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财经教育研究范例(3篇)

高等财经教育研究范文篇1

关键词:教育公共投入;不均等;地方财力

一、引言

随着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县级地区间发展水平、政府财力的差距也在加大。同时,分级财政体制、政府间转移支付体制、农业税费改革对县级财力、基础教育投入水平的差距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地方教育公共投入的不平等日趋明显,而这种教育发展差距必将导致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此,地区基础教育服务水平的均衡已经成为了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财政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实现区域教育公共投入的均衡是我国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政策目标,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问题。

在我国,基础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和其它筹资渠道取得的预算外资金。因而国内学者主要从地方教育经费和教育财政支出两个角度考虑基础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对教育经费地区间差距的研究多数以省级数据为基础。王善迈,杜育红(1998)通过对我国20个省、直辖市1988-1994年的数据进行的聚类分析认为,教育经费的区域性差异呈上升趋势。袁连生和王善迈(2002)对省际间义务教育经费的研究认为我国省际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5,应加大中央政府对贫困地区的教育转移支付力度。魏后凯,杨大钊(1997)认为教育财政分权化改革是引起我国地区间教育投入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其中,人均财政支出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影响教育经费的重要因素。从县级数据出发的研究较少,其中王蓉(2002)对我国县级义务教育经费的不平衡分析后,认为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支出的不均等大部分是由省内差异引起的,而非省际差异。沈百福(2003)对省级、地市级、县级地区之间教育投资的差异进行比较,也证明了省内各地级市之间的差异明显大于全国各省之间的差异,省内各县市之间的差异明显大于各地级市之间的差异。

教育公共投入差距是研究地区教育投入差距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蒋鸣和(1999)采用1753个县的数据,用基尼系数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县人均教育投资的相对差异以及生均教育支出的城乡差异,发现我国公共财政分配差异是引起财政教育投入差距的因素之一。同时教育经费的来源越来越多地依赖民间教育资金,也引起了区域教育投资差距的扩大。“中国政府义务教育支出”课题组2005年的研究指出,教育不平等源于政府教育支出的管理级次,以县为主的教育投资体制使经费投入和地方政府的财力密切结合起来,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地区教育公共投入的差距。廖楚辉、张吕(2005)在分析我国政府教育财政体制的问题中指出,目前的财政体制中教育财政管理权限的不断下移是财政教育支出总体不足、教育机会不均等加剧的主要原因,教育的发展需要有新的教育财政体制加以配合。

在公共教育投入不均等的影响因素分析中,转移支付制度对地方基础教育投入的影响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杜育红(1999)指出教育转移支付是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转移支付分为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前者包括税收返还和过渡时期转移支付,对缩小区域间公共教育服务水平的差距没有起到实际作用。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多用于一次性或临时性的项目,不能从根本上减小地区教育投入差距。王善迈、袁连生(2002)认为,建立规范的、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更大财政责任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经费问题的关键。李祥云(2002)在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类型与不同政策目标组合的研究中指出,在不考虑财政纵向平衡的情况下,配套补助是实现效率目标的最佳选择,一般性转移支付是均等地方义务教育财政地位最合适的机制。张光(2006)以浙江、湖北、陕西省为例,研究了县级净转移支付对生均财政教育支出的作用,认为在不同的省区,净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增加基础教育投入的刺激作用是不同的。

这些研究大多从省级数据出发,但是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县级政府是基础教育的主要负担者,也是转移支付的基本单位,基于县级数据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以往对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并没有进一步划分地方财力结构,缺乏针对各项转移支付对财政教育支出影响的实证研究。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首先,考虑到地级市辖区和直辖市所属区在一市之内有部分教育投资是共享的,在研究县级教育支出时这一部分教育投资无法体现,有必要将市辖区与一般县级单位区别考虑。因此本文仅包括了一般县级市、县区的样本,考虑一般县级单位教育公共投入的现状。其次,从地方财力总量和结构两方面分析它们对教育公共投入的影响。尤其是对本级收入、各项转移支付对公共教育投入的不同效应进行了详细分析,以此为基础提出平衡地区财政教育投入的政策建议。

