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分析(精选8篇)
时间：202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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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收入；税收收入；结构分析；建议
1、公共收入和税收收入结构分析
通过分析950年至2010年我国财政分项目收入的数据和各项税收收入的数据，总结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形式结构的演变和现状，分析我国公共收入和税收收入结构。
1、1公共收入结构分析
从1950到2010年，税收收入金额和比重在历年我国财政收入各项目中都是较高的。企业收入和税收收入并列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两大主要来源。分析我国1950年至2010年我国财政总收入的趋势可以看出，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财政收入一直保持平稳和较低水平。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财政收入开始逐渐增加，而且增长幅度越来越大，收入直线上升。1985年之前，各项税收收入和企业收入一直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两大部分，而且比重此起彼伏，波动较大。自1985年始，税收收入成为最主要的、唯一占绝对地位的收入项目，保持在90%左右。其他收入比重从1977年开始上升，有所波动，但近几年呈相对稳定的上升趋势。企业亏损补贴在1985年至1998年间水平较低，其他时期都保持很低水平，2007年之后不占比重。教育费附加收入从1991年开始占较低比重，并且趋势平稳，基本在保持在1%左右，没有波动。从总体来看，税收收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各项收入比重相对较低。
1、2我国税收收入结构分析
建国以来，我国税收收入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1994年之前，我国税收收入主要是工商税收、企业所得税、关税、农业各税等。1994年至今形成了，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关税的税收收入结构。
1950年至2010年，税收收入总额的增长趋势同国家财政总收入相对应，保持平稳低增长继而大幅度上升的变化趋势。从建国到八十年代末，都在缓慢增长，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大幅度增长。从最初的48、98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73210、79。
随着工业增加值稳步增长，消费品价格水平和消费品零售总额上升等，1994年国内增值税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税收收入，虽然整体呈下降趋势，但仍占近30%。其他几项税收比重大致相同，其中波动起伏较大的是企业所得税，从1994年的16、92%降至最低点1999年7、6%，后来又回升到2010年的17、54%。自1980年我国个税制度正式建立，个人所得税成为我国税收收入的主要部分，并且保持在6%-7%的稳定比例。营业税和关税都分别保持在10%-20%和10%以内稳定比重。
2、公共财政体制下的公共收入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建立符合公共财政体制的公共收入体系包括合理确定公共收入的规模、选择适当的公共收入形式、优化公共收入体系结构等各方面，涉及到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根据经济现实情况循序渐进。根据上述公共收入分析原则，为在我国逐步建立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公共收入体系目前可先从以下三方面考虑：
2、1 统一公共收入口径，明确公共支出范围，寻求最适公共收入规模。公共收入作为政府收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范化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收支行为的规范化。当前，政府收支要在取消制度外收支的基础上，逐步把预算外收支纳入预算内管理，同时根据财政部国库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要求，实行国库单一账户制度，所有的财政支出均通过国库单一账户进行拨付，杜绝目前收入缴库过程中存在的跑、冒、滴、漏现象，逐步形成一个覆盖政府所有收支、不存在任何预算外政府收支的完整统一的财政预算，使财政收支等同于政府收支，进而实现公共收入规范化、制度化，使政府收入等同于公共收入。公共收入因公共产品而产生，因此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
2、2深化税制改革，理顺税费关系，优化公共收入结构。在既定的公共收入规模下，优化公共收入结构主要是理顺税费关系。要合理划分税费关系，首先应明确税费各自服务的对象。根据公共产品理论，由于纯公共物品的效用完全外溢性，市场价格机制无法发挥作用，只能采取强制性征税的方式来实现社会所需要的产出，而准公共产品具有效用有限外溢性，其外溢性部分的弥补要采取税收方式，而受益者的直接受益部分应该通过市场交换即收费来实现费用补偿。因此，税费收取合理与否基于对公共产品的准确划分。
2、3明确划分公共产品层次，合理界定政府事权，理顺公共收入分配秩序。为逐步消除目前我国各级政府之间存在的职能相互交叉错位现象，应根据上述原则尽快结合实际需要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规范政府间事权划分。事权范围明确，财政收支的安排才有相应的依据，才能进行中央和地方公共收入的合理分配。尤其是在作为公共收入主要形式的税收方面，应在确保中央集中税权的同时，适当落实地方税收立法权，保证地方政府活动所需财力，消除其因财力不足而转以非规范性收费等形式筹集资金的可能。同时，在中央和地方公共收支比例的划分上，应借鉴许多国家采取的“收入大头归中央、支出大头在地方”的做法，使中央在财力上有较多的机动余地，以便通过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发挥中央的宏观调控作用，从而为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规范公共收入运行机制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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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收入；逐步回归；SCAD；变量选择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9047
1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财政收入不仅是衡量政府财力的指标，而且是政府履行公共职能的资金来源。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制度，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决定立法、开征、停征、减税、免税，确定税率和征收范围。因此，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研究不同地域的财政收入影响因素是促进各地方经济长期平稳的增长的基础。
对于现阶段已有的财政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研究出了很多丰富的成果。杨蕾（2012）[1]通过逐步回归方法得出我国税收高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有财政支出总额、货物进出口总额以及零售商品价格指数；张恩铨（2015）[2]通过回归分析得到影响新疆地区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为税收和固定资产投资；余力（2015）[3]在模型自变量中加入人口自然增长率，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确定影响中国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有GDP、税收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阚跃（2013）[4]通过建立降维后的主成分与江苏省财政收入之间的线性模型，得到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工业总产值和进出口总额；何邓娇（2014）[5]应用VAR模型分析出影响广州市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是GDP和税收收入。
