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区别范例(3篇)

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区别范文

（2）资本市场发展差异。区域资本市场发展差异（如图2所示）。

从四大区域之间来看，股票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35.21%、西部19.35%、中部13.64%、东北12.34%；债券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9.52%、中部1.64%、西部1.45%、东北0.56%。东部省市资本市场发展的整体水平遥遥领先，排除北京对东部的影响后，由于北京集聚了大量金融机构总部和央企总部，而股票和债券大多以总公司的名义发行，导致北京股票和债券规模偏大，其中，债券出现了75.05%的离群值。东部股票指标均值为25.46%，债券指标均值为2.24%，仍然居四大区域之首，显示了东部省市较强的直接融资能力，其次是西部，中部和东北的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弱。

从四大区域内部来看，股票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1.08、西部0.69、中部0.49、东北0.31；债券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2.43、西部0.78、东北0.75、中部0.40，排除北京的影响后，东部股票指标变异系数为0.93，债券指标变异系数为0.81，东部各省市的资本市场发展仍存在最严重的不平衡；西部区内差异次于东部，其中，的债券指标趋于0；东北三省的债券市场较股票市场发展差异明显；中部的区内差异较小。

从全国范围来看，股票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7，债券指标的变异系数为3.31，排除北京的影响后，股票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82，债券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81。整体上看，资本市场发展的规模远不及金融中介发展的规模，而且资本市场发展的地区差异大于金融中介发展差异。

（3）保险市场发展差异（如图3所示）。

从四大区域之间来看，保险深度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3.11%、中部2.95%、东北2.86%、西部2.67%；保险密度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1537.85元/人、东北749.48元/人、中部523.35元/人、西部433.55元/人。东部省市保险市场发展的整体水平领先，中部和东北居中，而西部最弱，排除了对西部的影响后，西部地区保险深度指标均值为2.84%、保险密度指标均值为462.67元/人，与中部和东北仍有差距，表明西部的保险市场欠发展，这也是未来西部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向。

从四大区域内部来看，保险深度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西部0.37、东部0.35、中部0.13、东北0.08；保险密度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0.86、西部0.45、东北0.30、中部0.26。显示了东部与西部保险市场发展的区内差异较大，造成这一问题的关键原因在于北京、上海两地的保险深度分别为5.59%和4.38%，保险密度分别为3521.31元/人和4376.68元/人，大大高于地区均值，而保险深度为0.82%，保险密度为113.24，均为全国最低，拉大了区内差距。

从全国范围来看，保险深度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31，保险密度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7，相对保险深度指标，保险密度指标的地区差异更显着。我国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平均指标与同年全球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但是与同年全球工业化国家平均保险深度8.8%、平均保险密度3655美元相比，较低的保险深度和密度说明了我国保险公司总体保费收入规模偏小。数据来源：《Sigma：2008年度世界保险业》。

2.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整体考察：主成分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作整体上的考察。因子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技术的一个分支，其主要目的是浓缩数据。它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探求观测数据的基本结构，并用少数几个假想变量来表示基本的数据结构，这些假想变量被称为“因子”。因子能够反映原来众多观测变量所代表的主要信息，并解释观测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通过因子分析把一组观测变量化为少数几个因子后，可以进一步将原始观测变量的信息转换成这些因子的因子值，利用因子值可以直接对样本进行综合评价和分类。

首先，为了消除原始数据不同量纲的影响，需要对各金融发展指标的原始数据做标准化处理，并用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后续的分析，标准化的方法为：

Zi=xi-σx(2)

其中，xi为指标x的第i个观测值，为指标x的均值，σx为指标x的标准差。并用巴特莱特球度检验，判断数据是否合适做因子分析。巴特莱特球度检验值为116.2097，显着性为0.0000，拒绝指标相关矩阵是单位阵的零假设，显示各指标的观测数据具有共同变异，适合做因子分析。

其次，基于主成分法提取初始因子。按照主成分分析通常遵循的“85原则”，即因子方差累计贡献率超过85%，确定提取的因子个数。主成分提取结果显示只需选取前三个因子即可，其方差累计贡献率为88.5833%。

再次，再用VARIMAX正交旋转法简化因子载荷矩阵，寻求有实际意义的因子解。旋转后，因子1主要与“CREDIT”、“STOCK”、“BOND”、“保险密度”等指标相关，这四个指标的因子载荷分别为：

