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地理的关系范例(12篇)
时间：2024-02-23
时间：2024-02-23
论文摘要：该文针对当前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几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即中国环境史渊源问题、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问题、环境史理论建设问题、环境史与环境志关系问题，逐一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最近一个时期，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西部大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行，各项建设工程蓬勃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也被提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协调共进也得到举国上下政界、企业界及科技、学术等各界有识之士的广泛重视，并倾力进行调查、研究，以寻求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也能得到完善保护与治理的最佳途径和方略，以促使中国早日建成小康社会。最近中央提出要树立科学发展观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战略构想，实际上也包含要更加注重节约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容。
在这样一个大的发展形势下，中国史学界也更加关注环境史的研究，并聚焦于对历史上环境与社会间互动关系及其影响之探析，这无疑是既有重大的学术、理论价值，也是对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大有裨益之举。为了对促进当前环境史研究工作尽绵薄之力，笔者谨对几个有关问题陈述刍荛之见。
一关于中国环境史的渊源问题
任何学科的渊源问题，都是其学术发展史上的严肃而又重大的课题，中国环境史是如何萌生、发展的，自亦不能例外。近见北京大学历史系包茂宏教授的《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评述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一文的一条注释中论到：“环境史作为一个分支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是19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大致上在1990年代传人中国。”接着又写道：“在此之前，中国已有非常丰富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其中也包括许多环境史的研究内容。”应该指出他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中包括环境史研究内容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而关于中国的环境史研究是上世纪90年代由美国传人的论断却值得商榷。事实上，他的前述第一个论点就为辩驳他的第二个论点提供了充分的论据。
中国历史地理学史展示，由于中国有着源远流长、成果丰硕的沿革地理学与古典历史地理学的长期发展与积累，所以到上世纪30年代，一批史学家与地学家受现代科技知识与学术思想的影响，面对强邻虎视、国事危殆的局势，遂在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爱国热情的激励下，即在上述沿革地理和古典历史地理等传统学科基础上，创立并形成了历史地理学这门新兴学科。他们一方面以新的学术观点，继续深化沿革地理学研究，另方面对历史上的自然环境变迁也进行了超越前人的探究，在历史时期气候、物候、地貌、土壤、植被、动物、河流与湖泊变迁方面都推出了一批颇有深度的成果。如：竺可桢在《国风)1932年第4期上发表的《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朱炳海译)；《禹贡)1934年第2期登载的蒙文通讲，王树民记录的《古代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等。由此可见，历史地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同时也孕育并催生了中国环境史研究。
到上世纪50年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62年初，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明确论定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该文总结了此前有关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建立起了颇为完整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与此同时，谭其骧院士与史念海、陈桥驿教授等一批老、中、青学者，也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做出了建树。特别是谭其骧院士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8大册与谭其骧、史念海、陈桥驿汇总定稿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先后出版，既体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整体实力，又标志着这门新兴学科已趋于成熟。而在历史自然地理多个分支领域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也对史学界关注环境史的学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从一些主要研究农史、林史、水利史的专家也开始注重相应的环境变迁问题研究上可得到印证。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史的兴盛，虽然也受到国外，当然包括英、美等国环境史学家们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影响。但毋庸置疑，其渊源还在中国自身蕴涵的丰厚的史学以及上世纪30年代兴起并发展成熟的历史地理学的激发。
二关于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问题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十分密切，但二者仍有明显的差别，是属性与研究内容都有一定区别的两门学科。因而我对伊懋可(markelvin)教授所论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从原则上讲，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唯一的区分就是由不同的学术文化产生的界限”的观点难以认同。且不说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被学界公认为分属地理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门类，也不说迄今关于环境史学的定义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即使说两门学科间有些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有共通之处，但因学科属性使然，彼此在研究的切入点与落脚点上均有所不同。概略地说，环境史是为解读历史提供新思维，…历史地理学则是为研究地理环境提供新视角。如再略加引申，则可认为，历史自然地理学是将人为活动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因与营力，与自然要素自身变化规律结合起来，探明人类历史时期自然环境之变化历程及其复合型的演变规律。而环境史，按笔者目前的认识则是以人类历史时期环境变化作为对照物，着重探讨经由人为活动造成的环境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因而二者间区别是明显的。当然上述状况使这两门学科都具有警世资政的积极社会效应，互补互济的关系也是很明显的。
三关于环境史理论建设问题
这是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中国比较而言，历史地理学在基础理论建设方面起步早，已进行了相当的研讨。自侯仁之院士《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发表后，实际上已确定了人地关系说在历史地理学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近一段时间，笔者也不揣浅薄，做了一些探讨。1992年应本科之母校中山大学庆祝自然地理专业创办40周年征文所需，撰写了《论历史自然地理在当前地理学学科体系改造中的地位与作用》一文，在该文中提出了人类历史时期之人地关系是一“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新概念。并作了如下阐释：“人类历史时期之‘人地关系’，实际上就是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活动与不断变化的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一个双向制约体系。当然，参加到这一体系中来的，不论是人类社会活动方面的，还是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都有众多的要素，彼此交织，交相感应，形成一个复杂的本系。”
当然这一阐释还是很初步的。1994年，为参加陕西师范大学与美国北依阿华大学联合在西安举行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会议”，笔者在提交会议的论文《制定并执行正确的政策是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点——以中国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工作为例》中，就当今全球普遍面对的“环境与发展”难题，依据前述人地关系是一“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理论观点，拟定了一个环境与发展人地关系系统诸因素相互制约影响之模型图。见下图：
对上列模型，笔者论述了各因素间彼此相互影响制约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并着重强调了政府行为的主导作用。
2003年l2月，笔者为参加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孙中山思想国际研究中心、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西部大开发与环境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环境制约作用与应对方略》一文中，笔者也为西部地区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协调推进工作，依人地关系是一“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理论观点，对人为活动方面设计出多元复合模型图(见图2)。从下图中可以看到，只有政府将生态环境保护与重建置于基础地位，在国家西部开发战略与政策的指导和支持下，在科技、教育事业的支撑下，合理利用本地区自然与历史人文资源及加入wto后开放的国际环境所提供的条件，充分考虑民族因素的影响，运用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机制，进行生态产业(包括工业、农业、林业、牧业、旅游业、服务业等)优选，并促其快速发展，才能顺利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以上仅是两个用以具体说明人地关系是一个在人为活动主导作用下“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理论观点近年来有所深化并获得应用的实例。其内容本身不一定具有普遍适用性，然而其理论思想与方法确有借鉴意义与推广价值。
正如一些环境史学家所阐明的，“环境史研究人与社会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关系”，环境史的理论基础也当是人地关系理论。所以环境史学家在研讨与创建学科理论体系时，也可以人地关系理作基础，根据不同国家与区域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深入分析与具体判定人和地两方面的相关要素，也可对相应的各要素影响、制约模型，再逐一展开研究。这样，很可能会得到可说明具体地区具体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实质状况的观点，从而充分达到环境史研究的目的。笔者认为，这或许是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理论建设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四关于环境史与环境志关系问题
在我国传统治史工作中，自司马迁在《史记》中撰成“八书”，班固在《汉书》中设十志以来的两千余年中，志因其具有更大的警世资政作用而一直受到重视。除了历代正史中有志外，在我国还涌现出大批地方志，不仅留存了大量史料，也直接丰富与推动了史学研究与纂著工作。因而治史离不了修志。
令人非常欣喜的是，在国家于新世纪启动的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清史》的纂修工作中，经总主编戴逸教授的倡议，在其典志部分设置了“生态环境”，单独作为一卷，与其他34志并立。这无疑是我国史学典志编撰工作继《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之后在撰写体例与撰史思想上的一大创新。该志纂修工作自2004年夏季作为第二批委托项目，确定由笔者主持，与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兰勇教授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史帅博士三人共同承担这一任务。通过一年多的工作，我们除愈加认清撰写该志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外，也深感难度甚大。幸有清史典志组几位负责专家的指导、督促与支持以及许多相关专家学者的关心、帮助，我们继完成立项论证报告后，又五易其稿，改定了撰写大纲，拟订了编纂凡例，写出了近1万字的试写稿。现在继续迎难而上，遵循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之人地关系理论，充分吸取当代生态科学的理念与成果，从人类活动(即社会经济领域中一些主要的较大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包括上层建筑中有关政策、制度)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人手，既注意有关生态环境之静态状况，更注重生态环境获得改善或导致恶化等动态变化，据实进行记述。以述明清代之生态环境主要特征及其变迁，并从中揭示其与清代经济社会发展及相关政策、制度间的关系。
【论文摘要】作为民俗事象的婚姻习俗，曾引起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的高度关注。国外相关研究大体上沿着婚姻形态和亲属关系、人生礼仪等路径展开。此外，国外学者还就中国社会背景下的婚姻习俗进行深入探索。与国外婚姻习俗的系统性研究相比，国内的起源性研究侧重于婚姻的外在形式与婚礼，在方法上偏重于文献传统。
