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生产要素(6篇)
时间：2024-05-14
时间：2024-05-14
关键词：粮食法学；创新型法学体系；创新发展；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DF413
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7.03.03
[HS（3][HTH]一、创新型法学体系的提出
[HTSS][HS）]
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其中对“创新发展”的表述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通过“创新”推动“发展”，通过“发展”引领“创新”。“治国方略论”“人民主体论”“宪法权威论”“良法善治论”“依法治权论”“保障人权论”“公平正义论”“法治系统论”“党法关系论”等九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创新发展[1]。我国正在构建创新型国家，而构建创新型国家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创新发展不仅仅是制度层面的崭新理念，还应当成榉ㄑа芯康恼感吕砟睿从而构建创新型法学体系。
传统法学体系具有滞后性、狭隘性、封闭性等弊端，具体如下：基本原理过于强调固有原理和思维模式，缺乏对新兴法律现象的探索、升华，具有滞后性；核心范畴过于强调私法学与公法学之分，缺乏对新兴法学范畴的包容、吸纳，具有狭隘性；学科建设过于强调本学科的学科体系、研究队伍，缺乏对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借鉴、引进，具有封闭性。创新型法学体系旨在突破传统法学体系的滞后性、狭隘性、封闭性，从而推动基本原理、核心范畴、学科建设的协同创新。具体而言，基本原理的创新发展强调理论基础的跨领域拓展、学科地位的夯实、价值取向的多元，体现前瞻性；核心范畴的创新发展强调主体、权利义务、客体、行为、责任及其救济的创新，体现包容性；学科建设的创新发展强调学科体系的呼应联动、研究队伍的跨界互动，体现开放性。
中国粮食法学是对粮食法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是经济法学、农业法学的重大创新，体现了创新型法学体系的发展规律：其一，中国粮食法学具有丰富的基本原理，迎合新兴法律现象的发展潮流，既非“早产儿”又非“畸形儿”，需要创新发展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和价值体系，体现前瞻性特征；其二，中国粮食法学需要突破传统私法学与公法学的明确划界，创新发展对主体、权利、义务、客体、行为、责任等的理解，体现包容性特征；其三，中国粮食法学具有完整的学科建设规划和新兴的研究队伍，不断吸纳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形成老中青、本硕博为一体的跨学科学派体系，在中国法学界应当有一席之地，体现开放性特征。
我国《粮食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在创新发展方面提出，“不断推进体制机制、产业体系、经营业态等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粮食法》立法进程”，“初步形成与国情、粮情相适应的粮食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体系”。从《粮食法（送审稿）》来看，“发展”一词作为促进意义使用出现了10次，“创新”一词出现了2次（即第8条“粮食科技创新体系”、第14条“种业科技创新”），初步体现了其对创新发展理念的重视。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粮食法》的制定是中国粮食立法史上的浓墨一笔。随着《粮食法》的制定，亟须发展粮食法学，加强对粮食立法的学术研究，有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体系，推动未来《粮食法》的有效实施。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中国粮食法学应当彰显创新发展理念，从基本原理、核心范畴、学科建设三个层面进行创新发展，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法学体系。
[HS（3][HTH]二、基本原理之创新发展：创新型法学体系的前瞻性
[HTSS][HS）]
一个学科的构建，都是从基本原理开始的。“创新型法学体系”有必要加强基本原理研究，体现前瞻性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创新型法学体系”并非具体法学学科的特定研究领域，而是整个法学体系创新发展规律的前瞻性把握。相应地，粮食法学的基本原理要体现创新发展的前瞻性，具体如下：必须具备强大的理论支撑，如唯物辩证观、“软法”革命、系统工程论；必须具备独立的研究对象，成为独立的法学学科；必须彰显自由、公平、效率、安全的价值取向，体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一）理论基础之跨学科引入
一个学科的沉淀，需要不断深化理论基础，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唯物辩证观。粮食产业是靠天吃饭的，对自然因素（如耕地、气候、水资源）的依赖性很高[2]。从唯物观看，粮食法学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例如，考虑中国第一人口大国的实际，必须重视最大多数人的粮食供给，充分保障弱势群体的粮食权益；考虑中国耕地资源有限的实际，必须制定最严格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考虑沿海和内陆自然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均，必须制定大城市粮食供给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国家层面的粮食危机应急体系等。从辩证观看，粮食法学要充分考虑自然因素、农业技术、经济管理、制度因素等的内在联系机理，体现普遍联系的思维；粮食法学要在基本原理、核心范畴、学科建设等方面进行创新发展，体现发展思维；粮食法学要全面分析矛盾，客观看待粮食法的优点和缺陷，防止片面性，体现矛盾思维。
第二，软法革命与制度变迁。粮食制度包括粮食硬法与粮食“软法”，粮食硬法即通常所言之粮食法律制度，粮食软法则包括粮食政策、粮食标准、粮食行业自治规则、粮食交易习惯、国际粮食非正式规范等。粮食政策作为基本的粮食软法，具有灵活性、具体性、效率性等优点，但也存在干预性、功利性、波动性等缺陷。相比之下，法律具有粮食政策所不具备的诸多优点，如强制性、严谨性、稳定性，尤其是《粮食法》的制定可以从基本法层面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因此，应当形成以粮食硬法为主导、粮食软法为辅助的制度架构。当然，粮食软法与粮食硬法并非截然分开，粮食软法经过实践检验可以上升为粮食硬法，粮食硬法也可以通过粮食软法加以具体实施。
第三，系统工程论。系统工程理论是自然科学中的传统理论，逐步被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在影响粮食安全的诸多因素中，我们日益重视制度因素，但不能贬低自然因素、技术因素、经管因素等对粮食产业的作用，尤其是自然因素（如气候变化）始终起着基础性作用[3]。我们强调的是，诸多因素要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在制度层面，法律也并非灵丹妙药，存在抽象、单一、滞后等不足，需要粮食软法加以协助，共同构筑粮食法治系统工程。粮食法治系统工程应当充分考虑自然因素、技术因素、经管因素、制度因素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从中凸显法律因素的研究价值。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本质上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的系统工程。粮食法治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是粮食产业现代化的有力保障。
（二）学科地位之独立性
粮食法学的研究对象是粮食法及其发展规律。粮食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即粮食经济关系。具体体现为：其一，粮食生产经营者之间。粮食生产经营者之间在粮食产业发展过程中具有平等关系，可以自由交易，体现意思自治。其二，粮食行政管理机构与粮食生产经营者之间。粮食行政管理机构可以对粮食生产经营者施以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产业促进，而粮食生产经营者又可以对粮食行政管理机构进行监督。其三，粮食行业组织与粮食生产经营者之间。粮食行业组织可以对粮食生产经营者施以行业自律、行业惩治，而粮食生产经营者同样可以对粮食行业组织进行监督。其四，粮食行政管理机构与粮食行业组织之间。粮食行政管理机构对粮食行业组织进行监管，而粮食行业组织对粮食行政管理机构又可以进行监督。其五，粮食行政管理机构之间。粮食行政管理可能存在“九龙治水”的情况，需要构建独立、权威的粮食行政管理机构。其六，粮食行业组织之间。粮食行业组织是多元化的、不同层级的，彼此之间既是平等交流关系，又存在互相监督问题。
