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6篇)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篇1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篇2

关键词：人本思想；马克思经济学；人本导向；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目前，学界对经济学中人本思想的研究大概有三类：一是从研究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概括和比较，倾向于历史视野；二是从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倾向于哲学视野；三是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以批判的眼光争论已有的方法和假设是否与现实相符或者是否有可实现性，还有没有更好的理论来解决，倾向于现实主义视野。本文着重从第三个方面，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经济人假设”的不足和应用的局限性，探究其发展过程中只重视经济视角而淡化社会伦理视角的现象和原因；并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本思想基础上，提出了要继续坚持马克思经典范式，超越“经济人假设”范式，以更丰富的贴近现实的人本思想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与社会界标上的错位与融合

“经济人假设”从提出到发展是一个不断遭受批判同时也在逐步回应演化的过程，从最初的经济界标到纳入社会界标，经历了经济界标与社会界标的错位与融合。其错位表现在，从“经济人假设”的诞生开始，西方经济学一直都以人的理性和自私为出发点和中心来规定人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行为和动机，仅仅从自然和技术的观点来理解经济活动，而忽视了伦理道德因素；仅仅依据趋利避害的自利动机推理经济活动现象，而忽略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人的能力的有限性，将经济学变成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史。

1、“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和社会界标上的错位

“经济人”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受到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关于人性的“自利”与“同情”两面性以及寓言式经济史学家孟德维尔的“私恶即公利”思想的影响，认为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们，由于自私自利的本性驱使，在社会生活中必然要发生利益上的冲突，因此着重分析人的自利性，将“利己心”看作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并将其看作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自动导向“公利”的社会进步动力，于是将经济活动的动因归结为“利己心”作用的结果，从而提出了“经济人假设”，确立了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演绎推理体系，并通过对“经济人假设”的分析，奠定了后来影响整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范式。

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经济人假设”对当事人行为和动机的规定，即强调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并且在使用“最大化”一词时经常与“理性的”一词互换。这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演绎方法有关，他们只强调逻辑上的有效性，即只是要求假设在逻辑上成立并不要求论据的真实性。每当规定一个目标函数时，都假定利用这一函数，在相同的约束条件下，即使不同的人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因此，新古典理论认为每位决策者做出的都是可以用理性的论据来进行表述的理性选择。

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A·博兰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假设可以被认为是基于以下的考虑：更为简明易懂；更具有通用性；更具有可证实性；更具有可证伪性；具有较多的肯定；具有较少的否定。无疑这种简化的假设手段受到了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的欢迎，也得到多数热衷于以数学为工具来建立模型的经济学家的欢迎。以至于发展到现在必须掌握数理工具才能成为从事经济研究职业的不二前提，这种“工具理性”的膨胀甚至可以在现实中演变为“如果你想得到终身职位或提升，你就应试图在有地位的杂志——也就是那些突出以数学为基础的经济学的杂志——上发表你的论文。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永远不要为你的分析模型的真实性或者怎样你才有可能发现你的模型的确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类问题而冥思苦想。”

纵观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这种理性的经济价值观已成为进行一切经济学分析的基础，尽管亚当·斯密起初从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进行归纳和分析，将人性中的“自利”一面提炼出来，从个人追求“物质利益”为动机出发，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毫无疑问“物质动机”是人类“利己”行为的出发点，“经济人假设”的“自利”硬核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环境中(如古典市场经济时代)是有较强解释力的。但是，它的致命硬伤就在于将人性中的“自利”锁定为永恒不变，割断了其与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客观联系，因而也就无法回答人性“自利”背后又是由什么力量决定的；现代社会中许多“非物质动机”行为(如慈善捐赠、绿色环保、志愿者行动、企业社会责任等)又如何解释。所以，亚当·斯密所建立的经济学是从人的私利动机和行为出发，以资源稀缺为约束条件，为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将研究如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置于核心地位的物本主义倾向开辟了道路。可以说，这种绝对简化、抽象了对人性的研究，不过是过度张扬了人的自利性，试图将人的自利本性合成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并将人的自利看成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普遍法则，但这一假设缺乏社会历史性的视角，也终将无法对经济现象给出合理科学的解释。

实际上，人类生产财富的经济行为涉及了两方面的关系，即人与物或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仅仅研究供求、成本、价格、竞争、效用，而忽略或者说故意将法律制度、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作为外生变量。这种认为形式比内容更重要，不重视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只研究经济范畴的数量关系的行为，必然造成“工具理性”的膨胀而“价值理性”的旁落这样不可克服的矛盾；而以逻辑的有效性来替代与经验相关的难题的做法，也使得西方经济学越来越脱离实际，虽然逻辑推理的实证过程很严谨，也只不过是“乐观主义的约定主义”，尤其以资源配置最优化为研究中心，只见物不见人的物本经济学，只重视经济界标忽视社会界标，无力解释纷繁复杂、鲜活生动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必然最终滑向“工具理性主义”的泥潭，并致使“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和社会界标上越来越疏离。如果说这是“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和社会界标上错位的表现，那么追根究底，这种错位的根源是由其思想起源、本质要义及其认识论决定的。因为西方经济学所推崇的“理性经济人”思想，是建立在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哲学理念之上的，其核心要义就在于：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都是在即定约束条件下可计算的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行为；从认识论上来看，这种将人性假定为“自利”的原子式的、个人的、主观的、永恒不变范式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唯心论的世界观。事实却证明，以此假设建立的经济学理论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活动的解释是十分有限的。

2、将“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和社会界标之间融合的努力

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以来，经济学界的质疑与争议之声从未中断过。因其抛开现实，预先设定好了理论框架和研究结论，导致只能工具性地推导、演绎，而无法历史性地加以表述。这种被称为是“李嘉图式的恶习”的方法论范式饱受批判。因而，西方某些经济学家开始丰富经济人的内涵，开始呼吁经济学转向人文视角，兼顾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加强社会界标的视阈，重视制度、伦理道德等因素的约束，反思人作为社会人的特征及其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在经济界标和社会界标上错位的“经济人假设”也开始逐步向融合迈进。

首先，指出“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上存在漏洞。针对西方经济学家在做出假设时的潜在条件：即如果现实的条件十分接近其假设的理想状况，那么从这个理想的假设得出的结论就是接近现实的，是近似正确的。但西蒙对此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前提的非现实性并非科学理论中的一项优点；它是一种必要的恶——一种对科学家有限的计算能力的一种让步，这种让步由于近似值连续性原理是可以忍受的”。而李斯特则批判了“经济人假设”导致的“支离破碎的狭隘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于社会劳动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力量联合在更大关系中的作用一概不顾。”

