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的特征(6篇)

政治文化的特征篇1

关键词：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客体；分析研究

一、都市型村庄及其过渡性特征

传统意义上的村庄是“农村村民居住和从事各种生产的聚居点”，人口相对分散、有明显的同质性、社会结构较单一，主体人口为农业人口，基本的生产活动是农业生产。但是，随着中国都市化的迅速发展，一些村庄逐步丧失或部分丧失传统村庄的基本特征和功能，职业分化、人口流动、产业结构变化，均质性被打破，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依据都市化即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并在某个区域（城市、城镇）集中的过程这一界定，我把这种村（居）民拥有宅基地和私人房屋产权，没有或少量拥有村集体农地和集体财产，第二、三产业已经取代农业成为主要产业，村（居）民已经全部或部分变成非农业户口，兼有大量外来人口入住的村庄称之为都市型村庄。从总体特征上看，由于中国地域广大，都市型村庄在区位环境、拥有的社会资源、管理体制、发展模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使得这些村庄特质迥异，难以归类。然而，这些村庄也有许多共性特征，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公共事务的管理上，都还没有完全纳入到城（镇）的总体规划中，集体经济、集体资产、独特的“村籍”制度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利益分配和社会管理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等。实现情况表明，当下都市型村庄既没有完全拥有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社区特质，也没有完全失去传统村庄的要素特征，呈现出传统村庄向都市社区转型的过渡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主客体要素现状分析

社区治理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种网络体系，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系统聚合了不同于城、乡社区治理的主体与客体、内部规制和外部环境等多要素，其中每一个要素的变动都会对系统运行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主客体要素。

（一）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的二元化要素特征和多元化结构性特征

正在成长的都市型村庄社会治理主体，既包括政治性的组织，也包括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等。社区治理逐步形成从政府一元走向村（居）民委员会、各类社会组织、专业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架构。

从法律层面看，党的基层组织有权力对村（居）委会进行政治上的领导，对社区内的各类组织进行宏观协调，政府派出机构有义务对村（居）委会进行业务上的指导，推动社区各项建设活动的开展。村（居）委会接受政府业务上指导，动员、组织社区内的各类服务性的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为社区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丰富社区居民物质文化生活，增进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共同治理社区事务，并协助政府开展相关工作。

从现实层面看，由于都市型村庄社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并存、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并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自治性的社会组织并存，社区治理主体要素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化特征；社区内包括（村）居民委员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组织发育迟缓，成熟度不高，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都非常弱，专业社区工作者队伍尚未完全建构起来，社会资源相对不足，在处理社区事务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借助党和政府权威，依赖政府财政和政策上的支持，由此形成了“以执政党为圆心的同心圆状的中心一边缘型治理结构”，凸显出基层党组织在多元社区共治中的核心地位，社会组织边缘化，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并存、层次分明的结构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是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宪法》确认村（居）委会的功能是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办理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反映群众意见要求、提出建议等。《城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兴办有关的服务事业。《村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应当尊重并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男女平等，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促进村与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支持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等。

处于过渡期的都市型村庄，由于土地、户籍、人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区组织、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城乡二元化特征，致使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遇到的经济、文化、社会、空间、环境等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比成熟的城市社区和传统村庄量要大、复杂程度更高，解决难度更大。有些村庄既要管理本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农村农业经营机制，又要负责征地拆迁、村庄规划、居民安置以及相关的利益分配，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其他经营者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既要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又要解决化解二元并存带来的诸如促进城乡融合等特殊性问题等。社区治理客体不仅点多、面广、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变动性大，无法简单依据《城居法》或是《村居法》来加以界定，只能依据各个社区具体情况相机界定。

三、优化社区治理主客体要素，建设都市型村庄社区

当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缺乏直接可资参考、借鉴的经验，建构切合都市型村庄特点、规范有效的治理规制，协调各方利益和矛盾，实现都市型村庄社区善治，必须按照城乡“一体化”思路，参照都市社区要素特征，整体布局、统筹规划、拓展思路、创新体制。

（一）提升社区治理主体能力，建构科学的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充分认识各类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责和作用，建立多元共治的主体架构，形成内含科学分工与合作机制的以社区（村）居委会为轴心、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其他主体参与其中的交互式的新型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第一，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理顺社区内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内部的关系，明晰其结构与功能，避免出现“缺位”、“越位”、“错位”等职能的交叉、功能紊乱现象。

第二，依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与监督，逐步弱化社区组织行政功能，增强社区内行政部门的行政能力；强化社会组织的自治性，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建构合理的社区治理结构，建立社会资源、权利共享，社会义务、责任分担机制，维护社区内部的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平等地位，促进其协同发展。

第三，打破以集体土地产权为核心的“村籍”制度，赋予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在社区治理中的平等主体地位，建立各类社区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民主制度、决策程序和协调机制，完善相关政策，发挥村（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轴心作用，确保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对社区重大事务的决策、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使社区治理制度化、民主化、程序化。

（二）厘清社区治理客体属性，建构城乡一体化的社区治理模式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客体不仅包括了原来村集体管理的事务，还政府改革职能转换过程中剥离出来的社会管理事务和村庄都市化过程中衍生出的一些新事务，尽管内容复杂，治理过程权责关系模糊。但从性质上还是可以分为几大类：经济工作、行政工作、社会工作、其他工作。社区治理必须在厘清社区事务和公共服务类别的基础上，依法界定集体经济组织、行政组织、村（居）委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在社区事务治理过程中的权责关系，坚持城乡一体化思路，以提升“城市性”为目标，建构和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和模式。

