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委政治督察报告范例(3篇)

政法委政治督察报告范文

同志们：

年初，我们召开了区纪委九届六次全会，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今年的第一次工作例会。三个月来，各单位认真学习贯彻中纪委、市纪委相关工作要求，按照区纪委全会的工作部署，稳扎稳打地抓住全年工作布局的关键期，盯住重点任务用心谋划，开局各项工作起步平稳。下面，我就贯彻区纪委全会精神的情况，结合一季度工作推进和二季度工作要点，再作两点要求，供同志们参考。

一、严格贯彻落实全会部署，稳步推进各项重点工作

区纪委全会已经明确，2016年，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以学习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历次中央全会精神、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精神为主线，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市纪委2016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部署，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贯彻到纪律检查工作中，并明确了全年6方面的重点工作，这里我不再重复了，主要围绕第二季度，大家仍需特别关注的5项内容谈几点看法。

1．两个党内法规的学习宣传要贯穿全年，覆盖全体党员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两个党内法规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对《准则》和《条例》的学习宣传要一直持续下去，这个过程中希望大家避免两个误区。一是“学过了”不等于“学好了”。自去年两个党内法规起，我们看到不少单位以各种不同形式开展了学习宣传，充分体现了同志们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但对《准则》和《条例》的学习不能停留于表面，一定要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严格执行，作为全年纪检监察领域的重要工作深入推进。党内法规的学习，重在深刻领会精神，听过辅导报告，只是最起码的第一步，接下来还要通过学习讨论、评论解读、体会交流等方式加强理解，最终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二是“领导学过”不等于“党员学过”。两个党内法规，面向的都是全体党员，不但党员领导干部需要模范遵守，而且全体党员都要接受约束。因此，仅仅把对《准则》和《条例》的学习纳入中心组学习是不够的，还要辐射到每个基层党组织，唤醒全体党员的纪律意识，做到入脑、入心、自觉践行，增强党员遵规守纪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浓厚氛围。

2、把严明换届纪律作为严明政治纪律的重要任务，抓紧抓好

换届工作是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换届工作全过程都要严明纪律，体现遵规守纪。在区纪委全会上，负春书记明确了中央《关于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中“九个严禁”的纪律规定，希望同志们再好好学一学、逢会讲一讲，深刻吸取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和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的教训，做到令行禁止，确保风清气正。

为配合做好换届工作，区纪委监察局成立了专门的换届工作小组，接下来工作中，涉及相关人员情况调查或查实时，需要在座各位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届时同志们必须本着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同志负责的态度，客观公正地做好此项工作。

3、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要稳扎稳打、不折不扣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这必然要求层层传导压力，强化责任落实。一季度以来，全区各处级单位根据区委要求，在处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了责任清单的制定工作。从目前各单位上报的清单看，大家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班子成员结合分管工作，认真梳理在分管领域存在的党风廉政建设方面问题，排查廉政风险点，明确具体措施，与去年相比，今年的责任清单，查找的问题更贴近实际，制定的措施更加细化。比如，区建交委、区财政局、区人社局、区机管局等单位将党风廉政建设部门分工的牵头任务具体落实到班子成员的责任清单中，明确责任人。田林街道、华泾镇等单位在制定工作方案、班子成员责任清单前充分听取所分管办公室、直属单位的意见和建议，细致排查薄弱环节。许多单位的纪委书记把深化“三转”，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等作为年度工作重点，制定了具体措施。区卫计委、区审计局、区文化局、区环保局、天平街道等单位已经将责任清单在区委党建网上进行了公开，接受群众监督。清单的梳理是明责的过程，更是履责的前提，希望还没有梳理好清单的单位抓紧时间，二季度各单位要着重在推进落实上见到成效。同时强调一下，今年全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重要抓手是在以往的基础上，抓好“一岗双责”的推进。2月份，我们邀请处级班子中的副职代表列席区纪委全会，今天，又把述责述廉单位全体班子成员请到会场，共同参与述责述廉的过程，请他们共同评议主要领导的履责情况，这对他们认真履责也是一种鞭策。这个关键点，请各单位一定要牢牢把握好。高兴的是，我们了解到，漕河泾街道开始率先探索对副职“一岗双责”情况进行述报、评议，希望更多单位向他们学习，结合实际，开展更多的有益尝试。