其次，对“经济人假设”在社会界标上的缺失和不足进行修补。西斯蒙第从伦理角度审视了“经济人假设”，批判斯密的《国富论》忽视人的道德情感，并从有限理性出发，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德国历史学派(李斯特、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等)则认为这将是“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则”，并且“将国家与政权一笔抹杀，将个人利己性格抬高到一切效力的创造者的论调”。近年来滥觞的新制度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也认为人的利他行为是会影响个人选择的，所以他把利他性、人的意识形态等引入了个人的预期效用函数，建立了更接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并且还认为，只有在制度的约束下，“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的行动才有可能产生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结果。

此外，新福利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成果更是力图使“经济人假设”通过道德伦理途径向社会界标靠拢，如阿玛蒂亚·森等学者明确地反对忽视人的道德意识、自由、主观能动等伦理属性的经济学，将伦理道德重新引回了经济学。森在基本认同“经济人假设”核心要义的前提下，却认为人的动机是多元的，而“经济人假设”则将人的动机约束为唯一性动机——自利，因此他抨击“理性经济人假设”为“理性的”，他通过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一方面肯定了“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指出主流经济学应包含伦理学的内容，并且这应该成为经济学发展的更高的要求，否则，经济学将走向绝路。因此，他呼吁“经济学应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

可见，伴随着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和修补，西方一些经济学者逐步地把“经济人假设”从经济领域引入到了非经济领域，力图弥合经济学越来越远离人文关怀的发展轨迹，使抽象的“经济人”包含了更多“社会人”的因素，力求实现其经济界标与社会界标的融合。虽然西方的某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设”的原意进行了质疑、抨击乃至修补，但其主要诉求仍然囿于道德伦理和制度范围，对其理性经济价值观的核心要义没有发生改变，因而“经济人假设”的根本性质就不可能有所改变，其认识论基础——历史唯心论的世界观也不会发生根本性颠覆。由此，这种以历史唯心论为基础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模式决定了个人主义的经济价值观仍然贯彻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流变之中。可见，西方经济学虽然也加入了“人文”追求，却是从属于功利追求，只是使原来冰冷的“经济人假设”涂上了一层稍带暖意的伦理油彩。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点：以人本为导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为中心，坚持人本位，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的发展，主张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这一点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物为本是途殊道异。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核心，透过现象看本质，历来把人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来看待，正如恩格斯所说：“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察觉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也提到马克思在这方面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相较于西方经济学家始终陷入对人的研究悖论，一方面为“经济人假设”能够进行富有逻辑的理论分析而骄傲，另一方面也对该假设过于简单、抽象、片面的人性描述而束手无策，相反，马克思超越了“经济人假设”的个人主义，否定把抽象的人物化的做法，强调对人的研究要克服异化，回到人本身研究人，这充分体现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相应地，马克思摒弃简单、抽象、片面的人性描述，从经济关系深入到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进而上升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层面，创立了整体主义分析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所以，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为本的导向，充满了辩证性、社会性和历史性，充满了人文关怀。

其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人的辩证分析，主要体现在：统一了人的共性和个性、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绝对性和相对性、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而确立这种统一性的基础是劳动。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劳动范畴，但又反对黑格尔仅仅把人等同于自我，把劳动看成抽象活动，马克思认为这种劳动可以创造世界，改造世界，并证明人的存在性，使人成为主体。

其二，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性集中地体现了人的本质，所以着重研究了人的社会性，他说，“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并从社会性和历史性，对人的本质做出了规定，统一了人的共性和个性。另外，马克思从现实中的人出发规定了人的本质，与西方经济学的个体论相对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假设之一为人是生产的主体，但不是孤立的个人的生产，而是社会的生产。这种社会性主要表现在：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下进行的生产，绝不是什么抽象的生产；生产过程总是要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分配关系。

其三，马克思认为的人的历史性，体现在“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这种历史性克服了把人当成是亘古不变的错误观点。相较于西方经济学把人的“利己心”视为与生俱来、不分历史时点、一成不变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人是丰富的、历史的，考虑了特定的经济关系和制度对人的经济行为和心理的影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特色。正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规定，让我们认识到人既是历史环境的产物，也是能动改造历史环境的主体，而不是永恒不变的，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的本质内容也应该被不断丰富和发展。

学界对源自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地位的研究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要坚决地彻底否定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地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没有“经济人”的位置；另一种观点则呼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批判地继承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概念。本文的观点是要继承前人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不断演变发展，最终实现超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人的研究就是对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一种超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具有的科学性特点之一就在于它强调批判。经济学需要明达的批判，尤其要避免批判方法论上的狭隘与偏颇。而“经济人假设”上放大的物本主义不具有可持续性，必将引起人们的质疑和放弃；但也不是一无是处，从古典经济学到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在探讨“经济人假设”上注入人文关怀的倾向是值得借鉴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本主义所怀有的人文色彩和人的终极关怀必将使它有可继承性、创新性和发展性，它的生命力必将融汇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类文明潮流之中去。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与超越

西方经济学家面对人们就“见物不见人”的责难，虽然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完善，强化了人的自主意识，关注了对人的研究，但西方学者泥古执今，整体的理论体系还是“物主人辅”。说到底，西方经济学是物本经济学，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中心的理论，人被归结为资本和利润的人格化载体，人围绕着物而转。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人本经济学，是以对人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确立的理论，着重分析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改造着人类自己。正是马克思开辟了对人本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尝试，而“经济人假设”贫瘠的“实绩”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为本光环的照耀下相形暗淡。

1、从“物本”还原为“人本”的世界观批判

对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就可以得出：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个人主义的经济学分析法，高举个人利益至上的旗帜，张扬人的自利性，缺乏对全人类未来发展的深层的人文关怀；强调个人主义，穷极为财是命，见物不见人；于是从资本主义发展中势必凸显的“异化”来看，即体现在人所制造的物控制了人、物化劳动控制了活劳动，马克思归结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到人的异化的裸物欲观，这恰恰在西方经济学惯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法来计算得失，尽可能地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自利性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即使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疯狂仍然停止不下来，自2007年8月全面爆发的次贷危机进而演变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始作俑者就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利益集团对资本增殖暴利的追逐、是资本拜物教淋漓尽致地展现。对资本拜物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精辟论述到：“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立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主要是体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的科学抽象方法，即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以及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方法相结合的研究与叙述的方法等。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就是要实事求是，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和经济现象出发，透过各种经济现象剖析出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联系，并揭示其运动规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成功地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另外，马克思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坚持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一方面，排除历史发展进程的偶然现象和因素以及各种曲折过程，从复杂的经济过程中揭示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另一方面，分析的逻辑进程要符合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过程的反映。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人及其本质分析的根本取向始终是放在这个科学的方法论中来完成。