第一，（村）居委会依法加强对社区类各类经济组织的经营资质的审核，运行过程的监管，营造优良的经营环境，协调经济组织间以及经济组织与社区居民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和纠纷。以依法拥有村集体经济和土地资源管理权为依托，结合都市型村庄的特点，总体规划村庄经济发展，采用多种方式经营集体土地和资产；立足都市农业，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和第一产业优势，构建集农业生产、观光、旅游、休闲于一体，三大产业协同发展的经济架构，发展社区经济。

第二，基层党组织依法履行领导和支持本社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职能，保障社区居民民主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以关涉社区共同利益的事务为抓手，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吸引社区居民依照程序参与社区治理，激发其参与热情，培养政治理性，锻炼和提高自治能力，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社区政治生活。

第三，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拓展文化活动的空间，建设文化惠民和文化共享机制；寻找有特色的文化发展定位，在继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促进城乡文化的融合，实现文化创新；社区的真正本质是社区精神，通过开展社区文化建设活动，增进社区治理主体间的了解与理解，增进社区认同，形成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要素结合、体现城市文明和时代精神内核的社区精神。

第四，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立足现状，以村庄规划和环境整治为着力点，以社区公共服务为核心，整合社会资本，统筹规划社区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经济组织、非营利性组和其他社会组织，鼓励其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建设，承担社会责任；建立和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资金投入保障机制、教育培训机制以及各项工作的综合协调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由民间社会组织和居民共同参与的、涵盖所有人口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实现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

参考文献：

1、夏建中.治理理论的特点与社区治理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2).

政治文化的特征篇2

但是，史密斯在书中并没有提供多少有分量的实证分析，他只是观感般地强调共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在塑造民族主义意识上的根本性作用。他甚至说：“随着世界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无根之人会在他们熟悉的种族联系与文化传统中寻求庇护。”（2）他确信：“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作为现代世界普遍现象的关键，主要在于历史文化和族裔纽带的既有框架和持久遗产，而不在于全球性互相依存的影响。”“民族主义远不止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其他现代信仰体系不同，权威不仅仅存在于民族的普遍意识中，而且存在于此民族和彼民族的特有现象和特性之中。民族主义使这种形象和特性变成了绝对性的东西。”（3）因此，他否认全球文化或世界性文化的可能性。他强调：文化是建立在“文化共同体一代一代地讲述、体现的原型神话和象征、价值观和记忆基础之上的。”而全球文化则不能够提供“神话和象征、价值观和认同性”。他在分析“新民族主义的社会背景”时，也强调“共同祖先的神话的重要性、历史性记忆与共同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对土地与人民忠诚的重要性。”他说：“正是这些特点构成了现代世界上前现代族裔的普遍遗产。”（4）无论是理解西方族裔新民族主义，还是分析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分裂性族裔民族主义，“认为向宗教的激进形式复归只是一种表达恐惧与不满的形式，或者认为它是传统价值观和象征崩溃的表现，都是错误的。”民族主义的成就就是“把对族裔历史的记忆和古老的上帝选拔的宗教神话与在一个历史上的‘祖国’里努力获得共同的领土和政治自治联结起来”。（5）也正是由于对历史、文化的强调，史密斯对欧洲一体化的实践基本上持怀疑态度。他说：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看待欧洲以及其他统一计划：“一种是要取代民族国家的英雄式努力”，注定要失败；“一种是新型的自然生长的民族共同体形式”。然而，“与法国、苏格兰、加泰罗尼亚、波兰或者希腊那些确定无疑、令人震颤的文化和民族传统相比，‘欧洲认同’显得空洞无物、毫无特征，更像是对整个大陆所有民众和各种文化的一种有气无力的综括，对已经存在的东西没作任何的补充。”为了转移不同民族国家和民族的大多数民众的忠诚与认同，并使他们执着于一系列新的共享的欧洲神话、记忆、价值和象征符号，“需要建立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工程，辅之以相关的制度框架，这在过去只有用解散现存的集体与组织单位，或者通过大众宗教运动的方法才有可能实现。”他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似乎没有文化和情感的空间来发展一个新的泛欧洲层次上的超级民族的大众认同。”（6）他总的结论就是：在现代世界上，对由国家组成的自由社会而言，民族和民族主义仍是惟一现实的基础。记忆、神话和象征符号的链条把民族与那种普遍而持久的共同体即族裔联结在一起，而正是这些东西赋予了民族独一无二的特征，并使其牢牢控制了如此众多的人们的感情和想像。“那种认为民族主义不久将被替代、民族即将被超越的预测是愚蠢的。”（7）

显然，史密斯基本上是一个坚持神秘的文化本质主义、绝对的族裔民族主义思想者，因为他把历史文化赋予人们的种族、族裔特征看作了决定人们处理相互关系特别是政治关系的主导性变量。从其著作中可以看出来，这是他身处欧洲中心而且主要是对欧洲中心进行表象观察的结果。其实，所谓文化，并不是人类的一种本质禀赋，它是人类在历史活动中创造的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的生活方式，因此它是在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以及形成自然的人类共同体并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发生自觉的共同体之间的交往等历史活动中被创造和不断更新、发展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8）而且，“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因此人类在同自然界发生关系的同时，还结合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9）因此，某一人类共同体的所谓文化特征不会赋予其成员一种不可移易的本质，也不会是决定这一共同体成员行动的主导性变量；而应该说，这种文化特征只能是在目前的生活状态下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不得不守持的生活，但一旦人们的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比如与其他共同体交往即发生了比较或被提供了参照，主导性地决定其行动的就会是他们对更高层次、更符合人性需求的生活的追求，而不是既有的所谓文化特征。这种对新生活的追求就会创造出新的文化。与人们对新生活的追求相比，一切外在的、被赋予的价值观、历史记忆、神话和象征符号，都是次要的和可以改变的。我们可以体会到，不可抑制的交往、追求和创造才是人类最根本的文化特性。中国近现代史就是打破旧的传统文化、通过政治、经济和社会重建追求和创造进步的和更加符合人性需求的新文化的革命运动史。

