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6篇)

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篇1

2015年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经过两周谈判，在巴黎最终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协定》，标志着全球气候新秩序的起点。此前，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机制一直是谈判相持不下的焦点，但在通过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巴黎协定(第9条)中，没有给出具体数额，而只是原则性的表述为“从各种广泛的渠道筹集气候资金”，仅仅在具有政治属性的巴黎会议决定(第54条)中给出了2025年不低于每年1000亿美元的定量目标，但这一量化目标是所有缔约方“集体性”的，非源自于发达国家。特别是，1000亿美元的应对气候变化资金以何种形式出资、在发达国家间如何分摊?这些亟待确定性的问题，都没有在《协定》中明确，无疑为1000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资金的落实，留下了不确定性。在今后的谈判中，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机制无疑会面临深化、细化的现实要求。

一、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法律机制的发展历史

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尤其在一些产生大量温室气体的领域，无论是减排活动还是适应活动，都有大量的资金需求，所以资金问题是关键。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阶段取得了先发展，并对环境产生了不可挽回的影响，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目前发展经济仍然是首要工作;二者之间需要通过执行相关国际条约机制实现协同，并实现碳排放的全球治理，并且发达国家应该提供资金技术支持。世界银行在《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方面的花费在未来的20年将达到1400亿-1750亿美元，而用在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方面将达到300-1000亿美元。1

从1991年全球环境基金在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设立以来，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法律机制已经走过二十多年历史，形成了包括全球环境基金(GEF)、气候变化特别基金(SCCF)、最不发达国家基金(LDCF)、适应基金(AF)、绿色气候基金(GCF)等在内的公约内资金机制阵营。而成立于2008年的气候投资基金(CIF)，是UNFCCC公约之外的重要资金机制。2015年9月，中国宣布拿出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以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增强其使用绿色气候基金资金的能力，这体现了我国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

二、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法律机制的理论检视

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法律制度形成和发展历史，是按照人类利用大气系统的客观规律，对全球合作中的事实需要加以法律表达的结果。指导这一客观需求向法律语言转换的原理，就是气候资金法律机制得以生成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它回答了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法律机制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会呈现出现在的状况等基本问题。

(一)人权理论

1.内涵

“人权”原是一个政治术语，最经典的一个定义是“某些无论被承认与否都属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的全体人类的权利。人们仅凭其作为人就享有这些权利，而不论其在种族、宗教、性别、社会地位、职业、财富、财产或其它任何体力、文化或社会特性方面的差异”。2从《联合国宪章》前言宣称“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到《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人权已经在国际法上得以反复的申张，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人权理论。其产生、发展到最终上升为全世界的法律理念，确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其中所蕴藏的“人权”一词与社会关系互动规律，是我们将其用于分析应对气候变化资金问题必须探究的本源问题。

2.人权理论与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法律机制

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人道主义、健康权都造成了冲击3，人权理论发展到全球环境危机时代面临气候变化问题时，以全人类的生存连带关系的角度看，落后国家由于气候效应正在遭受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危机只会加重，而不会减轻。因此，保障那些处于最贫困、受气候效应最严重、抵御气候变化能力最弱地区的人群的生存和发展，不论其国籍、身份、宗教信仰等个体因素，是人权理论对国际法制度的客观要求。

一方面，人权理论是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法律机制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对于人权保护而言，发展中国家通过消除贫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来保障国民人权时，逐步完善产业体系、获取有力的生产方式是关键，自然资源的使用特别是能源利用是核心问题。但在历史上这些国家不仅工业材料和能源受到掠夺，而发达国家使用掠夺来的资源时无节制的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致使气候变化的出现。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发展时继续排放的环境容量不足，急需获得不消耗、少消耗环境空间的清洁能源，提高对化石能源的利用效率，增加森林、草地等具有固碳功能的汇与库，改变农业生产对土地的利用方式，才能有利于缓解气候危机，同时也避免坠入气候变化破坏效应最大受害者的命运。显然获得这些能力是超越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特征的，也不利于其满足本国人民基本生存、发展需要的时代任务，客观需要与主观能力间差距与发达国家历史掠夺、排放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发展中国家以气候友好方式推动发展来保护本国人权时，发达国家提供其实施气候友好发展模式的增加费用是必须的，“获资权”是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集体人权的构成内容，它是人权理论在气候领域的发展成果。

另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法律机制的设定与运行，要始终围绕人权保护的理论展开。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气候资金，终极目的是通过保护其国家发展权，并结成气候利益共同体，在国际法律制度层面赋予发展中国家获资权，是人权保护对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法律机制定下的逻辑起点。规定“获资权”的基础性法律关系，得到发达国家在供资全过程的切实遵守，才能在结果意义上满足发展中国家减缓、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最为急迫的资源需求。但是，应对气候变化资金链是建立在近200个不同国家之间的，在整个资金传递和运营环节可能产生法律性质扭曲、供资效果偏离的因素繁多。这不仅需要国际法对获资权作出一般性的规定，还要求其对发达国家供资义务履行的信息、行为标准具有法定的监督机制，对其违反供资义务的行为给予否定性评价。否则，搭建其南北国家间应对能力差异的气候变化资金法律机制，就可能徒有形式而无实效。

(二)全球治理理论

1.内涵

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出现后，以正义的方式保障人权最终要实现于特定主体的行为之中，参与国际问题解决的主体传统上主要是主权国家，国际法从产生那刻起即旨在缓和战争紧张、实现国际和平。这种国家体系传统，在全球化来临的时生重大的变化。“全球化是一种政治、经济、环境、文化、法制等各个方面的趋同化，趋同化的结果是使结构涣散、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朝有序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国际社会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4。在危及人类生存的因素从地理上的国际性，上升到地理与历史认知的全球层面后，全球性问题不能单纯依靠国家意志间相互协调得到充分解决。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全球治理思想兴起为认识当前全球问题及其破解路径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

2.全球治理理论与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法律机制

国际气候资金是全球治理理论运用于国际法实践的典型领域，在其之上形成了由主权国家、环保性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民间团体、私人企业等构成的多重治理关系，相互间并不存在严格的隶属关系。这种状态在气候资金领域首先反映在供资主体包括各国政府、私人主体以及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实体，而官方性主体与私人性主体又存在互动关系。供资方式包括赠款、优惠贷款、项目投资、金融担保、特殊贸易措施等，通过UNFCCC体系、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环境署等多渠道，注入新能源领域、能力建设、森林管理等气候变化减缓、适应行动的多个领域。

