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作品集范例(3篇)

诗歌作品集范文

关键词:“著我”袁枚诗论创新

“著我”一词,源于清代中期著名诗论家袁枚,他在论诗著作《续诗品》中专列“著我”一则,以明学诗、作诗之道。诗云:

“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无。吐故纳新,其庶几乎?孟学孔子,孔学周公;三人文章,颇不相同。”[1]

《续诗品》是袁枚的一组论诗诗,共三十二首,收在他的《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中。他在诗前有小序曰:“余爱司空表圣《诗品》,而惜其只标妙境,未写苦心,为若干首续之。陆士龙云:虽随手之妙,良难以词谕。要所能言者,尽于是耳。”表明他的这组论诗诗并非如司空图的《诗品》那样对诗歌的风格意境作美学上的赏析,而是想以此来标明学诗、作诗之法,也就是在诗歌创作和鉴赏中应该注意到的问题。其中《著我》一则就集中体现了诗歌创作中的构思与表现的问题,它表明了袁枚诗论中对继承与创新,对诗歌的个性化特征,对诗歌的表现对象等方面的主要观点。

考察袁枚所说的“著我”,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他是以“性灵说”的核心内涵“主真情”为前提的。所谓“著我”就是要在诗歌作品中表现出创作主体的真实而独特的情感和思想。由于时代和环境际遇的不同,这种情感和思想与前代诗人的感受必定是相异的,而在艺术创作的表现和方法上,所谓“吐故纳新,其庶几乎”,既要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又要根据诗人个性和诗歌发展规律作出新变。“唐人学汉、魏,变汉、魏,宋学唐变唐。其变也,非有心于变也,乃不得不变也。使不变,则不足以为唐,不足以为宋也”。[2]其次,他的观点是针对拟古的风气而提出来的。袁枚反对拟古的范围比较广泛,无论是宗唐宗宋,凡不是从“我”出发而是步人后尘者皆在他的排斥之列。无论唐法、宋法都是诗人根据当时的诗歌发展趋势和个人的条件而制定出来的创作规则和方法,并不是在任何一个时代、对任何一个诗人都适用的。袁枚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就直接指出“诗有工拙,而无今古”,“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提出以“工拙”评诗的标准,从而否定了以“今古”论诗的成见。要之,其核心目的如刘衍文、刘永翔在《续诗品详注》中所言:“欲求在诗中(人间世亦然)著一最理想之真我;换言之,即欲著一最真纯、最高尚、最有修养、最有识见、最有显著风格、最能自我创造之我;亦即最具性灵之我也。‘著我’虽自法古来,然当吐故而吸新,不当好古而违今,尤不当失常而趋怪。”[3]

袁枚提出的这一追求独特性与创新性的创作理念,既继承了清初以来诗人们要求摒弃唐宋诗派的束缚的传统,又反映了当时大多数诗人的创作要求,所以在清代诗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实际上,从清初以来,诗人们对诗歌个性化的追求一直是非常鲜明的。这种要求脱去依傍,追求个性特征的创作风气,肇自清初的钱谦益,他批判明七子貌袭盛唐,而实际上无真气、无个性。在师承源流和诗歌理论上,他多次标举“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主张广泛向前人学习。他的主张主要是针对单纯模仿汉魏盛唐的明代诗风而言的,但客观上却开创了清诗的风气。对于这一点,清人已有共识。如清代中期的朱庭珍评价他:“钱牧斋厌前后七子优孟衣冠之习,诋为伪体,奉韩、苏为标准。当时风尚,为之一变。”[4]自钱氏以后,清代诗人逐渐摆脱了明人好模仿的恶习,以求为我之诗。

对于这一点,清初的诗人是非常自信的,徐世昌这样评价清初诗坛:“昔人本以学问为辞,各极其所诣,于同时名宿,不相附丽,不相訾,盖自信皆足以传,初无取于相竞。”[5]他们追求个性的要求是如此强烈,有时甚至到了过激的地步。纳兰性德《通志堂集》有这样一段关于清初诗人钱澄之的记载:

近时龙眠钱饮光以能诗称。有人誉其诗为剑南,饮光怒;复誉之为香山,饮光愈怒;人知其意不慊,竟誉之为浣花,饮光更大怒,曰:“我自为钱饮光之诗耳,何浣花为!”此虽狂言,然不可谓不知诗之理也。[6]