具体来看，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表现为排外主义的族裔民族主义，其原因可能是民族优越感，据有的文献指，与移民大量增加造成文化冲突、安全感的破坏等问题有关，但西方主流社会的政治精英不会放纵这种种族主义复活。而发生在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分裂性族裔民族主义的原因则主要应该在社会主义在该地区的失败中找原因。假如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假如少数民族的地位和利益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诚恳的尊重，假如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是占主流地位的强势意识形态，那么，即使存在少许眷恋其古老文化特性的族裔民族主义者，他们能由机会和条件以所谓文化特性动摇大众的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吗？显而易见，表现为意识形态认同的价值共识和由于个人地位、利益得到保障、尊重而发生的政治认同而特别是政治认同在结构上优位于文化认同，因为人们首先追求的物质利益、人格尊严，其次才是精神上的愉悦体验。也就是说，文化认同在政治共同体形成的实践中可能发生作用，即文化认同可能作为政治认同的一个基础和诱因，但不会必然诱发政治认同；相反，倒是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实践人们的破坏了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也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失败导致了少数民族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破坏，从而使他们有机会从古老的历史中寻求文化认同的灵感来独立地重建政治认同。但政治认同的重建一定有意识形态起主导作用，即给民族主义注入明确的政治价值内含，因为那些古老的文化认同本身不会提供在现代社会能有效运转的具体的利益分配和制度建设蓝图或行动方案。也就是说，民族主义仍然是政治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文化的民族主义。倘若政治认同重建失败，其分裂后独立的国家仍然会陷入内乱，从而成为失败国家后的失败民族，所谓其民族文化特性的神话就彻底破灭了。总之，只有通过政治地图才能找到民族和民族主义，只有通过政治追求才能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

即使是史密斯持因固执于各民族文化特性而持怀疑态度的“欧洲认同”，德国学者迪特尔·格瑞姆却表达了积极的意见，他说：“如果欧盟欲超越经济共同体的框架而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那么这一发展必须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这些价值观念“首先是人权、民主、法治国原则、社会福利国原则或是民族命运共同体、多元主义、文化国家等观念”。他还说：“欧盟体现了20世纪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创新性成果。它并未解体那些拥有在其他方面不可替代的合法性资源与团体归属感资源的民族国家，而是利用他们，为今天国家力量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10）可见，政治方面的价值共识和共同体追求能够超越所谓的文化特性从而在新的政治实践中创造新的文化。欧盟一体化每一步进展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进展，都有力地说明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武断性和政治民族主义在学理上的可会意性。

史密斯著作的另一个重大缺陷是没有分析被西方炒作为发生了“新民族主义”问题的中国个案，但分析中国个案更不支持他的结论。从所谓“新民族主义”的两个具体事例来看，中国与西方的“人权斗争”的确似乎反映了价值观的冲突和文化的异趣。但人权斗争主要是政府的外交行为；从大众的角度而言，人权呼吁和法治建设一直是、特别是在90年代后半期以后是具有正面价值的。再一个就是科索沃战争期间中国大使馆被炸激起的抗议，这是对国家尊严遭到侮辱、利益受到侵犯的愤怒表示，与所谓文化特性无关，而且抗议还受到了政府严格的节制，没有形成可称为民族主义意义的大众运动。其实，分析中国个案更应该关注的是大众价值观的变迁和普遍的行为趋向。比如，从60年代初前后发生的为逃避贫困和专政暴力而出逃西方从事服务、生产经营活动的暗流，到80年代的留学热，再到90年代以来的移民热和准备移民的双语教育热，以及接连不断的平民有组织偷渡活动和贪官阶层有预谋的出国失踪避难，都可以从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关系的学理思路上去分析，而不是位序相反。而这些所能证明的，如果从文化决定论来推断，应该是文化凝聚力的弱化和民族主义的无能化。面对不断的精英流失，还能期待产生什么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吗？近年来，国内有的论者受到民族主义研究潮流的诱导，提出中国应当振兴“尚武”精神的民族主义，其耸人听闻的言论本身岂不是符合了本来就是为“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制造学术理论根据的“中国新民族主义论”的罗织，一如鲁迅先生所言：自己本来没有毒牙，却在自己的额头贴上“蝮蛇”二字，招人来打杀。当然，这种振兴的内容和号召方式着意于“既要靠我们超出其他任何民族的坚韧精神和优秀品格，又要靠上天对于我们的眷顾”（11），与神秘的文化特性论和“上帝选拔论”很有理气相通之处，尚未着政治民族主义的边际。