0.6972、0.9574、0.8390、0.6754，可概括为“金融发展规模总量因子”；因子2主要与“保险密度”、“保险深度”等指标相关，这两个指标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9319、0.5368，可概括为“保险市场发展因子”；因子3主要与“PRIVATE”指标相关，指标的因子载荷为0.9842，可概括为“金融中介效率因子”。旋转后的因子解反映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主要体现在“金融发展规模总量”、“保险市场发展水平”和“金融中介效率”三个方面。三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44.4925%、26.1903%和17.9005%。

最后，利用因子得分加权计算出各地区的综合得分并排序。计算公式为：

综合得分=因子1得分×44.4925%88.5833%+因子2得分×26.1903%88.5833%+因子3得分×17.9005%88.5833%

计算结果见表2所示。

三、区域金融的发展特点

通过对区域金融发展从部门到整体的考察，可以判断现阶段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具有三个主要特点：

1.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明显且主要表现为金融总量的差异

运用数据地图进一步表示各地区因子综合得分可以更清晰的反映区域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如图4所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虽然随着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这种不平衡现象有所改观、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有所改善，但现阶段差距仍然很大。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最好，西部次之，中部和东北金融发展较弱。某些地区如北京、上海，金融资源迅速发展与集聚，另一些地区如内蒙古、广西仍然存在金融抑制。正如劳拉詹南在《金融地理学》中所言，尽管金融服务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但实际上不同地区的金融景观是完全不同质的，具有极端的异质性和不规则性，即金融服务业是具有明显地理特征的经济活动。

区域金融就是将金融运行和发展置于一定的地理空间加以考察，金融系统作为区域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不仅直接反映经济的区域性特点，而且自身的发展也必然带有所在区域的烙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资源分布不均衡和气候环境多样化的国家，金融差异是各种区域差异的集中反映。区域金融差异表现在量与质两个层面上：量的差异包括金融资源与交易数量的差异；质的差异主要是指金融结构不同，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工具、融资方式、融资机制和金融行为的不同特点，以及金融深化程度的不同。从我国区域金融整体发展的现状来看，区域差异主要体现为量的差异，而非质的不同，在主成分因子分析中，金融中介效率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只占17.9005%。

2.政府干预、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未彻底变革

迄今，中国金融体系功能依然不完善。市场化水平不高，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结构不平衡，股权融资与债券融资结构不平衡，许多计划经济时期的行为理念和管理方式尚未立刻改变，这些因素在金融结构上依然发生作用。

近20年来，随着多种信用形式的利用，直接融资的比重逐渐增加，但间接融资的比重仍然占比太大，企业依赖银行信贷资金的局面没有大的改观，全部信贷资金中相当一部分借贷给了那些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数据显示，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43950.02亿元，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36340.33亿元，数据来源：《2009中国统计年鉴》但四大区域PRIVATE指标均不足2%，东部最高为1.6%，中部最低为0.74%，私营企业所获得的金融支持力度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直接融资方式的选择来看，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上，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是先债券融资后股权融资，债券是企业直接融资的主要来源，在我国，不但“股强债弱”的格局表现得十分突出，而且国债和金融债几乎占据了债券发行的全部。由于金融债券主要是政策性金融债，因此我国债券市场主要是为政府提供融资服务，除个别省市以外，大部分地区债券指标不足地区GDP的5%。此外，2004年实施的《公司法》规定，股份公司、国有独资公司、两个或以上国有投资主体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才能申请发行公司债（企业债）。这一规定又将大量非股份制的私营企业排除在外。虽然2006年实施的新《公司法》中放宽了对公司债（企业债）发行主体的规定，但私营企业真正能够通过发行债券融资还需要时间。故而，由于北京央企总部集聚，债券的发行也集聚于此，部分偏远地区，如没有债券发行，对比十分鲜明。

3.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尚不清楚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自古有之，这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意义上来说，“熊彼特可能是对的”逐渐成为共识。进入90年代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并更加关注金融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总体金融约束放松，与此同时，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特别在中国，由于区域经济、文化、制度和环境的差异，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混合结果。