下面，我对去年三季度述责述廉和报告工作情况作个简单点评。2015年9月15日，区环保局、区绿化市容局、虹梅街道、凌云街道4家单位的党委或行政主要领导在区纪检监察工作例会上进行了述责述廉，区纪委委员和区纪委监察局各室主任26人对述责述廉情况进行测评。从总体上看，4位党政正职能够按照上级的要求和部署，带头转变工作作风，如实上报个人有关事项，较好地遵守执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但在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方面意识还不够强，还没有把主体责任和主要领导的第一责任真正落到实处,个别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流于形式，跟业务工作结合不够紧密；报告中，几位正职都提到加强对单位及下属单位的监督检查，但对检查结果、整改成效缺少具体描述。当天会议上，区房管局纪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纪委、斜土街道纪工委、长桥街道纪工委4家单位的纪（工）委书记报告了工作，总体评价较好，但“开展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协助党委（党组）做好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分工，对党员领导干部履行‘一岗双责’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党委（党组）完善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相关制度”等项得分相对较低，望各单位及时加以整改。

同时，针对部分纪委委员反映的，个别评分项目评分依据不明晰、难操作，个别项目与当前工作要求脱节等情况，去年年底，我们对党政正职述责述廉和基层纪检监察组织报告工作的评分表进行了修订。这次修订，一是进一步细化了测评内容，述责述廉评分表从原来的8个方面11项内容调整为6个方面25项内容，报告工作评分表从原来的10个指标调整为4个方面17个指标，使评分内容更加具体、更便于评价。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工作导向，通过指标的修订，充分体现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明确当前的重点任务，使指标既成为履责的评价标准，又成为工作的指导依据。如在述责述廉评分表的指标权重分配上，对“一把手”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方面分值进行大幅度提升，从原来32分提高到55分，占了总分值的一半以上；再如报告工作评分表项目划分中，始终围绕监督执纪问责主业，突出“三转”后纪委的职能定位，强调监督责任和纪律审查，使纪检监察组织工作目标更加明晰。会前，我们已将两张评分表和其他会议材料一起发到各单位，希望今后述责述廉和汇报工作时，大家能对照指标，防止责任虚化、空转，以“述得清”，促“落得实”。

4、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

3月24日，市纪委召开全市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工作会议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督办工作会议。会议主要精神是，第一，市纪委将与市委督查室联合开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督查，上半年以“回头看”为主，下半年开展全方位检查；第二，按照“通报是原则，不通报是例外”的方针，加大通报和曝光力度，原则上给予处分的都要通报，市纪委每月通报不少于一次，每次不少于5个案例，对突出的典型问题将专题通报；第三，对市纪委室转办的涉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件，按照侯凯书记“不能一转了之，要件件有落实，件件有回音”的要求，由联络员联系、协调、督查和指导，对纪检部门不正确履行职责的，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将提办，并开展“一案双查”，既查件反映的问题，又查纪检部门的履职问题。对此，区纪委将严格按照市纪委要求抓好推进落实，希望在座的纪检监察干部也要切实提高认识，八项规定这根弦松不得，也不会松。

前几天，市纪委通报了5起行业协会领导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这5起案例都发生在本市行业协会，这一领域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购卡发卡、违规兼职取酬等问题屡禁不止，反映出行业协会存在政会不分、管办一体、治理结构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等问题，特别是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存在薄弱环节。也说明党委（党组）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方面还有不足。类似问题，我区各相关单位也要举一反三，负起责任，加强协会兼职的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管理，以敢于担当、敢于负责、敢于较真的态度，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这里再提一下，全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4月1日起正式实施，请同志们注意相关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做好监督。