总起来看，史密斯从文化特性来定义民族和分析民族主义得出的结论是不准确的。从所谓文化特性来推测民族主义，必然会感到人类难以摆脱族裔冲突的宿命。但事实上，人类的历史精神不是追求文化特性的自恋，而是在谋求生存、发展与合乎人性需求的自治方式中创造了文化。从学术研究的实证分析角度来理解，探讨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还是应该回归民族主义的本来意义即政治民族主义，只有在政治民族主义的本意上，才能比较准确地理解近代以来的历史，认清人类是为了共享价值和建立平等、自由的政治共同体从建构了民族主义话语，而不是人类本身被神秘的文化特性之类的民族主义所控制。在这种意义上，从整个世界的政治进程来看，过去的20世纪是民族主义的世纪。但随着冷战体制的崩溃、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世界主要大国在反恐、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强化国际机制与国际组织等方面取得越来越多的政治共识，我们看不到西方国家排外性族裔民族主义会控制主流思想的可能性，看不到冷战后初期民族国家增生现象复活和发生在世界政治经济边缘地区的分裂性族裔民族主义左右国际政治格局与进程的可能性。相反，我们看到了超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和国际组织的出现和功能的复杂化，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移民、经济移民、文化移民的出现，所有这些都显示和实践了超民族认同和地区性、世界性统合的可能性。正如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观察的：20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政治和族裔政治现象在“功能上”不同于19和20世纪早期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它不再是历史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12）可以谨慎地相信，21世纪将不再是民族主义的世纪，而是一个全球化和世界性统合发展的世纪，一个可称之为人类主义价值观萌芽、生成的世纪。在这种全球化和世界性统合的发展进程中，文化的冲突和摩擦必然会发生，但那只是说明在文化的交流、共处和融合进程中需要不可或缺的调适，这种冲突和摩擦已经不再具有政治民族主义的号召和行动能力，也就是说人类能够控制它而不是人类被它所控制。如果说新世纪的族裔或民族问题能在历史的民族主义话语谱系上找到相关的联系，那么可以把它称之为后民族主义──一种民族主义世纪之后的、已经失去主导世界历史进程能力并不断被全球化技术手段、跨国经济活动和超国家政治协调所克服、被更加普及的知识和学术理性所解构从而丧失功能的民族主义。

注释：

1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页。

2中文版序，《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3序，《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4《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第23、82页。

5《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第93、94页。

6《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69、155、168－169页。

7《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79、191－192页。

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31页。

9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362－363页。

10迪特尔·格瑞姆：《“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创举”》，《读书》2003年第10期。

11王小东：《当代民族主义论》，《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

政治文化的特征篇3

【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结构;中国特色

1.政治文化的涵义和特点

1.1政治文化的定义

“文化”作为与“”自然存在的东西相对应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和西方国家很早就已经存在。而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政治文化”是由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提出的。政治文化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在长期政治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社会成员所具有的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取向模式，是政治关系在人们心理和精神领域的反映。

1.2政治文化的特点

1.2.1政治文化具有深刻的阶级性和鲜明的民族性

首先，政治文化作为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定倾向与价值取向，必然要体现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其次，由于人们长期地生活在共同的领域，形成了共同的心理与文化传统，这是政治文化更为显著的特征，是政治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1.2.2政治文化具有特殊的社会结构性

在社会中，存在这三种政治文化，即：主导性政治文化、次主导型政治文化和反主导性政治文化，它们并存于一个社会群体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特殊的社会结构。

1.2.3政治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

政治文化是长期积累形成的，不会凭空出现，也不会突然消失。它随着政治制度的建立而形成，随着政治制度的瓦解而消失，但是这种建立于消失都是渐进的，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1.2.4政治文化的历史继承性

政治文化会随着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人变化，会随着政治制度的瓦解而变革，但是这种变革不是同步的，在原来的政治文化形成到稳定这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随之而形成的观念会长久的停留在人们的心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1.2.5政治文化具有相互交融性

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在交流的过程中，政治文化也会相互交流。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体系会有选择的接受并吸收外来的积极的政治文化。

2.政治文化的作用

2.1维系政治体系的存在

政治体系的存在来源于政治成员以及公民对其的认可，而在公民心里，政治文化是长期存在于心中并影响其行为的，所以政治团体发展政治文化有助于维护政治体系的存在。

2.2规定政治生活的基本指向和内容

政治文化反映了社会成员的政治取向和政治制度在成员心中的认知程度，反映了群体的政治愿望和政治要求。政治文化从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政治生活的目标、方式和内容。

2.3影响政治制度的实际运作

在社会上，任何两个国家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和模式，原因就在于每个国家的文化风俗不同，进而政治文化也就不同。特定的政治制度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将会产生不同的机制和效力。

3.政治文化机构概述

政治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特殊的社会现象。政治文化的结构主要由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政治心理这三大层次有机组合而成。其中，政治意识形态居于核心地位，反映了社会经济关系和生产方式的状况，体现了社会阶级关系和不同阶级的利益与地位；而政治价值观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信念、信仰和态度。政治心理是政治文化中的深层因素，在政治文化中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同时，政治心理的内容和特征也受到政治思想和政治认识的制约。

4.政治文化结构的特点

（1）处于不断变动状态的政治文化，其结构的层次性特征并不是特别明显。

（2）政治文化结构的三层次的特征和功能的差异决定了他们之间变化的非同步性。

（3）政治文化结构内部三层次的相互运动表现为相互依存、配合和制约的关系。

5.建设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

5.1我国政治文化变迁的趋势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转型与变迁，我国的政治文化变迁呈现出从衣服走向独立、从单位转向多维、从封闭转向开发、从情绪化走向法理化等一系列的特征。多元化的政治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5.2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应遵循的原则

