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道家思想的相同点范例(3篇)

儒家和道家思想的相同点范文篇1

关键词儒家思想日本文学影响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DOI：10.16400/ki.kjdkz.2015.02.073

ImpactAnalysisofConfucianonJapaneseLiterature

WANGMeilin

（LiaoningNormalUniversityHaihuaCollege，Shenyang，Liaoning110167）

AbstractThethoughtofConfucianismisthetraditionalthoughtofChina，representstheChinatraditionalculture，hastheimportantinfluenceinthelongprocessofhistoricaldevelopment.Confucianismhasbeentheworld'sattention，hasafar-reachinginfluenceonthedevelopmentoftheworld.InfluenceofConfucianismonmanyAsiancountriesmaximum，especiallywithChina'sneighboringcountries，likeSouthKorea，Japanandsoon，especiallyinjapan.HaveagreatinfluenceinChina'sConfucianThoughtonJapaneseculture，customsandsoon，arestillhighlyConfucianthought，thisarticlehascarriedontheanalysisontheinfluenceofConfucianismonJapaneseculture.

KeywordsConfucianism;Japaneseliterature;influence

孔子是我国儒学思想的代表，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正是由于这位大家四处游历，进行儒学的传播;到了西汉，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思想才具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到了后来的程朱理学，儒家进一步发扬光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丝绸之路、东渡、下西洋等各种贸易途径一起，将儒学思想传播到全世界。日本是受儒学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国家，历朝历代的“遣唐使”将中国的儒学带到了日本，日本文学的许多方面充分借鉴了我国的儒家思想，可想而知，儒学思想的影响力与感染力，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1儒家思想概述

儒家思想是中国的正统思想，代表着我国的传统文化，对社会生活、处世态度、做人等都有所规范与标准。“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每一个字都蕴含有深刻的哲理，是规范人格的要求。①传统的三纲五常都是来自于儒家思想。《论语》是儒学思想的代表作，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中拥有无可动摇的地位，是儒家思想的典型文学作品。《论语》是孔子以及他的学生们共同编纂而成的，充分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以及做人的道理，是典型的教育性著作，其中蕴含的诸多观点至今受用。例如，《论语・述而》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的意思为：几个人在一起行走，其中必定有我值得学习的老师。我应当对他们优秀的方面加以学习，对不正确的方面加以改正。其实这句话的本质观点就是要始终抱着谦虚好学的态度，学习别人的长处，摒弃他们的短处，进行自我反省，重视自我修养和自身的进步，都充分体现了做人的道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这句话的意思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聪明的。就是做人应当抱着诚实的态度，不应当不懂装懂，是与人相处的基本要求。儒家思想中蕴含多种教育的观点，赢得了世界的关注，对亚洲各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由于儒家思想的强大影响力和独特魅力，“俘获”了很多国家的芳心，使多国的文化都受到了深远的影响，日本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儒家思想对日本民族、文化、音乐、政治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是一个岛国，以大和民族为主，效忠日本天皇。日本从古到今都与我国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公元600年，唐朝期间，日本大量派出“遣唐使”到我国学习，学习我国的文化思想，继而进行了著名的“大化改新”。直到现在，虽然两国存在着岛屿纷争，政治态度存在分歧，但是中日两国仍旧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两国之间依旧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日本的大和民族音乐充分借鉴了我国儒家思想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仁”的思想。日本的唐乐、伎乐以及散乐都是由我国传入到日本的。其中唐乐重视将“善”与“美”的结合，是儒家思想的典型代表。唐代的唐乐流传到了日本，得到了日本人的欣赏，并且发扬与继承下来，逐渐演变成了如今流行的雅乐，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日本的黑田调就是有唐代的《越天乐》的旋律加上日本人的填词而形成的，是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之一。②

