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物流的意义范例(12篇)
时间：2024-04-23
时间：2024-04-23
重复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相同或相似的事物在构成形式上多次的出现达到量的积累以及流动性的范畴。重复的发展进程早已经进入了关系化符号化的阶段，也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断的完善与发展。
第一节流动的概念及阐释
流动的所指范畴在普遍意义上市倾向于气体与液体的，流动的过程都是物体运动变化的轨迹过程。流动的特性即为连续的、不可逆转的，多数情况下是受外力作用的。随着人类对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流动的认知范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现在的流动范畴能指的是物质、时间、空间、社会环境、思想意识等多范畴概念。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体现的是信息资源的流动，信息的流转体现的是另类意义上的流动，信息的流转也正是对时间与空间流转的一种挑战，信息流转上的时效性是重要的表现特征。
时间的流动表现为白昼交替、斗转星移，时间的流动不受个人或环境的约束，是常态化的进程社会发展亦是如此，社会中的个体成员在自我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着生产与活动，同一环境中又有不同的模式，其中的流动规律也是不可逆转的，是有人的参与的。艺术的产生形式也正是在这种规律中而获得的。
流动性理论的研究
流动的建构是多元化的构成形式，在齐铬荣特?鲍曼看来，社会的流动性是具有社会社会主义、现代性、后现代性与流动的现代性四个阶段的理论基础的。这四个阶段不仅体现出的是社会性的流动关系，也是社会与个体之间的流动关系。这样联系紧密的的流动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与人类空间关系的融合与交互。
对于人自身这个个体来说，个体的流动性始终受客观社会的制约，多数情况下，个体还未适应社会节奏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有时候，个体会对社会发展的趋势做一定的预估，但这种预估往往是带有不确定性。个体的发展走向经常是要受到客观环境给出指导的。鲍曼认为：“垃圾处理业在流动生活之经济中居主导地位。这种社会生存及成员的幸福，取决于产品迅速地沦为垃圾，以及处理垃圾的速度与效率。在这种社会里，没有什么可以免受用之即弃之普遍规律的支配，也没有什么可以被容许在过气后继续存在下去。无论有无生命，一切事物的恒久性、持有性、坚韧性，都是无以附加的危险、避之不及的恐惧、深恶痛绝的靶子。”[1]鲍曼的理论正是说明了社会形态中的万事万物都是在运动着、流动着、循环着。这个过程也要求个体不断要与社会环境保持相一致性，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的更新进步，否则就如垃圾一样被淘汰。
流动性是时代的特征，流动中有毁灭，毁灭中有创造，创造又会产生新的竞争趋势。时代流动性不会具有特定的模式，变化的范畴会像流水一样迅速的向前移动，计划与经验性不再成为行之有效的办法，社会的各个环节都具有不确定性，艺术的产生于发展也是经过这样的过程才发出时代的光芒的。
流动的形态特征是多样的，重复也是流动的一种形态，和其他形态相比，重复更表现出一种规则的运动。重复的运动轨迹也是不断更迭淘汰的，整个过程处于暂时与连续的流动关系中，流动性也不是简单的重复关系，是在重复更迭中产生了新的依存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代社会全球化的流动性，社会客体间的的交流已经变得十分便捷，对于时空的把握也不是十分的严苛，时代的焦点也愈加倾向于个人化的特征，连接交流形式也体现着重复性的特征，交互方法也变得更加便捷。
第二节流动性对美学意义的影响
流动本身就具有现活的特质，原始美学给人以原发地感觉，古典美学带来的是细腻与唯美，现代美学更多的体现的是简约，后现代美学更多的是表现出的不确定性，正是由于后现代美学符合社会发展状况，表现了人对时间与场所的无苛刻性，所以周遭环境与人的关系时常是带有随意和无常性的，人群对真实的感知已经变得模糊，换句话说是对真实的一种消磨，人类的生存状态是经验的重复。
作为艺术家与设计师来说，作品创作很多时候也是在延续了这种情节下而产生的，所创作的作品呈现的解读不再单单是艺术家设计师的自我意义，观众对于艺术平的解读变得十分关键，对作品的接纳形成了一种消费关系，观者参与了艺术作品的合成。但在鲍曼的观点中认为，这些观众式的观点很可能成为艺术批评的暴民。
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尚是首次把现成品当作艺术品来展示的艺术家，现成品本身在自我存在上就是表征的复制，但杜尚的作品呈现在表达意义上与现成品德使用功能是有根本的区别的。杜尚的展览行为对美学史上文本的意义的范畴也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文本的意义不在是简单的总结与记录，还包括了各种社会关系集合以及意义的转化，文本具有了比拟性。
艺术的发展逐渐在体现在人的思维意识层面，这也正是美的转化，无论是自然美还是人类经过长期过程创造的美都是信息符号化传播的进程。美来源于自然，由自然又转化成新的表现形式。自然美与创造美都是人类思维意识下运转与信息流动集合的结果。
于韩国汉城韩进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上，青岛交运集团总经理、党委书记赵迎春与（株）韩进社长李源荣代表合作双方在合同上郑重地签下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笔。青岛市副市长、交通委主任胡绍军出席了签字仪式并考察了韩进集团的物流企业。
作为（株）韩进集团在山东省的第一家合资企业，其组建过程与成立意义自然非同寻常。我们不禁要问：
韩进海运：相中交运为哪般
背景介绍：韩进集团
韩国韩进集团是从事海、陆、空专业运输的世界500强企业，拥有遍布世界各大主要港口的集装箱船舶、航线和先进的物流网络，是世界物流界的巨头之一。韩进重工、大韩航空和韩进海运是韩进集团的三大经营支柱产业。
虽然拥有现代物流的经验、技术甚至成熟的模式等核心软件，但海外的物流巨头若要顺利进入中国市场仍然需要一个中国的搭档，这个搭档的优势在于具备了道路运输等基础硬件，但仅凭此条件，韩进的可供选择面并不狭窄。而作为从事海、陆、空专业运输的世界500强企业及世界物流界巨头之一的韩进选择合作伙伴非常慎重，此次携手交运。其深层次的原因所在绝对值得探究。
韩进观点：
“我们有共同的发展目标、良好的业务基础、和谐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交运集团和韩进集团在企业文化上有很多的共鸣点，都特别重感情、讲诚信，现代物流又是一个有广阔发展空间的产业，所有这些都为合资企业的发展奠定了成功的基础。”（株）韩进青岛支店长、青岛韩进陆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韩方代表元致宇这样说。
韩进攻势：
日韩企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企业走到哪里，物流企业就跟到哪里。为有效拓展中国的物流市场，抢占中国物流行业的市场先机，韩国韩进集团决定用三步迈入中国市场。即以青岛为中心，合作开展国际货运、航空物流、仓储、公铁联运、第三方物流事业，进而辐射山东各主要城市；再以山东省各主要城市为中心，辐射全省；最后则以山东省为中心辐射全国。
可见，韩进与青岛交运的合作还仅仅是开始。作为韩国物流的龙头企业，韩进的进入还将带动一批韩国中小物流企业，此次青岛交运赴韩国与韩进签约，就深深触摸到了韩国物流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巨大兴趣。韩进选择青岛，将更进一步激发这些企业对青岛的兴趣。
青岛交运：胜券在握优势引得凤凰来
背景资料：青岛交运集团
青岛交运集团是集交通综合运输、海陆空、车辆检测维修、地产物业开发、综合进出口贸易、国际国内物流、基础工程建设、商贸购销运存、宾馆旅游娱乐、系列交易市场等等多元经营于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是交通部重点联系企业和交通部物流重点试点企业，全国物流百强企业名列第19位。
交运优势：
优势一：从产业上具备了与韩进合作的平台。
早在几年前，青岛交运为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青岛市"以港兴市"战略，充分利用专业运输企业的优势，抓住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机遇，加快传统运输向现代物流的过渡，从提供基础物流服务开始，循序渐进，由点到面，由少到多，由低到高，由从事一两个物流服务环节到多个环节，到最后发展高附加值的物流服务。经过几年的物流实践，形成了"1137"现代物流运作体系。即建设一组现代化物流园区；培养一支现代化物流人才队伍；强化现代物流三个合作，即加强与国际企业、国内大企业以及商业企业的物流合作；运作七个现代物流市场。通过"1137"体系的有效运转，推动了交运集团物流业的快速发展，打造起与国际物流巨头合作的产业平台。
优势二：青岛交运良好的发展前景。
年轻的青岛交运所拥有的深刻的品牌意识让老牌物流企业韩进找到了情感的共鸣点，青岛交运的企业文化、品牌、发展的布局和战略，还有社会对这一品牌的认可度，都让韩进感到与青岛交运能够在思维上沟通起来，成为此次合作潜在的或者真正打动韩进的因素。而青岛交运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尤其让韩进认同，很多富有人情味的细节令韩进颇为称道。双方的此次战略合作可谓相见恨晚，一拍即合。
韩进先进的业务和理念将使交运集团把国际流行和本土化品牌有机结合一起，即将展现在所有人面前的是符合国际要求又有本土特色的知名品牌“青岛交运物流”。
交运回首来时路：不断上升的合资合作进程
从最初由青岛交运陆海国际货运股份有限公司、美国AIRSEA国际运输有限公司、日本日新运输株式会社、青岛邦达物流有限公司合资创建的青岛海新达国际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实现交运集团对外合资合作零的突破，青岛交运陆海国际货运股份有限公司、台湾东亚有限公司、以色列以星轮船公司合资成立的青岛陆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成功运作，前湾国际物流园引进香港马士基物流（中国）有限公司、伊藤忠商事爱通国际物流株式会社、韩国韩进海运株式会社、香港胜狮货柜有限公司、以色列以星轮船（中国）船务有限公司等世界500强企业入驻园区加盟经营，到此次与韩国韩进的物流合作，每一次的合作都是一次经营空间的拓展、信息网络的拓宽，最重要的是思维模式的飞跃。
专家视角；
再站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看，这将不仅仅单纯是两个企业的一次普通跨国合作，也不仅仅是一笔两笔业务的问题，而是老国有企业的一次再改造再提升。无论是从企业经济运行质量还是企业资产优化又或是员工队伍培养，都将使老国有企业受益匪浅。中国的物流企业如果想提升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必须要有好的竞争和学习对手。理想的对手第一要有全球服务网络，最好不与区域性的物流公司进行合作；第二要具有传统海运、仓储、空运和快递的规模优势，从这种意义上而言，交运选择韩进定位准确。此次的合作方韩进物流是典型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作为其合作伙伴，青岛交运与韩进的合作是全方位的物流合作。这样的全方位合作使得青岛交运不单单可以从中获得效益，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技术、管理运作和对物流市场的认识把握。此举将是传统企业利用外资合作嫁接寻找传统国有企业发展之路的范本。与韩进合作成功后，将更加有助于交运集团物流业务的整体提升，从而推动交运成为真正的第三方物流企业。
交运观点：
交运集团总裁赵迎春的观点非常鲜明：与外方合资并不一定要自己控股，因为这并不是整个交运集团与外方合资，而仅是拿出一个子公司与之合资，合资目的不在于短期的利润，而是要通过合资学来技术和管理思想，以更好地运作整个交运集团的现代物流，带动整个交运现代物流的起飞。而且可以通过合资公司的繁荣刺激母体公司的发展，促进内部整体素质的提高。韩进具有先进的物流方面的运作知识和实战经验，交运将在学习的同时逐步构建起大物流框架。海运、航空、公路、铁路、多式联运将成为下一步交运物流的主攻方向。
物流业前景无限合作意义非凡政府高度重视
政府高度重视
此次合作在震惊业界的同时也引起了政府层面的高度重视。2004年山东省省长韩寓群率山东省代表团访问韩国期间，会见了韩进集团赵亮镐会长，在会谈中赵会长提出了韩进集团物流要进驻山东并与山东省在国际物流、航空物流等方面进行合资合作、在青岛建立物流基地的构想。根据山东省交通厅的指示精神，交运与韩进（株）就开展物流仓储、航空物流、国际货运等项目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接触洽谈。在山东省交通厅高洪涛副厅长的推荐和大力支持下，2004年下半年，（株）韩进开始对山东省十几家企业进行考察调研，最终在2004年11月5日签署了合资合作意向书，就合资合作达成了初步意向。2004年12月22日赵亮镐会长来青拜会了青岛市市长夏耕，在会见仪式上，夏市长和赵会长都对（株）韩进与青岛交运集团之间的合资合作项目表示了高度赞赏与肯定。在山东省及青岛市政府的积极努力下，交运集团成为了韩进在中国的首选合作伙伴。
物流发展VS龙头地位
平心而论，价值相对主义的这种流行，有其内在的理论、文化、社会原因，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尤其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更内涵着一种肯定人性个体性之平等价值的客观性精神，因而颇具精神与思想解放的意义。但是，一种“思”一旦流行为“潮”，其流弊亦渐次显露。在“做你要做的”、“怎么都行”的口号下，人们恰恰易于为诸如媒体、广告所形成的流俗、时尚所左右而失却自己，无能“做其所要做”；在否定了意识形态中心之虚幻理想性而转向物化的“真实”之后，由于心无所主的精神失落而无法在每一相对之流动性中建立一具有持存意义的“家”，从而一切相对性的“真实”复又颓变为“无常的虚假”，随波逐流的外在时间性的填充，使人流于感性满足继之以匮乏之无穷递进的恶无限；公约、公法被视为与私人性、特殊性无关的单纯外在约定而流于一纸空文，而文化历史和价值相对性的绝对化反而构成了逃避公法制约和制裁者的任性乃至专制之口实和依据。从理论上讲，相对主义使现实社会实际上的价值目标成为无意义。哲学在这种“决然的范畴解体”状态下将失去对人类的种种现实精神现象进行意义理解和解释的能力。
近年来，这种价值相对主义流行所造成的文化、道德危机已经引起人们的忧虑。在我国，文化和人文社会科学规范的重建亦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的一个理论热点。价值问题究竟有否真理性和客观效准，便成了一个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对于这个关乎未来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中国传统哲学的思考方式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当代社会思潮中的相对主义观念，可以说是工业社会和所谓后工业社会现实的一种文化理论表现。从表面上看，它似乎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精神的反动。当代哲学家对传统形上学、对理性主义的批判、解构，似乎都表明了这一点。但从理论原则上讲，这种激烈的批判所表现的，恰恰是西方传统哲学精神的继续。这正是思想、理论发展的吊诡之处。近代西方哲学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念：知识与信仰、事实与价值、理论与实践、认知理性与道德理性的二分。这一观念的提出，为人的精神摆脱俗世化了的神学（教会）的束缚，面向自然而反思自身，为近现代科学的独立发展乃至现代人生存方式的确立，提供了新的思想、精神的空间。但也正是这一观念所造成的自然与自由的绝对对立，暴露了西方思想的根本矛盾。现代思潮中的价值相对主义观念与此有着很深的理论渊源关系。