(三)气候正义理论

1.内涵

正义是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之一，不同时代对正义价值内容有不同的阐述，各时代间对正义的一脉相承并体现出高度的贯穿力，相关学说丰富多样。这使得正义不仅是从过往经验总结出来、并适用于现行法律的价值，更是建构未来制度中的一项指导性理论，气候正义理论不仅继承了法律正义的主体内容，更在气候领域中对其加以新的发展，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善用资金纽带作用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2.气候正义理论与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法律机制

气候正义理论具有在自然、社会层面形成双重正义的价值理念。第一，气候正义具有超人类利益的导向。它的追求超越了人类社会内部的利益计算和一般性人道主义关注，而将人类制度安排定位于所有人、所有国家行为对温室气体过度积聚的影响之上，本着自然正义的态度调适人为排放行为与大气系统“碳容量”的平衡关系。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按照不同国家就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应对能力等因素，分配在集体性应对行动中的应为份额。第二，气候正义具有超越现实利益的导向。它所关注的不仅是当世人与大气系统间的利用与保护关系，更着眼于今后世世代代的气候利益，不以当前世界各国及其人民的即期需要为价值坐标，而将其价值主体扩展到后世各代人。它要求人类改变行为模式的程度，会超出应对眼前危机的需要。第三，气候正义具有超越、打破传统的“国家间正义”导向，要破除国际关系中的“零和博弈”。它要将大气系统保护对人类的整体性需求，按照正义的标准解构为不同国家的保护性义务，实现国际社会正义。

三、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法律机制的中国对策

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法律机制是各国多年努力而结出的果实，气候变化问题越发紧迫且不可回避，所以各国在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中都将其列为重大议题，我国也不例外。“当前，中国利用国际气候资金的主要来源是：“(1)CDM机制下的资金流入;(2)多边开发机构的资金流入;(3)国外私人部门的资金流入”5，还包括许多气候基金等实体提供的资金，总量已形成一定规模，但专门的气候资金与发展援助、能源投资等不同性质的资金混合在一起。不同国家参与国际气候资金法律制度的建设中所承担的作用有所差异，要综合各自的排放状况、发展阶段、制度地位等因素加以综合考量，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法律机制的地位问题，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构成因素，也是全球应对行动中的重要一环。

面临既有制度，我国不仅要着眼当前，切实履行国际义务，还要通过努力推动未来制度的合理建构，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我国的负担，但对全球行动的整体效应将产生推动作用。因此，我国参与的战略与措施不仅具有中国气质，也具有国际意义，在整体方向上有利于未来应对行动的全局。不过在具体设计上要结合我国国情量力而行，适时、适度地承担更重的国际义务，且不能允许由于中国的参与而其它国家对供资义务有所减少，参与策略和措施需要在今后的谈判中精细设计。

四、结语

《巴黎协定》已经于2016年4月开放签署，尽管让其成为具有明确操作性、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克服很多困难，解决很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可能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尤其是发展中大国。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机制仍是“法律短板”，在与资源保护、新能源、贸易等领域的制度交叉与抵触中，与气候相关法域的制度协调机制尚需完善，但是我们相信，只要人类清醒认识到问题的根本，凝聚共识，积极合作，致力于开创和创新，《巴黎协定》必将成为人类保护地球家园的新篇章，成为向可持续发展道路迈进的里程碑。

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篇2

国内外很多历史学家注意到，近3000年来中国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周期性的兴衰波动，被称之为“朝代循环”或“朝代更替”，并被用来解释中国社会演化、经济兴衰等历史现象。这种社会经济波动在大多情况下被归因于社会因素。但同样存在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我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波动与气候变化之间仍存在良好的对应关系，气候的周期性波动可能在中国历史的周期性反复重演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早在1932年，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对中国战国后的内战进行统计，发现存在明显的动乱—治乱周期，并指出与气候变化可能有相当的关系［13］。过去数十年，特别是近10年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我国历史上的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波动之间的对应关系总体上表现为“冷抑暖扬”的特点(图1)，即暖期气候对我国是有利的，历史上经济发达、社会安定、国力强盛、人口增加、疆域扩展的时期往往出现在百年尺度的暖期(如“中世纪暖期”、“罗马暖期”等);相反的情况则发生在冷期(如小冰期)［6，11，14～21］。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周期和人口波动与冷暖变化存在显著的对应关系。过去2000年中可称得上盛世、大治和中兴局面的社会经济繁荣时期总共31个，其中25个出现在气候较暖的时期或冷暖转换期中，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7次大规模的国家动乱，即两汉之交、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两宋之交、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清末民初，都发生在冷期［17］。唐末至清初70%～80%的战争高峰期均发生在冷期［28］。我国历史上人口显著减少的时期出现在寒冷期，即使在人口数量存在显著趋势性变化的明清时期，在小冰期中的寒冷阶段人口也出现了显著下降［17］。气候变冷可能是触发我国历史上人口大规模南迁的重要因素，魏晋南北朝、唐后期至五代十国、两宋之交3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均发生在气候寒冷的时期［17，29］。粮食安全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维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系统稳定的基础，在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问题实质上可以归结为粮食安全问题，一个区域内粮食安全的程度可以用来刻画社会系统的脆弱性，即社会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和响应能力取决于该区域人均粮食占有水平和社会对粮食供给的调节能力，因严重饥馑引发的大规模动乱则意味着社会进入不稳定或高风险状态［30，31］。气候变化直接影响粮食生产，进而影响粮食供给，直至动摇社会稳定性、产生一系列政治经济后果，上述粮食安全主导的因果链是气候变化影响从生产层次发展到社会层次的最主要途径。温暖气候背景会导致我国夏季风降水总体增多［32］，尽管这可能会因空间差异而造成降水格局改变而引发更多的区域性旱涝灾害，但在总体上，特别是在北方地区有利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西汉—五代农业偏丰的206—51BC和591—960AD总体对应于百年尺度上气候偏暖时段，偏歉的250BC—590AD总体对应于气候偏冷时段，温度升高1℃，粮食增收约0．75成［33］;在9～13世纪的中世纪暖期期间，农耕区一直扩展到现今蒙古境内的漠北地区，亚热带作物、冬麦类越冬作物的种植北界均较现代北移1～2个纬度，物候提早一个候左右。暖期的气候总体有利于农业发展，从而为社会更快发展提供更为优越的物质条件，这是历史上“冷抑暖扬”特征形成的根本原因。尽管历史上暖期的影响总体好于冷期，但我国地域广阔，不论在暖期还是冷期都是有利和不利影响的地区并存。中世纪暖期中的北宋时期，我国华北及北方农牧交错带相对湿润，而江南地区则遭受干旱的威胁。两宋时期海面较现代高0．4～0．7m，长江口和杭州湾北岸在公元1175年之后的90年中4条海塘后撤重修导致土地损失面积达620km2以上;太湖流域东流水势因海面上升受阻，海岸后缘洼地出现空前严重的洪涝灾害，滨湖地区的低田相继沦为水泽［16，34］。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影响“冷抑暖扬”的总体特征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认识全球变暖对我国的影响。20世纪暖期是过去2000年中百年尺度的暖期之一［35］，虽然现代中国已进入工业化阶段，社会经济状况与以农立国的历史时期有显著不同，但历史上暖期影响的某些方面对现代仍有借鉴意义，历史上暖期对社会发展有促进影响的基本事实可以帮助我们在了解气候增暖的负面影响时，也要同时深入了解气候增暖的正面作用，从而更有针对性地适应气候增暖。