5、稳步启动2016年巡察工作，关键是整改，重点在抓落实

2016年全区巡察工作仍分4个组进行，目前，组长、副组长人选已经配备到位，今天上午已召开区巡察工作会议，正式入驻年度巡察单位。今年主要对2013-2015年已巡察的18家单位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巡察回访，每家单位回访时间10个工作日。大家都知道，巡察成果能不能落地、扎根、开花，关键看整改，同志曾对此提出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整改不力是失职，不抓整改是渎职。”因此，今年的巡察回访，就要以外力倒逼已巡察过的党组织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这既是对巡察不容敷衍的严肃性的体现，也是对被巡察单位整改行动力、执行力的检验，更是对其执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考验，希望涉及到的单位正确对待。这里表扬一下区国资委，他们针对巡察中发现的问题，深刻查找原因，建立整改工作责任制，制定可操作可检查的整改措施，认真开展国资企业礼金礼券购物卡专项清理、修订国企领导人员履职待遇和费用支出相关规定，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由班子成员分别牵头负责相关问题整改，把“一岗双责”落到实处，加强集团对下属公司“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修订完善履行情况的定期检查，实现关口前移、监管传递。类似的，华泾镇针对集体经济运作不够规范等情况，参照国资委对国企加强监管的办法，探索规范集体经济企业相关制度，也体现出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与之相对的，按照市纪委要求，对责任不落实、整改不彻底、效果不明显、查案不够、震慑作用不大的，不仅抓住典型严肃问责，而且有多少就问责多少，决不放过。在2015年上海市委第二轮巡视中，第六巡视组发现上海城建集团下属城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涉嫌公款旅游问题。向被巡视单位移送线索后，城建置业纪委敷衍塞责，仅凭当事人说辞和事后编造的材料起草了调查报告并逐级上报。城建集团党委未经严格把关，就将不实结论写入整改报告。为此，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城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焰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不力，疏于监督管理，对下属公司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欺瞒组织行为负有领导责任，由市纪委对其进行诫勉谈话；朱晨红作为城建集团纪委书记，轻信城建置业纪委不实调查结果并上报，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不力，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裴建群作为城建置业党委书记、董事长，对组织公款旅游这一顶风违纪行为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在明知公款旅游性质的情况下默认“项目考察”的说法，负有领导责任，构成失职错误，被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并被免去城建置业董事长职务；张连凯作为城建置业纪委书记，调查取证不全面、不深入，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不力，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袁继康对城建置业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公款旅游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事发后编造材料应对组织调查，被免去城建置业总经理职务；王琳娜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公款旅游，事发后编造材料统一口径应对组织调查，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免去城建置业投资部经理职务。相关人员退赔全部旅游费用。这个案例希望引起大家警醒。

中央已经明确，要“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中纪委工作报告中也明确“要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等内容，可见，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推进问责常态化、制度化，将成为新的常态。

二、落实监督责任掷地有声，坚定不移抓好队伍建设

队伍建设是我们逢会必讲的。作为纪检监察干部，纪律是我们的生命线，要维护党纪的尊严，首先必须模范执纪。3月初，我们分4场召开了委办局、街镇、集团公司的57家单位纪检监察组织负责人会议，围绕2016年重点工作，对各级纪检监察组织进行专题工作部署和工作提示。总体上看，大家的贯彻执行是好的，特别是会上提出《关于徐汇区纪检监察系统干部外出报告备案的规定》及纪检监察工作信息报送要求后，相关单位严格遵守、认真执行。但是，去年二季度例会上我们明确提出过：按时上报问题线索报表，要求即使没有线索也要零报告，虽然大多数单位是严格执行的，可极个别单位3月份的报表到4月8号以后才陆续上报。不知道这些单位的纪检监察干部还有没有把铁的纪律牢牢装在心间？今天大会给予批评，今后再发生类似情况，对相关人员该问责的问责，该调整的调整。

纪律检查机关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的，纪检监察干部肩负着维护党纪的任务，一要强化政治意识，始终坚持纪律检查工作的政治定位。要坚定不移地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始终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工作大局思考、谋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二要保持工作定力，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尽管今年“两会”热点调查显示，人民群众对“不敢腐”的满意度在上升，网民对反腐败的关注度在下降，我们要以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韧劲，继续加大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的查处力度，回应人民群众期盼，把党风廉政建设引向深入、引向基层。三要勇于担当，始终忠诚于党的纪律检查事业。纪检监察干部干的是执纪的工作，如果过多考虑个人的荣辱安危，就很难真正全身心地投入。我们了解到，在一季度，有的街道的纪委书记顶住压力、坚持原则，耐心细致地开展工作，在班子会议上反复重申上级党委和纪委的工作要求，体现了应有的担当，在此提出表扬。

