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际局势(精选8篇)
时间：2023-07-18
时间：2023-07-18
2014年以来，东海和南海的紧张关系都在继续，都有可能出现擦枪走火的局面，相关国家的民众也越来越深入地卷入到相关的争论和判定之中。在中国与东亚国家关系变化的过程中，美国一直是幕后推手。美国正在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紧张局势为自己塑造新的战略优势，与此同时，东亚国家也在利用中美之间有形和无形的竞争而为自己谋利。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正在发生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围绕中国的“崛起”，一种有形或无形的“统一战线”正在形成之中。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样一种局面？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有一种跳出当前的历史眼光，有一种更为长远的大局意识和谋局意识。
首先，中国与东亚国家关系的这种变化，是伴随中国与周边国家和世界大国的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的一种必然的历史进程。不管中国继续“韬光养晦”，还是积极“有所作为”，这种变化迟早都会发生，中国的回避和谦让只是发挥了延缓的作用，并不会阻止这种局面的来临。
第二，中国的崛起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崛起为世界强国以来最为成功的一次大国的崛起，但中国的崛起又与历史上其他大国的崛起所面临的世界形势有着历史性的差异：中国的崛起得益于全球化，也受制于全球化。对比近代以来崛起的其他大国，中国更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局势和地区局势，以使这个有史以来最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能够延续下去，使中国社会能够完整地、不再中断地经历这个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时代更为复杂和艰难的现代化洗礼。
第三，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安全局势，所遭遇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呈现出复合型的特点，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日益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与社会安全已经难以分开，中国在发展中所遇到的经济困难和社会问题将越来越频繁地被试图制衡中国崛起的国家利用起来，成为牵制中国崛起的有力武器。
面对这样一种愈发具有挑战性的东亚局势，中国既不能畏首畏尾，又不能鲁莽行事，关键要看中国在哪些方面具有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能力。这种能力既可以是军事上的，也可以是经济上的；既可以表现为博弈双方的直接对抗和武装冲突，也可以体现为全社会的发奋努力和众志成城。
中国改变东亚局势的战略精髓在于以自身实力的有机整合破解对方组合中的安全共同体。现在到了精确评估中国软硬实力的时候了。东亚局势的变化目前似乎对我不利，但它却可以为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和强国提供更强大的激励。而改变东亚的安全格局，则是中国摆脱19世纪以来的历史命运，走向世界大国的前提。
关键词：外交政策；历史发展；不同时期；调整；方针政策
一、1949到50年代中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以独立自主的姿态重新站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中国从此废除了旧中国同其他国家签订一切不平等、有损国家领土完整的条约。中国将以新的面貌与其他国家建立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和领土完整的新外交关系；将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处理内政和外交，强烈阻止其他国家的操控与干涉；将以不予认可的态度对待一切旧的外交关系，强烈反对新中国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建立的一切外交关系。这些原则都是这一时期党的三大外交方针的核心，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
所谓“另起炉灶”是新中国将以新的政治立场与其他国家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更新换代，洗心革面，改变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屈辱外交关系的局面。这标志着新中国要彻底摆脱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外交关系，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以新的面貌与其他国家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决心。
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指将帝国主义的在华残余势力予以清除干净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标志着我们捍卫新中国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所谓“一边倒”是指新中国在国际斗争中，将向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靠拢。这表明新中国在严峻的国际斗争中，坚持独立自主，坚持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斗争的决心。
这一时期的新中国在三大外交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导下，先后与苏联、保加利亚、波兰、蒙古等2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也逐步地得到了许多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这些外交关系的发展标志着新中国走向国际社会的良好开端。
二、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
随着国际形势与中苏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一边倒”外交策略已经不能适应特定的历史条件。因此，“一边倒”外交战略随之终结。随着事态的发展，苏联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战略得以暴露，中苏关系从此破裂。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形势下，美国制造了紧张的台湾海峡局势，企图把中美关于与中国的问题混淆起来，用来掩盖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意图和对中国的内政干涉与领土侵犯。面对中国与国际上两大国家的国际形势，中国领导人顶住压力，提出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在这个时期内，虽然中国的外交整体局势紧张，但也有一定的进展。先后有27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同时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也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
三、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
60年代末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中国的外交政策也随着做出了适当的调整。当时现状是国内爆发的，使中国对外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国际出现的“苏攻美守”态势，使苏联与中国关系急剧紧张与恶化。面对此种局势，中国在外交上做出了重大转变，就是打破以往中美的外交僵局，逐步实现与美国的正常化发展。就针对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关系的变化，提出了“一条线”、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这一个伟大的外交战略产生了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与促进中国更多外交关系建立的化学效应。
四、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
进入70年代末，美苏两个国家争霸形成僵持的形势，面对这个重大转变，中国调整了对国内外的战略思想。认为世界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发生世界大战，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对于外交方面指出当前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国内的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思想，提出了“真正的不结盟”战略思想。用邓小平同志的话就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这个战略思想的提出，使中国的外交呈现出新的战略格局，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外交关系的发展与建立，也为中国改革开放与专心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五、90年代初到2002年十六大
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改变了原有的国际格局，世界两极格局逐渐分化为多极化，走向多极化成为当时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主题。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现状，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全方位外交战略”。这个战略的提出，符合时代的需要与特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促进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开创了世界各国外交的新格局。
六、2002年十六大至今
进入21世纪，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但仍然存在着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冲突与矛盾。为了国内全方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面对国际形势，创建“和谐世界”的外交战略思想逐步形成。毋庸置疑，和平才能够更好的发展，发展与和谐紧紧相依。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在经济实力与政治力量都有空前的发展与突破。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要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营造和谐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为逐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总目标不断努力与奋斗。
七、总结
