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发展史(6篇)

数字货币发展史篇1

【关键词】货币；信用卡；电子货币

一、货币的产生与发展

人类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产品的剩余，逐渐产生私有观念和私有制，伴随生产的分工，出现了初级的交换，在交换过程当中被交换的各种商品都充当了等价物，伴随着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交换的范围与数量在扩大，适应交换的方便需要，人们逐渐找到了交易频率最高能被大部分人接受的商品，这种商品是能与其他一切商品交换的等价物，即一般等价物，人们把它称做货币。

1.金属货币

在人类的历史中，有很多商品被充当为一般等价物，诸如贝壳，纺织品等，都属于实物货币，实物货币由于自身的缺陷最后都被淘汰了，最终历史选择了金银，金银等贵金属货币以其价值高、易分割、便于保存携带等优点而成为了货币的首选。伴随着国家政权的强化，出现了由国家统一发行的货币，即金属铸币。在中世纪的欧洲，金币是最高的衡量价值尺度的货币。金匠被认为是最有资格来检验金币的纯度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保证黄金安全、不被偷窃的保险箱。因此把黄金交给金匠来保管就成了一种审慎的行为。金匠会为这些金币开出收据，并收一点服务费。当金币拥有者需要支付时，他们会将收据变现，金匠会付出金币。如果这个金匠被公认为值得信赖的人，仅仅使用这些收据变得更方便也更安全。金匠的收据很快成了“承诺支付的标志”，实际上就是一种信用货币，一种可以兑现的纸币。这种纸币只是一种代用货币，是一种凭证符号，是贵金属货币的代表，行使着货币的流通手段，但本身却没有价值，却可以自由地向发行单位兑换贵金属货币，无论何时某个人接受这样的标志作为得到的付款，他们也就默认进入了同发行者达成的一种贷款协定。

2.信用货币

欧洲纸币和现代银行几乎同时在13世纪意大利金匠的长椅上诞生了，这也就是为何银行这个词源自意大利语中的“长椅（Banco）”一词。随着商品经济和现代银行的发展，信用货币也得到普及发展。许多国家实行金本位或银本位制，银行发行可兑现的银行券，实行银行券与黄金或白银挂钩，此后，由于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1925年，英国实行了削弱了的金本位制即金块本位制，银行券有条件地兑换金块；德国等则实行金汇兑本位制。1936年，黄金集团终于解体，各西方主要国家先后被迫脱离金本位和银本位制度，所发行的货币不能再兑换成金属货币。二战后实行布雷顿森林体系，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实行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例兑现，各国实行的是金汇兑本位制，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及黄金储备量的有限，美国的黄金储备已无力满足黄金与美元的兑现比例，在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这种情况下纸币与贵金属货币脱钩，开始独立出来。纸币从发展过程来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纸币直接与黄金挂钩，属于代用货币阶段，在金本位制彻底瓦解之后，纸币开始独立行使货币职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信用货币。

3.不兑现的信用货币——纸币

纸币代替黄金成为本位币，黄金完全退出货币流通，这种现象即黄金的非货币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时代表政府利益的中央银行不再只是经济运行的旁观者，而是可以利用对纸币的制造发行权，通过纸币的发行量和流通速度来调节干预经济的参与者、操纵者。可以说，以国家政权力量和国家信用为基础，设置由中央银行发行不可兑现信用货币的制度，使得世界经济运行的规模和速度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作为信用中介的银行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信用货币产生以后，人们对货币本质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信用货币自身已没有使用价值，但它却打上了国家信用的烙印，以国家政权为后盾，人们对货币不再基于对其自身价值的信任，而是基于对国家政府银行的信任，只要这种信用货币人人都信任它，它就能行使货币流通的功能。货币兼具实物和功能的双重本性是一个历史的现象，而货币的功能才是其本质特征。现代社会中的金钱早已没有什么实物的概念，而唯独是履行交换功能的载体。

从货币的发展历史可以看看出人们逐渐忽视了货币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更加重视其功能的重要性，只要能实现货币的应有的功能，只要一种货币的交易成本可以降低，流通速度更快，能够更加促进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使用起来更加方便安全，人们不再关心它的载体究竟是贵金属，是纸片还是存在于虚拟空间的数字符号，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这既是货币本身发展的必然规律，也体现了人类驾驭货币的能力的信心。这为电子货币这种新事物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与现实的基础。

二、信用卡的产生与发展

信用卡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里，纸币和票据在流动速度、交易的便利程度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功能已不能满足急速发展的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要求。市场的交易各方都在尝试着新的支付工具和信用手段，在这种背景下，信用卡诞生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些商户自行设计和使用了各种结算卡，开始了支付手段的革命。

1.信用卡雏形的诞生

美国西部的一些酒店老板最早推出只能定点使用的一种结算卡。持这种卡的客人，可先用餐，以后定期付款。这种卡的使用，使客人和酒店都很方便。酒店业可以免除每人每餐结账的麻烦，客人可以避免诸如在饭店里用餐后，发现携带的现金不足这种窘态。这种支付方式很快就获得广大公众的欢迎，酒店的生意开始格外兴隆。于是，零售商、石油公司和娱乐旅游业等，纷纷仿效，给其稳定的客户发放各种早期的信用卡，用这种卡可以赊购商品，定期付款。这种方便买卖双方的支付方式，促进了销售，因此这种早期的信用卡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2.信用卡的发展

到了20世纪40年代，一些娱乐旅游信用卡已开始跨地区使用，同时，信用卡开始由银行统一发行和管理。世界上最早的银行信用卡是在1946年由美国佛拉特布什国民银行发行的用于旅游的信用卡，此卡不能提供消费信贷，只能用于货币支付，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卡是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于1952年发行的信用卡。继富兰克林银行后，美洲银行与1958年开始发行“美洲银行信用卡”，并吸收中小银行参加联营，发展成为今天的VISA集团。西部各州银行组成联合银行协会，于1966年发行“万事达信用卡”，该协会现已改名为MasterCard集团。银行作为买卖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发行信用卡，使信用卡由原来仅限于买卖双方的商业信用工具，发展成为一种银行信用工具，银行扮演中介人的作用，这不仅使信用卡的使用范围大为扩大，也使信用卡的信誉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3.信用卡带来的交易革命

到60年代，信用卡在发达国家得到迅速的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支付方式，其实际作用，已大大超出了传统的银行信贷作用。信用卡的产生和推广，导致银行建立先进的电子系统，大大推进了电子资金转账系统的建立和发展，从而为银行业的高效运行提供了物质基础。进入80年代以后，信用卡在亚太地区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在相当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得到了普及，信用卡也从最开始的消费信贷工具衍生出许多具有支付功能的银行借记卡，即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不具有透支功能的银行卡。

卡片介质材料主要两类，一类是磁卡，成本低，流行广泛，但易复制容量小，无法记录交易细节，只能在联机的情况下使用，信息保存时间也不长。另一类是IC卡，是具有微处理器及存贮器功能的集成电路卡，1979年出现了世界第一张可工作的IC卡，此卡具有自我运算功能与存储信息量大的的功能，安全性更高，提供对各种数据加密运算与传输，还可通过IC卡本身的指令系统核对持卡人的身份密码，如指纹、视网膜等，设有不可复制的防外部侵入的存贮区，若试图对它进行非法的解密则卡片自毁，内置的存贮器可记录持卡人的个人档案资，交易信息等内容，可以脱机使用，无需通过联机授权，具有防磁抗静电，抗干扰性优于磁卡，90年代初推出了非接触式IC卡，内置有天线，当感应天线接收到读写器发来的电信号后，便产生一瞬间的能量，供芯片进行数据的读写、存贮等操作，操作完毕后迅速将处理信号返回读写器，没有暴露在外的露点，更加耐磨耐划，使用寿命更加长。还有一类是IC超级智能卡，它除了具有IC智能卡的功能外还配有键盘、液晶显示器和电源，似一台微型卡片式电脑，超级智能卡为未来电子货币的实施提供了技术雏形。

信用卡的发展以及各种银行卡的普及，各种电子资金转账系统的建立和推广应用，数字现金支付方式的出现，使货币支付活动的各方真正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各种电子支付系统，促成了银行电子化的革命。

但是目前的电子货币无论是各种银行卡还是网络上的电子商务，依然是纸币的代行货币，是以纸币为基础的，电子货币与纸币共存的局面与历史上可兑现的纸币与贵金属货币共存的局面类似。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不断飞跃，可以相信电子货币必将实现革命性的变化，纸币必将会完全退出流通，未来电子货币将脱离纸币独立的行使货币流通的职能。

三、未来电子货币的构想

未来电子货币依然需要由国家信用为基础，国家取消纸币由央行统一发行电子货币，通过一个覆盖全国所有存在经济交易行为的地方的中央主机式网络化数据平台，而组成电子货币账户系统，中央主机设在中央银行，连接大型数据库以记录全国所有通过电子货币账户完成的交易数据。电子货币账户分为两大类：自然人账户和法人账户。每一个账户都由唯一的一家银行负责管理，称作主办行。账户持有人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更换主办行，以促进银行之间的竞争和金融创新的深化。主办行通过大型服务器将每个账户和央行的中央主机连在一起，以完成数据的汇总。

自然人账户：每一个在中国境内有交易行为（包括领受、赠与等实现货币转移的行为）或潜在交易行为的人经申请批准后都将拥有一个唯一的自然人电子货币账户。每一个账户发放一张拥有持有人DNA识别功能和超强存储能力的电子货币卡，该卡能通过卡与卡之间的对接完成账户与账户之间的数据传输工作，并能通过无线网实时向主办行的服务器传送相应的数据。此外，通过精确的用户识别措施起到防盗窃作用，账户卡遗失后可补领。

法人账户：法人账户又可以根据拥有主体的性质具体细分为企业账户、机关事业单位账户、家庭账户等多种类型。划分的依据是既不能有重复也不能有遗漏，保证每一个经济行为的交易主体都有而且只有唯一的电子货币账户。每一个电子货币账户可根据具体需要配若干和自然人账户相类似的电子货币卡，同时可根据具体的需要增减其中的功能，以保证交易的便利。每个企业都应该建立自己的企业银行系统，然后通过电子货币账户和主办行实现联网。

四、电子货币的功能探析

通过对未来电子货币的构想，也可以预见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功能。

1.宏观调控功能。由于电子货币账户系统可以对电子货币的流动量和频繁程度进行实时的监测，国家可以精确地了解国民经济中货币的流通量和流通速度，了解各行业的实时的全面的个性化经济信息，使国家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调控政策，也可以保证调控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2.投资监控功能。由于每单位的电子货币都有特定的编码，而且这一编码随着电子货币在各账户之间流动，因此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和各商业银行可以比较容易地监控贷款资金的实际投向，有效地回避由于资金不合理流动产生的金融风险。

3.短期融资功能。可以参照信用卡账户的模式给予每个电子账户透支的功能。由于每个企业和个人只有唯一的电子货币账户，这个唯一渠道的融资能力直接取决于持有者的信用状况，所以持有者有维护该账户融资能力的驱动力，可以有效地抑制目前诚信缺乏、信用泛滥的状况。

4.降低经营成本。由于通过网络传输的电子数据具有高度共享的特性，所以基于公共的中央数据库的电子货币账户系统可以大大提高数据的传输速度和准确性，促进货币和信息的有序、快速流动，这也就大大降低了银行和企业的经营成本。

此外还有为企业提供经济统计功能，防止偷税漏税，防治腐败等功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

[2]黄达.金融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戴维S·埃文斯，理查德·斯默兰著.徐钢，何芙蓉译.塑料卡片的魔力：交易的数字化革命[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4]徐志宏.发展信用卡业务：商业银行实现转型的战略选择[J].中国信用卡（专业版），2006（1）.