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大和民族的主要特点就是团结，拥有着崇高的民族信仰。而中国的儒家也有“和”的思想，中国人提倡“以和为贵”。因此，儒家思想对日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直到现在仍旧影响着日本。武士道精神是日本特有的精神，也是日本的一种文化，充分体现了日本人对于“武”的定义。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其本质上体现的是一个“忠”字，是对大日本帝国的忠诚，一辈子为日本天皇效忠。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中我们也经常看到，日本人一旦被打败，就会剖腹自杀，这是日本人的传统。日本人对于“忠”字有很高的要求，是传承中国儒家思想的典型代表。另外，儒家思想对于日本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日本的诸多文学作品中都蕴含了大量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拥有着很深的渊源。那么，我们就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做一下深度解析。

3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3.1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中宇宙观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早就对宇宙观有所涉及，在著名的《易传》就有记载，阐述了超脱自然、贯穿自然的世界观、宇宙观，是体现宇宙观的重要历史材料。在西汉时期，董仲舒对原有的宇宙观进行一定的补充，将《易传》中的“五行”与儒家的“五常”进行完美的结合，注重阴阳结合，天地合二为一。这样的宇宙观对日本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遂将阴阳结合，天地合一的宇宙观设定为国家信仰，引起了日本人的重视。《古事记》是日本的一部文学作品，是由日本天皇下令编纂的，记载着日本的发展历史，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③在这部文学作品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因为这部作品中大都是用汉字编撰而成的，可想而知，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程度;这部作品以神话为题材，在其中涉及了诸多的宇宙观：阐述了阴阳结合，天地乾坤等内容，对宇宙观有了明确的描述，是体现宇宙观的代表性作品。同时儒家思想也涉及宇宙观的观点，与日本的《古事记》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且《易传》属于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在公元前，而《古事记》是在公元的712年，可以明确得出，日本的《古事记》是借鉴了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对宇宙观的阐述。

宇宙观，也可称为世界观，是人们对宇宙、天文地理、阴阳等的界定，是对世间百态的想法。不同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角度也不同，不同的国家会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与宇宙观。而日本《古事记》中的宇宙观与《易传》中的宇宙观很相似，很切合儒家的宇宙观，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作品影响的表现形式之一，在日本的发展与进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日本的《古事记》中是采用汉字的形式书写的，所以更是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是日本信仰与传承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体现儒家思想的典范。《古事记》是日本最早的文学著作，是对日本发展的历史记录，体现了日本的历史文化，也是日本重视宇宙观的萌芽时期，因此来借鉴儒家的宇宙观，来提高日本国内对世界观的认知，他们主张的宇宙演变的过程是“混沌-天地-国土-万物”。日本人将这样的宇宙演变过程作为自己国家的宇宙观，其实这样的宇宙观也是来自中国的古典儒家思想。

在我国的古典著作《周易》中，阐述阴阳结合孕育了世间万物，在《古事记》中也涉及有阴阳的知识，是将阴阳更加细化，将男女性别作为对阴阳的界定，将其供奉为日本人心目中的神灵。由于《古事记》是记录日本历史的一部文学作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日本人会尊重这部作品中阐述的诸多观点，也是将儒家思想传承下去的重要原因。根据以上的论述，《古事记》是体现儒家思想的典型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是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影响的典型作品，对日本文学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2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中政治观的影响

