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策略范例(12篇)
时间：2024-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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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元债务危机产生的背景原因
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发生的导火线是在2009年12月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普和惠誉纷纷决定下调希腊信用评级，使其陷入财政危机，欧元兑美元大幅下跌，进而扩展到整个欧盟，发展成为欧元区的债务危机。首先，从希腊国家的福利政策来看。据希腊政府报告数据，社会福利支出占到GDP比重在2008年占18.8%，2009年占20.6%。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为政府的财政增加了沉重的压力，导致希腊政府的财政赤字逐年增加。2009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12.7%，再加上希腊政府的消费支出也很高，这就导致政府债务大增。据希腊政府数据显示，2009年政府外债高达300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攀升到了120%，创下历史新高。过高的债务率影响到了政府消减财政赤字的能力，使得国家的偿债能力也下降，所以导致希腊债务信用下降。其次，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角度。欧盟实现了货币的一体化制度，但是货币一体化所带来的却是独立货币政策的缺失。像希腊这样的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内成熟的经济大国相比，经济周期、经济抗风险能力均不相同，在加入欧元区后独立的货币政策消失，欧洲中央银行难以兼顾各个成员国的不同货币政策需求，这就使得在面对债务危机时时政策的灵活性不足。另外在财政政策方面欧元区内部缺乏迅速、严厉、有效的财政政策纪律，2009年底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但因欧盟体制“不救助”条约，欧盟态度不明确和德国极力反对救助希腊，导致希腊的债务危机不断蔓延至成为南欧乃至欧盟的债务危机。
二、欧元区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的发展，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家政策以来，积极鼓励大力发展对外经济，实行走出去战略。欧元区发生债务危机以后，在当今开放经济的大环境下，我国经济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一）欧元债务危机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欧盟一直以来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占到总出口量的20%。欧元区债务危机发生以后，欧盟各国为了减轻政府财政债务负担，普遍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造成欧洲市场的萎缩，出口形势进一步恶化。人民币与美元和欧元的汇率相对比较稳定，欧元兑美元贬值以后，相当于人民币就升值了。汇率变化让国内出口企业的成本上升，利润下降。据市场调查数据表明，中小企业出口商的利润在10%左右，最近几个月欧元已变相贬值14%-15%，基本抵消了这些企业的利润。此外，欧元区国家为了偿还国家债务采取了削减财政赤字，减少社会福利支出，这种情况下，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就会下降。企业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欧元贬值比较厉害，一些出口企业计划采取推迟交货时间策略来赌欧元能够在未来时间升值。其中一部分规模较大、议价能力相对较强的出口企业还采取议价的方式来应对汇率波动问题。当然，这种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弥补汇率波动的方式往往也要面临着订单流失的风险。导致有些企业只能选择不接单或者只接小单、短单来规避汇率风险。
（二）欧元债务危机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希腊债务危机引起的欧元区债务危机发生后，导致全球投资者的规避风险的情绪加重，投资资金纷纷回流美元。此外，欧洲原本在全球各地的资金有回流欧洲救急的需要。双重因素下，一些资金会加速流出中国。所以，受到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拖累，欧元不断升值、欧洲市场流动性紧缩和市场需求疲软的不利条件下，欧盟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就会减低，这对于我国利用外资总体形势将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三）国际性热钱流入，扰乱货币政策目前，人民币面临新一轮升值压力，可能引发热钱大规模流入，而对热钱流入的担心又不允许人民币形成稳定的升值预期。巨大的贸易顺差和热钱使中国身陷两难：收紧政策可能阻断经济复苏，放任自流又可能纵容通货膨胀。
美国2011年财政预算高达3.8万亿美元,而按照奥巴马政府最新预测,2010财年美国财政赤字也将达到1.56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美国之所以敢于让赤字不断攀升,一个原因是借助于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通过这一有利条件向外部世界转嫁风险。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坦言,当他帮助其他国家努力填补财政和贸易赤字时,总是感慨美国的这一好处――可以自由发行债券和印刷钞票。
美国财政赤字过高与美元贬值
赤字过高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元贬值。根据美联储编制的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指数变化,2009年美元汇率贬值8.5%。如果从2001年算起,美元则贬值约31%。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公司2月3日警告说,如果美国经济增长低于政府预期,或美国政府不采取更严格措施解决预算赤字,美国所处最高级AAA级信用评级将承受压力。
佐利克也警告,美国如果认为美元作为世界支配性储备货币地位理所当然,那将是错误的,美国不能有效处理其赤字问题,美元就有可能失去这一地位。
如果美元贬值,对美国经济来说,短期内会有促进出口之利;而对美国债权国来说,则意味着外汇储备的急剧缩水。身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的中国,外汇储备风险就尤其突出。按照美国财政部的资料,中国目前拥有美国国债约8000亿美元,此外还有大量的美元公司债券。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教授艾兰・梅尔策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说,美国政府目前的高赤字做法,实则是让其他国家来埋单,损害其他国家利益,是在“滥用国际资源”。
“你考虑一下,在未来10年,我们的赤字规模将达到9万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者将购买4.5万亿美元,其中相当部分来自中国,耗尽其他国家的储蓄,这将增加非洲、亚洲的新兴经济体的负担。”曾在肯尼迪和里根政府时期担任总统经济顾问的梅尔策如是说。
在2009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中国副总理在发言中强调,美国必须确保中国在美资产安全,而且,“美国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应当处理和平衡好美元发行对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影响的关系”。
中方对美财政赤字过高的关切
美国继续维持财政赤字,必须依赖中国的持续投资。因此,对于中方在赤字问题上的担忧,美方不敢忽视。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最新出版的回忆录中说,中国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信心非常重要,为此,他多次向中方保证,美国会履行自己的责任。
美国财政部负责中国事务和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事务的执行秘书长兼高级协调人洛文杰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解释说,美方采取的一系列对策,就是努力让中国确信,美国充分认识到财政赤字的问题。
洛文杰透露,在2009年的战略经济对话中,美方搬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让他直接向中方介绍美国货币政策和“退出战略”的情况。“美联储独立决策,由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来解释(相关情况),再合适不过。”洛文杰说。在中方的压力下,据披露,美方最终同意作出让步,同意“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并适当关注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
美国的承诺很具弹性。美国赤字规模还在不断膨胀。截至2010年2月1日,美国政府负债总额已达12.349万亿美元。按照美国财政部的说法,突破12.374万亿美元负债上限已指日可待。为避免触及上限导致无米下锅,在奥巴马政府的推动下,国会最终同意将负债上限提高1.9万亿美元,达到14.3万亿美元。这相当于每个美国人负债约4.5万美元。
美国赤字降不下来,是因为在当前经济复苏尚不稳定、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的当务之急仍是拼经济、保就业,降低高赤字只是第二选择。
白宫预算主管奥尔扎格认为,“财政开支就像是一艘航空母舰”,要调头也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在当前情况下,美国赤字只能实现“软着陆”,否则就会重返1937年因削减赤字过急而导致经济再度衰退的风险。
这一点,也得到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的认同。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访谈时,伯格斯滕表示,其实美国高赤字问题,不仅中国人担忧,许多美国人也感到忧虑,但当前最大的风险仍是美国经济下滑,因此,美国维持高赤字有其必然性。
在短期内,美元大幅贬值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相对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走势更不容乐观。所以,针对外界担心美国债务将会影响评级问题时,盖特纳曾表示,债务问题不会危及美国的3A评级,相反投资者对美国的偿债能力有信心,这就是为什么发生危机时,投资者仍把美元资产看作避险资产。
美国专家看中国储备多元化
中国是否可以不买美国债券?这实际上是行不通的。美国尼克松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唐安竹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美国国债量大,加之流动性强,是中国庞大外汇储备的最可靠投资对象,“中国没有其他可选择的更好投资对象。”洛文杰也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他认为中国仍会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因为即使从投资角度看,国债流动性高,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品种。
在唐安竹看来,中国通过购买国债来帮助美国政府增加开支,与中国增加对美出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中国大幅减持美元资产,势必冲击美国经济,也会损害中国现存美元资产的价格,因此也是不明智的。
因此,至少在短期内,美国国债虽然存在风险,但仍将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一个主要方式,一些经济学家也将之比喻为“美元陷阱”。许多美国专家也认为,虽然中国大幅减持美元资产不现实,但从长远来看,中国外汇多元化将是趋势,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穆迪经济学家网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经济学家赞迪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政策制定者必须进行储备的多元化,不仅包括资产的多元化,也包括在全球投资范围的多元化。
他指出,为确保投资者信心,美国政策制定者也须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美国财政前景保持稳定,这样,“中国以美国资产保存的外汇储备也会保持稳定。”
这一点,也得到伯格斯滕的认同。伯格斯藤说,要避免过度风险,中国就必须在外汇储备方面进行多元化投资,比如在美国,不仅可投资美国国债,也可投资“两房”的机构债权、一些私人企业债券、企业股权以及进行直接投资。
此外,中国在施压美国实行负责任的财政政策的同时,还可投资其他的储备货币。“中国没有必要逐步增持非美元的外汇储备,欧元是当前仅次于美元的主要储备货币,但如澳大利亚元、加元、英镑、瑞士法郎等,也可以成为中国投资的合适目标。”伯格斯滕说,“多元化对增加稳定和外汇信心都是合适的答案,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
前不久,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首次通过了一项针对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输美商品的《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案》,该法案将允许美国商务部对来自所谓“汇率操纵国”的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根据美国众议院公布的法案条款,在为期18个月的时间内,如果一国符合以下标准,那么该国货币将被美国认定为“根本上被低估”的货币:一个国家的政府长期且大规模地至少对一个外汇市场进行了干预;一个国家的“实际有效汇率”至少被低估了5%;一个国家的全球经常账结余数额巨大且这种状况长时间持续;一个国家政府持有的外汇储备资产超过未来12个月偿还债务所必须的数量,或超过该国货币供应量的20%,或超过该国此前4个月的进口值。美国继今年春季对人民币升值发起“口水战”之后,对人民币汇率的耿耿于怀,终于升级为惩罚性关税法案。
更广义地来看,人民币升值压力并不是一个中美之间的孤立事件,而是一场后危机时期的全球货币博弈战。经济危机发展至今,一场国际汇率战争已经在全球不平衡复苏的格局中悄然打响。
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9月27日在圣保罗公开表示,“货币战争”的存在是这一很多政策制定者私下里的话题:“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货币战争,货币贬值已经成为全球性策略。”最近日本、韩国等采取了一系列干预汇率措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GO)首席执行官埃利安最近撰文指出:“并非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愿意挑明,他们实际上很希望看到本国货币贬值。他们将此视作帮助解决经济长期低增长、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有限的政策有效性等艰巨挑战的方法。”
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今年1-7月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已经从去年同期的1230亿美元扩大至1450亿美元。不断扩大的赤字、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加上11月中期大选前支持率堪忧,拿人民币“开刀”就成了美国政府的首选。在国内政策对需求提振乏力的形势下,让货币贬值从而帮助出口,这样“简单粗暴”的策略便成了“香饽饽”。正是那些乐见本国货币贬值的发达国家,与不愿让本国货币大幅升值的新兴经济体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导致了后危机时期国际汇率的日益紧张。
如此一来,美元是否会一路走弱呢?笔者以为,美元会持续疲软,但贬值空间有限。
分析可知,首先,未来一段时间,对欧洲经济的乐观情绪将逐渐淡化,因为欧洲第三到第四季度经济增长将显著低于第二季度。最近欧洲不利消息频传:一是宏观经济领先指数转向负面。9月份欧元区PMI指数下跌1.5点,至53.6。德国PMI指数下跌2.9点,至55.3。而法国PMI指数略有上升,至55.4。德法两大经济体依然是欧洲的火车头,但上升的势头已明显虚弱。二是欧元区订单有所下降。7月份欧元区的订单环比下降了2.4%,与6月增幅大致相抵。三是曾在第一季度出现复苏现象的爱尔兰,经济又转为低迷,第二季度GDP季环比下降1.2%。此外,与日、美采取的财政政策相比,欧元区采取的政策更为收紧,这将促使欧洲央行采取放松政策,来缓解不景气的金融市场。与此相对应,德国10年期债券收益率已低于2.3%,欧元区各国债利差逐步扩大,以爱尔兰和葡萄牙差距最为明显。欧洲债务危机若已度过最坏时期,但距完全解决还相去甚远,这些必将限制欧元的上升空间。
其次,日本经济疲软,日元不会持续走强。现今日元已达到了15年内的最高水平。短期内,海外投资者积极买入日元资产,是促使日元相对稀缺,拉动日元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疲软的日本经济无法承受日元继续走强。从长期看,日本经济收缩,通缩严重,利率为零,加上日本人口老龄化趋势,均不支持日元续走强势。
