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相亲大会(5篇)

大型相亲大会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提升的同时，国民幸福感也逐渐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中共十六大第一次提出“让社会更加和谐”的重要目标，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共十把提高民生幸福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目标，强调“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加强和改进财政支出工作，通过大幅度增加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投入，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国内外一些学者(DiTella等，鲁元平、张克中)研究发现，由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就业支出组成的亲贫式支出可能是提升民生幸福的一个重要手段。如果亲贫式支出的确能提升国民幸福，那么是否存在着一个最优的亲贫式支出规模，从而使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的影响效应最大呢？这即是本文将要研究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一般认为，由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及社会保障支出组成的亲贫式支出能较显著地提升国民幸福。首先，教育支出会影响国民幸福。第一，教育支出通过提供更好的教育设施、更强的师资力量，保障居民的基本受教育权利而减少社会的不公平，从而提高国民幸福。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公共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对幸福的影响，发现公共教育支出与主观幸福感呈现正相关。鲁元平和张克中(2010)［2］通过研究亲贫式支出对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增加教育支出有利于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其原因可能在于政府提供的教育支出(如九年义务教育支出)对农村家庭而言是一项不小的扶持，使农村居民的基本受教育权利得到保障。第二，教育能通过增加居民的经济收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知识技能与生产效率成正相关，知识技能积累的差异性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能获得相应的补偿，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将获得更高的收入(Mincer，1974)［3］，从而提高个体的幸福水平。第三，对个人而言，教育支出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正效应也可能存在负效应。Blanchflower和Oswald(2004)通过对英国及美国长达25年的幸福感研究发现，教育水平对幸福感呈正相关。而Clark等(1996)［5］通过英国近5000个调查者的数据研究发现，居民的幸福感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反而下降，其原因可能在于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个体对收入的期望更高，而这一期望又往往难以达到。其次，医疗卫生支出关系到一个国家居民医疗需求的满足和整体健康水平的提高，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能够为国民解决后顾之忧，因而增加医疗卫生支出能够提升国民的幸福水平。PaulJ．Feldstein(1979)认为，居民对于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的需求事实上是一种健康的衍生需求，因而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支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种需求。PaulDolan等(2008)［6］通过总结已有的文献发现，无论是身体健康状况还是心理健康状况都与幸福感密切相关，其中心理健康状况比身体健康更能影响主观幸福感。MichaelA．Shields等(2005)［7］研究发现，当居民患有急性严重疾病时，将会极大地降低居民的幸福感，并得出政府提升医疗服务水平的重要性的结论。因而政府增加医疗卫生支出，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减轻居民医疗费用负担，能够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再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也会影响国民幸福。伊斯特林(Easterlin)［8］认为，政府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建立充分就业和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网络，是显著地增进人民幸福的一条途径。一般认为，失业会降低国民的幸福水平。对个体而言，失业除了导致经济收入的减少外，还会给失业者带来精神上的创伤，如焦虑、抑郁、自尊的丧失等；对国家而言，失业将会导致社会不稳定，进而导致居民的经济、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从而降低整体幸福水平。Alesina等(2004)［9］对美国组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失业率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DiTella等(2003)［10］对美国及欧洲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之间的数据实证分析后发现，增加政府失业救济金能显著地提升国民幸福水平。最后，由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构成的亲贫式支出可能是提升国民幸福的一个重要手段。谢舜等(2012)［11］认为，如果政府确实将财政收入用于提供社会紧缺的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以公共产品的方式将纳税人的税收进行返还，居民将会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与效用。鲁元平等(2010)［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由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构成的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以作为解决“幸福悖论”的重要手段，并有利于国民幸福的持续提升。综上所述，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之间存在显著正效应关系，亲贫式支出中的各个部分也与国民幸福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在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研究中，考虑最优的亲贫式支出比例将能进一步揭示其中的逻辑和机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意义的参考。因为在预算约束下，一项支出如亲贫式支出过多，必然会挤占其他支出如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住房支出、公共安全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等支出，导致财政支出结构不协调及低效率，从而影响经济发展、政府的正常运行、公共安全的保障，进而降低国民幸福水平。而现有的文献多数是证明亲贫式支出或亲贫式支出中的某一项支出对国民幸福具有正的或负的影响，很少有学者从最优的亲贫式的比例视角来研究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的关系。本文将重点研究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的影响效应，并找出最佳的财政支出比例，以最大地增进国民幸福。

三、国民幸福指数的测量及分析

参考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等［12］对幸福概念的多维解释，从物质生活水平、个人活动及社会关系、环境质量、社会生活状况和经济、人身安全等5方面测量国民幸福。其中物质生活水平方面选取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个指标；个人活动及社会关系方面选取每万人参加工会会员人数、每万人中拥有的社会团体数2个指标；环境质量方面选取工业烟、粉尘及生活污水2个指标；社会生活状况方面选取城镇登记失业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人口抚养比、每万人中卫生技术人员数、每10万人中拥有大专学历以上人口和城乡收入差距6个指标；经济、人身安全方面选取刑事犯罪率加以衡量，其中刑事犯罪率是指每万人中刑事犯罪的人数，该数据来源于2002～2013年《中国检察年鉴》，其余数据均来自于2002～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从图1可以直观地看出我国各省市区在2001年至2012年期间，国民幸福水平都有程度不同的上升的趋势，说明我国各省市经过12年的发展，整体国民幸福水平都提升了。然而从空间上看，各地区呈现出比较显著的差异。从图2可以直观地看出，2001年，相较于其他省市区而言，新疆、青海、吉林、京津地区以及东部浙江、上海、广东等地国民幸福水平较高，甘肃、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山东、江苏、福建、湖北等地国民幸福水平相对中等，中部、西南部等地幸福水平相对较低；2006年，相较于其他省市区而言，新疆、青海、吉林的国民幸福水平由2001年的相对较高区域转变为相对中等区域，而山东、江苏、福建等地则与之相反，而中部及西南部地区仍然处于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区域；2012年，东部地区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东北部的辽宁以及京津地区依然处于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高的区域，其可能原因是东部地区物质生活水平及社会生活状况一直保持较高水平，而中西部地区却保持较低水平；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东部地区实施产业转移战略，即把一些重工业污染环境较大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使得中西部地区环境污染进一步加重，间接降低了国民幸福水平，而东部地区则减轻了环境污染的压力，间接提升了国民幸福水平。

四、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关于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主流经济学文献认为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Arm-ey曲线，即倒U型曲线。［13］当财政支出规模低于临界点时，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但当财政支出规模达到这一临界点之后，则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将阻碍经济的增长。文章借鉴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试图检验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水平之间是否也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

(一)模型构建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之间可能存在显著的Armey曲线，为了验证这一点，研究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之间的实证方程。公式(1)中，NHIit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的国民幸福指数；C为常数项，表示不随个体样本变化的固定数值；QPSit表示第i个省第t年的亲贫式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Xit表示影响国民幸福的其他关键变量；εit为误差项。当公式(1)不含平方项时定义为模型1－1，包含平方项时定义为模型1－2。根据αi符号取值的不同，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水平的影响曲线也会有所差异，具体可区分为。