粮食法学与其他相邻学科有明确区分，可以成为独立学科。粮食法学与农业法学是有区别的。农业法学是新兴的法学分支学科，研究范围涵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而且是全产业链的研究。粮食生产属于种植业，但粮食法学还要研究粮食政治化（即国家安全价值）、粮食金融化（如“粮食银行”以及粮食期货）、粮食能源化（如玉米能源）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传统农业法学不甚涵括却又非常重要的。如将粮食法纳入社会法的范畴，则同时体现“自发调节”和“国家干预”的双重特征[4]。本文认为，粮食法学应属于经济法学。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而粮食法的调整对象――“粮食经济关系”――恰好是上述“经济关系”的基本组成部分。经济法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宏观调控法与市场监管法，而粮食法学同样聚焦粮食宏观调控、粮食市场监管，因此，粮食法学是经济法学的独立分支学科。
（三）价值取向之多元化
粮食法学的价值取向是粮食立法的宗旨倡导、目标追求，需要多元化发展，不宜单一独断，试析如下：其一，自由价值。自由价值是基础性价值，在确立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要推进粮食流通全面市场化改革，重点解决粮食产业化、粮食国企改革、粮食市场体系建设、粮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法律问题。其二，公平价值。公平价值是保障性价值，要充分保障粮农的合法权益（如土地权益、粮食收成、国家粮食补贴、社会保障权益），实现权利公平、义务公平、责任公平，为粮农提供粮食公益诉讼等救济机制。其三，效率价值。效率价值是动力性价值，要鼓励粮农进入粮食期货市场套期保值、规避风险，引导大宗粮食生产，提升粮食市场体系的运行效率，加快粮食市场的发展。其四，安全价值。“粮食安全主旨化”应当成为粮食法的基本原则[5]。安全价值是底线性价值，也是崭新的价值形态。要彰显总体国家安全观，守住耕地红线，基本依靠国内粮食供给，严格监管粮食质量安全，慎重对待转基因粮食。与此同时，要坚守粮食定价权，防范由国际粮价波动引发的系统性危机。
多元价值整体上是可以协调统一的，但在创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也容易产生冲突，例如，创新发展的“创新”需要自由的市场环境，但强调自由价值亦不是放任自由发展，否则会出现不安全因素，危及安全价值。创新发展不是放弃安全价值，而是强调在安全基础上的发展。与安全价值相对接的还有公平价值，既包括程序公平，又包括实体公平。强调安全就必须强调公平，尊重粮农的劳动成果，保障城乡弱势群体的粮食权，实现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才能最终实现粮食安全。当然，过分强调安全价值、公平价值，又会人为制造禁锢、扼杀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最终也不利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在保障安全、实现公平的基础上，关键还是要发展，而且必须辩证对待立法现状，破除制度禁锢，实现创新发展。因此，必须强化自由价值、效率价值，加强粮食流通全面市场化改革，体现市场决定性地位的发展趋势，才是粮食法学应有的社会担当。
[HS（3][HTH]三、核心范畴之创新发展：创新型法学体系的包容性
[HTSS][HS）]
“创新型法学体系”比较宏观、抽象，核心范畴必须涵括不同具体法学学科的概念范畴，才能探索法学体系的整体发展规律，体现包容性特征。相应地，粮食法学的核心范畴要体现创新发展的包容性，具体如下：必须创新发展粮食私权利主体、粮食公权力主体和粮食行业协会，实现公共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统一；必须创新发展粮食权利义务，深入研究粮食权这一新兴权利范畴；必须创新发展粮食法律客体，在拓展主粮的同时慎重对待转基因粮食；必须创新发展粮食法律行为，推动粮食法律行为国际化；必须创新发展粮食法律责任及其诉讼救济，促进粮食公益诉讼的推广。
关键词：粮食价格；波动原因；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2-0060-05
粮食价格波动的成因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分析粮食价格波动原因及其影响，对完善粮食价格的宏观调控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
影响粮价波动的因素比较复杂，往往是供求结构、经济形势及政府政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粮食价格的影响因素分为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方面。
（一）内部因素
粮食价格波动的内部因素指影响粮食价格的内在基础性因素，如粮食的供求状况、生产成本等，这些因素是粮食价格形成的基础，其小幅变动都有可能直接引致粮食价格的大幅波动。
1.市场供求。粮食价格波动是由供求总量、粮食品种、供求地区结构等因素所引致。在粮食总体需求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扰动粮食价格偏离均衡的因素主要来自供给层面。当遭受供给层面的冲击时，往往会出现较大的波动。由于粮食产量与库存存在较强的季节性与周期性，无法实现适时调整。因此，粮食的丰产和歉收直接决定粮食价格的波动。我国农户的种粮决策主要由粮农根据上期或当期的粮食价格信息决定，而不是根据市场的预期价格进行决策。因此，粮食价格对生产与供给的调节，往往是滞后的，粮食市场的供求波动呈现典型的“蛛网效应”。
1984年我国粮食大丰收，产量创改革开放以来新高，粮食供求矛盾得以缓解，受其影响，1985年粮食价格呈下降态势，粮食比上年减产2820万吨，之后连续4年仍未恢复到1984年的产量水平，1986-1989年粮食零售价格同比上涨9.3%、6.2%、14.3%和21.3%。与1990年相比，1991年粮食减产1095万吨，此后连续多年粮食产量停留在45000万吨上下，1992～1996年粮食收购价格持续上涨，特别是1994年全国粮食零售价格同比上涨48.7%。从1995年开始，我国连续4年粮食丰收，特别是1996年粮食产量首次突破万亿斤，达50454万吨，再加上1995～1998年粮食净进口250亿公斤，导致粮食总供给量大于需求量，出现结构性过剩。受其影响，1997～2000年粮食零售价格持续走低。1999年以来，全国粮食播种面积连续5年减少，粮食总产量持续4年下降，进入一个新的变动周期。1999～200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累计减少7769.1万吨。2003年粮食产量下降到43070万吨，低于49000万吨的安全警戒线。同时，粮食需求随人口增加平稳增长，退耕还林补助粮作为新增的粮食消费，总需求量为49500万吨，产需缺口近6000万吨，当年粮食生产价格指数上升2.3%。客观讲，减产趋势是对上一轮超常增产周期的合理回归。2004年粮食生产价格比上年上涨26.2%，在促进粮食生产的同时，粮食进口量激增，使粮食产需缺口逐步缓解。2005年全国粮食丰收，加上进口增加相对较多，粮食消费微涨，带动当年粮食生产价格指数小幅下降。粮价波动不仅受供求总量影响，还与供求结构直接关联。如，玉米由于其深加工产业尤其是燃料乙醇产业的快速发展，2006年玉米使用量达2300万吨，占国内玉米产量的17%，引致玉米价格持续上涨。2006年10月至2007年6月期间，玉米价格从每吨1324元涨到1617元。
值得指出的是，粮食产量的波动对粮食价格的影响并没与像其他商品那样剧烈。图1是1985～2011年粮食产量指数与零售价格指数的变化情况。不难看出，粮食产量大幅增长并没有引起粮食价格的快速下降。相应的，粮食产量大幅下降的年份也并未引起粮食价格的快速上升。可见，粮食产量变化并不是引起粮食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引起粮食价格波动。这说明我国粮食生产对粮食价格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宏观调控所抵消。
2.生产成本推动。粮食生产成本是粮食价格形成的基础，而且粮食价格通常会随着生产成本的升降出现同向变化。从统计数据看，1983～1996年间粮食生产成本持续上升，与1983年相比，1996年全国三种主要粮食平均生产成本上升485.3%，直接推动同期三种主要粮食平均市场价格上涨448.9%。1997～2001年，受三种粮食平均生产成本下降9.5%的影响，粮食生产价格随之下跌20.9%。2002年后，受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及国际油价的高企影响，粮食生产成本再度上升，导致粮食市场价格震荡上涨。分品种看，小麦、稻谷、玉米的平均生产成本与市场价格的波动态势，总体上呈现高度一致性，即市场价格随着生产成本的变化同向变动。（见图2）
（二）外部因素
影响粮食价格的外部因素有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动、国家粮食政策调整等。
1.国际市场传导。我国粮食产量、消费量占全球总产量、总消费量的20%左右，我国粮食市场的产需结构及价格变化必然会对国际粮食价格产生影响。国际粮食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的产需结构、价格变化又会影响我国的粮价走势。