以上文章均是通过分析财政收入的经济理论或者总结已有研究并结合地区实际情况来选取4～5个变量，然后构建财政收入与各待定影响因素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确定显著变量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6]第一，在通过理论或文献选取模型变量的时候，可能存在学者的主观影响和考虑不全面的情况，如果变量选择得太少、不恰当或者是加入了对财政收入影响很小甚至是没有影响的变量，会使得构建的回归模型效果不好或者计算量大且估计精度降低，对实际政策的制定也没有指导意义了。第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方法来估计回归系数，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求得的解往往是局部最优解。[6]第三，对于财政收入与各待定影响因素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而用逐步回归方法来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时去掉一些变量后也会失去部分数据信息，必定会使模型的预测精度受损。[7]因此，需要找到一种更加科学、更加客观的变量选择模型。
针对以上方法的缺陷，Tibshirani（1996）[8]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变量选择方法―Lasso方法，其思想是在最小二乘方法的基础上，增加了L1惩罚项，这样就同时实现了变量筛选和参数估计；Efron（2004）[9]提出了最小角回归算法，解决了Lasso方法的计算问题；Lasso方法的优势在于计算过程是有顺序且连续的且能处理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劣势在于对所有的变量施加相同的惩罚，估计量是有偏的，不满足Oracle性质（变量选择的稀疏性、连续性和无偏性）。为了弥补Lasso方法的缺陷，Zou（2006）[10]提出了适应性Lasso（Adaptive Lasso）方法，即加入了惩罚权重；Fan和Li（2011）[11]针对Lasso过程中系数过度压缩的问题提出了SCAD（smoothly clipped absolute deviation）惩罚方法。
从理论上来说，Adaptive Lasso方法和SCAD方法是相较科学的变量选择方法，且均满足Oracle性质。本文基于云南省1994―2015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在模型中加入所有可能的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运用SCAD方法选择出云南省财政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与逐步回归方法的结果进行对比。
2研究方法介绍
21逐步回归方法简介
逐步回归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在自变量很多时，选取一个自变量的子集，使得最终的模型既简单且对样本数据的拟合较好。[7]其方法为逐步放入和移出变量，直到没有合适的理由继续下去为止，有“向前”“向后”和“双向”的逐步回归选项。向前逐步回归是从只有截距项的模型开始，逐个增加变量；向后逐步回归是从具有全部自变量的模型开始，逐个减少变量；双向逐步回归是不断增减变量。各软件的默认方法不同，准则也不同，有些软件根据自变量的t检验的p值来决定是否取舍，有些软件则使用AIC准则来决定。本文使用R软件中的step（）函数，其默认值为“双向”及利用AIC准则来选择模型。
22Lasso族方法简介
3数据来源、经济指标选择及说明
31数据来源说明
由于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制度，因此，本文以1994―2015年为样本区间，选取《云南省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经济指标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32经济指标选择
早期的研究主要停留在财政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关系研究上，但是从实际数据来看，云南省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波动很大，其与云南省GDP的增长速度变化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在2005年前后，云南省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云南省GDP增长速度是先下降后上升。因此，仅仅将GDP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不符合实际的。如图1所示。
文章基于科学、客观的原则来选择构建模型的变量。被解释变量为云南省财政收入（Y，单位：亿元），即一般预算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纳入一般预算管理的非税收收入。在对现有的研究和相关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尽可能包括所有对云南省财政收入有影响的统计指标，具体有：GDP、税收收入、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年末总人口、人口自然增长率、社会就业人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岗职工工资总额、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卷烟产值、旅游业总收入、煤炭消费总量。
33经济指标说明
331经济指标选择的依据
GDP（X1）：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财政收入有影响。单位：亿元。
税收收入（X2）：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单位：亿元。
财政支出（X3）：能带动地方经济增长，而地方财政收入离不开经济增长。[2]单位：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额（X4）：政府主要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从而带动财政收入增加。[2]单位：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5）：代表社会的整体消费情况，消费增长时，会引起经济系统中某些方面的变动，最终导致财政收入的增长。[6]单位：亿元。
进出口总额（X6）：该因素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来自关税收入，其是政府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影响财政收入。[1]单位：亿元。
年末总人口（X7）：在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既定的条件下，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与地方人口总数呈反比例变化。[6]单位：万人。
人口自然增长率（X8）：据统计，越是落后的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越高，越是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影响财政收入。[6]云南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属于欠发达地区，因此，需要考虑人口自然增长率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单位：‰。
社会就业人数（X9）：社会就业人数越多，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从而促进地方财政收入增加。单位：万人。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10）：英文s写为CPI，是根据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由于价格变动是财政收入变化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选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模型变量。[12]
在岗职工工资总额（X11）：指某一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以货币或实物形式直接支付给全部在岗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在岗职工工资总额中的一部分会作为税收，组成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单位：亿元。
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X12、X13、X14）：三次产业的增加值都代表着国民经济水平，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对财政收入产生影响。单位：亿元。
卷烟产值、旅游业总收入、煤炭消费总量（X15、X16、X17）：卷烟、旅游、矿产作为云南省特有的支柱产业，是政府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对财政收入有一定的影响。[13]旅游业总收入单位为：亿元。煤炭消费总量单位为：万吨标准煤。
332特殊经济指标的计算
根据有关规定，卷烟实行从价、从量双重征税标准，即对卷烟征税既与卷烟的产量有关，又与卷烟的产值有关。但在《云南省统计年鉴》上只有卷烟的产量，没有具体产值。因此，本文中卷烟产值的计算公式为：卷烟产值=产量×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同时，为了数据的统一，保证数值的可比性，把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均换算为以1994年为基期。[13]
