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立法的目的(精选8篇)
时间：2023-07-07
时间：2023-07-07
关键词: 科学基金/信托/公益信托
在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空前作用的今天，我国对科学基金的关注和重视程度集中反映在了科学基金的注入上。[1]正是随着这种重视程度的加强，国家负责科学基金的机构一方面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另一方面机构的自身建设也日显重要。换句话说，作为肩负巨额的科学基金的管理机构，怎样圆满履行自己的管理义务和善尽其职责，已成为其第一要务[2]。所以，针对我国科学基金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研究科学基金的法律制度的完善就显得更具划时代的意义。[3]目前，随着利用学术造假等骗取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的事例不断被揭露，如何健全科学基金的有效监管和使用制度日益为人们所关注。笔者认为，利用我国《信托法》的规定，按照信托制度建立科学基金机构不失为一条科学之路。
一、科学基金的信托法概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由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也是迄今规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运行的最高位阶的法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在《全面贯彻落实条例依法管理科学基金》一文中指出，《条例》确立了科学基金的法律地位，以法律形式再次明确了科学基金的设立主体为国家，即国家代表人民的利益以法律形式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所给予的确认。《条例》以专门行政法规的形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以下简称《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对于自然科学基金的规定具体化，使我国科学技术法律体系内部法律和行政法规两种渊源保持了很好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也扩大了法律对于科学技术问题的调整范围，促进了我国科技法律体系建设。[4]
国家成立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鼓励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捐资”，[5]从制度层面上确保了科学基金的来源。这些基金无论是国家出资或是机构、个人出捐，都是以资助《科学技术进步法》规定的基础研究（参见《条例》第2条）为目的而设立的。也就是说，作为最大出资人的国家在科学基金的设立上集中体现了国家，即人民的意志，体现了人民的利益，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战略目标的实现。而机构或个人的这种捐出行为，是出于为全社会的公益事业而支持科学基金设立的活动，体现的也是该机构或捐出者个人为促进国家的科技进步发展愿意作出贡献的意思表示。换言之，国家、机构和个人把设立自然科学基金的财产交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其凝聚了国家和人民的信任。于此意义而言，基金委对科学基金的管理呈现的是信托财产管理人的身份。也就是说，科学基金，是指基金委必须依照科学基金条例的规定，接受由委托人转移而来的财产权，并按照委托人的意愿或一定目的，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最大化而管理该项基金。这种交于基金管理机构管理的、国家和其他捐出人为发展科学和社会的繁荣创设和捐出的资金，以及由基金管理机构依法管理该项基金的活动，构成了典型的信托法律关系。在自然科学基金的法律关系上，设立信托的三主体十分明确，即委托人（国家、机构或个人出捐者）、受托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受益人（接受基金赞助的科研工作者）。
二、科学基金的信托特征
信托法根据信托目的的私益性和公益性，将信托行为划分为私益信托和公益信托。公益信托亦称慈善信托，是指出于公益目的（charitable purpose），为实现社会公众之利益而设立信托的行为。[6]科学基金的设立目的具体表现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与发展的特性，据此，科学基金属于公益信托。《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将公益目的具体列为了七大种类，具体内容为：救济贫困；救助灾民；扶助残疾人；发展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体育事业；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环境保护事业，维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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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和发展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也就是说，公益信托的成立必须具备明确的公益目的和明确的公共利益和明确的公益性三大要件。当然，在确定公益信托之前，科学基金首先还必须符合一般信托的特征——委托人向受托人的财产权的转移，受托人按照委托人设立信托的目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管理信托事务。
科学基金除符合信托“三主体”、“三确定”的要求以外，在受益人方面还突出地体现了公益信托“不特定多数”的特点。科学基金具备了公益信托的所有要素。
如果依据信托目的所指定的、对信托财产的管理方法进行分类，科学基金则属于管理信托。此意义在于受托人必须按照信托行为所规定的信托目的来管理信托财产，而这种管理是指不改变目的或者权利的性质而进行的保存、利用的行为。这就为科学基金的管理行为定了性质。这一定性也成了衡量管理机构是否圆满履行职责的基本标准。
、三大确定性
（）确定的信托目的
为了提高科学基金使用上的效益，促进基础研究，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国家建立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参见《科技进步法》第条）。《科学技术进步法》作为科技方面的基本法，对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等科学基金作出了纲领性的规定。在该宗旨下，国家财政拨款和来自社会上的捐赠，其用途只能限定于上述范围。这种用途的目的十分清晰与确定。因此，按照信托法的要求，作为该基金受托人的科学基金管理机构就必须忠实履行自己的义务，也就是说，基金管理机构在管理该信托财产的过程中，必须忠实履行信托文件或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义务。
（）确定的信托财产
科学基金管理机构拥有的基金来源主要是国家的中央财政拨款，另有一部分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捐资，因此该基金资产是积极性财产，符合信托财产必须是合法的、积极性财产的规定。由此可见，科学基金管理机构拥有确定的信托财产。信托财产是构成信托的核心因素，没有信托财产就无法设立信托，而信托制度就是围绕财产的一种管理制度。科学基金信托一旦设立，该财产的所有权即转移到受托人的名下，由受托人按照信托目的去管理运用。也就是说，设立为信托的该财产的所有权从形式上信托性转移到了受托人名下，但它是独立存在的，和受托人的固有财产相区别。在信托存续期间，信托财产固然会发生物理性的变化（如从资助资金转化成科研成果的形态上的变化），本着信托财产的收益归信托财产的原则，发生形态变化的财产，仍归信托。换言之，除了法律另有规定或信托协议另有约定之外，科研成果归基金管理委员会所有。
（）受益人范围的确定和不特定多数
《条例》第条规定：“依托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具备下列条件的，可以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①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或者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②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或者有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科学技术人员推荐。”只要符合上述规定的人员都可以成为接受资助的对象，而这种对受益人不具体指定，只是锁定某个范围，其本身体现出来的正是公益信托不特定多数的特点。这也决定了科学基金是公益信托，该资助的接受者就是科学基金受益人。
、科学基金的信托关系人
（）委托人
在科学基金信托中，其关系人是指因设立科学基金信托，与信托利益发生信托法上的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并根据信托关系取得权利、义务者的总称。信托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依据信托法律规范参与信托法律关系，享受权利并承担义务的当事人，包括委托人、受托人（包括依托人）和受益人。
内容提要: 刑法解释学属于广义刑法学的一个核心分支学科，并具有自身独立的学科品格。其独立的学科品格包括三个内在的学科独立基本要素和三个外在的学科独立条件。前者是指刑法解释权、刑法解释行为和刑法解释结论；后者包括：狭义刑法学无法涵盖刑法解释学，即刑法解释学不等同于狭义刑法学；广义刑法学本身已昭示了刑法解释学自身的独立性；刑法解释学的产生和发展遵循着法学学科独立的一般性规律。倡导刑法解释学的学科独立品格，其价值在于：推进刑法学的学科应用功能；纠偏刑法学研究者热衷于铸造恢宏的概念化法学架构而忽视刑法应用实效研究的倾向；彰显刑法解释学价值判断的实践属性。
刑法学与刑法解释学、刑法解释与刑法解释学、刑法解释方法与刑法解释学是交织在一起的概念范畴，按照其交织、包容的逻辑关系，可以形成这样一个次序：刑法学、刑法解释学、刑法解释及刑法解释方法。如果说刑法解释学、刑法解释、刑法解释方法是相同领域不同位阶的概念范畴的话，那么，刑法学与刑法解释学之间的关系是必须加以厘清的，表征为种属关系、等同关系还是并列关系取决于刑法学本身的视域范围。若采广义刑法学，则刑法学包括刑法解释学；若采狭义刑法学，则刑法学等同于刑法解释学。由此所产生的问题是：刑法解释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否具有自己独立的学科品格和学科体系？是否可以称之为刑法解释学？
一、刑法学视域下的刑法解释学
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认为，“刑法学是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科学，它属于部门法学的范畴，是部门法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⑴可以说，这一界定清晰勾勒出了刑法学所包含的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内容，但如何认识、确定犯罪，如何对刑事责任予以归责，如何将抽象的刑事责任具体化为刑罚，如何将犯罪与刑罚相对应等，则是这一概念无法一一作答的，也是它不能一一作答的。形而上而言，这一概念从国家的角度设定了一个抽象判定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构架和逻辑进路，首先是行为人实施了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即形式违法性的判定；其次是行为人基于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具备了承担刑事责任的完整条件，即形式违法性和实质违法性的判定；再次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是包括刑罚在内的多种处罚方法。当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刑法学加以审视和梳理时，可以给它填充不同的内容，如当人们从研究和适用的角度来看待刑法学时，可以将其划分为理论刑法学（刑法哲学）和刑法适用学；当人们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待刑法学时，可以将其划分为规范刑法学和刑法史学；当人们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看待刑法学，可以将其划分为静态刑法学和动态刑法学。所以，人们的研究角度可以是不同的，由此可以全方位地认识和把握刑法学，但针对同一问题时，研究的角度应该是相同的，只有将研究的角度调整到同一平台时，问题才可能展开。当探讨刑法解释学的独立品格时，关键之点在于刑法学与刑法解释学的关系如何定位，只有将研究的角度调整到这一平台时，刑法学的视域问题才能得以解决，进而才能科学界定刑法解释学的学科定位。
（一）刑法学类型划分的纷争
刑法学具有独立的学术品格应当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刑法学包括哪些内容、如何科学分类则纷争不断。我国刑法学家蔡枢衡先生早在1943年就对刑法学进行了有创建性的分类，即分为事实刑法学、规范刑法学和刑法哲学和广义的刑事政策学及立法学。刑法的事实性、规范性和哲学性的研究是互相统一的，是刑法学研究一体的三个面。事实刑法学是对刑法的事实进行研究的理论，如刑法史学、刑法现象学、比较刑法学和比较刑法史学；规范刑法学是指对刑法进行系统性研究的理论，包括刑法规范学，即刑法解释学；刑法哲学是对刑法的哲学性进行研究的理论。⑵，其中，最为根本和重要的当属刑法解释理论，因为“无论采取哪种研究路径，解释刑法都是刑法的基本任务，因为法律之解释是法律规范学的使命，也是达到探求法之哲学性和法之现象性的目的之手段”。⑶从此，揭开了刑法学类型划分的论争。我国刑法学界通说所确认的“刑法学是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科学，它属于部门法学的范畴，是部门法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观点，表征出刑法学就是规范刑法学这一较为狭隘的观点，如果就规范分析规范，而不借助于刑法基础理论彰明刑法规范的立法目的，无助于刑法学自身的完善和丰满。
对此问题的论争在大陆法系国家也是存在的。如日本学者野村稔认为，刑法学，特别是刑法解释学，以对刑法典的规定体系进行认识为目的，“关于刑法学领域，除了刑法解释学以外，还有刑法的历史的领域（刑法史学），对于诸外国刑法进行比较研究的领域（比较刑法学），进而还有对于刑法予以哲学考察的领域（刑法哲学）”，即刑法学应作广义理解，它包括刑法解释学、刑法史学和刑法哲学。⑷日本学者大塚仁认为，刑法学可以在三个层次意义上进行划分，刑法学“在狭义上，是指刑法解释学，即实定刑法的解释学，在广义上，作为关于刑法的学问，一并包括刑法理论（刑法哲学）、刑法史学及比较刑法学。刑法理论是以考究关于犯罪及刑罚的意义的哲学基础为内容的学问领域，刑法史学是以认识刑法的历史发展经过为内容的学问领域，比较刑法学是以对比研讨各个国家间的刑法为内容的学问领域”，而最广义刑法学，是指在广义刑法学基础上，再加上刑事法学的内容，即犯罪学及犯罪对策学。⑸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主张，刑法学的上位概念是刑事法学，⑹而刑事法学是指研究犯罪行为及其法律效果，对犯罪的追诉、审判与执行的规范科学，包括刑法学（又称刑事实体法学）、刑事程序法学（含刑事诉讼法学与刑事证据法学），以及刑事执行法学（含监狱学）。刑法学作为研究刑事实体法的公法学，是刑事法学研究中最发达的领域之一，其包括刑法哲学、刑法史学、比较刑法学。
笔者认为，按照不同的标准对刑法学进行分类是可行的，但在对问题展开之前必须明晰刑法学这一概念范畴的界分限度，也就是要强调以刑法学为圆心的，以不同研究对象为半径的圆圈所形成的范围有多大。从上述不同的分类类型中可以看出，刑法学按照其涵摄的范围即界分限度可以分为：最广义刑法学、广义刑法学和狭义刑法学。最广义的刑法学即一切与刑事法有关的科学，是指以犯罪问题与犯罪行为人及犯罪被害人为研究对象，以有效对抗犯罪与预防犯罪为其共同终极目的各种学科集合体，内容有犯罪的现象与成因，犯罪的法律处置，犯罪的侦查与追诉和审判的法律程序，以及刑罚的执行等，包括刑事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和犯罪侦查学，在一定意义上说，最广义刑法学相当于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刑法学。广义刑法学是指以刑事实体法为中心所包含的刑法解释学、刑法论理学、刑法哲学、刑法史学和比较刑法学的研究。狭义刑法学即指对刑事实体法进行注释的刑法解释学。
（二）刑法学与刑法解释学关系的科学定位
一般而言，若从狭义刑法学的角度理解刑法学与刑法解释学的关系，可以将两者等同起来。刑法学是关于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法律规定的科学，这门科学所研究的内容既是对刑法观念、刑法理念、刑法基础理论的一种确认、凝练和提升，也是刑法适用特别是具体个案适用的法律依据。同理，刑法解释学是刑法适用的基础，是刑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狭义刑法学观点认为，刑法学就是刑法解释学；广义刑法学观点认为，刑法学包括刑法解释学，刑法解释学是刑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最广义的刑法学观点认为，刑法学包含一切与刑法学有关的学科，刑法解释学自然包括其中。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刑法学与刑法解释学是纠缠在一起、无法截然分开的，但这其中有两个关键性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刑法学与刑法解释学的关系，二是刑法解释学是否具有可以独立于刑法学的品格。
关于刑法学与刑法解释学的关系，在我国现有的理论研究层面上看，没有人或很少有人将刑法解释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高度来看待。从上述关于刑法学外延的各种争论来说，刑法学与刑法解释学是发生关系的，这种关系或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或是一种同等关系。无论狭义刑法学，还是最广义刑法学，都承认刑法学与刑法解释学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只是承认的程度及关系的方向有所不同。但这种承认都是建立在刑法学的广义和狭义划分基础上的，而基于这种划分而得出的最广义刑法学和狭义刑法学的外延存在着一定的逻辑混乱。
狭义刑法学将刑法学等同于刑法解释学，一方面缩小了刑法学本身的科学外延，另一方面将刑法学简单等同于刑法适用，忽视了对刑法学的基础理论及立法模式问题的研究，其根源在于发生了将刑法学的内容假设不当的逻辑错误。刑法解释学的研究对象是规范刑法学，但规范刑法学是不能脱离刑法论理学、刑法哲学、刑法史学和比较刑法学而存在的，反过来，刑法解释学同样不能脱离理论刑法学、刑法哲学、刑法史学和比较刑法学而存在，因为在探求或阐明条文或法律事实的正确意义时，需要运用刑法基础理论、逻辑分析、刑法历史及刑法在立法过程中的有关资料，以目的性解释为依托得出合法、合理的解释结论。最广义刑法学观点将与刑法学有关联的学科内容都归于刑法学中，一方面扩大了刑法学研究的范围，转移了对刑法学研究的重点；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刑法相关学科的界限，不利于刑法学或其他学科独立性的发展。笔者认为，应站在广义刑法学的角度理解刑法学与刑法解释学的关系。⑺从法学学科的角度看，广义刑法学作为以法律实践和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属于法学的二级学科，其下属三级学科按照传统的广义刑法学的观点，包括刑法论理学、刑法史学、比较刑法学和刑法哲学。沿此思路，刑法解释学理应归属于广义刑法学，但应属于刑法学这一二级学科所包含的三级学科，换言之，刑法解释学是与刑法史学、比较刑法学、外国刑法学和刑法哲学相并列的三级学科体系。
综上，刑法学是以规范刑法学为中心，以刑法解释学、刑法哲学、刑法史学和比较刑法学为轴而展开的应用学科，是刑法基础理论和刑法应用的综合体，是宏观的学问；刑法哲学、刑法史学和比较刑法学则从理论基础、历史传承及类型对比等方面探究刑法问题，是中观的学问；刑法解释学正是连接刑法论理学和刑法应用的纽带，它以规范刑法的概念内容及其系统结构为研究对象，经由分析、比较、检讨、演绎、归纳与评论，对现行刑事实体法作系统性的诠解，提出用以解决问题的刑法解释结论，从而使刑事实体法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得到一体性的适用，达到追求公平正义的目标，是微观的学问。所以，刑法解释学属于广义刑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更为重要的是，刑法解释学具有自身独立的学科品格。
二、刑法解释学的学科独立品格
笔者主张刑法解释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一方面在于它符合学科建构的形式要求，另一方面在于它具备学科独立的内在基本要素和外在条件。