婚姻习俗这一民俗事象曾经引起国外民俗学、人类学乃至社会学界的高度关注，并且就相关间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
一、婚姻形态和亲属关系视角下的婚姻习俗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婚姻形态和亲属关系的早期研究，主要以婚姻形态进化理论为代表。19世纪中叶，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学说。进化论提出以后，对婚姻形态以及婚姻仪礼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摩尔根(I,ewisHenryMorgan)在研究中全面引人了进化论，提出与社会形态相对应的婚姻形态进化理论。在摩尔根看来，人类的婚姻形态经历了从杂交、群婚到一夫一妻制的演化过程。此外，摩尔根还极为重视婚姻形态研究，认为它是家庭形态的基础，而家庭形态又是亲属制度的基础。换言之，亲属制度有赖于婚姻规则。基于这种思想，摩尔根率先提出了亲属制度理论，用以分析婚姻问题。这种研究视角一直为后来者所沿袭和推崇。
在20世纪中叶，结构功能论和结构主义理论秉承了摩尔根的研究思路，将婚姻纳人亲属关系的分析中，分别形成“家系论”(descenttheory)与“联姻论”(alliancetheory)，并且就社会关系的原动力问题展开学术争论。这两种理论还有不同的表述版本，例如，纵向理论与横向理论、血统理论与姻亲理论、“继嗣理论”与“交换理论”等。当然，这些表述上的差异，并不影响理论阐述和学术争论。家系论强调亲属制度的纵向关系，主张代际关系的接续是社会组织的基础，认为婚姻是家庭之间的关系‘它不过是社会结构的重新组合而已。家系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拉德克利夫一布朗
((AlfredReginaldRacTcliffeBrown)、福特((DaryallForde),福特斯((MeyerForEed}与埃文斯一普里查德(E:E.Evana-Printchard)等人。与家系论的主张截然相反，联姻论以婚姻交换为中心，认为禁忌让家庭之间通过婚姻结成亲属网络，然后以横向联姻网为基础组建社会的框架结构，所以联姻重子家系。联姻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列维一施特劳斯(ClaudeIkvi-Sfreuss)b家系论与联姻论两种观点的对立，使它们在解释亲属关系时缺乏普遍性与连贯性，当然，他们对形式的过分注重，也招致了广泛批评。尼德海姆(}odneyNeedham)就是批评者之一，在他看来，拉德克利夫一布朗和列维一施特劳斯“过早地建构了宏大理论”川。当然.也有人认为，理论上的对立责任并不在于学者，而是与田野工作地点的民众诊释传统有关。从总体上讲，结构功能学派所主张的家系论来源于非洲和中东的调查;而结构主义学派所主张的联姻论来自于南美洲、东南亚的调查fz}0签子这种逻辑，在同一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不同的理论，缘自于民众不同的解释系统。
不久，有关婚姻和亲属制度的研究进人全面反思。与此同时，婚姻问题研究也逐渐进人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本土人的观念成为发总的核心，即学者的理论是否真实地映射出当地民众观念，开始作为一个间题浮出水面。利奇主张反思工作应当从概念和分类假设开始，他指出，婚姻、亲属制度、单系继嗣与非单系继嗣、父系社会与母系社会的分类等都应当列人反思的范畴。这些分类的问题在于“分类者从来没有解释为什么选择这个参考框架，而不是另一个”，而且“分类强加的思想禁锢很难彻底打破”。利奇总结说，“我们把时间耗费在把客观世界的现实填充到一组预先发展好的，而不是从观察得出的概念框架中去”}3)(Pl.7b)。利奇的贡献还在于，他明确提出英语的思维模式不“定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必然模式。利奇的这种主张得到了尼德海姆的赞同和借鉴。尼德海姆十分强调对分类词汇的批判性使用，以及对间题的恰当陈述。他认为，人类学研究应当直接依赖于本土内在的分类，用本土术语进行思考，换言之，就是按照个案自身的展现来理解它，而不是应用预设的概念和分类去解释。
20世纪70年代初，在婚姻研究中引人了更多的分析变量，例如性别、声望、地位和权力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婚姻研究中的亲属关系转向再次得到关注。正如迈克尔·赫茨费尔德(Michaelrierzfeld)所评价的那样，亲属关系获得了无所不在的社会文化意义。与此同时，对婚姻和亲属制度研究的反思工作仍在继续。例如，博恩曼(JohnBorneman)认为，婚姻研究具有意识形态和范式倾向，压抑了自愿亲属过程，他据此提议，亲属研究应当转向关心与被关心的框架上〔礴，当然，这种看法体现在学者质疑婚姻制度的普遍性等方面。
此外，其他学科还从各自角度加人到关于婚姻的讨论中来。例如，贝克尔(GaryStanleyBecker)、彼德·布劳(PeterM.Blau)就分别从微观经济学、社会学角度研究婚姻现象。
二、人生仪礼层面下的婚姻习俗研究
一般而言，凡·吉纳普(ArnoldvanGennep)较早地对人生仪礼进行了系统研究。他的贡献在于，通过对个体“人生危机”的分析，提出了“通过仪礼”(theritesofpassage)的概念。他认为，所有的仪礼都是从一种社会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状态，因而具有通过仪礼的共同特征，而通过仪礼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脱离(separation)、转变(transition)和加人(incorporateion)仪式。在不同的仪式中，这三种类型发展的程度不一致。在理论上，凡·吉纳普将其提升为前闭限仪式(preliminalrites),限仪式(liminalrites)与后阂限仪式((postliminalrites)，他认为一个完整的通过仪礼包括这三种仪式。根据他的解释，通过仪式的意义有两种:从社会角度看，它承认个体社会状态的过渡;从个体角度看，它使经历仪式的个体对自己的社会状态有充分认识。因此，通过仪礼的功能在于，整合由社会状态的过渡带来的无序和不稳定。凡·吉纳普一直将过渡仪礼的思想贯穿于订婚与婚礼研究的始终，他认为“婚礼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行动”，是一种“永久性地加人新环境的仪式”，同时也是一种变更关系、破坏社会平衡，以及从日常生活的“平淡中苏醒过来的场合”C5)(r}o-n.;}oas)
其后，涂尔干(mileDurkheim)、拉德克利夫一布朗与沃纳(W.I,IoydWarner)等在审视仪式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和意义时，都运用了生命危机仪式，进而从结构功能的角度确认了凡·吉纳普的研究范式，在他们看来，仪式是社会组织的一种表述。而米德((MargaretMead)、柏特生(GregoryBateson)与杜波伊斯(CoraDuBois)等学者则从心理的角度关注仪式，侧重于研究仪式与文化、人格的关系。在真正意义上遵循通过仪礼研究并对其分类进行拓展的，应当说是查普尔(EliotD.Chapple)与库恩(CarletonS:Coon)。他们在凡·吉纳普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强化仪礼，’(ritesofintensification)的概念，用以指代关于的仪式。而且，他们还区分了与季节相关的岁时仪礼、与群体活动相关的周期性仪礼以及与个体生命周期相关的通过仪礼，并指出后者在时间上的不可逆性。查普尔和库恩还引人互动理论来解释仪式，认为仪式的功能在于恢复社会互动中的平衡〔a7(wamt)0
特纳((VictorTurner)延展了凡·吉纳普关于“闹限”阶段的观点，提出人生仪礼的现实意义就蕴含于它的象征性中，在“阑限”期间，仪式主体处于一个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的文化区域，主体的身份含混不清，通过“阑限”之后，仪式主体被安置到一个恰当的社会结构中，权利与义务得到明确界定〔}7(r}-vs>。在特纳看来，社会生活就是由结构与反结构组成的一个辩证地发展过程，而仪式创造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场合，将人类内在的反结构无序力量引人结构的社会有序中，在这个意义上，仪式使社会成为可能，于是特纳就将仪式研究与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
特纳一反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的研究传统，引人结构冲突模型来解释仪式，不仅深化了凡·吉纳普的“通过仪礼”理论，而且还对以后的仪式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特纳一道同是象征人类学代表人物的格尔茨(CliffordGeertz),也曾对仪式进行了深人研究，他认为，“在仪式中，生存世界与想像世界借助单独一组象征符号形式得到融合，变成同一世界”，从而“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r}xs>。利奇也注意到仪式在生存世界和想像世界中的意义，只不过在表达方式上与格尔茨略有差异。他强调仪式所表达的是，实际经历的世界与抽象思维中的另一世界之间的关系，而文化则在其中起到了交流和解释的作用。在有关通过仪礼的论述中，利奇从互表的时间和空间出发，将通过仪礼的意义总结为跨越社会界限，并且标志着社会时间流逝的间断[[9](P83,8U-82)0近期的仪式研究还引人了诸多可变因素，例如，仪式行为、象征符号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以及仪式的整合与瓦解功能，等等。受到这种多元化研究趋势的影响，仪式通常被视为一个多角度的，兼具两重性的复合体。
三、中国社会背景下的婚姻习俗研究
除了以上研究以外，还有一类相关问题需要提及，那就是国外学者对中国社会开展的婚姻习俗研究。这类研究集中讨论了中国的婚姻、婚礼、亲属结构等问题，尤其关注社会转型、国家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这些趋向折射出他们研究视角的独特之处。
弗里德曼(MauriceFreedman)在对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宗族世系理论，认为地域化宗族构成了汉人传统社会的基层单位〔’”〕，他还对中国的婚礼作了细致地描写，认为婚礼表达了姻亲关系的不确定性[f;](}-}s.}_zrz)。马丁(EmilyMartinAhern)关注于婚礼中婆家与娘家地位的平衡，将娘家的优势地位解释为姻亲在“亲属仪式”中扮演的积极角色，认为强大的姻亲到场可以帮助姐妹的夫妇家庭完成角色转换，因而具有控制婆家的〔tz](tzar3o-r)0萧风霞(SiuHelenF.)、杨美惠(YangMayfairMei-Hui),阎云祥等人将目光聚集于中国婚礼的复兴与意义一匕提出铺张的礼仪具有强化关系建设的现实作用}is](etzt-1n,t}s-tes)。克洛(ElisabethJoan}rnll)注重中国社会变迁中经济与意识形态的互动，以及婚姻与亲属结构之间的关系[14]D霍姆格林(JenniferHolmgron)研究了中国北方的婚姻与亲属制度，并且就寡妇再婚、婚姻与地缘的关系、亲属关系与政治控制等问题作了深人探讨〔‘，。罗梅君(MechthildLeutner)强调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之间的互动，并以此为框架说明官方婚姻策略与民众婚姻实践经历的变迁t叫。除了对中国的宗教与仪式进行研究以外，武雅士((ArthurWolf)为了验证韦斯特马克((EdwardWestermarck)的性嫌恶理论((sexualaversion)，还一直致力于中国变异婚姻形态一一童养媳的研究，指出它是父系社会在婚姻规则和禁忌紧张之间的一种折衷[l](rtst-tsz)0
总之，这些学者在国内研究与国际前沿理论之间架设了桥梁，拓展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体系。研究对象的一致性，使得这些研究成果更接近于中国本土的解释，与此同时也增大了理论检验的可能性，对于国内类似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国外婚姻习俗研究对中国的影响
与国外相比，国内学者基本上也是沿着婚姻形态和婚姻仪礼两条脉络展开研究。与国外不同的是，国内研究相对分散性，系统性较弱，这些研究特点，可能与中国社会在文化、民族、地域上的复杂性存在一定关联。
1924年《歌谣周刊》刊载婚姻专号，标志着中国现代民俗学意义上婚姻研究的滥脑。20世纪30年代以后，受国外婚姻进化论的影响，相关研究大多执著于追溯起源，把现存的婚姻形态解释为过去文化的遗留物。在这一阶段，民俗学的视野也从民间文学拓展到了民俗事象上。黄石、蔡献荣、陈怀祯、杨江松等人的研究成果充分反映了这种倾向。黄石十分注意吸收国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使其在尚处于描述阶段的民俗学研究中处于显著位置。尽管在黄石的研究中能够看到历时性与共时性，也能够发现比较与实地调查的运用，但是大多数学者对此尚未给予足够重视，仍然坚持对民俗事象进行溯源式考察。在同一时期，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进化论在民俗学研究中的不足之处。然而，进化论的研究思路，对中国民俗学研究影响深远，直至今日。钟敬文在阐述国外民俗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时，特别提到了英国人类学派的进化论。他阐述道，“总的来说，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当属英国人类学派。除建国之初的前27年外，这一理论对中国民俗学的影响几乎从未间断，[187(1b-}0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民俗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即将婚姻习俗置于社会文化转型的背景之下，着重考察它的变迁。与此同时，婚姻习俗研究也出现了多学科交叉趋势，这使得不同研究视角聚焦在同一对象上，丰富了相关研究。此外，国内学者还对仪式作了深人研究。他们将社会变迁、权力关系与政治的视角导人仪式研究，关注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地方性知识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还有学者通过中国本土的调查，对国外亲属关系理论进行反思，质疑婚姻制度的普遍性，等等。
五、相关评价及讨论
国内外学者的开拓性研究，不仅丰富了婚姻仪礼研究体系，也为相关主题研究提供了许多可借鉴之处，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但是，必须看到，这些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此，钟敬文指出，“事物往往有多个方面，理论都偏于一点。对一种理论，我们要知道其长处在什么地方，短处又在哪里。没有一种理论是万能的。作为一个学者，要运用某种理论，……要知其长处，用到什么程度，用于什么对象最适当”。〔’9]换言之，运用西方的理论应当注意其偏颇之处，与研究对象本土性的吻合程度以及运用理论的深度。由于社会文化背景、政治体系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不加甄别可能对我们的研究十分不利，某些国外理论无法解释源远流长的中国民俗事象。例如，进化论可以解释婚礼的起源、发展与变异婚姻形态的存在，却不能够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后婚礼的复兴，以及彩礼和嫁妆的不断增长?贝克尔的效益最大化理论可能适合于西方社会的婚姻行为选择，却不能解释在中国社会文化压力下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以及对单身的偏见?这些都说明，要有选择地运用国外相关理沦与方法。
关键词：菲利普・克洛岱尔；人文精神；生态精神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6426（2013）01-008-04
引言
