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范例(3篇)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范文

[论文摘要]广义发经济学是现展经济学的宏观拓展，它扩充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它扩大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仅研究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将整个人类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广义发展论的核心是“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它描述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三个因素是如何内生作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

1广义发展论的定义及其涵义

广义发展论是运用多学科分析方法，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是相对于仅以发展中国家和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狭义发展经济学而言的。广义发展论及其核心理论模型“文化一制度—政策模式”是第四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综合发展理论框架的雏形。

一般来说，人们将所有国家按照发展程度区分为发达和不发达国家、较发达和欠发达国家，考虑到持续变化的过程，将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称为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和发达国家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经济学一贯只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其研究对象不同，广义发展论的研究范围包括不同发展程度的所有国家。之所以这样界定广义发展论的研究范围主要有两个原因：

(1)发展不只是工业化，不单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发达国家也还有继续发展的问题。具体来说，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增长和发展的双重任务(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面临启动、增长和发展的三重任务)，而发达国家在实现了经济增长后，除了要解决经济增长中遗留的社会问题，还直接面临着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所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发达与不发达只是相对而言，发展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永恒的主题。

(2)自发展经济学诞生以来，尽管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企图找到适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理论，但这些理论都无法概括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差异，迄今为止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努力尚未获得成功。在建立一般理论模式的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放弃了对一般理论的探讨转向“类型学”研究，即由注重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转向强调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作分组或国别的研究，企图使发展经济学再具活力。国别研究虽然是一般经济发展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但以国情特殊而否定一般发展理论的存在也是不妥的。国别研究毕竟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性理论，发展经济学始终未从总体上揭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更谈不上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过程和一般规律，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因此，发展经济学的出路在于，一方面要做大量的国别研究，因为只有在对各种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做了系统深入研究之后，才能从中提炼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要回归到发展经济学的主旨上来，要以探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过程和一般规律为己任。这样，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就必须包括所有的国家。

这个意义上是广义的。

2广义发展论的理论结构

2.1发展一般问题的提出及其界定

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也加深了全球化的程度，即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的程度加深了，人们所关注的仅仅是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加关注世界经济总体发展状况。而现有的狭义发展经济学只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缺乏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性的研究，已经回答不了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因此，发展经济学必须开辟一个宏观的研究领域—广义发展论，专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支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使人们对经济发展过程的本质有个总的概念。

广义发展论将文化、制度和政策视为发展的内生因素。即在发展过程中，政策对发展起着最直接的作用，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然而，政策的制定是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之下进行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政策偏好，最终决定了经济发展收益的归属，从而制度也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制度安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则对特定的制度安排的形成和制度变迁起着推动作用，因而，文化是发展的又一重要变量。那么，可以把发展简单地表示为政策、制度和文化的函数：f《P，I，c)(其中，P代表政策，I代表制度，c代表文化)。

2.2文化因素内生化

本文提出“文化因素内生化”，认为文化是影响经济发展因素中产生最深刻的内生因素。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ose.B)认为，一定的文化(模式)，是一个民族(种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步积淀而形成的，其形成过程可以归纳为：远古的生活环境所形成的行为偏好一长期的自然整合而形成的某种标准—标准逐渐被群体所认同一最终形成特定的文化。之所以说文化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深刻的内生因素，是因为文化模式具有持久性、隐蔽性和超越性，所谓持久性是指文化模式一经形成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除非当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文化模式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但是文化模式中的一些“分子”仍然会长期保留下去，而形成特定的传统；所谓隐蔽性，是指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深厚的、渗透到大众生活中的无意识的层面，较之经济、政治结构具有更大的韧性，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所谓超越性，是指文化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层面，可以超越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以下方面：1、价值取向。它是大众所认同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标准，它不仅改变个人的发展，而且改变整个民族的发展进程。一种文化的价值观是否鼓励获取财富的经济行为、对个人财富是否有制度性的保障和如何使用财富，更确切地说，是否把财富用于生产性的投资，都对经济发展起着抑制或促进作用；2、商业进取精神。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人文因素。它包括对财富的向往(对财富的向往程度取决于财富所带来的边际满足的大小)、在工作中的能动性和冒险精神。其中，冒险精神指的是愿意改变个人的职业，这意味着可能背井离乡，但发展往往需要这样的流动；当然，文化并不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而是通过影响制度层面间接地决定经济发展，它起作用的载体是“文化经济人”。经济学从人性的角度将经济行为主体定义为“经济人”，但事实上，一切行为主体及其执行经济行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下进行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人”实际上应是“文化经济人”。