在近代哲学中，康德的批判哲学对知识与价值、自然与自由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和系统的理论说明。康德从分析的立场出发批评古代哲学家对实践理念与思辨知识的混同。不过，这种混同其实并非像康德所说的那样是扩大实践的理念以包括思辨的知识，而是以思辨的立场来审视实践的问题。以理论认知方式建立形上学的普遍原则，这是西方传统哲学形上学的一个特点。西方哲学中种种二元分立的观念，都表明了这一点。康德明确区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指出知识领域不允许有超验的对象，宣告了以理论认知方式为前提的形上学的不合理性，转而以实践理性为基础重建形而上学。这是康德的真知灼见。但他并未摆脱西方哲学的理论传统。实质上，他在实践理性的领域中仍然使用了理论的原则。在这里，包括道德感在内的一切情志内容都被视为具有偶然和相对性的“实质”，道德法则作为纯粹形式的原则乃在人的自然实存本性之外另有来源，而作为道德法则之本原的意志自由，保证至善之可能的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皆为一种无法为经验、实存内容所实证（如实证知）的理论假设（或悬设）。这样，哲学概念的澄清和传统哲学理论原则的反省恰恰在实践领域内更集中地暴露了古代以来形式与实质的矛盾。按照上述原则，一方面，我们不可能由知识、事实的判断合法地推论出道德和价值的普遍原则；另一方面，实践理性所设立的道德原则，由于其无人的实存性情态生活的根据，不能为人的情感生活所实证而流为抽象的形式原则。这样，抽象化了的道德原则便落在了同样抽象化了的相对性的“实质”之外。近代以来西方社会思想中的契约论思想，当代哲学中甚为流行的约定论观念，正可看作是此种理论原则的衍生物。既然社会性的伦理原则成为在人的情志内容之外的人为设定而无人性的基础，不能为人的心灵生活所亲切体证，那么，它便不具有实在的意义和普遍性客观性的效准。近代以来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现当代哲学拒斥形而上学，转向内在性、私人性，诉诸仅具有相对性意义的“实质”，都与上述哲学的观念有关。当代人文学者一般都把当代价值相对主义思潮的流行归因于寻求理性统一性这一启蒙方案的失败。表面上看，这是不错的。但是，近代启蒙理想所导致的事实与自由、形式与实质的分立，恰恰是西方传统理智化精神彻底化的结果。而现当代价值哲学转向内在性私人性，突出差异，表面上似乎是对启蒙思想和现代性的反动，实质上，这种反传统，恰恰表明了它与传统精神的一种内在关联。
这样看来，超越此种价值与事实相分裂的观念，乃是我们理解价值真理性的关键。当我们认定一个抽象事实领域时，实质上已经表达了一种价值的立场——人类中心论的立场——对象在其自身中无价值可言，它只是相对于人才有了价值：有用性。我们今天的行为、思想已经深深地为这种观念所浸透。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人化自然”、“人为自然立法”，皆表现了这一点。实际上，这种“有用性”恰恰是在事实与价值抽象对峙前提下造成的事物的非价值。相反，依照中国道家的观点，事物之“无用性”却正表现了它自身的价值。因为此“无用性”恰恰排除了事物自身以外（人为）的尺度而可以自身的尺度实现其自身存在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事实的客观性，如排除在它之外的外在价值尺度而言，就是它本身存在的“应当”。一物事实意义上的“真”在其实存的表现里就是“它自己”。中国古典哲学里有“体”、“用”这对范畴。“体”、“用”近似于但却不同于西方哲学里所说的本体与现象。“体”非在逻辑、认知意义上所抽象出的实体性。“用”是显象、流行，类似今语所谓作用、功能。一“物”在其显象、流行或其功能表现中即是它自己（“体”）。所以，中国哲学家称之为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事物即流行而现其真常，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观念。但是，任何使这种显象和流行僵化、滞著为一种（主观）任性所要求的抽象“质”的智化作用，都被认为是一种对“体”的蒙蔽。在这个意义上，“体”只可说是一种“无”性。能够即万有之流行而“体无”者，方可谓之圣人、真人。由此可见，作为“体”的“无”性，实又为一对内在性、任性的超越性或客观性。在这个超越的“无”性中，事物才有其真实的存在。这种观念，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功能作用超越性”。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观念的使用其实是很普通的。我们可以从一个教师对其工作的尽职尽责，对学生的爱护和有效的教学等表现中得出“这是一位好教师”的判断。我们之所以不会怀疑类似判断的客观性、真实性意义，乃是因为此类价值判断的日常用法中已本然地超越了事实与价值的抽象对立。可以看出，在“教师”这一概念的“体”性中，实已蕴涵了对它的“用”的内在要求，尽管我们从现实中不可能列举出这“用”的显象的全部。在中国哲学里，善、道德法则就是这样一种“功能作用超越性”的观念。
从这个意义看，价值的“真”，并非一种形式的、抽象的设定，确切地说，这个“真”，就是“真实”、“实有”。儒家的形上学，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诚”。诚是一个标志人性或人之存在价值实现的概念。诚的字义是“真实”。朱子《中庸章句》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王船山《尚书引义·洪范三》说：“诚也者，实也。实有之固有之也，无有弗然，而非他有耀也。若夫水之固润固下，火之固炎固上也，无待然而然……。”诚即实、真实、实有。在这里，“真”的内容与“应当”是相互涵摄为一的。“诚”就是“是其所应是”。这个“诚”，不仅包括人，也包括物。《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又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就说明了这一点。事物在其自身展开中完成并具有它的“所是”，就是“诚”，就是“真实”。所以，这个“诚”包涵着内在一体的两重意义：实现义；真实义。强调事物在实现其“所是”中而真实地具有这个“所是”，这是中国哲学基本的价值观，亦是其基本的真理观。黑格尔在《逻辑学》里讲到过，“真”或真理的涵义即事物“是它们所应是的那样”。海德格尔也说过，真理即存在去掉遮蔽的自身开启（显现）。这些观念，很接近中国哲学上述看法。
由此看来，我们所持的抽象事实的观念，并不具有先在的性质；而由这一抽象事实的观念我们恰恰可以从另一方面领会到，人的实存生活中可以分离出一个不同层级的共通性、普遍性这一特征。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表现出这种事实抽象的效用性（便利性）。比如由易货到金属货币、纸币以致信用卡，这是一个不断抽离存有之个性内容而达共通性的过程。抽象的层级越来越远，致使它完全模糊了其起源而成为与个体存有完全无关的东西。由此，一切社会共通的东西都被视为为了便利的设定，而失去其“真实”的意义；而同时在实存中亦不再有“共识”，而仅剩下“内在”和“差异”。这种抽象的便利使人更多地面对“现成”而无亲历意义的陌生世界，现代生活中人际关系的隔绝已使人存在的“真实”意义大打了折扣。当代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反对抽象事实的观念，但却又由事实与人的价值认定相关而进一步否定存在着事实的真理（确定性）。实质上这种观念，是以事实与价值分割所形成的抽象内在性为前提所得出的结论，已是本末倒置，落入第二义了。
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人在价值问题上的一种矛盾处境。一方面，人、物皆是其所应是（诚）。这个“是”，已包涵有超越个性实存的共通性在。另一方面，人又不同。物在它的直接性存在里，无不“是”其自己（狗不会违背狗之性，树不会违背树之性），它无不“在场”。物作为“事实”有确定性，从实现的意义上，它也已然是“确定了”的。《中庸》所谓“诚者物之终始”，对这一点说得再好不过。人却不同。人的实存现实总是：他面对着越来越复多的未经亲历、已然“安排”好了的、既成而又陌生的周遭世界。规范性的名言、符号好象皆是由外而至且压抑着人的抽象设定。人性的觉醒似乎总是从摆脱压抑、寻求解放始，但时过境迁，往往发现这“解放”的追求也不过又是一种随波逐流，因而一无所“是”。人总“想有个家”，乃因其总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这正是“现代”的一种生活情态。规范性与内在性的相互外在，确乎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
人的个体生存与共相性存在的可分离特征，使人们习惯于从外在设定的角度看待规范性，从而形成根深蒂固的私人性和内在性观念，同时也造成规范设定的任意性。从上述价值“真实”性的角度看，这种观念是很成问题的。与其价值观相一致，中国哲学的人学很注重个体与内在性的意义，这一点，由一个很独特的概念——“独”——作了很好的表达。儒家讲“独行”、“独其心”、“良知即独知”；道家讲“见独”、“独化于玄冥之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个“独”，是彻底的无所依傍的内在性、独特性，标明了内心生活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但它却是非与他者隔断的“孤独”。相反，恰恰由这个彻底的内在性与独特性，绽露了人之所是的那个共通性。在《庄子》里，正是那具备“独知”的得道者之间，才能够达到那种“目击而道存”、“相视一笑，莫逆于心”的圆融无碍的沟通（这当然不仅仅是现代人所说的达到“共识”而已）。《荀子》也说：“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诚中形外，这个“独”，也是内与外之统一。在那种内、外对峙的分裂的意识中，一方面内在性是一个被抽离共“通”性内容、无任何持存恒久性的感觉之流（此颇似佛家之无常），所以不具实在、真实的意义；另一方面则是仅仅为了实用目的而设的抽象规范性，亦无实在的意义。人需以教育来成就。这个教育，由此便仅仅成为由外铄所塑成者。教育的塑成，便缺乏“自我”的内容。所以，那个深恶抽象理智之确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就很怕“自我”这个词。但他们似乎不曾说明，在上帝之死、父亲之死和“自我”之死之后，人还能有什么？在“独”中的人，情况就完全不同。在这个“独”中，人才能达到真实的自由，魏晋名士称之为“达”。“达”即“通”。他们追求“达”而深恶“作达”。盖竹林名士之“达”，乃其“玄心”之显现，有其内在的规则尺度，而非感性的放浪恣纵。“作达”，乃外在的模仿，流于形色感性之放纵，已非己有，失却其“独”，故无真实、自由可言。此犹如一件艺术品。艺术的美，其价值的普遍和永恒亦正内在地显现于其不可复制、模仿的独特性中。仅仅感性的刺激和抽象的理念，皆无真实性，因而亦无价值可言。
这种内在性与“通”性相圆融的“独”的价值实现方式，使中国哲学对规范性和道德法则具有全然不同的理解方式。就个体存在而言，他一开始所面对的世界当然是一个既成的世界（规范、符号皆社会所给予者）。但是，从“独”这种本然的存在状态而言，一方面，个体的人之教养使之能以原创性之态度面对此规范性，规范性并非无关乎人之个体实存的外在设定。如《中庸》所说，“道”实在是“执柯伐柯”、“以人治人”，为人当身的本有之“则”，故以夫妇之愚、不贤，皆能知能行。朱子说得好，人心虽为一浑然之体，但却“具众理以应万事”，仁义礼智种种伦理规定，实即人心那个“独”固有之品节的显现。所以，人行之中节，乃可达成人格内部之和谐（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由此，规范性便不仅是一种设定，同时亦是与个体存有相关之真实。另一方面，这种观念也排除了对规范的约定俗成的理解。“约定”是一个实用性的观念，而约定可能形成一个与人相悖的极有害的规则。中国古代哲学家根据其前述价值观念，强调“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董仲舒语）。这从原则上否定了规范设定的任意性。
“独”之真实的价值实现，首先要求独特性的个体性表现，但它内在所保有的“通”性，使它非脱离开它的具体社会生活情景的抽象的“单子”，相反，它要在具体的历史性中达到其独特性和超越性的双重实现。这样，价值的真实性便在一种历史性的观念中既保有了其相对性的意义，同时亦具有了客观的效准。从孔子开始，中国哲学便深具此种历史意识。龚定庵“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一语，可说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精神的一个恰当概括。人既非一个在自然中（如自然物、动物）实现其先定之所是者；同时，又非一天然圆满的存在者（如神），而是一历史性的存在。历史性这个概念，首先肯定了人的当下不可重复性的特殊性内涵；同时，又蕴涵了生生不已的创造性的意义。孤立的内在性只是一个感性之流和抽象的点积性，不具创造性，因而亦无历史性的意义。在这个历史性的观念中，人乃是置身具体的历史处境而与世界互动地构成一个整体的“独在”。儒家讲“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名者……所以真物也”（董仲舒）。又讲，“君子思不出其位”（曾子），“君子素其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焉”（《中庸》）。“名”所以能够“真物”，乃在于这“名”既非一个单纯事实的称谓，亦非作为抽象的个体之外的实用性规范。人在其实存状态中，皆通过作为具有不同分位的一员而与整个存在的世界整体动态地关联为一体。这些分位或由自然所赋予（如父子、兄弟）；或由选择所形成（如教师、公务员）；或由历史的际遇所限定。然而在这些个具体的角色定位活动里，扬弃和软化了那个“名”所具有的社会既成性（道家称作“伪”，儒家称作“蔽”）意义，这“名”乃成为那个历史性中的“独在”之自身超越的内在普遍性要求。所以，在具体有分位规定的历史情景中，人才能达到“无入而不自得”的自由。《老子》也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当然，老子这里是把“仁义”等伦理规范看作了既成性之“伪”的代名词。而在消解了规范的现成外在性之后，“名”所要求的，恰是人心“独在”所呈显的整全的德性（父慈子孝等）内容，在这“名”（即“知止”或消除了伪蔽之“名”）中所成就的普遍性的德性，亦正是个体存在之真实的自己（“百姓皆谓我自然”）。这样，规范性便非外在的抽象规则性，它在人的道德活动中不断地外显为“名”言之品节，同时，又不断地扬弃其现成性而复归于人的个体存在的整全性。由此，善的价值理想便非割断其历史性的抽象实体，而成为在其生生创造历程中点化或活化现实的超越性力量。同时，这种形上本体作为一种功能作用超越性，亦由于与人的内心生活的质量相关，而可以不同层次地为人的情志生活所体证（或曰“实证”），因此可以在人的内心生活中成为其安身立命之本。用现代新儒家的话说，就叫作“内在而超越”。
历经30年的发展，90年代西方的绿色环境运动在内容上和理念上都发生了不少新变化，产生出一些新趋势，也引伸出一些新问题。
一、90年代西方环境运动的新趋势
与70、80年代相比，西方环境运动在90年代产生了四大发展趋势：实践层面，从以群众运动为主体发展到以政党政治为主体；政治层面，从“红-绿结合”发展到泛绿；思想上，从深绿发展到浅绿；文化价值上，出现了后物质主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
第一，在实践上，从绿色运动的层面进入以绿色政党活动为主的层面
为了认识90年代绿色环境运动的这一特点，可以简单地回顾绿色运动的前史。
60年代是绿色意识的精英启蒙阶段，主要事件是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森发表了她的名著《寂静的春天》。她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工业污染对地球上的生命形式包括人类自身的损害，陈述了工业技术革命的生态破坏后果，第一次就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肯尼迪读后倡议次年为联合国自然保护年。卡森的这部书拉开了“生态学时代”的序幕。
70年代是公众绿色意识的动员和形成阶段，主要事件是罗马俱乐部的活动和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回应。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交了它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正处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的西方世界发出了关于“人类困境”的天才预言。罗马俱乐部关于“只有一个地球”口号成为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重要背景材料，后成为人类共识。在70年代初，发达工业国家各国政府纷纷建立环境管理机构。
80年代是群众性广泛的绿色抗议运动阶段，主要事件是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工业污染事件引发的环境抗议运动和矛头指向冷战双方的、与反战反核和平运动相结合的大规模群众性绿色抗议运动。80年代也是发达国家绿党活动最活跃的阶段；80年代还是全球绿色意识形态的群众性普及阶段。学界、媒体全面介入绿色话题，绿色生态环境问题从60、70年代鲜为人知到80年代成为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常识，绿色意识形态也成为当代意识形态的绿色一翼。
90年代以后，绿色环境事业走向全面政治化阶段。与前20多年相比，90年代的绿色运动呈现两大特点：国际政治行为，政党政治。1992年全球环境峰会――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标志着人类已进入维护共同家园的全球时代。环境与发展问题已成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特别重要的是，90年代中期欧洲中左政府执政出现的“红-绿联盟”政治现象，即社会人与绿党共同组阁现象，使绿色运动的主题转向了以往绿色运动最为拒绝的政党政治。
绿色运动向绿色政治的转向，形成了90年代环境运动总特点，即从以群众运动为主体发展到以政党政治为主体。在欧洲各国绿党通过与社会人的联合执政成为体制内的执政党之后，绿色运动表现为普及性、组织性上升，民间性、社会性降低。近年来，尽管媒体时有关于“绿色和平组织”在海上拦截日本捕鲸船、多瑙河全程污染、生态死亡等抗议活动的报道，但是90年代鲜有70、8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即使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美军和北约使用贫铀炸弹的情况下，整个西方也没有出现群众性的环境抗议运动。
