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的发展史(6篇)

生态学的发展史篇1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青少年学生生活在一个科技和资讯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学校、社会、家庭都过分强调学生智育和能力的培养，忽略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没有教育学生对生命的尊重，没有引导学生对人生的负责，使学生成为考试的机器。现代中学生在历史"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是严重缺失的，学生无论对历史知识的获得，还是在思维能力的增强上，如果最终没有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那么这样的历史教育，很难说是一种成功的教育。新课改形势下，新的历史课程目标明确提出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并指出"掌握历史知识不是历史课程学习的唯一和最终目标，而是全面提高人文素养的基础和载体"。因此，初中历史教学要充分挖掘历史素材，寓情感、态度、价值观于历史教学，培养具有深刻文化素养及身心健全的接班人。

1.采用讲述法，激发学生的情感态度

历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时间上纵横古今，空间上囊括中外。为了帮助学生学好历史，克服对历史的陌生、枯燥感，教师可以结合教学内容，对历史事件的发展演变过程、历史人物的活动情节，进行生动的讲述来增强感染力。如讲述林则徐这个人物形象时，过去传统方法是：介绍林则徐的成长经历，主要事迹（如虎门硝烟）及意义，再提问学生"从林则徐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哪些精神？"目的在突出林则徐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气节。而现在我向学生展示了一张一百多年前的一张图片：英国伦敦蜡像馆陈列的林则徐蜡像，并说明经过成千上万的英国人的多次投票依然当选，长期陈列在馆中。问：英国人怎么知道林则徐的？林则徐的蜡像为什么长期摆放在英国最具影响力的世界名人蜡像馆里？英国人崇拜林则徐什么品质？为什么当年英国的敌人竟成了他们崇敬的对象？这样的例子会使我们的学生信服，并会深深感受到人格魅力跨越国界的伟大力量和民族气节亘古今的光彩，受到触及心灵，内化情感的深刻教育。它不仅能拨动学生思想情感的琴弦，使之受到陶冶，产生共鸣，得到升华，还能化为他们奋发进取的动力。教师绘声绘色的讲述，使师生情感交融，引起共鸣。

2.采用比较法，调动学生的情感态度

挑选恰当、鲜明、可比性强的内容进行比较，不仅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点燃其灵感的火花，使他们主动参与，而且可通过引导学生的思维活动，促使学生积极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产生，以达到提高记忆能力，发展智力的目的。如通过对商鞅与张居正这两位古代改革家的比较，我们会认识到要成就事业，必须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大刀阔斧的精神；通过对司马迁和司马光两位伟大的史学家编撰史书的情况的比较，我们要学习他们的严谨勤奋的治学精神，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和价值观；通过对玄奘与鉴真的比较，我们一定会为不畏艰险的献身精神、坚持不懈的执著精神、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和友好交往的国际主义精神等这些早已融进中华民族意识形态之中，成为民族精神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采用联想法，唤起学生的情感态度

在新课程改革的影响下，初中历史教材的编写，有了很大的改观，内容也更能适应中学生的认知需求，但受到课时和篇幅的限制，在有些地方显得比较抽象，往往是经过浓缩的书面语，其可以拓展的空间很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有效的教学手段引发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和联想，而这一过程往往需要师生之间的情感对话与交流，情感就象催化剂一样，有力推动着联想和想象的发展，与此相对应，当联想和想象递升到一定高度时，又会反过来促进情感向更高的阶段攀升。"情以物兴"、"物以情观"，都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情感与联想和想象之间的关系。在教育的过程中，在教师的引导和启发下，作为课堂教学主体的学生，愿意根据自己所储备的知识信息，针对教材的空白之处，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超越时空，走近历史，与历史进行身临其境的接触，触动历史的脉搏，加深对世界的认识，最大限度的释放自己情感。如讲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这部分内容时，可让学生根据已掌握的知识，包括地理、语文、生物等学科的知识，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等展开想象，诵读《木兰辞》、《敕勒川》等优美诗歌；还可以表演历史短剧，这样的历史课堂气氛一定会很活跃，师生之间距离也会由此拉近，课堂教学效率也会得到提高。

4.善于补充素材，丰富学生的情感态度

由于历史课文是粗略地介绍历史事实，教学时，我让学生呈现课前收集的历史材料，如图片、故事、文字、名言警句、诗歌等，并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去伪存真。同时我提供大量的史实材料，如图象、文字等，如在历史学习中，我带领学生接触哲人的思想，诵读政论家的言辞，领略文者的诗句，钦佩武者的韬略，有时候让先人的墨迹呈现于学生眼前，有时候让历史的旋律和歌声氤氲于学生耳畔，有时候让真实的历史纪实镜头震慑于学生心魄。同时结合现代教学媒体技术，丰满历史事件和人物，极大地丰富学生的感性认识，使学生对历史的认识变得真实、生动、丰满，激励和吸引学生积极学习和探索，从而促使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得到进一步发展。如在上《马关条约》时引出《春愁》这首诗，并配以"阿里山云海"的图片为背景。茫茫云海、美丽富饶的宝岛风光，配上这首《春愁》，一种思恋故土、痛恨侵略、渴望统一的强烈爱国情感和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历史责任感跃然纸上，从而非常巧妙的将当今热点"台湾问题"镶嵌其中，使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让学生回到历史，进而回顾台湾发展道路的不平坦，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和希望台湾早日回归的热情。

