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学研究范例(12篇)
时间：2024-03-16
时间：2024-03-16
【关键词】异质性劳动；向量分析；经济学研究
每个劳动者在体力和智力方面是有着一定的区别的，劳动能力也是不同的，因此就产生了经济学中的最佳分配和使用劳动力的研究。对劳动异质性的研究也是不可避免的，更是管理活动对经济理论的迫切需要。因此对异质性、异质性劳动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及内部组织效率低下的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
一、劳动力与人力资源概念的界定
一般来讲劳动力主要就是指人的劳动能力，是蕴藏在人体中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而人力资源是指能够有效的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劳动能力，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处于劳动年龄、未到劳动年龄和超过劳动年龄但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之和。本质上两者的概念是有着相似性的，但是在量的规定性方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把年龄在16-60周岁之间的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清华大学张德教授对人力资源的数量构成作出了准确描述，其中把瘸残人员以外的不属于劳动力的人口也纳入到人力资源的数量范围内。所以经济学中的劳动力与管理学中的人力资源有着共同的本质，两者概念的区别只是在外延的涵盖上。可以说劳动经济学中潜在劳动力人口的外延已非常接近人力资源所涵盖的数量范围。
二、数学逻辑对人力资源进行研究的方式——向量分析法
工作意愿的向量分析图
Wc为工作实际能够提供的行为报酬向量；Wp为意愿的行为报酬向量；为工作意愿夹角，为工作意愿系数，对于的任意取值，都有=Cos；Wp1为与Wc重合时（=0）的意愿报酬向量，工作意愿系数1=cos0=1；Wp2为与Wc的方向正好相反（=）时的意愿报酬向量，此时工作意愿系数2=Cos=-1；Wp3为与Wc正交（=/2）时的意愿报酬向量，此时工作意愿系数3=Cos/2=0。
1.能力向量、报酬向量和行为向量。行为人的知识、技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行为的特定后果有着多面性，因此可以用向量来进行表示，在运用向量的过程中，这些行为特征变量就构成了一个行为向量空间。非常著名的就是某公司将员工的行为能力分解为三个基本变量：考察雇员对信息、人和物做些什么，然后对每一个变量进行定量的评价。这时员工行为能力可以在三维的向量空间中运用行为能力向量表示出来。依据提供的行为周期模型，任何个人的任何行为都以获取满足特定需要的资源为目的，一个完整的行为向量还应包括反映行为后果的变量。
2.造成的匹配损失。在当今的经济学研究中，需求和供给是两个基本的经济变量。可以说有效的需求量或供给量必须用“愿意而且能够”加以界定。就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元即——个人的经济行为而言，人们之所以愿意购买特定的商品或愿意从事特定的职业是因为这种特定商品或职业能够满足行为人特定组合的需要。
在一定程度上讲，消费和劳动本质上就是一种行为，能够产生满足人的需要的各种资源。通常就是我们所说的广义的行为报酬。当消费或劳动所带来的行为报酬的特定组合与人们预期的报酬组合不一致时，这种愿意的程度就会减少。除此之外，任何特定消费或劳动行为都一定存在一个最恰当的特定能力组合与之相适应，当人们实际的能力结构与这一最恰当的能力结构不一样的时候，人们的完全能力就只能有一部分称作能力结构系数，用到消费或劳动活动中去。
基于以上的两种情形，在实际生活中某种特定的消费或劳动行为所能够提供的报酬向量与人们期望的报酬向量是一样的，当所要求的能力向量与人们实际的能力向量不一样时，就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这种损失也降低了意愿和可能程度，最终降低了有效的需求和供给，这种情况下，结构上不匹配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称作匹配损失。在实际情况中，是需要人们从事行为，真正的行为能力都不可避免地由“愿意而且可能”来决定。因而，匹配损失存在于任何人的任何行为中，它就像是万有引力一样，无处不在。
参考文献：
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历来是一个两难选择问题，特别是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需求旺盛的农村地区而言，更是如此。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国内外政界、学界关注的热点，农村环境及其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也日益活跃起来。目前，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理论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大多针对城市、区域或工业，而专门针对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研究的相对较少。本文通过综述国内外该方面的研究现状，进一步梳理相关理论问题，为推进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实践奠定基础。一、国外研究进展就农村经济和环境的协同研究而言，国外首先从关注农村环境保护问题开始，继而深入到注重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1．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从农村环境保护问题来看，在全球范围内，农业面源污染正在成为水体污染的主要原因，对其控制不但逐步成为水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也逐步成为现代农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发达国家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上主要通过源头控制，对农田面源、畜禽场面源进行分类控制。其核心特征为在扎实的试验研究基础上，发展环境友好的农业生产技术替代原有技术，在各主要水域和水源保护区制定限定性农业生产技术标准。通过技术层面与政策层面的结合，在全流域范围内广泛推行农田最佳养分管理，限制水源保护区农田作物类型、轮作类型、施肥量、施肥时期、肥料品种和施肥方式，实行全流域氮、磷总量控制，削减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1］［2］。国际上，在农村环境问题及其可持续发展对策的综合研究上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农村环境问题的研究方面关注面比较广泛，在对农业和农村环境问题现状研究的基础上，关注农业荒废产生的环境问题和政策反映。有学者从具体的技术解决措施和农村环保方案展开研究，也有从农业环境政策出发，提出农村环境管理模式转变问题而进行研究的［3］［4］。2．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研究进展关于农村经济与环境二者之间的协同研究，国外起步早，基础理论成熟，主要从以下几个视角进行研究:(1)传统农业改造视角。以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为代表，他认为传统农业是一种生产方式长期没有发生变化，基本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长期停滞的小农经济。他提出的高收益投入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要得到较快增长，不能靠现有资源配置，而要为农民提供新的更有生产性的高收益生产要素，这就需要改造传统农业，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建立利于农业转型的制度，增加现代农业要素投资和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5］。其核心思想是如何把弱小的传统农业改造成为一个高生产率的经济部门。(2)可持续发展视角。雷切尔•卡逊(RachelCarson)的《寂静的春天》，指控了农业化学化的弊端［6］;《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了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登博斯宣言》(DenBosonDeclara-tion)明确指出将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有机结合，提出了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SARD)的概念;《21世纪议程》把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和优先领域。从可持续发展来看农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其重点是强调一种发展理念和导向。(3)生态经济视角。以罗伯特•科斯坦扎(RobertCost-anza)和赫尔曼•戴利(HermanDaly)为代表的西方生态经济学主流学派，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平台上研究了该问题［7］［8］。就农业和农村地区发展而言，国外首先提出了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的概念。生态农业这个概念首先由美国土壤学家W．Albreche于1970年提出，1981年英国农业学家M．Worthington将生态农业明确定义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同时，由于化肥、农药等的过量使用，形成了典型的石油农业，并对环境产生了污染，在此背景下诞生了有机农业。有机农业的理论最初是由美国学者罗德尔(Rodale)提出的，他从土壤生物学的肥力概念出发，论证了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的害处和有机肥在培养地力上的优越性能。(4)循环经济视角。循环经济(CircularEconomy)思想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K．E．Bould-ing)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是其早期代表［9］。1990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珀斯和特纳(D．PearceandR．K．Turner)首次正式使用了循环经济的概念。结合农业和农村地区，循环经济主要涉及到循环农业。世界各国都曾经在这方面做过积极探索，并产生了一系列循环农业的发展模式，如日本爱东町地区循环农业模式、日本菱镇的循环农业、德国的绿色能源”农业、美国的精准农业以及英国的永久农业”等［10］。(5)平衡发展视角。主要以罗森斯坦•罗坦(Resenstein－Rodan)、罗格纳•纳克斯(RagnarNurkse)等人为代表，主张在区域间或区域内部均衡部署生产力，实现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与打破低水平恶性循环的平衡增长理论，实质是强调在一个强大的外力推动下，使区域内部各产业间能够形成相互需求的一种局面，让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获得经济增长，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总之，从平衡视角来看，农村地域的经济发展目标就是要实现农村地域内部生产力的平衡布局以及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二、国内研究进展国内对农村经济和环境二者协同关系也是首先从关注农村环境保护问题开始的，然后才逐渐过渡到农村经济和环境协同的研究领域，近期主要是关于新农村建设中的协同问题。1．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国内农村环境保护方面的研究内容比较宽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有的学者把农村环境问题和三农”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认为农村环境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要内涵［11］;②也有的学者从农村能源利用和农村能源结构角度，研究我国农村环境的现状、问题及对策;③研究农村环境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发展;④研究农村生态系统管理的科学技术支持;⑤研究优化农村环境管理的环境公共政策;⑥研究生态补偿机制;⑦研究国外农村环境保护经验借鉴等。近几年，结合新农村建设的一些文献不断涌现:探讨新农村建设与农业、农村环境保护关系，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也不断拓展，如新农村量化评价、探讨生态农业和新农村建设关系、农村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等［12］。#p#分页标题#e#2．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研究现状与国外相比，国内对农村经济与环境的协同研究起步较晚，尚处于探索阶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1)生态经济视角。石山(1986)在国内较早论述新农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问题，根据对黄土高原种草种树的实践调研和经验总结，指出要用生态经济思想、生态农业思想的理论来指导新农村建设［13］;马艺芳(2004)通过对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的案例分析，指出生态农业与农业生态旅游的结合是新农村经济增长的亮点［14］;乐其顺、雷海章(2007)对广西恭城县立足生态农业建设新农村的做法和经验作了具体分析［15］;冯刚(2008)在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上，根据新农村的具体类型，设计出工业型新农村、特色型新农村、畜牧养殖型新农村、休闲型新农村、商贸流通型新农村和旅游型新农村建设等六种与生态农业建设相协调的模式，然后提出了保障协调模式发展和实施的经济、环境、社会、资源和法律对策［16］。从国内生态经济的研究视角看，目前还停留在发展生态产业层面。(2)循环经济视角。发展循环经济是新农村建设中经济和环境协同的重要途径和纽带。邱爽(2007)认为，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新农村的具体实践，其目的就是通过改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综合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以打造出富裕、生态、和谐的新农村［17］;方杰等(2009)从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角度，重点探讨了基于农业循环经济的新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路径［18］;高慧荣(2009)认为，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现象较为严重，只有用循环经济的理论和相应的技术进行指导，才能保证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19］。陈诗波(2009)依据协同理论对循环农业各参与主体进行了重新界定，并针对农业循环经济活动中农户、涉农企业、政府、农村中介组织各自的职能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府引导、农户参与、企业主导、中介组织助力”四位一体”的角色定位，并认为这是建立我国循环农业长效发展机制的关键所在［20］。(3)生态文明视角。农村经济和环境协同是农村生态文明的具体体现，也是未来新农村建设的方向。王朝全(1996)指出，从本质上看，农村建设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关系，因此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应该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良好统一［21］;黄振中(2006)对生态文明进行了全面阐释，并认为良好生态是幸福指数的标志，生态是农村致富的最直接途径，生态文明将加速改变农村面貌［22］;胡浩民、马步广(2009)提出，应该把生态文明作为建设新农村的新路径，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从职责异构和生态农业等方面层层递进地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23］;宋祎、胡木春(2009)从海南省域视角出发，对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新农村发展生态经济、培育生态文化、优化生态环境、构筑和谐新农村进行了有益探索［24］;刘雪艳、孟祥德(2011)指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构建和谐新农村的必然选择，也是能否实现全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25］。(4)人居环境视角。