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调研的意义(精选8篇)

基层调研的意义篇1

一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这一类的“调查研究往往是把调查研究看成是工作中一个程序，并非出自真心想要了解基层真实客观的情况，只是在一些政策的制定和决策的酝酿阶段不得不做出调查研究的样子，或者迫于上级任务压力不得不去完成，只是满足于能够按照要求开展调研就行了的思想。在程序上看，我到场了、“了解”了、有相关的记录和影像资料，这样的“调研”看上去确实很像是在做细致深入的调研，至于能否通过调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则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这个程序我走了。显然，这种走马观花似的调研，既劳民伤财，又徒劳无功，对工作更是有害无利。

二是规定路线，你走我跟。一些上级部门到基层调研时，有些按照基层部门事先指定路线，基层单位同志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你让我去哪我就去哪，你让我看什么我就看什么，只机械的走“规定路线”，没有“自选动作”。这种情况往往基层单位高接远送、好吃好喝好招待。去的地方、见的人、拍的照片一般是基层单位按照调研目的和本单位意图事先“精心”准备、认真包装、隆重推出的，听到的也是提前经过严格“培训”和矫正的语言，而与调研无关或者可能影响“效果”的人往往事先被“请出”相关区域。这样的调研双方单位和参与人员心照不宣，听不到群众最真的声音，看不到基层存在的问题倒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能不能达到自己的预期效果。

三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也就是在调研中基层单位反映了问题和真实情况，而且问题也确实存在，但是听完后没有什么措施，没有追问问题存在的真正原因。在调研中，只是按照程序，大体询问一下基层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简单的作一下记录，但对于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考虑的则不够充分和细致，把问题汇总后形成调研报告，然后上交了事，至于说如何解决问题、制定对策那是组织的事，能推则推。往往这样的人在谈到此类情况还振振有词“一两个地方的问题不能代表全局，大部分地区还是好的，不能以点带面。”不少人提出疑问：“您此次调研就去了一个或者几个地方，发现了问题起码是局部存在的，问题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原因您总结考虑了吗？”

四是看多听少，文胜于行。部分同志很少深入一线调研，只是坐在办公室里搞所谓的“研究政策、学习文件”，对于基层和一线的各种呼声，只是根据平时听取的汇报材料一知半解，对于各种汇报材料过分的看重，对于深入一线的调查研究反而不大相信，对基层人民的疾苦视若罔闻、对基层的问题视而不见、对解决基层的问题毫无热情、对基层干部的说法人云亦云。这样的干部在调研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往往用材料、用数字说话，证明成绩还是很大的，至于问题一是尽量压缩，二是以产生原因是历史问题、地理问题等等开脱。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解决问题和更好的促进发展上来。因此，作决策的水平就相当欠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影响了单位、部门的改革与发展。

对此，基层建议：

一是在转变作风上下功夫。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搞调查研究工作的每个同志首先必须坚持的一条指导方针，也是做好调研工作包括其他一切工作的最有力的、时时刻刻都不能离开的思想武器。有了这个思想武器，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面前保持清醒头脑，提高政治敏锐性，坚决地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才能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社会，分析问题，抓住实质。搞调研做结论，才会有科学性、原则性。要树立牢固的群众观，坚定不移的走群众路线，与“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结合起来，与地方党组织的安排的关于落实八项规定的一系列活动结合起来，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学习，思想境界才会得到进一步提升，从而更好地推进调研工作上水平。

二是在求真务实上下功夫。调查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弄清事实真相，把发展现状搞清楚，把问题和原因找准，这是认识事物本质的前提，是得出正确结论的基础，是取得调研实效的保证。这就要求在调查中做到真实准确、客观公正，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现场，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避免从书本到书本、从资料到资料、从文件到文件，要有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调查态度，一丝不苟、艰苦细致的调查作风。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但“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调研中往往会出现不少的困难：飘浮的作风容易使人们不去了解真实情况；利益诉求导致一些地方、单位有意隐藏真实情况；能力所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偏概全；限于体制、机制等因素不能深“求”、不愿深“求”，浅尝辄止。因为存在诸多困难，才需要下大力气进行调查研究。借助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探究规律性，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调查研究若缺失了实事求是这一基本要求，其对于政策制定和科学决策的价值就无从谈起。

基层调研的意义篇2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批示精神，推动公司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根据总行《关于贯彻落实重要指示精神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案》，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四个意识”，践行“两个维护”，分公司银保部高度重视，查摆重点问题，列出问题清单，紧密联系存在现象和工作实际，通过各种形式开展了查摆问题整改，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存在问题及整改情况

（一）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方面

少数工作安排重部署，轻检查督促问效，抓落实成效不高。工作上部署多，会议要求多，集中调度多，但是专项的督导不严格，流程不细化。

（二）服务基层、服务客户方面

群众意识不强，重视基层、联系基层、服务基层力度不够。我部主要服务的对象是机构、内外勤人员，但在实际工作中部门在办公室听取汇报的时间占多数，没有更多的到一线、到基层去听取意见，从而不能深入了解问题，帮助机构、客户解决问题。

（三）履职尽责、服务经济发展方面

没有完全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抓党风廉政建设的力度还不够强，执行八项规定精神意识不强。

（四）学风会风文风及检查调研方面

学习不够深入，深入开展研究较少，调研的针对性、深入性、时效性不够。有些同志着重完成日常工作，缺少学习和调研的积极性，不能及时发现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二、总体原因分析

（一）理论修养有放松。政治理论学习满足于做好“规定动作”，学习深度不够，存在以干代学的现象，当工作与学习发生矛盾时，把成绩当成硬指标，把学习当成软指标。对学习的安排部署不细致、不严格，缺乏连续性。

（二）宗旨意识不够强。有时对待上级的工作任务，着重研究的是如何保质保量完成，如何获得上级的肯定，不能完全从维护企业和群众的利益角度出发，不能换位思考企业、客户需要什么，导致有些工作开展效果不好。满足于过得去、差不多，不能与时俱进的提升自己的党性修养。

（三）工作作风不踏实。缺乏进取精神，习惯于按照老方法、老路子推进工作，开展工作瞻前顾后，缺乏拼劲和锐气。存在“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思想，小安即富，小胜即骄，缺乏强烈的争先意识，没有将部门的潜能充分释放出来。

（四）纪律约束刚性不足。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大多只是提醒一下，会议上多要求一些，有时为了保持团队的稳定，能不批评就不批评了，彻底纠正问题的态度、力度均不够。执行标准、干部监督都还不够严格，没有真正做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走向“紧严密”。

三、今后努力方向

（一）针对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方面问题。坚持班子带头，严字当头，身体力行抓作风、率先垂范带作风，狠抓贯彻力、执行力，统筹安排好部门的工作，努力做到同安排，同部署、同检查，确保工作落实到位，工作成效明显。

（二）针对服务基层、服务客户方面问题。牢固树立全新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第一时间拿出切实的问题解决办法，提高办事效率，努力做到让客户、机构、队伍满意。

