]见凯尔纳、贝斯特：《后现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337页。
[xc]参看BeverleySouthgate,PostmodernisminHistor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3,61-87；又可参看黄进兴：《历史相对论的回顾与检讨：从比尔德和贝克谈起》，见氏著《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199-220页。
[xci]《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60页。
[xcii]MarkBevir,“ObjectivityinHistory,”HistoryandTheory33(1994),328-344.
[xciii]《历史的真相》，第7页。
[xciv]参看《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第107页。
[xcv]TheNewNatureofHistory,xii.
[xcvi]《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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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ix]《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第108页。
[c]霍布斯鲍姆：《徘徊于寻求普遍性与寻求认同性之间的历史学家》,见徐友渔编选、施兰格等著：《哲学家和他的假面具》(辛未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第363页。还可参看“History,theReferent,andNarrative：ReflectionsonPostmodernismNow”等。
[ci]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页。
[cii]TheNewNatureofHistory,2.
[ciii]TheNewNatureofHistory,xv,xvi.
[civ]《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第107、105页。
[cv]《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69页。
[cvi]《历史秩序的失落》，第37页。
[cvii]《后现论》，第361页。
[cviii]《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第109页。
[cix]InDefenceofHistory,210.
[cx]吕森（JörnRüssen）语，见陈新对吕森的访谈——《对历史与历史研究的思考》，载《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第75页。
[cxi]《历史秩序的失落》，第37页。
[cxii]History:WhatandWhy,11.
[cxiii]《二十年来的西方历史哲学》，第75页。
[cxiv]《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69页。
[cxv]ElizabethDeedsErmarth,“AgencyintheDiscursiveCondition,”HistoryandTheory40(2001),34-58.
[关键词]社会经济形态理论阶级分析方法史学与政治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1-0106-05
在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学宝库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成为一笔极其珍贵的遗产。如何正确认识、评价和对待这笔史学遗产，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本着百家争鸣的学术态度，学术界应该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以明辨是非，使中国历史学在新世纪得以健康发展。这里，笔者仅对当前中国历史学界存在的比较明显的倾向，从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及历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三个方面，谈谈应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问题，以求正于学界。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价值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遗产中，最核心的是对中国几千年来历史发展进程的看法。受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演进思想的影响，在对中国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和近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之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符合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有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总结了学术界20世纪30年代社会大论战的成果，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古代、近代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认识，概括地论述了周秦以来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特点、农民战争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特点等重要理论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总结，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以及这些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重大问题，阐发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有关中国历史的系统看法，很快被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接受，范文澜将之贯彻到自己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历史学著作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的崇高政治地位，他有关中国历史的上述主张，很快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进一步解放思想，清算了教条主义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危害，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有些学者指出：五种社会形态并不是每个民族发展的必经阶段，五种社会形态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奴隶制社会，过去称鸦片战争以前的社会是封建社会，也是“泛封建化”理论的误导；也有学者对所提出的中国近代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看法提出了异议。这些新看法的出现，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但许多学者的论点和论据，仍值得做更为深入的探讨，方能在学术界达成共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五种社会形态，主要立足于欧洲历史发展的实际，但他们并非欧洲中心论者，他们对亚洲的历史也并非一点不了解。而且，他们也明确地指出“大体上”人类社会经历五种发展阶段。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无论哪个民族都必须经历五种社会形态，这是斯大林及苏联式的教条主义的观点。我们在纠正斯大林及苏联学者的偏颇的同时，是否能抛弃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基本看法？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经历了马克思所说的五种社会形态，但范文澜、侯外庐、郭沫若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未曾否认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且十分重视探寻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如范文澜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记录，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说的普遍规律是同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西欧的封建社会的特殊规律结合着的，它们有各自的特殊规律，和中国相比有很大不同，因而“学习经典著作，就一定要区别哪些是普遍规律，哪些是特殊规律。把它们的特殊规律放在一边，用来作参考。把普遍规律结合自己的特殊规律，来解决自己所要解决的那个具体问题”。