一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决定了一定的外交战略方针的提出与实施。通过回顾不同历史阶段的外交战略思想，深刻认识不同战略思想对当时中国发展的影响，深入理解外交政策对于国际国内建设的重要作用。因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对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外交的矛盾与冲突，面对时代的主要课题，我们要审时度势，高度重视，制定和贯彻正确的外交战略，在维护与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争取用和平谈判的方式处理好不同的外交问题，努力把世界创建为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参考文献：
[1]：《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2]：《金冲及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关键词：国际法；国际政治；相互构建
在国际关系专业学习过程中，国家政治与国际法均属于十分重要的内容，也是必须要掌握的内容。国际法对于良好国际政治的形成具有较好保证作用，而良好的国家政治形势对国家法完善及发展也具有很好推动作用。因此，两者之间具有相互构建关系。作为国家关系专业人员，应当对国家法与国际政治相互构建充分了解及掌握，从而为进一步更好学习国际关系奠定良好基础。
1当前国际法特点分析
首先，国家法主体越来越受到冲击。对于国际法而言，以往其主体均为国家，国际法主要作用也就是调节国际上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规范国家行为。然而，随着现代国际形势不断发展，国家法主体也不断发展变化，国际法主体已经不只包括国家，现代国际法主体正在不断受到冲击，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非政府国际组织及个人。就非政府国际组织方面而言，其主要是由于当前世界上的非政府国际组织正在不断增多，并且其规模也不断扩大，这些组织在实际活动中其权益需要受到国际法保护，同时这些组织的一些行为也需要通过国际法进行规范及约束，所以这些非政府组织也逐渐成为国际法主体的一个部分。就个人方面而言，其主要是因为在当前国家省各个国家联系不断加强大形势下，个人发展也不仅仅局限在国家，而是逐渐扩展到国际范围，个人国际活动也越来越多，个人权益也需要国际法保护，个人行为也需要国际法规范。其次，国际法越来越表现出全球化。随着现代国际形势不断发展，国家关系也有着越来越明显的全球化特点，在这种大形势下，各个国家之间也有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最终使国际社会得以形成，而任何国家必然都会受到国际社会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法需要服务整个国际社会，这样才能够使各个国家权益得以较好保证。另外，在这种全球化形势下，所出现的全球性问题也越来越多，而为能够使这些全球性问题得以较好解决，必须要依靠国家法，因此，国际法在当前全球化过程中也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全球化特点。第三，国际法越来越表现出法典化特点。对于国际法法典化而言，其所指的主要就是国际法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具有法律典籍性质。这主要就是因为随着是各个国家之前不断融合，各个国家对国家法均越来越重视，对于国际法制定的研究也越来越系统，越来越深入，特别是在成立联合国之后，各个国际组织及国家均逐渐参与国际法编纂，在这种大背景下，国际法的正式性越来越强，并且也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同时在国际上也越来越适用[1-2]。
2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特点
第一，国家利益趋向化越来越明显。在冷战之前及冷战时期，国际政治所表现的十分明显的特点就是依据意识形态进行敌我划分，这一段时期内依据国家制度及体制存在一定差异，国际政治格局表现出两大对立集团，即资本主义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政治格局逐渐发生变化，传统敌我区别模式已经被抛弃，在各个国家制定国际外交方针方面，国家利益已经成为核心因素，国家利益趋同化特点越来越明显。具体而言就是，具有共同国家利益的两个国家，即便其意识形态不同，同样能够进行合作，而国家利益相背离的两个国家，即便意识形态相同，往往也发生反目情况，这一点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表现的尤其明显。这种转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使意识形态对立得以缓解，使更大范围内国际合作得以实现。第二，经济因素对国际政治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就当前国际政治格局而言，其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经济因素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国际关系发展过程中，经济与政治互动已经成为首要因素。随着现代经济全球化不断增强，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强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越来越表现出相互依赖关系，而这种情况的发展，对良好国际秩序及良好国际关系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这种大背景下，各个国家为能够促进自身国家经济发展，也必然会积极维构建良好政治格局。然而，由于全球化不断发展，国际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但是由于不同国家经济水平及综合国力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最终会导致国际政治发展失衡。第三，和平发展属于时代主题。就当前实际情况而言，国际政治格局整体上相对比较良好，国际形势逐渐向缓和发展趋势，虽然一些局部战争仍旧存在，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总体比较理想，仍处于和平发展局面。同时，在联合国成立之后，世界上各个国家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这一点为国际政治格局向较良好方向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及意义。同时，由于当前世界上各个方面均在致力于发展自身经济，对于世界良好政治格局的形成也就有着越来越大的需求，霸权主义及强权政治也必然会受到世界各国反对，这也体现出国际政治趋向于和平发展特点[1-3]。
3国际法及国家政治相互构建
3、1国家法发展影响国家政治形势
在当前世界形势发展过程中，构建和谐世界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为能够构建和谐世界，必须要坚持和平及发展。就当前联合国相关法律而言，《联合国宪法》属于其基本大法，是对国家行为进行规范的基本法则，同时也是保证世界和平发展能够得以真正实现的基本法律，这为国际法良好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对于当前国际法而言，其是在格劳秀斯、康德以及凯尔森等人研究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他们的研究理论对目前《联合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在格劳秀斯研究理论影响之下，国际秩序形成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其所具备特点就是民族国家对外具有平等性及独立性特点。近些年来，这种模式的秩序虽然受到一定质疑，然而在国际法中民族国家至上仍然属于基本原则。就当前《联合国》而言，其形成及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使受到康德关于国家法理论的影响，而对于凯尔森国家法理论而言，其对利用国家司法解决国际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与《联合国》形成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4]。
3、2国家政治影响及制约国家法
对于国际政治而言，虽然其与国家权力之间具有存在密切关系，然而在国际政治发展过程中，也不可忽略国际法的重要作用。但是，就当前国际政治秩序以及格局变化而言，国际法的形成及发展对国际政治是具有一定依赖的。对于当前国际上所行使的国际法而言，其是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基础不断发展而来的，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属于国际上首个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文件，其使得依据国际社会行动对国际法规范进行制定的情况得以实现，并且该和约也是国家法发展的良好开始，其实现依据国际法在较大范围内对政治现状进行确认，同时该和约创立三个原则，分别为国际法原理、国家概念以及实力均衡政策，这对国际关系发展具有很大程度影响。在各种国际重大政治事件不断发生的大形势下，目前的国际关系格局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法在发生较大变化。在国家关系不断变化过程中，格劳秀斯的国际法理论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并且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是《战争与和平法》及《海洋自由论》，由《海上禁锢论》的创立一直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现，均表明国际政治会在很大程度上对国际法发展造成影响，对国际法出现、实行以及遵循具有一定决定作用。所以，国际政治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及影响国际法[4-5]。
3、3运用国际法维护国家权益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权力所界定利益属于其行为准则，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所有国家的出发点均为国家利益，然而对于各个国家而言，国际法属于其行为准则，在各个国家行为中《联合国》属于基本指导方针。对于国际法及国际政治而言，两者之间存在一定附和依赖关系，两者之间既能够相互促进又能够相互制约。在国家形势发展过程中，有些大国实行实行强权政治及霸权主义，未能够遵循世界和平发展主题，对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破坏，虽然未实行殖民统治，然而往往会通过其它方式对弱势国家利益造成侵犯。在现代国际形势发展过程中，通过对国际法进行运用，可在很大程度上对国家行为进行约束，对弱势国家利益进行保护。在运用国际法基础上，可对国家行为进行约束，而国家应当积极遵守国际法，积极坚持和平发展主题，在当前国际政治发展过程中应当积极构建公平、合理新型秩序。就依据我国实际情况而言，通过对国际法进行运用，可有效避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内政造成干涉，从而可有效维护我国国际形象，保证我国能够得以和谐稳定发展。另外，国际法中对人权的保护已经成为一项共同原则，因此还可通过对国际法进行运用，从而对我国公民人权进行保护，使我国公民利益得以更好维护[5-6]。
4结语
随着现代国家融合发展越来越密切，国际政治也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对维护良好国家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及意义。另外，在维护国际关系方面，国际法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际法与国际政治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对两者之间关系进行准确理解及把握十分必要，有助于更好完善国际法及构建良好国际政治，使国际形势得以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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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沼保昭,高云端、国际政治中的国际法及其关联性:一种从国际法的功能视角的分析[J]、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2012(10)、