菲利普・克洛岱尔1962年生，是法国南锡第二大学文化人类学和文学教授也是法国备受瞩目的中生代作家和剧作家，擅长以平实却富诗意和韵律感的文字描画生命复杂的情景。其短篇小说集《小机械》获龚古尔短篇小说奖，《灰色的灵魂》获2004年雷诺多文学奖，《林先生的小孙女》获得2005年法国书店奖。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倡导人文精神，反抗神对人的压制，提倡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但是莎士比亚却预料到，人摆脱了神的束缚后丑恶的一面。个性主义不断膨胀，发展到个人主义，个人的欲望无限制地膨胀，人类的自私、偏狭、贪婪、掠夺、道德沦丧等都毫无顾忌地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全面关注人、自然、社会的生态精神一跃而起。
在菲利普・克洛岱尔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他对人类生存的关心和对弱者的人文关怀。就他的人文精神和生态精神，笔者分别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三个方面来阐述。
一、人与自然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变现为对人的价值、尊严和命运的维护。生态精神，实质上就是人的自然精神，所关注的是人，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的问题，也就是深刻的人文精神。深刻的人文精神和深刻的生态精神是一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之存在的本源性关系。
在远古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是以人类依赖自然生存为主，大自然主宰者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力量无法与大自然相抗衡。但是经过几千年乃至上万年的发展，人类的力量越来越显赫，一直到工业革命之后，大自然开始成为人类征服的对象，较之远古时期的服从大自然，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反之想要大自然臣服于自己。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迈入了新时期，相应而来的是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大改变。在此转变中人类心中向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关怀体察人类生活的作家自然把这些种种变革用文学形式写进了自己的作品中，借此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并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无论人与自然如何变化，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始终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
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美在和谐的思想。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美的表现。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也并非始终处于和谐状态，正因为人与自然尚存在诸多不和谐，甚至出现矛盾对立状态，例如人对自然的破坏或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探寻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才显得至关重要。卢梭所倡导的“返回自然”，其他启蒙哲学家申言的自然法权论思想，都是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展开的。
卢梭是启蒙时代“返回自然”思想的倡导者，也是践行者。他把自然与文明对立起来，认为人的天性源之自然，是美好善良的，是现代文明腐蚀了它，使它逐渐变坏。为此，他在大力鞭笞现代文明的反人伦本质的目的，竭力倡导建立一种合乎自然的社会文明。他在《爱弥儿》中开篇第一句话就说到：“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人手里，就变坏了”（卢梭，1978：43）。这表明卢梭对现代文明破坏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否弃，对和谐美好的自然人伦关系的向往。
但是，启蒙时代的生态思想还只是对美好人伦关系的向往，而现代文明与人和自然的矛盾更加尖锐，本着对人类生存的关心，作家在作品中越来越多地谈到生态问题。
现代技术的发展使世界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正如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所指出的：“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使得一个小孩在今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马克斯，恩格斯，1972：458）但是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造福于民，也可以带来问题甚至灾难。近一个世纪以来核战争威胁、恐怖主义的破坏、环境污染和退化、高科技犯罪等等，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的梦魇，而且科技的发展更是为人类战争的催化剂。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许多的当代法国作家在作品中都对生态问题予以关注。比如罗曼・加里的《天根》被喻为法国第一部生态小说。勒克莱齐奥的许多作品中也拥有一些生态观点。在菲利普・克洛岱尔的作品中，虽然没有很多的篇幅表明自己的生态精神，但在字里行间中还是体现了对现代文明带来的诸如大气污染此类生态问题的关注。比如在小说中，作者这样写到：“还有一座工厂，很大的工厂，圆圆的烟囱高耸入云，不分冬夏，不分日夜地向天空喷发浓烟和煤灰。……所有的男人或者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为了它而离开了葡萄园和农田。从此，巨大的山坡开始荒芜，杂草丛生，吞噬了果园、葡萄园和良田。”（菲利普・克洛岱尔，2004：18）
从菲利普・克洛岱尔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法国作家对生态问题的关注，而正是这种关注使作家的生态意识总是在作品中无意间流露出来。
二、人与社会
文学是“人学”，而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文学主要反映或表现的内容，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阐释和发掘文学道德伦理价值的重要维度。
自文学诞生以来，人就成为文学描绘的核心，通过对人性的真实发掘和诗意描绘，来展示人的生存状况和人性深度。而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又是人的社会，所以文学对人的描绘从来不会脱离人的生存环境―社会来孤立地描绘。换句话说，文学对人的描绘总是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来描绘的。这样，人与社会的关系就成为文学所要展示人的本质力量的基本关系。由于文学在根源意义上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其本质旨在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本真面貌，揭示现实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义不容辞地成为文学的责任，因而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文学描绘中，主要表现为一种求真的关系。“真”在此有两层意思，一为真实，二为真理。真实强调的是文学描绘与真实社会生活的符合程度，人与社会关系的可靠性。真理则旨在表明文学对生活的本质和规律的把握，是人与社会关系的理想目标。正因为人与社会有了此种求真关系，所以从道德伦理角度对文学存在所作的评价和判断，才能更真实地呈现整体社会的道德伦理状况，具体地把握社会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的特点和规律。
古希腊一罗马文学是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作为人类童年时代的记忆，反映了初民与自然分离之后所呈现的道德伦理状况。“因为文学的产生最初完全是为了伦理和道德的目的，文学与艺术美的欣赏并不是文学艺术的主要目的，而是为其道德目的服务的”（聂珍珍2005：8-11）比如荷马史诗中描绘的“特洛伊战争”展示的是以生存为基础、以生命原则为价值取向的战争观念和社会伦理秩序。中世纪则以基督教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宗教神学的跃升为主流意识形态，人与社会的求真关系表现为人对神的归附。文艺复兴浪潮中勃兴的人文主义文学，将人文主义道德伦理发展到最全面、最完美的阶段，从正反两方面，真实地描绘了整体社会道德伦理风貌。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是揭示人与社会求真关系的典型文学形态。在真实性原则下，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以金钱为轴心的道德伦理面貌。
《灰色的灵魂》可以称作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在20世纪现代主义流派和思潮的冲击下，如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似乎显得“过时”，甚至被称为陈旧和老套。但是作者却在人物的塑造，情节安排等方面都具有写实色彩，并表现出作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比如战争，司法等。在《灰色的灵魂》和《林先生的小孙女》中，都对战争的残酷进行了揭露，并揭露了战争阴云下人性的扭曲和灰暗，具有批判社会现实的性质，继承了19世纪巴尔扎克，司汤达等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精神，在挖掘心理和分析感受为主调的20世纪文流下，被称为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回归。当然，这与现实主义小说也有区别，比如时空的安排，叙事艺术等也有现代主义的色彩。
在小说中，作者对司法的黑暗进行了揭露，比如逼供的场面，作者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法官和上校在温暖的房间里享受着美餐，而让小布列塔尼人赤身呆在雪地里；作者还揭露了人性的黑暗面，描写了面对宣判已麻木不仁的检察官和面对小女孩“三色花”的死亡冷酷无情的法官，“当别人对他说：‘可怜的小女孩，她只有10岁，您知道，昨天她还在给您端面包，抚平餐巾呢！’他突然飞起一脚，踢向胆敢跟他说话的人。‘怎么着，你想要我怎么样？人死了就死了嘛。’”（菲利普・克洛岱尔，2004：11）
《在林先生的小孙女》中，失去了家园和儿女的林先生，带着自己的小孙女漂泊在异国，一老一幼，无人关心，虽然没有对战争的残酷进行直接的描绘，却从侧面更有力地揭露了战争的残酷。作者出生于1960年，他从小听到许多战争的故事，在他从小生活的城市在到处都有战争的印记，比如战争壕、军人墓等，所以作者在创作时，自然想到了以战争为背景。克洛岱尔曾在中学和南锡监狱任教，后又在一家肌肉残疾神经儿童学校任职，教授文学和人类学，所以他的小说中每每透露出对孩子的悲悯情怀以及对语言的自觉。
文学反映了现实，作者的对社会问题，人类问题的关注都表现其作品中，反映了作者的人文关怀。
三、人与人
人与他人的关系，是文学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文学是人写的，也是写人的。作为人类灵魂学和精神现象学的文学，要反映或表现各个不同的人的精神样态，必然会涉及他人。因为人的本质是在对象化之后通过他人才能得以彰显，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获取的。因此，文学要洞悉人的本质，揭示人生的深度和广度，离开了对人与他人关系的描述，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人与他人的关系才会成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关注的对象和评价的维度。
那么，人与他人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除开其他层面的关系，求善关系应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层面，它是人在实践活动中对人与他人关系的认识的结果：符合人的目的和规律即为善，反之就是恶。由于个体需要，目的只能通过与他人的协同活动方能得到实现，于是善又表现为个体需要、目的、利益与整体即他人的需要、目的、利益的关系，这是善更为重要和更为本质的方面。这样，体察人与他人的关系，善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内容，并且有着各个不同的表现形态。
在《林先生的小孙女》中，作者充分体现了对人与人之间真情的呼唤。林先生在战争的炮火中失去了儿女，才十天大的小孙女失去了父母，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在这里语言不通，宿舍的邻居对他们不理不睬。林先生在出外散步时偶然遇到巴克先生，两人虽然语言不通，却通过指手画脚的交流，成为了真心的朋友。随着情节的发展，巴克先生知道自己年轻时去打仗的地方正是林先生的祖国，为此悔恨不已，他们在冷漠的世界中彼此温暖，彼此依靠。作品的语言简洁明快，情节非常简单，却感人至深。这种友情超越了语言，超越了国界。故事的高潮在最后，当林先生被送到另外一个收容所的时候，他却没来及到他们经常见面的公园告诉巴克先生之后，他费尽艰险逃出收容所，想要要告诉巴克先生……最终被汽车撞倒，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见到了巴克先生，他似乎看到了春天的到来，小孙女也恬静地躺在他的怀里，“他抱着她，像抱着一个真正的小女孩，一个宁静、恬然、永恒的小女孩，一个属于黎明的小女孩，东方之女。”（菲利普・克洛岱尔，2009：189-190）在这里作者想告诉读者，亲情和友情带来的光明和希望扫尽了战争的阴影。
文学作品中对人类感情――亲情，友情，爱情，全方位描写，多重性地展现出人与人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无论作品最终的结局是悲是喜都体现了作者对人类感情的美好希冀。由此，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的人文情怀。
结束语
菲利普・克洛岱尔曾说：“我所写的一切都来自心中。我总是努力地最大程度地接近自己的感情。”尽管他的作品有的显得有些灰色，透着忧郁和伤感的味道。对于克洛代尔来说，这些都是想象所抵达的情感深处，他运用语言和影像勾勒出一个个世界，来表达自己对人类、社会和自我的想法。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清新而动人。生活的哲理也在作品中慢慢渗透。他正是通过他的人物之口，阐述了自己对人类对社会的看法，给我们带来轻松愉快的同时，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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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聂珍钊.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5（1）.