政治观是对政治观点或做法的一种想法，是对当前社会政治或国家政治发展观点和信仰。古代的政治观是对统治阶级的界定，是对当初社会统治阶级、统治体制以及思想观点的体现，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在政治方面，儒家思想对日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我们都知道，日本信奉天皇，天皇是国家的象征，日本人都是誓死为天皇效忠。在日本的一次改革中，在中国引进了大量的文学资料作为参考，来改革日本的政治制度。《论语》、《礼记》、《周易》等都是引进的对象，日本人根据这些资料，制定了相关的宪法和政治制度。在宪法中规定族群的和平、服从天皇、思想统一等相关内容，是对政治的改革。在日本的诸多政治资料中，大都引用了儒家思想的内容，儒家思想多次出现在天皇所实施的政治思想中，对当时的日本来说，儒家思想已经渗透进日本的政治统治中，主导着日本的政治方向和思想意识。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基础，重视亲爱、仁爱，是人的思想道德的最高境界，注重人的品德修养。这样的仁爱之心在日本的《古事记》中也有所体现。《古事记》中将日本天皇设定为最为完美的人，是对统治者的最高评价，阐述了日本天皇的“仁”是借用了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的内容，日本人认为日本天皇是他们心目中的神灵，思想道德高尚的完美之人，被日本人朝圣。因此，日本后来又出现了诸多歌颂日本天皇的文学作品，表达对日本天皇的称赞，歌颂日本天皇的高贵品质。像《怀风藻》、《万叶集》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日本人对统治者天皇的效忠，也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仁君”、“为政以德”，是对儒家思想的深度解读。政治思想是影响一个国家政治统治的关键，会对国民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尤其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解析。部分文学作品中渗透着对国家政治的解读，读者通过阅读会受到启发，从中得到一些观点，通过传播与分享，最终实现对国民政治思想观的笼络。而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也正是体现了这一点，将儒家思想中的为政的观点运用于日本国家的统治中，通过文学作品的传播与体现，使得日本的国民对儒家思想会越来越重视，实现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扬。

3.3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中价值伦理观的影响

伦理观是对一些伦理问题的看法与观点，重视对外在道德问题的探究，是对人行为的规范与界定，充分体现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伦理道德代表着个人修养和节操，要体现超凡脱俗，洁身自好的特点。价值伦理观是对人生价值的体现，是充分体现个人品格、个人素养的重要内容。《方丈记》是由日本作家鸭长明因著作而成，这部作品写于鸭长明因仕途失意后的生活描述。在书中的第二部分，描述了鸭长明因的隐居生活，隐居的生活安逸而寂静，怡然自得，充分体现了其超凡脱俗的境界，使作者放下了政治抱负，享受生活的人生态度。在《论语》中，“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体现了对山水生活的向往，提倡简单、清贫的生活作风。美好的生活不在于奢侈的生活条件，而是享受生活的态度和观念，不能只停留在利益与地位之间，那是束缚人生的枷锁。在《方丈记》中，鸭长明虽然仕途失意，但是也乐观积极生活，以一种超凡脱俗、享受田园风光的人生态度来面对生活，也是对人生价值的体现。清贫享乐、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会对人的伦理道德进行熏陶，教育人们不为世俗所牵绊，会形成的不同的人生目标，不再流连于高官俸禄，实现对人性美的解读。

“忠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传统的儒家思想主张“忠孝”，是对人伦道德的标准和规范，是体现道德修养的评价方式。“忠”是主要讲述的是忠诚，“孝”是孝顺，是对父母的赡养与对长辈的尊重，是评价一个人品德的基本标准。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论语》对孝道与忠诚也做出了相关规范，但是对忠、孝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一般会将忠孝放在一起，对国家可以称为忠，也可称为孝，所以二者基本上不存在一定的分歧。一提到“忠”，日本人是将忠发挥到极致的国家之一。日本人信奉天皇，将天皇信奉为神灵，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忠诚，是传承儒家思想的重要表现之一。《古事记》中将天皇的形象神化，对天皇进行高度的歌颂，可以了解到日本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高度体现了日本人的忠诚度。“忠孝”注重体现在君臣之间的忠诚度以及在国与家的选择上，《平家物语》是体现武士对忠孝选择的代表性作品，重视对忠孝的抉择，充分表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忠孝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在《太平记》中，也引入了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内容，像《礼记》、《周易》等，其中富含了大量的儒学思想。儒学思想是在日本文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了日本人的价值伦理观，得到了日本的传承与发扬。

4结束语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思想的代表，是象征我国历史文化的典范。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儒家思想的产物，在世界上拥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儒家思想是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衡量标准，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也是传统社会的“五常”，对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学思想渗透进日本的文化中，儒家的诸多观点都在日本文学作品中不断出现，是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思想。

注释

①严桂林.浅谈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J].剑南文学（上半月），2014.8：62-64.

