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例(12篇)
时间：2024-03-01
时间：2024-03-01
【关键词】腹腔镜；生育力；妊娠结局；子宫肌瘤
剔除术子宫肌瘤是育龄期女性最常见的生殖系统良性肿瘤，发病率20%～80%，虽然大多数子宫肌瘤无明显临床症状及体征，但不同类型、大小及数量的子宫肌瘤可能会对女性的生育能力造成不同的影响。有文献报道不孕女性中合并子宫肌瘤者达5%～10%，其中子宫肌瘤为唯一导致不孕因素者占1%～2.4%[1]。子宫肌瘤可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女性生育功能：子宫肌瘤导致宫颈、宫腔和输卵管口解剖形态的改变，直接影响和受精卵的输送、胚胎着床，导致不孕或流产；子宫肌瘤可能引起异常子宫收缩进而增加流产风险；子宫肌瘤可能导致子宫内膜血管分布紊乱及子宫内膜容受性下降，影响受孕及胚胎的生长发育；子宫肌瘤常伴随高雌激素环境，继发内分泌紊乱，影响受孕[2-3]。近年来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laparoscopicmyomectomy，LSM）因其微创、高效等显著优势已成为子宫肌瘤的主要治疗方式，其在保留患者生育功能的同时，保持盆底解剖结构的完整性，减少对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影响，维持子宫的生理功能[4]。LSM能否改善患者的生育力，以及手术本身导致的盆腔粘连、后续妊娠期或分娩期子宫破裂等问题一直是临床医师关注的重点，本文就相关文献进行综述。
1LSM术后妊娠情况
Trivedi等[5]回顾性分析1788例因生育问题行LSM患者的妊娠情况，术后总妊娠率42%，其中行体外受精（IVF）或胞浆内单注射（ICSI）组患者的妊娠率达50%，流产率仅5%，指出LSM术后不仅能提高自然受孕率，也能够改善辅助生殖结局。在排除男方因素、输卵管、卵巢等其他不孕因素后，杨锐[6]对168例合并肌壁间或浆膜下子宫肌瘤的不孕症患者行LSM，术后128例患者在3.5年内自然妊娠，妊娠率达76.2%，表明肌壁间或浆膜下肌瘤是导致不孕的因素之一。另一项包含110例子宫肌瘤合并不孕症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中，LSM术后成功自然妊娠者75例，成功率为68.18%[7]。虽然国内的两项研究均指出合并子宫肌瘤的不孕症患者行LSM后妊娠率明显提高，但均为回顾性研究，样本量较小，且缺乏未合并子宫肌瘤的对照组，证据质量较低。另有研究指出术前无不孕史患者LSM术后妊娠率是合并不孕史患者的2倍左右[8]。部分子宫肌瘤合并不孕患者在剔除肌瘤后仍无法怀孕，说明手术虽然可以解决因肌瘤导致的子宫解剖异常问题，但可能无法完全纠正肌瘤出现后引起的子宫内膜容受性下降、血管分布异常及继发的内分泌紊乱，因此LSM对不孕患者生育功能的影响仍需更多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探讨。而对于子宫肌瘤的位置、大小、数目等因素是否影响LSM术后生殖结局，目前也未达成共识。多数学者认为黏膜下子宫肌瘤对生育影响最大，肌壁间肌瘤的影响其次，而浆膜下子宫肌瘤影响最小甚至无负面影响[1]。谢咏等[9-10]分别对单发性子宫肌瘤及多发性子宫肌瘤行LSM患者的术后生育情况进行随访研究指出，无论单发性子宫肌瘤还是多发性子宫肌瘤患者，年龄、术前宫腔形态、盆腔粘连是术后宫内妊娠的影响因素，与肌瘤是否穿透内膜、肌瘤大小（肌瘤直径5cm为分组界限）无相关性，另外对于单发性子宫肌瘤患者，术后生育还与子宫切口位置（前壁、后壁、宫底部）密切相关，而对于多发性子宫肌瘤患者，子宫切口数也是影响术后妊娠的因素。既往有国外学者认为术中剔除子宫肌瘤个数越多，术后妊娠率越低[11]，陈惠等[8]也指出单发性子宫肌瘤患者术后妊娠率明显高于多发性子宫肌瘤患者，而宋光辉等[12]的回顾性研究结果则表明LSM术后妊娠与子宫肌瘤的数量无相关性。Zhang等[13]将LSM术后患者分为妊娠组和未妊娠组，再根据是否合并既往流产史、手术方式、肌瘤最大直径、肌瘤数量、肌瘤位置、子宫容积、肌瘤穿透内膜情况、术后避孕时间等进一步分层分析，发现肌瘤直径均在10cm以下时，妊娠组与未妊娠组肌瘤最大直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肌瘤直径≤5cm，妊娠组与未妊娠组肌瘤最大直径分别为（4.8±0.6）cmvs.（4.4±0.9）cm，P＝0.001；肌瘤直径5~10cm，妊娠组与未妊娠组肌瘤最大直径分别为（7.2±1.3）cmvs.（6.8±1.1）cm，P＝0.003；且肌瘤的直径与LSM术后妊娠率呈正相关（rs=0.095，P=0.039）。而当肌瘤直径大于10cm时，比较妊娠组与未妊娠组肌瘤最大直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1.9±0.4）cmvs.（11.5±0.7）cm，P＝0.286]。虽然肌瘤位置不影响术后妊娠率，但与术后活产率密切相关，前壁及后壁肌瘤患者术后妊娠活产率（34%vs.44.2%）明显高于其他位置肌瘤患者（21.8%），另外获得活产新生儿组术后避孕时间较未获得组明显缩短[（15.0±8.4）个月vs.（18.9±9.3）个月]，而其他因素与术后妊娠率和活产率无明显相关性。虽然各项研究对肌瘤大小、数量、位置，宫腔形态，穿透内膜情况等诸多因素是否影响LSM术后妊娠结论不一，但大多数研究均指出，年龄是影响女性LSM术后生育力的重要因素。女性在35岁以后卵巢储备功能显著下降，影响女性内分泌功能，使其受孕率明显降低，年龄越大，LSM术后妊娠率越低[1,5-6,10,12-13]。部分研究对LSM术后妊娠患者的妊娠结局也进行了随访。国外一项单中心临床研究报道523例LSM术后妊娠患者，足月分娩率76.7%，早产率10.4%，流产率13%[14]。陈惠等[8]的回顾性研究中，273例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术后妊娠159例，足月分娩148例，足月分娩率为93.1%，其中剖宫产者居多，共115例，剖宫产率为77.7%，阴道分娩率为22.3%，另有流产11例，流产率为6.9%，妊娠并发症共27例（产后出血10例，胎盘早剥3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1例，羊水异常8例，胎儿窘迫4例，新生儿畸形1例），发生率为18.2%。谢咏等[9]报道单发性子宫肌瘤LSM术后宫内妊娠率（均为单胎妊娠）为80.0%，足月分娩率为71.0%，流产率为4.0%，异位妊娠率为5.0%。而另一项针对多发性子宫肌瘤的研究中，LSM术后自然宫内妊娠率60.9%，自然流产率5.9%，足月分娩率53.3%（全部要求剖宫产分娩，剖宫产率100%），异位妊娠率5.3%，随访期间无妊娠期子宫破裂及产科合并症[10]。国外研究报道235例LSM患者中术后妊娠率为74%，其中阴道分娩率42.2%，剖宫产率仅32.9%[15]，明显低于国内报道的剖宫产率。分析国内LSM术后妊娠剖宫产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可能与我国医患双方过度担心剔除肌瘤后瘢痕子宫妊娠有子宫破裂风险而选择剖宫产终止妊娠有关。综合以上研究可见子宫肌瘤剔除术后妊娠的影响因素较多，各个影响因素之间又多有交互作用，但目前的研究多为回顾性分析，样本量有限，混杂因素较多，为获得更可靠的证据需要设计大样本多中心临床对照研究。
2LSM术后妊娠期并发症及其风险因素
对于有生育要求的子宫肌瘤患者，肌瘤剔除术后形成的盆腔粘连和子宫瘢痕是影响妊娠的重要因素。
2.1盆腔粘连
盆腹腔粘连是腹部及盆腔手术后常见并发症，文献报道其发生率达60%～95%[16]。谢咏等[10]依据美国生育学会改良（modifiedAmericanFertilitySociety，mAFS）的粘连评分标准将多发性子宫肌瘤患者的盆腔粘连情况分为轻、中、重3组，LSM术后随访发现重度盆腔粘连患者宫内自然妊娠率仅15%（3/20），而轻中度或无盆腔粘连的患者宫内妊娠率达67.1%（100/149），通过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得出盆腔粘连是LSM术后妊娠的影响因素。严重的盆腔粘连可以引起盆腔解剖结构的改变，影响卵巢排卵、输卵管拾卵及受精卵的正常运输等，盆腔粘连也可能导致慢性盆腔痛、甚至肠梗阻等，影响女性健康。尽管有研究指出腹腔镜与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后患者累积活产率和分娩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7]，但腹腔镜肌瘤剔除术后盆腔粘连形成率明显低于开腹手术组[18]。粘连最常发生在子宫切口、大网膜与肠管之间，其次是附件区，如肌瘤剔除术中穿透宫腔，术后也有形成宫腔粘连可能。文献报道后壁肌瘤剔除术后的附件粘连率是76.4%，前壁或宫底肌瘤剔除术后的附件粘连率是45.1%，并且后壁肌瘤剔除术后附件区粘连程度评分比前壁或宫底肌瘤剔除术后高[19]，Takeuchi等[20]也得到同样的研究结论。谢咏等[9-10]的研究发现，对于单发性子宫肌瘤患者，后壁子宫切口术后妊娠率明显低于前壁及宫底部切口者，而对于多发性子宫肌瘤患者，随着子宫切口数增加妊娠率逐渐下降，推测也与后壁切口更易形成粘连、切口数越多粘连形成越重有关。既然粘连形成影响受孕，那么肌瘤剔除术后子宫切口放置防粘连膜能否改善妊娠结局？使用防粘连膜是否会增加妊娠并发症发生风险？早期的一项随机对照研究指出，放置防粘连纤维膜后子宫切口粘连形成率明显低于未放置组（44.4%vs.92.6%）[21]。Sawada等[22]发现盆腔手术中（包括肌瘤剔除术、卵巢囊肿剔除术、输卵管整形术）放置防粘连膜组患者术后妊娠率明显高于未放置组（78.3%vs.46.7%），但后续妊娠结局未进一步报道。而Eaton等[16]近年发表的研究随访了68例放置防粘连纤维膜的肌瘤剔除术患者的妊娠结局，15例患者共获得18次妊娠，自然流产4例（22.2%），阴道分娩3例（16.7%），剖宫产分娩11例（61.1%），在9例首次剖宫产分娩患者中，6例患者术中盆腔仍可见粘连形成（66.7%），表明即使肌瘤剔除术后放置防粘连纤维膜，术后粘连发生率仍较高，但放置防粘连膜后并不增加胎膜早破、子宫破裂等妊娠并发症发生率。
2.2妊娠期子宫破裂
子宫破裂是子宫肌瘤剔除术后妊娠及分娩期的严重并发症，虽然近期一项Meta分析报道其发生率仅0.75%，但一旦发生对母胎可造成严重危害，围生儿死亡率高达33%，临床医师应提高警惕[23]。迄今为止，LSM术后妊娠子宫破裂多为个案报道。Koo等[24]的一项单中心临床研究中，523例LSM术后妊娠患者中仅3例（0.6%）发生子宫破裂。韩国7家医疗中心2年间（2012—2014年）收治的14例子宫肌瘤剔除术后妊娠期子宫破裂患者的临床资料中发生子宫破裂时孕周为24～41+6周，其中7例患者并无典型子宫破裂临床症状或体征，仅因其他原因行剖宫产术中发现完全性或隐性子宫破裂，因此作者认为临床中LSM术后子宫破裂的发生风险可能远高于文献所报道的[25]。Pistofidis等[26]报道7例LSM术后妊娠发生子宫破裂的病例，7例中5例肌瘤直径小于5cm，6例为单发性子宫肌瘤，仅1例是肌壁间肌瘤，其余均是浆膜下或浆膜下带蒂肌瘤，术中均未穿透宫腔，该研究表明肌瘤的大小、数目、类型，对子宫肌层的损伤程度并不是决定术后妊娠是否会发生子宫破裂的关键因素。随后Kim等[27]通过文献回顾总结，认为手术操作方法（子宫切口缝合及止血方式）、感染、局部血肿形成、体质量指数和个人体质特点等均与LSM术后妊娠期子宫破裂密切相关。术中子宫切口缝合不确切，留有残腔或术后形成血肿，过多使用电凝止血造成子宫肌层坏死甚至肌壁缺损，术后感染等因素，均会影响子宫切口的愈合，进而增加妊娠期子宫破裂的风险。既往有观点认为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后子宫破裂发生率较腹腔镜术后低，因开腹手术可以确切缝合子宫切口，能量器械使用频率也较低，但总结近年临床研究结果发现，对于技术娴熟的腔镜医师，LSM术后子宫破裂发生率与开腹术后无明显差异[28]。预防子宫破裂的关键是保证子宫切口的良好愈合，对于妇科医师要重视和提高手术技巧，尽量减少电凝止血，重视子宫切口的严密对合缝合，尤其是深部壁间肌瘤剔除后尽量分层缝合，恢复浆肌层完整性，以免形成死腔影响肌层愈合；同时注重内膜的保护，对穿透宫腔的肌壁间肌瘤缝合尽量避开黏膜层，以免引起宫腔粘连、术后切口憩室形成及子宫腺肌病的发生。LSM术后适宜的妊娠时机选择目前仍缺乏大样本临床研究，避孕时间的长短与子宫破裂的关系也无明确结论。Tepper等[29]通过超声成像评价肌瘤剔除术后子宫瘢痕，发现血肿降解，缝线吸收，瘢痕缩小发生在术后3个月后。宋光辉等[12]的回顾性研究中，87例LSM术后妊娠患者妊娠距手术时间间隔2个月～5年，无一例发生妊娠期子宫破裂，指出LSM术后的避孕时间应结合术前超声及术中所见肌瘤大小及位置深浅决定，对于浆膜下肌瘤、肌壁间肌瘤距离内膜＞5mm者，术后可以不避孕，如肌瘤底部距离内膜3～5mm者，建议避孕3～6个月；如肌瘤底部贴近内膜或者术中穿通宫腔者，建议避孕1年。子宫切口的最佳愈合时间通常为术后3～6个月，因此建议LSM术后避孕6个月，若此段时间未能良好愈合，再延长时间意义不大。此外，等待时间过长又增加肌瘤复发的概率。LSM术后妊娠妇女应加强孕期保健与监护，产科医师应详细了解上次手术情况，孕期利用超声评估子宫手术区域瘢痕的厚度、连续性及血流等情况，判断是否存在肌层缺失或连续性中断等易发生破裂的危险因素，决定其分娩方式及时机。有LSM手术史的妊娠妇女，一旦孕期出现胎儿窘迫、腹痛等情况，临床医师均应考虑子宫破裂的可能，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3结语
【关键词】胎儿发育迟缓围产儿死亡率
中图分类号：R714.5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0515（2011）6-069-02
胎儿宫内发育迟缓（IUGR）是慢性胎儿宫内缺氧的结果，也称胎盘功能不良综合症[1]。导致死胎、死产、新生儿各种疾病、新生儿死亡等严重问题。引起IUGR的病因有营养、遗传、妊娠并发症、慢性血管性疾病、胎儿、胎盘及脐带因素，而重度妊高症是引起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的最常见的原因，且发病率很高。宫内发育迟缓不但危及胎儿的生命，还将对胎儿出生后的成长发育造成严重的影响，表现在其身高、体能和智力发育落后，成年以后的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和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也将比其他正常同龄人高。本次研究目的就是为了降低围产儿的死亡率，提高新生儿的生命质量。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我院2007～2011年期间，住院分娩6387例，其中婴儿体重＜2500g共有198例，胎儿宫内发育迟缓发生率为3.9%，占低出生体重儿的25.4%，男女比例为1:1.8。孕妇年龄在20～40岁之间，其中城镇居民77例，农民121例。并且随机抽取同期正常分娩胎儿的200例产妇作为对照。
1.2诊断标准
胎儿宫内发育迟缓IUGR诊断标准是指孕37周后胎儿出生重小于2500g或低于同孕龄平均体重的两个标准差或低于同孕龄正常体重的第10百分位数或低于2个标准差[1]。
1.3方法
对IUGR的发生对围产儿的影响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对结果进行x2检验。
2结果
2.1妊娠期并发症
IUGR组198例产妇中，最多的是妊高症，45例，占25.0%，其中妊高症26例，胎儿室内窘迫30例，脐带缠绕34例，臀位16例，多胎19例，胎盘异常14例，羊水过少11例，还有贫血，肝病等均可导致严重并发症。上述症状常同时存在，对围产儿的生命健康的威胁比较大（两组妊娠期并发症的比较见下表1）。
IUGR组的妊高症、脐带异常、双胎、臀位、胎盘异常及羊水过少等的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显著增高，统计学上差异有显著性（x2=18.05，P
2.2IUGR对胎儿的影响
IUGR组围产儿死亡40例（死胎10例，死产6例，新生儿死亡24例）死亡率高达26.0%，占同期围产儿的死亡总数的16.7%，与对照组相比较，统计学上有显著的差异（P
表2对照组与IUGR组围产儿死亡率比较
2.3孕周及出生时体重
孕周大于等于37周的死亡率为77.8%，而孕周小于等于37周的死亡率为13.9%，统计学上有极显著的差异（P
3讨论
本次资料显示，妊高症导致IUGR的发生率位居第一位,而妊高症中所占比例最高的为重度妊高症[2]。说明了妊高症与IUGR密切相关,妊高症导致IUGR的主要原因是子宫胎盘血液循环受到影响，当用降压药物治疗时，脐带血流量明显降低，影响胎儿对营养物质和氧的摄取，从而影响胎儿正常的生长发育。因此可以经母体向胎儿输入营养物质以改善胎儿预后。而脐带因素占据第二位，脐带过细、过长、扭转、打结等异常，可以阻碍胎儿与母体胎盘间的血液循环，而使胎儿缺血、缺氧，影响胎儿正常的生长发育。脐带扭转和胎盘异常导致的胎儿宫内发育迟缓，不仅影响胎儿的生长发育，也影响到其以后的儿童期及青春期的体格和智能发育。IUGR组中双胎发生率也较高，位居第三位。与对照组相比较，有显著差异。因为多胎妊娠时，孕妇血容量要比单胎多，同时孕育两个或多个胎儿时，需要更多的铁、蛋白质和叶酸等营养物质，加之孕期叶酸的吸收利用能力下降，常常会出现贫血[3]。实际上，多胎妊娠常常合并妊高征，而两个因素均可导致胎儿宫内发红蛋白量减少，使胎盘供氧和营养不足，从而导致胎儿宫内发育迟缓。
总体来说，影响因素也可以分为孕妇因素、胎儿因素和脐带因素。胎儿宫内发育迟缓可与孕妇妊娠呕吐，摄入蛋白质、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不足，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肝病，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心脏病、贫血、炎症等，孕妇年龄，子宫畸形，宫内感染，母体接触放射线或有毒物质等种种因素有关[4]。而已有大量研究证实，胰岛素生长因子、生长激素等调节胎儿生长发育的物质在脐血中水平下降，可能会影响胎儿内分泌和代谢功能，从而导致胎儿发育迟缓。知道了引起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的各种原因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是：诊断绝大多数是在胎儿出生后才确诊的，这样就延误了治疗时机，所以在妊娠期发现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症，是降低围产儿死亡率的关键。而按上述结论所言，妊高征，多胎妊娠，脐带异常三种原因极易导致胎儿宫内发育迟缓，占据大部分的原因。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随着工业的发展，如食品、添加剂、金属、合成洗涤剂等深入了我们的生活，这些均可引起胎儿畸形及发育迟缓，应引起高度重视。
因此，我们要积极预防和治疗妊娠合并症，以减少其发病率。引起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的因素复杂而繁多，有母体、胎儿、胎盘和脐带等,其中以母体因素影响较大。定期的做产前检查，及时地发现和治疗妊娠期合并症是防止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尹琳,罗琼秀.62例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的临床分析[J].井冈山医专学报,2008,15(5):40,50.