[4]菲利普・克洛岱尔.灰色的灵魂[M].胡小跃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
关键词：高中;地理教学;人文精神;培养;途径
对学生的精神与人格进行培养是人文精神的价值所在，也就是使学生在行、意、情、知等方面得到综合自由的发展。同时培育人文精神对于文明社会的构建也是十分重要的，而培育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学校教育，尤其是地理学科的教学。在高中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可以使学生的生存智慧得到启迪，反省自身的人生价值，促进其完整人生观的构建。
一、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关切、维护、价值与尊严就是它的表现，能够塑造与肯定理想人格的全面发展。而且人文精神不只是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还会对物质文明建设产生影响，也是各个地区、民族甚至国家文化构成内容的核心，是能够对其文明程度进行衡量的重要尺度。一个国家人文教育的水平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人文修养的水准。因此，对学生的人文精神加以培养，可以提升其人性境界，并在文化滋养中得到全方面的发展。
二、人文精神与地理课程的关系
（1）人文精神与地理课程内容的关系。地理学科的视角独特，具有丰富性与广泛性，向学生描绘的世界是完整的，包括技术、人文、社会和自然等多个方面。而高中地理课程内容标准的一个依据就是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体现出来，从而使地理教学的主题价值得到更好的体现。选修与必修是高中地理课程的两个部分，区域地理知识、人文地理知识与自然地理知识属于必修部分，而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关系则是由选修部分表示的。人地关系是高中地理课程内容体系的主线，其重点是人类社会需解决的问题，如粮食、环境等，使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统一得到全面体现。因此，人文精神约束的结果就是高中地理课程，它也是培养人文精神的素材。
（2）人文精神与地理课程目标的关系。整个高中地理课程的出发点与归宿就是高中地理课程目标，充分体现了不同层次的当代人文精神。其基础层次要求对地理基本的知识与原理初步掌握，即教育学生爱护地理环境;其发展层次要求学生掌握基本地理技能，培养地理思维能力，对解决地理问题的手段与方法加以掌握，使其个体素质提高;最后是其实现层次，要求学生有正确的环境观、资源观、人口观与可持续发展观，爱国主义情感增强，使其为社会和人类做出贡献。
三、高中地理教学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方法
（1）创造人文环境。创造能体现“以人为本”观念的校园人文环境，使学生之间、教师之间、教师和学生、领导和教师建立良好关系。学生之间、教师之间的关系需要相互理解和尊重，而且教师应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只有才能更好地教育学生。而学生和教师建立关系的基础则是平等对话，使教师关怀学生与学生尊重教师都能得到体现，教师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也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处事。学校的代表是领导，因此应以关爱学生成长、尊重教师工作为学校管理模式的基础。另外，地理教师应将自己在人文与地理方面的知识都加以丰富，与地理学科的发展及特点相适应，满足学生逐渐增长的知识需求。同时，教师应使自身修养提高，使自己的信念与人格成为学生的良好榜样。
（2）充分利用教材和课堂。学生和教师最多交流的地方就是课堂，因此无论任何学科，其人文教育的主阵地都应该是课堂，地理也不例外。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课堂氛围等不同方面都应体现出人文教育。首先，教师作为组织课堂教学的人，要营造好的课堂氛围，使课堂人文环境和谐而平等，体现在教学语言、情感与方式多个方面。其次，教学模式应符合人文精神的发展，改变传统方式，采用探究式教学等，使学生的能动性得以展现。最后，应选择与学生生活相贴近的教学内容，使学生体会到真实的人文气息。
（3）利用校外资源，组织实践教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对校外资源进行整合，并辅以实践教学，以开放式的教学活动来培养人文精神，而不能采用传统、封闭、滞后的地理教学过程。平时教师应使学生与社会多接触，对地理和自然、社会的关系加以理解，自然而然地感受人文精神。例如教师可在学校组织一些环保活动，如“垃圾回收”“不使用一次性筷子”“节约用电”与“节约用水”等，使学生具备环境道德意识。另外，可与区域资源相结合在校外进行人文教育，比如西安的千万富商戴俊为解救被劫女青年而牺牲，进而体现出“见义勇为，无私奉献”的精神;一些老一辈如乔冠华、胡乔木等为代表所体现出的“努力奋发，爱党爱国”的精神;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翻雪山过草地在延安会合所体现出的“艰苦奋斗，不畏苦难”的精神。这样，通过讲解不同地区所发生的事迹，进而让学生对该地区的人文精神有更深的了解，从而了解其地理环境情况，培养学生崇高的人文精神以及综合素养。
总之，教育并不是单纯的知识教育，精神教育才是更重要的！但是培养人文精神不能操之过急，需要循序渐进，充分发挥课堂的作用。有效实施人文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充分利用地理课程，教师需要掌握地理学科独有的特点，并与生活中的各种人文素材相结合，组织地理实践活动，使学生自然而然地掌握地理知识，培养好的性格与素养，为社会与国家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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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当前文艺理论、建设、学术意识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人地关系地理空间发展意义探索
[中图分类号]G4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5）01-0129-03
空间是人类生存的载体，研究社会、空间、地方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是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而人地关系的地理空间发展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内容。空间的发展体现了人文地理学与数学、哲学和其他社会学科的交叉与紧密联系，空间思想以空间几何学、人文空间性、激进的空间等为标志不断发展，地理空间不仅能够将人们联系到某一个具体的位置，而且也能够提供基础将人们与更大的世界联系起来。在地理空间变化的过程中，人们在欣赏不同文化和地方共有的东西，培育对共享经验的理解和归属感的同时，还会滋长对其他地方和其他文化的漠视与敌意。面对地理空间既能联结也能分隔的作用，探索在人地关系中地理空间发展过程非常必要。
一、原生态的地理空间特征
（一）人类对地理环境的改变
人们发展的思想完全符合时代的观念和兴趣，最本质的是人类对强大自然力征服与控制的安全感。评价全球变暖对人类的影响完全是积极的，有效地控制地球未来的气候阻止新的冰期的到来。冰川回归被认为是维持人类对地球统治的最大的威胁，如果致命的冰川回归推迟，农业则获利。从景观变化的观察可以知道人类活动在程度和种类上产生了远超过预想结果的变化。人类已经获得对自然的有益支配，在睿智的远见下地球正在被征服，人类通过大量的环境改变而进步，表达了人类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不仅地球的表面被改变了，而且那些看不见的物质流和能量流也被改变了，来自工厂和土地利用的输入已经极大地加强了主要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碳、硫、氮和磷，人类活动释放许多种金属，包括一些有毒的水银、镉、铅进入环境中，其数量远远超过自然界的风化作用。性质不明的合成物质已经被制造并被释放出来，对生态系统、气候和人类健康产生全面性的影响，在局部和局域尺度上，对人们福祉带来环境灾难后果。
（二）空间组织及相互依赖构建
地理空间的复杂性和当人类干预时不可预见的灾难风险，使改善条件常常变得更难，但干预可能派生出意外的收获。空间组织以各种方式将个人、城市、区域以及国家联系起来。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得到改进的交通和通信技术加速了日常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城市、区域和国家联系到一起的空间组织就显得日益重要。当这些联系加速和加强之后，尺度的不同、地方的相互依赖就变得日益清楚。空间组织在所有的尺度上，邻里、城市、区域、国家形态上都得到了表现。空间组织成为观察社会不同层次的关键，明显表现在与自然环境有关的自然现象上，如地形、作物和聚落等。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某一地区内地理现象的分布再加上一个地方的社会空间组织，以及对各种“流”的重要性的认识已经导致人们更加关心所有地理尺度上的地方之间的相互依赖。不同地方之间实际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货币流，在国家的尺度上，显现为几个特大城市中心的集聚与空中交通和金融联系的地理空间现象。
（三）显存的地方感社会化
地理空间是装载人们所有希望、成就、雄心甚至生活恐惧的人文生活的地方，是把每个人与环境联系起来的脉络，是与世界联系起来的所有环境经验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地方感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人生来具有的能力，能够发展抽象的有关环境、经济和政治的论点，通过仔细的地方观察，认识到表面现象可以揭示共享的文化传统与环境的连接，可以发现一些区域为人类的活动赋予优良的资源，而其他区域则是贫瘠的，主要是位置和共性问题。地方地理感是一种仔细观察地方的独特性，透过这种独特性看出它们所代表的更大的格局和过程的感觉，对某地的观察总是要揭示其共有的或借来的要素、与生俱来的或独有的特征。
地方特性从区位和它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在地理多样性中揭示的是本身。了解地方需从具体入手，具体来探索有关的内在特征。抽象的过程通过地方的特殊性来揭示。不论在什么地方，爱、关心和耐性都是与环境相适应的，人种和具体人类生活的真实性能够在地方的结构中发现他们的位置。地方感是一种强烈的、积极的将人们与世界联系起来的能力，位于客观的环境共性和主观的经历之间。地方感能够继续通过帮助人们揭开建筑和文化的格局而加强对这些格局的理解;地理空间解释了环境的复杂结构、地方的要素与它们的历史发展、原始背景，解释了土地利用和社会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保持独立的思考，去验证所告知事物的真实性。
二、理性的地理空间发展变化
（一）数据型的意境空间建立
早期的野外调查研究，是向收集调查或访谈数据的方向发展，考虑每个地方和其他地方的许多不同的联系。指定地理学基本上是一种文学功能，定位于探索的象征;位置的确定和可用图表示的空间关系定义了这个领域。自从20世纪20年代功能区的观点产生以来，附属区或离散腹地的基本概念转向中心和腹地的等级概念;然后转变成中心、腹地、联系的等级层次和各种流的复杂网络;接着转向更广阔的作为地理研究基础的数据，演化成来自于多重出版源和调查结果的数据，这些数据被用来开发成以空间方位度量为基础的各种地图，反映了空间的客观性，更重要的是解释社会现象，给出了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整体感受以及各个地方的具体感受。
相比于文字、语言、手势甚至代数，地图是身临其境的阅读，不是直线型的。地图的阅读者会立即寻找方向、比例尺、熟悉的符号或者标志，并定位任何与自己的经历有联系的东西。符号使我们能够以简化的形式重构这个复杂的世界，分清一系列完整、可视而智能的等级层次。符号的使用和记录加快了信息传输和“经验的对质”，符号有潜力帮助我们对比并最终调和各种矛盾的世界模型。地图及其符号能传达看图者和所描述的地区间的距离感。符号化活动显示了大量有关人类及其基本智力需求的事物。每个思考的人都知道人类的心灵是通过寻找有意义的模式起作用，而不是很关注数据和证据的时候，地理学家才在研究社会关系时打破了地图的限制。地图上线条、符号、信息给予地图科学以精确性和客观感，表达了这个世界，不含有任何的利益和影响;客观激发的信任，使地图成为意识形态的强有力的传播工具，可以传达着一些简单的意识形态信息。
地图成为个人日常生活的空间图像，是交流与交换的动态的一部分，受个人高度个性化的经历、需求与情感的影响，被空间感应、空间概念化用来研究传染病的路径、动植物的分布、岩石构造、行星和太阳系的演化、大脑和基因的构造，对宇宙本质和结构进行描述，描述感知的世界或者想象或者梦中的世界。为活着的人绘制的地图被频繁地使用做统治、操纵、控制以及限制他人活动和行为的根据，所以成为相当数量的民众和宗教力量的所在。地图能跨越语言和文化而被更广泛的接受，地图有效的简化信息和赋予信息等级的形式具有极大的战略效用。对现象的空间特征进行详细研究是地图的最高境界，以非凡而简单明了的方式传递信息，简化信息，使决策加快和有效。地图视觉上的简单并不意味着地图里的信息缺乏复杂性和深度。地图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文件，携带大量的难以汇集的信息，但是它展示的信息具有组合图画的简介和复杂符号的共鸣，它能揭示出许多更复杂深层次上的意义。
随着纸张和印刷的结合也使更大范围内文化传统的共享和更长时期的知识交流成为可能，这些变革促进地理知识的积累、不断修正和更新，使地图的地理空间焕发出非凡的魔力。地图能表达空间关系和叙述空间关系，叙述空间事件，为了留给后代或者作为证据记录下来，空间关系的传递也更加简单，这是至关重要的。
（二）虚拟网络地理空间的构建
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遥感影像是由形象元或像素组成的，每个象元承载的信号代表着地球表面那个区域特定波谱范围的辐射，通过像素或象元的集合传递信息。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地理信息技术能够把数据从一种投影转换到另一种投影，从不同的系统和设备输入数据并以地图的形式显示数据。地理信息系统真正强大的地方在于通过量测区域、叠置不同的数据来分析数据，或用一系列标准的空间分析或模型来分析，数字卫星地球影像可以创建全球覆盖的数据库;GIS展示地图的动态特征，使用者可以按照需要变换可视信息。地理现实具有阵中有趣的性质，对地球表面的观察越仔细，看到的细节就越多。GIS能捕获地理位置，在研究一般法则和探索地理独特性之间进行选择，GIS数据质量问题的思考集中在可视化上，而可视化是一种有意义的质量感觉传递给使用者的合适的方法。通过一系列显示在屏幕上的地图或通过动画来传递，GIS能以更严格和更有用的形式来传递地理空间的不确定性。例如对计算机模拟模型的强调就应该能够加强气象学和气候学之间的联系。通过展示煤电厂、亚马逊的砍伐和其他生态上有问题的人类活动的可能影响，计算机生成气候图，可以帮助人类了解对他们后代的天气是有利还是有害的影响;通过显示每一天天气的力量和我们影响长期气候变化的能力，气象制图学在反对贪婪、短视、自满的世界战争中，是极重要的宣传手段。
地图与生俱来就是二维的、静态的，地图展示地图要素的位置用于区分要素或者展示它们的属性，而数字化技术拓展了地理变化的三维空间和时态信息。地理新思想的表达在数字环境下，仅受创造者的想象所限，采用空间性的分析法去探索感兴趣的领域，使研究本质逐渐逼近真实。
三、地理空间发展的应用意义
（一）综合了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研究尺度
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是相互密切联系的，人文地理学的地理空间发展对于地理学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综合表现为以人地协调发展为目标，以区域为主要研究对象，实现资源、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克服了以往拼盘式或形式综合的缺点，体现了当今地理学走向统一的趋势。
（二）强化了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
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商业地理学、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行为地理学。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地理环境条件下，强调从人的主体性角度理解行为和其所处空间的关系的行为地理学，主要集中在迁居与通勤行为、消费行为、认知地图和城市意象、空间行为和行为空间等方面的研究;它把心理、行为等因素引入人地关系的研究中，揭示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平衡，反馈了空间关系的规律性。
（三）应用于决策和管理服务环境的研究领域
随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思想的兴起，区域可持续发展调控与决策、区域产业结构和布局、区域经济战略和区域政策、城市和农村发展等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如利用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等重大事件背景下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对策，研究了奥林匹克公园从申办期到奥运会后的转变，以及通过控制规划过程将奥运公园整合进城市环境可能遇到的挑战，实现奥运公园的可持续转型，从而有利于社区多样化的形成。
四、结束语
地理空间以单个的和封闭的位置为基础发展，到现代取向的地球村的概念发展，再到后现代虚拟的网络空间和现实的地理空间融合的显存，使得地方之间的联系结构不断变化，改造了这些地方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在空间组织和功能区的存在。地区间的纽带和联系的思想，扩展到对一般形式的空间组织的关心，使距离已不是简单的概念，这是一个理解多样性空间的复杂思想，意识到每一个技术上受到驱动的距离关系的变化。伴随着相应的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网络改变，从简单的功能区辨认，到地理空间从局地尺度到全球尺度，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促进地理空间发展，联结与关系的相互依赖使地理空间在所有的地理尺度上起作用，人与自然环境的联结、跨地方的联结、从极端的局部到全球的联结可以使地方同质化，同时也能够创造差异，扩展了人文地理研究对象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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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建吉.试论人文地理学中的分析与综合[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6（8）.