1996～2002年，国内粮食市场与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变动态势趋同，差别仅体现在升降幅度上。与1996年相比，2002年国际市场稻谷、小麦、玉米价格分别下降43.9%、26.4%和38.8%，同期国内这三种粮食价格分别下降24.2%、34.0%和18.4%。2004年我国小麦进口量达723.3万吨，比上年进口量42.4万吨多16.1倍。受国际粮价上涨影响，当年我国小麦生产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2%。我国对大豆缺乏国际市场定价权，2006年我国进口大豆达2826.9万吨，占世界大豆进口总量的44%。国内大豆市场和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价格显著相关，2007年4月美国大豆价格比上年上涨23.7%，直接拉动国内大豆市场价格同比上升19.7%。
2.国家粮食政策调整。粮食政策变化对粮食价格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情况实现。一方面，国家通过提高或降低粮食收购价格，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粮食的市场价格。另一方面，国家制定的宏观政策，如粮食收购价格、农业信贷、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农业保险政策等会影响农民种粮收益预期，进而影响粮食产量，从而间接影响粮食价格。粮食政策的变化对不同收入的粮农产生的影响不同，那些粮食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较大的家庭会更关注粮食政策，粮食政策对其影响也较大。
二、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
粮食价格波动将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如粮食生产投入、产业链的传导、农民收入等。
（一）粮食生产投入
粮食价格涨跌与粮食生产投入紧密相连。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价格的变化反过来又影响供求关系。即当年粮食价格上涨会刺激下一年度的粮食生产，扩大投入，增加供给；反之，当年粮价下降，粮农会预期下一年种粮收益减少，于是降低投入，减少供给。当粮食价格发生波动时，农民往往调整播种面积、种植结构、生产投入等。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大幅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粮农收益也大幅提高。政策的刺激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粮食播种面积保持在18亿亩左右的历史高位，粮食大幅增产。1984年全国粮食大丰收，粮食收购价格因农民卖粮难而下跌。受“谷贱伤农”影响，1985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相比上年减少403.9万公顷。1986～1989年，粮食收购价格逐年上涨，粮食播种面积逐年恢复，产量逐年走高。1990～1991年，受粮食收购价格连续下跌影响，粮食播种面积逐年减少。1994～1996年粮食收购价格逐年上调，直接引致粮食播种面积随之扩大。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国内粮食收购价格走低，农民种粮收益下降，1998年后粮食播种面积逐年缩减，至2003年已减至9941万公顷，创改革开放以来粮食播种面积的最低点。自2003年下半年开始，粮食零售价格大幅上涨，在预期收益看涨的刺激下，2004年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增加137.8万公顷。此后，随着国家对粮食生产的高度重视，粮食收购价格持续恢复性上涨，受其影响，粮食播种面积实现八连增，至2011年增至11057万公顷。
由于农民对种粮收益的短期行为很强，而对具有长期效益的土地基本建设投资缺乏积极性，这样，粮食价格的变化会促使粮农对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等具有速效增产效应的物质方面增加资本投入。反之，则减少资本投入。1979年全国粮食收购价格大幅攀升，直接促使当年农业机械总动力比上年增加13.9%。在1986～1989年粮食价格上涨期间，农民增加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35.3%，1992～1996年粮食收购价格上涨，包括化肥、农药和机械作业费在内的物质与服务费用明显增加，在1997～2003年粮食生产价格下降期间，粮食生产亩均投入不升反降，2004～2010年随着粮食价格的恢复性上涨，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不断增加种粮的投入，7年间从亩均200.12元增至423.50元，翻了一番多。
（二）产业链传导
粮食价格上涨会推动其上游产业链，如种子、化肥、农药、农用机械等行业发展。一是粮食价格上涨有助于提高粮农购买优质种子的能力；二是良好的种植收益会促进农民扩大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对中游产业链来讲，粮食价格上涨有利于带动粮食流通、交通运输、物流配送等行业的发展。但下游产业链则要面临较为严峻的考验。由于下游企业一般是需求方，上游供给方粮食价格上涨会传导至下游企业，直接导致下游企业采购成本上升，如果下游企业不能顺利转嫁粮食价格上涨的风险，如商品销售价格无法跟进调整或销售价格面临竞争压力，则上游粮食价格上涨将压缩下游企业的盈利空间。如，随着玉米、大豆等原料成本大幅上涨，作为下游产业链的食品加工业感到成本上涨的压力，从而引致食品价格上涨，企业利润减少。
（三）农民收入
卖粮所得是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粮价波动会使农户收入产生直接损益。在农民纯收入构成中，农业收入处于支配地位，非农产业的收入只起补充作用，这就使农民收入受农业生产尤其是粮价的波动影响。
1985～2010年，在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构成中，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比重由1985年的74.4%下降到2010年的47.9%，25年问下降26.5%。尽管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呈逐年下降态势，但总体仍保持在人均纯收入的50%左右，目前仍是我国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目前，增加家庭经营性收入仍是提高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而家庭经营对农户而言主要是从事粮食生产。所以，粮食价格涨跌事关农民种粮收益，粮价上涨，农民收益增加；反之，农民收益减少。
三、完善粮食价格调控的对策
（一）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
第一，进一步完善耕地保护长效机制，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充分调动地方政府重农抓粮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与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坚持集约利用与有效开发相结合，实现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处理好经济结构调整和保护耕地之间的关系，通过市场调节机制和经济补偿机制等方式，合理引导农业结构调整向有利于保护和增加耕地面积的方向发展。
第二，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粮食生产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粮食科技成果的转化率，通过粮食科技含量的提高，减少物化劳动和活劳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普及节水灌溉技术，增强粮食生产的抗旱抗涝能力。加快科技育种步伐，培育高产、优质、高效和抗灾、抗病能力强的优良品种。
第三，完善和落实各项财政支农强农政策，完善农村金融体系。逐步加大财政支农强农力度，确保财政支农资金增长的稳定性与长期性。优化财政支农结构，增加农业科技推广投入、农村和农业保险投入、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提高财政支农资源的配置效率。实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改革改制，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提高农村金融供给和服务能力，不断扩大金融业务的服务范围。
（二）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和粮食直补政策的联动机制
第一，继续落实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将目前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在流通环节中的“暗补”改为在生产环节对农民的“明补”，提高财政补贴效率。逐步使粮食最低收购价成为“影子价格”，而非执行价格，充分发挥其导向作用。
第二，建立最低收购价格粮食的分流机制。分品种建立国家粮食批发市场，必要时可通过连续竞价集中销售，同时根据粮食市价制定合理底价，以避免底价以下的粮食销售。结合储备粮新陈轮换，对部分粮食分品种进行储备，充分发挥粮食批发市场与期货市场对储备粮吞吐轮换的作用。