二、数据和方法介绍

本文对教育公共投入不均等的描述运用了个人收入分配领域内常用的极差系数、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方法。为了理解总体不平等有多少来源于组间、有多少来源于组内,我们对泰尔指数进行分解。

不平等指标的分解有很多种方法,常见的有基于一定分组标准进行分组的分解(GE熵指数),还有根据不同的收入来源进行不平等贡献的分解(shorrocks,1982)。本文采用的是划分人口子集的泰尔指数分解办法。

假定总体可以分为J个组成部分,并且假定每个组内各元素的收入都相等,且等于该组均值时的不平等,即满足人口子集的可加可分解性:

其中,I为总体的不平等指数,I(j)为第j部分的不平等指数,Pj为第j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Sj为第j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表示组内的不平等;代表组间的不平等。同时满足以上性质的不平等指标组成通熵系数类(thegeneralizedentropyclass):

为研究地方可用财力结构、各项转移支付等因素对教育公共投入的影响,我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采用弹性和非弹性分析两种手段,令控制变量和虚拟变量进入模型,对教育公共投入与地方财力结构的关系进行分析。

所用数据来自于财政部预算司编写的2003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中关于农村县级财政的数据。①包括全国27个省、4个直辖市共2056个样本。在进行统计分析前,我们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整理。删除了辖区内总人口、在校生数据缺失的县区。同时,财力数据缺失的县区共90个,我们在对教育支出统计性描述时保留样本。根据研究需要,我们对所有的县区按照省区、不同区域进行划分。区域划分按照东中西部的划分标准,东部包括北京、河北、福建、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海南、广东11个省区;中部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区;西部包括四川、重庆、陕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12个省区,把湖南的湘西地区、湖北的鄂西地区和吉林的延边地区也划为西部地区。在此基础上对样本添加了区域、省区编码变量。考虑到教育投入的比较关系到一地区的学生规模,我们用生均财政教育支出作为衡量财政教育支出的地区间差异的指标。三、生均教育公共投入的不均等描述及分解

我国2052个县级样本的统计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2003年县级地区教育公共投入存在较大差异。全国范围内,生均公共教育支出均值为1141.024元,最高的县达到6117.813元,而最低只有人均208.862元,二者相差近30倍。县级人均教育财政支出的基尼系数为0.289。在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中,基尼系数在0.3~0.4是比较理想的,0.4~0.5表示不平等程度较高。但是基础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各地区大体一致的公共服务水平是理想的财政协调目标。目前地方教育经费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政府的财政教育投入,另一个是来自民间的筹资。我们所比较的是第一种来源。但富裕地区其他筹资渠道获得的资金更多。因此,在包含了其他资金来源后,教育公共投入的基尼系数将会增加,王蓉(2002)的研究显示,我国1999年预算外事业性经费的地区性差异大于预算内事业性经费。

教育公共投入在区域间存在较大差距。表现在东、西部生均财政教育投入水平明显高于中部。2003年,东、西部生均教育公共投入均达到生均1220元以上,而中部地区仅为908.025元。同时,东、西部地区内部的不平等程度较高,中部地区则普遍处于较低水平。分析这种问题的可能原因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力水平较高,进而财政教育投入多。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西部得到的政策性财政支持较多,加上人口较少,生均教育支出水平相对较高,但是中部很多不发达省份在政府财力水平低、人口多的双重压力下,财政教育投入水平较低。

教育公共投入的省际比较见图1,其中第一部分包括11个东部省区,第二部分为8个中部省区,第三部分为西部12省区。由图可以看出,东部的北京、上海、浙江、山东的生均教育投入远高于其他省区,但东部地区内部差距也较大,河北、海南的生均支出与中部省区相当、甚至更低。西部地区西藏得教育投入水平与浙江、山东相当,但重庆、贵州、陕西、广西、甘肃处于较低水平。中部地区除吉林、黑龙江处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省区均处于全国财政教育投入水平的较低阶层。