关键词：地理教育环境意识良性环境意识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不同学科从不同侧面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地理学以其研究内容、核心思想、技术手段具有的优势，较其他学科更深入地介入到环境问题研究中。地理学的价值一直被人们讨论，在环境问题研究中也是如此，本文从一个侧面探讨地理学对人类对社会现实认识的可能贡献。
一、地理学知识是人类环境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理要素由自然地理要素、人文地理要素及其构成的空间结构和发展演化过程组成。构成地理环境的自然地理要素、人文地理要素是构成环境要素的主体，这些要素决定着环境要素及环境整体的特点与功能。
按环境类型划分，地理要素与环境要素的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
地理学基础知识由自然地理知识和人文地理知识构成，是人们对地理环境各组成要素现状、特点、相互关系、发生、发展及演化规律的基本认识，因此，地理学知识是人类环境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社会良性环境意识
社会良性环境意识是由人类群体构成的不同规模社会单位在与环境关系中建立起的具有合理层次结构、对人与环境关系主动、科学、整体的认识和反映，是一种利于人类与环境协调共生的社会整体观念。社会良性环境意识不同于一般性的人类个体对环境的认识，也不同于人类社会群体对环境非系统、低层次、盲从的感性认识。
社会良性环境意识具有主动性、科学性、整体性多极性和层次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对环境、对人类与环境关系能够积极主动认识及响应行为上；能够认识到人类与环境能够协调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持续发展同步是可以实现；社会整体对环境问题具体有一定认知水平，对环境问题能够从整体上认识；人类社会的多极地区和组织自身发展过程不同，与环境的关系存在多极性差异，使整个社会环境意识表现出多极特征。另外，由于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所处位置、分工不同，其社会良性环境意识表现多层次特征，主要有决策层、决策实施层、决策监督层和公众层良性环境意识。
三、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是社会良性环境意识的理论基础
人地关系就是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形成的利用与被利用、作用与反作用关系。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就是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组成的具有整体性、功能性的完整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要素之间存在特定结构关系，要素之间以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与流动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共同维系着系统的稳定，并发挥着大于诸要素简单算术和的功能。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强调了每一个地理要素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要从地域系统角度分析、利用每一个地理要素，地域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诸要素简单算术和功能。
环境问题主要是人为因素引起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结构、功能和状态的改变。人作为环境系统有机成分，从其诞生之日起就通过行为和活动对系统产生影响，使系统的物质、能量、信息发生迁移、改变，当系统物质、能量、信息的迁移、变化仅处于量变转态，不足以改变系统性质时，系统的结构式相对稳定的，人与系统的关系、人与系统要素的关系也是相对稳定的。当人的活动强度超出限度时，人与环境要素及人与环境的关系就要改变，如果是向不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向改变，出现不利的环境结构、环境功能和环境状态，即产生了环境问题。
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人类在资源开发、环境利用、环境管理时，要从整体上认识一个地区，要具有人地和谐共生、和谐共存思想，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对人、对物要进行科学定位，即要做到保护环境、人地共存，又要最大限度发挥地域系统要素和整体功能。由此可以看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是人类正确认识环境问题的理论基础。
四、地理学在社会良性环境意识构建中的作用
关键词：人文地理学；教材版本；教材评价；编写思路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6-0235-03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不同于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侧重于研究人类活动的空间差异和空间组织以及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人文地理学在高校地理科学及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加强对学生的人文地理学的教育，有助于丰富其科学认知，培养人地协调的思想，更好发挥人文地理学在私人决策和公共决策中的作用。
新时期以来，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版了一系列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对我国人文地理学的教学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与国外同类教材相比，教材在内容、体系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伴随新时期大学课程改革，探讨我国人文地理学教材编写问题，对人文地理学概论课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李同升和赵荣曾对国内外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特点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改革思路；王富喜等对新世纪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内容体系提出了有见地的设想；汤茂林对英美国家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作了诸多评析，对国内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本文试通过对90年代以来，我国流行的不同版本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进行分析，从教材的组织结构、表现形式、学术规范等方面指出其优缺点所在，提出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设想。
一、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类型
笔者所收集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共7种，分别出版于1991～2013年。这些教材在不同时期被我国各个大学地理科学及相关专业广泛采用，分析教材的结构和体系，可归纳为以下3种类型：
（一）理论分析型
这类教材以王恩涌编写的《文化地理学导论》为代表，教材体系以文化和文化景观分析为主线，与西方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结构比较相似。教材结构借鉴TerryG・J的《TheHumanMosaic：AThematicIntroductiontoCulturalGeography》。对地理文化现象都是从文化区、文化的起源与扩散、文化生态、文化整合、文化景观的意义等方面进行分析，层次分明。2012年出版的由顾朝林编写的《人文地理学导论》与其相似，侧重理论分析、方法介绍。
（二）总论分论型
这种教材早期以张文奎主编的《人文地理学概论》和金其铭主编的《人文地理学概论》为代表，后期以赵荣的《人文地理学》和陆林的《人文地理学》为代表。教材采用先总论后分论的形式。在教材前面的总论部分介绍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史、研究对象、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等，在后面分论部分介绍人口、城市、政治、文化、旅游、农业、工业等属于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基础内容。
（三）概括论述型
这类教材以陈慧琳的《人文地理学》为代表，已出版第三版。教材内容比较简明，在逻辑结构安排上，把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贯穿于人地关系的经济、人口、聚落、文化、旅游、政治等各个研究对象设置章节，最后探讨人地关系的时间、空间演变，研究各要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把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的庞大知识内容上升地理学的学科高度，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让读者不再感觉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是各分支学科的简单堆砌组合，这是与总论分论型概论教材最大的不同。
二、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特点及不足
（一）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特点
通过对以上不同类型的教材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特色，但从总体上看具有以下共同特点：教材体系内容上，过去的人文地理学教材重点在于介绍人文地理学的一般研究对象和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新近出版的教材则摆脱了这一传统，把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基础理论设定人文地理学的基本体系，各分支学科主要作为实例来验证人文地理学的基本方法、研究主题等。在教材风格上，过去追求教材内容的广而全，新近出版的人文地理学教材越来越重视从基本概念、理论方面塑造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形象，着重介绍人文地理的新视角、新进展以及应用价值。
（二）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存在的不足
由于受我国人文地理发展水平和教材编写水平的限制，目前，我国人文地理学教材存在着以下主要问题：
在教材体系上，大多数教材没有建立起起既符台教材特点，又全面准确地反映人文地理研究内容及其相应的研究方法、基础理论，以及被学术界公认的逻辑结构，使人文地理学缺乏统一、完整的学科形象。
在基本理论、研究主题方面，不同的教材编写者存在分歧。有些教材也多以文化为主线，这一点受到了不少教师的批评。有的人文地理学者认为，人文地理学毕竟不等同于文化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概论类教材不应该以文化为中心。有些教材以人地关系为主线贯穿始终，但此类教材内容较浅，难度过小。
在时代性上，现有教材在编写内容方面落后于时展，教材版本更新非常缓慢；教材引用著作较多，论文较少，时代感不强。
在学术规范上，教材普遍大段引用别人的著作却未在文献中注出，只是在章末列出主要参考文献。
三、新世纪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编写思路
（一）理想的概论教材框架结构
对于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框架的探讨，王富喜等提出了很有意义的建议，认为新世纪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在内容体系上可由六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人文地理学发展历史；第二部分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第三部分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包括高层次的哲学方法论以及相应的传统野外调查方法以及随着时展出现GIS、遥感等新技术方法的运用；第四部分为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包括传统的人地关系理论、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中心地理论等以及新近发展的文化转向和计量转向，女性主义视角等理论；第五部分为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历史演变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第六部分为人地关系存在矛盾及其解决手段。
（二）以理论和研究方法为重点、反映最新研究成果
与自然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等其他相邻学科相比，人文地理学发展到目前为止缺乏统一的、普遍化的方法论体系，基础理论存在不同的意见，一些理论多从其他学科借用而来，或者学习外国的一些先进理论，这不仅是教材编写的问题，更是学科发展的问题。在教材编写中要注重介绍不同的理论流派，反映最新的理论导向，这也有助于未来青年学生、青年地理学者的成长发展。
（三）案例分析与方法介绍并重
以理论分析为重点，并不意味着忽视区域人文地理和部门人文地理实际，教材可以采用区域地理的内容和案例来验证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从而加深学生对前者的理解。教材编写中，将案例分析与理论方法介绍有机结合起来来解决这一问题。对每一种社会文化景观现象，应从典型案例分析着手，结合案例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理论总结。
（四）遵守学术规范
规范严格的教材每一章后面都应附有相应的参考文献，论文和著作皆有，新老并重，并在文中进行准确标注。国内李小建主编的《经济地理学》可堪称是地理学教材中遵守学术规范的典范，不仅在章末的参考文献进行准确标注，在章节内文里面也严格注明。树立严格学风是学术的根本，教材对于参考文献的标注理应规范，这有助于培养青年学生遵守学术规范的良好习惯。
（五）编写配套教材、翻译外国同类教材
与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相比，人文地理学配套教材及翻译的外国同类教材较少，甚至没有。迄今为止，我国所翻译的人文地理学导论教材还是2O世纪8O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H・J・德伯里的《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翻译外国优秀教材是当务之急；另外教材编者应结合主教材内容，编写配套相关教学资料等。
四、结语
新世纪以来，我国人文地理学及其分支学科取得了非常不错的发展，但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教学、研究、出版相互推进。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教材和教学的不断更新对一个学科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人文地理学内容与研究对象具有明显的社会时代性。因此，人文地理学教材应不断更新，对于陈旧的教材必须充实新内容和修正旧资料、数据，修编新版本教材，应该将学科理论和实践进展的成果不断充实到教学中去，只有这样，人文地理学才会不断发展前进。人文地理学教学在发展，学术研究水平在不断提升，教材的编写者也应当顺应时代步伐，编写出符合教学要求，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优秀教材，这样才有助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有助于地理学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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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主客互动；“自我”；“他者”；行为方式
0引言
旅游人类学家将“他者”引入旅游行为研究，他们提倡主客融洽互动的“他者”关系（彭兆荣，2004）以及负责任的道德主体概念（杨明华，2009）。主客互动的行为方式受行为主体所持观念的影响，不同的观念催生不同的行为方式，而行为方式的差异则进一步影响主客双方的交往与互动，这些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游客与东道主如何看待“他者”与“自我”的关系从而形成特定的旅游行为方式，以及相应行为方式给主客双方带来的变化与影响。
1文献回顾
1.1旅游中主客互动关系的相关研究