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整体分析方法，把人看成社会关系的总和，坚持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回到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注重人本价值，把人全面克服异化、彻底解放作为目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同样高度关注“个人自由”，始终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和个性。”只有在取代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像西方经济学那样只是讨论了空泛、抽象的普适性个人自由；而是将个人自由、个人的需要和发展价值放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去看待；通过深入地剖析资本主义的异化，揭示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到人本质的异化，从物到人的全部异化。可以说，马克思创立的经济学说在于透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诞生以来物质财富飞速增长集聚的迷雾，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性枷锁——“异化”也不断膨胀，要彻底消除异化，就得结束其存在的制度基础——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才不会为少数资本利益集团占有而满足无限膨胀的自利，才会为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与之相比相形见绌，是其根本无法企及的。

所以，还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不否认人的全面自由地发展是要建立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但是在面临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终极目标上究竟是“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这就是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在世界观上的一个分水岭。

2、基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超越和现实导向

(1)基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超越。马歇尔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西方主流经济学沿着亚当·斯密的研究路径似乎也未离开对人的研究视角，实际上是从人的自利动机和行为出发研究经济现象，但这只是他们为了方便地分析问题寻找到的一种工具，把人只是作为生产财富的要素而存在。所以在研究的方向上仍然是“重物”而“轻人”。约翰·穆勒更抽象了人的概念，认为经济学研究的人就是抽象掉自利性以外一切属性的“经济人”。这种对人性自利的过度标榜和张扬也充分体现在亚当·斯密对“经济人”的定义中，“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的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之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所以，西方经济学将人的行为和动机看成是完全出于理性和自利的驱动，经济现象就是这种理性和自利的行为的结果，进而认为人的理性和自利的追求可以使得经济进步、社会发展、财富增加，但这是在一定的经济环境和条件的约束下提出来的，是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自然合理的制度为前提提出来的，因而其解释力相当有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就在于它的人文价值——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也正体现在它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上超越了西方经济学。这种超越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于人的发展基础的超越。西方经济学也提到了个人的自由发展，目的却是为了维护旧式分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合理，所以个人的发展被当作是一个既定的前提，只不过是为了论证旧的分工、私有财产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存在；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恰恰相反，它强调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历史性的暂时存在，终究会被更先进的制度所替代，因此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必须首要打破旧分工的束缚，建立新式分工。第二，对人的发展目的的超越。西方经济学认为，人获得发展的目的是追求收益最大化，因而是满足个人私欲的手段，始终无法逃脱功利主义的范畴；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追求利益、市场经济都仅仅是手段，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人类有更多的时间投入精神活动、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所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才是根本目的。第三，对个人主体地位认识上的超越。西方经济学偏重研究如何配置资源，目的是使资本增值，充满了资本拜物教气息，其主要强调资本创造价值，劳动者的智慧仅仅是为了进行其价值创造，在经济活动中并不占有主体的地位；而马克思极力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主义、资本拜物教精神，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反人类的，造成人依赖于物存在，并受到物(资本)的奴役和统治，而且还要受到资本化的科学技术等摆布以及历史的束缚，因此人的本质被物化、异化了，人的能力、创造性也不可能充分发挥，也就无法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由此，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执着于终极的价值判断，追求人的解放，并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视为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肯定人的智慧和才能在价值论中的重要地位，强调要尊重人，尤其是要尊重人的需要、人的创造能力、人的个性、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发展。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实导向。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和灵魂是经济个人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经济人”还原成现实人，似乎就是斤斤计较、孜孜求利的市侩商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归宿的，这不仅是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超越西方经济学的地方，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为本的现实导向。这种现实导向，表现为人的自由、人的现实生存、人的未来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基于此，提出建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因此，当前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坚持以人为本构建改革发展的理论、制定经济发展的方略，才能保证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用、由人民共享，促使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同样地，衡量改革的成功、社会进步的最终标准也不应该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而是包括建立在物质财富增长基础上人的自由、现实生存和未来发展。而现阶段我国经济活动中频频出现的“拖欠工资”、“开胸验肺”、“血煤窑”各种“强资本弱劳动”现象；“三聚氢氨毒奶粉”、“苏丹红添加剂”、“地沟油食品”各种唯利是图行经，如此等等，无不颠覆着西方经济学倡导的“经济人假设”公理，也再次说明市场经济中“私恶”对“公利”的主动侵害是不争的事实。因而要纠正这些偏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为本的现实导向，使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方向必须尽快转变到以人为本、重视民生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上来；只有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发展需求，早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不断迈向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伟大目标。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篇3

然而，以往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也存在着若干重大问题，使得这个研究今天面临着严峻挑战。

首先，在我国，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萌芽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感情的问题。在近几百年中，西方迅速地走到了中国的前头，并使中国受尽了。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西欧出现资本主义。按照一种简单化的逻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倘若我们不接受帝国主义者所宣扬的西方优越论及西方侵略是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的谬论，那么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必然也存在一种同西方一样的历史发展动力———资本主义，而且这种动力终究会在中国引起与西方相同的历史发展进程。然而，这种由“别人有，我们也有”的“争气”心态引起的对西方的比附，从根本上来说，乃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一种表现。随着我国近20年来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民族心态也发生了颇大变化，因此年轻学者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兴趣也在逐渐减弱。

其次，以往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所赖以进行的理论基础，在近几十年中也逐渐发生了动摇。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近代早期欧洲的经济发展是否必然会导致近代工业资本主义？西欧出现工业革命是必然的吗？……不弄清这些问题，就不可能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而不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所有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也就成了无本之木。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过去我们对于以上问题的看法，不仅颇可争议，而且有些还有重大缺憾甚至严重错误。因此，建立在这些看法之上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也日益暴露出破绽。马克思曾嘲笑过某位摩姆孙先生在每一个货币经济里都可以发现已有资本主义，而在我们的研究中，从战国到清代两千年的中国历史，竟然成为了一部各家各派都可以发现“萌芽”的历史。使用同样的材料和同样的理论、方法，对同一个对象进行研究，结论却分歧大到如此地步。因此之故，研究的科学性也难免令人生疑。