3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及其应用

文化－制度－政策模式是决定广义发展论是否具有社会功用的关键，这个模式的意义不仅在于阐释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三者相互作用的机理，主要在于它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可运用性。我用“诱导发展”这个概念来表示模式的操作过程。简单地说，“诱导发展”就是对模式地逆向运作，有两种方式：1、政策制定(制度交易)－制度变迁－文化整合－文化变迁2、政策制定(制度交易)－改变观念－文化变迁。第一种运作方式是通过政策选择推动制度变迁，从而追使传统(上接第35页)文化、观念发生变化，从而克服文化中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促进经济发展。由于政策不是直接作用于文化层面，而是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层，因此是渐进式变迁；第二种运作方式是政策选择直接作用于经济行为主体，由于经济行为主体使文化发生作用的载体，其思想观念的变化最终将导致文化变迁卜克因素，从而利于经济发展。由于政策直接作用于文化载体，使文化遭到直接，剧烈的冲击，因而是突发式的变迁。这两种运作方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政策选择首先作用的层面。对于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来说，使用第一种诱导发展方式较好，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文化层面直接遭受冲击，以渐进的方式进行变革可以减小变革成本。而对子历史并不悠长的国家，直接使文化发生变迁，一不仅加速了变革进程，而且也使变革以较小的成本进行，因此，第二种诱导发展方式更适合。

4广义发展论的意义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范文篇2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刚刚跨入市场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冲破若干传统束缚，“摸着石头”走过第一段不平坦的河道后，又面对着新的困惑：在长期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力的低下与道德的稳定同存；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勃勃的经济活力却与道德滑坡共生。伴随经济的较快发展，非道德行为和现象日益增多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一是拜金主义滋长。一切行为均基于货币的衡量，一切向钱看，“非利勿视、非利勿听、非利勿为”，最终酿造出一种滋生厚颜且不择手段的逐利行为的致富思维。二是躲避崇高流行。在不少人那里，媚俗成为一种时尚，他们躲避崇高就如同躲避瘟疫，精神生活平庸化，丧失了对美好信念和理想的起码追求，而以无信仰为荣。三是看客心态蔓延。少惹是非、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为许多人的生活信条，处世冷漠、见死不救的现象屡见不鲜。面对残害群众的暴力，逃避者有之，沉默者有之，旁观者有之，身强力壮的男人们也多如沉默的羔羊。四是不吃亏箴言传流。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不贪污白不贪污、不受贿白不受贿、不坑人白不坑人、不骗人白不骗人等等不吃亏箴言，为相当多的逐利者所津津乐道和奉行。五是假冒伪劣泛滥。受不劳而获、少劳多获这种“精明”意识的驱使，假冒伪劣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六是腐败行为衍生。一些人在权钱交易中陷入了越来越深的腐败的泥沼。等等。

探究这种令人忧虑的道德危机的由来，经济转轨时期道德——利益关联松动的经济学诠释，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工作者耳熟能详。这种诠释便是，相对于传统社会道德行为的高回报（即传统社会实行“德——位”挂钩原则，把道德作为获取权位的必备条件，通过位置权利这一中介，实现道德与利益的高度结合），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在传统社会实行的位置权利竞争规则仍然有效的情况下，又引进了市场竞争规则，那些在过去受单一位置权利竞争规则限制无法登上社会高位、获取相应利益的人，借助市场竞争手段便可能进入社会上层，获取相应利益。这样，在联结社会高位和高利的通道上，除道德以外便增加了一条新的通道，从而大大弱化了道德的获“位”与获“利”功能，使道德回报大大下降。