煤炭征收从量税，且以实际的销售数量和自用数量为征税依据，不是指生产数量，故选取煤炭消费总量为计税依据。[13]结合《云南省统计年鉴》中数据的可得性，煤炭消费总量计算公式为：煤炭消费总量=能源消费总量×煤炭所占比例。
4模型建立
41多重共线性检验
411经济指标间的相关性检验
在实践中，若某些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高（绝对值高于08或09），则表明多重共线性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存在，可能导致各共线变量参数的OLS估计值方差很大，即估计值的精度很低；由于若干个解释变量共线，则单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无法确定；各共线变量系数估计量的t值低，使得犯第（2）类错误的可能性增加，容易将本应保留在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舍弃。[15]
图2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注：矩阵图左下半部分表示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右上半部分图示表示变量间的相关性及t检验的P值，其中，“×”表示P值大于005，“”的形状和颜色表示参数间相关性的大小，下同。
由图2可知，除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10）外，其他解释变量间的相关性t检验的P值均小于005。说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外，其余解释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此外，其余解释变量间相关系数绝对值绝大多数大于08，表明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412多重共线性检验
通过R软件中的kappa（）函数可以得到条件数k为224×105，远远大于1000，则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此，不能通过建立简单的多元回归模型进行财政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常用的处理多重共线性问题的经典方法有：逐步回归、岭回归、Lasso回归等。[7]
42模型分析
421指标及数据处理
各经济指标单位不尽相同，为了消除不同变量间由量纲差异带来的影响，对数据进行中心化和标准化处理。由图2所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10）与财政收入（Y）的相关性不显著，在后续建模分析中不考虑该经济指标。
422变量选择结果对比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和SCAD方法分别对可能对云南省财政收入有影响的经济指标进行变量选择，筛选出对财政收入影响较大的经济指标，所得经济指标的系数估计值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运用逐步回归方法和SCAD方法筛选对财政收入影响较大的经济指标的结果有很大差异。SCAD方法回归系数随相应调整参数变化的轨迹图如图3所示。样本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逐步回归法和SCAD方法（满足Oracle性质：变量选择的稀疏性、连续性和无偏性）均可通过系数估计值的绝对值大小对重要参数进行排序。逐步回归方法下，选择的显著性经济指标按重要性排序为：第三产业增加值（X14）、税收收入（X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5）、第二产业增加值（X13）、固定资产投资额（X4）、人口自然增长率（X8）；SCAD方法选择的经济指标按重要性排序为：财政支出（X3）、进出口总额（X6）、旅游业总收入（X16）、卷烟产值（X15）、年末总人口（X7）。
423模型预测精度对比
针对两种模型结果差异较大的情况，分别运用10折交叉验证方法比较模型的预测精度。将数据观测值大致分为10等份，然后轮流以其中的所有可能的9份为训练集，用来拟合数据，剩下1份为测试集，一共计算10次，得到拟合测试集时的均方误差（NMSE）的10个指标，再做平均。两种模型的均方误差值见表2。
表2说明在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时，对于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情况，SCAD方法的预测精度明显优于逐步回归法。
424SCAD方法变量选择结果分析
由模型结果可知，SCAD方法选择的经济指标按重要性排序为：财政支出、进出口总额、旅游业总收入、卷烟产值、年末总人口。云南省属于欠发达区域，投资是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部分，通过投资拉动地区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同时使政府增加税收来源，从而增加财政收入；进出口总额与云南省财政收入呈正相关，进出口总额的增加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增加；旅游业和卷烟作为云南省特有的支柱产业，对财政收入具有正向影响；云南省年末总人口对财政收入产生正向影响。
5结论
文章基于1994年至2015年的宏观经济数据，运用逐步回归方法、SCAD方法分别对影响云南省财政收入的经济指标进行建模分析，结果如下：①由10折交叉验证的均方误差值可知，SCAD方法的预测精度优于逐步回归方法；②在处理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时，SCAD方法比逐步回归更有优势；③在SCAD方法下，对云南省财政收入有影响的经济指标有：财政支出、进出口额、旅游业总收入、卷烟产值、年末总人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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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是否具有稳定性、健康性,仅从经济发展的表层来分析尚不足以合理解释,只有从地区经济的内在性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量的要素构成两个方面入手,将财政收入增量做来源化的剖析,从财政收入增长的源头分析各构成要素的财政收入贡献率,分要素量化财政收入增量和增速,才能够明确内蒙古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原因。通过对2007-2008年内蒙古各项经济数据的分析发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企业效益改善等内在经济因素以及制度、征管等政策因素都推动了内蒙古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
一、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为财政收入增长奠定了物质基础
2007-2008年，全区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423、18亿元和849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比上年增长19、0%和17、5%，高于全国4、38个百分点和10、58个百分点。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直接拉动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其中, 可税GDP分别拉动当年税收完成690、83亿元和921、09亿元, 对税收收入的贡献率分别为12、24 %和11、09% ,对财政收入贡献率为14、96%和12、0%;不可税GDP分别拉动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增长54、66%和28、92% ,对当年的税收收入贡献率分别为19、13%和9、63%,对财政收入贡献率为23、 39%和10、41%。
二、经济效益提高为税收收入增长提供了现实的客观条件
（一）固定资产投资持续稳定增长拉动税收强劲快速增长
2007-2008年,全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4404、75亿元和5604、67亿元,比上年增长29、31%和27、24%。其中,工业投资2220、26亿元和2881、76亿元,分别增长22、10%和29、81%。分别拉动营业税增长51、45%和42、26%，对税收收入贡献率分别18、01%和14、07%,对财政收入贡献率分别为22、02%和15、21%。
（二）企业经营效益提高直接拉动所得税大幅增长
规模以上企业经营效益好转拉动税收收入大幅增加。2007-2008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295、8和203、61,分别比上年提高63、5%和38、9%, 实现利润总额445、55亿元和614、68亿元,分别增长63、8%和40、7% ,分别拉动企业所得税完成133、66亿元和184、40亿元,对税收收入贡献率分别22、33%和13、56% ,对财政收入贡献率分别为27、31%和14、65%。
（三）特色优势产业税收贡献率提高