政法委政治督察报告范文篇2

我国人民法院的宪法地位与权力分立、制约平衡体制下的域外国家法院有根本的不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的政治制度，并不具有西方政治构建中三权分立体制，在横向的国家权力配置方面：在人民代表大会之下，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具有平等地位，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与检察权各有分工，后三者均要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从属于立法权。但人民法院是专门的司法审判机关，享有独立审判权，且只有人民法院才能行使审判权，任何个人、组织、机关、政党不能行使审判权。我国的审判独立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司法独立，而是一种技术上的独立。我国的审判独立既不独立于行使人民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也不独立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我国目前的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分配中，坚持审判独立是相对独立，在该权力分配体系下，法院应尊重和服从宪法关于法院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对其负责的规定；相对于上级法院或下级法院，本级法院应该尊重和服从的是宪法关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工作的规定；同时，人民法院必须接受与之并行的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客观地评价我国现有的审判独立是一种不完全的审判独立，这种不完全的审判独立也仅局限于法律条文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审判，一方面是法官外部不独立，即法官的审判工作受到各级党委（尤其是党委政法委）、地方政府、人大及部分地方领导的干预；另一方面是法官内部不独立，即法官审判工作不能排除法院系统内部上级法院、本院院长和庭长的干预、干涉；同时，法院还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政治任务。②（二）是审判独立而不是法官独立国际公认的司法独立包含三个层次的独立，其中第三个层次是法官独立，对法官独立的表述主要有：法官独立审判是指法官在审判活动中作出裁判时，对其上级和其他法官保持独立，具体划分为审判权独立、身份独立。③法官独立审判有两重含义，即外部独立和内部独立。前者是指法官在审理各种案件时，不受来自司法外部的诸如国会政府、政党以及其他社会势力的干涉；后者是指法官在审判时，不受上级法院和法官的压力和指示，简言之，不受来自法院系统内部的干涉。①许多国家都在本国宪法中明文规定了法官独立，如《德国基本法》第97条规定：“法官具有独立性，只服从宪法和法律”，日本宪法第76条规定：“法官具有独立性，只受宪法和法律的拘束”。相较之下，我国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是司法独立，也不是人民法院独立，更不是法官独立。根据现行宪法规定，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据此，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审判委员会就是人民法院实行集体领导的组织形式，疑难、重大案件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得出结论。司法决策过程中的集体决策制最突出的表现是审判委员会这一“权威”机构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对案件作出结论，集体承担风险。法学界对此的理解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是合议庭审判独立，更不是审判员审判独立，这是我国审判制度的一个特点，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法官独立审判”，②最高人民法院编写的培训教材中表述“:中国的审判独立是指法院作为一个整体独立行使审判权，实行民主集中制，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③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同志更是直接指出：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都规定是人民法院独立审判，这个审判权是宪法赋予人民法院的，不是给审判员的认为合议庭和审判员可以独立审判，庭长、院长不能过问，这与我国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原则是相违背的。④因此，我国法院作为一个整体相对于其它机关具有独立的地位，但是法官并不是独立作出判决，法官在审理普通案件时受到庭长、院长的过问，在涉及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则按照审判委员会的决定执行。抛开法律文本规定，笔者认为民主集中制是行政权力运作的基本原则，司法权区别于行政权的特征在于司法权的裁判中立性，居中裁判要求法官完整、直接参与整个庭审活动，依据法律和案件事实形成内心确信，从而得出结论。审判委员会成员并未参与案件的审理过程，只是凭阅卷和庭审法官的汇报而下结论，刑事诉讼要求审判公开、直接原则、言词原则等原则无处贯彻。导致法学理论界几乎普遍地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是导致我国法院在审判案件过程中出现“判、审分离”、“审而不判”、“先定后审”直至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关键原因之一。⑤这种悖逆法治原则的现象不但受到法学理论界的批判，同样引起了执政党的关注，在党的十八界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改革决定》）中明确提出：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可以预见，随着各项改革配套实施细则的出台，我国法官在法院内部的相对独立地位必将不断完善。（三）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法院作为唯一拥有审判权的机关，在审理和裁判案件中，不受其他国家机关的干预，纵使其他机关权力再大，也无法在审判范围内获得任何特权。①我国54宪法第78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1979年《法院组织法》第4条重申了54宪法的规定，这表明法院在审判案件过程中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等都无权干预，法院只遵循法律规定审判案件，“这一规定实质上就排除了法院审判对法律之外的其他机关、团体、组织或者个人的服从”。②它有利于防止特权，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确实坚持了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听从这些人的非法指挥，抵制非法的干预，就在一个重要的环节上挡住了“特权”的通路，使一切公民在同样的法律规定面前受到同等的待遇，彻底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有可能。③继承54宪法的现行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推敲两者之间差异，54宪法认为法院独立审判就是“只服从法律”，没有留下任何含糊和缺口，而现行宪法在规定法院独立审判权的同时，却又指出:“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那么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以外的其他主体，如国家权力机关、政党等组织是否可以干涉？从现行宪法来看，政党并没有包含在“社会团体”之内。现行宪法第5条第4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这里的“社会团体”与现行宪法第126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的“社会团体”相同。这就说明，现行宪法把政党与社会团体并列对待，社会团体并未包含政党。1998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条也规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不属于该条例规定登记范围，换句话说，该条例所规定的社会团体并不包括政党等组织。综合以上规定可以得出，宪法126条关于法院不受干涉的规定不包括各级党委对法院独立审判案件的干预，也不包括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法院独立审判案件的干涉。但是，无论是党委还是人大常委会对法院具体审判的案件进行监督甚至干预都饱受批判。④82宪法关于审判独立规定和54宪法的规定仍有很大差距。宪法留下的这个空间，还需要法律加以规范。⑤