5.重视教学实践，升华学生的情感态度

生态学的发展史篇2

一、环境史的学术界定

什么是环境史?对于这一问题，国外环境史学者给出了多种答案。环境史这个概念，第一次是在R纳什的著作中提出的，在书中他认为人类和居住环境之间存在历史联系，进一步说明过去和现在有一定的统一性和连续性。W克罗农进行了细致地分析，他认为环境史探讨三方面内容：第一，特定地区生态系统下人类从事的社会活动;第二，人和自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关系;第三，环境政治和策略探究。美国环境史学会对环境史提出了这样的看法：环境史主要以人和自然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重在理解自然怎样向人类提供选择，如何设置障碍，人类又该如何改变生存的系统，在非人类的世界中如何缔造信念、价值观等，又怎样将政治、文化深刻的塑造，并提出环境史涉及范围广泛，包含了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众多学科，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国内学者吸收借鉴国外环境史学者的思想，对环境史也做出了自己的学术界定。包茂宏在2000年发表的《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中，对环境史也提出了以下的定义理解：

环境史是以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为依据、以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应用跨学科研究方法，针对人类发展和社会环境之间关系作用的一种探究;通过反对环境决定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观改善当前环境失衡的境况，并为人类的文明发展探寻新的发展线路即生态中心主义文明观。这是国内学者第一次对环境史进行规范性的定义，重视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为以后国内学者对环境史的学术界定奠定了基础。

此后，多位学者对于环境史下了定义，景爱、梅雪芹、高国荣等是其中的代表。景爱认为，环境史主要研究的就是人类和自然的关系，通过历史分析方法探寻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过程中的得失，并总结经验教训，为日后发展提供借鉴。梅雪芹在其著作《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中，引入马克思主义解释德芒戎的定义逻辑，并以此来界定环境史学，认为环境史是人类实践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形成的作用探寻，是历史研究的新领域。高国荣认为，定义环境史要注重涵盖环境史研究的丰富内容和现实意义，他认为环境史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由于环保运动的推动而引发，此概念是将生态学作为了理论基础，重点探讨的是历史上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此时自然环境就作为了一种社会中介，存在的这种社会关系也带有显著的批判色彩，是一种新学科。王利华引入人类生态系统作为环境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对环境史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新的界定，最终将其定义为，环境史在现代生态学理论基础上，运用多种学科研究方法对一定时空下人类发展过程做了探究。这其中，人类社会和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对他们之间存在的相互反馈、相互作用、及协同演变的动态关系进行探究。

环境史作为一门正在蓬勃发展的学科，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对它的认识和界定都处于一样的阶段，进行深入研究也需要一个过程。包茂宏在其后期论著中，以菲律宾森林滥伐史研究为例，阐述了环境史定义的狭义和广义之分。他认为环境史狭义含义就是对人和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历史研究，能填补之前历史研究中缺少环境内容研究的缺失。而广义的环境史是指人与环境之间产生的相互作用的历史研究，不仅包含了狭义的研究内容，还为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历史思路。周琼认为，定义环境史要摒弃人类中心观和自然中心论，注重界定环境的内涵，且应兼具区域性思维及全球性视野。他认为环境史兼具了整体共性和区域个性两个方面的特征，为此环境史定义可有广义、狭义之分。周琼最终将环境史广义含义定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界中生物和非生物生成、发展、演变和相互作用的历史，主要的关注点是人和自然生物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影响和变迁的历史，以对自然界和环境发展的产生原因、规律和后果开展有效的历史学研究;认为是对不同区域、不同分类生物构成要素的界定。

上述对环境史的种种学术界定说明，什么是环境史这一问题得到了中外环境史学者的重视，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及视角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给出了自己的定义。虽然观点众多，表述也不尽一致，但是总的共识是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历史的关系无疑是环境史研究的核心。国内学者对国外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和发展，为环境史的学术定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环境史的学科理论

环境史研究兴起于国外，这一概念对中国史学界可谓舶来品，国内学者对环境史理论的阐述也借鉴了国外学者的论著和理解。国内学者首先大量发文介绍了国外环境史理论和观点，既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思考，又扩大范围至非洲、澳洲、亚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观点。国内学者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了解释和总结，并开始创建尝试自己的环境史理论。

包茂宏总结国际环境史理论研究，最早尝试阐述了环境史理论，他认为环境史理论就是要找出人和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相互作用、因果关系规律。而这种规律要从具体、特殊事件的发生中抽象和总结出来。不然，环境史就成为了按照事件顺序排列的事件。当然，这个抽象和分析的过程要注重关系的复杂性，最终实现普遍和特殊的有机结合统一后得出的因果关系，也就是环境史理论。同时，包茂宏还对环境史理论发展对传统世界史的编撰思路产生的影响和挑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她提出人类历史观会经历循环史观、进步和现代化或发展史观、可持续发展史观三个阶段;并重点对可持续发展史观优势做了分析，认为可持续发展史观将人类回归到生态系统中，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以生态和发展这两个动态的标准作为人类持续性和断裂性的评判依据;还能从正确角度对科学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分析，反对过度热衷科学，支持理性崇拜，实现对人类发展的重新评价;它将人类设定为历史的主角，以生态主义和全球主义为支点对历史进行组织，并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民族、国家和欧洲中心论实现了对传统编史模式的改革，将其警示和借鉴作用充分发挥，让读者更加清醒的正确理解现实问题。此后，他又连续发表一系列研究国外环境史学成果的文章，为国内学者提供给了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对环境史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侯文穗总结了国外学者对环境史的多种理论诠释，强调环境史与生态学的密切关系，分析指出环境史学者的生态学意识主要体现在他们研究历史的整体意识和人文情感上，认为必须对自然树立起尊重观念，并树立起人是自然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伦理意识，将人实现真正的回归。一个对环境史进行研究的学者自身是负有在历史中让自然享有不比人高，也不比人低的地位的任务。