(二)变量定义国民幸福指数：采取物质生活水平、个人活动及社会关系、环境质量、社会生活状况和经济、人身安全等5方面共15个指标测算国民幸福指数值。亲贫式支出(QPS):按照现有文献的一般做法包含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影响国民幸福的其他因素：一是经济开放度。经济开放可能通过扩展人们视野、促进跨文化交流等渠道影响国民幸福。此外，经济的开放可能通过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从而间接地影响国民幸福。本文用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各省的经济开放度。二是城镇化水平。城镇化进程能够显著地影响居民的生活状况及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因而城镇化水平是影响国民幸福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采用城镇化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研究城镇化水平对国民幸福的影响。三是人口密度。人口的增加会加重社会的负担、挤占个人的活动空间，但是人口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因而人口密度是影响国民幸福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四是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能促进一个地区与外界的经济、文化、社会等联系，进而影响国民幸福水平，本文采用每平方公里的铁路里程数与公路里程数之和来衡量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上述的数据均来自于2002～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

五、实证回归结果分析

(一)面板数据单位根及协整检验1．单位根检验考虑宏观经济变量可能存在非平稳性，为避免伪回归，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故对面板数据序列的平稳性实施单位根检验。2．协整检验由于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变量I(1)，因而有必要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各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采用同质面板Kao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Kao协整检验的p值显著小于1%，表明各因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可以进行回归分析。同时，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判定其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

(二)全样本回归分析表3报告了面板数据模型全样本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1不包含亲贫式支出的平方项，模型1－2包含亲贫式支出的平方项。通过表3中模型1－1中的第(1)列可以得到，仅仅包含亲贫式支出的一次项时，亲贫式支出的系数虽然为正，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之间线性关系不显著。从表3中模型1－2第(1)列的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亲贫式支出的一次项还是平方项都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即说明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之间并非简单的非线性关系，而是表现出倒U型结构，其拐点为36.9%。即当亲贫式支出占财政总支出不超过36.9%时，国民幸福增加，亲贫式支出的幸福效应显著。当亲贫式支出占财政总支出超过36.9%时，国民幸福水而随着这一比例的上升而下降。而这与国内学者杨宝剑、颜彦(2012)［14］对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结论非常相似，他们认为当科教文卫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率为39%时，对经济的增长是最为有利的。之所以会在亲贫式支出占比36.9%时达到最优的国民幸福水平，应该是当亲贫式支出超过一定的比率时，会使得财政支出结构不均衡从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政府公共管理活动的正常运行，进而抵消了亲贫式支出的增加对国民幸福的促进效应。一方面，在预算约束下，教育等亲贫式支出的增加必然会挤占其他支出如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住房支出、公共安全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等支出，导致财政支出结构不协调及低效率，影响经济发展、政府的正常运行、公共安全的保障，进而降低了国民幸福水平。另一方面，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亲贫式支出来源于税收，亲贫式支出的过度增加必然会增加居民的税收负担，从而影响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影响国民幸福水平。所以教育、医疗等亲贫式支出应该扩大但应有一个恰当的比率，达到这一比率时，财政支出结构最有效率，经济持续发展，居民税负较为合理，国民幸福水平较高。从控制变量来看，城镇化率对国民幸福水平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因为城镇化进程能够显著地改善居民的生活状况、提升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进而增进国民幸福；人口密度对国民幸福也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其原因可能在于，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往往是物质生活水平比较高、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此外，人口密度较高，社会团体也相对较多，社会交际相对较多，进而相比人口密度少的地区幸福些；经济开放度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国民幸福的影响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开放度及交通基础设施是通过影响经济收入、就业等因素间接影响国民幸福，对国民幸福的直接影响效应较弱。

(三)分层回归分析表3的回归结果表明了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水平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但它只是全样本分析，有必要进行分层样本回归分析。根据本文对国民幸福水平的测量结果，将全样本分成两个层级，即将我国31个省市区分成两大地域：其一是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包括吉林、辽宁、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内蒙古、湖北、青海、新疆等14个地区；其二是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包括黑龙江、河北、海南、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陕西、甘肃、宁夏、贵州、广西、四川、重庆、云南、等17个地区。表4给出了面板数据模型分样本回归结果，其中“(1)”代表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高地区的样本，“(2)”代表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地区的样本。从表4模型1－1的第(1)列与第(2)列可知，当回归方程中不包含亲贫式支出的平方项时，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之间的线性关系依然不显著；从表4模型1－2的第(1)列与第(2)列可知，当回归方程中包含亲贫式支出的平方项时，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之间的倒U型关系依然很显著。首先分析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高的区域的回归结果：从模型1－2的第(1)列的回归结果计算可得，当亲贫式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低于37．36%时，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水平呈显著的正效应，即当亲贫式支出占比增加时国民幸福水平也随之提高；当亲贫式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高于37．36%时，亲贫式支出占比的增加反而会降低国民幸福水平，从而说明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水平呈显著的倒U型结构。对于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也可以进行类似的分析：从模型1－2的第(2)列的回归结果计算可得，当亲贫式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低于37．86%时，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水平呈显著的正效应，即当亲贫式支出占比增加时，国民幸福水平也随之提高；当亲贫式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高于37．86%时，亲贫式支出占比的增加反而会降低国民幸福水平，从而说明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水平呈显著的倒U型结构。通过两类区域的对比分析发现，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比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高的区域的拐点略为靠后一些，其原因可能在于，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多为中西部地区，其教育条件、基础医疗条件相对较差，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相对较小，贫困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例相对较大，因而这些地区相比国民幸福较高的地区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

(四)亲贫式支出分类回归分析为了更进一步研究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之间的关系，有必要研究亲贫式支出中的各类支出与国民幸福水平之间的关系。文章重点研究了亲贫式支出中的教育支出、医疗支出与国民幸福水平之间的关系，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见表5。表5中第(1)列表示全样本回归结果，第(2)列表示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高区域的回归结果，第(3)列表示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区域的回归结果。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对国民幸福均具有正的影响效应，说明通过提高教育支出与医疗卫生支出的规模，可以有效提升国民幸福水平。从第(2)列与第(3)列的回归结果来看，教育支出、医疗支出与国民幸福依然存在着显著的正效应。进一步地，通过对表5第(2)列与第(3)列回归结果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与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相比，其国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更依赖于医疗卫生支出占比的增加。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多处于中西部地区，其医疗资源远远没有东部地区丰裕。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上海市的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的医生和病床规模基本相当于中西部地区的县级医院［15］，从中可见中西部地区医疗资源与东部地区的巨大差距。加大对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地区的医疗卫生支出，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水平，逐渐解决中西部地区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才能逐渐提升当地居民的幸福感。六、结论与建议本文在构建国民幸福指数测量体系的基础上测算出了2001～2012年我国31个省市区的国民幸福指数，继而考察了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其拐点为36．9%，即当亲贫式支出占财政总支出不超过36．9%时，国民幸福增加，亲贫式支出的幸福效应显著。亲贫式支出并不是越多越好，只有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亲贫式支出才能发挥其对国民幸福的增进效应，即当亲贫式支出在这一范围内时，亲贫式支出的增加能促进国民幸福水平的提升；而当亲贫式支出超过这一范围进一步增加时，反而会使国民幸福水平降低。第二，通过分层样本回归发现，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之间依然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但国民幸福水平较低的区域的拐点比国民幸福水平较高区域的拐点更为靠后，这表明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第三，对亲贫式支出进行分类研究发现，教育支出、医疗支出与国民幸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与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相比，其国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更依赖于医疗卫生支出规模的扩大。基于以上实证分析，为提升国民幸福水平，可得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大型相亲大会篇2