基层调研的意义篇3

在一般的意义上，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中最主要的现象，因而成为社会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论传统领域之一，同时也是社会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主要特征之一。本文将试图对社会分层理论的新发展和近年来我国的研究做一简要评述，以期引起更多的讨论和进一步的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是要对整个社会分层理论的发展和研究进行全面的回顾和评价，而是将实证性的社会分层研究中的不同观点展示出来。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分层研究和理论中，包含了通常所说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两个基本部分。我们将以社会分层研究或理论统称这两个部分。 一、两种基本理论模式 在社会分层的理论中，一般认为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M、Weber）提供了不同的、但是最基本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即人们所熟悉的阶级理论和多元社会分层理论。这两个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对社会分层的本质、决定要素、形式等分别做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代表了两种在本质上不同的理论取向，不仅给后来的社会分层研究以极大影响，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今天的理论及相关研究基本上还是在这两个理论的框架内发展。关于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模式，在社会分层的研究中已成为经典，本无需赘述；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研究的进展，人们往往会重新审视这两个基本理论模式。 社会分层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在社会中的不均等分配，即不同的社会群体或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人占有那些在社会中有价值的事物，例如财富、收入、声望、教育机会等。因此，社会分层研究的问题取向在于：这种社会不平等对特定社会体系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社会不平等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社会分层研究绝不仅仅是一套描述性的概念。 阶级理论认为，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根源于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中，其实质是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基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不平等，即阶级地位——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不平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此，阶级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关系”的理论（赖特，1979），关系在这里被定义为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即在生产过程中基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形成的雇佣与被雇佣、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阶级理论主要是解释性和分析性的，它更多的是分析社会不平等产生的根本原因，其理论分析的基点在于社会成员与社会资源的关系性质，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性质。 一般认为，多元分层理论产生于韦伯。但这似乎是一个过于简单的判断。韦伯并非一般地讨论社会分层，而是在讨论“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分配”时，区分了三种权力分配的形式，即阶级（经济）的、等级（身份）的和党派的。应该强调的是，韦伯所讲的权力分配也是一种关系，即统治关系。在韦伯的所谓阶级理论或经济权力分配中，财产占有和毫无财产仍然是一切阶级状况的基本范畴。但是，韦伯认为，纯粹的财产占有本身仅仅是真正“阶级”形成的初级阶段。真正导致共同行为和阶级利益的，归根结底是市场状况，人们对市场机会的占有是表现个人命运的共同条件的机制。因此，与市场机会结合并存的利益，才造就了“阶级”，阶级结构因而是多层次的，而不仅仅是一个两分的结构（韦伯，1997）。由此，经济权力的不平等表现为对市场机会的不同占有，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即是经济资源在不同人们之中的不平等分布。这已经明显不同于马克思的阶级关系理论了。在韦伯看来，权力分配还取决于所谓“等级”。等级不必然与某一种“阶级状况”相联系，而受到某种特定“荣誉”的制约。这种荣誉的实质是一种特殊方式的生活方式，表现在把“社会的”交往限制在排他性的“圈子”内，甚至内部完全封闭。等级作为一种垂直的社会序列，它带来一种被承认的更多的荣誉，以利于享有特权的等级。如果说“阶级”植根于经济制度中，等级就植根于社会的制度中。韦伯所描述的这种“等级”如同于我们所熟悉的传统社会中的“身份”。政党的故土，原则上在“权力”的领域中，党派的行为旨在获得社会的“权力”，共同体内部的“统治”权力。这种权力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统治的权力（韦伯，1997）。这三种权力分配的形式虽然彼此相连，但各自有其独立性。 如果上述对韦伯理论的理解是正确的话，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以权力分配为例，经济、等级或身份以及政治权力的分配是相对独立的，它们之间的整合是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内，即以包括着它们的社会化为前提。第二，尽管韦伯承认财产占有关系的意义，但他更强调的是各种经 济资源在人们中的分配结果，是阶级状况的分化。财产关系只具有初级的意义。后来的多元分层理论将韦伯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简化地继承下来：韦伯关于影响权力地位的因素分析被忽视，权力被简化为政治权力，等级身份被简化为“声望”，影响阶级行动的三个因素（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主义企业）也同样被简化为商品市场；而因素的多元性得到了强调，同时，社会资源在不同社会群体或社会成员中的分布状况，特别是资源不平等分布的量化特征，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等级差异成为社会不平等的主要特征。这导致在多元社会分层理论研究取向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将社会成员的社会差别解释为个人特征方面的差别（许嘉猷，1986），主要是职业地位和收入上的差别，而职业地位、收入和教育水平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这样，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研究上最终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研究取向：阶级理论更多的以结构性因素来解释社会的不平等，而多元分层理论则更多的以个人特征上的不同进行解释（许嘉猷， 1986），即使是经济上的差别，也被解释为对市场机会掌握的概率。 二、社会分层研究的发展 虽然在社会分层的理论传统中，阶级理论和多元分层理论传统有着本质的不同，但由于多元分层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社会阶级理论和多元分层理论在很多方面确实也可以合并起来，例如，从更为抽象的角度看，二者都是讨论社会不平等或社会差别的，二者都讨论在不平等的制度框架下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等等。因此，当我们讨论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时，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将“社会分层”作为一个通用的概念来使用，而以“关系论”和“分配论”来区分上述两种不同的取向。存在于两种理论模式背后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是有意义的社会地位，即这种社会地位对人们的社会行动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什么样的社会因素对决定人们的有差异的社会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或者说，什么样的社会因素决定了社会资源在社会中的不平等分布或分配。所谓社会分层结构，即是人们按照一定的社会区分指标对社会成员进行的区分结果。人们对各种社会分层体系的讨论，实际上包含了研究者对整体社会结构状况的基本认识和判断，是人们对影响社会行为或社会行动因素的认识和解释。 依照韦伯的理论模式发展起来的社会分层研究，包括布劳—邓肯的社会流动模式，其理论前提和预设被从现代化、工业化或产业化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参见D??吉尔伯特，J??A??卡尔，1992）；社会分层的结构性意义，也为功能论和冲突论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人们对于这些“经典”的社会分层理论，已经有了很多分析和了解，在这些理论中所涉及的社会因素，也已被大量研究予以论证。很多研究者所作的工作，是将经典的理论模型，特别是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深化。布劳—邓肯模型或者说地位获得研究的主旨，是讨论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对社会地位的影响。在他们看来，社会分层结构主要表现为职业结构，而某种职业地位的获得主要取决于代际之间的教育水平和职业以及本人的教育水平和初职的影响。后来的相似研究没有从根本上超出布劳—邓肯的理论模型。 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整个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进入一个对传统理论进行挑战和批判的时代，人们对所谓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及社会结构重新进行反思，将在社会分层研究中长期受到忽视的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因素、制度因素和历史因素等宏观变量，纳入到分析和研究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而主要的主题的话，社会地位结构是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流动或地位获得的基础。社会地位的决定、构成和意义，对于理解社会结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都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人们从重新审视经济社会结构的角度，重新审视了社会地位及其决定因素。在有关的新的社会分层理论中，新马克思主义、新结构主义、社会网理论、市场转型理论及其争论以及其他一些理论等，属于比较系统的对社会分层理论的发展。而在这些新的理论发展中，最重要的是对在理论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以个人特征为导向的分层理论提出的批判。 （一）新马克思主义 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赖特。他和他的同事基于马克思的关系论视角，对美国的阶级分层结构进行了系统研究。在他们看来，阶级仍然是社会结构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要素，但是，阶级不能被简化地定义为某种职业分类，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是指一种控制资本、决策、他人工作和自己工作的社会关系。但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必须发展以适 应解释新的社会状况。在阶级理论的研究中存在许多概念标准的混乱。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即是对于所谓“管理阶层”、“白领阶层”，或如赖特所说的“半自主雇员”的阶级地位。他们认为，这种阶级地位在原来马克思非常抽象的阶级理论框架中，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生产自治的“小资产阶级”形式，这些中间阶级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但这种“小资产阶级”或中间阶级的成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管理阶层”已经成为中间阶层的主体。所以不能武断地定义这种阶级地位。他们希望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进行严格的调整，重新定义阶级，分析不同国家的阶级分布，阶级和职业流动模式、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阶级结构和劳动分工、收入不平等、阶级地位及阶级意识等问题，就马克思的阶级结构概念发展出一种令人满意的操作化形式，并利用这种操作化定义对美国阶级结构的一些显著特征进行描述性的分析。这种描述仅仅是阶级结构分析的第一步。在新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结构是宏观—微观社会结果的系统决定因素。因此，在对阶级结构特征描述的基础上，新阶级理论的研究将沿着两个主要方向展开：首先，要对其他一些国家的同类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次，要把这些宏观分析与对个体层面上的各种结果（态度、政治行为和收入等）的分析结合起来（赖特， 1982）。 （二）新结构主义 与新马克思主义有异曲同工之意的，是新结构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他们不像新马克思主义那样强调财产关系和雇佣关系等结构性因素，而是借鉴了向新古典经济学提出挑战的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这些理论的一个共同模式是，拒绝隐含在传统理论中的现代化、产业化预设，尖锐批评传统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理论忽视了社会经济结构对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影响。新结构主义虽然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派别，但共同的主题是强调在社会分层和地位获得中那些个人特征之外的“结构性”因素。他们并不否认职业地位、教育、收入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的意义，实际上仍然是以职业结构或收入结构作为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主要社会分层结构。但是他们认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很多分割性的结构因素，这些结构性因素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地位获得具有重要影响，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影响。而最为新结构主义所强调的结构性因素，主要是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经济部门和产业部门、内部劳动力市场、组织特质、产品和服务特征、受分割劳动力市场制约的职业经历及其相关因素等。在一定意义上，新结构主义理论也是一种重新重视“关系”的理论，这种关系在这里可以被定义为基于工作部门和工作组织而形成的关系。 （三）网络结构观 如果将上述新马克思主义和新结构主义在广泛的意义上都视为是一种结构主义取向的话，那么，它们都属于一种“地位结构观”，也就是说，它们对社会分层结构的理解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客观、普遍的社会地位，构成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基本要素，这些社会地位外在于个人，决定了个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尽管这种地位结构观对忽视结构和关系因素提出了批评，但是，在一些人看来，研究者们还尚未对个人获得一个有声望职位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有助于决定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结构性因素进行足够研究（林南等，1981）。自70年代开始，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将社会网络的概念引进社会学对市场等经济现象的研究后，社会网络开始被看作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之一，在此基础上，与地位结构观不同的网络结构观成为研究社会分层的一个新视角，与社会网络相联系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概念进入到社会分层结构和地位获得的研究之中。 网络结构观的特殊视角在于，它重视人际关系而不重视个人特征；重视人际关系所形成的网络以及人们身处在什么网络中，而不是重视类别（例如男女或职业）；重视人际间的联系性和资源的嵌入性，不看人的归属感；重视个人能够通过这种人际网络摄取多少资源，而不是人们现实占有多少资源；重视人们在网络中的位置或者网络所能使用的资源，而不重视人们的阶级地位。因此，网络结构观是通过人们的行为研究人们的社会地位（边燕杰，1994）。 网络结构观将社会结构设想为人们构成的一个社会网络，人们按照例如财富、地位或权力等，得以排列在这一网络中及相应的位置上。传统有关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文献中所描绘的“个人资源”，包含的是个人的财富、地位和权力，而社会资源的概念则围绕着两个方面建立起来：社会关系以及经这些社会关系而联结到的“位置”中所嵌入的资源，即社会资源是 嵌入在个人通过其社会网络而联结到的他人的位置中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资源被定义为与个体直接或间接相联的人们所拥有的财富、地位、权力，以及社会关系（林南，1981）。这种网络结构对社会资源的接近与控制呈现出一种金字塔形的结构。越靠近顶部的位置越容易接近和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源。一些研究发现，人们的社会资源与其获得的地位之间具有显著的联系（林南， 1981；边燕杰，1994，1997）。当然，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间有着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个人资源（尤其是先赋性资源），至少在最初，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她）所能获得的社会资源。但随着其积累的增长，社会资源会在将来精心构建社会网络及进一步的社会资源过程中发挥比个人资源更重要的直接影响。到那时，个人所积累的社会资源则会转化为下一代人的（先赋的）个人资源（林南，1981）。 （四）市场转型理论与社会分层 在研究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中，产生了关于社会不平等的制度主义理论。由于对这一理论已有详细评价（参见孙立平，1995），这里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不平等的制度主义理论，是在集中研究国家社会主义的市场转型过程里社会精英的形成和替代模式中，讨论了市场转型对利益关系、社会分层结构和机会结构所造成的影响。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撒拉尼（I、Szelenyi）和维克多??倪（VictorNee）认为，过去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理论，都是将不平等看作是某种经济整合机制固有的特征，而忽视了这种机制身处其中的制度环境。在他们看来，某种经济整合机制对社会分层和机会结构的影响，必须在特定制度背景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才能确定，无论是再分配的经济机制还是市场经济的机制，于社会不平等都没有一成不变的关系。关于不平等的制度主义理论即植根于对社会关系的分析之中。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不同的经济整合机制对于社会不平等形成的作用是不同的。应将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对不平等问题进行分析。因此，这一理论的最基本的假设是，经济机制是嵌入于制度背景中的，他们所关心的是造成不平等的独特机制（参见孙立平，1995）。围绕市场转型对社会分层的作用问题，发生了激烈的理论争论（参见《国外社会学》，1996年第5-6期合刊）。但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社会精英是循环的还是再生产的，依然是透视这种作用的重要视角。 （五）历史因素分析 除了关于社会不平等新制度主义理论外，大多数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理论都是研究工业化市场经济社会的结果，具有两个特点：其一，这些研究中的一个隐含前提是，工业化市场经济社会自成熟以来，基本上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特别是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这种政治经济制度决定了特定的社会分层结构和地位获得模式。从这一角度观察社会分层研究，研究者们的差别仅在于对决定社会地位和社会流动因素的认识上，因而在实际上是一种静态的研究。如果考虑到时间因素的话，多数也是将时间置于所谓“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 这样的两分时段中。其二，大多数分层理论都仅仅局限于市场经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市场机制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配置和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而对集权体制的社会，包括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分层机制，则缺乏深入的探讨，常常是将有关市场经济社会的分析框架运用于集权社会和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例如，指出，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分层是在再分配体制基础上建构的，政治权力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配置和个人社会地位等。 鉴于上述缺陷，自70年代末起，历史因素的分析被纳入到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的研究中来。在对国家社会主义分层动力机制的研究中，有研究指出，尽管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独特的制度结构是重要的，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了不同的分层类型，但仅仅强调结构环境对于理解分层是不全面的。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分层的结构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过程被建构的。国家通过垄断性权力将绝大部分资源控制在手中，利用政治决策在社会中配置资源，从而影响和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机会。在这种社会中，宏观政治过程的特点是明显的政治波动和国家政策变化。因此，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分层结构不同于市场经济社会之处不仅仅在于制度结构的不同，而且在于市场经济社会中，资源的初始禀赋因为私人财产权的稳定而对社会地位产生持续的影响，并且使不同群体的相关机会稳定化；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群体、组织的界限和相关位置是基于国家政策的考虑而不是市场交换。国家政策对分层结构具有明显的影响，国家通过改变社会群体的相关 资源来改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并导致社会流动类型的改变。因此，要理解社会结构中与地位相联系的资源，需要考虑到历史因素的变化。国家社会主义的生活机会与已工业化的市场社会相反，不仅受国家再分配体制的不同结构环境的影响，而且更大程度受国家政治动力和伴随的国家政策变化的影响（周雪光，1996）。 将历史因素纳入到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研究中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对所有集权主义社会的社会分层研究都有相当意义。推而广之，在基本的制度背景保持稳定的情况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社会分层类型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即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又会对未来的社会变迁产生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在论及社会分层新的理论模式的发展时，传统的或经典的分层理论并没有因新观点的出现丧失了意义。在传统的分层理论中，有两个研究及其所代表的视角和方法，使其成为社会分层研究中的经典。其一是W、劳埃德??沃纳的杨基城研究，在这个研究中，沃纳对韦伯的“地位”概念进行了美国式的改造，系统地将主观指标和主观方法引入社会分层的研究。其二是布劳—邓肯进行的地位获得研究，他们使用路径分析的方法，建立了地位获得的经典模型。上述两个方向的研究仍然是社会学中社会分层研究的基本主题，后来的研究者在这两个方向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例如，对主观社会地位意识、阶级意识、职业声望的探讨（Spilerman，1997，参见D、吉尔伯特，J、A、卡尔，1992；Laumann等，1976）；威斯康星学派对布劳—邓肯模型的发展等（Swelland Hauser，1975，参见许嘉猷，1986）。 三、中国社会分层研究 中国的社会分层研究一直是中国社会学中的主要内容。特别是自90年代以来，有关社会分层的著作和论文显著增多。就能够检索到的相关著作和论文统计，大约三分之二的论文和几乎所有的著作，都发表于90年代，绝大多数有关中国社会分层的实证研究也发表在90年代。纵观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的成果，大致可有如下特点： （一）研究主题 或者是由于中国正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时期，或者是由于社会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渐增多，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几乎涵盖了社会分层理论发展的所有方面，国际社会学中有关社会分层的不同理论观点和模式，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都有所表现。例如（不完全的列举和归类），关于阶级地位和阶级关系的研究（何建章主编，1990；陆学艺主编，1992；戴建中，1995；李春玲，1997），职业分层和收入分层的研究（李强，1993；葛延风，1994，1995；沈红，1995），地位结构观视角的研究（路风，1989，1993；孙立平等，1994；李路路、王奋宇，1992；李培林等，1992；李汉林，1993；卢汉龙，1996；李路路，1996），转型社会精英替代模式及分层机制变化的研究（李金，1994；张厚义、刘文璞，1995；戴建中，1995；李路路，1996，1998；李强，1997；宋时歌，1998），阶级阶层与利益结构的研究（黄伊凡主编，1989；冯同庆、许晓军主编，1993；李培林主编，1995；孙立平，1996；郑杭生等，1997），网络结构观视角的研究（王春光，1995；张宛丽，1996；李培林，1996），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认同的研究（于显洋，1991；蔡禾、赵钊卿，1995；卢汉龙，1996），职业流动模型以及大量有关农民流动的研究（陈婴婴，1995；李春玲，1997）。 上述不完全列举的社会分层研究虽然存在着种种问题，但仅在研究主题上已是极为丰富。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社会事实”，另一方面是因为众多研究主题在过去的分层研究中几乎是空白。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社会分层研究中的基本主题未被涉及，或者没有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例如，工作部门、组织特质、职业特质等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很少被涉及。 （二）“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在这里是指社会分层的研究应该是针对有意义的 “问题”而进行的，可从现实的层面和理论的层面表现出来。现实中和理论上存在的没有得到合理、充分解释的“问题”，构成了研究的出发点。缺乏“问题意识”，研究就可能变成一种游戏和自说自话的纯个人行为，丧失了社会意义。 中国社会分层中的众多研究，特别是在现实层面上，并不完全缺乏“问题意识”。缺陷在于这些问题意识是否清晰，研究者对自 己的研究和使用的理论之主旨是否有明确认识，当然，还包括这些问题是否是“真问题”。这方面的缺陷导致很多研究停留在描述性的层次上而缺乏解释，人们叙说了一种现象，却没有指出这种现象意味着什么。然而在理论层面上，相当部分的研究中比较缺乏“问题意识”，即研究者常常没有将自己的特定研究置于理论发展的线索中去，或者将一个具体的研究与一个普遍的理论问题联系起来。人们叙说了一种现象，但无法去理解这种现象。 （三）理论逻辑 理论逻辑在这里主要是指一项研究特定的理论视角和概念系统。一般来说，任何一种理论解释乃至一个学科，对研究对象的透视或解释都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并从基本概念出发形成一套概念系统。理论视角的独特性不在于对象的独特性，例如，人的行为可以成为不同学科研究的对象。在社会分层研究的理论逻辑上，众多的研究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包括本文作者的研究。人们更多地去分析没有被研究过的现象（中国社会和社会学的现状提供了大量这种可能性），较少考虑在理论上能够提供什么新的解释；同时，由于理论视角上的模糊，导致在一项研究中或同类研究中理论概念使用上的随意性、概念系统的不一致，甚至逻辑上的混乱。 （四）理论模型 这里所说的理论模型，是指对所研究对象或问题中所涉及因素或变量之间模式化关系的说明。说明的工具我以为可以是理论概念，也可以是统计手段。对于同一个研究对象，应该允许存在多种理论模型的解释，而在社会分层的研究传统中，也确实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理论模型。对于中国的社会分层研究来说，建立独立的理论模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社会分层的系统研究毕竟时间还短，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几乎一切社会现象都处于激烈变动的过程中。但是，无论是社会现实还是理论的发展，都向社会分层研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一些研究也开始朝这个方向进行努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独具特色的社会关系、两种体制或制度的混合以及渐进式的社会转型，都为中国社会分层研究在理论上的突破提供了可能性。 （五）研究和分析方法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研究与统计分析技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大多数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在统计分析方法上都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没有研究和分析方法上的改进或发展，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有可能受到很大损害，所有的研究者都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基层调研的意义篇4