[5]何志鹏、在政治与伦理之间:本体维度的国际法[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
经济全球化是世纪变迁的显著特点，它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演变和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它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它主要表现为世界经济内在联系的密切性和外部互动的包容性。由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世界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进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既蕴含巨大的风险，更提供历史性机遇，从而引发新一轮史无前例的空前激烈的竞赛，其核心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在这场竞赛中，必定有一批国家善于抓住发展机遇，采取正确的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地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发达国家可能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逐步赶上，在大国中会出现此起彼落的情况，但不太可能出现“一国独醒，众国皆醉”的状况。由于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展开，所以大国实力发生相应序列位移的可能性与幅度都较以前增大，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另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与作用相对上升。这样，作为全球核心结构的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相对上升大国分享相对下降大国原先的影响力，不断创造出新的、多元的力量空间，造成国际关系和大国地位的不平衡转换。正是这种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大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大国多元化正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欧、美、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正在逐步取代战后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代。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世界经济领域的这种多极化趋势，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和密切联系的。
经济全球化呈现统一的趋势，而多极化展示分散的趋势，两者似乎是逆向而行、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已有学者指出[1]，经济全球化时代是极与极之间逐渐趋向高度依存的时代。过去的极相互割裂，呈绝对性，今天和未来的极是相对的，都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简言之，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是绝对的。
极与极间关系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世界性竞争。由于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它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利益协调，不能靠长久地损害别国的利益求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都面临着大规模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等全球性问题，没有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惟一的出路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其中主要大国间的合作更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形势会迫使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这使美国难以有效地推行其单极独霸的战略。换言之，在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全球价值分配中政治范围的扩大，以及大国的相互连接、协调与合作的强化过程，已经日益明显。这也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其他大国合作的客观推动力。经济全球化需要世界格局多极化来为它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二
全球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21世纪挺进，自然引起人们深刻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即除了具有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作用之外，还可能被超级大国用来建立单极格局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格局。
1999年2月26日克林顿的旧金山演讲强调要以全球化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立足点。4月7日他又强调全球化在21世纪给美国外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美国看来，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为它推行全球战略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迅速消失，充分的经济信息是市场经济活动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率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制定“数字地球”发展战略，在上述活动领域抢占高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的优势地位，并且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注重产品的研制与开发，高踞于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顶端。美国力图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全球性技术形成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力量，主导全球化进程，锁定大国力量对比，在国际舞台上大大拓展按照自己意志自由选择的空间，使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握有某种主导权或主动权，对现在的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有掌控权。这使美国收益匪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跨国公司的巨头主要集中在美国。因此，克林顿认为全球化趋势会使美国更加繁荣。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美国刻意利用这一进程把西方政治模式推向全球，即通过其占优势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力，传播甚至强行推行其理念、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布热津斯基就说过:“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2-P279]
总之，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进而推进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构筑单极(至少是美国单极霸权治下的多极)格局。世界格局的两种走向何去何从，决定于主要世界大国的战略取向和他们在各种较量中形成的全球核心层次的力量对比结构。
三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世界格局进行了近十年的观察，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有人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单极格局，多极化只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科索沃的炸弹彻底埋葬了多极化的幻想。有人认为，现在是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多极格局，它将长期存在。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是走向多极化的过渡性格局。笔者的看法是，现在处于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指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心结构和战略态势，它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对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当量变达到临界点时，世界格局赖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格局势必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格局。[3-P24-P25]
按照历史经验，一个世界格局的终结，就意味着另一个世界格局的诞生，如维也纳格局取的。战争在摧毁旧格局的同时，迅速建立起新格局，因为新格局是战争结果的展示，是武力对战胜国与战败国关系及利益的断然分割。然而，这并非是世界格局发展的普遍规律，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格局的转换，与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即以两极格局中的一个超级大国自行解体为启端的。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消失导致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全球中心结构就进入“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阶段。萌发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因素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集团)抓住这一历史性时机以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广阔的发展舞台，制定战略，调整相互关系，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的世界格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和平方式和战争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用武力实现世界格局的“瞬间”更替和突变，它是一种渐进或缓进的方式，避免了战争灾难，却大大延长了世界格局转换的时间。由于这一转换是渐进的，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很多，规律性现象时隐时现，一切均难以迅速把握。世界大国需要足够的时间，对世界形势的重大转折及走向作出判断，进行战略与政策的重大调整。它们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正处于重大的整合期，它们的战略取向和相互关系远未基本定位，它们的力量变化与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不确定性，一切处于迅速变动之中，尚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期，大体上是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代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凡尔赛格局先是代替维也纳格局，后又让位于美苏两极格局。回顾世界格局演变史，大规模战争成为世界格局转换的重要标志，上述世界格局的转换就是通过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完成