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许景伟、胡丁猛等(2010)通过对山东农村绿化现状的调查和分析，归纳总结出了经济林木用于人居环境绿化的诸多优势，指出经济林木是农村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26］;周鑫(2011)根据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庙耳岗村和长阳镇保合庄村的实际，从农村居民的角度出发设计了问卷调查并实地考察了农村居民对居住环境的满意度，在此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归纳影响村民满意度评价的主要因子［27］;周侃、蔺雪芹、申玉铭等(2011)通过对北京市首批市级新农村规划建设试点村的问卷调查，结合多元统计分析，探讨新农村建设以来京郊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要素特征、影响因素和发展水平［28］，从人居环境的视角研究农村经济和环境协同，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三、研究述评和展望国内对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一般意义上的农村经济与环境关系研究不断深入。国内学术界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的探索，从最初意识到农村发展与环保协调的重要性，到注意到二者的相互作用，再到有意识地引入循环经济、生态文明、生态产业等新的概念和模式，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实践也不断创新。(2)一些新颖的研究视角不断涌现。近几年，探讨农村建设与农业、农村环保关系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可持续农业、循环农业研究的重视，对新农村量化评价、探讨生态农业和新农村建设关系、农村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农业生态工程的实践和研究，对农村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指标体系构建的量化研究等也取得了一定进展。(3)区域和行业层面上的经济与环境系统的协调研究取得积极进展。在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度研究上，当前主要是通过衡量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相关方法，包括能值分析、生态足迹分析、物质流分析、指标体系评价等，研究区域主要为森林、流域、干旱区等单类型区和单个城市［29］，针对农村区域，特别是结合新农村建设的经济与环境系统的协调度研究颇显不足。总体而言，目前学界从不同视角开展了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研究，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对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的系统研究和综合研究比较薄弱。因此，运用系统学、环境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深入分析经济与环境子系统之间协同的要素和关键技术因素，进行协调度的定量分析，并设计提出因地制宜的协同模式，就成为当前及未来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
「关键词环境审计研究回顾评价关系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和加拿大的开始进行环境审计；80年代扩展到欧洲，而后亚太地区国家也开始重视环境审计；进入90年代，西方各主要市场国家也普遍完善了环境法规，强化了环境审计制度。尽管如此，有关环境审计的研究并不乐观。到目前为止，还只停留在对某一方面理论的描述，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针对这一情况，本文拟对现行环境审计研究的特点和不足加以分析，进而提出研究的基本思路。
一、环境审计研究的基本回顾
1环境审计的理论基础
对于环境审计的理论基础，虽然争议颇多，但多数学者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陈东，1999）、大循环成本理论（陈东，1999；杨芳，1999；薛岩张晓君，1997）、经济的外部性理论（武佳，2000；张军，2000）和资源价值理论（武佳，2000；张军，2000）是环境审计的理论基础；此外，还有人从审计产生发展的过程、开展环境审计的依据、生态经济学、经济学、经济的管理职能和环境审计能够满足审计的本质要求等方面对环境审计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
2环境审计本质
高方露和吴俊峰（2000）认为，目前对于环境审计本质存在三种认识，即“检查论”、“评价、鉴证论”和“经济监督论”。检查论认为环境审计是对适应于环境要求的有关经济业务及活动所进行的系统的、有证据的、定期的、客观的检查；评价、鉴证论认为环境审计是对企业环境管理责任和环境管理业绩进行评价或鉴证；监督论认为环境审计是一种监督活动，即监督企业环境管理责任的履行。而他们认为：环境审计是一种控制活动，即对企业受托环境责任履行过程的控制。
3环境审计职能
王炜、王阳和雷东风（2000）认为，监督、鉴证、评价和防护是环境审计的主要职能；王学龙（1997）认为，监督、鉴证和评价是环境审计的三大职能，经济鉴证职能是环境审计的基本职能；姜彦秋（1999）认为，对大循环成本进行估算、监督与评价，是环境审计的重要职能；孟焰和王坤（1997）则认为，环境审计有七项职能，即符合审计、环境管理系统审计、过渡审计、污染预防审计、环境负债审计和产品审计。
4环境审计目标
关于环境审计的目标，有一元、二元和三元论。一元目标论（李学柔，1997）只是一一列举环境审计应达到的目标。二元目标论有三种观点：一是环境审计目标应分为最终目标和直接目标（陈淑芳李青，1998；陈汉文池晓勃，1997）；二是环境审计目标应分为最终（高）目标和具体目标（陈东，1999；福州市审计局环境审计课题组，1997；袁素琴，2000；靳永军，2000）；三是环境审计目标应分为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赵春涛，1999；天津市审计学会天津市审计科培中心环境审计课题组，2000；梁森杨卉，2000）。三元目标论认为环境审计目标应分为最终目标、直接目标和具体目标（张以宽，1997）。
5环境审计假设
（1）王学龙（1997）提出八项假设：①与环境管理相关的财务报表和财务数据是可验证的；②审计人员与环境管理责任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利害冲突；③内部控制排除舞弊行为的或然性；④环境管理制度的可行性和可验证性；⑤环保资金的使用要讲求经济性、效益性；⑥审计人员会尽职尽责；⑦过去认为真实，将来仍然认为真实；⑧资料依据会计准则公允表达。
（2）张以宽提出（1997）六项假设：①“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审计监督和鉴证；②企业履行环境保护法的法律责任是需要评价的；③企业的环境管理工作是需要执行监督的；④企业为加强环境管理，建立的内部控制系统的健全性和有效性是需要经过评价的；⑤企业为加强环境管理的支出和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失的会计核算资料是需要鉴证的；⑥国家审计机关和内部审计机构是有能力进行执法监督的。
（3）黑龙江省审计学会（1997）提出五项假设，与张以宽的后五项相同。
6环境审计原则
关于环境审计原则，学者们提出以下观点：①发展生产与环境保护并重的原则；②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原则；③目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原则；④外部的内在化；⑤性；⑥法规性；⑦规范性与适度灵活性的统一；⑧坚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原则；⑨重在事前的环境审计原则。
7环境审计准则
（1）靳永军（2000）认为，环境审计与现行开展的财务审计和绩效审计所依据的准则没有什么区别。
（2）刘力云（1997）也认为，环境审计与现行开展的财务审计和绩效审计所依据的准则没有大的差别。只是应在《审计法》、《独立审计准则》和正在拟定的《国家审计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中增添环境审计方面的有关条款。
（3）辛金国和李青（2000）、陈正兴（2001）认为，环境审计准则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认为环境审计涵盖广、针对范围大、使用对象多，应该有自己的准则，并分别从一般准则、外勤工作准则和报告准则三个方面对完善我国环境审计准则提出了建议。
8环境审计程序（步骤）
综合众多学者的观点，环境审计程序应包括三个步骤：一是审计前期准备；二是现场审计，包括符合性测试和实质性测试两个阶段；三是作出审计报告（审计完成）。还有学者认为，除以上程序外还应进行复审和跟踪审计。
9环境审计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常规审计方法对环境审计同样适用，同时，环境审计也有其独特的方法，包括环境成本效益分析、环境费用效果分析、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恢复防护费用法、影子工程法、调查评估法、人力资本法、环境决策分析和风险分析等。
10环境审计主体
（1）环境审计的主体是审计机构及其人员。国家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和社会审计组织都是环境审计的主体（陈淑芳李青，1998；包强，1998）；也有人认为构成环境审计主体的应当是国家审计机关和内部审计机构，至少现阶段不应包括民间审计组织（陈东，1999）。
（2）专门从事环境审计的中介机构（王炜王阳雷东风，2000）。
11环境审计对象
（1）被审计单位论。典型观点为：环境审计的对象按被审计单位分为3大类：企事业单位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环境产业）、国家和政府机关、环境保护部门和其他承担环境保护任务的政府职能部门（王炜王阳雷东风，2000）。
（2）环境责任论。典型观点为：环境审计的对象是被审单位的环境管理责任（陈东，1999；陈淑芳李青，1998；陈汉文池晓勃，1997；靳永军，2000）；环境审计的对象是环境保护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环境经济责任（包强，1999）。
（3）经济活动论。典型观点为：审计对象一般是指被审计的事项，即财政财务收支及其经济活动（天津市审计学会天津市审计科培中心环境审计课题组，2000）；环境审计的对象是环境政策、项目和活动（黄友仁林起核，1997）。
（4）其他。环境审计的对象是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环保计划、目标和环境管理责任（庄表峰林星火，1997）。陈正兴（2001）在其《环境审计》一书中从国家环境审计、内部环境审计和社会环境审计三方面分别分析了环境审计的对象。此外，有的学者还研究了环境审计依据、分类、特点、功能、作用、任务等等。由于这些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所以这里不一一赘述。
二、对环境审计研究的评价
1环境审计研究的特点
（1）紧密结合了我国环境保护的实际情况。从70年代起，我国陆续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土地法》、《森林法》、《渔业法》等法规。1994年，提出了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并且制定了《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与行动计划。2000年11月6日，我国又颁布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可见，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我国的环境审计研究是随着这一进程而逐步发展和深化的。
（2）研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除了考虑到我国的现实状况，对国家环境审计进行研究外，研究者们还对尚未开展的内部环境审计和社会环境审计的有关内容进行了探讨，为将来实务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他们认为，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治理和保护环境的投资日渐增加，环境审计的业务量也必将加大，注册会计师的介入不可避免；此外，企业作为一个经营主体，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兼顾社会效益，达到二者的统一，这样内部审计部门的介入成为必然。
（3）政府、审计职业团体及其他单位对环境审计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环境审计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政府、审计职业团体及其他单位所瞩目。中国审计学会于1997年初确定以环境审计为重点研究课题，组织福建、浙江、江西三省的审计学会以实施环境审计的经验和问题为基础撰写论文，并组织对此有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于当年6月在厦门市举办了环境审计研讨会；《审计研究》在1993年第3期，刊载了加拿大审计长丹尼斯所著《环境审计———九十年代的挑战》这篇论文，其后陆续刊登了多篇译著，为我国环境审计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4）主要服务于国家审计。从世界范围来看，环境审计虽然源于企业内部，但就目前而言，其主体主要是国家审计。我国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环境审计工作同样以国家为主。因此，对环境审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领域，这与我国环境审计的现状相适应，有利于推动我国环境审计实务的开展。
（5）吸收了相关学科的成果。在审计学的基础上，环境审计研究汲取了环境经济学、环境法学、环境医学、环境管、社会学、统计学、工程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环境审计理论的发展。
（6）研究范围有一定的广度。环境审计虽然起步较晚，但经多方努力，其研究已深入到各个方面，包括对环境审计动因、环境审计理论基础、环境审计本质、环境审计职能、环境审计目标、环境审计假设、环境审计原则、环境审计准则、环境审计程序、环境审计方法、环境审计主体、环境审计对象等方面的研究。
（7）对于一些问题的研究有独到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环境审计理论基础的研究，现已提出可持续发展理论、大循环成本理论、资源价值理论和外部性理论等观点；而最具代表性的是关于环境审计方法的研究。陈正兴在《环境审计》一书中对其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他在原有常规审计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审计所要运用的特殊方法，并将其分为环境费用效益分析方法和环境的经济评价方法两大类；此外，有些学者对环境审计对象、内容和范围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突出了环境审计的特色。
（8）规范研究为主、实证研究为辅相互结合的方法。在研究方法上，环境审计大量运用了规范研究，并辅以实证研究中的调查、分析。
2环境审计研究存在的不足
（1）研究缺乏系统性。大多数学者只注重环境审计理论某一方面的研究，并没有考虑到环境审计理论是一个系统，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环境审计理论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有其自身的组成要素，并且各个要素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如果只研究某一方面，而忽视了其他，就可能造成各个理论要素之间的不协调，甚至产生矛盾。
（2）偏重于实用性。当前，多数学者只研究性较强的，诸如环境审计程序、环境审计技术与，而忽视了环境审计假设、环境审计原则等基础理论的探讨。一般认为，环境审计假设、环境审计原则是确立审计准则、程序与方法等要素的基础。在没有确立环境审计假设、原则等要素的情况下，研究审计准则、程序与方法难免会出现偏差。并且，由于现有环境审计研究多数是对实践的解释，很难发挥对实践的指导和预测作用。
（3）研究难以深入。现有的环境审计研究，大多是在常规审计理论之前冠以“环境”二字，其在本质上并没有差别，没有体现出环境审计的独有特色。当然，要挖掘环境审计理论与常规审计理论的不同之处，突出环境审计理论的特色有一定的难度，但这却是环境审计研究的关键所在。
（4）概念界定不清。多数学者在论述某一理论之前，并不对这一理论要素的概念进行界定，而是直接阐述其内容。实际上，不同的学者虽然使用同一个名词，但对其含义的理解往往存在一定的偏差，甚至有极大的分歧。这样极易造成理论研究的不一致，严重阻碍了环境审计理论的完善和。
（5）与相关学科的融合不够。在研究中，虽然借鉴了诸多学科的相关内容，并从中吸纳了它们的优势。但多数情况下，只是简单地把上述学科的内容直接移入环境审计，而没有使它们真正融合，进而形成一个充实而完备的环境审计理论体系。
（6）实证研究成果偏少。从上述研究现状可以看出，虽然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规范领域，而实证领域的成果偏少，在大多数上没有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
（7）内部审计、民间审计的研究不够。虽然就现实的状况看，环境审计应以国家审计为主，但从长远的角度讲，内部审计和民间审计终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我们对环境审计的研究仍停留在国家审计，对内部和民间环境审计研究的不足将无法适应未来环境审计的发展。
（8）研究力量不足。一方面，当前环境审计研究的任务繁重，困难重重。另一方面，环境审计研究的人员不足、水平有限。一般来说，研究环境审计的人员包括教学和科研机构的理论研究者和开展环境审计实务的工作者。在他们当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能真正投入到理论研究中的人少而又少，难以集中力量对环境审计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