【论文摘要】后现代主义对课程社会学挑战主要体现为将知识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对立，否认知识的客观性，这使课程社会学放弃了功能分析和阶级分析的传统，发生了明显的转向。本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对课程社会学挑战的实质展开研究，并就课程社会学超越后现代主义提出一些基本的思路。

杨(m、f、dyoung)主编的《知识与控制》(1971)出版后，标志着受结构功能论主宰的课程社会学研究进人新阶段，有学者将这种转向称之为解释主义转向，但现在看来，伽识与控制》引起的最大争议还是对秩序、客观性和真理的质疑倾向及其对教育知识所坚持的相对主义立场。80年代，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后，这本书因其相对主义色彩以及对批判理论驾轻就熟的应用，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同类。这种学术立场上的相似性导致课程社会学90年代深受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本文对课程社会学中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本质展开评论，并对课程社会学超越后现代主义做了一些尝试性的分析。

一、后现代主义对课程社会学的挑战:实质及体现

1980年代以来，西方普遍兴起一场后现代主义运动，这场学术运动不是狭义的思想转型，而是包括方法论和认识论在内的范式转型，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单一的学术思潮的称谓，就目前的归类来看，包括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其突出的特点是，对真理和理性的质疑和解构。受其影响，198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社会学出现了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转向，涌现出一大批应用后现代主义视角研究教育问题的著述。课程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是知识的选择、传递、评价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由于后现代主义对客观知识的质疑和对个体经验、多元文化的推崇，知识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导致课程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教育知识不具有客观性，教育知识的客观性与社会性是相互对立的。后现代主义否定知识的客观性，否认知识之间的差异具有客观的社会基础。传播科学和理性是现代课程的重要内容，是启蒙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后现代主义对科学和理性的颠覆性批判，直接动摇了现代课程的基础。后现代主义不仅质疑教育知识的客观性，而且对教育知识的社会属性存在一定的误解，认为教育知识的社会属性就是掌握知识者的权力、利益和立场的反映，不具有客观性。后现代主义的这一立场转移了社会学家对课程社会属性的研究，很多研究者不再研究社会因素是如何通过课程这一载体渗透到学校教育中，而是简单沿用社会科学中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在观念层面批判现代课程是如何受到理性的主宰，如何脱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导致二战以来西方世界普遍的精神危机。这股对教育知识客观性持批判态度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片面地认为以泰勒为代表的课程研究是技术绩效主义模式，以输人产出的模式来研究学校课程，忽视了知识生产和传递过程中的主体因素，知识是外在于个体的，是强加给个体的。知识与主体的意义和主体间的交往相脱节。

第二，知识等同于经验。后现代主义竭力鼓吹被现代知识遗忘和边缘化的日常经验和个体感知，也是知识的重要构成部分。在他们看来，知识与经验是没有区别的。学校法定知识看似中立，其实更多体现了白人、男性和上层阶层的生活经验，下层阶层、女性、少数民族的儿童的经验在学校课程被普遍漠视。少数民族、女性和下层阶层儿童之所以在学术性较强的数学和科学课程比白人、男性和中上阶层的儿童的学业成绩要低，就是因为这些课程历来是男性、中上阶层和白人生活经验的体现。知识的边界被打破，经验在知识生产和发展中的作用被夸大。这对课程社会学的影响是，更多研究者不是将现代课程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实体来研究，探讨其内在的社会特征，而是通过对课程文本的分析，不断还原现代课程背后被障蔽的经验。这种论述成为后现代主义话语中最强势的内容。