[5]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正式运行[J].中国信用卡（专业版），2006（2）.

数字货币发展史篇2

关键词:支付工具发展趋势新型电子工具储值卡

一、支付工具的演变过程

1.支付工具的起源

在原始社会的后期,商品生产开始萌芽,这时候人类开始了相互交易劳动产品,这些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就是商品,此时人们开始了物物交换——一种物品或劳务交换另一个物品或劳务——来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例如1只绵羊和2把斧子相交换,用公式表示:1只绵羊=2把斧子。这时候的交换带有偶然的、个别的性质。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分工使社会生产力获得进一步发展,剩余产品多了,这样交换范围扩大了,交换已经不是偶然的行为,而是经常的行为,从而一种商品的价值已经不是偶然表现在另一种商品上,而是经常地表现在一系列商品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支付工具的雏形了。由此可见,支付工具是商品交换和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2.支付工具的发展规律与经济学现象

1473年世界上第一家银行在意大利的威尼斯问世,是支付系统结构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随着经济的发展,支付工具也经历了以下的阶段。

(一)实物支付阶段

从实物交换到货币交换的转变是支付技术发生的第一次重要变革,一切商品的价值都集中地、统一地表现在一种贵金属商品如黄金白银上。贵金属黄金或白银充当了一般等价物——货币,并具有支付工具的职能,这是实物货币(commoditymoney)阶段。马克思指出:“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小标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1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以金银作为货币,几乎是所有国家共同的历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具有以下特点:(1)币值稳定,便于携带;(2)价值大,易于分割;(3)不受场景、季节的影响、易于贮藏;(4)具有同意的价值衡量标准。

(二)信用支付阶段

众所周知,支付工具是历史的产物,其形式的变化和发展始终与商品经济和信用制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纸币(paper-note)的出现时支付技术发生的第二次重大变革。纸币是在信用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由国家印制、强行发行并代替金属货币使用的价值符号。从由贵金属做后盾的纸币发展到与贵金属无关的纸币,意味着货币形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信用货币阶段。

(三)电子支付阶段

支付系统正在进行着一场变革,电子支付系统整逐渐取代传统支付系统,支付工具和支付手段也在发生变革。一种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储在计算机中并能通过计算机网络而使用的资金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电子货币”。电子钱包、网络货币的出现不仅从支付方式上进行了变革,而且从货币本质上对现代金融理论以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提出了挑战。

二、新型电子支付工具发展

电子支付系统要求高度的安全性,因此传统的电子支付系统在封闭性网络下采用集中清算方式,封闭性的集中清算方式相对安全,但交易成本也较高。开放性网络上所进行的电子商务,交易在线上实时完成,若支付采用离线交易(例如e-mail、传真告知卡号),不但手续烦琐,交易成本高,而且隐私外泄、伪造仍可能存在。所以新型的电子支付工具开始发展。

(1)电子信用卡:电子信用卡是指使用者在开放性网络上购物,直接将信用卡号输入,实时完成付款的电子支付系统。由于信用卡属先消费后付款,银行有信用风险、认证、利率等成本支出,手续费无法降低,小额的买卖可能被商家拒绝,而电子信用卡可弥补一般信用卡支付清算的缺点。电子信用卡交易过程是直接在网络上传送信用卡号,使消费者立即完成网络购物付款。虽然在开放性网络上,电子信用卡、电子支票等可以作为实时的支付清算工具,但这些方式并非完全在开放性网络上进行,消费者与店家的付款信息虽在开放性网络上进行,但收单银行、信用卡组织与发卡银行相互间的存款移转,仍要通过封闭性的a银行网络,但资金移转更有效率,而且对电子商务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电子钱包:电子钱包实际上是基于银行卡发展而来的一种电子货币。目前所指的电子钱包通常为包含智能芯片的多用途预付卡。电子钱包与传统信用卡的最大不同,是它的多用途性、无时效性(通常没有有效期的限制)和匿名性。它像钱包一样存有现金,无需授信和授权,可以在任何装有pos终端的场合用来购物和消费,消费金额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内存现金的数量,而且在内存现金用完后,可自动将银行账户上的钱转入该电子钱包。

(3)网络货币:(电子现金、数字现金、虚拟货币、数字货币)。网络货币(cyber)是用一串经过加密处理的数字来代替现金。比起电子钱包,基于卡片形式的电子钱包使货币以卡为载体,而数字现金则连卡的形式也没有了,货币仅仅表现为计算机中的一串数字流,支付表现为二进制数字流从一个计算机转移到另一个计算机中。

三、电子货币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电子货币的发展对中央银行和其他政府部门提出了若干政策难题,中央银行主宰的权利地位也会受到侵蚀。货币政策的运行体系,中央银行的监管能力,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还有其他的政策如消费者保护、竞争法规等等,对于不同的国家会有差异。

电子货币在网络上跨国界支付的形式对罪犯特别有吸引力,因为罪犯可以将非法活动所得快速转移到法律薄弱的国家。

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以及货币流通速度会产生很大影响。由于使用电子货币的目的就是替代流通中的现金,电子货币的使用将会减少流通中的现金,因此会改变货币的流通速度。另一个影响是对银行储备金或中央银行储备的影响,这将会使中央银行对于市场利率的操作变得更加复杂。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取决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取决于电子货币替代现金的程度。

电子货币发展中涉及的有关法律、税收问题,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目前尚未见到整体的发展战略规划和实施策略的有关文件。

参考文献:

数字货币发展史篇3

【英文摘要】ThebasicfactorofthedevelopmentofthecoiningindustryofQiDanNationalityisthelawoftheeconomicdevelopmentofthestatebesidesthetreatinfluenceofthecultureoftheHanNationality.BeforethefoundingoftheQiDanState，thesproutofthecoinindustry，theinitialdevelopmentofcoinindustryintheearlystagesofLiaoDynasty，theestablishmentofthecurrencyeconomyinthemiddlestagesandthelackofcurrencyinthelatestagesarejustthereflectionofthepr-ocessoftheappearance，developmentandupsanddownsoftheQiDanState’seconomy.

【关键词】铸币业/辽代/经济coinage/Liaodynasty/economy

【正文】

分类号：K24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18(2001)-03-0032-05

由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建立的辽王朝兴于公元907年，亡于公元1125年，统治北方长达200余年，与宋、西夏鼎立，客观上促进了北方草原地区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考察契丹社会从崛起到由盛而衰的过程，其政治、经济形态的演变都直接体现在货币经济的走势之中。

从传世和出土辽代钱币的数量和品种，结合文献记载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契丹本土铸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实物交换、称量货币、金银铜铁新旧钱混用到形成自身较为完备的货币流通体系这一发展过程，恰恰是以契丹社会从游牧到封建化、从单一的畜牧经济向农、牧、工、商多种经济的新格局的过渡为背景的。这期间，除了受到汉族文化的巨大影响之外，最根本的因素还是本国经济发展规律在起作用。契丹立国前铸币业的萌芽、辽初铸币业的初步发展、中期货币经济的确立、末期的货币紧缺正是契丹国家经济产生、发展、衰落过程的投影。透过小小古钱，我们可以一窥辽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貌。

一、契丹铸币业的萌芽

五代时崛起的契丹民族，以游牧为生，社会生产和经济远较中原落后。从文献记载看，当时的商品交换尚处于原始的物物交换时期，主要以牛、羊、皮张、布帛充当一般等价物，铸币的使用即使有，也是以掠夺汉地钱来充用。这种情况大约一直持续到辽建国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辽史·食货志》载：太宗时，"女真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mò＠①hé＠②等部以哈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驮、马毳、jì＠③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襁属。""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于南中之绢。"[1]（卷六《食货志·下》）牛羊一直是契丹人的主要货币形式，而且，不仅在商业贸易中使用，甚至官吏的俸禄、赏赐亦是如此。

宋使胡峤曾留居契丹7年（947-953年），他在《陷辽记》一书中记载："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即使在城市中、工商业繁荣地区，以布帛作为通货也仍是普遍现象。辽政府还多次颁布法令，严禁布帛"不中尺度者"。以严格明确交易的比价，直到辽道宗大康七年（1081年）才废除。但直到辽末天祚帝时，还有用牛羊换取粮食的记载："雅里（梁王）自定其值，粟一车一羊，三车一牛，五车一马，八车一驮。从者曰：’今一羊易粟二斗，尚不可得，比值太轻’。"[1]（卷五九《食货志·上》）由此可见，实物交换在契丹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尤其是民间，极为普遍。

那么，辽的自铸币始于何时？文献记载不甚明了，仅《辽史·食货志下》（卷六）有："鼓铸之法，先代撒拉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一些钱币学者据此认为在辽建国前，耶律阿保机的父辈已开始铸钱。但铸的是何种钱文呢？史书无载，也未见有关铸币管理机构和规模数量的记载。

根据传世和出土实物的研究，被认为属于此时期的辽钱有"通行泉货"、"开丹圣宝"、"丹巡贴宝"、"百贴之宝"、"千秋万岁"、"大泉五十"等。近年来，在赤峰等辽国腹地有多次的零星发现。如，1981年在林西县三道营子辽代钱币窖藏就曾出土一枚"通行泉货"，[2]汉字隶书，右旋读，光背，形制与一般的辽钱无异，且此地又是契丹人发祥之地，所以认为属辽铸。其他诸钱钱文多祝文赞语，如"开丹"等多以为契丹开国纪念币或压胜钱。