第三，以往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都必然遵循一条共同的道路。资本主义是这条道路上不可回避的一个阶段，所以中国也必然要经历它。既然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如西方帝国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舶来品，当然就必须有自己的根，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然而，中国近代的经历已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的必经阶段。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学西方，追西方，竭力想把中国引上西方式的近展道路，但资本主义却一直未能在中国土地上蔚成气候；而自1949年以后，中国更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如果我们尊重事实，不把资本主义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自然也就不必到历史中去苦苦地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了。

尽管我们过去对欧洲经验的认识并不一定正确，尽管“资本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这一论断与中国近代历史的实际进程不符，但是我们仍然坚信中国传统社会中必定有资本主义萌芽。这种信念的基础，是认为中国应该而且必定能够按照欧洲近展的模式去发展。然而，史学所研究的对象，只能是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而不能是按照某种逻辑或理念“应当”发生的事。史学研究的任务，是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重现过去，而不是对历史上没有发生的情况进行假设和预测。所以，我们可以讨论中国是否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却不能根据某种逻辑或理念推定中国必然有过这个萌芽，更不能进而以此为基础去做“如果没有……，中国也将……”式的推论。在对中国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的探索中，别的国家曾经发生过什么，只能作为参照，而不能比附。上述那种推论，实际上是按照欧洲的历史发展模式，来重新构建中国的历史。斯大林把马克思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规律绝对化了，却被我们奉为无可置疑的真理。

欧洲中心主义是建立在一种“单一”的和“直线进化”的史观基础之上的。然而世界历史却是多元的、变化多端的。如果把世界各民族的发展都视为单一的和直线性的，那么各个具体民族的历史还有什么独立研究的价值呢？约翰·希克斯（?????????螅赋觯喝死嗌缁?/a>发展是有规律的，但我们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探讨却寻找的是一种“普通的”（??????欤绞健U庵址绞讲⒉灰欢ǚ?纤?械氖率担??晕颐怯Φ背腥细髦掷?猓?腥细髦挚赡苄寓佟N獬忻飨壬??魅分赋觯郝砜怂嫉奈逯稚缁峋??/a>形态是历史哲学的命题，而不是史学的命题，而“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②。然而在很长的时期里，我们却将历史哲学理论当成了历史。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的思想的。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篇4

关键词：差异；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与西方接近三千五百年的史事不断交织，不断碰撞，又不断融合。而高中历史中中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又是重中之重，今天，我就从中西方间的政治、经济和思想三方面浅谈一下高中历史教学内容中的中西方文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

一、中西方政治文化的碰撞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建立西周。自此西周开始实行一种政治制度――分封制，用来册封有功的各诸侯，用来巩固周天子的统治。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周天子又开始实行――宗法制。区别于分封制的有功论赏，宗法制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按照血缘来分配政治权利。历史的轨迹继续前进，随着秦朝统一六国，结束了各诸侯国混战征战的局面，相对的奴隶制社会开始结束，而封建社会随着前朝下诏实行君主专制而拉开了序幕，自此开始了君主制度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地位。君主专制又随着隋唐、宋、元、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到了明末清初，已形成一套体系完整的政治制度，此时政权主要集中在中央，而中央又被皇上掌握，也就是俗称中央集权制度。但是这场统治了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还是在辛亥革命中消失殆尽。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虽然最后失败，但是却将中国的政治文化推上了一个新高潮，同时也拉开了中国历史近代史的序幕。

聊完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咱们再来看一看有着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古代希腊。由于古代希腊各城邦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所以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开始实行城邦制度，一方面推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古希腊城邦制度也为新贵族取代封建君主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雅典城便是古希腊城邦制度下的一个卓然的产物。而雅典的民主政治却是实实在在的建立在奴隶制度上的，因为雅典不同于中国的制度，当时雅典社会的生产力已经高度发展，所以才会进行民主政治，而这也为以后各国实行民主政治打下了基础。随着1640年英国查理一世召开议会再到1688年发生宫变，确定英国君主立宪制度，这场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打响了新贵族阶级封建统治的热潮，同时如中国的辛亥革命般，西方的政治文明也被推上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二、中西方经济文化的碰撞

中国自古便是农业大国。战国的商鞅变法，再一次将中国古代的经济推到一个新高度。土地被分为：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三部分。而商鞅的土地制度，也为后来秦朝统一六国奠定了扎实的经济基础。而大唐绝对算得上中国历史上最为灿烂夺目的朝代之一，那时候不光海外会派遣唐使来大唐学习技术，唐朝还特地将广州定为港口，特设市舶使来专管对外贸易。而到两宋时，对外往来贸易的收入已经成了当时两宋国库的主要来源之一。而明清商人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出现了区域化的商人群体，但是明清统治者目光短浅，实行“闭关锁国”，彻底断了中国的对外贸易。直到“鸦片战争”，外国的大炮轰破大门，清朝统治者如梦中惊醒，才开始了中国近代的经济文化。

而相对于中国，古代希腊的奴隶制度主要分为两种，即斯巴达型和雅典型。前者属于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不发达，但是斯巴达使用的是土地国有制。而后者以农业为基础，高度发展工商业，手工业尤为突出，随着手工业的发展，雅典沿岸多为优良的港口用来出口贸易，而奴隶多为市场买来。但是雅典的辉煌也最终被战争所打败，留给后人的只是唏嘘和感叹。

三、中西方精神文明的碰撞

对于精神文明，我主要侧重的是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和西方智者运动的差异和对比。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我们并不陌生。正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这场“百家争鸣”才会衍生出中国许多珍贵的思想、文化经典。这场思想运动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同时也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体系的雏形，其“治国方针”“中国之路”到现在也依然值得后人借鉴学习。而西方智者运动也被看作西方思想上的第一次空前大解放，而智者学派作为古希腊时期最为重要的哲学派别，对个人极端主义打开了大门，同时也强调了人的决定作用，对于西方以后思想的绚丽多彩奠定了基础。

随着教育制度的加深，我们更加掌握中西方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差异和联系。针对政治、文化、经济，我所说的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但是历史悠远连绵，更值得我们，不仅是教育工作者，还有高中生的仔细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陈松林.有效整合融会贯通：高中历史新课程知识整合浅探[J].教师，2010（27）.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篇5