第三，知识是利益和权力的反映。与第二种立场一脉相承的是，后现代主义从现代社会的权力格局中解释知识的生成机制，认为知识从本质而言是权力和利益的反映。福柯对权力与知识关系的解释，最能代表后现代主义的这一立场，“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在课程社会学研究中，后现代主义者放弃了对阶层结构和意识形态对课程的影响机制的分析，而是通过整合批判理论的视野，揭示课程合法化背后隐含的权力分配和利益格局，那些在学校课程中享有较高地位的知识，不是因为知识本身，而是因为这类知识维持和再生产现代社会的等级秩序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知识的本质是什么、知识的生成机制，权力和利益是如何影响知识等关乎课程发展大体的问题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却很少被深人地研究。

从课程社会学发展的历程来看，最早对课程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展开深度分析的是结构功能论者，他们通过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来解释课程，课程被视为对社会发展需要的简单的反映，课程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独特的功能。帕森斯、德里宾(robertdreeben)、英格尔斯(alexinkeles)等的研究最为典型。后来，杨主编的知识与控制》出版，不再满足于简单地承认学校课程的客观性及其与社会发展的一致性，而是对学校课程自身的价值指向和阶级立场展开研究。尽管((}识与控制》对学校课程本身提出了质疑，但在该书的视野中，课程是客观知识。这从伯恩斯坦(basilbernstein)、杨和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文章不难看出，如杨认为，学校法定知识体系中，地位较高的知识具备计算性、可以书面表达、个体主义、能够精确评价等特征。布迪厄则指出，学校往往是根据一个时代普遍接受的美学标准来设置其艺术课程的，古典音乐和古典文学等核心课程具有无可置疑的“文化合法性”，而室内装修、烹饪等仅仅在职业学校中被教的课程按照美学标准来衡量没有“文化合法性”。伯恩斯坦对教育知识的分类与架构的研究，也是以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绝缘程度和相互关联为出发点的。这些研究中的课程都是指客观的教育知识。

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理性和客观知识的质疑，使课程社会学传统中一直关注的客观的、给定的教育知识的选择、分配、传递和评价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问题，受到很大的挑战。知识被简化为个体的经验，知识是权力和利益的反映，所有的知识都是地方性的，知识在不断变化中，没有什么知识可以高高在上，主导学校课程，所有群体的经验都应该在课程中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由于对知识本质的这些界定，课程社会学研究一直为人称道的阶级分析和功能分析传统，也被符号分析、话语分析、文本分析所取代。很多学者不再以中立的态度，研究社会结构对教育知识的影响机制，而是通过叙事和案例，揭示学校课程对下层阶层、女性、少数民族儿童经验的压制，展示现代课程与统治群体的权力和利益之间的“共谋”现象，成为课程社会学研究者最热衷的话题。这只是研究趋向上的变化，更值得警惕的是，后现代主义对自由选择、多元文化的倡导，使学校课程的合法性受到挑战，人类几千年积累的被公认的科学知识也被涂上一层厚重的价值色彩遭到质疑和颠覆。这对课程决策和课程实践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批判。

二、后现代主义的局限及批判

(一)伯恩斯坦、阿普尔、穆勒等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

在教育社会学中，伯恩斯坦、阿普尔(michelw、apple)、穆勒(robmoore)等都就后现代主义对课程社会学的影响提出了深刻的批判。

如一直以批判理论者自居的阿普尔在(后现代主义遗忘什幼的文章中，尖锐地指出，美国80年代以来的教育改革，保守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国家将经济、社会的危机转嫁到学校内部，主张教育的私有化，认为教育的私有化可以提升父母的选择能力，实现社会的公平。阿普尔通过大量的事实分析表明，美国政府的这些决策对于缩小横亘在公共教育面前的阶级差异，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选择背后隐含的深层的阶级差异被忽视。后现代主义放弃了新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分析策略，也忽视了文化资本背后的经济因素，将文化、符号的作用放大。课程改革背后的文化资本不是脱离经济基础的纯粹观念之物，其背后隐含的阶级基础更值得关注。‘阿普尔把后现代主义放大的个体自由和选择、话语、经验，重新收回到结构问题中，主张考察法定知识变化背后隐含的经济基础，有其独特的借鉴意义，但阿普尔对后现代主义对课程社会学影响的本质缺乏深人的探讨。

伯恩斯坦是教育社会学中对阶级差异、社会分工与教育知识之间内在关系研究最为深入的学者，阶级分析在他的课程研究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于课程社会学中很多学者放弃阶层分析，偏向话语、符号、认同的研究立场，伯恩斯坦提出了深刻的批判。他指出后现代主义者常常将个体的日常经验提升到知识的高度，认为日常经验与知识之间是等同的，没有差异的。一些研究者还借助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倡导通过对弱势群体反抗和抵制学校合法知识的人种学描述，反对教师的权威、反对学校传递的法定知识。伯恩斯坦从话语分类的视角，指出后现代主义这种反对法定知识，鼓吹个人经验的立场，会产生更加负面的后果。伯恩斯坦对后现代主义立场的批判，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特别是他的话语分类理论，延续了涂尔干的知识理论，强调知识之间的差异是知识之社会属性的一种体现，而后现代主义忽视了不同知识所具有的客观的社会基础，可能导致教育实践的混乱。

摩尔等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集中在后现代主义对知识的客观性的否定上，指出后现代主义带有明显的反智主义立场，将立场、利益、观点等同于知识，摩尔等的整个论述以科学知识为标准，对后现主义话语中隐含的虚无立场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反驳。

(二)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反观后现代主义的局限

上述三位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尽管指出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弱点，特别是伯恩斯坦的批判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在深度上无疑更胜一筹。但这三位学者都没有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反思后现代主义对课程社会学的挑战。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反观课程社会学中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可以发现后现代主义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局限:

1、知识具有社会和历史的根源。笛卡尔以后，在很长的时间内，知识就被视为是个体感知客观世界而形成的观念和意识，一直到康德，仍然坚持这种在心理和逻辑层面定位知识的传统。涂尔干在原始宗教的研究中，最早把知识与社会群体的意识联系起来，原始人的分类观念、时r观念和因果推理都扎根于他们所处社会的集体意识中。涂尔干更主要的贡献在于指出宗教与世俗观念之间的区别不是观念和立场的问题，具有客观的社会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知识的社会基础是客观的，知识的客观性与社会属性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2、经验在知识的获得和形成中的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不能因此将知识完全泛化为经验。关于知识与经验的关系，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的分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维特根斯坦曾经指出，正是因为有不同生活形式的介人，知识才在集体层面上具有其意义。社会由不同的群体组成，每一个群体都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按照维特根斯坦的逻辑，这些群体的生活形式融合在一起，才可能产生知识。维特根斯坦的主要贡献在于，反驳把语言、意义和知识归结为个人意向的产物，认为意义和意向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卿但并不能由此推断，任何特定的生活形式都能够赋予知识以独特意义。就课程而言，不同群体的经验并非同等程度地嵌人到课程中，有些群体的经验可能在课程有更多的体现，有些则体现的要相对较少一些，但不能因此将课程完全归结为某个群体的经验的反映。所有的群体的经验都可能嵌人到教育知识中，至于这些群体的经验如何嵌人到教育知识的过程，社会学研究者却知之甚少。课程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不是要揭露那个群体的价值、经验在教育知识中得到专断性的反映，而是要通过深度的个案研究，阐释不同群体的经验是如何嵌人到学校知识中，从具体的个案中分析不同群体之间互动的真实状况，并展现影响这些群体互动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3、知识具有独特的认知属性，不只是权力和利益的直接反映。后现代主义将认知兴趣从课程中剥离出来，这违背了知识生成和发展的基本原则。在科学社会学中，一直强调认知兴趣在知识生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在批判后现论对知识生成过程中权力和利益的片面夸大时，科学社会学家斯克玛(walterschmaus)始终强调认知兴趣在知识生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人们对智力的需要与对权力、声望和金钱的欲求是并存的，认知目标是解释人们行为和信仰的一个重要因素。认知兴趣在本性上是社会的，具有区别于其它社会兴趣的独特的构成原则。认知兴趣嵌入到独特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群体中，有其独特的社会构成。一个社会的知识生成和发展无疑与该社会的认知兴趣息息相关。将知识化约为利益和立场的反映，完全排斥认知兴趣，忽视专家群体在知识生产和传递过程中的作用，把专家群体简单地视为与统治阶层、被统治阶层，男性和女性，黑人和白人这样一些社会关系的同类，这与现代社会知识生产和发展的本质是明显不相符合的。斯克玛进而指出，“毫无疑问，科学家也可能受非认知因素的影响。但并不能由此认为认知目标必然演化为非认知目标和利益。”

那么，如何理解后现代主义对现代课程的批判呢?现代课程之所以遭人垢病，并不是因为知识自身的问题，而是因为全球范围内日渐突出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工遗产决定着知识的编码和知识生产的程序。这对基于认知兴趣的课程改革形成一定的抵制。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之所以指责现代课程是某些群体的利益和立场的独断反映，并非因为课程天然要反映某个社会阶级、性别和宗族群体的利益，而是基于认知兴趣的课程改革受到社会分工和社会不平等抵制的结果。这也表明，权力、利益尽管对知识的形成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起决定作用。

三、超越后现代主义

按照萨德文克(alanr、sadovnik)对课程社会学发展史的研究，70年代以来，课程社会学领域形成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一种是现象学视角，强调主体通过社会互动建构学校知识和实践;另一种是结构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研究课程与劳动分工、经济和政治体系之间的关系。后现代主义无疑是延续一了第一种视角，但却将其推向了极致。后现代主义展现了主流课程社会学研究中所忽视的一些内容，如在课程社会学主流传统中，教育知识常常被认为与阶级差异是对应的，鲍尔斯(s、bowles)和金帝斯(h、gintis)在生产的分层与学校知识的等级中寻找对应关系。科林斯(randallcollins)通过对美国文凭制度形成的历史社会学考察，认为美国学校知识合法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不同阶层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这些研究都强调社会结构对教育知识的决定作用以及课程的客观的社会条件。后现代主义淡化了结构对教育知识的影响，从话语、经验、身份等方面来解释教育知识，后现代主义强调课程的变迁和多样性，使那些在课程中备受漠视的感觉、体验和冲突昭然若揭。

