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化学的发展史(6篇)

生物化学的发展史篇1

关键词流动博物馆；展览；提升

流动博物馆以主题展览为基本单位,将原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微缩化，并带出博物馆展示,为受众普及科普知识，培养受众热爱自然、热爱科学的兴趣。为使公众了解丰富的文物知识、悠久的历史文化、神奇的科技原理、奇妙的大千世界，我国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积极探索博物馆展示、教育新途径，实行走出去的博物馆展示方式。如各博物馆纷纷开展的"送展下乡"、"送展进校"等活动，贴近群众，扩大受众。笔者理解为，此类活动是我国流动博物馆巡展的前身。

2010年，中国科协开始在山东、四川、云南、甘肃、宁夏等九省区开展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试点工作。截至2012年7月，中国流动科技馆已到达45个市县，共接待公众190万人次，受到了公众的欢迎。中国科协也将会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于2013年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工作。可见，中国流动科技馆的巡展工作正开展得如火如荼。那么，如何建成流动博物馆，如何把博物馆服务送到基层和偏远地区的公众身边，让至今不能共享博物馆资源的公众，也能享受到科普公共服务，是博物馆工作人员努力的方向。因此，对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来说，充分认识流动博物馆的特点，理清当前可以进行流动展览存在的问题，才能有效提升博物馆展览质量。

1流动博物馆馆的特点

1.1平易近人。众所周知，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场地固定，展厅固定。博物馆的这种不可移动性，使得受众必须亲自前来参观，从而给人一种高高在上，不可亲近的感觉。如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位于自贡市釜溪河畔，龙峰山脚下，以清代陕西盐商投资兴建的西秦会馆为馆址，馆内有中国井盐科技史陈列展示井盐文化知识。因而众多学生、当地群众以及省内外的游客，纷纷前来了解中国近两千年的井盐生产历史。然而据调查，自贡很多村、镇的孩子们，仅管对会馆建筑、盐业科技充满好奇，但却无缘到盐业历史博物馆参观学习。而现在的流动博物馆，可以采用专题讲座、大篷车等形式，送展到校，送展下乡，甚至送展到偏远山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等群众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博物馆的地区，使更多的人享受到博物馆资源。如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在开展"神奇的盐都，可爱的家乡"，走进校园科普讲座活动中，孩子们全神贯注听讲座，争先恐后看展板，一张张天真稚嫩的面孔，透着好奇、兴奋与满足。因而，把博物馆"沉"到基层，把展览办在百姓家门口的这种送上门的服务，就尤显得博物馆态度平和，平易近人。

1.2量身定做。博物馆的服务工作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因而流动博物馆的展品要针对不同对象"量身定做"。如走进校园的专题讲座，要考虑到孩子们的理解能力，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还可以根据学校情况，利用幻灯片展示，使讲解图文并茂；送展进社区活动，可使语言方言化、生活化，便于群众接受。

2展览存在的问题

2.1内容单一。井盐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流动展览可以整合盐文化资源，来组织、策划和制作一些具有较高水平的展览，进行巡回展出。就目前情况来看，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离形成丰富完整的流动博物馆还有很大差距。其流动展览的展示内容单一，主要集中在西秦会馆艺术展和中国井盐生产科技史展览上。盐业历史博物馆的这两个展览涵盖了该博物馆基本陈列展示的主要内容，但与庞大驳杂的自贡井盐文化相比，则内容单一，略显单薄。

2.2形式简单。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的两个常设流动展览，图文相配，以展板的形式展出，相对于现在博物馆展示上常用的声、光、电等多媒体技术展示手法来说，形式相对单一。另外，以在校学生为主要受众对象的科普讲座内容缺少个性，所有学生听到的讲座内容完全一样，致使讲座活动缺少活力和启发性。并且，这些讲座不能与学校教育特别是学科课程、实践活动结合起来，虽然丰富了学生的第二课堂，但不能有效发挥对学校教育的补充功能。