从史书看，契丹境内多铜铁，矿冶是契丹人的传统工业，立国前就已出现独立的冶铁、铸铜业部门，据《辽史·食货志下》（卷六）"坑冶，则自太宗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铁器。又有曷术部者多铁；’葛术’，国语铁也。部置三冶：曰柳＠④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神册初（应为天显初），平渤海，得广州，本渤海铁利府，改曰铁利洲，地亦多铁……"。考古发掘也证实辽上京附近坑冶遗址规模相当大，鞍山市首山、河北平泉罗杖子、赤峰辽祖州、饶州、中京遗址都有发现炼铁炉址和炼渣，堆积厚达一米多。辽初已具备了一定的金属冶铸技术和原料等条件，在国势日渐膨胀及盛唐文化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开始铸造钱币也是可能的。但其时钱文均不记年号，数量又是寥若星辰，所以不可能作为市场流通的价值尺度而代替牲畜、皮张和布帛等媒介，只能是作为上层社会财富的象征或纪念币。

契丹立国前后，农业尚处于粗放的原始水平，工商业十分薄弱，商品交换必然很不发达。单一的畜牧经济辅以狩猎，使契丹人对衣食住行的要求极为简单，除了盐、茶、铁而外，基本都可自给自足，而经常性的入边掠夺，从汉地输入的旧钱、邻国钱足可敷用，对货币的需求量不大。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大规模发展铸币业，正如文献记载的粗略和考古出土的稀少所揭示的，这一时期出现的铸币业萌芽，与其说是出于商业交换的需求，不如说是出于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是为称雄北方和标榜正统而采取的一个步骤。

二、辽代早期铸币业的初步发展

辽立国后，统治者依靠畜牧业为本，同时加强对农业的开发。"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1]（卷五九《食货志·上》）在政治上推行"因俗而治"和"胡汉分治"的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人口大量增加，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太宗时，更加重视农业管理，甚至为"无害于农"而推迟出猎，士兵有伤害农作物者处以军法，在统治者的保护和鼓励下，使得大片土地得以开发利用。

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对外扩张为辽的农业经济扩大了范围，注入了大批农业人口和先进的生产工具、技术。东灭渤海，又从石敬瑭处割幽云十六州，尤其是后者，地稠人密，物产丰富，是传统的农业区，对契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军需民食，殷实富足；而向西域的扩张，畅通了西北丝绸之路，契丹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在这种情况下，统一北方的大业初成，经济呈上升趋势，本地的鱼盐、矿冶、陶瓷、纺织、皮革加工等手工业均有较大发展。与中原和边境的互市贸易在民间也日益扩大。977年，在北宋的镇、易、雄、霸、沧州设榷场，辽以银、铁、布、羊、马、驮等交换宋的香药、犀cū＠⑤、象牙、茶等物，同时与女真、西夏也以各种形式开展经济联系。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大了对货币的需求，必然要求辽政府采取措施改革落后的货币制度。《辽史·食货志》："及其有国，内建宗庙朝廷，外置郡县牧守，制度日增，经费日广……而食货之用斯为急矣。"[1]（卷五九《食货志·上》）铸行正式流通的货币已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而且，既已称帝、建元，仿行汉制，发行自己的铸币也是不可缺少的表示正统的标志。自太祖天赞以后，每改元必铸钱，模仿汉"宝钱制"，建立起辽自身的货币体系。

据清李佐贤《古泉汇》：916年，太祖建元神册后，即铸"神册通宝"，但未见实物。从天赞至景宗时，所见的历朝铸币有：

天赞通宝：铸于太祖天赞年间(922-925)，是传世最早的辽国货币，存世稀少，近年在沈阳发现一枚，钱文笔画较粗，书写刚劲有力，通字末笔向上作虎尾状。[3]

天显通宝：铸于太宗天显年间(926-937)，有孤品存世。

天禄通宝：铸于世宗天禄年间(947-950)，1981年巴林右旗羊场乡上石匠山村窖藏发现1枚[4]。

应历通宝：铸于穆宗应历年间(951-969)。

保宁通宝：铸于景宗保宁年间(969-979)。

史载，景宗时因旧钱不足于用，始铸"乾亨新钱"（实物未见），并说铸额总共500贯。

辽早期几种铸币均存世极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辽代社会初步稳定，铸币业尚处于开创时期的规模、数量。从历史记载看，当时政府已设立了有关铸币业的管理机构。太宗时，"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1]（卷六《食货志·下》）景宗时，设"铸钱院"[5]（卷一八《食货志》）这些机构的存在证明当时辽朝已初步建立了自身的货币制度，并正式铸行用于流通的正用币，但因为当时辽政权刚刚建立，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城市和商业贸易的规模都不大，对货币的需求也有限，且民间仍沿袭实物交换的传统，因此，铸币业仅限于补充、辅助地位，而境内主要流行唐宋钱，又有石敬瑭献来的边地积存旧钱，就足以应付商品交易所需了。故这一时期留存下来的辽钱数量极其稀少。

三、辽代中晚期货币经济的确立

辽圣宗时期，契丹社会进入了稳定发展的全盛时期。由于辽圣宗任用汉人韩德让辅政，上下相穆，人心思治，在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上，继续推行顺应民心的"胡汉分治"和"因俗而治"的政策，进一步巩固了统治。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措施，军屯、移民、兴修水利，使农业迅速超过畜牧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基础，大大加速了契丹社会封建化的进程。加之1004年澶渊之盟后，北宋每年进贡大量岁币银、绢，在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下，促使辽的手工业和商业空前发展，社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史载当时农业丰收，库存积余，使得"斗米数钱"、"斗粟六钱"。

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商品交换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由此，打破了过去一朝只铸一种年号钱的惯例，这一时期，铸币的数量和种类都比前期有相当大的增加。传世和出土的数量也不少。

统和元宝：铸于圣宗统和年间(983-1012)，小平钱；传世还有"开泰元宝"、"太平元宝"、"太平兴宝"及"太平通宝"等，一般以为属圣宗钱。

重熙通宝：铸于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5)。

清宁通宝：铸于道宗清宁年间(1055-1064)。

咸雍通宝：铸于道宗咸雍年间(1065-1074)。

大康通宝、大康元宝：铸于道宗大康年间(1075-1084)。

大安元宝：铸于道宗大安年间(1085-1094)，版别较多。

寿昌元宝：铸于道宗寿昌年间(1095-1101)。

辽末天祚帝时，铸有：

乾统元宝：铸于乾统年间(1101-1110)有小平、折十型。

天庆元宝：铸于天庆年间(1111-1120)有小平、折十型。

总的来看，中期以后，铸币规模有了很大的突破，更铸频繁，数量、品种和版别都明显上升，辽钱已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辽自铸币不仅限于商品交易，而且在宫廷赏赐、吉庆祝贺、压胜辟邪以及随葬冥瘗中也都有使用，辽墓中还曾出土"大康六年"、"大康七年"、"寿昌二年"等殉葬大钱。史载兴宗重熙二十二年(1053)在长春州设"钱帛司"，负责管理货币流通。《续文献通考》载："时钱不胜多，故东京所铸也不止一处"[6]铸币业已形成一定规模，基本走上正轨。辽政府一面加大铸币量，一面严令禁止铜钱出境和毁币铸器，同时加大力度吸引邻国宋钱，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宝钱制"货币体系，已基本进入货币经济时代。从钱币制作工艺看，也较早期大有提高，版别复杂，书法艺术也达到一定水平。尤其是天祚帝乾统、天庆钱已达钱中上品。

辽代中晚期货币的出土在辽钱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尤以重熙以后最为多见。但相较于历朝货币出土情况，辽钱的数量仍是极小的。即便是在经济最发达时期，铸币量仍不能与历史上各朝代相比，建国以来，大规模辽代钱币的发现有：

1.1958年，辽中京遗址发掘出土大量宋钱，仅2枚辽钱；

2.1972年，巴林左旗小辛庄，出土铜钱140公斤，仅44枚辽钱；

3.1978年，赤峰牛营子出土铜钱60多公斤，只清宁、大安数枚辽钱；

4.1980年，巴林左旗土木富州乡大良沟村出土铜钱47公斤，8枚辽钱；

5.1981年，林西新城子镇七合堂村出土铜钱777.5公斤，246枚辽钱；

6.1981年8月，巴林右旗羊场乡上石匠山村出土铜钱180公斤，辽钱123枚；

7.1981年6月，巴林左旗丰水山乡中号村出土铜钱637枚，仅1枚辽钱；

8.1982年8月，巴林右旗索博日嗄苏木辉腾高勒村出土铜钱12289枚，辽钱仅4枚；

9.1983年，浑源林场乡破兑白村出土铜钱1875年，辽钱1枚；

10.1985年，呼盟扎兰屯出土铜钱19公斤，辽钱1枚；

11.1986年，山东微山县观城镇东田阵村出土铜钱104公斤，辽钱1枚；

12.1986年，北京昌平县三泉寺古刹出土铜钱1公斤多，辽钱1枚；

13.1987年，赤峰敖汉长胜乡乌兰巴苏木出土铜钱3.8公斤，辽钱9枚；

14.1987年，辽宁省康平县西关屯乡边台子村出土铜钱67公斤，辽钱4枚；

15.1987年，伊盟乌审旗陶苏木桃儿庙嘎查出土铜钱430公斤，辽钱23枚；

16.1988年，兴安盟科右前旗跃进马场十三连出土铜钱1000余枚，辽钱2枚；

17.1994年，巴林右旗巴彦琥硕镇巴彦琥硕村出土铜钱2.69公斤，辽钱1枚。

从总体上来看，辽钱在出土货币总量中仅占不足10%，90%以上都是宋钱或旧钱。《辽史·食货志》（卷二九）记载：苏辙使辽，所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用本朝铜钱"。这说明，即使在辽代中期经济鼎盛时期，流通货币仍以外来钱为主，铸币业始终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货币紧缩现象十分明显。

那么，辽代自身铸币业为何始终发展不起来？分析其原因，恐怕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首先，客观上辽代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除五京之中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商业活动频繁外，广大农牧区闭塞落后，尚处于自给自足或实物交换状态，而城市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不大，其商业活动无法与中原大都市相比，工商业主要为满足统治者的需要而服务，对货币的需求量本身就不大。