[关键词]大分流；明清时期；现代性；文明史观

一、问题的背景

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其《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提出：“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1](序言，P1)这项结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容极其丰富和富有启发力的一系列分析自发表以来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中国和美国学术界都参照这一成果重新思考中国16世纪以来的历史过程与比较视野下的欧洲历史过程的相互关系问题。这种思考无疑为解释中国16世纪以来的历史宏观运动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本文意在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大分流”说进行一些粗略的探讨，其核心观点是，这种解释模式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许多解释模式一样，既深化丁关于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同时也制造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为了使讨论稍微具体，这里先提出一个看去似乎是与“大分流”概念针锋相对的说法，即：在由西欧率先发动起来的工业化发展起来以前，中国与西欧的历史，或者社会体系，或者文明运动从来也没有“合流”，因而其后的“分流”是并不存在的；反倒是包括但不限于工业化在内的西欧的世界性扩张导致了19世纪以来欧洲与中国社会体制趋同的倾向；这种趋向使中国的社会历史运动、社会组织体系乃至文明形态与西欧具有了巨大的相似性和可融和性。但并没有使之同一化。说这“似乎”是一个反命题，是因为这里的讨论和许多看去是针锋相对的辩论一样，只是部分上在讨论同一个问题，“大分流”说是以经济命运为核心尺度展开的，本文则采用了文明史的概念和视角。这种概念方面的局部的差异并不抹杀两个命题的相关性，因为双方都不限于几个核心概念的定义，都构成对更宏观的也是更具有同一性的历史现象的解释。而且，正是文明史的视角方便了我们对“大分流”说某些局限的分析。

在直接讨论“大分流”说之前，有必要就稍早出现的几个相关的框架做简要的回顾。这些理论各自基于不同的前提假设，但都包含了对16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大趋势与西欧历史的关系做出说明的倾向。

上一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史学界围绕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了长期的讨论。这次讨论大体上是一个“求证”的过程。问题本身的前提假设夸大了人类历史普遍规律的严格统一性，更具体地说是夸大了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的普遍性和严格性①。因为要论证一种没有历史地发生的现象之发生的必然性，这种讨论陷于实证和逻辑的双重困境。在具体的方面，经常可以看到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作为普遍趋势的资本主义过于紧密地联系到一起的情况。但是在这场长期的讨论中，明清时代甚至更早时期中国商品经济、社会制度和经济观念的许多具体特征却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从而为后来其他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争鸣时期，不承认中国受到近代西方冲击以前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意味着认为中国历史是“停滞”的，或者是某种“古代东方”式的，同时意味着在哲学上采取了一种“外因论”；承认在西方人冲击中国之前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就要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中找出符合西方资本主义概念的要素来，同时要解释这种萌芽为什么没有成长起来。这一方面从一开始就落人了西方中心论．另一方面始终没有达到经验证据充分的程度。这种困境使许多历史研究者在立足于资本主义萌芽说来描绘和解释明清时代中国历史的大趋势时，左右无法摆脱中国历史的“非正常”发展的阴影。

如果说资本主义萌芽说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阴影，战后美国中国历史研究的开山者费正清教授在上一世纪50年代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则包含着更强烈的西方中心论色彩②。根据这一模式，在西方直接对中国社会形成猛烈冲击之前，中国社会内部基本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归结为“发展”的；而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是参照西方的“冲击”，在反应中被动地形成的。在这一框架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与日本比较中显示为极其迟缓和被动的状况。而这种被动性的原因主要被归结为中国文化的特质。美国学者柯文在80年代对这个模式的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问题进行了批评，主张从中国自身的角度而不是西方人自我为中心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在中国发现历史”③。在柯文提出批评之后，“冲击一一反应”模式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分流”说是柯文提倡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一项有成效的尝试。不过，“冲击——反应”模式并不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框架，更不是毫无认识能力的方法。无论如何，1840年以后半个世纪的中国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强有力的冲击，中国在此后发生的许多大的变化的确是在这种冲击的震撼下，参照西欧的全球扩张展开的，因而那个时期的中国历史运动大大加快了节奏。剔除了欧洲中心主义以后的“冲击——反应”模式在社会、文明历史考察中仍然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

华裔美国历史学家黄宗智先生提出的“内卷”化的理论在提出的顺序角度可以被看作是个承前启后的体系④。它已经在尽力摆脱欧洲中心的假设而在中国历史本身中找寻其宏观运动的线索。根据这一理论，17世纪前后中国的人口迅速增长和农业土地资源的缺乏导致了劳动密集型的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通过过密的劳动投入造成的经济增长并不带来人均生产价值的增加，因而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这种经济模式的形成导致了中国经济长期的困境和不发展。并直接成为19世纪中国与西方关系格局的背景。这一理论虽然在许多概念上与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畴的“资本主义萌芽”说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构成了对“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共同问题的解释⑤。“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主要围绕生产关系，尤其是雇佣劳动关系来考察中国的资本主义问题。内卷化理论则以增长能力为要素的经济体制类型为核心来考察中国的资本主义问题，对资源与人口的关系给予了比以往更充分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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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五种社会形态次递进的理论是斯大林提出的。有关其提出的源流及其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关系，参看赵轶峰、杜文君“斯大林社会发展五阶段图式探源”，《时代论评》，1989：1；以及赵轶峰等著《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第一部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费正清阐述和运用这一模式的主要著作是他与邓嗣禹合作编写的China’sResponsetotheWest：ADocumentarySurvey，1839—1923；EastAsia：TraditionandTransformation等。

③柯文的主要著作是在1984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DiscoveringHistoryinChina：AmericanHistoricalWritingontheRecentChinesePast。

④黄宗智的有关著述，参看他的ThePeasantEconomyandSocialChangeinNorth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5);以及ThePeasantFamilyandRuralDevelopmentintheYangziDelta，1350-1988(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0)。两部著作都由中华书局于2000年出版了中译本。

⑤马克·埃尔文(MarkElvin)的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3)中有100多页的内容讨论“没有技术变化的经挤发展”(页203-319)。虽然使用的概念不同，但在问题结构和基本观点上与黄宗智先生的理论有相似处。