人们往往把处于变动之中的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力量对比状态，混同于世界格局所应具有的稳定的结构。实际上，格局的转换都需要时间，只是长短不同而已。何况这次世界格局的大变动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的，其涉及面之广，变化之深刻，影响之久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变迁所望尘莫及的。因此，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相对来说需要较长的转换时间。
在这一漫长的过渡时期中，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任务是保证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核心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通过何种路径和机制确保向多极格局过渡的和平实现。核威慑下的格局转换具有冷和平的起点，仅仅有这一点是非常不够的。格局和平转移的热和平方式是目前学者们十分关注的。
热和平转移方式，即我们通常所讲的和平方式，应综合考虑国力、制度和认同三大因素在影响格局转移中的作用。格局转移是国力竞争、制度竞争、认同竞争的综合竞争的过程。
综合国力竞争是最古老的竞争，也是基础性的竞争，这种竞争决定了全球层次上的结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西方大国的国力竞争主要表现为权力竞争、霸权争夺，没有对权力的追求就没有对权力结构的争夺，也就无所谓格局转移过程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了。如果过于专注于这种权力竞争，冲突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很大。应当使这种恶性竞争回归到正常竞争，即相互攀比、相互争胜、相互追赶、相互超越，抑制其转化为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从目前的综合国力竞争态势来看，一方面竞争正在加速向经济与高科技转移。全方位的经济、高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建立以高科技为龙头、经济力为基础、政治与外交为保障、军事力为后盾、政府为核心的综合国力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大国综合国力发展有趋于均衡化的发展趋势。一般来说，国力竞争重点的转移，以及大国国力的均衡化，有利于格局的和平转换。此外，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兴起的大国，也打破了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她并不扮演以追逐霸权为目标的挑战国的角色，而是以和平手段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如果我们很明智地把注意力引向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那么这两种竞争和磨合会大大削弱大国对国力竞争的过度关注，它们即使不会消除也会大大减少对立大国间的威胁意识。换言之，制度和认同在软化安全竞争方面举足轻重。因此，解释世界格局和平过渡问题，就必须研究在何种条件下对立大国能够相互间建立起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形象、共识与信任，从而有利于共筑彼此间可以接受的世界秩序与制度的问题。
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导致世界格局和平转移。
第一，对立大国经过长期的战略克制和相互调整，最终将对方视为具有良好形象的国家，这个互构过程的主要目的是双方不再把对方视为威胁。因此，国家特征的观念转化与认同，是世界格局和平转移的中心环节。促使两者形成相互间的良好形象的办法有三个方面:一是存在着全局或局部的多种共同外部威胁;二是从战略高度出发，不断开发出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三是求同存异，对歧见进行开诚布公的机制性磋商，克制、大度和不强加于人，这大大有助于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的良好形象。
第二，大国尤其是对立大国成功地就国际新秩序基本达成一致，使之与新的多极化的国际形势相适应。这对于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极为重要。和平转移不仅仅取决于出现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更取决于这个秩序形成与维持的民主方式。如果秩序是一方强加于人的，它就不能长久。真正的和平转移须是各方合作和满意的结果，而不是相互威慑和威胁的结果。最关键的是美国明智地承认其霸权的终结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与其他大国就多极化达成共识，放弃对国际空间的垄断，代之以共享，并就国际秩序和安全管理的规则制定取得一致:如在何种情势下、通过何种途径进行国际干预特别是使用武力是合理且合法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如何规范等。
第三，必须使达成的世界秩序合法化。合法性也是世界格局真正和平转移与否的重要因素。秩序来自对行为规范和治理制度达成的一致。合法性能强化全球范围内对世界秩序的认同，因而也就能使这些规范和制度建立起牢固的基础，更加富有持久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叶自成、对多极化格局的几点思考[J]、国际政治研究，1999，(1)
经济全球化是世纪变迁的显着特点,它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演变和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它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它主要表现为世界经济内在联系的密切性和外部互动的包容性。由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世界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进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既蕴含巨大的风险,更提供历史性机遇,从而引发新一轮史无前例的空前激烈的竞赛,其核心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在这场竞赛中,必定有一批国家善于抓住发展机遇,采取正确的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地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发达国家可能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逐步赶上,在大国中会出现此起彼落的情况,但不太可能出现“一国独醒,众国皆醉”的状况。由于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展开,所以大国实力发生相应序列位移的可能性与幅度都较以前增大,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另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与作用相对上升。这样,作为全球核心结构的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相对上升大国分享相对下降大国原先的影响力,不断创造出新的、多元的力量空间,造成国际关系和大国地位的不平衡转换。正是这种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大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大国多元化正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欧、美、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正在逐步取代战后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代。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世界经济领域的这种多极化趋势,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和密切联系的。
经济全球化呈现统一的趋势,而多极化展示分散的趋势,两者似乎是逆向而行、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已有学者指出[1],经济全球化时代是极与极之间逐渐趋向高度依存的时代。过去的极相互割裂,呈绝对性,今天和未来的极是相对的,都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简言之,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是绝对的。
极与极间关系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世界性竞争。由于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它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利益协调,不能靠长久地损害别国的利益求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都面临着大规模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等全球性问题,没有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惟一的出路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其中主要大国间的合作更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形势会迫使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这使美国难以有效地推行其单极独霸的战略。换言之,在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全球价值分配中政治范围的扩大,以及大国的相互连接、协调与合作的强化过程,已经日益明显。这也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其他大国合作的客观推动力。经济全球化需要世界格局多极化来为它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二