二、人大合宪监督与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现行宪法涉及人大与人民法院关系的条款有第3条、第67条第（6）项、第104条、第128条等的规定。内容为：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一）监督——负责关系的宪法关系理顺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审判独立关系，核心是掌握宪法规定两者之间的监督——负责关系，首先必须全面把握现行宪法的相关条文规定人大监督方式：1.工作报告和专项报告1954年宪法第80条、第86条，1978年宪法第42条、第43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都对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但82年宪法全部取消了54年宪法、78年宪法关于法院、检察院向本级人大报告工作的规定。目前听取和审议同级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和专项报告已经变成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了解法院、检察院工作情况的一项固定程式，是对法院、检察院工作的全面监督。从立法看，2006年制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8条，1983年修正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0条、2004年修正《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8条、2009年修正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22条，均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统计人大及常委会的工作报告或专项报告。现行宪法虽经过4次修改，但对于这部分内容从未明确规定报告工作。对于这种矛盾之处，张友渔教授在著作中指出：立宪时考虑到法院的工作性质不同，可以作工作报告，也可以不作工作报告，根据实际需要决定。不宜硬性规定必须作工作报告。但也不能硬性规定不作工作报告，需要报告的还得报告。并且人大、人大常委会可以要它作报告。①部分学者认为，这会“加剧司法权的行政化，责任主体归属不明，责任不清”，②且规定法院向人大报告工作的法律有违宪法精神，应当在适当的时候作出修改。③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全国人大认为需要法院、检察院报告工作，应为法院、检察院向人大报告工作的制度化作好宪法安排；如果认为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监管方式应有区别，则应贯彻现行宪法的规定与精神，通过监督宪法实施，取消普通法律关于报告工作的规定。2.质询我国1978年宪法第28条、第36条分别规定各级人大代表有权向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质询，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但1982年宪法取消向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质询规定。宪法第73条明确接受质询的机关为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排除了法院、人民检察院。正如宪法学者童之伟教授指出的：在有了第73条后，质询权行使主体和质询对象就都特定化了，这就从逻辑上直接将“两高”等其他中央国家机关都排除在质询对象的范围之外了。④紧接着1982年制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16条、第33条，1989年制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第42条严格按照宪法条文，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质询的对象为：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可是在：2009年修正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26条，2010年修正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14条，2004年修正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28条、第47条，2006年制定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35条等4部普通法律、法规又将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纳入各级人大及常委会的质询对象。上述规定对于宪法规定的质询对象的扩大，是对于宪法规定的“质询对象狭窄”疏漏的完善吗？①查看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刚刚将1978年宪法第36条第4款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向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政府所属机关提出质询。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至1982年4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第7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询案。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最后在正式宪法文本中去掉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显然不是立宪者的疏漏，而恰恰是宪法修改委员会在制度设计上的良苦用心。上述四部普通法律、法规在实质上修改了第73条的内容，违背了宪法的原意，必须以宪法规范为依据来修改相关法律规范的规定，消除两者之间的抵牾。3.特定问题调查、罢免与撤职现行宪法第71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特定问题调查权首先由宪法是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后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1条、第52条进一步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权启动特定问题调查。并在《监督法》中，对特定问题调查权的程序加以细化，明确了调查对象、启动调查的主体、调查委员会组成人员、材料要求以及报告对象等。对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命的法院、检察院相关人员，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监督法》明确规定可以依法定程序予以罢免和撤职。这是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最严厉的手段，是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权得以落实的保障。体现了我国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本质。4.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重点综合宪法全文来看，仅仅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现行宪法在规定权力机关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监督负责关系上是与行政机关相区别对待的，安排法院、检察院只对权力机关负政治责任但不负工作责任，以确保其独立行使职权。在人大和法院、检察院的监督负责关系上，审议听取工作报告、专项报告、提出质询都不是现行宪法文本之内的条文内容，也不是宪法文本之上宪法精神所涵盖的。正如学者提出的：人大代表审议法院工作报告、对之投票表决和法院听取人大代表对审判工作的意见等等，按宪法本意原应都是不应有的事情。②我们强调宪法文本，其意义就在于回归文本，用文本来解释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宪法和法律问题，让宪法成为法治时代的最高指示。③加强人大对监督司法机关工作的重点应是对人大任命的司法机关的“人”的监督，这是宪法文本之内有具体条文可依的监督；宪法文本之外大有可为、必须为之的监督。加强人大监督工作，缺少的不是权力，而是程序。是程序的缺失导致各项监督权或难以启动，或启动后难以行使，或行使以后也被人为地转换掉。加强人大监督，亟需程序支持。④