为了理解不同群组内部与群组间的不平等对整体的不平等的贡献,我们对不平等指数进行分解。利用泰尔指数在组群间的可加可分解性,从东、中、西三大区域以及省际这两个角度划分人口子集。

东、西部地区内部的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泰尔指数为0.149,西部地区为0.14,均高于中部地区的0.10,这与基尼系数的比较结果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仅为5.44%,而区域内部对整体不平等的贡献率高达94.56%。我国一般县级生均教育公共投入的不平等主要是由区域内部不平等引起的。同时,对省际之间的泰尔指数分解也有相同的结果,省内部的不平等对总体不平等贡献较大。

高等财经教育研究范文

摘要：高等教育财政拨款体制是一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的集中体现，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则决定于该国教育体制和财政体制状况；同时高等教育拨款体制的运行又会不断对教育体制和财政体制提出新的要求，进而推动教育体制和财政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本文通过对中、英国高等教育拨款体制的分析，找出异同，提出借鉴意义。

关键词：高等教育；拨款；经费

综观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拨款实践，英国的高等教育拨款模式无疑是最具有特色的模式之一。通过对英国高等教育拨款体制的分析，与我国高等教育拨款体制进行比较，从而提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一、英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体制

(一)重视宏观调研和教育立法

自大学拨款委员会成立之日起，英国政府就很重视教育立法对高等教育拨款体制的指导、调控作用。1944年英国政府颁布了《教育法》，之后陆续颁布了《巴洛报告》、《安德森报告》、《1962年教育法》、《罗宾斯报告》《特伦特报告》、《教育发展的框架》白皮书、年发表了、《90年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绿皮书、《迎接挑战的高等教育》白皮书、《高等教育:一种新的构架》白皮书、《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迪尔英报告》等，这一系列文件都无不体现着政府通过立法、调研、规划等手段从宏观到微观对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与方向的有效调控。

(二)设立政府与高校的“缓冲器”

在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其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在大学与政府之间设立一个中介拨款组织。从最初的大学拨款委员会到大学基金委员会和学院基金委员会再到现在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虽然名称和职能有了一些改变，但是其核心宗旨都是一致的。

(三)建立双重的科研拨款制度

英国政府对高校的科研拨款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拨款机构向高校下达的经常费中明确用于科研的经费；二是政府通过研究基金会以项目拨款的形式向高校下达的研究经费。所谓的双重科研拨款制度实际上是对高校和政府各大研究委员会在科研项目方面财政责任的一种明确分工。

(四)区分一般经费与专项经费

一是一般经费与专项经费分开拨付，二是两种经费的获取机制不同。一般经费与专项经费分开拨付的主要是两种经费的性质不同，前者主要保证高校正常运行和发展的必要费用，后者是国家或社会机构等为完成特定研究项目而拨付的，因此要专款专用。

(五)并用直接拨款与间接拨款

英国采用了直接和间接拨款并用的做法。间接拨款对于维护教育公平，保证优秀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实行教育成本分担和学生自费上学情况下实现高等教育目的的重要手段。

(六)重视绩效评估与拨款结合

理论上讲，高等教育拨款方式可以分为协商拨款、投入拨款和产出拨款三类。［1］评估影响拨款的基本形式无外乎两类:一是评估结果直接与拨款额挂钩，即绩效拨款；二是绩效因素参与拨款过程，即绩效预算。［2］英国大学的经常性科研拨款就属于前者。

二、英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体制对我国的启示

结合英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体制的特点，以及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拨款体制的情况，进而找出若干对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体制改革有益的启示。

(一)从“政府一高校”二元体制到“政府一中介一高校”三元体制

目前我国的高教拨款是通过政府行政部门直接拨款，在拨款体制方面，我国采用简单的二元拨款体制，即政府直接面对高校。由于缺乏制度约束，调控主体(政府)的财政行为往往难以规范，出现了政府作为调控高等教育发展的主体地位或者被削弱，或者包揽一切的局面。既不利于政府实施宏观调控，也不利于高校自主办学。因此适当借鉴英国的成功经验，在拨款体制上进行改革，引入拨款中介机构以增加拨款的透明度，克服高校的成本最大化行为，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二)由财政拨款由单一方式向综合模式发展