2社会经济的衰落与百年尺度的气候

由暖转冷呈现同期性温暖的气候背景在总体上有利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从而在历史上推动社会的繁荣和人口的较快增长。然而盛世时期众多的人口也加大了社会对资源、环境的需求压力，这种在暖期尚能承受的压力，可能会因气候变冷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而凸显，甚至突破土地承载力的极限，给气候转冷(即使不是大幅度和长时期的降温)的不利影响留下了巨大隐患，加之在暖期所建立的社会对气候变化适应系统效用在气候转冷中往往也难以充分发挥，导致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系统弹性下降、处于高风险状态。18～19世纪之交由从暖到冷为主导的气候变化所引发的农业生产危机迅速波及经济、社会层次并将华北平原地区人地矛盾激化的时间提前了约20年。季风气候的不稳定性使得我国气候灾害具有频率高、强度大的特点。发生在上述气候和社会发展背景下的重大气候灾害往往更易引发社会危机，导致重大农民起义的爆发，甚至成为社会动荡乃至朝代更替的导火索。这也是造成我国历史上百年尺度的冷暖变化与社会经济的衰落呈现同期性、盛世往往悄随“流火”而去的重要因素。如17世纪的小冰期寒冷阶段内崇祯大旱引发的李自成起义导致了明朝的灭亡，19世纪小冰期的寒冷阶段内西南大旱引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对清朝社会经济构成了重大打击。

3因地制宜的适应能够化挑战为机遇

适应是历史时期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主要手段，中国古代人地关系思想的突出特色在于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在承认环境对人类制约作用的前提下，通过主动的适应求得社会发展［37］。适应不仅能够实现趋利避害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在适应过程中所建立起的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形式增强了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能够促进后续的社会发展进步。中国历史上发生气候寒冷时期的魏晋南北朝、唐后期至五代十国、两宋之交3次大规模人口南迁［17，29］，带动了江南地区的开发和经济中心的南移，使得我国能够在更广泛的空间上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我国地域广阔，气候和社会经济区域差异显著，不论在暖期还是冷期都是有利和不利影响的地区并存，因此需要因地制宜地适应气候变化。中世纪暖期中的北宋时期，我国江南地区主要以干旱为主，华北及北方农牧交错带则相对湿润;南宋蒙元时期，东部地区普遍偏干。为适应中世纪暖期干湿变化的空间格局，在变湿的华北地区北宋朝廷积极推广水稻种植。而在变干的南方，自北宋时期开始积极推广占城稻和稻麦连种，到南宋时，长江流域的水稻产区已广泛种植了占城稻，稻麦连种发展成为江南地区的一种广泛、稳定的耕作制度，占城稻的引进与稻麦连作的建立是中国粮食生产史上的一次革命，它们使得粮食生产受气候制约的影响渐趋减少［16］。两宋时期政府的政策指导对南方地区占城稻的推广与稻麦连种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北宋朝廷特设置转运使具体负责引种推广占城稻。南宋时期，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官，几乎从未间断过推广种麦的努力;同时，朝廷还出台了一系列经济优惠政策激励农民种植的积极性，以达到抗灾保收，以备在青黄不接或水稻歉收时解决民生问题［16］。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手段的选取主要取决于该手段的有效性和潜在的成本—收益之间的权衡，当一种应对手段的调节能力达到其极限时，便会被其他类型的手段所替代。每种应对手段都以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为基础，并在时间和空间上均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在清代的华北平原地区，1730年以前社会尚可以通过扩大耕地面积缓解当地人口压力，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并不敏感;1730s至1780s，尽管区内耕地面积增长几乎停滞，但在经济强盛和相对温暖的气候背景下，政府赈济为主、移民东蒙为辅的适应手段使得社会在面对水旱灾害时仍具有很强的调节能力。自1790s以后华北平原地区开始对气候变化有较高的脆弱性，其发生的前提条件是:①人口增加导致人均耕地减少使粮食安全处于临界状态，社会对粮食减产十分敏感;②政府对水旱灾害的救济水平不能满足社会应对危机的需求;③东蒙和东北作为华北移民目的地的作用因气候和政策影响受到限制。1790s至1850s，面对气候由暖转寒及水旱频率的上升，政府只能赈济部分流民，东蒙移民的饱和迫使流民目的地转向更远的东北地区，清政府在东北开禁政策上的左右摇摆，强化了华北平原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华北地区社会动乱事件开始增多;1860年后，东北开禁政策的出台，对释放华北平原地区的气候变化与人口压力，缓解华北地区的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开禁的东北接纳大量华北难民成为缓解华北地区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途径，政府已丧失对灾民的救济能力，华北社会大规模的动乱爆发［31，38］。

4结语

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篇3

1.气候变化的特点

1.1平均温度明显上升由于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浓度明显增加，造成地球表面温度上升，全球气候变暖，进而引起全球的气候变化。中国近100年来年平均气温明显增加，比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略高，这对农作物生产具有重大影响。

1.2降水出现区域性与季节性不均衡温度的提高会加快地表水的蒸发，导致水循环加剧，暴雨出现的概率增加，虽然降水量很大，却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各地降水量和蒸发量的时空分布也会显著改变。降水既会出现区域性不均衡，也会出现季节性不均衡，即在农作物最需要水的时候出现季节性干旱，从而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过去的概念是中国西北部缺水，今后在中国南方也可能出现季节性干旱，水资源短缺将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