3展览提升的途径

3.1展示内容的扩展。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如何整合盐文化资源，设计制作出有地方特色的、较高层次的流动博物馆展览，并纳入到四川省巡回展览中进行交流展出，甚至与境外的博物馆进行交流，与国际接轨，从而扩大博物馆的影响力，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是要依托藏品，展示特色文物。盐业历史博物馆主要收藏、研究和陈列中国井盐历史文物；珍藏有世界上唯一的一套古代钻井、治井工具群，完整地展现了中国井盐生产技术发展的历史画卷；展现两千多年来我国井盐业在钻井、采卤、输卤、制盐和天然气开采利用等方面的恢宏历史和卓越成就。因此，盐业历史博物馆在巡展中，可以有针对性地展示井盐生产工具，展示以"中国最古老股票"为代表的一大批盐业契约、档案，展示凿井的"工作日志"岩口薄等，向受众介绍古代先辈们如何利用这些工具，创造世界钻井史上的奇迹，如何为人类文明做出卓越贡献。

二是要立足特色，发挥专业优势。盐业历史博物馆以盐史文物为特色资源，有几十位从事盐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及工作人员，创新展览，来展示井盐生产历史和科技文化。如2011年，在参加中国科协和中国科技馆举办的全球流动展览，即《中国古代机械成就展》活动中，盐业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的参展模型《古代井盐开采机械》，展品技术精湛，设计精美，制作精细，用现代技术把千年盐都钻井采卤技术的魅力凸现出来。这一项目是博物馆发挥专业优势，制作特色展览，所进行的有益探索。

三是要深入研究，挖掘盐文化资源。盐文化是自贡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广泛，凡与盐相关的生产方式、生产技艺、制度、风俗、人物、建筑等都可以视作盐文化。盐业历史博物馆在设计展览时，可以将井盐文化分类整理，形成类型较为全面的一系列展览，开展展示教育活动。如盐场人物展，展示自贡曾经显赫的盐商家族；西秦建筑展，展示西秦会馆、王爷庙等特色建筑；盐都风俗展，展示由井盐生产而形成的盐都风俗等。这些展览内容丰富，各成体系，可以全面展示自贡井盐文化，弘扬自贡历史文化，而且便于巡回展出。

3.2展示手段的改进。展示内容和展示手段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好的内容需要好的展示形式来表现，因而需要适应时展的要求，采取多样化形式，吸引、激发和满足受众的需求。如今，现代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图形显示技术的发展，为博物馆的展览提供了广阔空间。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在设计流动展示时，要更新目前单纯的以专题讲座和展板展示为主的展示方式，借助高科技媒介，让新型电子产品为流动博物馆展览服务，以激发观众的兴趣和好奇心，深化观众对展品的理解。

参考文献

［1］［1］张瑛.论博物馆流动展览的有序发展［A］.回顾与展望:中国博物馆发展百年-2005年中国博物馆学会学术研讨会文集［C］.2005

生物化学的发展史篇2

物理学史不仅记述了物理理论的发展过程，同时还再现了物理学家的思维过程、对待科学的态度以及在物理研究方法方面所作出的创新与突破。工科院校大学物理教师在实际教学的过程当中引入必要的物理学史知识可以有效的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提升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同时还可以让学生在了解物理知识的同时，掌握物理学与生产技术、科学实践、数学以及哲学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培养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理念，养成实论文联盟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及勇于探索的学习精神，对于各门功课的学习以及日后的工作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物理学史对工科院校大学物理教学所产生的作用

（一）能够促使工科大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观点

物理学的发展一直都受到哲学思想的深远影响，只有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的方法论观点，才能够学好物理、用好物理。而物理学作为一门实验性科学，教师在理论教学的过程当中，通过介绍物理学发展的相关史料，能够潜移默化的对工科院校大学生实施理论思维以及研究方法的教育，这样就能够促使工科院校大学生养成唯物主义世界观，避免出现孤立、片面的思维倾向。

（二）能够方便于强化工科院校大学生学习物理的自信心

物理学属于基础科学的范畴之内，在工科院校中，物理学所重点讲授的是力、热、光、电以及原子的现象,是要通过物质的物理现象的研究来探寻其内在的本质联系。事实上，因为工科院校的教学偏重工程与应用类的课程，而对物理理论和数学计算等理科类知识要求相对较高的大学物理，有相当部分学生感觉生僻艰涩，学习起来比较吃力，这显然不利于对物理的学习。而教师在大学物理教学中结合物理学史，从我国古代的物理学思想到西方物理学尤其是古希腊的物理学，再到欧洲近代科学，包括了伽利略、牛顿、阿基米德、麦克斯韦、爱因斯坦以及普朗克等这些对近代物理学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的史料趣事，可以消除学生对于物理学所产生的恐惧感与艰涩感。这既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又激发了其求知欲，极大的强化了工科院校大学生学习物理的自信心，克服其心理上存在的障碍。