在钱澄之眼里,对前人诗的模仿毫无价值,即使是对前代最优秀的诗人的模仿,也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他甘愿为自我之诗。这段话非常生动地反映出钱澄之以模仿古人为羞耻的态度。他和前面所述的钱谦益反对明代七子的复古,开创清诗的风气息息相通,共同显示了清初诗人逐步脱离前代,纷纷另辟蹊径的倾向。这种力主个性,不相依傍的精神,是清初诗人能够超越元明,开创清诗繁盛新局面的重要原因。到了乾隆中期,清代诗歌的发展已具一定规模,以“性灵”诗说主盟诗坛的袁枚便提出了“著我”这一概念,很快得到大多数诗人和诗论家的认可。

纵观清人对“著我”的阐释和他们的诗歌,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概念至少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涵义:诗歌的个性化特征,诗歌创作的创新性特征和诗歌表现中自然真实的人性化特征。

从“诗本性情”的角度出发,诗人首先强调诗歌内容上应具有独创性,诗歌应表现人的个性,表现其独特的性情思想和审美感受。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指出:“作诗者,各有身份,亦各有心胸。”[7]还说:“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韩昌黎所以‘惟古于词必己出也’。”[8]诗歌最吸引人,最能引发人的共鸣之处就在于灌注着诗人自己独特的真情。

袁枚在论诗诗中首先提出:“提笔先须问性情,风裁休划宋元明。”[9]诗写性情,而由于时代、环境和个人遭际的不同,诗人的性情和思想也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特点。所以他又说:“至于性情遭际,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拘之也。”[10]诗中必须有我,而这个“我”的体现,不仅在于诗歌的表现内容,也在于诗歌形式上与前人的不同。这一点,在乾隆三大家的诗歌和诗论作品中表现得都非常鲜明:

但须有我在,不可事剽窃。(袁枚,《书所见》六首之五,《小仓山房诗集》卷十四)

惟直抒所见,不依傍古人,而为我之诗。(蒋士铨,《学诗记》,《忠雅堂文集》卷二)

共此面一尺,竟无一相肖。人心亦如面,意匠戛独造。同阅一卷书,各自领其奥。同作一题文,各自擅其妙。(赵翼,《书怀》,《瓯北集》卷二十四)

只有独抒性情,别出心裁,才能绝去依傍,自成一家。

在袁枚的《与稚存论诗书》中,这个思想表达得更为透彻:

足下前年学杜,今年又复学韩,鄙意以洪子之心思学力,何不为洪子之诗,而必为韩子、杜子之诗哉?无论仪神袭貌,终嫌似是而非;就令是韩是杜矣,恐千百后世人,仍读韩、杜之诗,必不读类韩类杜之诗,使韩、杜生于今日,亦必别有一番境界,而断不肯为从前韩、杜之诗。(《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三十一)

袁枚论诗,以独特性鲜明为优。学习古人,应学古人作诗的方法和精神,而不应该袭形袭貌;正如明代董其昌跋宋代张即之的帖子,说张之佳处不在于能与古人和,而在于能与古人离。学古人之妙,在于能离而不在于能合,否则,学古人学得越像,就越失去了诗人本身的个性,那么,人们只要去欣赏古人的诗歌就好了,又何必去读那种毫无意义的仿作呢。袁枚的这个“著我”的观点对洪亮吉的影响很大,此后,洪氏在《答随园前辈书》中称:“追惟阁下教以自成一家之言,实于亮吉有师友渊源之益。寻山识路,饮水知源。虽取径之不同,洵瓣香之有在也。”[11]洪氏论诗作诗,前期与袁枚有相近之处,当时性灵诗学大行于天下,时风所及,洪亮吉也不能不受到影响。但到他晚年手定《北江诗话》时,他所持的论诗宗旨则与袁枚有异,他说:“诗之可传者有五:一曰性,二曰情,三曰气,四曰趣,五曰格。”[12]他所说的“性”,指的是诗人所具有的高尚人格和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品性,以“性”居于可传者之首位,显然是与袁枚的“必以情”的观点相异。两人的诗学观点虽然不同,但也正由此可以证明,袁枚的个性论诗学对洪亮吉的影响,正因如此,他才能够创作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诗学观。又如袁枚的后学张问陶有诗《颇有谓余诗学随园者笑而赋此》:“汉魏盛唐犹不学,谁能有意学随园?”“愧我性灵终是我,不成李杜不张王。”[13]对此,后人有评之者云:“船山的不学随园,恰恰是‘性灵’诗观的自我尊重,也是对袁枚的尊重。诚如‘学我者死’之谓,谱系分明还算什么性灵?”[14]由此可见,“著我”的思想在清中期诗人中有很大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推崇个性精神的倡导下,诗人们才能够各逞异才,乾嘉诗坛才能够呈现出如此异彩纷呈的局面。