数据显示，2008年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东部20198元，中部13204元，西部12839元、东北13037元；其加权平均增长率分别为：东部11.9%，中部11.7%，西部10.4%，东北11.3%。数据来源：《2008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兼顾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仅未能实现内在统一和协调，甚至还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冲突。虽然缺乏效率的金融体系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矛盾的状况，但其背后应该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广义的范畴上说，经济发展是对现行经济增长约束放松的一种尝试，金融约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除此之外，经济增长还受到实体经济的约束。当盈利性投资机会稀缺时，便产生了实体经济约束。以西部为例，从2000—2007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这些措施有力地放松了西部地区的金融约束。但由于这些资金大量投入在基础设施建设而并非用于产业结构调整，且这类投资往往期限长、见效慢，客观上造成了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有悖于经济增长的事实。所以，当“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起支配性作用的时候，金融发展外生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不明确的。在我国，受实体经济约束，部分地区的金融发展还处于这种“供给导向”的阶段。从区域协调的角度讲，这种“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部门和整体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现状，并由此对区域金融发展特点进行了归纳。研究表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金融发展虽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运行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区域金融差异显着体现在金融发展的总量上。由于渐进式改革中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也具有区域复杂性。基于如何让金融合意地作用于经济，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区域金融发展政策和战略方向的三点建议：

第一，继续推行有差别的区域金融政策，给予内地持续的金融支持。区域经济最大的特征为块状经济，这意味着非连续性和突发性。金融资源的流动若不受到任何限制，资源的优化配置必然导致金融要素向东部沿海进一步集中，使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刚开始的金融发展发生逆转，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的更加不公平。为了保护内地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活动，这就要求政府设立适度的“政策壁垒”来约束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向发达地区流动。在内地与沿海之间实行差别化政策与内地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强同沿海地区的经济联系是不矛盾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用意也在于此。此外，对区域内金融发展差异也要给予一定的关注，不能顾此失彼。

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融资渠道；苏北地区；中小企业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2-0-01

近年苏北五市经济快速增长，苏北地区的中小企业发展迅速崛起，经济增长速度超过苏南地区，在地区经济总量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小企业发展对于促进苏北地区经济繁荣、增加就业、活跃市场和维护社会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苏北中小企业自身的局限性和外部环境的制约，融资难的问题已经对中国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瓶颈制约，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一直是苏北地方政府和企业关注的重点。

一、苏北地区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现状

根据苏北中小企业实地走访调研显示，苏北地区的融资渠道狭窄，间接融资体系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银行贷款融资占据了间接融资方式大部分的份额，其他间接融资渠道虽然已经存在，但其资金规模和使用效率决定了还无法真正成为有效的融资渠道。

苏北地区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主要依靠内部融资渠道，即企业所有者的投入和企业自身的积累，属于企业自有资金，这种融资渠道积累速度慢，不适应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大，而且自我积累存在双重征税问题；而外部融资渠道中，主要包括专业银行信贷资金、非银行金融机构资金、其他企业资金、民间资金和外资；其中专业银行信贷资金占据比例较大，以国有商业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为主，民间资本借贷次之，总体上缺少其他金融方式，特别是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和风险投资基金。由于苏北地区中小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档次低、成本高、市场占有份额少，生产技术落后、科技含量低，企业经济及社会效益均不理想，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又符合商业银行信货支持对象的支柱产业项目不多，随着国家银行金融政策倾斜以及苏北地方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扶持，苏北中小企业利用专业银行借贷资金的融资方式越来越多。而民间资本的融资方式，由于其在担保方式、利息支付、易得性、便利性等方面具有优势，苏北地区中小企业利用民间资本的融资方式已具有一定的规模。

二、苏北地区中小企业融资难原因分析

1.现行金融机制不利于中小企业的资金融通。目前，现行金融贷款机制增大中小企业融资难度，中小企业贷款的要求高、贷款操作流程复杂、贷款额度有限，这些因素都限制中小企业进行专业银行贷款的行为。银行为了减少和中小企业委托关系中的监督成本，防范中小企业的道德风险，往往要求中小企业提供有效担保或抵押，但是中小企业往往很难做到。

2.苏北地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不完善，中小企业主信用缺失导致贷款难。苏北地区地方政府尚未正式出台相应政策法规，担保机构的法律和商誉地位难以确立，且现有的信用担保机构业务范围狭隘，业务运作水平低，缺乏应对担保风险和损失的措施，这些都加剧了中小企业贷款难度。同时苏北中小企业主不重视信用体系，个别中小企业存在信用危机，信用缺失是贷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3.企业融资渠道单一，无法采用多渠道的融资方式。从调研中发现，苏北地区的融资渠道与苏南地区的多层次渠道不同，苏北地区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以政府导向型的间接融资为主，融资体制单一，无法通过其它渠道来满足的企业资金需求。由于苏北中小企业所处属于成熟期行业，缺乏知识产权及研发技术，科技含量较低，无法进行间接渠道的高科技融资方式。