从1985年至今，我国高等教育经费实行“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分配方式，并执行“包干使用，超支不补，节余留用”的原则。［3］“综合定额”是基于“定员定额”的原理，即经费总量根据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制定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地区学生生均经费的定额标准和高校在校生数来核定下达。“专项补助”作为对“综合定额”的补充，是由财政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的政策导向和学校的特殊需要单独核定下达的。［4］

在拨款运作机制层面，必须使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由单一方式向综合模式方向发展。建立有效的拨款公式就是要设定一种囊括了各级各类高等学校的尽可能多的成本因素，甚至可以包括一些未来发展的因素，譬如有些学校的某些学科很有发展潜力，那么就多给拨款。因此，必须结合我国高校的现实情况，在借鉴英国先进经验和我国已有成功作法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多政策参数改革，把教师、教辅人员、行政人员、学生数以及科研及学术支持系数等参数纳入到拨款公式计算中来，从而实现了从单一政策参数的拨款机制到多政策参数拨款机制的跨跃。［5］

(三)从分散的高校科研拨款渠道到双重的高校科研拨款途径

与英国相比我国的高校科研拨款制度显得较为复杂，渠道分散，中央和地方的做法各不统一。虽然我国政府对高校的科研拨款实际上也可分为主管部门科研事业费拨款和项目拨款两大部分，在财政责任上也各有分工，但缺乏明确的理论阐述和政策规定。因此，政府对高校的科研拨款一部分通过经常费(事业费)中科研经费下拨，另一部分以科学基金的方式通过项目申请下拨应成为一种明确的政策。

不同国家、不同高等教育体制、不同财政政策下，高等教育财政拨款体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如何使拨款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使效益得到最大的发挥，却是每个国家共同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在当今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而高等教育经费十分短缺的情况下，探寻新的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方式就显得特别重要。作为世界上最早实行大学拨款基金制的国家，英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的历史经验不仅为英联邦成员国所效仿，而且还引起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关注。（作者单位：安康学院）

参考文献：

［1］王雪峰.高等教育资本运营［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2

［2］范文耀、马陆亭.国际视角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与财政拨款［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3］郎益夫.中国高等教育投资模式研究［M］.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2.67

高等财经教育研究范文

（一）地区差异

研究显示，2006年上海、北京的生均经费分别达到14789元和12838元，排名全国前两位，4000−6000元有9个省，3000−4000元有7个省，3000元以下多达13省。邱小健、邓云洲以生均教育经费为测量指标，对我国东部﹙上海市﹚、中部﹙江西省、河南省﹚及西部﹙贵州省﹚地区中等职业教育财政公平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差异较大，东部发达地区在财政投入总量、增量以及增长幅度等方面，都比中西部地区强。李艳红则以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为测量指标，对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投入省级差异进行分析，发现全国性地区间投入不但存在差异性，而且这种差异巨大，需要高度重视。

（二）城乡差异

徐娅通过对北京市的调查研究，发现北京市职业教育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从2005年区县中等职业学校空间分布来看，北京市城八区占总数的61%，仅朝阳、海淀、丰台三区便多达70多所，超过了10个远郊区县的总数。中等职业学校空间分布的不均衡，直接造成了区域间中等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刘福军等对云南省的研究发现，由于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职业教育存在着明显的城市价值取向。由于城镇体系两极分化严重，中等规模城镇出现断层，职业教育的优质资源绝大部分集中在省会城市昆明和离省会较近的地区，边境地区、县级职业教育资源极为薄弱。惠圣等对安徽省的研究发现，安徽乡村职业教育由于没有形成强烈的个人需求动力和社会需求动力，导致生源不旺、经费难筹。经费靠国家拨款，乡村地区财政拮据拿不出钱，只有靠受教育者缴交，农民人均收入少，农产品价格偏低，承受力也有限，因此安徽乡村职业教育经费不足矛盾特别突出，乡村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轨。