儒家和道家思想的相同点范文

一、两种倾向

这种分解，当然需要建立在对于儒家伦理的近代分析加以清理的基础上。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对于儒家伦理的分析，已经形成了某种支配人们对待儒家思想的惯性思维。不清理这种惯性思维，就不足以促使人们形成合理看待儒家伦理的理性眼光。而且，不进行这种清理，我们也无法走出以二元对诘的方法对待儒家伦理的方法困境，将儒家伦理的历史内容完整地还给儒家。进而，在提供一个儒家伦理思想的完整图象的基础之上，来讨论儒家的“现代”处境问题。

自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的处境，可以说是一直处于一种双面受敌的状态之中。这里的近代以来，当然是一个历史定位。它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是晚清，这一个阶段中国处于与西方接触的早期状态。人们还习惯于在自己的文化视野中观察了解与自己文化传统不同的相异文化。因此，愿意引进现代西方伦理来审视儒家伦理的人士，还没有将两种伦理传统对峙的思路。而意欲为儒家伦理辩护的人士，也还没有一种将儒家伦理一定要抬举到高于和优于西方现代伦理的强烈愿望。即使在引进与拒斥之间发生非此即彼的分歧时，也还只是在双方的动机上做文章而已。这个时期的典范人物可以说是康有为。他既为儒家伦理辩护，又着意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2］第二个阶段是民国。这个阶段是一个对峙儒家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的特殊时期。一方面，这种定势的形成，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严重迟滞，使得中国人极度地焦虑起来。文化焦虑导致人们无法在中西伦理思想中寻找到兼综两者优势的契合点，而只能将两者关系处理为或为优点云集或为缺陷集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寻找中国现代化迟滞的原因只留下了思想层面的问题。所以，人们一定会在伦理思想的检讨上，陷入一个从思想观念上否定传统伦理的整体主义思维误区，走入一个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境地。典范人物就是陈独秀、鲁迅、胡适。［3］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年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即为了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客观上需要将本性上与任何传统都对峙起来的马克思主义［4］放到与以传统伦理面目出现的儒家伦理的对立面上去。于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严峻批判与彻底否定，就势不可免。即使愿意对儒家伦理表示某种亲合的人士，到后来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思想立场，加入到否定儒家的大合唱队伍当中。典范人物就是冯友兰。［5］

这里所说的双面受敌，则是指儒家既要对付来自单纯的夸奖带给它的不实之誉，所构成的对于儒家伦理的“捧杀”的危险。又要对付来自简单的否定带给它的过当指责，以及由此构成的“棒杀”的危机。前者，使得儒家伦理被理想化了，似乎它只具有值得我们表示敬意的道德理想主义内涵。后者，使得儒家伦理被妖魔化了，似乎儒家伦理只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成分。就道德理想主义而言，它是一种基于人生的道德安顿而言述的理想主义。它具有不因为时代和地域因素变化的永恒价值。而伦理中心主义则是一种基于社会政治控制需要建构的伦理论说，它具有一种因为时代和地域变化而有的暂时性和缺陷性。从前者看儒家，则儒家可爱。从后者看儒家，则儒家可恶。但是，任意选择其中之一审视儒家，实际上都是在损害儒家伦理在其元初阶段形成的双旋结构的健全肌体，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一种倾向性的、而非健全的评价。

儒家伦理自近代以来遭遇到的这种双面受敌情景，最终使得儒家伦理的处境变成为两种对峙的评价观的战场：一方面，站在抨击儒家伦理的伦理中心主义视角的激进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坚决的予以拒斥，并且不承认这种立场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6］而站在捍卫儒家伦理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的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则坚定地予以辩护，认为儒家伦理是解决中国现代困境、乃至人类困境的良方。［7］