梅雪芹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论纲》一文中发展了环境史理论研究，提出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指导环境史学科建设的理论。梅雪芹首先分析环境史学如何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以硬币的正反面作为比喻，认为一面是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另一面，重点探讨物质、政治、精神文明构筑的人类文明发展对环境带来的作用和影响，反思其中的反作用，来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文明发展产生进一步的认知和理解。随后，作者比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理论，指出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环境史中的理论和研究方向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能够实现对唯物辩证理论的贯彻，在中国环境史科学的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将唯物辩证法作为基本的理论指导从，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派。梅雪芹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国内其他学者的重视和认同。李根蟠也曾撰文认为环境史研究完全可以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理论的支持和理论的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也可以通过生态环境史的学术实践获得丰富发展，并强调为了保证我国环境史学科健康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是不可或缺的。王利华也认为马克思就曾多次强调人类和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密切关联和相互制约，辩证唯物论的历史解释体系中其实已经具备了不少关于社会与环境双向互动、彼此作用的历史观念，非常值得珍视和发挥。

随着环境史的发展，环境史研究产生了从注重生态分析转为注重社会文化分析的趋势。王先明研究了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认为在人类生活的实践中，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造，在历史进程中始终是同一的，而不是分离的。因此，真正的环境史学不能不包含这两个方面。高国荣研究了美国环境史的文化转向，并对社会文化分析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解释，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与此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一种构建，为此自然和文化之间存在没有很清晰的界线;自然具有变动特性，并不是一沉不变、稳定有序的。种族、阶级以及性别等人类相关的特性都在环境史的研究中广泛的应用，加快了与社会科学史的融合。

王利华对于环境史理论建构问题的思考深刻卓著，发人深省。首先，如前文所述，他引入了人类生态系统概念作为环境史的核心概念。随后，他又撰文倡导根据我国实际和史学传统，创建自己的环境史学理论方法体系，并就环境史的研究思路和思维框架提出了全新的主张和构想，初步对生命中心主义概念进行了阐述。最近，王利华在《探寻吾土吾民的生命足迹浅谈中国环境史的问题和主义》一文中对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的申论。他提出生命中心论，用以调和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冲突，并主张把生命关怀作为环境史学的精神内核。对于基于生命中心论立场如何认识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一问题，作者强调如下观念：环境史是对人类不断拓展生存活动区域过程，并与自然界发生相互作用、反馈过程的一个研究;环境史研究要对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他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进行了解和解说;环境史对不同阶段、不同文明中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生态关系做了探讨;环境史凸显生命的价值，追寻生命的历程，可谓是生命史学。

由上述研究综述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在环境史学科理论研究方面，首先对国环境史研究进行了简述和总结，之后对中国进行环境学研究理论体系建设作了探索。在国内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人与环境之间存在的关系、相互作用及因果变化的认知越来越清晰化，人与环境关系这一历史理论层面上的剖析和阐释愈见明了，我国的环境史理论的阐述和构建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与进步。

三、环境史的研究方法

鉴于环境史研究对象具有多学科特征，环境史在开展研究时就不能仅限制在此学科中，必须实现学科跨越才能完成。对此，国内学者分别从跨学科研究的原因、内涵、运用等角度撰文进行了具体论述。同时，针对环境史独特的学术定义和理论基础，国内学者又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环境史研究的众多其他方法，为环境史研究扩大了思路、丰富了内涵。

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中，对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最早给予论述。他提出跨学科探究是进行环境史深入探索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环境史本身涉及面广，累积了多个学科的知识，研究方法也应该是多个学科的一个继承。对环境史的研究，不仅要对历史学开展基本训练，也要掌握一定的环境和生态学知识。此外，人类是高级动物，行为复杂多变，因此环境史的研究上还要涉及到地理学、人类学、哲学等多个学科。尽管涉及学科众多，但落脚点一定是历史学，历史学整合了社会、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并从动态上进行分析，掌握何时优势最优、困难最少。并指出，跨学科研究是进行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但客观上同样存在难以融合的问题，认为环境史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工程科学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对话。

高国荣在论述环境史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起因时，认为环境问题具有涉及面广、复杂性强且与多个学科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的特点，且环境史研究要要大量的资料支持才能开展，这些都说明环境史的研究必须采取跨学科研究方法才能顺利完成。王利华在对环境史跨学科研究进行内涵的具体阐述时强调，跨学科，指的是环境史的研究兼具了对社会学和自然学两大学科领域的研究，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是必须的，还要将自然科学理论方法加以运用;其次，跨学科还有一层涵义：环境史涵盖了自然领域的多个方面，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可能有如此丰富的知识库作为支持，因此在环境史课题提出后，需要多个学科的学者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合作。梅雪芹在分析环境史的时候，就合理应用了跨学科的方法，曾撰文就泰晤士河污染及其危害一例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不仅要对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等学科有理论知识掌握，还要熟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并能通过主题设定能针对性的进行深入、全面的拓展，这样的环境史研究才能获得成效。