1.3极端气候现象有增多趋势极端气候现象指一些发生在特定地区和时间的罕见天气事件，极端气候现象的罕见程度一般相当于观察到的概率密度函数小于10%，这些极端气候现象包括干旱、洪涝、低温暴雪、飓风、致命热浪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和全球变暖有关，也是气候变化的表现之一。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总趋势下，大气的环流特征和要素发生了改变，引发复杂的大气――海洋――陆面相互作用，大气水分循环加剧，气候变化幅度加大，不稳定因素增加，导致这些小概率、高影响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机率增加。极端气候事件对农业系统的影响往往大于气候平均变率所带来的影响。

1.4冰川消融导致海平面上升在内陆地区增温造成冰川退缩，雪线上升，在南极冰川逐步融化、冰架面临坍塌，而北极冰帽正在持续消融中，漂浮在北冰洋上的成年厚冰块不断融化，这些因素再加上海水受热膨胀将会使海平面上升。海平面上升会给农业生产带来一系列问题。

2.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2.1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生产的影响农作物对降水存在类似倒U型曲线的敏感性关系。当降水严重不足时，农作物对水分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会出现干旱症状，从而影响作物的正常生长；当降水量增加到一定范围内，加上温度及光照的配合，作物得以茁壮成长；当出现连续大雨、降水量超过一定范围时，又会对作物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开花期出现阴雨会影响作物授粉，造成落花落果；长期阴雨还会诱发病害；降水量过多会造成农田渍害，严重时作物会被淹死。

2.2气候变化对种植制度的影响CO2倍增时温度升高，增加了各地的热量资源，使各地的潜在生长季有所延长，无疑对多熟种植有利，从而使当前多熟种植的北界向北推移。当前我国的一年一熟制大约可向北推移200~300公里，一年二熟制和一年三熟制的北界也将向北推移500公里左右。麦、稻两熟区、双季稻种植区和一年三熟制的水稻产区，只要水分条件能满足生育期的需要，种植北界均可向北推移。这种变化有可能使一年二熟、一年三熟种植的面积扩大。

2.3气候变化对病虫害的影响由于温度升高，害虫发育的起点时间有可能提前，一年中害虫繁殖代数也因此而增加，在新的有利环境条件下，某些害虫的虫口指数将增加，造成农田多次受害的几率提高。病虫越冬状况受温度影响将更加明显，冬季变暖，容易越冬，虫源和病源增大；害虫的休眠越冬期缩短，世代增多。

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气候变化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持续发展

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的环境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问题逐渐受到了各国科学家、政治家、社会团体及个人的关注。由气候变化所引发的一系列灾害时刻威胁着我们的家园，尤其是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岛国，生态环境脆弱的非洲地区、高纬度地区、极圈地区等。气候变化问题多种多样，如全球大气变暖导致极地季节性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全球降雨模式、范围的变化导致地球上出现干旱、洪涝的面积不断扩大；台风、寒潮、沙尘暴等较为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大幅提高等。与此同时，气候变化作为一项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已经与经济发展问题、贫困问题等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并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当今时代，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一项热点议题，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国际组织已经对这一议题给予了相当多的重视。适应、减缓气候变化，促进生态环境修复，发展低碳生活并确保社会、经济的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UNESCO的重要目标。

一、实践措施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指出，“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性挑战之一，它已经成为全球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尽自己一份力量来应对这个挑战，即使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中做出一些细微的改变，也会有助于气候问题的改善”[1]。UNESCO主要通过在教育、文化、科学、交流领域发起倡议活动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第一，创建一个基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论坛，使利益相关者（如国家政策制定者、环境脆弱地区的人群、媒体、地区性与国际性组织等）了解关于农业、林业、渔业（水产养殖业）、可替代性能源、淡水、海洋学、环境科学、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相关知识，并适当提高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第二，开创可持续发展的气候变化教育项目（ClimateChangeEducation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Programme）[2]。该项目能够利用创新的教育方法帮助社会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理解和表达气候变化的问题，培养公民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缓解和适应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影响，鼓励人们积极地改变态度和行为，促进全球走一条更为持续发展的道路。

第三，在巴黎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气象观测站，了解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文化多样性、生物多样性、自然生态系统、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等产生的影响，制定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的策略。

第四，开展一个政策性的，基于气候变化与社会、人类、种族和性别的关系的行动研究项目，用于计划和执行合理的改善气候变化的行动，并基于气候变化的伦理问题，使那些处于能源、水资源缺乏的脆弱地区的群体受益。

其中，可持续发展的气候变化教育项目是UNESCO为帮助公众理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并积极主动参与气候变化的缓解和改善行动的重要措施。同时，气候变化教育还作为UNESCO的十年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中关键性的行动主题，于2009年3-4月在波恩举行的UNESCO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教育会议上得到重新认定。[3]

二、目标与途径

（一）目标

第一，在UNESCO缔约国的中小学校开展可持续发展的气候变化教育，完善成员国的教育政策及提高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分析、研究能力，加强对教师的气候变化知识的教育和培训，并对教师培训课程进行评估、改革，以此提高各成员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第二，通过跨学科教育、科学教育、整体学校的方法（Whole-SchoolApproaches）、职业教育与培训、降低风险灾害教育等方式，鼓励和促进气候变化教育的教学方法的创新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第三，通过媒体、网络等交流合作的方式和增加关于气候变化的非正规教育项目来提高社会大众关于气候变化教育的意识。

（二）途径

第一，帮助UNESCO成员国调整和完善各自的教育政策，创制合适的教学工具，并进行气候变化的教学研究活动，设计活动的模板和活动场景；将气候变化的相关资源、指导手册和中小学课程相融合，并使用创新的教学方法；为各地学校的气候变化教育项目制定符合当地实情的参考评价标准，促进地区之间关于气候变化教育的交流与对话。例如，sandwatch是一个在UNESCO指导下，由学校（校长、教师、学生）、青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于2001年联合发起的志愿者网站，致力于提供关于各种生态环境问题的信息、教学资源和关于社区组织的论坛信息（包括成员所交流的问题、意见、策略及其各自成功的实践案例）[4]。sandwatch网站提供的内容与视频教学中关于气候变化、环境、可持续发展、文化多样性等主题相关，并与自然科学、社会研究和艺术创造等课程相联系，并通过博客、视频等方式使学生关注环境问题并提高其参与度。在气候变化教育方面，sandwatch将气候变化主题与所有课程的章节与活动结合起来，让孩子们和年轻人了解气候变化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激励他们采取恰当的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sandwatch体现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观和创新性的气候变化教育方式。