（三）健全粮食价格调控体系，完善粮食宏观调控机制
第一，完善粮食价格预警机制，试点实行粮食稳定价格政策。以粮食稳定价格作为粮价预警的信号，政府以粮食价格是否在稳定价格内作为对粮食价格进行干预的依据。只有当粮食价格越过或接近最低保护价或最高干预价警戒线时，政府才采取综合措施干预粮食价格，除此之外，粮食价格由市场供求状况决定。
关键词：粮食产量；影响因素；主成分分析；济南市
中图分类号：F326.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5）15-3821-04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5.15.061
Abstract：Inordertostudytheintensityofnaturalandhumanactivityingrainproductionprocess，thegrainyieldofJi’nancitywasanalyzedfrom1978to2008.Twentyfactorswerechosenandthe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methodwasusedtomeasuretheintensityofnatureandhumanactivityfactors.Theresultsshowedthatinthechangeprocessofgrainproduction，58.18%wascausedbyanthropogenicactivity，32.23%wascausedbynaturefactors，and6.47%wascausedbyanthropogenicactivitycombinedwithnaturefactorsinJi’nancity.Themainnaturefactorswereannualmeantemperature，cumulative？temperature，annualprecipitationandannualsunshineduration.Themainanthropogenicfactorsincludedcultivatedarea，totalpowerofagriculturalmachinery，fertilizer，rurallaborforceandtotalpopulation.Thecontributionofnaturefactorsdecreasedgradually，whilethecontributionofanthropogenicfactorsincreasedfrom1978to2008.
Keywords：grainyield；influencefactor；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PCA）；Ji’nancity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也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1，2]。粮食安全与社会的和谐、政治的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息息相关。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成为粮食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3，4]。作为粮食生产大国和人口大国，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同样处于这一危机的阴影之下，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十分关注的话题[5，6]。相关研究初步预测了不同气候变化情景对中国粮食产量造成的负面影响，若气温升高2.7℃、降水增加5%，中国2050年的粮食产量将因气候变化而损失高达14.9%（5000万t以上）[7]。因此，稳定和提高粮食产量关系到人类的生存、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也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开展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研究将有利于揭示粮食增产的规律，对指导粮食增产有重要的意义。目前，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研究多采用相关系数、灰色关联、线性回归等方法，讨论气温、降水、农机动力、劳动力、施肥量等因素对粮食产量影响的单因子分析[8-11]。然而，粮食生产是一个同时受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和生产技术等多因素影响的复杂、非线性系统。因此，在分析粮食产量影响因素过程中，应同时考虑气候变化、粮食播种面积、农业机械动力、化肥施用量、农业人口等因素对其产生的综合影响。
1研究区概况
济南市地处中纬度地带（36°40′N，117°00′E），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3.6℃，年降水量614mm，气候适宜；全市总面积为577500hm2，是山东省的高产综合型农业区。同时，济南市是黄河中下游和环渤海经济带南翼的重要战略城市。近些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耕地不断减少，人地矛盾进一步突出，使粮食安全生产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8]。因此，本文拟通过综合分析气温、降水、耕地面积、农用机械总动力、化肥施用总量、农业人口等多方面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进而区分影响粮食产量的主次因素，为今后粮食生产及粮食安全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为管理部门制定短、中、长期的粮食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2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componentsanalysis，PCA）[12]定量研究自然与人为要素对粮食产量的作用强度。选取影响因素变量共20个，自然因素包括：年均气温（P1）、积温（P2）、年最高气温（P3）、年最低气温（P4）、年降水量（P5）、年日照时数（P6）、年平均风速（P7）、年平均湿度（P8）；人为因素包括：耕地面积（P9）、农用机械总动力（P10）、化肥施用总量（P11）、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P12）、农村劳动力数量（P13）、农业人口数量（P14）、总人口数量（P15）、城市化率（P16）、国内生产总值（P17）、第一产业产值（P18）、第二产业产值（P19）、第三产业产值（P20）。以济南市1978-2008年的统计数据为分析样本。
3结果与分析
3.1济南市粮食产量变化
济南市粮食总产量在1978-2008年间总体呈波动增长趋势（图1），由1978年的115.38万t增长至2008年的281.50万t，平均每年增5.44万t（趋势线斜率）；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也呈现出波动增长趋势（图2），由1978年的3.09t/hm2增长至2008年的8.76t/hm2，平均每年增产0.19t/hm2（趋势线斜率）。图1与图2对比分析显示，济南市粮食总产量与单位面积产量变化趋势相近，粮食总产量与单位面积产量的相关性极强（r=0.998>0.554=α0.001（31），显著水平在0.001以上）。表明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直接决定粮食总产量。
3.2主成分分析结果
利用SPSS13.0统计软件的PCA模块对1978-2008年的影响因素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1）表明，PC1～PC4的累积贡献率达85.9%（已达主成分因子选取原则累积贡献率大于85%），但为进一步明确自然和人为因素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特选定累积贡献率大于95%，即选择PC1～PC7作进一步分析。
从各因素在主成分中的载荷量来看（表2），第一主分量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耕地面积（P9）、农用机械总动力（P10）、化肥施用总量（P11）、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P12）、农村劳动力数量（P13）、农业人口数量（P14）、总人口数量（P15）、城市化率（P16）、国内生产总值（P17）、第一产业产值（P18）、第二产业产值（P19）、第三产业产值（P20），载荷量绝对值变化在0.76～0.98之间，这些因素全为人为要素，因此该主成分因子可以看作是人为因素因子。第二主分量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年均气温（P1）、积温（P2）、年最高气温（P3）、年最低气温（P4），载荷量绝对值变化在0.47-0.87，各因子均为自然要素，故该主成分因子可以作为自然因素因子。第三主分量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年最高气温（P3）、年降水量（P5）、年平均风速（P7）、年平均湿度（P8），载荷量绝对值变化在0.41-0.63，各因子均为自然要素，故该主成分因子作为自然因素因子。第四主分量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年平均风速（P7）和农业人口数量（P14），载荷量分别为0.59和0.53，且分别属于自然因子和人为因子，所以第四主分量为自然与人为因子综合作用。第五主分量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年最低气温（P4）和年平均湿度（P8），载荷量分别为-0.68和0.44，且均为自然要素，故该主成分因子为自然因素因子。第六主分量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年降水量（P5）和年平均风速（P7），载荷量分别为0.59和0.43，均为自然要素，故该主成分因子为自然因素因子。第七主分量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年最高气温（P3），载荷量为0.47，为自然要素，故该主成分因子为自然因素因子。