能源、冶金和建材、化学工业、农畜产品加工业、机械装备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贡献的税收占税收收入的43%,拉动增值税高速增长。2007-2008 年,全区特色优势产业实现增值税分别为122、72亿元和193、78亿元,增长37、64%和57、90%，对税收收入贡献率分别为22、65%和15、23%，对财政收入贡献率分别为27、70%和16、47%。
第一,煤、电、油等能源行业实现增值税181、 20亿元和2 7 7、40亿元，较上年增长45、3 2 %和21、65%，对增值税的贡献率为75、23%和78、21%,对税收收入贡献率分别为15、86%和7、21%,对财政收入贡献率分别为19、40%和7、79%。
第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拉动了商业增值税显著提高。2007-2008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1904、11亿元和2363、33亿元, (注:计算时已剔除餐饮业零售总额),实现商业增值税完成45、34亿元和79、77亿元,同比增长19、4%和24、1%,对增值税的贡献率18、25%和15、27% ,对税收收入贡献率分别为6、79%和8、02%,对财政收入贡献率分别为8、30%和8、68%。
（四）居民收入提高及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升级拉动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增长
2007-2008年,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2378元和14431元,比上年实际增长14、6%和10、6% , 人均消费性支出9281、5 元和10827元,比上年实际增长21、1%和16、7%；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959元和4656元,比上年实际增长18、3%和11%,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256元和3618元,比上年实际增长17、5 %和11、1%；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0、30和0、32,农村牧区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0、34 和0、41。2007-2008年,全区共实现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为71、92亿元和82、56亿元,增长11、23%和4、72%,对税收收入贡献率分别为3、93%和1、57% ,对财政收入贡献率分别为4、81%和1、70% 。
三、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财政收入全面增长
（一）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促进税收结构调整
2000-2008年,全区产业结构由的22、8:37、9:39、3调整为11、7: 55、0:33、3，第一产业年均递减9、99%；提供工商税收的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上升17、1%和下降6%。其中，第二产业年均递增5、5% ,第三产业年均递减2、4%。2000年和2008年分别完成工商税105、5亿元和724、7亿元,年均增长23、88%,对税收收入贡献率分别为0、88%和6、82%,对财政收入贡献率分别为5、26%和7、38%。
（二）优势地区对全区财政增收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2002 年,呼、包、鄂三市地区生产总值854、49亿元,占12个盟市总计的44、2% ,财政总收入共完成48、69亿元,占12个盟市财政总收入的19%；2008年，三市地区生产总值4679、37亿元，占12个盟市的53、7%，财政总收入共完成605、15亿元，占12个盟市财政总收入的57、9%；对税收收入贡献率分别为1、36%和19、27%，对财政收入贡献率分别为8、13%和20、84%
四、财政支出规模扩大和支出结构优化为财政收入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
2000-2008年，全区财政支出总量不断增加，财政规模不断扩大，财政支出结构也不断优化，财政调控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随着财政支出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共财政建设进程加快，民生支出规模逐年扩大。税源建设效果良好，主体税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和涵养。各项财政资金健康、安全、有效运行，财政支出整体效益逐年提高，拉动和影响财政收入持续、稳步增长。2000-2008年，财政总支出从261、06亿元增至1455、48亿元,平均增长率为24、01%,比同期年均增长率21、04%高2、97个百分点,对税收收入贡献率分别为13、44%和4、98% ,对财政收入贡献率分别为16、44%和5、39%。
五、政策调整及征收管理强化成为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为扶持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积极贯彻落实以先征后返为主的财税优惠政策。2000-2008年,全区支持地方发展的先征后返总额为19、50亿元和68、14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12、53%和4、92%，占当年财政收入增量的14、68 %和4、08%，对税收收入贡献率分别为0、90%和1、64%，对财政收入贡献率分别为5、36 %和1、77%。全区税务部门从完善体制、创新机制、健全制度和改进征管手段入手，不断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益，依法治税，确保税收收入应收尽收；同时，非税收入收缴也不断加强。2000-2008年，全区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为15、64亿元和456、67亿元,年均增长45、48%，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10、54%降至9、57% ,对税收收入贡献率分别为0、75%和3、19%，对财政收入贡献率分别为4、51%和3、45%。
一个国家财政收入规模大小往往是衡量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因此，各个国家都要通过财政收入对整个国家宏观经济进行调控，通过适当地增加或减少财政收入总量的方法加以实现。本文选择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以及税收增长率三个指标作为影响因素，对财政收入的增长趋势进行分析，以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为工具，通过多元回归模型来拟合解释财政收入的变化，并根据分析结论，提出提高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的对策和建议，为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和依据，从而实现我国财政收入总量的平稳增长。
一、财政收入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回归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选择了财政收入、GDP、固定资产投资额及税收的数据作为基本数据，通过公式计算得到相应的增长率作为本文的基本指标，即财政收入增长率（Y），GDP增长率（X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X2），税收增长率（X3）。根据以上指标和数据，本文应用Eviews软件，通过最小二乘法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结果如下：
由回归方程可以看出，R2=0、9331，说明该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很好，并且F=21、16764>F0、05（3、16）=8、70，回归方程也很显著，回归系数在显著性水平为1%时，除了固定资产投资的P值略大于1%，其他变量的P值均小于1%，所以各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即财政收入有显著影响，即以上变量联合起来对财政收入有显著影响。
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GDP每增长1%，财政收入就会增长0、3593%，固定资产投资当期每增长1%，财政收入就会下降0、0485%，这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滞后效应所产生的，即当期投入不会立即转化成当期产出，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转化为生产能力从而增加产出，使财政收入增加；税收每增长1%，财政收入就会增长0、6325%，这是由于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与经济理论分析相一致。