4.中小企业自身发展不规范导致内源融资缺乏。苏北地区中小企业自身发展不规范，内部管理不完善，财务制度不健全，在利润分配中普遍存在着“重消费，轻积累”的倾向，同时人力资源缺乏，无法吸引高素质人才，企业缺乏发展战略目标及眼光，导致苏北中小企业无法通过企业留存收益来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三、苏北地区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发展对策

苏北地区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发展，必须要考虑其信用低、担保少和风险高的特点，根据实际情况，寻找适当的解决方式。

1.改善苏北投融资环境，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苏北地区地方政府转变管理理念，借鉴苏南先进的经验及政策，积极引导资金投入到市场前景广阔、盈利高、风险小的项目，改进信贷服务，增加信贷投入，为苏北民营经济及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同时由财政支持，加快建设信用担保体系。探索成立吸纳民间资本、主要面向民营企业的地方性商业银行。

2.转变企业增长方式，培育高新技术及高科技产品，吸纳创业风险资金方式进行融资。风险投资基金主要倾向于高成长性、高收益性的高科技产业，苏北中小企业应加紧企业转型，培育高新技术及高科技产品，将企业打造成高科技企业，对于高科技企业来说，由于存在高风险、高潜在利润的特点，因而在创业阶段可以通过社会上的创业风险基金实行筹资。

3.加快中小企业自身发展，发展直接融资方式。苏北中小企业加快自身发展，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选择朝阳产业及朝阳市场等方式实现企业积累，进行直接融资。通过股份制改造，明确企业产权，有利于企业治理的改善和企业股权融资。

4.实现中小企业上市发行股票融资。我国证券市场中小企业板块的建立为优质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苏北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将不断涌现一批具有较高素质的中小企业。地方政府应积极推动并引导其上市融资，将较好地解决地区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并带动区域中心企业共同发展。

5.正确利用民间资本进行融资。随着国家对民间资本的重视，苏北地方政府应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规范操作，注意提高民间借贷行为的公开化，允许相关的中介机构自发形成，并对其加强规范化操作，使得民间借贷整体浮出水面，实行透明化管理，将其逐步引入到与正规融资渠道同等的地位，形成良好竞争。

参考文献：

[1]季学凤.从创业板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破解路径[J].企业经济,2011(11).

[2]吴玲.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及对策分析[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1,21.

[3]陈李宏,彭芳春.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选择[J].商业时代,2010(35).

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区别范文篇3

[关键词]城乡产业转移；金融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6-0074-04

1引言

城乡产业转移是城市某些产业向乡村转移的现象或过程，由于城乡经济、技术、要素禀赋的不同，导致产业从高梯度的城市向低梯度的乡村转移。因此，城乡产业转移是促进城乡产业结构优化与一体化发展，进而实现城市区域的整体布局建设以及郊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主要途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乡产业转移过程中涉及的因素以及领域不断扩展，作为现代产业典型代表的金融业对于城乡产业转移的影响也逐渐显现，而其中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以及金融深化程度对城乡产业转移程度的作用问题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与相关部门的关注。

为研究金融发展对于城乡产业转移进程的推动作用，本文以产业转移成熟度相对较高的北京为例，选取2001—2010年产业结构调整的绩效指标与金融结构、效率与深化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具体分析了北京城市功能核心区中的西城区、城市功能拓展区中的朝阳区、城市发展新区中的通州区及生态涵养发展区中的密云区的金融发展对城乡产业转移的影响效应，并据此对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中的金融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西城区、朝阳区、通州区及密云区的选择是基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进程加快，产业转移的区域不断外扩。产业逐步由城市中心移出，呈现出波浪式的转移趋势，具体表现为产业由城市功能核心区向城市功能拓展区转移，城市功能拓展区向城市发展新区转移，城市发展新区向生态涵养发展区转移。因此从四大功能区当中分别选取代表区域进行分析，能够较好地描述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的整个进程。

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介绍了本文选题的相关背景及意义；第二部分则对研究金融发展与城乡产业转移之间相关性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简单的回顾与评述；第三部分包括研究方法的选择、数据说明以及实证分析所得到的相关结论；第四部分则是对北京城乡产业转移过程中的金融发展的相关建议。