第二，在政治上，从“红-绿结合”到泛绿化
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中期之前，绿色环境运动的“红-绿”结合倾向一直居主流地位。尽管主流绿党主观上强调自身的中性色彩，但是，作为一种本质上反体制、反主流的社会运动，其矛头主要对准工业社会的既成秩序、反对资本主义官僚体制。因此，绿色环境运动天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在这个意义上，“从红到绿”、“红绿交融”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而90年代中期红绿联盟执政的实现，是红绿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事业在政治上的发展顶峰。从社会的角度看，红绿联盟是社会长期战略的胜利；但是从绿色运动和绿党本身的发展线索看，红绿联盟既扩展了自身内部红绿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一脉，也标志着绿党活动向泛绿化方向的延伸。也就是说，主流绿党不仅在政治上谋求与社会组织中左政府，实现红绿联盟，而且它的存在和上升也“绿化”了西方各大主要政治意识形态，迫使整个政治景观出现泛绿化，客观上推进了政党政治的“绿化”进程。事实上，欧美国家90年代的竞选政治中，无论左中右阵营，现已无党派不打“绿色牌”。在各党派的竞选宣言和纲领中，绿色条款都赫然在目。泛绿化是90年代欧美政治“中性化”的主要原因。所谓“两头靠中间”，左右向中看齐，实际上是向“绿”看齐。至于各大政治意识形态本身的绿化，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传统的保守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都接受主流绿党的激进生态观，而市场自由主义、福利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都主张改良主义的生态观。它们对待资本主义的根本态度不同，但是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绿色意识形态的影响。
第三，在思想上，从“深绿”到“浅绿”
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哲学理念，绿色环境运动的主流指导思想是“深绿”色的，生态主义者也将之归结为“深生态学”。研究者所说的生态基要主义(生态原旨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简称生态主义)，都属于“深绿”范畴。原旨的生态主义者也即主流绿党，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对自然界的掠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集中批判技术中心主义。其极端的形式即所谓“动物权利”、“生物权利”理论。90年代以来，生态社会主义者反对一般地拒绝人类中心主义，在对技术中心主义的批判中反对走极端，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口号下重返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在反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这种从认识上和哲学理念上对工业文明、科学技术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既拒绝狂妄的、以技术中心主义为特征的早期粗糙的人类中心主义，也远离极端的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标志着绿色意识形态的淡化即浅绿化。绿色时尚从深绿到浅绿的转化，意味着人类绿色意识的一个历史性的飞跃。非技术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现已成为绿色思想的主流和共识。
第四，在文化价值取向上，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产生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在文化观念上，绿色环境运动及其思想都属于后现代主义的范畴。在绿色思想各派别中，除了那些受传统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的流派仍重视理性主义、进步主义的价值之外，新兴的主流绿党、绿色无政府主义和生态女权主义基本上都属于后现代主义范畴。尤其是90年代以来，西方新一代青年中出现了一种后现代的文化价值取向――“后物质主义”。
作为新兴的、流行的价值取向，后物质主义是当代西方以雅皮士(YUP，城市青年专业人员、公司白领)为代表的新中间阶级的价值倾向。其主要内容是强调“生活质量”、“自我实现”和“公民自由”。其中，对“生活质量”以及与人的内在和外在的生活质量相关的生态环境的重视，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显著特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绿色运动、绿色思想的渊源决定了它对“生活质量”的重点关注。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折，体现了价值观念的代际转换。在发达国家的特定时期，都存在着从二战后的高度富裕中得益的年轻一代与经历过一战、大萧条和二战痛苦的老一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分化。饱受战争痛苦和经济萧条的老一代人的群体价值取向是物质主义的，他们最关心与衣食住行相关的物质需要和安全保障。战后“婴儿潮”一代人(1946-1965年出生)在经济发展的繁荣期长大，关注的重点不在食物、住所等直接物质需要，其价值追求与上一代以人身保障和安全为目标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有差别。当他们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成为选民时，开始出现一定的后物质主义倾向。但是，这一代人仍重视物质财富和政治上的成功，在价值观念的总体上仍是物质主义的。由于西方社会持续的繁荣，后来数代人表现出越来越突出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作为“婴儿潮”一代人后代的“X一代”(1965-1981年出生)不再在乎财富和成功，行为更为自主，也更加远离物质主义价值目标，能够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诸如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其后，战后生育高峰期的回生代人，即现在被称为“G一代”(全球化一代)或“E一代”(电子网络一代)(大约生于1977-1994年)又向我们走来。他们比“婴儿潮”那一想主义者更务实，比“X一代”更有信心，更有个体自觉，并更具有全球环境关怀。他们崇尚“生活质量”和个人自由，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天然的基础。真正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一代人，是绿色环境运动和绿色环境意识的深厚社会土壤和政治上的支持者。
二、90年代绿色意识形态的新发展
关于绿色意识形态的新发展，主要是指90年代绿色理念在三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看作为一种全球主义意识的绿色理念的发展；二是在欧美风行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实践中，看绿色理念的新意、特色和影响；三是从绿色意识形态与当代新自由义主流思潮的冲突中，看其政治哲学基础的新变化。从总体上看，90年代绿色意识形态地位上升，尽管在欧洲和美国反差较大，情况不同。
1，绿色意识形态与全球化
90年代的全球化从正负两方面促进了绿色意识形态的发展。
首先，由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绿色意识形态的地位空前上升。随着90年代全球化的迅猛推进，民族国家能力下降，国家边界软化，原有的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框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发展需要。欧盟和欧元区的建立，是欧洲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新的发展现实的应对措施与战略努力。科索沃战争中联合国的消极作为则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现实的客观存在。在这一背景下，凸现出全球治理的客观要求。
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负面全球问题包括：核武器扩散及核安全问题、全球环境危机、全球生态毁灭、国际交易、国际恐怖主义、国际金融危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近30年来出现的新问题，并在90年代迅速加剧。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全球问题的主体。其中每一项的恶性发展都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威胁全人类的安全。而全球环境危机则成为全球治理的中心问题之一。水(蓝色)危机、粮食(绿色)危机、人口危机、荒漠化、物种危机、生态死亡、臭氧层危机、大气污染、极地污染、核污染、生化污染、基因炸弹(人种危机)、全球变暖，等等。解决这些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是单一民族国家力所不及的。危机当前，具有全人类共同命运感的绿色环境意识比任何时候都更显示出其重要性。在地球生态毁灭的威胁下，在人类为自己人种存在而奋斗的关头，绿色意识形态天然蕴含的全球主义意识的优越性自不待言。
其次，从正面看，由于全球化的客观进程引发了全球主义的进一步普及，绿色意识形态成为全球化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地位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同样不可否认，当代全球主义理念深深打着新自由主义的烙印。但是，当代全球主义毕竟具有区别于新自由主义逻辑的进步方面，有积极的正面效应。90年代的全球主义毕竟具有以往世界历史上的全球化所没有带来的新质。绿色意识形态在90年代的发展显然属于全球主义具有新质的内容之一。
当代全球化由于其广度和深度，具有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同时也使人类今天生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程度极高的世界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军事安全、国家安全、核安全等，都已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事务，而是与全人类的生存和利益息息相关。这一全球利益和安全的高度相关性，表现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意识日益增长，使带有超地域、超民族、超国家意识的全球主义观念空前普及。绿色意识形态关注高于单一国家安全的全人类安全。90年代人类的生态关怀、绿色环境意识、绿色和平要求都打上了全球时代的烙印，具有“后现代”的新质内容。全球主义的普及是当代人类在文化理念上的进步，体现了人类对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反思，表达了人类对自身命运和未来的深切关怀。而全球绿色生态环境意识作为具有新质的社会共识，集中体现了90年代全球主义理念的发展特点，表现出对以往传统全球主义的更新与超越。人类的全球观已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备现实基础。
2、绿色意识形态与“第三条道路”
绿色意识形态体现了社会“第三条道路”的“新政治”的主要内容和特征。“第三条道路”的提出，是因为传统的政治选择以及它们所赖以存在的价值观已不足以适应今天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第三条道路”根据西方社会结构的改变和深受绿色意识形态理念浸染的青年一代的价值观的变化，提出了“新政治”。
所谓“新政治”，并非“第三条道路”的发明，是欧美7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政治现象。“新政治”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典型产物。以绿党为代表的新政治党的基本特征和深刻基础，就在于其成员拥护后物质主义的价值理念。二战后西方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经济繁荣期，人们生活安定，普遍富裕。由于教育普及和消费发展这两大因素的影响，新中间层和高学历层大量增加，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产生剧烈变化。特别是由于西方1968年学生造反运动的冲击，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检讨自身生活方式的合理性，质疑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由于具有后物质主义倾向的这一代人的出现和存在，大大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文化、生活和意识形态，表现为左右界限模糊，政党忠诚下降；阶级利益淡漠，阶级识别相应弱化。在阶级认同降低的同时，围绕诸如种族特性、移民、性别、民权、环境和核能利用等吸引公众注意力的重大政治问题，正在形成新的政治认同。
90年代以来，“第三条道路”的“新政治”依据现实的变化，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以左右划分的政党政治、阶级认同和价值观念的新的政治治理方式。“新政治”以所谓不同于自由主义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种模式”实行“社群主义”的“新治理”，核心内容是强调“辅原则”，即公民是第一责任人，国家是辅助者，强调个人的自救，变“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建立政治力量与“市民社会”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新政治”的基础理念是“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这一理念背离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原则，转而置根于绿色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个人即政治”。绿色意识形态的个人责任原则、自主原则、自治原则、基层民主原则等理念深刻影响了“第三条道路”的政策，构成了“新政治”的理论背景。
3，绿色意识形态与新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绿色意识的政治哲学背景是无政府主义。这一基本政治特征决定了绿色意识形态与全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根本对抗姿态。
自里根、撒切尔主政以来，西方经济历经20年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以解除管制、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启动了自由市场的活力，结束了凯恩斯主义失灵后西方经济“十年滞胀”的困境，并推动了信息产业革命和新经济的发展。冷战的结束和近年来势头强劲的全球化浪潮，更是进一步扫清市场壁垒，在全球空前扩张了自由市场的疆界。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尤其是西方经济的发展，也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边缘化，外在于全球化进程，陷入贫困的深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试图凭借新自由主义霸权，建立21世纪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