而且，从态度上讲，激进主义拒斥儒家伦理，自始就是一种全盘的拒绝。这种拒绝，既落在社会政治控制上，也落在人伦道德的理想导向上。其基本理由是，其一，就社会政治控制而言，儒家伦理导致了专制政治。其二，就社会生活来讲，儒家伦理的守成取向，约束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其三，就儒家伦理的人伦关系调整功能分析，它引发了“以理杀人”的恶劣情形。其四，就儒家伦理借以存在的封闭社会文化性格来讲，它使得中国陷入了自我锁闭的状态，而难以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8］

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的辩护，则需要区分情况来对待。早期为儒家辩护的保守主义，是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合一的形态。因此，这种辩护愈是坚定，就愈是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这种保守主义无法解释近代中国在社会政治的运动上面，为什么不能与他们认为的落后的西方媲美。他们的辩护，显然与时代脱节。到后来，保守主义逐渐裂变为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后者，即文化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辩护的理由，着重点并不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政治功能上，而是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整顿人心秩序的社会功能上，以及它应当的、或潜在的政治功能上面。因此，他们为儒家伦理辩护的基本理由则在于，其一，儒家伦理与专制政治没有必然的联系。儒家伦理乃是一套建立在道德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实践伦理体系，它是要使人成为人，成为高尚的人。其二，儒家伦理是具有导向创新的思想特点的。其三，儒家伦理对于心性问题的强调，与“以理杀人”不仅没有联系，而且是尊重人性的、尊重日用理性的。其四，儒家伦理推动的是一种中庸态势，因此，它对于中国人避免偏激，择善而从具有积极意义。［9］

两种倾向的评价，显然是难以调和的。造成这种以对峙态度来对待儒家伦理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是归结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儒家伦理的外在社会功能的理解与评价的差异。二是对于儒家伦理的理论结构的认知区别。两种倾向的论说各自具有自己的历史理由，它们从各自论说轨迹上来分析儒家伦理也具有其自圆其说的理论态势。但是，在两种论说的框架内理解儒家伦理论说，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二、双旋架构

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的思想内容结构真正如激进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如何可以将他们各自声称、却又互不调和的历史真实性与儒家思想的本真结构吻合起来？另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对于中国古典社会发挥了如此积极或如此消极的单一性作用，它如何可以与以完整的形态存在的古典社会－－即一个既有优长之处、又有短绌之点的社会结构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前者，是从儒家伦理的自身结构完整性上着眼看问题的。后者，是从儒家伦理的社会效用与社会依托上着眼看问题的。显然，我们只有将儒家伦理视为一个既具有“优点”、又具有“缺限”的完整思想体系，我们才足以全面地审视儒家伦理，既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以一个健全的伦理结构，而避免肢解原本和谐地共存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内涵。同时，也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一个完整的作用于社会的状态，使得人们足以理解儒家与古典中国社会内在地互动的真实状况，并避免就其积极作用而单纯赞扬儒家、或就其消极作用来单纯否定儒家。

于是，如何凸显儒家伦理的历史真实结构，就成为我们勾画儒家伦理的完整面貌的前提条件。很明显，假如我们站在激进主义或则是保守主义的坚定立场上对待儒家伦理，就无法完整地看到儒家伦理的全貌，相应地，也就无法给予儒家伦理一个理性的评价，更无法勾勒儒家的现代处境和未来远景。我们只有寻求一个兼综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分析儒家伦理的方法优势、以及兼综二者伸张的儒家伦理在当下的或积极或消极作用的作用机制，才可以指望对于儒家伦理有一种健全的理解与评价。舍此，没有合理理解与评价儒家伦理的路径。

