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词语范例(3篇)

关联词语范文篇1

1、在括号里填上正确的关联词语。

①()多读多练，作文()会进步。

②()风吹雨打，我们()要坚持到校学习。

③雨来()牺牲生命，()泄露秘密。

④()要努力读书，()要关心政治。

⑤()走到哪里，他()听到乐声。

⑥()我俩住得很远，()不常见面。

⑦()困难再大，我们()要按时完成任务。

⑧()你答应去，()该准时去叫他。

⑨()别人的意见不对，我们()要虚心听取。

⑩弟弟()年纪小，()很懂事。

2、加上适当的关联词语，把两个小句合成一句话，使句子更简洁。

①小华的字写得很快。小华的字写得很好。

②革命的道路上有千难万险。千难万险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

③我们多赶几里路。我们要去看一看精彩的武术表演。

④你没有告诉我。我知道了。

⑤我们发动群众。我们很好地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3、从下列句中关联词使用的正误，错误的在原句上改正。

①即使石块有多重，小草也要从下面钻出来。()

②因为同学们信任你，你所以应该勇敢地接受这份工作。()

③虽然太阳离地球太远了，但是我们并不感到它有那么热。()

④这件好事是李晓华做的，也是我的同学张晔做的。()

⑤只要平时从严从难地刻苦训练，就能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关联词语范文

一、“国学”的由来与涵义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②]《礼记·学记》又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③]由此可见，“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太学相当，二者往往互训。

而近代意义上的“国学”，语义则发生了不小的转变。究其来源，20世纪20年代即有论者推断其为舶来品。何炳松曾追寻“国学”二字“从何而来”，但“在中国书中总是查考不出他的来历”，于是他估计“大概是由西文中翻译出来的”，即“支那学（sinology）”[④]。汪震、王正己也说：“国学这个观念，大约产自外国，英文为sinology，意为中国的学问。日本有‘支那学’。”[⑤]而曹聚仁在晚年回顾时，更具体阐释说：“‘国学’这一名词，并不是古已有之的。乃是十九世纪西学东渐以后，有些士大夫（精神上的遗老，有如今日海外所谓‘忠贞之士’）只怕‘国粹’给欧风美雨吹掉了，乃要紧紧地保存起来，称之为‘国学’（日本人称之为支那学，欧美人称之为汉学）。到了二十世纪初期，他们就在那儿提倡‘国学’了。”[⑥]由此看来，在此问题上，近代中国知识界几乎达成了普遍共识。但这种追溯似仅是就“国学”这门学问的起源而言，并未对这一词汇本身如何得名的真实来历细加考辨。

颇有意思的是，在日本，“国学”的涵义也经历过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据竹内理三等编《日本历史辞典》载，日本古代的“国学”乃相对于中央的大学而言，指各国设置的郡司子弟学校，主要传授儒学和医学，在平安后期衰落[⑦]。两相参照，除级别稍异之外，中日两国这一概念的古代涵义十分接近，显系日本摄取自中国。不过，日本近代之“国学”与此则名同实异，它指的是江户时代兴起的一门学问，主要是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文献学研究，以探明其固有文化，弘扬日本文化的独特性，由于其旨在与西学、汉学相区别，故以“国学”为名，又称和学、皇学或古学[⑧]。对于异域学界这一动向，较早的介绍者当是黄遵宪。1887年，他在《日本国志》中就指出日本“近世有倡为国学者”[⑨]。

目前所知，国人中最先将近代意义的“国学”一词用于中国者乃梁启超。1902年秋，他曾经以创办《国学报》的计划，商诸于黄遵宪，并且商请黄氏“分任其事”[⑩]。如果说梁氏此番提及“国学”，还仅是作为一个正在酝酿的计划偶见于私人信函；那么，他在数月后所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则屡屡径直称之：“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11]或许是作为回应，1903年2月，《新民丛报》刊登了《游学生与国学》一文，呼吁在会馆内设立“国学图书馆”，以满足留学生研究国学之需要[12]。邓实则更在《政艺通报》上发表了《国学保存论》[13]，对“国学”一词做出了近代意义上的阐释，并于1905年初，在上海创立了国学保存会，公开标举“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14]。1905年，江起鹏在《国学讲义》一书中亦呼吁道：“研究国学，其亦学者所有事焉”[15]。至于国学巨擘章太炎，也于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了“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