在上述经济学诠释中，道德滑坡似乎成为市场化的必然。于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道德滑坡的单一经济学诠释，把人们导入了“要经济增长，还是要道德稳定”的两难选择的困境。以致使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常理：当人人都在疯狂追逐个人私利而不考虑他人利益时，则人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正如人人都争挤一辆公共汽车而拒不排队，则人人都可能付出被挤伤的代价；人人都盲目抢购商品以求手中货币保值，则人人都可能受到货币更加贬值之害；人人都想通过制造、兜售假冒伪劣商品达到少做事甚至不做事而多捞钱的目的，则人人都可能因假冒伪劣商品泛滥而付出惨重的经济代价；人人都怕惹是非，明哲保身，则人人都将受到强盗更加横行的伤害。严峻的现实很快作出了深刻的演绎：道德滑坡不仅不可能换来经济的真正的繁荣，相反当经济在市场化初期因“个人主义的游戏规则”把空泛的“集体”传导给实实在在的个人，激活了个体活性而获得短暂增长之后，很快便受到道德滑坡的严重制约。这种演绎在我们周围是如此明显，以至并不需要多么敏锐的心灵就能感受到。而其深刻意蕴的揭示，显然有待我们突破以往单一的经济学诠释，进行多学科、深层次的探究。对于这种探究，日本等东亚国家经济振兴的文化效应，确能给我们以一定的启示。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和日本锁闭的门户几乎是在同一时刻为西方列强的炮舰撞开的。然而门户洞开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当中国还在现代化的路途中摸索行进之时，日本已乘势一举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日本当代史学家森岛通夫在其所著的《日本为什么“成功”》一书中，从日本民族精神这一视角考察了日本成功的奥秘，得出了一个颇有创见的结论：日本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归之为高扬本国的文化传统——日本的儒教精神。从实践来看，日本富有特色的企业管理的成功，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日本在管理工作中，不仅吸收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而且吸纳本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许多企业家把儒家思想如以人为本、任人唯贤、贵在人和、敬天爱人等，作为企业的经营信条。被称为日本实业界一代霸主的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在其《论语加算盘》的著作中，总结自己成功的经营之道，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拿孔子的《论语》。既讲精打细算的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二者相互补充，大大促进了事业发展。[1]继日本之后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的崛起，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一个共同的特点仍然是善于把当代西方科学管理与东方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经营思想和管理模式。

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当今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进程中，许多陈腐的观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受到冲击后，出现了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赚钱、不正当竞争、权钱交易、、损人利已、虚假广告、伪劣商品等等，所有这些是不是发展市场经济难以避免的现象？发展市场经济是不是一定要以牺牲道德为代价？上述东亚国家经济振兴的文化效应，无疑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不能以道德沦丧为代价，相反必须以道德完善为前提，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的思维方式在基本破除了古代的唯伦理（道德）思维，匡正了“五四”以后、改革开放以前的唯政治思维（“左”就是唯政治思维的典型表现）之后，一种假市场经济建设之名，蔑视文化，蔑视人们正当的精神追求，企图物化一切的唯经济（金钱）思维逐步发展起来，并进一步蔓延，造成道德滑坡，严重削弱了我国经济发展曾一度具有的强劲势头。上述对道德滑坡突破单一经济学诠释的文化探究，显然提出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文化缺位的补偿需求。