[2]包春艳,邓贞霞.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的产前预测[J].中国实用医药,2011,6(6):60-61.
[3]刘春艳.产前预测胎儿宫内发育迟缓846例临床分析[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09,3(6):50-51.
【关键词】脑血管病；健康教育；相关因素
脑血管病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高发疾病，已成为危害我国中老年人身体健康和生命的主要疾病之一。而且脑血管病的并发症睡眠障碍、抑郁等，不仅影响疾病的治疗和预后，还会增加脑血管病再发的风险。随着脑血管病发病率的逐年增高，脑血管病的健康教育已经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自脑血管病健康教育工作开展以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健康教育的效果却不是很理想。因此，了解脑血管病健康教育的主要影响因素，充分发挥健康教育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现将影响脑成管病健康教育的主要相关因素作一综述。
1开展脑血管病健康教育必要性
脑血管病是当今社会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其发病率逐年升高，患者多在患病后遗留不同程度的残疾，极大地加重了社会和家庭的负担。据报道约95％的脑血管病患者伴有失眠和睡眠结构紊乱。睡眠障碍、脑卒中后抑郁等是脑血管病患者的常见继发症状，其不仅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身心健康及神经功能康复过程，而且会加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脑卒中危险因素的病情，甚至诱发脑梗死或脑出血的再发。因此，开展脑血管病健康教育，提高防病意识和并发症的防治是脑血管病预防和康复研究的一项新课题。
大量研究表明，脑血管病的发病因素较多，除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外，如先天、年龄、性别等，其他的许多因素是可以改变、可以调节的。另外，脑血管病虽然起病急骤，但很多病人在发病前1～2d或前几小时，都有一些早期信号，医学上称为“脑卒中先兆”。这时如能及时识别，并进行积极有效的治疗，多能使病人转危为安，防止脑血管病的发生。老年人对脑血管病应重在预防。已经发病的老人应根据脑血管病的不同类型给予适当的药物治疗，并注意控制血压、血糖，保证营养和维持水电解质平衡，防治并发症。
因此，在脑血管病发生之前和病后对病人进行必要的脑血管病知识宣传教育，让病人充分认识到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和病初的一些危险信号，对疾病的防治和预后都非常重要。长期临床观察发现，接受过健康教育的脑血管病人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未接受过健康教育者，特别是睡眠障碍和脑卒中后抑郁的发病率明显减少，且预后较病情程度相似的病人要好。由此可见，进行脑血管病健康教育对于降低脑血管病的发病率和提高治愈率以及脑血管病人的生存质量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2脑血管病健康教育相关因素分析
2.1个人因素
2.1.1文化程度社区居民文化程度越高，对脑血管病相关知识的了解就越多，健康教育越容易开展，依从性越好。居民文化程度越低，相关健康知识越少，也就影响了脑血管病的及时发现和及时就诊，容易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机。因此，对于脑血管病健康教育的实施，要考虑文化因素的影响，有重点地进行脑血管病的预防保健。
2.1.2性别有学者研究还发现，不同性别对脑血管病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对脑血管病的认识及睡眠障碍、抑郁症等并发症的发生也存在差异。大多女性病人对脑血管病的轻微症状知道的较早，如头晕、轻微头痛、手指发麻等，因为女性病人比较敏感，多喜交流，对于这些细微的身体不适能早期发现，及时就诊，对脑血管疾病知识相关问题的回答，也是女性高于男性。因此，在脑血管病的健康教育中，应注意宣传对象的性别，根据男性女性观点不同，以恰当而有效的方式进行。
2.1.3职业公众对脑血管病知识的了解程度与其自身的职业也很有关系。不同职业的人群对脑血管病知识知晓情况不同，农民知晓率较低。目前农村尚未能普及每年一次的体检，许多高血压病、糖尿病都隐性起病，体检易于早期发现疾病，因此农民对于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知晓晚，常延误病情。城镇居民通过体检则更容易早期发现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提前预防。因此，在进行健康教育时，要注意文化和职业差异，制订合理有效的方案。
2.1.4获知脑血管病知识的途径
目前，居民获得脑血管病相关知识的来源主要是广播、电视、脑血管病人及其家属，其他来源如社区宣传等。农民了解外界信息主要依靠的是广播及电视等，另外人际传播，如串门儿聊天在农民的许多消闲活动中都居于前列，电视和报纸加起来都不如人际传播。城市居民了解外界信息的途径较多，不仅可以通过一些宣传媒体，还可以通过社区活动，健康讲座，每年定期体检，家庭医生等。由此告诉我们，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开展健康教育活动时，要特别根据健康教育对象的喜好，选择适当的健康教育形式，充分发挥人际传播的独特作用。在经济发达地区，健康教育的形式更要灵活掌握。
2.2社会、经济、心理因素
2.2.1脑血管病的社会支持脑血管病属慢性病，难于治愈，常与心血管病、糖尿病等其他系统疾病并存，特别是许多病人急性期过后留有不同程度的肢体瘫痪及言语障碍等神经功能后遗症，不仅给患者本人带来痛苦，而且给家庭及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家庭和社会支持常影响患者功能的恢复和疾病的再发。据调查，我国约有一半因脑血管病而瘫痪和言语障碍的病人只是得到了药物治疗，急性期出院后并没有得到正规的、良好的康复治疗，疾病恢复效果不好。这就提示对这一类病人我们的教育对象不能仅仅局限于患者本人，要同时加强对其家属传授有关知识，脑血管病健康教育的实施需要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干预，只有这样健康教育才会行之有效。
2.2.2经济因素脑血管病患者经急性期治疗过后大多需要长期的康复治疗，医疗康复的费用不是小的数目，经济支持不够是影响健康教育效果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偏远农村，人们没有相应的医疗卫生保障。在加大健康教育力度的同时，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改善医疗卫生服务体制，减轻病人的医疗负担，在健康教育方面即使花再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作者简介：杨倩，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福建厦门/361005）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机会变化的调查研究”（批准号10JJD880011）研究成果之一。
摘要：基于对全国175所高校47170名大一新生的问卷调查，分析家庭背景对我国社会成员进入不同类型高校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背景对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层次、质量与性质具有显著影响，但各个具体的家庭背景因素对子女进入不同类型院校的影响力不尽相同；学生在获得不同层次、质量、性质的高等教育上呈现出不同的家庭背景特征；中间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选择过程中获益颇多。
关键词：家庭背景；高等教育获得；高校类型
一、相关研究与问题的提出
高等教育机会研究一直以来为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所关注，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先后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家庭所处社会阶层、文化、经济等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如英国1963年著名的《罗宾斯报告》[1]、美国1966年《科尔曼报告》[2]均提出了家庭社会经济状况（SES）与子女入学机会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西维尔[3]（1969）、哈尔西[4]（1972）、卢卡斯[5]（1980）、克兰西[6]（1997）等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家庭职业阶层等家庭背景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具有较大的影响。在法国，布迪厄通过对1966-1970年和1984-1985年法国不同社会出身子女高等教育机会的变化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发现20年来法国高等学校中学生的社会阶层构成情况改变甚微，高等教育体系的二重结构更加明显，更多支配阶层子女进入处于顶端的名牌大学，而大部分底层社会子女只能进入招收多却选拔不严格的文理学院。正如其在《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一书中所阐述的一样：“在那些过去和现在一直处于社会等级最顶端的学校里，出身于社会空间支配区域学生的比例进一步扩大了，由此产生的效应是：它们与小型高等学校及普通大学之间的差距扩大了。”[7]
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全面实行收学费制度与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的开始，我国学者开始关注高等教育机会问题，并逐渐呈现出较为繁荣的态势。与国外研究较为一致的是，国内研究者也基本以家庭背景为切入点探讨高等教育获得的群体差异问题，涉及家庭职业阶层、经济、文化、居住地背景等多个方面。如余小波[8]（2002）、谢作栩[9]（2004）、文东茅[10]（2005）、丁小浩[11]（2006）、刘精明[12]（2006）、杨倩[13]（2011）等人分别通过调查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均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家庭所处社会阶层、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家庭居住地背景的不同，其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及学校的层次、类型上均存在差异，高等教育资源有更倾向于较好经济背景和较高社会地位家庭子女的趋势。
从国内已有的研究来看，较多地关注了不同家庭背景下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差异，而较少关注“家庭背景如何影响我国社会成员获得不同层次、质量、性质的高等教育”这一问题。对此，本文根据已有研究提出以下理论假设：假设一，家庭所处社会阶层、文化、经济、居住地背景对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层次、质量与性质具有显著影响；假设二，家庭背景各因素对子女获得不同层次、质量、性质高等教育的影响力不同；假设三，父母职业阶层较高、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收入较多、城市居住背景的子女更容易接受更高层次、优质的高等教育，也更容易获得民办高等教育机会。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本研究数据主要源自“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数据库”中的“2007级大一新生问卷调查数据库”。该调查涉及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共175所高校的2007级大一学生，共发放问卷55595份，回收48143份，回收率达86.6%，其中有效问卷47170份，总有效率达84.85%。
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根据研究假设，分别就高等教育获得的层次、质量和性质三方面进行分析，具体运用spss16.0统计软件分别建立三个模型，模型A、模型B、模型C分别反映家庭背景对所有学生获得高等教育层次、质量、性质的影响。本研究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因变量定义为三类：一为在校大学生是否就读本科院校的虚拟变量（Y=1），以高职高专院校为参照（Y=0）；二是在校大学生是否就读重点本科院校的虚拟变量（Y=1），以一般公办本科院校为参照（Y=0）；三是在校大学生是否就读民办高校的虚拟变量（Y=1），以公办高校为参照（Y=0）。自变量除了包括父母职业阶层、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状况、家庭居住地等家庭背景变量，还引入学生性别变量，以综合考察家庭背景的影响。数据分析采用BackwaldStepwise构建模型，具体变量定义及说明见表1。
三、数据结果分析
1.家庭背景对不同层次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
（1）父母职业阶层的影响
在模型A中，父母职业阶层对子女获得本科教育机会有一定影响，中间阶层子女就读本科院校的概率显著高于基础阶层，其概率比为1.190，优势阶层与基础阶层子女升入本科院校的机会并无显著差异。
（2）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就读本科院校的机会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并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程度父母与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父母之间的差异，当父母由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升为高等教育程度，其子女进入本科院校的概率是原来的1.842倍。
（3）家庭收入的影响
家庭收入对子女进入本科院校虽有显著影响，但中等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的回归系数显著，并为负值，这意味着低收入家庭子女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子女相比更有可能升入本科院校，家庭收入与子女高等教育层次的提升并非正相关关系。
（4）家庭居住地的影响
家庭居住地对子女就读本科院校的机会具有显著影响，城市子女较农村子女更有可能进入本科院校，其概率比为1.268。
（5）性别的影响
性别因素对学生获得本科教育机会发挥了显著作用，男生比女生更容易进入本科院校，其概率比为1.157。
2.家庭背景对不同质量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
（1）父母职业阶层的影响
在模型B中，父母职业阶层对子女获得重点本科教育机会有一定影响，但从系数和概率比来看，父母职业阶层的影响不大，中间阶层子女就读重点本科院校的概率显著高于基础阶层，其概率比为1.090，优势阶层与基础阶层子女升入本科院校的机会没有显著差异。