再次,美元走弱将有助于美国经济恢复。8月份,美国主要房地产数据意外上升,显示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或将接近尾声,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新房开工数大幅增加10.5%,折合成年率为598000套,增幅高于预期。当月建筑许可增加1.8%,折合成年率为569000套。这些数据均显示美国未来房地产市场有好转趋势。8月份,美国不包括运输设备的其它耐用品订单增长2.0%,高于1%的预期水平。核心资本品出口量订单上升1.6%。第三季度以来,经季节调整的核心资本品订单环比上升2.1%。7月、8月份核心资本品出货量(企业设备消耗的替代指标)累计上涨10.3%,超过第二季度,促进对GDP的贡献转正。经济的好转,本质上不支持美元持续走弱。
尽管美国众议院公布的法案条款几乎就是美国议员们为中国量身定制的,除会给人民币汇改带来一些压力外,根本上不会对美国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产生积极影响。按照国际金融学的一般常识,也是WTO的基本原则,一个国家采取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或者介于这两者中间的汇率模式,都是这个国家的权力。而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对某国货币被低估的标准达成过共识,即使美国土生土长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是如此。摩根士丹利亚洲执行主席斯蒂芬•罗奇就曾在纽约表示:“中国通过货币稳定,保证金融稳定的做法无可厚非,而美国希望通过迫使人民币升值,解决自身经济不平衡的做法,只能是自欺欺人。”
荷兰合作银行亚太区金融市场研究部主管阿德里安•福斯特9月28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中美有关人民币汇率的争端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来帮助经济复苏。美国经济疲弱,需要各方面帮助,汇率政策就是重要一步。但从中国的立场而言,美国的失业者收入甚至高过了中国底层工人工作收入,中国当然认为国内需求更加重要。”“汇率政策将由中国决定,我不认为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有‘王牌’在手,我也不认为理论值会影响实际汇率。中国政府的决定才是最终驱动。”
人民币适当的升值,有助于缓解目前国内流动性过剩而产生的通胀压力以及输入型通胀压力。从历史数据来看,每当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时候,人民币升值的步伐一般都会加快。人民币在近期的升幅已经很大。自央行于今年6月宣布重启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2.04%。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累计升值幅度为21.6%。人民币价格不会一直走高,也不会在短期内大幅升值,这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虽然从中国主要对外经济指标显示储备高、顺差大,但从中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加上工资有明显上涨压力等方面看,目前人民币并不具备大幅升值条件,仍有很大的回调概率。
近日央行表示,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增强汇率弹性。可以看到,央行的最新言论再次强调了人民币的汇率弹性。人民币的双向波动仍是二次汇改的核心。尽管人民币最近升值迅猛且遭遇了较大的外部压力,但分析认为,人民币年内升值幅度为3%左右,即中间价在6.61附近。
国务院总理10月6日出席中欧领导人会晤时,呼吁世界上所有负责任的国家都不要打贸易战和货币战。希望欧方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并发挥积极作用。欧方表示,反对贸易战、货币战等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后危机时代的全球货币博弈,必将随着经济不平衡的复苏进行下去。
十二五规划在国内国际经济形势非常复杂的大背景下开始实施。目前在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日益严重，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在国外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消除，部分国家又陷入经济严重衰退的泥潭之中。中国的经济布局从何处着手?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形势整体良好，目前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部分学者甚至借用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认为轻微的通货膨胀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有利无害，中国治理通货膨胀具有成熟的经验，面对目前暂时的价格上涨趋势，决策者不能谈虎色变。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如果不尽快治理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将很快陷入到恶性循环之中——价格的不稳定会导致疯狂的投机性购买，而投机性购买会进一步助长通货膨胀，当通货膨胀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失去国家信誉之后，整个国家将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
从表面上来看，这场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是学术之争，或者说是经济对策分析中产生的分歧。但从本质上来说，它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理论缺陷。
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实行的是稳健财政政策，“量入为出”是政府编制财政预算的基本原则。各级政府在编制财政预算的时候，必须首先考虑收支平衡的问题，决不允许出现财政赤字。然而，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由于“华盛顿共识”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转型国家尝试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试图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支出的规模，拉动经济的增长。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发展一度陷入停滞状态，为了重振经济中央政府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大幅度提高中央政府汲取财政收入的能力，大幅度地削减地方政府提取财政收入的能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例严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基本的财政开支，千方百计地通过土地经营、城市经营攫取财富。中央政府为了支持大型工程项目，轰举借债，结果导致中央财政预算出现了庞泰的赤字。为了说服全国人大代表接受赤字财政预算，国务院负责人不得不反复重申，中央政府财政赤字是暂时性的，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央政府将不断地减少财政赤字，重新实行平衡的财政预算。可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财政一直是“赤字财政”。财政赤字非但没有减少的迹象，反而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财政赤字的增加就意味着中央政府支出的增加，也意味着中央政府债务的增加。中央政府增加的债务主要来自于银行的借款，而中央银行与财政之间的关系看似相对分离的关系，实际上是紧密的关系。中央银行作为债权人，不得不通过发行钞票弥补亏空。而中央政府推出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庞大财政计划，则进一步增加了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压力。中央银行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必然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加剧。所以，国内实行的赤字财政预算，是导致我国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从国际因素来看，我国实行特殊的外汇管制政策，外贸企业收取的外汇必须存人中国人民银行，而中国人民银行收取外汇之后，必须释放大量的人民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内市场人民币的流通量，从而使通货膨胀更加严重。
—些学者指出，通货膨胀问题是一个货币问题。但是，在笔者看来，中国的货币问题只是表象，而根源则是中国的财政政策和外汇管制措施。中国实施赤字财政政策，目的是为了增强中央政府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货币信号出现了问题。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越来越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中央政府对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但由于通货膨胀加剧，人们宁愿抢购商品房，也不愿意相信中央政府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由于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市场主体宁愿囤积居奇，也不愿意增加消费品供应，平抑市场物价。
打个比方，中央政府通过增加货币的发行量，试图直接调控市场经济，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基本信号是价格，货币发行量越多、流通的速度越快，价格上涨的速度也就越快。当中央政府大量发行货币，试图提高自身宏观调控能力的时候，市场已经作出了非常灵敏的反应，市场主体通过购买实物资产，抵消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损失。
预期性定价——市场主体的应对之策
不仅如此，在生产流通环节，市场主体发现价格正处于上升的通道，于是，他们在制定价格的时候，采取了一种非常特殊的“预期性定价”策略——在制定价格时一步到位，通过大幅度提高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减少由于通货膨胀所带来的预期损失。这种“预期性定价”不仅加快了中国通货膨胀的速度，而且导致市场经济的基本信号彻底失灵。生产流通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只能根据传统的经验加上通货膨胀的预期因素制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殊的定价策略，使得中国的通货膨胀几乎达到失控的状态，消费品的价格指数上涨已经超出了普通消费者的承受能力，整个社会怨声载道。根据有关统计，2006年消费品价格指数控制在3％，2008年控制在4.8％，2009年控制在4％。2010年的预期目标控制在3％，但按照目前的势头，2010年消费品价格指数可能要超过4％，甚至有可能超过5％。
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对资源的占有和控制将会成为未来投资者的主要投资目标。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轻微的通货膨胀比如把通货膨胀控制在3％左右，可以鼓励人们消费，从而刺激生产，拉动经济的增长。这种通货膨胀无害论，曾经一度被中国经济学者奉为经典。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历史来看，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的确出现了通货膨胀上升的势头。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通货膨胀高达5％左右。但是，这些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充分利用了市场经济的“国际外部性”——通过向国外输出通货膨胀压力，有效地解决了国内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比如，美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一度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国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导致国内的消费品价格上涨，但是，美国政府采取非常特殊的贸易政策，那就是通过增加进口，大幅度地抑制国内消费品市场的价格，然后将通货膨胀造成的后果转嫁到消费品出口国。美国当前就是采用这样的通货膨胀政策，在太规模发行美元货币的同时，通过提升外贸增长速度，保持国内消费品价格的基本稳定，把国内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压力巧妙地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但是，中国缺乏这样的国际贸易条件。中国的人民币不是国际通行的货币，中国的外贸出口政策受制于西方国家，因此，西方国家可以通过外贸输出国内的通货膨胀，而中国正好相反，只能通过贸易输入通货膨胀。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大量发行美元货币，国内消费品价格基本稳定，而中国千方百计地抑制通货膨胀，国内消费品价格却不断上涨的原因所在。
对付通货膨胀，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减少货币的发行量。但是，减少货币的发行量直接受到损害的恰恰是那些中小投资者和普通老百姓。货币发行量的减少就意味着他们的融资成本增加，货币发行量的减少也意味着交易成本的提高。普通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货币可能因为通货膨胀的压力减少而相对保值，但货币发行量的减少则有可能会使他们的就业乃至生活面临新的压力——在通货膨胀条件下资源处于流动的状态，但是，在抑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资源流动的速度会相对放缓，普通消费者的机会成本相对减少，就业和生活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可以这样说，在抑制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最先受到损害的可能恰恰是中小投资者和普通消费者，他们将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度过这个严寒的冬天。这是中国当前宏观调控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因此，在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决策者必须充分意识到，此次所面临的问题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所面临的问题迥然不同。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属于典型的“匮乏型”通货膨胀，在整个社会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导致购买力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的增长；而现在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属于典型的“剩余型”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调控不当，有可能会导致财富分配严重失衡，部分消费者陷入绝境。
因此，必须重新审视我国的财政政策，对赤字财政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证很有必要。西方国家的赤字财政政策，是建立在信用经济基础之上的，信用经济不仅强调消费信用，而且强调政府信用，政府实施赤字财政政策，实际上是政府信用的具体表现。政府通过发行国债，鼓励超前消费，不仅可以兑现政治承诺，取悦于选民，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中国的经济是典型的储蓄经济。中国人强调量入为出，强调平衡的财政观念。如果盲目的东施效颦，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在整个社会信用严重不足，政府权力不受管制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导致国家经济彻底失控。
储蓄经济学与信用经济学的区别就在于，储蓄经济学是一种稳健的经济学，它强调政府必须对居民负责，对居民的存款负责。居民将自己的收入存入银行，银行用稳健的投资理念，引导自己的投资行为。政府的信用表现在公共财政政策方面，就是要实行平衡的财政预算，决不能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的增长。但多少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实施赤字财政预算政策，通过大举借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结果导致政府财政信用彻底崩盘。不仅如此，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通过征收银行存款的利息税，拼命地驱赶普通居民在商业银行的存款，结果导致整个国家货币流通量急剧增加。