（三）校际差异

邱小健认为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校际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类学校层面：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之间的差异、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的差异，两类学校之间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均衡。部级与省级高水平示范性职业学校和普通中等职业学校相比，在校园文化、学校环境、师资水平、教学设备、教学质量、校企合作、教育实习、实践实验等方面优势极为明显。对比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办学资源需要得到政府更多的扶持。申家龙通过研究中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网的相关数据，发现城市中等职业学校在办学硬件设施等方面，都比农村职业学校更好，中西部地区中等职业学校更是如此。李艳红在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办学条件进行了实证调查，结果显示农村中等职业学校教学仪器设备严重老化，实训基地建设也很滞后，学校办学条件非常差，近四成的农村中等职业学校校长认为本校的校内实训基地不能满足教学计划要求。

二、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横向公平性差异分析

学者分别从中等职业教育投入在教育总投入中的比例、中等职业教育投入与普通高中以及高等教育之间投入比例的差异三个维度，从横向层面分析了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财政公平性差异现状。

（一）中等职业教育投入在教育总投入中的公平性

张云华等学者认为，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投入不仅存在绝对量和相对值较小的问题，而且存在经费支出占全国教育经费支出的比例越来越低的问题，反映了中等职业教育投入占教育总投入比重偏少的现象，也反映出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充足性缺失的现状。例如，1998−2009年，中等职业教育投资总量占全部教育投资总量的比例从12.34%降低到7.26%。以2003年为例，当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为5733.58亿元，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支出仅占7.40%，为424.46亿元；中央教育经费支出中等职业教育的支出比重为0.84%；地方教育经费支出中中等职业教育的支出比重为8.29%。相比同期高等学校、中学、小学等其他各类教育经费支出，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支出的确太少。

（二）与普通高中教育投入公平性对比分析

沈红认为，当与同处高中阶段教育的普通高中相比时，过低的投入严重限制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在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上，2000−2006年间高中增长大约是中等职业增长的10倍。在总经费上，高中增长是中等职业增长的8倍。预算内教育经费占各级各类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比例，中等职业的持续下降与高中的持续上升成鲜明对照，7年间，中等职业下降了70%，高中上升了160%。赵永辉按照全口径统计方法，分析了2008年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经费投入公平情况，结果显示2008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投入平均3257元，相比全国普通高中生均经费4997.91元，明显低于普通高中。有学者从教育投资回报率的角度分析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投入公平差异。陈纯槿、胡咏梅利用新近发展的倾向得分匹配法，基于1989年到2009年开展的8次全国性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村职业教育比普通高中教育的投资回报率更高。肖化移发现中等职业教育的明瑟收益率增长速度及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普通高中的1.2倍、3.7倍以上，而中专生均经费增长速度仅是普通高中的1/2还不到。

（三）与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公平性对比分析

许世建等通过分析2001−2010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教育经费省级面板数据，认为近10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生均支出的绝对差距存在越来越大的趋势，相对差距虽然有起有落，但差异依然较大且有上升的趋势，这表明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支出之最大值与最小值愈来愈悬殊，同时资源分配相对性公平程度在增加，但仍不及高等教育财政公平性。2006年开始，全国各地逐步推行的中等职业教免费制度显现了效果，中等职业教育生均支出水平的局部差距依然存在，但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变，且比同期高等教育的转变效果明显，表明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资源分配局部性公平程度正在得到逐步改善。这与近年来公共财政对中等职业教育的大力投入，特别是对贫困地区的大力投入是分不开的。

三、中等职业教育财政存在不公平性的原因分析

学者认为，造成中等职业教育财政不公平性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不同

朱静颖等学者分析指出，我国教育财政决策基本上是行政部门领导的“官员决策”，在财政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差异会造成职业教育生均拨款的差异。某些地方政府对职业教育比较重视，其拨款额度就高，反之亦然，故人均财政收支同处于一个水平的省份，其拨款额度却有很大的差异。2001年发达地区的广东省与浙江省，其财政收入相距1位，生均拨款却相距19位；同处于欠发达地区的重庆市和湖南省，财政收入相距3位，生均拨款却相距13位。