（2）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升入重点本科院校的机会影响显著。在模型B中，与父母具有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子女相比，父母具有高中教育程度的子女就读重点本科院校的机会增加至1.218倍，父母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子女则增加至1.791倍。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其子女就读重点本科院校的机会也大幅增加，父母受教育程度在子女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3）家庭收入的影响
在模型B中，家庭收入被踢出在回归方程之外，表明在控制其他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之后，家庭收入对子女能否进入重点本科院校没有显著影响。
（4）家庭居住地的影响
家庭居住地对子女就读重点本科院校的机会具有显著影响，城市子女较农村子女更有可能进入重点本科院校，其概率比为1.386。
（5）性别的影响
性别因素对学生获得重点本科教育机会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男生比女生更容易进入重点本科院校，其概率比为1.605。
注：显著水平***≤.001；**≤.01；*≤.05。数据来源：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数据库，http：//210.34.0.194/das/。
3.家庭背景对不同性质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
（1）父母职业阶层的影响
在模型C中，父母职业阶层对子女获得民办高等教育具有显著影响，优势阶层子女与中间阶层子女就读民办高校的概率显著高于基础阶层子女，其概率比分别为1.764、1.473，这表明父母职业阶层越高，其子女越容易获得民办高等教育。
（2）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获得民办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依然十分显著，但父母具有高等教育程度，其子女就读民办院校的概率显著低于父母具有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子女，这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进入民办院校的概率并非正相关关系，父母受教育程度为高等教育程度时，其子女就读民办高校的可能性较小。
（3）家庭收入的影响
在模型C中，中等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的回归系数不仅非常显著，且为正值，概率比值也很大，这意味着家庭收入对子女能否就读民办高校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在控制其他家庭背景因素的条件下，家庭收入越高，其子女越有可能就读民办高校。与低收入家庭相比，中等收入家庭子女就读民办高校的概率增加至1.678，而高收入家庭子女就读民办高校的概率则增加至2.336。
（4）家庭居住地的影响
家庭居住地对子女就读民办高校的机会具有显著影响，城市子女较农村子女更有可能进入民办高校，其概率比为1.100。
（5）性别的影响
性别因素对学生获得民办高等教育影响显著，男生比女生更容易进入民办院校，其概率比为1.166。
四、研究发现
1.家庭背景影响高等教育获得的一般态势
假设一得到部分证实。家庭所处社会阶层、文化、经济、居住地背景确实对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层次、质量与性质具有显著影响。所有家庭背景因素均对子女进入本科院校和民办高校产生独立的显著影响；除家庭收入外，其余家庭背景因素都对子女进入重点本科院校发挥独立的显著作用。
假设二得到部分证实。各个具体的家庭背景变量对子女就读何种层次、何种质量、何种性质院校的影响力确实不尽相同。具体来说，父母职业阶层对子女能否进入本科院校、重点本科院校、民办高校均有显著影响，但对子女获得民办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最大；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进入何种类型的高校都具有显著影响，不同的是，对于更高层次、更好质量高等教育的获得而言，家庭背景发挥了强大的正向促进作用，即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越有可能接受更高层次的优质高等教育，而对于民办高等教育的获得来说，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就读民办高校的可能性相对越小，同时，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获得重点本科教育的影响大于对子女进入本科院校和民办高校的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对子女能否就读重点本科院校并无独立的显著影响，对子女接受本科教育虽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相对较小，且并非正向促进关系，但家庭经济状况对子女就读民办高校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在控制其他家庭背景因素的条件下，家庭收入越高，子女越有可能就读民办高校；家庭居住地对子女能否就读本科院校、重点本科院校、民办高校均发挥了显著作用，即城市子女比农村子女更有可能接受本科教育，进入重点本科和民办高校。
假设三得到部分证实。虽然总体上家庭背景越好，子女获得各种类型高等教育的机会越大，但是学生在获得不同层次、质量、性质的高等教育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具体来说，容易获得本科教育层次的学生具有的特征为：家庭处于中间阶层、父母具有高等教育文化水平、家庭收入不必很高、城市男性；容易获得重点本科教育的学生具有的家庭背景特征为：家庭处于中间阶层、父母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城市男性；容易获得民办高等教育的学生具有的特征为：家庭处于较高阶层、父母文化水平不必太高、家庭收入较高、城市男性。
2.中间阶层子女的获益
从本文的分析结果来看，在控制其他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之后，家庭职业阶层仍然对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层次、质量与性质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中间阶层的子女无论是在获得本科教育机会上，还是在获得重点本科教育机会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中间阶层家庭的父母所拥有的独特“习性”有关。
中间阶层家庭的父母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我们在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后，发现中间阶层中父母具有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比例为82.4%，仅略低于优势阶层（86.3%），而基础阶层中父母具有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比例仅为45.1%，两者悬殊显而易见。同时，从本文对“中间阶层”的定义来看，中间阶层家庭的父母一般都拥有专业性的工作，如医生、教师、工程师、会计师、律师，或是基层管理人员、小雇主。较高的文化程度与职业特性促使中间阶层父母具备了诸如文化能力、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语言能力、生活方式等独特的“习性”，这些“习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认知能力。他们往往相信，子女通过接受教育尤其是接受较高层次的优质高等教育能提升子女与家庭的社会地位，为子女的良好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因而他们在家庭中竭尽所能为子女创造极好的家庭文化资源与文化氛围，以便使子女拥有良好的成才环境，获得更高层次更优质的教育。因而，尽管控制了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之后，职业阶层仍能对子女进入本科院校、重点高校发挥显著作用。这又恰恰从一个层面反映了中间阶层所具备的“习性”促使其为子女营造的家庭教育氛围、价值观念、文化资源等与学校教育特别是精英高等教育系统保持着高度一致，从而有助于子女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正如布迪厄所认为的一样，家庭所传递的文化资本与学生在学校里获得的教育资本，二者如果相调和相一致必定有益于学生的学业成功，反之，如果相矛盾相排斥就会使学生面临更多的不适应与学业障碍。
参考文献：
[1]LouiseArcher.HigherEducationandSocialClass：IssuesofExclusionandInclusion[M].NewYork：RoutledgeFalmer，2003.
[2]JamesS.Colemanetal.EqualityofEducationOpportunity[M].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66.
[3]Sewell，WilliamH.&R.M.Hauser.Education，OccupationandEarnings：AchievementinEarlyCareer[M].NewYork：AcademicPress，1975.
[4]A·H·哈尔西.趋向于能人统治吗？——英国实例[A].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37.
[5]JamesRichard.NontraditionalstudentsinAustralianHigherEducation：PersistentInequitiesandtheNewIdeologyofStudentChoice[J].TertiaryEducationandManagement，2000，（2）.
[6]Clancy，Patrick.HigherEducationintheRepublicofIreland：ParticipationandPerformance[J].HigherEducationQuarterly，1997，（1）.
[7][法]布尔迪厄著.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32.
[8]余小波.当前我国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机会探析——对某所高校2000级学生的实证研究[J].现代大学教育，2002（2）.
[9]谢作栩，罗奇萍.闽、湘、川3省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差异的初步调查[J].教育与经济，2004（3）.
[10]文东茅.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3）：58-63.
[11]丁小浩.规模扩大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4（2）：24-33.
关键词：沙地柏；扦插；成活率；技术因素
沙地柏为柏科、圆柏属匍匐状常绿灌木，由于其具有耐寒、耐干旱、耐瘠薄、抗盐碱、抗风沙侵袭和不怕沙埋的特性，成为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及周边地区治沙造林、城乡绿化的先锋树种。实践经验表明，沙地柏育苗采用无性繁殖的方法，能有效缩短育苗的周期并实现大面积繁殖。因此，林业生产实践中，重点应放在如何提高沙地柏扦插繁殖成活上，并实现相关技术上的创新。
1.沙地柏扦插育苗需要注意的因素
1.1取穗和插穗年龄的影响
插穗是沙地柏扦插的基本工序，也是影响其成活率的最大因素，因此，如何插穗、何时插穗是沙地柏扦插的关键因素之一。沙地柏枝干在生长期间，由于其独特的生长方式（在树皮部生成定根原基，正常12天即可生成完毕，而不定根基在2年即可生成），普通的沙地柏在成长至4年的枝条中即可生成不定基，到了成长周期的5年，生成枝条普遍达到最多，这个生成周期可以到树龄9年。随着树龄的增大，木质化程度的增强，不定根原基的数量会逐年降低。因此，在扦插工序中，选取的枝条最好在树龄为5年的健壮母体上选取1～2年的枝条，插穗的长度最好为35cm。
1.2土壤环境的影响
土壤环境主要考虑其温度对幼苗的影响。在实践中，土壤的基质温度和床内温度对沙地柏枝条的育苗影响非常大，因此，在育苗时应当严格控制。实践表明，当温度在20-30℃时，育苗效果最为理想。当土壤的温度到达22℃时其可以形成愈伤组织，而且在温度控制的过程应当速度较快，否则新形成的愈伤组织容易发育不良而老化，因此，温度的控制在育苗培养中相当关键。当温度过高，愈伤组织将死去从而导致整体成活率的下降。有关研究还表明：温度会影响其根系的生长，这对于沙地柏扦插繁育来说是个致命的关键点。
1.3湿度的影响
在传统的扦插育苗中，湿度是影响育苗的基本因素，在沙地柏的扦插育苗中也不例外，因此，沙地柏在扦插时应当保证较好的湿度环境，同时土壤中的水体饱和度应当较高，并适应其生长环境。湿度的控制也需要严格处理，因为长时间的高湿度一方面容易造成幼苗的枝叶腐烂，另一方面容易导致根皮底部腐烂脱皮难以生出新根，两者都容易导致沙地柏育苗成活率降低。湿度过低则容易造成幼苗失水，消耗自身不多的养分，影响生根发芽甚至造成插穗的坏死。相关文献研究指出，湿度的控制在75%为宜。
以上为影响扦插成活率的3个传统因素，控制得当育苗成活率可以达到80%以上。
2.提高扦插成活率的技术措施
根据实际工作经验，沙地柏的扦插成活率与上述3大因素相关，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对其进行相关的技术措施控制。基于此，可以选择培养基土为沙土，并截取35cm的穗长，将开始育苗的土壤环境湿度控制在75%，扦插角度可以选取相关文献提供的35°。选择基质为沙土是因为沙地柏最好的生长基质为沙土，另一方面是为了快速生根的需要，扦插的沙土基质具有通风透气的作用，利于沙地柏生根。扦插枝条长度对幼苗后期影响较大，随着幼苗的生长，不定根的增多，幼苗需要的自身营养也随之增加，枝叶在蒸腾方面也较为强烈，这时过长的枝条会导致养分的流失；而过短的枝条却无法为其提供相应的养分，因此，截取35cm为长期试验的经验值。
关键词：能源效率；面板协整；贡献率；演进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3-0050-08
Abstract：Inthispaper，thepaneldatamodelisconstructedtoanalyzethedynamicevolutionmechanismofthetotalfactorenergyefficiency（TFEE）.UsingthepaneldataofChinaduring1991―2012，thispaperteststheTFEEinChinabytheDEAmodel，inwhichthepanelconintegrationtestandevaluationwasconductedofrelationshipbetweentheTFEEanditsinfluencefactorsandthecontributionrateofinfluencefactorstoTFEEwascalculated.ThefindingsshowthattheTFEEinChinaisgenerallylowandtherehasbeenthepanelconintegrationrelationshipbetweentheTFEEandsuchinfluencefactorsastheindustrialstructure，education，thestructureofenergyconsumption，technicaladvances，theinfluenceofgovernment；thereisanegativecorrelationbetweentheTFEEandtheindustrialstructureandthestructureofenergyconsumption，andapositivecorrelationbetweentheTFEEandotherinfluencefactors；thecontributionrateofgoodeducationisthebiggest；underthecomprehensiveeffectoftheinfluencefactors，energyefficiencydisplaysanupwardtendency.