从主成分因子的贡献率来看（表1），PC1～PC7的贡献率分别为58.18%、12.71%、8.55%、6.47%、4.67%、3.79%、2.53%，贡献率逐渐降低。根据以上分析，第一主成分因子为人为因素因子，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主成分因子为自然因素因子，第四主成分因子为自然与人为因子综合作用。因此，在济南市粮食产量变化过程中，人为因素的贡献率为58.18%，自然因素的贡献率为32.23%，自然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贡献率为6.47%。
4讨论
4.1自然因素与济南市粮食产量变化
根据表2的载荷量及综合得分排序结果，对济南市粮食产量影响最大的自然因素主要有年均气温（P1）、积温（P2）、年降水量（P5）、年日照时数（P6）。从图3可见，济南市年平均气温和积温均呈现波动性变化，增减趋势不明显，二者变差系数[13]分别为0.034和0.031，平均气温为14.85℃，平均积温为5071.04℃，表明济南市气温和积温在年际尺度上变化平稳，对粮食产量提供了稳定的气温基础。年降水量变化在347～1090mm之间（图4），变化趋势不明显，降水变差系数为0.267，略高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我国北方东部其它区域的降水变差系数[14，15]；2000年之后的变化幅度高于2000年之前。年日照时数变化在1819.8～2398.3h之间，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大气污染（气候湿润化）造成的，主要表现为轻雾和霾增加[16]。熊伟等[6]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将影响未来三大作物（小麦、玉米和水稻）的单产，特别是雨养作物的单产将会受到更大冲击。
4.2人为因素与济南市粮食产量变化
人为因素的载荷量及综合得分排序显示（表2），影响济南市粮食产量的主要人为因素有耕地面积（P9）、农用机械总动力（P10）、化肥施用总量（P11）、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P12）、农村劳动力数量（P13）、总人口数量（P15），与郭淑敏等[17]的分析结果一致。济南市耕地面积在1978-2008年间持续减少（图5），由1978年的37.32万hm2减少到2008年的32.13万hm2，共减少5.19万hm2，表明粮食产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所致。耕地减少、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增加的趋势与全国和各粮食主产区的总趋势一致[17]，由于工业和城镇建设加快及农业结构调整等原因，耕地数量下降已呈不可逆转之势，但由于科技进步亦使粮食总产量上升。济南市农用机械总动力由1978年的69.7万kW上升到2008年的446.6万kW，机械动力增加5.4倍（图6）；化肥施用总量和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均呈现上升趋势，分别由1978年的2.22万t和59.6kg/hm2增至2008年的22.37万t和696.0kg/hm2，分别增加了9.1倍和10.7倍，机械动力与化肥施用量的增加促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及总产量增长。同时，我国主要农作物品种一般10年左右更新换代一次，每次换代使作物增产幅度达到10%左右[18]，因此，品种选育技术的不断提高也是促使粮食产量提高的积极因素。
4.3不同年代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贡献率
为进一步明确不同时段自然与人为因素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采用主成分分析分别对不同年代（1978-1989年、1990-1999年和2000-2008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并根据累积贡献率大于95%对自然和人为因素的贡献率进行了合并（表3）。自然因素的贡献率随时间推移逐渐降低，由33.94%下降到27.01%，下降了6.93%；人为因素的贡献率逐渐升高，由60.87%升到65.10%，上升了4.33%。由此表明，在自然因素较为稳定的情况下，人为因素直接决定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即农业技术进步对提高粮食作物单产起了决定性作用[19]，目前技术进步、水资源和土地利用已被公认为影响粮食生产最重要的三大驱动因素[6]，它们对我国未来粮食生产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5结论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定量分析了济南市自然与人为要素对粮食产量的作用强度。在济南市粮食产量变化过程中，人为因素的贡献率为58.18%，自然因素的贡献率为32.23%，自然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贡献率为6.47%。对济南市粮食产量影响最大的自然因素主要有年均气温、积温、年降水量、年日照时数。人为因素主要有耕地面积、农用机械总动力、化肥施用总量、单位耕地化肥施用量、农村劳动力数量、总人口数量。
自然因素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随时间推移逐渐降低，人为因素的贡献率逐渐升高。在自然因素较为稳定的情况下，人为因素直接决定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即农业技术进步对提高粮食作物单产起了决定性作用。
参考文献：
[1]奚宾.粮食金融化背景下粮食安全问题研究[J].农业经济，2013（1）：7-9.
[2]曹历娟，洪伟.世界粮食危机背景下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2）：32-37.
[3]吴普特，赵西宁.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用水和粮食生产的影响[J].农业工程学报，2010，26（2）：1-6.
[4]周力，周应恒.粮食安全：气候变化与粮食产地转移[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7）：162-168.
[5]刘彦随，吴传钧.中国水土资源态势与可持续食物安全[J].自然资源学报，2002，17（3）：270-275.
[6]熊伟，林而达，蒋金荷，等.中国粮食生产的综合影响因素分析[J].地理学报，2010，65（4）：397-406.
[7]王丹.气候变化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与对策研究[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09.
[8]李娜，郑新奇，董金玮.济南市粮食生产与耕地变化的分析与预测[J].安徽农业科学，2008，38（5）：1983-1985.
[9]马树庆.气候变化对东北区粮食产量的影响及其适应性对策[J].气象学报，1996，54（4）：484-492.
[10]李茂松，李章成，王道龙，等.50年来我国自然灾害变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自然灾害学报，2005，14（2）：55-60.
[11]刘兰芳，刘盛和，刘沛林，等.湖南省农业旱灾脆弱性综合分析与定量评价[J].自然灾害学报，2002，11（4）：78-83.
[12]何晓群.多元统计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3]冯光扬.水文年内不均匀系数的探讨[J].山地研究，1991，9（1）：27-32.
[14]陈峪，高歌，任国玉，等.中国十大流域近40多年降水量时空变化特征[J].自然资源学报，2005，20（5）：637-643.
[15]李结华，陆宝宏，王童，等.长江流域年降水集中程度分析[J].水电能源科学，2010，28（11）：9-11.
[16]赵东，罗勇，高歌，等.1961年至2007年中国日照的演变及其关键气候特征[J].资源科学，2010，32（4）：701-711.
[17]郭淑敏，马帅，陈印军.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影响因素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28（1）：83-87.