由此可见，诚如有的论者所观察，“‘国学’之名，始自何人，今已无考，然最早出现于光绪末年，可断言也”[16]。确实，从它见诸报端的频繁程度以及一系列相关团体的纷纷建立来看，到20世纪初，“国学”一词已基本实现了语义的转换，并被国人普遍接受和使用。

不过，因“‘国学’一名，前既无承”，纯属舶来转借，故“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17]，以至于“此二字虽日日腾于人口，而究之其确诂何若，则几于无人能言之”[18]。陈独秀就质问道：“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太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他由是断言，“国学”这一名词，“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19]。朱自清也严厉批评说：“我想‘国学’这个名字，实在太含混，绝不便于实际的应用。”[20]曹聚仁则更是因此提出了“轰国学”的主张，他说：“国学无确定之界说，无确定之范围，笼统不着边际，人乃得盗窃而比附之。故为澄清学术界空气计，不能不轰国学。科学之研究，最忌含糊与武断，而国学二字，即为含糊与武断之象征。……如之何其可不轰耶？”[21]此外，何炳松也号召大家起来“乌烟瘴气的国学”，他说：“国学两个字的意义，我总觉得它广泛模糊，界限不清，……究竟‘国学’是什么?现在谁能下一个合理的定义？”[22]

尽管如此，自清末发端，到民初风行，仍不断有人尝试对“国学”一词的内涵外延做出各种诠释。概言之，大致可分为广、狭两义。

狭义者，多有所别择。如邓实曰：“夫国学者，别乎君学而言之。”这便将“国学”与“君学”区分开来[23]。汪震、王正己则说：“国学为中国固有之学问，盖指我国欧学东来以前之学也。”[24]这显然是将“国学”的下限界定在晚清甚至明代中叶西学东渐之前。而柳诒徵也认为：“予对国学之界说，必非佛学及洋学，……须从古先圣贤，未受佛学洋学之熏染时讲清，而又包括后来之汉学、宋学，以及今世所讲政治、经济、财政、社会、教育等，始可言国学。”[25]这种界说一方面虽然将“今世”之学列入，可另一方面却又斥佛学于其外。此外，正如蔡尚思所概括，“乃今之学者，或以国学为单指中华民族之结晶思想(曹聚仁)，或以国学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吴文祺)，还有以史学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如章学诚、章太炎等)，以及误认国学为单指国文(其人甚多不易枚举)与中国文学的(海上一般大学多以中国文学系为国学系)”[26]。当时的狭义诠释确实可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侧重史学者如顾颉刚，便强调“国学”也就是历史，“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27]。至于注重国文者，则也不遑多让，纷纷迳称“国学者，国文学而已”[28]。

与此同时，更多的学人和团体则是从广义的视角来理解“国学”。譬如，章太炎在日本主持国学讲习会，所讲的主要是“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29]。《民报》之“国学振起社广告”且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30]授课的内容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亦自我定位：“凡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31]而清华《研究院章程》也规定：“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32]。研究院主任吴宓还解释说：“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33]，他后来更是阐明：“今宓晓以本院所谓国学，乃取广义，举凡科学之方法，西人治汉学之成绩，亦皆在国学正当之范围以内，故如方言学、人种学、梵文等，悉国学也。”[34]这些广义的界定，无疑大大扩充了“国学”的堂庑。