“这一国不同于别一国，这一民族不同于别一民族，这一社会不同于别一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不同于别一历史阶段……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是具体分析具体情况，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1]（P210-212）我们怎么能将这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提出的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武断地称为以西欧的历史框架中国历史，是西欧中心论的产物呢？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郭沫若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学界的教条主义学风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这是稍有史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的。[2]（P102-109）我们怎么能将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言以蔽之曰“教条史学”呢？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来看，目前要彻底否认中国历史经历了五种基本形态，仍是一道难题，中国历史上是否有奴隶制社会，仍值得学者从理论和实证的方面作大量的研究工作，才能得出最终的结论，退一步讲，即使我们证明了中国历史上确实不存在奴隶制社会，是否就能确认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呢？关于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的重新深入论证，否认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说法，是很难站住脚的，这也成为学术界新的共识。由此可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政治家有关社会发展阶段这一重要的历史理论，仍值得我们珍惜，不可简单地否定和抛弃。
在马克思主义初创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代历史学家，在其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启迪下，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社会开始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今天，中国古代史在断代史以及经济史、思想史等专史领域的基本格局，就是在对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新的学科体系，由此，中国历史学才走上了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道路。有关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基本依据，中国新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也证明了这一分析的正确性。在我们还没有得到更加正确的认识之前，这些论断仍应成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的理论指南。诚然，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关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的具体认识是否正确，仍需不断接受学术界的检验，但我们不能对这些论断采取简单的全盘否定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过去指导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古代社会予以深入探讨，在今天仍有其重要的学术指导意义。
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新民主革命阶段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明确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等革命的重大问题，建立了科学的新民主革命理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做出了杰出贡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充分肯定了劳动人民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杰出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认识的偏颇，做到了从下向上看历史，开辟了中国历史学研究的诸多新领域。1958年掀起的所谓“史学革命”及后来开展的所谓“”，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行极“左”政治之实。如果说“史学革命”是因为对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经验不足所导致的失误，“”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极大的摧残和颠覆，“评法批儒”的影射史学是打着史学的幌子的极“左”政治，有关文章和论著，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极端化和庸俗化，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被歪曲成为阶级斗争史和路线斗争史。新时期的拨乱反正虽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运用中错误的做法。但有些史学工作者却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阶级斗争史学，拒绝和忽视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这一重要的方法去分析和评价历史及历史人物，由此在认识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偏差。
从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倾向，可以感受到有些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拒斥发展到何种程度。著名哲学史研究家涉足太平天国，认为太平天国的胜利将会使中国倒退到黑暗的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在史学家的笔下，曾国藩、袁世凯、慈禧太后成为大肆歌颂和吹捧的对象；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和火烧圆明园，是中国政府没有遵守国际公约的结果；过去的义和团爱国运动，现在摇身一变，成为落后、愚昧和盲目排外的农民运动。诚然，过去拔高农民的革命战争，对统治阶级的杰出人物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片面的做法，但现在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的“新认识”和新观点，有多少能真正站得住脚？又有几家能经得住学者的认真讨论和辩驳？关于新时期在阶级分析方法方面的反弹现象，刘大年以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中对太平天国运动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评述，以及英国出版的《中国季刊》反对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例，对史学研究运用阶级分析的重要性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他强调指出：“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分析的基本方法。讲近代史研究方法论，不可丢掉，或者所谓‘淡化’这个基本方法。”[3]（P3-29）针对“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说法，龚书铎说：“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显然是出于偏见，只要客观地正视现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在声称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说法中，最受贬损、否定的是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不可否认，对于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运用，曾经有过简单化、教条化的偏颇，但这是运用者所出现的问题，而不是这个学说本身出的问题。认为阶级斗争学说过时了，这是不正确的。只要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只要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还存在，阶级斗争就客观存在，这个学说就不会过时，至于用来指导历史研究，更是不能回避的。”[4]（P279-288）