（二）结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GDP和税收对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都有直接促进作用，而固定资产因为滞后效应的存在，所以它对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具有两方面影响。首先，经济的增长（GDP增长）是财政收入形成的基础，也是财政收入持续增长的前提，所以经济增长必然带动了财政收入的提高。其次，固定资产投资虽然对财政收入的增加提高了物质基础，但是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对财政收入的当前影响并不十分明显，这是由于固定资产所特有的滞后性造成的，所以在短期中固定资产投资并不会对财政收入的增长带来明显的刺激作用。同时，从以上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税收在以上指标中对财政收入的增长具有最显著的作用，它仍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在所有影响因素中占据最关键的地位。
二、对策建议
第一，从财政收入与GDP 的方面看，首先应该保持财政收入合理的规模，使财政收入的增长与GDP的增长保持同步，让其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下。其次，应该大力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提高财政收入的增加。提高税率、增加税种的方式固然会使财政收入暂时提高，但是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远大于它所带来的暂时的利益。所以扩大财政收入的根本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有把经济规模做大，把经济的效益提高，在此基础上加强税收管理，才能使财政收入呈现良性的增加。
【关键词】财政收入 地区生产总值 最小二乘法 逐步回归
一、引言
财政收入是指政府为履行其职能、实施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需要而集中的一切资金的总和。财政收入是衡量政府财力的重要指标，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范围和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收入的充裕状况。同时，财政收入也是政府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可以通过财政的增收和减收，发挥总量的调控作用。因此，对财政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能够帮助政府很好的分析经济状况，为经济决策的提出提供依据。
近年来，北京市的财政收入保持高速增长的姿态。但影响财政收入的因素很多，什么才是影响财政收入的关键因素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文献认为，财政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就业人口总数和其他收入。文献认为，财政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重大工业项目、国民生产总值和产业结构。经过分析和结合北京市的实际情况，本文选择了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就业人口数和税收收入作为初始的影响因素，并通过计量分析，找出了真正影响北京市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并建立计量关系，经过统计检验结果表明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北京市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
二、逐步回归和多重共线性分析
（一）数据分析及解释变量的提出
令Y表示财政收入，作为因变量，并定义五个解释变量：X1表示第一产业增加值，X2表示第二产业增加值，X3表示第三产业增加值，X4表示就业人数，X5表示税收。为了能够量化研究影响北京市财政收入的因素，通过《北京统计年鉴2011》找到了1978-2010年的相关数据，具体数据见附录。
为了能够大致分析因变量Y和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利用原始数据做出了Y对X1，X2，…，X5的散点图，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发现，各解释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并不完全是线性关系，例如X2、X3、X5与Y之间有着较明显的二次关系。因此，做如下定义：
则因变量Y和解释变量X1，X2，…，X10之间均可能存在线性关系。但每一个解释变量X1～X10不一定每项都对财政收入Y有显著影响，并且各项内容之间也可能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为了能够得到一个简单有效对该问题进行数学描述，找到对财政收入有显著影响的解释变量，本文采用了逐步回归的方法。
（二）逐步回归模型的建立
虽然在2、1中给出了10个解释变量，但是我们希望从中挑选出对因变量Y影响显著的解释变量来建立回归模型，而影响不显著的解释变量都不选入模型。逐步回归就是一种从众多自变量中有效地选择重要变量的方法。
逐步回归的基本思路是，先确定一个包含若干自变量的初始集合，然后每次从集合外的变量中引入一个对因变量影响最大的，再对集合中的变量进行检验，从变得不显著的变量中选出一个影响较小的，依此进行，直到不能引入和移除为止。引入和移除都以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为标准。
本文利用Matlab对以上10个解释变量进行了逐步回归。经过三次回归检验，最终得到的回归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逐步回归结果图
从图2可以得到，只有X2和X8的回归系数对Y的影响是显著的，因此回归模型可以表示为：
Y=β0+β1X2+β2X8+u （1）
求解该模型的回归系数估计值及置信区间（置信水平α=0、05）、检验统计量R2，F，p的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R2=0、9960指因变量Y的99、6%可有模型确定，F值远远超过F检验的零界值，p远小于α，因而模型从整体上来看是可用的。需要注意的是，虽然β2的估计值的置信区间非常接近零，但是这是由于Y和X8之间的数量关系导致β2的估计值值很小（接近于零），但是置信区间中不包含0，即影响是显著的。
（三）逐步回归结果的分析
在最终的回归变量中只有X2和X8，为了分析其他变量没有进入最终模型的原因，本文计算了Y，X1～X10的相关系数，得到11个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2所示。
一般认为，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超过0、85是才会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由相关性系数矩阵可知，与Y相关关系显著的只有X2，X3，X5，X6，X7，X8，X10，而X2和X7之间有平方关系（相关性系数r27=0、9583），所以只需要选其中的一个即可。同理，X3和X8中也只需要选择一项即可。而X5和X2，X8的相关关系系数显著（相关性系数r25=0、9713，r85=0、9749），即X5和X2，X8和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应该从模型中去除，同理X6和X10也被从模型中去除。最终从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水平来看，选择了X2和X8作为解释变量。
就业人口数与财政收入之间关系较小，这一点与图1中，Y和X1，X4之间几乎没有线性关系相吻合。税收收入对财政虽然有较大影响，但是与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多重线性相关，也没有选入模型。最终，财政收入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线性相关，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平方线性相关。
【关键词】财政收入；多重共线性
本文选取影响国家财政收入（y）的变量有：农业总产值（X1）、工业总产值（X2）、建筑业总产值（X3）、服务业总产值（X4）、全国人口总量（X5）、成灾面积（X6）。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9）》。
1、用相关分析方法探索数据特征。在相关性分析，成灾面积与其他的变量相关程度极弱，可以视为不相关，但须结合回归分析的结果才能得出是否能够排除成灾面积的这个因素。其它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较大，均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在下面的回归分析中，很可能出现多重共线的现象。
2、进行回归分析。对模型进行初步的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得出方程：Y=63368-0、460X1-0、314X2-0、515X3+0、423X4-0、542X5-0、007X6，模型回归结果为，R2=0、999，F=2959由于调整后的R2较大且接近于1，而且F=6210、98>F0、05(6,12)=3、00，故认为国家财政收入与上述解释变量间，总体线性关系显著。但由于X1，X3，X6均没有通过t检验，且X2代表工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上升而国家财政收入下降，显然违背了经济原理。结合前文的相关分析结果分析， X1，X2，X3，X4，X5之间相关性较强，可认为解释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