（二）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差异性

邱小健认为我国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有大有小，发达地区经济水平，财政收支能力较高，政府对中等职业教育拨款的水平和意愿也高。反观经济落后的地区，由于财政收入总量有限，要办的事很多，政府没有能力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投入，这就造成了中等职业教育地区之间的投入差异。李艳红通过研究发现，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呈现出“中间低，两头高”的现象，也即中部地区投入低，东部和西部地区投入高。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管理体制的僵化。一直以来，我国的教育管理实行“地方为主”的体制机制，由于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财政收入大不相同，这就导致中等职业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西部地区之所以能够比中部强，得益于国家对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

（三）财政分权的影响

田发等学者指出，我国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收入分配格局由此产生了重大变化。一是中央政府财政收入迅速增长，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急剧下降；二是省级和地市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有集中的趋势；三是县和乡两级政府财政收入下降。彭锻炼认为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加快了东中西部地区财政发展的不平衡程度，一些贫困省份的微薄财政收入甚至难以维持最基本的公共产品供给。再加上财政分权后中央财政只对少数中央所属的中专学校投入资金，中等职业教育投入的责任绝大部分落在了地方政府身上，东中西部地区在职业教育的投入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换言之，中等职业教育财政不公平现状与我国财政分权制度有较大的联系。

四、提高中等职业教育财政公平性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中等职业教育投资力度

国务院参事、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原司长黄尧认为，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首先要完善职业教育公共财政经费投入机制，确保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稳步增加，不断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提高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标准。华东师范大学张万鹏博士提出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加大国家财政拨款，建立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公平机制，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投资职业教育的体制以及公办职业学校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革等对策建议。高寅波等运用协整理论与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认为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对GDP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当前我国对中等职业教育的财政经费支持力度不够，因此有必要加大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出，健全财政经费的保障机制，优化教育经费的支出结构，以校企合作办学来拓宽经费来源。

（二）创新中等职业教育财政管理体制

邱小健认为促进中等职业教育公平，应创新中等职业教育财政管理体制，当前重要的一点是建立中等职业教育“分地区、分级负责”的财政管理制度。实行这种财政管理制度，可以明确各个地区各级政府对中等职业教育的财政支出责任，把全国按区域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类地区，根据地方财力的差异，采取不同的供给办法。辛斐斐认为由于职教存在一定的外溢性，地方财政在经费投入时往往存有顾虑，即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职校学生毕业后会流向发达地区，因此经费补偿机制的建立十分必要。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可以按照1：5：4的比例进行划分，即中央、省、市县财政投入各占到10%、50%，40%的比例。根据地区经济情况，该比例还可以适当进行调整。

（三）实行教育券制度

沈有禄等认为，当前我国将逐步推行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如何在这种背景下让广大学生家长有充分的、民主的择校权，以及保障其受教育权，提高政府中等职业教育经费配置的公平性与效率性，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券是最可行的答案。朱静颖等学者对教育券制度在欠发达地区实行政策及路径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中央政府可把财政转移支付款以“职业教育券”的方式支付给欠发达地区，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既可以较好地促进欠发达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又可以提高财政转移资金的利用效率。从办学实际情况来看，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势头不错，具备了较好的基础条件，对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实行教育券制度，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四）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高菁瞚认为，我国整体和东、中、西部地区的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和支出都不能达到很好的DEA有效。因此，应该调整全国平衡，使投入冗余的地区拨出一部分款项支持投入不足的地区，在全国范围内达到更好的效率。调整平衡的重要措施是采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将中西部地区投入的冗余补充到中部地区，提升中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的质量，平衡地区之间的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水平，整体提高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投入的平衡和效率。对一般转移支付后仍不能达到均等化水平的贫困地区，应建立专项转移支付制度，给这些贫困地区适当的优惠政策，同时要明确专项转移支付的目标和要求，做到专款专用，以保证中等职业教育等社会服务项目达到均等化水平。

五、中等职业教育财政公平性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