（三）易于理解知识点，提升工科院校大学生对于物理的学习兴趣

在物理学中，很多概念与规律都是经年累积才得以构成如今所表述的知识内容，若单纯的让学生记住这些结论，就会使得物理的学习流于表面，未能真正的吸收与掌握知识内容，更谈不上实际应用。而如果能先从物理概念与规律形成的历史上着手，就可以使得这些知识内容更加易于接受。例如在讲解光的波粒二象性时候，教师就可以把物理学史上光的波粒二象性的全部发展过程讲解给学生听，这显然要比直接讲给学生光的本性是波粒二象性好一些，强化学生对于波粒二象性的印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终也能够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与学习效果。

二、将物理学史引入工科院校大学物理教学的方法与途径

（一）熟练运用物理学史的教学方法

熟练运用物理学史的教学方法是将物理学史引入工科院校大学物理教学的一个重要前提，一般比较常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两个方法：

一是渗透法。这里所谓的渗透法，指的就是将关系到物理教学内容的物理学史知识恰到好处的穿插到物理课堂当中，最终达到学好物理这一目的的方法。通常而言，物理学史的渗透都是以问题作为主要线索来引入物理学的历史趣闻、发展过程以及名人轶事等，既可以是大篇幅，也可以是几句话，甚至是ppt上的一幅图。借助渗透法，能够有效缓解学生的学习压力，激发物理学习的积极主动性，让学生在心理上贴近物理学，开阔学生的物理学视野，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

二是准历史法。这里所谓的准历史法，指的就是以忠于历史事实为前提，根据物理学史发展的顺序，把和物理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各种物理学史料做出组织加工，最终贯穿应用到物理教学的过程当中的一种方法。准历史法要求物理教师能够客观、合理的还原那些重要的物理学史事件，是一种比较具体的事件重演，能够达到良好的过程体验效果。使用准历史法来将物理学史引入工科院校大学物理教学当汇总，能够在最大限度上符合工科院校大学生的认知发展过程，培养其良好的科学精神以及人文精神，尤其是后者，更是工科院校大学生所欠缺的。使用准历史法通常需要采取两步进行：第一步，把物理学理论的历史发展

转贴于论文联盟

过程，根据问题起源—→工作假设—→思辨推论—→实验检验—→假设修正—→结论推广的程序，从而构成教学内容的准历史”发展过程。第二步，把学生对物理知识的一般认知过程，根据现象观察—→提出问题—→工作假设—→实验探索—→结论反思的程序，有效整合到教学内容准历史”过程当中，构成一套完整的物理教学框架。

（二）充分重视物论文联盟理学史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

目前现行的大学物理教材虽然通过多种方式，将物理学史的内容展现出来，可供物理教师利用。但是，这还是难以有效满足物理学史的应用需求，需要物理教师进行广泛的开发。当前阶段，网络信息技术已经日趋普及化，容量浩瀚的网络能够为物理学史课程资源的开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物理教师可以在网络上通过搜索引擎来查找各种物理学史的知识内容，不仅有文字，还可以有声音、图画以及视频等，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到工科院校大学生面前，潜移默化的实现物理学史的教育功能。同时，教师还可以让学生自己去主动搜集整理物理科学的发展资料，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充分的了解物理学发展的历史。

（三）提高工科大学物理教师的物理学史素养

生物化学的发展史篇3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生物化学的发展史篇4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的呼唤。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彻底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已无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实现“救亡图存”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的真理。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海国图志》的作者，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①]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变法图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进化论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帝制，积极捍卫共和制度，为改造旧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政治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宝贵遗产。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化论不仅是孙中山历史哲学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孙中山将达尔文进化思想与其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时，突破了生物进化论和一般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局限。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分成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三个阶段。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又反对人类社会的进化照搬动物的进化过程。因此在人类进化时期，应当用“仁义道德”代替“弱肉强食”，用“互助”、“仁爱”代替“竞争”、“杀戮”，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种族压迫和仇视，实现“天下为公”的美好理想。[⑤]二

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即开始传入中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时，王韬和张宗良撰写《普法战纪》，记述了巴黎无产者的伟大斗争。20世纪初,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等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等著者中，评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潮流，这是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产生着更加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⑥]