除以上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学研究机构之外，当时众多学人也持广义的看法。胡朴安便说：“国学二字，作如何解释？即别于国外输入之学问而言，凡属于中国固有之学问范围以内者，皆曰国学。”[35]郑奠也以为：“愚谓国学之范至广，凡域内固有之学，无间于心与物皆隶焉。”[36]蔡尚思则有感于诸多的狭义观点“皆仅得其一体，而尚未得其大全”，遂强调指出：“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既然叫做中国的学术，那就无所不包了。既然无所不包，那就无所偏畸了。……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37]

总之，在近代中国，关于“国学”的定义，始终是见仁见智、难有定论，以至有论者指出“‘国学’其实并未能确立自身的学术典范，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个涵盖宽泛的虚悬名号而已”[38]。不过，从近代“国学”一词在日本肇始的本义和梁启超的转借义来看，应当承认它最初得名，正在于力图彰显本国固有学术、与外来文化相区别。梁氏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便屡以“国学”一词，与所谓“新学”、“外学”相对举。所以究其近代涵义，在很大程度上即泛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这一点应当是基本可以肯定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在正式开办时就曾明确声明：“本学门设立宗旨，即在整理旧学。”[39]南京高师《史地学报》在介绍北大《国学季刊》时也表示：“国学之为名，本难确定其义。在世界地位言之，即中国学。”[40]

二、“国故”一词在近代的引申

与“国学”相似，“国故”一词同样古已有之[41]，而且它在近代也发生了颇大的语义变迁。不过，与近代“国学”涵义纯属舶来转借有所不同，近代的“国故”一词乃是道地国货，它在近代的语义转换，更多的是对传统涵义的引申和拓展。

在中国古代，“国故”一词意味着国家遭受的凶、丧、战争等重大变故。《礼记·文王世子》便说：“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清代学者孙希旦《礼记集解》也引刘敞曰：“有国故者，谓凶、札、师旅也。”[42]到晚清，“国故”又有了一个新的涵义，即“朝掌（章）国故”，用来专指典章制度。如魏源便推崇龚自珍“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掌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43]，他同时还揭露科举制度禁锢天下之智慧，“试文衡，试言职，试枢密，无非衡书艺之工敏，声律骈偶之巧丽，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44]，从而主张“欲综核名实，在士大夫舍楷书帖括，而讨朝章、讨国故始”[45]。

而最早在近代意义上使用“国故”一词者，当是章太炎。他早在1903年身陷西牢作《癸卯口中漫笔》时，即自命：“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46]在1907年8月《与孙仲容书》中，他又写道：“方今国故衰微，大雅不作，文武在人，实惟先生是赖。”[47]如果说章氏以上所谓“国故”，在一定程度上仍可理解为“典章制度”，那么他在1910年所著《国故论衡》一书中，则明确地将语言（文字、音韵、训诂）、文学（文学界说、历代散文、诗赋）、诸子学等一并纳入，从而大大引申拓展了“国故”的传统涵义，基本勾勒出近代“国故”一词的涵盖范围。藉其声望，兼之振臂一呼，“国故”一词很快就被人们所广为接受。如钱玄同在1910年便有感于“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遂在《教育今语杂志》章程上标明：“本杂志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48]

不过，章氏虽提出“国故”一词，却语焉不详，因此往往为人任意比附[49]。毛子水就质疑：“什么是国故呢？我们倘若把这个问题问起那些讲国故的人，所得的回答恐怕没有相同的。有些必定说国故就是‘三纲五常’；有些必定说国故就是‘四书五经’；有些必定说‘学海堂经解’是国故；更有些必把‘骈体文钞’‘古文辞类纂’‘钟鼎款识’……等东西当作国故。无论这些回答里面，哪些是错，哪些是不错，国故这个名词，没有很清楚很一定的意义，就可从此知道了。”[50]曹聚仁也不由感叹道：“吾人一提及‘国故’，则庞杂纷沓之观念交集于前。若就各观念而一一考订之，则一切观念皆浮泛空虚，枵然无所有焉”，但他人“援用此‘名’，从未计及其实；其意盖以为‘国故’之名，尽人而喻之也”，于是“何为国故？初涉思于此问题，似应声而可解。及再三端详考虑，则解答之困难，随之以俱增进”。究其症结，曹氏指出正在于“‘国故’，‘国学’，‘中学’，‘国粹’，‘国故学’等歧异名词，在近顷学术界已成一异文互训之惯例，笔之于著作，见之于制度，习焉相望，莫知其非也”[51]。