生态学的发展史篇3

[关键词]环境史；荒野；史学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必须重视的基本问题。当今世界，全球生态危机使人类面临极大的威胁，使人们聚焦于环境问题的研究。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在人文社会科学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中也广泛地关注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历史学亦不例外，但其回应略显迟缓，直到20世纪70年代环境史研究才真正兴起。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不仅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也给史学工作者历史观念的发展带来全新的思考。

一、环境史的兴起

早在19世纪，美国思想家梭罗就曾说：人类不仅彼此之间进行战争，他们也对自然界进行战争。在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人类傲慢地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一切自然物都只是供人类发展经济之用的资源或潜在资源，于是人为了满足一己贪欲而肆无忌惮地改造世界。可是，自然界在人类诞生之前就早已存在。现代全球性的环境破坏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勃兴密切相关，这种全球现代化的进程势必可能造成地球生态系统的彻底崩溃，因此，历史学家在歌颂现代工业文明的丰功伟绩之时，也应该深刻思考同时代自然环境被破坏的历史，思考人类历史上的环境和环境问题，从而发挥历史学科的借鉴价值。

20世纪人类历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其代价是对全人类和整个世界的破坏。为了唤起人们对环境的保护意识，一些有识之士奋起疾呼，推动了现代环保运动。现代三次环境保护运动促成了环境伦理学的创立和发展。环境伦理学（也称生态伦理学）的兴起，被誉为是伦理学上“哥白尼式的革命”。20世纪初期到中期是环境伦理学的创立阶段。法国学者A.施韦泽和美国生态学家A.利奥波德分别提出了“环境伦理学”的学科概念，从伦理学和生态学的角度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伦理学的发展阶段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今。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P・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对西方环境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R・纳什的经典著作是《荒野与美国人的心灵》（1967）、《美国的环境：资源保护主义史读本》（1976）、《大自然的权利》（1996）。国际著名环境伦理学家H.罗尔斯顿于1975年发表《存在着一种生态伦理吗？》，随后又出版一系列专著：《科学与宗教：一个批评性的反思》（1983）、《哲学走向荒野》（1986）、《环境伦理学》（1988）、《保护自然价值》（1994）等。这些学理探讨以及环境保护运动的实践逐步引起了史学家的关注，由此将环境伦理学作为环境史学研究的基本依据。

环境主义的中心观点是“道德应该包括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观念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潜力，甚至可与17、18世纪民主革命时代的人权和正义理想相媲美。早在1867年，约翰・缪尔就提出要尊重“所有其他创造物的权利”。1915年，A.施韦兹提出要“敬畏生命”。美国哲学家保罗・泰勒发展了施韦兹的生物中心论思想，坚持自我良知的平等主义，认为所有的生命存在物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H.罗尔斯顿提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应该遵循自然，把生态规律转化为道德义务，提出“哲学走向荒野”的著名命题。这些思潮风起云涌，激起了人们的争论和接受，也为一些历史学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课题，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试图抛却人类中心主义历史观，尝试生态中心主义历史观。

另外，其他学科的发展也为环境史的兴起提供了条件。环境考古学的形成大大方便了环境史学家探讨史前史和没有文字资料的历史；20世纪40年代历史地理学的出现，对科学的环境史的形成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生态人类学的出现把文化引入了人与环境关系史的研究；新社会史为环境史中以“草根”方法（Grassrootsapproach）研究地区史和生物区域主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20世纪历史学科本身有很大发展。历史学吸收了许多新理论和新方法，出现了新的分支，如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妇女史，口述史和心态史等。但这些新领域仍然是“人”的历史，而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却并不能够完全用这些“人的历史”来囊括进去。以往历史学中很少涉及自然的历史，所以沃斯特呼吁，“历史学家已为无数名人立传，但是很少书写一个地方的传记。任何一个地方都包含人，但它的内涵并不仅是生活在那里的人。它是人和非人类社会的混合体。”[1]

二、环境史研究现状

什么是环境史？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定义。R.纳什认为环境史是“人类与其居住环境的历史联系，是包括过去与现在的连续统一体”，它“不是人类历史事件的总和，而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环境史研究需要诸多学科的合作”。L.比尔斯基认为，环境史研究过去人类与自然界究竟是如何进行双向而非单向的联系，其内容具有多样性。T.泰特认为，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感知和态度；其次是对环境有影响的技术创新；第三是对生态过程的理解；第四是公众对有关环境问题的辩论、立法、政治规定及对“旧保护史”中大量文献资料的思考。只有把这些主题有序连接起来，才能全面均衡地理解文化与环境的关系。D.沃斯特认为，环境史仍挣扎于出生中，因为在自然研究中几乎没有历史，在历史研究中几乎没有自然。历史研究确实需要生态学观点，因此环境史就是历史与自然相结合的研究领域。如果这样的环境史诞生，人类将拥有两类历史，一是自己国家的历史；二是人类共有的地球之史。尔后他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与地位的历史，应包括三项内容：一是自然在历史上是如何组织和发挥作用的？二是社会经济领域是如何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即生产工具、劳动、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等与环境的关系。三是人类是如何通过感知、神话、法律、伦理以及其他意义上的结构形态与自然界对话的。K.贝利认为，环境史不仅讨论人类本身的问题；还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其研究范围包括四个层次：一是人类对自然评价、态度之变化以及意义之探讨；二是人类经济行为对环境之影响及人类环境价值观对经济之影响；三是森林与水资源保护即资源保护运动和环境运动的历史；四是专业团体的作用――如科学家、工程师的贡献及其与环境思想和环境运动的关系。W.克罗农认为，环境史是个大雨伞，下设三个研究范围：一是探讨某一特定地区的特别的和正在变化的生态系统内人类社会的活动；二是探讨不同文化中有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三是对环境政治与政策的研究。C.麦茜特认为，环境史是给人们提供一个审视历史的地球之眼，探讨在时间长河中人类与自然互动的多种方式。[2]