绿色运动标榜政治中立性，但是它本质上是反制度主义的运动，不认同任何政治体制，矛头指向一切形式的权力结构。绿色意识形态就其本质而言是以无政府主义为政治底色的。主流绿党和生态女权主义等典型的属于后现代范畴的组织，从不讳言他们的无政府主义主流倾向。无政府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消解和对公正和谐均衡发展的世界新秩序的美好期盼，恰恰是绿色意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客观要求。因此，绿色运动反对官僚体制下资本的压迫，也反对新自由主义构筑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无政府主义思潮再度复兴，正在成为一种时尚。(参见约瑟夫·卡恩：《全球化使无政府主义死灰复燃》，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0年8月17日。)尽管无政府主义派别林立，但是90年代无政府主义的死灰复燃明显带有后现代特征，与绿色意识形态多年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加强国际资本主义制度，要求维护城镇权力，由地方进行决策；他们反对公司跨越国界大举扩大投资规模，认为这使大公司得以践踏劳工法和环境法；他们抨击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这些机构取代了各国政府。极端的生态无政府主义者将激进的环保主义同极端的反技术倾向融为一体。约翰·泽尔赞认为，一切科学技术都是束缚人们的手段。他认为计算机和因特网肢解了社会，创造了新的劳动分工，要求更高的效率，并占用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为了解决技术驱动的社会中不断增长的压力，成百万孤立无援的人求助于。他要求控制资本，也控制技术，不但反对发展工业，也反对发展农业，要求社会回归石器时代。美国老牌的绿色理论家、社会理论学家默里·布克金在60年代就将环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合二为一，提出了关于国家和资本主义如何同自然相抵触的理论。但是他目前批评极端无政府主义的过分夸大生态内容，认为不能忽视作为无政府主义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发展成为反人类的虚无主义者。(以上参见同上文。)总之，全球化时代的无政府主义不同于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巴枯宁主义，它与后现代的、以绿色生态运动为中心的新社会运动密切结合，其批判对象也转变为今天的跨国资本主义。很显然，当前西方无政府主义的重新兴起是与对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社会氛围相联系的。
三、趋势与问题
绿色环境运动性质上属于后现代的社会运动。其生命力在于其社会基础――新中间阶层的后现代价值取向，在于新一代青年对现代工业社会官僚体制的不满、拒绝和抵制。随着新的信息产业革命和全球化的演进，西方社会还会持续地发生社会分化，其社会结构仍在嬗变的过程中，这将使绿色环境运动的社会基础进一步扩大。作为20世纪后30年新产生的社会运动，作为90年代以来势头已压倒传统工人运动的群众运动，绿色生态环境运动将成为21世纪西方社会动员面最广泛的运动，因此具有广阔的前景。尽管西方主流新闻媒体经常斥责这类无政府主义的抗议运动愚不可及、杂乱无章、有勇无谋、群龙无首、目标模糊，但这恰恰是绿色运动的一个特点。绿色运动的群众性、广泛性、动员面和潜能始终是一种反制度主义的对抗力量。绿色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即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则显示出有可能把体制外的反对派、一种停留在“造反”层面的群众运动，转化为有组织的反制主义、一种作为替代性制度选择的、未来社会的基础成分。社会主义有可能将前景广阔却目标不清的绿色运动引向未来，纳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方案之中。
问题在于，绿色运动自身的潜在矛盾也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和激化。在外部，全球化促使绿色环境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秩序化现实之间的冲突加剧。绿色价值批判理念与制度化的社会经济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它无法认同现代工业社会和资本积累的逻辑，而全球化必然使自由市场逻辑横行全球，加剧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在内部，其价值理想与其政党政治化的现实倾向产生日益尖锐的矛盾。绿色生态环境运动是向上延伸，继续走90年代政党政治的路子，从反制度主义逐步向制度化现实妥协；还是向下发展，回归70、80年代大规模群众运动、街头抗议的传统，担当现行制度不可忽略的民间抗衡力量？这将是绿色环境运动不得不面对的两难选择。向上发展，融入现行政治体制，有违其无政府主义本质和后现代特点；向下发展，脱离制度化政治的框架，会使其社会批判缺乏挑战资本主义的组织力量，并停留在文化抗议层面，不可能涉及与真正的生存保障问题有关的经济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劳动市场政策，更无法形成对经济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
引发笔者对“物流管理的现状”这一题目的再次关注，是大福株式会社（DAIFUKU）创立70周年的时候提出的新的口号――MaterialHandlingandBeyond”。（物料搬运技术的前景及展望，编者注），这是该公司对自己事业领域的一种界定。并再一次对内对外宣扬了“MaterialHandling（物料搬运）”这个概念。
那么，整个物流系统设备制造业又是如何理解的呢。引发思考的“MaterialHandling”这个词，物流系统设备制造业和其他产业都在影响它的发展。从其它的产业的角度，如机械制造业的视角，可以清楚地严格区别这个行业的存在，谁都能理解它。这是既简单又有深刻意义的业界课题。
产业界的本质和真正的名字
根据JIS（日本工业标准）中的有关内容(JISZ0111:2006,物流用语)的解释，“装卸”和“搬运”这两项都对应英语中MaterialHandling这个词，但在具体的解读时还是有区别，前者指“在物流过程的物资装卸、搬运、理舱、拣选、区分、货物备齐等工作”，后者被定义为“在比较短的距离移动物品的工作”。
这个定义超出生产、流通、服务等业态的区别，忽略了资材、半成品、产品作业对象之间的不同，所有物资的码头装卸、搬送、保管的效率化的机能，都指向技术的层面，换句话说，就是彻底地考虑现场、现物、现实的概念。
从MaterialHandling到物流系统设备
日本“MaterialHandling（物料搬运技术及设备）”的发展历程与大福（DAIFUKU）70年的发展非常吻合。
从战后的复兴开始经过高速度的成长期，“MaterialHandling（MH）”是从当时的运输设备演变而来的。
通产省机械统计数据中的“搬运机械及其装置”的分类名初次登场是在1950年，其中包括了起重机、卷扬机、输送机、升降机、索道、其它的运输机械5个种类。现在的日本产业机械工会的前身――日本产业机械协会也是由同样的机械种类的分会构成的，“运输机械分会”的设置最早是在1948年。后来这个部门在1963年，把自动仓库（AS/RS）也加了进去。
细心留意可以发现，从最早以输送散装货物，主要是砂土、煤、谷物等为主，并以相关的技术为基础，逐渐地发展为以输送装在各种集装箱、集装袋和集装盒中的物料为主，进而实现自动化的运输和仓储，这是技术进化的结果。
1985年，作为目前的日本物流系统协会(JapanInstituteofLogisticsSystems，JILS))前身的日本物流协会和日本物流管理协会（两个协会在1992年合并组成JILS）。在经历了石油危机、泡沫经济时代的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后者中生产自动仓库、自动分拣、拣选、无人搬送系统等，主要供给高附加值产品制造商使用的物流系统设备制造厂商启动了“物流系统机器谈心会”，即现在的物流系统设备推进部会。从这时候开始，“物流系统设备”作为现代的名称广为传播，并且这个行业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在此基础上，物流系统设备业行业开始了每年不可缺少的物流设备生产统计，这是以前搬运设备统计的继续。从1985年开始到后来出现“物流系统设备生产出货统计”的调查并正式，这项工作一直延续至今。
面向实际的生产统计
这项物流系统设备的生产统计，应重新进行界定。物流和系统设备的这两个词里面有非常广泛的涵义。
值得仔细考量的是，物流作业中使用的诸如叉车、运输车辆、一般的起重机和托盘、集装箱等设备在这项统计中没有被包含在内，只把产业内成员的保管、拣选、输送设备作为物流系统设备的重点进行统计。
物流的定义是什么?1985年制定的旧的JIS中对“物流”的定义，继承了PhysicalDistribution(物的流通)的译义，物流被认为是“运输、储存、装卸、包装、信息处理等活动”。似乎主要用于被解释生产领域中的产成品的销售物流。而MaterialHandling则超出了仅仅应用于“物流”领域中的设备的框框，物流系统设备定义的局限性被认为是受制于“物流”定义的局限性，目前“物流”这个定义也在调整着。
根据行业统计数据的说明:2002年度的统计结果中，统计对象中没有包括洁净工厂（CleanRoom，指以半导体器件生产为代表的对生产环境有特殊要求的工厂，编者注），2004年度的统计中没有包括汽车制造和其他制造生产线，以及宾馆、医院等不属于通常业务领域的实际交货业绩，这是应该进行重新认识的时候了，实际上在相关设备厂商总的销售额中，面向上述领域的销售业绩占的比率相当大。在2005年度，由于日本经济景气的复苏，对上述领域总的销售额达到了4100亿日元，是历年之最。
根据这个情况，业界产生了与掌握叉车、托盘的产销量的机构合计统计的想法，2006年第一次统计出了，涵盖生产、物流、流通、服务市场的日本MaterialHandlin业的生产总额。在2006年12月的《MaterialFlow》上发表(图一)。（其余图表为各类设备在不同行业的销售情况及销售汇总，编者注。）
需要赋予“物流”准确的地位
以上的背景介绍，概括了最近几年的日本物流产业的结构变化。
从战后的高速增长期到泡沫经济崩溃前期的“制造业推动型”的时代，产业界的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制造工序，除少部份企业外，“产品的销售物流”都被企业赋予战略性的地位。
可是在产品多样化的现代社会中，“市场拉动型”的供应链在不断发展变化，并被卷入被通货紧缩的旋涡中，需要以最适合的生产和最适合的供给、快速制造和交付畅销的产品等成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的充要条件。筹备和供给的最优化，生产、物流、流通的连贯性最优化，成为时代的要求，从制造业到流通服务行业，物流概念的传播和物流在企业中地位和机能的不断提高，并一直在持续。
在所谓“丢失掉了”10-15年（指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整个九十年代，编者注），整个产业界应该感到非常痛苦,不过，非常艰难的经营环境导致的通货紧缩、价格波动的恶性循环的反面，是IT技术的飞速进展和互相结合，使整个日本企业界体会到流通与物流机能高度效率化的必要性。
最近，从事陆、海、空的货物运输的产业也在用"物流业界"的名字在社会增加存在感。还有，“搬运设备”也是物流设备很相似的名称，“运输设备”也是汽车和工业车辆制造的一大类别。“搬运”（MaterialHandling）、“物流”和“物流系统设备”，这些概念在业界各有解读，但感觉上都缺乏清晰的、令人信服的感觉。
FA和DA（生产自动化和流通自动化）、生产和物流、流通
有关以上的过程，《Materialflow》杂志1960年把工厂内物料搬运作为研究对象，用《生产和运输》创刊后，85年更新为《无人化技术》，并在FA(FactoryAutomation，工厂自动化)方面进行关注，然后从1996年以后，启用目前杂志名，开始追赶供应链时代的潮流。在这里应该记住，物料搬运技术活跃的舞台中心，历尽数十年从上游的生产领域转向下游的流通领域，进行了大幅的转移。如此也印证了大福（DAIFUKU）在物流系统的事业领域中除了以前的FA事业部之外，又添加进了DA(DistributionAutomation)事业部，并把这两个部分独立成立新的事业部的做法。
与之相反的是，在JIS制定的“物流”的定义中，“流通加工”的机能是在后来追加的，而且，2006年修正的标准语文件中，新增了“调配物流”、“生产物流”、“销售物流”、“回收物流”、“消费者物流”的定义，提出了生产和流通被分割开来的物流概念，还好，这个问题在与时俱进的时代进步中被调整过来。
这样说来，日本在数十年间，物料搬运技术沿着从生产到流通的发展轨迹发展，（当然，现实定义且先不论，目前物料搬运技术在工厂和物流中心都活跃了起来），今天，与物流系统设备，或是与物料搬运设备相近的领域也得到了发展。
国际标准和国内标准
对于欧美国家而言，物料搬运技术已经数十年来作为一项重要的产业技术被确立并保持着发展。2005年，在这个领域主办的世界最大的展示会――CeMAT上，提出了“内部物流”这个新的概念，引起了业界的瞩目。在此以前，美国佐治亚大学物流研究所创办者的E・Furezeru博士，作为物流概念研究的知名学者也使用了“机构或设施内部物流”的概念。
但是新的用语和概念的落实是今后的问题，现在全球公认的标准是物料搬运。在全球拓展业务的大福（Daifuku）选择这个名词，意图在于宣布其在物料搬运技术（MaterialHandling）领域的发展的决心，同时也展望行业的未来。
国际标准的“物料搬运技术”是不是扩大了“物流系统设备”的范畴?亦或是一个新的名词?这个名词表面又产生了哪些本质涵义?哪一方面最先被大家认同?
产业社会的特征+被时代认可的标志=名词确切的含义。
相信有关业界同仁会聚集一堂，携手推进产业的创建和确立。
日本国内市场的不断成熟，应该制定出应对海外市场变化的对策，日本的产业界应该考虑范围更广、更加复杂的问题，这个行业发展的道路就是与产业政策联合、对国际标准化流程的参与、计划等方向的战略搭配，在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产业地位的不断提升，使业界全体的繁荣相连。
“besse”的MaterialHandling
关于物料搬运技术设备及物流系统设备的市场展望，在不断变化的社会背景中，笔者试着整理了长期性的市场需求，如下所述，顺着关键字的大写字母按逆序排列作出简写为"besse"的归纳总结。
E:efficiency＝效率性
经济效益的核算、投资效率、生产效率更加被重视。应该注意的是，“便宜就好”这样的旧价值观在日本国内逐步减退，由于提倡要“对有价值的东西进行必要的投资”，所以ROI(ReturnonInvestment)的判断比以前更加重要。
重要的是，应怎样判定效率性?我想是以KPI(KeyPerformanceIndicators)为首要数值作为评价指标，并使之实现“可视化”的方法，运用在系统设备的投资，外包物流经营者的评价、选定等方面。
①S:safety、Security＝安心、安全
这是个被说尽了的题目，不过，作为今后的发展的课题，根据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和目前日本社会作为基准的“性善说”的构思，这个课题会使物流企业面临很大的挑战。
在生产工厂、物流设施、店铺中，存在盗窃、欺骗等不正当行为，工作安全、卫生意识的缺乏，恐怖活动频繁等，这种影响反映在对设备和系统设计上，并不断受到重视。
笔者确信，目前支撑日本社会物流现场作业的勤勉、机敏、顺从、兼职工作的妇女是世界第一流的现场工作者。但是当外国人，还有外星人（对某些年轻人的称呼）、高龄人士等，这些以往没有考虑到的人们来支撑物流现场作业的时代到来的时候，对“安全”的考虑有了很大变化。
另一方面，目前日本的消费者也有很多寻求“食品放心”的要求,以低成本实现商品“什么时候、怎样被制作的、现在在哪里”的具有追溯机能的系统结构，物流现场也不可缺少。
②S:smartness=智能化
在“smart”中包含“智能、轻快、舒适”的意义。物流系统设备要求根据信息的阅读和理解力、辨别力、收发信息的能力、自行判断，并且选择性的行动。条形码，二维码，RFID等自动认识技术和传感器的连网，无线和基于网络的各种软件的无缝的联合等，信息通讯技术成为将这些一体化的钥匙。
另外，易操作性和可携带性（或者轻便），既安静，并且振动少，反应快，并且快捷，也成为追求的目标。
③E:ecology＝良好的环境
在今年和明年的最高级会议上，日本政府提出了到2050年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减半的口号，与物流关联领域对环境的压力也一定会努力进一步降低。实际上由于生产率提高，避免工作的浪费也会成为最主要的活动。低排放、低功率的驱动、照明和空调设备需要有先进技术作为支持。
另外在物流现场布置很显眼的看板、物料容器要小心轻放，一次性包装材料转变成可重复使用材料等是无论如何也要继续追求的主题。因为由于包装外形的标准化、物料搬运效率化、可以使物流活动对环境的压力减低。
［关键词］意识流；新时期；文学创作手法
Abstract:Thestream-of-consciousnessliteratureisaveryimportantliteraryschoolwhichappearedinthewesternliteraryworldintheearlytwentiethcentury.ItgreatlyinfluencedChinesemodernliterature.Inthelate1970sandtheearly1980sChinesenovelistsappliedthestream-of-consciousnesstechniquestocreatenovels，amongwhomWANGMengisthefirstpractitionerandadvocatorofChinesestream-of-consciousnessnovels.