第二，为各国有质量的气候变化的教师教育与培训提供指导。以UNESCO创建的学校气候变化教育模板为例，该模板旨在为教师、课程开发者和教育专家提供相关的教学工具和方法，将与环境相关的概念（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预防与应对等）融入到中小学教育的各种主题和学科的核心课程中[5]。具体来说，该模板包括了关于气候变化、环境教育、自然灾害的预防和应对、气候变化教育与培训等模块。关于气候变化的模块，帮助教师们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背景下了解气候变化的问题；关于环境教育的模块，帮助教师们将环境问题及概念融入到任何学科的核心课程或主题中，如关于“什么是环境，为什么我们要保护环境，环境知识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等主题；关于自然灾害的预防和应对的模块，促使学校增加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的课程知识，为师生提供应对相关问题的策略；关于气候变化教育与培训的模块，关注培训各利益相关者等关于气候变化教育的知识。UNESCO及其相关机构的成员使用该模板来交流气候变化的问题，并为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相关的倡议和实践指导。

第三，将学校的气候变化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课程、活动项目、教材等结合起来，促进科学的、跨学科的气候变化教育方法的使用。如要求校内外所有成员（学生、教师、教育行政人员、社区组织人员等）参与的整体学校的方法[6]，即倡导所有人员进行参与性学习，以可持续发展教育为目标，要求学校全体成员及社区人员积极参与到可持续性的、与学校课程相融合的气候变化教育中，活动包括进行教学案例研究、建立UNESCO的附属学校网络（TheUNESCOAssociatedSchoolsNetwork，ASPnet）课程等。

第四，将应对和缓解气候变化和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项目（TVET）结合起来，为弱势群体（妇女、儿童等）和环境脆弱地区的群体创造受教育的机会，提高他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和应对技能。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在培养劳动者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并确保处于社会经济边缘的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得到满足。职业技术教育可与培训和气候变化教育相结合，实施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可持续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以UNESCO创建的绿色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项目（GreeningTVET）为例[7]，该项目旨在促进劳动者的创造性、创新性和批判思维的发展，并帮助学习者获得在他们工作领域解决环境问题的知识、技能和态度。UNESCO通过各种途径指导实施该项目，主要包括组织国际性的专家工作小组探讨和评估GreeningTVET所应涉及的技能，监督该项目发展的趋势，推广项目中的成功案例；开发一个关于GreeningTVET的国际实践活动的框架，包括政策发展、环保技术的鉴定、培训课程的开发等；提供关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相关网络资源，主持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网络论坛；研究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核心技术，及气候变化与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指导模板。

第五，建立关于气候变化教育的信息交流网站，通过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项目，以及利用现有的网络资源，如ASPnet、世界遗产网站、国际性水文学项目网站、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青年网站（UNEPYouthnetwork）、职业技术教育项目国际网站（UNEVOCnetwork）等，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气候变化教育项目的开展；通过网络会议和网络平台，建立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气候变化教育项目的活动社区，将其作为交流经验的场所，促进人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合作与分享；通过传播媒体信息、召开媒体培训会议，提高公众关于气候变化的意识。以UNESCO的附属学校网站为例[8]，该网站创建于1953年，致力于协调和促进国际理解与合作教育的发展。网站主要关注联合国组织的相关事宜、民主与人权、跨文化学习和环境问题。该网站现已囊括了来自180多个国家的9000多所教育机构，包括幼儿园、中小学、职业教育学校、教师培训机构等。在环境问题方面，这些学校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气候变化教育。ASPnet支持高质量的教育以满足未来一代人的教育需求。ASPnet在气候变化教育实验室的开发、教育试点的测验、教学方法及教材的开发与使用中发挥着主要作用，为其他学校提供良好的实践案例，最终形成规模化教育。

三、启示

气候变化问题作为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也是各国制定重大决策、采取重要行动时必须予以考虑的。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教育措施必要且关键。我国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巡视员孙桢指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教育必须先行，只有以气候变化教育作为行动铺垫和理论基础，才能更好地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9]。同时，他认为，我国当前的气候变化教育的实施状况不令人满意，不仅缺乏必要的教材、师资，也没有全面的气候变化教育政策和战略。根据我国国情及UNESCO关于气候变化教育的相关措施，笔者在我国实施气候变化教育的相关举措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一）政府应为可持续发展制定全面可行的气候变化教育政策及法律法规

对气候变化问题，我国政府已经十分关注。近几年，我国开展了适应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专题研究，并且已经制定《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2年）》[10]。同时，我国政府也出台了一些关于气候变化教育的政策，如2007年出台的《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于2009年、2011年、2013年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等[10]，倡导全面采取各种行动（如学校行动、家庭行动、社区行动、科技行动等），利用各种媒介（如网络、图书、音像等），对气候变化的相关问题展开宣传并将气候变化教育纳入全国各级各类的教育之中。但是，这些政策对于开展全面的气候变化教育的规定还不够，尤其是缺乏实施气候变化教育的法律法规。现阶段，我国对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考虑还不够科学和全面，制定完善的气候变化教育政策及法律法规势在必行。

（二）在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中设置气候变化教育课程，并将气候变化主题融入其他学科的教学

了解、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是公民从小就应该学习和秉持的一种素养。然而，在现实的教育中，有关气候变化教育的主题很少涉及。在我国的中小学课堂中，相关课程的开设并不普遍，也缺乏相应的教材和气候变化教育的高素质教师。我国一些高校的环境类专业中，开设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课程，学生对气候变化的知识了解较多。但是，非环境类专业的学生对环保知识、气候变化等了解较少，大学生也普遍缺乏环境意识。此外，高校目前进行气候变化教育的主要方式是以教师的课堂讲授为主，学生很少有机会真正亲身参与其中，使教学的过程往往流于形式[11]。气候变化教育应该贯穿于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中，各级各类学校应设置相关课程，配备相关教师，将气候变化主题与其他学科的教学结合起来，从而保障气候变化教育在学校中的有效实施。

（三）加强对教师、教育专家等关于气候变化教育的培训

教师是学校气候变化教育的主要承担者，是实施教学活动的关键。目前，我国很多高校对于教师这方面能力并不十分重视，认为没必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进行专门培训；对于非环境类专业的学生进行气候变化教育，更多的需要进行渗透式教育，但教师本身的环境知识缺乏，无法对于已有的知识进行更新，也不能在课堂上教给学生正确的环保知识与理念[12]。我国应该借鉴UNESCO为教师设计的关于气候变化教育与培训的模板，从气候变化教育、环境教育、自然灾害的预防和应对等角度开展关于气候变化的教师教育与培训，提高教师的气候变化教育素养。