全球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21世纪挺进,自然引起人们深刻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即除了具有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作用之外,还可能被超级大国用来建立单极格局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格局。
1999年2月26日克林顿的旧金山演讲强调要以全球化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立足点。4月7日他又强调全球化在21世纪给美国外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美国看来,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为它推行全球战略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迅速消失,充分的经济信息是市场经济活动取得显着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率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制定“数字地球”发展战略,在上述活动领域抢占高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的优势地位,并且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注重产品的研制与开发,高踞于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顶端。美国力图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全球性技术形成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力量,主导全球化进程,锁定大国力量对比,在国际舞台上大大拓展按照自己意志自由选择的空间,使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握有某种主导权或主动权,对现在的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有掌控权。这使美国收益匪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跨国公司的巨头主要集中在美国。因此,克林顿认为全球化趋势会使美国更加繁荣。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美国刻意利用这一进程把西方政治模式推向全球,即通过其占优势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力,传播甚至强行推行其理念、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布热津斯基就说过:“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2-P279]
总之,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进而推进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构筑单极(至少是美国单极霸权治下的多极)格局。世界格局的两种走向何去何从,决定于主要世界大国的战略取向和他们在各种较量中形成的全球核心层次的力量对比结构。
三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世界格局进行了近十年的观察,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有人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单极格局,多极化只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科索沃的炸弹彻底埋葬了多极化的幻想。有人认为,现在是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多极格局,它将长期存在。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是走向多极化的过渡性格局。笔者的看法是,现在处于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指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心结构和战略态势,它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对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当量变达到临界点时,世界格局赖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格局势必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格局。[3-P24-P25]
按照历史经验,一个世界格局的终结,就意味着另一个世界格局的诞生,如维也纳格局取的。战争在摧毁旧格局的同时, 迅速建立起新格局,因为新格局是战争结果的展示,是武力对战胜国与战败国关系及利益的断然分割。然而,这并非是世界格局发展的普遍规律,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格局的转换,与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即以两极格局中的一个超级大国自行解体为启端的。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消失导致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全球中心结构就进入“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阶段。萌发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因素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集团)抓住这一历史性时机以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广阔的发展舞台,制定战略,调整相互关系,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的世界格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和平方式和战争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用武力实现世界格局的“瞬间”更替和突变,它是一种渐进或缓进的方式,避免了战争灾难,却大大延长了世界格局转换的时间。由于这一转换是渐进的,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很多,规律性现象时隐时现,一切均难以迅速把握。世界大国需要足够的时间,对世界形势的重大转折及走向作出判断,进行战略与政策的重大调整。它们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正处于重大的整合期,它们的战略取向和相互关系远未基本定位,它们的力量变化与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不确定性,一切处于迅速变动之中,尚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期,大体上是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代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凡尔赛格局先是代替维也纳格局,后又让位于美苏两极格局。回顾世界格局演变史,大规模战争成为世界格局转换的重要标志,上述世界格局的转换就是通过? 闷坡卣秸土酱问澜绱笳酵瓿?/P>
2012年12月8日，深圳莲花山上郁郁葱葱，在这里亲手种下一棵高山榕。8年多来，这棵榕树枝繁叶茂、苍劲挺拔，见证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欣欣向荣、蓬勃发展，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翻开宏大历史崭新一页、续写恢宏时代壮丽诗篇。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奋勇开拓中前进的，必定随着形势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向前发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握时代特点、直面时代课题，在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中不断展现蓬勃的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新时代新就新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状况及其变化是社会发展阶段性划分的重要依据。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社会主要矛盾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反映了新时代我国发展的实际状况，指明了解决发展主要问题的根本着力点，对我国发展全局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各方面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新时代新就新在党的理论创新实现新飞跃。中国共产党是一贯重视理论指导和勇于进行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谱写了党的理论创新的新篇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指导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新时代新就新在党和国家事业确立新目标。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与时俱进提出新的奋斗目标，引领党和国家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党的十八大，我们党发出了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时代号召。党的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既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提出明确要求，又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分为两个阶段安排：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作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明确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间表、路线图。按照这一战略安排，党的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清晰展望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这一宏伟蓝图鼓舞人心、切实可行，必将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习言习语
党的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重大政治论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我们要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始终为人民不懈奋斗、同人民一起奋斗。