三、环境审计研究应处理好的八大关系
1必须处理好环境审计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环境审计是集环境、环境管理、环境医学、环境法学、学、统计学和工程学等诸多学科理论的一门边缘学科。但是，它并不是这些学科的简单拼凑，也不是相关内容的简单相加。它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有自己的体系和特色。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环境审计研究是一种开放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必须用联系的观点来考虑问题，处理好各相关学科的关系，并使它们充分融合。
2必须处理好环境审计与常规审计的关系
环境审计运用了常规审计的基本理论，是对常规审计的一种继承；同时，它是在受托经济责任向环境责任扩展后形成的，是常规审计的进一步发展。常规审计中包含财务审计、合规性审计和绩效审计三部分；环境审计同样也包含这三部分。在研究中，必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一是要挖掘常规审计与环境审计的相同之处，以资借鉴；二是要找出两者的区别，以突出环境审计特色。
3必须处理好不同种类环境审计理论之间的关系
①环境审计按主体分为国家审计、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它们各有特点，相互不可替代，因此不存在主导和从属的关系。当前，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应以国家审计为重点，逐步带动内部审计和民间审计的发展。②环境审计按内容和目标可分为财务审计、合规性审计和绩效审计。一方面，它们在对象、依据、目标、范围、报告内容和报告形式等方面都有不同；另一方面，它们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环境审计目标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体现。当前，我国环境审计仍以合规性审计为主，应尽快发展绩效审计和财务审计。
4必须处理好环境审计基本理论与应用理论的关系
环境审计理论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环境审计基本理论，它的理论性强，可以间接指导和预测实务，包括环境审计目标、假设、原则、本质等；二是环境审计应用理论，它的实务性强，可以直接用于指导实践，包括环境审计准则、程序与方法等内容。环境审计基本理论与应用理论的划分是相对的，二者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不能做界限分明的截然划分。基本理论可以指导应用理论的研究；应用理论又可以促进基本理论的发展。当前，我国学者主要进行的是应用理论的研究，而对于基本理论却涉及较少。因此，我们在研究应用理论的同时，必须抓紧基本理论的探讨，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5必须处理好环境审计理论
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首先，要确定环境审计理论体系中应包含的要素，并对各个要素的含义进行界定，这是环境审计研究的前提。对于究竟应包含哪些要素必须有一个统一、规范的衡量标准，以保证理论要素确定的全面性和合理性；其次，要确定各个理论要素之间的关系，这是环境审计研究中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其中，确定研究起点是重中之重。实质上，上述过程就是构建环境审计理论结构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对环境审计理论进行具体研究之前，必须构建一个全面、系统、合理、有效的环境审计理论结构。
6必须处理好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实证研究与实践的联系比较紧密，有利于发现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但其理论性不强，没有一定的理论高度，难以指导和预测实践；而规范研究，虽然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但其正确性难以验证。因此，我们应把规范研究的成果用实证研究进行检验，使规范研究逐步完善，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对实证研究的指导作用。环境审计研究应采用规范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使二者相互促进，互为补充。
7必须处理好现实性与前瞻性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中，既要着眼于我国环境审计的发展现状和现实社会经济环境，又要考虑各种新思维、新观点对环境审计工作的冲击，考虑各种新举措、新变革对环境审计工作的。既立足现实又适应未来，把现实性和前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完善和发展环境审计实践。
8必须处理好特色与国际惯例之间的关系环境问题的日益国际化，要求各国协调行动，以缩小各国环境审计工作的差异。因此，我国的环境审计工作应在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实现与国际惯例的接轨，这样才有利于环境审计的对外交流，有利于我国的环境保护与国际同步。但是，各国社会经济制度、环境、道德文明观念以及审计人员素质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国外的情况未必完全适合我国，我国也有许多自己特殊的问题，因此，创新精神是必需的。也只有不断创新，环境审计才能逐步完善。这也决定了我国的环境审计研究必须适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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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东：《环境审计若干理论问题初探》，《财经论丛》，1999年第3期。
2杨芳：《环境审计的经济学理论基础》，《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3薛岩、张晓君：《试论开展环境审计的理论基础》，《中国内部审计》，1997年第8期。
4武佳：《关于环境审计》，《经济师》，2000年第7期。
5张军：《试论环境审计的理论基础》，《湖北审计》，2000年第12期。
6高方露、吴俊峰：《关于环境审计本质内容的研究》，《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7王炜、王阳、雷东风：《对我国开展环境审计的构思》，《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2000年第12期。
8王学龙：《也谈环境审计》，《兰州商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9姜彦秋：《论我国环境审计》，《F101财务与》，1999年第5期。
10孟焰、王坤：《浅谈环境审计》，《财会月刊》，1997年第8期。
11李学柔：《也谈环境审计》，《广东审计》，1997年第7期。
12陈淑芳、李青：《关于环境审计几个问题的探讨》，《当代财经》，1998年第9期。
13陈汉文池晓勃：《关于环境审计的几个问题探讨》，《中国内部审计》，1997年第2期。
14福州市审计局《环境审计》课题组：《论环境审计的对象、内容、方法和目标》，《中国内部审计》，1997年第8期。
15袁素琴：《浅谈环境审计》，《陕西审计》，2000年第1期。
16靳永军：《略论环境审计》，《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17赵春涛：《浅议环境审计》，《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8天津市审计学会、天津市审计科培中心环境审计课题组：《关于环境审计基本理论探讨》，《审计理论与实践》，2000年第1期。
19梁森、杨卉：《关于环境审计几个问题的探讨》，《山东审计》，2000年第8期。
20魏顺泽：《我国环境审计的探讨》，《审计》，2000年第5期。
21张以宽：《论环境审计与环境管理》，《审计研究》，1997年第3期。
22黑龙江省审计学会：《浅谈环境审计的几个问题》，《中国内部审计》，1997年第8期。
23刘力云：《浅论环境审计》，《中国内部审计》，1997年第2期。
24辛金国、李青：《环境审计准则研究》，《审计与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
25陈正兴：《环境审计》，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26包强：《论环境审计概念结构》，《审计与经济研究》，1999年第4期。
[关键词]会计环境会计影响
一、政治环境因素及其对会计发展变化的影响
一国的政治环境包括政治体制、政治路线、政治思想和政治领导。它们对会计的影响多数情况下是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任何一种政治制度下的统治阶层，都需要利用会计处理经济利益关系，这就必然使会计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和社会属性；2.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具有推动或阻碍作用，政治体制的改革，势必会引起会计赖以生存的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进而使会计的各方面发生相应变化；3.不同政治环境下的民主理财程度不同，群众监督制度不同，对会计信息公开程度的要求也不同。
就是在实行三权分立的西方政治制度下，因其政治路线、政治思想的不同，各国的会计与会计实务也有一定差异。英国与美国倡导自由，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以市场为导向，强调政府的不干预，反映在会计上，认为会计应从实用主义出发，立足于优化的商务活动。会计的目标是保护债权人、投资者利益；会计信息应以真实、公允、实用为基本质量要求；对会计的管理以民间职业团体制定和颁布的会计准则为会计行为的约束规范；在会计理论研究上，强调以完整的会计概念体系作为会计学科独立发展的理论基础。
同样是在三权分立的荷兰，其会计定位则是以服务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为核心，认为会计的目标是维护企业利益，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全方位服务，会计核算必须使投入企业的资本得到保值增值。会计核算过程中，稳健主义被政府和社会广泛接受。
而我国对会计的研究与认识，则是从我们的国体、政体与政治路线出发，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的国情出发，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不能脱离中国实际。反映在会计上，要求我们在的世界观和论指导下，运用马克思唯物论与辩证法研究会计，强调会计是国家政府控制和管理经济的有效工具。所以实务中，由政府制定和颁布详细而具体的统一会计制度，并将有关经济政策融入其中，以统一性、可比性作为会计信息的基本质量要求。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治环境因素不一样，各国的会计研究指导思想各异、对会计认识也大相径庭，会计实务更是缤采纷呈。应当说，与其他各因素相比，各国的政治环境是相对稳定的，因而对会计发展变化的影响较小（主要体现在会计研究指导思想的稳定性和对会计的认识与管理上）、较间接（政治通过影响经济、法律等其他会计环境因素彰显其威力）。
二、法律环境因素及其对会计发展变化的影响
不同的政治环境形成了不同的法律模式。世界上基本可以分为大陆法系与海洋法系两大法律体系。不同的法系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发展背景，并以不同方式作用于会计领域。
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政府在会计规范指定过程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会计规范大多体现于公司法、税法和商法等法规之中，形成了较为典型的立法会计模式，而且多数会计规范具有统一性、强制性特点，会计职业团体作用有限；而在海洋法系的国家，会计规范则基本由民间职业团体制定，政府很少干预，从而形成了协会会计模式，会计规范的灵活性、可选择性较为明显，会计职业团体权威性很高。
再从会计信息的披露情况看，大陆法系的国家，会计上奉行极端稳健原则，推崇准备金会计，通过各种准备金的计提与运用平滑各期收益，会计信息的公开程度较低；海洋法系的国家由于会计目标突出投资人与债权人的利益维护，与作为会计信息生产者的企业内部人员来讲，投资人与债权人处于明显的信息弱势地位，因而决定了为实现会计目标，企业应最大限度地公开会计信息，以满足投资者和债权人全面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
另外，不同法律环境对会计监管及会计人员的素质要求也有很大差异。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实行强有力的集权管理，在会计监管问题上也遵循同样的思想，依靠政府有关部门对会计实行较多的监督，又由于会计规范制定的具体与统一性特征，导致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空间狭窄，会计人员一般习惯于循规蹈矩，照章行事，素质要求相对较低；海洋法系的国家，由于市场作用的影响较大，会计规范的灵活性和会计监督上主要依赖于社会民间组织，留给会计人员独立判断的空间广泛，对会计人员素质要求相对较高。
三、经济环境及其对会计发展变化的影响
经济环境是对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调控方式、证券市场发育程度以及物价变动水平等具体因素的抽象概括，它是影响会计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
从经济体制看，目前世界范围内基本可以分为竞争型市场经济、计划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社会型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几种体制，不同的经济体制形成了不同的会计目标、管理方式、会计规范、会计监督等模式，所以研究会计及其发展变化，首先要研究会计所处的经济体制，其次要把握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方向及，由此才能抓住会计的实质，理解会计、掌握会计，并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发展会计，使会计与时俱进，促进其在资源配置、提高效益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其对会计实践领域的宽窄、理论研究的深浅、规范体系的完善等都有不同影响。一般地讲，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会计的认识就越加科学，会计的各方面工作就越加完善。
从经济调控方式看，经济调控方式取决于政治体制与法律体系，高度集权的政治与法律体系下，经济调控方式一般也采纳集权方式，从会计规范的制定和实施，对会计及其人员的管理及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都比较强硬与统一；市场化程度高的经济体制下，宏观经济调控力度一般较弱，主要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各种调控，政府的干预较小，反映在会计上，就是规范制定与管理呈协会型，鼓励企业自行选择会计政策，会计主要服务对象定位于广大社会公众。
从证券市场发育程度看，发达的证券市场，要求会计信息披露充分、及时，而且决定了会计服务对象主要为广大投资者和债权人；处于发展初期的证券市场，对会计信息披露要求较弱，会计目标主要确定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服务。
总之，经济环境决定会计的产生与发展，无论会计是从被动的无组织到有组织的变化，还是主动的完全有组织的变换，都是经济环境内部矛盾激化使原会计赖以生存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在一个政治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会计的发展变化主要源于经济因素的不断变化。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益全球化，发展高科技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区域经济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种新型的经济即主要取决于智力资源的知识经济也在逐步发展。世界经济发展的以上趋势与状况，决定了我们进行会计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的国际化方向，要求我们进一步参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工作，进一步研究国际会计的相关；面对新兴产业的出现，会计如何行使职能以发挥其提供特有信息的职能；区域经济对会计提出了哪些新课题。这些都是新经济环境条件下，研究环境问题对会计影响的侧重点。如果把视线放回我国，新经济环境下会计问题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会计定位问题，我们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下，将会计定位于统一化模式还是宏观化模式还是微观化模式，不同模式将直接影响对会计模式各要素的分析与；2.会计国际化过程中，中国特色问题研究，不同国家的会计产生于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各有特色是客观存在的，关键问题在于正确把握特色的内涵及具体体现，特色与国际化的关系问题及未来发展，以动态的研究理念时刻保持对会计问题的敏感与理性。
四、环境因素及其对变化的