其实，只有从儒家伦理元初就具有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的双旋结构，来看待儒家伦理的思想结构与社会功能，才可以指望真正理解儒家伦理的历史形态，也才可能构想儒家伦理的“现代”出路。这是儒家伦理自身显示而出的一种自己要得到理解的理解进路。它不是一个善意的或恶意的理解者所可以依靠自己的善良意志或恶劣心境就能够改变的一种理解路径。

因此，反观儒家伦理的历史结构形态，就变得格外重要了。从一部儒学史来看，构成它的核心观念体系－－儒家伦理，既作为一种历史相沿以下主题一致的思想体系而延伸，又作为一种与古典中国历史和谐而在的观念体系与行为方式而演变。从其诞生以来，就以其双旋的构成显示为一种具有复杂性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它以其道德理想主义为核心的个体心性儒学支撑着古典中国的理想思想世界和理想政治世界，适应着古典中国社会运行对于理想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以其伦理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儒学支持着现实社会、现实政治的有序运作，发挥着社会政治的控制功能。这两个思想层面是同构的，是水乳交融地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两面，由儒家思想家提出、阐述和付诸实践的。同时，这两个方面又各有指向，以道德理想主义指向人心秩序，以伦理中心主义指向社会秩序。［10］

具体分析起来，这一双旋架构乃是儒家伦理从元初结构（原始儒家）到晚清时期（实学理学）一直延续的一种理论结构形态。我们当然看到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这一说法所具有的一种偏离历史组合，而形成的理想化的儒家伦理结构的性质。因此，仅就其历史的具体结构而言，儒家伦理在不同的儒家伦理思想家那里，是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思想体系－－在某个具

体的儒家思想家那里，或则他思想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要浓厚一些，或则他的伦理中心主义

偏向要强势一点。但是，他们的思想指向则始终是双向的。这种双向指向的偏重点，受到思想家思想兴奋点和时代指向的影响。这正是有所谓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区分的理据

所在。也是个体心性儒学排拒社会政治儒学，指斥后者歪曲了儒家伦理道德理想主义真精神，而社会政治儒学批评个体心性儒学，指责后者迂远而无力处理实际的政治事务的原因所在。因此，要恰切地解析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首先要坐实在双旋结构的偏重方面，然后才可以透入到双旋结构的整体结构之中，展示这一结构的完整内蕴。

从双旋架构具有的各自的思想指向，各自的作用对象，各自影响中国历史的状态，各自存在的理由上来看，儒家伦理在阐释它的具体思想家那里，都不尽相同。就个体心性儒学而言，它在两个历史时期具有特别的衍伸能力－－一是春秋战国时代，一是宋明两朝。前者以子思、孟子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典范。他们围绕的伦理思想主题主要的是道德理想主义。关注问题的思想进路是由内圣而外王。化解外在紧张要素对于内在理想道德的挑战，是他们最为紧要的思想聚焦点。而这一儒家伦理形态对于古典知识分子－－士人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它维持着上层精英社会的价值世界。它对于中国古典历史来讲具有着一种促使人们追寻理想生活的动力功用。因此，它的存在理由深深植根在人之为人的尊严和社会之为社会的秩序之“人性”的土壤之中。就社会政治儒学来讲，它也在两个时期显现了某种辉煌－－一是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二是明清之际。前者以荀子、董仲舒为代表。后者以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为象征。他们围绕的思想主题是如何使得混乱社会走向秩序井然的社会。他们对于伦理道德如何可以成功化解与其他社会要素的紧张关系，从而能够将社会纳入一个由自然秩序提供了正当性支持的和谐体系之中。这一儒家伦理体系主要以影响政治家和社会各类人士为主，它维系着古典中国的政治秩序，支持着古典中国的礼教结构，制约着大众的社会性行为。它使得古典中国足以将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组织起来而不至于陷入紊乱状态。因此，在儒家伦理理论中一直凸显的两大主题－－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个体心性儒学，以礼为核心的、伦理中心主义的社会政治儒学，就分别由各有源流的“两派”儒学家们进行了专门精深的阐释。［11］