新时代新就新在中国和世界关系开创新局面。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当代中国已不再是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引领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更加自信地敞开胸怀、拥抱世界，把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在与世界深度交融中不断发展壮大，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APEC北京会议到G20杭州峰会，从发起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到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徐徐展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在同国际社会的互动中，中国坚定发出反对保护主义、支持经济全球化，反对单边主义、维护国际正义的最强音，是世界变局中的稳定器、正能量。
新时代新就新在中国共产党展现新面貌。百年征途展新篇，百年大党焕新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全面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推动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方略实现重大创新，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进行自我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正风肃纪，以雷霆万钧之力反腐惩恶，直击积弊、扶正祛邪，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呈现出崭新局面。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这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绘就更加灿烂的时代画卷。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在何处？
20世纪的世界，风云激荡。两次世界大战重构世界格局，西方资本主义历经危机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走过高潮和低谷，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21世纪的今天，世界又迎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党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科学认识全球发展大势、深刻洞察世界格局变化而作出的重大判断，对于指导我们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习言习语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的大变局不是一时一事、一域一国之变，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能否应对好这一大变局，关键要看我们是否有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
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信心和决心不会变，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诚意和善意不会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概括起来说，就是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世界范围呈现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趋向的重大态势。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大变局孕育于其中，演进于其中。15世纪至16世纪，新航路开辟和西方大航海时代到来，人类历史迈出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第一步。17世纪，欧洲主要势力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搭建起一个有限的国际格局，但其他地域还没有纳入国际体系。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迈上了加速发展的轨道，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呼唤出来的巨大生产力，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既有格局。从19世纪初的维也纳体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其背后反映了世界大变局的演进发展。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两极格局瓦解，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但世界各种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多极化趋势愈加清晰。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遭遇曲折到奋起振兴，也深刻影响世界大变局的演进过程，引领世界不断朝着有利于人类进步的方向发展。
进入21世纪，世界大变局的调整呈现出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特征新表现。世界经济版图发生的深刻变化前所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角色发生重大转变，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世界经济重心加快自西向东;位移。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不仅有力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而且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给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带来广泛深远影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前所未有，发达国家内部矛盾重重、实力相对下降，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全球治理体系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越来越难以为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不断扩大，全球治理越来越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人类前途命运的休戚与共前所未有，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世界大变局中，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成为世界格局演变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造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原因；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中国从100多年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超过30%。中国进入世界创新力排名前15位，在科技革命中的角色由跟跑者、参与者向并跑者、变革者转变。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承担更大责任、发出更多声音，成为多边合作的积极倡导者。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成为文明多样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功，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万马齐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的被动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可以说，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东升西降;，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英国脱欧;、法国黄马甲;运动、美国大规模骚乱等西方之乱;不断上演，其背后是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发酵，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催生政治极化、民粹主义、种族冲突等问题。特别要看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变量、催化剂。这次百年一遇的大疫情，不仅让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更重要的是它凸显出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国际体系的严重弊端，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彻底破产，加快了国际力量此消彼长，使国际格局东升西降;的趋势更加显著，推动大变局不断向纵深发展。
纵横不出方圆，万变不离其宗。从根本上说，我们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潮流大趋向。这个大变局，是从事实上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向协同共治的多极世界的转变。单边主义越来越不得人心，多极化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国成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个大变局，是现代化发展路径从一元走向多元的转变。在世人眼中特别是在西方人眼中，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而中国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展现了实现现代化的全新可能。这个大变局，是从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向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勃勃生机的转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人迫不及待宣称历史已经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结果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关键词】汇率制度改革 人民币汇率 世界贸易格局
2005年7月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拉开帷幕，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对世界贸易格局乃至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成为人们新的关注点。经历了2007年演进的美国次贷危机，全球经济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在此过程中人民币升值的趋势更加明显。一方面是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一方面则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不禁将两者联系起来：人民币汇率改革是否改变了世界的贸易格局，抑或是影响了全球经济版图。