西方的环境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以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环境史在本世纪60年代首先于美国出现，其标志是S.海斯的《保护与效率主义》（1959年）和R.纳什的《荒野和美国思想》（1967年）的出版。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纷纷开始了环境史研究。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密切关注环境问题和环境史的研究，对国外的环境史研究进展情况做出一系列的介绍和评述。侯文蕙教授是我国环境史的拓荒者，不但翻译了多本有关环境问题的经典著作，还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研究外国环境史的专著《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关于环境史研究现状及相关内容还有一些研究性文章可供参阅，笔者不作详述。[3]

在环境史学中，人依然是主体，自然相对于人而言则构成人类环境。人类环境“是指环绕于我们周围的各种自然因素的综合，是指人类赖以生存、从事生产和生活的外界条件”。人类环境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部分组成。所谓自然环境，“是指由地球表层的大气圈、岩石圈、水圈和生物圈所组成的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庞大、独特、复杂的物质体系”。所谓社会环境，“从人类生态学角度讲，主要是指聚落环境，它以人群聚集和活动作为环境的主要特征和标志。这种环境是以人工因素占优势的，人类有目的有计划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环境以及更加良好的生存环境的产物和基地”。根据自然受人类影响的程度，人类环境也可以大致分为三种，即荒野、农村和城市。荒野受人类影响相对最小，最接近自然状态；城市受人类影响最大，离自然状态最远；而农村则居于二者之间。不论荒野、农村和城市，都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4]

研究环境史首先要有历史学的基本训练，还必须有环境学科和生态学科的知识，还涉及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所以环境史研究需要采取跨学科研究方法，但实际研究中势必存在不同学科不同观念较难融合的问题。

三、环境史研究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者试图消解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他们认为历史的客观性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历史研究者也受到极大的挑战，比如在历史学的定义，史料的选择及批判，历史的解释，历史叙述等等方面都加以批判，试图颠覆既有的历史理论。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史学家们也相应地作出了自省和调整，比如在历史观念上不断更新，历史学科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成果，考察历史的角度也不断扩大，从政治史逐渐扩展到经济、社会、个人、日常生活、小事等等这样的小历史、微观史和日常史。由于过度的强调“人本”，历史学家长期忽视了“人”以外的世界――荒野，如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如高山、河流、湖泊、海洋、冰山以及在此生存的一切生灵。所以说，环境史的兴起是历史学家关注全球、关注自然、关注人类本身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史学的研究视野应更为宽广

马克思说过，任何一种事物如果不进入人类的视野，那么就是“无”。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虽然当时生态环境问题并不是十分突出，但他们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其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它们一方面讲人与自然的对立性，另一方面也讲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性。恩格斯说：“自然界中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着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括着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标榜片面的‘斗争’”。由此可见，建立人――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系统，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重要任务，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史学的研究视野不应仅仅局限于“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而应该深刻地认识到人仅仅是自然界中的一分子，并不凌驾于其他生物和无生物之上，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够真正地写出“整体的历史”（TotalHistory）。人类的历史只有在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才是真实的、有意义的。H・罗尔斯顿曾在1975年呼吁：“如果我们现在把‘人’这一概念普遍化，我们就会发现它的范围是如何慢慢地扩大了……包括外人、陌生人、婴儿、儿童、黑人、犹太人、奴隶、女人、印第安人、犯人、老人、精神病人和畸形人，我们现在甚至已开始考虑胎儿的地位问题。生态伦理学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再一次把‘人’这一概念普遍化，从而承认生态系统的每一个生物构成者的内在价值。”[5]同样，在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中，在从以往的政治史、经济史等传统史学中走出来，进入新史学范围，细致探究社会史、文化史、妇女史、心态史等等，从而让我们看到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是如何慢慢扩大了，那么，环境史学研究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应再一次把“历史”这一概念普遍化，从而承认环境系统中每一个生物构成者的历史。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认识中，历史学家从未将思考自然或者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视为己任，人始终是历史书写的中心。因而，沃斯特发出呼吁：“历史学的范围和想象都需要再一次的根本性的扩展。”[1]