（四）将气候变化教育与职业教育、非正规教育结合起来

气候变化问题不是单独发生作用的，它与能源、发展、生态系统、消费方式等问题紧密相关，对学生进行气候变化教育，可以提高他们对未来生活的应对能力及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因此，开展气候变化教育不仅需要正规的课堂教学，还需要在广泛的社会大环境下进行非正规的教育活动。例如，在街道、社区开展的气候变化教育宣传活动和气候变化志愿者活动，在博物馆、动（植）物园、自然保护区、自然教育中心开展的参观学习活动等[13]。气候变化教育是我们必须付诸实践的行动，且需要社会团体、相关利益群体等开展非正规的教育活动，努力把单一的课堂教学变成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以激发学生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兴趣和关注，从而真正有效地提高学生及社会大众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素养和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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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薪，孙桢.应对气候变化，教育先行[J].低碳世界，2013（3）：32.

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篇5

1未来气候情景下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产量的变化

1.1水稻产量变化

水稻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其产量关系到国家和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水稻增产技术和产量的准确预报能力也可以为国家和地区的决策提供参考。当前大多数学者都采用气候模式与作物生长模型相嵌套的方法来评价气候变化对作物的影响。CERES-Rice模型是系列模型中的主要模型之一，应用比较广泛。姚凤梅等[5-6]利用水稻生长观测资料和气象资料，采用CERES-Rice模型对中国主要稻区水稻产量的模拟能力进行了评价，认为该模型能够合理模拟水稻的产量。在此基础上利用此模型和区域气候模式相连接，模拟分析2071—2080年和2071—2090年气候变化情景对我国主要地区灌溉水稻产量的影响。研究表明2071—2080年和2071—2090年的产量相对于基准年(1961—1990年)的变化分别为：2071—2080年情景下为+21.3%～-10.12%，2071—2090年情景下为+4.10%～-13.16%。葛道阔等[7]将全球气候渐变模型(GISSGCMTransientBruns)的有关网格点值作为生成研究区域气候渐变情景的主要依据，利用CERES-Rice模型模拟2030年和2050年我国南方水稻的产量，结果显示华中和西南高原的单季稻均表现为增产，而华中和华南双季稻，特别是后季稻减产幅度较大。也有学者利用ORYZA2000模型进行了大田水平的不同灌溉方式、土壤渗透性与不同地下水位深对水稻产量的分析研究[8]。杨沈斌等[9]以长江中下游平原作为研究区域，将基于区域气候模式PRECIS构建的气候变化情景文件与水稻生长模型ORYZA2000结合，模拟2022—2050时段A2、B2情景下的水稻产量。结果表明，不考虑CO2肥效作用时，随着温度升高，两种情景下水稻的产量都呈下降趋势，减少15%左右。当考虑CO2肥效作用后，两种情景下水稻平均产量减少5%左右。裘国旺等[10]将基于GCMs的输出和历史气候资料相结合的气候变化情景与双季稻模式相连接，对我国江南双季稻生产的可能影响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双季早稻产量的变化幅度为-7.9%～-21.6%，相对较小，但均呈减产趋势；双季晚稻的变化幅度较大，为+12.3%～-32.9%，增减产波动明显[10]。与国外相比，我国作物生产模型研究工作从总体上看，起步还比较晚，研究力量较为薄弱。目前，有影响且得到应用的主要是作物计算机模拟优化决策系统(CCSODS)系列模型[11]。该模型将作物模拟技术与作物优化原理相结合，具有较强的机理性、通用性和综合性。水稻模型RCSODS是其最著名的模型，高亮之等[12]在此模型创建和作物模拟技术在作物生产实践中的应用拥有卓越的贡献。陈家金等[13]基于RCSODS模型对东南沿海双季稻生长发育及产量进行了模拟和验证，得出水稻生育期模拟误差在0～5d，产量模拟的平均误差在5%以内，模拟准确率较高，模拟结果基本符合东南沿海地区水稻生长发育实际情况。

1.2小麦产量变化

小麦是我国仅次于水稻的第二大作物，其播种面积占全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20%～30%，产量与玉米接近，占粮食产量的20%～25%，全国各地几乎均可种植小麦，但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北的东部地区。长城以北和东北地区以春小麦为主，其余地区主要以冬小麦为主。王志强等[14]基于EPIC模型，模拟了我国北方80个典型站点的春小麦和冬小麦1961—2005年期间的生长过程，分析了不同农业区域小麦产量的波动情况，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农业技术因素的条件下，辐射的波动是导致小麦产量波动的主要原因，温度胁迫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麦的增产。张宇等[15]利用随机天气模型，将气候模式对大气中CO2倍增时预测的气候情景与CERES-Wheat模式相连接，研究了气候变化对我国冬小麦和春小麦生产的可能影响。结果表明，籽粒产量呈下降趋势，冬小麦平均减产7%～8%，春小麦在水分适宜时平均减产17.7%，雨养时平均减产31.4%。杜瑞英等[16]利用同样方法研究表明，在不考虑CO2对小麦影响的情况下，由于热量充足，只要水分条件适宜，未来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小麦产量整体都有增产趋势。与以往研究所采用的全球气候模式(GCM)相比，区域气候模式在模式验证、时空分辨率、对地形的表述以及模式的不确定性方面有显著的改善，比以往大气环流模式和随机天气发生器相嵌套方法更合理。居辉等[17]、熊伟等[18]在不同的气候情景下，通过区域气候模式和作物模型（CERES-Wheat）模拟未来我国小麦产量变化。结果表明，我国雨养和灌溉小麦均表现显著减产趋势，灌溉可缓解小麦减产趋势，但不能阻止产量下降，春小麦或春性较强的冬小麦减产明显，若考虑CO2的直接肥效作用，雨养和灌溉小麦均表现明显增产趋势。我国的小麦生长模拟研究比水稻稍晚。小麦栽培模拟优化决策系统（WCSODS）是继水稻栽培模拟优化决策系统之后，我国自行研制的又一个大型综合性的农作物栽培计算机模拟优化决策模型[19]。江敏等[20]利用小麦栽培模拟优化决策系统(WCSODS)对徐州地区冬小麦种植的常年决策进行了模拟分析，发现此系统对生育期和产量的模拟效果较好。马新明等[21]检验了小麦模型（WCSODS）在河南省的适用性，发现WCSODS对河南小麦生育期和产量的模拟精度较高。