1920年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调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自觉投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战士。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历史学研究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和一部部精品力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学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彻底粉碎了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锻炼和考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中国。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三

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选择。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魏源、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别人的选择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以至整个民族的选择。梁启超等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这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并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样，、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选择，虽是少数人的个别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前进方向。尽管最初这种选择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但却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所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少数先进分子的选择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他的发展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反映社会要求的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那种脱离历史学和社会发展实际，凭一时的冲动和激情，动辄就宣布有了什么“创新”，或想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成为不断前进的动因。“”结束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科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人们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极“左”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不加分析地将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统统接受过来，对精华和糟粕不去区分，并企图以此来“改造”中国历史学，显然，这些既脱离中国史学传统与现实，又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种种主张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历史研究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在不断加强历史学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即使是对“古老的过去”的历史研究，也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只有从中国史学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认识功能。这样，历史学不仅在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在这过程中，自身也将不断完善，在社会和学术的实践中得到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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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③]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十》；《自由书·成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

[④]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生物化学的发展史篇5

一、传播方式的大众化

中国史学的大众化进程始于在宋元时期。到宋代，经过长期发展的中国庙堂史学进入其极盛时期，名家名著辈出。但是，庙堂史学的发展空间毕竟是有限的，在它迈向颠峰的同时，其窒息史学发展的各种潜在因素也逐步显露出来。中国史学开始了由庙堂向民间回归的进程。这种进程以宋元时期史学传播方式的大众化为主要特征，这种特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传播主体的大众化。在宋代以前庙堂史学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不仅史著的撰写与流传局限于统治阶级，担负重要传播任务的口头讲史活动，其绝大多数也被统治阶级垄断而成为“庙堂讲史”。进入宋元时期，一种面向大众的通俗性讲史活动开始出现并得到迅速的发展，作为这种史学传播活动的主体的职业通俗讲史者生活在社会的下层，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民众，他们生活于民间，是大众的成员同时又是向大众讲述历史知识，传播历史观念的人。

其二，传播对象的大众化。庙堂史学是以统治集团和知识阶层为传播对象的。它们无论在著作文字的表述上还是在讲述语言的选择上，都显得艰深晦涩，无法在民众中传播。宋元时期大众化讲史出现之后，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情节和丰富多彩的内容，引起了普通民众的广泛兴趣，从而将传播对象转向了大众。作为宋代通俗讲史活动传播对象的市民村夫、男女老幼，都是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这与此前的庙堂讲史相比，在传播对象上形成明显的差异，由上层而转向下层，由贵族而转向民众。

其三，传播场所的大众化。宋元时期，在面向广大民众的通俗讲史活动迅速发展的同时，史学的传播场所也开始大众化。这种场所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城市中的“瓦市”，它是普通民众从事商品交易和消遣娱乐的地方，也是职业通俗讲史人讲史谋生、传播历史知识的场所。第二类是茶肆、酒肆。其中为数最多的中小型茶肆与酒肆，其顾客大都是所谓娼妓弟兄、诸行借工卖伎人等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这是他们日常聚集的场所。第三类是闾巷中、乡村里、道路边一些非固定的场所。这通常是那些水平不高、名气不大的讲史艺人即所谓“艺之次者”临时“作场”讲史的地方。

宋元时期出现的史学在传播主体、传播对象和传播场所上的大众化，形成了史学大众化外在的也是最直观的特征——传播方式的大众化，它是中国史学大众化进程初始阶段的表现形式。

二、著作形式的大众化

明清时期，随着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阶段的到来，在传统的封建庙堂史学日趋没落的同时，中国的通俗史学却在宋元的基础之上逐步走向兴盛，从而将中国史学的大众化进程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在口头讲史之外，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通俗历史读物，从著作形式上展现出中国史学大众化的新的面貌。

到明清时期，随着市民数量的增多及其娱乐生活的丰富，他们的历史求知欲和对历史文化的兴趣日趋浓厚，需要可供随时阅读的史著来了解历史和消遣娱乐。但是，此前在历史著述中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庙堂史著艰深难懂，不适合普通民众阅读，宋元讲史话本虽然浅显通俗，但又过于简略、粗疏，无法满足普通民众日益提高的阅读品位和日益增强的阅读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那种既详细生动，又明白易晓，可通之妇孺的通俗历史读物成为时展也是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于是，在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之上，以“演义”、“通俗演义”等为名称的通俗历史读物随之大量出现。