一、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内涵和衡量指标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指一定时期的一定地区，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由各生产要素综合投入所形成，可以稳定地达到一定产量的粮食产出能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由投入和产出两方面的因素构成，由耕地、资本、劳力、科技、环境等要素的投入能力所决定，由年度的粮食总产量所表现。耕地、资本、劳力、科技、环境等要素每年能投入到粮食生产中去的质和量，就决定了粮食产出的质和量，即产出能力。粮食生产能力要变为实际产量，由国家政策和粮食供求关系等因素形成的粮食比较效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耕地保护能力。主要指能够保持有多少数量和质量的耕地用于粮食生产。二是政策支撑能力。包括政策措施的保障悄况，投入增加的状况，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等。三是科技服务能力。包括农业科学研究水平和技术推广体系状况。四是抗灾能力。包括排灌设施条什、物质装备状况和粮食种子储备情况等。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衡量指标：一是耕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农业部“十五”计划提出要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到2005年耕地面积不低于1．28亿公顷(19．2亿亩)。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考虑，“十五”期间，年度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07亿公顷(16亿亩)左右。二是粮食单产。可综合反映粮食的产：出水平。2000年我国粮食单产为4261公斤／公顷(568斤／亩)，“十五”时期的亩均单产应高于这个水平。三是抗灾水平。可反映粮食生产基础设施状况和粮食生产的稳定程度。可用受灾面积‘孙览灾而积之差占受灾面积的比重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抗灾率一直在50％左右。
二、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农户对粮食生产的物质要素投人不断增加。化肥施用总量(按有效成分100％计算)由1978年的884万吨增加到2000年的4146万1吨，有效灌溉面积由1978年的6．74亿亩增加到2000年的8．08亿亩。主要粮食品种良种种植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达到60—70％。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由1978年51亿元增加到1999年357亿元(同期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4．6％下降为2．67％)。由于投入增加，生产条件改善，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虽然粮食播种面积有所下降，但总产量由1978年的6000亿斤增长到1996年的10000亿斤。近几年来，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为稳定粮食生产，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1999年以来，粮食产量和面积出现连续下降。1999—2001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累计减少770．7万公顷(11561万亩)，年度分别比上年减少62．6万公顷(939万亩)、469．8万公顷(7047万亩)和238．3万公顷(3575万亩)。粮食总产量累计减少1193．2亿斤，年度分别比上年减少78．2亿斤、924．2亿斤和190．8亿斤。
近几年粮食面积和产量下降，是由多方面因素所造成的：
一是种粮比较效益下降，农民自主调减粮食面积。1996年以来，受粮价持续下跌和农资、机械和劳动力等粮食生产要素价格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实际出售粮食价格接近甚至低于成本，种粮效益明显下降。据湖北省农业部门测算，2000年粮食作物每亩成本纯收益率为1％，亩均税后收益为3．26元(其中水稻为0．09元)，不足柑桔(712元)、绿茶(436元)的1％。湖北省京山县有关部门测算，2001年度种植水稻亩纯收入约200元，较1996年下降150元左右，比种植沙梨、蔬菜等经济作物少300元左右。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粮食主产区及60％左右的纯农户人均纯收入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
二是政策引导结构调整，调减粮食种植面积。据统计，2000年全国因结构调整主动调减粮食面积333万公顷(4995万亩)，占粮食播面减少总数的70％。近两年粮食主销区省份大幅度减少了粮食种植面积，粮食主产省份也调减了粮食面积。浙江省德清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由1997年的553，5万亩，调减到2001年的175．5万亩，减幅为68．4％，其中，2001年调整农田发展多种经营面积184．5万亩，占农田总面积的59．2％。浙江全省2001年粮食播种面积2812．5万亩，比1997年减少1396．5万亩，减少幅度为33％。今年一些省区开始取消或部分取消保护价，通过粮食购销公司补贴收购部分粮食，但补贴面小。如湖北省今年给17个粮食主产县按每公斤补贴6分钱汀购3()亿斤优质粮，对其他县区不下达订购补贴任务，这些地区就相应地自主调减丁粮食种植。
三是实施退耕还林、还湖、还草，减少了耕地和粮食播种。近两年全国因生态建设退耕，调减部分粮食种植面积。湖北省粮食种植面积由80年代的7699，5万亩，减少刊现在的6000万亩，其中退耕399万亩(退耕还林还草319．5万亩，退耕还湖约79．5万亩)。据估计，全国因退耕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约100万公顷(1500万亩)。这项计划的实施，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是有利的。四是农田基础设施老化，粮食生产抗灾能力低，因灾降低·了粮食生产能力。90年代以来，国家预算内农业资金投入总量有所增加，但投资比重没有提高。国家对农业的投资重点用于大江大河治理、生态环境建设，直接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的投入明显偏少，农业基础设施滞后，田间排灌设施陈旧老化，农业抗灾能力脆弱，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靠天吃饭”。1990—2000年间，全国平均每年受灾面积8。1亿亩，成灾面积3．9亿亩，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48％，抗灾率仅为52％，与80年代水平相比没有明显的提高，不如1978年的水平(57％)。2000年因灾损失粮食1300亿斤，比上年增加600亿斤。近几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水平趋于下降。全国年度粮食播种面积由多年稳定在1．10—1．13亿公顷(16．5—17亿亩)，减少到警戒线1．07亿公顷(16亿亩)以下。2001年为1．06亿公顷(15．9亿亩)，2002年预计为1．05亿公顷(15．7亿亩)。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下降，有些因素是不可逆的，要恢复起来代价很大。例如耕地的减少，2000年耕地占用2349万亩(其中建设占用244．5万亩，生态退耕1144．5万亩，农业结构调整占用867万亩，灾毁耕地93万亩)，耕地补充436．5万亩(其中未利用土地开发276万亩，废弃地复垦99万亩，土地整理增加耕地63万亩)，占补相抵，2000年耕地实际减少1912．5万亩。从1999年以来的情况看，在粮食生产和流通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粮食生产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利润，粮农的生产积极性难以得到保护，投入粮食生产的各种要素会减少，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保持和提高将受到严重的挑战。
三、粮食供求趋势预测
(一)粮食需求呈刚性增长
由于我国人口继续增加和粮食转化与深加工的进一步发展，对粮食的需求将早刚性增长。近年来学术界和有关部门对我国粮食消费需求的中长期预测很多，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1、2005年的粮食需求总量为10620亿斤，其中直接消费量为4985亿斤，人均直接消费原粮369斤；饲料粮需求量4108亿斤，占粮食需求量的38．7％；加上工业用粮、种子用粮及损耗，人均需求量为786斤。
2、2015年的粮食需求量为11670亿斤，其中直接消费量为4503亿斤，人均直接消费原粮312斤；饲料粮需求量5545亿斤，占粮食需求量的47．5％；加上工业用粮、种子用粮和损耗等，人均需求量为804斤。
3、2030年的粮食需求量为13195亿斤，其中直接消费量为4160亿斤，人均直接消费原粮260斤；饲料粮需求量7244亿斤，占粮食需求量的54．9％；加工业用粮、种子用粮和损耗等，人均需求量为824斤。分品种来看，今后我国粮食消费需求增长主要来自饲料粮增长。据预测，从目前到2030年，稻谷需求略有上升，小麦需求持续上升，玉米需求大幅增长。玉米2005年需求量占粮食总量的比重为28．4％；2015年需求快速上升至31．9％；2030年需求量进一步上升至35．2％。
(二)未来粮食产需缺口较大
从上述需求和目前10000亿斤的粮食生产能力看，2005年、2015年、2030年我国粮食产需缺口分别为620亿斤、1671亿斤和3195亿斤。按照粮食最低自给率95％计算(粮食净进口控制在总产量的5％以内)，为实现产需基本平衡，粮食生产能力需要比目前分别提高约100亿斤、1100亿斤和2540亿斤，提高幅度分别为1％、11％和25％。这在目前的投入和科技水平下，困难和压力很大。从最近十几年的情况看，我国粮食单产提高幅度不大。1990—1994年5年粮食单产在533斤／亩左右，1995—2001年7年粮食单产在573斤／亩左右，1990—2001年12年单产提高幅度仅7．5％，年递增0．6％。在耕地和粮食播种面积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要实现粮食产需平衡，粮食单产必须有相应的提高。
(三)影响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