第二，辽铸币业本身起步晚，加之游牧文化流动性大，噬武尚战，性好掠夺，其钱币来源十分广泛。其中，从汉地输入的汉唐五代旧钱及宋钱成为主要流通货币。辽建国后继续推行这一政策，着力吸引宋钱，逼石敬瑭进献边地旧钱，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还曾从民间征集钱币，大安三年，海云寺进献济民钱一千万缗。[1]（卷六《食货志·下》）澶渊之盟后，更是每年从宋朝得到大量岁币银，从1004年--宣和三年(1221)的117年间，总共获岁币银3150万两，绢1907万匹，其中很大一部分应以铜钱折算。

第三，辽境内铁多铜少，原料缺乏，历代统治者都实行铜禁，并严禁私铸，致使铜铸币稀少。同时，辽境内盛产金银，矿冶发达，再加澶渊之盟后宋每年进贡的大量岁币银，在发现的贵族大墓中往往以成套的金银器随葬，金银也自然会大量流入市场，充作支付手段，《辽史·穆宗纪·下》（卷七）辽穆宗"微行市中，赐酒家银绢"又"以银百两市酒，命群臣亦市酒，纵饮三夕"。由于金银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钱币，这也是造成辽代铸币量少的一个原因。

第四，契丹传统流行实物交换，在很多地区，直到晚期，牲畜、布帛、皮张一直用于充当支付手段。而早期铸币大多为了纪念，晚期也只是补充宋钱的不足。

此外，作为传统的游牧国家，辽统治者从主观上对铸币业就没有足够的重视，只是汉化过程中吸收汉文化的结果之一，也是贯彻"因俗而治"为妥善处理多民族关系而采取的一项措施。辽代民族关系比较复杂，燕云地区以汉人为多，北方牧区，以契丹为主，奚、汉、渤海人聚居杂处，辽统治者"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其"因俗"也包括了继承汉人钱币制度，大量使用汉钱。这一措施，除了客观上有利于自身经济发展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辽代币制的多民族性和主观上辽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的远见和大度。

纵观辽代200多年的历史，尽管铸币量极小，规模不大，但由于大量引进宋钱，严禁私铸，终辽一代并未发生严重的钱荒。直至辽末，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权利斗争加剧，生活奢侈腐化，再加上天灾人祸，道宗末，出现"经费浩穰，鼓铸仍旧，国用不给"的政局，[1]（卷六《食货志·下》）"天祚之世，更铸乾统、天庆二钱，而上下穷困，库无余积……寻禁民钱不得出境。"[1]（卷六《食货志·下》）因需大量钱货用于赈济灾民，虽频繁更铸，发行数量居辽代诸帝之最，但大多流入私人封建主手里，国库平民日渐穷困，财政入不敷出，最终导致经济崩溃，王朝覆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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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宗信，王瑞．林西县三道营子窖藏古钱[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2，(2):60-65.

[3]武玉辉．新发现"天赞通宝"钱[J]．中国钱币，1991，(3):33-38.

[4]王刚．辽代铁钱铸造年代管见[J]．内蒙古金融研究．1996，(2):8-11.

[5]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续文献通考[M]．台北：万有文库版，1944.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革加末

＠②原字革加曷

＠③原字罚去下加厂内加剡

数字货币发展史篇4

一方面，诚如福山指出的，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从拉美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权政府大面积塌方；但另一方面，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国家权力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潜滋暗长，其最突出的标志之一就是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支出规模迅速膨胀。

庞大的财政支出意味着政府获得了庞大的收入来源，而这种收入来源主要来自于公债而不是传统的税收。

很显然，很多国家的税收普遍没有出现相应的快速增长，而其债务规模却像滚雪球一样地不断扩大，以至于到今天出现了巨大的债务国（如美国）和债务危机（如欧债危机、中国的地方债危机）。

更为吊诡的是，大量发行的公债并不是由老百姓掏钱购买的，而主要是由各国央行通过货币发行直接或间接购买的，与急剧增长的债务规模相应，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也在急速增长，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印钞机都在以QE（量化宽松）的形式轰鸣。

2012年，全球货币超发额约26万多亿元人民币，达到历史最高峰，其中人民币的超发连续四年占了近半。无疑，国家的财政收入结构、国家的力量及其命运，已经在权力与货币的交织中展开了新的变迁路程，世界远远不会简单地达到福山所言的“历史的终结”，而熊彼特曾预言的“税收国家的危机”却已然浮现。税收国家的危机与凯恩斯革命

“税收国家”是熊彼特1918年在财政社会学研究视角下，从财政的角度来观察国家、国家的性质、国家的形式以及国家的命运时提出的概念。

熊彼特将税收国家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公领域与私领域的区分，而税收国家的意义就在于私人经济自治，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税收国家的决定性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在自由经济的框架内持续运转。但同时，熊彼特也指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变化可能导致税收国家的危机，并在其扛鼎之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对上述思想进行了深入阐发。离熊彼特的预言已近百年，世界发生了许多始料未及的变化，税收国家的危机是否发生或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发生？我们必须从对多数国家的经济和财政体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凯恩斯革命开始说起。

凯恩斯革命是财政原则和财政制度变迁的一个分水岭。在凯恩斯革命前，平衡预算原则被奉若神明，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平衡预算意味着除非战争、经济严重衰退等特殊情况，国家一般应奉行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而在以税收作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税收国家里，平衡预算原则使得任何一项开支的提议必然伴随着一项征税的提议，这就为作为纳税者的市场主体和作为经济抽取者的国家（或政府）创造了一个议价制衡的机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平衡预算原则天然地蕴含着对权力滥用的警惕防范，它对国家的经济抽取确定了一个边界，制约了国家权力的扩张，有效地约束了政治家的欲望。

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应运而生的凯恩斯革命赋予了政府一项前所未有的新职能：促进充分就业。当经济衰退时，政府应该挺身而出肩负起维持繁荣的重任，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扩大政府支出，从而增加有效总需求、达到充分就业。由此，古典的平衡预算原则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鉴于政府支出对挽救经济衰退、促进充分就业的重要性，预算赤字甚至连续的预算失衡都成为了一种必要，财政蜕变成了倾向于赤字扩张的功能财政。赤字财政与公债货币化

那么，功能财政下产生的预算赤字如何解决呢？

一般来说，解决预算赤字的途径有三个：增加税收、发行公债和创造货币。增税显然会引起民众的抵制和反对，凯恩斯的办法是政府向居民以及经济系统内的非金融机构发行公债。但这个办法在实际过程中是一厢情愿的，它既忽略了人们的购买能力，也高估了人们对政府债券的购买意愿。

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当政府不断发行债券时，债券供给的增加必然压低债券价格，债券价格的降低会导致利率上升，而利率上升又会进一步抑制私人投资，私人投资不振又使政府不得不发行更多的债券来进行政府投资，由此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于是，货币当局将面临强大的压力，不得不产生通货膨胀倾向，这种倾向即便不是以直接的财政性货币发行表现出来，也会以中央银行大量购买并持有公债的形式释放出来。

因此，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实际演变成了公债货币化，即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公债转化为法定货币的发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成为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要支柱。

观察美国1946年-1975年较为集中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实践即可发现，货币流通量的变化率与预算赤字和债务规模是正相关的，尤其是在1961年-1974年间，随着预算赤字与债务规模的不断增加，货币流通量的年均增长率达到4.9%，高出此前14年间的平均增长率达3个百分点。可见，即便是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其行为也不可能与财政需要严格区别开来，财政需要助长了中央银行的通胀倾向，当今美联储已成为平衡预算赤字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典型的例证，功能财政下产生的预算赤字实际上是主要依靠公债货币化的手段来平衡的。铸币税与通胀税

由此，国家财政收入也产生了微妙的但却具有决定性的变化，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作为非税形式的财政收入开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铸币税一般指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之后，其货币发行成本和货币面值之间的差额。在金属货币时代，统治者常常通过往贵金属货币中掺入廉价金属来获取铸币税。到了脱离金本位的纸币时代，政府得以用更低廉的成本获取更多的铸币税。

在人类历史上，铸币税的产生和增长一直伴随着越来越快的货币贬值。例如，罗马帝国在吞并希腊以后开始了长达三个世纪的硬币贬值过程，原来几乎是纯银的希腊银币最后贬损到仅仅是一枚铜币，只不过早先镀了一层银，后来改成了锡。而美国只花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其10美分、25美分以及50美分的硬币就走完了同样的周期。铸币税来源于国家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与赤字财政没有必然联系，但赤字财政对铸币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有重要影响。过去，铸币税只能是一种隐蔽的、与“伪造”相联系的非税收入，且受到贵金属产量的制约。

然而，到了20世纪，金本位的废除、法币制度的实行，以及凯恩斯革命后功能财政的大行其道，使得铸币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铸币权不再受贵金属产量的制约，而公债货币化手段，使得国家可以合法化地在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名义下，获取大量甚至无限的铸币税收益。

借助于公债货币化的赤字财政形成了通货膨胀的强烈诱因。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就使人们普遍认识到凯恩斯药方的最大毒副作用是通货膨胀。由此，通货膨胀税也日益凸显出来。

通胀税和铸币税都来自于国家的货币创造，但是，铸币税来源于国家对基础货币发行的垄断权，而通胀税则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衡量货币扩张引起的通胀对货币持有者的影响。铸币税是产生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历史证明，在金属铸币时期，由于国家或政府降低金属货币成色（即抽取铸币税）而偶有出现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更多地发生在法币制度中，更多地和财政赤字相关。据统计，在实现了法币制度和凯恩斯革命的20世纪，至少发生了26次恶性通货膨胀，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通货膨胀的发生不仅仅归因于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创造，还根源于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而为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推波助澜的，正是赤字财政。

当政府为预算赤字发债筹资时，不论是中央银行创造货币直接向财政部购买这些债券，还是转而收购商业银行所购买的政府债券，其结果都是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货币；这些货币经由各商业银行的相互存贷，又扩大到与货币乘数相应的倍数，当社会产品的供给远远跟不上货币的供给并且货币需求也未大幅增加时，通货膨胀就产生了；而所有的货币持有者因货币购买力被稀释，等同于纳税，这就是通货膨胀税。通胀税实际是对货币持有者的一种强制性征税，税率是货币贬值率亦即通胀率，税基是货币持有者实际持有的货币数量。