作为一个民族，它的成长要靠民族文化的滋养，这是为中外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所明证的。尽管英、法、德、美、日诸国在推行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方面是共同的，但是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具体进程和方式，都尽可能地保持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都以本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强有力的精神杠杆，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了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根基异常深厚、哲学慧根十分发达的泱泱古国，其历史上民族文化认同心理较之其他民族更不逊色。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不畏的抗争精神，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物物相依的集体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生生不息的变革精神，洁身自好的廉洁精神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某为孺子牛”的浩然正气，兼容宽厚、世界大同的豁达胸怀，砥砺品学、上下求索的民族求知风尚等等，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宝贵精神财富，千百年来铸就了中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为民族的振兴创功立业。正是以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引入马克思主义精髓，才使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结果，产生出一个世界巨人，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个发展，正处在重要的转折关头，要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样需要以民族文化传统为依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及主体“道德人”的塑造，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它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公有制企业为市场主体，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从而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这便是兼顾效率与公正，实行合理的利益原则。

效率与公正，孰先孰后？是经济学家和政治、伦理学家一度论战不休的问题。经济学家主张强调效率而暂时牺牲公正（或称较低层次的公正），认为只有拉开利益分配中的差距，才有可能激发经济活力与竞争意识。政治学家、伦理学家则更主张公正，担心过于强调效率，会牺牲社会公德。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最终选择了前者——只有将发展强大的生产力，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放在首位，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在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2]不可否认，这种选择曾一度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度增长。而不可回避的是，这种选择由于一度忽视了对公正的兼顾，当功利目的成为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因时，道德滑坡便成为阻碍经济再上新台阶的严重制约。显然，处理好效率与公正的关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正的原则，摆正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根本发展的重要保证。而能否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道德人”的塑造紧密相关。

就一般市场经济而言，作为“经济人”，以其经济行为受自身利益驱动、遵循“少投入、多产出”的效率原则、充满竞争和风险意识、遵守国家法规等特征，便具备了市场主体的基本条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兼顾效率与公正的特殊性需求，决定了追求单一经济利益目标的“经济人”已不具备成为市场经济主体的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必须是兼有追求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目标的“道德人”。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道德人”的塑造，除了赋予其追求经济实利的经济职能外，显然还需要解决人生的终极意义、恒久的价值关怀和道德上的安身立命之本。这就呼唤着对爱国、敬业、重义、求实、民本等等中国几千年积淀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弘扬。具体在当前的经济活动中，便是呼唤着四个方面的精神转变：一是把贪欲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的经济动机，转变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使全民族的经济行为有一个更高尚的动机；二是把庸俗化的重商主义转变为一种实业精神；三是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互利互惠观念；四是把安逸、享乐意识，转变为一种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意识。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求利行为的规范，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的市场经济，其最大的特点，是以最小的投入追求最大的产出。它的外在标志就是对利益的追逐，离开了利益这个杠杆，市场经济的秩序便难以建立。而在市场经济关系中，人们要阻止商品经济观念——商品等价交换观念的泛化，是相当困难的。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约束机制”来约束利益主体的求利行为，权力进入市场势必生成腐败，肉体进入市场便会出现“人类最古老的职业”，最终导致经济乃至社会秩序的混乱。显然，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客观上提出了对规范利益主体求利行为的迫切需求。

纵观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求利者的求利行为，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白色”求利行为。即在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项政策指引下，依靠科技、信息优势，发挥经营管理才能，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获取经济利益。二类是“灰色”求利行为。即不通过从事直接或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而依靠某种特殊机巧获取经济实利。一如经济活动中的回扣；二如妙股；三如食利，即获取巨额存款利息；四如利用价格双轨制形成的国家计划价与市场调节价的落差获利。三类是“黑色”求利行为。即非法获利。一如偷税漏税，二如放高利贷，三如生产伪劣产品，四如非法经营，五如贪污、受贿、抢劫、聚赌、走私、诈骗等等。[3]