2文献回顾与评述

国外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转移之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Goldsmith（1969）[ZW（]Goldsmith.R.W.金融机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ZW）]发表的《金融机构与金融发展》一文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创立。Mikinnon与Shaw（1993）又各自独立提出了“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指出金融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具有相关性，正式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发展理论。到20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He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认为经济的发展受到金融发展的制约，金融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Levine（1997）[ZW（]LEVINE.ROSS.FinancialDevelopmentandEconomicGrowthViewsandAgenda[J].Jounalofeconomicliterature，1997（6）：688-726.[ZW）]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途径以及机制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

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转移之间相关性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金融发展水平对于转移产业吸引力的角度入手的。顾海峰（2010）[ZW（]顾海峰.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机理性建构研究[J].上海金融，2010（5）：18-22.[ZW）]通过对于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机理性架构的构建，分析得到金融发展与产业转移的内在关系。杨琳等（2002）[ZW（]杨琳，李建伟.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J].财贸经济，2003（2-3）：9-13，11-14.[ZW）]指出金融发展有利于地区性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加大对于外来优势产业的吸引力，加速区际间的产业转移。张三峰（2009）[ZW（]张三峰，杨德才.产业转移背景下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研究——基于我国中部地区的分析[J].经济管理，2009（8）：27-32.[ZW）]认为，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产业必然不断向那些提供良好的产业生存环境与良好的基础设施的区域进行转移，因此产业承接地的相关“软资源”成为拉动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李建伟等（2007）[ZW（]李建伟.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对金融市场角色的分析[J].当代财经，2007（1）：27-30.[ZW）]也同样指出，产业转移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与技术外溢性拉动产业承接地的经济发展，而发达的金融系统则对这一过程具有明显的加速作用。范方志（2003）[ZW（]范方志，张立军.中国区域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研究[J].金融研究，2003（11）：36-47.[ZW）]则从反面说明了金融发展对于产业转移的拉动作用。他针对我国实际，从东、中、西三个地区层面研究金融结构转变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指出中西部地区金融结构转换速度不快，妨碍了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降低了对于东部地区优势产业的吸引，阻碍了区域间产业的转移，而产业发展的滞后，又导致金融业发展缓慢和当地经济的落后。

研究发现，国外的文献主要是集中于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发展的理论框架研究，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转移的研究较少。而相比之下，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转移的相关性研究的成果较多，但是却几乎没有从金融视角对城乡产业转移进行研究的文献。因此，本文试图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金融支持的视角，以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为对象，对二者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

3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与区域金融发展的实证分析

3.1方法与指标的选择

本文借鉴周元（2010）[ZW（]周元.广东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关系研究[J].特区经济，2010（6）：29-30.[ZW）]、李红河（2010）[ZW（]李红河.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关系——以重庆为例[J].重庆社会科学，2010（2）：45-48.[ZW）]、邓光亚与唐天伟（2010）[ZW（]唐天伟，邓光亚.中部崛起中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版），2010（2）：21-23.[ZW）]等人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研究，选取了产业结构调整绩效指标来描述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同时结合金融发展方面的三项指标，共同分析金融发展对于产业转移的推动作用，为推进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可供选择的政策建议。

本文所涉及的指标主要包括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两个方面。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因而本文选择产业结构优化率ISR（即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产值之和与当地GDP之间的比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率ISU（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率）来衡量产业结构的调整状况[ZW（]邓光亚，唐天伟.中部区域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互动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10（5）：17-21.[ZW）]。

在金融发展方面的指标内容则包括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与金融深化三个方面，因此本文分别从三个角度对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进行衡量：①金融结构指标FS（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总贷款）用来衡量金融发展中金融结构的变化；②金融深化指标FD（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GDP），用以反映金融深化的程度，总量上衡量金融发展的状况；③金融效率指标FE（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用以反映金融系统配置资本的效率⑨。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市区域统计年鉴》（2001—2010），获得2001—2010年10年的北京市全市、西城区、朝阳区、通州区及密云区的相关数据，结合上述各项指标计算方法，就得到了2001年至2010年间五个区域的相关指标，为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提供了有效数据[ZW（]本文实证分析使用的数据和得到的相应指标数据限于篇幅，不予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直接向作者索要。[ZW）]。