在货币的发行量和流通量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在快速增加，但是，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却没有提高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这种“货币化”增长，不仅导致许多领域出现了严重的泡沫，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信用彻底破产，结果导致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越来越难以达到预期的效用。土地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我国土地国家所有，土地的有偿转让，使得土地的货币化交易很快形成。在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取了大量的财政收入，房地产开发商通过炒作土地价格，获得了巨额财富，可是，普通消费者作为国有土地的主人，却不得不承受房价上涨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可以这样说，房地产市场的货币化，使得中国的财富分配彻底失衡，社会矛盾空前严重。正是看到这一点，中央政府不断出台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试图以房地产宏观调控来解决我国资源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出台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结果导致房地产市场成为引发社会经济问题的导火索。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新的理论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为辉煌的十年。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财政包干体制，有效地约束了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在经济条件相对宽松的情况下，各行各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的末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生了逆转，自上而下的改革，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分配结构，恶化了地方财政状况，而且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导致中央财政不断扩张。赤字财政政策的实施，改变了几千年中国人的财富观念，也改变了中国财富的分配结构。大型国有企业包括金融企业的海外上市，使得中国人长期积累的资源几乎在顷刻间成为他人的财富。更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当我们奉行自由的市场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世界上从来都没有自由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完全开放的贸易体制。从表面上看中国享受着庞大的贸易顺差带来的货币富裕，可是，在波诡云谲的世界金融市场中国却不得不承受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货币贬值所带来的空前压力。这是一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经济发展思路，也是我国今后经济发展所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华盛顿共识无处不在。所谓自由的市场经济，既包括完全开放的贸易市场，也包括相对自由的金融政策。华盛顿共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乌托邦，但很不幸的是，一些中国政府决策者既是营造乌托邦的梦想家，同时也是华盛顿共识的实践者。相对开放的经济体制与相对封闭的行政管理体制，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使得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空前的难题。现在，我们必须追问的是，自由的市场经济究竟呈现怎样的形态，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管制是否属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一方面寄希望于建立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可是另一方面当经济面临重大问题的时候，又希望政府出面力挽狂澜。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必然会动用公共财政资源，而政府权力的不受节制不但会导致市场经济信号彻底失真，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改变了市场资源配置结构，从而使整个社会分配体制更加不稳定。西方国家所奉行的信用经济学理论，催生了一大批经济政策，包括赤字财政政策。中国一方面采用储蓄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却长期实行赤字财政，这就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居民的储蓄存款越来越不值钱。这种以损害中下层普通居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改革，能够长期持续下去吗?现在社会各界面对政府捉摸不定的财政金融政策，正在寻求自救的良策。所谓“预期性定价策略”，只不过是生产经营者减少政策成本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真正的原因还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从根本上来说，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不仅仅是一个刺激经济的政策，它同时还是一个兼顾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政策。假如仅仅为了满足经济发展速度的需要，而大量发行货币，通过增加财政支出促进经济的增长，那么，这样的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到“悲惨性”增长的恶性循环之中——经济发展速度越快，整个国家经济失衡现象就越严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财政与中国的金融之间存在着“直通车”——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关系是左边口袋与右边口袋之间的关系，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就意味着中央银行发行更多的钞票，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必然会导致居民的购买力下降。所以，每一次宏观调控都会使普通居民付出惨重的代价。西方国家财政与金融之间关系，是一种相互分离、互相制约的关系。政府发行国债，敦促金融机构购买，金融机构必须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控制货币的发行量。当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超量发行货币购买美国国债，已经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直言不讳地指出，美联储主席不懂经济，不懂货币，只懂得增加货币的发行量。这说明在美国由于特殊的金融监管体制，使得美联储在货币发行的问题上，不能只听命于美国政府，还必须考虑到金融市场的需求，考虑到本国投资者的利益需要。这种相互制衡的财政金融体制，既可以确保美国的联邦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有所收敛，不能滥用“宽松的财政政策”，又可以保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配合美国联邦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投资者的利益，不能无节制地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这样说，美国的分权制衡体制体现在宏观调控之中，就表现为美国财政部和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将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财政金融体制，它确保美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同时又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中国的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以至于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金融管理机构与财政管理机构不存在任何的压力，他们既不需要对投资者负责，同时也不需要对国家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负责。正是这种特殊的财政金融管理体制，使得中国宏观调控始终处于一种令人担心的状态。人们不知道宏观调控将会给经济带来怎样的灾难，也不知道宏观调控将会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
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在经过严密的论证之后，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们是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坚持数千年来形成的量入为出财政观念，还是大胆吸收借鉴西方国家的信用经济理论，积极推行赤字财政政策，不断扩张政府财政信用，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
第二，储蓄经济学理论是否过时，在增加居民财产收入的过程中，是否应当鼓励居民适量储蓄，建立稳定的家庭收入结构?
第三，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化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应当把公共资源集中在工业部门，通过优先培育大型城市，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具体到生产要素配置领域，中国的工资增长是否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中国是否会出现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大幅度转移劳动力的长期阶段?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究竟是应该向城市倾斜还是应该向中小城镇特别是农村倾斜?换句话说，我们是通过鼓励农民进城，实现中国的城市化，还是通过“造城”，实现中国的城镇化?
第四，中国的分税制改革是否应该加快步伐?现有的分税制结构是否应该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十二五规划在国内国际经济形势非常复杂的大背景下开始实施。目前在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日益严重，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在国外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消除，部分国家又陷入经济严重衰退的泥潭之中。中国的经济布局从何处着手?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形势整体良好，目前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部分学者甚至借用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认为轻微的通货膨胀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有利无害，中国治理通货膨胀具有成熟的经验，面对目前暂时的价格上涨趋势，决策者不能谈虎色变。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如果不尽快治理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将很快陷入到恶性循环之中——价格的不稳定会导致疯狂的投机性购买，而投机性购买会进一步助长通货膨胀，当通货膨胀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失去国家信誉之后，整个国家将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
从表面上来看，这场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是学术之争，或者说是经济对策分析中产生的分歧。但从本质上来说，它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理论缺陷。
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实行的是稳健财政政策，“量入为出”是政府编制财政预算的基本原则。各级政府在编制财政预算的时候，必须首先考虑收支平衡的问题，决不允许出现财政赤字。然而，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由于“华盛顿共识”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转型国家尝试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试图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支出的规模，拉动经济的增长。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发展一度陷入停滞状态，为了重振经济中央政府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大幅度提高中央政府汲取财政收入的能力，大幅度地削减地方政府提取财政收入的能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例严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基本的财政开支，千方百计地通过土地经营、城市经营攫取财富。中央政府为了支持大型工程项目，轰举借债，结果导致中央财政预算出现了庞泰的赤字。为了说服全国人大代表接受赤字财政预算，国务院负责人不得不反复重申，中央政府财政赤字是暂时性的，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央政府将不断地减少财政赤字，重新实行平衡的财政预算。可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财政一直是“赤字财政”。财政赤字非但没有减少的迹象，反而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财政赤字的增加就意味着中央政府支出的增加，也意味着中央政府债务的增加。中央政府增加的债务主要来自于银行的借款，而中央银行与财政之间的关系看似相对分离的关系，实际上是紧密的关系。中央银行作为债权人，不得不通过发行钞票弥补亏空。而中央政府推出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庞大财政计划，则进一步增加了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压力。中央银行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必然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加剧。所以，国内实行的赤字财政预算，是导致我国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从国际因素来看，我国实行特殊的外汇管制政策，外贸企业收取的外汇必须存人中国人民银行，而中国人民银行收取外汇之后，必须释放大量的人民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内市场人民币的流通量，从而使通货膨胀更加严重。
—些学者指出，通货膨胀问题是一个货币问题。但是，在笔者看来，中国的货币问题只是表象，而根源则是中国的财政政策和外汇管制措施。中国实施赤字财政政策，目的是为了增强中央政府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货币信号出现了问题。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越来越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中央政府对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但由于通货膨胀加剧，人们宁愿抢购商品房，也不愿意相信中央政府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由于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市场主体宁愿囤积居奇，也不愿意增加消费品供应，平抑市场物价。
打个比方，中央政府通过增加货币的发行量，试图直接调控市场经济，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基本信号是价格，货币发行量越多、流通的速度越快，价格上涨的速度也就越快。当中央政府大量发行货币，试图提高自身宏观调控能力的时候，市场已经作出了非常灵敏的反应，市场主体通过购买实物资产，抵消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损失。
预期性定价——市场主体的应对之策