（1）中国政治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必须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建设必须摒弃一切不利因素，如：陈旧理念和思想知识、保守或激进的政治心理等。

（2）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建设必须反映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首先，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吸取古今中外的积极经验；其次，要与国际接轨，放眼世界，中和不同阶层，结合不同的思想，既保持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又不缺乏独特性。

（3）建设中国特色政治文化必须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基础。鉴于我国的政治体制和阶级特点，我国的政治思想和价值取向必须以人为本，尊重人民大众享有的一切民主其权利，并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相一致，体现科学发展观。必须把始终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我们推进事业的根本工作路线。

政治文化的特征篇4

摘要本文研究探讨国有企业政工师的作用与角色定位特征，首先从国有企业政工师的作用分析出发，集中体现在政工师在创建学习型国有企业中发挥组织和引导的作用、在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以及政工师成为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引领者和倡导者三个方面，然后就国有企业政工师角色定位特征从从属性特征、交互性特征以及隐蔽性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希望为今后充分发挥国有企业政工师的作用，提升国有企业效率奠定一个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基础。

关键词国有企业政工师角色定位

一、国有企业政工师的作用分析

国有企业政工师的作用主要包括在创建学习型国有企业中发挥组织和引导的作用、在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以及成为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引领者和倡导者三个方面。

具体而言，政工师在创建学习型国有企业中发挥组织和引导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学习型组织对于现代组织发展的重要性方面[1]。从当前国有企业对学习型组织的理解来看，还仅仅局限于形式。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学习的人积极性也殆尽，学习效率得不到根本性的保障。而政工师的存在可以准确的把握学习的目标，从而更加明确学习过程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和达到的目标。通过对日常工作重难点问题的收集，可以时时把握好学习的动态，从而提升学习型组织的效率[2]。

政工师在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主要体现在以政工师为主导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有效的促进企业的和谐与稳定，从而加强国有企业领导与职工之间融洽关系的形成[3][4]。另外，政工师通过自身过硬的本领、科学的理念以及发展的眼光，抓住国有企业日常事务存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对更加灵活的开展各项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政工师成为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引领者和倡导者集中体现在政工师可以根据国有企业自身的特定性质、宗旨、任务、国家及时代的要求，最大程度上凝练员工共同追求的企业精神，从而构建企业的核心文化[5]。另外，国有企业文化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而参与和主导国有企业文化的建设工作，是政工师义不容辞的责任，是企业赋予的一项光荣使命。

二、国有企业政工师角色定位的特征分析

（一）从属性特征

改革开放后我国制定了国有企业的基本发展路线与方针，即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以经济效益为中心[6]。因此，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的目的是以创造效益为基本前提。为此，政工师的日常工作也必须要围绕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生产经营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按照这个基本原则，政工师必须要服务以经济工作和生产经营工作，而不能够本末倒置，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

（二）交互性特征

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及客体都是人，也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方面，政工师需要从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出发，将国有企业各个层面的员工纳入到工作对象之中，以倾向性去解决普遍问题，同时还需要个性化去解决主要问题。另外，政工师作为国有企业的普通一员，还需要在特定的情况下进行角色翻转，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客体，接受他人的批评和教育。

（三）隐蔽性特征

隐蔽性特征主要是指思想政治工作虽然不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但是富有创造性与挑战性，是营造企业团结与和谐的重要保障，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政工师通过是国有企业前进发展的“幕后”推手，与企业的成长紧密相连。

三、结语

国有企业政工师是为专门针对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而设置的职务，分为初级、中级以及高级三个层次，对于国有企业的未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本文研究探讨国有企业政工师的作用与角色定位特征，首先从国有企业政工师的作用分析出发，集中体现在政工师在创建学习型国有企业中发挥组织和引导的作用、政工师在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以及政工师成为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引领者和倡导者三个方面，然后就国有企业政工师角色定位特征从从属性特征、交互性特征以及隐蔽性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希望为今后国有企业政工师正确的把握自己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于功能以及提升国有企业效率奠定一个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基础。

参考文献：

[1]黄万琪.国有企业管理中政工师的角色定位和作用[J].东方企业文化，2012.07：3-4.

[2]邬永欣.国有煤矿企业中政工师发挥的作用[J].中外企业家，2014.30：134-135.

[3]黎春春.探讨新形势下国有企业政工人员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J].东方企业文化，2014.01：46+49.

[4]陈冰剑.浅谈煤炭资源企业管理工作中政工师的角色定位和作用[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中旬刊），2014.03：13-14.

政治文化的特征篇5

论文摘要:公民文化是一种混合现代化与传统因素、目前正处于政治渗透过程中的政治文化，它正在或即将取代种族、传统、血统等价值观成为人类社会的认同价值，这种认同价值由于其“非排斤性”产生了具备和谐社会特点的理性、协商、妥协的平衡利益冲突方式。因此，公民文化与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是一脉相承的。

“和谐社会”的概念提出以后，从长远来看，其政治意义远远超出迄今为止人们所讨论的范围。它不仅仅是“科学发展观”、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和谐或者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也不仅仅是执政党执政模式的变化。从更深人一步说，和谐社会及相关各种目标的实现，会导向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契约关系的重建，而这种契约关系的建立和巩固都有赖于一个社会的公民概念以及体现公民特征的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加强，有赖于一个公民文化所体现的共识。可以说没有公民文化，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便无从谈起，蕴涵在契约文化中的民主、自由等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就会被暴力、零和搏弈等前现代文明的价值观所取代，和谐社会的构建最终也会失去其制度保障。因此，和谐社会意味着一种基于公民文化的契约型国家治理制度。缺乏公民意识，也是中国在政治文化上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因此，重塑公民文化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最紧迫的任务。