继袁枚之后,清代诗人对个性的追求者以他的后学为多。乾嘉时期的张问陶论诗云:“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莫学近来糊壁画,图成刚道仿荆关。”[15]这种论调实际上和上述袁枚的看法如出一辙。个别的词句未免有些过激,“荆关”仿照一下也未尝不可,只是“仿”不能作为作诗的目的,而是把它作为一种通向个性化诗学的手段。所以嘉庆时期的岭南诗人宋湘说:“学韩学杜学髯苏,自是排场与众殊。若使自家无曲子,等闲挠鼓与笙竽。”[16]他在诗中首先主张惟有学习古代优秀的诗人,才会有深厚的根柢;而主要的论点则在后两句,强调继承前人不是为了拟古,最终还要落实到创造,要有“自家曲子”。为此他反对邯郸学步,因为“效颦固失人,学步乃非我”。[17]

纵观清代众多诗论家们的论诗著作,我们可以发现,袁枚的“著我”观念代表了清代诗人们要求摒弃唐音宋调的束缚,自创清诗的共同主张。“著我”一词也成为了一个清代中期诗人都认可的鲜明的创作观念。在这种重视个性、推崇创新的文坛风气的影响下,乾嘉之际出现了一大批面目独具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以不同的方式纷纷透露出士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追求人格独立的挣扎、不甘于悠闲的苦闷、对社会现实的隐忧和对诗人自处方式的思考。因此“著我”精神的张扬不仅完全打破了诗坛的泥古之风,使诗歌的本质属性得到廓清和确认,而且,诗人的自我意识得到复苏和强化,从而在士人的心灵世界中重新建构传统文化所塑造的士大夫品格中的精粹神髓,而这种对个性与创新的追求最终成为了中国近代诗歌洪钟大吕之音的序曲。

参考文献:

[1]袁枚著.周本淳标校.续诗品.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1).

[2]袁枚著.周本淳标校.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卷十七).小仓山房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1).

[3]刘衍文,刘永翔.袁枚续诗品详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12(1).

[4]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1).

[5]徐世昌.晚晴诗汇(卷四十一)[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12.

[6]纳兰性德.原诗.通志堂集(卷十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影印版,1979,2.

[7]袁枚著.随园诗话(卷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9.

[8]袁枚著.随园诗话(卷七)[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9.

[9]袁枚著.周本淳标校.答曾南村论诗.小仓山房诗集(卷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1).

[10]袁枚著.周本淳标校.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1).

[11]洪亮吉,袁枚,王英志.答随园前辈书.续同人集・文类(卷四).袁枚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9,(1).

[12]洪亮吉著.陈迩冬校点.北江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7,(1).

[13]张问陶.船山诗草(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1.

[14]严迪昌.清诗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12,(1):952.

[15]张问陶.《论文八首》之七.船山诗草(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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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的诗意盛事，离不开“汴京诗群”的悄然崛起，因了她，曾经辉煌的宋都，才有了今天迷人的诗情画意，才能让人处处感悟诗词的美好与风韵。

开封，八朝古都。千年帝王气，万代文脉传。自宋朝起兴，社会空前繁荣，以150万人口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大批文人汇聚，大量佳作问世，宋词在此诞生。诗歌塑造了这座城市特异的精神和灵魂。而当今开封诗歌成绩斐然，特别是以“汴京诗群”为核心的诗歌创作，正以精粹而高端的诗歌艺术追求和持续不断的集体成果，日益引起诗歌界的特别关注。