Keywords：energyefficiency；panelconintegration；contributionrate；evolutionmechanism
基于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压力，能源利用效率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从能源利用效率目标来看，据发改委公布，“十二五”规划规划纲要要求，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6%，实际累计完成节能降耗19.71%。根据2005年到2015年的实际数据测算，为了达到2022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下降40%～45%，203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的要求，“十三五”单位GDP能耗需要下降13%，单位GDP碳排放需下降14%或15%。
能源的利用效率受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人口的文化素质、技术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影响因素与我国能源效率变化具有何种关系，与能源效率动态演进的作用机制又如何？本研究希望从这些影响因素与能源效率的关系出发，实证分析能源效率的动态演进机制，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供科学的数据参考和决策支持。
一、文献综述
从研究文献来看，目前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研究是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方法及成果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两阶段研究法。HuandWang[1]提出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概念及其测量方法，成为研究能源效率的主流方法。全要素能源效率体现了资本、能源、劳动力等各投入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作用，能更好的反映客观实际，能源效率的提高也依赖于全因素能源效率的改善。国内学者大多采用DEA模型测量全要素能源效率，然后再采用Tobit模型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杨红亮、史丹[2]在实证研究中对单要素方法和全要素方法进行比较也发现，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标在考察一个地区资源禀赋对能效的作用方面有着单要素方法替代不了的优势。采用该研究模式，魏楚、沈满洪[3]、袁晓玲、张宝山、杨万平[4]、屈小娥[5]、汪克亮、杨宝臣、杨力[6]等学者采用时间序列数据，选取不同的指标，对我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我国能源效率的变化趋势呈U型，在2000年左右出现拐点。大多学者研究发现全要素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等呈显著负相关，与技术进步、政府财政支出等呈正相关。
其二，协整分析法。还有部分学者采用协整分析方法研究我国能源消费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如肖涛、张宗益[7]研究认为存在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单纯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存在着伪回归、多重共线性等方面的不足，部分学者开始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能源效率问题进行研究。Ming―FengHung[8]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证明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郭军华、李帮义[9]采用面板协整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只有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周建[10]采用面板协整分析方法研究发现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人口数量、技术进步等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该学者采用单位GDP消耗千瓦时电作为能源效率，在反映能源效率方面不如全要素能源效率更客观真实。
其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史丹、吴利学、傅晓霞等[11]学者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地区能源效率差异，并用方差分解法测算了各因素的作用大小，认为必须改善中西部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并促进区域间的技术扩散，采用有效措施提高能源效率。
以上学者研究注重于能源效率的测度、收敛性或者影响因素，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未能揭示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动态演进机制。本文构建了全要素能源效率演进的面板数据模型，采用面板协整分析方法研究影响因素与能源效率的关系及作用机理，揭示能源效率的动态演进机制。这种方法的优点表现在：（1）采用全要素能源效率演进的面板数据模型，可以测算各影响因素对能源效率增长率的贡献率，在分析各影响因素与能源效率变化的作用机制方面更具灵敏度、深入性，从而科学分析能源效率的动态演进机制；（2）面板协整分析方法可以克服时间序列分析多重共线性、伪回归等方面不足，在影响因素与能源效率的关系研究中提供更多的信息、更高的自由度和更高的估计效率；（3）将管理水平、节能意识等难以衡量的因素归结为综合要素，考虑了综合要素对能源效率变化的影响，可以更全面的体现能源效率的变化。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采用DEA模型测算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其次采用全要素能源效率演进的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与影响因素的关系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估计，分析影响因素与能源效率的关系及作用机制；最后，利用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方程，测算各影响因素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的贡献率，深入分析能源效率的动态演进机理，揭示提高能源效率的途径和方向。
二、研究设计
（一）全要素能源效率演进的面板数据模型
对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已有研究，不同学者选择的因素各不相同，如文献[4]～[6]等学者选择了经济结构、工业化水平、市场化程度、技术进步、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影响力、能源价格和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
本文认为除了应关注经济发展因素、能源本身因素、技术进步等因素外，还应关注劳动力的素质水平不同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因为人力资本素质在节能减排的技术掌握、管理意识等方面对能源利用效率改进起着根本作用。文献研究发现，现有研究缺乏人力资本素质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程度的研究。
综上分析，鉴于中国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建设低碳经济社会现状，本研究选择产业结构（IS）、受教育水平（HC）、能源消费结构（ES）、技术进步（TP）、政府影响力（GI）等五个因素研究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动态演进机制进行实证分析。
基于Baltagi[13]提出的能源效率改进的分析框架，本文构建了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改进的面板数据模型，表示为：
根据构建的模型，本文对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动态演进机制进行研究。
（二）全要素能源效率测量模型
鉴于全要素能源效率在反映能源效率方面的优势，本文也采用全要素能源效率方法研究我国能源效率改进的动态演进机制。
本文采用可变规模报酬条件下基于投入导向的DEA模型测量我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DEA模型是一种评价具有相同类型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产出的若干决策单元（decisionmakingunit，DMU）有效性的综合评价方法。比较具有代表性的DEA模型是C2R模型和BC2模型，C2R模型假设固定规模报酬（CRS），要求各决策单元对决策单元处于最佳生产规模，要求较为严格，Banker、Charne和Cooper（1984）[12]在C2R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了∑λj=1的约束，提出了BC2模型，对可变规模报酬（VRS）情况进行评价。
（三）变量与数据说明
1.全要素能源效率测量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结合相关文献的研究，本文选择GDP、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和能源等四个投入产出指标对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量。
模型中的变量及数据计算方法说明如下：
（1）GDP：用以1993年可比价格的实际GDP表示，单位为亿元人民币。
（2）资本存量：采用Goldsmith（1951）[14]学者开创的“永续盘存法”来估算每年的实际固定资本存量，借鉴张军等（2004）[15]的研究方法及成果，计算用1993年不变价格表示的1993―2014年的中国固定资本存量。
（3）人力资本：参照林伯强（2003）[16]、徐国泉等（2007）[17]学者的研究，采用“受教育年限法”来估算1993――2014年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单位为：万人年。
（4）能源投入：能源投入采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1993―2014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数据，单位为“吨标准煤”。
2.全要素能源效率改进的面板数据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1）全要素能源效率（TFEE）：由全要素能源效率测量模型DEA模型测量得到；
（2）产业结构（IS）：用我国第二产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表示；
（3）受教育水平（HC）：考虑到节能减排对人口文化水平的要求，用受教育9年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其中1991―1995年人口的受教育状况数据缺乏，本文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1996年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了测算。
（4）能源消费结构（ES）：用我国原煤消费量占全国能源消费消费总量的比重表示；
（5）技术进步（TP）：用我国R&D投入占GDP的比重表示；
（6）政府影响力（GL）：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
两个模型中的数据均根据1993―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三、实证研究
（一）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测量
根据构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测量模型，采用Deap2.1软件测量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运用整理后的面板数据，可以得到我国1993～2014年期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如表1所示。
（二）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面板数据协整分析
1.面板单位根检验。综合学者在面板单位根检验方面的研究，本文采用相同根的单位根检验LLC（Levin―Lin―Chu）检验和不同根的单位根检验Fisher―ADF检验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检验，如果在这两种检验中均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则可以认为序列是平稳的，否则是不平稳的。滞后项由Eviews6.0软件自动选择，式（4）回归模型面板数据变量的ADF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构成全要素能源效率面板模型的6个变量，其面板数据水平值在t统计量的两种检验方法下，普遍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存在面板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其一阶差分数据检验统计量的P值在两种检验方法下均近似为0，高度显著地拒绝原假设。综合检验结果，6个变量的面板数据均为I（1）过程所生成。检验结论表明了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的非平稳特征，可以对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改进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协整检验和估计。
2.面板协整检验。面板变量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结论为本文进行面板协整检验提供了基础。本文采用Pedroni[19]提出的7个检验统计量和Kao[20]提出的ADF检验统计量来检验全要素能源效率改进的面板数据模型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采用Eviews6.0软件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两种检验方法下的ADF值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所以存在面板协整关系，即全要素能源效率（TFEE）与产业结构（IS）、受教育水平（HC）、能源消费结构（ES）、技术进步（TP）、政府影响力（GI）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3.面板协整估计与分析。在对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面板数据模型变量协整检验的基础上，本文采用文献[19]提出的完全修正普通最小二乘法（FMOLS）对模型（4）进行协整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
（1）从对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的大小来看，从大到小的顺序是：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受教育水平、管理水平及节能减排意识等综合要素、政府影响力和技术进步，反映了我国能源效率进步中几种因素所起到的作用。在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煤炭能源利用的效率成为制约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其次，管理水平及节能减排意识等综合要素在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中影响系数为0.1765，在提高能源效率作用中不容小觑，具有较大的挖掘空间。最后，我国目前的技术进步未能在提高能源效率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影响系数最小，反映了我国在研发方面投入的不足，是今后重要的提升领域。
（2）从作用机制来看，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为负向作用，即煤炭占的比重越大、第二产业比重越大能效越低。这一研究结论与文献[3]、李国璋、霍宗杰[21]等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同。反映了我国以煤炭为主导的能源消费结构和目前的产业结构状况不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而受教育水平、管理水平及节能减排意识等综合要素、政府影响力和技术进步则对能源效率的提高起到了正向作用，在这些方面进行加强则有利于我国能源利于效率的提高。
（3）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角度来看，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系数最大，并且为负向作用。因此，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重点在于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改变我国目前一煤独大的局面，减少煤炭消费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同时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依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进行产业结构升级，降低高耗能产业的能耗。
（三）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动态演进分析
本文采用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IS）、受教育水平（HC）、能源消费结构（ES）、技术进步（TP）、政府影响力（GI）及综合要素等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的贡献率作为解释变量，考察从1991～2012年期间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动态演进机制。
利用面板协整的FMOLS估计结果，根据式（5）可以得到各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模型回归后，1993～2014年期间，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率及各要素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率的贡献率如表5所示，动态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由表四及图1可以发现：
1）从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的变化趋势来看，1993～2014年期间总体上保持了增长状态，平均年增长率为4.14%，同时整体能源效率偏低，平均为0.781。其中2014年全要素能源效率值（TE），纯技术效率值（PTE）和规模效率值（SE）均为1，达到效率前沿面。从变化动态上来看，变动呈“U”曲折变化状态，1993～2000年期间增长率较高，平均年增长率为7.1%，1999～2006年处于低谷，平均年增长率为1.3%，2007～2012年又有所回复，年平均增长率为4.8%。变动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技术效率的变化。其变化趋势与文献[4]、王群伟、周得群（2008）[22]等学者的研究结论近似。究其原因可归结为同时期我国的产业发展政策、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
2）从各因素对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的贡献率大小来看，受教育水平（HC）的年平均贡献率为35.84%，贡献率最大，表明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受教育水平，是提高能源效率的重要途径；综合要素的贡献率为32.37%，贡献率其次，表明了管理水平、管理制度及节能意识等对能源效率的提高发挥了巨大作用；政府影响力（GI）的年平均贡献率为30.24%，表明政府在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积极倡导等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技术进步（TP）的年平均贡献率为28.26%，在今后的能源效率提高中具有较大的挖掘潜力；产业结构（IS）和能源消费结构（ES）的年平均贡献率分别为-11.61%、-15.11%，起到了负向作用，表明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较大程度的阻碍了能源效率的提高。
3）从各因素对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的贡献率变化趋势来看，产业结构（IS）的贡献率1993～2004年期间呈曲折上升形态，2004～2006年直线下降，之后又处于不断攀升状态，但贡献率仍为负值，整体上阻碍了能源效率的提高；受教育水平（HC）的贡献率除2006、2008年之外，均大于0，贡献较大，整体上不稳定，最后处于上升状态；能源消费结构（ES）大部分年份的贡献率小于0，变化
较为剧烈，2009～2011年逐步趋于稳定，有上升态势；技术进步（TP）和政府影响力的变动趋势相近，1998年之后贡献率在0以上变化，有上升趋势；综合要素贡献率呈“W”型变动，1999～2006年处于低谷，最后略有下降趋势。
从整体上来看，影响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因素的贡献率基本上处于上升形态中，将推动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改进。
四、主要结论
本文运用1993～2014年的面板数据，采用DEA模型测量了我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构建了全要素能源效率演进的面板数据模型，对能源效率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面板协整检验和估算，分析了全要素能源效率演进的内在机理，主要结论如下：
1.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演变的规律为：能源效率提高的变动呈U型，处于上升趋势中，平均年增长率为4.14%。同时，整体能源效率值偏低，平均为0.781，未达到效率前沿面，能源利用效率亟待提高。
2.全要素能源效率（TFEE）与产业结构、受教育水平、能源消费结构、技术进步、政府影响力等影响因素之间存在面板协整关系。通过面板协整的FMOLS方法测量了这些影响因素对能源效率提高的作用机制，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有负向作用，其它要素具有正向作用，受教育水平的作用程度最大，揭示了提高能源效率的方向和途径。
3.全要素能源效率演进的面板数据模型估算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受教育水平、能源消费结构、技术进步、政府影响力和综合要素对能源效率提高的年平均贡献率分别为-11.61%、35.84%、-15.11%、28.26%、30.24%、32.37%，从变化趋势上看，这些因素对能源效率提高的贡献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这将推动我国能源效率不断进步，指明了我国能源效率演进的动态趋势。
参考文献：
[1]HuJL，WangSC.Total―factorenergyefficiencyofregionsinChina[J].EnergyPolicy，2006，34（17）：3206-3217.
[2]杨红亮，史丹.能效研究方法和中国各地区能源效率的比较[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3）：12-20.
[3]魏楚，沈满洪.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DEA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7（8）：66-76.
[4]袁晓玲，张宝山，杨万平.基于环境污染的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9，251（2）：76-86.
[5]屈小娥.中国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分解―基于Malmquist指数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2009（8）：29-43.
[6]汪克亮，杨宝臣，杨力.考虑环境效应的中国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研究[J].管理科学，2010，23（6）：100-111.
[7]肖涛，张宗益.基于协整与VECM的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来自中国的经验：1990―2008年[J].软科学，2011，25（2）：7-10.
[8]HungMF.Economicgrowthandthe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inTaiwan：Asimultaneitymodelanalysis[A].HumanCapital，TradeandPublicPolicyinRapidlyGrowingEconomies：FromTheorytoEmpirics[C].UK，EdwardElgar，2004：269-290.
[9]郭军华，李帮义.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协整关系研究―基于1991～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J].数理统计与管理，2010，29（2）：281-293.
[10]周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与能源利用效率改进的动态演化机制研究―基于省域面板数据协整模型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9）：3-16.
[11]史丹，吴利学，傅晓霞，等.中国能源效率地区差异及其成因研究―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方差分解[J].管理世界，2008（2）：35-43.
[12]BankerRD，CharnesA，CooperWW.Somemodelsforestimatingtechnicalandscaleinefficienciesindataenvelopmentanalysis[J].ManagementScinece，1984，30（9）：1078-1092.
[13]BaltagiBH.Econometricanalysisofpaneldata[M].JohnWiley，Chichester，2005.
[14]Goldsmith，RaymondW.APerpetualInventoryofNationalWealth[J].StudiesinIncomeandWealth，1951（1）：45-61.
[15]张军，吴桂荣，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35-44.
[16]林伯强.电力消费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J].管理世界，2003（11）：18-27.
[17]徐国泉，刘则渊.1998～2005年中国经济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J].中国科技论坛，2007（7）：68-72.
[18]HallRE，JonesCI.Whydosomecountriesproducesomuchmoreoutputperworkerthanothers？[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99（144）：83-116.
[19]PedroniP.Criticalvaluesforcointegrationtestsinheterogeneouspanelswithmultipleregressions[J].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99（61）：653-670.
关键词：稻飞虱；翅型分化；外部因素；遗传因子；调控机制
中图分类号：S435.1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4）17-3985-06
AdvancesinWingDimorphismofRicePlanthoppers
ZHOUChong-gao，FENGYa-lin，LUChao-feng，HAOPei-ying
（CollegeofLifeSciences，ChinaJil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18，China）
Abstract：Wingdimorphismispopularinriceplanthoppersincludingbrownplanthopper（Nilaparvatalugens），smallbrownplanthopper（Laodelphaxstriatellus）andwhitebackedplanthopper（Sogatellafurcifera）.Theeffectsoftheinternalaspects（e.g.heredity）andexternalfactors（suchastemperature，relativehumidity，photoperiod，hostplant）onwingdimorphismofriceplanthopperswerereviewed.Themechanismofwing-formdifferentiationwasdiscussed.Problemsandadviceswereproposedtohelpdevelopnewstrategiesforcontrollingthesepestinsects.