3、找出最简单的回归形式。分别作Y与X1,X2,X3,X4,X5,X6之间的回归。结果如下： =-16179+2、206X1（R2=0、929，t=16），Y^=-4931+0、504X2（R2=0、983，t=33）， =-3776+3、405X3（R2=0、979，t=30）， =-3193+0、11X4（R2=0、990，t=42）， =-332486+2、818X5（R2=0、668，t=7），（括号值为相应自变量的t值）。由于X6不能通过t检验，且从相关系数来看与Y的相关度也较低，因此可以排除X6成灾面积这一个变量。另外，可以从t检验中看出，X4的t值最大，即服务业对国家财政收入影响最大，因此选择 =-3193+0、11X4作为初始的回归模型。
4、逐步回归。利用X4为初始变量，其他变量按在最简单回归中的拟合有度大小，逐步加入并进行讨论。第一步，在初始变量中引入X2，模型拟合优度R2为0、989，并没有提高且变量X2没有通过t检验，因此排除变量X2；第二步，在初始变量中引入X3，模型拟合优度R2为0、989，没有提高，且X3也没有通过t检验，故排除变量X3；第三步，在初始变量中引入X1，模型拟合优度R2为0、993，有所提高，两个变量都通过了t检验；第四步，在上一个模型的基础上，引入X5，模型拟合优度R2=0、995，有所下降X5没有通过t检验，故排除拥有X1、X4、X5三个自变量变量的模型；第五步，在初始变量中引入X5，模型拟合优度R2为0、996，是最优的拟合效果，X4、X5均通过t检验，且性很强。X5代表全国总人口，随着总人口的增加，贫富分化悬殊。人口对财政收入的增加产生了负效应，政府不得不支出资金去补贴底层收入的人民。最后的模型为：Y=62079+0、555X4-0、548X5。
5、与参考论文的结果对比。《一种基于逐步回归的国家财政收入模型》（以下简称《一》文），其拟合的模型为：Y=519、678-0、812X1+0、723X4，《一》文的模型表示，影响中国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为农业总产值和服务业总产值。相同因素X4（服务业总产值）的分析：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服务业的发展一直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因此服务业的发展拉动这财政收入的增加。不同因素X1，X5（农业总产值与全国人口总量）的分析。可以看到，参考论文《一》的回归方程中，包括X1（农业总产值），而本文拟合的回归结果则包括X5（全国人口总量）的影响。产生结果差异的原因如下：论文《一》使用的数据是1989～2003年的数据，而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为1990～2009年。由于农业收入占中国国家财政收入的不断减少，到2006年更取消了农业税，因此农业生产总值对中国国家财政收入影响减少。相反，本文的模型反映了随着人口的增加，财政收入正在不断地减少。原因主要有：中国人口红利逐渐退却，适龄劳动力减少，中国人口正步向老龄化。由于老龄化社会的问题，对老年人的补贴支出也不断增加。同时，计划生育的政策，中国的人口新生人口减少，可以预测，以后的老龄化问题将更加严重；贫富分化问题严重，国家财政同样需要对生活在底层人民进行更多补贴；全国普遍实行医疗保险，医保的实行同样会导致国家财政支出的增加，而人口更多，国家需要为医保支付更多。
参考文献
[1]李晓虹、一种基于逐步回归的国家财政收入模型[J]、知识丛林、2006（12）：147～148
一、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为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的管理，财政部在20__年下发了《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对非税收入的范围和管理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并在近年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是加强收费管理，大力整治和改善经济发展环境。按照依法行政、依法收费的要求，对各执收执罚单位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 二是进一步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对部门和单位区分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将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罚没收入等纳入预算管理或预算外财政专户管理，积极开展收支脱钩管理，不断完善收罚缴分离制度，进一步规范财政分配关系。三是加大财政支出改革力度，加快公共财政体制建设步伐。将非税收入管理与公共财政支出改革相结合，在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的同时，稳步实施财政体制改革，大力推进财政支出改革，积极开展部门预算管理改革、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等。但是，由于非税收入管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和公共财政框架逐步构建，在预算外资金管理基础上形成、演变和发展起来的，且受人们认识水平、实践经验和管理手段等因素制约，目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和监督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为此，本文将在下面对其现状和成因进行分析。
（一）对非税收入的管理与监督关系认识不足。一些部门、单位甚至领导层往往对政府非税收入的管理与监督没有足够的认识，把预算外资金视为单位自有资金，认为非税收入不是正规的财政收入，政府不必调控，财政无须管理。对监督的行为、目的和意义不是很了解，把管理与监督的必然联系割裂开来。在财政部门层面上则重分配轻监督、重收入轻支出，忽视了对整个非税收入资金流程的监督。
（二）收费行为不规范，收支管理约束“软”。同时，由于部门预算编制还处于试点阶段，使得政府非税收入征管和支出安排存在较大的随意性。财政无法对政府非税收入的征收过程进行有效监督，给随意减免、巧立项目、坐收坐支；在使用上，“谁收谁支”模式没有根本改变，综合预算、部门预算没有彻底落实，即使纳入预算，也不是真正完整的收支，从而导致各部门盲目追求“多收多用、多罚多返”。加之支出安排没有真正落实到项目，使预算约束和监管受到制约。另外，承担政府非税收入监督任务的部门较多，如审计监督、财政检查、纪检监察等。由于这些部门之间缺乏明确分工，日常监督与专项检查缺乏制度化的界定与配合，造成了监督上“缺位”与“越位”现象十分普遍。
（三）非税收入的法制建设滞后，导致增长运行欠规范。手段上的脆弱、管理上的滞后，是非税收入欠规范运行的直接原因。一方面目前的非税收入从立项、定标、征收、票据管理和资金使用各个管理环节尚没有一套权威的统一规范的法律、法规。各级政府之间、政府与部门之间的分配无法律准绳，随意性较大；对收费项目的设置和标准的确定没有过硬的衡量水准，难以认定其是否合理、是否合法；资金的监督“无章可循、无法可依”，遇有行政干预往往无可奈何；对违规收支非税收入的处罚，缺乏依据和力度，只能对事不能责人，往往是遵守规章进入专户管理的受到了调控但没有受到奖励。这样一来，政府非税收入的安全与完整就受到威胁，甚至流失严重。另一方面，非税收入管理尚缺少一套有力的监督机制。由于非税收入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管理权未真正归位，目前仍由各个执收执罚单位分散征收，虽然也有审计和财政部门的监督，但审计监督往往鞭长莫及，财政监督则力不从心，单位之间是相互讳莫如深，管理主体又尚未明确。当前承担非税收入管理的有财政、物价部门，还有众多执收、执罚的行政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即使在财政系统内部，也有综合规划、预算、国库等若干职能处室参与非税收入管理，形成了“多头”管理。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以致非税收入不规范运行有机可乘。此外，非税收入管理尚缺少一套科学的管理办法。多年来重预算内管理轻预算外管理的惯性思维，加上非税收入的内涵和结构都发生了新的变化，现行的非税收入管理办法已远远落后了。尤其是在支出管理上，基本处于单位“自收自用”的情形。财政职能被肢解，部门利益人格化，是非税收入欠规范运行的深层原因。尽管我们一再宣传非税收入是财政性资金，“所有权属国家，使用权归政府，管理权在财政”，各地财政部门才是管理非税收入的主体部门，但许多部门并不认同，片面地认为非税收入是部门收入、单位资金，认为由财政统管是财政在夺单位的权，分单位的钱，因此千方百计逃避财政监督和调控，想方设法将资金部门化，各个部门一旦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就等于派生了若干个“财政部门”，造成财权分割和财力分散，并引发出部门利益的刚性化，非税收入就更加膨胀起来。给政府非税收入监督管理工作带来莫大的困难，致使监督管理工作不易深入，监督管理成果难于巩固，影响监督管理整体效能的发挥。
二、不规范的政府非税 收入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分散了国家财力。现行行政事业性收费要按规定纳入预算内管理 ,部分纳入预算外资金管理 ,近年来预算外资金以“滚雪球”之势迅猛膨胀 ,呈现一种不可遏止的增长惯性，甚至有些单位将预算内专项拨款转入预算外专户。这些预算外资金一方面迎合了一些行政开支和职工收入的增长需要，刺激了各单位、部门及地方政府创收的积极性 ,但另一方面却分散了国家财力 ,加剧了固定资产和消费基金的急剧膨胀。