Keywords:stream-of-consciousness;newera;literarytechniques
意识流是继象征主义之后出现在西方文坛上的一个重要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意识流文学自20世纪初形成以来，它就波及世界上各主要国家，如意大利、德国、日本、印度及拉美国家等，无论是对西方文学还是东方文学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意识流文学给中国文坛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震撼，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文学观念和小说创作模式。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使国门重新打开，各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思潮流派和创作手法再次涌入我国，王蒙首先对意识流进行了有意识的运用。
一、王蒙进行意识流小说创作的背景
我国在建国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政治上极左、经济上落后、文化上封闭，文艺上“左”的倾向十分严重，造成在那几十年中，中国文学排斥了西方现代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借鉴与吸取。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国门重新被打开，西方的各种文艺理论、思潮流派以及各种现代派文艺作品再度大量涌入中国，形成“五四”之后的第二次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高峰，中国文学与文化再一次汇入世界文学与文化的潮流之中，使得西方的各种现代派理论和创作技巧再度在中国文坛上风靡起来。与20世纪20~40年代我国学者对现代文学作品及其理论的介绍相比，新时期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介绍更加全面系统。在新时期，大量的弗洛伊德、柏格森、詹姆斯以及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作品相继翻译介绍过来，随着这些译介活动的深入展开，在中国文坛上，诗歌、小说、戏剧等文体的创作中出现了一系列的作品，这些作品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现代主义的特征，尤其是在小说领域，一批活跃的中青年作家开始积极借鉴、运用各种西方现代派理论和创作技巧进行文学创作，在这些理论和技巧中首先被借鉴、运用的就是意识流。
“意识流文学主要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动的真实，突出人物的内心矛盾，在描绘当代人的复杂灵魂方面，意识流确实比传统手法优越。”[1］360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中国在经历了多年的禁锢之后迎来的开放时期，不论是普通的人民群众，还是文学艺术家，他们的心理活动日趋丰富，人们的心灵世界空前活跃，被压抑多年的思想和情感的洪流都强烈地需要宣泄出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家越来越重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绘，他们尽情地描述人物的内心思想和意识的自由活动，于是借鉴西方意识流文学的创作手法，以人物的意识流动来结构小说，使人物灵魂深处的矛盾状况自然流露的意识流小说便顺理成章地出现了。1979年王蒙率先在其作品中使用意识流的手法，由此引发了一场对意识流的大讨论和其他一些作家对意识流的兴趣。1981年9月，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引起了许多作家的强烈兴趣，随后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意识流特征的小说。
新时期中国意识流小说的重新崛起与王蒙的艺术探索和创新是分不开的，他是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的首倡者与重要的实践者。20世纪70年代末，王蒙非常清楚地看到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使人们心灵思想的跳跃呈现着复杂化、快节奏的特点，并且清醒地认识到要反映这样的生活现实就必须对文学创作进行革新。王蒙认为，西方意识流文学在表现人的心理方面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意识流能够逼真地“写人的感觉”；他还认为，意识流小说以心理时间来结构作品，能增大跨度和容量，可以使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的事情能让人感到更广阔、更长远、更纷繁的生活。于是王蒙开始使用意识流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内心思想，使用放射性结构和跳跃的节奏来缩短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描写人物复杂细微的意识流动。
二、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及其特色
在1979年至1980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王蒙相继发表了《布礼》、《夜的眼》、《风筝飘带》、《蝴蝶》、《春之声》、《海的梦》这一组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六篇中短篇小说，对西方意识流手法进行了尝试与创新。“王蒙的这六篇小说连同他以后创作的意识流小说重新开始并加速了已中断多年的意识流文学东方化的过程，使之以全新的面貌与格调出现在古老的东方大地。”[2]
王蒙这六篇小说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结构模式与时空观念，不再以外部故事的进程为结构线索，而是以人物的内心活动、意识跳跃、情绪变化、心理背景为结构纽带，采用内心独白与内部分析、自由联想、时空交错及象征等艺术手法，开辟了当代小说走向人性与心灵世界的方向，使小说创作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叙述自由与广阔领域，首开了新时期小说文体变革的先河。
首先，这些作品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情节。在《海的梦》、《春之声》、《夜的眼》等篇小说中，王蒙没有停留在故事的情节上，不注重对客观事物的细致描写，而是深入人物及社会生活的深层，通过主人公意识活动来反映生活的光彩与真谛，在描述人物的意识流动中，情节已淡化成若有若无，它只是人物心理活动的媒介。在《布礼》、《蝴蝶》以及《风筝飘带》中确实有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发展，它们在小说的许多小节中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存在着，但这些情节却大多是在人物的意识流动中展开的，并且没有多大的波折。这种在人物的意识中展开情节是西方意识流文学东方化的标志之一。
其次，王蒙在这些作品中运用了典型的意识流手法，如时空蒙太奇、内心独白、内部分析、感官印象、象征等。《布礼》和《蝴蝶》两篇小说中时空交错最为明显，这两篇小说所描述的时间都跨越了30年。作者采用心理时间的结构，通过主人公内心思想意识的流动将过去、现在相互交叉、渗透，只不过《布礼》主要是时间交错，《布礼》中以钟亦成的心理矛盾为中心线索，打破自然时间，按照心理时间构思全篇小说。《蝴蝶》则时空交叉都有，小说呈现着空间发射性的结构，描写了张思远离开山村回到部长官邸两天的心理活动，通过这些心理意识的流动如内心独白、幻觉、闪念等展现了他大半生的经历。在其他几篇作品中，同样有着时空的跳跃，只是幅度小一点而已。
王蒙在这些小说中感官印象的运用同样是得心应手。《夜的眼》主要就是描写一个长期生活在边陲小镇的人——陈杲，在一个晚上到大城市找一位领导，结果无功而返的经过。作品描述了陈杲对大城市的夜的主观感觉。如：
黑洞洞的楼道。陈杲像喝醉了一样地连跑带跳地冲了下来。咚咚咚咚，不知道是他的脚步声还是他的心声更像一面鼓；一出楼门，抬头，天啊，那个小小的问号或者惊叹号一样的暗淡的灯泡忽然变红了，好像是魔鬼的眼睛。
多么可怕的眼睛，它能使鸟变成鼠，马变成虫[3］360。
《海的梦》描述了缪可言——一个坎坷一生、向往大海的知识分子在海滨度过的五天。小说描写了他第一次见到大海景象时的情绪、心境和他的独特感觉印象以及他在离开海边的前夜所欣赏到的景色带给他的感官印象。如：
[HTK][HK22]就站在海边，向往这铺天接海的云霞吧。大面积的，扇面形的云霞，从白棉花球的堆积，变成了金色的菠萝了。然后出现了一抹玫瑰红，一抹暗紫，像是远方的花圃，雪青色，灰黑色、褐色和淡黄色时隐时现，掺和在一起。整个的天空和海洋也随着这云霞的色彩而渐渐暗下来了，陡地一亮，落日终于从云霞的怀抱里落到了海上[3］386-384。
“记录感官印象这种方法的用意就是要再现纯属个人性质的印象。为了接近感觉，语言必须依靠从未有过的词句和用法表现出来。”[4］366王蒙的小说中就运用了一些非常特别的词句来表达人物的感官印象。如“天水相接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小黑点，一个白点，一挂船上的白帆和一条挂着白帆的船。”[3］382将船与帆拆开来描述，给人更深的印象，精确传达出人物视线的转移和意识的流动，同时具有诗的韵味。王蒙还特别注重使人物的特定心态与对外界的感觉印象统一起来，如“车轮的滚动发出了愤怒而又威严的、矜持而又满不在乎的轰轰声。”[3］2这里我们可以感到车轮声音实际上表达的是张思远本人的心理。王蒙这种驾驭新颖、精妙的语言的能力常令人想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感觉派作家在他们意识流小说中表现出的语言驾驭能力。
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大量采用了内部分析的手法。《风筝飘带》里女主人公素素是一个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经历又很曲折的姑娘。作品的前半部分描述的是素素在等待与佳原约会时思绪和意识的流动，包括素素的梦也是在流动的回忆中闪现出来的，作者在描述她的思绪时使用了内部分析手法，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素素的内心世界：
[HK22][HTK]她把关于红彤彤的世界的梦丢在绿色的、黄色的和黑色的迭替里。从此她食欲不振，胃功能紊乱，面容消瘦。除了红的梦，她还丢失了、抛弃了、被大喊大叫地抢去了或者悄没声息地窃走了许多别的颜色的梦。白色的梦，是水兵服和浪花；是医学博士和装配工；是白雪公主。为什么每一颗雪花都是六角形而又变化无穷呢？大自然不也是具有艺术家的性格吗？蓝色的梦，关于天空，关于海底，关于星光，关于钢，关于击剑冠军和定点跳伞，关于化学实验室、烧瓶和酒精灯。还有橙色的梦，对了，爱情。他在哪儿呢？高大、英俊、智慧、善良，他总是憨笑着……我在这儿呢！[3］363
素素的思绪并没有脱离理性的控制，作者用自己的语言将人物的印象、意识活动表达出来。王蒙在运用内部分析时，常常将外部描写或感觉印象与之结合起来，这在《蝴蝶》、《海的梦》、《春之声》等中都可见到。王蒙还将内心独白与内部分析融合在一起，他的意识流小说大多是第三人称，他使用内心独白时，有时加引号，大多数情况下不加引号，使内心独白与内部分析浑然成一体。
意识流小说在内部分析、内心独白和感官印象中包含着自由联想的使用。王蒙写的自由联想既是跳跃着的，又是自然、合理的。人物的意识由所见、所闻、所听、所感触发，不断跳跃向前流动。《春之声》写到在岳之峰的意识流动中录音机声音的侵入引导着他的意识流动的方向，德语使他想起到德国的考察，童声合唱使他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春天，想起春天的力量，最后引出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点题。王蒙的自由联想，不是下意识的胡思乱想，而是乱中有序，有明显的主航道，经常迸发出理性的光辉与力量。
意识流小说大量采用象征手法，王蒙同样看重象征，他说过：“象征不是譬喻，象征是说生活本身往往提供出大有深意的形象，这种深意却是相当含蓄而且因人而有不同的解释的，具有某种多义性的。”[2]这恰恰与意识流小说主题的多义性相吻合。《风筝飘带》中的风筝飘带象征一种向上奋进的力量和执著追求的精神，还是素素美好童心的象征，也是她和佳原爱情的象征；《海的梦》中，主人公梦恋多年的大海是自由气息、青春活力和未来的象征；《蝴蝶》中“被碾碎的小白花”象征了海云的一生，而韭菜则象征着春天和人生的转机。《布礼》——布尔什维克的敬礼——题目本身就象征着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三、结语
王蒙在“集束手榴弹”之后，继续进行探索，在吸收现代派尤其是意识流的技巧、手法的基础上，把情节描写和心理描写有机结合，形成多层次的立体特征，他创作的意识流小说既面向主观世界，又面向客观世界；既探究人的内心世界的奥秘，也描绘现实生活的广阔。王蒙的探索之作给新时期的文坛带来了新鲜的气息，他运用意识流手法突破传统小说的叙述模式，引领当代小说进入了现代性变革的历程之中。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创作无疑给当代小说创作开辟了新的道路，他是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的首倡者与实践者。继王蒙之后不少作家都将创作视角转向人的主观内心世界，运用意识流的手法来描写人物的精神活动。王蒙等作家的小说通过意识流的手法突破了传统小说的叙述模式，把当代小说推向了现代主义变革的历程之中，带动更多的作家研究运用各种西方文艺理论进行创作。
［参考文献］
［1］赵俊贤.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下）［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710.
［2］李春林.东方意识流文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99.
随着当代艺术不断发展，各种艺术形式蓬勃出现，建筑设计这一庞大的分支更是深受艺术观念的影响，社会上流行的各种艺术形式都会影响着建筑思潮的走向，建筑师在进行建筑的设计时都会借鉴当时艺术的主要形式，但是有些建筑师却走不出流行艺术的桎梏，简单模仿，没有创新，没有融合，而丢失了自己独特的地方，本文将论述当代艺术观念带给当代建筑思潮的思考和借鉴，希望可以给本民族的建筑师以启发，帮助建筑师更好的实现建筑设计与当代艺术、民族特色完美的结合。
当代艺术的重要流派
1.波普艺术
波普艺术，又被称为新达达主义，因其延续达达主义的艺术追求，大多数作品体现的是一种拼合组织艺术。波普艺术产生于商业文化背景下，是一种更贴近大众，因此更为大众喜欢的艺术形式，它们都努力尝试去抽象艺术，将其转化为表现强烈的符号、商标等。其灵感是来自我国的特色画种“锦灰堆”，即一种层层叠叠看似杂乱无章，其蕴含高深文化内涵的组合艺术，对当代艺术发展和建筑设计影响深远。
2.极少主义艺术
极少主义，顾名思义是一种追求简约的艺术流派。它表现在绘画方面，用极少的色彩和形象去画画来表现色与形的关系，简化一切与表现主体无关的东西，它高度概括事物的本质，简约大方的设计手法却可以保证本质完全的贯彻，因此，建筑设计运用极简主义，可以形成一种简单明快的视觉感觉，给人以整体感，几乎全部的设计师都会受到极简主义的影响，而建筑师的意识形态，又会表现在建筑设计上，作用到建筑的形式感上。
3.观念艺术
观念艺术，即思想艺术，是一种出现在西方美术界的艺术风格，具有写意性的特点，其创作灵感和意图可以清楚的反映出社会上一个时期人民的生活发展状况。观念艺术表现手段多样，主要是决定于艺术家自己的看法，即只要作者认为自己表现出的是艺术，他便会陈列出自己的作品，因此观念艺术家们摒弃艺术创作所需要的实体物质，而直接使用照片或者语言等其他方法来表现人的观念和精神状态。
当代建筑的艺术思潮
当代建筑艺术曾倒退到旧时代风格，那是因为法西斯主义控制欧洲时，热衷复古造成的，这一时期使得建筑设计难以突破复古倒退的方向，但由于对艺术的热爱，视艺术为生命的艺术家们还是坚持追求进步，按照先进的审美标准去进行自己的艺术创作，他们特别注意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且经常与其他领域的艺术家进行密切的交流，广泛对比思考不同的设计思维，精确的设计建筑物。
建筑师在进行建筑设计时还注意多元化的设计，融合当地的历史文化底蕴，结合吸收当地的风俗习惯，紧密结合民族独有的文化，深入了解挖掘当代的特色，了解人们的需要，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和人们的思想、情感需求等多方位的需求，设身处地站在人们的角度上，从人们的利益出发，努力达到设计创新，形式、使用功能和建构技术的完美统一。在吸收社会上流行的艺术形式中，坚持民族特色，不固步自封，但不一味拿来，而要加以辨别，取长补短，有所变通。
当代艺术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1.波普艺术与波普形态建筑
波普艺术打破艺术和生活的界限，成功的实现将艺术和生活相连接，质疑权威艺术，造成了对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的思想冲击，建筑领域也涌现出了一批体现波普艺术的波普建筑，这些波普艺术在建筑设计上的应用主要表现在建筑物所具有的流行色彩、建筑物的视觉构成上。建筑设计师结合历史风格，同时又添加一些流行色彩，通过用非常绚丽强烈的色彩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其设计的建筑物具备更加平易近人的通俗观赏性。在结合立体主义时，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会将建筑物从不同视点观察到的对象重新组合在同一个平面上，这样的建筑物则可以突破传统视点的表达方式，刺激设计思维的发展。建筑师融合建筑透明性则不会对其他建筑或视觉元素产生破坏作用。
2.极简主义与极简形态建筑
极简主义摒弃主观加工，倾向让材料自身发挥本性的色彩，这样，极简主义在建筑设计上的表现更注重其内在的功能性，而拒绝视觉刺激，建筑设计本身需要满足实用、经济、坚固、美观这四个建筑要素，建筑师运用极简主义在建筑设计上，主要表现在实现建筑物与自然的完美结合，环境与生态的完美结合。
3.观念艺术与观念的建筑
观念艺术主张形式服务于观念，建筑师设计建筑物时，为了表现观念，主要产生了两种实践形式，一类是表现功能的建筑物，一类是表现文化性质的建筑物。建筑设计师借助观念艺术多变性和随机性的特点，融合前卫、运动因素，吸引人们的关注，通过各种艺术可能的存在方式，创造人们预期不到的视觉感受，让人们收获意料不到的惊喜，而且还可以帮助设计者表现和反思自己的设计思想。
结语
【摘要题】科技与文艺