1.3玉米产量变化

玉米是我国重要的粮食和饲料作物，而东北地区玉米产量约占全国玉米总产量的1/3，稳居全国首位，是我国最大的玉米优势种植区。张建平等[22]利用WOFOST作物模型在东北地区玉米适应性验证的基础上，结合气候模型BCC-T63输出的未来60年（2011—2070年）气候情景资料，模拟分析了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我国东北地区玉米生育期和产量变化情况。结果显示：玉米产量将相应下降，中熟玉米平均减产3.5%，晚熟玉米平均减产2.1%。熊伟等[23]、崔巧娟等[24]在对作物模型(CERES-Maize)进行标定和验证的基础上采用区域气候模式与CERES-Maize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在A2和B2两种未来气候情景下评估未来气候变化对玉米的影响。研究得出，如果保持现有的玉米生产状况，气候变化将导致我国玉米主产区东北春玉米区的玉米产量大部分减产，总产下降，给玉米生产带来一定经济损失。CO2肥效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负面影响，其缓解作用对雨养玉米更明显。但是未来全国玉米主产区的雨养和灌溉玉米的稳产风险及低产出现的概率依然会增大，总产的年际波动更为剧烈。王育光等[25]通过分析温度、降水等气候因子与作物干物质累积量的关系，利用模式预测了2001—2002年黑龙江玉米的单产，其预测结果与实际单产非常接近，预报精确度在94%左右。赵巧丽等[26]根据玉米品种特性、遗传参数以及年内气候资源，结合玉米栽培模拟优化决策系统（MCSODS）的生长预测功能，对后茬夏玉米的品种以及生产进行了相应的研究。目前，我国的相关研究人员在作物模型模拟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距离国外先进的技术还尚有差距。目前我国农业气象服务业务中对农作物生长气象条件评价的科学定量程度和动态跟踪能力还很不够，已有的气象影响评价模型多以统计手段为主，多是半经验半机制性[27-28]。当前模型参数的确定方法，大多数来自文献及实际试验结果，缺乏生理学机制及生态学物质循环的逻辑推断[29]。很多模型仅是对作物在某个区域生产过程的模拟，模型的通用性较差[30]。各种模型对作物生长过程的量化描述均不同，各类参数取值差别很大，在科学性和普适性方面也有很大的欠缺[31]。

2农业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分析

农业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是气候变化影响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对指导区域适应未来气候变化、制定适应对策、保证粮食生产、促进农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IPCC第3次评估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气候变化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定义[32]：敏感性是指系统受到与气候有关的刺激因素影响的程度，包括有利和不利影响。脆弱性是指气候变化，包括气候变率和极端气候事件对该系统造成的不利影响的程度，是系统内的气候变率特征、幅度和变化速率及其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的函数。我国农业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研究相对较少。最近几年，一些学者利用作物模型与气候模型相结合的方法，依据作物产量的变化率进行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研究[33-35]。杨修等[36-39]采用PRECIS模型输出的B2气候情景，结合CERES作物模型数据，依据产量的变化率和GIS技术分别对我国未来水稻、小麦和玉米的气候变化敏感性和脆弱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水稻、小麦、玉米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反应是敏感的(无论是雨养还是灌溉)，如不采取适应措施，21世纪70年代时3种作物的种植区将面临减产趋势。在采取适应措施(包括改善品种、调整结构、应用先进技术、购买农药和肥料、改善灌溉和农业基础设施能力等)的情况下，21世纪70年代时3种作物绝大部分产区对气候变化并不脆弱。

3展望

气候变化对作物生长和产量的影响已引起各国政府和科学家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正逐步深入和完善。我国在未来气候情景下作物产量的影响及适应对策的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尚需加强和改进。

3.1加强气候变化情景的不确定性研究

3.1.1加强气候模式本身的不确定性研究尽管气候模式在不断的改进，但当前的气候模式所能模拟的气候状况与真实情况仍有很大的差距。此外，气候模式中最大的缺陷是云反馈，预测的不确定性还来自与大气和海洋、大气和地表、海洋上层与深层之间的能量交换过程等。气候模拟中也很少考虑生物反馈和完善的化学过程。另外大气环流模式和海气耦合模式对各种物理过程的参数化处理以及如降水形成的简化处理也会造成一定误差。只有充分认识全球气候系统中各圈层的相互作用机理和影响才能降低气候模式的不确定。

3.1.2加强温室气体排放情景的不确定性研究温室气体排放情景是气候模式的重要输入条件，其不确定性也必然会对气候模式的输出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温室气体排放情景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不能准确地描述和预测未来社会经济、环境、土地利用和技术进步等非气候情景的变化。非气候情景在准确表述系统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脆弱性及适应能力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构建温室气体各种排放情景下气候变化的情景，在影响评价中考虑采用不同模式的气候变化情景，并综合分析未来气候变化的最可能发生的情景，以降低排放情景不确定性的影响。

3.1.3加强应用技术的不确定性研究区域气候变化是全球气候模式输出通过降尺度处理得到的，因此全球气候模式输出结果的不确定性直接衍生了区域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相同的全球环流模式(GCMs)预测结果，采用不同的降尺度分析方法，也会得到不同的区域气候情景。降尺度方法主要包括动力学降尺度和统计学降尺度。动力学降尺度除了需要正确认识气候变化的物理机制外，还需要考虑物理参数化的选择、区域大小和分辨率以及一些非线性动力学引起的内部变率等问题。统计学降尺度的改进需要正确认识气候要素的时空分布特性，改善气候观测资料的质量及加强多种信息的同化分析等。

3.2加强作物生长模拟模型的不确定性研究

作物生长模拟模型结构本身所带来的误差，将不可避免地影响预测评价结果的确定性。作物模型都是通过模型参数的变化来进行模拟的，因此，作物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也是影响预测评价结果的重要方面。完善作物模型是降低预测结果不确定性的最重要的基础，可通过以下途径进行改进和完善。首先，改进模型结构，提高模型参数识别和优化的可靠性，进一步提高模型的模拟分析精度。其次，研究无资料和资料质量较差地区的作物模型模拟技术，分析和建立作物模型参数与地理信息等要素的关系，降低作物模型在资料质量较差地区应用的不确定性。