三、确保审判独立、树立审判权威

政法委政治督察报告范文

根据宪法、组织法、代表法、立法法、预算法、审计法、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议事规则等国家法律的规定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文件的要求，综观各级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实践，人大监督可以归纳出宪法监督、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计划和预算、询问和质询，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视察，特定问题调查，受理申诉、控告和检举，罢免和撤职等各种制度和做法。由于国家的监督法正在酝酿起草过程中，对这些在宪法和法律规定基础上形成的制度以及那些在监督实践工作中形成的普遍做法，今后的法律会作怎么样的取舍和规范，目前还很难预料。本文只能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实践角度出发，着重就人大监督“一府两院”的理论和实践谈一点认识和体会。

一、要发挥地方人大在宪法和法律

实施监督中的积极作用宪法和组织法规定：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并监督宪法的实施。地方各级人大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这些规定是保证国家法制统一的重要基础。

法制建设与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思考从上述的规定来看，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特有解释宪法的权力以外，“监督宪法的实施”与“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从内容上讲是一致的，可以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各级人大和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都是宪法和法律监督的主体。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到，虽然宪法实施的监督权力是分层次的，但在具体的权力层次怎样划分上还没有一致的看法和明确的法律规定，行使宪法实施的监督权力的运作机制还没有形成，如何认定违宪行为、是否需要设立专门机构监督宪法法律的实施等重大的问题尚需政治决策。但是，监督宪法的实施，保证宪法法律法规的执行确是各级人大的重要职责，对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意义。上海市人大从地方权力机关角度出发，努力做好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工作；做好执法检查工作；做好重大违法案件的监督工作，积极发挥地方人大在宪法和法律实施监督中的积极作用。

首先，要做好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工作。上海市人大从1999年开始启动规章备案工作以来，共对56件（项）市政府的规章进行了备案审查，提出了18条修改意见。从实际情况看，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够，报地方人大备案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很多，什么该备案，什么不必备案，没有规定；报备案的程序没有规定；不报备案的法律责任没有规定；备案审查的机构、程序、处理等也没有规定。现在国家法律尚未对此项工作有明确的规定，地方实践的情况也很不一致，应当在全国各地实践基础上认真总结，形成规范。