一、公民文化的身份认同观

1.公民的涵义

公民一词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在古希腊、古罗马，公民指的是在法律上可以享有政治权利的自由民，而非公民的奴隶和外国人在法律和社会两个层面都是受到歧视的对象。公民是一种身份，一种作为国家认可的构成成员的身份的符号。17世纪洛克、卢梭等人的天赋人权论使公民一词走向普遍化。

《不列颠百科全书》把公民定义为:“公民资格指个人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个人应对国家保持忠诚，并因而享有受国家保护的权利。公民资格意味着伴随有责任的自由身份。公民具有的某些权利、义务和责任是不赋予或部分赋予在该国居住的外国人的。完全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是根据公民资格获得的。公民资格通常应负的责任有忠诚、纳税和服兵役。”

公民是法律上的概念，强调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平等性。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没有奴役，没有特权，也没有歧视。

与“公民”相对应的是“国民”，与“公民”相对立的是的“子民”。“国民”表明一个人的国籍，而“公民”除了表明国籍外还有更深的内涵，说某人是某国公民，内涵此人与该国其他公民的地位相互平等，拥有相应的权利与义务。“民”就是老百姓的意思了，为什么要加一个“子”字呢?《礼记》中说:“子，谓所获民臣”。按照这个说法，“子民”就是不管内心愿意与否都必须臣服的老百姓，它所衬托的是依附型人格、身份差别，所以，在封建社会，“子民”也可以用“臣民”来代替，“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子民”的真实写照。在当前中国社会的习惯性词语中，老百姓远比公民有位置，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公民文化的缺失。

2.公民身份与公民文化

公民身份摈弃了个人身上一切人为的差别，只要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具备了公民身份就会享有基本相同的权利和承担基本相同的责任义务，因此，一个社会公民身份的普遍实现取决于政治的公共性，取决于身份平等的文化传统。我们很难想像，一个受到文化传统支撑的身份不平等社会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公民身份的普遍认同就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公民文化，这种以认同为基础的公民文化是一种摒弃了等级特权的的政治文化，它要求彻底摆脱人身依附关系，建立一种无论任何人都不能违反的法律制度以及对公共权力持有的高度警惕。同时，它还是一种自由的政治文化，在公民文化中，公民们视追求政治自由、言论自由、自由和经济自由为天经地义，它鼓励个性和自我，认为个人的意志、利益、爱好和享受，从最终价值上看高于家族、集体、民族和国家。

在当代，公民文化渐渐取代传统的血统认同和传统认同成为了当代许多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和认同基础而成为世界认同文化的主流，认为公民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化解种族仇杀、阶级矛盾、意识形态冲突这些人类社会在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最终难题的惟一解决办法。在所有的公民文化解决方案中，德国政治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观念显得十分突出。

二、公民文化观的现代特征—宪法爱国主义

一个追求和谐的社会必定不会是追求以暴力或以暴力威胁的原则来平衡利益的社会，一个以“和而不同”为特征的和谐社会必定要用以理性协商和妥协的方式来解决利益的冲突，所以和谐社会必须要寻求社会认同。传统的认同价值，如血统认同、种族认同、传统认同等由于其包含的排斥性因素而显得不宽容，这种不宽容如果发挥到极至，暴力原则的解决方案就会接踵而至，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在当代都是层出不穷的。对此，哈贝马斯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观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宪法可以作为公民文化的象征发挥其整合社会的巨大作用，一个追求和谐的社会在具体操作上可以以宪法追求其认同价值。

哈贝马斯认为，存在多元文化差异的人类共同体是不能以民族认同来维系的。作为统一和融合的基础，民族主义缺乏价值规范的基础。提出现代国家统一的价值规范问题，是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的精髓。尽管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在1989年之前就已经提出，但两德统一、欧洲联盟以及移民与全球化浪潮仍然是哈贝马斯倡导宪法爱国主义的三大主要背景。

哈贝马斯提出的问题是:非强制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结合会是什么样呢?哈贝马斯认为，这种结合应从政治文化的形式普遍性得出它的原则标准。哈贝马斯指出，一个民主国家的理性宪法体现了一种预先确立的、抽象化的原则性社会契约，它是一切具体共识和妥协的基础。他说:“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宪法代表一种形式的共识。公民们在处理集体生活时需要有这样的原则，这些原则因为符合了所有人的利益，因而可以得到所有人的理性赞同。这样一种社群关系是建立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的，每个人都可以期待别人待他如自由和平等之人。因此，宪法是多元社会中表达形式的共识的最重要手段。文化多元主义的事实和确保公民权利的任务决定了民族国家层次上的整合力量只能是法，哈贝马斯把这个层次上的共同体称作“法的共同体”。对哈贝马斯来说，重要的不但是要看到，在同一个法的共同体即立宪民主国家中，不同的伦理生活共同体可以在同一个其核心为普遍主义原则的现代法律制度下和平共处。