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篇6

论文关键词气候变化森林立法

气候变化是当今全球面临的重大危机和严峻挑战，事关人类生存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当今，人类总结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无外乎两个，一是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二是增强对气候变化的减缓能力。无论是适应还是减缓，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不容置疑。林业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我国政府高度关注森林资源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特殊地位，及实地作出调整林业的政策和经营指导方针。但从法律的角度讲，森林法应积极回应气候变化问题，适时进行制度创新，是林业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法治保障。

一、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当前，气候变化正在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关乎每个国家、行业和公民的利益。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紧迫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行动和举措。2007年实施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简称《国家方案》）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简称《政策与行动》）这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战略性文件。在《国家方案》中，明确把林业纳入我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中。在《政策与行动》中，鲜明指出林业是我国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的重要内容。按照《国家方案》的要求，2009年国家林业局了《应对气候变化林业行动计划》。（简称《林业行动计划》）是《国家方案》相关措施的具体化，以贯彻落实《国家方案》赋予林业的任务。是对未来四十年（2050年）我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部署。

林业是生态建设的主体，森林是陆地生态平衡的调节中枢，是陆地生态系统最大的碳储库。森林资源在减缓气候变化中具有重要作用。其固碳所具有的投资少、代价低、综合效益好等特点，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2009年6月，中央林业工作会议指出，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特殊地位，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战略选择。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林业特点做出的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可见，我国林业建设责任重大、加快林业发展已成为我国面临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二、森林法应对气候变化的困境

我国林业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历史留给我国的现实是：森林资源非常缺乏，欠账过多，林业面临很多困难，制约了发展和建设目标的实现。究其原因，诸多因素中，法制建设滞后、没有完备的法制保障是关键。

我国林业建设的基本法《森林法》施行以来，对于森林资源的保护，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提高人们保护森林与环境意识、树立林业法制观念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现行森林法中的植树造林、林地用途管制、森林限额采伐、林木采伐许可、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等，都含有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元素，对增加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提高森林覆盖率、减缓气候变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整体上看，由于现行森林法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虽然经过修改，但还是具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一些内容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森林法》已经不能为林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因此，根据生态平衡和气候变化的需求对该法作出适当的修改，事在必行。我国森林法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森林法》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我国现行的森林法制定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国家的主导思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由于建设初期，气候、生态和环境问题没有凸显亦未引起广泛关注。在这种背景下制定的森林法，还不可能从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全局高度来进行立法规制。虽然森林法在第一条立法目的中也提出了“国土绿化、发挥森林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善环境”的生态功能，但其中反映出来的是以木材生产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林业发展理念，立法受以木材生产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支配，通过对森林资源的经营管理，注重于保障木材和林产品的可持续产出和供给，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对木材的需求。没有体现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主要作用。由于立法理念的落后使林业生态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受到阻碍，而森林法又没有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进行适时的修改，而使其与现实严重脱轨，影响了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功能的发挥。

（二）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生态保护制度

林业在生态建设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全球气候异常所带来的灾难，及伴随的次生生态灾难的常态化，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而林业在可持续发展中具有的主要地位和在生态建设中的首要地位在森林法中还缺少制度保障。如目前我国实施的林业六大重点工程，均是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推进的，虽然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缺少法律的规制和保障。此外，与立法相配套的制度不完善。现行林业法律、法规虽然在这些方面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在法律制度和内容的规定上，还不具体系统，甚至存在无法可依的现象。更没有形成与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体系。

（三）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制度

目前我国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措施大都是通过党和政府颁布的政策性文件规定的。对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缺少基本法的依据。如森林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功能源于其强大的碳汇能力，但有关林业碳汇的增汇、固碳、和林产品替代”及碳汇交易、碳汇生态补偿等制度在森林法中是空白。如何将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法律化应是是森林法修改的重点。

三、应对气候变化森林法的修改与完善

用法律的手段去规制影响气候变化的行为，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整合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森林法应对气候变化的配套制度，通过制度创新，充分发挥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特殊作用。笔者认为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对森林法进行修改和完善

（一）确立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理念

在森林法的修改中，首先要确立正确的符合生态规律和林业发展的理念。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03年6月的“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将修改森林法的总目标定位为：“确立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林业跨越式发展”。这为森林法的修改指明了方向和政策依据，根据这一立法的总目的，笔者认为：“森林法修改的立法宗旨是“以生态建设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注重体现森林的生态效益，发挥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在森林的经营、管理、效益、生产中要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实现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的彻底转变。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是森林法贯穿始终的指导思想。

（二）确立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生态保护制度

当前，我国林业正历史性地转向以生态建设为主。林业的指导思想已由“木材永续利用”发展到“森林可持续经营”。林业的核心问题由利用变成了经营。森林的价值已不是传统的木材，生态需求已成为社会对林业的第一需求。森林法应为林业的生态功能提供法律制度保障。明确生态保护在森林法中的地位。增加有关林业生态建设规划，天然林重点保护、森林结构调整、提升森林质量、增加碳汇能力、在节能减排、开拓碳汇容量、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内容。

（三）确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制度

为应对气候变化森林法应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体现林业的气候功能，填补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制度缺失并适时进行制度创新。

国家林业局的《林业行动计划》规定实施的22项主要行动，包括林业减缓气候变化的15项行动和林业适应气候变化的7项行动。这是一项重大的决策，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迈出的又一大步。减缓和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森林法的修改应围绕这二个组成部分进行修改和完善，将政策的宣誓通过森林法的修改形成国家意志。

1.减少森林退化的法律制度

主要包括.植树造林和封山育林制度。植树造林制度；在植树造林方面，我国森林法以原则性宣示“植树造林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国务院于1982年制定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在政府主导下，我国人工造林面积保持世界首位，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其实施主要靠政策推行，靠公民的自觉。缺少稳定的法律制度保障。森林法的修改应围绕公民义务进行强化，追究不履行义务者的法律责任。封山育林是我国培育保护森林资源的一项重要营林方式，是实施森林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但《森林法》中没有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确立下来。为了降低森林在气候变化方面的脆弱性，减少气候变化造成的森林退化，提高森林覆盖率，应将封山育林作为一项基本的森林保护法律制度确立下来。

2.增强森林碳汇的法律制度

包括森林的碳汇交易和碳汇的生态补偿制度。这二项制度在我国还没有通过立法确认。碳汇交易是林业气候法的典型制度，是创新林业发展机制、突破林业发展瓶颈、促进林业资源优化配置、建立森林生态效益市场化的新举措，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出发，碳交易制度的确立势在必行。碳汇交易的实质是以市场化手段对森林在气候方面的生态效益进行补偿，我国必须建立基于森林碳汇的生态补偿制度。

3.森林可持续经营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