（一）刑法解释学内在的学科独立要素
学科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完整的知识体系。关于学科范畴的定位，争议较大，但形成共识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科是一种独立的知识体系或学术分类，二是学科是一种教学科目。⑻将学科定义为“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同时依据学科研究对象、研究性、研究方法、学科的派生来源、研究目的和目标等五个方面对学科进行分类，分成A、自然科学，B、农业科学，C、医药科学，D、工程与技术科学，E、人文与社会科学五个门类，下设一、二、三级学科进行’分类，共有58个一级学科。法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门类中的一级学科，刑法学属于法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而刑法解释学可否独立为一门学科，关键之点在于它是否具备了学科独立所必须的基本条件，即学科独立要素。⑼
学科体系是由该学科的基本范畴、命题及命题的推论所构建的知识体系，构建学科体系不是理论研究人员基于研究的兴致，而是在于揭示此前已建立起来的各种实践与理论知识体系之间的内在关系，使各知识点之间建立了严密的逻辑关系以形成逻辑链条，在促成理论体系自身科学化的基础上正确指导实践活动。学科独立所需的基本条件有三：基石范畴（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刑法解释学恰恰具备了这三个基本条件，在笔者看来，刑法解释权是刑法解释学的基石范畴，刑法解释行为是刑法解释学的逻辑中介，而刑法解释结论及其运用则是刑法解释学的逻辑终点。
1、刑法解释权。一个独立的学科的标识在于有自己的理论基石，即基本范畴。“所谓基本范畴，又可称为核心范畴或关键范畴，是指基于概念中最基础、最重要、最体现该学科价值取向和根本特征的概念”，⑽“基石范畴是某一学术领域或学科中根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集中体现，因而它是一种理论体系区别于其他理念体系的标记”。⑾刑法解释权是使刑法解释学区别于其他三级刑法学学科的理念体系标记，对于成文法典而言，无论是基于法律适用者的主观因素的要求，还是基于对立法者立法意图的追问和探究，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刑法解释行为都是不可避免的。随着法律自动适用理论被推翻，成文法不能自足成为当然的结论。成文法不能自足是从成文法的自身内容上强调它不可能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文法是立法动态过程的静态结果，而法律适用是把静态的结果加以复原的动态过程。静态的成文法具有一般性和概括性的特征，而动态的法律适用具有特殊性和具体性的属性，这意味着从静态的成文法到动态的法律适用之间是有距离的，因为成文法总要尽可能地将每个个案框定在自己的文义的射程范围内，但个案总是不断地超出成文法的可能含义，成文法和个案间的这种张力和距离仅依靠法律适用来拉近是不够的，必须在法律适用之前构建适用的逻辑前提，由此衍生出成文法和法律适用之间的桥梁，即法律解释。从大陆法系法律解释权产生的历史轨迹可以窥见一斑。立法机关必须理性对待自己两难的处境：一方面要解决那些来自各个法院如同潮水般的法律解释要求，另一方面不允许法院在无损分权原则下自行解释法律的局面已无法维持。⑿公权力分权势在必行，即立法权是权力运行的基础，为保证立法权所确立的内容得到充分的实现，刑法解释权作为附随权力应运而生。“基于实践的压力，法律解释权从立法权中得到独立或剥离，这对于其本身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唯有如此，解释权才真正地成其为一种权力，而在其附属于立法权的时候，解释行为仅是立法行为的一种，法律解释的独特功能不能予以完全发挥，尤其是法官的功能也无法完全正常地发挥。”⒀就立法权而言，法律不可能是过分逻辑的，而且过分逻辑也会使立法内容无适用对象，按照利益法学的观点，“立法者必须保护利益，他要去平衡互相竞争的生活利益。但是，他明白他不可能注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彻底、无遗漏地予以调整，以使逻辑小前提可以每一个案件中划出适当的界限。只有法官不只是一个按照逻辑力学的定律运转的法律自动售货机，立法者才能实现他的意图，和满足生活的需要。法律和生活所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法官——作为思想助手协助立法者，不仅注意词语和命令，而且考虑立法者的意图，并亲自检查有关的利益，表达法律的价值，即使在立法者尚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便如此”，所以法官已不仅仅是“宣布法律条文的喉舌。他纯粹是个被动的人物，既不能缓解法律的威力，也不能削弱其严格性”，同时，基于“每一个法律体系都是有缺陷的、有空白的”原由，要在现有法律规则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论得出令人满意的决定并不总是可能的。这就需要法官擅于发现法律规则的目的，通过创造性；合理的解释去平衡互相冲突的利益。⒁所以说，法律解释是一种践行解释权时伴随着法律创造过程的智识性活动。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专门论述了“必须用什么作科学的开端”问题，以此为思路，开端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一是开端是作为逻辑起点而存在的；二是开端应该是最直接、最简单、最抽象的内容；三是开端应该包括发展的萌芽，是整个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和依据；四是开端与其发展的终点是辩证统一，起点同时也就是终点，整个体系是首尾相接的圆圈。⒂由此，刑法解释权作为刑法解释学的学科开端或逻辑起点，使得刑法解释主体得以实施刑法解释行为。
2、刑法解释行为。刑法解释行为作为刑法解释学的逻辑中介，是在刑法解释权的基础上针对刑事法律规范或法律事实运用科学合理的刑法解释方法所得出的解释结论的过程，是指刑法解释主体运用特定方法对刑事法律规范进行阐明和说明的活动。刑法客观学派强调以行为为中心，主观学派强调以行为人为中心，而无论是客观学派（新古典学派）还是主观学派都确认刑法解释的存在，都强调刑法解释的必要性，因为“法必须主要地（但不能绝对地）指向多类人、多类行为、事物和情况；法对广泛社会的成功动作取决于把个别行为、事物和情况认定为法所作的一般的分类的实例这样一种广泛扩散的能力”，同时法律有其确定性，但更多地存在模糊性和边缘性。⒃，所以，“每一条刑法条文均须加以解释，如能适用于具体的刑事案件，即使是普通字义很清楚的法系文字或用语，有时亦须加以解释，因为有些字义清楚的文字或用语，在法律条文中，往往另有其法律意义”，⒄刑法解释的逻辑中介是刑法解释学最为活跃的因素，刑法解释行为的完成意味着刑法解释结论的产出及其对法律适用的影响。无论法解释历史进程中的依据立法者的立法原意进行刑法解释的主观论，还是依据解释者所处的现阶段情境进行刑法解释的客观论，都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刑法解释行为是否具有价值判断。若依主观论的观点，刑法解释主体应分析阐明立法者当时的立法意图，但如何分析涉及价值判断问题，依客观论的观点，刑法解释主体应着力依据法律当下的法益保护走向而进行刑法解释，但法益保护及其内容同样涉及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问题。⒅刑法解释行为是解释主体的能动行为而不是机械的、被动的行为，它不仅存在价值判断问题，而且存在层级性的利益衡量式价值判断。拉伦茨认为，法学是一种目的性运作的学问。法规范始终在追寻特定目的，且不仅是各该立法者所定之目的，其亦追求法秩序的客观目的，后者是基于法秩序内在的合理性所提出的要求，这些目的彼此必须有一阶层秩序存在，且其高低又非全然取决于立法者的好恶。⒆所谓层级性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是指法益保护作为刑事立法目标为刑法解释行为设定了一个上位的价值选择视域，在此基础上，刑法解释行为应遵循具体解释对象所指向的类型化的法益保护目标，因为“在法秩序的层面上，类型被证实是法理念与生活事实间的中介，所有法律思想最后都环绕在这个中介周围：它是规范正义与事物正义之间的中介”，⒇而这类型化的法益保护目标正是刑法解释应当体现的下位的价值选择，因为刑法解释行为的目的不是为某一个案而是为某一类案件提供裁决的法律依据，而正因为有类型化的法益内容，才可能归纳为类型化的案件。
3、刑法解释结论。刑法解释结论作为刑法解释主体对法律条文或法律事实运用解释权实施解释行为后所得出的释义，是刑法解释学的逻辑终点，也是刑法解释学的综合性的产物，最终回归于刑法适用。从刑法解释的主体角度来界分，刑法解释结论可以分为有权刑法解释和无权刑法解释。前者包括刑法的立法解释和刑法的司法解释，(21)后者是指刑法学说解释或学理解释。刑法的立法解释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它主要针对易产生歧义的立法用语特别是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理解进行阐释说明，以达刑法统一适用的目的，而刑法的司法解释主体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它是最为活跃的、最为丰富的刑法解释，都对刑事司法形成具有拘束力的后果。刑法解释的类型是不同的，刑法有权解释与学理解释虽在刑法解释立场上有所不同，(22)但在某种程度上两者是相通相补相依存的。刑法学说解释可以为刑法的实务解释提供理论支撑，并以具体的案件情节检验、修正既有的学说解释，或演绎出新的刑法需求，所以，刑法的实务解释与学说解释从不同的侧面展开着刑法解释的魅力，进而使两者互为补充。
（二）刑法解释学外在的学科独立条件
1、狭义刑法学无法涵盖刑法解释学，即刑法解释学不等同于狭义刑法学。狭义刑法学的指称可以使用，但应科学界定其内容。狭义刑法学是指“刑法学是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科学，它属于部门法学的范畴，是部门法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23)以此为展开，刑法学是由刑法基础论、犯罪成立体系论及刑法适用论构成的，刑法基础论旨在给予犯罪成立体系以理论上的支撑，如何界定犯罪，如何科学、接近真理地认识犯罪的本质，如何设定犯罪圈，如何设定行为构成犯罪的标准，如何设定与犯罪相对称的刑罚阶梯，等等；犯罪成立体系论旨在立法上提供形象的、类型化的判定行为构成犯罪的标准；刑法适用论旨在如何将立法上确定的犯罪成立标准应用于具体个案，将立法所假设的平均正义通过对个案的合理合法的裁决转化为个别正义，而恰恰是个案所体现出来的个别正义才是刑法正义所欲达到的目标。所以，狭义刑法学更多地注重对静态刑法理论、立法模式的正当性、合理性的考问与研究，其中包含有刑法适用的内容，但不是学科研究的中心和重心。狭义刑法学既无法等同于刑法解释学，也无法将刑法解释学的诸多内容总括其中。而刑法解释学是在静态刑法学或如蔡枢衡先生所指称的事实刑法学（理论刑法学、刑法哲学）的基础上，是在具体案件与刑法条文适用过程中产生对接不能时，解决具体案件事实如何以刑法条文为依据给出合法、合理的裁判的结果，进而达到罪刑相适应的法律效果。
2、广义刑法学本身已昭示了刑法解释学自身的独立性。大陆法系学科划分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注重定义及定义之间差别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概念或范畴是从固有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中科学地推论出来的东西，一旦它被重新认识，便被编入重新建立的系统化法律结构中去，此时，描述性的概念就变成规范化的概念，而规范化的概念在方法上的可用性，是由它们在实际中的有效性派生出来的。刑法解释学正是从广义刑法学中被推衍出来的、一种规范化的概念范畴。
广义刑法学认为，关于刑法学领域，除了刑法解释学以外，还有刑法的历史领域（刑法史学），对于诸外国刑法进行比较研究的领域（比较刑法学），进而还有对于刑法予以哲学考察的领域（刑法哲学），可见，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刑法学应做广义理解，它包括刑法解释学、刑法史学、比较刑法学和刑法哲学，于此，刑法解释学与刑法史学、比较刑法和刑法哲学一样，是互相关联又具有独立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进而形成了独特的研究体系的法学三级学科。即使是从广义刑法学的角度来理解，刑法解释学也应是与狭义刑法学相并列的一门独立的学科。(24)同时，刑法学作为公法性质的一个部门法，其法条具有柔和和宽广的特性，说其柔和，是指其适合于社会生活的新需要，能够对社会中的特别事例起到规范的作用；说其宽广，是指其立法内容既可以扩充到立法者所不能预见的事例，又允许裁判者或解释者通过阐释法条以适应社会的需要，而刑事立法内容与具体案件的恰如其分的适用，正是运用刑法解释学的相关理论和操作方式的结果。所以，广义刑法学自然地包括了刑法解释学内容。
3、刑法解释学的产生和发展遵循着法学学科独立的一般性规律。刑法解释学的生存空间是刑法适用过程，其着力研究刑法适用过程中的相关问题，或与刑法适用有关系的问题，因其独特的刑法解释权、刑法解释行为和刑法解释结论而成就了其独立的学科地位。在笔者看来，所有科学都有共同的观察和假设方法，每一种科学仍有自己的考察方法，这是由其自身的特定的研究对象决定的，而每一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也存在共通性。罗马法的发展轨迹证成了学科形成和发展的脉络：法学家领会到自己的任务是去解释司法过程中所实际发生的东西，先从概念人手，对种概念和属概念进行层层划分，然后出现了一个走向某种更高抽象的趋势，他们开始明确地说起“规则”，而不是“定义”，定义似乎与它们所予以要件概括的案件有更为密切的关联。而规则虽然也是从案件中得来，但是却可以分开来考虑。后来，西方的法学家试图将法律规则系统化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不只是确定具体类别案件中的共同要素，而且还将这些规则综合为原则，又将原则本身综合为完整的制度，即法律的体系或法律的大全。(25)同样，刑法学者的首要任务更应是去解释司法过程中所发生的案件事实是否与刑事法律规范的意旨及其文义射程相一致，需要深谙刑法所设定的法益保护内容对刑法解释的影响，需要探究构成要件类型性、限制性、规范性的功能对刑法解释的影响，需要把握刑法历史上对同一问题的解释结论及适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将具体类别案件中的共同要素抽象为刑法适用的一般性的原则和制度，进而形成完整的刑法解释学体系。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其目的为何，“一言以蔽之，乃在督促人类朝着‘人类本质存在’之‘共能善’或‘正义’发展”，(26)刑法学的任务是在案件事实基础上一种价值选择，而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刑法解释完成的。刑法解释在案件事实和价值选择之间往来穿梭，无论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的文义相吻合，或可以被法律规范的文义所涵摄，或在法律规范的文义射程范围内，刑法解释旨在找寻一种认定案件事实的合理、合法且合目的性的依据，旨在建立一个规范化的解释权恰当行使、解释行为科学运作和解释结论合理给出的学科体系。
4、刑法解释学具有独立的生存空间。刑法解释学产生于法律适用过程中，在传统的多数法律被法典化的法律制度中，法律解释，即将规范条文适用于相关事实行为的活动，是法的适用的常态。刑法解释是法律解释的一部分，何为法律解释，学者见解不一，有的认为，“法律解释即法律的意旨的阐释，又这个意旨是法律生活上，从而也是法官裁判上的准据”，也有的认为，“适用法律即解释法律；而解释法律则是合于法律意旨地阐释它”。因为法律是理性意旨的化身，它绝非仅是徒具语言形式的功能东西，它有所志，有所意味；它追求着实务的目的，它的眼中有它在生活中要贯彻的价值。(27)刑法解释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刑法解释与具体案件的关联性，二是刑法解释的价值取向性的设定。关于第一特征，因法律解释是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产生的，所以产生了第一特点。拉伦茨认为，“法律条文对解释者构成疑难时，他藉着解释这一媒介的活动来了解该条文的意旨；而一个法律条文之疑难则在其被考虑到它与其一特定法律事实之适用性时发生。”即法律解释基于具体案件，它不能无的放矢，“对法律条文而言，只有它那与法律条文有关的部分才是重要的；对具体案件而言，只有它那与法律条文有关的部分才是重要的”。(28)关于第二特征，前述关于法律解释的概念折射出法律解释的价值目标在于探求或阐释法律意旨，而法律意旨则在于规范生活关系，规范的本身不是终局的，规范的终极意义在于通过适用实现其安全、正义的价值，而刑法适用离不开刑法解释，(29)因为每一个法条均需要解释，即使是不存在法律漏洞的法律，只是各个条文解释的难易程度不同而已。反过来，刑法适用为刑法解释提供了生存和发挥作用的平台和空间。
（三）刑法解释学独立品格的价值
刑法解释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三级学科，其学科价值不仅仅在于树立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和学科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在引导刑法学学科发展、刑法学研究导向等方面极具意义。
第一，推进刑法学的学科应用功能。刑法解释学作为刑法学的一个核心分支，旨在将静态的刑法学研究、刑事立法内容合法合理地转化为动态的刑法适用，而刑法学的目标同样是刑法适用，“法律应用体系的一个沉重工作是这样构成的，即更深入地发掘实在法的深层含义。然而，更重要的工作是这个系统所服务的第二项工作，即填补那或多或少地见之于每个实在法的空白”。(30)结论是刑法解释是刑法适用的核心，而刑法解释学则是刑法学的内核，刑法解释学促进刑法学整体应用功能的发挥。
第二，纠偏刑法学研究者醉心于抽象的理论法学，热衷于铸造恢宏的概念化法学架构，而忽视对刑法应用实效研究的倾向，改变对司法实践所提出的问题不屑一顾的做法。醉心于抽象的理念法学研究原因在于将规则视为法律的全部，法学研究的重心就是围绕如何将规则设定得尽善尽美，即使存在法律缺陷或漏洞时，旨在如何弥补立法缺陷或增补法律漏洞。但法律不是束之高阁的静物，其生命和价值在于适用，通过适用才能检验刑法理论的成就，发现理论研究的漏洞，为刑法学者提供研究的方向和目标。
第三，彰显刑法解释学价值判断的实践属性。刑法解释学的学科独立并不是否定之前的刑法解释现象或刑法解释行为的存在及其法律作用，而是在充分认识其注释式、机械、绝对的弊端基础上，倡导刑法解释学所应具有的、经由价值判断而产生的实践属性。经验性、注释性的刑法解释的弊端源自概念法学，体现为：一是独尊三段论逻辑方法，把它作为最终法律后果的实质推论过程，完全排斥了对法律和事实以外的一切因素的考量，给法律解释的预留空间很小；二是将法律具有完结性、将法律事实具有确定自明性作为理论前提，虽然也将法律区分为规范的法与裁判的法，并且后者是对前者的解释而获得的，但要求法律解释必须严格受制于法规文言的限定，而排除除此以外的一切实质的考量；三是将所有精力放在对作为大前提的法规的解释之上，而对于作为逻辑适用的小前提即法律事实认为可以对其做客观的认识，根本不考虑认定事实的困难和多样性，所以从未将对法律事实的解释作为解释的对象。而法律规范是社会利益的形式化，抛开法律规范所蕴含的实质内容而进行法律解释，不能正确认识法律和事实，难以做出公正、正义的判决。相反，“每一个法律体系都是有缺陷的、有空白的，因而要在现有法律规则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论得出令人满意的决定不总是可能的”，(31)这就需要解释者擅于发现法律规则的目的，通过合理的解释去平衡互相冲突的利益。刑法解释学的独立性旨在避免解释的机械性和狭隘性，旨在倡导包含价值判断的刑法解释的实践属性，其体现为“决定解释为何者的，乃是如下的价值判断：当下应该如何实现怎样的价值；当下应该来保护怎样的利益”，(32)在笔者看来，“怎样的价值”代表着国民的生活利益，是法的实质所在，也是法的目的所在，“目的是法律的创造者”，“法是国家权力通过外部强制手段所保证实现的最广义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总和”，而生活利益即法益则是权利的基础，刑法解释者在对法律文本或法律事实进行解释时，应当将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价值判断融入解释行为中，特别是在法益存在冲突时，刑法解释者“在掂量想到冲突的利益时，应当帮助那种更有理性基础并且更值得保护的利益”，(33)由此而得到的解释结论才能是全面的、合法的、合理的、正义的。这就是法律条文形式框架下的实质解释论，也是刑法解释学实践属性的一种诉求。
（四）刑法解释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刑法解释学以其独特的学科研究方法即解释方法、刑法解释权、刑法解释行为和刑法解释结论而形成独立的学科品格，同时刑法解释学亦属于较为典型的交叉学科。从法学范围来说，刑法解释学与法解释学存在着天然的学科关系，从广义刑法学的范围来说，刑法解释学作为刑法学的一个分支，其学科地位应属于三级学科系列，由此，它与理论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刑法史学等产生一定的学源关系。所以，厘清刑法解释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学缘关系，可以更加凸现其独立的学科品格。