法币制度和赤字财政的实行，已使铸币税和通胀税日益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根据测算，1971年-1990年期间，世界90个国家（不包括中国）铸币税占政府总收入的比重平均已是10.5%，而21世纪以来连续大规模的货币超发恐怕已使这一比例急剧上升。费希尔也曾测算出阿根廷在1960年-1975年间，通胀税持续占政府岁入的近46%。

按照弗里德曼的定义，即通货膨胀是一种隐蔽的、不需要投票通过的征税方式，增加的货币本身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那么通胀税在当今一些主要经济体的政府收入中所占比例也是相当可观的。现代国家的建构与危机

凯恩斯革命后的赤字财政、公债货币化以及相伴随而来的铸币税和通胀税，对现代国家的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国家权力得到了迅速扩张。正如约翰·坎贝尔指出的，与国家建构受经济和阶级力量驱动的传统观点相比，政治精英们改变税收水平和税收形式的努力也是至关重要的。显然，赤字财政下的公债货币化，使政治精英们找到了一种隐蔽的、阻力较小，甚至无需考虑税收遵从的办法获得财政收入。而随着政府支出规模和活动范围的扩展，国家权力已经悄然地拓展边界，日益扩张渗透到市场及其私人部门当中。

这个改变足以解释为什么在凯恩斯革命以后，即使是民主国家的公共部门也得到了迅速地膨胀和扩张。例如，美国政府的年支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增长了30多倍，虽然其中也有人口增长等原因，但如今美国有三分之一的GDP归属公共部门的事实（加拿大、瑞士、英国的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40%左右），无疑显示政府已成为了一种巨大的经济力量。

第二，政府的再分配权力增强，财富更多地从私有部门向公共部门集中。用铸币税和通胀税为赤字筹资，间接使公民手中的货币贬值，无异于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

实际上，封建君主降低硬币成色来获取铸币税，就是一种掠夺人民的过程。而货币扩张导致的通货膨胀，其实质是对大部分人收取大量的隐性税收，受益者正是政府以及较早获得新货币的人。

弗里德曼曾从几个方面分析了通货膨胀如何增进了政府收益，一是政府可以在不加征税赋的情况下推行公共工程等项目，但实际上所有持有货币的人都为此支付了费用；二是个人的货币收入因通货膨胀而增加，并被推上了更高的纳税档；三是政府向私人部门偿还公债时所付货币的购买力比通胀前要少，这相当于减免了政府的部分公债。

第三，公众对政府干预的需求进一步得到了强化。虽然凯恩斯理论只是把预算赤字作为短期内熨平经济波动的工具，但赤字财政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了欲罢不能、长期使用的药方。一方面，赤字筹资给纳税人传递了公共服务较为便宜的信号，使得公众越来越倾向于用公共产品替代私人产品。另一方面，用货币平衡的赤字不仅不能熨平经济波动，反而因为大量货币的注入扰乱了价格信号，使经济周期更不稳定。当透支的繁荣最终受到市场清算从而转化为衰退时，公众又往往把高物价、高失业率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失败。于是，在对市场失灵的一片声讨中，对政府干预的需求反而得到了强化。

因此，赤字财政以及为了弥补赤字而征收的铸币税和通胀税，隐蔽地但却决定性地开启了大政府的时代，并日益威胁到私人经济自治的基础。在这一意义上，熊彼特预言的“税收国家的危机”的确已经发生了。这是极具讽刺意义的，凯恩斯革命力图挽救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却引发了税收国家的危机！事实上，由于公债及其货币化已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传统的“税收国家”大多已转型成为“财政国家”，亦即以健全的税收制度为基础，可以大规模发行公债获得收入的国家，19世纪-20世纪的英国、当代的美国以及诸多发达国家都是这种情况。

财政国家可能发生的财政危机会表现出其他的形式。一是债务危机，这发生在无法以新债还旧债，或者公债货币化受阻时，当前的欧债危机就是如此。二是通胀甚至滞胀危机，20世纪德国因为大量发行货币为赤字融资而发生的恶性通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更重要的是，公债货币化的财政国家还面临着一个深刻的宪法危机，我们必须洞察到的是，铸币税和通胀税的隐蔽性破坏了自英国光荣革命以来确立的一个原则：无代表权不纳税。在税收国家中，公民同意是财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一切税收问题，不论是确立税种还是税率，均须取得纳税人或其代表的同意，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关键所在。铸币税和通胀税作为无需经纳税人或其代表同意的隐性税收，无疑对这一征税原则及其法治基础形成了巨大的挑战。财政立宪与货币立宪

税收国家的危机凸显出平衡预算必须重新作为财政立宪的重要法则。财政税收集中体现了国家与个人的界限，平衡预算是维护这条界限、确保公民与国家能够依据明确的标准进行谈判制衡的重要法则，赤字财政则在无形中解除了公民对政府支出的约束，并由此带来了深刻的宪法危机，在不断自我强化的赤字扩张中，即使是民主国家也变得非常脆弱。

第二，必须将货币立宪作为财政立宪必不可少的补充。从铸币税和国家权力紧密结合开始，财政和金融就共同成为国家攫取财政收入的渠道。而通过公债货币化来征税，也是统治集团控制财政机器制造财政幻觉，使个人看不清自己在政府服务总成本中的份额占有的一种有效手段。

数字货币发展史篇5

网络银行在给中国的银行业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对传统银行理论带来一定的冲击，如网络银行条件下的网络货币就将打破传统的货币理论。

（一）货币的演变及其意义

在商品经济中，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本质是不变的，但货币的形式却随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而不断地演变。翻开货币发展的历史，我们会看到：1.实物货币。是人类最早的货币形态。各种商品如米、布、木材、贝壳、家畜等，都曾在不同时期内扮演过货币的角色。2.金属货币。其形态有一个从称量货币到铸币的过程，在质地上有一个从贱金属到贵金属的转变过程。铸币的产生，是人类货币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打上官方烙印的金属才能成为货币，贵金属垄断了货币的地位。3.代用货币。是在贵金属货币流通的制度下，代替金属货币流通的货币符号——纸币，是货币形式的飞跃。4.信用货币。即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信用凭证。如商业票据、现钞和支票完全依靠政府信用和银行信用而流通。5.网络货币的出现。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电子商务的出现，电子支付手段应运而生。借助于电子信息网络技术而产生的电子货币、数字货币统称为网络货币。网络货币将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日益发展及其在金融业和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广泛应用而不断发展，尤其是在网络银行出现后，网络货币将成为一种重要的货币形式而发挥其在商品经济活动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网络时代中，网络银行将使货币变为一串我们永远不可以见到实物的数字。在货币的演变过程中，货币越来越轻，越来越虚化。

随着货币形式的进一步演变及网络货币的出现，货币的本质也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出来。货币的本质纯价值体是在社会交换过程和流通过程中被提炼、净化出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马克思正确地意识到货币的本质是价值体，但是他还没有能够把它从金币的物质价值体中进一步提炼出来。这是历史的局限性所致。经过第二次和第三次技术革命，“社会蒸馏器”借助于电力推动和印刷技术的进步，终于将货币价值体从币材的物质价值体中分离出来，提炼到纸币的形式。就纸币来说，尽管它还有币材价值体，但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两个完全可以成为分离之物了。用最新信息技术装备起来的现代化“社会蒸馏器”，进一步蒸发提炼得到几乎完全透明的纯价值体——数字货币、电子货币。现在人们终于可以清楚地看到了货币的本质就是从一切商品价值体中提炼出来的纯价值体，人类同质量劳动的结晶体。

（二）网络银行条件下，网络货币对传统货币理论提出了挑战

伴随着货币发生的根本变化，一些与货币有关的诸如货币理论、货币政策以及诸如通货膨胀之类的传统经济概念都将发生重大变化。

一是数字货币、电子货币使传统的货币理论体系受到了冲击。传统的货币理论体系将货币等同于商品或实物资产，所以货币应该有价格。其实，货币本身不能像其他商品那样具有惟一的价格，它的价格表现为与无穷种类的商品以及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此传统理论认为货币金融体制严格受法律限制和政府管理，货币是法律的产物，但在网络货币时代，电子货币、数字货币不再具有商品或实物形态，不过它本身作为一种纯价值体，可和其他商品相交换，它的价格是它与无穷类商品之间的兑换比例，这因此又回到了物质直接交换时期，但这不是历史的单纯复归，而是货币的一种更高形态，而且或许是终结形态。另外，由于网络货币——电子货币、数字货币是一种纯价值体，它发挥的作用是完全自发的，而不像现行的纸币制度，货币的发行流通必须依靠国家强制力。

二是网络货币将促使货币结构和货币内涵有所改变。在金融电子化的推动下，货币出现了新的形态，如信用卡、电子货币等，这些都是新货币形态产生的前奏，这是一种依托全球和网络银行产生的虚拟的无货币实体的数字符号。网络货币是货币在计算机网络中的存在形式。网络货币随着网络银行产生而产生，随着网络银行的发展而发展。将对传统的货币结构和货币内涵产生深远影响，甚至某种意义上改变其意义。其一，网络货币将部分替代流通中货币的作用使得传统的货币定义特别是基础货币的定义受到了挑战，基础货币通常是指创造存款货币作用的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与流通在银行体系之外的通货这两者的总和。而网络货币的出现，使货币实物形态虚拟化，商业银行自己实现了部分货币发行，在实质上部分弱化了中央银行垄断发行货币的特权；其二，网络货币对流通中部分通货的替代作用，使得传统意义的基础货币的作用受到影响，商业银行作为直接货币供给，其进行创造存款货币的存贷活动，提供货币供给的数量，都建立在基础货币上，基础货币及其增减变化直接决定着商业银行准备金的增减，从而决定着商业银行创造存款货币的数量。而网络货币对流通中通货的替代作用使得这种能量减弱，再加上网络货币是商业银行自发地创造的，且具有快速的瞬息万变的特点和颇具信用风险，也使得网络货币创造货币能力与传统的存款货币能力不同。

三是网络货币对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产生重大影响。网络货币部分替代流通中的通货，部分通货以数字化、虚拟化形式出现，而中央银行发行的用于流通的通货是整个货币供给的一部分，因此对流通中通货的影响会直接影响到货币供给。影响最大的是狭义货币M1.M1=流通中的通货活期存款。流通中的通货在M1中占比重较大，所以网络货币虚拟和替代部分通货，就较大程度上影响了狭义货币M1，其主要表现是：其一由于货币数字化、虚拟化，流通中的通货数量会减少而影响M1；其二是由于虚拟化、数字化、电子化的网络货币存在形式的不稳定性，对商业银行的存款也会带来不稳定性，从而会改变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数量，影响M1；其三是通过货币乘数对M1产生影响。作为货币供给之源的基础货币，可以引出数倍于自身的货币供给量把货币供给量与基础货币相比，其比值就是乘数。网络货币既影响基础货币也影响货币供给量，自然其比值关系也要受到影响，从而影响M1.