课程社会学究竟是研究结构(structure)对课程之社会属性的影响机制，还是强调课程形成和发展中的能动因素((agency)，如个体经验、身份认同等。如何克服后现代主义忽视结构、片面夸大个体经验、立场、利益在课程形成中的作用问题，同时强调结构对能动因素的约束和限制，如新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分析的推崇，是课程社会学理论重建必须直面的问题。

目前来看，尝试在两者之间寻求整合的学者主要是杨和阿普尔。

1、杨的整合尝试。杨在《把知识带回来》(2008)中，结合维果茨基的社会建构理论，试图弥合这对矛盾。杨的思路如下:杨认为涂尔干对知识起源和分类的社会基础的研究，为课程社会学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但是涂尔干没有直接关注课程问题，更忽视了知识的变迁问题。伯恩斯坦继承了涂尔干的知识理论，通过对知识结构差异的特征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涂尔干的知识理论，但伯恩斯坦与涂尔干一样，也忽视了课程的变迁问题。在他们的理论中，知识被动地受外在结构因素的限制，是静止的。相反，维果茨基却强调知识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杨认为，借鉴维果茨基的知识理论，就可以弥补涂尔干知识理论中忽视知识变迁问题的局限，融合二者就可以解决当前课程社会学的困境，应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课程研究不仅要聚焦于涂尔干强调的知识和概念的社会实体特征，而且还要集中探讨维果茨基极力推崇的通过概念改变世界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涂尔干为课程研究奠定了基础却忽视了教学，而维果茨基只关注教学却忽视了课程。”杨的这种思路尽管不乏新意，但却存在一定的矛盾:维果茨基与涂尔干的知识理论整合之后的知识究竟如何界定?知识是一种实践，还是一种通常意义的客观的知识?如果是前者就可能落人到后现代主义的泥沼中，如果是后者则可能滑人到屡遭质疑的结构问题中。这的确是一个两难问题。此外，过分夸大实践作用，课程就可能演变为个体的实践，这是对课程的一种简化。而且杨放弃了课程社会学中已经形成的阶级分析传统。走出后现代主义笼罩，需要的不只是宏大的认识论层面的阐释，更需要微观层面对世界范围内课程发展的经验展开深人的研究，最终消除课程社会学传统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断裂，形成一种对当代课程改革经验具有深度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基层调研的意义篇5

就语言学的研究发展来说,可以分为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郭 涛,周利娟,尹立鑫 2002)。以琼斯(WilliamJones) 、葆朴 (FranzBoop)和洪堡特(W、 von、Humboldt)等为代表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在 19 世纪取得辉煌成果。1916 年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问世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诞生。在索绪尔理论思想的巨大影响下,结构主义出现了三大语言学派: 研究音位系统和音位特征的布拉格学派、进行语符学研究的哥本哈根学派及美国的描写主义语言学学派。结构主义发展后期又出现了分化,形成了以研究功能为主的伦敦学派和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法学派。虽然在世界的语言学史上学派众多,但是它们的研究思路无外乎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两种。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作为 20 世纪结构主义语言学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和伦敦学派分别代表了这两种研究思路。本文对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与伦敦学派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探讨两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思想,对比其异同,使我们对这两个学派有更多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2、 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概述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 又称美国描写语言学(descriptive linguistics)是上世纪 30 年代初至 50年代末在西方语言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一个重要的语言学流派。它是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学者在调查美洲印第安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该学派主张追求全面而精密地描写语言音素的分布情形,特别注重描写和分析的技术程序,力图以此来揭示语言因素间的关系(李荣,2008)。该学派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鲍阿斯和萨丕尔、布龙菲尔德、海里斯和霍凯特。

2、1 鲍阿斯和萨丕尔的理论及思想

鲍阿斯既是语言学家又是人类学家。他在《美洲印第安语手册》(1911 年)中所写的序言可以说是美国人类学家从事语言调查和研究的初步理论总结。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从人类学出发来研究语言,把语言研究同人类心理、社会和文化联系在一起,强调语言的分析研究,而不是比较,他处理美洲印第安语言数据的方法是分析性的,不采用跟英语或拉丁语言比较的方法;二是在尊重美洲本地人民的言语的基础上,对语言结构做客观的共时系统的描写,推动了语言共时描写的研究,指明了描写语言学的目的和道路,确立了描写语言结构的原则: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他自己的结构,不能也不该用其他的语言结构或者传统语法的框框去套这种语言,为了描写不同结构的语言而应当创立新的概念和方法;三是强调对语言事实要做客观的描写,论述了描写语言学的框架,认为这种描写包含三个部分:语言的语音、语言表达的语义范畴、表达语义的语法组合过程。

萨丕尔的主要理论是比较语言学、美洲印第安语言描写和欧洲语义研究融合的结果。萨丕尔的代表作有《语言论》及身后出版的论文集《萨丕尔论语言、文化和个性 文集》。在萨丕尔之前,美国语言学是以人类学为主,自萨丕尔始,美国语言学进入了以描写语言学为主的历史时期。萨丕尔的语言模式理论主要观点有,一是在每一种文秘站:语言的表面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背后,有一个无意识的心理模式,表面的语音实质和语言手段可以发生变化,但是总的来说,内在的模式长期不变,而正是这种内在的模式决定语言的类型和演变方向。二是发展了音位理论,根据语音的分布模式分析语音,是形态音位概念最早提出者之一,他把在词形变化表中能互相替代的音位都归为一类。三是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他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探索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提出了结构压力论,说语言变化(音位变化、形态变化)是由于受到语言本身固有的有关模式的影响。四是重视语言和文化、语言和思维的联系,认为语言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提出“语言影响人类关于现实世界概念系统的形成”这一设想,经他的弟子沃尔夫(B、L、Whorf)发展,形成语言相关性的学说,被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一假说成为人类文化语言学的基础。自他之后形成的美国人类学、人类语言学、人种语言学都十分重视语言和文化、风俗和信仰的关系方面的研究。

2、2 布龙菲尔德的理论及思想

布龙菲尔德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集大成者。他从研究日耳曼语系和印欧语系入手,继而研究普通语言学。他的主要学术观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为语言学是心理学带有实证特征的行为主义理论分支,从行为主义和机械论的观点观察语言现象,把语言看成为一系列刺激和反应,主张通过形式特征来描写语言结构,提出了着名的语言“刺激-反应”论,并提出了传递公式。二是制定了描写语言结构的总框架,认为语言是一个共时系统,在共时分析中应该排除历时的因素。并对这个系统按照三个层面进行了描写:语音层、语义层和语法层。三是首先使用“替换法”研究音位学,在音位、语法、词汇方面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他把语音的特征分为区别特征和非区别特征两种,认为把音位定义为“有区别的声音特征的最小单位”,用替换分析法来确定音位;语素是由音位或音位的组合构成的,而全部语素就构成了一种语言的词汇;提出从词汇转向语法的“配列(arrangement)”以及词汇分析的向心结构(-endocentricconstruction)和离心结构(exocentric construction )概念,认为语言形式的配列方式有四种:词序、变调、变音、形式的选择;句法分析方面,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句子的方法,即直接成分分析法(immediate constituents,简称 IC 分析法),认为“句子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序列,它是由若干直接成分的层级构成的,而每一个较低层级的成分是较高层级成分的一部分”、

2、3 海里斯和霍凯特的理论思想

海里斯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把分布分析法推到了极致并认为它是描写语言学的唯一方法。分布分析法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最重要、最关键的方法。美国描写主义的语言学家们以互补分布为原则,把处于互补分布中的不同的语言现象进行合并,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单位,即把它们看成是同一单位的不同的变体(如语音方面,即为一组音位及它包含的各个音位变体)。此外,海里斯使用“转换”一词来概括句子之间存在的诸如主动一被动、陈述一提问、肯定一否定等关系。正是在他的启发下,他的学生乔姆斯基才得以建立轰动世界的转换生成语法。

霍凯特 (Hockett,C、F ) 的主要理论是提出了“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把最直观明显的层次称作“表层语法”,把它以下的层次称作“深层语法”、因为他认为有些语法现象或结构关系可以从表面的语素排列中直接看出来,而另外一些要跨过表面的语素排列,甚至需要深入到非语言环境中去才能看到。

3、 伦敦学派概述

伦敦语言学派是欧洲语言学一个重要学派, 主要代表人物除 Firth 之外还有 Malinowski

,Halliday、伦敦学派主张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语言, 注重语言的意义, 工具性质和语言使用的情境。在伦敦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系统功能语法也认为意义和功能是人类语言和交际功能的基础。因此, 伦敦学派的语言理论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 被广泛用于社会语言学, 文体学, 文学批评和语言教学等研究领域。

3、1 Malinowski 的理论及思想

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以研究土着文化着称,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他对语言理论最重要的贡献首先强调语言的意义和功能。他曾通过实地考察来研究当地民族的原始文化,在考察中他发现了语言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因此他非常他认为必须建立一种语义学理论才能使语言研究进行下去,语义学理论是解释语言现象的基础。(刘润清 1997:279) 二是强调语境研究的重要性。他使用“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探讨语义,认为话语的意义并不来自于构成话语的词的意义,而是来自于话语所发生的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刘润清 封宗信 2004:300)在探讨语义时他提出了“情景语境”,话语应放在全部的生活方式情景中去理解,话语的意义实质上就是当时当地正在发生的人的活动。三是对语境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认为语境大约有三种情况,语言与当时的身体活动、叙述情景、自由的无目的的社会交谈。他后来接受了行为主义心理论的一些思想,认为任何人都逐渐受到了社会经历的改造,认为一切词的意义都来自亲身经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人们不可能经历语言所表达的一切意义,也没有必要,有一些语言是可以间接学会的。

3、2 Firth 的理论及思想

Firth 是伦敦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语言理论在英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主要学术观点有:一是强调从社会的角度研究语言,试图把语言研究和社会研究结合起来。他提出了韵律分析法(prosodic phonology)。二是在索绪尔的影响下,认为语言包括系统和结构两个要素,在语言的搭配层、语法层和语音层都存在结构和系统。三是提出了韵律音位学,区分了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呈现聚合关系的单位是系统性单位,呈现组合关系的是结构性单位,如果想要分析一个语流中各个层次上的功能,只进行语音描写或是音位描写都是不够的,应该把韵律成分也描写出来;提出了“多系统”概念来反对“单系统”概念。传统音位学把不同情况造成的音位变体归为一个单位,互补分布,而 Firth 认为应该把由于不同情况引起的发音特征抽象出来,根据各种语言的音位特点来建立多个“准音位单位系统”,使得许多音位的描写更加简单明了。四是非常重视意义的研究,认为意义是情景语境中的复杂关系的总和,除了包括词汇语法意义外,还要把情景意义考虑进去,认为情景意义涉及一个人的全部经历和文化历史,融合了一个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俞洪亮 朱叶秋 2003)。把语境分为内部语境和外部语境,创造性提出了“典型语言环境”的概念。