鉴于“以论理绳之，则‘国粹’一名，当别为解释，与他名相去甚远”[52]，因此“国故”与“国粹”二者还较易区别开来。傅斯年后来虽极力反对“国故”一词，指斥“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53]，但他在1919年的态度还较缓和，认为“国粹不成一个名词（请问国而且粹的有几？），实在不如国故妥协”[54]。他这一观点可能还直接影响了胡适。胡适1921年7月在南京高师暑期学校演讲时便说：“‘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得多。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如果讲是‘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national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55]此后，在1923年1月发表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又提出：“‘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56]1924年1月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班演讲时，胡适也再次强调：“‘国故’这两个字，是章太炎先生提出，比从前用的‘国粹’好多了；其意义，即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史，包括一切。”[57]直至晚年，他还追忆：“‘国故’这一辞那时也引起了许多批评和反对。但是我们并没有发明这个名辞。最先使用这一名辞的却是那位有名望的国学大师章炳麟。他写了一本名著叫《国故论衡》。‘故’字的意思可以释为‘死亡’或‘过去’。”[58]

胡适将“故”训为“过去”，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普遍看法[59]。如曹聚仁就解释说：“‘国故’之‘国’，乃专指‘中国’而言，非泛称也。‘故’之义为‘旧’；以今语释之，则与‘过去’二字相当。”[60]汪震、王正己也说：“‘国故’的意义是中国旧有的学问。”[61]至于毛子水，则更是明确指出：“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62]吴文祺同样也说：“中国过去的一切文化历史，便是中国的国故。”[63]

不过如此一来，则诚如曹聚仁所指出，“习常之目‘国故’，殆与畴昔所谓‘中学’、‘国学’者同其内包外延”[64]。既然“国故”泛指的也是中国旧有的学术文化，那么它与近代人们所普遍认为的“国学”岂不是没有分别？

其实，章太炎在近代的“国学”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的情况下，另外又提出“国故”一词，无疑是别具其一番深意。综观章氏使用的“国故”一词，除具有着“国学”的内涵外延之外，还蕴含了一层“继绝存故”的言外之意。他在致吴承仕函中就说：“仆辈生于今世，独欲任持国学，……今之诡言致用者，……其贪鄙，大言鲜验，且欲残摧国故。”[65]这里“国学”与“国故”二词不惟并称，涵义也各有所指。细加推敲，此处的“国学”一词，主要是在学术研究的意义层面上，指那些作为具体研究内容的传统文化；而“国故”一词，则更多的是在文化传承的意义层面上，意谓着作为中国文化根系所在的文化传统。前者是传统文化，后者是文化传统，二者显然有着具体与抽象、静态与动态的分别[66]。很明显，在章太炎的心目中，以“国故”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虽然是过往的，但是依旧流转不绝，必须竭力予以维系。所以，他所谓的“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方今国故衰微，……实惟先生是赖”，以及“以保国故是任”[67]等等，无不流露出这种强烈的忧患与拯救意识[68]。