在分别审勾勒了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的各自存在情形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追问：儒家伦理的双旋架构如何或紧张、或和谐地构成为完整的儒家伦理体系？这是由三个理由所注定了的。［12］其一，从思想主题上来看，不论是倾向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思想家，还是倾向于伦理中心主义的儒家思想家，在思想的主题是都是围绕天人关系、人性善恶、内圣外王与德主刑辅四个问题域，展开其伦理运思的。其二，从所有儒家思想家的思想意图上来看，则都是围绕既整顿人心秩序、又整顿社会秩序两个目标展开思想历程的。他们都是在“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思想对局中陈述自己的伦理观念与政治主张的。其三，从儒家思想家设想的理想政治蓝图与实际政治状态来看，在前者，他们都是对于基于理想的大同社会表示认同的。在后者，他们都是对于现实政治的非秩序状态表示强烈的不满，因此要加以规制化的。因此，所有儒家思想家之所以有理由被成为“儒家”思想家，可以说是基于同一个理由，即他们对于“三纲八目”都有共同的、积极的认可－－从一个道德理想出发，改善社会人生现状，达到一个最为理想的状态：其体现为一种道德理想状态，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体现为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与社会政治生活状态，就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说古典中国历史上对于这一理想原则没有认同感的话，那他就不是儒家思想家了。所以，即使是被心性儒学思想家蔑视的外王派儒学思想家，也从来没有在自己的伦理陈述中，对心性问题完全掉以轻心。反过来，心性儒学思想家对于政治问题的连带关注，历来就是体现他们思想特质的地方。所以，荀子要讲“伪善”，王阳明要讲“杀心中贼”紧要的同时讲“杀山中贼”。在儒学史上，没有绝对偏离儒学双旋结构的儒家思想家。

儒家伦理以其个体心性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指向，和以其社会政治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指向，两条环绕儒家伦理之以内圣外王为中心的理论中轴，形成为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没有前两者略为偏离儒家伦理言说轴心的理论结构，就无法显示儒家伦理丰富多彩的理论内涵。而没有后者显示的中心性，就无法显现儒家伦理的统一理论结构。因此，儒家伦理以内圣外王为轴心统合了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

三、理想寄托

儒家和道家思想的相同点范文

【关键词】内容互补；内在统一；哲学主体

当我们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时候，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资料，就有必要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是什么的问题。对此问题，一般有三种看法：儒家主体说，道家主体说，儒道互补说。其中第三种观点看似公允，认为儒道两家共同为中国哲学的主体。但是一经分析，又分为两种，即外在互补说，此观点承认儒家道家各自是独立的派别，认为它们本质上的区别性是互补的前提。另外一种情况是内在互补说，此观点不把儒家道家的区别性看作是根本的互补的前提，而把儒家道家本质上的同一性看作是互补的前提，认为它们是内在的逻辑上的互补，儒家道家是在一个统一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各自构成了中国哲学内在逻辑的一个环节。同时认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以及在互补过程中所体现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哲学的主体。本文支持此观点，并试述其理由如下。

一、中国先民的天道观念作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源泉，给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提供了可能性

天道观念在先秦诸子之前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原始的天道观念、神道天道观念、以及在哲学意义上的天道观念。

在原始的天道观念中，中国先民以一种万物有灵论的观点来面对世界，认为就如同人的背后有灵魂作为主宰一样，在世界的背后也有一个作为万物的最高主宰的天道。

神道天道观念，遮蔽了原始天道中的必然性，强化了人格神的意义，把天道主要理解为有意志的人格神。神道天道观念的基本精神和意义就在于与天道相沟通，但是这种沟通只是特殊人物的特权。这种思想肯定了特权意义存在的合理性，反映了社会等级制的出现和合法化的过程。