遗传病以及与遗传有密切关系的常见病、多发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精神发育不全、癌症等已成为人类健康和生命的主要威胁。这些疾病也会发生流行，但它们的流行方式，流行因素与传染病等的流行有很大不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就是遗传病流行病学的研究内容。

遗传病流行病学是人类群体遗传学的一个新分支，它是在人类群体遗传学和流行病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探讨的是与遗传有关的疾病的流行规律。它已经而且还将进一步阐明单基因遗传病和染色体病的传递规律和发病原因，这是优生学的重要依据之一。它目前的主要任务在于探索复杂性遗传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精神失常和肿瘤）的遗传原因和环境因子，还可寻找其在中老年发病的复杂疾病的时态特征。

1遗传病的流行方式

遗传病分为单基因遗传病、多基因遗传病和染色体遗传病3大类。不同类型的遗传病在家系或由家系组成的群体中表现出各自不同的传递方式，此外某些遗传病的发生，还需环境中特定因子的诱发。遗传病是遵循一定的规律或条件而发生流行的。

1.1单基因病的流行方式

1.1.1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AD）其流行特点是：（1）患者的双亲中，往往只有1个患病，且大多数是杂合子；（2）患者的同胞中，发病患者的数量约占1/2，且男女发病机会均等；（3）系谱中，连续几代都可看到发病的患者，但是，有时由于内、外环境的改变，致病基因的作用不一定表现（外显不全）。

1.1.2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AR）其流行特征是：（1）患者的双亲往往都是无病的，但他们都是携带者；（2）患者的同胞中，发病患者的数量约占1/4，且男女发病的机会均等；（3）系谱中看不到连续几代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往往表现为散发；（4）隐性基因的频率很低，为0.01～0.001。因此一个携带者或患者随机地与群体中一个成员结婚时，生出患儿的机会很小；但是若实行近亲结婚，则比例就会大大提高。

1.1.3X连锁隐性遗传病其流行特点是：（1）人群中男性患者远多于女性患者，家系中往往只有男性患者；（2）双亲都无病时，儿子可能发病，女儿则不会发病，儿子如果发病，其致病基因是从携带者的母亲传来；（3）由于交叉遗传，男性患者的兄弟、外祖父、舅父、姨表兄弟、外甥、外孙等可能是发病的患者，其他的亲属不可能是患者。

1.1.4X连锁显性遗传病其特点是：（1）此病代代相传，故患者的双亲一般有1人是本病患者；（2）致病的显性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所以，女性患者与正常男性婚配所生子女中，女儿和儿子发病的机会都为1/2，男性患者与正常女性婚配，女儿全部发病，儿子都正常；（3）女性患者多于男性患者，但症状上男重于女；（4）连续几代相传。

1.1.5Y连锁遗传病其特点是：父子、兄弟、祖孙、远祖远孙、叔侄、堂兄弟、远房叔侄或兄弟的相关都是1，而祖母孙、母子、外祖外孙、舅甥和兄妹的相关都是零。当在Y染色体上存在致病基因时，从优生角度考虑，此类家系应只生女孩，这样就杜绝了该有害基因在家系中的蔓延。

1.2染色体病的流行方式

1.2.1染色体数目异常导致的遗传病（1）性染色体数异常：如45，X;47，XXX;47，XXY;47，XYY等。对于45，X的由来尚未弄清，也就是XO核型的遗传病流行学有待探讨。47，XXY即为小睾丸症，其母亲生育年龄过大或许是一个因素，是该病流行的一个原因。（2）常染色体数目异常：包括十几种综合征，在此仅举几例，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它们在遗传病流行学上的意义。①先天愚型：患儿的核型有以下几型：21-三体型：母亲年龄过大是本病一个重要的流行因素，21-三体型先天愚型偶有能生育的，后代中约有1/2将发育成先天愚型儿，这是21-三体型先天愚型遗传流行的一个特征。嵌合型：有的细胞核型正常，有的细胞核型为21-3体型。易位型：其中较常见的有D/G易位，也就是14/21易位，患儿母亲核型常为D/G的平衡易位携带者，常常有自然流产史，所生小儿中约有1/3为先天愚型患儿，1/3为平衡易位携带者。G/G型易位，即21/22易位，频率比D/G易位低，这种易位型核型的产生，基本上也可经突变或遗传而来，与D/G易位型者基本相同。②18-三体综合征：这种病也较为常见，新生儿中发病率为1/4500，即0.02%。③13-三体综合征：这种病少见，新生儿中发病率为1/25000，即0.004%。

此外，尚发现过22-三体综合征等。常染色体三体综合征除21-三体征外，对其遗传病流行病学特点还很少研究，原因是病例罕见，患儿受到严重影响，常常过早夭折，因此难以进一步观察。

1.2.2染色体结构异常导致的遗传病染色体结构异常分为缺失、重复、倒位、易位、环形染色体和等臂染色体等。平衡易位除了能从祖代往下代传递外，可能还是造成重复和缺失的原因之一。除平衡易位外，其他类型染色体结构变异对个体的影响则较大，常常引起流产等现象。据报道，有自然流产史、死产史或有畸形生产史的夫妇（一般仅其中之一有畸变），染色单体畸变（包括断裂、碎片）和染色体畸变（包括断片、双着丝粒染色体、微小体等）数均较对照显著为高，可见有染色体结构畸变的双亲在遗传病流行中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1.3多基因病的流行方式在多基因遗传病中，当一对夫妇生出了第2个该病患儿，表明他们带有更多的与易患性有关的基因，其一级亲属患该病的风险将会增加。病情严重的患者，其一级亲属的患病风险性比病情轻的要高。当一种多基因遗传病的一般群体发病率有性别差异时，发病率低的某一性别患者的一级亲属发病率高。如果已发病，其一级亲属的发病率将比发病率高的另一性别患者的一级亲属为高。

2影响遗传病流行的几个因素

2.1突变突变造成的最大危害性是使群体的遗传负荷增加。除少数突变外，对生物自身来说，大多数突变都是有害的。由于突变造成某些性状使个体在成熟前过早夭折，某些性状降低了结婚的机会，以及另一些性状使个体的平均产子数较群体为低。由此，突变产生的不正常基因比正常个体传给后代的机会要小，致使代代相传时突变基因的频率降低。突变问题使人类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环境的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致使人类基因突变率有增无减。

2.2隔离隔离的后果使遗传病的发病率显著提高，原因是隔离有类似于近亲婚配的效应。由于隔离，使纯合子的比例增加，而使杂合子的比例下降。如果在隔离人群内不实行随机婚配而实行近亲婚配，则遗传后果更为严重，实行近亲婚配隔离人群内的多种遗传病尤其是智力低下极为普遍。