那是2013年8月，开封市诗歌学会悄然成立。他们坚持现代诗创作，极具探索精神和前卫素质，突破思想的和创作的传统，掀起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浪潮。通过自我审视与批判，通过对民族意识和世界意识、传统意识和当代意识的思考，并致力开封诗歌创作向着纵深的开掘。开封市诗歌学会的成立直接奠定了“汴京诗群”的诗学理论基础和实现自我价值维护独立写作的思想基础。“汴京诗群”是一个以开封籍或在开封工作、生活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的群体。弘扬“宋词”精神，即继承传统，力求革新，以相同或相似的现代诗歌创作理念为支撑，以创作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机结合的优秀作品为目标，以构建开封诗歌生态的良性建构承担必须的责任和义务。诗群团结、和谐、向上，通过近年来的努力，在当代河南乃至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艺评论家耿占春、肖开愚、郭伟、纪梅、邦吉梅朵等从文艺理论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解读，给予诗群强大的诗歌艺术支撑力，助推了诗群向着更高层次的攀升。

开封市诗歌学会会长刘海潮说，放眼诗歌的当下，随着对古今中外大量优秀诗歌文本的精约博读，对登临诗歌高峰意识的进一步加强，对诗歌审美的吁请十分强烈，诗群成员日益迫切地从精神需要出发，对“旧我”进行不间断地创新和否定，表达内心深处期盼的光芒与拯救、赎罪与救赎，让诗歌带来精神上的辨认和明亮，化育人类精神的内在诉求，创作出有棱角、有锐气、有理想、有真理、有智慧、有温度的优秀诗歌文本。为此，“汴京诗群”自形成之日起，便倡导博览广取，撮要经典，坚持创新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中西合璧，融会贯通。

利用搭建好的学习交流平台，提升诗群成员的思想高度，是他们自始至终的追求。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他们开展了一系列推进诗歌创作的活动：围绕2013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和文化节，《东京文学》推出“文学汴军”专号和中国（开封）文化节“百人写”专号。举办“公仆心，情”诗歌散文大赛。参与主办“诗兴开封”国际诗歌大赛，两年内邀请国内外50余名著名诗人来开封采风，增进交流。2015年6月，举办“宋风词韵，诗意传承”开封诗歌创作研讨会。策划、举办河南省第四届散文诗年会，省内外70多位诗人参加，出版年会作品集《千年咸平》。2015年11月组织20名开封诗人参加在开封举办的第20届黄河诗会。主编出版一套《汴京诗丛》（10本）。举行首届中国诗歌春晚开封分会场、2015年开封市元宵节诗会等以及一些诗集出版研讨会。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他们还与时俱进，建立了“汴京诗群”“开封诗歌学会”等微信群，互相交流，切磋诗艺，共同提高。通过新媒体，他们不遗余力推出诗歌新人，培养诗歌创作后备力量。2015年第4期《河南诗人》用40多个页码集中推出了“汴京诗群”26位作者的组诗。如今，“汴京诗群”已经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三级梯队，在《诗刊》《星星》《诗选刊》《诗歌月刊》等省级以上专业文学期刊发表了数量较大、质量较高、影响较强的诗歌作品，并频频在全国性文学评比和大赛中获奖，作品大量入选《中国诗歌年选》《中国年度散文诗》等年度选本。

作为汴京诗群的领军人物，刘海潮相继在《人民日报》《诗刊》《星星》《散文诗》《中国诗人》等多家报刊发表作品，出版《黑里河》《黄河最后那道湾》等诗集，在《星星》诗刊社举办的全国散文诗大赛中获优秀奖；张孝杰，致力于“大视野，无功利”的诗歌创作，2013年9月《诗刊》头题“发现”栏目重点推出了其组诗《搏击》后，《星星》《扬子江》《诗歌月刊》《绿风》《诗林》先后在重点栏目推出其组诗；纳兰，在《诗刊》《青年文学》《中国诗歌》《诗选刊》等刊物发表组诗，《美的判决》在《诗刊》2015年8期的“双子星座”栏目推出；智啊威，作品在《诗刊》《诗林》《散文诗》《诗歌月刊》《天涯》等发表；安子，在《诗刊》《星星》《中国诗歌》《诗选刊》等发表组诗；李俊功，相继在《诗刊》《扬子江》《星星》《中国诗歌》《延河》《诗歌月刊》《诗选刊》等多家报刊发表作品，以头题出现《散文诗》《中国年度散文诗》等杂志和选本。出版诗集《弹响大地风声》《长昼》等，获第7届中国天马散文诗奖，并在《诗刊》《星星》等刊举办的全国散文诗大赛中多次获奖。樊城、岳杰、张晓亮、秦彩霞、汪燃、李东红、柳喜长等20多位诗人相继出版了颇具影响力的诗集。