数字货币发展史篇6

一

春秋战国时期，唯一以黄金作为流通货币的国家是楚国。在此之前，虽然有关于黄金作为交换的文献记载，但要把一定量的黄金铸成一定的形状，并印上一定的文字标记，则是从楚国开始的。楚地盛产黄金，因此所铸的"爰金"是我国最早的黄金货币。

秦始皇统一六国，将黄金正式宣布为法定货币。"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①]，于是黄金货币便在全国流通。建国以来，在陕西兴平念流寨出土秦代金饼1枚，含金量达99％，径5．1厘米，重量260克，底刻"寅"字；以后又在陕西临潼武家屯窖藏出土秦汉金饼8枚，其中原编号96的1枚重量253．5克，刻有"益两半"三字[②]。很显然，这里的"益"与秦朝"黄金以溢为名"的溢相通。溢与两，都是秦朝的货币计量单位，陕西地区秦国金饼的出土，说明黄金货币不仅在楚国通行，而在其他地区也有黄金货币在流通。

如果说，由于秦朝二世而亡，因而出土的黄金货币很少，那么到了汉代，黄金货币出土的数量与范围就相当可观。根据本世纪以来载诸报刊的考古出土资料进行初步统计，汉代的黄金货币出土的报导共有26处，遍及14个省市[③]。具体地点是：陕西省：西安、咸阳、兴平、临潼。河南省：洛阳、荥阳、郑州、扶沟。河北省：满城、定县、邯郸。湖南省：长沙、湘乡。湖北省：宜昌。北京市：怀柔。广西省：合浦、贵县。广东省：德庆。山西省：太原。辽宁省：大连、新金。安徽省：寿县。江苏省：赣榆、铜山。浙江省：杭州。山东省：即墨。由上出土资料说明，汉代黄金货币流通范围已远远超出战国时期楚国的领域而遍及全国。

汉代的黄金货币与楚国的"爰金"有所不同。楚国的爰金形状大致分为二种：一是饼状，如1982年在江苏盱眙南窑庄有25块金饼出土，四周上翘，中端微凹；另一种是版状。版有三式，即平面呈长方形、平面呈长方微弧、平面呈龟版状凹弧边四角形而边角上翘[④]。版的正面打上若干方印或圆印，印内有地名文字。郢是楚国的国都，因此郢爰出土的数量最多。楚国的黄金，虽具有一定的形状，但仍处于称量货币的阶段。楚墓中经常有天平与法码出土，即是明证[⑤]。汉代的黄金货币，由于统一王朝的建立，楚国的黄金货币特色也随之消失。

西汉的黄金货币大多是饼块形状，大小不等。1968年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金饼40块，呈不规则圆饼形，厚缘，中心内凹，背面粗糙。经鉴定，含金量为97％，每块大小、重量、厚度不等，共计719．4克，平均每块有17．99克；在满城二号坟墓出土的29块金饼中，含金量为95％，共计438．15克，平均每块只有15．11克，比满城一号墓出土的金饼每块少2．88克。值得令人注意的是，满城二号墓出土的不规则饼状，周缘留有切割的痕迹，有的经过锤打[⑥]。很显然，这种饼块状的黄金货币，根据交易的需要，可以任意切割，仍处在比较原始的称量货币阶段。河北满城汉墓，系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墓，当为汉初的黄金货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汉初法令规定，黄金以斤为计算单位，但河北满城出土的黄金货币都在一两（15．62克）左右，这可能与汉初经济凋蔽，黄金货币流通量较小有关。

到汉武帝时，黄金货币有了较大变化，那就是对马蹄金与麟趾金的铸作。《汉书·武帝纪》记载："诏曰：有司议曰，径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niǎo＠①蹄以协瑞焉。"对此，应劭注曰："获白麟有马瑞，故改铸黄金如麟趾、niǎo＠①蹄，以协嘉祉也"；师古注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黄金为麟趾、niǎo＠①蹄，是即旧金虽以斤两为名，而官有常形制……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铸为麟足、niǎo＠①蹄之形，以易旧法耳"。这就是说，到了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时，黄金货币有了比较固定的形制。

关于niǎo＠①蹄、麟趾的形状，当时的史书没有具体记载。这里所指的"niǎo＠①"，是古代的一种良马。应劭注曰："古有骏马，名要niǎo＠①，赤喙、黑身，一日行万五千里也"[⑦]。蹄即蹄的本字。一般认为，马蹄呈椭圆形。所谓"麒麟"，是古代传说中的祥兽。汉代人传言麒麟有"五趾"[⑧]。据此可知，"麟趾"黄金货币呈瓣状，圆形。唐朝颜师古在注汉武帝铸行马蹄金时说："今人往往于地中得马蹄金，金甚精好，而形制巧妙"[⑨]。北宋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还对马蹄金与麟趾金的形状作了具体描述："麟趾中空，四傍皆有文，刻极工巧；niǎo＠①蹄作圆饼，四边无模范迹，似于平物上滴成，如今乾柿，上人谓之柿子金"。由此看来，不论是马蹄金还是麟趾金，都是呈圆形或椭圆形的饼块状货币。

建国以来，汉代的马蹄金、麟趾金以及相似的金饼屡有出土。这些黄金货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饼块状黄金货币，已具有相对的固定重量。根据近年考古出土的黄金货币统计，饼块状黄金货币大小不一、厚薄不等，重量各有差异，其中最重的达462．2克[⑩]，最轻的只有207．57克[①①]。但是，从总体来看，当时的黄金货币，重量大致在250克左右。例如1974年在陕西西安鱼化寨北石桥遗址发现西汉金饼6块，重量分别为257．65克、258．8克、249．55克、261．9克、246．4克、245．6克，平均每块253．31克，大致在250克左右上下[①②]。又如1971年在河南荥阳古城村遗址出土西汉金饼四块，重量分别为244．6克、248．3克、248．5克、250克[①③]。其他如山西太原东太堡、湖南长沙杨家大山、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河北易县西干坻与满城贾庄、辽宁新金县花儿山张店等出土的金饼，重量也大致在250克左右。这与汉代黄金货币以斤为计算单位是相一致的。

（二）汉代金饼，大多刻有各种文字或记号。例如1951年在长沙伍家岭与杨家大山各出土1块金饼，各自有"辰"字、"君"字及即有凸出的"黄"字[①④]；1963年在太原东太堡出土的6块金饼，其中原编号34的1块金饼刻有18字，有"令"、"吉"以及数字等，大部分不可识[①⑤]；广西合浦县在1971年出土金饼2块，各自底刻"位"、"阮"与"大"、"太史"等字样[①⑥]；1983年在辽宁新金县出土金饼2块，在底中心凿有""圆印，侧刻"××××川"记号[①⑦]。有的金饼，不但刻有各种记号，而且还刻有重量。如1982年在江苏盱眙南庄出土金饼25块，其中原编号Ⅲ．28的1块重246．7克的金饼，在不规则圆底部刻有""、"＠②"、"十五两十五朱"字样；原编号Ⅲ·32的1块重421．4克的金饼，底部刻有"上卜1二"、"斤十两廿三朱"的字样[①⑧]。其他如陕西咸阳毛王沟出土重284．095克金饼，底刻"斤一两廿三铢"；另一块重244．34克的金饼，底刻"十五两十铢"的字样[①⑨]。

（三）汉代的黄金货币，虽然以斤为计算单位，但也可剪凿分散使用。在大量出土的金饼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不少金饼，已被剪凿。例如1975年北京怀柔出土金饼2块，其中原编号2的一块已剪凿压扁，只有金饼的1／2强，重148克，底刻有""、""字样[②⑩]。又如，1971年在湖北宜昌前坪七号墓出土金饼1／4块，重量为62克（原金饼应为248克，相当于1斤）[②①]。1974年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西汉金饼6块，原编号Ⅰ·17的一块只有金饼的1／2，重量为89．5克；原编号Ⅲ的一块已剪凿变形，底背相贴，只是金饼的1／4，重63．66克；原编号Ⅳ·3的1块只有金饼的1／2；原编号Ⅳ·10的1块只是金饼的1／4。此外还出土大量的黄金碎块，少则7块，多则166块[②②]。这些黄金碎块，显然是剪凿后留存下来的。

（四）从出土的汉代金饼来看，虽然地域较广，但数量较少。除了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一两"型金饼数量分别为40块与29块外，一般汉墓出土的金饼大多在1至2块，个别的有4至6块，最多的一次也只有25块[②③]。从刘胜墓来看，虽然出土小金饼较多，但一号墓出土的40块小金饼总重量只有719．4克，不到3斤；二号墓出土的29块小金饼，总重量也只有438．15克，也不到2斤。中山靖王刘胜系汉景帝之子，"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余人"[②④]，是王室贵族，其地位显赫可想而知，但从墓中出土的黄金货币来看，仅只2至3斤左右，可见汉代黄金货币出土量之少。

（五）汉代的黄金是政府规定的法定货币。秦始皇统一货币时明确规定："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而黄金则为"上币"。汉承秦制，黄金货币使用的地域几乎遍及全国，此已为考古资料所证实。在考古出土的黄金货币中，我们可以发现底部印有""或""的刻记，如河南扶沟县、西安汉上林苑、江苏盱眙南窑庄、辽宁新金县等地出土的黄金货币，都有这种刻记发现。虽然这种刻记有圆印与方框之别，但其中的"上"字都是一致的。很显然，这个"上"字可能与汉代称黄金货币为"上币"有关。为什么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间，却有这一相同的刻记出现？我们认为，答案只有一个：这些"上币"由中央政府（或郡国）统一铸行，然后分散到全国各地去的。

根据以上汉代黄金货币出土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汉代的黄金货币是法定的"上币"，流通地域较广，但每次出土量很少；黄金货币以饼块状为主，每块除"一两"型小金饼外，大致都在1斤（250克）左右；有些饼块状黄金货币底部刻有各种记号，有的刻有斤、两、铢的重量；黄金货币根据交易需要，可以任意剪凿，分散使用。从以上结论中可以看出，汉代的黄金货币仍处在比较原始的称量货币阶段。