不仅如此，在生产流通环节，市场主体发现价格正处于上升的通道，于是，他们在制定价格的时候，采取了一种非常特殊的“预期性定价”策略——在制定价格时一步到位，通过大幅度提高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减少由于通货膨胀所带来的预期损失。这种“预期性定价”不仅加快了中国通货膨胀的速度，而且导致市场经济的基本信号彻底失灵。生产流通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只能根据传统的经验加上通货膨胀的预期因素制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殊的定价策略，使得中国的通货膨胀几乎达到失控的状态，消费品的价格指数上涨已经超出了普通消费者的承受能力，整个社会怨声载道。根据有关统计，2006年消费品价格指数控制在3％，2008年控制在4.8％，2009年控制在4％。2010年的预期目标控制在3％，但按照目前的势头，2010年消费品价格指数可能要超过4％，甚至有可能超过5％。
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对资源的占有和控制将会成为未来投资者的主要投资目标。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轻微的通货膨胀比如把通货膨胀控制在3％左右，可以鼓励人们消费，从而刺激生产，拉动经济的增长。这种通货膨胀无害论，曾经一度被中国经济学者奉为经典。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历史来看，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的确出现了通货膨胀上升的势头。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通货膨胀高达5％左右。但是，这些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充分利用了市场经济的“国际外部性”——通过向国外输出通货膨胀压力，有效地解决了国内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比如，美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一度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国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导致国内的消费品价格上涨，但是，美国政府采取非常特殊的贸易政策，那就是通过增加进口，大幅度地抑制国内消费品市场的价格，然后将通货膨胀造成的后果转嫁到消费品出口国。美国当前就是采用这样的通货膨胀政策，在太规模发行美元货币的同时，通过提升外贸增长速度，保持国内消费品价格的基本稳定，把国内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压力巧妙地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但是，中国缺乏这样的国际贸易条件。中国的人民币不是国际通行的货币，中国的外贸出口政策受制于西方国家，因此，西方国家可以通过外贸输出国内的通货膨胀，而中国正好相反，只能通过贸易输入通货膨胀。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大量发行美元货币，国内消费品价格基本稳定，而中国千方百计地抑制通货膨胀，国内消费品价格却不断上涨的原因所在。
对付通货膨胀，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减少货币的发行量。但是，减少货币的发行量直接受到损害的恰恰是那些中小投资者和普通老百姓。货币发行量的减少就意味着他们的融资成本增加，货币发行量的减少也意味着交易成本的提高。普通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货币可能因为通货膨胀的压力减少而相对保值，但货币发行量的减少则有可能会使他们的就业乃至生活面临新的压力——在通货膨胀条件下资源处于流动的状态，但是，在抑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资源流动的速度会相对放缓，普通消费者的机会成本相对减少，就业和生活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可以这样说，在抑制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最先受到损害的可能恰恰是中小投资者和普通消费者，他们将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度过这个严寒的冬天。这是中国当前宏观调控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因此，在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决策者必须充分意识到，此次所面临的问题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所面临的问题迥然不同。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属于典型的“匮乏型”通货膨胀，在整个社会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导致购买力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的增长；而现在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属于典型的“剩余型”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调控不当，有可能会导致财富分配严重失衡，部分消费者陷入绝境。
因此，必须重新审视我国的财政政策，对赤字财政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证很有必要。西方国家的赤字财政政策，是建立在信用经济基础之上的，信用经济不仅强调消费信用，而且强调政府信用，政府实施赤字财政政策，实际上是政府信用的具体表现。政府通过发行国债，鼓励超前消费，不仅可以兑现政治承诺，取悦于选民，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中国的经济是典型的储蓄经济。中国人强调量入为出，强调平衡的财政观念。如果盲目的东施效颦，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在整个社会信用严重不足，政府权力不受管制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导致国家经济彻底失控。
储蓄经济学与信用经济学的区别就在于，储蓄经济学是一种稳健的经济学，它强调政府必须对居民负责，对居民的存款负责。居民将自己的收入存入银行，银行用稳健的投资理念，引导自己的投资行为。政府的信用表现在公共财政政策方面，就是要实行平衡的财政预算，决不能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的增长。但多少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实施赤字财政预算政策，通过大举借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结果导致政府财政信用彻底崩盘。不仅如此，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通过征收银行存款的利息税，拼命地驱赶普通居民在商业银行的存款，结果导致整个国家货币流通量急剧增加。
在货币的发行量和流通量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在快速增加，但是，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却没有提高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这种“货币化”增长，不仅导致许多领域出现了严重的泡沫，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信用彻底破产，结果导致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越来越难以达到预期的效用。土地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我国土地国家所有，土地的有偿转让，使得土地的货币化交易很快形成。在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取了大量的财政收入，房地产开发商通过炒作土地价格，获得了巨额财富，可是，普通消费者作为国有土地的主人，却不得不承受房价上涨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可以这样说，房地产市场的货币化，使得中国的财富分配彻底失衡，社会矛盾空前严重。正是看到这一点，中央政府不断出台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试图以房地产宏观调控来解决我国资源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出台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结果导致房地产市场成为引发社会经济问题的导火索。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新的理论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为辉煌的十年。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财政包干体制，有效地约束了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在经济条件相对宽松的情况下，各行各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的末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生了逆转，自上而下的改革，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分配结构，恶化了地方财政状况，而且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导致中央财政不断扩张。赤字财政政策的实施，改变了几千年中国人的财富观念，也改变了中国财富的分配结构。大型国有企业包括金融企业的海外上市，使得中国人长期积累的资源几乎在顷刻间成为他人的财富。更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当我们奉行自由的市场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世界上从来都没有自由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完全开放的贸易体制。从表面上看中国享受着庞大的贸易顺差带来的货币富裕，可是，在波诡云谲的世界金融市场中国却不得不承受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货币贬值所带来的空前压力。这是一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经济发展思路，也是我国今后经济发展所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华盛顿共识无处不在。所谓自由的市场经济，既包括完全开放的贸易市场，也包括相对自由的金融政策。华盛顿共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乌托邦，但很不幸的是，一些中国政府决策者既是营造乌托邦的梦想家，同时也是华盛顿共识的实践者。相对开放的经济体制与相对封闭的行政管理体制，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使得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空前的难题。现在，我们必须追问的是，自由的市场经济究竟呈现怎样的形态，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管制是否属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一方面寄希望于建立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可是另一方面当经济面临重大问题的时候，又希望政府出面力挽狂澜。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必然会动用公共财政资源，而政府权力的不受节制不但会导致市场经济信号彻底失真，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改变了市场资源配置结构，从而使整个社会分配体制更加不稳定。西方国家所奉行的信用经济学理论，催生了一大批经济政策，包括赤字财政政策。中国一方面采用储蓄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却长期实行赤字财政，这就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居民的储蓄存款越来越不值钱。这种以损害中下层普通居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改革，能够长期持续下去吗?现在社会各界面对政府捉摸不定的财政金融政策，正在寻求自救的良策。所谓“预期性定价策略”，只不过是生产经营者减少政策成本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真正的原因还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从根本上来说，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不仅仅是一个刺激经济的政策，它同时还是一个兼顾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政策。假如仅仅为了满足经济发展速度的需要，而大量发行货币，通过增加财政支出促进经济的增长，那么，这样的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到“悲惨性”增长的恶性循环之中——经济发展速度越快，整个国家经济失衡现象就越严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财政与中国的金融之间存在着“直通车”——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关系是左边口袋与右边口袋之间的关系，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就意味着中央银行发行更多的钞票，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必然会导致居民的购买力下降。所以，每一次宏观调控都会使普通居民付出惨重的代价。西方国家财政与金融之间关系，是一种相互分离、互相制约的关系。政府发行国债，敦促金融机构购买，金融机构必须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控制货币的发行量。当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超量发行货币购买美国国债，已经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直言不讳地指出，美联储主席不懂经济，不懂货币，只懂得增加货币的发行量。这说明在美国由于特殊的金融监管体制，使得美联储在货币发行的问题上，不能只听命于美国政府，还必须考虑到金融市场的需求，考虑到本国投资者的利益需要。这种相互制衡的财政金融体制，既可以确保美国的联邦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有所收敛，不能滥用“宽松的财政政策”，又可以保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配合美国联邦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投资者的利益，不能无节制地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这样说，美国的分权制衡体制体现在宏观调控之中，就表现为美国财政部和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将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财政金融体制，它确保美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同时又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中国的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以至于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金融管理机构与财政管理机构不存在任何的压力，他们既不需要对投资者负责，同时也不需要对国家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负责。正是这种特殊的财政金融管理体制，使得中国宏观调控始终处于一种令人担心的状态。人们不知道宏观调控将会给经济带来怎样的灾难，也不知道宏观调控将会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
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在经过严密的论证之后，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们是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坚持数千年来形成的量入为出财政观念，还是大胆吸收借鉴西方国家的信用经济理论，积极推行赤字财政政策，不断扩张政府财政信用，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
第二，储蓄经济学理论是否过时，在增加居民财产收入的过程中，是否应当鼓励居民适量储蓄，建立稳定的家庭收入结构?
第三，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化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应当把公共资源集中在工业部门，通过优先培育大型城市，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具体到生产要素配置领域，中国的工资增长是否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中国是否会出现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大幅度转移劳动力的长期阶段?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究竟是应该向城市倾斜还是应该向中小城镇特别是农村倾斜?换句话说，我们是通过鼓励农民进城，实现中国的城市化，还是通过“造城”，实现中国的城镇化?