就刑法解释学和法解释学的关系而言，应视为法解释学的部门法化。相对于其他解释学如文献解释学或神学解释学而言，法解释学具有的教义的目的及抽象指导功能，因而保有其独立的地位，其特殊性体现在具有明确的解释对象，明确的解释目的即法律适用，法解释学所谓“适用”概念，有其特定的涵义，指将解释的法律规范适用于待决案件事实，从而得出判决。因此，适用是法解释的目的。(34)特有的解释功能即弥补法律漏洞，立法目的支配法解释的走向。由是以观，刑法解释学是以法解释学为基础的，是法解释学的部门法化，理应体现法解释学的特质，所以刑法解释学的学科特征以法律文本或法律事实为解释对象，以合法合理法律适用为解释的目的，以弥补法律漏洞为解释的功能，以立法目的为解释的实质。
就刑法解释学与刑法学的其他三级学科的关系而言，可以看作是在广义刑法学统领下的学科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在此基础上刑法解释学应为核心和首要学科。依照上文的分析，广义刑法学包括刑法解释学、理论刑法学、刑法哲学、刑法史学和比较刑法学，在这一综合体中，刑法解释学集刑法规范、刑法理论和刑法适用于一身，所以它是刑法学的核心，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能更好地理解日本学者所主张的狭义刑法学就是刑法解释学的观点。从部门法解释学的发展流变看，部门法解释学在历史上与部门法是同义语，(35)在此意义上说，部门法解释学是微观的学问，是关于法律解释适用技术的学科，是以法律解释适用为研究对象的，也可称为刑法解释学方法论或刑法方法论。首先，刑法解释学必须以宏观的刑法学为理论基础，因为刑法解释涉及对法条目的观与价值观的判断，涉及从法条的规范目的中探寻其所要保护的法益。其次，刑法解释学必须运用中观的刑法史学、比较刑法学的相关内容如立法史，来把握刑法条文的可能文义以及界限。刑法解释不是单纯的解释行为，而是在综合运用理论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和刑法史学的结论所得出的释义，其终极目的是达致刑法正确的适用，而理论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和刑法史学虽关涉宏观或中观的刑法问题，但终极目标同样是当代刑法的正确适用。所以，理论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和刑法史学为刑法解释学的建立及其展开奠定了基础，为刑法解释结论的产出提供了历史性、现实性的素材支撑，其共同的目的是达致刑法的正义性、安定性和合目的性。
三、刑法解释学独立品格的展开
刑法解释，是为使刑法条文的规范内容明确化而基于体系整合性、目的合理性对条文的规范意义所做的解释。刑法解释学是指狭义刑法学，是指以解释实定法为己任，并根据解释而体系地认识刑法规范的意义为任务的学问。在此意义上说，刑法解释既是一种使刑事法律规范得以具体适用的一种方法，也是对刑事法律规范的规定性内容加以解说而得出的结论；而刑法解释学是指以刑法解释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刑事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并对解释内容和结论加以系统性、规律性研究的学科。可以说，学界与司法实务界对刑法解释关注过多，而对由此而形成的刑法解释学则关注过少，刑法解释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不仅仅是一种法律适用的路径，它更是一种体系、一种系统、一种学科，所以，才有学者主张狭义的刑法学就是刑法解释学。
（一）刑法解释学与刑法解释的关系
刑法解释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自身的研究体系和系统，有自身的研究对象和有特色的研究方法。特定的研究对象是刑法解释，而这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就是解释的方法，同时它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即刑法解释活动。所以，基于不同的视角，刑法解释既可以表现为一种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表现为被研究的学科对象，既可以表现为一种法律适用的活动，也可以体现为经过对法律文本的解释而得出的一种结论。而刑法解释学的目标就在于通过刑法解释的活动在法的形式即“正确之法”的衣钵下如何认识及实现正确之法。(36)而这一过程更多地是将法律正义体现在司法适用过程的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
刑法解释学是对刑法适用过程中刑法解释规律及其运用进行理论概括的科学，是阐释刑法规范和对阐释结论进行司法运用和验证的科学基础，是全面和正确理解刑法规范的必要手段，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刑法解释的理性发展是以刑法解释学的成熟和完善为前提的。
从刑法适用的角度看，刑法解释既是一种法律适用的路径，更是一种法律适用的方法；从刑法基础理论的角度看，刑法解释既是一种对法律适用的理论阐释，又是一种关于法律适用的理论提升。
所以，刑法解释学以关于刑法解释的内容、运用、方法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以刑法解释为中心而展开的刑法适用体系，而刑法解释是刑法解释学得以建立的独特的、重要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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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法解释学体系
对法学学科体系有两种认识，一是以法典为中心，按照法典编纂的体系设定学科体系；二是以法学理论及法律活动规律为依据而设定的学科体系。刑法学特别是刑法解释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所以应以第二标准设定学科体系。
刑法解释学体系，是指依据一定的原则、规则所构成的刑法解释学有机统一体。它有基础理论的预设，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明确的研究主体。从学科体系的结构上看，包括刑法解释学的基础论、刑法解释学的本体论、刑法解释学的适用论。
1、刑法解释学基础论
就刑法解释学基础论而言，是从宏观的角度就刑法解释学的外部条件或因素对其产生、适用所具有的影响。其主要内容包括影响、制约和衡平刑法解释学产生、发展、适用的基本理论，特别是指那些影响刑法解释行为的基本理念。
首先，刑法关怀为刑法解释奠定了人权保障的方向。刑法关怀是对人的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保护，它可以保护人的生命不受侵害，可以保护人的合法自由不被限定和剥夺，可以保护人的生活安宁不被侵扰，可以保护人的名誉不被玷污和诋毁。刑法关怀是指刑法对自然人、社会组织及社会所给予的刑法关注、刑法抵御和刑法保护，刑法解释应蕴含、体认刑法关怀，刑法关怀应统领、制约刑法解释，欠缺刑法关怀的刑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合法的但未必是合理的。从刑法关怀的维度审视我国现有的刑法解释，一方面在于把刑法关怀坚持到底，另一方面在于反思刑法解释的真正科学的定位，由此建立合法合理的刑法解释体系。
其次，罪刑法定原则为刑法解释设定了解释及其适用的界限。罪刑法定原则是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统一体，换句话说，罪刑法定原则是将实质合理性的内容即法律之目的及刑事政策的影响，严格限制在该刑事政策对于法律条文文字明示而确实表达的范围内，所以，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影响体现在：刑法解释的实质乃是时代精神、社会的需要，但何为社会需要，却没有统一的结论，实质上在社会需要的名义下，许多案件都可以用超越条文处罚的便宜方式加以解决。罪刑法定原则之所以成为制约原理，就在于它不管实际上社会的需要，使刑法解释受形式上条文框框的制约，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恣意发动，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价值在于：（1）罪刑法定原则的进化给刑法解释提供了空间。罪刑法定原则从绝对性的原则到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其本身是在进化过程中的。对刑法的解释乃至方法论的发展，赋予促进和引导作用的，就是罪刑法定原则，同时罪刑法定原则又赋予刑法解释的发展空间。（2）刑法条文文义清晰时，应以严格解释的方式体现罪刑法定原则。（3）刑法条文文义因概括性强，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刑法解释时，应选择适用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同时，刑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法的安定性。就一般意义而言，“法的安定性是指对同样的事态要适用同样的法律判断与评价，给予同样的法律后果”。(37)如果某个条文如刑法第232条“故意杀害他人的”，在文理上、体系上非常清楚的话，在法律适用时对条文内容保持忠诚就等于维护了法的安定性，但问题是条文意义往往是多义的，以作为的形式杀人、以不作为的形式杀人、直接性的杀人、间接性的杀人，在此情况下就需要通过对法律事实的解释来进行认定，特别是存在复数的刑法解释时，而刑法解释的真意就在于通过解释给予相同的社会关系以相同的规范待遇。所以含有价值判断的刑法解释不仅不会带来法的安定性的危机，而且在法条存在多意、歧义时它是维持法的安定性的良药。
再次，刑法谦抑理念为刑法解释奠定了限制、紧缩的理念。刑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恶害，“刑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恶。用之得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益；用之不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害。因此，对于刑法之可能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之，此乃用刑之道也。”(38)“一切法律所具有或通常应该具有的一般目的，是增长社会幸福的总和，而首先要尽可能排除每一种趋于减损这幸福的东西，亦即排除损害。然而所有惩罚都是损害，所有惩罚本身都是恶。”(39)“谦抑，是指缩减或者压缩。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40)由此，引导出刑法谦抑性的派生产品——刑法的紧缩性、补充性、经济性。(41)刑法谦抑性究其实质，无非是限制刑法的扩张，使其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其可通过刑法规制范围、刑罚处罚范围、处罚程度和非刑罚处罚方式的适用等方面加以体现。从务虚性的刑法谦抑性理念的倡导到具有务实性的刑法解释的推进、落实，是实现刑法的谦抑性，继而实现刑事法治，达致构建和谐社会的正途。就罪的谦抑性而言，刑法谦抑理念呼唤通过刑法解释行为而紧缩犯罪圈，以数额犯的规定为例，数额犯和情节犯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犯罪构成要素，我国刑法典在多个个罪的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中类型化地规定数额犯、后果犯、情节犯，作为构成犯罪的法定客观标准之一，刑法典本身没有明确规定数额及数额标准。基于我国目前刑法适用的司法需求，司法解释或相当于司法解释的文件却提纲起此重任，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了具体的起刑数额标准和相关情节，以此限缩犯罪圈。如刑法第389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1999年9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直接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立案标准》）规定：“涉嫌行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以立案：1、行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2、行贿数额不满1万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为谋取非法利益而行贿的；（2）向3人以上行贿的；（3）向党政领导、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行贿的；（4）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可以看出，刑法典本身并没有明确规定构成行贿罪的具体数额和情节，而《立案标准》则将法典中“财物”和情节量化为“1万元以上”及所列各种构成情节，此数额标准和具体情节使行贿罪的犯罪圈明显高于立法规定的范围。通过刑法解释所设定的犯罪圈范围既是一种利益衡量的结果，也是刑法解释的限制性机能的体现。
最后，刑事政策引导刑法解释在当下的基本走向。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及刑法解释紧密相联，刑事政策也是导引刑事立法方向、规范刑事司法运作、指引刑法解释结论的重要指针。进化的罪刑法定原则已给刑事政策预留了一片适用空间。在19世纪后半叶，罪刑法定主义就产生了新的进化，即刑法开始以刑事政策为其自身的内容。从国家理论的立场看，法律作为文化国的产物，应当更加有效地发挥国家的作用，这并不意味着罪刑法定主义丧失了传统意义，而是在传统的意义上赋予其更新的内涵。我们有必要认识刑事政策的崭新意义。过去，在旧派的刑法理论中是不存在刑事政策这一概念的，而与此相对应的新派刑法理论，却是以刑事政策为特色的。刑事法律规范在适用过程中必经由刑法解释亦是客观性的规律。人们对我国现有的刑法解释体系特别是有权解释体系微词颇多，但刑法解释特别是司法解释在刑法适用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而且，我国现有的有权刑法解释结论包括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刑事政策特别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引领。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于2002年《关于
2、刑法解释学的本体论
就刑法解释学的本体论而言，其主要内容是从微观角度就刑法解释学的内部结构成份所进行的阐释，是对刑法解释的一种解构，包括刑法解释的主体、立场、对象、类型、解释方法及解释方法的补足。
刑法解释的主体既是刑法解释权的实施者，又是刑法解释行为的践行者和刑法解释结论的给出者，无论刑法解释的法律效力如何，刑法解释主体必须具有责任意识、价值判断意识和实践意识，就责任意识而言，“解释者必须为其解释对社会负责，而且这种责任在他解释时就应该自觉意识到”；就价值判断意识而言，“解释应该从正面通过价值判断进行，至少在得出结论的根据上应该把价值的由来、与理论构成的考虑清楚地加以区分，并将它们都明确表达出来”。在进行利益衡量或者价值判断时，法律家并不具有什么特殊的权威，他们的权威仅在法律技术方面。因刑法解释的效力不同而不同，若不以刑法解释的效力为标准进行划分，刑法解释的主体包括立法解释的主体、司法解释的主体和学理解释的主体。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各种学术团体及个人都成为刑法解释的主体，这是无争的事实。
刑法解释的立场是要解决刑法解释主体在进行刑法解释行为时，对法律文本或法律事实所持的心理态度，解释立场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亲近或远离。其中存在采立法者的立法意图的主观解释立场，采解释者的解释意图的客观解释立场，抑或折衷的解释立场，(42)历来是有争议的。其实，在法律解释学中，存在一种称为“立法者意思解释”的立场，即强调法律解释必须探寻立法者的意图，“所谓立法就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对法律技术的使用，在这个目标里面含有理想或理念之类的东西，为了实现对社会关系朝着一个方向规范，或者使一定种类的纠纷在一定方向上得到解决，为了适用通过这种方式所制定出来的法律，解释就成了必要。这时重要的是要探寻制定法律的目的，亦即要明确立法者、起草者如何来规范怎样的社会问题，如何来解决怎样的纷争，如何来保护某种利益，又如何来抑制相反的利益，它们又建立在何种价值判断基础之上。因为不做这样的分析，就无法理解法律的旨趣”。(43)其实，无论何种观点都无法回避立法者意图的客观存在性，区别之处是在何种范围内承认并加以探寻。笔者认为，立法者意图是法律规范的生命，是法律规范的目的所在，即保护何种法益，法律解释者应永远尊重、遵循立法者制定的法律，“解释不过是寻找和发现立法者心中的含义，而不论这种含义多么含混不清和深藏不露，却还是被当作一种真实并可以确定的已有之物”，(44)所以在实施刑法解释行为时，对立法者的意图应当进行探询，特别是对于新近公布实施的刑法条文，应当采主观解释立场，相对地，对于公布时间较为久远的刑法条文，可例外地采客观解释立场，但应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界限。
刑法解释方法与刑法解释学的关系。可以肯定地说，解释方法是刑法解释学区别于其他学科并具有独立品格的标签，但解释方法已不同于概念法学所推崇的经院派式注释方法，注释方法的重任限于“对法律文本的枯燥无味的评注，而对于研究这些法系与社会需要相适合程度，没有丝毫的兴味”，(45)而是在理论思辨、历史回溯、比较研究、系统分析中寻找或接近立法者意图，所以刑法解释的方法可以概括为文义解释、系统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合宪性解释等方法。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法条是解释的基本素材，法律条文的正确意思只能从法条文字挖掘出来，因此文义解释是刑法解释的开端和界限，同时五种解释方法并不是彼此对立排斥的，而是可以交叉运用的。
刑法解释的对象包括对法律文本和法律事实的阐释。刑法解释不仅关注对法律文本的解读，对法律事实的解释也成为刑法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确保法律解释及其结论具有针对性和适用性，对法律事实的解释则更接近刑法解释的原貌。(46)以2008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为例。其第2条对1997年刑法第163条、第164条所规定的“其他单位”做出了如下解释“既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组织，也包括为组织体育赛事、文艺演出及其他正当活动而成立的组织、筹委会、工程承包队等非常设组织”，明晰了概括性用语的具体范围，指明了商业贿赂犯罪的单位主体除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这是一种典型的对法律文本的解释。法律事实是指在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的构成要件事实或其他影响量刑幅度的法定情节事实和酌定情节事实。如行为人盗采地下水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此案争议的焦点不在于地下水是否是刑法所规定的公私财物，因为我国刑法第91条、第92条以列举式的方式已对公私财物加以界定，按此地下水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共财物不成问题，存在疑问的是盗采地下水这一事实上升为法律事实后是否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此即为对法律事实的解释，正是因为存在对“盗采地下水”的不同解释，导致了不同的构罪结论，有的认为该行为构成盗窃罪，有的认为该行为构成非法采矿罪。纵观我国司法解释的内容，可以窥见是针对法律事实的一种解释，用以判断法律事实是否与某一构成要件相合致。(47)
3、刑法解释学的适用论
刑法解释学的适用论或涉及对刑法理论观点的解读，或涉及对具体个罪罪名、某一刑法条文的剖析，或涉及对不同类型的刑法解释评判，本文不做展开。
刑法解释学从微观的角度而言，是一种刑法解释适用的方法论体系；从宏观的角度而言，是广义刑法学范畴下的首要学科。倡导刑法解释学的学科独立品格，既不是学术上的哗众取宠，也不是一种学术偏颇，而是基于刑法学的学科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二重结合，基于刑法学的立法公正理念与具体案件事实相契合的追求，基于刑法的正义性、安定性和合目的性的终极目标的实现，而这些恰恰为刑法解释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开辟了所需要的生存空间和适用场域。同时，刑法解释学本身所具有的刑法解释权、刑法解释行为和刑法解释结论等特定逻辑要素为其学科独立提供了自身素材，彰显了学科独立的自洽性。于此，无视刑法解释学的学科独立性无异于降低了刑法学的学科应用价值，关注或提倡刑法解释学的学科独立性意味着复原和提升了刑法学的学科应用属性，折射着个案诉求合理、合法解决基础上的刑事法治发展。所以，关注、倡导和推进刑法解释学的学科独立应视为一种积极的学术追求。
注释: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⑵参见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学的现代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4页。