哲学意义上的天道观念，是对原始天道观念中规律性意义和必然性意义的回归，是对人格神意义的扬弃，其核心观念认为天道是一个规律系统。这样的一个规律系统内在地含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天道的存在是不同方面、内容、时间构成的一个结构性存在。其二是天道存在是必然性的、规律性的存在，天由人格天回归到了自然天，有意志的主宰者发展成了客观必然性，此客观必然性通过天道存在的结构表现出来，承认世界的统一性以及万物的差别性和等级性。

总之，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为先秦诸子的学说准备了两种意义上的文化前提，即，一方面为先秦哲学本体论提供了思想内容，一方面也提供了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此两个方面的交互作用构成了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儒家道家作为先秦诸子学说的一部分，面对春秋末期“礼坏乐崩”的时代课题，从中国先民的天道思想中汲取营养，同时中国先民的天道观念作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源泉，给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提供了可能性。

二、儒道两家在思维方式上是内在互补的

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心理与文化的辩证法，它反映的是人的生存的基本矛盾，儒家和道家各自回答了人在存在中两个方面的问题。儒家向人们提供了人的存在作为超越性存在之所以可能的文化上的基础和原因，而道家则向人们提供了人的存在作为超越性存在之所以可能的心理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儒家和道家的关系，从逻辑上讲，表现的是人的存在作为超越存在，在精神境界与心理体验上的超越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同人的存在作为超越存在，在现实伦理生活中实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从思维方式上说，表现的是时间性思维方式与空间性思维方式的内在互补。

时间性、空间性是人的存在的两种基本方式和自我反思的基本中介。以万物同为物的空间并存关系为中介，在此关系中寻找万物同为物的统一性说明即形上基础的说明，此即空间性思维方式；从万物在时间上的历史发展为中介在万物自我时间发展过程中，寻求万物同为物的统一性说明，此即时间性思维方式。但是这两种思维方式本质上都是人反思自身时的片面的思维方式，而人的反思应该是两种思维方式的互补。中国哲学的发展正是表现出了时间性思维方式以空间性思维方式为基础，而统摄空间性思维方式，两种思维方式内在的互补和统一的过程。

三、历史发过程中儒道两家在内容上的互补

在先秦诸子学时期，儒道两家在文化上虽然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儒家侧重表达天道观念的伦理意义，而道家侧重表达天道观念的本原意义，但是儒道两家哲学的创始人在心灵体验上的统一性、儒道两家学者情感上的相通性和同情性以及在最高人格意义上的人格境界的理解的统一性，是此时两家文化融合的表现。对于天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道两家学者在心理感受上的一致性表现了他们对人性本质的理解的一致性。

在魏晋玄学时期，玄学家们在一种文化意识上，已经自觉到了儒道两家的统一性问题，而且他们对此统一性的了解并不在于外在文化形态，而在于内在的精神实质上的统一性。他们认为两家在哲学本体论问题的精神实质上是统一的，在性与天道的问题上，儒道两家是一致的。因此他们把两家之（下转第164页）（上接第186页）间的关系把握为在性与天道问题上的统一性。同时，他们用道家的形而上学思想，深化了儒家的思想，为儒家文化进一步阐明了形而上学的基础。

在宋明理学时期，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形态达到了极至与完美。实现了思想理论内容上儒道两家的融合。而且是以一个统一的文化形态来体现的。这种融合表现在宋明理学的全部的丰富的内容之中。如本体轮种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等等，因此宋明理学时期，是儒家道家的思想在外在文化形态以及内在精神实质两方面的真正融合。

儒家和道家之间的内在互补所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比较完备的心性学说。以任何一方为中心的做法都是片面的，只有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性才真正揭示了人的存在：既是心理体验的存在，也是现实伦理生活的存在。儒家和道家的关系在本质上和逻辑上是内在的统一性关系，而人的生存是儒家和道家统一的基础，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是在统一性的基础上人的生存矛盾的内在发生。综上可知，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以及在此互补过程中所体现的心理与文化的辩证法是中国哲学的主体。

参考文献

[1]林安梧.儒家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