Keywords：riceplanthopper；wingdimorphism；externalfactor；geneticfactor；regulatorymechanism
稻飞虱为半翅目（Hemiptera）飞虱科（Delphacidae）害虫，主要以刺吸植株汁液为害水稻等植物，常见种类有褐飞虱（Nilaparvatalugens）、白背飞虱（Sogatellafurcifera）和灰飞虱（Laodelphaxstriatellus）等。稻飞虱中对水稻生产危害较为严重的是褐飞虱和白背飞虱，其中，白背飞虱主要为害早稻的生育前期，褐飞虱主要为害水稻后期；中、晚稻以褐飞虱为害为主[1]。灰飞虱是通过传播稻、麦、玉米等作物的病毒来间接为害水稻的。稻飞虱的成虫期具有翅二型（Wingdimorphism）现象，其短翅型属于定居繁殖型，产卵前期短，产卵期长且产卵量大。一般而言，长翅型有利于昆虫在不同生境间转移，而雌虫分化为短翅型更有利于繁殖后代和种群增长[2]。稻飞虱长、短翅型的分化受到外部环境条件和内在因素的影响。在生境条件不良、营养状况恶化时，稻飞虱为维持其种群的繁衍，可以产生长翅型成虫向外迁移，从而扩大危害范围，造成严重损失[3]。研究翅型分化的内在机制和外部影响因素，探明翅型分化的机制，是对稻飞虱翅型分化进行调控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以此为基础，对稻飞虱翅型分化进行定向调控，使之向预期的短翅型方向发展，有助于降低种群扩散的规模和速度。过去的几个10年间，关于稻飞虱翅型分化的研究虽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但是由于影响稻飞虱翅型分化的因素较多，各方面的研究结果也不尽一致，至今尚不能从根本上阐明翅型分化的确切机理。
本文对稻飞虱翅型分化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从中提炼并筛选有用的信息，为进一步探明稻飞虱翅型分化的调控机制、开发针对翅型分化害虫的调控措施提供参考。
1遗传背景与稻飞虱翅型分化的关系
稻飞虱的翅型是由复杂系统所调控的性状，虽然遗传物质是翅型分化的基础，但在相同的遗传基础条件下，褐飞虱翅型表现型仍可因外界的环境条件不同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即在不同的外界环境条件下，基因的表达存在很大差异[4]。
Iwanaga等[5]通过遗传杂交试验发现，短翅型褐飞虱雌成虫是由1对显性基因控制的，但雄虫翅型分化不遵循遗传分离规律。刘光杰等[6]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褐飞虱成虫翅型是由多基因控制的，其中2个基因位于常染色体的一个位点上，还有2个基因在X染色体上。刘佳妮等[7]认为白背飞虱翅型分化可能存在遗传背景，杂交试验表明：父本和母本均为长翅型白背飞虱，其F1代中长翅型占绝对优势；长翅型雌虫×短翅型雄虫和短翅型雌虫×短翅型雄虫的F1代中短翅型成虫所占比例无显著差异；短翅型雌虫×长翅型雄虫的F1代中短翅型成虫所占的比例为29.3%。上述不同亲本组合后代间的差异表明，子代的翅型表现与亲本的遗传关系密切，且父本的遗传基因对F1代的影响较大。灰飞虱的翅型同样不只是受环境因素的控制，也与遗传因素有关，并且不是一个简单的孟德尔性状，而是受多基因的调控[8，9]。
彭娟等[10]研究了3种稻飞虱的杂交遗传规律。结果表明，3种稻飞虱的长翅（M）雄虫与短翅（B）雌虫配对（M×B）筛选3～5代后，95%～100%的雄虫和雌虫分别稳定为长翅型和短翅型。其中，褐飞虱雄虫中长翅为显性，而短翅在雌虫中为显性，可用性状遗传规律来解释，即常染色体上的1对等位基因决定了翅型的分化。而白背飞虱和灰飞虱在同样的筛选条件下短翅雄虫的出现率很小，说明两者翅型的遗传调控机制较为相似，可用由2对等位基因控制的性状来解释，其中1对位于常染色体上，调控雌性的翅型，且短翅为显性，长翅为隐性；另1对等位基因位于性染色体上，调控雄性的翅型。据此认为，稻飞虱种群翅型调控的遗传机制，在于3种飞虱翅型决定基因的显隐性在不同性别间的差异，以及基因型与翅表型的不一致性。
2翅型分化与生物型的关系
我国田间褐飞虱生物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生变化，由生物型Ⅰ占优势变为以生物型Ⅱ占优势[11]。1993年后发现有孟加拉型的个体[12]。热带国家如菲律宾的褐飞虱不同生物型（生物型Ⅰ、生物型Ⅱ、生物型Ⅲ）在各密度下均有很高的短翅率，雌虫的短翅率接近100%，与温带和亚热带的稻褐飞虱种群的翅型分化差异较大[13]。黄凤宽等[14]以褐飞虱生物型Ⅱ、孟加拉型、九龙江型为试验材料，研究不同生物型翅型分化。结果表明，不管水稻处在哪个生育期，在不同密度下，不同生物型的褐飞虱均具有极高的短翅率，并推测这可能与该虫这几种生物型在温室内饲养多年多代，生活环境已接近热带地区有关。同一水稻品种上，不同生物型的短翅率存在差异。在褐飞虱田间种群和翅型分化个体测定的基础上，应用聚类分析法对生物型的个体测定结果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孟加拉型个体的短翅率显著高于生物型Ⅰ和生物型Ⅱ，后两者个体差异不显著[15]。所以说生物型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稻飞虱的翅型分化，其原因可能在于生物型间的遗传基础不同，并通过与另外的因素，如寄主、气候等因素共同作用影响稻飞虱的翅型分化。
3气候因子对稻飞虱翅型分化的影响
3.1温度
温度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影响稻飞虱的翅型分化。关于褐飞虱的研究表明，21℃平均温度组与27℃平均温度组的翅型分化率很接近，两者之间几乎没有差异。但32℃平均温度组的翅型分比率差异显著，长翅型出现率高达70.97%，而短翅型的出现率降至29.03%[16]。白背飞虱在21℃、25℃和29℃条件下长短翅型分化率差异不显著，但是18℃和32℃条件下翅型分化差异显著，短翅型分化率仅为8.7%和16.3%[7]。灰飞虱18℃和21℃下雄性个体中长翅型和短翅型的比率无显著差异，24℃和27℃下长翅型极显著多于短翅型；雌性个体主要为短翅型，但24℃和27℃下也有长翅型个体出现[17]。低温（-6～2℃）处理灰飞虱后成虫的性比有所提高，并且短翅率显著增加[18]。可见，适合的温度有利于短翅型的分化，而低温或高温均可诱导褐飞虱和白背飞虱向长翅型方向发展；灰飞虱对低温的适应性较强，对高温却最为敏感，温度稍高（24℃）即可诱导长翅型。温度可能通过影响保幼激素酯酶的活性影响翅型分化。相关研究表明，34～38℃的高温可明显抑制褐飞虱4龄若虫体内保幼激素酯酶的活性，保幼激素酯酶活性与保幼激素滴度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保幼激素滴度可影响褐飞虱的翅型分化[19-21]。
3.2相对湿度
研究发现，较高的相对湿度有利于褐飞虱种群的增长和短翅型成虫的分化，在70%～85%的相对湿度条件下短翅型成虫激增[22，23]。通过田间对比调查也发现，深水灌溉区的褐飞虱短翅比例分别比浅水区和湿润灌溉区高14.9%和31.5%[24]。而在室内控制条件下的研究认为，一般来说，相对湿度与褐飞虱翅型分化比率的关系不密切[16]。此外，恒温条件下，50%～60%的相对湿度有利于褐飞虱种群的增长[25]。由此可见，相对湿度影响翅型分化的结论尚有分歧。考虑到田间影响因素的复杂性，采用室内控制条件（比如光照、温度、饲料苗的营养状况等）的方式研究湿度和翅型分化的关系，其涉及的变量容易进行控制，得到的结果应该更为可靠。
3.3光周期
Kisimoto[26]的研究发现，在8h的短光照条件下，褐飞虱短翅型雄性个体出现的比率显著高于12.5h，16h及24h光照处理的情况，但雌虫翅型出现比率不受光周期长短的影响。朱春福等[1]认为，在光照11～14h条件下，褐飞虱羽化出来的成虫既有长翅型也有短翅型，而在15h的长光照条件下，只产生长翅型的成虫，且绝大多数为雄性。而白背飞虱长翅型成虫不论是在长光照条件下还是短光照条件下均明显多于短翅型成虫，有时甚至未发现有短翅型的出现。光照对性别分化的影响较为明显，在光照11～12h条件下，雄性个体的比率明显升高，在光照13～14h条件下，雌性个体的比率明显升高，在光照15h条件下，雌性个体的比率明显下降。Kisimoto[27]发现，低温下的短日照可引起灰飞虱滞育，日本大部分地区的灰飞虱滞育对光周期的反应具有可塑性，种群中存在3龄滞育型和4龄滞育型个体。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发现，短光照条件更有利于褐飞虱短翅型雌性个体的出现，灰飞虱在短光照条件下将进入休眠和滞育状态，但短光照对白背飞虱翅型分化几乎没有影响[7]。由此可知，光照时数对稻飞虱翅型分化的影响在不同种属间差别较大，这可能与不同飞虱对环境的适应性和进化程度有关。比如，白背飞虱的迁飞习性与褐飞虱相近似，但白背飞虱食性较广，因此长翅型更有利于其在不同寄主间转移；褐飞虱为单食性，在营养及气候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短翅型更有利于种群繁殖，而长翅型可能在生存条件不适宜的情况下才容易分化。
4寄主对稻飞虱翅型分化的影响
4.1寄主营养
国内外学者都一致认为，影响褐飞虱翅型分化的主要因素是寄主的营养，寄主营养条件的恶化是导致褐飞虱扩散、迁飞的诱发因子之一。研究表明，水溶性蛋白质、赖氨酸、组氨酸、脯氨酸、天门冬氨酸与褐飞虱短翅分化率显著相关，其中赖氨酸和水溶性蛋白质与褐飞虱短翅分化率有极显著的相关性。赖氨酸对褐飞虱翅型分化的影响要大于水溶性蛋白质[28]。另有研究发现，稻株中可溶性糖含量与褐飞虱短翅型出现的比率呈负相关，稻株中的游离氨基酸含量与褐飞虱翅型分化比率呈极显著正相关，为主要影响因素。据此认为植株营养条件是直接影响褐飞虱翅型分化比率的主要因素[16]。对白背飞虱来说，可溶性糖与长翅型的分化率呈正相关。总蛋白质含量和非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分别都与白背飞虱长翅型的分化率呈负相关。而可溶性蛋白质含量与白背飞虱翅型的分化率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7]。通过以上众多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尽管国内外学者对稻株营养是否影响稻飞虱的翅型分化的看法存在分歧，但是都一致认同可溶性糖对褐飞虱与白背飞虱长翅型的诱导。稻飞虱对寄主营养的反应非常敏感，在水稻营养条件恶化时，大部分转变为长翅型，以利于其转移寄主，迁飞扩散，继续繁衍其种群[6，29]。
4.2寄主生育期
田间调查和室内饲养测定结果认为，褐飞虱长、短翅型的数量变动与稻苗的生育期有密切关系，水稻孕穗期有利于提高褐飞虱短翅型出现的比率[24]。田间系统调查以及生态模拟试验表明分蘖盛期和拔节期稻苗也有利于褐飞虱短翅型的出现[16]。通过若虫密度和水稻生育期对褐飞虱不同生物型翅型分化的影响研究显示，在水稻分蘖期，褐飞虱生物型Ⅱ、九龙江型、孟加拉型的雌虫短翅率在不同的若虫密度下高达90%以上[14]。灌浆期促使短翅型的形成，而水稻黄熟期有利于褐飞虱长翅型的出现，但是单头饲养结果表明，水稻生育期对翅型分化几乎没有影响[4，30]。由此推测，寄主生育期对褐飞虱的影响，根本原因可能还是在于影响其营养条件。但是，对菲律宾褐飞虱种群在感虫品种TN1上生长的短翅型分化情况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移栽后20d和80d的稻苗上，短翅型比例无明显差异[29]。就白背飞虱而言，最有利于短翅型发生的时期是拔节期；灌浆期最有利于长翅型的发生。在短翅型成虫中，雌虫的比率始终高于雄虫[7]。同为灌浆期，对褐飞虱会有利于短翅型的形成，对白背飞虱却会促使长翅型的发生，深层原因还需进一步研究。
就水稻生育期对褐飞虱和白背飞虱起飞行为的具体影响来看，不同水稻生育期的褐飞虱起飞率无显著差异；白背飞虱羽化后第一、四、五天在不同生育期稻株上的试虫起飞率有明显差异，且羽化后各时间试虫的起飞率在分蘖初期最低，孕穗抽穗期最高（仅羽化后第三天例外）。显然，水稻生育期对褐飞虱起飞率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对白背飞虱起飞行为的影响相对较大，白背飞虱在孕穗抽穗期起飞较多，而在分蘖初期起飞较少[31]。
总而言之，以上大多试验结果表明寄主生育期对翅型分化的确有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考察寄主植物对翅型分化影响的时候，特别是田间调查，有必要同时考察气候因子，如光照、温度等的变化情况，并结合不同生育期的植物激素和次生代谢成分等进行研究，以便全面反映寄主植物的作用效果。
4.3寄主的品种抗性
黄凤宽等[32]研究了含有不同抗虫基因的水稻品种对3个褐飞虱生物型（生物型Ⅱ、孟加拉型、九龙江型）若虫翅型分化的影响。在5个水稻抗虫品种（Ptb33、RathuHeenati、ASD7、Babawee、Mudgo）和1个感虫品种（TN1）上，除了孟加拉型的短翅率在ASD7上为84.80%以及九龙江型的短翅率在TN1上为83.40%以外，其余3个生物型的短翅率都在90%以上，几乎没有差异。在TN1、Mudgo、RathuHeenati、Babawee、Ptb33上的短翅率，3个生物型间差异均不显著，但在ASD7上，生物型Ⅱ和孟加拉型差异显著。不同生物型在不同抗感品种上的短翅率均很高，受品种抗感性的影响不大。但是在室外条件下，褐飞虱在不同抗性水稻品种上的雄虫短翅率均很低，雌虫短翅率仅在两优培九及TN1两个感虫品种上高于73%，且在不同抗性品种上雌虫短翅率存在差异；在感虫水稻品种上雌虫短翅率均较高，有利于短翅型雌虫褐飞虱的形成[33]。由此可见，抗性品种对翅型的作用同样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5若虫密度对稻飞虱翅型分化的影响
一般认为，若虫密度对褐飞虱翅型分化的影响显著，随着若虫密度的增大，长翅型比例增多，即褐飞虱长翅型的出现具有密度依赖性。成虫的翅型取决于3龄若虫的密度，当3龄若虫密度低时，产生短翅芽5龄若虫，进而羽化为短翅型成虫，而不受3龄后若虫密度高低的影响；当3龄若虫密度高时，往往产生长翅芽5龄若虫，再羽化为长翅型或短翅型，其比率取决于后期若虫密度的高低；尽管如此，不论后期密度如何低，甚至是1头/株，也至少有10%的长翅型成虫出现[34]。但张增全[16]认为褐飞虱短翅型出现的比率不存在随虫口密度提高而下降的可能性。此外，若虫密度对白背飞虱翅型分化的影响表明，白背飞虱短翅型雌虫分化率与若虫密度呈显著负相关，随着若虫密度的增加，短翅型雌虫比例减少，即白背飞虱短翅型雌虫的出现具有密度依赖性[7]。灰飞虱的若虫密度及翅型与其发育推迟个体的比率有关，若虫密度增大后，发育推迟率增大[35]。由此可知，若虫密度对稻飞虱翅型分化具有较大的影响：褐飞虱长翅型的出现具有密度依赖性；而白背飞虱的翅型分化在受到若虫密度影响的同时，还与成虫性别相关，其短翅型雌虫的出现具有密度依赖性。密度对翅型的影响可能既受到基因控制，又受到外界环境因子调控昆虫内分泌系统的影响[36]。
6激素对翅型分化的作用
褐飞虱的翅型分化受到内分泌系统的影响。蜕皮激素和保幼激素是研究较多的两类激素。蜕皮激素可加快褐飞虱3、4龄若虫体内物质代谢，促进成虫器官芽的发育，有利于长翅型的分化；保幼激素在调节昆虫的生长、发育、滞育和繁殖上起着关键作用，保幼激素类似物对褐飞虱的器官芽的发育起抑制作用；两种激素同时处理主要表现出保幼激素的作用[37]。
张琼秀等[38]使用保幼激素类似物ZR-515表面处理褐飞虱3龄或4龄若虫，结果可诱导短翅型分化；同时发现ZR-515对褐飞虱翅型分化的影响也表现出性别的差异，形成的雄虫个体中短翅型的比例明显增多。Iwanaga等[39]将保幼激素Ⅰ和Ⅱ以及模拟烯虫酯局部应用到接近4龄的雌性若虫，结果表明，在4龄若虫有更高滴度的保幼激素，可以诱导短翅型的生成。将保幼激素Ⅱ、Ⅲ或烯虫酯施用到预期能够产生长翅型或短翅型的两种不同褐飞虱品系的若虫时，这些化学试剂的施用使得大多数预期为长翅型的褐飞虱出现了短翅化，但对预期成为短翅型的则没有效果。用保幼激素类似物JHA处理褐飞虱3、4龄若虫后，也可明显提高成虫的短翅型比例。对白背飞虱的相关研究表明，保幼激素类似物ZR-515可诱导飞虱3龄或4龄若虫短翅型分化。用早熟素处理白背飞虱若虫，伴随着处理浓度的升高，被处理的若虫形成的长翅型成虫数也逐渐增加，可见早熟素具有明显的长翅化效应[40]。
最近，Wu等[41]分别从灰飞虱、褐飞虱和白背飞虱克隆了全长EcR（蜕皮激素受体）的cDNA，在褐飞虱5龄中期的若虫有较高水平的转录。RNAi干扰导致大多数若虫蜕皮缺陷或致死，该基因的沉默也会使灰飞虱表现出明显的翅型缺陷。该研究结果对于深入理解激素及其受体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很有启发。
7翅型分化的调控及敏感时期
关于翅型分化的敏感时期的研究已有不少报道，但结论尚难以统一。张增全[16]认为1龄若虫是褐飞虱翅型分化的关键龄期，如果1龄若虫的营养好，则短翅型比例高。王希仁等[24]认为在营养条件满足褐飞虱短翅型转化的前提下，3龄若虫是短翅型转化的临界龄期。俞晓平等[42]的研究表明1～3龄若虫期为雌虫翅型分化的敏感龄期，而1～5龄均为雄虫翅型分化的敏感龄期。Iwanaga等[39]认为敏感期在2～4龄，4龄期若虫密度下降对褐飞虱短翅型比率的提升十分明显。Yamada[34]认为，成虫翅型取决于3龄若虫密度以及5龄若虫的翅芽长度。
用早熟素Ⅱ（PⅡ）处理褐飞虱两个品系的不同龄期若虫，结果表明，预期为短翅型的敏感时期是2龄若虫时期和3龄若虫早期，而预期为长翅型的敏感时期是3龄和4龄若虫时期[43]。王建等[37]认为保幼激素类似物JHA对褐飞虱翅型分化起控制作用的临界期在4龄。Ayoade等[44]将保幼激素Ⅱ、Ⅲ或烯虫酯施用到预期能够产生长翅型或短翅型的两种不同褐飞虱品系的若虫时，使得大多数预期为长翅型的褐飞虱出现了短翅化，敏感期介于2龄的早期以及3龄的1～2d内。戴华国等[45]认为，褐飞虱雌、雄4龄若虫期及雄虫的5龄若虫初期阶段是其翅型分化的关键时期。Bertuso等[46]把PⅡ局部应用到短翅型褐飞虱纯系，长翅型感应的敏感时期从2龄早期持续到发育1d的4龄期。把PⅡ和保幼激素Ⅲ重叠应用在早期的3龄中，可以显著地补救长翅型的诱导。对白背飞虱的相关研究表明，早熟素对其具有明显的长翅化效应，且早熟素在3龄期处理对长翅诱导作用强于在4龄期进行的处理[40]。由此可见，上述各研究因试验条件的不同，所得到的结果也不同，但一般都认为3～4龄可能是稻飞虱发生翅型分化的最为敏感的时期[47]。
8展望
如前所述，前人关于稻飞虱翅型分化的研究已取得了明显进展，为理解稻飞虱翅型分化提供了重要信息。尽管如此，这一领域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比如：①稻飞虱翅型分化的遗传方面，决定翅型的究竟是1对基因还是2对基因，或是多对基因。翅型分化基因与性别的关系是怎样的。翅型的分化是否与不完全外显有关。②在翅型分化过程中，外部因素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其引起的昆虫细胞内的反应和信号转导途径有何特点，不同信号之间通过什么途径交叉对话综合作用于翅型分化。在昆虫对环境信号（如光信号）的感受方面，有研究认为昆虫脑的表面具有光感受器，可通过该感受器感知光信号如光周期的刺激，并进一步引起神经、内分泌系统的活动，在细胞信号的转导下，调控下游与翅型分化有关的基因表达[48]。此外，Notch信号通路也被认为参与了昆虫翅的发育，并受到MicroRNA的调控[49]。③不同生物型或不同地理种群的翅型分化特点究竟有无不同，如有不同，其原因在哪里。④国内外学者认为的若虫翅型分化的敏感期尚存在差异，怎样设定更严格的试验条件，以确定更准确的敏感时期。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对今后的相关研究进行设计和规划：①建立准确可靠的翅型分化模型，这种模型应能够很好地再现翅型分化和环境条件相互作用的过程。为此，首先应避免使用混合种群，代之以建立稳定遗传的纯系，在遗传背景一致的条件下，更容易研究外部环境的作用。②严格控制环境因子。首先从单因素入手，再扩展到多因素协同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对能够引起相同生物学效应的各单因素进行比较，比如对能够引起相同翅型分化效果的光周期条件、若虫密度或其他条件进行比较，从全局的角度考察基因表达情况，筛选差异表达的蛋白质或基因，从中发现翅型分化涉及的关键基因甚至信号通路。③以不同种群为研究对象，考察候选基因的表达情况，进一步理解翅型分化与遗传背景的关系。上述目标的实现有望为稻飞虱的翅型分化调控和虫害控制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朱春福，杨慧中，陈超，等.不同光周期条件下白背飞虱和褐飞虱翅型分化[J].江西植保，2010，33（3）：109-110.