⑶孔庆平：《蔡枢衡的刑法思想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9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2页。
⑷参见[日]野村稔：《刑法总论》，全理其、何力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⑸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以下。
⑹刑事法学的上位概念是刑事学。以犯罪与犯罪行为人以及相关的问题为研究客体，而以有效犯罪与预防犯罪为其共同目的的各种不同学科，在学术上可以统称为刑事学。
⑺下文所使用的“刑法学”概念，若无特别说明，皆指广义刑法学。
⑻197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海》（中册）将学科做了如此解释，198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词典》对学科的解释与《辞海》类似，即（1）按照学术的性质而分成的门类，（2）教学的科目。为清理学科，国家技术监督局1992年11月1日批准，1993年7月1日实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以下简称国家标准）。
⑼1995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朗文现代英语词典》，将学科解释为“an area of knowledge such as history，chemistry，mathematics etc，that is studied at a uniVersity”；1997年由商务印书馆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牛津高级英汉词典》将其定义为“branch of knowledge：subject of instruction”，即知识的分支或教学科目。
⑽童之伟：《论宪法学新体系的基石范畴》，《法学评论》1998年第6期。
⑾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页。
⑿参见[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禄正平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⒀林维：《刑法解释的权力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
⒁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以下。
⒂参见[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51页。
⒃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
⒄林山田：《刑法通论》上册，台湾林山田发行2003年版，第128页。
⒅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其中由刑法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则是刑法上的利益。参见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以下。
⒆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页。
⒇同上书，第15页。
(21)这里的立法解释是指狭义范畴的，即不包括通过刑事立法上定义形式对法律条文中的特定用词所做的解释，如对“以上”、“公共财产”等的解释，这是典型的立法定义而不是立法解释。我国台湾学者认为，以立法定义而解释法律条文中的特定用语的做法，在学说上称为立法解释。参见前引⒄，林山田书，第141页。
(22)刑法的有权解释更趋向于刑法实务解释，实务解释为了追求个案判决均能符合法律规定的意旨，并使各级法院的判决对同类案件趋于一致而不是想到矛盾，所以倚重个案剖析后的带有一般指导意义的解释结论的产生，而学说解释在于将刑法当作一个整体性的法律规范，追求理论体系的完整与和谐，重视系统性的解释结论的产生。
(23)前引⑴，高铭暄等主编书，第1页。
(24)前引⑷，野村稔书，第7页。
(25)[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第167页。
(26)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27)转引自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以下。
(28)前引⒆，拉伦茨书，第15页。
(29)就刑事立法而言，刑法条文是具体犯罪事实的类型化、抽象化而刑事适用则是抽象条文具体化的过程，是判断某一刑事案件的具体犯罪事实是否与某一条文的规定相吻合，而依据该条文定罪科刑，这种解析特定犯罪行为的事实过程，以分析该事实是否涵盖在某一刑法条文的规范之中，而可以适用该不法构成要件来定罪科刑的判断过程，即刑法适用过程，在学说上可以称为包摄或涵摄。参见前引⒄，林山田书，第127页。
(30)[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页。
(31)前引⒁，张文显书，第130页以下。
(32)张利春：《日本民法中的利益衡量论》，载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
(33)前引(30)，卡多佐书，第45页。
(34)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以下。
(35)部门法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实定法及其法源进行整理并依一定逻辑顺序所构成的体系，即所谓法源论；另一方面是学者运用解释方法对判例事实或设例所提出的具体解释，即所谓解释论，也即方法论。后因方法论日益受到重视而成为独立的学问领域。参见上引，梁慧星书，序言。
(36)[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
(37)前引(32)，张利春文。
(38)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39)[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16页。
(40)前引(38)，陈兴良书，第353页。
(41)同上书，第390页。
(42)我国台湾林山田先生认为，客观主义解释立场既有使法律得以经由解释而随时代而进化的优势，亦有导致法律不稳定、危及刑法的保障功能的缺点，因此，刑法解释宜采主观与客观的折衷理论，即原则上采主观理念，对于刑法条文的解释仍应忠实地停留在立法者于立法时的标准原意；惟若有足够的理由证实立法当时的价值判断，显因时过而境迁，与现阶段的法律正义、社会情状与时代精神等不符合者，则应例外地采客观理论。参见前引⒄，林山田书，第133页。
(43)前引(32)，张利春文。
(44)前引(30)，卡多佐书，第4页。
(45)方孝岳编：《大陆近代法律思想小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关键词】 创新; 高校; 科研经费; 管理模式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知识与科技力量密集的高校已经成了科学研究的一条重要分支。高校承担的科研项目和筹措的科研经费均呈上升趋势，科研经费已成为学校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据相关数据显示，2007年科研经费支出已占高校年支出总数的30%以上。因此，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的管理不仅是科研工作的一个方面，更是高校财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现状分析
(一)科研经费管理政策过于宽松
目前，大多数高校对科研经费管理实行较为宽松的管理政策，有的高校仅在科研经费到账时学校提取10%-15%的科研管理费，剩余经费教师怎么使用一概不管;有的高校为了调动教师科研的积极性，以各种名义少提或者不提管理费;还有的高校对科研经费不进行成本核算，从事科研项目所用的水电费、仪器设备使用费、实验用材料费、办公费、差旅费、科研人员经费等均不计入科研成本，而从教育事业费中列支，造成很多教师认为经费的使用权在于自己，可以随意支配。存在着出国访问、邀请专家补贴支出过多、图书设备购置用途不明等现象。甚至将日常财务管理中不能报销的费用也纳入经费列支，挤占挪用科研经费将科研经费转为私有财产，致使科研经费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二)科研经费形成的资产管理不严
科研经费在经费管理上一直是以课题组为基本核算单位。科研经费购置的固定资产属于课题组，科研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大多由课题组负责人保管使用，在科研人员工作调动和岗位调离时，有的没有办理严格的资产交接手续，物随人走;有的将固定资产化整为零，管理上也就没有事业经费资产那么严格，从而造成科研设备重复购置、利用率低下、资产严重流失等浪费现象。此外，高校对科研项目形成的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版权、软件等自创的无形资产尚未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科研管理部门只对部分专利进行记载，没有对全部的无形资产进行管理，学校没有将科研成果、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入账管理，其价值的确认没有规范处理，造成浪费和流失。
(三)科研经费预算不规范
预算不准确、不科学，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获得预期成果所需的成本是目前高校科研经费管理预算存在的通病。由于各科研项目的不可预见性及复杂性，要编制准确、可行的项目预算，往往难度很大。项目负责人在编制预算时，主要凭经验估计，对项目的各项开支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纳入项目预算的支出与项目实际执行过程中的支出往往不符，导致计划与保障、监督与控制严重脱节，失去了预算的严密性与严肃性。
(四)科研经费决算不及时或已结题不结账
一直以来，高校科研项目存在不及时决算或项目已结题不结账的现象。有的科研项目已结题，但财务账面上一直保留着余额没有结清，科研经费长期挂账，由课题组甚至课题负责人随意支取。使得学校无法及时完成项目经费决算。尽管教育部和科技主管部门为此曾专门下发文件，力图纠正，但收效甚微。对已完成的科研项目，在验收时往往只注重技术和成果的验收，却很少顾及经费使用的绩效考评。
二、积极引进企业财务管理理念，创新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模式
(一)引进现代企业预算管理办法，建立科学的科研经费预算管理
科研经费预算的科学性程度如何，是影响科研经费管理有效性的前提性因素。一方面，加强科研经费的预算，应该在不同层次制定统一的科研经费预算管理制度，对预算编制管理工作提出具体的要求和建议，并制定可操作的预算程序及科研计划预算编制办法和说明。对科研经费预算的编制原则、编制要求、编制规程、预算的可执行度，以及建立相应的监督检查体系和约束机制等作出明确的规定。科研经费预算的编制，应坚持与科研目标相关、遵纪守法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将科研项目的科学性、新颖性和创新性，与可行性、实用性和在有限条件下达成目标的可能性相结合。严格掌握科研资金的流向，规范使用，并确保科研经费专款专用。另一方面，高校科研经费预算管理可以引进现代企业预算管理办法，即根据不同的预算项目，合理选择固定预算、弹性预算、滚动预算、零基预算、概率预算等方法编制科研项目预算，积极开展与行业先进水平、国际先进水平的对接。规范制定成本费用开支标准，严格控制成本费用开支范围和规模，加强成本水平的预算控制。高校应通过逐步建立和完善全额成本核算制度，确定项目管理费、人员经费、业务费等支出的合理水平。提取的项目管理费必须纳入学校预算统筹使用。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用于与课题研究相关的支出。
(二)引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强化科研经费运用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念
高校应针对当前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出一套适应不同性质研究工作要求的校内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在制度中明确规定科研经费的使用原则、使用范围、使用办法和审批手续等，让财务管理人员及科研人员在实际操作中有章可循。一方面，高校应根据国家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和相关财经法规，结合科研经费自身的特点，本着既灵活又规范的原则，不断完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另一方面，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可以将课题组作为一个实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可以引进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理念与方法，如成本性态分析、本量利分析、经营杠杆与固定杠杆的机制调节等。加强科研经费项目管理，防范财务风险，提高经费使用效益。以制度形式将资产保值增值能力、收益能力等指标为主的责任体系落实到课题主要负责人身上，确立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责任体系。
(三)引进企业权责发生制，实行科研经费成本核算体系
建立科学的科研经费核算体系不仅有利于有关科研经费财务管理规章制度的严格执行，更有利于科研项目过程管理的监控。以财政拨款为主的高校，将收付实现制作为会计核算基础，不需要进行相关成本核算。对科研项目而言，笔者认为，应引进企业的权责发生制原则，进行成本核算。这就是:以科研项目作为核算对象，以项目研究周期为成本计算期，将科研项目研制过程中消耗的费用进行归集和分配。坚持按权责发生制原则划清费用的承担期限、费用界限、受益对象。将费用支出划分成三大类:人员支出、业务支出、固定资产购建和大修理支出，采用三级明细核算，特别是对成本费用中一些特殊问题根据学校实际情况采用相应的解决办法。如人员工资(含科研人员工资、专门的科研管理人员的工资等)、资源使用费(含水电费、仪器设备使用费等)计入项目直接成本。这些费用较难准确计算，可以根据学校实际情况，确定项目经费比例计提以上费用，作为科研事业支出，报财务处冲减学校事业经费支出。增设应收合同款、合同预收款、应付账款、预提费用、应交税金等科目，全面反映收入、成本、费用及税金情况。确保科研项目成本核算的完整性、真实性，减轻学校事业经费的负担，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这对科研项目实行以项目为对象、全额预算、过程控制、成本核算的方式起到积极作用，改变以往仅仅是记账、算账、报账的状态。高校科研经费成本核算系统化建设，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建立全成本计算系统，及时提供成本信息，进行成本的预测、分析与评价;
2、建立全成本预算系统，发挥成本的预算控制职能;
3、建立全成本管理评价系统，发挥绩效评价的促进功能;
4、建立各责任成本目标预警系统，充分发挥成本指标的预警功能。
总之，建立科学严谨的成本管理机制和成本考核体系，对强化科研经费成本管理理念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引进企业对固定资产的核算方法，规范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管理
相对于企业而言，高校的会计理念和核算方法更注重费用性支出，缺乏对资本性支出的足够重视。高校的固定资产只核算账面原值，不计提折旧，通过提取修购基金来保证学校固定资产的更新与维护。笔者建议，对科研经费购置的固定资产应引进企业的核算方法，增设“累计折旧”总账科目，按期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人为降低了取得相应收入的成本，虚增了盈余，不能真正体现会计核算的配比原则。另外，把科研活动中购置固定资产的支出确认为资本性支出，这样才符合会计核算的权责发生制原则，保证科研经费核算的准确性。科研仪器设备购置应实行预算、申报、审批、购置、验收制度，并定期进行资产清查;当科研人员变动以及项目结题后，科研管理部门要及时进行资产清理，办理资产变更登记手续。高校还应加强对科研成果的管理和保护，除项目管理办法或项目合同另有规定外，科研成果推广应用、转化转让应由学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成果转化法》和《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执行。加强产学研合作，加速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五)引进企业绩效考核办法，建立科研经费绩效考核制度
绩效考核也称成绩或成果测评。绩效考核是企业为了实现生产经营目的，运用特定的标准和指标，采取科学的方法，对承担生产经营过程及结果的各级管理人员完成指定任务的工作实绩和由此带来的诸多效果作出价值判断的过程。科研经费的管理应引进企业绩效考核办法，逐步建立科研经费绩效考核制度，完善科研项目的绩效考评机制。根据科研经费管理活动的不同内容和方面，通过经费计划、经费供应、支出管理、经费结算、财经秩序和经费成果六项指标，对科研项目所取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进行考核和评价。同时将评价的结果作为今后申请科研项目经费的重要参考依据。
(六)加强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管理
针对目前高校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存在的结题不结账现象，高校应根据学校实际，制定校内科研经费结账管理办法，明确课题结账时间和结账经费的用途。科研项目结束或通过验收后，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应及时通知财务部门已结课题的有关信息，财务部门配合项目负责人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及时办理科研课题结账手续。逾期不办理的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总之，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相比企业财务管理有着自身的特点。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积极引入先进的企业财务管理理念，运用合作竞争的科学管理方法，在前期重视科研经费的论证决策;在过程中建立起系统、科学的财务监管模式;在后期对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益进行评价和考核，创建科研经费科学化管理的新模式已成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 李红宇、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有效性探究[J]、财会通讯，综合(中)2009(1):67-68、
关键词 科研行为 科研经费管理 科研项目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了对科学研究投入的力度，科研经费总量明显增加，国家科研管理改革也不断深入，进一步加强科研管理日趋紧迫。国家教育部于2012年12月相继出台了《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科研行为的意见》、《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加强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意见》以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的意见》，旨在调动和保护高校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维护高校科学研究秩序，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增强高校科研能力，促进教育科技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一、加强高校科研管理的动因
（一）近些年国家对科研的投入不断增大。
我国高校科学研究经费逐年增加，我国拥有大量的科研机构，大批的科技人才，投入了巨额的科研经费，2000年至2010年，我国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由46、7亿元增长至324亿元，增幅为594%，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由13、5亿元增长至95亿元，增幅为604%，高额的科研经费迫切需要有效的科研管理。
（二）高校科研管理存在大量问题。