2.3迁移迁移带来种群的混杂，迁移使大群体中的基因流向隔离群，从而打破了隔离的屏障，对抗隔离的有害影响。因此，迁移和混杂具有优生的作用。

2.4遗传漂变遗传漂变可以使不受影响的中性基因固定或消失，有时甚至也可使选择上不利的基因在一个群体中固定或消失。遗传漂变只对小群体有效应，对大群体来说没有什么效应。由少量祖先起源的隔离群，其遗传病的流行可能受到随机漂变的严重影响。

大型相亲大会篇3

关键词：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家庭结构

家庭中的亲子关系不仅影响着整个家庭的气氛，而且直接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良好的亲子关系能够有效地促进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沟通交流，促进相互的认识和理解，直接影响到孩子自我概念的建立、道德判断的形成、个性的健康发展，以及孩子的学业成绩、心理行为问题等，有助于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促进孩子的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因此，亲子关系一直是家庭教育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心理学、社会学领域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亲子关系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一）亲子关系的涵义。

亲子关系是法律保护下的血缘关系，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亲子关系是父母与亲子女、养子女或继子女之间的关系。亲子关系是青少年儿童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影响他们以后形成的层次的人际交往关系，更关系到他们的身心健康。

（二）亲子关系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家庭教育是以亲子关系为中心的教育，青少年期亲子关系不仅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而且影响家庭其他关系及家庭的幸福及稳固程度，进而成为影响社会的安宁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家庭教育能否顺利进行，依存于亲子关系处于何种状态。

二、亲子关系在现代家庭教育中的类型与现状

（一）亲子关系的类型。

青少年亲子关系的分类主要有五种，大部分主要是依据测量选取的量表来划分的。1996年“中国城市独生子女人格发展状况研究课题组”通过因子分析将家庭教养方式分为六类，即溺爱型、否定型、民主型、过分保护型、放任型和干涉型，研究结果表明，溺爱型、否定型、民主型、过分保护型、放任型和干涉型家庭教养方式对于青少年独生子女的人格发展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民主型则对独生子女人格发展的某些方面可能有积极的影响。此外，郑希付将亲子关系分为六类，即养育型、财产拥有型、反向型、冲突型、泛爱型和亚平等型。

调查研究表明，民主型的亲自关系是青少年良好的亲子关系。从教育理论说，它是符合我国的教育目的及当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的。父母与子女民主平等的关系，有利于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从而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此外，民主型家庭的子女具有安全感、健康、外向，具有创造性和良好的人际关系，社交能力强等特点，这也与我们当代迅猛发展的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是一致的。

（二）亲子关系在现代家庭教育中的现状。

在各种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人们思想的分化越来越表现出多极形式，道德判断正处于一个质的分化时期，少年儿童社会化环境也在发生着变化，亲子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1.家庭结构变化，亲子互动发生改变。

当前，由父母和孩子组成的三口之家是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典型模式，与非独生子女的核心家庭和几代同堂的主干家庭相比，其具有最基本、最简单及无重复的特点。亲子互动成为孩子在家庭中与他人交往的唯一方式，加重了相互之间的心理依恋。一方面对孩子经济投入和精力投入过大，期望过高，家长与孩子交流大都首先关心的是学习方面的事情，对孩子的期望很高，这很自然就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压力，而实际上孩子的学习成绩往往是由于不良的亲子关系造成的。另一方面孩子在家庭中的中心地位得到了强化，在一定程序上影响了孩子正确的角色认识，使其难以接受父母的正面教育，也影响了亲子关系的和谐。

2.传媒时代的到来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亲子关系淡漠。

近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子媒介以空前的速度大量进入家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正是由于电子媒介广泛地进入家庭，削弱了孩子对家长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亲子之间的关系。“中国独生子女人格状况与教育调查”表明，尽管有96.5%的孩子表示“比较愿意”和“非常愿意”与父母谈话，而实际上亲子之间“经常谈话”的仅为50.8%；而且77.9%是就事论事地谈孩子的“学习”问题。难怪同一调查显示，认为“爸爸很理解我”和“妈妈很理解我”“非常符合”自己情况的仅为36.6%和48.2%，都没有超过半数。而在孩子谈到最烦恼的事情中，涉及父母与子女关系的高达32%。也就是说，在大多数家庭中亲子之间的沟通存在障碍。

3.孩子的自主意识增强，渴求亲子之间的平等交流。

信息化社会的发展，使儿童的自主意识增强。通过电子媒介，孩子迅速了解了社会的各类信息，扩大了知识面，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家长了解得更多，他们往往对家长们“老生常谈”的东西不感兴趣，以致产生抵触情绪。现代的少年儿童已经不再是封闭、保守的社会状态下顺从听话的孩子，他们通过耳闻目睹和各种媒介了解了许多社会现象，也了解了自身权益。在家庭中家长说了算的传统已经不被现代的孩子所接受，他们渴求与父辈之间的平等相处、平等交流。在从传统到现代的更替中，亲子关系的特点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心理上相互理解是当今亲子关系的主流。

4.素质教育的全面展开，对亲子关系提出更高的要求。

素质教育是以个体尽可能充分自由全面发展为基础的一种现代化国民教育。在素质教育中，良好的亲子关系是重要的前提条件，父母的影响有着其他教育不可替代而无法比拟的独特作用。贯彻素质教育思想和要求的核心问题，是使受教育者“学会做人”，家庭教育要把教育子女学会做人摆在首位，并作为主线一以贯之。

三、在青少年家庭教育中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的第一个机构，而家庭对青少年的影响最重要的是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态度与方式。还有不少父母不能以科学的态度和民主的方法教养子女，亲子间不能形成良好的关系，致使青少年的心理疾病和问题行为日益增多。因此，家庭中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是相当重要的。良好的亲子关系能营造和睦的家庭气氛，使父母与子女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尊敬和坦诚沟通的关系，有利于家庭教育的顺利开展。对比，我提出以下建议。

（一）转变观念，平等相处。

亲子关系是一种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而不是一种单向的静态关系。在家庭中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血缘关系上形成的自然角色关系，另一种是在后天交往中形成的家庭社会角色关系。自然角色是天然形成的，不可改变的。但家庭社会角色则是后天形成的，是可以改变的。父母与孩子各自扮演着不同角色，决定了各自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也规定了互相对待的态度。

首先，由于亲子间存在着天然的血缘关系，这就决定了亲子关系的特殊性，在很多父母和孩子的眼里，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是天经地义的，是不可改变的，使得许多人从不认真思考亲子关系有何重要性，以及如何才能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等问题。其次，父母是孩子的养育者，是长者，在一定时期内其生活经验、知识水平及各种能力远远超过孩子，在认知性的交往中占绝对的权威地位。所以很多父母在子女早期的成长过程中一直都是处于帮助、管理、指导等支配性的地位，再加之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把孩子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不把孩子看成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凡事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过分要求孩子，过分保护孩子。再者，有的家长不了解孩子在成长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心理需求，对于父母交往的方式、内容等也有不同的需求，常年一贯地采用同一种教养态度和方式，不懂得尊重孩子的心理需求，从而使得亲子之间容易产生心理上的疏离、不信任或畏惧，甚至矛盾冲突等。

因此，无论是在日常生活、家务劳动、消费、隐私等方面，还是在交友、子女的学业、教养态度和教养方式等方面，家长都应当转变传统的家长制观念，把孩子看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尊重子女的人格，以平等的态度和身份与子女相处，子女也应尊重和理解父母，建立一种良好的心理交往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二）加强沟通，增进理解。