哈贝马斯认为，一种“形式普遍性”在实体文化或实体生存世界中普遍存在。形式普遍性承认由差异构成的多元文化整体。形式普遍性的关键在于，一个人在宪法共和国中的公民身份(共和精神)和他对一个文化群体的亲近感(民族感情)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并不具有严格的概念纽结。这一关系只是历史的偶然，人们并不非要有相同的民族和阶级背景才能在一起共同提倡和维护普遍的公民权利。对于现代人来说，要紧的不是学会在民族文化中生活，而是在政治文化中生活;要紧的不是去寻根或寻回与他人同根的感情，而是学会如何批判地审视自己的利益以便进人理性的协商程序。

哈贝马斯指出:“公民们要组织和平共存，其原则之所以获得所有人的正当认可，是因为它们符合所有人的相同利益。这样的集体是由人们相互承认的关系所建构的。由于这样的关系，每个人都可以要求任何他人尊重他的自由和平等。所有的人都应享有同等的保护和尊重，他们作为个体，作为种族和文化成员及作为政体成员(公民)都具有不容侵犯的尊严”。

因此，哈贝马斯在社会认同上的基本观点是:民族和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共同体是前政治性的共同体，它的成员的身份不是公民，而是民族或文化群体成员。现代义上的政治共同体与民族或者传统文化共同体不同，它的维持框架不是自然的血缘或文化亲情，而是刻意构建，因此也是“非自然”的社会契约。这个社会契约就是宪法。社会成员由宪法获得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公民身份，承担公民身份也就意味着把与此不同类的民族或文化身份搁置起来。社会成员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应当是一种政治性的归属感，是他在以宪法为象征的政治共同体内的成员身份的表现，哈贝马斯称其为“宪法爱国主义”。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观虽然是基于欧洲一体化的背景而提出，但它对一切以追求和谐为目标的社会均具有普遍性，尤其对于当前中国面临的统一问题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三、公民文化的政治文明逻辑

一个以追求和谐为宗旨的社会无不以追求文明的政治为己任，因为文明的政治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以及人的解放的实现程度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国家的文明水平，是衡量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因此，一个和谐社会同时也必定是一个政治文明的社会，但是，建设文明的政治也需要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公民文化。公民文化能够为建设现代政治文明提供合法性解释和合理性证明，能够加强政治角色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感。可以说，公民文化的政治渗透是实现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惟一通道。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条政治领域的牛顿定律。以文明政治为特征的和谐社会绝不是一个权力泛滥、专横的社会，因此，寻求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是和谐社会的政治宗旨。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制度框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制衡手段则是公民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公民意识。

朱学勤指出:“公民文化和公民意识是近代的产物。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和监督;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因此，公民意识首先姓‘公’而不是姓‘私’，它是在权力成为公共用品，以及在政府与私人事务之间出现公共领域之后的产物，至少不会产生在这两者之前。”按照朱学勤的理解，一个体现公民文化的社会至少要具备下列特征:

首先，绝大多数公民普遍具有人权、公民权和独立人格意识，摆脱“顺民”、“臣民”情结，具有尊重和追求自由、平等、财产的社会风尚。

其次，破除权力崇拜和迷恋心理，排除集权、专制，树立权力监督和民主意识，始终保持对公权力足够的警惕。

再次，摒弃人治观念，树立程序意识、法治意识、意识，抛弃“清官贤臣情结”，并且确立权利为本位的法律体系。

最后是责任意识。

一般说来，具备了这些特征的公民社会能够自动地对公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而且这种制约因为有了文化传统而可以代代传承。

对以上所说笔者完全赞同，但笔者认为一个体现公民文化的社会还必须包括一个重要特征—纳税人意识。税是一个有特殊政治意涵的概念:税是建立在充分承认私有财产权基础之上的，不承认私有财产权，就没有税的概念。否则，怎么能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交给他者呢?所以，税与财产权密切相关，而财产权是一个人成为公民的重要特征，因此，一个公民社会也一定是一个纳税人社会。那么一个纳税人社会的税收原则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只有税收法定原则(或称税收双向原则)才是惟一符合体现政治文明的和谐社会的税收原则。“所谓税收法定原则是指一个社会的税收由政府与民间社会协商而定，征税权由政府和民间社会共同享有，而不由政府单方享有，西方国家的议会就是双方议税的场所，政府每通过一个税种、税率都要在代表人民的机构—议会中进行激烈的争论。”很明显，如果一个社会的税收原则是法定原则，就是一个充分尊重财产权的社会、就是一个体现公民文化的和谐社会，因为税收法定原则从根本上杜绝了公权力泛用权力的经济基础，最终会使公权力不但从政治上而且从经济上降格为“公仆”。可以说，税收法定原则是一个社会制约公权力并维持和谐的终极力量，也是一个社会公民文化的重要体现。正因为如此，体现和谐社会文化观的税赋观察就应提上议事日程。“税赋观察，就是观察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有偿服务关系，以确保这样的交易公平、公正。税赋观察的使命在于实现纳税人在税赋方面的两个根本诉求:一是当政者正当征税;二是即使是正当征税，也要把税负降至最低限度，藏富于民。没有正当的理由，不经过正当的程序，无权向纳税人征税。