二

称量货币的黄金与金属铸币铜钱有着显著的区别。汉代的铜钱是经过国家法定证明而具有固定的重量和成色。固定的重量，就需要有固定的形状来体现，即园形方孔。人们在使用钱币时，不必再先考虑货币的重量是多少，而只须计算货币的数量就可进行商品交换。汉代的黄金货币，虽然具有比较固定的饼块状形制，每块重量大致在1斤左右，但没有固定的标准重量，大小不一，重量不等，实际上仍然是一种自然的金属铸块。人们在使用黄金货币时，既要知道货币的重量，又要鉴定黄金的成色与真伪，在交换中有很多不便之处。因此，汉代的黄金货币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的物品货币形态，在交换过程中，一方面可以作为货币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又作为物品所具有的使用价值而进行交换。

汉代的黄金货币由于处在货币发展史中的物品货币阶段，因而与处于金属铸币阶段的铜钱，产生了许多不协调的关系，从而呈现出一些奇特的现象。

（一）终西汉一代，黄金货币与铜钱之间没有法定的比价。

秦始皇统一货币与汉高祖颁行荚钱时，规定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但没有明确规定黄金上币与铜钱下币之间的法定比价是多少。这不是偶而的疏忽。按照常理，在一个社会里，同时通行两种货币，二者之间必须有一个比价，否则彼此之间无法互换。从西汉人对货币的认识程度来看，这一点也是十分清楚的。例如汉武帝更造白金、皮币时，就曾明文规定与铜钱的比价。当时规定，皮币值铜钱四十万，白金龙、马、龟币分别值铜钱三千、五百、三百。又如王莽居摄时更造大钱、错刀、契刀，也都对铜钱各有不同的比价，以后王莽又实行"宝货"制，对二十八品之间的多种货币也规定了一定的比价。可见，多种货币的流通，它们之间必须有一个法定的比价，这已成为西汉人对货币的共识。但是，终西汉一代，在文献资料中始终找不到有关黄金与铜钱的法定比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

目前史学界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黄金一斤值万钱"说。这主要是受王莽货币改制的影响。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实行"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宝货制，其中规定黄金一斤值钱一万。此后，晋灼、颜师古、刘bān＠③各家注释都以此推论到西汉一代，认为西汉黄金货币与铜钱的法定比价也是这样。其实，这是莫大的误会，因为王莽所规定的法定比价，是不能当作西汉一代黄金与铜钱法定比价的[②⑤]。

众所周知，王莽规定的黄金一斤值钱一万，指的是当时的"小钱"。《汉书·食货志》载："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这种"小钱"仅重一铢。而西汉一代，吕后用八铢钱与三铢钱，文帝造四铢钱，武帝铸五铢钱，都大大超过了王莽一铢的"小钱"。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随着铜钱重量的不断变化，铜钱与黄金的比价是否随之改变？从西汉人对货币的认识来看，钱的轻重至关重要。贾谊上疏中说："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②⑥]。铜钱轻了尚且要"百加若干"，那么王莽的一铢"小钱"，怎么能与西汉的钱币相等，都一律是"黄金一斤值万钱"呢？可见钱轻与钱重所换得的黄金，不可能是一样多的。

按照王莽规定的黄金一斤值万钱来计算，黄金一两值625钱，一铢值26钱。若以此法定比价来与汉代的文献资料或考古出土资料相验证，也有较大的出入。《九章算术》有算题记载，金一斤值钱"六千二百五十"[②⑦]，只有王莽的黄金法定比价十两。居延汉简出土资料也有如下四条记载：

出钱四千七百一十四，赋就人表是万岁里吴成三两半（505·19）

凡五十八两，用钱七万九千七百一十四，钱不＠④就（505·20）

右八两，用钱万七百七十六（506011）

出钱千三百廿七，赋就人会水宜禄里兰子房一两（506·27）[②⑧]

陈直先生认为这是黄金与铜钱的互兑价格[②⑨]。如若这样，那么这四条资料，均为每两黄金值1347钱，与王莽法定比价每两黄金625钱相比，几乎高出一倍。

综上所述，王莽所定的黄金一斤值万钱的法定比价，不能代替西汉一代黄金与铜钱的比价；而西汉黄金与铜钱的比价，随着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区以及其他各种因素，而有所不同。因此西汉的黄金与铜钱虽有一定的比价，但没有政府规定的长期固定不变的法定比价。

西汉一代，为什么历朝政府没有规定黄金与铜钱的法定比价？这不是偶然的疏忽，究其原因，主要是黄金货币与铸币铜钱处于不同的货币发展阶段。西汉的黄金货币是以重量为计算单位，处于称量货币阶段，而西汉的铜钱是金属铸币，是以枚数为计算单位。两种计算单位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两者之间不可能规定出一个长期固定不变的法定比价。西汉的黄金，虽然以一斤左右为一饼，但每饼之间重量仍各不同。我们从考古出土的金饼底部刻有金饼的斤、两、铢等重量，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种没有固定标准重量的黄金货币是无法与具有固定标准重量的铜钱铸币之间规定出一定的法定比价来的。黄金以货币的重量进行交换，铜钱以货币的数量进行交换，两者之间有着根本不同的区别。这当然不是说"黄金无价"。因为任何一种物品，只要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都可以产生一定的价格。其性质只是黄金作为物品与铜钱之间产生的价格，而不是黄金作为货币与另一种铜钱货币之间产生的法定比价。作为法定比价，一种货币与另一种货币的比价是不能随时变更，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而作为一种物品，其价格是随着不同的情况而可以随时改变的。西汉一代，黄金价格因时因地常有高下，充分说明黄金货币具有物品属性的一面。西汉黄金货币尚处于称量的物品货币阶段。它作为一种货币，对其他物品具有一定的价值尺度，但同时其本身又是一种物品。物品的价格是不能与两种货币之间的法定比价相混同的。

（二）在西汉历次的货币改革中，都没有涉及到黄金货币。

西汉的黄金作为"上币"，理应与"下币"铜钱一样，在历次的货币改革中有所变化，但是我们令人不解地发现，在频繁的铜钱改革中，黄金货币似乎置身社会之外，都没有涉及到黄金货币。这一现象也比较奇特，值得进一步探讨。

为什么盗铸铜钱成为西汉一代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什么作为"上币"的黄金却能置身事外而默默无闻？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仍与铜钱和黄金两种货币处于两种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关。

如前所述，汉代的铜钱是经过国家法定而具有固定的重量与形状，在进行交换时是以计数（枚）为单位的。由于铜钱是以数（枚）量为计算单位，因而重钱与轻钱在流通中具有相等的价值，这也就成为盗铸者将重钱私销改铸的根本原因。当铜钱的名义重量与实际重量不一致时，货币盗铸者就会将重钱私自熔销，改铸成轻钱。西汉政府为了禁止铜钱的盗铸，对铜钱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处于称量货币的黄金，与金属铸币的铜钱有很大的不同。黄金货币是以重量的多少来体现其货币价值的，不存在重币与轻币的问题，因而也不可能产生私销与盗铸，黄金的货币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过去有许多论著把汉武帝铸造白金币来作为对黄金货币的改革，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少府多银锡"，于是汉武帝下令铸造白金币。"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并规定："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这里的"金钱"指的是由银锡合金铸作的白金，不是黄金，因而不能作为黄金货币改革的证据。汉武帝铸作的白金货币，引起了大量盗铸。"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以致一度形成"天下大氐无虑皆铸多钱"的局面。为什么银锡铸作的白金币竟然会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风波？其主要原因是处于自然金属形态的银锡成为国家法定的金属铸币。按照白金币与铜钱的法定比价，一枚重八两的银锡龙纹铸币值铜钱三千，稍轻的也值五百与三百枚铜钱。这种不合理的法定比价，决定了盗铸者大量私铸白金币以获取暴利。由此可见，原本处于自然金属形态的银锡，一旦成为法定的铸币，就马上会遇到盗铸的问题。汉武帝在铸作白金币时，规定了白金币与铜钱的法定比价，但对黄金货币则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不是偶然的。西汉的黄金货币仍处于称量货币阶段，不存在盗铸问题，因而历次铜钱改革没有涉及到黄金货币，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西汉的铜钱存在着盗铸问题，作为黄金货币却与铜钱不同，只存在一个真伪的问题。当时铸作伪金的风气比较盛行，因而民间流行着"金可作，世可度"[③⑩]的谚言。如果有人一旦衣服车马鲜明，就会被人怀疑为私作黄金，例如，王吉"世名清廉"，而"车马衣服其自奉养，极为鲜明"，因此"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传王阳能作黄金"[③①]。可见民间铸作伪金之多。此外，还有关于伪作黄金的书籍《枕中鸿宝苑秘书》，"更生幼而读诵，以为奇，献之，言黄金可成。上令黄尚方铸作事"[③②]，甚至连皇帝都想通过方术冶炼黄金。伪黄金的铸作曾经引起一些社会问题。"先时多作伪金，伪金终不可成，而徒损费，转相诳耀，穷则起为盗贼"[③③]，因而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③④]。

铜钱盗铸与黄金伪作，从表面上看都是西汉社会的严重问题，但却反映了两种货币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产生的不同问题。作为称量货币的黄金，一方面既有货币的属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自身使用价值的商品属性。任何一种商品，都可以具有真与伪的问题。作为称量货币的黄金，在西汉以后不作为货币时，也同样存在着真与伪的问题。黄金的伪作贯串封建社会的始终，只是西汉社会比较严重而已。铜钱的盗铸，促使西汉王朝不断进行大规模的货币改革，而黄金的伪作也只能是下令禁止而不见改革的措施。

（三）国库财政储藏，不以黄金为计；王侯功臣赏赐，则有赐金数万。

《汉书·食货志》记载："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汉书·王嘉传》也记载："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出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下注引《太平御览》卷六二七引桓谭《新论》："汉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以上这些西汉府库的积储，为何不厌其烦地只记铜钱而不涉及黄金？

与此相反，在王侯功臣的封赏中，中央政府经常可以从府库中取出大量的黄金，有的动辄数万斤，最多的甚至可以到达五十万斤之多，如"大将军票骑大出击胡，赏赐五十万金"[③⑤]。西汉政府一年的赋税收入为四十余万万铜钱，如果以王莽时期一斤黄金值万钱来计算，仅仅这一次赏赐就倾全国赋税收入还差十万万铜钱。明明府库中存在着大量的黄金，但在政府财政积储的计算时，却以铜钱为计？这不能不说是西汉货币制度中的又一奇特现象，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探讨。