科技环境从广义上来讲，属于环境因素之一，我们之所以将其独立出来作为影响会计的要素之一探讨，主要是基于这样的想法：科技发展水平高低虽然依赖于经济发展状况，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它确实已经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已经得到全世界的认可，说明它不仅是依附于经济，本身已成为进步与发展的一大推动因素，这从其发展趋势上可以看出：1.发展速度快，相应新学科不断涌现；2.发展综合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现代技术完全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而现代科学也装备了现代技术设备，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3.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结合，解决人类面临的高度综合性的。
以上三方面的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对会计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在新的科技发展水平下，传统会计的手段与实物操作受到挑战，会计的研究重点随之发生变化，会计新领域不断涌现，会计这门社会科学越来越与其他学科交叉，横向发展越来越宽，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会计自身的把握不断深化，由此会计纵深发展得到空前繁荣，细化的会计分支学科急待我们去研究与发展；其次，科学与技术的密切联系，使得我们对会计的社会属性及技术属性的认识更进一步，同时指导我们应该更好地以现代技术装备会计科学，以会计科学推动经济发展，进而对现代技术发展做出会计的贡献；同时，在会计的研究中，需要引入许多新事物，以开创会计发展之路，解决会计信息提供的真实性、相关性问题。
显然，科学技术对会计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会计如何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会计理论研究的侧重点，会计事物的未来发展方向及未来会计理念的树立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五、管理环境因素及其对会计发展变化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后期，经济管理逐步从科学管理发展到现代管理。现代管理的特点是：1.面向市场的管理，是开放型的、提高市场竞争力的管理；2.从系统出发，注重战略发展的研究，实行战略管理，强调社会整体经济效益；3.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经济管理部门要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制定各种中长期经济规划、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发挥行政指导作用，对进行正确引导；4.企业加强内部管理；5.以人为本出发，实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高层管理为中心的管理，重视行为科学的运用，培育企业精神；6.广泛运用机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重视信息的管理。
现代管理的以上特点，对会计的发展变化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现代管理同时注重企业内部管理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两方面，这就要求会计提供的信息既要满足企业内部管理的需要，又要满足国家宏观管理的需要，而内部与外部的信息需求必然存在差异，因此对会计的未来发展如何适应这两方面的需求提出了挑战。我们知道，世界范围内的会计模式大体分为微观模式、宏观模式、统一模式与独立模式，按照现代管理的特点与我国的国情，我们的选择可能是微观与统一模式的结合，而这二者如何结合起来这在世界上还无先例，要靠我们自己的认识与研究以期探索一种与现代管理相得益彰的会计模式。其次，从会计管理以人为本出发，重视行为科学的运用来看，对管理会计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如何将行为科学理论动态地运用于管理会计，并以战略思想统帅该学科，科学地构造管理会计新的理论体系，成为新世纪的一项重要课题。最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广泛运用，使得传统会计依托的操作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此带来对会计认识重点、研究重点与工作重点的转移，如何把握现代科学技术支持下的会计各项变化，是今后我们关注与倾注精力的地方。
六、研究与认识会计的“环境观”及其意义
任何一个国家的会计，都处于一定的会计环境中，受到各种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客观环境所处状态不同，发展变化路途不同，导致世界范围内各国会计各异，使得会计呈现出明显的社会性特征。所以，认识会计就要充分认识会计所处的客观环境，把握客观环境的性、交融性与动态性，将会置于大环境中，才能从根本上认识会计、理解会计，才能解释世界范围内会计理论的缤采异呈，会计实务的丰富多样；也惟有如此，根据客观环境的发展变化规律，我们才有可能架构与环境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会计未来蓝图，创新会计，发展会计。显然，没有对会计环境的深刻认识与把握，谈会计创新与发展，无异于构造空中楼阁。
我们知道，会计有三大属性，即社会性、技术性和人文性。上文谈到会计的社会属性，使得研究与认识会计要充分把握其客观环境，那么对于技术性、人文性与会计环境的关系，我们依然认为环境影响着技术性的发挥、人文性的内涵。首先，会计从产生之日起的提供信息的一套完整的技术，奠定了会计在人类上的地位，但是，综观会计发展史，其技术手段在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展，原始结绳记事、古代的算盘记帐、现代的电脑软件运用，无一不体现了环境变化对会计技术性属性的影响，使得会计的技术性属性不断得到充实与发展，使得我们把握了一个动态的、发展的会计属性，而这一点在现论研究中是至关重要的。其次，人文性与会计环境的关系，人文性的提出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日益重视人的结果。原始与古代社会，我们只认识会计的核算与监督职能，归结到属性上，则是社会性与技术性，只有到了现代文明社会，我们才提出了会计的人文性属性，这一历史发展过程本身就雄辩地证明了人文性与环境二者不可分割的关系。
以上论证了环境对会计的影响，当然，会计对环境的反作用也以一定方式进行着。我们不能忽略二者的互动研究，只有把握会计研究过程中的环境观，才能更好地认识会计、发展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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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于玉林，李端生。会计基础理论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于玉林。现代会计结构论[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3]薛云奎。会计大趋势———一种系统方法[M].北京：财政出版社，1999.
关键词环境不公平；经济不公平的转化；环境公平问题研究框架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6-0001-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6.001
随着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经济问题研究的深入，有关环境领域的不公平问题，逐步被纳入研究视野。如同环境问题是经济问题的转化与延伸一样，环境不公平问题也是经济不公平问题的转化与延伸。如，我们对现实经济活动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活动，实质导致环境污染主要由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承担的状况，公平吗？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跨国投资活动，实质导致高消耗高污染产业向投资地转移的状况，公平吗？基于技术优势的企业，往往通过某种“巧妙”的外部性方式，将环境风险转嫁给地球生态系统、转嫁给后代人承担，以获取其垄断地位及利润，公平吗？在中国的现实发展中，环境不公平问题也日渐凸显。如，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比落后的西部地区消耗了更多的资源与环境，城市比农村消耗了更多的资源与环境，实质是将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由发达地区转移到落后地区、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让西部地区以及农村来承担环境污染的后果以及环境污染治理的成本。这些现象，是强势群体利用其经济优势向弱势群体转嫁其环境影响后果和环境治理责任，以此方式实现其经济利益。由此可见，环境公平问题的实质是，由于经济利益不公平（社会各群体间经济利益的争夺导致的利益矛盾）而转化为环境问题以及环境利益的不公平。如同收入差距等经济不公平一样，环境不公平也是社会各群体各阶层间不公平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相对于经济不公平，环境不公平是更加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经济不公平通常会通过采取“把蛋糕做大”的方式来解决，但环境公平却无法通过“做大蛋糕”的方式来实现，而且环境不公平与环境损耗之间会形成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而不断走向生态环境危机。但是，相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之间的权衡的研究，对环境和社会公平之间权衡的研究有待深化［1］。本文拟对国内外既有研究进行梳理，从环境公平的界定、环境不公平问题的表现形式、环境公平问题的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归纳和评述，以期在此基础上提出环境公平问题研究的基本架构。本文所指的环境不公平主要是代内环境不公平，因为代内公平具有优先性和决定性。Kadak提出的义务链理论指出，近期具体的风险要比长期假设的风险有优先权，即代际公平要以代内公平的实现为前提［2］。
1环境公平的一般认识
环境公平问题（environmentalequity，或environmentaljustice），起源于美国一场旨在反对在黑人及少数族群地区建立有毒的垃圾倾倒场的民权运动。因此，国外学者关于环境公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毒垃圾处理厂等环境风险是不是更多地集中在黑人及少数族群居住地区［3-4］。1992年，美国环境保护署，了“环境公平：为全社会降低风险”的报告，认为：少数族裔和低收入人群明显地承担着更多的环境风险（铅污染、空气污染、有害废弃物处置、被污染的鱼类和农业杀虫剂等）。对于环境公平，该报告定义为：在不同经济和文化的社会群体中环境权益和风险成比例的和公平的分配，以及政府对这种分配的政策反应，保证政府的政策和活动不会有区别地影响不同经济和文化的人群。2001年该组织将环境公平表述为：在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遵守和执行等方面，全体人民，不论其种族、民族、收入、原始国籍和教育程度，应得到公平对待并卓有成效的参与。
国内学者对于环境公平的认识可分为三类：一是人人享有清洁环境不被破坏的权利和进行环境保护的义务［5-6］；二是每个人享有的环境利益的公平和承担环境污染后果的公平［7］；三是任何国家或任何群体都不应该不成比例的（过多或过少）承担有害的环境后果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成本［8-9］。
关于环境公平的基础有“卡尔多-希克斯标准”与“戴维斯-诺斯标准”之争。有学者认为，一项带有污染的经济活动，其收益在补偿完污染承担者的成本之后仍有净剩余，便达到了“集体效率的目标”，这是“卡尔多-希克斯标准”，是不公平的。因为，收益和成本由不同的主体承担，更应考虑这些经济活动中的成本收益的分担，即“戴维斯-诺斯标准”，尽可能使每个行为主体的成本收益达到一种均衡，而不是一种整体或总量的均衡。
归纳起来，环境公平的内涵应包括：各个群体从环境中获得的收益对等，各个群体在环境污染中承担的成本对等，各个群体从环境中获得收益和承担环境破坏的成本对等，从环境中得到收益和环境恶化的成本承担的主体一致。
钟茂初等：环境公平问题既有研究述评及研究框架思考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6期2关于环境公平问题的研究综述
【关键词】经济发展；环境问题；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1）理论研究。1972年以Meadows为首的罗马俱乐部提出“增长极限”，认为经济增长受不可再生资源的制约而不可长期持续，人类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应该人为的降低经济增长速度。Myrdal（1974）、Hueting（1980）和Pearce（1990）等从福利的角度说明经济增长存在生态极限，认为环境、资源使用过程中的负外部性会使得收入和福利之间存在差距。Daly（1977）根据热力学第一、二定律分析，认为经济活动物质和能量转换的过程中，一部分能量会转换为废弃物，这样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止。Sieber（1982）和Opschoor（1992）认为环境只能承载一定规模的经济活动，当经济活动的规模过大时，生态系统将崩溃，导致经济增长受到限制。而Cole（1973）在Meadows的模型中引入资源回收利用、新资源勘探等因素，使不可再生资源的可用量保持指数增长，当资源增长的速度快于人口和消费的增长速度时，经济系统就不可能崩溃，经济增长也不存在极限。Lecomber（1975）指出，生产要素的替代、要素使用率的提高以及产出结构的变化有助于减轻环境压力，当三者带来的作用使环境污染的下降速度及资源投入量等于或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时，经济便可持续增长。Ayres（1997）等也从物质平衡的角度提出，只要我们能将经济发展中产生的废物加以利用，经济将会可持续发展。进入21世纪后，WilliamA.Brock和M.ScottTaylor（2004），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分别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建立了绿色Solow模型、强化减排模型、源头与末端模型、诱发创新和幼儿园规则模型。（2）实证研究。经济增长到底是环境问题的因还是果，促使经济学家们对经济与环境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相关的研究文献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研究。1991年，Grossman和Krueger分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区的环境效应时，发现环境和收入之间也存在的倒U型关系，并对其进行了验证。之后Shafik和Bandyopadhyay（1992）、Panayotou（1993）等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和分析也对环境污染和收入水平之间倒U型关系进行了验证，并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世界发展报告1992》对EKC假说的内容表述如下：经济发展会破坏环境观点的提出是以技术、偏好和环境投资不变为前提的，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开始重视环境问题，并且有能力解决环境问题了，污染水平就会随之下降。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比国外要晚，基本上还处于跟踪国外研究阶段。理论方面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多个角度对经济增长与环境协调发展进行定性研究；二是对引入环境因素后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包括新古典增长和内生增长模型两类。如辜胜阻和巍珊（2000）从环境损失的角度分析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李善同（2001）等人则从资源分配的角度分析，指出经济活动除了内部均衡问题还存在经济外部均衡问题，而且经济外部均衡也应满足资源配置的一般经济学原则；李崇阳（2002）利用博弈论，指出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双方可以通过博弈实现彼此的协调发展；岳利萍（2006）等人，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出发，通过设定物品消费偏好指数，建立量物品模型，得出环境质量演化过程曲线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非仅仅与经济增长状况有关。国内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从21世纪才开始的，主要研究我国整体或省市地方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是否具备EKC特征。如雷玉桃（2007）利用我国1986～2004年数据，朱智（2004）利用我国1991～2001年的数据，采用指数回归模型进行研究，认为我国水环境和水利经济发展的关系位于EKC的上升阶段；刘燕等（2006）利用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对数回归模型进行研究，认为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关系与传统的EKC形状不同，而是存在正N型的关系。