与宋元讲史话本相比较，明清时期的通俗历史读物已经摆脱了通俗史著的原始形态，由简略而走向详尽，由粗疏而走向精致，由幼稚而走向成熟。它们在文字表述上更加通俗易懂，在著述形式上趋于完善成熟，在内容上，记述前代历史者，一般是以纪传体正史等历代传统史著的记述为依据，糅合诸史，兼采野史记载和民间传说，而记当代史事者则广辑资料，据实记事。由于明清通俗历史读物具备上述著述特征，因而在当时被很多人视为史事的记录，正史之补充。此后直至清末，尽管通俗历史读物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但它们中的大多数仍然坚持上述著述原则，保持作为通俗历史读物所必须具备的著述特征。大量通俗历史读物以其丰富的内容、生动的情节和明白晓畅的文字而深受广大普通民众的喜爱，在他们之中广为流传，成为一种传播范围远远超过庙堂史著而直达社会最底层的大众化著作，从而使历史知识以一种新的形式在广大民众中得到广泛的传播。

明清时期通俗历史读物的大量出现及其在普通民众中的广泛传播，使通俗史学摆脱了此前只靠口头讲述的单一形式，形成文字著述与口头讲述并行的局面，使中国史学的大众化由宋元时期传播方式的大众化进一步发展为著作形式的大众化，从而将中国史学的大众化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三、史学思想与记述重心的大众化

明清时期的通俗史学虽然在宋元史学传播方式大众化的基础之上发展为著作形式的大众化，使史学的大众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无论宋元时期还是明清时期的通俗史学，其大众化都仅仅在史学的外在形式上得以实现，而没有进入史学的内在核心——史学思想和记述重心。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日益猛烈的批判，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逐渐深入人心，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也受到大力的宣扬并从下述两个层面加速了中国史学大众化的进程：

其一，让民众了解历史。这是从史学社会功能的层面强调和推进史学的大众化。进入近代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步骤。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急，资产阶级改良派认识到，要开启“民智”，振奋“民气”，会聚“民力”，就必须让民众了解历史，增强历史观念和爱国心。在这种时代潮流的推动之下，史学中“让民众了解历史”的呼声日益增高并成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重要内容。这种对史学大众化必要性与重要性的深入的和理性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的大众化进程，适合普通民众阅读的通俗化的历史读物随之大量出现。

其二，让史书记述民众。这是从史学主体内容的层面强调和推进史学的大众化。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吸收西方的民权理论，呼吁进行政治上的改革。这种注重民权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史学领域，从而掀起了一个批判“君史”、倡导“民史”的高潮。在批判旧“君史”的同时，资产阶级史家提出了史学的记述重心应当转向民众的重要思想，倡导撰写“民史”以取代旧有的“君史”。资产阶级史学家不仅从理论上对史学应当以民众为记述重心进行了阐述，号召撰写“民史”，且将这种号召付诸写史实践，一批“民史”性质的译著和专著也先后问世。

尽管资产阶级的史学家还不可能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有科学的认识，但是，他们倡导写作“民史”并在记述中国历史和介绍外国历史时注意了民众的活动、民众的影响，将其作为史著的主体内容，从而对史学的大众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史学大众化的新高潮

中国史学大众化的新高潮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伴随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而出现的。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的李大钊便先后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以及《史学要论》等论著中对传统的旧史观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唯物史观，其中包括人民是历史主体的观点。在李大钊的带动下，《新青年》、《东方杂志》、《今日》等刊物陆续发表了一批介绍和研究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文章。自此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向前发展，人民是历史活动主体的思想影响日益扩大，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实践上推进了这一思想的传播。一批以马克思主义史观为指导的记述人民的活动及其历史作用的史著先后问世，把中国史学的大众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迅速的推广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史学，在五十年代，便出现了大量的相关论著，论述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历史活动主体的观点。此后，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记述的中心内容在史著的撰写中受到空前的重视。不仅在一般的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中十分注意记述人民的活动，充分肯定他们的历史作用，还撰写出了为数众多的专门记述人民活动，体现其历史活动主体作用的史著。