随着我国高校科研经费投入的不断增加，我国高校科研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而且日趋严重，严重阻碍着我国高校科研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科研人员没有严格遵守财经法律法规，没有严格按照预算批复的支出范围和标准使用经费，违反规定转拨、转移科研经费，购买与科研活动无关的设备、材料，虚构项目支出，使用虚假票据套取科研经费，虚列、虚报、冒领科研科劳务费，用科研经费报销个人家庭消费支出，甚至用科研经费充实投资、办企业等违规经营活动，隐匿、私自转让、非法占有学校用科研经费形成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以及借科研协作之名将科研经费挪作他用。
（三）高校科研反贪、反腐的需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在2006年第一期简报中通报了20个虚假申报科研项目案例，其中约15个案例涉及高校，占总体案例的75%，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剽窃论文，还是申请项目弄虚作假，都旨在通过申请，获得相关部门的资助，从国家的口袋里“圈钱”。搞科研成了跑科研，科研人员将大量时间花在路上、餐桌上、酒店里，请客送礼家常便饭。现如今，因科研行为而导致的贪污、腐败案例也逐年增加，许多年轻有为的科研人员为了一己私利、短期利益而丧失了自己光明的未来。加强高校科研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高校行为。
（四）创造良好的科研秩序和环境，促进高校科研的健康有序发展。
科学研究是高校的重要职能，科研人员是科学发展的重要资源。长期以来，高校科研人员牢记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使命，立足岗位、敬业奉献，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和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做出重要贡献。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推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对高校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当前，在高校科研活动中学术失范行为较为严重、贪污、挪用科研经费案例时有发生。所以进一步规范高校科研的行为，加强高校科研经费和科研项目管理，维护科研秩序，是一项紧迫任务，也必将有力促进高校科研的健康有序发展，还高校科学研究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二、加强高校科研管理的关键
（一）首先要规范科研行为，建立健全高校科研管理的规章制度。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制度就搞不好高校科研。搞好高校科研的基础是建立健全高校科研管理的规章和制度。我国教育部及财政部为规范我国高校科研管理工作，于2012年及时出台了《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科研行为的意见》、《教育部及财政部关于加强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意见》以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的意见》等一系列法规，它们是我国高校科研管理工作的行动指南和白皮书，各高校要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学习和仔细研读，领会国家科研法规的精髓，结合高校的具体情况和实践出台高校内部的科研管理制度，做到宏观和微观的有效结合，让高校科研管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二）明确责任主体，追究主体责任。
高校要建立责任分级管理体制，强化学校主体责任，明确院系监管责任以及落实项目负责人直接责任。学校是科研管理的责任主体，校长对学校科研管理承担领导责任，学校要建立健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责任到人”的科研管理体制。而学院、系、所和国家认定的校内各类研究机构，是科研活动的基层管理单位，对本单位科研经费使用承担监管责任。科研项目负责人是科研经费使用的直接责任人，对经费使用的合规性、合理性、真实性和相关性承担法律责任。在明确责任的同时一定要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谁的责任谁负责。
（三）建立组织严密，层次结构分明的高校科研管理体系。
搞好科研管理工作不是靠一个单位或是部门就能搞好的，高校科研管理是一项政策性、系统性很强的工作，学校要统筹领导，相关部门分工负责，形成多部门协同、分级管理的机制。现阶段高校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责任到人”的科研经费管理体制。
具体说就是学校首先成立科研管理机构，如科技部门对高校的科研项目进行科学管理，提供项目全过程指导服务，建立涵盖立项申报、项目实施、预算执行、结题验收、成果保护及推广应用的全方位科研咨询服务体系，指导科研人员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开展科研活动、依照预算合理使用经费、确保科研项目执行进度，逐步建立和完善科研管理分级、分类的常态化宣传培训制度，使科研人员熟悉掌握科研管理的相关政策规定。
其次，由高校财务部门对高校所有科研经费进行日常核算和管理。培养专业的财务、科研管理人员，完善科研信息系统，规范预算管理，提高预算编制质量，强化统一管理，严格科研经费支出，健全管理机制，完善绩效管理办法以及加强监督检查，落实追究制度。在科研管理任务重、科研经费规模大的高校，可以在财务部门或科研部门内部统一设置科研经费管理服务机构。负责协助、指导项目申请人合理编制经费预算、对已批复或签订合同的项目提供从到款通知到具体项目经费分配、预算执行进度通报、经费使用建议、预算调整、决算编制、外部沟通协调等全过程服务，会同学校有关部门做好政策咨询、业务培训、科研合同管理、技术市场登记、税费减免等相关工作。
再者，各个学院应设立科研干事或是科研秘书、配合学校科技部和财务部门搞好学院的科研管理工作。他们应该十分熟悉科研法律法规和政策。一方面做好和科技部、财务部的沟通工作，在科技部门、财务部门及学院科研工作中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科技和财务部门咨询，另一面做好学院日常的科研管理工作。
最后，学校各个职能部门如人事、资产、档案、纪检监察和审计等职能部门通力合作，配合完成高校科研管理和监督工作。
建立组织严密，层次结构分明的高校科研管理体系是搞好科研管理的根本。
（四）加强宣传、注重工作人员学习和培训。
加强宣传、注重工作人员的学习和培训是搞好科研工作的基础。高校要根据实际需要，配备专业的财务、科研管理人员，充实科研管理服务力量。引导院系和有条件的项目负责人根据需要聘用科研秘书，协助完成项目经费预算执行过程中的相关工作。学校财务部门要会同科研管理部门加强对项目负责人和科研秘书等人员的政策宣传和业务培训，加强科研人员职业素养和诚信教育，不断提高科研人员思想政治素养和业务素质，强化遵纪守法、廉洁自律意识。
（五）规范科研经费的核算。
首先要加强科研经费统一管理，纵向科研经费和横向科研经费应当全部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按照相关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委托方或是科研合同的要求合理使用。涉及国有资产（包括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使用和处置管理，应按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办理手续，不得以任何方式隐匿、私自转让、非法占有国有资产或利用国有资产谋取私利。
重点规范经费支出管理。高校要完善科研经费支出审核制度，严格票据审核，必要时应要求项目负责人提供明细单等有效证明，杜绝虚假票据。建立银行卡支付制度，依据有关规定发放给个人的劳务性费用，严格审核发放人员资格、标准，一律通过个人银行卡发放，以零现金方式支付。严格执行国家政府采购制度的规定，购买货物、工程或服务的支出，必须通过法定的采购方式、方法和程序来进行。
严格外拨经费审核。科研项目的外拨经费支出应当以合作（外协）项目合同为依据，按照合同约定的外拨经费额度、拨付方式、开户银行和账号等条款办理。合作（外协）单位是公司、企业的，应提供收款单位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资质证书等相关资料。合作（外协）单位是高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等公益性组织的，应提供收款单位组织机构代码等相关资料。项目负责人应对合作（外协）业务的真实性、相关性负责。严防科研经费被转移、挪用、套取和私吞。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性。
严禁违规使用经费。高校科研人员应严格按照预算批复或合同（任务书）的支出范围和标准使用经费，严禁以任何方式挪用、侵占、骗取科研经费；严禁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预算；严禁违规将科研经费转拨、转移到利益相关的单位或个人；严禁购买与科研项目无关设备、材料；严禁虚构经济业务、使用虚假票据套取科研经费；严禁在科研经费中报销个人家庭消费支出；严禁虚列、伪造名单，虚报冒领科研劳务性费用；严禁借科研协作之名，将科研经费挪作它用；严禁设立“小金库”。在日常核算中将违法违纪可能发生的事项都尽可能扼杀在摇篮中，保持科研工作的纯粹性和科学性。
（六）严格预算管理和控制。
项目单位应主动组织项目申请人根据科研活动的特点和实际需要，按照政策相符性、目标相关性和经济合理性的原则以及项目立项单位的要求，科学、合理、真实地编制科研经费预算。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应加强对预算编制工作的协助和指导，使科研经费预算编制更加科学、合理。要进一步规范预算调整程序。项目负责人应严格按批准的预算执行，不得任意超过预算，保持预算的严肃性。项目预算一经批复，原则上不予调整，确需调整并符合国家规定调整范围的，应当履行相关程序，保持预算的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
（七）加强监督检查。
加强监督检查是高校科研工作的有力保证。要建立健全监督检查机制，健全包括审计、检查、财政、科技等部门，主管部门和社会中介机构在内的科研监督体系，建立科研项目的财务审计与财务验收制度。高校要将科研经费使用管理纳入内部审计部门的重点审计范围，对全部科研项目实施抽查审计，对重大、重点科研项目开展全过程跟踪审计。要将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检查有效结合，要将内部审计监察和外部审计检查有机结合，保证我国高校科研事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中图法》 科学分类 目录学 目录 类目设置
[分类号]G254、12
1前言
科学分类在文献分类法中的应用，主要是指分类法的建立要以科学分类为基础，让分类体系在最大程度上体现出各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及其相互问的关系。用该体系组织文献，文献排列能体现科学知识的系统性与发展性；用于文献检索，能提供一种按学科来检索文献的有效途径。但是，类分文献是与具体的出版作品发生关系，需注意科学分类与文献分类的区别。因此，建立分类体系时还应考虑文献分类的特点和需要。在编制分类法时，是侧重以科学分类为基础，还是强调文献分类与科学分类的区别?笔者认为，文献是各门科学知识的载体，文献分类实为科学成品的分类，文献分类法首先应把以科学分类为基础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不能舍本逐末地只注意文献分类的特点而忽视了科学分类。忽视科学分类，易引导我们只追求枝枝叶叶的问题，如某些文献的形式上的特征如何处理等，而不去研究分类法呈现的各学科体系的全面性，最终将影响到对各门学科研究范围及其相互关系的掌握，而这些正是我们研究文献分类的出发点。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以下简称《中图法》)的5个版本对目录学类列都设立了三个概括性类目，依次为总论性类目“G257目录学”、理论方法性类目“G257、2书目编制法”和专论性类目“G257、3专科目录学”。在对后两子目进一步划分并扩缩细目时充分表达出了这两部分知识的内涵与外延，基本遵循了立类的文献保证原则和发展原则。但对目录学研究内容――目录文摘索引著作(以下简称目录著作)却既不设子目，更无注释说明，而是远远地分立在Z88中。这是片面强调科学分类与文献分类的区别，追求目录著作表面上特征的结果。该目录学类列没有全面揭示出目录学学科的研究范围，从中无法鸟瞰目录学文献的全貌，严重影响到整个目录学界对于“目录学是致用之学”的恪守。应把目录学与目录著作类目合一，既体现出体系分类法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的基本原则，贯彻从理论到实践的类目划分原则，呈现目录学及其子目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完整的目录学学科的概念等级分类体系，又可以此作为解决目录学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的突破口，还目录学学科体系一个正常建设和发展的环境。
2《中图法》5个版本对目录学类列的设置情况
《中图法》5个版本对目录学类列的设置框架基本稳定，一直保持由传统的“论、史、法”和新的由普通目录学与专科目录学组成的体系，设G257、G257、2、G257、33个概括性类目，区别主要是对G257、2与G257、3及其子目的扩和缩。扩缩措施有：①改类下注释为细目，同时对收缩细目加注，以增加三个概括性类目细分程度。如G257、2，1-2版为概括性单一类目，3-4版其下增三个细目，5版又缩为单一类目，但加注；G257、3，1-2版为单目，3版其下扩8个同位子目，4版把它们改为8个两级类目组，5版收为2个同位子目，加注。②扩大类名的包容性。如3-5版将1-2版G257、2的“各类型书目的编制与使用”改为“书目编制法”，5版将3-4版G257、33的“社会科学目录学”改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目录学”。③适当增删类目。如2-5版删1版的“G257-09”，3版增G257、5，4-5版删，改为交替类目。
3G257类列扩缩原因
分类法是通过科学分类体系所序列的类目来容纳大量的文献而成为文献整序的工具。为此，在类目的设置上，一方面要围绕“学科”与“体系”完整而推出庞大的类系、类列，通过扩张类目数量体现学科体系的完整性；另一方面设类必须以具有一定数量的相关文献为基础，文献保证不够充分且能够预见其生命力不够强大的类目应及时予以归并或删除。这也就是目录学类列时扩时缩的原因。下面以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和武汉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武大图)书目数据库内的目录学图书标引频率的统计数据为例进行说明。其中，统计仅涉及传统图书标引部分，以“G257*”检索《中图法》分类号字段，获取数据(下面各表中若数字后标“*”，则为国图，标有“+”，则为武大图)，去重后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两馆藏书除目录学总论G257外，用G257、2和G257、3类组标引的书都不多。国图用G257、2类组10次，武大图仅用G257、2类组6次。其次是G257、3类组，国图用了137次，武大图用了77次；3版《中图法》新立、4版保留的G257、37，两馆一直滞用；G257、31和G257、39的使用频率为个位数，其余6目，如社会科学目录学、文艺目录学、史学目录学、科学技术目录学等使用也都在30次以下(具体见表1)。《中图法》3-4版增扩类目的文献保证不够充分。
再看增扩类目标引初版书情况。G257、2类组下，国图用G257、2标引的有2种，出版于1977和1978年；用G257、21、G257、22、G257、23标引的各有1种，分别出版于1933、1957和1994年。武大图用G257、2标引的有4种，分别出版于1975、1977、1982和2011年，其下子目滞用。《中图法》的2版和3版，皆设单目G257、2，下加注，应够用。从统计数据看，20世纪70-80年代，这部分在大陆并没有大量新文献出现。但1990年版却加细G257、2，将类下注扩成3个正式子目编列。1999年版维持该设置，但直到2010年，该类组4个类号在两馆皆滞用。所以，2010年版缩3个细目，改为类下注，仅设G257、2单目。而G257、3类组自《中图法》1980年版起标引文献量大增，两馆馆藏量都达两位数(见表2)。1990年版扩类成一个完整的专科目录学学科体系。但随后除G257、33、G257、34、G257、35、G257、38以外，4个子目的新书增长进入缓慢期，甚至还有空置类目(国图有2个，武大图有5个)。该类组标引新书量在1999年版时为最多，但增量仍不理想。2010年版重新构建了一个含三个类目两级结构的专科目录学类组――专科目录学下仅列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目录学和科学、技术目录学两子目，删除的类目概念保留在子目下作注。
1990年版开始扩G257、2与G257、3子目，可能当时正处于我国图书馆学复兴的高潮期，目录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和专科目录学学科体系的构建都处于动态之中，预想将迎来一个发展高潮，在没破坏原类组体系的情况下增强了类表份量，这是符合立类的发展原则的。
但随后由于种种原因，记录这些领域发展的文献并未大量涌现，2010年版适当控制了类目的深度，改正了类目穷尽列举的方式。如此修订，既遵循了立类的发展原则，也为以后修订扩充准备了条件。
4《中图法》应合并目录学与目录著作类目
分类法中目录学著作与目录著作，是集中列类，还是分散各处?大部分分类专家及其所编分类法对此是作集中处理的。如刘国均《中国图书分类法》，依次序列目录学及其相关学科、书目索引三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把目录学与书目、索引一并列入综合性图书类。DDC把目录学与书目索引一并列入综合性学科。但《中图法》却把目录学归于图书馆学，目录著作归入综合性图书类。脱胎于1957年颁布的《中小型图书馆分类表草案》的《中图法》1版，在部类设置上完全沿袭了其“综合性图书”，并继续把目录著作按编辑体例归入其下为大类。在修订2版时曾出现“是否增设综合性学科大类”的大讨论，有学者提出“目录是目录学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图书，应人目录学”，赞成者众多，但当时《中图法》已被选作为国家图书分类标准，为保持原分类法体系的完整，保证图书馆分编工作的便利，对其修订“不作大动”，最终放弃改编，后续各版只有照旧。现在，应是合并目录学与目录著作的时候了。
4、1合并理由
4、1、1体现体系分类法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的基本原则，展现目录学类文献的全貌
目录学类列设子目G257、2和G257、3，依文献分类法的分类体系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的基本原则来理解，目录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书目编制和专科目录学，也是目录学的全部文献。这与公认的目录学学科体系是有区别的，会误导人们对目录学学科文献的掌握。目录著作虽是综合性图书，但同时更是目录学的研究内容。在目录学专业范围内，不管是从事科研还是教学、管理、服务等活动，都无法避开目录著作。正是借助于目录著作，古典目录学才得以建立，而现代目录学的发展更不能离开目录著作。因此，把目录学与目录著作分割于两大类，既不能体现体系分类法按学科或专业集中地、系统地揭示文献内容的功能，在实际应用中，也不免有“辨体而不辨义”的缺憾。
4、1、2符合分类法从理论到实践的类目划分的原则
任何学科的类目在进一步划分时，通常都会将子目分为两部分，一是总论性或理论方法性类目，二是专论性或具体问题(事物)类目。《中图法》目录学类列，G257是总论性类目，所分两子目为G257、2和G257、3、前者为理论方法性类目，后者看似属于专论性类目，但实为目录学分支学科体系的概括性类目，可容纳各专科目录学总论性文献。该类列缺少第二部分子目――具体事物类目。若把“Z88目录、文摘、索引”移作第二部分子目，与G257、2和G257、3为并列的概括性类目，才是一个严密的目录学学科的概念等级分类体系，才能显示出目录学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目录学与其子目的设置也才真正贯彻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划分原则。
4、1、3《中图法》若把二者合一，则标志着率先把多年来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问题由认识上升为行动，是目录学发展的新动力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目录学研究者认识到我国目录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但未付诸行动。若《中图法》把目录学与目录著作合一，在一定程上就会拓宽研究者和读者对目录学的认识和研究思路，视野不再只限于理论、历史与方法等，更多地会落在具体书目上。尤其对于研究者而言，这会促使他们参与具体传统目录的编制、宣传、揭示、评价，去充分说明书目的社会效益，让书目编制的科学性在社会文化环境中得以分析和检验。对于来势凶猛的新型电子目录，研究者也就会积极关注，自觉更新知识和技术面，甚至直接参与。重要的是这将会完善目录学的教学内容，重新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目录学教学框架――课堂上将不再是一味地向学生灌输理论，而增加了具体目录的研读、网络目录的分析和评判。课下也会有编制各种类型目录的实习，使学生能系统掌握不同目录编制的程序和规范。有如此多样的实践内容等待总结和概括，何愁目录学理论不能发展和壮大?这才是建立“致用之学”的目录学的必由之路。