“白灰黑”三色行为，勾勒了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求利者求利过程中行为选择取向的大致景象。其中“白色”行为理所当然是社会提倡的“规范行为”，它的普遍化，必将促进经济的发展。“黑色行为毫无疑问是一种非规范行为，其中最严重的已成为犯罪行为，长期来为国家明文规定的法律、法规、典章、制度所约束。而作为经济转轨时期一种特殊现象的“灰色”求利行为，它既不违反国家法律，不是惩治对象，又不像白色行为那样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而是“轻轻松松”地靠某种特殊形式在经济领域“走钢丝”、“打球”获利。这种在计划体制下被视为异端的行为，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市场体制为经济行为与求利方式拓展了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而获得“合法”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灰色行为的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已经产生了部分“灰色效应”（如经济活动中的“回扣”很多已经表现为裸的贿赂），成为“投机取巧”、“善于钻营”的代名词。同时由于它不受国家法律约束，更成为道德沦丧、社会失衡的重要病源。如何将其规范为一种只是对白色行为创新而不向黑色行为演进的状态，显然是经济转轨时期利益主体求利行为得以规范的关键，它有待于法律之外的一种理性约束的作用，这便是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时尚、习惯等内在约束机制的作用。而这种内在约束机制的建立，离开了义、德、仁、信等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无异于空中造楼。

不仅如此，以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构建完善的“内在约束”，还是确保那些写在纸面上的、明文规定的法律、法规、典章、制度等“外在约束”对“黑色”求利行为发生充分约束作用的需要。因为法律等“外在约束”，不过是道德等“内在约束”的外在表现，如果没有“内在约束”作内核，“外在约束”的建立便失去了根据。最明了不过的例子是，交易双方之所以要把交易用合同固定下来，是因为双方都有“讲信用”的内在需要。这是其一。其二，“外在约束”的效果有赖于“内在约束”的维护。人们常常抱怨尽管今天的各种法规不少，可有的人就是不遵守，或大打折扣地“遵守”。这很大程度上就是缘于“内在约束”的缺位。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使制定了一整套无可挑剔的外在约束规则，如果人们的“内在约束”根本就不存在，或与之相左，外在约束规则也多半只能流于形式，或遭冷遇，或被扭曲执行。

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求利行为的规范，从多个角度都体现出对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客观需要。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持续发展，是现代经济社会追求的目标。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走持续发展之路，毫无疑问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根本。因此，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精神，除了要有经济行为合理的高尚动机，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和经济交往中的至高信誉外，还必须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意识。这正好谋合了儒家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宇宙理论和伦理观念。

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顺应而不是违背自然规律。“唯天地，万物父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四时有明法”，“万物有成理”。当然，现代文明的推进，不可避免地要突破天人之际的原始平衡，这是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由此导向人与自然的相互对抗。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单纯以人类为中心，无视自然规律，把征服、改造、攫取作为对待自然的一贯行为准则，必然导致生态恶化、能源短缺，最终威胁人类的生存。因此，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把人类当作宇宙整体中的一员，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保持适当的和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传统观念，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宇宙伦理基础，并可以转化为一种实用的行为准则。在这一准则指导下，变只把自然当成劳动对象、资源对象的意识为人与环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势必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加速文化网络的“内生化”进程，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以上分析充分表明，继承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从这种意义出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值得指出的是，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捏合关系。如果把文化因素孤立化、抽象化的话，那么，经济的发展可以归因于文化因素，而经济的不发展也同样可以归罪于文化因素。这主要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观念系统，必然有隐于其内并统摄其构架的相对稳定的基本精神，这便是传统的良莠并存，而且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泾渭难分。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之一的崇德尚义，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人们道德的自觉形成，不断超越物欲的羁绊，提高精神境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今天，它所提倡的取予有度、生财有道、用财有制以及各种职业都必须严守其职业道德的思想，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然而，这种崇德尚义的文化传统，在经济生活的运动过程中也有其严重的缺陷。它强调经济的道德价值而轻视其功利价值，使经济的运行始终服从于伦理的要求而失去竞争的活力。