政治文化的特征篇6

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征。一是教育主客体关系的交互主体性特征,即教育主客体互动的模式由主客二分向主体际性转向、教育主客体互动的方式由人与人的直接互动向人与机的间接互动转向、教育主客体互动的时空向度由实时同步向实时同步与延时异步相融合转向;二是教育内容传播的技术性特征,即教育内容传播时效由单向滞后性向多向即时性转向、教育内容传播形式由单一媒体形态向多媒体形态转向、教育内容传播范围由相对封闭的小众向整体开放的大众转向;三是教育环境的耗散结构特征,即教育环境是开放的联系、非平衡的联系、非线性的联系;四是教育方法的连续统特征,即教育方法的存在原理是现实性与虚拟性的连续统、教育方法的运用理路是网上教育与网下教育的连续统、教育方法的作用机理是显性灌输与隐性渗透的连续统。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面对新媒体带来的快速延展了的世界,全新的理念以及大学生不断多样化的价值取向、便捷化的思维方式和简易化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目前在一定程度上缺少有效的应对之策,有时处于“失语”状态。这突出表现为“海量共享”特性解构“一元话语权”、“全天候即时互动”特性凸显传统手段乏力、“个性鲜活”特性挑战“论道”方式、“百家争鸣”特性更显“红色领袖”匮乏、“碎片化”特性呼唤思想政治教育组织方式更新。[5]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新媒体时代,互联网越来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新媒体的交互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化,新媒体的大众化加速思想政治教育的民主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研究和驾驭新媒体时代的“游戏规则”,从统筹工作机制、提升网络媒介素养、形成网上引导与网下教育相互配合机制等方面提升管理新媒体的工作水平。[6]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意蕴

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属性。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维系社会生存、推动社会发展、满足人社会化需要的实践教育活动,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离开文化的根基,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失去最重要的载体及特定的支撑;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主流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文化发展提供导向和动力。[7]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人的过程,是不断促使“野蛮人”向“文化人”转变的过程,就这个意义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可以被视为“文化化人”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集中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在促进社会文化建设、发展和创新方面,有维护主流文化、批判异质文化、传承优秀文化、整合多元文化和创造先进文化五方面的效应。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价值的生成是双向的过程,一方面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过程中实现其文化价值,充分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潜力,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包括无形的文化建设和有形的文化产业的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更多更丰富的教育资源,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价值的实现。[8]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自觉。提升文化自觉,培育清醒的现代性文化意识,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和理论课题。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提升文化自觉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科学认识文化现代性与传统性,以积极的、辩证的态度对待现代与传统的关系;科学认识文化现代性与全球化,加深对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间关系的认识。[9]思想政治教育要发挥提升文化自觉的作用,就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第一,觉悟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服务于文化建设,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贡献;第二,觉悟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时代和面临的挑战,自觉地担负起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发展的职责;第三,相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和基础,增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信心;第四,相信思想政治教育符合人民群众的需要,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增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和有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的信心。[10]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

时代精神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当今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运行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要将自身汇入以改革创新为精神核心的时代潮流中,另一方面,必须以整体性的系统的创新实践才能真正反映时代精神的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只有从整个体系上综合体现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才能真正提高其针对性和实效性。为此,要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实现全面的且各部分有机结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生实效的创新体系。这个创新体系包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和教材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创新等。[11]转型社会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当前中国正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都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这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准确把握社会转型的阶段性特征和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在理念上坚持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体制机制上注重科学化与灵活化,方式方法上注重精细化与生活化,途径上注重课堂化与社会化,手段上注重现代化与信息化,才能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实效性。[12]交叉学科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交叉学科的视野能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带来新的研究视角、新的研究方法、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手段和新的研究成果,这是时展的要求,是实践创新的需要,也是学科建设的需求。以交叉学科的视野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对多学科理论与方法进行“概念移植”、“方法套用”、“体系嫁接”,而是要通过这样一个研究视野,推进一种思考方向和研究思路的形成。为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自觉强化问题意识、开放意识和培育意识,积极研究和借鉴多学科理论和方法,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13]国际化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发展必须树立国际化新理念、优化国际化视野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及其方法论,这既是应对多元文化与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挑战的需要,也是借鉴世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成功经验的需求。国际化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就应当:树立国际化思想政治教育新理念,即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必须保持“张弛有度”、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果必须培养“创新人才”;优化国际化视野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即优化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优化以“公民道德建设”为核心的道德教育体系、优化以“生态伦理”为核心的生态教育体系;创新国际化视野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即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教育方法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技术教育方法。[14]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

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运用科学的理念、原则和方法,认识、把握、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最终目的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合目的性,是指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升全社会的思想政治水平。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合规律性,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中所形成的理论范畴、研究对象、话语体系等不是对表面现象的感性概括,而是经过严格提炼并能够准确反映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概括,并且这种理论概括是运用本学科独特的专业术语和概念来表达,达到了精确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水平,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发展的必然规律。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维度。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主要包括学术研究科学化、人才培养科学化、教育实践科学化三个维度。其中,学术研究科学化是龙头、是根本、是指导,人才培养科学化是条件、是平台、是关键,教育实践科学化是基础、是源泉、是目的。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科学化中主要应处理好揭示特殊规律与揭示普遍规律的关系、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关系、主干学科建设与分支学科建设的关系、单一学科研究与交叉学科研究的关系、继承研究和时代化的关系、借鉴研究和本土化的关系、理论研究与成果转化的关系;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的科学化中主要应处理好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的关系、学历教育与在职培训的关系、学历教育中本硕博不同层次人才培养的关系、在理论学习研究中培养人与在实践中培养人的关系;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科学化中主要应处理好系统理论教育与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政治观、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法纪观等教育内容的关系,大中小学德育的衔接关系,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关系以及单位内部党政工团合力育人的关系。[16]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思路。当前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牢牢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正确方向;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努力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化发展进程,切实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化水平;还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和当展,努力使思想政治教育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新性,实现与时俱进的发展。[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