但章太炎的这种苦心孤诣和弦外之音，未必能被新派人士理解与接受。如傅斯年后来就批评说：“国故一词，本为习用，即国朝之掌故也。乃太炎尽改其旧义，大无谓也。”[69]至于其他新派人物即使认可“国故”一词，可是在他们身上，章氏那种对“国故”的忧患与拯救意识已不复存在，相反却填充进了更多的批判精神[70]。他们持论的根本立足点便是不仅将“故”释为“过去”，而且还等同于“死亡”。胡适虽然直到晚年才吐露此意、为“故”正式附加了“死亡”的释义，但他早年或许已有此念、只是尚存顾忌而未发。相形之下，一些受他影响的新派分子则远比他激进。毛子水1919年就指出“国故是过去的已死的东西”，然而正如病人的死尸可以成为“病理学上的好材料”，“我们中国的国故，亦同这个死人一样”有其用处；因此，在他看来，“研究国故，好像解剖尸体”[71]。钱玄同也认为：“研究中国的学术等于解剖尸体。”[72]他还辨析说：“过去的已经僵死腐烂的中国旧文化，可以称它为‘国故’（有人称为‘国学’，很有语病）。”[73]显而易见，新派人士与章太炎对“国故”的理解可谓大相径庭。不过尽管如此，“国故”与“国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则是双方都认同的。或许也正因此，傅斯年观察到：“清末民初，人以国学二字为不妥，遂用国故”[74]。傅氏此言容有夸大，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的某种倾向[75]。

三、“国故学”的肇端

如果说“国学”与“国故”二词，一属外来转借、一属古义引申；那么，“国故学”则是近代国人的新造名词。

第一次揭?痢肮?恃А备拍畹氖敲?铀?T?919年4月撰写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中，他就提出：“古人的学术思想，是国故；我们现在研究古人的学术思想……这个学问，应该叫做‘国故学’：他自己并不是国故，他的材料是国故。”[76]这一概念及其界定很快便被胡适所认可。他不仅随即在《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一函中加以运用，而且还在后来发表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对此重新做了一番诠释，他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77]

毛子水、胡适此论甫出，立即在当时知识界激起了很大反响。一方面，大多论者肯定了二人所提出的“国故学”这一概念，尤其对他们关于“国故”与“国故学”二者关系的解说表示赞同。如吴文祺即指出：“中国过去的一切文化历史，便是中国的国故”，“整理国故这种学门（疑为‘问’之误——引者按），就叫做国故学，国故是材料，国故学是一种科学。”[78]曹聚仁也说：“‘国故’者，五千年间中华民族以文字表达之结晶思想也”，而“国故学者，记载此思想之生灭，分析此思想之性质，罗列此思想之表[达]形式，考察此思想之因果关系，以合理的、系统的、组织的方式述说之者也。简言之，国故学者以‘国故’为研究之对象，而以科学方法处理之，使成为一科学也”，故此，“‘国故’与‘国故学’，非同物而异名也，亦非可简称‘国故学’为‘国故’也。‘国故’乃研究之对象，‘国故学’则研究此对象之科学也”[79]。他并且还以章太炎《国故论衡》为例，批评其“仅能止于‘有组织’，未可谓其有系统也”，由此来论证“吾国前此仅有‘国故’未有‘国故学’”[80]。很显然，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张大了“国故学”一词的影响。

与此同时，吴、曹二氏也对胡适所谓“省称”的说法提出了批评。吴文祺就针砭说：“近人往往把国故学省称为国学，于是便引起了许多可笑的误会。——如老先生们以骈文、古文、诗词、歌赋、对联……等为国学，听见人家谈整理国故，他们便得意扬扬地大唱其国学复活的凯旋歌；而一般把学术看作时髦的装饰品的新先生们，也在‘和老先生们同一的国学观念’之下，大声疾呼地来反对国故学！——所以我们正名定义，应当称为‘国故学’，不应当称为‘国学’。”[81]曹聚仁也强调说：“‘国学’，‘中国[学]’，‘古学’三者，与‘国故’‘国故学’各不相应”，并批评胡适将“国故学”省称为“国学”，“斯言妄也，胡氏之说，殆迁就俗称而为之曲解耳，抑知‘国故’二字之重心在‘故’，……去‘故’而留‘国’，则如呼‘西瓜’之为‘西’、‘太阳’之为‘太’，闻者必茫然不知所云。故愚以为国故学，必当称为‘国故学’，决无可省之理”[82]。