4、2合并设想
具体合并之策可借鉴文学大类的设置。文学文献中同样存在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和文学作品两种类型，《中图法》把前者(包括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等)依著作内容归类；后者按体裁归类，且列在前者之后。可以仿照这一方法，前置普通目录学、目录学基础理论、目录学史、书目编制法、专科目录学，后列综合性目录著作。专科性目录著作，依《中图法》传统方法，按其学科属性归入各类或选择组配。目录及目录工作的自动化与数字化列于目录著作之后。下面仅是大纲，以供参考。
G257……
G257、2……
G257、3……
G257、39……
G257、4目录、文摘、索引
综合性目录、文摘、索引入G257、41／G257、5以下各类。专科性宜入有关各类，如愿集中于此，可用组配编号法(G257、41／47对应于《中图法》中的Z81／87，略)。
G257、48电子目录、网络目录
电子目录、网络资源目录、书目数据库以及搜索引擎等入此。
参见G254、92。
关键词：独立学院 收付实现制 权责发生制
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新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提出在成本费用、资产管理等方面适度引入权责发生制。我国高校，包括独立学院的会计核算基础正面临着由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改革。独立学院一直以来实行的收付实现制存在的缺陷主要集中在高校学费收入的确认、固定资产是否计提折旧、租金的核算及水电费的核算等方面。基于此，本文试用权责发生制对这些会计业务进行会计处理，以便更真实、准确、科学的反映独立学院的财务状况，也为高校财务制度实施细则的制定提供参考性建议。
一、独立学院实行权责发生制的政策依据
独立学院是依托现有普通高校，引进社会资金投资，以新的机制创办的一种新型办学形式。一方面它依托于国有普通高校，充分地运用其优质办学资源；另一方面它又以民间资金为其主要的资金来源，运用民办学校的管理和运行机制，拥有独立的校园、独立的财务、独立的法人资格，独立颁发学历证书。因此，它具有“民”、“独”、“ 优”三个特征。其中“独”，就是强调独立学院在法律和制度上的独立地位，在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上改革创新。目前独立学院的会计核算大都是执行事业单位财务制度和参照现行的高校财务制度。
2012年4月1日，财政部颁发了《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为了使高校财务管理与新《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相适应，财政部会同教育部对《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进行了修订，并于2012年12月印发了新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财教[2012]488号），自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的高校财务制度相比1997年开始实施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进行了较多的改革与创新，提出在成本费用、资产管理等方面适度引入权责发生制。这一规定为独立学院的会计核算基础由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改革奠定了法律基础。
二、权责发生制在独立学院经济业务中的具体应用
（一）独立学院学费收入的确认
1、收付实现制下收入的确认。独立学院的收入来源主要来自于学生的学费。在收付实现制下，当前独立学院学费收入的会计核算反映的仅仅是实际收到的学费收入，而对应收学费总额和学生欠费金额未进行核算及反映，应收学费总额和学生欠费情况只能通过备查簿或学生缴费系统另行查询。由于应收未收的学费不予以反映，容易形成资金管理的漏洞，也给学校催费工作带来影响，导致资产负债表中所反映的债权性资产信息不真实。
2、权责发生制下收入的确认。独立学院实行权责发生制原则核算收费，可以动态管理缴费情况。对于学生收费的核算可以采取以下核算步骤：（1）根据本年度注册报到（第一学期）学生统计表编制本年度应收学费、住宿费时，借记“应收学费/应收住宿费”科目，贷记“事业收入”科目。（2）实际收到学生缴费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应收学费/应收住宿费”科目。（3）发生学费、住宿费标准变动以及学生转学、退学、休学、复学时，应分不同情况作相应调整，学费、住宿费增加时，借记“应收学费/应收住宿费”科目，贷记“事业收入”科目；学费、住宿费减少时，借记“应收学费（红字）/应收住宿费（红字）”科目，贷记“事业收入（红字）”科目。（4）独立学院学费收入无需上缴上级财政，但需上缴给母体学校的联合办学管理费，在交纳管理费时，借记“其他费用――上缴管理费”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同时，借记“事业支出”科目，贷记“其他费用――上缴管理费用”科目。
在实际工作中，可以按学生班级在“应收学费”、“应收住宿费”下设置明细科目，以便更加准确客观地反映各类别学生实际缴费情况，以利于学院加强对欠费情况的监控。
（二）独立学院固定资产的处理
1、收付实现制下固定资产的核算。在以收付实现制为核算基础的会计核算方式下，独立学院的固定资产以购入时的成本价值入账，直接列入当期支出，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对于所发生的有形和无形的损耗都不计提折旧。财务报表中的固定资产数据无法反映固定资产的新旧程度，导致固定资产使用期内成本被低估，而固定资产账面价值虚高，无法真实反映高校实际拥有的固定资产状况，影响了会计信息的质量。同时，高校固定资产的核算也不计提减值准备，极易导致虚增资产，不能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的实现。
2、权责发生制下固定资产的核算。（1）取得固定资产，发生有关支出时，借记“事业支出”科目，贷记“应付账款”或“银行存款”科目，同时，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固定基金”科目。根据新高校财务制度“高等学校应当对固定资产采用年限平均法或工作量法计提折旧”。学校可以根据各项固定资产的特点、使用情况及不同的管理要求，确定各种固定资产折旧的计提方法。同时，增设“累计折旧”科目，作为固定资产的备抵科目，以反映学院固定资产因损耗而发生的价值损失。计提折旧时，借记“其他费用――折旧费”科目，贷记“累计折旧”科目，期末，将“其他费用――折旧费”与“固定基金”对冲，借记“固定基金”科目，贷记“其他费用――折旧费”科目。
3、定期评估固定资产价值，必要时计提减值准备。每年年末，对重要的固定资产进行价值评估，当发现固定资产价值下跌时，应计提减值准备，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贷记“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科目。
4、参照企业做法，合理处置高校固定资产，设置“固定资产清理”科目对固定资产出售、毁损进行核算，并结转清理净损益。结转固定资产净值时，借记“固定资产清理”、“累计折旧”、“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等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科目，收到出售价款或残值收入时，借记“银行存款（库存现金）”科目，贷记“固定资产清理”，最后结转处置净损益，借或贷记“固定资产清理”科目，贷或借记“事业支出”科目。
（三）独立学院租金收入的处理
1、收付实现制下租金收入的核算。独立学院对出租的一些校内商店、食堂等没有实行严格的管理，往往在收到租金时才确认为“其他收入”，对一些拖欠租金的客户也没有进行及时的催缴，没有做到收入与费用的配比。
2、权责发生制下租金收入的核算。租金收入由于受租赁合同的法律保护实为无风险收入，独立学院实行权责发生制核算店面租金收入，并设置“应收租金”会计科目对租金的收缴情况采用跟踪监督核算，按以下步骤进行核算：期初，根据租赁合同核定该月租金收入，借记“应收租金”科目，贷记“其他收入――租金收入”科目；期间，收到租金时，借记“库存现金（或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应收租金”科目；期末，“应收租金”账户的借方余额即为当月未收欠交租金金额；若为贷方余额则反映预收租金金额。
在权责发生制核算下，既能准确及时地核算本月应计入当月收益的应收租金收入，又能反映并监督本月租金的拖欠情况，促成租金的及时收缴，维护合同的合法权益。
（四）实行权责发生制核算水电费，减少浪费
1、收付实现制下的会计核算。在收付实现制下，大部分独立学院的水电费没有按照使用部门及其用途单独核算，其核算流程比较简单，一般分两步：学校向自来水公司和供电部门缴纳水电费时，借记“事业支出――水电费”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收到教师、学生和学校店面、食堂交来的水电费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事业支出――水电费”科目。
2、权责发生制下的会计核算建议。独立学院水电费可以按照用水用电部门及其用途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为教学用水电，即为教学、办公、图书、试验等用水电，计入教学成本；第二大类非教学用水电，即为经营用水电及其他用水电。经营用水电为学校店面用电，其他用水电含学校食堂、工地及各类临时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用水电等；第三大类为代收代交水电，即为教师住户和学生宿舍用水电，这部分水电主要由学校代交，教师的水电费在每月的工资中扣回，学生水电费大多为IC卡管理，即先按规定的价格购水、购电充入其IC卡表中，据此消费。因此，在权责发生制下独立学院的水电费的核算可以实行分类核算，具体核算程序为：期末，根据用水电部门及其用途归集水电费，借记“教育费用/管理费用/在建工程”、“其他应收（付）款――教师住户/学生水电费/食堂、店面水电费”等科目，贷记“应付账款”科目，同时，借记“事业支出――水电费”科目，贷记“教育费用/管理费用/在建工程等”科目。支付水电费时，借记“应付账款”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收到学生、食堂、店面及从教师工资中扣除相应水电费时，借记“银行存款”、“应付职工薪酬――工资”等科目，贷记“其他应收（付）款――教师住户/学生水电费/食堂、店面水电费”科目。
对独立学院的水电费实行分类核算，可以很清晰地反映各类用户的水电费的开支、收缴情况及欠款情况，通过各费用账户的发生额，各类用水电部门可以对比分析每月的水电使用情况，从而加强水电管理人员的责任心，合理节约教育成本，使财务真正起到对水电的账务管理作用。
三、小结及展望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将权责发生制引入独立学院财务核算不但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加强预算约束力，而且有利于教学成本的管理和绩效考核。在成本费用和资产管理中引入权责发生制已成为高校财务核算的发展趋势，也有待于实务界和理论界进一步的研究。同时，权责发生制相比收付实现制，其核算过程比较复杂，权责发生制能否在独立学院顺利推广还需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及进一步的政策保证。J
参考文献：
1、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财务制度》的通知、财教[2012]488号、
2、刘家瑛、高校财务的权责发生制应用思考[J]、会计之友，2012，（2上）、
3、卢英、权责发生制在独立学院会计核算中的应用[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3）、
一、科学立法的概念
关于科学立法，目前较多的认识是：遵循客观规律。但对如何发现规律、发现何种规律、又如何遵循规律方面并没有深入表述。应用于实践，显然原则性较强而操作性不够。这就要求我们对科学立法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考察，以增强其对立法实践的指导作用。
笔者认为认识“科学立法”首先要考察何为“科学”。“科学”概念是一个观念的复合体。就最一般的含义来讲，科学是一种理念，强调理性、客观、经验；就中观层面来讲，科学标志着专业化的分科和知识积累，其实质是近代自然科学影响下的知识生产分类体系和生产方式；就最狭义的概念来讲，科学就是自然科学。对应科学概念的不同层次，科学立法实际上也有多层含义。首先，科学立法是一种立法理念，比如立法要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其次，科学立法是一种立法制度，其实质是专业化、规范化的知识积累。比如制订五年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制度，就是一种经验的升华。最后，在工具方法意义上，科学立法体现为立法技术手段的运用，特别是体例和语言的规范化。由此可见，认识科学立法首先要认识到科学立法的多层次性。
二、科学立法的层次和内容
（一）科学的立法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指南，实现科学立法的前提是立法理念、指导思想的科学合理，唯有此，才能保证科学立法。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一系列立法理念的创新和发展密不可分。正是理念上的深入探讨、勇于突破，才为立法工作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宝贵的发展机遇。
1、立法要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立法是人们在自觉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将客观规律及其要求以行为规则反映和表达出来的一种形式。因此，立法必须从现实的客观需要和可能出发，正确反映社会的公共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所以能够形成，其关键就在于始终坚持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总结其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其提供良好的法制保障。在现阶段，要做到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就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历史阶段上，准确认识时代特点和阶段特征，做到立法与改革决策同步，使立法工作更加自觉、主动地回应新时期新阶段提出的新课题、新要求，为科学发展、经济转型、民生改善提供有力保障。近期来看，主要是在继续经济领域立法的同时，加强社会领域立法，为改革深入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2、坚持公平正义，协调平衡各方利益。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重新分配社会利益的重要工具，其目的就是达到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而要达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一是要为各方利益提供合理的诉求渠道，在立法过程中准确客观反映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二是在协调利益关系中必须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本质所决定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立法机关作为公权力机关，不存在自身的特殊利益，公平对待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是立法工作必须秉承的原则。
3、规范行政行为，推动政府转变职能。加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建设法治政府，是我国深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政府行为是依公权力而产生，而公权力的产生最终依靠法律的规定。因此，通过立法规范政府行为，对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进而建设法治政府有着根本意义。体现在立法过程中，就要既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权力，又要注意对权力的行使加以制约，防止行政部门在立法中不恰当的扩张权力。具体而言，对限制性权力的设定要依法、严格、有据。在赋予行政机关权力的同时，注意对相关程序性规定和时限要求的设定，明确行政机关不作为的责任，以达到权力和责任的平衡，从根本上维护好公民和法人的权利。
（二）科学的立法制度
制度是特定主体或者行为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只有具备必要的制度建设，将相关做法经验上升为规范，立法工作才称得上具备科学化的基础。以下即从立法工作全流程出发对相关制度规范进行研究。
1、五年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的编制。面对有限的立法资源和不断上升的立法需求，加强立法规划，调控立法布局，从源头提高立法效率是科学立法的重要方面。确立立法规划，首先要围绕大局，确定重点，避免重复立法、分散立法、激情立法。其次，要注意立法规划的动态建设。体现在制度设计上，规划项目可分设正式项目和预备项目，两类项目之间根据形势变化和条件成熟情况，有制度化渠道可供相互转化。最后，要保证规划编制过程的公开性，广泛吸收社会意见，最充分的反映社会需求和关注热点。
2、立、改、废的常态化。法律的稳定性与调整对象的变动性之间存在永恒的矛盾。因此，法律体系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体现在立法工作中，就是立、改、废并举，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立法工作本身逻辑使然。由于历史原因，过去我国立法是以“立”为主，着重填补法律体系的空白。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以提高法律质量、解决法律滞后性问题为目的的“改”和“废”就必然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地方人大要充分认识到，地方性法规解决的问题更具体、时段性更强，且受上位法变动影响最大，因此法规清理的任务就更重、时效要求就更高。
3、立项论证。法规立项论证是近年人大改进立法工作，加强源头控制、提高立法质量，强化人大立法主导地位的重要尝试。其实质就是人大能够提前介入立法进程，对提请立法项目的必要性、合法性、可行性、整体性、规范性等开展论证，以保证立法资源得到合理充分利用。在论证过程中，一要考虑手段的适当性，只有那些适合法律手段调整的社会关系才运用法律手段来调整。二要坚持以需求度为前提，以社会需求度和相关实践的成熟度来确定立法必要性。三是注意立法选项是否在立法主体的法定权限内，且具体内容、立法精神是否与上位法一致。
4、立法听证。立法听证是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就所涉及的重大问题以及难点问题，召集利益相关方及第三方听取意见的过程。立法听证是扩大立法民主，有效了解相关方利益诉求并进行合理性论证，更多收集立法信息的重要途径。目前，在我国已经得到较为普遍的应用，其制度建设也较为成型。但目前来看，仍有两点需要进一步加强。一是听证的效力问题，作为制度框架内相关方意见的直接表达，应具备一定的效力，而不是目前仅作为审议的参考资料。二是听证的主导思想和程序设计应更有利于不同观点的交锋，而非单向意见陈述，应做到有答有辩，这样有利于意见的充分表达和沉淀。
5、审议、表决机制。立法工作的主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因此，做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审议、表决机制建设，对科学立法有着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一般法律案三审后表决、意见比较一致的法律案二审后表决、部分修改的法律案且意见比较一致的可一审后表决，全体审议和分组审议相结合，初步审议和统一审议相结合的方式。从实践看，可以说较好满足了当前的立法需求。继续完善这一机制，可从强化审议辩论制度、常态化立法修正案和重要法条单独表决制度着手。在审议前，加强对相关问题的调研，同时改进法律案解读工作。在审议后，完善审议意见处理反馈制度，发挥好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主体作用，提高审议质量。
6、立法后评估。立法后评估，是指评估主体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运用科学方法和技术对法律文本质量、实施效果进行分析评价，目的在于更好的实施、完善被评估的法律，并从中总结经验，为开展相关立法提供借鉴和指导。立法后评估可以说是理性立法思维的表现，是对立法价值和实践的反思，有利于进一步完善立法程序。但相对来讲，目前立法后评估影响依然有限，一是评估主体多自限为人大立法工作部门，评估结果仅供部门内参考；二是尚未建立制度化的评估渠道，评估对象的确定往往有很大的随意性。改进这些方面，一要扩大评估主体，应保证一定的社会参与度；二要努力普及后评估制度，使之成为立法中不可少的环节；三是赋予后评估报告一定的权重，同时与启动立法工作建立联动机制。