3、3 Halliday 的理论及思想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 20 世纪中叶以来最有影响最引人瞩目的语言学理论之一。韩礼德是最早从事系统理论的研究者之一,着述最多,观点最为全面,被公认为系统功能语法的创始人,无可争议地成为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学术观点有:一是功能的思想。认为语言的性质决定人们对语言的要求,即语言所必须完成的功能,包括“经验”(experiential) 功能或者“概念”功能、“人际”(interpersonal)功能“、语篇”(textual)功能。二是系统的思想。

在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之后,乔姆斯基区分为“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韩礼德区分为“语言行为潜势”和“实际语言行为”、他把语言系统解释成一种可进行语义选择的网络,当有关系统的每个步骤一一实现后,就可以产生结构。系统理论是在使用中演变的,离开语言使用者的实践它就不会存在。系统存在于所有语言层次,诸如语义层、词汇语法层和音系层,都有各自的系统表达本层次的语义潜势。

四是语境的思想。认为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来,必须从外部来确定区别语义系统的标准,要靠语境来确定同一语义类型的语言材料是否真的是同一意义的标志。语言之外的社会语境或情景与语言一样也是语义的一部分,已知语境的特定方面(如讨论的主题、语言使用者、交际方面)确定了可能要表达的语义和为了表达那些意义而可能使用的语言。他提出了“语域”概念,认为语言的情景因素可由语场、语势、语旨三部分组成,它们分别对应于他所提出的纯理功能的三个功能:概念功能、语篇功能、人际功能。

4、 两大学派的比较分析

4、1 相同之处

首先,都受到索绪尔的影响,都不同程度地重视形式的研究。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关注语言的真实结构,重视语言结构的线性特征, 这与索绪尔关于语言的理念相吻合。其描述性性质与索绪尔关于语言的历时性研究与共时性研究的区分也是相一致的。伦敦学派, 作为一个欧洲语言学学派,其受索绪尔影响的痕迹比其他任何语言学流派都更加明显。从马林诺夫斯基到弗斯到韩礼德, 尽管对语言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他们无一例外都将语言作为一个系统来对待。

马林诺夫斯基非常重视语言环境(thecontext of situation)。受索绪尔语言和言语区分的影响, 弗斯认为语言由系统(System) 与结构(Structure) 两个成分组成。结构是语言成分的组合性排列(the syntagmatic ordering of ele-ments) , 而系统是一组组合性单位(a set of para-digmaticunits)。这与索绪尔关于连锁关系与选择关系的区分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受索绪尔及叶姆斯列夫的影响, 作为伦敦学派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韩礼德提出了系统功能语法( Systemic-FunctionalGrammar) ;另外,伦敦学派所重视的各种关系与索绪尔所指的形式(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是基本一致的。

其次,两个学派都受行为主义的影响。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观受到华生(J、B、Waston)和瓦埃士(A、P、Wesis)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他认为“心灵主义学派是想用一种心灵方面的说法来作为语言事实的补充……机械论者的主张是,在阐述这些事实时不要作这种辅助因素的假定”,主张依据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公式来解释人类的言语行为。他认为,人类的言语行为跟任何有机体的行为一样,同样可由对在某种环境下呈现的刺激作出的反应的描写解释清楚。

马林诺夫斯基把语言视为“将思想从说话人的大脑传递给听话人的大脑的手段”,他说,语言“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行为模式,而不是什么与思维相对应的东西”、他认为任何人都逐渐受到了社会经历的改造,一切词的意义都来自亲身经历。这些观点的形成都表明他接受了行为主义心理论的思想。

最后,两个学派都认为语言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萨丕尔是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他的名着《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1921 年)把语言研究同人类心理、社会和文化联系在一起。萨丕尔的语言模式理论和社会语言文化密切相关。Malinowski,Firth,Halliday 都认为语言与社会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 Firth 和 Halliday 他们强调从社会的角度去研究语言。

4、2 不同之处

首先,研究背景不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在调查美洲印第安

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为语言”的角度上,对美洲濒临灭绝的印第安语的调查、描写。而英国语言学的兴起则始于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 这大概是因为大英帝国政府需要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研究英国殖民地国家的语言和文化,英国的语言学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和实用性的特点。

其次,研究对象不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以美洲印第安语为研究对象,注重全面而精密地描写语言音素的分布情形以及语言因素间的关系,即重视语言结构而非语言意义的研究。而伦敦学派的研究对象是英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拥有众多人口的语言,这些语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使语言在文明条件下成为有效的交际工具。

再次,研究重点不同。描写语言学不注重语义,只进行形式描写。在划分语言单位时,由于只重视形式标准,不考虑意义和功能,所以不能在本质上区别词素和词,而笼统地把它们叫做语素及其排列。伦敦学派非常重视语义,并且把语义放入语境中进行研究。他们还重视语言的功能,将语言的实际运用作为研究重点。

最后,研究方法不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语言本身的描写,注重形式的分析,回避意义问题,在结构分析中主要运用分布和替换的方法,以便从一堆言语素材中切分出独立的单位并加以归类,建立语素音位新的分析单位,强调对句法结构进行层次分析,由此发展出直接成分的分析法,即把句子或词按层次区分出它的组成部分;注重共时的研究,不考虑语言的历史发展,他们在描写英语人称代词体系时,认为 my 和 mine 等于 I's,这是从英语名词物主格的形式类推而来的,而实际上,代词的异根现象是历史上形成的。伦敦学派始终把语言及其社会属性联系在一起,认为,在实际中使用的语言既要遵循语言的内部规则,进行选词组句,也要考虑来自外部因素即社会的影响,采取得体的方式;意义不只限于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 还应该包括语言环境中的意义,主张把非语言因素引入语言研究,对语境进行分类、分析语境的构成并概括其变量。

基层调研的意义篇6

摘要：农村基层最贴近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存生活状态，在基层践行群众路线的效果最真实地反映党的工作情况，群众工作到不到位决定党和群众的关系，影响党在人民大众心中的形象和威信。从党员干部建设角度分析，当下农村基层干部在践行群众路线依旧存在群众工作思想认识层面不高、群众工作作风不良、群众工作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主要原因是党员干部群众工作态度不端正以及调查研究工作不落实，端正对群众工作的思想态度，正确做实群众工作中的调查研究是缓解和解决农村基层群众路线存在的问题的实效性性对策。

关键词 ：农村基层；群众路线；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后，新一届党中央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无论是党的自身建设还是党群关系建设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干部在践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同层面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反思，不断探索破解问题的路径。

一、农村基层贯彻群众路线的意义

1、农村基层是贯彻群众路线的抓手

群众路线的主体包括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基层是群众路线得以真正实现的土壤。首先，运用群众路线，实现群众路线的根本目的需要干部和群众密切联系、共同参与、密切配合、互相支持。农村基层干部是与群众距离最近、关系最亲的党的干部，在农村基层践行群众路线是践行群众路线的抓手，是党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基本、最基础的部分。人民群众是群众路线必需的参与者，人民群众的主体在基层，基层践行群众路线就理所当然是党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第一线。其次，“一切为了群众”的理念和价值取向，是我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而群众路线的价值主体是人民群众，基层群众是群众路线的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从群众中来”意味着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从实践中获取做好群众工作的一手资料，了解群众的意愿和诉求，吸取群众的智慧，基层群众就成为调查研究的主要范围和主要对象；“到群众中去”，是将从群众那里获取的智慧转化为政策方针运用到群众当中，对症下药，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基层群众是方针政策的实施对象，也是群众路线理论自身的结点。由上可见，农村基层是贯彻群众路线的抓手。

2、农村基层贯彻群众路线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社会矛盾往往根源于基层，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构成威胁。实现社会的稳定有赖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有赖于民心顺、民心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也有赖于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人民群众是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社会基础，更是社会稳定的维护者。群众问题解决不好会威胁到社会稳定，乃至动摇党执政的根基。因此，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执政基础的最好途径是满足群众的利益诉求，妥善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使人民群众满意，确保广大群众生产生活有稳定的社会环境。走群众路线就是要尊重和捍卫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就是要解决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就是要就是要防止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正确贯彻和落实群众路线能够抓住群众矛盾的症结，更好地协调民众的利益关系，发现解决社会问题的规律，对症下药，制定出符合群众利益的决策，最终将社会矛盾控制在社会稳定能够承受的的范围内，确保党的执政之基的稳定。

二、农村基层贯彻群众路线存在的问题

1、农村基层干部的群众思想认识层面不高

在农村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关键在于党员干部。党员干部的群众观念和群众意识是践行好群众路线的前提。党与群众的关系既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又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党是群众的领导者，群众则是党的服务对象，因此‘群众路线’要求党同时领导并服务群众，而且所谓‘走群众路线’就是领导者通过‘群众路线’来服务群众。”①反观现实，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对党和群众关系的认识仅仅局限于党对群众的领导，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认识也浅薄地停留在了解、认识、意识层面，停留在讲得好、说得好的表面层次上，没有将群众理念内化为自己的思想意识，没有上升到信念的高度，这就意味着干部践行群众路线的内源动力不足，导致相当一部分干部与群众的感情冷淡，深入群众的主动性不够，服务群众的积极性不足，为人民谋利益的责任感不强。服务群众理念的缺失和淡薄，不能够保证将群众路线真正运用到具体的、实在的工作当中，这种没有上升到信念的认识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持久性，使得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大打折扣。