第四，中国的分税制改革是否应该加快步伐?现有的分税制结构是否应该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经济掠夺
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中国各地，其对华政策是军事进攻与经济掠夺同时进行，企图“以战养战”：日军所到之处疯狂烧杀抢掠，千方百计掠夺榨取物资，以补充侵略消耗，维持侵略战争，当时日军在其占领区滥发军用手票，强制流通，用以掠夺中国人民的财物。他们还操纵汉奸伪政权在沦陷区设立银行发行日伪币，套取物资，实施经济掠夺。1939年5月，日伪政权在上海设立伪华兴商业银行，发行伪华兴券，在苏、皖、沪沦陷区强迫推行，因遭群众抵制，无法扩大发行，不久即失败。1941年1月，伪政府在南京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伪“中储券”，在苏、浙、皖、沪沦陷区强迫流通，企图建立伪币本位制，禁止使用法币，加紧打击、破坏法币制度，以伪中储券收兑法币，利用法币套取外汇，并集中大量法币到抗日根据地套取物资。
为粉碎敌人的经济掠夺阴谋，摆脱法币恶性通货膨胀之害，保卫根据地人民的利益，各抗日根据地从实际情况出发，在金融货币领域内开展了货币斗争，坚持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设立银行、印钞厂，在根据地内发行抗币；坚决排斥日伪币；对法币采取既限制又利用的斗争方式，不断扩大抗币的流通区域，占领市场货币阵地，使抗币成为各抗日根据地的本位币。
抗币流通
为了敌后抗日财政需要，大部分敌后根据地都开办了自己的银行或银号，发行纸币。
从1938年到1945年，各根据地的抗币共57种、467个版，在各自根据地内定点发行和流通。
晋察冀根据地新创时，市场上流通的纸币，从法币、伪币到土杂钞票，有数百种之多。日寇夺得察哈尔省银行后，下令禁止行使察钞，于是察钞大量涌入边区。边区政府贯彻独占发行的政策，以十余万元的边币收回察钞，先后禁止河北省五元券（即大红袍）、保商银行的钞票、晋钞在边区境内流通，1940年2月宣布停止法币流通，从而使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独占市场，成为唯一的本位币。
随着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新四军在根据地先后建立了江淮银行、盐阜银行、淮海地方银行及惠农银行，并相应建立了江淮印钞厂、盐阜印钞厂、淮海印钞厂、惠农银行印钞厂等。定点发行了限在各根据地区使用的货币，如江淮币、淮海币、盐阜币、惠农币等抗币。
抗日根据地是在敌占区开辟的，最初法币、抗币、伪币都在根据地市场流通。后来根据地巩固后，严禁伪币，限用法币，逐步确立了抗币的本位币地位。
根据地对敌货币斗争的主要目的是争夺物资，保证根据地军需民用。敌人对我根据地的物资封锁和掠夺尤其厉害，敌我双方的货币战十分激烈。日伪为了掠夺根据地物资、尤其是粮食，破坏抗币信用，便大批制造假抗币，涌向后方抗日根据地。
华北假钞
在华北，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和山东根据地内多次发现大量假钞。在晋冀鲁豫边区，1941年6月，日伪大批印制假冀钞，由汉奸与奸商投入根据地，以百元比三四十元价格，骗兑抗币，冀南内邱县一日内破获假钞案件数起。敌伪伪造抗币，最初在根据地境外进行，后来发展到利用汉奸将印钞机运到根据地周边甚至境内来大量印发。1943年以后，日军在根据地周围遍设造假处，每年改造新版。同年春，山西派遣军军部直辖的特务机关东兴公司，指令太原撷华石印馆印制假冀钞6000多万元；5月又指令另一印刷厂印了600多万元；当时冀南大名县以南地区市场上流通的就有70%是假冀钞。
日军投降时，晋察鲁豫边区发现假冀钞种类不下二三十种，印刷机关不下十几处，如天津、石家庄、太原、安阳、徐州、集宁、新乡、开封、济南、邢台、邯郸、武安均有敌伪制造假钞的机关。
日军在山东根据地推行假币的方法很有代表性。1943年，敌伪制造了大量假北海银行券，由青岛、烟台、威海运到靠近根据地的据点内，利用汉奸伪装成商人或我方工作人员向根据地抛出，或用这些假抗币用来高价收购粮食和其他物资。
具体而言，敌伪推行假币的方法有：利用奸商在根据地边缘区高价收买粮食，在每千元中混入三四百元的假钞；利用汉奸找关系，专在根据地内的粮食市、布市上行使，利用农民不认识假票，喜欢新票的心理，大力抛出，收购根据地的粮食、山货、布匹、土特产、药材等战略物资；利用假钞票到乡村购买汇票，既可以大量推出假票，又因为不是在市场上买卖，不易被发觉；利用奸细伪装成我方工作人员，冒充在市场上查禁假票，专门查禁真币，推行假币；敌伪在1943年大“扫荡”时，给抓去的劳工大批的假北海银行币，并诡称“皇军不白使人”，以推出假票。日寇的这些罪恶行为，给我根据地带来极大的经济和物资损失。
为此，敌后抗日根据地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假币斗争。
多种措施
为打击假币，开展反假斗争，根据地政府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一是严厉打击假币犯罪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政权对假币犯罪活动一直采取异常严厉的打击政策，严惩制假、贩假罪犯，一经查实，对主犯予以严刑制裁，一般处以死刑；对认罪态度好、罪行轻的从犯及无意持有和使用假币的群众，则以没收假币、宽大处理为主。根据地常组织人员进行查缉，特别是在粮市、布市、汇票市这些假币集中的地区进行打假斗争。政府还将反假斗争以法律的形式公布于众，动员群众进行反假斗争，陕甘宁边区在防奸、除奸活动中破获假钞案20多起，其中多起是由群众举报并提供了线索。
二是及时通报新版真假货币信息。每版新抗币发行和出现新的假币，根据地政权都及时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公布，以便群众及早了解掌握真假钞票的特征与区别，提高自觉抵制假币的能力。各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假票识别所”，帮助群众识别假币。每发现一种新假票，根据地政府就指出其特征，印发通知，发到各机关，以便查缉。如在晋察冀，1940年3月晋察冀边区银行了《为严防假法本币流行》的通令，同时附发了《真假法、本币鉴别表及说明》，列举了真假币的鉴别方法，详细指出了每种真假币之间在纸张、花纹、图案、字迹、号码、冠字等方面的差异。
三是大力开展群众性宣传教育。利用群众逢集、识字扫盲等场合进行广泛宣传。每到集日，银行工作人员就将假票粘在布上，张挂起来，向人们进行宣传，以提高人们的反假能力。各根据地配合各根据地的识字运动，将假币的特征写在各村的识字牌上，由教师教会学生，学生教会家长，普遍开展反假斗争。各根据地还通过采取举办晚会、组织宣传队、化装游击区演讲、张贴宣传标语等方式来宣传假假币的危害。
技术防伪
抗日根据地除了采取上述被动的阻击打假币措施，还从加强抗币的技术含量着手，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从印刷、制版、材料、发行等方面进行主动的防伪打假。
首先，印刷防伪打假。第一，使用多种颜色印刷钞票。这不仅可以增加造假的难度，而且还易于识别真假。为此，各根据地银行不断改进印刷技术。抗币大多采用双色套印。如，1939年冀南银行发行的前门箭楼图伍角纸币，正面为淡粉底绿色套印。第二，使用手工雕刻凹版印刷技术。手工雕刻凹版是雕匠用刻刀，在印刷滚筒的表面按照原稿图文进行手工雕成的，印刷材料可用铜板或钢版。手工雕刻的凹版线条清晰、纸币层次感强，难以伪造；手工雕刻凹版印刷在制版时易实施秘诀防伪，雕刻凹坑的深浅决定了钞票图文的浓淡层次，造假者很难仿制出浓淡层次一样（即同样深的墨坑）的钞票。1944年，江淮银行发行的像贰拾圆纸币就是采用此技术印成的，背面触摸起来有明显的凹凸感。
其次，制版防伪打假。为了加强抗币的防伪打假功能，各根据地政府和银行采用暗记、票面设计艺术化和专门印章与签名等手段，进行防伪。第一，为了防伪鉴别，抗币票面中常被添加了暗记。如1940年，西北银行发行的紫色游船图伍角纸币，左侧有树、船只、河流、石头图景，水波纹中有“西北”两字。第二，根据地在设计抗币时，使用了艺术家设计的具有较高艺术性的图案和人像，在实现美感效果的同时，以达到抵制伪造的目的。新四军著名木刻艺术家米纳、吕风沙在设计淮南币时，选用淮南地区细腻坚硬又不易变形的枣木作为版材，用喜闻乐见的乡村风光（1944年发行的绿色插秧图拾圆纸币）和战斗场面（1944年发行的红色工农兵人物图伍角纸币）为图案，创作了政治、艺术相结合的钞票。还有一些抗币运用了人像设计。有的用头像，如1944年江淮银行发行的贰拾圆纸币；有的用孙中山头像，如1938年上党银行发行的伍圆纸币。第三，抗币大多采用在正面或反面加盖政府或银行领导职务的公章的做法进行防伪打假，这些文字大多为难以模仿的隶篆书体。如，1943年北海银行发行的黑色山区图壹百圆纸币，正面有“总经理章”、“经理之章”。有些抗币的钞票直接签署了银行领导的名字。如，1944年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发行的伍拾圆钞票，均有陕甘宁贸易公司正副经理“叶季壮”、“范子文”的行书签名。有些抗币在正面加盖银行领导公章的同时，还在背面签署了银行领导的英文签名。如，1941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你的壹角纸币，背面票面中央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P.K.Ling”、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L.Z.Zhu”和后任行长黄亚光“Y.G.HUANG”的英文签名。
再次，材料防伪打假。各根据地的主要使用了纸质币材。为了防止敌人假冒，在敌后环境中很难做到用精良的技术来防止假冒，因为敌伪有的是精良技术，假冒仍有可能，甚至还更容易一些。因此，各根据地也从材料入手，利用土纸印钞票。土纸钞票大概只能用半年，这本是缺点，但在防止假冒上，它又是优点。因为钞票破旧后，老百姓就会自动兑换新的，所以半年之后，旧票子都会自动流回来，新票子又接着兑换出去，这样，只要在准备印制新纸币的时候，把油墨颜色（雕版可变可不变）变换一下，到半年之后，市面上所流行的抗币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了。这就间接消耗并分散了日伪特务机关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因为敌伪假冒我抗币，要花时间仿造土纸，又要花时间加盖图章和号码，等到偷偷输入根据地来，恐怕已经是半年多了，它在半年前当然不知道抗币半年后的新票子用什么颜色及何种式样的。所以，假币一进入根据地，人民就知道是假的，因为旧抗币已经回收了，新真抗币则已是另外一种了。
“经济学”核心内容包含三个主要的构成部分，也被解读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1）政府不推出刺激经济的政策，而是通过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2）去杠杆化，以大幅削减债务，降低借贷与产出比；（3）推行结构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2014年5月，“新常态”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表述之中。当时，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人们一般简称为“新常态”（XiJinping'snewnormal）。
2014年7月29日，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问计当前经济形势，再次提到“新常态”：“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4年8月4日起，《人民日报》连续四天在头版刊登特别报道及评论员文章，聚焦“中国经济新常态”，对中国经济形势进行多角度阐释。
事实上，“新常态”与“经济学”在对中国经济形势判断及政策理念上是高度一致的。他们认定30年来中国GDP年均10%以上的高增长周期已经结束，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低于8%，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维持7%左右，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将成为经济政策的重中之中。
如果说，过去30年我们一直保持年均10%以上的GDP增长，曾经是一种常态，那么，将来转入7%左右的GDP增长则是另一种“新常态”。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内涵十分丰富，但抽象起来看，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放弃过去粗放式、外延型、总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集约化、内涵式、质量至上的经济发展模式，追求自然、社会、经济的协调与均衡。二是摒弃过去GDP挂帅的单一政绩考核理念，将生态环境与民生福利放在重要位置，10%以上的GDP高增长已成为历史，7%左右的GDP增长将成为新常态。新常态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间，中国GDP增长了155倍，名义GDP年均增长15.5%。按名义汇率计算，2010年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GDP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因此，在如此庞大的“基数”面前，中国要想继续保持10%以上的GDP高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很不现实的，甚至是十分危险的。粗放式、外延型、总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带来了GDP的一路狂奔、高速增长，但高增长背后的代价是巨大的。
首先，重工业化与产能过剩。中国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重化工业的飞速发展（参见表1），其实质是“重工业化”。它主要表现为重化工业产能的无度扩张，直至重化工业产能的全面过剩，随之而来的便是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枯竭、环境及生态遭到严重破坏。2013年中国大陆地区粗钢产量是世界前25大产钢国的总和，为此，中国消耗了世界铁矿石的70%，其中，60%的铁矿石依赖进口。与此同时，中国汽车产量超过了美国和日本两国总和，低端汽车的大扩容、大普及，不仅造成城市交通拥堵，而且更是造成大气严重污染的元凶。1980年中国每天消耗原油169万桶，2012年中国每天消耗原油1028万桶，其中60%的原油依赖进口。
其次，大城市化与房地产泡沫。中国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并未有效带动常规的城市化进程。由于重化工业主要在大城市扎堆，伴随农民工进城务工，农村经济变得更加空虚和脆弱，城乡分割及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然而，十年房地产大开发、大泡沫，极好地迎合了大城市的“地皮扩张”及城市居民的炒房囤房激情，十年间几乎所有大城市都变成了“特大城市”，也就是说，房地产大开发使得大城市越来越大，小城市越变越小，农村似乎变得越来越落后。这就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两个“两极分化”：城乡两极分化、大小城市两极分化。
第三，微笑曲线低端的贸易大国。20世纪80年代，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几乎没有多大规模的商品进出口，而且一直处在贸易赤字状态。2011年和2013年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分别突破3万亿美元和4万亿美元大关。为此，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确立，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商品出口国，201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尽管如此，在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中，我们仍是一个服务贸易的赤字国，即便在货物贸易中，我们出口换汇的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跌价型产品为主，比方，服装、纺织品、皮鞋布鞋、玩具、塑料制品等；而在中国进口商品中，则大多为资源型、高附加值、涨价型产品，比方，原油、成品油、铁矿石、小麦、大豆、飞机、豪华小轿车等。尤其是在国际分工的微笑曲线中，中国仍处在“代工厂”或“加工中心”的产业链低端，而微笑曲线两端的高附加值产业链则撑控在欧美发达国家手中，包括研发、设计、渠道和服务等环节。这很显然与中国作为一个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不符。
第四，产业结构落后与扭曲。从经济结构来看，30多年来的GDP高增长，却并未有效推动产业升级。中国GDP结构与就业结构不仅产业层次较低，而且极不对称。与发达国家相比，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与此相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GDP与就业在三大产业结构上，表现出了低层次及不对称的特点。截至2013年底，中国33.6%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仅创造了10%的GDP，这表明了中国农业的低效与落后；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创造了GDP的约44%，但仅吸纳了30%的劳动力，这表明“产值工业化”并不能拉动同比例就业；2013年第三产业GDP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但仍只有46%，不足50%，这表明中国快速工业化并未同步推动城镇化及第三产业大发展。
第五，企业经营成本大幅上升。随着中国经济大发展，国民收入水平及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企业经营成本也在不断地提高。一方面，劳工人权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与保护，雇员福利包括五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两金（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成为职工维权的主战场，廉价劳动力时代终结。另一方面，地皮价格及房租的不断上涨，以及排污成本和治污成本高企，都在考验着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及研发创新能力。“新常态”的重要内核