要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加强亲子沟通与交流，促进亲子之间的理解和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在树立正确的亲子交往观念之后，家长和子女之间还必须有一定的沟通时间作保证。人们之间的密切程度是由人们之间的沟通的多少来决定的，要形成密切的关系，就必须用较多的时间沟通。父母不能以工作繁忙或孩子功课紧张，怕影响孩子学习等理由减少甚至不与孩子沟通交流。因为沟通交流是相互了解和理解的基础，而只有建立在理解信任基础上的亲子关系才可能是一种良好的亲子关系。

亲子之间的良好沟通，必须消除或尽量减少由于代际差异所带来的心理障碍，做到相互关心、相互理解，在各种问题的看法、性格、兴趣爱好、心理需求等方面求同存异，相互主动协调代际关系。

（三）提高家长的心理健康水平。

专家研究发现，子女情感上的忽视多半是由于父母亲的情绪不稳定或心理不健全。在家庭中亲子间的情绪往往是最难自控的。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生活节奏紧张，充满成功的期盼和严重压力的父母往往把委屈和不满向孩子和亲人宣泄。处于更年期的父母的情绪常常不稳定，青少年具有思维的独立性，然而较片面，情绪处于疾风怒涛的状态，希望摆脱父母的管教，渴望独立，亲子矛盾冲突，处于“亲子关系危机期”。当孩子顶撞父母，或使父母失望、束手无策时，父母往往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对孩子或冷漠或粗暴，这极大地伤害了孩子。父母调控消极情绪的方法，一要更新自己陈旧的亲子观、儿童观和教育观，二要学习妥善管理自己情绪的一系列方法。

（四）改变父亲“淡出”家庭教育的现状，重视发挥父亲的教子作用。

据了解，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父亲“淡出”家庭教育的现象。分析其主要原因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角色观念的影响及现实社会竞争激烈，父亲感到工作、挣钱的重要与紧张，并对父亲教育子女的作用缺乏认识，将教育子女的事全推给母亲，或是以父亲应充当“严父”，即采取板着面孔教育子女的教育方式，无视孩子的人格，导致孩子疏远父亲，父亲由此失去了教育孩子的权利。

（五）建设良好亲子关系，既要发挥父母的关键作用，又要重视发挥青少年儿童的主体作用。

父母是成熟的个体，是教育者、监护人，是社会价值观、信仰与社会行为的直接传播者和体现者，在亲子关系中负有重要责任，起主导作用。调适、建设良好亲子关系，关键在于提高父母的综合素质。然而，绝不可忽视发挥青少年儿童的主体作用。这是因为近年来，随着生态学理论和系统理论的引入，研究者已认识到亲子关系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亲子双方的各种态度和行为有着相互的影响。

总之，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亲子关系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意义，重视亲子关系的改善，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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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相亲大会篇4

关键词：回族文化；父母教养方式；社会性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4-0009-03

1.前言

"家庭是以婚姻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是社会最微小的细胞"。家庭是人出生后所接触的第一个社会环境，对子女早期的认知、性格及社会性等多方面的发展均极为重要。它承担着众多的社会职能，其中教育便是其较为突出的职能之一。家庭教养方式是指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家长对待孩子的态度和采取的具体教育方法，这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行为风格，往往具有连贯性[1]。家庭教养方式不仅与父母的文化程度、道德素养密切相关，也受当前经济文化和传统习俗的影响。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对子女的人格具有塑造功能。

社会性发展是指青少年自小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与他人进行社会交往，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而且把社会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逐步形成符合社会需求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从而适应社会生活的心理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包括社会认知和人际互动，这些过程的结果包括与社会认知有关的知识、特质、情感、行为，它们既是社会认知和人际互动的结果也是条件[2]。其中，社会性是指个体与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以及在这个作用过程中对社会事物的认识和适应过程及其结果，它是青少年人格健全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文新将"社会性发展"定义为："是指儿童在与他人关系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情感、态度和观念以及这些方面随着年龄而发生的变化"[3]。社会性发展是每个青少年成为负责任的、有独立行动能力的社会成员的必经途径，也是其在整个成长期全面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回族传统文化，是指回族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而世代相沿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具有该民族特色的文化。它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标志，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象征。回族文化背景下的家庭教养方式受到当地回族传统文化、政治、经济、地域等因素的影响，有着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表现形式。回族文化背景下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社会性发展有重要的影响，科学合理的家庭教养方式有利于改善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但是，不同类型的家庭教育方式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民主型家庭教养方式能促进儿童的社会性发展，而专制型的方式则会阻碍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目前，已有研究者对回族子女教育在回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主流文化之间平衡点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也有研究者分别从回族传统家庭伦理思想[4]、家庭教养方式与社会[5]、回族传统教育观念与幼儿教育实践[6]等方面结合回族传统文化对于家庭教养方式M行了研究。但现有研究多停留于综述层面，对于回族文化传统家庭教养方式对子女社会性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成果并不丰富。为了更好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以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区广河县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社会性发展的影响为主要内容，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探讨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性别差异以及父母教养方式与子女社会性发展之间的关系。

2.资料与方法

2.1调查对象。随机选取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400名10-23岁的青少年的为调查对象。共发放调查问卷400份，回收问卷378份，回收率为94.5%，剔除无效和不符合条件问卷56份，回收有效问卷322份，回收有效率为85.2%。被试详细情况见表1：

2.2调查工具。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7]与子女社会性发展问卷[8]基础上修改而成。修改后的问卷由家庭基本信息和调查内容两大部分，共97道题目组成。其中，调查内容部分共包含86道题目，分为《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和《自我发展调查问卷》两部分组成。家庭基本信息问卷包含11道题目，分别调查被试的学历及其与父母的关系等，从多方面了解被试的基本情况。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包含31道父母教养方式题目，分别是专制型（8道）、民主型（10道）、溺爱型（6道）以及忽视型（7道）。其中，自我发展调查问卷包含55道自我发展题目，分别是自我系统（14道）、情绪情感（18道）、品德行为（16道）和社会交往（7道）。调查内容部分的题目全部采用李克特五点评定法：1分表示完全不符合，2分表示比较不符合，3分表示不符合，4分表示符合，5分表示完全符合。父母教养方式问卷总分范围31-155分，自我发展问卷总分范围55-275分，分值越大，表明其社会性发展水平越高。父母教养方式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47，分半信度系数为0.55[9]；自我发展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52，分半信度系数为0.47[10]。

2.3研究进程。在临夏回族自治区广河县，研究者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随机选取不同来源、性别、年级的16-23岁的青少年为调查对象，发放400份《家庭教育方式与自身发展状况调查》的问卷。本研究从2016年7月15日开始到2016年8月30日结束。

2.4数据处理。全部数据量化赋值后用SPSS22录入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管理和分析，主要采用描述统计分析法、t检验、F检验、回归分析等。