2、史学应当关注荒野

罗尔斯顿自称是“一个走向荒野的哲学家”，指出“哲学走向荒野”，那么，作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史学也应当关注荒野。环境史学家克罗农指出：“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人类历史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前现代是循环史观；在现代是进步和现代化或发展史观；70年代后正在形成一种生态学与发展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史观，其基本思想都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部由英国知名的全球环境政治史专家克莱夫・庞廷所著的《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野，即从“绿色”角度审视整个世界历史，以一种历史语境来论述自然环境在人类自身发展与各文明兴衰过程中的一系列核心问题。2005年在悉尼召开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环境史研究一跃成为国际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但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尚属于介绍和引进国外研究成果阶段，尽管我国的历史地理学底蕴深厚，但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在观念上还是有差别的，而且方法上仍然主要采用历史叙述法，自然科学知识的应用相对缺少。我国有几所大学的历史地理学工作者正积极与自然地理学同仁密切合作，以发展我国特色的环境史研究。

人类中心主义历史观根深蒂固，而新兴的环境史学的发展及其带出的新观点给人们以新的启示。环境史是否可以看成是史学的一种新范式，一种新的通史观念？环境史叙事把人类历史放入一个整体的生态体系中，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进而重评人类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以民族国家和欧洲中心论为主线的传统模式，还可以充分发挥历史的警世和借鉴作用，给以正确思考现实问题的智慧和启示。

参考文献：

生态学的发展史篇4

摘要：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亦为其核心内容。它是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生产出发，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运用科学的方法，通过对人类社会的横向结构和纵向发展的深刻剖析而收获的科学理论硕果。通过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应运而生，成为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中国化的伟大创举。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斯芬克斯之链”探索的最光辉的理论结晶，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全新而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它和剩余价值学说一道成为马克思一生的两大重要发现。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出发，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人类社会的横向结构和纵向发展的深刻剖析而收获的科学理论硕果。只有社会形态理论的创立，才能使唯物史观成为被社会历史所证实了的科学真理。

马克思在创立社会形态理论的过程中，充分汲取和利用了人类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中一切有价值的优秀遗产。追本溯源，马克思之前的社会历史观，大体经历了朴素史观、神本史观、人本史观和理性史观。在这些五光十色的各种社会历史观形式中，可以找到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观点的胚胎和萌芽。因此，它们都可以视为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思想渊源。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与任何科学理论一样，它也有萌发、探索、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大体说来，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经历了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是伴随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而初步形成，在政治经济学研宄中得到发展，最后在马克思晚年研究历史学、人类学中臻于完善的过程。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内容博大精深，其内核具体凸显为社会形态的三重论域，即社会形态结构论、社会形态划分论与社会形态演进论，它们动静结合、主客统一，共同构成一个系统而科学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的三重论域下，社会形态是一个由主体和客体构成的有机“艺术整体”。主体要素即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客体要素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构成社会形态的诸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每一要素都不能离开社会形态而单独存在与发生作用。而作为社会形态主体的人又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创造了人自己，人创造了属人的社会形态。

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划分并不是一维的，而是多维的。仅仅从任何一个方面、一个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划分都难以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片面性。马克思对社会形态划分的多维性具体体现为两个尺度即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三个标准即生产力、生产关系、人的发展。马克思划分社会形态的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不是二元对立的，二者都是完整的“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活动过程的基本内容之一，它们共处于“人的感性活动”这个完整统一体中，并在这个统一体中实现相互联系和转化。因此，“人的感性活动”是马克思划分社会形态的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的内在客观基础。全部的秘密就在于：整个所谓人类社会v史不外是“人的感性活动”的结果。在“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矛盾关系构成了社会形态演进的内在动力机制，即，人―需要―生产―（发展的）人―（新的）需要―（质变的）生产。社会形态在“现实的人”的需要的内源动力、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动力的推动下，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不断向前发展演进，其演进过程是一般过程与特殊过程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穷其一生不懈探索社会形态的发展演进规律，在不同时期、不同著作中多次、多层面、多角度论及社会形态理论。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历史资料的匮乏以及历史任务的局限，他显然没有能够全面、系统阐释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形态理论的诸多观点只是散见于不同时期的各种著作中。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而又无可厚非的缺憾，而弥补这一缺憾使其全面化、系统化乃是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继承者、研究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是我们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应该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

毋庸置疑，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是十九世纪的产物，但是它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理论光彩。相反，它依然以其宏大的世界视野、科学的理论价值而历久弥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中国化的伟大创举。可以说，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原创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南的作用。这正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普世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生态学的发展史篇5

社会史与生态史研究的互渗、连接和交叉，导致了两个新研究方向的产生，一是社会生态史研究，二是生态社会史研究。两者各有侧重，前者以人和社会为中心，而后者则以其它生物系统为中心；但互相之间彼此呼应。

正在迅速兴起的生态史研究，主要考察自有人类活动以来、特别是最近一万年来生态环境的历史变化，就学术背景来说，它脱胎于历史地理学，特别是其中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与后者相比，生态史更注重考察一定的空间范围内生命系统的变迁，比如高等动植物的种类构成、种群数量、活动分布的变化，及其与整体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如气候、水土状况和生物环境特别是人类社会环境）变迁的关系等，亦即以历史自然环境中生命系统的发展变化为关注重点。

目前，历史学者开展生态史研究，大抵基于这样一个假设的前提，即人类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是近万年来生态变迁的主要导因，因此，研究课题多是探讨生态变迁与人类经济活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此一来，生态史研究也就不局限于探讨生态环境或其中某个局部方面的自然变化过程，而是将人口、技术、生产与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乃至社会意识形态等等社会因素，与水、土、光、热、生物、矿物等等自然因素一起，同视为生态环境中物质、能量与信息循环的重要参与因素，甚至视作在生态系统变迁中比自然因素更为重要的变量。这样，所谓生态史，实质上是人类社会活动改变生态环境的历史；而生态史研究，即主要探讨生态环境由于人类活动（社会活动）不断发生改变的历史过程。所以，这样的生态史，不妨称之为生态社会史。