2、农村基层干部的群众工作作风存在问题

干部作风直接影响党群关系，事关人心向背。影响农村基层干部与群众关系的主要有官僚主义作风、享乐主义做法和慵懒作风。首先，农村基层干部“官本位”思想依旧存在。“官本位”的官为主体的思想导向，与服务群众的以群众为主体的理念相冲突，不仅导致干部与群众关系的疏离，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就是官僚主义作风屡见不鲜，干部看重自己，高高在上，看轻群众，远离群众，支配群众的工作意识和工作方式依旧存在，服务群众的认识不够深刻，服务群众的责任感淡薄，等待群众主动反映问题几乎成常态。其次，“物本位”思想的外在体现鲜明。基层干部在工作当中唯利是图，乐己之乐，以满足自身物质追求为出发点“联系关心”部分群众，没有从义务的角度出发看待服务群众的工作责任，不是以全体群众的客观实际出发，缺少对所有群众真实需求的洞察与感情的交流，嫌贫爱富，更愿意为有利可图的群众“服务”，对普通民众的疾苦置若罔闻、漠不关心。再次，慵懒作风严重影响基层工作的实际成效。“进村不进社，进社不入户，入户不调查”的现象普遍存在，部分干部出于“躲避麻烦”不愿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干部对群众生活状况和群众问题加以主观判断的情况时有发生。

3、农村基层干部的群众工作落实不到位

群众工作重在落实，但在实际情况中，落实方面依旧存在问题。首先，部分农村基层干部以文件学习忙、工作应酬忙为借口，缺少调查研究；有的干部认为自己在基层，自认熟悉当地群众的情况，不需要调查研究；纵使有调查，当中仍旧存在调查态度不严肃、调查行动不落实、调查内容不全面、调查结果不真实、光调查不研究的现象，主观认识不能够正确反映客观实际，唯心不唯物，导致决策缺乏科学性，损害群众的利益，影响党群关系的健康和谐发展。其次，敢于担当是干部走好走实群众路线必备的品质。在谈到好干部的标准时就指出，“要将敢于担当作为可贵品质，”②敢于担当是好干部的标准之一，是衡量干部工作能力的标准之一，但是，部分农村基层干部面对一些较为复杂的群众工作唯上不为实，持推诿态度，害怕压力、不敢较真，害怕责任、患得患失，害怕困难、避重就轻。再次，党的方针政策畅通下达到群众当中是解决相应群众问题的先行因素，群众存在的实际问题和利益诉求有效上传是完善群众工作的必要条件。群众路线实现的是全部群众的整体利益，而不是个别特殊群众。但是，将党的政策向部分群众传达或者进行干部内部享有的现象时有发生，对群众的意见建议置之不理或者歪曲报告群众情况屡见不鲜。

三、农村基层群众路线问题的解决

1、端正对群众工作的思想态度

践行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前提就是要有清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认识，有坚定的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信仰。“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思想端正才能行为自觉。”③基层群众工作对干部过硬的工作能力的要求不容置疑，端正态度对正确践行群众路线、做好做实群众工作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要摆正对群众的态度。党的执政地位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党员干部的权力是广大群众赋予的，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不可替代的，“任何力量代替不了群众的力量，任何执政资源代替不了群众工作。”④干部不仅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更要敬畏人民群众的力量，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意识。群众工作无小事，要将群众的事情摆在首位，而不是将文山会海摆在群众工作的先头。其次，要端正服务群众的态度。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干部要主动服务群众，而不是干部被动等待群众反映问题。

群众路线就是通过服务群众的途径和过程实现的，服务群众是责任，实现群众的利益诉求是群众路线最终的目的。干部不仅要有服务群众的思想意识和信仰，要有真正的人民公仆的意识和作为。再次，重视端正态度的作用。端正服务群众的态度，享乐思想、官僚思想就会有所淡化，增进服务群众的责任感，为自己服务、为特殊群众服务的行径就会有所减少。因此，把握好思想态度的总开关、端正对群众工作的思想态度的作用，不仅仅是态度改观，更为重要的是行为作风转变。

2、正确做实群众工作中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党做好领导工作的传家宝，是党员干部必备的工作能力，更是开展群众工作必需的重要工作方法。调查研究是群众路线当中“从群众中来”的主要内涵，正确做实群众工作中的调查研究是走实群众路线的基础。

首先，调查研究要做到主观见之于客观。没有正确的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⑤只有走近群众，经过调查才能具体真实地了解基层群众存在的各方面问题，调查研究做得到位不到位，关系到大小决策的科学性、针对性，最直接地影响群众的切身利益能否正确、准确地实现和维护，从根本上决定群众工作的质量和效果。其次，调查研究要求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走进群众生活当中，走近群众的心理，才能够从群众的角度思考和分析问题，这样有利于将群众工作做到实事求是，有利于准确快速找到群众问题的症结。正如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就是“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⑥再次，调查研究还涉及作风问题。有没有走村进户，有没有嘘寒问暖，话有没有说到群众心坎里，事有没有做到让群众心服口服，深刻体现干部的工作作风，是衡量干部有没有务实的标准之一。干部慵懒散，调查研究无从谈起，求真务实更是空中楼阁。为此，当好党的干部，做好人民的公仆，必须积极主动、勤跑勤问地做好调查研究。

“打铁还需自身硬”，农村基层干部只有在思想意识上坚定不移地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贯彻到群众工作当中，始终严肃遵循群众路线的要求，践行群众路线才有可靠的思想保证；农村基层干部只有端正群众工作态度，将群众工作真正当做自己的责任，做到有担当敢于实事求是，有魄力敢于攻坚克难，才会推进群众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的局面；农村基层干部只有不断反省自身的言行，做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才能强化基层党组织在贯彻群众路线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引文注释

①李华、群众路线：内涵、逻辑与特质[J ]、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1)、

②大别松涛、提“五条标准”当成“好干部”自觉追求[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cpc、people、、cn/pinglun/n/2013/0630/c241220-22022184、html、

③杨玉玲等、群众路线教育读本[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123、

④何录春、做好新形势下基层群众工作的思考[J]、湖湘论坛，2012(2)、

基层调研的意义篇7

关键词：全面依法治市；基层党校；法治与文明建设

漯河市委六届十次全会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系列讲话精神和省委九届九次全会精神，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共漯河市委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的实施意见》，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市作出安排部署。

本文围绕《中共漯河市委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的实施意见》提出的战略目标、战略方针、战略布局、战略重点、战略举措、战略保证，结合基层党校实际，探讨基层党校法治与文明建设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市中的重要意义、分析存在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一、 基层党校法治与文明建设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市中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早就指出：“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向。”[1]清楚地表明了法律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之间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夯实基层党校法治与文明建设，具有筑牢四项基础制度，助推全面依法治市的重要意义；具有推动基层法治工作，落实全面依法治市的重大现实和长远意义。进而为深化漯河市六项重大攻坚任务、推动富民强市加快发展奠定法治制度保障和法治工作基础。

（一） 筑牢四项基础制度 助推全面依法治市

为巩固扩大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省委提出在基层探索建立基层民主科学决策、矛盾调解化解、基层服务群众和党风政风监督检查四项基础制度，并确定临颍县为全省基层四项基础制度示范县。

临颍县委党校作为培训轮训基层党员干部的县级党校，夯实基层党校的法治与文明建设，提升基层党员干部的法治与文明理论水平，筑牢基层民主科学决策制度，助推全面依法治市；提高基层党员干部的依法办事能力，筑牢矛盾调解化解制度，助推全面依法治市；完善基层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密切联系群众的意识，筑牢基层服务群众制度，助推全面依法治市；发挥基层党员干部遵法守纪的示范作用，筑牢党风政风监督检查制度，助推全面依法治市。

（二） 推动基层法治工作 落实全面依法治市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2]

因此，夯实基层党校法治与文明建设，具有推动基层法治工作，落实全面依法治市的重大现实和长远意义。

二、 基层党校法治与文明建设中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

着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围绕《中共漯河市委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的实施意见》，基层党校全面贯彻落实法治与文明建设，深入推动开展法治与文明建设，并针对法治与文明建设实践活动现状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对策，提出建议，为下一步法治与文明建设工作打好基础。

（一） 存在问题

1、自身建设落实不到位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2]

基层党校作为基层党组织，在关于“法治与文明”的自身建设方面，相关的组织工作机制和考核工作机制落实不到位。

2、教育培训开展不深入

《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第二章第八条规定：“发挥党校在党委和政府决策中的思想库作用。”[3]坚定推进全面依法治市，夯实基层党校法治与文明建设，发挥基层党校的思想库作用，需要深入开展教育培训工作。

目前，基层党校关于以“法治与文明”为主题的专题研讨班，培训班开展的不够多；关于以“法治与文明”为主题的调研活动开展的不够深入。

（二） 对策建议

1、加强自身建设全面落实

加强基层党校“法治与文明”建设全面落实，发挥基层党校作为基层党组织在坚定推进依法治市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组织工作机制和考核工作机制。

加强完善基层党校“法治与文明”建设组织工作机制。明确基层党校“法治与文明”建设组织工作方向，贯彻到组织工作的各个方面，落实到组织工作的各个环节；找准组织工作方法，善于对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做出全面、系统地分析和比较，按照轻重缓急有条不紊地推进组织工作。

加强完善基层党校“法治与文明”建设考核工作机制。健全基层党校“法治与文明”建设领导责任制，把全面落实法治与文明建设进度情况作为考核评价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的重要内容，纳入年度考核；完善基层党校“法治与文明”建设奖惩制，实行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激发党校全体教职工的自身建设，调动起大家全面落实“法治与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形成全面落实基层党校“法治与文明”建设的良好局面。

2、深入开展教育培训工作

紧密结合临颍县法治与文明建设实际，抓好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深入开展基层党校“法治与文明”的教育培训工作。

深入提高基层党校“法治与文明”师资队伍建设。着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高的高素质师资队伍。

深入重视基层党校“法治与文明”培训班次建设。关注培训对象的统一性与差异性、系统性与针对性的有机统一；注重培训需求适配度、课程设计科学性、师资选配合理性、教学内容满意度、教学方法有效性、教学组织有序性。

深入创新基层党校“法治与文明”调研活动建设。健全需求调研制度，综合考虑“法治与文明”建设需要，科学制定调研计划，合理设置调研项目。

三、 小结

慎子在其著作《慎子・逸文》中讲到：“治国无其法必乱，守法而不变则衰。”

因此，基层党校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中共漯河市委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的实施意见》，分析存在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加强基层党校“法治与文明”建设全面落实；深入开展基层党校“法治与文明”的教育培训工作。筑牢四项基础制度，助推全面依法治市；推动基层法治工作，落实全面依法治市。从而，坚定推进全面依法治市，夯实基层党校法治与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2页、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4日）（01版）、

基层调研的意义篇8

关键词：CCT 消费周期 认同工程

引言

目前“消费者文化理论”（CCT，Consumer Culture Theory）还不是一套系统理论，而是指涉一系列强调消费者行为、市场和文化意义之间动态联系的理论观点。尽管CCT的研究者们有着各种迥异的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他们仍然共享一种指向文化复杂性研究的公共理论标准，这种文化复杂性程度将其各自的研究努力联系在一起。