正是这种文化范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确切地说，正是传统文化优长与缺憾相互掺杂、虽易解而难分的构架，使得构织于传统文化网络中的优秀成分，即优秀的传统文化，或曰传统文化的精华，不可能游离于文化网络本体而单独对经济发生促动作用。而且作为一种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其对现代经济的促动成分，更在网络的深层，是一种靠近“根底”的东西，很难把它简单地拿到现实层面上来。相反与小农意识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却往往无可遏制地升腾到现实层面对现代经济产生着强大的制约。最典型的如孔子的“有家有国者，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等这些与小农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安定和平意识，由于导致了人们开拓精神与竞争意识的缺乏，以及对竞争所产生的“不均”或“不安”的恐惧，从而形成一种巨大的惯性与惰性，成为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处于文化深层的阻力。

至此不难得出结论，构织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网络中的优秀成分即优秀传统文化，要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显然需要有一个从“根底”上升到现实层面上来的过程，这便是文化网络的“内生化”过程。具体而言，就是立足于打破传统文化的小农经济约束，以市场经济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去触及和更新传统文化网络的作用机制，重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新网络，并使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本身也成为文化新网络的内在组成部分。在这一“内生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网络对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便产生出双重效应。[4]一方面，已经丧失了时代意义的、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诸要素，将逐渐被剥离、淡化，直至被淘汰出文化网络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合理内核，逐步从“根底”上升到现实层面，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合理文化成分发生互动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在这一“内生化”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也将促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新网络的构建。一方面，加速对与小农经济紧密联系的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的淘汰；另一方面，实现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正是这种“内生化”过程的不断演进，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层位结合，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以及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决定了上述“内生化”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且有赖于政府所创造的有效的正式制度的保障。加速这一“内生化”进程，充分实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注：

[1]参考张今声、张悦《儒家文化与现代科学管理》，《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范文

随着经济建设日益成为社会的主导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所创造的能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效应。(P)思想政治教育有没有经济价值，实际上要回答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服务于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总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表示怀疑，自觉不自觉地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建设分离开来，对立起来，甚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解决不了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反而是浪费时间。这正是导致有些地方和单位出现经济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一手软、一手硬”，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两张皮”现象的认识根源。因此，充分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从理论上澄清一些模糊的问题，对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经济价值的理论依据

.从物质与精神的相互转化来看。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时，充分肯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又指出思想理论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并往往决定着历史进程的特点和特殊的形式。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P)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理论说服人，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就是说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

马克思关于物质与精神可以相互转化的思想，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明确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P、)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根据现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揭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为条件、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即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精神文明能动地反作用于物质文明。这种反作用不仅集中表现在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等方面，而且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的思想理论、道德观念直接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服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直接参与物质文明的创造，并使精神文明的成果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转化为物质成果。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精神文明、先进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并从综合国力的高度论述了精神力量的价值。“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P)这些精辟的论述，对我们更好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无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与转化，是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人的实践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正确的思想、理论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从经济与文化、道德的相互作用来看。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价值意义，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的条件。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生活既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社会的精神力量、文化价值取向也对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马克斯·韦伯曾对此作过深入而专门的探讨，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与发展归功于新教伦理，是这种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价值观念推动了西欧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当时并不发达和强大的欧洲产生。他认为，在任何一种经济模式背后都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与这种经济模式的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价值观念决定着这种经济模式的成败兴衰。当代西方一些“发展论”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社会科学中的思想理论、伦理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因素。正是在此意义上，“发展论”学者们认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理论与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一样，构成了现代经济制度变迁的三大支柱。即使以定量分析为特征的“知识经济学”，也把人的价值观念作为重要因素纳入经济科学的视野。政治思想理论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协调、整合、规范和激励功能等方面。