其次，要做好执法检查工作。从地方实践的情况看，执法检查最早是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尝试组织部分代表对法律和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视察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一种的监督形式。1993年9月，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对执法检查的对象、内容、执法检查的组织、检查报告的审议等问题进行了规定。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执法检查工作与立法工作相比，还显得比较薄弱，主要是执法检查的计划性、针对性还不够，执法检查的主体和对象有时还不很明确，执法检查的程序性规定还不严密，执法检查的参与程度不高，执法检查的效果还不明显。具体来讲，就是在执法检查的项目选择上还比较随意，论证不够；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的检查还缺少操作规程方面的制度建设；执法检查过程中了解实际情况的调研工作和调研对象往往也由被检查的行政机关提供，不容易做到客观全面；除了审议检查报告外，相当部分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参与调研了解情况的次数不多；对检查结果的跟踪整改要求不够落实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继续实践，还要加强总结研究，更重要的是要增强创新意识，勇于开拓，上海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1998年在开展对《上海市街道办事处条例》执行情况的检查时就探索运用了抽样调查的新方式，对提高执法检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第三，要做好对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涉嫌违法处理案件进行监督工作。各地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受理申诉、控告、检举工作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对“一府两院”涉嫌违法处理案件的监督形式已历经有四届、十多年的历史了，有的把它概括为“个案监督”。现在大家已经逐步认识到，人大监督具体案件，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地纠正具体案件，更主要的是通过对具体案件的监督，进而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监督有关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从方法上讲，也主要是启动司法机关内部的监督机制。实践中，上海市人大通过渠道受理的公民的申诉和控告案件有2万多件，虽然纠正了一些处理不当的案件，但就整体情况看，“个案监督”工作开展得还不够理想。主要的问题是，大家对权力机关监督个案的认识还没有“到位”，各级人大在监督具体案件时缺乏必要的工作力量和监督手段，很难发现并深究那些“问题案件”，错案和责任案件的追究机制往往反过来使“问题案件”更难被发现。因此，可以说，人大在“个案监督”工作方面很大程度上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践。

二、要加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

“一府两院”的工作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要听取“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二是要审查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和决算；三是评议“一府两院”机关及其负责人的工作。

首先，审议“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是各级人大对行政、审判和检察机关的工作进行全面监督的基本的主要的形式。目前，听取审议工作报告有三个层次：一是代表大会听取和审议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二是常委会听取政府、法院、检察院的专题报告；三是专门委员会听取政府、法院、检察院及其有关部门对有关情况的汇报。经过多年的实践，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制度规范，但是，随着形势发展，这些制度也需要改进、发展和创新。

从地方人大审议“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的实践来看，人大听取报告的成分比较多，但是审议报告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上常委会的专题工作报告应政府要求的多，宣传政府工作，要求人大支持的成分比较多，主动接受人大监督的相对比较少；专门委员会听取和审议工作汇报是很重要的环节，但是现在专门委员会这方面的工作开展还受到观念、制度和机制等多方面的制约。因此，从制度设计上要为代表和委员审议工作报告提供条件。

第二、审查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和决算对国家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具有重要的影响。但由于法律法规在制度设计方面对从这方面的工作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各级人大在这方面都还处在起步的探索阶段，形式审查多，实质审查少，监督不到位。强化人大在这方面的职能，不仅需要体制机制的保障，更大程度上讲，也是政治决断的问题。

第三、评议工作。评议工作把人民群众、人大代表和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把人大会议、常委会会议监督和闭会以后的经常性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对事的监督和对人的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丰富了人大代表的活动方式，拓宽了人大监督的渠道，强化了监督的力度，对“一府两院”的工作是有促进的，对增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公仆意识、法律意识、国家意识和责任意识是有积极作用的。

地方各级人大的评议工作实践了十多年，主要有三种形式：工作评议、执法评议和述职评议。本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在评议工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不仅将评议工作覆盖到所有政府组成人员，而且还拓展到司法审判机关的负责人。在评议的手段和方法上也有所创新，评议的广泛程度和深度都有新的发展，但从评议工作的实践看，目前评议工作还有一些问题值得研究。评议的主体是常委会、专门委员会？还是代表或主任会议？评议的对象往往是“评下不评上”或“评副不评正”；评议的具体做法和程序如何有利于代表和委员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被评议对象的真实情况；评议意见的处理如何落实等问题，已经影响到这项工作继续扎实、持久地开展，迫切需要总结经验，用法律加以规范。

三、要运用好询问和质询，提出批评、意见和

建议，视察，特定问题调查，受理申诉、控告

和检举，罢免和撤职等具体的监督手段人大形使监督职权，往往会对被监督对象造成不小的压力，形成比较大的社会影响，因此要谨慎使用询问和质询，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视察，特定问题调查，受理申诉、控告和检举，罢免和撤职这些具体手段。要严格依法监督，不能任意监督，干扰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要行使好人大的监督职权，必须处理好以下关系：

一是要处理人大监督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人大监督“一府两院”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价值取向、目标和任务根本都是一致的，要维护党的领导的核心作用，要定好位置、用好权力，才能发挥国家权力机关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