【正文】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不言而喻。从文艺学的角度来看，顾影自怜地抗议技术对艺术的压制和不战而降地接受技术对艺术的收编，都毫无必要。我们要做的是冷静地考察科学技术怎样影响了艺术的“出场”。
作为人类进化制作活动的手段和作为一种器具或物品的技术会对艺术产生影响，但这只是表层的现象。技术通过手段和物品透露出一种观念，这观念是技术赖以理解世界并展开改造制作活动的出发点，如生物工程技术便显示出这样的观念：生命组织中隐含着代码且代码以一定的组合方式决定着生命体的状貌。技术观念表明了人类通过科技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种理解，因而它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着支撑其感悟方式的作用。
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认为，科技带来的社会生活变革包括“美学感觉”的变化，即技术形成了一种新的空间感和时间感（注：〔美〕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文版，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第211-213页。）。从艺术中所包含的感悟方式来看，作为人类理解自身存在状态和一种意识交流的形式，艺术从技术那里领受的影响，大多发生在有关生命形态和人际交流的技术观念范围内。只有那些作用于人的生命形态和交流方式的技术，才可能在其产业化的过程中将它所赖以产生的技术观念注入艺术。在现代高新技术中，生物工程（其隐含观念是：生命体的性状是由代码及代码组合方式确定的）和电子信息技术（其隐含观念是：人可以在超空间状态下进行一种代码化的非物质流）对艺术的感悟方式影响最为直接，因为它们暗含了一种对艺术最为关切的人生问题的解答视点。
我们可以参照杰姆逊关于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三阶段理论来考察一下二百年来科技与艺术的关系史：19世纪是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经典物理学和进化论构成技术观念，现实主义成为文艺主流；20世纪初至60年代是工业化阶段，基本粒子理论和系统论构成技术观念，现代主义成为文艺主流；70年代以来是高新技术产业化阶段，基因学说和微电子技术构成技术观念，后现代主义成为文艺主流。
在19世纪，经典物理学和进化论表现出人类认识宇宙的两个概念，一是运动，二是进化。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经典物理学把自然现象理解为各种“力”相互作用的过程，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则视生命形态为生物体与环境间动态演进的结果。运动和进化两个概念为19世纪人类理解世界建立了基本范式。英国历史学派、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都力图证明历史内涵即参与历史的各种力量相互对抗、逆反、替代的过程。这种力的相互运动形成了事物的终极形态的观念，也表现在19世纪艺术家对人生的感悟之中。诸多现实主义大师都写过关于年轻主人公与生存环境艰难斗争最终达成美好或悲惨结局的故事。譬如《浮士德》，其实就是一部关于资产阶级在“运动”中“进化”的史诗。
进入20世纪后，物理学转向对物质的微观结构的研究。“基本粒子”和“结构”这两个概念支撑着技术。物质世界的状貌被认为是由一些微小的元素按一定结构模型组合起来的。科学家们力图精确客观地描述这些元素和模型，于是出现了技术与情感、意志对抗的现象。美国学者格里芬讽刺这一时期的科学倾向时说：“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消除一切主观性的词汇。我不说‘我饿了’，而是说‘K-14在燃烧’。当觉得妒火中烧时，我也许只是说：‘亲爱的，我的G-3活跃了起来’。对此，我的情人也许会这样回答：‘亲爱的，这的确驱散了我的G-7’！”（注：〔美〕大卫·雷·格里芬(D.R.Griffin)：《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文版，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8，第204页。）这种基本粒子加结构的技术观念引起了艺术家的反感，他们力图保卫自己那块自由想象的天地，天是现代主义艺术张扬一种生命本能的自我放纵，其真实意图在于抵抗工业化时代的技术观念对感性生命的压制。
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新技术革命与新艺术革命
经历了现代主义时期技术与艺术的对抗之后，科学技术进入了格里芬称赞的“后现代科学”时代。量子力学和微电子技术的产业化形成了电子信息技术，基因学说形成了生物工程技术，这两种高新技术使后现代文化以全新的面貌出现。杰姆逊曾写道：“后现代的技术已经完全不同于现代的技术，昔日的电能和内燃机已经被今天的核能和计算机所取代，这一技术不仅在表现形式方面提出了新的问题，而且造成了对世界完全不同的看法，造成客观外部空间和主观心理世界的巨大改变。”（注：〔美〕F·杰姆逊(F.Jameson)：《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文版，三联书店，北京，1997，第293页。）后现代的技术革命带来了人类感悟方式的革命，也带来了艺术的革命。
支撑着生物工程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的观念是基因和代码。生物工程技术把生命当作隐含在脱氧核糖核酸中的螺旋式构成的23个碱基对的表征，人的生命也是这些遗传密码代代相传的结果。电子信息技术将一种非物质化的代码交流方式赋予人类社会，以计算机网络的形式把人们由身体或物品的交流带入代码的交流之中。基因和代码的观念使当代社会文化从物品到理解方式上认可了一个虚拟的世界。生物工程可以制作虚拟的生命（如转基因生物），网络则让人们进行虚拟交流（如“网恋”）。所以，杰姆逊讨论的后现代“幻象”、鲍德里亚描述的“仿真”，以及法国学者马克·第亚尼界定的“非物质社会”，其实都源于现代高新技术中的生物工程和电子信息技术。
论文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新技术革命与新艺术革命来自
以基因学说来理解生命，则我们传统思想中用社会历史因素来界说人的生命表征的做法就必然解体。比如过去的批评家们认为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眯缝眼睛是要表现虚伪的上流社会对安娜生命力的压抑，而按基因学说，这只是安娜家族遗传的一种习性而已。更重要的在于，生物工程技术用嫁接碱基对的方式可以创造出一种自然界从未有过的生物体，这些生物体在外表上与真实的自然无二，但却是一个人工制作的虚假的真实。非物质社会的出现，其根源在于生物工程技术为人们开启的以代码制作实在幻象的概念。
电子信息技术发展出的网络产业使后现代人类的交流变成了一种超越身体和物品的“通讯交流”。这种交流方式造成了人与物质世界距离的远化，让人进入了一个无指涉性的代码世界。尤其是国际互联网的建立，使每一个人都具有了话语参与权力。网络交流是一种“互动化”的交流，完全不同于麦克鲁汉时代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交流。大众传媒时代，言说者把他的话语通过阻隔式的交流模式“霸权化”地推向大众。言说者（比如借印刷品与读者进行交流的作家）用宣言式话语向芸芸众生真理。而网络则彻底推毁了个人话语霸权，同时也消解了宣言式话语，因为网络交流是一种言说者之间互动的、可逆的交流，它排斥一切独语。
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和广播电视作为主要的交流传播形式，固然体现了技术进步的趋势，为人类获取信息拓展了视界，但这些传播方式都带有一定程度的专制色彩。信息发送者像皇家文告一样面对大众，而作为交流一方的接受者只能认可交流对象的话语霸权。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时代，文学家和艺术家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因为交流体制使他们能够把个人话语推向大众，而大众则被分离成孤独的个体，被动地承受着印刷品和电视画面的统治。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大众传媒的神话，因为互联网是人们“聚会”的场所，而不是“听演讲”的场所。通过网络进行交流，每一个人都是言说者，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交流，都不会被剥夺话语权。而且这种交流是互动的，即每一个参与交流的人都是在与交流对象相互间进行着一种话语行为的激励。这样，一方面先在话语权力的取消意味着宣言式话语中包含的整体性深度模式的消遁，另一方面互动把交流行为本身的价值凸现出来，解构了宣言式话语对所指的意识整合，于是先前充斥媒体的宣言式话语被网络聚会中的游戏话语取代。我们在网上见到的大都是一些无指涉对象的“巧言”，网络交流的快乐在于交流行为本身，因而这种交流是一种游戏。
文学活动是人类的一种语言交流。从这个角度来看，网络时代交流方式的互动游戏特点肯定将改变印刷出版时代以载道缘情为原则的文学范式。互动游戏的文学是消解了指涉物的能指游戏，它以“策略”的态度对待言词，并在其中体验交流的。所以，在我们告别印刷品主导的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即将告别背负着人类解放之重任的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正如法国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教授阿兰·芬基尔克罗所言：“我们都是以前的进步主义者，对我们来说，怀旧含有某种反动的意味；不过这里所说的怀旧是对现代本身的怀念，是对印刷品的怀念，是对现代社会的一个方面即通过文化摆脱束缚的怀念。”（注：〔法〕R·舍普编：《技术帝国》，中文版，三联书店，北京，1999，第197页。）
互动游戏的文学在摆脱叙述真理的重负时，允许每一个交流者成为言说者。印刷品文学时代，作为交流一方的读者，其言说地位受到压制。而文学成为互动游戏后，读者作为言说者才真正出场。法国EcoleNat-ionaled''''ArtdeCergy教授FredForest认为，技术时代的空间是一种“建立在通讯交流媒介上的‘遭遇性’空间”，他预言：“一个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使大家相互接触’，这样一种作为现代思维和现代实践的标志的关键观念，将变成未来艺术家的主要观念……”（注：〔法〕马可·第亚尼(MarcoDiani)编：《非物质社会——后工业世界的设计、文化与技术》，中文版，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98，第161页。）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看到的文学作品很可能是这样的：几十个不知名的作者，一大堆新奇绝妙的话语。
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新技术革命与新艺术革命
许多学者在讨论后现代文化时都观察到一种现象：当代生活中，文化成了渗透到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领域每一种物品的无所不在的因素。我们发现，工业化时代中人们消费的是技术物品的功能，而高新技术时代里人们除消费物品功能外还消费技术行为。这就使得消费活动染上了一层非物质的精神色彩。
英国物理学家约翰·齐曼在《元科学导论》中对R.K·默顿在1942年提出的四条科学规范加以补充修正，为科技活动制订了五个原则：公开性、普遍性、无私利性、独创性和怀疑主义。从这里我们看到，科技活动给人提供的并不仅仅是一种精确的数据和机械程序，它同样也使人体会到一种美学激情。高新技术把每一个当代人卷入技术行为之中，它让每个人体会到了一种艺术的韵味。
因此，在高新技术左右生活的后现代文化中，出现了英国学者费瑟斯通所说的那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现象。费瑟斯通认为，20世纪出现的一系列文化现象造成了艺术与实际生活界限的模糊，知识分子力图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符号和影像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经纬，后现代的消费文化赋予日常生活以一种审美内涵（注：〔英〕费瑟斯通(M.Featherstone)：《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文版，译林出版社，南京，2000，第96-98页。）。在当代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艺术终结的感叹，但我们又鲜明地感到日常生活更像符号、更多独创性。实际上我们感叹的是古典意义上的那种独立于日常生活之外的纯艺术的消亡，而我们获得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生命体验日益靠近艺术。如果说现代主义艺术进行的是一种审美“收集”的工作，即把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因素收集在纯艺术中以保卫艺术在技术理性、消费文化面前的独立性，那么，高新技术时代的后现代艺术则是在进行着一种审美“散播”的工作，它把审美因素从纯艺术中析离出来分派给日常生活的诸领域。如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所言：“经济与科学的后现展导致艺术脉搏与生活现实性强烈一致。任何人在他的工作和现实中，都直接地体现着某种艺术与创造性的精神。后现代社会是创造性的社会，是创造文化的社会。每个人都可成为艺术家，成为创造性地、艺术性地从事自己职业活动的人。”（注：〔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Koslowski)：《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中文版，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165页。）我们把艺术走下神坛的现象称作为“审美散播”。审美散播也许意味着纯艺术的消亡，但审美因素被散播到职业活动、生活行为、日常物品的过程又使我们的审美感受更加丰富了。
叶浅予的人物画有西方写实的根底，但他的一些意笔人物画突破了写实的局限，强化了笔墨和线条的表现，其人物造型的准确性多来自写生手法，这使他的意笔人物画更接近传统文人画。较之叶浅予，黄胄更加强化了人物画的线条表现，速写式线条的迅疾多变构成黄胄人物画的一个重要审美特征。黄胄的人物画以线破形，凸显人物画的线条表现，较之徐派人物画更具生动、自然之效，更促使京派人物画向传统文人画倾斜，从而构成与徐氏学派人物画不同的审美取向。
从蒋兆和到叶浅予、黄胄，都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徐氏写实主义对人物画创作的观念笼罩，这标志着写实主义人物画逐渐向传统文人画过渡。但这一切无疑都仍是在写实主义内部进行的，无法从根本上冲破写实主义的框架。彻底冲破写实主义的观念，推动中国人物画的现代转型，还要依赖时代审美观念的变革和中西美术融合碰撞背景下的多元化审美价值。
“85美术新潮”在为中国现代美术带来多元化审美的同时，也促使中国现代美术创作呈现多元化态势。在当代中国美术全面经受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冲击的过程中，传统文人画也作为制衡力量开始走向全面复兴，而写实主义在经受了现代艺术对它的全面冲击、洗礼后，也以顽强的生命力，主动融入现代美术思潮，以新的面貌和创作形态继续占据着当代中国画坛的主流地位。
京派绘画创作开始冲破“素描为一切造型基础”的写实主义观念，开启全新的现代探索。在绘画观念方面，后京派画风打破了主题性创作的泛政治化母题的辖制，弱化了绘画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在绘画语言方面，素描写实手法已从唯一正宗的地位开始降落，西方现代派变形、夸张、抽象、泼彩、构成、肌理等造型手法成为这个时期京派人物画创作突破写实画风辖制的有效手段。西方现代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等现代画风恰恰与中国传统文人画相互融合，开创了后京派文人画创作的新格局。
后京派传统文人画的复兴主要体现在山水画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以李可染为代表的京派山水画派在画坛迅速崛起，成为写实主义山水的北派典范，与以傅抱石、钱松喦等为代表的金陵画派南北遥相对峙，两者成为20世纪中期中国写实主义山水画的两大流派。后京派山水画基本上全面抛弃了写实主义山水画的创作路子，重新回归文人画山水传统。他们的山水画不再像李可染山水画那样注重反映社会现实、表现宏大叙事和政治性母题，而是一如传统文人山水画那样强调表现心性和笔墨韵味。虽然后京派山水画家所宗法的南宗山水，使他们无法在风格图式上认同李可染，但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不面对他，李可染仍然是一座无法绕开的大山。从当代新文人山水画派的审美创作倾向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山水画有忽视风格、偏重笔墨的倾向，这导致当代山水画复古风气的盛行。但仅就复兴传统山水画、重建其价值尊严而言，当代京派山水画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传统文人画的复兴对于京派花鸟画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京派早期以花鸟画为宗，如齐白石、陈半丁、陈师曾、李苦禅皆以花鸟画著称。20世纪50年代之后，无论人物画、山水画皆走上写实主义道路，力求用写实主义推动中国画的现代转型，而唯有花鸟画逐渐边缘化，与写实主义相对立，成为被抑制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京派花鸟画在全面回归传统文人画的同时，也开启了花鸟画的现代性探索，除笔墨之外，其在图式、构成、风格等方面都力求追寻一种现代况味，因而在后京派花鸟画创作格局中，除大写意花鸟画外，也出现了工笔写意花鸟、现代花鸟画。这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大写意花鸟画家要数崔子范。崔子范并不是学画出身，这使其从根基上就挣脱了来自传统绘画的种种束缚，齐白石曾称他的画是真正的大写意。
就京派绘画的现代性范式建构来说，其人物画最为成功。通过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吸取和与传统文人画的融合，京派写实主义绘画基本完成了人物画的现代转型。在后京派人物画家中，张道兴是最出色的，他的人物画虽有写实的底子，其本人也有驾驭宏大叙事的本领，但他的画已没有多少素描的影子了，而是纯以传统笔墨线条为之，这突出表现在他的人物画的面部刻画上。他不用光影阴暗界面的素描法，而是用平涂勾线极力靠近传统笔墨，但造型的准确却来自写实的深厚功底。因而他的画虽极力强调变形夸张，但形准却成为其人物画达乎神韵的前提。