社会史研究，致力于考察人类的群体（即社会）活动的既往经历。人类社会是地球生物圈内最高级的、最特殊、同时也是最庞大的生命系统，社会现象纷繁众多，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固然，社会具有自己特殊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但它仍然服从于一般自然规律的最终支配。要全面准确地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需要选择不同的角度，借助多学科的理论方法，设计不同的思想框架，以便更多地把握社会的不同面相。其中，采用现代生态学（包括其分支学科如文化生态学、生态人类学、社会生态学、人口生态学等）的理论方法研究社会史，可望构建出一个全新的框架，这就是社会生态史。

就自然属性而言，人类是动物界中最高级的种群，但依然是生态系统中一个组成部分。固然，与其它动物相比，人类具有极为特殊的一面，即他具备创造、传播、积累和更新文化的能力，凭借这种能力，人类成为"万物之灵"，占据了生态系统的顶端地位。在同其它物种的竞争、和人类互相之间的竞争过程中，人类广泛利用自然资源，不断繁衍人口，扩张生活领地，发展了复杂的社会系统；凭借这种能力，人类不仅成功地冲破了自然环境的许多限制，甚至还大规模地改造了自然环境，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人工生态系统。但是，无论人类与其它动物相比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功，也无论其社会系统如何高度复杂，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条件为基础，服从生态规律的支配。事实上，从人类发展的全部历史来看，社会的发展过程，从根本上说乃是人类不断调整与生态环境关系（包括经过自己改造的生态环境）的过程。技术体系的更新，生业方式的变更，社会组织的改变，乃至风俗习俗、思想观念的嬗变，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社会对生态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或者跟从于这种调整。社会经济类型、社会组织方式和结构、社会的日常生活方式，乃至风俗习惯、精神风貌等等的地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态环境的差异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变化，也可能导致上述方面的种种改变。

其实，关于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密切关系，在历史研究早已有了不少研讨，其内容包含在关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影响的长期争论之中。尽管人们对地理环境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估价不一，但很少有人否定影响和制约的客观存在。在今天看来，过去的有关讨论，无论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似乎都存在诸多不足：一是在认识上，人们习惯地将社会与自然划分为对应、分离的两个部分，而没有、至少没有真正地将社会和自然环境视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因此也就没有充分关注社会与所处自然环境之间物质、能量、信息循环的整体、有机和统一过程；二是对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最高级的生命系统仍然具有的"自然"性质未能予以充分估计，对社会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发展演变与其它生命系统之间的共同、相似以及差异之处缺少实际深入的考察，而只有充分认识这些相同和相似方面，认真比较其差异并追寻形成差异的原因与过程，才能更好地把握社会的本质；三是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历史性质，对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变化认识不足，自然环境常被视为固定不变的客观存在，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也被抽象化、概念化，对不同历史时期自然与社会交互影响的实际情形，则缺乏认真深入的考察。由于上述原因，以往对自然环境之于社会历史的影响制约，理解认识仍相当片面和模糊抽象，并未能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获得历史实态性的认识。转贴于

将人类社会视作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视作生态系统中与所处环境存在着广泛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一个特殊生命系统，并借助生态学理论方法对种种社会历史事实开展实证研究，乃是社会生态史研究的特色。虽然它的研究对象，仍然是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流转不息的社会运动，但与一般的社会史研究相比，它更侧重探讨种种社会现象的自然性质或根源，致力于寻找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社会因子与生态因子之间的历史联系。在这一研究中，种种社会历史现象，诸如衣、食、住、行、生产、消费、婚姻、生育、疾病、死亡、迁徙、社交、娱乐、战争等等，以及因之所产生的技术、组织、结构、制度、规范、习俗、思想意识，就不单纯地被理解为"社会的"或者"文化的"，同时还要从"自然的"、"生态的"方面加以认识，探寻它们之所以存在的直接或者间接的"生态"依据；家庭、宗族、村落、城邑、地域社会等等，也就不仅仅被理解为社会的单元或者聚落，同时还将它们视作可采用生态学方法加以考察的大小不同的生态单位或系统；社会与文化因素的不断生衍、变异，社会系统的不断发展演化，虽然具有其内在的规律，但却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一种封闭、自限和自我决定的过程，而是一个与生态环境的众多因素彼此影响、协同演进的过程，属于生态大系统整体运动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生态学的发展史篇6

【英文摘要】MarxistSocialismdevelopmenttheorymainlyincludesmaterialism;socialformationandsocialevolutiontheory;thetheoryof“modernsociety”andthethoughtofperson'sall-roundfreedevelopment.Atpresent,ithasgreatsignificanceinunderstandinganddrawingupsocialdevelopmentstrategyandthepolicyofestablishingmodernization.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发展/唯物史观/Marx/socialdevelopment/materialism