（二）加剧了社会的分配不公 ,败坏了社会风气。现今许多行政部门利用管理中的种种弊端和漏洞谋取收费资金 ,以达到优越的办公用房条件、高额奖金津贴 ,这部分收入并非取决于财政分配和经营能力 ,而主要是取决于其垄断优势和收费能力，有些部门甚至将手段变成了目的。实际上每项收费所取得的收入均有具体的使用途径和支出方向 ,必须按规定专项专款专用。收费规模与单位的利益密切相关 ,这就形成了各部门间的收费攀比。
三、规范非税收入管理的对策
（一）统一认识，确立非税收入监管新理念。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规范和管理，预算外资金概念已深入人心，而政府非税收入却是一个较新的概念，社会认同度不高。但是它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利益牵动性大。要加强对它的管理，需要得到各级各有关部门理解、支持、配合。因此，在新形势下，要加大非税收入概念的宣传力度，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使全社会都明确非税收入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非税收入“所有权属国家、使用权归政府、管理权在财政”的基本原则，把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与加强税收征管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强调规范和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的政治经济意义。唯此，才能提高各级各部门按章办事、服从监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二）完善征管机制，规范执收行为。首先，清理整顿现行收费，要严格执行国家明文规定的收费范围和收费标准，严禁各地各部门凭借行政权力擅自设立收费、基金和罚没收入项目，坚决杜绝乱收费。第二，要明确界定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将不体现政府行为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并依法征税。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管理，将票据的印（监）制、发放、使用、缴销、核查等管理工作统一扎口财政部门，避免因票据管理分散而造成政府非税收入监管无力，资金流失。第三，要建立健全科学、灵活的非税收入与部门预算管理相结合的财政预算管理模式。在编制部门预算时，对于由预算单位征收的非税收入，在没有重大政策调整的因素下，财政部门应该严格按照执收单位上一年度收入实绩为依据，并考虑政策性增减收费项目、调整收费标准和收费范围等因素，核定当年收入计划，并实行非税收入预算执行绩效评价。从而调动起各部门征收的积极性，保证非税收入应收尽收。
（三）强化预算管理，规范支出行为。非税收入涉及部门多、项目多、内容多，其收入的多少有赖于管理相对人的申请许可行为的实施，未经相对人的申请，执收部门一般不能主动或强制收费，由此而使得非税收入是不定数的，不象税收那样可逐级核定数额。也正因为非税收入的数额是不确定的，不将非税收入纳入财政预算，致使其收取、使用脱离政府的监管，有很多收执部门想方设法逃避财政监管。因此，要加强非税收入的预算监督，确保非税收入的良性循环。一要坚决彻底改变对非税收入按比例返还、收支挂钩的管理模式，除有特定用途的非税收入或个别需要补偿征收成本支出（由征收单位编报预算支出）外，非税收入原则上应由政府统一安排使用，进入政府预算体系，不与有关部门的支出挂钩，不再结转下年使用。二要建立非税收入使用上的预算项目申请与评估、预算定额确认和授权审批制度，增强预算编制的规范性、科学性，使监督工作与财政资金运行同步化、程序化，强化民主决策，增强政府预算的刚性。三要在财政内部形成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相分离，预算管理与监督相结合的预算运行机制，从制度上保证财政内部监督的经常化、规范化。四要全面推行国库集中支付，进一步加强各用款单位资金使用过程的控制，强化审核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遏制政府非税收入支出中的不规范、不合理现象，促进廉政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健全征管法制，确保规范运作。如今非税收入结构复杂，门类繁多，政出多门，而非税收入的管理使用关系到本部门人员的工资福利等实际问题，有权收费的部门故然要收，无权收费的部门创造条件或巧立名目也要收。这种繁多的收费现象，如任其蔓延，其结果势必加重企业和群众的负担，造成经济秩序和分配格局的紊乱无序，最终将阻碍经济的向前发展。所以必须加强立法监督，制定一部非税收入的法律法规。
随着综合财政预算的推行，预算外资金的概念应由非税收入来取代。建立完整系统的非税收入征管法律法规，使非税收入监督管理活动有法可依，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建议尽快出台政府非税收入征管法，将非税收入从立项、标准、征收减免程序、上下级资金分成，财政部门在非税收入管理工作中的职能以及支出使用等管理办法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以及从收费项目、收费主体、收费的程序、收费标准、非税收入的收支管理及其法律责任等方面来规范非税收入的管理，通过立法推行“单位开票、银行、财政统管”的征管体制，解决目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问题，规范非税收入的征管行为。使之真正在服务全社会、服务经济发展、服务于人民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五）推进计算机网络管理，改善征管手段。开发建立一个专门的计算机管理系统，上、下级联网，对非税收入进行全面、统一管理，真正做到执收单位、银行和财政部门上下级之间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简化征收程序，严密管理手段。
四、创新监督管理制度的建议
（一）提高监督管理意识。提高人们的监督管理意识，这是目前国家财政经济发展的形势需要，也是财政监督管理创新与改革的需要。确切地讲，是维护财政秩序，优化经济环境，确保财政经济正常运转的迫切要求。非税收入的监管，是解决非税收入活动的合理性、合规性，实现财政收入的有效配置的需要，也是解决非税收人按时征收、资金合理使用，及时防止浪费和其他不良现象发生的有效途径。按照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逐步建立起非税收入管理的新理念，把思想真正统一到非税收入“所有权属国家、使用权归政府、管理权在财政”的共识上来。进一步明确非税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部门和单位的自有收入，必须由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归口管理。
（二）健全法制监督机制。建立完整系统的法律规章制度，是建立一个有效的非税收入监督体系的基础。必须构建起一个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活动的法规制度框架，做到监督管理活动有法可依，制定和更新一系列与相关法规配套的执行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以适应我国的财政经济发展变化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对严重违法违纪责任人的追究制度，坚持把处理事与处理人结合起来，对政府非税收入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除了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财政法规处罚外，还要按照《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国务院令第281号），对有关的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财政部门要与其他监督部门、执法部门密切配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同时，要比照税收征管办法，进一步完善各项非税收入“征、管、查”制度，实行非税收入征、管、查相分离，确保非税收入依法征收，应收尽收，严格征管，规范运作。
实证层面，国内外学者都对财政收支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针对中国财政收支关系的研究中，许雄奇和朱秋白（2004）建立了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说明我国的财政收支之间虽然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但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张虎等人（2004）的实证研究表明，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财政连续出现赤字，而且赤字规模越来越大，但是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仍存在着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仍然存在。Li（2001）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中国的财政收支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因此单方面改变收入或支出的决策是没有效率的。国外学者对财政收支关系的实证研究十分丰富，美国预算委员会（1987）的报告指出，在联邦一级的财政中，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是税收引起了支出。Hussain（2004）对巴基斯坦的财政收支关系进行协整检验，认为巴基斯坦的财政收支存在着支出单方面决定收入的关系。