[2]ROFFDA.Theevolutionofwingdimorphismininsects[J].Evolution，1986，40（5）：1009-1020.
[3]綦立正，丁锦华，丁宗泽，等.褐飞虱五龄若虫翅芽长度与成虫翅型关系的研究[J].昆虫知识，1994，31（4）：193-195.
[4]王群，杜建光，程遐年.褐飞虱翅型分化遗传规律的研究[J].昆虫学报，1997，40（4）：343-347.
[5]IWANAGAK，TOJOS，NAGATAT.Immigrationofthebrownplanthopper，Nilaparvatalugens，exhibitingvariousresponsestodensityinrelationtowingmorphism[J].EntomolExpAppl，1985，38（2）：101-108.
[6]刘光杰，寒川一成，沈丽丽.褐飞虱成虫翅型分化研究[J].昆虫知识，2000，37（3）：186-190.
[7]刘佳妮，桂富荣，李正跃.影响白背飞虱翅型分化的相关因子[J].植物保护学报，2010，37（6）：511-516.
[8]MAHMUDFS.Alarypolymorphisminthesmallbrownplanthopper，Laodelphaxstriatellus（Homoptera：Delphacidae）[J].EntExpAppl，1980，28（1）：47-53.
[9]MORIK，NAKASUJIF.Geneticanalysisofthewing-formdeterminationofthesmallbrownplanthopper，Laodelphaxstriatellus（Hemiptera：Delphacidae）[J].ResPopulEcol，1990，32（2）：279-287.
[10]彭娟，张超，安志芳，等.三种稻飞虱翅型分化的遗传分析[J].昆虫学报，2012，55（8）：971-980.
[11]陶林勇，俞晓平，巫国瑞.我国褐飞虱生物型监测初报[J].中国农业科学，1992，25（3）：9-13.
[12]李青，罗善昱，师翱翔，等.褐稻虱生物型的监测和控制对策[J].昆虫学报，1997，40（增刊）：139-146.
[13]俞晓平，吕仲贤，巫国瑞，等.褐飞虱的迁入和翅型分化规律的研究[J].昆虫学报，1997，40（增刊）：128-134.
[14]黄凤宽，韦素美，黄所生，等.若虫密度和水稻生育期对稻褐飞虱不同生物型若虫历期、存活及翅型分化的影响[J].西南农学报，2001，14（3）：67-70.
[15]黄凤宽，韦素美，黄所生，等.稻褐飞虱生物型和翅型分化个体测定的聚类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03，22（4）：331-334.
[16]张增全.褐稻虱翅型分化的研究[J].昆虫学报，1983，26（3）：260-265.
[17]张爱民，刘向东，翟保平，等.温度对灰飞虱生物学特性的影响[J].昆虫学报，2008，51（6）：640-645.
[18]安志芳，张爱民，刘向东.低温胁迫对灰飞虱种群生长发育与繁殖的影响[J].应用昆虫学报，2011，48（5）：1309-1313.
[19]戴华国，程薇，吴晓毅，等.稻褐飞虱保幼激素酯酶活性的测定[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1997，20（4）：108-110.
[20]戴华国，宋小玲，吴小毅，等.高温对稻飞虱发育和生殖能力的影响[J].昆虫学报，1997，40（增刊）：159-164.
[21]冯从经，戴华国，武淑文.高温对褐飞虱体内保幼激素酯酶活性的影响[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0，23（2）：114-115.
[22]SAWADAH，KUSMAYADIA，SUBROTOSWG，etal.Comparativeanalysisofpopulationcharacteristicsofthebrownplanthopper，NilaparvatalugensStl，betweenwetanddryricecroppingseasonsinwestJAVA，Indonesia[J].ResPopulEcol，1993（35）：113-137.
[23]DYCKVA，MISRABC，ALAMS，etal.Ecologyofthebrownplathopperinthetropics[A].BRADYNC.BrownPlathopper：ThreattoRiceProductioninAsia[C].LosBanos，Laguna，Philippine，InternationalRiceResearchInstitute，1979.61-98.
[24]王希仁，张灿东.褐稻虱翅型分化因子的探讨[J].昆虫知识，1981，18（4）：145-148.
[25]解再宏，苏品，廖晓兰.褐飞虱翅型分化影响因素及机制研究综述[J].江西农业学报，2009，21（10）：95-99.
[26]KISIMOTOR.Studiesonthepolymorphismanditsroleplayinginthepopulationgrowthofthebrownplanthopper，NilaparvatalugensStl[J].BullShikokuAgricExpStnJpn，1965（13）：1-106.
[27]KISIMOTOR.Flexiblediapauseresponsetophotoperiodofalaboratoryselectedlineinthesmallbrownplanthopper，LaodelphaxstriatellusFallén[J].ApplEntomolZool，1989，24（1）：157-159.
[28]邹运鼎，陈基诚，王士槐.稻株营养物质与褐飞虱翅型分化的关系[J].昆虫学报，1982，25（2）：220-222.
[29]SAXENARC，OKECHSH，LIQUIDONJ.Wingmorphisminthebrownplanthopper，Nilaparvatalugens[J].InsectSciAppl，1981（1）：343-348.
[30]程遐年，吴进才，马飞.褐飞虱研究与防治[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31]陈宇，傅强，赖凤香，等.水稻生育期对褐飞虱和白背飞虱卵巢发育及起飞行为的影响[J].生态学报，2012，32（5）：1546-1552.
[32]黄凤宽，韦素美，黄所生，等.水稻抗虫品种对褐飞虱不同生物型若虫生长发育及翅型分化的影响[J].植物保护，2003，29（3）：39-42.
[33]吕再萍，杨长举，姚英娟，等.外界环境对褐飞虱翅型分化的影响研究[J].湖北农业科学，2009，48（8）：1866-1868.
[34]YAMADAS.Dualwing-formdeterminationmechanisminthebrownplanthopper，NilaparvatalugensStl（Homoptera：Delphacidae）[J].ApplEntomolZool，1991，26（4）：590-592.
[35]MORIK，NAKASUJIF.Inheritanceofbodycolorationinthesmallbrownplanthopper，Laodelphaxstriatellus（Homoptera：Delphacide）[J].ApplEntZool，1991，26（4）：551-555.
[36]WADT，ITOK，TakahashiA，etal.Starvationtoleranceofmacropterbrownplanthopper，Nilaparvatalugens，fromtemperate，subtropical，andtropicalpopulationsinEastandSouth-EastAsia[J].EntomologiaExperimentalisetApplicata，2009，130（1）：73-80.
[37]王健，吴振廷，张一九，等.外源激素对褐飞虱翅型分化的影响[J].昆虫学报，1998，41（4）：371-375.
[38]张琼秀，孙梓暄，李广宏，等.外源激素对褐飞虱翅型分化的影响[J].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6（3）：77-78.
[39]IWANAGAK，TOJOS.Effectsofjuvenilehormoneandrearingdensityonwingdimorphismandoocytedevelopmentinthebrownplanthopper，Nilaparvatalugens[J].JournalofInsectPhysiology，1986，32（6）：585-590.
[40]张琼秀，孙梓暄，李广宏，等.三种外源激素类物质对白背飞虱（Sogatellafurcifera）翅型分化的影响[J].生态学报，2008，28（12）：5994-5998.
[41]WUWJ，WANGY，HUANGHJ，etal.Ecdysonereceptorcontrolswingmorphogenesisandmelanizationduringriceplanthoppermetamorphosis[J].JournalofInsectPhysiology，2012，58（3）：420-426.
[42]俞晓平，吕仲贤，巫国瑞，等.褐飞虱翅型分化的遗传背景研究[J].昆虫学报，2005，40（增刊）：128-133.
[43]AYOADEO，MOROOKAS，TOJOS.Inductionofmacroptery，precociousmetamorphosis，andretardedovariangrowthbytopicalapplicationofprecoceneII，withevidenceforitsnon-systemicallaticidaleffectsinthebrownplanthopper，Nilaparvatalugens[J].JournalofInsectPhysiology，1996，42（6）：529-540.
[44]AYOADEO，MOROOKAS，TOJOS.Enhancementofshortwingformationandovariangrowthinthegeneticallydefinedmacropterousstrainofthebrownplanthopper，Nilaparvatalugens[J].JournalofInsectPhysiology，1999，45（1）：93-100.
[45]戴华国，吴晓毅，武淑文.褐飞虱体内保幼激素滴度变化及其与翅型分化的关系[J].昆虫学报，2001，44（1）：27-32.
[46]BERTUSOAG，MOROOKAS，TOJOS.Sensitiveperiodsforwingdevelopmentandprecociousmetamorphosisafterprecocenetreatmentofthebrownplanthopper，Nilaparvatalugens[J].JournalofInsectPhysiology，2002，48（2）：221-229.
[47]LIUSH，YANGBJ，GUJH，etal.Molecularcloningandcharacterizationofajuvenilehormoneesterasegenefrombrownplanthopper，Nilaparvatalugens[J].JournalofInsectPhysiology，2008，54（12）：1495-1502.
[关键词]大学生；体质水平；影响因子；Logistic回归
[DOI]10.13939/ki.zgsc.2016.24.284
大学生作为社会新生力量，其身体健康必然影响国家未来的发展。我国对大学生体质能力越来越关注，国家和高校分别实行了新的措施，根据教育部印发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新学期开始，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毕业时，体育测试达不到50分，将拿不到毕业证，也没有资格参加评优和评奖，由此可以看出体测成绩的重要性。目前在高校大学生体质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一是高校大学生体质现状纵向分析。孙明明等通过分析同一批大学生在大一、大二、大三的BMI指数和体质测试成绩得出大学生体质与大一大二时期接受正规的体育课和健身锻炼是直接相关的。二是高校大学生体质现状横向分析。张又新通过比较陕西省大学生和全国学生体质状况指出陕西省大学生存在力量素质和速度素质的缺陷。三是体质水平因素分析。冯志坚等对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行为习惯、社会交往、生物遗传等方面的因子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大学生体质健康的影响因素。四是体质测试环境影响。张汕从高校体测组织部门、测试老师、大学生三个方面分析测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影响大学生体质的因子包括社会人口学因子和生活习惯因子以及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已有研究较多集中在通过横向和纵向角度分析社会人口学因子和环境对大学生体质具有重要的影响，而生活习惯对大学生体质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通过在浙江农林大学发放问卷获得体质测试成绩和生活习惯影响因子等相关数据，并通过描述性统计、多因素Logistic回归等数据分析方法，进一步研究大学生体质与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关系。
1高校大学生体质水平现状
1.1数据来源与概况
本次预调查分别在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发放问卷各20份，回收问卷时得到有效问卷78份，有效率达97.5%。正式调查时，分别向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学生发放纸质问卷350份，收到有效问卷338份，有效率达96.57%。通过互联网好友帮忙转发问卷，总共发放网上问卷200份，得到有效问卷186份，有效率达93%，总计得到有效问卷524份。
1.2男生体质测试概况
通过对男生各项体质测试的统计分析显示（见表1），50米项目良好率为20.2%，合格率为96.7%，肺活量项目良好率为28%，合格率为94%，1000米项目良好率为8.5%，合格率为92.7%，坐位体前屈项目良好率为17.5%，合格率为76.7%，引体向上项目良好率为4.2%，合格率为56.9%，跳远项目良好率为14.6%，合格率为92.2%。在50米项目测试上成绩最好，在引体向上项目测试上成绩最差，各项目平均合格率为83.4%。
1.3女生体质测试概况
女生各项体质测试统计分析显示（见表2），50米项目良好率为20.1%，合格率为95.5%，肺活量项目良好率为21.9%，合格率为93.5%，800米项目良好率为8.5%，合格率为92.2%，坐位体前屈项目良好率为8.9%，合格率为88.2%，仰卧起坐项目良好率为23.5%，合格率为92%，跳远项目良好率为5%，合格率为92.5%。在50米项目测试上成绩最好，在坐位体前屈项目测试上成绩最差，各项目平均合格率为92.38%。
2大学生体质测试成绩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次调研以浙江农林大学的在校大学生作为调研对象，对其体质测试成绩以及相关生活习惯进行调查。并对生活习惯指标与体测成绩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使用SPSS19.0统计软件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之上，建立多因素Logistic模型，找出大学生体质测试成绩的显著影响因素。
2.1生活习惯指标与体测成绩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
为了了解受调查大学生体质测试成绩的影响因素，在计算受调查者体质成绩的基础之上，将其总分作为因变量，规定当总分大于或等于80分（良好）时，因变量的值为1；当总分小于80分（良好）时，因变量的值为0，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通过表3可以看出，模型整体预测率达到70%以上，说明模型较为有效。
利用SPSS软件进行Logistic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女大学生相对于男大学生，其体质测试成绩为优秀的可能性更高；有献血经历的学生相对无献血经历的学生，其体质测试成绩为优秀的可能性更低；经常吃早餐相对于吃早餐次数较少的大学生，其体质测试成绩为优秀的可能性更高；会喝酒的大学生相对于不会喝酒的大学生，其体质测试成绩为优秀的可能性更低；上网时间更长的大学生相对于上网时间短的大学生，其体质测试成绩为优秀的可能性更低。
2.2模型结果讨论
第一，性别、月运动天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学生的体质测试成绩有显著影响。女大学生相对于男大学生，其体质测试成绩为良好的可能性更高。一方面，当代男大学生群体，更容易养成前文所述的不良习惯，其体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另一方面，在体质测试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调查发现，男生引体向上的分数普遍偏低，对最终的总评会产生较大不利影响。月运动天数越多的学生，其体质测试成绩为良好的可能性更低。运动频率较高的学生通常有较强的身体锻炼意识，更容易形成良好的运动习惯，身体状况相对而言会更加健康。
第二，是否会喝酒、日上网时间长短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学生的体质测试成绩有显著影响。会喝酒的大学生相对于不会喝酒的大学生，其体质测试成绩为优秀的可能性更高，但喝酒频率越高的学生，其体质测试成绩为优秀的可能性更低。上网时间更长的大学生相对于上网时间短的大学生，其体质测试成绩为优秀的可能性更低。长时间的上网会造成其他很多不良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对健康水平有间接的影响。需要通过思想教育，正确引导大学生培养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逐渐改变不良嗜好。
第三，性年龄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学生的体质测试成绩有显著影响。性年龄更大的大学生相对于性年龄小的大学生，其体质测试成绩为优秀的可能性更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学生会对大学生的体质状况造成一定伤害。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基于524份大学生体质的调查数据，分析大学生体质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利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得出16项生活习惯指标与体测成绩所建立的模型有效；在此基础之上，运用SPSS软件进行Logistic模型进行逐步回归，结果显示性别、月运动天数对学生体质健康的影响最为显著，而是否会喝酒和日上网时长对学生体质健康的影响程度次之，性年龄对学生体质健康同样存在显著影响，但显著性相对较低。
3.2建议
3.2.1学生个人应增强体育锻炼意识
大学生作为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推动力量，其健康状况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学生出现体质健康问题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出在自己的身上，例如上网时间过长，体育锻炼过少等，都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变现状的，因此，本研究建议大学生群体首先从调整自己的学习习惯开始，通过寻找效率更高的学习方法来获得更多的睡眠时间，为自己的学习减轻压力；此外，大学生应当树立体育锻炼意识，在平时的学习生活过程中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以改善体质状况，适当参与体育锻炼不断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同时也能缓解平日紧张的学习、生活压力，从而达到缓解疲劳的效果。
3.2.2各高校应加强大学生卫生和健康教育
除了学生自身因素之外，学校的引导对于学生加强体质、避免慢性疲劳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学校管理层面，建议学校对学生的学习计划进行适当调整，对学生作息时间进行科学合理的设置，加强学生的体育锻炼和心理健康的教育，通过增加课余活动、丰富课余生活以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此外，学校需要在硬件设施上满足学生的需求，配置和建设更多运动设施场地，实现运动器材的多样化，从硬件上满足学生需求，从思想上引导学生树立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切实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3.2.3完善体育管理和体测检查制度
高校体育课程的设置应当实现实用化、个性化的特征以满足学生多元化的需求，把晨跑、课外活动视为潜在体育课程。该校体育军训部目前通过手机软件咕咚运动的运用，实现了对学生日常身体锻炼的监督，使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树立起了增强体育锻炼的意识，此外，高校还应当对学生定期进行体质健康状况的检查，通过建立学生健康档案对其身体健康状况有个更为客观的了解，为学生的科学锻炼提供指导。
参考文献：
[1]孙明明，常青，栗晓燕.从大学生体质测试数据看高校体育的重要性[J].运动，2011（2）：102-103，101.