1998年，德裔加拿大学者贡德．弗兰克出版了他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作为依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弗兰克提出了更为彻底的非西方中心论主张。他认为从1400年到1800年间，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而且中国在19世纪40年代的衰落也是暂时的，“中国正再次准备占据它直到1800年以后一段时间为止‘历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支配地位，即使不是‘中心’地位”[2](前言，P19，20，21)。这里无法对这部相当富有启发意义的著作做充分的评论，只是需要指出三点：第一，弗兰克已经把对于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推到了“反其意而用之”的程度，这直接影响了彭慕兰的方法论；第二，弗兰克的论述包含强烈的“中国”、“东方”、“欧洲”、“西方”等区域单位竞争的观念。这种冲突概念的使用覆盖了从15世纪直到今天的历史，从而使19、20世纪世界格局变动中的融和与全球化趋势问题实际被取消了；第三，弗兰克对于最近的世界经济趋势的观察强烈地影响着他对于过去几个世纪世界历史的分析。

“大分流”说是在弗兰克等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很大程度上针对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提出来的。这个理论的提出使美国加洲大学尔湾分校学者为主流的“加洲学派”俨然成为当今主流学派之一。

二、“大分流”说的意义与盲点

意义和盲点需要结合在一起来讨论，原因是在许多情况下同一认识既是有意义的同时也会造成一些盲点。

“大分流”说肯定地将对以欧洲中心论为基点的历史观的批评推到了更彻底的程度。它在研究的方法上主张进行交互的比较．从而把问题颠倒了过来：“问的是为什么欧洲不是中国，而不只是为什么中国不是欧洲。”[1](序言，p2)根据这一理论，在现代欧洲取得突破性的成就之前，世界上有许多地方，包括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是繁荣的；“内卷”说所指出的那种与人口密集相关的中国的生态学灾难在19世纪以前并没有发生；而欧洲的突发的现代性就如同突然出现在房间里的一只大象，是偶然的结果，其关键性的促成因素是获得海外的资源和在利用地下能源方面取得了成就，而后者部分上依赖于欧洲地理上的好运气；英国没有发生后来长江三角洲一样的劳动密集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其“原有的道路发生了重要的断裂”，断裂的基础是发生了对矿物燃料的利用和出现了新大陆的资源；1500年到1800年间东亚人口的增长是一个可以与工业化媲美的奇迹。而不是“发展”的病态。这些以前也曾经有人分别提出的看法以及“大分流”理论中其他一些有关的看法在经这个理论整合以后对作为整体历史观的欧洲中心论的缺点构成了颠覆性的批判。到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就“中心”问题再做进一步的思考了。从弗兰克到彭慕兰，虽然都小心地回避了“中国中心论”，但都采取了一种把问题“颠倒”过来的提问方式。他们都大量依赖先前经济史家的成果，但却认为以前关于世界经济的总认识出现了颠倒性的错误。对这样的理论，无论如何需要持谨慎的态度。

“大分流”说提出了比较研究中的区域研究与可比性问题。它认为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是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合理的比较对象，也就是说，它主张以经济发展的“核心区”为单位进行比较，而不是比较两个大洲，或者用中国与欧洲相比较。正是在这样的比较视野下，“大分流”说得出19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核心区与欧洲的经济核心区在发展水平上并没有大的差别的结论。自此说出，学术界对这种对比方式持相当一致的肯定意见，但是这个方法其实大有问题。中国史学界此前的确出现过大量将中国与欧洲或者西欧作为比较两极的研究。其中大多缺乏对比较对称性的谨慎考究。欧洲或者西欧，如彭慕兰教授指出的那样，有极大的内部差异，而中国虽然是一个国家单位，也有极大的区域性差异。况且，欧洲包含许多国家，用之与中国一个国家比较，等于假定欧洲会像一个国家一样发生整体的运动，这是简率的。但是用经济最发达的两个核心区来比较只是弱化了比较不对称性问题，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英国是欧洲一个大洲的核心区，而江南是中国一个国家的核心区；英国无论如何具有国家的整体行为能力，江南却是个自然形成的经济区，连与地方行政区也没有严格重合，何况地方行政区也没有独立的经济行为权利，如不能制定赋税和海外移民政策等，而且其大量资源要服从中央政府的调配。如果从静态的发展水平状态角度对这两个单位进行比较是可行的，两者的动态发展趋势却根本没有可比性。况且，对核心区的比较只能说明核心区之间的关系，而“大分流”说实际上毕竟还是以中国与西欧的历史道路问题为基本参照系的。这又造成了以局部解释整体的问题。

与“内卷”说一样，“大分流”说是以经济学为基础来分析历史现象的研究。这与现代将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结合的许多研究一样，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诸多十分有用的分析概念，却也同时强化了使历史服从于理论的倾向。这些社会科学比历史学更倾向于演绎的逻辑，更普遍地从核心概念的定义开始展开分析，对于历史现象中的历时性的注重远不如历史学本身。韦伯的“理想化”方法，即将研究的问题经过逻辑的处理达到一种比较理想的类似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验室状态的方法，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偏重纯经济学的考察方法可能需要假定国家体制、文化观念等对经济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使对问题的讨论保持集中而不必关照太多的复杂的相关因素。但是其结果可能与历史的实际差距极大。“大分流”说的一个核心概念是GDP，以“持续的人均增长”为中心来判断经济体系的性质，进而来概括历史的趋势。GDP相当于一种“经济后果”[1](序言，P3)。不同的经济体制可能导致相似的GDP或者“繁荣”程度“后果”，尤其是将考察的区域限在较小范围时更是这样。而基于不同经济条件而形成的类似的“经济后果”的经济前景会有很大的差异。17到19世纪中国江南地区的繁荣与同一时期英国的繁荣就是在不同的经济条件，包括体制条件和资源条件下出现的，其前景也大不相同。如果用南宋江南地区的繁荣程度、GDP与15到18世纪的英国比较，前者的“发展水平”也不会低到哪里去，但其前景却显然和工业资本主义或者“现代性”没有关系。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经济不是单独运行的，工业资本主义也不单单是一个纯经济体系。加洲学派学者大多倾向于不把工业资本主义看作是由西欧的内生因素造成的。这仍然是出发于避免欧洲中心论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们普遍忽视欧洲历史的连续性和经济以外因素在欧洲近代以来发展中的角色。在同类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对于区域化的经济类型的详细比较，但是无论这些类型如何相似或者不同，都不足以解释16到19世纪西欧和中国历史命运的差异，因为财富的积累并不会自动导致“工业化一一资本主义”之类的“现代性”，历史趋势并不是从某一时期的经济状况中自然生长起来的。