三、评述
从上述综述情况来看，国内外对经济与环境的关系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环境问题是否会导致经济增长受到极限，并作相应的解释；二是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条件。在这两个方面都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并作出经济解释。这些研究成果能一定程度上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对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能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但是，环境问题研究仅局限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没有涉及跨区域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问题，实证研究方面也较少考虑区域空间因素以及跨界环境问题。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环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
张伟，男，汉族，1964年11月生，原籍河南省上蔡县，环境经济方向博士，现为济南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城市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教授，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生导师，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第2届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成员，第7批济南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研究方向为绿色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特色为绿色投融资。张伟迄今已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其中在国际期刊EnergyPolicy（SCI与SSCI双检索刊物）、MathematicalandComputerModelling（SCI检索刊物）等10多篇；在国内权威刊物《管理世界》、《经济学动态》、《统计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软科学》等40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经济研究参考》、《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10多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主持国家软科学项目1项，主持省部级项目10多项；先后出版著作3部，主编教材4部；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优秀研究成果奖10多项。
二、研究领域
张伟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绿色经济理论与政策。该领域着重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环境污染产生的原因以及治理污染或预防污染的措施。他的研究专长是绿色投融资，主要研究环境保护的投融资设计、路径优化及相关政策支持。先后被聘为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山东生态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济南绿色经济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等。曾被授予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成员、济南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济南市理论人才工程成员、济南大学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三、研究成果
张伟教授近5年内在高水平期刊发表了13篇论文。目前已在EnergyPolicy（SCI与SSCI双检索刊物）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相关SCI（SSCI）论文5篇，在《管理世界》、《中国软科学》等国内权威刊物发表相关CSSCI论文8篇。有3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经济研究参考》等转载。并主持部级及省部级研究项目7项，分别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低碳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研究”；国家软科学计划项目“金融促进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理论、实务与案例研究”；国家环保“十二五”规划项目“非环保系统资金投入、项目运作的经验与借鉴”；山东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山东省产业集群升级优化战略与融资对策研究”；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创新发展半岛城市群循环经济园区，建设生态强省与有效利用跨国公司投资研究”；山东省软科学计划项目“利用外资增强山东省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的路径与对策研究”；全国统计科研规划项目“城市环境设施产业投资绩效的经济统计评价与改进对策研究”。以上项目除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外均已按时完成，并得到专家好评，所提对策建议有些被国家环境保护部采纳，进入“十二五”规划；有些被山东省领导批示，并被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发改委、山东省环保厅等采纳应用，取得了可观的社会（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近5年内获得8项科研成果奖励。主持完成的成果或撰写的论文，先后获得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1项；获得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共计3项；获得国家统计局全国统计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共计2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三等奖共计2项。
四、主要论著
1、经济体制转轨绩效与城市环境设施投资体制个案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2、区域竞争力研究丛书，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2011年。
3、桥隧交通建设与城市发展探讨，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
4、外商投资与绿色经济发展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
5、金融业绿色转型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
6、发展蓝色经济应当继续加强节能降耗，统计研究，2010年第7期。
7、利用FDI增强我国绿色创新能力的理论模型与思路探讨，管理世界，2011年第12期。
8、外商投资环境规制与东道国绿色创新，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11期。
9、外商投资、创新能力与环境效率的结构方程分析：以山东为例，中国软科学，2012年第3期。
【关键词】农村环境污染；产权；外部性
河南省是传统农业大省，有6000多万人口生活在农村，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污染向农村转移加速，农业生产中超量的化学物质的使用以及居民区生活垃圾乱排乱放，对地表水、土壤、空气等农村公共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一、河南省农村环境污染的现状
农村环境污染按照污染源可以分为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所谓点源污染指的是污染源有明确的排放点，包括农村集聚地的生活污染和乡镇工业造成的污染；面源污染则没有明确的排放点，主要是指农业生产中的化学物质如农药、化肥、农膜等使用形成的污染。[1]
（一）面源污染源数量大
研究表明，面源污染是导致地表水污染的主要原因，全球有30%-50%的地表水受到农业面源污染。[2]影响我省农村环境的面源污染主要包括：
1、化肥和农药污染。目前，在我省的农业生产中仍然存在着“化肥越多越高产”的错误观点，重化肥、轻有机肥的现象普遍存在。2009每公顷土地施肥达835公斤，远远高出发达国家认定的每公顷225公斤的安全上限，过量的氮、磷等有机元素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3]2009年河南省农药的施用量88500吨左右[3]，从监测的830个土壤样品看，“六六六”总检出率95.80%，整体超标10.63%，有机磷农药检出率15.68%。
2、畜禽类养殖废物的污染。来源于畜禽的污染随着畜禽出栏量的增加而增加，2008年河南省牛560万头，生猪出栏4847.9万头，羊2220万头，禽75000万只，年畜禽粪便产生量达到2亿吨以上，[3]而我省具有规模的近6000家养殖场中，没有污染处理设施、随意排放污染物的占95%。
3、秸秆燃烧或堆放造成的污染。我省是农业大省，巨大量的农作物秸秆，随处堆放或就地焚烧现象严重，甚至诱发火灾。2008年全省产生农作物秸秆约6400万吨，其中15%以上未被有效利用。
（二）生活污水、垃圾点源污染严重
农村环境污染最严重的是生活环境和水环境。随着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污水大幅增长，并且几乎全部直排。2008年，河南省农村有厕率为95.95%；水冲式厕所普及率为1.33%。2010年，全省使用清洁能源农户不足三成，使用卫生厕所的农户仅为2.3%，污水处理能力的滞后，导致大量的生活垃圾、污水直接排入水体，造成水体环境、居住环境急剧恶化，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
（三）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点源污染
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在改善就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大量污染物向农村转移。河南省现有的乡镇企业受技术、财力限制以及经营者短视行为的影响，污染排放量远远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有的乡镇企业虽有排污设施，但形同虚设；有的企业私设排废设施，偷排现象严重；不少企业锅炉，生活大灶烟尘严重超标；乡镇餐饮业，加工业大多采用煤做燃料，对农村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二、河南省农村环境污染的理论分析
制度经济学以制度因素作为基础来分析影响社会生活的经济活动，产权和外部性被看做是其中很重要的概念，因此文章从农村环境产权界定不清晰、外部不经济等方面对于河南省农村环境污染原因进行分析。
（一）产权界定的不清晰
河南省农村环境问题之所以如此突出，是因为现有制度下，农村环境以及环境设施都在无偿的被人们使用，成为“公共物品”。科斯定理告诉我们只要财产权是明晰的，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才是有效率的。[4]明晰的产权因为具有排他性，最终能够让一项行为产生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私人受益和社会收益趋于一致。农地产权缺失造成农民在生产的过程中片面追求短期产出最大化，不关心土地的长期收益，也不愿意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过度消费和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物质，造成以磷、氮为主要营养物的面源污染。农村水源产权归属不明，造成大规模集约化的畜禽养殖废物直排。环境产权不清致使乡镇企业的乱排对农村的水、土壤、大气造成严重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环境产权界定不清的情况下，一些人用自己的支出投入环境治理带来的好处会被其他人免费使用，而污染治理者难以得到回报，所以这些人就缺乏减少污染的动机。[5]因此，如果没有政策进行干预，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来供给环境保护的基本设施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环境污染的外部不经济
农村污染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农民和乡镇企业在进行生产决策时均可以享受往环境中排污的权利而不会增加个人的成本，正是由于不用付费，所以人人都想多排放污染物，产生了外部性问题。对于环境的滥用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属于典型的外部不经济。所谓外部不经济是指当生产者或者消费采取的经济行为使他人付出了代价而没有给他人以补偿。[4]由于存在外部不经济，每个个体采取破坏环境行动所付出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而得到的私人受益大于社会的收益，所以尽管从社会的角度，该行动是不利的，但从个人的角度看，这项行动显然是可取的。例如，周口郊区农村因为村民提取尿中的有益成份使用的化学试剂已经造成了水体的严重破坏，对附近的居民的用水安全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样的环境污染带来的外部不经济的问题在农村比比皆是。
（三）环境治理中委托—问题
农民和乡镇企业作为环境使用的主体，在使用环境资源时只考虑个人的利益而不愿意承担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因而农民只能把拥有洁净空气的权利委托给政府。政府主要是通过环境治理措施对于污染加以控制，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农民以及乡镇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调节。但是作为政治主体的政府，在作出自己的行为时也会考虑“成本-收益”的对比。其结果是政府和农民在环境保护方面所追求的目标并不一致，政府追求GDP的增长，因而会在乡镇企业的排污行为和经济增长的权衡中有所偏颇，作为委托人的农民不能对于政府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导致委托--问题的存在。例如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河南省许昌大周镇青浦金属材料公司在生产金属镍的过程中产生的红色粉尘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而在6、7年的生产中尽然无人问津，可见，地方政府为了片面追求GDP不惜当了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保护伞。
三、解决河南省环境污染问题的途径
（一）构建清晰的产权制度
明晰的产权制度是政府干预和市场交易的基础，而制度安排的不到位使农村环境资源变为公共物品，激励了人们过度的消费行为。因此，弥补现有环境公共制度的缺陷，界定清晰的产权是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有效途径。例如，通过对于农村土地施以有效的保护、引入可转让的经营权、稳定农民对土地权利的预期收益，激励他们对农地予以长期投资与保护，（下转第58页）（上接第56页）减少对土地的掠夺使用等。[6]对农村中开放式的自然资源如水、土壤、大气等引入由政府主导的公共产权管理，抑制对于农村资源和环境的过度开发和利用。
（二）加强政府规制
对于地方政府业绩考核时要按照与环境治理成效相关的绿色GDP指标，杜绝政府和乡镇企业的特殊关系的形成。明确政府在农村环境保护方面需承担的责任，确保政府监督乡镇企业的生产活动，对于破坏环境的现象，要行使政府的职责予以重罚。在政府的主导下划分农民、乡镇企业、政府在农村环境保护中的实际行为决策，打破不利于环境保护的非合作局面，提高环境保护效率。
（三）采取征税和补贴相接合的原则
河南省部分农村形成了“户分类、村搜集、乡运输、县处理”的生活垃圾处理模式，因此，可以按照“污染者付费”的原则，让农民承担污染控制的成本，减少生活垃圾的排放量。对于排污的乡镇企业征收环境税，增加排污成本，促进企业调整经济行为，将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工业、清洁生产的经济模式。为了降低化肥、农药、地膜等要素投入的使用形成的污染，采取对农民购买有机肥料直接补贴的方式，增加他们购买无机肥的机会成本。对于那些具有正的外部性的生产和消费活动，比如对于建立排污设施的乡镇企业、建立农村废水处理系统和畜禽粪便处理加工场的行为进行相应的补贴。[6]
（四）排污权交易
排污权交易是指在满足环境要求的条件下，建立正当的污染物排放权利，以此来进行污染物的排放控制。例如河南省洛阳畔山水泥有限公司率先通过排污权交易以一定的成本取得排放有限制的污染物的排污权。通过排污权的交易，让企业承担排污的成本，迫使他们认识到自己负有环境保护的责任，从而把治理污染的行为自动发生在边际治理成本最低的污染水平上。
参考文献：
[1]巴利.C.菲尔德等.环境经济学[M].长春: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33.