3.2数据分析

在产业结构优化率与升级率两方面，北京市全市的平均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区域间的差异仍然较大，地处城市功能核心区的西城区与地处城市功能拓展区的朝阳区无论是在产业结构优化率方面还是在产业结构升级率方面都处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高于北京市的全市平均水平。相比之下，地处城市发展新区的通州区与地处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密云区则稍显落后，略低于北京市全市的平均水平。

在金融结构指标方面，五个区域的整体趋势较为一致，都处在一个上升通道之中，其中由于西城区的金融业发展较早，金融结构指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密云区则相对落后，金融结构水平要略低于北京市平均水平。在金融深化指标方面，五个区域之间的差异就相对明显，北京市整体水平与朝阳区都相对较高，而西城区、通州区与密云区则仅为平均水平的33%左右，其中西城区在2003年之前与全市平均水平以及朝阳区水平较为接近，2003年则急剧下降，并自此以后一直处在一个较低水平。相比之下，金融效率指标的水平，除西城区一直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外，其他四个地区的水平则比较相近。只是在2005年之前有所差异，而在2005年之后，四个地区的差距逐步缩小，开始趋同，并最终分布在0.3～0.5。

本文考虑到数据的波动性等问题，为使数据波动相对平稳，因而对所有的指标均采取自然对数形式加以研究。

在进行进一步的协整分析之前，需对数据进行平稳性分析，本文选择使用ADF检验。

由检验结果可知，所有变量的直接序列均不稳定，但其一阶差分均平稳，因此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即为I（1）的，符合协整分析的条件，变量间可能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然后以产业结构优化率ISR及产业结构升级率ISU为因变量，金融结构FS、金融深化FD以及金融效率FE作为自变量，对上述五地区进行回归分析[ZW（]本文具体的实证分析过程限于篇幅，不予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直接向作者索要。[ZW）]。

经过实证分析，得到北京市全市、西城区、朝阳区、通州区、密云区五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率ISR、产业结构升级率ISU、金融结构指标FS、金融深化指标FD、金融效率指标FE之间的关系。

在金融结构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方面，金融结构指标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即中长期贷款占贷款总比例越高，产业结构变化越明显。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相比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金融结构方面的变化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更为明显。北京市全市、西城区、朝阳区、通州区、密云区五个地区，金融结构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444、0.2164、1.0727、0.0382、0.3679，而五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117、0.0011、0.0032、0.1199、0.0225，其数值均低于前者。

在金融深化程度的影响方面，金融深化指标则表现为与产业结构变动负相关，即每单位产出所需的贷款量越小的地区，其产业结构变化越明显。与前面分析的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方式较为类似，金融深化指标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率的绝对影响率，仍然表现为对后者的影响大于对前者的影响，其中对于北京市全市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041、-0.0981，对西城区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003、-2.2352，对朝阳区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072、-0.1024，对通州区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319、-0.5587，对密云区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107、-0.1338。因此，金融深化对于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产业结构升级方面。

在金融效率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上，情形则略有不同，金融效率指标表现出不同地区正负相关错的情形，但总体上仍呈现出负相关性，即贷款比例占存款比例越低的地区，其产业转移越明显。其中，通州区与密云区的金融效率指标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率的影响为正相关，分别为0.0722与0.0576，对产业结构升级率的影响则为负，分别为-0.7282与-1.3799。北京市全市、西城区及朝阳区的金融效率指标的影响系数的表现较为一致，金融效率指标对于产业结构的变动影响均为负相关。同时，从绝对数值上看，金融效率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较大，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系数较小。

3.3结论

第一，金融结构中的中长期贷款对区域产业转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金融结构的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速度不断加快，产业转移的速度也进一步得到提升。由于转移产业在移入产业承接地区之初，其发展状态处于一个上升态势，与之前的状态相比较为不稳定，因此，对于稳定资金流的需求较大；相比其他资金流来源，中长期贷款的还款周期长的特点决定了其成为稳定资金流的重要来源。截至2010年年底，北京市全市中长期贷款总额占全市贷款总额比重为76.5%，西城区、朝阳区、通州区则分别为91.7%、77.2%、78.5%，分别高于北京市平均水平14.8个百分点、0.7个百分点与2个百分点，而密云区则仅为72.9%，落后全市平均水平3.6个百分点。而同期北京市全市、西城区、朝阳区与通州区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均在96%以上，其中西城区与朝阳区的占比更是高达99%，而密云区仅为88.4%。因此，金融结构优化程度越高，金融结构中的中长期贷款占贷款总量的比例越高，则金融支持对产业转移的推动作用越大，加速作用越明显。