诗歌作品集范文篇3

一、挖掘诗歌写作背景

每一首诗的诞生都是作者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当时感情的宣泄。所以，感受作者当时的心境，有利于学生对诗歌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诗歌的解读，教师的指导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一首呈现在学生面前的诗，教师应该让学生在课前搜集写作背景。一方面，学生在搜集的过程中可以对诗歌对作者有详尽的了解，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学生对诗歌的兴趣。在教师上课讲解现代诗歌时，首先让学生将自己搜集的背景资料进行叙述，然后在整理背景资料的同时，渲染诗歌氛围，将学生带入作者所处的那个年代、那时的感受。

比如，教师在讲解余光中的《乡愁》时，就应该介绍作者在何时何地何种心境写出了这首被海外游子不断吟唱的著名诗歌。首先是社会背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余光中随父母辗转各地，最后考取台湾大学外文系在台湾定居。其次是个人背景，对于二十多年没有回内地的作者，内心有对故土的热忱盼望，于是在对家乡的浓浓思念中写了这首《乡愁》。

教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故事中挖掘每一首现代诗的写作背景，让学生深刻感受作者的写作情境，从而为学生理解诗歌的主旨做好感情的铺垫。

二、品味诗歌语句

现代诗歌的语言简练，细细品味，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也是品味诗歌的关键所在。一个诗句往往有无限的延伸广度，对事物的描述，总能承载出新的含义。诗歌语言自然是极其精炼优美的，同时具有较强的张力，不仅对所写的事物进行描述，还能创造出新的形象，最终达到人与物的有机融合。

教师在对现代诗歌进行文本细读的过程中，要对其中的语言进行仔细的阅读，反复品味。这对教师知识的含金量是一个考验。文学功底不同的教师，对于诗歌的解读深度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高中语文教师提升自己对诗歌文化内涵的理解，进而带动学生对诗歌的内在理解。

比如，在艾青的诗歌《我爱这土地》中有一句：“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表现了诗人对于土地的无限留恋，愿意以自身融入大地来滋养它，也隐喻了他甘于奉献自己的生命。

教师对于诗歌语句的解读，也是在向学生展现诗人的内心情感。教师细致品味诗歌并将个人感受传达给学生，亦会让学生感同身受，增强对诗歌的理解。这样学生不仅对诗歌有了深层次的感受，也能增强自身对于诗歌的鉴赏能力。

三、诵读诗歌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诵读是学习诗歌的基本切入点，是诗歌阅读的第一要点。诵读不仅可以让高中生感受到音韵美、节奏美，更重要的是能够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在学生诵读诗歌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将自身与诗人的时空重叠，也能有自己感情的投入。教师在诗歌的诵读中应借助多媒体，让学生感受到专业的诵读。另一方面，教师也应教导学生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地去诵读。

比如，诵读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要把作者内心中即将与康桥离别之绪、不舍之情表现出来，而且作者是在静默中将离别思绪展现得淋漓尽致，教师在诵读的时候要贴近作者内心的真实情感。通过诵读，学生对诗歌所表达情感的理解会更上一层楼。

四、合理增加现代诗歌的篇目

由于当前新课程标准实验教材选取的现代诗没有显著的时代性，同时整体的篇幅较少，无法充分地表现出现代诗歌发展的脉络，所以，教师必须选取一些具有时代性的、篇幅适中又能展现出现代诗整体发展脉络的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另外，由于高考不再涉及现代诗歌，可能是从缓解学生负担的方面进行考虑，新课程标准实验教材才不断地缩减现代诗歌在教材中的比重。而作为关注现代诗教学的一线教师而言，必须最大限度地研究和阅读教材。需要注意的是，在诗歌篇目选取过程中，不能因为高考不涉及现代诗歌就在教材中裁剪其比重和篇幅，相反应该以更科学合理的选编态度对待现代诗歌进入高中语文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