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合理健康的道德信念和规范构成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必要的公共伦理信念和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普遍可能和持久进行的前提条件之一。诚实守信之于交易行为，勤劳节俭之于资本积累，团队精神之于企业的组织和发展，社会道义和人道精神之于经济管理等，就是最好的说明。许多研究表明，道德资源是一种可以转化的特殊社会资本，道德力量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其近著《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通过对欧美、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社会信任度差异的实证审察和分析，揭示了诸如诚信一类的“社会美德”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不同作用和效果。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除了通常所说的市场调节（“无形之手”）和政府调节（“有形之手”）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和调节手段之外，还存在着介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之间的第三种调节，即习惯与道德调节。道德力量不仅影响资源的配置与经济活动的效率，规范经济行为和提供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包括分配公平），影响社会协调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他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中明确指出：“通过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起作用的场合，在法律产生并被执行的场合，习惯与道德调节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的作用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所替代不了的。”(P)而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道德环境，提高个体思想道德素质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使命。

.从人的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

在所有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人力资源不仅由人的数量来表示，

而且也由人的素质来表示。在技术水平既定的前提下，效率的真正源泉在于人的作用的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以往在效率源泉问题的研究中，通常只看重经济因素与技术因素而忽略非经济因素与非技术因素，只注意利益的影响而不注意社会责任感与公共目标的作用，只强调物的价值实现而忽视人的价值实现”。(P)这显然是十分片面的。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其根本任务就是要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即人的思想水平、道德面貌、劳动态度以及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等，不仅直接影响生产力及其要素的作用方式和人自身的发展状况，而且还决定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性质和方向，影响人的智力和体力发挥的程度，影响劳动者技术水平、劳动能力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价值的创造密切相关。

智利知识界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时，曾深刻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当国民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封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时，就会构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乃至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P)这充分说明了人的素质的改变是获取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功能就体现在通过“人”这一中介来参与社会生活，影响经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实现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具体体现

从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经济的层次来看，可以分为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所谓宏观作用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能够形成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道德和经济思想，即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以此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在宏观层次上作用于经济以外，还在微观层次上对经济的发展直接发挥作用。人是经济的主体，作为具有思想意识的人，他们的经济行为、经济生活总要受到一定思想意识的支配。在现代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激发人们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帮助人们确立现代观念，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面进步。(P)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向。

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表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同人们思想的解放、理论的创新和民族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化紧密相联。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实现中华腾飞的宏伟蓝图，开拓进取、奋发图强的民族自立精神，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总是以其特有的价值导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传播，通过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为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邓小平一再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要靠自己的发展。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对我们都很紧要。思想政治教育要站在面向新世纪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高度，告诉人们世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揭示发展经济对民族和国家的意义。从而激发人们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树立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奋发图强的信念，振兴和加快民族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后，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富而忘本”、“小成即满”、“小富即安”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使人们从“思源”中领会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必要性，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富而思进”，加快发展。为中国经济的“第二次创业”提供精神动力，为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更高阶段作好必要的思想准备。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弘扬先进的经济文化、经济伦理和经济思想，在全社会倡导进步的发展观、生产观和消费观，树立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念，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提倡科学合理的消费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特别要重视形成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经济精神。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适应与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社会心理、现代经济精神的形成过程。现代经济精神是贯穿在现代经济全过程，影响乃至决定经济发展方向的无形力量。具体地说，它包括经济行为合理、高尚的动机，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经济交往中的信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意识，健康、文明的精神追求等。树立现代经济精神，要求在经济活动中从五个方面实现精神转变，即：必须把贪欲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动机转变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使全民族的经济行为有一个更高尚的动机；必须把庸俗化的重商主义转变为一种实业精神；在经济交往中，必须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互惠互利观念；必须从只把自然当成劳动对象、资源对象的意识转变为人与环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树立生态伦理精神；在财富面前，必须把安逸、享乐意识转变为一种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现代经济精神形成、倡导现代经济精神方面应该并且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进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