旅游活动过程中的主客互动关系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起一直是西方旅游人类学与旅游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研究成果颇为丰富。Cohen（1971）针对外国女游客与阿拉伯青年的社会交往、旅游等活动进行研究后认为，在旅游这一机制下，不同地方与不同国家相互交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交互体系，同时指出，这种交往值得引起更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此后Doxey（1975）以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创立了“旅游愤怒指数”，以此评估主客关系。根据愤怒指数理论，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与旅游业负面影响的增强，旅游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态度一般会经历“融洽-冷漠-厌烦-对抗”等阶段。瓦伦・史密斯（1977）《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探讨了旅游业对东道主地区产生的影响以及游客与东道主的主客关系，确定了主客关系这一旅游人类学的核心主题，成为主客关系研究的代表作。Nash则认为，从服务与被服务的角度来看，旅游地居民与游客之间的交往关系是不平等的；他指出，游客是某些强权势力的不明智代表，旅游成为了一种新的“帝国主义”（瓦伦・史密斯，1977）。Pearce（1982）结合案例讨论了居民与旅游者的互动关系，认为，旅游对当地居民的影响不可忽视。此外，Browne和Nolan（1989）对“西部印第安保留地旅游发展”研究后指出，旅游开发造成了土著文化和人际交往的异化与扭曲。Evans（1989）与Laxson（1991）的研究表明，短暂的旅游交往加剧了民族中心主义倾向，使主客双方更加坚持自己的世界观。
国内学者对旅游主客互动关系的研究相对滞后于国外。张敦福（2007）认为，现代旅游呈现出“麦当劳化”的趋势，旅游中的主客关系也日益理性化、机械化、电子化。谌文（2008）从乡村旅游与主客关系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了其对我国乡村旅游研究和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并构建了乡村旅游中主客关系的研究体系；她指出，主客之间的交往能否顺利进行是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关键，应多关注主客双方在旅游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白凯（2012）基于符合伊斯兰教法的视角对伊斯兰旅游的主客互动关系进行探讨，指出，伊斯兰教法是伊斯兰旅游的文化约束条件，伊斯兰旅游的主客互动应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周春发（2013）以徽村为例，探讨了旅游过程中的旅游者与当地居民权力关系的演化以及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指出，随着旅游的发展，徽村景区的村民与游客之间的利益、文化冲突在滋长并将损害到该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作为跨地区、跨文化的社会交往活动，为主客的接触提供了平台，使旅游活动具有明显的“自我”与“他者”相遇的韵味。因而，对“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讨论，能为我们理解并处理主客互动关系提供良好的分析视角。
1.2自我与他者关系
“自我”（self），主要指个体对自己存在状态的认知，是个体对自身与周围世界关系的认识。所谓“自我”与“他者”，是相对而形成的概念。“他者”（other），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凡是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可看见还是不可看见，可感知还是不可感知――都可以被称为“他者”（张剑，2011）。西方哲学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探讨经历了从“自我”走向“他者”、从总体性哲学走向伦理他者的过程。
17世纪，笛卡尔（1637）提出“我思故我在”，将“自我”与外部世界分离开来，形成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此后，客体逐渐成了外在于“自我”的“他者”，“自我”具有凌驾于“他者”之上的支配性地位。“自我”的“主体性”过渡泛滥，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引发了对“他者”问题的关注（黑格尔，1979；海德格尔，1999）。此阶段，对“他者”问题的认识，更多的是“他者是自我的扩展和延伸”，本质上还是一种自我主体性。萨特（1943）的虚无主义终结了所谓的“自我共生”，而实现了“变形了的自我”（alteredego）的“他者”；他指出，不是先验“自我”如何给出“他者”，而是“他者”如何给出我的“自我”。通过“他者”对我的注视，“他者”成了主体，我反而成了对象，从而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对“他者”的极端认识，导致了“自我”破碎、“他者”抢位的局面，形成了“他者”中心主义。“自我”中心主义与“他者”中心主义这两个极端的哲学思辨都无法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的重重矛盾。如何正确看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成为西方哲学的关注焦点。Levinas（1987）的“他者”理论，明确了“他者”的绝对差异性，强调要使“自我”从“他者”的视角来理解“他者”；他认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不是操纵与纵的工具性关系，而是一种伦理关系（余以恒，2011）。“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主体的。
对主客关系的探讨隐含着“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认识，是旅游人类学家将“他者”引入具有异文化体验意味的旅游行为研究（彭兆荣，2004；杨明华，2009）的重要原因。作为西方哲学命题的“自我”与“他者”关系概念，对我们理解旅游主客关系并形成正确的主客关系观念有重要促进作用。彭兆荣（2004）将“他者”引入旅游行为研究，提倡主客融洽互动的“他者”关系。杨明华（2009）则认为，在旅游发展中应提倡“负责任的道德主体”。此外，“自我”与“他者”的概念多应用于旅游民族传统文化与旅游展演的探讨中。魏美仙（2009）考察了沐村的旅游展演后指出，沐村文化符号是在“他者”凝视与本地人“自我”表征的互动中建构的，并在二者的跨文化共享中被转换成艺术展演；她认为，“他者”的凝视为地方性传统文化传承注入动力，也对旅游地文化生活实践产生了影响。阳宁东（2012）以九寨沟旅游表演《藏迷》中藏族表演者为例，探讨了现代旅游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指出，表演者在舞台表演与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变化，实质上是对“自我”和“他者”表述的完成。黄河（2013）以k文化为例，探讨了“他者”在消亡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责任，他借鉴“自我”与“他者”的哲学理论，认为，可以通过对“有用性”和“合理性”的认识建立起消亡民族文化“他者”保护机制；并指出，旅游开发是保护与传承k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
综上可知，虽已有相关研究以“自我”“他者”的概念探讨主客关系，但多集中在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旅游展演方面，并未形成全面的探讨。基于此，本文以更一般性的视角，从“自我”“他者”关系的角度切入，探讨对二者关系持有不同观念的游客与东道主所表现出来主客互动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对主客双方产生的影响。
2旅游中的自我与他者关系类型
通过文献回顾不难看出，西方哲学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思辨形成了3种倾向：以“自我”为中心、以“他者”为中心、“自我”与“他者”互为中心。根据这3种思辨倾向与现实观察，我们尝试归纳出3种“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类型――自我主体性类型、他者主体性类型、伦理他者类型。现实生活中，这3种类型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并非互斥性地存在。在同一个体中可能并存着两种类型或3种类型；在具体社会情境下，其中一种类型凸显出来，进而作为内化的行为准则、观念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这样的影响在旅游情境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东道主社会与旅游客源地之间的文化差异引起旅游语境中的“主-客”分野与相互对视，使得这两类群体的互动成为可能，其结果势必造成“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彼此作用。而在这样的相互影响与作用中，东道主与游客对不同类型的“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认可反过来影响这两类群体的互动行为（见图1）。
2.1类型一：自我主体性
所谓自我主体性，意指“自我”才是世界的中心，忽视了他者的现实的具体存在。“自我”利用武力、语言、意识形态等手段对“他者”行使霸权，对其进行排挤、支配和控制。从“自我”立场看待“他者”，“他者”是可以加以利用的工具。“他者”往往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被边缘化、属下化，失去话语权，产生自卑感。持有自我主体性观念的个体，倾向于忽略甚至贬损“他者”，“自我”优越感极强。自我主体性类型的东道主以不正当手段从游客身上攫取经济利益等，游客则更容易产生道德感弱化、占有意识凸显的倾向。图1中的“他者”采用虚线，表示在这一类型中的“他者”处于被遗忘与被压制境地。
2.2类型二：他者主体性
这种类型以“他者”为中心，“自我”依附于“他者”；“自我”形成的前提条件是“他者”的存在，并完全取决于“他者”的观念、话语。如果游客与东道主属于他者主体性类型，则其表现出不当行为方式的可能性更大，如东道主社会不顾生态环境过度开发旅游资源、东道主所代表的文化被游客所代表的异文化侵蚀等。图1中“自我”采用虚线，表示“自我”破碎、“他者”抢位的局面。
2.3类型三：伦理他者
伦理他者观念下的“自我”与“他者”互为中心，不再是操纵与纵的关系，二者是平等的伦理关系（至少在理论上或者说在道德规范上实现平等）。此类型中，“自我”与“他者”相互尊重，互为道德主体，而不是以“自我”意志为中心看待“他者”。在这样的观念下，游客与东道主能够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互动，共建和谐的主客关系，推动旅游可持续发展。图1中采用双向箭号表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平等关系。
3主客互动的行为方式及其影响
旅游的时空规定性使自我与他者在异地得以短暂相遇，游客与东道主在自身所遵循的“自我”与“他者”关系理念的牵引下，表现出相应的旅游行为方式并对主客双方文化产生不同影响。下文结合案例与游客游记内容，阐述3种不同类型游客与东道主的行为方式及其影响。
3.1类型一：自我主体性
（1）游客层面。在有限的时间里“自我”无法深入理解“他者”，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将会遵循“自我”以外的一切都源于“自我”、为了“自我”并为“自我”所决定的观念，将“他者”编码为“自我”，而忽略“他者”。游客在短暂的旅游活动中，通常没有机会体验到地方社会中较为完整的事件，他们主要通过各类象征符号对当地进行观察、“组装”、体会和解释。在这样无法深入理解“他者”的情况下，游客更容易忽视东道主社会。与此同时，休闲性特征则加快了“自我”对“他者”的同化进程。休闲性所蕴含的行为与心灵的高度自由，加剧了游客的“唯我性”。在异地性与暂时性的情境下，休闲性特征内隐地赋予旅游者追求愉悦、自由的意义，而这种赋予极易使游客迷失而表现出不恰当的旅游行为。在旅游情境下，旅游者的行为更多地依从于情感原则，因而更容易诱发其行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倾向性，如道德感弱化、责任约束松弛、占有意识凸显、文化影响等问题。可以说，休闲性特征加剧了旅游情境中“自我”对“他者”的操纵与同化。游客自视甚高地将自己当成世界的中心，将旅游目的地的人、事、物扭曲地当作为自己服务的工具，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冲突愈演愈烈。
典型的事例是，发达国家（地区）的游客到不发达国家（地区）进行旅游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Turner和Nash（1975）的一项研究表明
不发达的旅游目的地国家被发达的工业强国当做了“快乐边缘”，并依附和受制于后者。发达国家的游客则是新的“殖民者”或“游牧部落”，他们带来的异样文化导致接待地的文化被严重同化和破坏甚至消失，环境和生态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自我主体性的游客以强烈的自我优越感对待为其服务的东道主。对游客而言，与东道主形成的社会关系无异于指挥与被指挥的主奴关系，二者关系极具冲突性乃至不少东道主受够了服务员的身份。
（2）东道主层面。旅游活动的暂时性使东道主与游客的接触机会不多，有时甚至是一次性的。这一特性加剧了东道主对游客感受的忽略，而选择从自身利益出发压制游客的利益诉求。不少东道主将游客当成“金主”，想方设法甚至采取不当手段从游客身上获取经济利益。如下文游记所述，宾馆预订价格与实际价格不一致且态度恶劣；在《黄山上当记》中，当地拉客女为了做成生意，不惜以“这里治安很差的”恐吓游客；老板为了赚取更多的钱，采用欺骗手段将原本不需过路费说成要付过路费等。这样的主客互动，极大地阻碍了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半小时后来到所谓的“宾馆”，其实就是家庭小旅馆，比较破旧，房价惊人，下午订的时候是400元，我们去时要480元了。店里的黑衣MM超级黑，口气强硬，态度较恶劣，看来是吃准我们不会天黑下山了。正如下山时说的，黑天走黑路、进黑店、遇黑人黑价，那个心情真不是一般的黑我的2009国庆遥远贵州游，2007212来源：驴友网，作者：Tiger。。
3.2类型二：他者主体性
（1）游客层面。如前文所言，在短暂的时间里，游客无法充分了解东道主社会的完整事件，而在旅游活动中，东道主社会或多或少会有意识地向游客展示其美好的一面。同时，旅游的休闲性，促使以“他者”为中心的游客对“他者”的全盘接受、迷恋。对“自我”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堆积起来的不满，更容易导致游客的这种倾向，从而容易得出“月亮是外国的圆”的结论。此种情况更容易发生于不发达（发展中）国家（地区）游客到发达国家（地区）进行旅游活动的时候。从下列游记所陈述的内容，不难看出游客对美国文化的喜爱以及对自身客源地某些现象的不满。
美国房地产经纪公司的广告，比起在国内充斥眼球的“私人官邸”“虎踞豪宅”“欧洲风情”等，更原始，更清晰，也更平易近人。我在国内看到那些豪宅的宣传语总有一阵恐慌，觉得自己不是上面描述的那种精英――没有奢华的生活圈子，没有高雅的生活氛围，也没有那么神秘的生活方式。可是几个月后，会发现这些豪宅中住的大婶也并不比我的层次高出多少。所以我更喜欢这样的销售，哪怕只是一幅画，仅仅就是为了告诉你这里有树、有海。美国很多孩子18岁时会选择驾车横穿美国的东西部，这样一个近乎残忍的行程相当于美国人的成人礼。很遗憾，我的成人礼是在国内举行的。学校把我们集中在操场，穿着一样的运动服，不许说话，不许表达，一脸凝重，听校长台上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一切结束后，我未觉得自己已成人，只觉得能够坐下来真好美国自驾西部22日游记――更新拉斯维加斯――超级大长篇完结20101213来源：蚂蜂窝，作者：露宿街头的胖子。。
（2）东道主层面。旅游发展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使不少目的地倾向于以游客为主，而忽略了对自身文化、生态的保护与修复，只是一味开发以期获得更大的收益，特别是那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旅游目的地出于提高经济收入和解决就业等方面的需要而进行的旅游开发。事实上，在破坏东道主社会文化、环境等，自我主体性类型的游客与他者主体性类型的东道主所发挥的作用是相互的，并“默契”地走向同一个方向。源源不断的游客，携带着资本和“后工业时代”的生活方式来到旅游目的地，与东道主相遇。东道主为了迎合游客们不断增长的需要，通常或多或少地改变他们的原生状态，甚至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态环境；这种改变往往是过度的、非可持续发展的。彭兆荣（2004）在瑶族地区调查时就亲眼目睹，为了适应民族旅游开发，许多地方甚至放弃了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把自己推到了一个“没有退路”的境地。
3.3类型三：伦理他者
（1）游客层面。伦理他者类型认为，异质性“他者”与“自我”之间是一种平等的伦理关系，是互为道德主体的存在。因此，相遇时间虽然短暂，但“自我”必须承认“他者”的存在，而不是将“他者”编码或同化。伦理他者类型的游客能尊重东道主社会，包括所遇到的人，所体验到的异地文化、社会习俗等，不试图用自我意志去操纵或改变当地（即使这种情况往往并非蓄意而为而是东道主在游客的凝视中进行自我改造）；能以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的心态去面对，美人之美，各美其美。