要分析这一现象，这里不能不涉及到黄金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西汉的货币制度，从形式上来看，黄金作为上币，与下币铜钱并行，但事实上黄金与铜钱始终没有法定的比价，无法并行。黄金虽然在货币的总量上占有一定的数量，与其他货物之间也有一定的比值，但这一比值主要是随着铜钱的涨落而时有高下。铜钱因大量盗铸而不断贬值，对物价的暴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从西汉货币制度中的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来看，铜钱占主导地位。黄金不是西汉货币制度的主体。

在西汉的商品交换中，铜钱有明确的价值尺度。这是由铜钱为金属铸币所决定的。西汉王朝向人民征收的算赋、口赋、更赋，汉简中所反映的物价、家庭财产的统计，都无不以铜钱作为价值尺度的唯一标准。联系到前面所说的国家财政收入与库藏，也都以铜钱来进行计算。

一般来说，作为"上币"的黄金货币，也有其相应的价值尺度。如果按照王莽时期规定的黄金与铜钱的法定比价来计算，一铢黄金相当于二十六枚王莽的一铢小钱，其比价为1∶26。如以武帝时的五铢钱来计算，黄金与铜钱的比价可能还要小得多。如用黄金来计算各种物价、征收赋税、统计财产与国家财政库藏，也是完全可以的。但为什么只用铜钱而不用黄金？这与西汉的黄金货币是一种不确定的价值尺度有关。

西汉的黄金货币是称量货币。所谓"称量"的本意就是货币没有固定的法定重量，与金属铸币的铜钱有着很大的不同。没有固定的法定重量，就不易与其他商品进行交换；如要交换，必须先要算出黄金的重量。这种价值尺度，不如铜钱来得明确。其次是黄金货币与铜钱之间没有法定的比价，铜钱是西汉货币制度的主体，因而黄金的自身价格因时因地时有高下，是一种不稳定的价值尺度。物价的计算、赋税的征敛、财产的统计、国家财政的库藏，如果用一种不确定的价值尺度去衡量，显然是行不通的。处于称量货币阶段的黄金货币，其价值尺度所具有的局限性，在货币流通中不得不让位于价值尺度比较明确的铜钱。

当然，在价值尺度上具有局限性的黄金货币，不等于说不具备价值尺度。但我们可以发现，有不少文献记载黄金的价值尺度是不精确的。如梁孝王"有léi＠⑤樽直千金"[③⑥]。汉武帝"一马之饰直百金"[③⑦]；陆贾有"宝剑直百金"[③⑧]，等等。这里的léi＠⑤樽、马饰、宝剑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生活享受的侈奢品。要衡量这些经过精工细作、不惜工本的侈奢品的价格，不可能有精确的价值尺度。所谓"千金"、"百金"，并不是精确的一千斤与一百斤黄金。其他如"千金之产"、"万金之家"[③⑨]，也都是一种不确定的价值尺度。所谓"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④⑩]，并不是说超过或不到十金就不是"中人"之家，只是一个大概数。此外如"汤死，家产值不过五百金"[④①]；扬雄家产"不过十金"[④②]；尹齐死，"家直不满五十金"[④③]。这里的"不过""不满"，都不是精确的数字，所显示的价值尺度也只是个约数。由此可见，黄金货币不确定的价值尺度，决定了与其他物品比价的不精确性。从出土的汉简中，我们可以看到铜钱与其他物品的比价有非常明确的价值尺度，例如"侯长＠⑥得广昌里，公乘礼忠年三十：小奴二，值三万；大婢一，二万；马五匹，二万；牛二，六千；牛车二辆四千；轺车一乘，值万；宅一区，值万；田五顷，五万；共十五万"[④④]。但翻遍汉简，找不出一条有关黄金与其他物品之间的精确比价。这决不是偶然的。黄金货币不确定的价值尺度，必然被同时通行而有明确价值尺度的铜钱所代替。

以称量来决定价值大小的黄金货币，虽然在价值尺度上不能与铜钱相比，但黄金与铜材相比，黄金的价值显然高于铜材，这里由黄金属于贵金属所决定的。因而，在大宗赏赐中，黄金货币的优越性却远远超过铜钱。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铸作马蹄金与麟趾金时，明确规定这些黄金货币"因以班赐诸侯王"[④⑤]。据彭信威先生统计，西汉赐金总额达八十九万余斤[④⑥]，而汉武帝赏赐卫青与霍去病分别是二十万与五十万斤之多[④⑦]。在军事活动频繁与后勤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赏赐黄金货币显然比赏赐铜钱来得轻便。黄金货币虽然没有明确的价值尺度，但赏赐是一方赠与另一方，不是一种正式的双方交换的行为，有没有明确的价值尺度对赏赐来说并不十分重要。而重要的是作为货币的黄金，具有自身高贵的商品价值，这对于金属铸币的铜钱来说是不能具备的。

综上所述，西汉货币经济中出现的种种特殊现象，是由黄金货币所处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只有充分理解西汉黄金与铜钱所处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才能对上述种种的特殊现象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三

长期以来，对于西汉黄金货币的评价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把西汉的黄金货币估计得很高，认为汉时通货"专用黄金"[④⑧]，有的认为汉代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货币高居支配地位"，"是事实上的金本位时代"[④⑨]；另一种意见认为西汉的黄金"不是正式的货币"[⑤⑩]。我们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有偏颇。

作为称量货币的黄金，实际上仍处在物品货币的历史阶段，具有两重属性，即既是货币，又是物品。物品货币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以称量来决定价值大小的黄金货币，起着与其他商品交换的媒介物作用。考古出土中有黄金货币切割的痕迹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不过由于与金铸币的铜钱同时并行，其价值尺度不明确而流通不便，但不能因此而否定黄金"不是正式的货币"。同样，处于物品货币阶段的黄金，不可能"是事实上的金本位时代"。金属称量货币实际上仍然是一种自然的金属铸块，还没有完全摆脱原始的物品货币的形态。西汉黄金的大宗赏赐或赠与，虽也可作为货币的大量赐赠，但由于不存在双方交换的行为，因而宁可作为贵重物品的赏赐或赠与则更为合理。忽视西汉黄金货币具有物品属性的作用，必然会作出不恰当的估计。

西汉的黄金所具有的货币与物品的两重属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新莽政权垮台以后，群雄割据，货币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有的地方甚至用布帛粟米进行物物交换。在这种情况下，黄金的货币属性逐渐失去作用，而物品的属性占居主导地位。

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当刘秀恢复五铢钱时，并没有明文规定恢复作为"上币"的黄金货币。据《后汉书·马援传》注引《东观记》记载，当时马援建议恢复五铢钱，事下三府，遭到三府的反对，"凡十三难，援一一解之"。恢复五铢钱尚且如此困难，要恢复黄金货币更谈何容易。

东汉以降，史籍中使用黄金的记载的明显减少，成为众多史家试图解开的一个谜团。其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即"佛教耗金说"[⑤①]。他们认为，由于佛教的传入，大量黄金用于塑佛金身、书写金经，致使汉金消失。如果此说能够成立，也就客观上反映了黄金作为货币功能的衰退与消失；因为黄金如果作为货币，由于流通的大量需要，是不可能去用作塑佛金身、书写金书的。

东汉黄金货币作用的衰退，因而引起史籍记载的减少，但这不是汉金的消失。黄金逐渐退出货币的流通领域，成为人们宝藏的对象。黄金作为称量货币，曾经在西汉的货币制度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也曾为人们制造出种种奇特的假象。但它不能与铜钱一样，经受战争灾乱的考验，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失去货币的资格。

[①][②⑥][③⑤][④⑦]《汉书·食货志》。

[②]《陕西兴平念流寨和临潼武家屯出土古代金饼》，《文物》1964年第7期。

[③]参见秦晖《汉"金"新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本文统计有所增补。

[④][⑩][①⑧][②③]《江苏盱眙南窑庄楚汉文物窖藏》，《文物》1982年第11期。

[⑤]《湖南楚墓中出土的天平与砝码》，《考古》1972年第4期。

[⑥]《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⑦]《汉书·武帝本纪》太始二年应劭注。

[⑧]《论衡·讲瑞篇》。

[⑨]《汉书·武帝本纪》太始二年师古注。

[①①]《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文物》1973年第4期。

[①②]《西安汉上林苑发现的马蹄金和麟蹄金》，《文物》1977年第11期。

[①③]《郑州市郊发现汉代麟趾马蹄金》，《考古》1974年第1期。

[①④]《长沙发掘报告》第119页。

[①⑤]《太原东太堡出土的汉代铜器》，《文物》1962年第4-5期。

[①⑥]《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

[①⑦]《辽宁新金县花儿山张店出土马蹄金》，《考古》1984年第2期。

[①⑨]《咸阳市发现的麟趾金和马蹄金》，《考古》1980年第4期。

[②⑩]《怀柔县崎峰茶公社发现汉代马蹄金》，《文物》1976年第6期。

[②①]《宜昌前坪战国两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②②]《河南扶沟县古城村出土的楚金银币》，《文物》1980年第10期。

[②④]《汉书·景十三王传》。

[②⑤]参见宋叙五《西汉货币史初稿》，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1年初版。

[②⑦]《九章算术》卷六。

[②⑧]《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604、605、609、611页。

[②⑨]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29页。

[③⑩]《汉书·景帝记》中元六年孟康注。

[③①]《汉书·王吉传》。

[③②]《汉书·刘向传》。

[③③]《汉书·景帝纪》中元六年应劭注。

[③④]《汉书·景帝纪》。

[③⑥]《史记·梁孝王世家》。

[③⑦]《西京杂记》上卷。

[③⑧]《史记·陆贾列传》。

[③⑨]见《汉书·酷吏传》、《货殖列传》等。

[④⑩]《汉书·文帝纪》。

[④①]《汉书·张汤传》。

[④②]《汉书·扬雄传》。

[④③]《汉书·酷吏传》。

[④④]《居延汉简考释》，第48页。

[④⑤]《汉书·武帝纪》。

[④⑥]《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71页。

[④⑧]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三《汉多黄金》。

[④⑨]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⑤⑩]宋叙五：《西汉货币史初稿》第3章。

[⑤①]《宋史·杜镐传》、《日知录》、《二十二史札记》。＊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衣中加马

＠②原字为青去月下加介

＠③原字为分加枚右

＠④原字为亻加辶内加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