（三）科学的立法技术
扎实的立法技术是做好立法工作的基础。内容上更侧重对法规案形式进行改进，提高法规案的结构和语言质量。
1、立法体例。就内容来看，立法体例主要是指法规案本身的结构设计，包括形式结构和内容结构。就现阶段而言，关于立法体例强调比较多的是以问题导向取代整体导向。对解决综合性问题的，体例可以较为完整；但对于解决专门性问题的，在体例上应努力改变“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选择走“小而精”的道路，抓住关键几条，尝试“一事一例”的立法体例，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2、立法语言。立法语言是指法律赖以表达其内容的工具和表现形式，立法语言的运用好坏直接决定了立法文本的质量。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的《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一）》中就明确规定了法律条文表述的规范、法律常用词语的规范、法律修改形式的规范和法律废止形式的规范，这些就是立法语言规范化的最基本要求。简单讲，就是立法语言要准确规范，概念明确，句式规范，标点精确。对现阶段而言，提高立法语言质量关键就在于把这些规范落到实处。
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直接决定着其研究方向，确立正确的研究目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从总体上说，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和探索经济法产生、变化、发展的规律，促使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成熟，从而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为此，可把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具体分解为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较新的分支学科之一，首先应把如何建立和完善其自身特有的基本范畴、如何构筑其科学体系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由于“范畴及其体系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理论思维发展水平的指示器，也是各门科学成熟的标志”[1]，因此，经济法学研究的目的首先就应立足于如何完善其自身的基本范畴、如何构筑其科学体系之上，这是构筑经济法学原理的基石。但是，我国目前经济法学界对此方面的研究不够重视，致使经济法基础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十分薄弱，而在与相关学科的争论、与其他学科划分研究对象及其范围上却投入较多精力。如果说在经济法学产生初期基于为了充分论证经济法存在的独立性，反驳否认经济法地位观点的需要而对有关问题进行争论、并极力确认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确有必要的话，那么，经过十多年来广大学者的辛勤努力而逐步把经济法学的研究引向深入，经过立法机关的勤奋工作而制定的大量经济法律、法规，以及经济法在改革开放中所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已足以表明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价值性。在此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再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学科之间的论战、争抢研究对象及其范围，否则，不仅不利于经济法学自身的发展和成熟，相反还会阻碍其发展。“任何具体科学都有自己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是否形成由概念和范畴所构成的理论体系，是这门科学能否独立的重要标志[2]”。实事求是地说，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学自身究竟应包括哪些基本范畴、每个基本范畴应包含的科学涵义是什么、如何构建经济法学的范畴体系这些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尚没有给予深入、系统的研究，这固然存在经济法和经济法学产生时间短、研究幼稚等客观方面的原因，但也不能否认，存在于人们主观上对经济法学研究目的的认识偏差和对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研究重要性的忽视同样对经济法学的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致使经济法学界迄今也未能向理论界提供具有充分说明力的、令人信服的、确能体现经济法学自身独立存在和成熟标志的基本范畴及其范畴体系的框架结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经济法学处于并列地位的刑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已经建立起来了法学界公认的、并为各学科所特有的比较成熟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3]、所以，经济法学在建立其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方面可谓任重道远，经济法学界的确应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构成上来。
（二）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内容最为丰富的学科之一，理应把如何深化部门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如果说对经济法学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的研究构成了经济法学原理的基石和框架，并以此构成了经济法学总论的内容的话，那么，对部门经济法学理论的研究则是经济法学内容的具体展开和体现，并以此构成了经济法学分论的具体内容。研究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一方面，应对已制定出的单行经济法的内容和理论予以研究。我国目前尚未制定一部经济法法典或经济法通则，而制定了大量适用于不同部门、领域、不同种类经济关系的经济法单行法和配套法即部门经济法，它们构成了经济法体系的主干，如何制定、修改、补充、完善、理解、实施、适用各种部门经济法，正是经济法学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另一方面，经济法学的研究又不能仅局限于现行立法的既定范围内，对尚未制定单行法和配套法的部门经济法的理论也应予以研究。由于受多种原因的影响，我国经济法立法带有明显滞后性的特点，许多本应属于经济法学内容的单行法和配套法尚未制定出来，比如，作为经济法核心的计划法、反垄断法等都没有出台，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不能忽略或遗漏该部分内容，加强对它们深入、系统地研究，以更好地指导立法工作，同样是经济法学面临的课题。
（三）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实践性最强的学科之一，理应把加强最能体现其实践应用性的经济法立法[4]问题的研究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也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5]，为了使经济法学的研究更能适应实践需要，其研究丝毫不能脱离国家经济生活的重大实践，时刻关注着对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法律现象的研究，对经济领域和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将它们归结到一点，就是要通过加强对经济问题的法律研究，并以此指导经济法立法活动，从而实现对经济关系的全面调整，达到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目的。“法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以立法的发展和对立法的研究为前提的，没有立法学的发展，不可能有法学体系的真正的完善”[6]，同样，如果没有经济法立法学的发展，也不可能有经济法学体系的真正完善。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应该立足于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并把它作为其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尽管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立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立法上也有严重缺憾，立法技术水平和立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与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不够重视以及由此导致研究薄弱有着直接的关系。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立法问题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至今几乎还没有关于经济法立法方面的专著，涉及该方面的论文数量也较少，并且大多是对立法概况的泛泛介绍，而对经济法立法的原理、制度和技术等问题的系统研究却非常薄弱，理论界尚未对经济法立法的专业性、技术性、特殊性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是简单把经济法立法与其他部门法立法混同，这种作法很难使经济法立法适应实践的需要。因此，对我国经济法立法进行深刻反思，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认真总结我国立法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更好地指导对现行经济法的修改和今后的经济法立法工作，从而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的经济法体系和经济法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迫切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加强经济法立法正是其关键之一。而加强经济法立法和完善经济法制，又离不开经济法立法理论的指导，故随着适应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经济法立法问题应该、也必将会成为经济法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二、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
每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它决定着该学科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故学科研究应以确立其精确、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为前提。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应恰当地确立其研究对象和范围，把研究的视野置于适当的限度内，准确地把握其研究对象、范围的广度和深度。如果把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确定得过宽或过窄，都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和深化。
我国经济法学产生时间较短，学科建设比较薄弱，加之受其他原因的影响，经济法学的研究至今也未能恰如其分地解决其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它自产生之时起即处于与相关学科、尤其是与民法学、行政法学的争论之中，学术争论虽然对经济法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作用，导致目前经济法学的研究过于看重其研究的对象及其范围问题，且将对象、范围界定的过宽，甚至存在无节制地扩大经济法学研究领域和范围的倾向，这在以经济法学专著和教材所体现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上显得尤为突出。我国现行的很多经济法
学教材或专著，包括颇具影响的几部统编教材或专著，在确立经济法学研究对象和范围上存在一定缺陷：即把本不应属于经济法学而应属于其他部门法学的内容硬性划入其中，如在现行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有的把应属民法学内容、应属商法学内容、应属劳动法学内容、应属环境法学内容[7]列入其中，有的甚至把应属行政法学内容[8]、社会保障法学内容[9]、刑法学内容[10]都划入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此外，几乎所有的教材和专著中都包括应属诉讼法学的经济司法、经济仲裁[11]的内容，还有的把应属法制史的经济立法史[12]的内容也列入其中，导致现实法与历史法不分、实体法与诉讼法不分，都将它们混为一体，使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几乎涉及了法学内容的方方面面，其研究范围近乎于“诸法合体”状态，大大超出了其应该研究的领域和范围，致使经济法学成为了一个“覆盖面最广”的学科，严重阻碍了经济法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成熟：一是致使人们难免产生“经济法究竟是什么？”、“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究竟包括哪些内容？”的疑问，进而引发了人们对经济法能否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经济法学体系是否存在、能否建立起来等一系列问题的怀疑，对人们科学地认识经济法和经济法学产生了严重障碍；二是导致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过宽、过大，难于集中精力认真仔细地研究其自身内容，致使经济法学成为最为幼稚的学科之一；三是由于其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混杂着不同性质的其他学科内容，混淆了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之间的界限，导致了法律学科与法律体系的不必要混乱，致使经济法学难于形成其科学体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法制的日趋完善，为我国经济法学界深入研究经济法学自身的内容和基本范畴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条件。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应该首先恰当地界定其研究对象和范围，而“并不是占领别的学科的研究领域。相反，它是开垦同它相邻的学科没有开垦也不能开垦而又必须开垦的领域”[13]、“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14]、据此，确立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并划分它与其他部门法学内容界限的标准就是经济法律现象领域内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质的规定性。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干预、管理商品经济关系或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调整对象是商品经济管理关系或市场经济管理关系，这是经济法的质的规定性，也是划分经济法学对象和范围的标准。简言之，就是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性质（即经济法调整的特定性质的社会关系）来划分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界限，即凡具有商品经济管理或市场经济管理性质内容的，应属于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反之，则不属于其栐象。经济法学的研究应以此为前提条件，下功夫重点研究的确属于经济法学的内容，对于属于其他部门法学的独立性、独有性的内容，也应予以尊重和肯定，使它们各自归位，回到各自所属的部门法学体系中去，经济法学的研究不再涉及。具体说，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法学自身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框架。
“任何一门比较发达的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都是由一系列反映其研究对象的相互关系、相互配合的概念（范畴）所组成”[15]，所以，确立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仅仅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前提，经济法学的研究既不能把其研究对象和范围确定得过宽、过大，也不能确定得过细、过小，“过宽过细或过大过小，都有背划分部门法的原意”[16]，故应确立其恰当的对象和范围，但又不能只停留在确立和划分其对象和范围的表面上、形式上，而应以确立恰当的对象和范围为基础，进一步把研究深入化、具体化，即通过对经济法学自身内容认识、分析、比较的深化，总结、归纳出经济法学自身独有的基本范畴，“以严格可靠的概念、范畴为依据；形成或引进新概念、新范畴；明确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确定范畴序列和联系链条等等”[17]，并以此作为构筑经济法学体系的基石。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法律手段，对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它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内容方面与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都存在着明显区别。因此，应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对构成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的经济法概念、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经济法性质和特征、经济法原则、经济法关系、经济法主体、经济法权利和义务、经济法行为、经济法责任等予以细致地探讨，深刻挖掘其内涵，探求它们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只要加强研究，善于归纳分析，就能总结、概括出经济法学自身独有的基本范畴，并以之为基础，形成其科学体系。而经济法学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的科学建立和完善，正是经济法学理论研究成熟的标志。
（二）部门经济法学内容。
在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确立为划分经济法学对象和范围的标准的同时，可把以单行和配套经济法律、法规为基础而形成的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以经济行为法的体系框架体现出来。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法律规范，它以经济法权利、经济法义务为核心。而权利、义务设定的目的在于通过为经济法主体提供行为模式，实现对经济法主体行为的调控和规范，从而实现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我们把这种经济法基于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需要而确认、调控、规范经济法主体行为形成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称为经济行为法。经济法就是通过确认、调控、规范主体行为为中介而展开和形成的行为规范体系。该体系所表现的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框架可作如下表述：