（2）东道主层面。伦理他者类型的东道主不仅能对游客负责，也能对当地负责。对游客负责，体现在尊重游客，不将游客视为金主，也不妄自菲薄，将自己置于仆人地位。对当地负责，包括对当地的生态环境、社会文化、资源禀赋等的可持续开发负责。台湾处理旅游主客关系的做法很好地演绎了伦理他者的理念。随着台湾旅游的发展，特别是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开放后，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台湾，有时甚至超过了台湾的接待能力，主客矛盾显著。此种情况下，台湾总体上能遵循其历来处理旅游主客关系的原则，保持着伦理他者式的待客之道――尊重与包容。如问路时，不管他们的步履多么匆忙，回答总是耐心热情，甚至有的素昧平生却亲自带路；横穿马路时，司机在车内示意行人先走；交通系统工作人员对待乘客彬彬有礼。种种善意的举止，无不彰显着台湾人对待游客的尊重与包容之意，他们把游客当朋友，而非仅能从中获利的金主。尊重、包容是台湾实现融洽的旅游主客关系的基础。
4结语
对旅游活动中的主客互动关系处理，持有不同的观念自然会带来不同的行为方式与结果。3种“自我”与“他者”关系类型的主客互动会带来不一样的行为表现与影响。显然，自我主体性类型与他者主体性类型的理念容易使旅游行为有失偏颇，不利于主客形成融洽的互动关系，也不利于当地旅游的永续发展。更进一步地说，对自我主体性类型的游客与他者主体性类型的东道主而言，他们形成合力，以负面影响的方式共同作用于主客双方，阻碍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类似的，他者主体性类型的游客与自我主体性类型的东道主在妨碍旅游发展的步伐上是一致的。相反，伦理他者类型所倡导的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则有益于游客与东道主的和谐互动，有益于妥善处理好旅游活动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践行伦理他者理念是推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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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地关系；空间问题；区位
区域对于一门课程来说基本概念是基础，是其他理论、方法论展开的重要根基。本文围绕地理学课程中的三大概念，即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经济活动区位概念及区域概念进行辨析，旨在明晰概念内涵。
1关于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
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经济活动区位、空间组织及其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这一定义明确了当今国内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领域为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两大模块，与过去的相关教材相比具有鲜明地理学特色并体现地理学科研究优势。教材中明显将经济活动空间问题研究和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并重为经济地理学两大研究对象。作者认为经济地理学擅长研究的领域自然是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和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人地关系）。由于地理学向来擅长研究的领域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因此对于后者大家普遍认可并容易接受。其原因为地理学的根基是区域性与综合性，对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来说，综合性不必费笔墨，人地关系系统包括诸多要素的综合，自然体现地理学的综合性。地理学的区域性主要体现在区域内部的一致性及区域之间的差异性，而区域差异性主要由地球的圆形形态与太阳的位置关系及地球自身的地质演化历史所决定。其中，地球圆形形态与太阳的位置关系这一基础物理条件使得地球表面的热量分布产生区域差异，即维度地带性规律。热量分布差异带来诸多自然地理要素（气候、植被、土壤）的空间差异，而自然地理要素的空间差异是地理学区域性特点的根基。地球自身的地质演化带来当今地球表面的地形地貌以及海陆分异状态，而上述差异又进一步影响水热分布状态，进而影响“区域性”。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基础是“地”，即人地关系协调的关键是地理环境的承载能力，因此从此种意义上讲，人文地理学科的基础亦是自然地理学科，这是由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所决定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研究这一领域若将其独立与人地关系之外进行研究，就不是地理学所擅长的，而传统经济学比较擅长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其原因有：（1）经典区位理论，如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以及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均为经济学家或受到经济学思维的地理学家所创。（2）上述有关区位经典理论虽关注的是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但关注的核心问题为经济活动的空间成本或空间支出问题，而成本与收益问题显然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3）目前区域经济学诸多著作中介绍经典区位理论的情形常见，由此看来区位论对经济学和地理学都非常重要，两种学科均将其视为本学科的基础理论或基础理论之一。若地理学将经济的空间问题与本学科擅长的基础理论——人地关系理论相融合可能有助于本学科更好地发展。本文认为，经济地理学应将研究对象中的人地关系概念进一步强化，而空间问题的研究需要以人地关系研究为前提即在经济地理学的空间（或区位）问题研究中，首先以人地关系的区域性和综合性研究为基础，便能更好地发挥地理学在空间问题研究上的特色与优势。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此处简单举一例：如以某区域城镇体系空间优化为例，从单一的经济学视角分析，城镇体系的空间规划，无一例外都是按照严格的假设条件，遵循中心地体系（或其他经济学理论模式）即可。因为在仅考虑少数经济学因素（成本—效益等）的情况下，地理环境因素（综合性和区域性）的作用或影响不能够充分体现，而现实的区域城镇体系规划应首先考虑地理环境，考虑人地关系的协调性。原因是，地理环境为人类生存基础，而成本—效益等诸多经济因素是人类在保证生存基础之后的发展方面的问题。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认为在地理学教材中应将学科研究对象描述为人地关系（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及人地关系协调基础上的区位、空间组织等问题更为合理。
2关于经济活动区位概念的探讨
地理学众多教材将经济活动区位定义为人类经济活动所占有的场所。这一定义范围较广，年轻学生不能很好地把握其内涵。本文认为，经济活动区位有两大核心内涵，一是相对位置的内涵，即“此经济活动”与“彼经济活动”之间的相对位置决定“此经济活动”的区位的“好坏”或“优劣”，而教材所定义的经济活动所占有的“场所”一词，不能很好地体现经济活动本身的相对位置的内涵。二是须从某一视角去看待区位这一概念。例如在比较两种地理事物的区位中“谁优谁劣”，须从同一视角进行比较才具有可比性。如，北京和二连浩特的区位“谁更优”的问题，中国和蒙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这一视角看问题，那必然是后者的区位优势显著。但从国家层面去比较区位优势，显然前者具有绝对优势。我们经常看到或者听到“什么与什么比较起来，哪一个更具区位优势”等表述，这样的表述显然忽略了两种事物的比较必须在某一个统一视角下进行才有意义这一基本常识。本文认为，经济活动区位更为容易掌握的概念表述应为，“某统一视角下，经济地理事物的相对位置”。
3关于区域概念的探讨
区域概念在诸多领域中无统一定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定义。政治学认为行政界线既是区域边界；区域经济学认为统一经济特征的区域即为其边界；地理学认为区域是具有一定范围的地理空间。本文主要探讨地理学对于区域的理解或者表述。地理学对于区域的上述定义与区位定义同样，其内涵较为宽泛，没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的本科生理解起来较为困难。定义表述中的“一定范围”一词，其所指范围宽泛，如，“一定范围”从小到社区，大到全球的理解均可，因此不易在学生头脑中植入清晰的空间概念，易出现歧义。由于地理学的两大根基之一的“区域性”是在自然区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很强的自然地理属性。即使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也应强调区域的自然地理属性。因此本文更倾向于将区域定义为，某一标准下，具有内部一致性，外部差异性的地理单元。其中，“某一标准”一词是为区分不同学科（或不同研究视角）对区域的不同认识（或表述）。例如，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区仅仅是从文化这一视角划分区域的，而经济区仅仅是根据经济类指标对区域进行划分的。因此“区域”在一定标准下才具有实际意义，同时在一定标准下区域内部必然具有一致性，对外必然产生差异性。
4结论与讨论
本文所探讨的三大基础概念是地理学课程体系中常见和重要的概念，对于本科生学习掌握本学科相关理论和相关方法论十分重要。作者以目前国内流行的几本教材为参考，结合自身教学和科研体会，对人地关系和经济空间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概念融合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并对人文地理学两大基础概念，即经济活动区位概念和区域概念进行深入辨析，旨在明晰三大概念的实际内涵。上述三大基本概念仅仅是作者本人结合十余年的教学及科研所总结出的一些心得体会，有待同行深入交流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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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才.区域经济地理学(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关键词：企业政治文化软权力企业治理企业政治发展
企业政治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企业中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企业政治文化以企业心理层面的政治态度为研究对象，讨论企业成员的行为取向及心理因素。在客观实际中，企业政治文化表现为企业及其成员的政治认知、情感与评价，也可以表述为企业及其成员的政治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与技能。与其它政治文化一样，企业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不仅客观地存在于企业之中，而且也在企业中发挥其固有的功能和作用。
企业政治文化是一种复合的政治文化模式
复合型的企业政治文化是指企业及其员工关注政治，并可能成为主动的政治角色，但他们同时具有被动的臣民角色。企业及其员工缺少熟练的政治知识，没有深入的参与活动，不特别主动，参与时也不全靠理性判断。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企业的权力与责任关系。经济民主是企业最重要、最艰巨的任务之一，保持企业权力和企业责任之间的适当平衡是企业经济民主的必要条件。企业运行机制的有效性，一方面在于企业管理者有权做出命令型决定，另一方面在于企业利益相关者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企业管理者。
企业及员工参与政治的主动性。企业利益相关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参与企业及企业外部的政治活动积极性，但自认为有责任参与人的比例远远大于实际参与人数。政治并不是企业及利益相关者观念中最重要的问题，与其它关心的内容相比，政治一般只耗费企业及利益相关者较少的感情和时间，企业及利益相关者不是一个永久的政治演员，除非必要，他们将远离政治场所。
企业的功利与情感关系。企业及员工参与政治通常以企业的有效运行为准则，采用纯实用主义的态度，功利性强。这种情感基础不稳定，是一种无情感注入的政治参与，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机会主义的政治行为。
政治一致性和政治歧义的关系。信任与合作的角色取向，是企业政治文化的一个成分，它是企业政治行为的一般动力来源。在企业中，人们的利益相似，政治观点上也相似，如果有人持不同观点，可能会被迫转变态度，形成一致。企业内总的政治冲突依附于团结、合作的态度，它通过普遍的社会关系准则将其限制在适当的位置上。
企业政治文化是一种软权力
企业政治文化是管理系统的重要政治资源，是推动企业政治行为的重要力量。软权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在向外传播中所产生的影响力。作为一种软权力，企业政治文化具有以下性质：
企业政治文化表征企业政治系统的有序性。从企业管理系统内部，可以观察到相似的、得到系统内大多数人认同和自觉遵守的文化，它与外界系统有着明显的软权力边界，体现了该系统的有序性。企业政治文化越有特色，软权力边界越明显，熵值越小，有序性越高。反之，特色越少，软权力边界越模糊，熵值也越大。
企业政治文化的产生与演化是一种自组织行为。企业政治文化是企业在一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下，根据趋利避害的需要，逐渐积累、沉淀和遗传下来的。
企业政治文化的扩散与辐射是正负熵流的双向流通过程。企业政治文化的形成是一个能量耗散过程。在当今社会，文化的扩散与辐射将一些原生态文化模糊化，造就出新文化，现代企业的政治文化也是正负熵流综合作用的结果。
企业政治文化具有非垄断性。只有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要求的企业政治文化，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并保存下来发扬光大，所以企业政治文化这种软权力是一种非垄断性的权力。成熟的企业政治文化被群体所认同，就具有客观性和相对稳定性。
企业政治文化与硬权力的互补性。硬权力是各种法定实力的总和，是对内统治和对外交往的保障，软权力则是硬权力实施效度的基础，两者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相互制约。
企业政治文化形成与消失的延时性。企业政治文化除了具有扩散性、积累性、连续性、遗传性特征外，也有其自身的演化规律，它与硬权力的演化并不同步，往往出现慢化或延时效应。其原因是企业政治文化是人们在大量的实践中经过总结、提炼、归纳、去粗取精才系统化、理念化并为人们所认同而形成，并成为一种传统被遗传下去。
企业政治文化的内在功能
（一）企业政治文化影响和指导企业的政治行为
在企业的政治生活中，各个环节、部门、机构和个体的政治行为无不受企业政治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克鲁克洪说：要指出哪一件活动不是文化的产物是困难的。当企业政治文化的各种要素内化为企业部门、利益相关者和个体的精神素质时，便赋予了行为主体一定的思想、观念、性格、态度、感情和倾向性，成为一种内化了的企业政治行为规范，影响着企业相关主体对企业政治的关心程度，争取或行使自身权利的力度，支配着他们对企业政治行为方式的选择，更以一种一贯性的行为取向深刻、稳定、长久地指导企业的政治行为。影响和指导企业政治行为的功能，是企业政治文化最基本的功能。
企业中的政治行为是企业及利益相关者为实现一定的利益目的而从事的政治活动。它涉及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企业中的政治行为具有提高企业效率的正效应，也具有阻碍企业目标实现的负效应。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和社会因素对企业生存和发展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国外企业很热衷于实施政治战略，“政治经营”已成为经营管理的新思想和新方法。
与企业政治经营相联系的另一个事实和概念就是企业政治战略。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管理学界开始把企业政治行为作为企业竞争战略的一个维度进行研究。在一些行业和某些企业，企业从政治战略中获得的好处并不亚于他们从市场中获得的利益，因而对企业来说，在企业整体战略中把政治战略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甚至是突出的位置，整合市场战略和政治战略也就变得非常重要。由于我国自身的体制与文化，决定其企业政治战略在企业的战略构成中占有比西方企业重要得多的地位。
事实上，企业中的政治行为并不仅限于企业政治战略一类的宏观政治行为，它还包括企业内部及企业与微观主体之间的政治行为。在企业内部个人、单位、部门以及企业股东间、企业与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等微观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是其微观政治行为。企业微观政治行为并不基于法律、政策等政治资源的谋取，而是基于某种具体的利益，如货币、职位、权威、知识、能力、人际关系等好处的获得。