3.调查结果

3.1父母教养方式的类型及分布状况。根据父母方式调查问卷内容，将父母教养方式分为专制型、民主型、溺爱型和忽视型，并对其进行了描述统计，结果见表2。

表2显示，在被调查的青少年中，专制型的父母占总人数的比例均高于其他类型，专制型的父亲有144人，占专制型父亲教养方式的44.7%；专制型母亲有165人，占专制型母亲教养方式的51.2%。其中，专制型的母亲比专制型的父亲多11（6.5%）人。民主型的父亲和母亲仅次于专制型的父亲和母亲，分别是108（33.5%）人和98（30.4%）人。其中，民主型的父亲比民主型的母亲多10（3.1%）人；溺爱型的父亲和母亲教养方式与忽视型的父亲和母亲教养方式所占比例相对较少。

3.2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性别差异。进一步将调查类型中的专制型父亲与母亲和民主型父亲与母亲四种类型两两组合，形成以下四种类型，并对其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3。

表3显示，在回族文化背景下，"父宽母严"的家庭占18.9%，"父严母宽"的家庭占8.4%，"父宽母严"的家庭比"父严母宽"型的家庭多2倍，父亲和母亲在家庭教养方式中存在很大差异，总体呈现"父宽母严"的特点。

3.3子女社会性发展状况。按照《幼儿社会性发展量表》的因子分类，对被试青少年在《自我发展情况》问卷中的不同项目事件中的社会性发展情况进行统计，并将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情况分为自我系统、情绪情感、品德行为和社会行为四类，结果见表4：

表4说明，自我发展情况量表中，品德行为因子均分（64.89）最高，社会交往因子均分（25.05）最低。自我系统因子均分49.01，最大分69.00，最小分21.00。情绪情感因子均分59.89，最大分91.00，最小分32.00。社会性总均分198.86，最大分266.00，最小分94.00。

3.4父母教养方式与子女社会性发展之间的关系。为了探讨高社会性与低社会性子女在父母教养方式中的具体差异表现，我们对高社会性与低社会性的父母教养方式进行了t检验，检验结果见表5。

表5显示，在高社会性的子女中，民主型的父亲（t=-6.763，p=0.000）和民主型的母亲（t=-5.873，p=0.000）的得分均显著高于低社会性的子女。在专制型、忽视型及溺爱型父母教养方式中，高社会性子女的得分均低于低社会性的子女。为了进一步解释父母教养方式引起子女社会性发展等级间的差异水平，我们以所有调查对象的社会性发展等级为因变量，以父母教养方式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8。

表4表明，回归分析模型可以解释社会性发展等级的19.7%，模型构建非常显著（F=7.019，p=0.008）。影响社会性发展等级不是单一的父母教养方式影响的结果，而是多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因子按照t值大小排序，影响力大小依次为：民主型的母亲（t=4.155，p=0.000）、民主型的父亲（t=3.942）和忽视型的父亲（t=-2.649，p=0.008）。除了忽视型的父亲阻碍子女的社会性发展，民主型的父母均对子女的社会性发展有促进作用。

4.分析与讨论

4.1父母教养方式的表现及其分析。研究发现，在回族文化背景下，该地的父母教养方式中，专制型的父母亲教养方式占总人数的比例均高于其他类型，专制型的父母亲教养方式较普遍，辅之以民主型的方式。回族文化下，大多数该地的专制型父母要求子女服从自己的要求，监管子女行为，制定许多规则并要求子女严格遵守。回族家庭中专制型的父母亲教养方式较普遍的原因与回族自身的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第一，回族家长对于自身文化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并付诸实践，并且在家庭中采取专制型的教养方式，以求本民族文化传统可以得到延续。第二，回族文化中对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有明确的规定，穆斯林需要将这些规定生活化。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食禁忌，回族家长便在家庭教育中重点强调这一点，但子女并不能理解其中的道理，家长只能采取专制教养方式。

相对于专制型父母教养方式而言，该地民主型父母所占的比例较少，但仍在回族的家庭教育方式中不可或缺。这种教育类型的父母关心疼爱孩子，给子女自我发展的自由，尊重和信任子女，会用自己健康文明的思想行为来影响孩子，引导孩子走向正确的道路[11]，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是亲密而平等的。民主型的父母教养方式在回族家庭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原因是：第一，回族父母经常通过说教感染的方式给子女讲一些回族文化。这样不仅有利于子女在受教育过程中的自觉接受，更有利于回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第二，回族家长对于身体力行、榜样示范的认同度比较高，在生活方式和饮食禁忌中每一个回族家长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教育子女。

4.2父母教养方式中性别差异的因素分析。该地回族家庭中，总体呈现"父宽母严"的特点。造成这种教育倾向的因素有很多：第一，受回族文化的影响，母亲管得严的习俗世世代代传承下来，潜意识中母亲形成一种管教孩子的责任。而父亲不善于表达对子女的疼爱，在子女面前通过较少过问子女琐事的方式树立威信，所以对子女要求比较宽松。第二，长期以来该地回族文化中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母亲一般在家相夫教子，对子女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多，所以母亲对孩子的要求更加严厉。第三，父母的文化程度也会影响家庭教养方式的类型。在该地回族家庭中，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教育理念相对滞后，对待子女比较专制。受了高等教育的男子，其道德素养和文化水平相对较高，见识眼界较广，教育观念相对先进，所以相对母亲采用更加民主的教养方式。

4.3子女社会性发展现状的因素分析。品德行为因子均分（64.89）最高，社会交往因子均分（25.05）最低。经过分析发现，该地的回族家庭中子女的社会性发展情况在不同的方面表现有所差异，其中，品德行为方面发展较好，社会交往方面发展欠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第一，该地父母教育子女的内容主要受回族文化的影响，强调一心向善，诚实正直，独立自强等。这些传统观使得回族子女具备良好的自我认知和品德行为。第二，该地回族家庭中父母所采取的专制型教养方式，使得父母和子女的沟通交流少。在子女成长过程中遇到人际关系方面的困惑或问题时，父母无法及时觉察到子女的情绪变化，也不能进行有效疏导。长期以来，子女很难形成向父母倾诉的习惯，也无法掌握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导致他们在社会交往能力方面表现相对较弱。

4.4父母教养方式与子女社会性发展之间的关系分析。方差分析发现，在高社会性的子女中，民主型的父亲（t=-6.763，p=0.000）和民主型的母亲（t=-5.873，p=0.000）的得分均显著高于低社会性的子女。在专制型、忽视型及溺爱型父母教养方式中，高社会性子女的得分均低于低社会性的子女。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专制型的父母要求子女服从自己的要求，并对子女的大多数行为都加以监管。这种教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子女自我意识的发展，无法收到预期的教育效果。这样的亲子关系不仅破坏了良好的亲子关系，同时使子女产生了道德内化，从而降低了对内部动机的归因，影响子女的社会性发展。

回归分析发现，该地子女社会性发展等级不是单一的父母教养方式影响的结果，而是受到多因子共同的影响，影响力大小依次为：民主型的母亲（t=4.155，p=0.000）、民主型的父亲（t=3.942）和忽视型的父亲（t=-2.649，p=0.008）。民主型的父母教养方式均会促进子女社会性的发展，而忽视型的父亲教养方式会阻碍子女的社会性发展。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亲子关系上的民主、平等、和谐，能使子女在良好的气氛中接受教育，有利于培养子女的社会道德规范，而且子女在和谐的家庭氛围中容易激发自身潜力，在学习和生活中表现出较强的主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他们的社会性发展。而忽视型的父亲对子女的不良行为不加以干涉或过分迁就，子女对社会认知的意识比较薄弱，也缺乏来自于家长的道德品性和生活规范教育，而且，他们在处理情感、情绪、同伴关系上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这些因素会阻碍子女的社会性发展。研究者认为，父母对儿童的不闻不问，实质上是"爱的回收"的一种变相使用。这个结论提醒我们，父母应尽量采取民主型的教养方式，从而促进子女的社会性发展。