一是粮食比较效益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目前国家资源未能有效的补贴到农民，在粮食流通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如无有力的保护措施，不解决粮食的比较效益问题，农民种粮积极性将进一步下降。
二是耕地和水等资源紧张。我国耕地数量和水资源不足而且不断缩减，是阻碍粮食生产能力稳定和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全国现有耕地面积为19．51亿亩左右，人均占有耕地仅1．59亩，为世界人均数3．75亩的42％。即使现有耕地总是稳定，随着人口增加，到2010年和2030年，人均耕地也将降至1．43亩和1．34亩。农业用水也严重紧缺。现阶段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为2220立方米，约为世界平均的25%。预计到2030年，人口达到16亿时，在降水不减少的情况下，人均水资源将下降到1760立方米，接近国际公认的1700立方米的严重缺水警戒线。
三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灾害的能力不强。我国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小，干旱半干旱面积比重大。全国耕地中有灌溉设施水田和水浇地为7．91亿亩，仅占总耕地的39％。全国40％的耕地退化，30％左右的耕地不同程度地受水土流失危害。每年都不同程度地遭受干旱、洪涝、低温冷害、台风、早霜、冻害等多种自然灾害的袭击，给粮食生产造成较大的损失。
四是科技储备不足，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由于体制不顺、科技与生产、科研与推广脱节、经费不足、机构重叠、力量分散、人才流失等问题仍很突出，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各类试验、示范等科研推广工作难以很好地开展，粮食生产领域科技储备不足，技术推广队伍不稳，粮食生产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更新推广速度较慢，直接制约着粮食生产科技水平的提高。
五是基本农田环境污染状况加剧，耕地的持续生产能力下降。由于工业和城市“三废”对基本农田的污染，造成耕地质量下降，直接影响粮食产量和质量。全国已有1000万公顷(1．5亿亩)农田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污水灌溉的农田面积已占灌溉总面积的7．3％，’且呈上升趋势。每年农业环境污染事故数千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亿元。由于地力下降、环境污染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直接影响，难以估计。
四、建议立足于人多地少的国情，要从长远战略考虑，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使藏粮于库与藏粮于地有机结合，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一)依法保护耕地和水资源，确保粮食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调查中发现，一些地方由于部门分割，制定的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建设规划相互脱节，造成破坏粮田、滥占耕地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耕地和水足粮食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要树立保护耕地和水资源就是保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观念，建立健全耕地等农业资源保护法制体系，依照《土地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水资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和水资源，保持耕地数量的动态平衡，治理环境污染，不断提高耕地质量和水资源利用率。要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减少国家对耕地的低价征用和高价出让，避免对农民利益的损害。
(二)实施农业补贴，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我国粮食产品成本高、品质较差，国际竞争力不强，逐步增加的粮食进口势必会冲击国内粮食市场，打击农民种粮积极性，影响粮食生产能力的稳定和提高。因此，我们应在WTO规则框架内，利用政府补贴弥补完全市场调节的缺陷，调节粮食风险基金的使用方向，实施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以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三)加大科研攻关和技术推广力度
近些年来，粮食作物科研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薄弱，科技储备严重不足。种质资源创新与品种选育相对滞后，优质品种不多，专用品种不全。农民迫切需要的新品种、新技术、新器械仍比较缺乏。要树立储备科技就是储备生产能力的思想，加大粮食作物科技投资力度，集中资金，集中人才，大力开展粮食作物新品种、新技术、新器械的研究，力争在短期内有所突破。建立对良种和适用新技术推广的补贴制度，加强技术推广力度，确保粮食单产水平和产品质量不断提高，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粮食市场竞争力。
(四)加强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粮食生产水平要充分利用WTO有关规则，特别是国内支持保护的“绿箱”政策，借鉴国际经验，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投资力度，加强基本农田没施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抗灾能力和土地生产力，直接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在粮食主产区选建500个优质商品粮基地县，加强农田灌排体系、农技推广服务体系、信息服务体系、农机服务体系和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产品质量监督体系建设，在这些基地县，形成年产粮食5000—6000亿斤的生产能力，保证每年提供2000—2800亿斤商品粮。
(五)建立国家粮食预警体系，及时调控粮食市场版权所有
在粮食市场全面放开的情况下，为了防止粮食市场和价格大幅度波动，国家应建立粮食预警体系，确定粮食警戒线，进行指标监测。同时对粮食预警进行立法，确保粮食供应出现问题时能够及时发出警报，要求各级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发展粮食生产，保障粮食供应。
关键词粮食产量；影响因素；1978―2008年；贵州省
中图分类号F326.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3）08-0336-02
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定富强的重要保障，粮食问题关系着国计民生，是我国政府历年来高度重视的问题之一[1]。近年来，由于人口增长、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日益加剧，粮食生产能力及粮食安全问题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2]。因此，围绕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措施成为研究热点[3]。肖海峰等以粮食总产量与粮食播种面积等6个影响因素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我国1978―2002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分阶段研究，从而分析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4]。谢杰通过选取农业化肥施用量等6个影响因素，采用逐步回归和加权最小二乘回归等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1978―2004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探索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及提高我国粮食产量的新途径[5]。
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有很多方面，该文选取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X1）、农业机械总动力（X2）、有效灌溉面积（X3）、化肥使用折纯量（X4）、农村用电量（X5）、粮食播种面积（X6）、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X7）、农作物受灾面积（X8）8个因素，对贵州省1978―2008年的粮食产量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各因素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能力，对保障贵州省的粮食安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贵州省概况
贵州省位于中国西南的东南部，地貌属于中国西南部高原山地，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平均海拔在1100m左右，全省土地资源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坝地较少。这种地理特点，使得可用于农业开发的土地资源不多，有限的耕地资源给贵州省的粮食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贵州省的土地利用特点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山地特点突出，用地类型多样；土地垦殖率高，坡耕地比例大；林草地面积大，生态功能凸显。土地利用存在以下4方面问题：耕地质量差，适宜耕种面积小；土地利用结构不尽合理，利用效率低；土地开发利用难度大，耕地后备资源不足；不少地方生态环境脆弱，土地石漠化严重[6]。
该文中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化肥使用折纯量、农村用电量、粮食播种面积以及粮食产量数据来源于2010年1月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由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著的《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和农作物受灾面积的数据来源于2009年9月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编著的《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