企业政治文化涵盖了企业及利益相关者的政治认知、政治评价、政治选择等因素。它是企业在动态适应外部环境及调整内部一体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企业政治文化是企业政治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它不仅影响管理者的决策过程，还影响着企业其它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权力距离和不确定性回避是企业文化理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权力距离是指企业中缺乏权力的员工对不公平的权力分配所接受的程度；不确定性回避是指企业员工对不确定或不了解的情景感觉到威胁的程度。很显然，权力距离和不确定性回避的程度不同，企业利益相关者对权力的心理态度不同，从而会导致不同的企业政治行为。
（二）企业政治文化影响企业治理、管理体系的建立和稳定
企业的政治体系与企业的经济治理与管理体系有极大的重合与交叠性。企业政治文化对企业政治体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影响企业的治理和管理体系。企业治理与管理体系的建立过程中，首先要适应企业的基本政治取向，然后才是对企业政治文化的逐步改造。在一个权威主义文化盛行的企业里，要想建立高度民主的企业治理与管理体系，是非常困难的。当然，企业的治理与管理体系并不是只能被动地适应企业政治文化，它同样可以对企业政治文化的形成、演化产生影响。
企业政治文化对企业治理与管理体系的稳定也产生着重要影响。企业治理与管理体系要保持其稳定并有效地履行其功能，需要以一定的政治文化为条件。对企业治理和管理体系的认同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均涉及企业相关主体的政治行为取向，可以将其看作是关系到企业治理与管理体系的政治文化危机。企业成员对企业治理和管理体系的认同，是建立稳定、发展的现代企业的心理基础。如果不解决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治理与管理体系的认同冲突，企业治理与管理体系难以获得稳定，也不可能有能力应付各种挑战。
对企业治理和管理体系合法性的认同，更是企业治理与管理体系稳定、有序运行的条件。所谓合法性，班德认为：当人民对终极的权威愿尽政治义务时，此权威即具合法性。派伊认为，合法性包括两项要素：政治体系的施政能力，人民对政府权威的感情。合法性危机往往在“人民对系统权威的发生分歧的看法，政府的结构与作为因之崩溃时出现。借用他们的一些看法，企业治理与管理体系的合法性和合法性危机具有同样的特征。因此，一旦发生企业治理与管理体系合法性危机，不仅会影响企业治理与管理体系职能的发挥，还会危及企业控制权以及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三）企业政治文化影响企业政治发展
企业政治也存在着一个发展问题。企业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扩大，企业治理与管理系统权威的增强，企业机构的分化与一体化是企业政治发展的三个基本要素。
企业政治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企业民主管理。企业理论和实践所体现的基本原则是企业的民主管理。这种民主管理的集中表现是实行一股一票和一人一票相结合的制度，有关企业重大事项由全体股东共同决策，而不是少数人专断。企业的管理机构由企业股东民主选举产生，对全体股东负责。企业制这种民主管理原则，保证了所有股东能平等地参与企业的经济及政治、文化等一切事务的权利，并使现代民主精神有可能大规模地在企业中予以真正实施。
企业政治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其中，企业政治文化是推动企业政治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无形力量。企业政治文化中内含着企业相关主体对企业政治发展前景的期待和向往，它一方面引导企业相关主体政治行为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也为企业相关主体追求理想的企业政治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例如，民主的企业政治文化对企业民主制度的形成和保持能够产生的巨大作用，因此，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认识企业民主，把企业民主视为一种企业政治信仰和指导企业相关主体政治实践的规范，对于企业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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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起源；西欧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019-02
一、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概要
托布约尔・克努成在《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中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16世纪作为第一阶段，以文艺复兴为契机，确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概念；第二阶段则贯穿了17世纪至19世纪的整个近代，在此期间，相关的基本概念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三阶段则始于1900年左右。
进入20世纪后，国际关系理论又先后经历了现实主义革命和行为主义革命，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以及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三次激烈论战之后，国际关系理论逐步形成了现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三足鼎立、其他非主流学派共同繁荣的局面。
当前的国际关系基础理论主要分为两大方向，一方包含了国家利益论、权力论、均势论、霸权稳定论等权力政治观，另一方则以合作论、体系论、相互依存论为主要观点。冷战结束后，学者们又提出了国家软权力、地缘政治经济学、国际安全以及理性威慑等新的概念和理论。然而，不论国际关系理论如何发展、怎样演变，其最根本的观点、最精髓的理念都根植于西欧这片现实土壤中，历史上曾被称为“蛮族”的西欧，在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强大推力下，产生了现代意义的国家，同时也孕育出了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
二、国际关系理论源于西欧的现实条件
国际关系是指处于世界体系内各国家和其他独立实体之间的多层次关系――集团、国家、跨国公司、区域共同体、国际组织等之间的关系和多维性关系――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关系。由此可见，自从产生了国家，自从各个国家之间开始了交往，国际关系也就同时产生了。但是将国际关系的日常实践上升为系统理论，则需要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历史上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国家以及古代中国都创造出了极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并未发源于这些地方，而唯独青睐海岸曲折、分崩离析的西欧，究其原因，是因为西欧融合了领土的民族国家、民主自由的商品经济以及从宗教文化演变而来的道德与法律约束。
（一）领土与民族国家
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形态也从古希腊的城邦、封建国、大型帝国最终发展为近代的国家。国家的构成要素包括确定的领土、定居的居民、一定的政权组织以及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其中则是近代国家的灵魂。近代国家也可以称为领土国家或者民族国家，它的出现是国际关系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正如克努成所说，“罗马的崩溃可以被大致看成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的起点”。这是因为，罗马帝国的崩溃使得整个欧洲开始了另一种政治生活。
强盛的罗马帝国由盛转衰，在公元9至10世纪出现了以独立领土国家为代表的政治分化局面，从而出现了取代帝国的多国体制，这为日后的民族国家、国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在阿拉伯人无力征服而拜占庭人不屑一顾的西欧，散落着大大小小的蛮族国王，他们忙忙碌碌费尽心力地在未开化的土地上勉强维持着国家秩序，政治大一统的观念早已失散在异教徒大迁移和裂土分治的浪潮中。罗马帝国的衰败打破了欧洲统一帝国的政权形式，使这里没有了政治的统一和信仰的归属。自此，西欧从未形成过以宗教权威为中心的单一的、统一的帝国，相反，始终是一个政治多元化的区域。众多民族国家在独立自主处理本国内政的同时，还作为国际关系的主体，平等地进行着广泛而密切的外交活动，这一方面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实资料和实践来源，另一方面，又为思想家和学者们创造了学术空间，他们可以在各国间迁徙、游学，这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是很有益处的。可以说，民族国家林立使西欧拥有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必需的而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不具备的基础条件。
相比之下，由东罗马帝国演变而来的拜占庭帝国对于国家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关注都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它拥有优秀军队，但在军事战略上以守为主，与周边的斯拉夫人、波斯人和突厥人相比，拜占庭人并不尚武，剽悍好斗、崇尚武力被视为粗鲁无知和野蛮的表现，这也使得他们对于研究国家间事务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不十分重视。实行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君权神授和代治思想暴露无遗。在这样一个宗教控制一切的伊斯兰世界，其实与拜占庭帝国是一样的：宗教依旧支配着战争和外交，宗教与世俗机构交织在一起。这就注定以研究世俗事务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会源于此处。
而在古代中国，长期的中央集权形成了多民族融合的统一国家。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中国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内部治理上来，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使统治者一人独揽大权，各级官吏不过是统治者内政外交的执行者而已。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中国自古就重内政而轻外交。即便是在战国时期，整个中国被分割成众多国家，但这些国家却基本上是由汉族百姓构成的，所以我们还是拥有统一的民族。因此各国的关系类似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是一种分裂状态下的统一，因此也无法形成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
（二）商品经济与民主自由
西欧地区北邻波罗的海，西邻大西洋，南面地中海，向东则进入欧亚大陆。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使得其远洋航海盛行，同时百姓多从事工商业，而非农业，这就造成了经济上以商业贸易尤其是海上贸易为主。航海贸易使西欧人更具冒险精神、更勇于开拓，经济的富裕还促进了百姓对政治地位的更高追求。于是教会的愚民政策受到了王权的严峻挑战，世俗国家、民族国家便应运而生。没有了统一的帝国，没有了共同的信仰，西欧各国只能在均势思想下经历着战争与和平。众多独立的民族国家在长期的结盟、毁约、媾和、战争中积累了大量的外交经验，思想家、外交家、政治家们共同书写了国际关系的相关理论，西欧各国将国内公民的民主自由诉求也应用于国际关系当中，主张国际交往的自愿平等原则，随后还产生了均势、结盟等思想。而商品经济又促使西欧各国必须频繁往来，不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这都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现实土壤。
在古代中国，农耕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农业大国的现实环境使得我国一方面不需要过多的国际贸易就可自给自足，另一方面，也无法培育出勇于冒险、追求自由的民主精神，因此，古代中国缺乏国际关系理论形成的主客观条件。
（三）宗教文化与道德法律
西欧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政治的发展。政教分离之后，宗教不再完全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而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国公民的日常生活和国家间的各种往来。
基督教提倡的和平与平等观念深深扎根于信徒内心深处，而原罪说迫使人们制定相互制约与监督的法律。将这些运用于国际关系中，就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最初的、最基本的内容。无论是神法（早期的限制战争），还是习惯法中某些与教义相吻合的要素（尤其是商法以及规范领主和国王行为的法规），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理论。
而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们多年来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天主教与东正教的选择上，即便在正式信仰东正教后，教权与王权的争夺也并未真正停止。所以整个帝国对于国家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关注都是远远不够的。在宗教依旧支配着战争和外交的阿拉伯国家，宗教的束缚使得它没有成为真正的国家，所以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也并不大。面对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国家被宗教束缚的情况，古代的中国则恰恰相反。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还是本土的道教，都从未能够真正支配国家的政治事务。传统的儒家文化虽然备受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但中国也从未出现像拜占庭和阿拉伯国家那种“宗教绑架国家”的状况。
事实上，文化对我国的影响包括两方面：对外形成的文化优越感和对内形成的文化等级制。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们以天子自居，与其他国家只进行商贸往来，而在文化上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地位，从而轻视外国文化，认为他们不过是蛮夷之邦，因此对国际关系不够重视。对于国家内部，最盛行的就是儒家和道教文化。儒家文化注重等级和伦理，更适合于治理国家内政，因此，对国家外交并未有太多建树。道教文化提倡无为之治，不鼓励军事外交，因此，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仍然没有帮助。更重要的是，我国的学者、政治家们其实都在为王朝的统治者一人服务，各种理论学说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帝王政治思想的表达。民间和学术界的声音无法真正表达，必然不会形成丰富多彩的国际关系理论。
三、总结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出现较晚的社会科学，它真正作为一种理论被系统地加以研究，也不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而它的繁荣兴旺，更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是在欧洲主要国家的思想家、学者、战略家的思想基础上获得的，是在20世纪之前的四五百年间，沿袭欧洲历史、法律和宗教文化的一贯思想传统，并在中世纪之后欧洲列强全方位拓展扩张的背景下，通过对政治现象的思索、对强权行为的抨击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由此可见，长期的政治多元格局、繁荣的商品经济发展、文艺复兴对人们思想的极大解放以及宗教改革对人们信仰的重新确立，都注定西欧必定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源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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