与此同时，不少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强调指出，史学必须关注广大群众了解历史的兴趣，要全力做好史学的普及工作，写作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以适应和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能力和实际需要。在他们的倡导与亲身带动之下，一大批适合普通群众阅读水平的通俗史著纷纷问世，这些著作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和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中外历史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学习历史、了解历史的愿望和要求。使中国史学的大众化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生物化学的发展史篇6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从唯物史观开始

中国人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1898年夏上海出版的《泰西民志》一书，这是从英国人克卡朴着的《社会主义史》翻译过来的。次年2月和4月，《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两篇译文，也提到马克思。在这些资料中，介绍都非常简单，只能由此了解到马克思是西方社会主义一个派别的首领这样简单的信息。至于关于马克思主义内容的介绍，还是在20世纪初开始的。最早提及唯物史观内容的是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书中说，马克思的学说“以讲究经济上之原则，而认真理与正理”，这显然有点唯物史观的意思。1903年2月16日出版的《译书汇编》中，刊有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文中说：“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同年，中国达识译社翻译的日本学者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出版。书中介绍了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观点：“有史以来，不问何处何时，一切社会之所以组织者，必以经济的生产及交换之方法为根底。即如其时代之政治及历史，要亦不能外此而得解释”。这些片鳞半爪的介绍，虽然很简单，但毕竟说明对唯物史观已引起了一定的重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1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掀起了传播的热潮。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唯物史观成为被首先介绍的内容。1919年5月5日至8日，《晨报》副刊“觉悟”连载了由渊泉翻译的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第一次比较全面介绍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此后，该副刊还发表了《马氏唯物史观概要》、《马氏唯物史观批评》等译自日本刊物上的文章。于1919年9月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随后，他又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文章，并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学校开设有关唯物史观的课程。不仅如此，还号召人们认真研究唯物史观，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1919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广州中华新报》连载杨匏安的《马克斯主义》。文中说：“马氏以唯物的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李达在日本留学期间就着手翻译《唯物史观解说》，1921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1921年1月《新青年》第8卷第6号发表了李达的《马克思还原》，把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原理做了概括说明：“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同年8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发表了《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文中说：“我以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因为这个要义底指示，在创造将来的历史上，得了三个教训：(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

前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唯物史观达到了如下的认识：第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唯物史观可以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是共产党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哲学根据；第三，唯物史观可以被广泛运用于史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运用于考察中国的政治变迁、思想变动、文化更新。正是因为达到了这样的认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才把唯物史观的宣传和研究放在首位。在宣传和研究中，他们突破旧的进化论思维的制约，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投入新的战斗。

中国共产党深入传播唯物史观的历程及其成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深入传播唯物史观，取得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大成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传播唯物史观，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途径：第一，注重马克思主义原着的翻译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论没有专门的着作，许多重要观点都贯穿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的着作中。所以，翻译他们的各种着作，对于传播唯物史观，就是非常重要的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1925年，上海书店出版了柯柏年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他还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1929年，杨贤江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30年，上海江南书店出版了吴黎平翻译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938年，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出版。这些原着的翻译出版，为学习和研究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第二，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1923年关于科学与玄学之争，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现代化等问题的论争，虽然都以学术争辩形式出现，但实际上却紧密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相关，许多观点的分歧不同程度地表现出马克思主义与反

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正是在这些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及进步的理论工作者深入研究和传播了唯物史观。如陈独秀在为上海亚东图书馆于1923年12月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写的序中说：“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何干之在1937年1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一书中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基本条件，这是历史唯物论的ABC。”第三，运用唯物史观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在1924年5月1日发表的《这一周》一文中说：“应该细细的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逐步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并在实践上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具备了更加广泛传播的条件。这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着作，包括全集、选集、专题汇集、专题摘编。第二，出版、邓小平、及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着作，包括选集、文集、文选、专题汇集、专题摘编等。第三，出版研究专着，发表研究论文。如吴黎平与艾思奇合着的《唯物史观》(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雪永生着的《唯物史观形成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央党校课题组编写的《唯物史观新视野》(东方出版社1999年出版)，等等。第四，普及教育。在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一门受到高度重视的学科。第五，运用唯物史观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理论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许多新的理论问题提了出来，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认识和解决。比如，怎样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改革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关系、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唯物史观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之，在社会主义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更加广泛而深入。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逐步解决了社会主义时期重大理论问题，并在实践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

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在唯物史观方面，思想、邓小平理论也都有重大发展。

“三个代表”与唯物史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