中国汇率制度改革自2005年下半年才真正开始，同时经济政策固有的时滞延缓了针对汇率制度改革后的效应研究，因此对于汇率制度改革是否带来了全球性经济效应的可参考文献很少，然而不少学者先前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结构以及进出口比率的研究却为文章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和实证基础。
按照传统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汇率变动对实际进出口产生影响的必要条件是Mashall- Lerner条件。然而在国际贸易的实际操作中，经济系统内生性俨然实现了对该理论的颠覆：汇率升值效应、政策时滞效应以及相关的交叠作用使得利率变动直接影响了贸易体系的变化。在实证方面，Kenen and Rodrik(1986)、Cushman(1988)、戴祖祥(1997)都较早地开展了此方面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政策的调整以及经济的远景规划已然成为世界性问题，汇率制度改革也不例外。作为世界贸易第二大国，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必然会对原有的世界贸易体系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的不确定性就成为国际经济学研究的关键。时至2011年8月，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经历了6年的演进，世界经济格局也悄然发生着改变。那么，中国汇率制度的改革是否支撑了当今全球贸易体系？世界贸易格局是否因中国汇率制度的变动而发生了调整？正是对该问题的追索，文章通过收集和整理近十几年中国汇率和进出口状况的基本数据，同时汇总了世界各主要国家(澳大利亚、巴西、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俄罗斯、英国以及美国)和全球的贸易结构，基于统计分析对该问题进行解答。
一、中国汇率制度改革背后的经济证据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坚持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并保持与美元相对固定的兑换比率，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主动地位，并以相对贬值的优势实现贸易顺差。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经济形势催生了中国汇率制度改革。2005年7月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拉开帷幕，由此中国结束了与美元固定挂钩的汇率体系，开始走上逐步自由的汇率体系。这一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直接引致了人民币对美元比率的调整，同时间接地促动了其他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汇兑关系。
图1给出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CNY/USD)和以贸易加权获得的中国实际有效汇率(Real Efficient Exchange Rate，EER)变动趋势。从人民币兑换美元的趋势图谱中可以看出，中国在2005年开始汇率调整步伐，在2005年至2011年上半年，人民币一直以升值的姿态调整着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比例。相对而言，实际有效汇率(REER)更加全面地展示了人民币在汇率制度改革之后的全球变动趋势。在图1中，中国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趋势要明显弱于人民币美元汇率走势，调整趋势并不剧烈，但也同样表现出与以往走势的明显不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趋势和人民币兑美元比率的下降都直接表明了中国人民币在汇率制度改革后的升值现象，这种状况可能并不能阐明任何实质性问题，但是同中国近年来的贸易状况变动一起就能反映出汇率制度改革对中国和世界贸易体系的影响。
注：①“REER”(Real Efficient Exchange Rate)为中国实际有效汇率，图谱中分别给出了以“CPI价格指数”和“PPI价格指数”为平减基础的实际有效汇率；“CNY/USD”表示人民币兑美元比率，图谱中给出的年度汇率值分别为年末值、年平均值和二级市场年末结算值。
②2011年度取值区间为2011年1月至2011年7月末，对应各指标取值要求则给出了2011年的各项数值。
③左侧纵坐标对应REER取值，右侧纵坐标对应人民币/美元汇率值。
数据来源：EIU国际宏观经济数据库及国际清算银行(BIS)
从图2关于中国各项贸易指标的图中可以看出，中国在1995-2010考察区间内的各项贸易额都呈现增长趋势，且其在世界贸易份额的比例(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以及进出口总额和剔除世界增长后的进出口总额占比)逐年增加，这一点对于平均以10%速度增长的中国而言并不稀奇。然而将这一比例量化为实际的净出口额时，文章发现中国进出口额在2005年开始发生显著的突变，虽然经历了2007年金融风暴的世界性衰退期，但是中国净出口总额规模依然十分庞大，较2005年之前有明显的膨胀，显然在这一增长趋势的背后有着内生因素，而汇率恰恰是一个核心的中介指标，其影响着各国贸易行为。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中国汇率改革对中国乃至世界贸易结构的影响，文章在下一小节将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全球的贸易状况进行基本的描述，并对中国汇率改革是否成为当今世界贸易格局背后动因予以解答。
注：①“Im”为中国进口额世界占比；“Ex”为中国出口额世界占比；“Total”为中国贸易进出口总额世界占比；“Total-”则为剔除全球贸易总额增长后的中国进出口总额世界占比，即“Total-”=“Total”/全球贸易额增长比例；“Net”为中国进出口贸易净额。
②由于“Total-”取值需进行增长率测算，其原始数据时段为1995-2010，因此“Total-”实际数值区间为1996-2010。
③左侧纵坐标对应“Im”、“Ex”、“Total”和“Total-”取值，右侧纵坐标对应“Net”取值，单位10亿美元。
数据来源：EIU国际宏观经济数据库及笔者处理
二、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动
1995-2010年间世界整体贸易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贸易中心逐步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发展中国家推移的趋势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特征，而这其中最为明显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以美国、德国、日本、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图3中给出了几个代表性发达国家进出口总额之和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图中可以看出1995-2010年间，这些国家在世界的总占比下降了接近10%，而这一过程中变动最为明显的时点则出现在2005年。这使得文章确立了以2005年为分界点对世界贸易格局的基本状况进行分析，对汇率改革的世界影响予以解答。
表1给出了世界主要国家进出口总额世界占比的数量化比对，平均来看，1995-2004年间发达国家占据世界贸易总额的逾50%份额，其中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6%。然而到了2005-2010年间，美国进出口总额占世界比例降至11%，其他国家如英国(降低1%)、日本(降低1%)、德国(降低1%)等都经历了相应的下降；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比重则呈上升趋势，尤其是中国的世界占比从4%上升至8%，实现了占比的翻倍。如果以1999-2004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其结果也基本相近。从这一点来看，世界贸易格局在2005年时点开始发生了变化，而恰恰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汇率改革拉开帷幕，两者之间似乎存在一定的联系。
在世界主要国家进出口总额调整的背后是进口额和出口额的全球性分配，这也是对新的世界贸易格局的一个调整。图4、图5 以及表2分别给出了世界主要国家出口额和进口额世界占比的变动趋势。
图4到图5的变动展示了世界主要国家在1999-2010年区间内进口额世界占比的主要趋势，如同进出口总额的占比趋势一样，发达国家份额逐步向发展中国家移动，其中的美国和中国最具代表性，分别降低了4%和提高了3%的世界占比。
另外从出口额的总体变动状况来看，相对于进口额的大幅调整，发达国家出口额世界占比的变化较微弱，美国在1999-2010年间世界占比仅下降2个百分点，而中国依然实现了4%-5% 的份额提升。在中国进口额和出口额世界占比两向提高的同时，是发达国家原有贸易结构的调整，这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汇率改革中人民币升值的内生性效应，一方面提升了发达国家在进口方面的成本，另一方面则被动提高了人民币的购买力，从而实现了中国在进口结构和出口结构上面的双重效果。不过从世界主要国家整体变动来看，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明显变动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和俄罗斯，但主要是中国。从这一点来看，中国汇率改革背后所引致的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对自身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效果最为明显。
从前面对中国近年来贸易状况的分析中发现，净出口额的变动趋势恰恰与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进程相对应，且表现出与汇率变动近似的路径，由此针对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净出口状况的描述应该能够更好的对中国汇率制度的世界性影响作以解释。图5给出了世界主要国家在1999-2010年度间的净出口额区间平均变动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传统的逆差国家，英国、美国、法国等在这一过程中境况进一步恶化，而中国、俄罗斯以及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顺差趋势则更加明显。总体而言，如同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后，中国净出口变动趋势一样，世界贸易格局也发生了变动，无论是进口总额世界占比还是出口总额世界占比，抑或是净出口额的总体分配状况，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正逐步替代部分发达国家的强势地位，这与稳步走强的人民币以及渐趋自由化的人民币汇率有着很强的相关性。
3、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是否改变了世界贸易格局？
以上的分析中，对中国以及世界主要国家的贸易状况的统计结果表明，中国汇率制度改革背景下的世界贸易格局确实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发达国家的强势垄断地位进一步削弱，以中国、俄罗斯、巴西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逐步跃升至世界贸易舞台的主要力量，这背后既有现实的经济动因，又有单方面的外部作用。虽然不能说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引致了世界性贸易格局的变化，但逐步自由化的人民币汇率催化了世界格局变动的反应过程，这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逐步开展，弱化了美元结算的主体地位，人民币兑欧元以及人民币兑换日元贸易的扩大加速了对原有贸易体系的调整；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趋势的加强，既改变了中国的进出口结构，同时也改变了贸易相关国家的进出口结构，如中国进口额的激增以及美国进口额的相对降低，都不同程度上反映在了世界贸易格局变动中。由此中国汇率改革确实影响了新时期的世界贸易格局，而这种贸易格局的变动也最终会影响世界未来经济发展，世界经济版图可能要经历一次大的变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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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政治大局来看，决策浦东开发是展示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政治形象，树立了一面旗帜。