1、行为主体法。即规定经济法行为主体资格、种类及其法律地位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在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经济法主体，主要可分为经济法管理主体（经济管理机关）和管理受体（市场主体）两大类，经济法对该两类主体的资格和法律地位应予以规定。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经济组织法、私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等。
2、行为管理法。即规定对主体行为进行管理、调控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关于宏观经济调控行为管理方面的内容有：计划法、财政税收法、金融法、投资法、价格法、固定资产投资调控法、对外经济管理法；关于行为运行管理方面的内容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3、行为客体（对象）法。即规定经济法管理主体实施管理行为所指向的客体（对象）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自然资源管理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市场秩序管理法、产品质量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证券期货管理法等。
4、行为形式和程序法。即规定主体行为形式和程序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企业登记管理法等。
5、行为监督法。即规定对主体行为进行监督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统计法、会计法、审计法等。
（三）经济法立法问题研究。
一切经济法都来源于经济法立法，所有经济法制度和理论都应以经济法立法为契机。如果没有经济法立法，就没有经济法，离开经济法立法，经济法学的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深化经济法立法理论和技术的研究，才能以成熟的立法理论更好地指导经济法立法实践，指导立法者不断地制定出更科学、更严密、更合理、更符合实际需要的经济法规范，更好地发挥经济法的作用，也才能促使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成熟。从此意义上说
，经济法立法是把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与市场经济的实践需要结合起来的最好媒介，它既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因此，经济法立法应是经济法学研究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主要应对以下问题展开研究：
1、经济法立法基本原理问题研究。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法学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经济法立法实践的特点，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立法的概念和特征、经济法立法的观念、经济法立法的历史[18]考察、经济法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经济法立法的制约因素等，揭示经济法立法的一般规律和原理。
2、我国与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比较和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产生时间比我国经济法立法产生时间要早得多，而且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积累，已具有比较丰富的立法经验。我国经济法立法不仅时间比较短，并且现行立法大多是为了适应原有经济体制的需要而制定的，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存在差距，故更有必要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通过把我国经济法立法与外国经济法立法进行比较，能够发现我国经济法立法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以便在立法中把立足我国国情和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和精华结合起来，使我国的经济法立法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
3、经济法立法制度问题研究。我国尚未制定一部统帅、协调所有经济法律、法规的经济法法典或经济法通则，而是形成了由单行和配套经济法律、法规为主干的分散立法体例。这种体例致使各个经济法律、法规之间在内容、级别、层次、效力等方面难于协调一致，既可能导致立法的矛盾和重叠，也可能导致立法空白。为了建立科学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法体系，应加强对经济法立法制度问题的研究，主要研究我国经济法立法体制、经济法立法权、经济法立法主体、经济法授权立法、经济法立法程序等，以合理划分不同立法主体之间的立法权限，完善经济法授权立法制度，制定有效、科学的经济法立法程序。
4、经济法立法技术问题研究。经济法立法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又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特殊性，故应研究经济法立法的体例结构、逻辑结构、立法语言和专有名词、术语的规范使用，确保经济法立法结构更加合理化、科学化。
5、我国经济法立法的改进和完善问题研究。即通过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系统研究，总结经济法立法的一般规律、特点和经济法立法的技术规则，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现行经济法立法做出客观评析，发现其欠缺和不足，进而提出改进和完善我国经济法立法的方法和措施。
三、经济法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其研究方法当然有别。方法论上的差别，往往会导致理论观点和理论体系的重大分歧，甚至是根本分歧。经济法学的研究不仅要确立其正确的目的、对象和范围，而且要确立其正确的方法论。选择和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往往会使研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经济法学研究中，除了要坚持法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外，还应结合经济法学的自身特点，运用以下方法论：
首先，应采用统一、科学标准的方法论。如前所述，经济法学理论是否成熟与完善，并不取决于其体系内容的杂而全，而取决于构筑体系基础和标准的统一性、科学性，恰恰相反，杂而全的体系内容只能说明理论及其体系的幼稚与欠缺。我国现行经济法学体系内容繁杂、体系混乱的原因就在于，没有确立建立经济法学体系的统一、科学的基础和标准、并始终如一地予以贯彻和实施，学者们往往出于各自不同的研究、教学目的和需要，出于各自不同的兴趣和爱好，确立自己的体系基础和标准，并据此建立各自的体系，致使体系杂乱，随意性大。为了促使经济法学研究的深化和成熟，应该克服那种随意确立体系标准的作法，在研究中坚持统一、科学的标准，把用以划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界限最重要根据的经济法调整对象及其法律性质作为准确界定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标准，作为确立其体系的基础，净化体系的内容，把已经由其他部门法调整的诸种经济关系、并应属该部门法学的内容均排除在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之外。“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已经受到其他部门法调整的诸种经济关系都归经济法调整，并以此建立经济法部门，这不仅违背了唯物主义法学关于以社会关系本质属性作为划分部门法的基本理论，而且必然是以否定或贬低其他部门法为代价的，这势必会有害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和谐统一”[19]、
其次，应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既注重经济法的实用价值，又注重其理论研究深度。一方面，为了注重其应用价值，经济法学的研究首先不能脱离现行经济法立法内容，应以现行立法为基础，对主要立法进行较全面地概括和论述，避免纯理论的空泛议论；另一方面，又要重视研究的理论深度，不能把研究内容只局限于现行立法内，也不能只是对立法内容予以简单介绍，而应在立足于对现行立法内容予以概括的同时，进一步根据经济法的性质和特点，对立法规定中的不足或欠缺、立法未能全面规定的内容进行评析、反思，进行超前性的理论概括和研究，避免只对立法予以简单、肤浅解释的作法，摆脱纯注释法学方法在研究中的影响。同时，应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以更好地指导立法实践，提高立法质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法调整的要求。
再次，应采用比较借鉴的方法论。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性学科，在研究中要借鉴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尤其要运用和借鉴经济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知识和理论。但是，运用和借鉴仅仅是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其研究的目的在于科学地建立经济法学自身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深化部门经济法学、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进而完善经济法学体系，促使理论研究的成熟，指导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因此，在研究中应避免对相关学科基本范畴的简单、机械地照搬照抄，或者进行一些形式上的“创造”，诸如把民法学中的法人改造成为“经济法人”[20]，并作为经济法学的范畴的作法是值得商榷的。此外，有些学者还把“经济权利”、“经济义务”、“经济责任”[21]、“经济行为”[22]、“经济立法”[23]等这些含糊不清的概念作为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笔者认为，这种作法同样不可取，因为它将使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很不科学、很不规范，不利于经济法学研究的深化和理论的成熟，故应予克服。同时，对外国经济法学研究中的成功经验和精华，应予大胆借鉴和吸收，不能盲目排斥，但也应注意鉴别和选择，不能盲目照搬照抄。
最后，应重视系统论、控制论在研究中的运用。一方面，经济法是各种经济法律、法规的统称，是由一切经济法律、法规有机结合构成的统一体。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经济法是由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法律、法规和经济法律制度（要素）所构成的系统或整体，但又不是各要素的简单相加，所以，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不能单纯地研究某一个经济法律或法规，更不能仅仅研究经济法的某一个具体制度，而应把由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构成的集合体、把所有经济法律制度构成的集合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系统加以研究，揭示不同经济法律、法规或某一具体经济法制度在整个经济法系统中的不同作用，并进一步揭示经济法的产生、发展规律，进而充分认识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所发挥的整体调整作用，防止和避免在研究中产生孤立、片面的的认识。因此，应该重视运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科学的经济法学体系。另一方面，为了有效地实现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目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高效、有序运行，经济法学的研究应注重对经济法主体行为的有效控制的研究。控制论中突出了其最基本
的概念-控制[24]，并且认为“控制概念中最基本的属性就在于它必须具有目的，没有目的，无所谓控制”[25]，“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可以看作需要反馈的行为”[26]，揭示出控制、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这对经济法学的研究颇具启迪意义。经济法通过规定经济法主体的经济法权利和义务，为经济法主体设定行为模式，借以实现对主体行为的法律调控和控制，进而达到对社会经济生活予以干预、管理的目的。因此，研究经济法学，不能只停留在静态的社会关系之上，而应该重视对主体行为的调控，通过研究经济法主体行为的特点和规律，有针对性地制定出能够有效控制主体行为的法律、法规，以实现经济法的目的。
注：
[1]张文显著：《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版，绪论篇。
[2][17]刘瑞复著：《新经济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页。
[3]比如，刑法学中的犯罪概念、犯罪构成、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刑事责任、刑罚等；民法学中的民事主体、公民、法人、民事权利和义务、民事法律行为、、物权、债权、知识产权、诉讼时效、民事责任等；行政法学中的行政主体、行政机关、公务员、行政行为、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行政指导、行政责任等都属法学界公认的、并为以上三学科各自所特有的、比较成熟的基本范畴。
[4][12][18]本文中的“经济法立法”与“经济立法”不同：前者特指立法机关为了实现国家对宏观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管理的目的而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修改、补充和废止以不同经济法律、法规形式表现的、并形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活动的总称；后者指立法机关所进行的用以调整一切经济关系的立法活动的总称。前者只是后者的一部分（参见拙文：《经济法立法概念的重新界定》，载于《当代法学》1997年第4期）。相应地，本文中的“经济立法史”与“经济法立法的历史”也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应该区别开来。
[5]高清海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336页。
[6]周旺生著：《立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4页。
[7]关于此点，在很多专著、教材中都有所体现，由于受篇幅所限，本文仅列举有代表性的、影响较大的几例。例如：高等学校法学教材《经济法学》（第五版）（群众出版社1995年6月版）把应属民法学的专利法、商标法的内容，应属商法学的公司法律制度、破产法律制度的内容，应属劳动法学的劳动调控法律制度等内容列入其中；高等教育法学教材《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版）把应属民法学的工业产权法律制度、经济合同法律制度、技术合同法律制度的内容，应属商法学的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票据法律制度等内容列入其中；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经济法学》（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把应属民法学的工业产权法内容，应属商法学的公司法、票据法、证券法、保险法等内容列入其中，并把劳动法学、环境法学内容也列入其中；《中国经济法概论》（全国政法成人院校研究会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2年2月版）把应属民法学的商标法律制度、专利法律制度、经济合同法的内容，把应属商法学的公司法、保险法内容，应属环境法学的内容，应属劳动法学的内容等列入其中；《中国经济法教程》（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1995年12月版）把应属民法学的承包经营户和个体工商户法律规定、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工业产权法的内容，应属商法学的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票据法内容，应属环境法学的内容列入其中；《经济法要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8月版）把应属民法学的财产法（包括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采矿权、承包经营权）、经济合同法、侵权行为法、专利法、商标法等内容，应属商法学的保险法内容列入其中，并把应属劳动法学、环境法学的内容等都列入其中，等等。
[8]如《中国经济法理论与务实》（中国高级律师高级公证员培训中心教材编写组，法律出版社1992年9月版）把应属行政法学的“城市规划法”内容也列入其中。
[9]如成人高等法学教育通用教材《经济法教程》（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法律出版社1996年5月版）把应属社会保障法学的“社会保险法”的内容列入其中；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经济法学》（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把社会保障法列入其中。
[10]如《新编中国经济法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把应属刑法学的“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要经济犯罪”的内容列入其中；《实用经济法》（中国审计出版社1990年11月版）把应属刑法学的“经济犯罪及处罚”的内容列入其中。
[11]如注[7]所列的专著、教材中几乎都把经济仲裁、经济检查、经济审判内容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列入其中。
[13]王保树、崔勤之编著：《经济法学研究综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28页。
[1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4页。
[15]孙国华主编：《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研究-关于法的概念和本质的原理》，群众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1页。
[16]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329页。
[19]《佟柔文集》编辑委员会编：《佟柔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53页。
[20]如《新经济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版）中即认为“经济法人是民法法人制度的扬弃”（详见该书第345～347页）。
[21]如高等学校法学教材《经济法学》（第五版）（群众出版社1995年6月版）使用了“经济权利”、“经济义务”、“经济责任”的概念（详见该书第80～92页）；《经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8月版）把“经济权利”、“经济义务”作为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详见该书第67～80页）。
[22]如《经济法基础理论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版）中使用了“经济行为”的概念（详见该书第112页～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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