【正文】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理论渊源和经典体现，是与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紧密相联的有机体。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不仅包括了对东、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径、道路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动力以及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理论，而且也包括了对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具体社会形态所进行的研究(如对英国、德国、法国、俄国、中国等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并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点。它涉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人的社会行动、社会结构、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权力、统治、官僚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的经济与社会分析，其内涵丰富、体系完整。诚然，马克思当时接触到的非欧洲国家的历史资料是非常有限的，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考有待深化，而这给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理论发展的巨大空间。本文仅选择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若干主要思想作粗浅分析，探讨其在我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与启迪意义。

在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之前，让我们先看看马克思是如何界定社会这一概念的，因为社会这一范畴是其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于1846年12月28日至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对社会这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范畴第一次下了定义：“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P320)另外马克思还在其它地方提出过“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P363)这两个规定体现了社会最主要的内容和本质的东西，即社会是一定生产力发展状况下的人们的相互关系。

一、唯物史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基础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最一般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一生对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形成了新的唯物史观的萌芽，根据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素材以及在批判性继承以往各种社会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其基本观点认为，人们所从事的直接物质生产活动是考察一切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人类社会是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由各种生产方式产生的交往形式，是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迁推动着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一发展是借助于人们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得以实现的；人们在改造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发展趋势，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显得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说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经典性的论述：“人类在自己的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P83)唯物史观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奠定了深厚的科学基础，为其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具体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我们认识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二、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各种社会发展理论所依据的一种理论范式。社会形态是由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全部社会要素组成的统一的完整的社会体系，是按照本身特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发展着的活的有机体。它包含有以下几层意思：(1)一定的社会形态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生产力是组成社会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及其具体特点的最后根源。(2)一定的生产关系是构成社会形态的骨骼，它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同时又决定其余一切社会关系。一定的生产关系是决定该社会形态性质的直接标志。(3)社会形态除骨骼外，还包括有血有肉的上层建筑及其他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如家庭、民族等各种人群共同体)。社会形态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4)社会形态是由全部社会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完整的社会体系，而不是由这些要素机械地拼凑起来的东西。(5)社会形态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有机体。

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有其特殊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有其生产、发展和消亡的历史，一个较低的社会形态必然被另一个较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和演化是多线条的，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社会形态划分为社会经济形态、社会主体形态、社会交换形态、社会技术形态等，但其中以经济基础为划分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准。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演进有“五形态”和“三形态”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阶级图式，以分工和所有制的不同特征来说明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社会制度：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最后是共产主义制度。后来他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综合马克思其它著作中有关社会发展的观点，可以说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依据人的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特征，又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人类三大社会形态的构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P104)马克思社会发展与演进的“五形态”与“三形态”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各具特色的，二者是互为补充和不可分割的。

尽管马克思依据所有制和生产方式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五形态”与“三形态”论断，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的划分是多标准的，而且都体现社会形态发展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马克思还根据社会阶级关系的状况，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无阶级社会阶段——阶级社会阶段——再到无阶级社会阶段；根据社会财产关系的特征，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原始公有制阶段——生产资料私有制阶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阶段；根据人类对(自然和历史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把握、利用的程度，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两大阶段；等等。

另外，马克思在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性思考和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的基础上，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马克思深切地关注人的发展、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主题和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

三、“现代社会”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思想

马克思深入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对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推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巨大威力和作用，指出了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中的基础条件、基本途径和主要动力。马克思的“现代社会”的理论体现了现代化思想。

综合起来看，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工业化及其社会后果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变革。大工业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交通极其便利；大工业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2)工业革命开创了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大工业控制了商业，使竞争普遍化，开拓了现代化的世界市场；大工业使每个人的需求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消灭了各国的孤立状态。(3)工业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大工业使未开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业的民族从属于工业的民族。(4)工业化导致了城市化。大工业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形成起来的城市。(5)大工业的发展导致了阶级的简单化，加剧了工人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还探讨了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基础条件、主要动力、基本途径等。马克思认为现代大工业和科学技术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他以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为实例，具体分析阐述了大工业在现代社会生成、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同时又指出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推动大工业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他强调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马克思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变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马克思揭示了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中，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变革的规律和特征，并指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基本途径是商品经济和普遍的世界往。因为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以前的传统社会形式的瓦解，把商品交换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地球，建立了世界性的联系，驱动人们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

马克思还分析了世界往对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只有在普遍的世界往中发展起来的人，才是全面发展的人，因为处在普遍的世界往中的个人，实际上是把具有世界意义的东西变成个人自由活动的条件，变成创造自己个性的物质基础，使自己的个性具有了普遍性。所以，“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P42)

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形态和阶段的多角度的考察与划分及其现代化思想，对当今我国的社会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与指导作用。

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从人的本质活动的创造性出发，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多样性和历史选择性。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属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不仅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且也必须重视我国的具体国情，探索出符合我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模式，不可盲目照搬他国经验。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形态和阶段的多角度的考察分析与划分，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同时，它告诉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比与它同时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高出一个时代，而与资本主义社会同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阶段——阶级社会阶段，而且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等于同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实践的任务和目标要切合实际，不可跨越市场经济阶段，而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应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对于我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很有启发。人类社会已迈进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科技创新更是知识经济的命脉，我们要靠科技的进步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应深刻领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规律，重视改革在社会进步中的积极作用；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要有清醒的认识，我国政府积极加入WTO，就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表现，是自觉融入世界文明进步潮流之举，唯此我们才能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自己，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

马克思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应树立协调的人本的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观，加强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总之，深入研究和领会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理论，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尽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活的理论，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十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钟金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