[2]张又新.陕西省大学生体质状况及影响因素的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0（4）：26-28.
[3]冯志坚，傅建霞.江苏省大学生体质健康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J].体育科研，2010（3）：92-95.
[4]张汕.西安市高校大学生体质测试的现状及对策的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5（10）：169.
关键词：高职院校；就业率；影响因素；“双师型”教师；对策
一、引言
人类从事某项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大致需要以下几类人才：学术型人才、工程型人才、技术型人才、技能型人才，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现有科技水平的限制以及人口就业压力的加剧，急需培养一大批能在生产第一线从事施工、制造、技术应用的专门性人才，培养这一批人才就成为高职院校的首要任务。职业技术教育是以技术性为主的教育，其计划内容是面向实际的适应具体职业的，其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获得从事某个职业和行业所需的实际知识和技能，完成学业的学生一般具备进入劳务市场所需的能力与资格，在各类教育中，与经济和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的是高职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是将生产技术设备和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是把人力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桥梁，高职院校教育的发展直接关系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的就业。目前，国内学者已通过对比分析探讨了国内外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提出了发展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建议，同时学者也从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实训J场所和技能培训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研究，但当前系统地研究就业率的影响因素非常有限，因此研究影响高等职业教育就业率的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毕业生就业率的高低，不仅是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水平、高校声誉的检验，而且是衡量学校办学成功与否、关系到人才资源合理配置、社会稳定的大事。事实上，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高校内部来说，它既与高校就业部门的工作有关，更与毕业生质量、学生的就业观念、学校专业设置，以及学校声誉密切相关。
二、影响高职毕业生就业率的主要因素
1、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黄秋明(2006)以上海高职为例，探讨了社会经济发展对高职就业率的影响，他指出，地方经济发展的水平和企业的结构对就业率影响明显，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人才的需求越大，大中型国有、外资、民营企业及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存在将有利于就业率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布局也影响就业率，如制造业、物流、服务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将一定程度地影响高职的就业率。
2、高职院校培养目标和办学特色的影响
学校的培养目标和社会的需求矛盾是影响毕业生就业率的根本因素。我国的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教育规模的扩大较好地满足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各类各层次专门人才的需求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但由于国民经济进行战略性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导致“供需”结构性矛盾：对本科生的需求量较大，对专科生的需求量明显减少；在学科专业上，对应用性学科的毕业生需求量相对较大，对理论性学科的毕业生需求量相对减少；对重点院校的短线专业、特色专业需求量较大，而对一般专业则需求较少。合理地对高职院校的定位和培养目标的把握将影响学校的长远发展和就业率的提高。
学校的专业设置合理与否与毕业生的就业率密切相关。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按照社会需要设置的专业，促进学科专业设置与社会实际需求的衔接，能使该专业的毕业生适销对路，从而提高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
教师队伍是提高就业率的保障，教学质量的高低是影响高职就业率的关键。作为高职院校必须培养大批“双师型”教师，在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过程中，要科学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按照“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重创新”的要求，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加强通识教育、拓宽专业面向、实施分类培养、注重发挥个性特长，使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更加符合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人才成长规律。
实践教学环节和现代先进技术的使用是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途径。学校必须不断更新实践教学的内容，改革实践教学的方法，增加应用性、开放性的实验和实习项目，以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与素质以及创新精神，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学，改革高校的教学模式、优化教学过程和提高师生信息科技知识素养。高校就业部门提供的就业服务水平和就业指导也会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率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3、学生自身的因素
社会需求与毕业生自身素质之间的矛盾是影响毕业生就业率的主要因素。在新的就业模式中，毕业生能否就业或就业满意程度如何，除学科、层次因素外，就看毕业生自身素质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差距如何。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不利于就业的观念和行为，比如观念陈旧、期望值偏高、定位不合理、缺乏自信、盲目攀比和不知道如何推销自己等是影响毕业生就业率的主要原因。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多元化，对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不仅要求毕业生要有合理的专业知识结构，而且对毕业生的思想素质、心理素质、人文社科知识也有较高的要求；不仅要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感和竞争意识，还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团队合作的精神、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因此，毕业生自身素质直接关系到其就业是否成功。
三、提高高职毕业生就业率的建议
提高高职毕业生就业率的根基在于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努力培养社会和市场适需的专门人才，做到“学校有特色，专业有特点，学生有特长”。在专业设置上必须根据地方经济发展和市场需要合理调整与设置一些社会急需的，与产业结构调整匹配的，具有一定高新技术含量的长短线专业；在培养计划上必须充分重视企业对学生非智力素养的要求，在培养学生扎实专业技能的基础上，根据现场工程师和工艺师为主的岗位目标，制定特色鲜明的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计划；在就业指导工作中必须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分析当下的宏观就业形势，介绍行业、企业对人才需求的标准与要求，面试技巧与注意事项，择业的要素和优先次序等，通过专题报告会邀请企业人事干部、中介机构经理、优秀毕业生进行专题讲座，以案例分析的形式，介绍就业、从业、创业的艰苦经历和成功经验等；利用中介机构和媒体推荐，宣传学校办学特色和成功经验、毕业生的特点特长等为学生就业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通过各种渠道为学生就业创造条件，通过实习就业和定单培养提高就业率，根据与企业达成的协议，部分优秀毕业生在实习实训时，实现预就业，通过与有意向性的大型企业签订人才培养合作计划，为企业定向培养专业人才，学生学习期满，达到毕业标准，到原定企业参加工作。
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形成多元化的人才培养结构，促进学科专业设置与毕业生就业的衔接，提高毕业生就业率。以市场为取向的就业制度改革，要求人才培养必须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向导，主动适时调整结构。调整高校人才培养和科类结构刻不容缓，高校要结合管理体制的改革，发挥办学的自主权，结合经济建设需求改革传统学科，开设新专业。在专业设置上调查研究和论证，转变单纯地根据条件、师资开设专业的办学观念。
提高教育质馈，突出办学特色，进一步增强毕业生的竞争力和择业适应性，因此，各类高校要根据自身的培养目标，结合特定的社会需求，形成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突出自己的办学特色；改革课程体系和更新课程内容，在搞好理论教育的同时，重视实践性教育环节；注重培养毕业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的意识，从而增强毕业生的竞争力和择业适应性。
发挥与用人单位的全面合作，建立毕业生就业基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是为用人单位提供人才的主要“厂家”，用人单位是接收高校毕业生的直接“客户”，供需双方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合作的愿望。学校应该主动同用人单位签订全面合作的协议，优先向协议单位提供毕业生，保证毕业生质量；为合作单位进行人员培训J和人才培养；通过定向奖学金解决急需人才单位对毕业生的需求；与用人单位共同进行科研项目的联合开发；寻求建立实习基地，既给学生创造好的实践机会，又增进双方的了解，为毕业生充分就业创造条件。
加强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确定正确的择业观。加强毕业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十分重要，尤其是要通过开展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大学生乐于接受的各种活动，强化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道德教育，使他们尽早确定正确的择业观，对毕业生更要通过教育帮助其摆正心态，合理定位，调整择业期望值，树立“行行出状元”和大胆自主创业、多元就业的意识。同时，要广泛宣传我国的国情和当前的就业形势，开展积极的就业指导，树立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唤起其强烈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转变就业观念，拓展就业渠道，到基层和中小企业建功立业，尽最大努力提高毕业生就业率。
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服务体系，进一步提高就业率。一是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作为一项战略性和日常性工作来抓；二是就业工作要向专业化，专门化和专家化的目标努力，建立一支有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开拓创新、敬业爱岗，有比较宽的专业知识和比较强的群众工作能力的就业工作队伍；三是建立和完善以学校为基础的毕业生就业市场，有组织、有计划地召开招聘会、信息会和洽谈会等，发挥高校在毕业生资源配置中的主体性作用；四是建立和完善就业信息网络，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提供信息和有关咨询服务，同时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开拓和完善毕业生就业的市场。
关键词：气候变暖；UV-B辐射；云杉繁育
中图分类号：S791.1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9944（2013）10-0032-03
1引言
青海云杉是我国特有的常绿乔木，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部地区，随着广泛推广和引栽，现已经成为我国城乡绿化、护牧林建设、用材林建设、水源林建设的重要品种。自20个世纪60、70年代以来，青海云杉已在我国甘肃、宁夏以及青海等省区都成立了母树林和种子园，经这些母树林和种子园的管理人员反映以及调查研究发现，青海云杉繁育较快，品种优良。但随着气候变暖，气温升高，UV-B辐射（紫外线B辐射）的增强，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青海云杉季节性的生长规律和其种子、幼苗的培育，影响着青海云杉的繁育。本文将主要探讨气候变化对青海云杉繁育的影响，而云杉繁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种子萌芽和幼苗成长。因此，本文主要从种子萌芽、幼苗光合色素含量、幼苗生长3个方面探讨气候变暖对云杉繁育的影响。
2气候变化对青海云杉种子萌发和芽苗生长的影响
据相关调查发现（表1），第一，无论是UV-B辐射增强还是处于自然状态，气候变暖都将有助于青海云杉种子的加速萌芽，其种子的发芽指数、发芽概率、发芽势头都会随着气候的变暖发生显著的提高。同时，只是进行单纯提高云杉种子孕育温度，其种子萌芽最快，在20d就能萌芽，并且发芽率很高，芽苗的死亡率很低。第二，不管温度是否变暖，UV-B辐射的增强对青海云杉种子萌芽都会产生影响。可在单纯的UV-B辐射增强状态，种子芽苗的死亡率将达到最高，达到了77%，而在增强UV-B辐射的同时增高温度，种子芽苗的死亡率却降低到42.22%。第三，不管UV-B辐射增强不增强，只要气候变暖，种子芽苗将会加速生长，而增温的同时也增强UV-B辐射，芽苗生长速度将有所缓慢。因此，可以看出，对于青海云杉种子萌芽和芽苗生长，气温变暖对UV-B辐射增强具有明显的缓解作用。
青海云杉是我国所特有的常绿乔木，主要分布我国的西北部地区，随着广泛推广和引栽，其已经成为我国城乡绿化、护牧林建设、用材林建设、水源林建设的重要品种。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青海云杉已在我国甘肃、宁夏以及青海等省都成立了母树林和种子园，经这些母树林和种子园的管理人员反映以及调查研究发现，青海云杉繁育较快，品种优良。
通过相关调查实验可知，全球气候变化对青海云杉种子的萌芽和芽苗的生长产生显著的影响，气候变暖将有助于青海云杉种子的萌芽和芽苗的发育生长，但同时，UV-B辐射的增强却对种子萌芽有着较大抑制作用，并也促发了芽苗死亡率的提高，可在气温变暖的同时增强UV-B辐射，种子的发芽率、发芽指数、发芽势尽管比仅仅增高气温状态下的发芽率、发芽指数、发芽势要低，但是比自然状态和仅仅增强UV-B辐射时的发芽率、发芽指数、发芽势要高许多。因此，在青海云杉种子萌发阶段，气温对其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气候的变暖无论如何都将促进种子的萌发速度，不管UV-B辐射是增强还是处于自然状态。
3气候变化对青海云杉幼苗光合色素的影响
据相关调查实验发现（图1），全球气候变化（气温变暖和UV-B辐射增强）对青海云杉幼苗光合色素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一，在UV-B辐射增强而气温处于自然的状态下，青海云杉叶片中的叶绿素a和叶绿素b以及类胡萝卜素和总叶绿素含量都有所降低，可是在增强UV-B辐射的同时又提升气温温度，这种对叶绿素a和叶绿素b以及类胡萝卜素和总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将会得到抑制和缓解。可见，气候变暖将会提升青海云杉叶片中叶绿素a和叶绿素b以及总叶绿素的含量。
图1中，C表示温度变暖，U表示仅UV-B增强，W表示自然状态，U+W表示UV-B增强+温度变暖。在此调查实验中，青海云杉叶片中发生光合作用的色素主要有类胡萝卜素、叶绿素，这些色素跟云杉的光合作用息息相关，它们对光合作用中起着光能吸收和传递的作用。UV-B辐射的增强将对光合色素的光降解和光失活作用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地抑制了青海云杉的光合作用。而气温变暖将使云杉体内的生化和化学反应的速率加快，即气温变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云杉体内光合作用速率，使得云杉叶片中的各种光合色素含量大大提高。从本调查实验可以发现，UV-B辐射的增强使得云杉叶片中的光合色素降低，而气温变暖则抑制了这种色素降低的程度，对叶绿体和叶绿素等起着一定的保护作用。有助于缓解UV-B辐射增强对二者的伤害。
4气候变化对青海云杉幼苗生长的影响
根据相关的调查实验（图2）可以发现，气温变暖对幼苗株高、生物量积累、根长、地径等都有着促进作用，而UV-B辐射的增强对其都会产生抑制作用，可见，气候变暖促进青海云杉幼苗的生长，UV-B辐射的增强将对青海云杉幼苗的生长具有消极和抑制作用。
图2中，C表示温度变暖，U表示仅UV-B增强，W表示自然状态，U+W表示UV-B增强+温度变暖。首先，青海云杉幼苗茎的伸长和生长一定程度上受到了UV-B增强的抑制UV-B辐射增强引起的氧化胁迫能够氧化生长素IAA，而IAA参与植物细胞的延伸生长，因此，增强UV-B辐射导致的株高降低可能与IAA的代谢受阻有关。其次，UV-B辐射的增强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青海云杉幼苗根的生长。这一方面是因为UV-B辐射的增强降低了地面上植物的光合能力，对地面上云杉各部位的生长产生了影响，从而降低了光合产物对根部的输送。一方面是由于UV-B辐射的增强对云杉根部的生长产生了直接的抑制作用。
5结语
气候变化对青海云杉种子萌发和芽苗生长、幼苗光合色素含量、幼苗生长情况都会产生影响，其中气候变暖对青海云杉种子萌发和芽苗生长、幼苗光合色素含量、幼苗生长情况都有着积极的促推作用，而UV-B辐射的增强对青海云杉种子萌发和芽苗生长、幼苗光合色素含量、幼苗生长情况都产生了消极的抑制作用。但是气候变暖和UV-B辐射的增强在青海云杉繁育的不同阶段所产生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在种子萌芽和芽苗生长阶段，气温起着了关键的作用，无论UV-B辐射的增强与否，气候变暖都会对青海云杉种子的萌芽和芽苗的生长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幼苗光合作用和生长阶段，气候变暖和UV-B辐射的增强对其产生的影响程度相当，气候变暖促进了色素含量的增加，有利于光合作用的发生，助推了幼苗的生长，但是UV-B辐射的增强则抑制着幼苗的生长。总之，在这气候日益变暖、UV-B辐射不断增强的环境下，对于青海云杉的繁育，应尽量采取防止UV-B辐射的措施，以促进青海云杉的繁育。
参考文献：
[1]胡启武.祁连山青海云杉林树线温度特征[J].干旱区地理，2012（5）.