19的之后，国内外、党内外都有人对改革开放路线能否继续表示怀疑。在我党历史上，也不乏确定了正确路线之后，由于种种偶发事件而改变方向的事例。国内及“风波”后的中国，也面临重大抉择。小平同志在总结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在国内和国际风波中站住了脚的原因时，明确地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国内风波和国际风波面前，我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岿然屹立。基于这样一种对大局的清醒判断，小平同志在1989年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改革开放。他还明确提出：“关门可不行”，“要体现出大开放，比过去更开放”，“要进一步把开放的旗帜打出去”。浦东开发开放这面旗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打出来的。
小平同志倡导的浦东开发，已经在政治层面由上海市的地方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上海市委、市政府上世纪80年代一系列战略研究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基础，也为中央高层的政治决策提供了契机。1990年的春节到了，上海市主要领导向在上海过春节的小平同志汇报：我们准备再打一场淮海战役，打过黄浦江东岸，开发浦东，再造一个上海。小平同志微笑着频频点头。现在我们知道，上海市委领导的汇报与小平同志决定“要做几件事”的心思不谋而合。春节回到北京后，小平同志对政治局的领导曾说过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他还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浦东的开发，你们要多关心。”在此情况下，一系列紧凑的调研论证展开了，邹家华、姚依林同志先后带队来沪，然后是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决策，一项国家战略产生了：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奏响了中国新一轮开发开放的号角。
由政治大局思考做出的战略决策，反映了党中央统筹全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政治胸襟，也体现了巨大的解放思想的勇气。如果说，80年代初开放沿海5个特区，主要是从多年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那么，90年代初，小平同志和党中央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则是从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制裁”、封锁的压力中解放出来；从怀疑改革开放的旗帜还能打多久的思想疑虑中解放出来；从能否由南方特区的开放扩大到特大型中心城市的开放的信心不足中解放出来。对此，小平同志谈到：“上海开放了，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要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可以说，浦东的开发，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拿出中国最发达、最富庶的区域来继续改革开放的试点，因此，浦东开发开放不仅是在建设一个新“城”，更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探索一条新“路”。这一重大举措足以证明中国把改革开放推进到新阶段的义无返顾的决心和信心，反映了现实的政治需要，也是对国内外疑虑的有力回答。
历史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这其中蕴含着多么深厚的政治智慧！在我党历史上不乏因偶发事件而打断历史进程的教训。比如，党的曾确认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态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发展社会生产力”。路线是正确的，但由于此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及此后的苏共二十大，同志认为还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再发展到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发动了；再如庐山会议由反左向反右的转向，等等。在1989年之后，小平同志和党中央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准确把握并驾驭政治大局，从而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推动浦东开发开放成为事关中国政治大局的国家战略。
其次，从经济大局来看，浦东开发不仅是启动我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杠杆，而且也抓住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机遇，释放了积蓄已久的经济潜力。
小平同志是从国家发展的大局来确定浦东开发目标的。1990年3月，在宣布浦东开发前，小平同志在谈到国际形势与经济问题时说：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翻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因此，他要求中央负责同志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1991年1月28日，小平同志亲自在上海锦江饭店，面对着浦东的地图和模型，部署并评说着：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正是按照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党的十四大作出决定：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从此，上海浦东担当了启动大局的“龙头”，浦东开发的立意得到了质的升华。
如果说基于政治大局的考量使浦东开发应运而生，那么连续18年的迅猛发展，背后更有着丰裕的经济资源的支撑。这具体体现在浦东开发在经济大局上的三个独特机遇：
一是黄浦江东岸存在着巨大的级差地租效应。由于历史上黄浦江两岸没有桥梁和隧道沟通，18年前的浦东基本上还沉湎于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宁静之中，虽然与繁华的上海外滩、南京路仅一江之隔，但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落差。这是历史的遗憾，也是历史的机遇。只要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开通后，经济势能如高山落石，表现为级差地租的经济能量和开发价值将会迅速迸发出来。事实证明，浦东开发18年社会总投入7500亿，但是2007年全口径税收就超过1500亿，有着很高的回报率。
二是从区域位置来讲，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邻近世界环球航线，拥有中国最大的港口群和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工农业总产值近一半的长江流域这样的最广阔腹地；作为特大型城市的上海，携黄金海岸中点与黄金水道长江入海口的地利之便，产业基础好，市场腹地广阔，人员素质较高，可以两个扇面集聚国内外的资源，这使浦东开发具有以点带面的区域大开发龙头效应。
三是从国际上看，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给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带来机遇，国际间经济和科技的较量日趋激烈也给我们带来挑战。从机遇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正面临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经济全球化，世界性产业结构大调整，形成全球性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发达国家正在寻找新的投资方向，很多资本在找出路，跨国公司把眼光投向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投向各方面条件较好的上海。从挑战来看，国家之间的竞争在宏观上比拼国家的经济总量（GDP）和综合国力，在微观上比较企业实力和500强企业的数量，在中观上则较量中心城市的竞争力。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史证明，一个国家增长势头旺盛的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常常聚集于某些大城市，这些城市具有人才、资金、商品、技术和信息的聚散功能和创新功能，成为某些周边地区的“发展极”，必将带动其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因此，为了有效提高我国经济中观层面的竞争力，中国需要寻找一个能和国际中心城市对话的城市。作为中国金融、贸易、工业的发祥地和特大型城市的上海和有巨大的增长能级的上海浦东，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被选为代表国家来参与全球竞争和合作，浦东开发开放则成为中国构建国际城市间对话的一个综合平台。
总而言之，在经济大局的考量中，小平同志和党中央敏锐地把握了9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态势进一步显现、国际资本排浪式寻求新的投资空间的实际；同时，又准确地把握了上海近代城市化开发进程中存在的黄浦江两岸不对称发展、黄浦江以东广袤的农村化地区所具有的巨大开发空间的实际；此外，还宏观地把握了上海浦东处于通江达海的交汇点，可以把利用国内资源、开拓国内市场，同利用国外资源、开拓国际市场结合起来的两个扇面辐射空间的实际，从而使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决策获得强劲的经济支撑。
第三，从时代大局来看，党中央决策浦东开发是要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格局下，构筑我国面向新世纪、面向世界的战略高地。
对此，小平同志是十分急迫的。他多次要求上海与浦东的同志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小平同志对浦东开发的紧迫感，是由世纪之交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背景下民族振兴的紧迫性产生的。纵览当今世界，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无一不在谋划如何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抢占经济、科技、文化的制高点，为21世纪的发展和竞争取得相对有利的地位。这种时代的发展与国际竞争的大局，正是小平同志构思浦东开发的宏观背景。他说：“深圳是面对着香港的，珠海是面对着澳门的，厦门是面对着台湾的，”而“浦东是面向世界的”。小平同志要求浦东开发“面向世界”、“后来居上”，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争得中国的应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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