随着的阶级斗争时代的结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中国史坛曾经显赫一时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已经少人问津，过去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过分的拔高，本身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但现在出现的对历史上劳苦大众为了生存而奋起的抗争的革命运动大肆诬蔑，是否就是科学的做法？诚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无需再花大力气从事农民战争的研究，但与之密切联系的以中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为中心的“三农问题”，却值得学者去着力研究。为了强调劳动人民推动历史的伟大作用，将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变为农民战争史，进而忽视和否认杰出人物的作用的做法，在20世纪60年代就遭到范文澜、翦伯赞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严正批评。“范文澜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本是真理，但是把它绝对化、片面化，只承认历史上的劳动群众，不承认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这就成了谬论。这种谬论应当受到大家的反对。”[5]新时期我们纠正了过去的失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懂得阶级分析必须建立在历史主义的基础之上，为了更好地进行阶级分析，必须全面深入地研究社会经济史，阶级分析应与阶层分析相结合，阶级分析不是历史研究唯一的方法，应将这一分析与其他的方法相结合。[6]（P135-140）这些新认识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马克思这一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认识的进一步深入，有助于广大史学工作者正确地运用这一方法。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新时期一度出现的混乱局面，与我们没有很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在新世纪这样的曲折不应该再出现了。
三、关于学术和社会现实关系的认识
历史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历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郭沫若、范文澜等第一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其脍炙人口的历史学著作，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为中国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现实作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等不朽的马克思主义名著，已成为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扛鼎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在他们的著作中得以充分体现，他们的著作也成为将学术与服务于现实密切结合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科学化和服务于现实两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由于我们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没有充分注意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科学，结果将历史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简单化，片面地强调“古为今用”，于是，在社会政治出现了问题时，历史学最终成为现实阶级斗争的喉舌。十年“”的极“左”政治，几乎葬送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进入新时期，广大史学家痛定思痛，深刻反思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许多史学家在深入反思之后，明确提出：必须尊重历史学的科学性，历史学本身并不是社会意识形态，应以科学的历史研究结论去服务于现实，正确处理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它的现实功用问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不少学者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研究，为推动中国历史学的科学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也有不少学者紧密结合中国现实社会提出的新问题，从历史的角度予以研究，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出谋献策。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反思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时，也有学者提出了历史学不能再和现实搅混在一起，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愈远愈好等等极为偏颇的观点。
诚然，历史学在现代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历史本身并不是现实的社会，将历史与现实简单地混同在一起，不仅无助于历史的研究，而且也会混淆现实和历史的差别。“”以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导火索，“”后期出现了“影射史学”这一极“左”政治的怪胎，这些血的历史教训值得中国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永远引以为戒。但历史学是否就应该与社会现实绝对无缘，为了追求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历史学家就应该隔绝与现实的一切联系，排除现实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切影响？中国古代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在现代就应该抛弃？实际上上述看法既不可能实现，也没有科学的根据。首先，历史学家本身就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他们在思考问题、选择研究课题时不能不受到现实社会因素的影响，要历史学家关起门来去追求所谓的历史学的科学性本身就是不可能做到的。其次，现实社会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将历史与现实简单地等同起来，会将历史现实化，与历史实际愈来愈远，另一方面，现实因素的刺激，也有助于史学家选择研究课题，开阔思路去思考历史上的类似现象。历史学本身不是社会意识形态，但作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的研究，不可能彻底摆脱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历史学家也不可能不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实际上，社会意识形态对史学家的影响也有两个方面：一是简单地从社会意识形态出发，将历史意识形态化，歪曲了历史的实际，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了歪曲性的评判；二是在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找出了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课题，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更为深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正确地运用，将会有助于历史学家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当然，简单地从社会意识形态或现实需要出发去评判历史，也会出现不少的弊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出现的曲折，就是这方面深刻的教训。至于选择与社会联系紧密的课题，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和支持。当然，从事那些与社会现实关系不太密切，但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课题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我们不能再犯20世纪50年代末的简单的“厚今薄古”、将古代和今天对立起来的错误。过去“左”倾政治固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消极的影响，但我们不能由此断定史学与政治必须无缘，摆脱政治对史学的干预。瞿林东发表的《论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及《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等文章，对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做出了深入而精当的论述，他说：“把史学等同于政治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如果我们从以往的教训中得到这样的认识，即史学应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超越’社会，才能保证史学的纯洁和发展。这样的认识恐怕还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7]“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必须倾注于史学之中，而史学亦必成为史家藉以经世致用的智慧和手段。”[8]（P34）笔者认为，瞿先生的上述认识，正确地揭示了有关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从理论的高度深入地认识这一重要的问题。