5.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第一，在回族文化背景下，该地大多数的父母采取专制型的教养方式，辅之以民主型的方式。

第二，在回族家庭中，该地父亲和母亲在家庭教养方式中存在较大差异，呈现出"父宽母严"的特点。

第三，该地回族家庭中，子女的社会性发展情况有所差异，其中，品德行为方面发展较好，而社会交往方面发展欠缺。

第四，回族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子女的社会性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民主型的父母教养方式会促进子女社会性的发展，而专制型、忽视型和溺爱型的父母教育方式则会阻碍子女的社会性发展。

5.2建议：

第一，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父母与子女平等交流，尊重并信任子女，给予他们自我发展的自由和空间。同时，父母对子女的积极行为进行及时强化，对他们的消极行为进行正确引导。

第二，父母在教育态度和行为要求上做到相互配合、协调一致，使子女的行为习惯按照统一的要求发展，并创造和谐的家庭生活氛围，引导子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第三，父母要积极培养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增强子女的群体意识，注重他们的品性培养和全面发展。同时，关注子女的个性发展，发掘其潜力。父母不仅要重视说理教育，更要重视以身作则，并且将两者结合。

第四，在继承当地回族优良传统文化的同r，父母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结合现代科学的教育理念，理性施爱，投入适度的时间和精力去关爱子女的身心发展，以促进子女的社会性发展，取得最佳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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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相亲大会篇5

（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大连116029）

[摘要]采用问卷法和实验法，以某市幼儿园107名3—5岁幼儿为被试，分析幼儿情绪能力发展的年龄差异，并探讨幼儿情绪能力发展与母亲气质、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3—5岁幼儿情绪能力的发展存在年龄差异，且在不同气质类型母亲的不同教养方式下，幼儿的情绪能力发展具有显著差异。其中，耐受型母亲的幼儿情绪能力发展最好；敏捷型、感觉敏感型次之；持续型较低。母亲教养方式为权威型的幼儿情绪能力发展最好；民主型次之；溺爱型较低。母亲气质与教养方式之间存在交互作用。

[

关键词]情绪能力；母亲气质；教养方式

一、问题提出

情绪能力指个体准确有效地加工情绪信息的能力，它具有建立、维持和改变个体与外界关系的功能，对幼儿的社会性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量研究表明，幼儿阶段的主要发展任务是进行情绪交流和维持积极的同伴交往，情绪能力正是这些发展任务的关键因素，因此幼儿情绪能力的发展是许多学者长期关注的焦点。

幼儿情绪能力的发展主要受环境因素和幼儿自身因素的影响。家庭环境作为幼儿成长过程中的微系统，对幼儿情绪能力发展的影响毋庸置疑。而母亲作为孩子出生后最亲密的个体，其身体状况、行为举止、情感表达、情绪状态及教养方式对幼儿情绪能力的发展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然而，以往大量研究主要探讨母亲的外在行为特点与幼儿情绪能力发展的关系，往往忽视了母亲内在气质特点与幼儿情绪能力发展的关系。斯特里劳的气质调节理论表明，气质作为一个人所特有的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可以通过外部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由此推断，母亲行为方式受气质的影响，表现在情感表达、情绪状态及教养方式等方面，进而影响幼儿情绪能力的发展。本研究拟以幼儿情绪能力发展与母亲气质、教养方式的关系为切入点，探究幼儿情绪能力的发展与母亲气质、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以便呈现母亲气质、教养方式不同的幼儿情绪能力的特点，从而为改进幼儿家庭教育、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按照方便取样原则，在某市一所幼儿园选取107名3～5岁幼儿为被试。其中3~3.5岁幼儿39名，4—4.5岁幼儿35名，5—5.5岁幼儿33名，男女比例相当。幼儿的母亲填写《气质调查表（FCB-TI）》（中文修订版）和《父母权威问卷》。共发放问卷121份，回收有效问卷107份，有效回收率为88.42%。与此同时，对被试幼儿进行情绪能力测验。

（二）研究工具与材料

1.《气质调查表(FCB-TI)》（中文修订版）。

采用刘文、陈亮等修订的司爵劳等人(Strelau&Zawadzki)建构的《气质调查表(FCB-TI)》。该问卷为“是”与“否”两点迫选式计分，包含敏捷性、持续性、感觉敏感性、情绪反应性、耐受性和活动性六个维度，共120题。问卷各分量表的同质信度在0.661—0.806之间，相隔两周的重测信度在0.804—0.908之间。研究中该问卷的分半系数为0.735。2.《父母权威问卷》。该问卷由布瑞(JohnR.Buri)编制，刘文翻译，周令宜回译。问卷为从“1强烈反对”到“5非常同意”的5级评定量表，共30个项目，将教养方式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溺爱型、权威型和民主型，信度为0.81。研究中该问卷的α系数为0.75。

3．情绪能力测量的图片及故事材料。

采用陈英和编制的幼儿情绪理解能力测验，并设计与故事情节相匹配的图片材料，采用0，1，2计分，信效度良好。

（三）数据处理和统计方法

利用spss16.0软件对数据进行管理，采用相关分析和多元方差分析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幼儿情绪能力的发展

对幼儿情绪能力各任务得分及总分进行统计分析，发现3—5岁幼儿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情绪能力，幼儿在各个任务上的得分及总分均随年龄增长而提高，详见表1。多重比较检验结果显示，在总任务中，3—3.5岁幼儿与4—4.5岁幼儿情绪能力差异显著(P<0.05)，而4—4.5岁与5—5.5岁幼儿情绪能力差异不显著，说明4岁以后，幼儿情绪能力发展逐渐趋于平稳，所以进一步筛选68名4—4.5和5—5.5岁的幼儿进行研究。

（二）母亲气质类型与幼儿情绪能力发展的关系

首先对上述筛选出来的68名幼儿母亲的气质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四种母亲气质类型，分别命名为：I耐受型、Ⅱ敏捷型、Ⅲ持续型、Ⅳ感觉敏感型。如图1所示，类型I的特点是在持续性水平上得分最低，耐受性水平上最高，即在引起行为的刺激中止后，不倾向于继续和重复这个行为，且个体不断伴随着低水平的唤醒，故命名为耐受型；类型Ⅱ的特点是在敏捷性水平上得分最高，即反应快速，并保持着高节奏的活动，行为（反应）很容易因环境的变化从一种转变为另一种，故命名为敏捷型；类型Ⅲ的特点是在持续性水平上得分较高，耐受性水平上最低，即在引起行为的刺激中止后，倾向于继续和重复这个行为，且个体不断伴随着高水平的唤醒，故命名为持续型；类型Ⅳ的特点是在感觉敏感性、活动性水平上最高，即对低刺激值的感觉刺激的反应能力强，且个体倾向于承受强刺激值的行为，或利用行为从环境中获取强烈的刺激，故命名为感觉敏感型。