“大分流”说主张注重海外资源对西欧经济现代性的突发形成的意义，反对过分地把这种转变的原因内在化。这不仅具有启发意义，而且对于承认西方模式以外其他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更是重要的。但是，西欧海外资源的获得是海外殖民运动的结果，而这场运动显然是自15世纪就开始的一个自觉的过程而不是突然爆发的。那么，19世纪以前300多年的殖民地经营带来的至关重要的海外资源与作为其结果的西方工业化的“突发”性说法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其实，愈是强调海外资源的意义，就愈是使西欧资本主义化或者工业化的发生学问题成为一个历时性的问题。与这个历时性问题相关的是依附论学者早就提出的工业化的欧洲对殖民地的剥削作为其发展的条件的问题。如果海外殖民是当时濒临了困境的欧洲突发性地形成经济现代性的条件之一[1](p10)，那么，逻辑上我们就不能回避这样一个老问题：同一时期早就具备了技术条件的中国为什么缺乏海外殖民的动机和动力?或者用“大分流”说使用的方式把问题倒过来：为什么偏偏是西欧要进行海外殖民?从两面提出的问题都要求更长时段的历史关照。我们讨论的是长时段的大历史现象．而虽然偶然性常常发生作用，但迄今为止已经发生的大历史现象的成因都不是微妙的。

“大分流”说的认识价值和局限都不限于此。但是就明清时期的历史趋势而盲，经济学或者其他单一的学科都会遇到解释中的困难。我们不妨从另一端，就是把问题放到很大。尝试用文明史的观念来进行解释，看一看可能会提出一些怎样的命题。

三、文明史观下的明清时期历史趋势问题

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到“大分流”说，把这种种各自有特殊的关注要点的理论联系到一起的核心问题还是如何理解和描述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大趋势。对于这样一个历时长久的大历史现象可以提出许多种解释，从文明史研究的立场提出的看法可以是其中之一。

文明作为一个概念已经有太多的定义，为了不纠缠于语言上的分歧．这里先简单地做出一个大致的约定：一个文明是指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精神，并完成了复杂的精神和物质文化创造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中持续存在的，具有较大规模的人类社会共同体。基于这种定义，每一个文明都是独特的。在世界文明史的层面，在特定的时期和范围之内，某些文明拥有主导性的地位，比如中国文明长期影响了周边的国家、民族和地区；西欧文明在殖民化时代以后的很长时期内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但是在历史上并没有哪一种文明占据着永恒的实力中心或者价值中心。因而，无论是欧洲中心论还是中国中心论，都是不符合文明历史实际的。从这个立场出发，西欧文明与中国文明在形成持续性的直接接触和相互影响之前，具体地说在19世纪之前，包括在它们某些区域的GDP水平接近的时候，相当完整地保持着各自的价值、信仰、国家和社会组织体系，以及差异极大的文化特色．它们不曾“合流”。进而，虽然它们在19世纪出现了不同的经济处境和趋势，但是它们却真正开始了直接的接触和相互作用，接下来无可否认地出现了中国参照西方来改造自己从精神世界到物质世界的自觉运动，两者的差异在直接接触的情况下成了一定程度的趋同过程的推动力。中国在这个长期过程的大部分时间中处于被动的地位是一个无须回避的事实。承认这样的事实，并不需要抹杀中国历史自身的内在活力和发展，只是中国的活力和整体状况曾经并不适应当时的国际竞争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1840年并非如“大分流”说所断定的那样“极为不重要”[1](序言．P6)，而是极为重要。因为它先是“突发”性地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接下来使中国发生急速的贫困化，同时激发起了中国基于内部条件并参照外部的条件进行自我改造的能力，终于走向形成一种非西方的现代文明模式的过程。

在1840年以后的中国具有了日益增多的“现代性”的意义上说，中国与西欧可以说在那以后是在逐渐走向“合流”。当然从中国最发达的“核心区”的GDP与英国的GDP比较的角度说，这场“合流”的开始发生要晚得多，其先有差距扩大的很长一个时期。其实被翻译成“分流”的英文原文“Divergence”语意是“分歧”，强调状态的差异，没有中文“流”字可能暗示的动态趋势连续性的意思。所以这个理论说明趋势的意向可能在中文表达中被扩大了。GDP这种可量化的指标之间可以达到同一水平，但那并不意味着经济状况是同一性的，更不意味着社会组织、文化精神是同一的。因而在中国历史上，无论与欧洲的“分流”还是“合流”，都至多是局部的。

一个文明的变化总是带有整体的性质，两个文明的关系更是整体性的。因此，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与“大分流”说的主张相反，对经济最发达的“核心区”之间的比较意义不大。这就涉及了比较研究中的单位问题。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就16至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期而言。把西欧文明与中国文明比较是适宜的。西欧虽然包含诸多民族国家，但是却在地理环境、宗教信仰、价值体系、国家和社会的组织方式、文化特征，以及自我认同方面构成了共同的和其他地区的区别，在国际关系中也具有行为方式上的同一性。中国是一个单一的国家，但是在以上的几个要素方面自成体系，也与其他地区构成明显和持续性的差别。两者都具有内部的差异性，因而内部的差异性并不构成比较根本不成立的基础。经济以及其他领域的大范围的和持续性的发展，在文明史上一定是某种长期运动的结果。比如中国江南18世纪的繁荣既继承了唐、宋、元、明时期的基础，也与清朝前期的国家制度以及清朝统治造成的全国整体稳定局面有密切的关系．把宗教和一般思想意识等比较微妙的因素放到一边，人们的经济思想、消费观念肯定都是经济现象的条件之一。只要承认经济状况要受经济结构的外部环境的制约，那么。关于经济运动的解释就必须是以该经济体系的大生态环境为参照的，这个大环境在我们讨论的话题中，应该是文明而不仅是资源。中国的任何区域，尤其是其“核心”区域的经济命运是和中国的国家命运密不可分而且一致的。