2贵州省1978―2008年粮食产量变化趋势
由图1可知，1978―2008年贵州省的粮食产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1991年以前的粮食产量波动要更大一些，1991年以后虽然也有起伏，但是相对前期而言更加稳定。这种后期更稳定的增长与现代科技的加大投入、化肥使用量的增多、灌排设施的加大建设等因素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3粮食产量与影响因素的增长率比较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2008年中各影响因素的增长率与粮食产量的增长率最接近的是有效灌溉面积（X3），一定数量的有效灌溉面积是粮食生产的重要条件，有利于粮食生长并抵御自然灾害，其增长率与粮食产量增长率最接近，说明灌溉设施的资源配置与这一阶段的粮食生产能力基本是相适应的，应该继续保持这种增长速度，以促进粮食生产能力。
2008年中各影响因素的增长率与粮食产量的增长率差别最大的是农业机械总动力（X2）以及农村用电量（X5）。这2项影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现代农业发展程度，而它们的飞速发展并没有发挥其重要作用，在它们快速发展的同时，粮食产量的增长远远落后于农业机械总动力以及农村用电量的增长，这说明尽管农业机械总动力以及农村用电量大大增加，但是用于粮食生产的部分比较少，粮食生产的现代化进程还很遥远，那么加大贵州省的粮食生产机械化进程就是未来提高粮食产量的重要途径。
2008年中各影响因素的增长率与粮食产量的增长率差别其次的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X1）和化肥使用折纯量（X4）。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X1）的快速增长，对粮食生产产生很大的制约作用，生产资料成本较大，会降低农民的耕种积极性，不利于粮食产量的提高，应该从政策方面调控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化肥使用折纯量（X4）的过量使用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同时也使得耕地资源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因此不应该把增加化肥使用量作为增产的主要途径，应控制化肥的使用量，尽量使用农家肥，有效地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2008年中各影响因素的增长率与粮食产量的增长率相比，低于粮食产量增长率的影响因素有粮食播种面积（X6）和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X7），其中，粮食播种面积（X6）增长率最低。粮食播种面积是粮食生产的基础，没有一定数量的粮食播种面积就没有粮食产量。1978―2008年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是多方面影响共同造成的，有耕地保护力度弱、粮食作物种植减少改为种植经济作物等方面，应通过加强耕地的保护，提高粮食的价格来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的增加。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X7）代表投入粮食种植的劳动力，劳动力不能与粮食生产要求相适应，最大的原因是务农人数减少，应从政策方面激励农民的积极性，减少劳动力流失。
农作物受灾面积（X8）的变化受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每一年对粮食产量存在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应该加强田间设施建设，增强抗灾能力。
4结论
通过对以上8个影响因素的分析，在1978―2008年，对贵州省粮食产量增长存在许多方面的制约因素，尤其以粮食生产机械化程度弱、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以及劳动力流失为主，应该通过各方面政策和措施的有效实施来加快贵州省的粮食产量增长，务求高效、快速、科学、生态地增强贵州省粮食生产能力。
5参考文献
[1]黄卉.改革开往以来我国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0（17）：65-67.
[2]吴绍洪，靳京，戴尔阜.基于PS123作物生长模型的黑龙江海伦市玉米生产潜力计算[J].农业工程学报，2005，21（8）：93-97.
[3]李天杰，郧文聚，赵烨，等.土地质量、生产能力与粮食安全相关研究的现状及展望[J].资源与产业，2006，8（1）：19-23.
[4]肖海峰，王姣.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影响因素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4（6）：45-49.
关键词技术效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粮食生产河南省
中图分类号：F264.2文献标识码：A
1研究方法与数据
近年来，河南省粮食生产持续丰收。但随着土地面积的不断减少，许多耕地正在被其它用地而蚕食，已经触碰到了国家耕地保护的红线。由于生态观光农业的发展，许多其它经济作物逐渐取代了小麦和玉米，这些不利因素影响了粮食产量的增加。因此，接下来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在粮食增产中愈发重要，就有必要对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分析。本文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进行测算，且通过技术效率损失函数分析其影响因素，并提出建议。
（1）式为粮食产出的前沿生产函数。式中，i和t分别取整数1～18对应18个市和1个年份。Y-粮食总产量，X-要素投入量，X1-农用地面积，X2-农用电量，X3-化肥施用折纯量；N为取1～18的整数的地区间的自然地理条件差异等因素的地区虚拟变量，对应18个地区；T为反映时间因素造成的技术的趋势性变化的时间趋势变量，Vit为表示随机误差的变量，假定其服从标准正态分布；it为服从均值为mit、方差为it2的非负断尾正态分布的表示技术效率损失的随机变量。（4）式为是否需要使用随机前沿分析模型的判断函数，参数（0≤≤1）反映了技术无效的程度，=0等价于2u=0，（1）式中的随机误差由Vit构成，可用最小二乘法分析；反之，则需要采用随机前沿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粮食生产的前沿函数和技术效率损失函数
通过采用Frontier4.1软件得出本文研究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由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计粮食生产前沿函数和技术效率损失函数的参数。表一得出=0.9991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了t检验，说明实际生产活动与前沿生产水平的差距有99.91%是由技术非效率引起的，只有0.09%来自于统计误差的影响。模型有效，可以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可以得出：
（1）农用地面积与粮食产量呈正相关，说明河南省的农业用地配置合理、利用有效。从现实角度看，由于河南省平原比较广阔，适宜进行农用地面积增加推广。
（2）农用电量与粮食产量呈负相关，说明不能依靠单独用电灌溉来增加粮食产量，也间接表明河南省的农用电的浪费。
（3）化肥使用量与粮食产量显著正相关，说明化肥施用量的增加，随时间的推移可以提高粮食产量，不同地区增产幅度不同。
2.2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
根据表2，由技术效率损失分析粮食生产技术的影响因素，得出：
（1）农用地面积的系数为正，表明河南省提高耕地面积在短时间内还是会有成效，可以增加农用地面积。
（2）农用电量变量的系数为负，而且在1%的水平不显著，说明农用电量在一定时期内对粮食增加并不明显。不应该以提高农用电量为主要因素。
（3）化肥使用量变量的系数为正，在1%的水平显著，说明化肥使用可以显著增加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在河南地区，由于土地一般比较贫瘠，可以通过提高化肥投入来增加粮食产量。
2.3河南省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
根据表3数据，得出河南省18个地区2014年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河南省粮食生产的年平均技术效率为98.35%，且18个地区均小于1，可以得出实际产出水平相比前沿产出边界存在一定差距，有着明显的改进空间。从18个地区的年平均技术效率来看，平均技术效率高于平均水平的地区有开封、洛阳、平顶山、安阳、鹤壁、新乡、许昌、南阳、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南阳市最高，达到99.42%；其余地区均低于平均水平，其中济源市最低，为94.79%。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2014年河南省粮食生产的年平均技术效率为98.35%，相比最大潜在产量查1.01%，因此，河南省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仍有上升空间。且容易看出地区差异明显，南阳市和周口市的粮食生产年平均技术效率远高于济源市，而郑州、济源、焦作、濮阳、漯河、三门峡则低于98.35%的全省平均水平。对其影响因素中正相关的有农用面积和化肥用量，农用电量则显著负影响。
3.2建议
（1）实施耕地保护，保障农用地面积。可以提高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和粮食产量。
（2）加大化肥投入。鼓励农家肥的使用及提升产量又不影响土地质量。
（3）适当减少农用地用电量，提高电量使用效率。应该提倡科技用电，增加科技在用电量方面的指导，合理使用农用电量，减少浪费。
参考文献
[1]唐小军.吉林省玉米生产效率的实证研究[D].长春：吉林农业大学，2008：32-45.
[2]郑循刚，鲍学东.四川农户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9（14）：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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