根据测试统计结果，在被测的68名母亲中，气质类型I16名，占23.52%，类型Ⅱ16名，占23.52%，类型Ⅲ18名，占26.47%，类型Ⅳ18名，占26.47%。随后，根据母亲的不同气质类型，对幼儿情绪能力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详见表2。

由表2可知，母亲气质类型不同，幼儿情绪能力各项任务得分及总分均存在显著差异。多重比较检验结果显示：在情绪线索识别任务中，耐受型与敏捷型差异显著(P<0.05)；耐受型与持续型差异显著(P<0.05)；敏捷型与感觉敏感型差异显著(P<0.05)；持续型与感觉敏感型差异显著(P<0.05)。在情绪原因解释任务中，耐受型与持续型差异显著(P<0.05)；敏捷型与持续型差异显著(P<0.05)。在任务总分中，耐受型与持续型差异显著(P<0.05)；敏捷型与持续型差异显著(P<0.05)。这一结果说明耐受型母亲的幼儿情绪能力发展较好；敏捷型和感觉敏感型母亲的幼儿次之；持续型母亲的幼儿较差。

（三）母亲教养方式与幼儿情绪能力发展的关系

为了考察不同教养方式对幼儿情绪能力的发展是否有影响，将上述68名幼儿的情绪能力发展分数与母亲教养方式进行相关分析，如表3所示，母亲的教养方式与幼儿情绪能力之间存在相关。其中，权威型教养方式与幼儿情绪识别任务、情绪线索识别任务、情绪原因解释任务及总任务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溺爱型教养方式与幼儿情绪原因解释任务和总任务之间呈显著负相关。

由表4可知在母亲不同教养方式下，幼儿在情绪线索识别任务、情绪原因解释任务中的表现存在显著差异，且任务总分也差异显著。多重比较检验结果显示：在情绪线索识别任务中，权威型与溺爱型差异显著(P<0.05)，权威型与民主型差异显著(P<0.05)。在情绪原因解释任务中，权威型与溺爱型差异显著(P<0.05)，民主型与溺爱型差异显著(P<0.05)。在任务总分上，权威型与民主型差异显著(P<0.05)，民主型与溺爱型差异显著(P<0.05)，权威型与溺爱型差异显著(P<0.05)。可见，权威型母亲的幼儿情绪能力较好；民主型的幼儿次之；溺爱型的幼儿较差。

（四）母亲气质类型、教养方式与幼儿情绪能力发展的关系

由表2和表4可知，母亲气质类型与教养方式对幼儿情绪能力的主效应极为显著。因此，以母亲气质类型、教养方式为自变量，幼儿情绪能力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5。

由图2可知，气质类型为耐受型的母亲，使用权威型、溺爱型教养方式效果高于民主型教养方式；气质类型为敏捷型的母亲，使用权威型教养方式较好，民主型次之，溺爱型较差；气质类型为持续型的母亲，使用权威型教养方式较好，民主型、溺爱型较差；气质类型为感觉敏感型的母亲，使用溺爱型教养方式较好，权威型和民主型较差。

进一步对母亲气质类型与教养方式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当母亲气质类型为敏捷型和持续型时，教养方式不同导致幼儿情绪能力的差异显著，结果见表6。

四、讨论

（一）母亲气质与幼儿情绪能力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母亲气质类型对幼儿情绪能力会产生正性或负性影响，其中耐受型对幼儿情绪能力的发展有益，持续型无益于幼儿情绪能力的发展。

耐受型指个体在需要持久或高刺激活动的情境中，以及在强烈的外部刺激下充分反应的能力，高耐受性个体不断伴随着低水平的唤醒，反之，低耐受性个体不断伴随着高水平的唤醒。耐受型母亲的稳定性由此很强，不易紧张与沮丧，与孩子相处时会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情感，会以良好的心态和情感去营造更多的积极情感氛围，使幼儿的情绪能力能够很好发展。以往研究发现，母亲的个人特质对幼儿情绪能力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母亲善于表达情感，其幼儿的情绪能力发展得更好。如果母亲具有社会退缩性，其幼儿的情绪能力发展会受到负面影响。此外，母亲人格、母亲控制、自主支持对幼儿情绪能力具有显著影响，且这些因素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持续型指个体倾向于在引起行为的刺激或情境中止后，继续和重复这个行为，由反应再生性和反应保持性构成。所谓反应再生性指引起特质行为的刺激终止后，重复同样的行为或反应，与埃里克森人格问卷中的神经质(N)有较高的负相关。低持续性个体在引起行为的刺激中止后，不倾向于继续和重复这个行为，而高持续性个体则倾向于继续重复这个行为，因此持续型母亲不善于调节自己的情绪，在与幼儿相处时如果自己情绪状态不佳，更容易表现出消极情绪，不利于积极情感氛围的营造，有可能妨碍幼儿情绪能力的发展。这与鲍明德(Baumrind)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情绪长期沮丧的母亲其幼儿的情绪能力发展会受到负面影响。

（二）母亲教养方式与幼儿情绪能力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母亲不同教养方式下的幼儿情绪能力发展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权威型教养方式下的幼儿情绪能力发展显著高于民主型和溺爱型教养方式下的幼儿。

以往研究发现教养方式与幼儿情绪能力的发展紧密相联，来自积极型教育方式家庭中的幼儿的心理发展优于其他教育方式家庭中的幼儿，且教养方式对幼儿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极为显著，其中权威型教养方式最有利于幼儿心理理论、认知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发展。有研究者指出，权威型教养方式下的幼儿的学业成绩和亲社会性比非权威型教养方式的幼儿好，而且权威型教养方式有利于儿童青少年发展出积极的同伴关系以及较强的社会能力。相反，处在溺爱型教养方式中的幼儿只具有中等水平的亲社会行为、认知发展水平和学习能力。

权威型教养方式的母亲坚定、热情，为幼儿设立具体的目标，并考虑幼儿的意见，使其在权威型母亲合理、民主的教养方式之下，能够更快更好地了解和学习新事物，并慢慢养成自信、独立、合作、积极乐观、善于交流等良好人格品质。而溺爱型教养方式的母亲不能给予幼儿合理的要求与限制，包办幼儿生活，允许幼儿为所欲为，使幼儿个性成熟较晚，体会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也就发展得较晚。

（三）母亲气质类型与教养方式对幼儿情绪能力的交互作用

气质作为一个人所特有的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能够通过外部行为方式表现出来，这一观点日益得到证实。本研究发现母亲教养方式作用的效果受其气质影响，如当母亲的气质类型为感觉敏感型时，使用溺爱型的教养方式最有益于幼儿情绪能力的发展。这是因为感觉敏感型的母亲感觉敏感性、活动性水平较强，对低刺激值的感觉刺激的反应能力强，且倾向于承受强刺激值的行为，这种母亲在使用溺爱型的教养方式时虽然对孩子的行为有所放纵，但由于其本身的气质特点，能够对幼儿及家庭成员细小的情绪变化有所察觉，使幼儿在耳濡目染的环境里也逐渐学会了洞察他人的情绪变化，从而使其情绪能力得到较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