关键词：静物画；形式语言；精神观念；时代嬗变
一、西方静物画表现形式发展历程
纵观西方绘画历史，据记载，大约在希腊的古典时期就已经产生静物画，最早可追溯到爱琴文明中克里特的彩陶瓶画，其中就有以独特的方法描绘花卉，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庞贝古城，静物画已经出现不少独立的静物画作品。这个时间段的静物画作品主要表现手法只是简单的明暗造型，能够表现出物体的体积感，对构图形式、空间表现、透视关系处于初步认识，只着重对物体单纯的记录，不讲究物体的精神性。这个阶段可定义为西方静物绘画的第一个发展期，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美术几乎垄断了整个欧洲的绘画，因为无法为宗教传教所用，初露端倪的西方的静物画基本绝迹，偶尔出现也只是某些宗教画中的象征物或背景点缀,但国际哥特式艺术的发展为以后静物画中华丽精细的画面效果埋下伏笔。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兴起，人文主义思想使绘画开始由宗教转向关注和表现人的现世生活及当下的生存环境，此时的静物也随着重新出现在绘画之中。15世纪静物画的重现也并非完全是独立性绘画，或是人物绘画之中的道具，或是某个场景画中的一角，如扬·凡·艾克的作品《阿尔诺尔芬尼夫妇像》中背景画工精细的铜镜和吊灯，由此可见静物的表现手法已经非常成熟，包括静物与人物的搭配形式和布局也非常合理，静物开始随着文艺复兴开始赋予了人文主义的情怀。直至17世纪，文艺复兴北上传播到了荷兰，带动了北欧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荷兰经济迅速发展促使中产阶级的兴起，商品画也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流通，大型绘画渐渐转向小型绘画，而小型绘画却以静物画为主流，此时静物画得以迅速的发展。荷兰小画派将静物画推向了第一个高峰，以其特有的艺术品位逐步开拓了自己在西方绘画中的独立领域。这些静物画题材多样，因为受资产阶级的青睐而描绘细腻、华丽、精美、质感极强，构图形式平稳、规范，画面呈现出的高贵的精神气息。西方静物画的第二个高峰则是18世纪法国画家夏尔丹的出现，相对于当时所盛行的洛可可风格，夏尔丹静物画所饱含的气息俨然迥异于同时代的主流艺术，把静物绘画的题材拓展到以往不被人们所关注的普通形象上，并赋予其新的审美模式———作品平易、朴实，画面所呈现出的情感真挚、亲切，是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理想。静物画在夏尔丹的笔下开始了平民化的道路，写实主义静物画诞生，静物画也由此有了朴实不朽的精神气质。通过对日常生活这一主题的倾注，夏尔丹完全将静物画领域从较低的地位提升到较高的层次，改变了当时流行于欧洲各个宫廷的洛可可风格装饰式主题。这些在夏尔丹的作品《烟斗与茶具》（图1）和《铜漏》中都能深刻地感受到。此后，静物画获得了广泛长足的发展，也产生无数佳作，风格也趋向多样化。19世纪印象派的出现给欧洲绘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革，静物画随着进入一个新的探索阶段。一场色彩的革命，改变了以往静物画家只注重表现明暗关系和固有色的习惯，正如莫奈笔下的静物画一般，丰富多彩的笔触下已看不到明确的阴影和轮廓线。19世纪末期，后印象派的塞尚更是在静物画领域大胆改革，摒弃原有的明暗效果，以全新的形式语言美感使静物画进入新纪元，给欧洲美术史发展历程做了一次“范式”的革命，由此欧洲的绘画开始从客观表现转向主观表现。塞尚的静物画中追求主观性的形式美感为20世纪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奠定了新的方向。随后，野兽派、立体主义等现代主义流派相继对静物画进行形式语言上的革新，更加注重静物画中形式美感的表现。20世纪的西方绘画是百花齐放的，作为现代艺术的开端的野兽派、以多视角散点透视表现的立体派、充分表达内心感受的表现主义、巴黎画派以及在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形而上学派等都先后屹立于欧洲画坛。因受东方禅宗文化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形而上学派、超现实主义不断的尝试在画面里表达人类潜意识和梦境，试图用一些特殊的形式来表现精神层面的绘画，意识、观念一路贯穿于各类流派之中，包括到20世纪后期的装置、行为艺术，几乎所有艺术都无不注重作品精神性的表达，其中包括静物画，而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静物画家当属莫兰迪，他融合了东方禅学，赋予了静物绘画新的精神境界。在莫兰迪笔下（图2），他抛弃了物体本身所具有的客观属性，带着一生的孤寂与平凡去探寻物体间单纯而和谐的存在状态，用最简单的物品演绎艺术的真谛，以静物为载体将形而上学派推上极致。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本质上只是那种画静物的画家，只不过传出一点宁静和隐秘的气息而已”。由此莫兰迪开拓了静物画中的精神领域，静物画跃上新的境界。
二、静物画中的观念与精神性
20世纪现代主义绘画发展以来，相机的出现解决了绘画中准确描摹物象的使命，写实绘画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对绘画技巧和思想观念的改革是西方画家所面临的问题。绘画中的精神性原来自于对宗教的信仰，自19世纪启蒙运动以后，在西方的主流文化中，艺术界和宗教领域之间渐行渐远，虽然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象征主义把绘画中的精神性推向高峰，但到20世纪，现代绘画中的精神性跟宗教已没有明显的关联，而画家更趋向于表达自己内心的精神世界。在象征主义的绘画作品中感受到的是一种形象的抽象性和不稳定性，他们所呈现出的形象大多流露出忧郁、苦闷、孤独、彷徨的情绪，象征主义画家不再忠实于客观世界，主张从超脱现实世界引向虚无缥缈的“理念”世界。在艺术史的发展历程中，艺术和精神性之间的紧密联系似乎贯穿着人类的生存始终，二者常常彼此交织并相互促进。绘画是人类情感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人类内心的主观世界里，画家不由自主将自己的精神世界寄托于画面之中，尤其受20世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形而上画派和超现实主义画派企图深入到精神领域，从潜意识中唤起幻觉，并从中寻找创作主题。近代的静物画家莫兰迪摒弃了物体自身所附带的客观属性，以理性和纯真在物象之间探寻一种和谐的存在状态，从而领悟出形而上的精神境界。精神性艺术创作探寻着人类灵魂深处最难以解开的生命谜团和需求，这一类形的作品以马格利特的静物绘画为主要代表，其作品重新构建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心理感知，将人们日常所熟知的物质存在幻化成为非现实世界中的视觉形态，因此，在他的静物作品中充满着震撼心灵且超越现实的精神意境。如其代表作《剽窃》（图3）中所体现的时空对置就是静物画中传递精神意念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通过日常生活中熟知可见的物象营造一种平行时空的幻境，一面是现实中花卉与鸟巢的视觉形象，另一面是以花卉的外形作为窗口将视觉引向如梦境般的境地———原野、大树、花丛。因为马格利特超强的写实能力，以至于画面所营造的场景异常真实却又超越现实，无形中唤起人们潜意识中不可言说的精神境界。像这一类静物作品让人们感受到更多的并不是静物本身存在的意义而是画家的思考和赋予绘画作品的意象感受与艺术形式。现代主义美术即使逐渐脱离了宗教，作品依然用另外一种方式契合了宗教中的精神性，甚至还因为部分画派而将精神性推向另一个高峰。当然，20世纪的艺术家和观众都希望从艺术中寻找到沉思冥想、令人深刻的启示感受，这种感受与宗教中的感悟颇为一致。20世纪中期是观念艺术蓬勃发展的时代，画坛中诞生了一种新的视觉样式———装置艺术，西方绘画开始用新的形式语言来传达作品中的精神观念，此时作品中的形式感成了表现作品精神内涵的艺术手段，20世纪中后期发展起来的装置艺术流派在形式和风格上也逐渐影响了架上画家的生活体验和精神感受。装置作品大多以各类物体以艺术家的主观意识布置和摆放来表达观念，虽属静物作品，然而这些现代装置静物作品与传统架上绘画的静物作品表现形式和技法天壤之别，但无论以何种形式去表现，作品同样焕发出自己所要固有的精神内涵。新的艺术形式影响了整个西方画坛，装置艺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西方艺术以往的呈现方式和精神样貌，架上绘画的表现形式和思想观念也逐渐导入装置的成分。时代的发展必然促使艺术家们对绘画的不断改革与创新。传统架上绘画在摄像技术的发展下曾一度受到挑战和冷落，直至20世纪艺术家们开始意识到绘画中精神文化的重要性，绘画才开始从客观描摹物象的“形而下”提升到主观化情感因素的“形而上”，在画面中以具有象征性的客观物象去表现其内隐式的精神内涵是随时代艺术思潮而来的，注重绘画中的观念与精神性成了时展下的必然产物。
三、“有意味的形式”
从西方静物画史嬗变过程我们不难看出，在百花齐放的20世纪西方画坛中，静物画也得到空前发展。“有意味的形式”是克莱夫·贝尔对后印象派画家保罗·塞尚所做的一个具有评论性质的命题，随着当代艺术的不断革新，当今静物画改变了传统表现视角和和图式语言，所追求的并非只是简单机械完成一组静物组合，从后印象派开始，保罗·塞尚以其静物画（图4）开启了现代主义绘画新的表现形式和审美反映，静物画由此被注入了一种新的视觉理念与表现形式。正如克莱夫·贝尔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无论是“思想内容”或是“表现形式”，在现代绘画的理念中两者是统一的整体，而且两者都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轨迹。20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是各观念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各种新生的艺术形式应运而生，艺术观念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演化的过程，艺术走向了多元共存的时代，各种各样的艺术观念层出不穷，艺术的视觉形式伴随着艺术观念的发展而发展。在观念艺术高度发展的时期，尤其是装置作品所赋予我们的那种全新的视觉感受时，我们应该深入的去领悟装置作品中的精神观念和视觉形式，将这种极具时代意义的艺术充分引入到架上绘画之中，用一种全新的理念和形式来拓展静物画的表现领域，将静物画的表现形式与装置艺术作品的视觉形式结合起来，以新的图式语言传达静物创作中的精神观念。艺术审美的时代精神必然在艺术作品的形式语言上体现为某种独特的范式，近现代静物画无形中受新艺术思潮的影响，或装置，或观念，都无不渗透到静物画创作当中。但在追求新艺术形式的过程中，更重要的还是如何在形式语言之中赋予作品的精神观念，王肇民先生说过“物当人画”，表现物跟表现人一样，都必须在物象中寻找那扣人心弦的人文特征和精神观念，这一美学理念的提出瞬间将静物画中的“物性”表达提升至“人性”表现。巴尔蒂斯也曾说过：“在物象的背后，还有另外一种东西，一种眼睛所不能见到但可以用精神去感觉到的真实存在”，巴尔蒂斯所谓的“另外的东西”所指的就是“形式语言”背后的“观念”，也是艺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当艺术家选择了具有象征性的“精神实体”去揭示了有关自然人文的种种问题，用可视的物质世界表现无形的精神境界，这本身就存在着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近现代静物画不断被赋予新的使命，从“形式”到“观念”，从“视觉感受”到“精神感知”，近现代静物绘画伴随着人类精神活动的提升演变而融入了自我的主观意识和思维理念，静物画已非止步于机械模仿的技术性和技巧性，而更尊崇艺术家内心的思维意识和心理活动。在近现代静物画发展过程当中，各种新的“形式语言”开始百花齐放，艺术家也开始意识到自我内心的表达在一幅作品中的重要性，其自身的思想情感、思维意识、心理动态不断的敦促着静物画中更为多样化的形式表达，“形式语言”的嬗变成了艺术对接时代运动轨迹的一种符号，艺术家在探寻“形式语言”的革新过程更不忘静物画中“精神观念”的表现，“观念”与“形式”之间产生了某种潜在的内部联系。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产品物流；对策分析
1研究现状与问题的提出
新农村建设作为党和人民的一项重要而又伟大的战略性工程，其必然要求有一个现代化的农业与之相适应。而目前影响农业发展的瓶颈正在从生产领域逐步延伸到流通领域，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农产品流通的市场化水平低，流通成本高，农民没有从流通领域享受到应得的比较利益。由于农产品最终要依赖于流通领域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正在成为解决大市场与小生产矛盾的重要举措，成为提高农民收入、推动新农村建设和促进整个农业发展的关键。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就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随着物流业的发展，国内外人士逐步认识到农产品物流的重要意义，继而开始予以关注，理论研究方面陆续出现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著作和文献，比较突出的有李柏园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研究》(1995)，风雷的《农产品市场组织模式研究》(1996)，杨孚平的《农产品流通与国民经济成长》(1996)，纪良钢的《农产品流通中介组织研究》(1999)等。另外，张声书和日本的佐伯弘治编写的《中国现代物流研究》(1998)部分章节涉及了中国农产品物流方面的研究；王之泰教授的《现代物流学》(1995)也提及了农业环境与农产品物流。
但总体来说，目前进行新农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已经很多，研究现代农产品物流问题的文献也不胜枚举，但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的并不多见。本文将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物流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研究，以新农村建设为背景。探索我国现代农村物流产业的发展思路，并提出发展农村物流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建议。
2新农村建设与农产品物流发展的内在联系
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我党重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次的新农村建设是科学发展观这一崭新理论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是对科学发展观这一崭新理论的具体实践，而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正确的理论才能导致正确的实践。只有用科学发展观来解读新农村建设，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国农产品物流体系的构建，才能保证新农村建设的科学发展。以及建设现代农产品物流目标的真正实现。
(1)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解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目标问题，也就是建设怎样的新农村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就回答了新农村的建设目标是实现农村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二十字建设目标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发展要义和发展要求的具体体现。在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中，生产发展是首要任务，体现了物质文明的要求。而众所周知，广大农村的生产发展离不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因此，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就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2)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根本途径的解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途径问题，也就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说明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途径在于统筹。其中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关键还在于自觉地促进城乡交流，而现代农产品物流的发展不仅能够解决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同时也能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逐步改变，成为新农村建设一个助推器。
(3)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以民为本的解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说明了新农村建设要以农民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政府一切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农产品全面短缺的时代已经结束，并出现了区域性、结构性过剩，而农产品流通不畅日益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农民无法从流通中获得应得的比较利益，因此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也是维护农民利益的一个重要途径，大力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题中应有之意。