总理对经济新常态的表述和主张，更多地集中在“新货币政策”理念与导向上。其中，“保持定力”是李总理对新货币政策特征的精准表达和形象描述。
在2014年初“两会”期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明确提出了新货币政策的“三不原则”，他指出：“去年上半年，国际上出现中国经济可能硬着陆的声音，我们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采取短期刺激措施，不扩大赤字，不超发货币，而是增加有效供给，释放潜在需求。去年财政赤字控制在预算范围内，广义货币M2增长13.6%，符合调控需求。”
2014年9月9日，国务院总理同出席在天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对话交流时，再次形象地表达了他对新货币政策的明确态度，他指出：“中国去年以来一直实施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我们没有依靠强刺激来推动经济发展，而是依靠强改革来激发市场活力。因为池子里货币已经很多了，我们不可能再依靠增发货币来刺激经济增长。今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速只有12.8%，在控制范围之内。”
很显然，从总理的讲话中，我们可以将“新货币政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16个字：保持定力，盘活存量，优化增量，不乱放水。新政策目标就是促进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因此，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新货币政策要求我们转变传统思路，开启新思维。可以预言，新货币政策环境将会呈现出以下几大趋势：
第一，中国将由商品输出大国转向资本输出大国。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通过扩大商品出口，大量引进外资，不但很快摆脱了外汇资金短缺的局面，而且成为了世界最大商品输出国及外汇储备国（参见表2）。20世纪80年代，我们基本上是外汇零储。据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3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95万亿美元，世界第一，占全世界外储总量的三分之一，比世界第二的日本还高出两倍。此外，中国黄金储备在30多年间也增长了将近两倍。庞大的国际储备，意味着中国拥有了“走出去”的足够信心、勇气和资本。
外汇储备及黄金储备的巨额增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商品出口创汇，二是引进外资。自改革开放初期外资首次进入中国，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从数十亿美元到数百亿美元，再到现在的1000多亿美元，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入大国，但自金融危机以来，由于中国制造业尤其是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迫使大量国内资本“走出去”，寻找海外投资新机会。金融危机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度规模不足百亿美元，但最近短短七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100多亿美元剧增至现在的1000亿美元左右，几乎与实际利用外资年度规模持平，似乎在转瞬之间中国已成为了世界资本输出大国。
产能过剩必然伴随资本过剩，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可以在国外直接投资办厂，而且更可以兼并收购外国企业。除了中国并购世界的新趋势，同时还出现了中国消费世界的新景象。随着近十年小轿车大普及以及房地产大开发，居民收入节余剧增，出国旅游、境外购物，甚至移民海外已成为富有的中国人走出去的巨大冲动。这一切都将改变过去资本净输入，并将构筑一个资本输出大国的新格局。
第二，外贸平衡、资本输出必将对冲外汇占款规模，为货币被动发行减压。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维持着严格的外汇管制，而且汇率生成机制尚不能真正市场化，在外贸顺差及资本顺差持续增长的前提下，为了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并确保出口导向战略不动摇，中央银行被迫从银行间外汇市场源源不断地大量买入外汇，它一方面导致了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另一方面则通过“外汇占款”被动过度发行人民币（参见表3）。这正是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制度根源。这虽是一种“国家比较利益”的被迫选择，但它不仅造成了外汇储备的大量闲置与损失，而且导致人民币对内贬值，国内购买力下降。
出口导向战略作用的充分发挥，我们不得不通过巨额的出口退税及财政补贴鼓励出口，其实质是拿财政的钱来补贴进口国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一政策作用的结果，不是扩大内需，而是刺激了国外消费者，提高了外国居民的消费质量，反过来，约束了国内消费，降低了国内居民的消费质量。
因此，随着中国并购世界、中国消费世界格局的出现，在货物贸易及资本流动上就会表现出更加均衡、对称的特点，这将有利于中国扩大商品进口，提高国民消费水平，同时借助资本输出缓解外汇储备无度增长，从而能有效消减“外汇占款”，并能有效化解人民币被逼投放的风险，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保持人民币对内价值与对外价值的高度统一，进而顺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第三，提高货币存量使用效率，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2008年初，央行定下当年新增贷款目标不能超过上一年，即控制在3.63万亿元，但金融危机爆发后，当年实际执行的结果为4.91万亿元，远超年初目标。4万亿的救市计划使得2009年银行新增贷款高达9.59万亿元，较上年几乎翻番，这是历史上罕见的现象。2010年新增贷款继续维持高位，达7.95万亿元。2011年7.47万亿元，2012年8.2万亿元，2013年8.89万亿元。五年间银行累计新增贷款接近50万亿元。这是中国货币投放的重要渠道，也是银行资产飞速扩张的主要原因。
截至2013年底，中国货币存量（广义货币M2）高达110万亿元，相当于GDP的两倍；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业总资产更是高达150多万亿元，相当于GDP的2.66倍，接近美国银行业总资产的两倍！
然而，尽管如此，2013年上半年，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一度异常升高，市场惊呼“银行差钱”、“银行钱荒”。在如此庞大的货币存量之下，银行居然“差钱”，原因何在？第一，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信贷规模一直保持高速扩张，一旦遇到货币投放放缓，银行就会感到明显不适。第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与互联网金融的崛起，交相辉映、相互促进，它一方面大幅推高了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另一方面则直接造成了银行存款的分流。第三，近十年来，随着房地产大开发、大泡沫，以及重化工业产能的无度扩张，这使得大量银行信贷资金被占用、被沉淀、被冻结，社会资金周转和使用效率大打折扣，这使得相当于GDP两倍的庞大货币存量居然满足不了货币流通的需要。
因此，“保持定力”的新货币政策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自然诞生的。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控制住货币投放的过快增长，才能真正抑制银行信贷的无度扩张，并倒逼银行盘活信贷存量、优化信贷增量，以此解决银行信贷资金的低效周转及不良贷款率的反弹。
从另一方面来看，新货币政策强调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让社会融资多元化、多样化，从而分散银行信贷压力，优化社会融资结构及银行信贷结构。这既是化解银行信贷风险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充分发挥“市场决定”作用的重要体现。
然而，相对银行业（间接融资）而言，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仍是“短板”，还很弱势。很显然，两者之间极不协调、不匹配。中国的银行业很强势，体量也很庞大，银行业总资产相当于GDP的2.66倍，但国内股票总市值仅占GDP的四成略多，企业债券余额占GDP比重也不足20%。作为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规模更加狭小，占GDP的比重仅为5%。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规模，既要做大场外市场，更要做强场内市场；既要发展公募市场，也要发展私募市场；既要发展金融现货市场，也要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改善社会融资结构及信贷结构，增强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切实促进经济转型、产业升级。
我们需要的是一套新的全球经济政治安排。第一要务应该是让G20会议成为固定的集会。各国领导人应该每年至少集会一次，而在当前情况下应该集会两次。G20代表了世界主要的债务国和债权国，以及最具战略影响力的国家。固定的G20框架将敲响七国集团的丧钟。这已经晚了20年，但晚做总比不做好。
第二项要务应该是由G20成员国国家领导人、财政部长和央行官员负责协调未来的国际经济政策，而不是由已经在这个任务上遭遇惨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第三项要务应该是，大刀阔斧地改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解散其委员会，代之以一种真正能够代表该组织宣称为其服务的更多国家的治理结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继续管理其国际收支应急工具，但是要在G20的全面监督下进行。
美国政府可能会抵制这种变革，而G7中的欧洲国家会尽其所能坚持采用战后的旧框架。不过，在冷战结束、中国开始崛起成为今天这样的大国之后，那种安排的效用就开始逐渐减弱。
政府通过承担预算赤字和对银行实施资本重组来刺激经济的方式，只能暂时延缓这场危机。财政政策有其局限性。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已经在预测，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1.7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3%。他还告诉美国公众要做好准备，上万亿美元的预算赤字可能会持续数年。
在短期内，世界需要美国的经济刺激方案。但长期来看，前车之鉴证明，只有在赤字国家增加储蓄缩减开支，而盈余国家减少储蓄增加开支时，危机才能得到解决。当债权大国被排斥在国际机构的核心集团之外时，这种储蓄的不平衡不会得到纠正。如果听之任之，它们会重新采取防御性策略。如果在诚信的基础上接纳它们，它们或许会觉得改变一些习惯也无妨。
例如，中国政府在安排其盈余时，并不打算让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来改变国家资源的方向，特别是在这种行为有可能让它落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手的时候。1997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亚洲所有政府都对资本外流的政治后果感到担心，印尼总统苏哈托就在1998年被迫下台。
在国际货币治理实现民主化，或者至少更具代表性之前，任何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不是债权国――都不会把脑袋伸进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同美国财政部设下的套索。
不过，要构筑一个真正具有活力的G20框架，美国必须首先回答两个战略问题。中国是需要在战略上保持警惕的商业竞争者，还是建设多面新世界的结构单元？俄罗斯是应该成为更具代表性的世界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是应该继续被视为无药可救的不可信赖者？
以积极的态度解决上述问题，并改革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能够开创一种更加可行的世界格局。问题是，奥巴马是否会在即将召开的G20会议上意识到这个契机，以及老顾问的建议是否会让他和美国其他人继续陷在当前经济和策略的窠臼里。
美国财政悬崖实际上是因为美国国债持续突破债务上限而引起的，实际上是美国债务危机的“续集”，2011年美债危机时，共和党国会和奥巴马总统之间出现严重分歧，其中，共和党主张降低税率，增加军费支出并且削减部分福利：而以奥巴马为首的则主张提高税率，削减军费开支，保留大部分福利。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交锋，2012年1月26日过会参议院投票通过了奥巴马提出的将公共债务上限提高1.2万亿美元的要求，表明美国联邦政府寅吃卯粮的局面将延续。但根据奥巴马签署的《2011预算控制法案》规定，如果未能达成新的协议，一系列的加税和预算削减将在2013年自动生效。税率将被提高以增加税收，居民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减少，联邦政府的支出也会下降。由此可见，财政悬崖实质上是高强度的财政紧缩。
财政悬崖的关键日程
2012年12月14日这是原定国会众议院休会期，但已被推迟。参议院未设休会期。
12月17日国会助理称，这是达成协议“框架”的非正式的理想日期，以便留出时间作评估，以及应对走国会程序时产生的拖延。不过，国会可能很容易超出这个非正式期限。
12月21日助理称，这是达成最终协议的目标期限，这样议员就能享受一个完整的假期。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称，众院会期至少会延续到12月21日，“在找到解决财政悬崖问题的可靠方案前”，不会休会。
12月24日一些持怀疑态度的助理称，国会将工作到圣诞节前夜，可能会达成协议，但并不确定。
12月25日圣诞节假期。
12月26日-31日，如果此时尚未达成协议上调16.4万亿美元政府债务上限，美国财政部将不得不像此前一样，采取“紧急措施”来推迟可能违约的时间。
如果国会在圣诞节前无法达成“财政悬崖”协议，立法者该周可能将被迫重返华盛顿。
2013年1月1日前任总统布什（Bush）制定的低税率政策到期，奥巴马在2010年曾延长此政策。若低税率政策失效，估计将导致每个美国家庭每年多交1，600美元税费。
奥巴马2011年和2012年实施的工资税惠到期，料将导致每个美国家庭每年多交700美元税费。
这是解决企业研发税惠延长等问题的最后期限。这类税必须在年底前得到延长，才能在2013年申报。
这同时也是解决代用最低税问题的最终时限。如不采取行动，代用最低税将令约2，700万美国人的税费上涨。如果其解决方案未获通过，国税局将需要重新制定体系，并将数百万纳税人的退税时间延后到3月末。
1月2日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给予取消或推迟，未来10年支出将削减1.2万亿美元。这些被称为“查封（sequestration）”的举措在2011年确定，之前国会一个“超级委员会”未能制定出财政计划。
1月3日新一届国会将召开会议。
1月7日-11日国会休会。
1月14日国会重新开会。
1月20日美国总统就职，计划在第二天举行公开典礼。
2月白宫年度财政预算。财政部“特别措施”告罄，美国评级可能被再度调降。
3月随着持续决议到期，联邦政府的融资亦到期。危机仍在延续……
财政悬崖或为“伪命题”
伴随这两年美国财政赤字不断加重的关注，金融市场关于此话题的争论、讨论已经完全超出美国国家战略的基准定位，以及美元地位的有效论证，炒作性的喧嚣和引导性的人为色彩凸起，市场值得警惕更大的风险，即美元霸权战略带来的世界压力与挑战。
2013年新年伊始，美国国会如笔者预期批准了炒作性的财政悬崖命题的结论，即两院达成协议，再次避免了媒体舆论渲染的美财政悬崖命运。其中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以257：167的票数批准了议案，奥巴马竞选总统连任时承诺的对富人增税将得以兑现；控制的参议院此前在新年会期中早些就通过议案。未来奥巴马表示将很快签署议案，尽快使之成为法律。国内外市场担忧乃恐吓性的财政悬崖命题是指一系列美国增税与减支措施的启动，因为如果不解决，或许美国经济则有衰退之虞，乃美国债务和美元崩溃之疑。这一论调和预期不攻而破，其实质和本质的议论偏离美国国家战略与利益的诉求与方略，解读有误和有偏颇。
首先，美国财政悬崖是一个伪命题，不是一个真命题。其实美国财政问题已经延续40余年的时间，其中2000年美国有过短暂的财政盈余，随后伴随金融危机概念的生成，经济衰退的出现，美国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张和恶化。但是至今美国并未达到悬崖的边际，美国的财政对策继续有效支持美国经济与金融的实力与势力的发挥与强大。令人记忆犹新的2011年8月份的美国财政赤字舆论炒作，美国两院与两党的争论也十分激烈，而最终10月美国两院和两党回归美国国家战略的需要和美国国家利益的必需，美国继续实施了历史上第79次债务上限的提高。2012年作为美国选举之年，美国财政赤字的夸张被夸大为财政悬崖，借用美国选举之年的特性和环境，美国财政赤字争论继续演绎并升级。但到目前为止的结果依然是两院、两党达成共识，最终决定继续提高债务上限。美国财政赤字是一个长期经济结构和全球战略的布局，并非是一个燃眉之急的焦点，如何评论与定义十分重要，尤其是怎样解决是更重要的舆论导向和事态定性。
其次，美国财政悬崖是一个全球化战略，并非国家单一概念的债务。美国财政问题的讨论与美元全球扩展紧密相连。尤其是经历了独特的、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新模式，美国债务扩张与美国金融扩张并举。上世纪80-90年代的国际金融市场仅局限在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体制，并且并无相互关联度，市场之间的分割十分清晰。但当今的国际金融并非寻常，金融层面的定义已经延展到更多的领域与市场衔接，首先石油被纳入国际金融市场，随后大宗商品、资源产品、农产品都被统统纳入国际金融市场，美元通过独特的定价与特权的报价体系扩大垄断和控制了全球市场。美联储的政策以及美元的战略已经努力扩大国际金融市场的概念与范围，并有效地运用美元特权的定价机制以及美元霸权的报价制度，进一步增强美元霸权的世界范围与势力，扩展美元覆盖的更多领域与更大的市场。所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并不仅仅局限美国本土概念，更着眼全球化的战略。由此，美国财政赤字的扩张并不局限美国概念自身，而是具有更广泛的全球化概念与世界性范畴。直白地说是美元势力扩大，加剧美国财政开支扩张，这是体现着美国全球化的战略必然的结果甚至收益。