另一方面，还有论者则根本反对“国故学”一词。作为《国故学讨论集》一书编者，许啸天即曾明确表示：“中国莫说没有一种有统系的学问，可怜，连那学问的名词也还不能成立！如今外面闹的什么国故学、国学、国粹学，这种不合逻辑的名词，还是等于没有名词。……我们中国的有国故学三字发见，正是宣告我们中国学术界程度的浅薄，知识的破产，而是一个毫无学问的国家。”[83]他还指斥：“‘国故学’三个字，是一个极不彻底极无界限极浪漫极浑乱的假定名词”。不过，他接着也承认：“我实在是羞死了，气死了！所以在不知不觉中说了几句过激的话。按到实在，这‘国故学’三个字，还算是近来比较的头脑清晰的人所发明的；有的称‘国学’，有的称‘旧学’，有的称‘国粹学’。”[84]与许氏的冲动相比而言，马瀛的斟酌则较具理性，他指出：“顾‘国故学’之‘故’字，限于文献，未能将固有学术包举无遗，微嫌含义窄狭，故不如迳称之曰‘国学’为较宜。”[85]

关联词语范文

关键词：新语，认知过程，相关原则

1．引言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语言的内部变化主要通过语音、词汇、语法三大基本要素的外部变化形式表现出来。它们能够最大限度、最直接、最敏感、最迅速地反映出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化。近三十年来，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较大数量的新词语相继出现，如人们可以在网上购物，创建自己的博客（blog）,闲暇时练练瑜伽（yuga）。许多人购买价值正在上升的股票，于是股票市场上出现了牛市，如果股票大跌，则熊市登场。这种现象，无非是受人脑思维特点的制约，是人们追求简单、高效心理的反映。然而这些新范畴、新概念是如何闯入人们的生活中的呢？人们又是如何在语言交际当中使用和理解新词语的呢？语言分析的目的是解释引起语言行为的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揭示语言行为背后内在的、深层的规律”（文旭2002：90）。

2．新词语

新词语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产生的，它必须具有使用者之间公认的普遍性原则与时间性原则。新词语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工具，如果得不到普遍的认可就失去了交际功能。新词语的形成有它赖以产生的条件，即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以及与此相关的思维活动，和以本民族的语言系统为内容的语言基础。客观事物一旦在人脑中形成印象，人们就倾向于用语言将其表达出来，人们利用语言系统中的某些已有的成分，或者是创造新的能给人以新鲜感的词语去表达他们认识和思维活动中取得的新成果，这样便产生了新词语。

新词语具有以下特点：（1）构词过程大量类比化。类比构词法合乎人们的思维习惯，操作简便，构词范围广。（2）语言能指走向缩略化。这是高效率、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要求经济省力、准确精炼的反映。（3）内部结构趋于短语化。因为社会的发展以及新事物、新概念和新思想的不断涌现，人们的思维也日趋精细。为了准确反映这些新变化，词汇的内部结构不得不趋向复杂化。（4）符号所指多为一化。这是由语言的一般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因为新词语产生伊始多为单义词，即新词的词义和构词的语素义通常具有较强的一致性，新词的词义有明显的表面化倾向。（5）语用过程多呈口语化。新词语大多创造并流行于追求时尚的青年人当中。由此可见新词新语的基础是人类的心理活动。

在语言交际中，一些新的词语在新的语境下产生的语用意义经过反复使用慢慢的被固化成为词语的固有意义如：经常会听见有人说：他都说了N遍了，没见过一回。”Nthdegree原义是数学上的N次（幂）”，但在日常用语当中它突出了极度地”，无穷地”。又如：劈腿”原指一种武术或舞蹈动作，系将两腿撑开成一字贴于地面。论文格式。但在2005年7月1日的《江南时报》中写到：小S不理未婚夫劈腿传闻。”劈腿”指的是脚踏两只船，用情不专，移情别恋。但同时有的是因为说话者的语用需要临时创造的。又如：大哥，只要您肯穿，别说是西装，就是天装我也能替你弄到手。（陆文夫《清高》）。虽然新词新语新”的特点，表面上造成了一种任意性的特征，但是它实质上遵循了语用原则——关联原则