3新农村建设中我国农产品物流发展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呈现出大量化、多样化、优质化和动态化的趋势，这与农产品生产规模小，生产有季节性、区域性、分散性等特点产生必然的供求矛盾。而农产品背后是一个巨大的物流系统，包括供应商、加工商、批发商、零售商。简略来讲，当前我国农产品物流具有三大特点：即物流数量大、品种多；物流难度大；物流要求高。
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目前尚处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生产阶段，所以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物流量不仅数量巨大，而且供应非常分散，物流成本很高。传统农产品物流模式局限于供应商和销售者之间的多环节重复物流，效率低下，现有农产品物流体系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市场发展形势。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农产品物流渠道比较单一，尚未形成多渠道的营销体系。农产品物流专业化和社会化水平低下。在我国，社会上对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的作用和意义的认知度和认同度至今较低。尽管物流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但是总体看来，物流规模普遍偏小，竞争力不强。自营物流还占绝大部分，第三方物流发展比较缓慢。
第二，物流成本高，价值增值少。我国的农业经营方式主要是单户经营，农民对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农药等的购买多以分散为主，而且农产品的销售都是各家分户进行的，物流成本过高。
第三，物流技术水平低，运输基础设施落后。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落后。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及管理水平低下。据统计，我国目前有各类农产品批发市场5000多家，但具备一定规模的市场数量有限。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建设、农产品仓储、交通运输条件和工具、信息网络平台等公共和准公共设施仍然落后；批发市场的管理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标准化程度不高，农产品的检疫监测手段不完善，从而导致食品安全存在隐患。
第四，缺乏健全、快捷、灵敏、安全和可靠的信息服务。农产品物流各环节的信息化程度低下。我国农户获得农产品生产信息主要依靠传统方式，其他诸如来自当地市场、政府部门、传播媒体及网络的都很少。当前，许多农产品市场没有配备信息设备，相关物流信息网络系统还处于空白，在物流服务企业中，仅有39％的企业拥有物流信息系统，绝大多数物流服务企业尚不具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处理物流信息的能力。
第五，农产品自身的缺陷造成流通的障碍。农产品物流标准化程度较低。一是各种运输方式之间装备标准不统一，物流器具标准不配套，托盘标准化没有推行，包装标准与运输标准不配套，物流包装标准与物流设施标准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二是我国农产品的质量卫生标准和市场内部的检验检测体系尚未建立，进人流通的农产品质量偏低，缺少检验手段和食用安全保证。
4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对策分析
(1)加大对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的投入。农产品物流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建设，农产品仓储、交通运输条件和工具等设施的建设。考虑物流量的大小、区位等因素，在粮食、蔬菜、水果、禽蛋、水产品等农产品集中产区，改、扩建一批集散功能强、辐射范围广的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加工配送中心；加强农村道路建设，实施村村通公路，提高通达率和道路等级，确保农产品的运输道路畅通无阻，物畅其流；加快农产品运载工具的开发生产，发展与改进各式农用运输车；加速农村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电话普及率；加快网络基础建设，改变目前信息“高速公路”塞车的状况，发展和普及宽带业务，不断推动网络延伸。
(2)发展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培育和完善农产品物流主体，完善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是统筹城乡的纽带，建立起单个农户与市场之间的连接机制，促进农业资源横向集中和经营纵向一体化，以形成强大的市场主体参与竞争，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强大的支持。政府要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促进政府与农民的联系，保护农民利益。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于1929年创建，伦敦当代艺术研究所(ICA)成立于1947年。两者的一个最高目标，就是为先锋派艺术培养知音。尽管两者的成立时间相差20年，却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鼓励、信息和教育。由于伦敦当代艺术研究所有意效仿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作法，这样，这个英国第一个严肃介绍先锋派艺术的机构在阐述其理论发展方面理应受到后者的启迪。沦敦当代艺术研究所成立的明确目的是要培养高知识水平的人才、从事当代艺术活动并进一步致力于艺术理论的发展。该所的研究涉及到了所有的视觉艺术、造型艺术和表演艺术，如摄影、电影、诗歌、戏剧和建筑。其早期最突出的成就是在绘画和雕塑领域，但是后来却忽视了塞尚和罗丹以后的艺术家。伦敦当代艺术研究所无疑是英国最重要的、最富于创造力的实验展览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它的成功取决于吸引观众的能力。但是，它的第一批观众必须被它所吸引并从中受到教益，因此在它成立的前10年中，其主要工作是招募人才。伦敦当代艺术研究所的早期活动很不系统，因为它对，、才的选择十分挑剔，很难形成一个颇为综合性的机构。它侧重有意地引导普通的个人”从事先锋派艺术的创作活动，而忽视了艺术传统的常规。它突出强调某一创造性风格一定会比其他艺术更有教益，强调诱导大众洞察力的重要性。该所的主要创始人有诗人、艺术评论家兼理论家H.里德和毕加索、马蒂斯的朋友、超现实主义者R。彭罗斯。彭罗斯对那些努力拓宽艺术范围的艺术家们深感兴趣。里德做为教育理论家，他的尝试为他近期出版的《艺术教育》提供了素材。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的艺术院校仍受着维多利亚时期全国课程指导大纲”的影响，全国没有一所专门管理现代(即刚出现的)艺术的机构。因此，伦敦当代艺术研究所「没有成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而成了一个类似于博物馆的机构，这无疑使当时的人们感到惊奇。除了一些讲座，英国几乎没有涉及20世纪艺术的大众博物馆教育。在伦敦当代艺术研究所以前，从没有一个主要博物馆鼓励大众来掌握、从事或学习现代艺术。当时的艺术博物馆关心的是展品是否流行，衡量展览的标准是参观的人数。它们只是起了旁观者的作用，至于观众是否接受，则漠不关心。对研究所的成员们来说，逼真”就如同康斯太布尔和透纳以后的雕刻和印象派的深棕色照片一样。作品本身以及被歪曲的原意，会由于年头短而显得逼真”，因为它们的真实性”已经被劣质的复制品破坏了。然而，这些复制品却因人们刻意地解释其含义和技巧而身价倍增。博物馆墙壁上的艺术真品看上去既熟悉，又非常陌生，这种陌生不仅是视觉上的，而且是概念上的，因为习惯上的分类和归类是由出处而不是由传播的广度决定的。研究所唯一的好兆头是当时博物馆存在的弱点:博物馆怎样教育其观众并无一定之规;多数20世纪的艺术品的复制品尚未发表，因而能够通过教育引导而被人们所理解。1947年，对于伦敦的鉴赏界来说，当代”艺术意味着源于欧洲大陆的现象、文化进口”并带有后天学到的品味。印象主义在20世纪的头10年里在英国扎下根，至今仍在流行。R.弗赖对后印象主义的著名解释在191。一1912年间遭到人们的唾弃，人们普遍认为后印象主义风格是精神不正常者的艺术，弗赖的阐述被说成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学者的古怪行为。1936年，国际超现实主义展览”在伦敦展出。翌年，国际构成主义展览，，随之展出，同时做了大量宣传工作，但是却有些自吹自擂，结果适得其反。1946年，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展出了毕加索和马蒂斯战时的作品，大大触动了温文尔雅的欣赏品味。另外，包豪斯的原理被广泛接受。战前，许多著名人士都把伦敦当成庇护所‘，以从事建筑、摄影、电影或印刷工艺等行业谋生。但其主要表现形式—几何主义、机能主义在被排除在艺术范围之外的同时，已经自成体系。英国广播公司出版的《听众》周刊中的一个固定栏目是唯一介绍当代艺术的大众出版物，它对这些派别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介绍了其中的精品。然而，订阅象《建筑设计》或《建筑评论》一类杂志的人都是有着广泛的鉴赏力的，他们感兴趣的运动包括未来主义、俄国的构成主义和风格主义。批评家们和理论家们试图把英国的先锋派艺术与欧洲大陆的艺术现象联系起来。H.里德却强调英国文学中土生土长的超现实主义和带有本国特色的、崇尚自然的英国式的结构主义，不断把英国绘画和雕塑的各种主题结合和联系在一起。但是里德的这些看法很少在这一时期发表，而在伦敦当代艺术研究所控制的社会文化团体中，人们只相信，重要的美学发展成就都是舶来品。旋涡画派却是个例外，它在1947年几乎被人遗忘，30多年后，却又迅猛而突然地出现在伦敦。它的创始人、自称是一切被确•认事物”的敌人”的W.刘易斯选择了一种时髦的肖像画法以掩饰他那从未间断的严肃的美学画法。但是他的旋涡派技巧的抽象作品竟然被皇家艺术学院完整无缺地保存了下来。W.莱撒比是皇家艺术学院的第一位设计教授，尽管他早在1918年就辞职了，但他提出的现代艺术应当精确、巧妙、凿实”的标准却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最能反映这种标准的最可靠的旋涡画派的复制品是从1914年开始保存的。紧接着，在其后相似的实践中，皇家艺术学院追求一种画幅减小的、色彩单调的表达法，它被美学印刷性能所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就缺少一种宏大的创造魄力和进取精神。尽管如此，直到伦敦当代艺术研究所成立，从旋涡画派派生出来的画派继续在皇家艺术学院的设计系中流行，并为该所吸引知名人士尽了微薄之力。1947年以前，英国出现的其他两个现代艺术潮流是超现实主义和构成主义，然而，它们的成立宣言一直是带有防御性的，缺少来自旋涡画派的支持。1936年，超现实主义第一次大亮相，其追随者竭力贬低传统的价值观，这就变成了一种众所周知的破坏力量。通过反映无意识的、非常规的意象来扩大对美的认识，超现实主义基本的、明确钓要旨被曲解了。到1947年，艺术家们对超现实主义的目的和图像的回忆是建立在鄙视租曲解其原义的基础上的。由于1936年超现实主义在亮相时仅仅通过展览、故意加深难度和费解的讲座进行宣传，因而无疑使人们进一步认为，当代艺术是大逆不道的。#p#分页标题#e#作为超现实主义美学的拥护者，构成主义从中汲取了教训。他们在伦敦举办第一次展览会(1937年)时，强调引导，使这个流派接近于人们普遍的认识水平。构成主义的起源被详尽地描述，并通过列举如圆形石林、现代桥梁工程、娱乐建筑以及植物的有机结构等这些在一般人们意识中旦已存在的现象，来阐述其理论。如果说构成主义通过上述方法成了流行的运动，那就错了，但它并没有引起英国超现实主义的敌意。实际上，它由于在一个著名的博物馆展出而得到了人们的接受。这是来之不易的:所有英国的当代艺术的主要展览(1910年和1912年的后印象主义、1914年的旋涡主义、超现实主义和现在的构成主义)都曾受过小型商业画廊的影响，直到1946年，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展出毕加从和马蒂斯的战时作品时，主要的公立机构才取代了小型商业画廊。因此在20世纪的最初30年间，英国当代艺术在人们认识中的最大特征不是博物馆未能宣传其理论，而是它们完全自我封闭起来。这与美国的情况不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树立了鼓励、扶持、教育公众的榜样，其结果证明，公众是可以经过培养而参与当代艺术狂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伦教当代艺术研究所的典范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成立的背景是英国所没有的。18世纪，伦敦是古典艺术的主要中心，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得大英博物馆和其后的机构发展起来。那时，正值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贵族变卖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这成为国家美术馆收藏的第一批作品。而19世纪20年代，纽约则集中力量收集现代派早期的素描和油画，它还拥有一大批印象派、后印象派和立体派的狂热支持者。如果不是这些收藏家们欣赏莫奈、修拉、高更、凡高和毕加索的作品的话，这些精神财富也许就会流落在某些艺术市场上。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建立就是要向公众集中展示这些杰出人才的作品，使纽约不仅成为收集现代艺术品的中心，而且成为研究现代艺术的中心。问题在于，由于大众媒介的有意挑拨，造成了公众普遍的误解甚至敌意。这种情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印象派和旋涡派作品在伦枚展出时一样。1913年的军械库展览会”和1912年在大都会博物馆的现代艺术展”，虽然引起了私人收藏家的极大兴趣，却疏远了毫无准备的公众。公众对这些作品的理解和衡量主要是随着报刊对现代艺术的贬低、歪曲和污蔑而左右的。这些成功的展览(以参观的人数衡量)不计其数，在某些方面，这些展览却损害了现代艺术的普及。因为多数人是带着反感情绪来参观的。与伦教的那些展览一样，这些现代艺术展览旨在使公众对图像和物体有所认识，但是它们对于使公众自觉地认识现代艺术，没有提出引导，这暴露出现代主义易受信息不灵的伤害，从而表明进行可靠的引导的重要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管理人员从二开始就认识到，他们创办的机构必须是一个教学机构，在当时没有现代艺术的一般教学课程的情况下，在美国的学位制度还停留在戴维制、安格尔制或德莱克鲁瓦制时，学习现代艺术的唯一模式就是自学和自我探讨。A.巴尔之所以被认命为该馆的第一任馆长，正是因为他进行了一次游历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德绍和莫斯科的旅行。1927年，刘易斯警告他，忽视向公众进行先锋派艺术的宣传是危险的。巴尔就是在那时拜访了在巴黎的毕加索和科比西埃，在荷兰的J.奥德，在德绍的G.克利、康定斯基和法宁格，最后在莫斯科，拜会了俄国当代艺术、建筑、戏剧和电影界的一些代表人物。然而，巴尔对现代主义的理解是感性的，除了后印象主义和(纽约收藏家最感兴趣的)立体主义，还包括绘画、雕塑、书画刻印、建筑、电影和戏剧。在博物馆的最初几年中，他把纽约公众的欣赏力逐渐吸引到现代艺术上来，小心谨慎地同各种流派接触，以减少人们对现代艺术的神秘感，并不断为建筑和产品设计提供资料。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第一次展览是为塞尚、高更、修拉和凡高举办的，时间是1929年。这次展览激发了后印象派富有远见的意识，并使之真正地形成一种风格。展览为宣传雷东、克利、马蒂斯、里维拉和莱热的观点找到了依托。后印象派时期的资料不断表明，现代主义被人接受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同时，巴尔指出，现代主义既非前无古人，也非后无来者。他曾推荐阿兹台克、玛雅和印加人的绘画参加美国现代艺术起源展览妙(1933年);在非洲黑人艺术展览”(1935年)中，他重新评价了原始艺术的深远影响。他通过展示现代建筑和产品设计来拓宽公众的欣赏范围，还进行了也许是他最艰难的工作(因为美国人曾一直相信，现代主义无疑是一种只属于欧洲的文化现象):把美国的现代艺术融入先锋派的历史，并展示它与民间艺术的连续性。所有这些可以看做是为人们的广泛接受所做的巧妙安排:最初介绍一些现代艺术中最易于理解的方面，逐渐附之以比较激进的作品，以证明它既是全人类的，又是土生土长的，不是深奥莫测的，而是每个人都可以掌握的。实际上，这也引导了现在被认为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最富于创新精神的展览:立体主义和抽象艺术展”和荒诞艺术、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展”。这些展览面对的是1936年知识渊博的公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一年的国际超现实主义展览”大大震惊了毫无思想准备的伦敦人。他们还发起了标准实践活动:详尽向公众介绍这些艺术，而不是保持它们的神秘性;举办绘图背景和谐的展览，而不是附庸其他美学时尚，从而使该博物馆闻名天下。巴尔在欧洲进行宣传，他用多种语言编纂了大量的提要和目录，试图包括所有的他所知道的机构。他还为大量的展品制作说明，认真记叙了艺术家们的生活方式、绘画背景、交际交往和奋斗目标。这一事业是一次把最新的研究成果立刻传播给公众的最早的大规模的尝试。因而，它有些不确切也是在所难免的。值得注意的是，巴尔在这方面存有两种偏见:他那种认为当代抽象派艺术主要是从欧洲传来的，少数是由美国人创造的观点，遭到了人们的怀疑;同样，他的艺术是一种因果关系控制的连续进化的现象的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巴尔在研究欧洲艺术时发现了两种流派:第一种始于塞尚，包括立体主义和以几何图形绘画的方法。第二种流派起源于高更，涉及即兴作画、无定形和不明确画法。#p#分页标题#e#后一种发现使巴尔推断出，有机性造型的抽象艺术将是现代艺术下一阶段的发展。这一阶段要求艺术家们密切注视超现实主义的自发性，发现其偶发事件，用一种奇异的手段将机械形式和生物形式结合在一起。勿庸置疑，巴尔的这种思想影响了伦敦当代艺术研究所的创始人，并经过10年的认识，这两种主要的、富于创造力的流派被称为构成主义”和印象主义”抽象艺术。
下一篇：中班游戏计划范文(精选2篇)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