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背景
2008年9月后，美国次贷危机迅速转变成20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严重冲击，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和金融体系更是首当其冲。一是经济陷入持续低迷增长期。2008―2012年，美国经济增速分别为-0.3%、-3.1%、2.4%、1.8%和2.2%，欧元区经济增速分别为0.4%、-4.4%、2.0%、1.4%和-0.6%，日本经济增速分别为-1.0%、-5.5%、4.7%、-0.6%和2.0%。二是金融体系的功能严重受损。危机初期，主要发达经济体金融体系基本丧失融资功能，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急剧恶化。尽管采取了很多措施，但仍大量持有不良资产或风险资产，目前这些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过程仍在继续，市场信心依然脆弱。三是失业问题突出。危机造成失业人数大幅上升，主要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均攀升至本世纪以来的高位，美国失业率从2007年的4.6%急剧攀升至2010年的9.6%，2013年3月仍维持在7.6%的较高水平。2012年，欧元区、英国、日本的失业率分别为11.4%、8.0%和4.3%，失业率居高不下成为政府最棘手的问题。四是财政赤字飙升。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水平攀升至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已超过100%。这些国家的财政赤字巨大，不得不紧缩财政开支，反过来拖累经济复苏，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空间严重不足。
传统货币政策主要以短期利率为目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管理。在危机严重冲击之时，主要发达经济体一方面创新融资工具向财务困难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救助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特定机构；另一方面多次下调政策目标利率，其中美联储在2007年9月至2008年12月连续10次降低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5.25%降至接近于零（0―0.25%）的历史最低水平。欧央行再融资利率由4.25%降至0.75%；英格兰银行将回购利率由5%降至0.5%；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由0.5%降至0.05%。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政策利率均处于接近于零的历史超低水平。
超低利率政策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和危机，但没有有效解决消费和投资恢复增长、降低失业率的根本性问题。由于名义利率不能为负，政策利率降至零后就无法进一步下降。因此，在短期利率工具达到极限且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主要发达经济体不得不相继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而危机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通胀持续维持在较低水平，为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可能。
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做法
所谓量化宽松政策，是采用数量型的货币政策，通过扩大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规模，改变资产负债结构，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促进信用扩张。其突出的变化是在利率工具失效情况下，中央银行从利率调控重新转向货币数量调控。如2013年4月，日本央行明确宣布将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从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改为基础货币，将基础货币在两年之内翻倍。
主要发达经济体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做法，一是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大量购买国债，投放货币。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以来，美联储、日本央行和英国央行分别购入本国国债1.18万亿美元、46.8万亿日元和3750亿英镑。2011年3月开始，欧央行每月购买740亿欧元的债受困国的国债，2012年9月开始在一定条件下视需要在二级市场购买成员国国债。二是直接增持金融市场低信用等级的风险资产，注入流动性。如美联储直接购买政府支持型企业的债务和所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日本央行直接购买商业票据、开放式指数基金（ETF）、房地产投资基金（REITS）等金融市场工具。三是直接给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如通过扩大合格抵押品清单、扩大央行操作对象清单、取消流动性供给限制、实施资产担保债券购买计划（CBPP）等方式给予金融机构流动性支持。四是调整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期限结构。央行资产中的长期债务比例显著上升，直接压低了长期利率水平。
为了给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营造市场预期环境，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重新诠释了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如美联储宣布其量化宽松政策持续实施直至失业率降至6.5%以下，日本央行则在通胀率长期为负的情况下，明确设定2%的通胀目标，并无限期购买资产直至实现通胀目标。
危机以来，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其中美国从2008年11月25日到2012年12月先后推出四轮、欧央行从2009年到2012年9月先后推出三轮、英国从2009年3月到2012年7月先后推出三轮、日本从2010年10月到2013年3月先后推出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措施。采取上述量化宽松政策后，这些央行的资产负债规模显著扩大。2007年底到2013年一季度，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张2.5倍，英格兰银行扩张3倍，欧央行增长75%，日本央行增长47.7%。
量化宽松政策的传导渠道和作用机制
一是通过利率渠道压低企业融资成本。央行通过大量购买长期资产压低长期利率，降低借贷者的融资成本，减轻居民和企业的利息支付负担，促进信用扩张，刺激投资、消费需求，以实现增加就业、恢复经济增长的目标。
二是通过财富分配渠道刺激企业投资和家庭消费。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的货币环境刺激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回升，产生财富效应。消费需求和能力上升，进而带动企业投资的增加。至2012年底，美国的道琼斯工业指数、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分别比2008年底上涨49.3%、57.9%和119.6%。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富国银行住房市场指数自2008年11月以来上涨了3.9倍；日本的日经225指数比2008年底上涨17.3%；英国的金融时报100指数比2008年底上涨33.0%。危机初期社会财富急剧缩水的状况有明显改善，对扩大投资和消费可能发挥一定作用。
三是通过汇率贬值渠道促进出口。货币供给的膨胀引导本国货币贬值，进而扩大出口。如日本实行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以来，2013年3月末日元汇率较2012年10月末贬值15.3%，2008年6月末至2013年3月末，欧元兑美元汇率贬值23.1%，期望对出口产生刺激作用。
四是通过利息渠道缓解财政困难。低利率环境大大降低了因巨额财政赤字政府发行大量国债的利息负担和再融资成本，纾缓了这些国家所背负的巨额还本付息困难，以期为更多削减财政赤字和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赢得时间。
应该看到，由于危机成因的复杂性，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进程曲折迟缓，量化宽松政策对实体经济在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但长期效果有待观察。
量化宽松政策对我国的影响
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本国金融市场的信心，平滑了市场主体的去杠杆化和债务调整的痛苦过程，有助于提振实体经济活动。通过四轮量化宽松政策，美国经济已呈现温和增长态势，劳动力市场有所改善，房地产市场出现好转。欧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对欧元区经济的刺激作用虽不明显，但很大程度上支撑了欧洲债券市场的信心与稳定，阻止了欧债危机的急剧恶化。
因此，短期来看，量化宽松政策对本国经济复苏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而有利于稳定发展中国家的外部需求和经济增长环境。但这一政策深刻改变了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蕴含的风险隐患值得警惕。
一是加大跨境资本大进大出的波动风险。新兴市场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对发达经济体的资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2009―2011年，全球30个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净流入超过2.1万亿美元，年均增幅近40%，远超过去15年18%的平均水平。不仅加剧这些国家的输入性通胀和资产价格上涨压力，而且一旦发生新的经济金融变数，大量资金集中流回，可能使新兴市场的资产和货币错配风险暴露，甚至带来严重冲击。
二是加大全球性通胀的潜在风险。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国家的货币是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因而向本国金融体系注入大量货币相当于向全球金融体系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未来通胀预期。随着经济逐步复苏，过多的流动性可能加快流向大宗商品、能源、粮食、原材料等，一定条件下将引发全球性通胀压力的迅速上升。
三是加大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风险。持续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全球资产配置的风险偏好上升，因量化宽松政策是权宜之计，随着经济复苏需要适时退出。退出时将导致利率上升，如果调控不当，可能对资产价格造成显著影响，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冲击。本国投资者和其他国家也包括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者都会面临着较大的投资风险。
四是加大全球货币竞争性贬值的风险。量化宽松政策注入的大量货币引导主要货币贬值。为维持本国出口竞争力和经济增长，其他国家可能不得不采取竞争性贬值策略，市场已经注意一些国家的货币跟随主要货币较大幅度贬值的现象，引发对货币战的担忧。
总之，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正处在经济再平衡的进程中，需要进行深刻的结构性调整，这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量化宽松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主要发达经济体长期依赖金融和房地产以及负债消费的增长模式等深层次矛盾，还可能埋下新的风险隐患，对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造成新的不确定性。
妥善应对量化宽松政策的“溢出效应”
过去五年，我国沉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果断调整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和力度，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宏观经济总体上保持增速平稳较快、物价相对稳定、就业持续增加、国际收支趋于平衡的良好态势。但同时也面临着不少风险和挑战。要密切关注和分析国内外形势变化，妥善应对，办好自己的事，实现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一是积极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坚定不移地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把力气更多地放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扩大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上来。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进一步发展壮大服务业，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动力。
二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发挥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合理调节流动性，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优化信贷结构，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是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与发展。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探索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继续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浮动弹性和应对外部冲击的灵活性。继续深化金融机构改革，加快完善商业银行的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增强支持实体经济和风险防控的能力。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多功能的金融市场体系，增强国内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有序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
关键词：东亚；货币合作；现实基础
东亚货币合作在近年来有了加速发展的趋势。东亚货币合作的根本目标，是以高度的经济一体化、紧密的政策协调、一致的政治承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货币联盟。然而，从目前的合作形式看，东亚国家距离实现这一长远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一)区域内贸易及经济开放度
一方面根据IMF的统计数据，东亚区域内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内贸易比重近年来不断提高，从1970年不到30％，发展到2003年已经超过了50％。可见，东亚区域内贸易的依赖性很高，区域内长久的贸易合作及发达的贸易投资，将促使亚洲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也内在地要求东亚各国之间货币的相对稳定，为东亚地区进行货币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6)的数据，由贸易依存度指标来衡量，东亚的经济开放度水平很高，尤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文莱、柬埔寨，其开放度均在100％以上，新加坡甚至超过了200％。从2001年到2005年，东亚各国的开放度平均值高达129.88％，普遍高于2001年前的欧盟15国经济开放程度，这说明东亚各国对外部的贸易依赖程度很高，是具有吸引力的。
(二)东亚各国政策目标相似性