2模型和方法
在使用回归分析建立模型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自变量的选择问题。一方面为获取全面信息，总希望模型中包含的自变量尽可能多；另一方面，考虑到获取很多白变量的观测值的费用和实际困难，则希望模型中包含的变量是最重要的、且尽可能地少。理论上可以证明：当自变量数目过大时，模型计算复杂并且往往会扩大估计方差，降低模型的精度。因此，最优的线性回归模型应理解为：（1）该模型中包含所有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的自变量；（2）该模型中包含的自变量个数尽可能地少：（3）当有几个模型都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时， 方差的无偏估计中以最小者为优。
本文中，y为我国各年的财政收入，x1,x2,x3,x4,x5分别表示国家对经济建设的支出，国家对社会文教事业的支出，国家对国防事业的支出，国家行政管理的支出，其他支出。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计算整理。其中所有变量的单位均为亿元（数据如我国财政收入与各项支出的统计资料表）。
拟合模型的假设：
2、1 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通过SPSS分析，可看出R=0、999，R2 =0、998，修正可决系数为0、998，这说明模型整体的拟合较好，但估计标准误为342、32553较大；D、W、=1、425，查表k=3，n=19，得dU=1、53>D、W>dL =1、08，不能判定该模型残差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性。进行斯皮尔曼检验可以看出，该模型存在异方差性。由方差分析表得F=4267、239，p值为0、000，说明整体的显著性很好。由Coefficients表得：
Y=-135、555+7、94x3+1、493x4
(-0、522)(6、942)(3、514) t检验值
[259、775] [1、144][0、425] 标准误
由表中的P值发现国防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的偏回归系数通过了t检验（其P值均小于0、05），说明这两个系数显著异于零。但由表知，两个自变量的VIF值都大于10，证明了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我国财政收入与各项支出的统计资料
现通过迭代法消除序列自相关性，求出e,et-1，并对其进行回
归。输出结果如下：P1= =0、161而后经过进一步分析
可得：R=0、999，R2=0、997，修正可决系数为0、997，整体的拟合程度较好，但估计标准误为347、25700比较大；又D、W值为1、455，查表k=3，n=18得dL=1、08
yt = yt-1 + 6、745xt3 - 6、745xt3-1 + 2、119xt4 - 2、119xt4-1
(3、068)(2、787) t检验值
[2、198][0、761] 标准误
由表得模型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t检验（P值均小于0、05），但VIF值仍然大于10，说明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
2、2 下面我们考虑用非线性回归模型：
建立非线性回归模型，用ln 拟合函数。
该函数模型为：y=Ax1αx2βx3εx4γx5λ
转化成线性模型进行估计；在模型两端同时取对数，得：
Iny=InA+αInX1+βInX2+δInx3+γInx4+λInx5
由相关分析表和散点图可以看出，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自变量相互之间都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该模型可能会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使用逐步回归法进入变量，进行斯皮尔曼检验证明模型存在异方差性。由Coefficients表得，模型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t检验（P值均小于0、05），但VIF值均远大于10，说明存在多重共线性。下面进行一次迭代，求出e,et-1，并对其进行回归。输
出结果如下：P1==0、187。进一步分析得R=0、999，
R2=0、998，修正可决系数为0、998，估计标准误为0、03275，说明模型的整体拟合较好；又D、W值为1、591，查表k=4，n=18得dl=0、93
由于x2 的系数检验的p值=0、602，没有通过检验，将其剔除，在重新进行回归。进一步分析可得：R=0、987，R2=0、975，修正可决系数为0、971，估计标准误为0、03109，说明模型的整体拟合较好；又D、W值为1、61，查表k=3，n=17得D、W>du=1、54，模型已不存在序列相关性。由斯皮尔曼检验知，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由Coefficients表得：
Inyt=Inyt-1+0、803Inxt1-0、803Inxt1-1+0、221Inxt5-0、221xt5-1
(13、337) (8、086)t检验值
[0、06][0、027]标准误
由表得模型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t检验（P值均小于0、05），SSE=0、014很小，且VIF值均远小于10，说明多重共线性已经消除，模型拟合程度和显著性都很好。各方面都通过检验，且结果显著优于上面两种方法，该模型成立。模型的最终形式为：
Inyt=Inyt-1+0、803Inxt1-0、803Inxt1-1+0、221Inxt5-0、221xt5-1
2、3 对模型的分析和经济义阐释：
该模型：
Inyt=Inyt-1+0、803Inxt1-0、803Inxt1-1+0、221Inxt5-0、221xt5-1
模型的经济意义为，其他经济指标不便的条件下，当年对经济建设的支出与上一年经济建设支出的比值增大1%时，当年财政收入与上一年财政收入之比增大0、803%；当年国家其他项目的支出与上一年支出之比增大1%时，当年财政收入与上一年财政收入之比增大0、221%。
3分析总结
可见，经济建设的发展，对于增加我国的财政收入有重大意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水平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因此，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投入越多，获得的回报也就越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我国越来越制经济建设的投资，并取得了优异的成果。随着我国对经济建设的不断投入，我国国有企业的整体实力显著增强，企业所缴纳的各项税收也不断增加，因此政府可以将不断增加的财政收入投入到更多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福利当中，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同时，我们看到其他方面的支出也越来越在国民生活和财政收入方面起到显著的作用。比如服务行业的投入，旅游行业，医疗卫生等行业的投入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的发展如何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质量，只有人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人口素质提升了，才能够有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才能提升国家的竞争力。
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我国对于社会文教和国防的支出力度还不够，虽然我国越来越重视知识的巨大潜力，但目前仍然于要加强这方面的投入，特别是尖端科技的资金投入。在当今社会，知识和国防现代化理应成为我们重点支持的行业，加强对其投入力度将更加促进我国的财政收入和核心竞争力。我国正处于发展阶段，更应该重视这两方面的巨大作用。
在行政管理支出方面，模型正确反映了当今社会，巨额的管理投入不一定能过带来最好的利润，我们应当注重提高管理的效率，用有限的管理资源，创造最有效的国家利益，我们应当把握行政管理的投入力度，使其发挥最有力的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可对国家的财政支出政策制定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1）正确界定财政支出范围， 改变国家财政包揽过多的分配局面。国家财政要逐步退出对竞争性领域的投资，清理和规范事业单位的财政经费供给范围，并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控制行政人员和经费的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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