第二，金融深化中的单位货币产出比对区域产业转移的影响。随着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资本流转速度不断加快，每单位货币所带来的产出不断提高，较少的货币即能完成以前需要大量货币进行流转才能完成的生产，同样的融资总量就能为融资企业带来更多的产出。因此，在相同的产业结构水平下，更高的单位货币产出比往往能够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速度，促进产业转移。由于北京市全市、西城区以及朝阳区的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比较相近，因此三者的每单位货币产出比的可比性较强。截至2010年年底，北京市全市每单位货币比为0.177，西城区与朝阳区则分别为0.544与0.181，高于北京市平均水平，而同期西城区与朝阳区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分别为89.2%与88.7%，北京市全市则为75.5%，分别低于西城区与朝阳区13.7个百分点与13.2个百分点。因此，每单位贷款所带来的产出越大的地区，其相关的高端服务业发展速度越快，产业结构调整越迅速，产业转移的趋势越明显。

第三，金融效率中的贷款占存款比例对区域产业转移的影响。现代产业的不断发展，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促使融资渠道的不断拓宽，资金来源更加丰富，传统的银行贷款已经不再是产业转移过程中唯一的融资方式，证券市场、债券市场的融资作用日渐凸显。相比传统的银行贷款，股票与债券等现代融资手段具有高效、自由、灵活等特点，而这些特点恰好与新兴产业的发展相契合，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加速了区域产业的升级速度。2001年至2010年10年间，北京市、西城区、朝阳区以及通州区贷款占存款平均比例分别为59.7%、25.6%、47.6%、49.9%，密云区则为62.9%，高于全市平均水平3.2个百分点；而该10年间，北京市、西城区、朝阳区以及通州区第三产业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4%、28%、27%、22%，远高于同期密云区的13%。因此，融资渠道较为丰富、贷款占存款比重相对较低的地区，其新兴产业发展往往较快，有利于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产业转移的步伐。

4政策建议

北京市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是以北京市全面发展为目标的，金融在实现产业转移带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可以给予有效的支持，而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又称为金融业发展可持续性与有效性的保证。相比以西城区为代表的城市功能核心区以及以朝阳区为代表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以通州区、密云区为代表的地处城市发展新区与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区域则显得资本相对匮乏，金融发展相对滞后，而产业转移带来的产业发展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产业转移进程相对缓慢。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北京市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不协调，未能实现互动式的发展。因此，本文针对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与金融发展互动协作过程中的问题，分别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4.1优化金融结构，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产业转移移入地区应加强对于转移产业的金融支持，对于转移产业给予充分的金融支持政策，加大贷款结构中中长期贷款的比例，减小产业转移过程中企业面临的中长期资金压力。其中以密云区为代表的生态涵养发展区由于金融业起步较晚，相比中心城区其金融业发展较为落后，直接融资渠道较窄，更加依赖银行融资，因此更应加大中长期贷款的投放力度，减小由于融资渠道单一带来的融资压力，保证移入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应加强自身的风险监控，对融资企业的资质进行严格的筛选，在保证中长期贷款发放量的同时，保证银行业自身的资金安全。

4.2加速金融深化，提高单位货币产出比尽管朝阳区产业结构在北京市全市范围内处在前列，但其单位货币产出比并未明显高于北京市全市平均水平，且与西城区水平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以朝阳区为代表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应该在现有的金融基础之上，进一步提高资本流转速度，提高银行业的办事效率，简化相关的融资流程。同时对于已通过贷款审批的项目，应该进一步加快对于融资企业的放款速度，总体上缩短融资企业由申请融资到获得融资的整个融资周期，从而提高单位货币产出比，加速产业结构调整速度，促进产业的转移。

4.3提高金融效率，拓宽融资渠道北京市拥有众多上市企业，应大力鼓励企业合理利用证券市场、债券市场进行融资，减少对于银行贷款融资的依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融资体系，强化金融市场的自动调节作用，提高融资效率。合理利用直接融资渠道融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以西城区为代表的城市功能核心区金融市场较为发达，上市企业较多，应进一步加强对于证券市场、债券市场等较为成熟的直接融资渠道的利用；以通州区为代表的城市发展新区则应该鼓励企业利用场外股权市场等门槛较低的直接融资渠道进行融资，加大直接融资比例，减小对于银行贷款的依存度，利用直接融资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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