[2]陶爱祥.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路经研究[J].安徽农业科技,2010(38):81-83.
[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编.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4]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427.
[5]刘冬梅等.农业污染控制的经济激励手段[J].农村经济,2009(5):87-90.
[6]付中元等.农业发展与农业环境可持续性管理[J].经济体制改革,2011(6):76-80.
【关键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绿色GDP;可持续发展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与绿色GDP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被人类的接受,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以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出发点,将自然资源与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化”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绿色国民经济经济核算、构建绿色国民经济分析方法体系就成为研究热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即是在现有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考虑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将经济活动中的自然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污染代价予以扣除,进行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描述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决策和评价提供依据。为进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而确定的一整套理论方法即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又称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联合国有关文献使用的概念是SystemofIntegratedEnvironmentalandEconomicAccounting,缩写为SEEA)。
如同GDP是传统国民经济核算(SNA)的核心指标,绿色GDP则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绿色GDP是在对现行SNA中GDP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目前学术界对绿色GDP尚无一个权威的定义,但各种定义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即它们都是在考虑了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破坏的基础上对GDP进行修正来定义绿色GDP。目前,国内较为一致的观点是:绿色GDP是在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扣除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后得到的一个总量指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以后的经济活动之最终成果。绿色GDP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保护和谐度越高,反之亦然。
在人们对绿色GDP的种种争议中,有四种观点值得特别关注,即绿色GDP万能论、绿色GDP迫切论、绿色GDP简单易行论和绿色GDP无用论。绿色GDP万能论的持有者认为绿色GDP是完美的、是万能的,他们把目前经济建设中产生的问题,归结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欠缺,认为只要进行了绿色GDP核算,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就可以转变目前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绿色GDP迫切论的持有者主张应尽快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并以其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首要指标,在短期内迅速以此来衡量经济运行情况和政府的能力。绿色GDP简单易行论的持有者认为绿色GDP这个指标能否计算只是资金投入的问题,只要政府肯投钱、研究人员肯出力,环境成本和资源损耗就能得到合理的量化。与绿色GDP万能论相反,绿色GDP无用论持有者认为绿色GDP没有什么用处,没有必要核算,根本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统计指标,对绿色GDP持有抵制的态度。
笔者认为,绿色GDP是在GDP的基础上考虑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是一种兼顾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保护的指标。其反映的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是效率与速度的协调发展。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对绿色GDP进行了近40年的不懈探索,我国对绿色GDP的关注与研究也有20多年的历史,这本身就说明绿色GDP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必要性。此外,不少人把绿色GDP核算等同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认为只要有了绿色GDP就可以反映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实际上,就像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的产物一样,绿色GDP来自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核算离不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因此,应当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绿色GDP,即不能人为地夸大其作用,盲目崇拜,也不能消极地认为其无用甚至抵制,既不能轻言简单,也不能急于求成,应当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相当艰巨而又复杂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完善其理论基础,积极稳妥地推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状况
(一)国外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国、各国政府、著名国际研究机构和学者一直为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着艰辛的探索。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先提出了“生态需求指标(ERI)”,试图利用该指标定量测算与反映经济增长对于资源环境的压力之间的对应关系。1972年托宾(JamesTobin)和诺德豪斯(WilliamNordhaus)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tEconomicWelfare),将家务劳动价值、地下经济创造价值、闲暇以及环境成本考虑到GDP核算中。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NetNationalWelfare),主要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1989年卢佩托等(RoberRepetoo)提出国内生产净值(NetDomesticProduct,简称NDP),重点考虑了自然资源的耗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HermanDaly)和科布(JohnB.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ofSustainableEconomicWelfare),并于1994年进行修改,该指标考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成本损失。1995年9月,世界银行首次向全球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扩展的财富”由“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4大组要素构成。同年,世界银行提出了“真实储蓄率”(GenuineSaving)指标,真实储蓄率是从国内总储蓄中扣除人造资本、自然资源和环境折旧,它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与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评判依据。
近年来,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在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西蒙等人(Simon,2000)的《绿色国民核算》就综合反映了绿色核算的最新成果。他从国民账户的历史出发,提出了绿色国民核算的方法、模型、构造与应用等。哈特维克(Hartwick,2000)的《国民经济核算与资本》分析了纳入环境资本后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账户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和经济方法的改进。巴特尔穆茨等人(Bartelmus,1998)的《环境核算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了国际收入与财富在资源环境方面的应用,提出了关于资源环境核算的框架、理论与方法。马肯亚等人(Markandya,1999)在《欧洲绿色国民核算――四国案例研究》中,根据荷兰、英国、德国、意大利四国绿色核算实践,对自然资源和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进行了研究。在上述理论推动和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及多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下,目前已逐步形成若干重要的核算体系,包括:联合国等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缩写为SEEA)、美国亨利・佩斯金(HenryPeskin)教授的应用于菲律宾的《环境与自然核算项目》(缩写为ENRAP)、欧盟统计局的《欧洲环境的经济信息收集体系》(缩写为SERIEE)、荷兰统计局的《包括环境账户的国民核算矩阵体系》(缩写为NAMEA)。相比之下,当前比较权威的是SEEA核算体系。SEEA体系是惟一获得国际权威性机构认可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统计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且其卫星账户与总量指标相协调,该体系的编制方法已被20多个国家或地区采用。目前SEEA已经有了1993-SEEA,2000-SEEA和2003-SEEA共3个出版物,它们分别标志着SEEA发展的不同阶段。1993-SEEA提供的是理论框架,2000-SEEA提供的是操作指南,2003-SEEA则是实践经验的总结,SEEA已从理论走向实践。但就目前来看,SEEA仍然处于研究过程中,其中一些内容至今还存在争论,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随着对环境与资源问题的日益重视和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核算方法研究的不断完善,一些国家在资源与环境核算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挪威、芬兰、德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澳大利亚、日本、前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菲律宾、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印尼海地、萨尔瓦多、泰国、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政府或研究机构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或环境核算理论、方法的研究与实施方案的探索和试验,目前探索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国家的数量呈上升趋势。
(二)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我国关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研究起步略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目前,中国的环境资源核算研究大多分为环境污染损失核算研究和资源核算研究两个方面。对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最早也比较全面的研究是过孝民、张慧勤于1984年开始主持的《公元2000年中国环境预测与对策研究》。该项研究在计量方法、数据处理、结果表述方面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被冠以“过――张模型”,该模型重在对污染损失的计量。1988年由李金昌主持进行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侧重探索将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与方法。20世纪90年代初由金鉴明主持的“中国典型生态区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研究,在生态损失的计量研究上取得了进展,使得人们对中国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有了一个大致的量化概念。
从国内的各学术研究机构来看,1988年受国际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首次尝试进行了关于自然资源核算的研究。1996-1999年,北京大学研究小组应用投入产出技术,提出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核算,即对资源、环境、经济的综合核算,重点对核算模式、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2000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设计了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核算体系,并以北京市为对象,系统地进行了1997年的环境质量和资源资产的经济价值和绿色GDP测算,得出在扣除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带来的损失后,北京市的绿色GDP为当年核算GDP的74.9%。
在政府层面上,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部门主要是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做了大量的研究实践工作。2004年3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启动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简称绿色CDP核算)研究》项目,开展环境污染核算研究工作,初步建立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并于2005年在北京、天津、重庆、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四川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是依据《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而建立的。《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侧重于对资源的核算,同时兼顾了环保支出与环境成本,主要对资源耗减价值核算、环境退化价值核算和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支出核算进行研究。《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侧重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实物量与价值量核算以及环境保护成本的核算。基于环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是一份可以为全国及局部地区进行环境核算提供具体指导的框架性指南,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上述两个核算体系框架的基础上,完整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分为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和环境退化成本核算两部分,其中环境退化成本包括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损失。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具体包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五大类;环境污染损失具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污染等三大类。
2006年9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手首次正式了《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2004》。报告指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该报告是第一份基于全国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的环境污染核算报告,是迄今为止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最新、最权威的研究结果,标志着中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不过,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此次核算未包含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是计算了部分环境污染损失,一个完整的绿色GDP还需要更为艰苦的工作。
考察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早,理论较为完善,国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有待在指标体系的构建和配套机制的完善上加强研究和规范。二是国外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成果尽管丰富,但相当多的指标体系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在具体的实施上需要有所发展。三是从指标构建来看,各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容虽不相同,但指标构建方向都是社会、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体系。四是核算方法总体上讲侧重于实物核算,价值核算由于涉及内容的复杂性,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核算方法的多种多样,导致了计算结果难以统一,相互间的可比性差。五是从目前国际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和效果看,虽然在具体核算项目选择、定价方法和评价有效性方面各有千秋,但普遍存在具体核算过程的实现和核算精度受数据资料基础约束的问题,而且往往编算范围越宽泛,这种影响越突出。总体来看,由于绿色GDP在数据获取和核算方法上存在很多困难,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形成一套国际公认的绿色GDP核算制度,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计算出完整的绿色GDP数据。目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仍然是一个充满探索、实验的研究领域。
三、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面临的问题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
目前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基本上处于对国际成果的跟踪状态,还不能全面、系统地把握整个SEEA(2003)所提供的理论与方法。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初步构筑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与基础,但它们对实际数据测算工作的理论支持和指导程度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面临很多技术挑战
一是资源环境的产权划分难以实现。除了已探明、确定归属的自然资源,大量的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产权归属确定十分困难。二是资源环境的定价较为困难。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关键点就是资源和环境的价值计量,资源和环境大多数无法从市场价格中寻找参照,而目前所提出的各种估算方法还难以形成统一的、举世公认的标准。三是资源环境损失与经济发展缺乏同步性。通常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直接环境损失人们往往能够计算,但却很难预料到间接的后果和长期的损失。四是按地域扣减资源环境损失很难实现。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开放性”,当环境损耗跨地区时,无法确定该损耗的具体归属。
(三)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基础薄弱
资源和环境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渠道还不健全,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的核算资料主要靠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广泛设立网络式检测站点直接进行测量来取得原始数据,这就使得有些资料难以全面采集,有些数据的采集成本非常昂贵,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存在很大的缺陷。
(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制度安排基本空白
一是环境法规、统计法规的不完善,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有关的环境统计规划、统计制度和统计标准还未出台,导致统计的不完整和不精确。二是评价标准的不完善,资源环境核算本身就极具复杂性,而我国还没有建立针对资源环境核算的工作规程、制定评价和评审的标准。
四、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完善和发展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和实践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合作与努力。
(一)加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完善资源环境成本的核算方法
加强对森林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地上资源耗减的估价方法研究,实现宏观耗减核算与微观企业耗减核算工作一体化。目前对环境损失的估价方法都具有很强的个案性和特殊性,应进一步探讨模型化、标准化的评估方法。加强对生态成本计量和评估研究,使其研究成果能够应用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领域中。
(二)建立绿色会计制度,完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微观基础
会计核算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微观基础,借鉴国外经验,加速我国绿色会计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系统完整并符合国情的企业绿色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建立完整的绿色会计信息系统和企业绿色报告信息披露制度,设计与制定具有操作性的绿色会计准则。
(三)建立环境资源核算指标体系和数据采集系统
从反映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环境污染等角度建立起一套科学、完整的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统一统计调查方法,完善统计报表制度,对核算口径、核算方法、数据质量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和标准,相关部门建立必要的数据信息交换机制,为后续研究和核算工作的开展提供技术和数据保证。
(四)加强合作与交流
搭建相关部门统一的工作平台,下设若干核算专题小组,在统一协调部署下,共同制定工作方案和目标,负责组织试点和实施工作。继续加强国际合作,从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统计能力等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国外的经验,采用适合我国实际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
综上所述,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任重道远,应坚持科学性、理论性、前瞻性和适用性原则,以联合国SEEA2003为指南,加快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研究和制度建设,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研究课题组.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第一版本)[S].2004.