3．关联理论与新词新语

按关联理论，交际的者的目标是寻找最佳相关，而不是寻找真值”。论文格式。对新词的理解需要两个步骤，一是识别，二是含意推理。识别更多地依赖解码意义和语境不相关或矛盾，，而新词的推导更多地借助于认知语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对同一个新词会有不同的理解，但人们居住和工作的环境、社会文化、认知能力具有共性使不同文化的人对同一事物有着趋同的相似联想，具有趋同的推理能力。论文格式。以上因素越接近的人，认知语境越趋同，交际也就越容易成功。因此受话者如何寻找能充分理解新词的共同认知语境的呢？

袁毓林曾在《关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思考》一文中这样写到：语言形式的意义只能就说话人的背景知识来加以刻画，理解一个语言形式的意义必须激发相关认知领域中的其他认知结构”，还写到：一个语言形式是通过对相关的认知领域的某一个特殊部分加以突出而获得其意义的。”理解话语的关键一步是将其与存在于演绎机制中的经过选择的认知语境相结合。那么，选择和建构认知语境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关联理论认为，在交际过程中，人们具有关联的直觉，而交际是以关联为取向的，关联原则是言语交际的一条基本原则。根据该原则，说话者的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受话者在交际中也总是追求和遵循着最佳相关的目标，即在认知过程中力图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受话者要在话语理解的过程中达到这一目标，就要选择最佳相关的语境，以期对信息进行最优化的处理。选择处理话语最佳语境的过程就是寻求话语最佳关联的过程。而认知语境是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不断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语境的选择必定会导致语境的扩大。为了对话语做出关联性的解释，就不得不在交际者的现有语境中加入能够使话语具有关联性的假设。受话者对语境的选择不是随意的。首先，听话者对语境的选择和利用过程是有序的。先是具体场合因素然后是工作记忆因素，最后是知识结构因素”。一方面新词语的创造总是在很大程度上受语言结构规律、语言习惯和修辞手段等的制约。可以说新词语是在既有的语言材料和旧词语的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在创新过程中，人们还必须遵循一定的语用原则。人们在进行社会交际，在向他人表达意图时，为了能更快更简洁传达说话者的思想从而使所用语言产生预期效果，说话者总是遵循最佳关联；而另一方面听话人根据关联原则，旧信息和新信息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构建认知语境，借助演绎推理而获得说话人的话语意图。

如：皮特：你想开奔驰吗？

玛莉：我不会去开任何豪华小车。

这里奔驰”激发了皮特和玛莉共同的认知语境：跑车、高档豪华型、德国产等等。所以奔驰”这一新词一方面使说话者能够用最简洁最关联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图，另一方面受话者以最小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语境效果。同时也说明了新词在语言交际中的使用和理解不是任意的，它是以交际双方的共享的认知语境为基础。新词只是对语言运用原则的富有创造性的利用。发话者为了达到最佳关联的目标可以在不同的场合选用从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到最具有创造性的表达方式之间的任何等级上的话语。随着受话者付出的努力不断增加，取得的语境效果也就越强。所以，新词不需要特殊的解释能力和程序，而是一般的认知推理能力的自然发展。对于发话者来说，交际是对话语的一种选择，他要根据自己的目的，根据他对受话者认知语境的假设和对当前情景的了解，以他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交谈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对于受话者来说，他是在发话者最佳相关的语言基础上，寻求一种最佳相关的理解，以取得最佳的效果。

4.总结

本文用Sperber和Wilson关联理论分析了新词新语在言语交际中的生成和理解，从而说明了新词新语不是任意的，而是受交际双方的认知心理支配，遵循着最佳相关原则。新词新语本身富含精练、简洁的语义，契合主体心理机制使得说话者能够充分发挥创新心理，以简洁新颖的语言表情达意，达到所期待的效果；同时受话者也能够以最少的努力达到最佳的认知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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