根据IMF及ADB的统计数据，对1987年～2004年东亚国家(地区)进行比较发现，1987年至今，东亚地区绝大多数经济体都存在财政赤字，但就相对规模而言，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的财政赤字规模相对较小，财政政策倾向相对比较谨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近年来财政赤字水平较高。由于政府财政状况可以间接地反映出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倾向，财政赤字越高的国家，越依赖于对本国货币铸币税的控制，因此进行货币与汇率合作的成本越高。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来看，东亚地区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最快的是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货币供应量也持续增长。总体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货币供给数量增长相对平缓，反映其经济发展相对成熟而宏观调控能力比较高。从利率水平看，经济开放度较高的亚洲“四小龙”，马来西亚和泰国之间利率差幅最小，而金融开放度相对较低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国的利差则比较大，反映出不同国家货币政策取向，也为进行货币合作的政策协调带来了一定困难。
综合上述诸项分析，可初步作出以下判断，东亚经济整体上无论是经济规模、各国政策目标，或是通货膨胀率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东亚地域作为一个整体不具备同时进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二、东亚货币合作中的障碍
(一)内部阻力
1、缺乏区域内的主导货币
欧盟在其成功时期是以德国、法国为核心主导国，以德国马克作为锚币来推动货币一体化进程，因此，不管是区域经济或是货币合作都是不能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的。与欧盟相比，东亚地区尚无法形成这样强有力的依托。日本虽是东亚经济和金融势力最强的国家，但由于经济衰退，加之由于二战中日本侵略给东亚各国造成的苦难，使其在东亚国家中缺乏广泛的信任和支持基础。这使得日本要成为核心国，面临政治与经济的双重障碍。而中国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尽管人民币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不贬值，但缺乏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严格的资本管制，薄弱的国内金融体系，使得人民币难以成为锚币。因此在现有条件下，以区域内货币为核心展开货币合作存在一定困难。
2、政治障碍
欧洲货币合作实践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区域货币合作要有一个政治联盟为后盾，与欧盟相比，东亚汇率协调的障碍可能主要在政治方面。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在分歧，包括历史上的积怨、领土纠纷等，因此他们更多的是把彼此视为竞争对象而不是潜在的合作伙伴。造成东亚内部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对待其二战期间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侵略灾难历史的态度。同时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问题也是造成东亚内部政治复杂的另一个原因。由于历史原因，东亚地区存在大量的领土、岛屿归属和海洋划界争端。如日韩的“独(竹)岛”之争、中日的钓鱼岛之争等等，造成东亚地缘政治的复杂化。
(二)外部阻力
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外部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东亚大部分国家与美国有着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以贸易为例，依据IMF2005年贸易统计年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额的17.7％，菲律宾对美国的贸易额占其总贸易额的17.3％，中国的这一比例也高达13.7％，东亚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额占该地区贸易总额的13.4％。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增强了美国对东亚的经济影响力，加强了东亚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性，而东亚货币合作的快速推进，毫无疑问会增强东亚货币的实力，这无疑会影响到美元在东亚的地位，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因此美国否定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就是例证。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构建思路(一)推进区域内大国间的协调
经验表明，在区域合作进程中，关键性大国的推动力量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协调至关重要。在本地区两个大国——中国与日本中，任何一国在目前条件下都难以单独承担这一责任。中国是本地区潜在的“市场提供者”，但金融领域相对薄弱。日本则在贸易和金融领域都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尤其是日本对东亚其它经济体均有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妨碍了日元发挥关键货币的作用。但作为发达国家，日本金融部门较中国具有相对明显的优势。在此条件下，中、日两国若想通过单边努力推动乃至主导区域金融合作进程，都会面临很大困难；若两国在该领域产生竞争，则会产生更加不利于自身的结果。实际上，中、日两国在东亚金融合作中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或竞争的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中国所能提供的巨大市场和日本的金融资源结合起来，恰恰能够满足其它东亚经济体对出口市场和储备资产的需求。因此，两国应当通过合作来共同推动区域金融合作的深入发展，使其摆脱对“美元体制”的过度依赖。
(二)区域货币区(Sub—clusters)的形成
由于东亚地域作为一个整体不具备同时进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但可以先在东亚内部形成3个次级货币区，即依据地缘经济政治交往程度的不同划分为中华货币区、东盟国家货币区和日元区。这些次级货币区将为进一步深化东亚货币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为美国最高货币金融管理机构的美联储，其政策措施对全球金融市场都产生重要影响。而以危机应对为起点的政策利率，自2008年晚些时候至今，已降到无前例可寻的近零低点；在此期间，美联储又采取了几轮量化宽松，通过大量印钞来购买债券，以此措施大幅削减长期利率。
央行源源不断的购买行为，支撑了资产价格，使得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全球许多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到创纪录的水平，完全颠覆了人们过去熟知的全球经济格局。
经过五年膨胀，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从8000亿美元，达到了目前的3.7万亿美元的规模。美联储每个月仍在购买4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以及45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因此，何时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怎样退出，就成为市场的焦点。
一方面，美联储打算终止这项市场有效性可疑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退出宽松政策需要有通胀、经济增长情况和财务状况等作为决策前提；加之缩减的细节挑战，以及在政治上，两党僵持为债务上限与赤字谈判增加的迷雾；同时，在国际问题上，中东问题、叙利亚军事打击议题带来的市场不确定性，都加大了美联储迈出货币政策新步伐的难度。
此前，美联储官员其实从未在公开声明中，使用过Tapering的字样。很显然，他们对这个词相当地小心，但这并不妨碍市场围绕Tapering而争论，并将这些争论作为市场跌涨起伏的依据。美联储曾表达说，要在“今年晚些时候”缩减QE，这被很多人直接解读为缩减QE的时间表始自9月——9月17日至18日，美联储将召开议息会议，这可能会成为美国货币政策的分水岭。
另类资产投资公司SkyBridgeCapital管理合伙人安东尼·斯卡拉穆奇（AnthonyScaramucci）对《财经》记者说，在美联储上百年的历史中，我们经历了最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现在要做的是，从近乎荒谬的极端宽松政策过渡到宽松政策中来。即使美联储从今年四季度开始降低债券购买规模，从现在的每月850亿美元购债量收缩10%-15%，或者更少，但仍然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有经济学家预计，如果9月第一周公布的8月非农就业报告表现良好，美联储就会在9月中下旬的议息会议上决定开始放缓QE。而在斯卡拉穆奇看来，美联储决意要政策脱钩，但不希望市场由此大幅波动，所以货币政策的转身会是缓慢而逐步的，这一过程甚至会持续到2015年。
花旗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威勒姆·布伊特（WillemBuiter）认为，美联储降低债券购买规模并从近零利率政策中的最终退出，是成功需要付出的代价。
布伊特对《财经》记者说，以近零的价格获得无限的流动性已经开始被视为是新常态。因此，只要经济增长和就业有活力，就是为市场断奶的时机，这是对反常情形恰当而临时的应对。布伊特希望缩减量化宽松措施的行动尽快开始，他说，在不损害复苏的前提下，退出宽松应该愈快愈好，以免我们在未来再经历信贷和资本市场的从繁荣到泡沫再到萧条的风险。增长与退出的两难
尽管量化宽松政策从来都未打算永远持续下去，伯南克也明确了政策退出不会一蹴而就，但金融市场还是以狂风巨浪回应了政策回归正常化的预期。这使得退出量化宽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显性化了。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瑟夫·加侬（JosephGagnon）认为，美联储退出QE有过度炒作之嫌。他对《财经》记者说，前两轮量化宽松的结束对市场并没有明显的影响，实际上，第三轮量化宽松甚至还未接近尾声，也许我们看到的市场动荡只是与退出可能性在时间上的巧合，基于我们无法理解的原因，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向来反复无常。
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研究员迈克尔·巴罗内（MichaelBarone）对《财经》记者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较平均水平低的经济复苏期，美联储面临的挑战是，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利率上升，股市价值和投资可能都会下降。
伯南克也一直一再强调，退出与否要看经济数据，如果经济增长疲弱，量化宽松则会延续；经济增长若得以改观和/或通胀上升都将促使美联储反向操作。5月22日在国会作证时，伯南克说，过早收紧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利率暂时上升，但同时也会带来经济大幅放缓或终结经济复苏的风险。
但经济学家们质疑的是，过去五年来，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实质影响。康乃狄格州JonesTrading首席市场策略师麦克·欧饶克（MikeO'Rourke）就是其中之一。他说，以实体经济的角度来衡量，第三轮量化宽松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它却对金融市场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如果这一政策除了推高股市外对实体经济并没有带来实质利好，那就没有必要再冒着扩大资产负债表规模的风险来推进这一政策。
斯卡拉穆奇认为，宽松货币政策成功地减少了危机给人们带来的恐惧，但没能形成一个通过政府达到的需求和供给所需要的动力机制，没能促进增长。
因此，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断裂，才是市场对退出宽松政策的真正忧虑——美联储的政策形成，如何才能更多地与经济基本面相符？而最令投资者不安的，是美联储会在经济依旧疲软的状况下，仍然决定降低政策支持。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爱德温·杜鲁门（EdwinTruman）对《财经》记者说，美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进行了主要的结构性调整，一个是家庭和银行进行的资产负债表调整，业已基本完成；另一个是住宅建设部门的调整，它需要劳动力向其他部门的转移，但转得很慢，这个调整仅算得上是勉强进行中。
好消息是，美国消费者债务去杠杆化的完结刺激了消费，增税和白宫减支的负面影响也在逐步消退。总体来看，美国经济数据2013年前两个季度的向好，预示了经济正在复苏。已公布的8月数据显示，消费增速快于预期，房地产持续复苏，就业稳步改善。8月公布的美国二季度GDP修正环比折年率为2.2%，明显高于上月公布的1.7%初估值。
在各项数据中，对货币政策有重要参考意义的，是房地产市场和就业市场的经济指标。这两项指标可以衡量强劲的内生增长是否如期发生。
在金融危机中，房地产遭受到重创。近来房地产市场的回归，对美国经济复苏形成了重要的支撑。低利率政策、新房供应量不足，及此前被压抑的购房需求的集中释放，这三点形成房价上涨的主要动力。比较起来，美国现在的房价大体相当于2004年年初的水平，仍比2006年中房价峰值时期低23%。
但随着QE退出预期的渐趋明朗，自今年5月以来，十年期债券收益率上涨了1.3个百分点，上升速度达到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点。8月中旬以来，十年期债券收益率连续创下年内新高，现在已逼近2.9%。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是企业债、抵押贷款利率等中长期项目资金成本的基准，其收益率的提高加大了借贷成本，对经济活动造成了一定影响。
住房抵押贷款债券直接绑定十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现在住房的贷款利率已接近4.6%。国债收益率上扬引起抵押贷款利率的上升，抑制了潜在的购房需求，从而会延迟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复苏。
斯卡拉穆奇指出，美联储没能为普通的美国人提供住房再融资，因而没能降低他们的借贷成本，也未能为他们提供更大的现金流以增加其消费能力，而只有当上述这些实现的时候，美国经济才能真正在增长的轨道上。
就业问题更为棘手。失业率虽然在7月降低到了7.4%，但依然处于较高的水平线上，新增岗位的创造速度也依旧迟缓，美国隐性失业率仍然高达14%。
据美国劳工部的报告，截至8月24日的一周，美国初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下降6000，至33.1万，略逊于经济学家平均预期的33万，显示裁员步伐略有放缓。此前一周的初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被向上修正至33.7万。
乐观者认为，美国企业正通过保持其劳动力规模为需求回暖和经济复苏准备。布伊特说，如果8月的非农就业数据符合预期，美联储会在9月就开始结束量化宽松政策。悲观者则认为，美国的就业市场劳动力参与率降低，雇佣没有实现有机增长。
市场普遍认为，失业率接近7%是QE退出的安全点，但美林美银认为，美联储所使用的“7%”的数据，只是用来评估广义复苏的基础粗略数据。利率风险
成功的复苏需要结束零利率的非常规政策和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极度扩张。但货币政策的转身，只能是先从减少购买美国国债入手。
市场对未来基准利率上升的预期，会影响实体经济所面临的金融环境，斯卡拉穆奇说，这实际上是预期管理，但是从宏观经济的视角来看，退出宽松是良性的货币政策。低利率维持的时间愈长，宽松货币的边际效益会不断递减，而其带来的不稳定性却会与日俱增。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乔纳森·帕克（JonathanA.Parker）对《财经》记者说，美联储提高利率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一定要在通胀开始起来的前提下。
通货膨胀依然过低已然成为人们担心的下行风险。美联储的通货膨胀率目标是核心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达到2%，而这个值目前只是1.2%。
经济的强劲增长，除了需要失业率的逐步下降和产出缺口的消除之外，布伊特说，它还需要国内通胀压力的最终增强，如果按照目前的经济形势评估，尽管降低债券购买的规模可能最早在今年9月就开始，但利率正常化可能要等到2015年下半年，这样才能使得整个退出过程更温和，可控性更强。
斯卡拉穆奇说，普通美国人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薪资增长。实际上，自从2008年以来，他们的收入分配增长了8.5%，也就是说，在金融危机发生五年之后，美国人均口袋里是91.5美分，而不是2008年的1美元。
这些因素与就业情况互相叠加，使得美联储坚信市场上没有过大的通货膨胀，他们可以从削减购买债券入手；同时，美联储也意识到他们不需要立刻实现货币政策的紧缩。
从技术上来讲，布伊特说，减少债券的购买，可以减掉QE中本来就没有多大效力的那类资产。流动性相对较小的MBS可能会继续被美联储购买，推迟减少MBS可能会对房产市场复苏提供保障，因为MBS更像是信贷宽松而不是量化宽松。
自从6月伯南克绘出更进一步的QE退出路线图后，美国国债收益率陡然上升，但美元指数却从83附近回落到81附近。国债利率的回升未对美元带来明显的提振。但有经济学家预测，随着美债收益率继续上扬，其与美债收益率之间正常的正相关关系可能会逐步恢复。他们得出结论，量化宽松的退出会使得美元走强，使美国国债利率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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