[2]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研究课题组.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第一版本)[S].2004.
[3]潘岳,等.建立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
[4]朱启贵.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论[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5]吴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及其思考[J].统计研究,2005(9).
[6]耿建新,等.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及其评价[J].城市发展研究,2006(4).
[7]王金南,等.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6).
1.考虑环境因素的新古典增长模型
代表人物的主要代表有：Dsgupta和Heal（1974，1979）、Solow（1974）、stiglitz（1974）、Baumol（1986）、Chichilnisky（1995）、England（2000）、WilliamA.Brok和M.ScottTaylor（2004）等。他们的观点主要是运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对自然资源的最优开采、利用路径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对未来的比较乐观的结论。如Dsgupta和Heal将使用CES生产函数，不可再生资源以原材料的形式进入生产函数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研究还表明：如果劳动、资本及可再生资源等能够再生的生产要素与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弹性小于1，即使存在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产出的总量也会存在上限，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是不可能持续增长的。如果替代弹性大于1，则不可再生资源提供的原材料就不是生产的必要投入，这时可产生可持续增长。Stiglitz的模型考虑了人口增长因素，假设技术进步率为不变及资源边际产量也为常数，则当资本和资源间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只要技术进步率与资源边际产量的比值较大的条件下，即使人口增长，经济也能保持不变的增长率。并且说明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可以被技术进步所抵消，只要保持足够快的技术进步速度，自然资源将不会制约人类的经济增长。Baumol得出结论：自然资源的物质存量是有限的，将随人类经济的增长逐渐减少，但技术进步将提高这些资源的经济贡献，因此，自然资源的经济存量将不断增长，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仍然是可行的。Chichilnisky（1995）年借助于包含自然资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推导出了的“绿色黄金法则”，认为经济路径保持可持续增长的条件是自然资本和消费的边际替代率等于自然资本的边际更新率，而影响边际替代率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还有许多经济学家有同样的认识。
2.考虑环境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以Romer（1986，1990）、Lucas（1988）等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出现。Bovenberg和Smulders等在Romer（1986）模型基础上将环境引入生产函数的研究，而Hung、Chang和Blackburn等基于Romer（1990）的模型来研究环境与经济间可协调发展条件。Gradus和Smulders以及Stokey等则通过扩展的“AK”模型来研究环境污染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问题。而Aghio和Howitt等将环境污染和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引入新熊彼特模型中来分析环境与经济可协调发展的条件问题。这些研究都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中的重要性。
目前，一些经济学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解释经济与环境可协调发展条件的问题，其主要代表WilliamA.Brock和M.ScottTaylor（2003，2004）。他们是基于由Grossman和Krueger（1993）提出并由Copeland和Taylor（1994）所定义的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提出经济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模型，分别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建立相应的模型。
国内学者对经济与环境的关系理论研究晚于国外，基本上还处于跟踪国外研究阶段。从文献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多个方面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进行定性的研究；二是考虑环境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其中包括新古典增长和内生增长两类模型。如：辜胜阻和魏珊（2000）、李善同等人（2001）、李崇阳（2002）、陈祖海（2004，2006）、何一农和胡适耕（2004）、岳利萍等人（2006）、彭水军等（2006）等。
二、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述评
1.实证研究
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主要围绕库兹涅茨曲线（EKC）展开的。EKC假说最早是由Grossman和Krueger（1991）提出的，他们在对66个国家14种空气和水污染指数12年的变动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大多数污染指数与人均GDP间呈现倒“U”型关系。继Grossman和Krueger之后，许多实证研究都表明，在大多数环境质量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确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如Shafik和Bandyopadhyay（1992）、Shafik（1994）、Selden和Song（1994）、Friedl和Getzner（2002）。他们几位的研究都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许多污染指标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被称为倒U曲线。环境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设的主要内容：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会出现先恶化后改善的过程，即在国民收入低水平下随着经济发展，污染水平也相应提高，环境质量恶化；在国民收入高水平下，随着经济发展，环境污染水平下降，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和提高。从接下来的十多年研究文献来看，环境与经济增长/发展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而进行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证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间演进是否存在EKC假设；二是对EKC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论或政策解释。
国内方面，吴玉萍、董锁成（2002）使用12个质量指标研究了北京市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间的关系，发现存在明显的EKC特征，认为北京施行了比较有效的环境政策。沈满洪（2002）等用浙江的数据得出各类污染指标的N形曲线。彭水军、包群（2006）利用中国的时序数据研究了经济增长和六类污染物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简化型模型，认为倒“U”型EKC曲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及估计方法的选取。李达、王春晓（2007）通过综合简化型模型，研究了三种大气污染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之间不存在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2.计量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EKC实质是收入增长（y）对环境质量或资源消耗（E）的影响，即E是y的函数。各个研究者从不同的假设条件出发，考虑不同的主导因子，设计出种类繁多的方程形式，方程形式有一般线性和线性对数形式两种，最简单常见的方程形式是收入与资源环境关系的二次方程，有的为了突出曲线特征形状而使用收入取对数后的二次方程，得到明显的倒“U”形曲线。三次方程（如Madhusudan等）显示为N形曲线，说明现实中存在很多波动效应。Stern（1996）认为，EKC计量技术无外乎三种：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混合影响（FE）、随机影响（RE）。另外还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单位根分析、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基于向量自回归的动态分析、面板数据分析以及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总体看来，近几年在计量方法上并没有很大的进步，计量研究方法和模型的简单化对EKC研究是一大限制。
3.理论解释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EKC现象的理论解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人们就经济结构、规模、科技水平、国际贸易、机制和规制及政策等方面展开。
经济结构及规模的解释：Grossman和Krueger（1991）认为，经济增长就是通过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影响环境质量。规模效应是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将会导致污染排放的增加而使环境质量的下降；技术效应就是通过技术作用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如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以及提高污染减排，技术促使污染排放减少而提高环境质量，同样Selden、Song、Markus、Magnus也得出相同的结果；而结构效应就是污染密集型的工业转向轻污染工业的变化使环境质量改善，通过这三种效应所占比重的变化，环境质量随着变化。特别是技术的变化一方面能使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污染减排，环境质量提高。Panayotou、Lopez、Jean、David、Markus、Antonio等也从经济结构的改变解释EKC现象。贸易方面的解释：Lopez、Copeland、Taylor、Suri、Roldan等从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研究EKC。污染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从高收入国家转移到低收入国家，使发达国家环境质量好转而发展中国家环境质量破坏更进一步破坏。市场机制解释：Copeland和Taylor（1995）、Agras和hapman（1999）、Rock（1996）、Liddle（2001）等认为，价格机制就是通过提高自然资源价格使得经济活动能自动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市场参与者作用就是通过市场参与者环境意识增强，使得经济活动减排，提高环境质量。规制理论解释：主要有Panayotou（1999）、Chichilinsky（1994）、Hettige等（1995）、Pargal和Wheeler（1996）等。包括正式规制、非正式规制以及产权，一方面是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环境管理制度；另一方面是对自然资源或能源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环境质量会因这些制度的变化而变化。
三、启示
中国正面临着全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的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的阶段，但依然没有走出资源型经济增长路线和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低产出”以及“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引发了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环境优化经济增长为主，体现的是一种新型的经济与环境关系，是客观认识环境要素、系统总结发展实践的结果，是人类深刻反思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作出的必然选择。从理论上的探讨主要涉及到宏观经济理论的前沿问题，而中国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前沿还在跟踪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
一、环境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环境经济学科的产生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是分不开的。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在追求经济增长的驱使下，人类对自然环境展开了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开发利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战后重建家园的强烈愿望，一些工业化国家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表现出了空前的增长热潮。虽然在极短的时期内，人类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大加剧了对耕地、淡水、森林、矿产的消耗，引发了深重的环境灾难，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和不利影响。仅20世纪50～60年代的“公害”事件就曾使成千上万的人直接死亡。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环境问题与农业社会时期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不仅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而且严重削弱了自然环境系统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支持能力，给人类未来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种严峻的环境形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公众的环保意识空前高涨，环境运动在发达国家开始蓬勃发展，一大批社会有识之士也加入到宣传环境保护的行列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62年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写的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引起的轰动。该书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带来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会永远失去“明媚的春天”。该书的问世，对公众的环境意识施加了重大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前景的关注。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意义上的探讨。从20世纪50年代起，生物学、化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探索，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了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取得了比较重大的进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经济学者开始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学分析方法对环境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探讨环境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途径等课题。同时发现传统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两大失误在于，一是低估了环境负外部性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广泛影响。仅仅把外部性当做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偶然、个别的现象，而忽视了在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环境资源过程中外部性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这一事实，因而产生了严重的环境后果。二是传统经济理论片面强调GN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指标的作用，而忽略了GNP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不仅使环境研究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的分析视角，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严峻的环境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这意味着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客观条件正在逐步成熟，随着大量的有关环境经济研究成果如各种关于环境问题的学术研讨会、期刊、教科书等的迅猛增加，环境经济学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并且随着环境现实的发展变化与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得以迅速发展。其发展轨迹实际上沿着两个方向同时抑或交替地向前推进，一是微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深入，二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拓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是在新古典框架内探讨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治理途径以及与环境治理相关的费用效益分析方法与环境价值评估技术等内容。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在于环境资源配置上的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干预产生的政府失灵。最初对市场失灵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外部性理论上。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活动中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现象，有负外部性与正外部性之分。前者是指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的情况，而后者则是指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情况。一般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负环境外部性所致。譬如工厂向外排放废气对空气造成的污染虽然损害了周围地区居民的利益，却往往并没有因此而承担相应的成本，而是将其直接转嫁给社会。这样一来，工厂就没有动机减少废气排放，从而造成空气的过度污染。下图简单描述了这一情形。图中P代表完全竞争市场产品价格，MP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私人成本，MS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由于厂商并没有考虑污染排放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因此边际私人成本要小于边际社会成本。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生产时将会生产Q单位的产量，此时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私人收益。但如果按照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生产，厂商只应该生产Q[*]关水平产量，此时社会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收益一致。显然，由于厂商没有考虑生产的负外部性，生产水平超过了社会最优生产水平，从而产生过度污染。