与其将文化视为共享情感、生活方式和由社会成员共享的统一价值（如美国人共享一种文化，而日本人则共享另一种文化），还不如说CCT更重在探索意义的同质贡献和重叠文化分群的复杂性。这种文化分群存在于更广泛的全球化和市场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性框架中。因此，消费者文化通过市场中介，为“生活文化”和“社会资源、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和符号及其依附的物质资源”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种社会安排。对市场制造商品和刺激渴望的营销符号的消费，是消费者文化的中心，然而这一系统的持续和再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日常生活中各人私人层面的自由选择实践（Holt，2002）。

CCT将文化定义为一种体验、意义和行为的结构。消费者文化及其传递的市场认知框定了消费者们可感知的行为、感觉和思维的标准，使消费者个体更可能制造出特定的行为方式和作出有意义的解析。CCT还强调消费者传统及生活方式有混和、碎化、多元化、流动性等动态特性。众多学者考察了CCT的心理科学基础和方法认知标准，并在具体领域探讨了该理论的贡献。这些研究带动了理论界从多角度对社会、文化以及发展关于消费者和消费间不同知识主体展开广泛研究。

CCT的研究内容

消费者文化理论围绕着一系列与以下关系相关的理论问题而展开：消费者的个人与集体认同；消费者现有世界创造和体现的文化；潜藏与表面之下的体验、过程和结构。不仅如此，CCT还展现了这些消费者文化动态特性的社会逻辑层级的性质和动态特征。在进行这项工程的过程中，CCT研究者整合了一个跨学科的理论主体，以此来发展新的解析理论框架，此框架可以详细阐释驱动消费周期的社会文化动态特性，又可以用于提出从四种内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催生的理论探讨。

（一）对消费周期的阐述

CCT的主要研究者鼓励对于消费的文本、符号和体验层面进行调查。他们将消费周期分解为一个包含获取、消费、占有以及丢弃的过程，并解释了获取行为的符号、表现和体验层面、交易行为及关系的社会文化复杂性和赠品等内容，为消费现象研究打下了基础。

以往的CCT研究将消费及占有行为（尤其是享乐主义、艺术审美和仪式主义维度）纳入消费现象研究之中，并对消费者的协商角色与认同转换高度重视，但丢弃行为却受到相对较少的关注。

从更广的层面看，CCT的研究强调了消费的生产层面。CCT考察了消费者积极再造和转换编码的模式以及其在广告、品牌、零售店或物质商品中的符号意义，并认为这些模式彰显了消费者的个人及社会环境，并从中提升了他们的认同和生活方式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为消费者们提供了广泛而异质的资源，供他们构建个体及集体认同。

（二）CCT的四种研究工程

1、消费者认同工程。CCT认为消费者通过市场制造的物质而共同生产出商品的意义。此推断的前提是：市场是杰出的神话和符号资源，消费者（包括缺乏资源而无法充分参与市场中的人们）可以以此来建构认同。从这一层面而言，消费者可被感知为认同的追求者和制造者。消费者认同工程被认为是目标驱动的代表，但其追求的目标往往在本质上是隐而不现的，所以常被贴上内在相互矛盾和模糊不清的标签。这些复杂性常常造成了消费者会使用众多的应对战略、补偿机制和表面对立意义及想法并行。

CCT研究者认为市场为消费者制造了可供消费者选择的特定位置。当个体们能够且确实通过这些消费者追求个人初始目标时，他们就是显示并个性化了文化脚本，这种脚本将他们的认同与一种消费驱动型全球经济的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据此，Kozinets探讨了影迷的认同在与不切实际的念头及其通过公司媒介而达成的合作相联系的情况下的构成。Belk等考察了被全球化公司资本主义话语传播的市场意念构建具有渴望的消费者主体的过程。Grayson 和 Martinec从同样的角度解释了真实性的体验（娱乐的背景下）与特定形式的含义（指导且讽刺的真实性），指出消费者对这些不同符号形式相应的富于想象和幻想导向提升系统相关。

2、市场文化。市场文化的研究强调市场文化与那些将人当作文化承载者的传统人类学观点相反，它们视消费者为文化的制造者。该角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消费，作为一种主要的人类实践，其出现是如何为人们的集群行为提供意义的，且反之又如何？致力于市场文化的CCT研究一直在努力解密消费者文化是如何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过程，且此过程对于经历过它的人而言又有什么启示。该角度研究审视了北美、非洲、亚洲和东欧等领域的市场文化。

CCT研究的这一方面也强调消费者是如何融合社会团结感，如何通过追求共同的消费者兴趣而创造独特的、碎化、自我选择的、有时是瞬间的文化世界的。不管是被定义为一种消费的亚文化、一个消费世界、一种消费者微观文化还是一种消费者文化，这种CCT的本性都基于Maffesoli（1996）关于新部落主义的理念。根据Meffesoli的看法，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经济变革的力量已经显着地侵蚀了社会性的传统基础，取而代之的是鼓励一种围绕者对个人独特性、生活方式上的自的永无止境的追求而展开的激进个人主义的主旋律。对应于这些正逐渐孤立和隔绝的境况，消费者形成了更多短暂的集体认同并更多参与基于共同生活方式、空闲副业、团结仪式等形式的群体。

大多数关于市场亚文化的初始研究都集中于青年亚文化（Thornton 1996）。这些研究突出了体验消费活动，如蹦极，球迷影迷、反文化生活方式和短暂的消费社区，是如何在共享信念、意义、神话、仪式、社会实践和地位中形成集体认同的。

以上研究表明，市场文化常通过正在进行的与主流（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规则及主流消费者感性的对立来定义其符号世界。与亚文化的古典社会逻辑描述相反，在这些群体内部的社会地位并不通过坚持整个消费规范来达成，而是通过展示本地化的文化资本及聚集、再造和创新由群体成员共享的符号资源的技能来得以建立。

3、消费的社会历史类型。消费的社会历史类型专注于消费者行为对制度和社会结构的系统影响，即什么是消费社会以及它是如何形成且维系的。

一系列研究调查了社会阶级等级、性别、种族、家庭、家族和其它群体对消费者选择及行为的塑造。Holt研究了由社会阶级分派的文化资本资源对消费偏好的系统性构造。Wallendorf认为作为有效消费者的一种基础技能的文学是依阶级及种族而分配。Allen揭示了文化资本资源模式如何影响工作阶层消费者的选择。

CCT审视了消费者体验、信念系统、实践和这些潜藏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举例而言，关于品牌社区的研究表明：虽然没有地域上的限制，但这些品牌社区仍然是传统的社区代表。而通过商业品牌的消费来建构社区的明显意图，仍是这种社区的特征（Muniz and O`Guinn，2000）。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后同化主义消费者研究指出：部落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已经成为了超文化的社会固定认同的一部分（Askegaard Arnould and Kjeldgaard，2005；Oswald，1999）。文化在社会的作用下，被重造成为了可以消费的事物（化妆品、食物、飞机、音乐）（Penaloza，1994）。

4、大众传媒市场认知论和消费者的解析战略。CCT系统考察了消费者认知和消费者思想及行为的意义。此研究层面的问题包括以下方面：商业媒介传送了什么样关于消费的规范信息；消费者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来形成正式的回应。在该研究工程中，消费者被视为解析意义的对象，其意义创造活动可能会遵循广告和大众媒介中所描述的消费者认同和生活方式，但也可能会有意识地偏离这些广告和大众媒介的认知指导。例如Scott认为消费者符号会导致广告运作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

CCT将流行文化文本解读为传递市场认知的生活方式及认同指示和理想的消费者类型。通过解码和解构这些大众媒介的市场认知，消费者文化理论者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系统如何激发消费者渴望特定的认同和生活方式理念。例如Mick和Buhl发现消费者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环境会影响其广告阅读习惯，消费者会将广告扭转为适合其生活环境的认知来理解。

由于CCT将消费者视为主动而非被动的受骗者，所以各种各样的消费者抵制方式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了商业传媒及营销的主要范式认知影响。消费者努力形成否定主流消费者主义规范的生活方式或是直接地挑战公司权威。例如Kozinets和Handelman就对“消费者与消费者行为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这一基本假设提出质疑。

结论

CCT将个体层面的意义与不同层次的文化进程系统相联系，并将这些联系纳入历史及市场背景，其核心是：消费是一种由历史塑造的社会文化实践，它存在于动态市场的结构及认知需求中。CCT还强调对任何一位既定的消费者而言，一般意义的世界既不是统一稳固也不是明显理性的。许多消费者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幻想和现实的混和来构建的，且他们使用消费来体验这种真实。而且，基于文化资本理念，CCT能广泛地追求一种文化上广为人知的资源基础的消费者理论。这种消费者中心理论将调查消费者在竞争品牌和服务供给之间如何配置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并如何使用它们来丰富自身的财富。这一理论创新会引导人们关注关于消费者价值共同创造的理论。

消费者研究是一个重要且成熟的领域，不仅因为它正稳定地朝一种单一的理论主题发展，更因为它能生产并支持多种混杂的理论对话，每个对话都依赖其特定的理论问题。但不同对话不会妨碍交叉范式的涉入及丰富。归功于共享一种共同的学科矩阵，广泛的主题关注将不同的消费者研究领域联系在一起，且使消费者研究者可以从一系列中心主题的理论对话阵营中挪用和互相补充想法、方法和内容。通过文本化再造，CCT研究重塑和新生了核心解析构造，如品牌忠诚、消费生活方式，零售体验；广告信息加工；消费者满意和消费者参与。

但总体而言，CCT在宏观层面上的研究较少。所以，如何通过商品来讲述文化历史，这可能是CCT将来要面临的问题之一。这不仅从总体上指出了消费的社会历史显著性，还会影响与营销相关的学术和社会对话。

参考文献：

1、Allen， Douglas、Toward a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 as Sociohistorically Shaped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 Fits-Like-a-Glove （FLAG） Framework、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8 （March），2002

2、Belk， Russell W、， Guliz Ger， Soren Askegaard、The Fire of Desire： A Multisited Inquiry into Consumer Passion、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0 （December），2003

3、Grayson， Kent，Radan Martinec、Consumer Perceptions of Iconicity and Indexicality and Their Influence on Assessments of Authentic Market Offerings、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1 （September），2004

4、Holt， Douglas B、，Craig J、 Thompson、Man-of-Action Heroes： The Pursuit of Heroic Masculinity in Everyday Consumption、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1 （September），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