郭沫若、范文澜等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服务于社会的现实性有机结合，既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又为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是对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很值得我们珍惜。把他们的史学论著一概称之为“战时史学”，是非历史主义的，也是与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不相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处理科学性与现实性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很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不可否认，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在今天看来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但却不能因此否认他们将学术与社会紧密结合这一做法，我们仍应继承和发展他们所形成的这一优良传统，并进一步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新中国50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证明：只要政治路线正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就会健康地发展。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和史学研究中“左”的流毒已经清除，过去对西方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一味排斥的错误已经纠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做出正确的评价。我们主张史学家在充分尊重历史学科学品性的同时，应更注重于研究与社会以及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这样的历史学才会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在新世纪，只要我们能正确处理史学求真和致用的关系，在尊重历史学科学品性的基础上，大胆地研究和开拓与社会生活和人民密切相关的新课题和新领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将有一个新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总结人类思想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她代表着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学术文化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曾明确地说：“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历史哲学，它对历史家的思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教条，更不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使用。从某些方面来看，马克思是最不教条、最灵活的作者。”[9]（P261）一个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影响能做出这样高的评价，很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过艰苦的探索，同样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我们要抱着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进一步研究和继承这笔丰厚的史学遗产，以推动中国历史学在新的世纪有一个更大的飞跃，提出的批判地继承的原则，仍是我们对待一切文化和遗产的基本的态度和原则，只有认真领会和坚持这一重要原则，我们才能少走弯路，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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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高中历史教学的任务来讲,根据《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之规定,总结起来,大体要求学生会学历史,体验历史,既有坚实的文化底蕴,又能识古鉴今;从高考文科综合的角度看,要求学生学会运用历史知识和学科能力来解决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以适应高素质人才选拔的要求。因此,从历史学的学术范畴和高中历史教学大纲之精神来看,高中历史教学的价值取向主要在于引导学生解读历史,评判历史,感悟历史,提高人文素质和综合能力。下面结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学习体会,谈谈在历史教学中将历史和现实联接教学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教学目标的认识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册第三章第二节《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内容,既是本节知识点的重点,也是难点。由于内容主题是“民主”“国体”“政体”“公民权利”“宪法”等等,同时,在我们现今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的国民来说,在历史上并没有受过民主思想和实践的洗礼,在现实中也没有相应的训练和教育,这样一来,在授课过程中,大多数人既无理论的熏陶,也无感性的认识,难免会感觉到模糊和枯燥,相比现实,也会遇到些许尴尬。但是,作为历史学在传授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点的同时,我们还必须适时地承担起宏大的历史使命,将历史的智慧和教训更好地指导实践和改造现实世界。
二、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内容的分析
1、指导学生掌握《临时约法》基本概况:(1)时间:1912年3月11日;(2)颁布者: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国会);(3)性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4)目的:为了限制袁世凯独裁,维护共和制度。(5)背景: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后,孙中山即将卸任,将临时大总统之职让与袁世凯。
2、剖析《临时约法》之内容及其实质:(1)国体之规定。原文中“国家归属国民全体,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首先,必须让学生明白,国体的含义是什么?所谓国体就是国家的社会性质。其次,与封建社会相对比,国家的归属君主或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然描写的是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但是,对于理解国家的问题,这句是恰当不过的。)在《临时约法》中,按照资产阶级民主理论,特别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观点来看,国家是归属全体国民的,国家是按照一定的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而且是人人平等。再次,历史意义上来看,这个规定实质上否定了“君权神授”的观点,揭穿了封建统治者虚伪的道统。最后,在现实意义上,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让青年学生树立国家主人精神、平等意识、公民意识。(2)公民自由和权利之规定。原文中“国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拥有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对于此条之规定,我们可以结合《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公民意识教育来授课,使学生了解奴隶、臣民和公民的本质不同,树立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意识。
三、以科学的、现实的态度去感悟历史,从历史教育中获得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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