运用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环境恶化的原因实际上来源于庇古的思想。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就对此进行了分析，只是当初环境问题尚不突出，因此也就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罢了。不仅如此，庇古还提出了纠正外部性的办法——对引起外部性的活动征税或补贴（后者适用于正外部）。庇古税也因此成为环境经济学家们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开出的最早的经济药方。看起来，外部性理论已经对环境问题进行了比较完美的分析，但很快人们就有了新的发现，这源于科斯1960年《社会成本》一书的发表。由科斯等人创立的产权理论为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按照产权理论，环境问题的根源不是由于市场缺陷而是由于环境资源产权的不明确所致。哈丁（Hardin1968）关于“公地悲剧”的研究最能说明这一点。其大意是，在中世纪英格兰的一些农村地区，有供社区成员放牧的公地。当时做出这项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原因有二。一是草地的细分存在困难，二是牲畜的食草范围难以控制。然而，社区成员为了从公地上获取最大利益，竞相增加牲畜头数，结果导致公地上出现过度放牧现象，进而造成公地退化，甚至毁灭的悲剧。经济学家们以公地悲剧为例说明如果没有排他性产权安排，必然会导致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因此，产权学派开出的治理环境药方是明确环境资源的产权，然后让市场来决定环境资源的配置。按照“科斯定理”，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不论产权界定给谁，市场都会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效果。产权理论并不是对外部性理论的替代，而是进一步丰富了经济学家们对环境问题的解释。在这两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以直接管制、征税、排污权交易等各种途径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政策。由于环境治理必然涉及到治理成本与治理收益两个方面，因此，费用效益分析这一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也自然被用来进行环境政策分析。环境经济学家认为，环境治理的目标并不是环境质量越高越好，因为随着环境质量的逐步改善，进一步改善环境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相应地环境改善所带来的效益则会越来越小，因此，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分析，最优环境质量目标应是在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水平上。环境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不同环境政策手段的效率与成本是不一样的，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来实现既定环境目标也是环境经济学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与费用效益分析密切相关的是对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估问题。因为环境资源本身是非市场交易产品，其价值不可能通过市场自动表现出来，也正因为如此，市场对环境资源配置才会失灵。所以，为了给环境资源“定价”，一系列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如意愿调查法、旅行成本法、享乐价格法、生产函数法等也成了环境经济学不断探索的新领域。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为人们探讨环境问题提供了又一个新的理论武器。以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重新审视了政府的性质与作用，将“经济人”概念进一步延伸到那些以投票人或国家人身份参与政治或公共选择的人们的行为中，即承认政府追求的也是某种特殊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政府也有失灵的情况。公共选择学派的这一理论同样被环境经济学家们应用于对环境问题的分析，指出政府失灵也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政策没有纠正现行环境市场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偏离，二是一部分经济政策甚至人为地扭曲了市场价格，如不适当的资源补贴价格政策。当然，指出政府失灵也并不是完全否认政府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甚至排除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干预。环境经济学家的观点是，解决政府失灵的关键还是在于提高决策当局对环境问题的正确和全面理解，以及制定出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当然，这也有赖于经济学家们提出更好的理论解释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遵循古典传统，从资源的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探讨，使经济学在解释与解决环境问题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人们也同时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恶化与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是分不开的。因此，很有必要从宏观的角度来探索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其相互影响的内在规律，并从宏观上提出协调环境与发展的战略措施。这也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面临的主要任务。传统宏观经济理论主要讨论国民收入增长与就业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宏观经济学并没有把环境问题纳入其讨论范围。但是随着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环境问题的越来越严重，宏观经济理论与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开始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宏观理论模型还是应用模型的研究都试图表明宏观经济发展与环境是怎样相互影响的以及环境与能源政策是怎样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等问题。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宏观分析可以应用很多不同的模型，如一些模型包含了很多描述环境方面的方程，而有些则包含很少这类方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梅多斯等人受民间国际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的委托，就当前的增长趋势与未来人类困境关系进行研究，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他们于1972年提交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建立了一个精心设计的以电子计算机模拟计算为基础的世界模型。模型包括决定全球经济增长和人类未来的五个基本因素：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并得出了“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持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100年内某个时候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的可怕结论。《增长极限》的发表，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于人类增长前景的大讨论，也标志着环境问题开始正式纳入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分析之中。随着人们对增长认识的不断深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一思想很快被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之中，使宏观环境经济分析有了新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反映经济福利指标GNP的合理性。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何建立把资源退化、环境破坏等影响因素包括在新的国民收入指标或者称为绿色国民收入指标的问题。随后，这一问题也开始逐步成为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一部分。戴利在1991年发表的《避免不经济的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学家应该研究最优经济规模的观点，从新的角度探讨了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此外，对环境问题的宏观经济分析也逐步扩展到国际维度，如国际贸易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经济分析以及全球环境问题的共同治理等问题都可以用新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分析。
总之，无论在国家范围内还是国际维度内，宏观环境经济分析在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问题、对环境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评估、分析能源战略及其对环境与经济的影响以及分析国际环境问题中的合作与斗争等方面都有着重大意义。最基本的宏观经济模型如内生增长模型已经拓展到自然资源开发、污染排放以及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分析，宏观经济理论正在并将继续对环境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理论模型，对于正确理解经济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是很有裨益的。
关键词：廊坊；内生经济增长；模式
本文是2013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民生调研专项课题“内生经济增长模式研究——以廊坊市为例”（项目编号：201301442）的研究成果。课题组成员：刘书新、余冬根、张艳霞、牛力华、王冬杰、黄素臻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内生经济增长模式研究——以廊坊市为例
收录日期：2013年8月17日
一、引言
一个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环境等问题也日益凸现，同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也被更多的讨论，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增长来拉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挑战。从而，人力资本、技术、环境、劳动力、知识等要素被提上了经济增长的议程，这些要素的不同组合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地区经济的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是人力资本、技术、环境、劳动力、知识等要素，这就解释了为何地区的经济成长会发生巨大的差异。廊坊市经济的增长是带有内生经济增长特征的区域经济，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资本投入和内需拉动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实现经济起飞。但如何继续保持廊坊市经济长期、稳定和持续的发展，单靠资本投入已不能满足，为此，内生经济的发展和创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保障。
二、内生经济相关理论概述
（一）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20世纪八十年代，卢卡斯（Lucas，1988）把人力资本理论引入新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并认为知识和人力资本同物质资源一样是生产的要素，对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不断投入同样可以持续提高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提出了将人力资本内化为核心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人力资本不同于一般的知识，也不同于劳动力，必须通过教育和培训成本的投入才能形成。人力资本可以相互传递，其结果不仅提高了投资者本身的生产率，而且也增加了劳动和物质资本的生产率，形成生产的收益递增。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并不一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先进的技术，也不一定促进经济增长，FDI能否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即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达到最低的临界水平时，FDI才会促进其经济增长。
（二）以研发和开发为主的技术进步模型。Romer（1990）在《内生技术变化》一文中建立了包含生产部门、研究和开发部门和中间产品部门三部门的生产模型，认为研究和开发使得企业有了新的发明机会，增加了社会的知识存量，政府需要通过财政支出政策，使中间产品的部门进行补贴，降低其成本；或通过私人研究或开发活动提供补贴，使其利润率达到社会的平均水平。Romer构建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着重强调了技术扩散对于小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作用。FDI作为技术扩散的一个主要渠道，其重要性愈发显著。
（三）考虑环境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目前，一些经济学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解释经济与环境可协调发展条件的问题，其主要代表Brock和Tailor（2003），他们所定义的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提出经济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模型。从文献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多个方面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进行定性的研究；二是考虑环境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其中包括新古典增长和内生增长两类模型。
三、廊坊市内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廊坊作为一个生长在国际大都市夹缝中的小城，其发展劣势显而易见。廊坊在充分认识近年来取得的良好成绩、享受经济迅速增长喜悦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廊坊面临的人文环境、技术环境和自然环境对廊坊经济的新挑战。其发展的劣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内生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人力资本在模型中被假设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人力资本的作用在于它不仅支撑了经济增长而且缓解了环境污染的压力。从另外的角度也可以看出，人力资本对可持续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人力资本是更加清洁环保的生产投入要素，更多的人力资本无疑为廊坊市提供了更加清洁的生产技术选择。目前，廊坊市经济的发展在人力资本这方面还很欠缺，各种技术性人才，特别是具备综合能力的人才较少，由于离北京、天津较近，复合型人才大部分流向周边大城市。
实践证明，美国、日本和部分东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战后长期持续增长的原因，特别是美日两国，它们在教育方面的投入相当巨大。计量经济学家们发现，美日两国二战后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用人力资本投资解释。
（二）内生经济发展中科技投入尚需加强。根据2002年至2011年《廊坊经济统计年鉴》、《廊坊年鉴》记载，廊坊市2002年至2011年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科技三项经费支出以及三项经费所占的比重如表1和图1所示。（表1、图1）从表1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廊坊市随着财政收入的不断增长，政府对科技三项经费的支出比重也不断上升，2002年至2004年，三项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已经突破了2%，但自2005年起，其所占比重有所下降，出现了负增长。另外，2009年廊坊市共引进技术经费支出6，964万元，占廊坊市财政总支出的0.527%，这一比重远远低于我国沿海地区；从图1折线图来看，三项经费支出在廊坊市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远远落后西方发达国家；并且三项经费支出比例近年来占廊坊市财政总收入呈一个下降趋势，这说明廊坊市财政对科技投入结构不尽合理、对全社会科技发展导向能力不强等问题，尽管廊坊市财政科技三项经费投入在逐年增加，但财政科技投入结构尚需优化。同时，在科技投融资体系的构建中，政府投入应该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抓住关键领域，抢占高新技术产业制高点，发挥政府投入的示范效用和对民间资本的带动作用，以政府杠杆资金吸引社会资金的广泛参与，努力实现投融资主体多元化、资金筹措市场化。而廊坊市财政科技投入尚需进一步突出重点，对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科技支柱产业的研究开发活动支持力度还不够，对全社会科技发展导向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内生经济发展中环境资源有待改善。首先，廊坊市的淡水资源、土地资源相对紧缺，尤其是土地资源，已经临近它的“外延”开发极限。如果在“内涵”上不加以调控，则本土的自然资源将面临危机，最终制约经济的持续增长；其次，廊坊环境质量控制难度加大。日益增多的居民以及不合理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使廊坊的环境质量控制工作难度日益增大。私家汽车数量的迅猛增加，不但直接影响了空气质量，而且对当前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廊坊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再次，廊坊的社会治安有待进一步加强。污染排放密度是最为关键的变量，它既出现在生产函数中，也包含在污染排放函数里。因而，它所具有的双重效应反映了我们对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权衡。从模型的结果来看，污染排放密度在均衡增长路径上都是递减的，这是由于在长期中，经济增长最终会受到环境污染的约束，经济生产的技术会逐渐向环保型技术过渡，经济增长的方式也会逐渐转向为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四、廊坊市内生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
（一）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人力资本效应研究。长期经济增长是内生的，经济个体的决定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参与研究与开发等理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其一，廊坊市政府应通过相关的政策来有效影响经济人积极地进行人力资本积累、研究开发、生产等活动，这样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因此，政府的政策中心应放在促进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开展研究开发等活动上，以提高长期的经济增长。过去通过几十年的快速资本积累，已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今后政府应该更加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完成从依靠资本积累的增长向依靠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的转变；其二，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满足廊坊市日益密切的对外交流需求，廊坊各高等院校应加快对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除了日常的本专业教学外，各专业可以在课堂上加入其他相关专业的渗透和学习，如英语专业可以渗透些关于企业创建、融资、管理等相关专业的培训。
（二）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科技创新研究。科技变量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包括了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和科研技术人员的合成变量。就目前廊坊市而言，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还较薄弱，科技投入不足阻碍了生产技术的提高，从而造成了要素质量和要素使用效率不高。为此，通过适当的财政支出对科技创新给予直接的经济资助，已经成为当今发达国家政府普遍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
廊坊市应在经济实力增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科技资源投入。第一，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向科技型企业倾斜。在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中，应设立科技型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以保障和鼓励科技型产业的发展。同时，加大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力度，增强科技型产业发展的后劲和活力；第二，加大科技型产业的税收扶持力度。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好、用活、用足有关企业税收的优惠政策，并结廊坊市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与全国软件产业国际化示范城市相适应的、更加有利于廊坊市科技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三）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环境资源效应研究。从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来看，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是因为我国处于经济发展初期阶段，但是环境问题的紧迫性促使国内学者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并且已开始在实证研究方面做了很多相关工作。另外，在理论探讨的初级阶段，可以借鉴其他学科成熟的理论，如系统论、热力学理论等。在政策的建议方面主要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长期以来，廊坊市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在资源、环境方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今后一个时期，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廊坊必须实现经济与环境的互利耦合，走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五、结论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为我们展示了以人力资本、生产技术和环境这一系列新的生产要素为起点，通过整合廊坊市现有振兴战略研究的成果来制定一个系统、科学并具有扎实理论依据的长期经济增长方案的远景。与此同时，来自于廊坊振兴事业的现实需求，将促使致力于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们一方面大量开展深入的实证研究工作，以科学、可信的案例分析和计量分析方法来反映廊坊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检验各项改革措施的现实成果；另一方面通过内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为廊坊市政府制定科学、合理、可行性的方案提供有力支持。
主要参考文献：
[1]胡怀国.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发展与争论.宁夏社会科学，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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