【摘要】初中是现代学科教育的关键时期，中学生此阶段文化知识学习关系着其未来知识水平的发展。英语是中学教育的主要科目之一，随着新课标对中学英语教学提出了新的指示，教师应积极改变传统教学方案的不足，制定更加科学的多样化教学策略。本文分析了影响英语课堂效率的相关因素，以新课标为指导提出了改进措施，为学生创造更加优越的学习环境。
【关键词】初中英语课堂效率因素措施
初中是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黄金时期”，搞好初中学科教育是教育部门提出的重点要求。面对传统英语课堂教学存在的不足，新课标提出：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创造多样式课堂学习环境，综合提高中学生的英语水平。”针对这一要求，教师要系统性地分析影响英语课堂效率的因素，以课改要求为指导，不断地完善现有的英语课堂教学模式。
一、影响英语课堂效率的因素
英语是一门外国语言学科，主要培养学生掌握其它国家语言的能力，使学生感受外国语言知识的乐趣。受到本国语言逻辑思想的约束，中学生对英语知识的掌控能力较弱，主观条件不足约束了课堂教学效率的提升进度。同时，教师对于英语课程教材的理解不透彻，编制课堂教学方案未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最终阻碍了教学活动的有序进行。目前，影响初中英语课堂效率的因素：
1.1学生方面
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只有当学生理解了英语知识，才能真正地完成课堂教学活动。初中英语教学活动中，学生参与知识学习的积极性被抑制，阻碍了教师课堂教学工作的有序进行[1]。学生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兴趣，大部分学生对英语知识比较陌生，无法融入到课堂教学情境里，书本教材掌握不全面而降低了学习的效率;二是理解，新英语知识理解程度不深，面对新单词、新句子等无从下手，难以体会到英语词汇的真实含义。
1.2教师方面
教师作为英语课堂的领导者，理应发挥其指导作用辅助学生学习。因初中学校内部教师队伍建设不完善，传统教育思想依旧束缚着英语教学改革的实现。
1.3学校方面
若学校对课程教育缺少必要的管理措施，则会影响到英语正常的教学秩序，不利于课堂教学工作的全面开展。学校对于英语课堂效率影响的表现：一是设施，由于教育资金有限，学校没有及时配备专用的英语教学设施，基于多媒体技术的信息化教学平台尚未建立;二是管理，对英语课程教育管理力度不严，放松了英语课堂教学质量的考核，减弱了教师优化课堂的积极性，这些都会影响到课堂教学效率的提升。
二、英语课堂教学改革的综合措施
学校是提供文化知识教学场所的教育机构，方便了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英语知识的教学。中学生在日常英语学习阶段，学校管理层应做好全面性的调控工作，要求教师严格按照新课标要求开展教学工作，坚持以提高英语课堂效率为中心，制定多元化的教学模式。笔者认为，提高英语课堂教学效率，要注重学生兴趣的培养，灵活地应用各种教学方案，指导学生深入性地理解知识内涵。具体方法
2.1鼓励式教学
多给学生鼓励，对激发其学习兴致有着重要的作用。老师应给学生更多的鼓励与赞美，而不是只把严厉和冷酷的话用在他们身上。当他们有了一点进步，高度赞扬的话可以给他们，例如Goodjob”、Welldone”、Verygood”、Youareclever”、Wonderful”，或给他们热情的掌声。这样，学生们就会获得成就感并做出更大的努力，也培养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2.2引导式教学
兴趣是带动学生参与英语知识学习的根本动力，坚持引导式教学”可全面激发学生的热情。例如，上课时，以课前歌曲来导入课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小组自主学习、合作探究、交流延伸的方式，就能使学生从生活经验出发，积极发言，勇于呈现，让学生学得简单、学得快乐。要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把课堂还给学生，让他们主动参与、积极学习。这样既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又为下一步学习英语打下了基础。
2.3互动式教学
为了保持课堂教学的协调性，教师与学生应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这就需要借助互动教学的作用，让教师与学生之间共同完成教学任务。内容设计的简单明了，生动有趣，学生便乐于接受，才会产生真正的兴趣。如果内容设计的枯燥乏味，深奥难懂，学生自然就会失去兴趣。老师得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中花很大的工夫，才能适应和满足学生的要求，提高他们学习的兴趣。
三、结束语
总之，英语是初中教育的重点学科，学好英语知识学生文化素质培养有着积极作用。结合影响英语课堂效率的相关因素，教师应不断地调整教学方案，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越的学习环境。
关键词：因病致贫；人口学特征；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9-0058-02
1引言
因病致贫的影响因素可分为两类，即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宏观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两方面：（1）客观影响因素，即经济因素，环境因素，地区因素等。（2）本国采取的医疗保险或者医疗保障制度对因病致贫的影响。
因病致贫的微观影响因素，即从家庭及个人出发，分析家庭及个人的微观因素对于因病致贫的影响，比如，家庭的经济收入，年龄，教育程度，是否参加医疗保险，性别等。本文将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口学特征和家庭经济情况等微观因素对农村居民因病致贫的影响。
对因病致贫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国外学者的研究，国内在这方面的文献很少。代表性研究有：RamaJoglekar（2008）从经济因素，环境因素和地区因素三方面描述性分析了他们对因病致贫的影响；RamaPal（2010）从经济因素，人口特征因素和区域因素三方面简单描述了他们对因病致贫的影响。Bj·rnEkman（2007）通过建立治疗疾病引起的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多元回归计量模型来分析卫生保健利用率，卫生支出和个人、家庭、社会等因素对治疗疾病引起的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影响。PrIyankaSakSena等（2011）建立oop/ctp的回归模型，进行D-W检验，分析卢旺达采用的互助合作医疗对灾难性卫生支出率的影响。国内的有：朱敏等（2006）以威海市为例，分析了经济情况，医疗保障和健康情况对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影响，并对灾难性卫生支出进行了多因素回归分析。宛云英等（2011）以四川省为例分析了人口学特征，经济情况，医疗保障和健康状况对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影响。国内对于因病致贫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侧重于新农合对因病致贫的影响，如陈迎春等（2005），闫菊娥等（2009）等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大多研究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对因病致贫的影响，而通过建立因病致贫的具体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以全面分析因病致贫的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少。
2农村居民因病致贫的人口学特征分析
本部分对于我国农村居民因病致贫的家庭特征分析采用2009年的CHNS相关数据，以家庭为单位作为研究对象，最终得到的样本量为2931例，根据因病致贫率计算我国2009年因病致贫家庭数，得出2009年我国因病致贫家庭数为410例。
样本中包含农民的年龄，性别，接受的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家庭医疗卫生支出，是否参加新农合，家庭成员人数等有关特征。由于在我国农村，家庭医疗支出的决策权在于户主，因此本部分中年龄，性别，接受教育程度，是否参合等个人特征以家庭户主信息作为研究对象。
2.1性别
从表1可以看出，户主性别不同，家庭的因病致贫也不太。表1中，我国农村居民中，户主为男性的家庭，因病致贫发生率为4.05%；户主为女性的家庭，因病致贫发生率为4.45%，可见户主为女性的家庭，因病致贫率高于户主为男性的家庭。
2.2年龄
研究样本中，户主年龄最大者为96岁，最小者为30岁，将样本中农村居民按照年龄划分为5个组别，将70岁以上的老人化为一组，其余组别以10为组距，划分为4组，详细结果见表2。
表2结果显示，因病致贫率最小组别是30-40岁的人群；因病致贫率发生最多的年龄阶段为70岁以上的老人组群，达到11.16%。表2显示，年龄与因病致贫呈正比，随着年龄的增长，因病致贫发生率也逐渐加大。
2.3教育程度
将样本按照户主的教育程度分类为6个组别，分别为：从没有上过学，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中等技术学校毕业、职业学校毕业，大专或本科，硕士及以上。其中由于中等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均是初中毕业就可以入学，因此将这两类学校与高中毕业划分为一个组别中。详细结果见表3。
表3显示，在研究对象中，硕士及以上毕业的人数仅为1人，样本量太小，不具代表性，因此不作为分析目标。在其他教育程度中，因病致贫率最高的为从来没有上过学的人群，因病致贫率为6.07%，最小的为大专或大学毕业的人群，因病致贫率为1.33%。
2.4家庭经济收入及医疗支出
家庭经济收入和医疗费用支出是影响因病致贫的直接因素。家庭经济收入高，可以承担的医疗服务费用就比较高，家庭比较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而医疗费用越高，家庭越容易发生因病致贫。
在我国农村，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对于家庭的观念比较深，家庭中若有一人生病，必然是以全家所有的收入来承担这一医疗费用，因此对于经济和支出的研究，均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经济收入越高，说明他们可以支付的医疗费用越高，越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
家庭医疗费用越高，说明这一家庭需要更多的收入来维持医疗费用，一旦家庭经济收入低于费用支出，即会发生因病致贫。
2.5家庭成员人数
研究样本中，家庭成员人数最少的为1人，最多的为13人，将研究对象按家庭成员人数分为9个组别，其中家庭成员人数为9人以上的分为一组，详细分析结果见表4。
表4显示，最容易发生因病致贫的组别为家庭人数为1人的家庭，因病致贫率为7.5%，最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的组别为家庭成员人数为9人以上的组别，因病致贫率为0，这可能由样本量太少，不具代表性所致，其次是家庭成员人数为8人的组别，因病致贫率为2，17%，表4显示，家庭成员数越大，因病致贫的发生率越低。目前我国农村居民中，大多是还是依靠体力劳动获得收入，因此家庭成员越多，体力劳动就越多，收入自然就会越多，越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
3农民因病致贫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3.1模型建立
在本部分的模型建立中，我们借鉴赵忠（2006）的方法，预测农村居民的社会学、经济学的因素对其因病致贫的影响。
以农民是否因为疾病而沦为贫困为被解释变量，对相关参数进行概率估计，重点是检验不同身体状况的农民因疾病而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中，引入有可能影响到农民因病致贫的人口学特征及家庭经济变量。模型设定如下：
上式中解释变量反映了农民的个人及家庭特征，其中，P表示农村居民是否因为医疗支出而沦为贫困，1=因医疗支出沦为贫困，0=不会因为医疗支出而沦为贫困；age表示年龄，edu为农民的教育程度，对于农民的教育程度，CHNS的调查问卷的设置是调查农民受过的正规的学校教育年数。Female表示性别，1=男性，0=女性，Insurance表示农村居民医疗保险状况，1=农民参加合作医疗，0=农民不参加合作医疗；Spend为家庭医疗卫生支出；Income为农民的家庭年收入；Hhsize为家庭人口数。
表5是用于计量分析的主要变量。样本中的家庭户主平均年龄为49岁，众数为58岁，标准差为19，可见样本中户主的年龄分布较分散。性别与参合情况的平均数与众数均为1，说明户主性别以男性为主，大多数农村居民已参加了新农合。户主的教育程度均值为17年，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但是标准差为8.5，可见其分布较为分散。家庭的平均大小为3口之家。
采用显著性水平为0.05，利用SPSS16.0软件，以是否发生因病致贫（P）为因变量，年龄、教育程度、性别、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家庭卫生支出，家庭经济收入，家庭总人数为解释变量，对研究样本中的的相关数据做线性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下：
P=0.047+0.001age-0.001edu-（2.491E-7）income+（6.17E-5）spend-0.006hhsize
3.2结果讨论
与因病致贫存在显著线性关系的影响因素为：年龄，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家庭医疗支出，家庭成员人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显示，年龄的系数为正，即年龄与因病致贫之间存在着正向相关，即年龄越大越容易发生因病致贫。家庭医疗费用支出的系数也为正，即家庭医疗支出与因病致贫之间也存在着正向相关，即家庭医疗费用支出越高，越容易发生因病致贫。而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成员人数的系数是负值，即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成员人数与因病致贫之间均呈负向相关，即教育程度越高，越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家庭经济收入越高，家庭成员人数越大，越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
4结论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农村居民人口学特征分析及因病致贫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和医疗卫生支出与因病致贫之间为正向相关，即年龄越大，医疗卫生支出越多，越容易发生因病致贫；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成员人数与因病致贫之间存在负向相关，即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经济收入越高，成员人数越多，越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为改善我国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4.1重视农村老年人群
近年来，我国老龄化趋势加快，老年人群日益庞大。由于老年人群处于人生衰退阶段，其特殊的生理状况决定了他们对于卫生服务有较高的需求，重视农村老年人群的健康状况是降低农村低收入家庭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重要举措。因此，应增加对于老年人的补助资金，确保养老保险的社会性和福利性，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
4.2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教育程度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家庭发生因病致贫的概率就越低，表明农村居民的文化教育程度对其健康状况有重要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其医疗保健知识，疾病预防知识，有病早治疗的意识都强于教育程度较低者，这样势必会减少灾难性卫生支出。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的教育程度。
4.3加强农村经济建设
家庭经济收入提高，对于疾病承担能力也便提高，因病致贫率自然会下降，因此加强农村经济建设，提高农村居民家庭经济收入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RamaJoglekar.CanInsurancereducecataStrophIcout-of-pockethealthexpendIture？[J].IndIragandhIInstituteofdevelopmentreSearch，2008：1-29.
[2]RamaPal.CataStrophIcoophealthexpendItureInIndIa：conceptS，determInantSandpolIcyImplIcationS[J].IndIragandhIInstituteofdevelopmentreSearch，2010：1-27.
[3]BjrnEkman.CataStrophIchealthpaymentSandhealthInSurance：SomecounterIntuItiveevIdencefromonelow-Incomecountry[J].HealthPolIcy，2007（83）：304–313.
[4]PrIyankaSakSena，AdélIoFernandeSAntuneS，KeXua，LaurentMuSango，GuyCarrIn.MutualhealthInSuranceInRwanda：EvIdenceonacceSStocareandfInancIalrISkprotection[J].HealthPolIcy，2011（99）：203–209.
[5]朱敏，徐凌中，王兴洲等.威海市农村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6（6）：327-328，358.
[6]宛云英，罗敏，林燕等.四川省农村低收入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影响因素分析[J].卫生政策与管理，2011（23）：4889-4891.
[7]陈迎春，徐锡武，王蓉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减缓“因病致贫”效果测量[J].中国卫生经济学，2005（8）：26-28.
[8]闫菊娥，高建民，周忠良.陕西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缓解“因病致贫”效果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学，2009，28（4）：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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