文明也有其大环境，这就是它的外部限制。像在对一个经济体系的考察中不能不考虑到其地理和资源的极限一样，文明活动的外部极限，也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地理大发现”突然扩大了西方人的视野和活动空间之后，人类文明活动迅速达到了其空间极限，因为在有限空间内活动，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在拥有“现代性”的西欧文明在扩张中显示出相对于其他文明和地区的巨大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其他文明失去了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的外部条件，生存竞争的压力使处于被动的非西方文明不得不采用诸多西方的方式，这就进一步同时是永久性地改变了它们自己。正是这种现象使现代人产生了“现代性”等于“西方的”的观念。于是，原生的“现代”西方文明是在放大了的空间和增长了的资源的条件下发展的；而次生的“现代”非西方文明则大都在缩小了的空间和减少了的资源条件下挣扎；可能仅有的例外是半西方半东方的俄国和在西方冲击下突如其来地崛起的岛国日本。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要伴随着民族国家的重新定义的原因，在这一点上俄国和日本也不例外。这种外部空间关系变化因为已经触及了空间的极限，所以具有不可重复性。也就是说，最先取得了优势地位的文明的主导地位是很难被取代的。所以次生性的“现代”文明会长期缺乏原发性的“现代”文明那种主动地位。现代文明历史上的中国属于这种次生的形态。它在全球文明关系格局中的被动地位正是在被看作“大分流”前夕的16到18世纪形成的。19世纪中国与西方直接接触时的被动局面已经是带有强烈必然性的结果了。

“大分流”说认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在19世纪欧洲工业化重新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无论这个说法怎样会使反对西欧中心论的读者在心理上觉得安慰，从文明史观的角度看，这是含糊不清和割断历史的。这个世界至今是多元的，还没有哪个文明的主导地位达到了把所有其他文明的独立性都淘汰的程度；但是就一个文明的内在成分所造成的全球影响程度和范围而言，西欧和稍后的美国组成的西方文明还是在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当然如弗兰克所说，欧洲在某个时期的主导地位应该被看作是暂时的。1800年以前的西欧已经占据了南美洲、北美洲、印度次大陆、太平洋上的大批岛屿，扩大了非洲人口的奴隶化，压制住了阿拉伯地区，促使俄国进行改革，除了鞭长莫及的东亚以外，已经没有什么人口密集的地区没有按照西欧的方式重新改组自己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了。那时的西欧的确不是全世界的经济中心．因为东亚还没有被纳入它的经济体系，也因为西欧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岛屿上推行不同于在本国的政策，还因为西欧国家之间存在强烈的竞争。但是西欧主导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经济和社会命运的局面已经形成，西欧以外的大部分地区都在按照西欧的面貌重新塑造这个世界。按照“繁荣”程度来衡量，西方不是世界上唯一繁荣的地方，但是它的“内生”的优势和来自海外的优势一起还是构成了总体的优势。而这一切都是16世纪以来长期积累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与西欧GDP水平相同的一个或者几个地区能说明什么呢?在这个意义上，18世纪的中国江南地区和当时的英国相比，“分歧”是巨大和显而易见的。从后来的历史去反省，中国人在17、18世纪没有对西欧的动向给予充分的关注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但当时中国对其他的如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拉丁美洲的情况，乃至俄国和日本的情况也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却并不构成巨大的失误，现代历史学家也不觉得需要追问其原因。这是因为。西欧以外的其他那几个文明和中国没有根本的“分歧”，而西欧则凭借着和中国的“分歧”正在向中国走来。

因为西欧长期地主导了这个世界，现代史学家都把中国与西欧的比较看作最有意义和最自然不过的工作。但是在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中，中国与其他非西方文明的比较同样重要。比如在大致同一时期，阿拉伯世界为什么会失去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印度为什么会迅速地成为西欧国家的殖民地?18世纪日本的繁荣与中国、英国的繁荣的经济内涵各有什么区别?彼得大帝时期俄国的强大与西欧的强大有什么区别?以及其他许多可以关照这一时期中国的情况来思考的其他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助于理解16到19世纪西欧经济发展现象和其他地区的经济“繁荣”相比所具有的独特性质。在本质上说，18世纪，世界上没有哪个其他的经济体系和西欧的是同一性质的。

14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明朝面临的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当时的较大规模的国际性联系都还是区域性的。中国与欧洲的联系主要经过阿拉伯世界的民间贸易活动间接地来进行。美洲广大地区与欧亚大陆和非洲的文明没有接触。中国15世纪举行的从东亚到非洲东海岸的多次对于当时说来极为遥远的探险．没有给中国人留下这个世界上存在任何严重的。即使是潜在性的。挑战的印象。这使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已经在管理着巨大地理空间的中国政府更加倾向于保持传统的内向的、关注生存的方针。接下来便有16世纪的带有区域不平衡性的繁荣。在这种繁荣中，明朝国家正在遵循以往的周期性规律失去行政有效性。在稍后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精英群体总体上忽略了西方文明崛起的国际竞争含义。17世纪的自然灾害、战争、改朝换代吸引了中国人的主要注意力。18世纪的中国则完成了中华文明地理空间与行政版图的重合，这个成就和15世纪的远洋探险一样带来的是新的安全感和对更大外部世界的忽略。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繁荣增强了这种心理倾向。与西方局部接触的中断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19世纪的中国又开始了国家行政效率严重降低的危机，而国际贸易带来收益的局面和周边地区的相对安宁使正在失去活力的中国精英阶层对国际上发生的事情更为麻痹。正在这个时候，爆发了鸦片战争和接踵而来的民族危机和在民族危机刺激下更尖锐起来的国内矛盾。这时候中国人除了学习西方别无选择。在学习西方，改造自己的过程中，中国人传统的生存方式中的民族、国家意识发生了突出的作用，大体上是在重新组织国家体系方面倾注了最大的力量。清朝的结束也是中国文明．现代性”的一次嬗变。中国虽然失去了按照自己的传统逻辑存在和发展的可能，使那种前景的具体情状成为了永远的迷。但是还是保持了较多的往日的遗产和民族的特色。当中国的经济再次出现持续性的繁荣的时候，人们才开始严肃地思考，西方的模式是不是发展的惟一道路。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江南从来没有独自的危机和独自的前途．因而。把这个“核心区”的发展与英国的相比只有纯经济学的理论意义，没有历史理解方面的意义。

从“内卷”说到“大分流”说，都是以“发展”为核心概念的。这种发展都是从经济技术角度着眼的，因而可以用增长指数来衡量，其中包含了经济发展带动社会发展的假设，又因为经济发展是具有规律性的。所以可能作为参照的前景仍然是欧洲式的经济—社会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理论忽略了对与“现代化”理论相联系的发展观的检讨，虽然采取了“颠倒”提问的方式，归根结底还是没有走出欧洲中心论。文明史视野下关于发展的观念更多地、保持不变地涉及价值，它与经济学的决定论的发展观念有所不同．这个在更根本的层面与“大分流”等理论有关的问题有待将来进一步探讨。[参考文献]

[1][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加]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GreatDivergence”or“GreatMergence”:

aPerspectiveofCivilizationStudies

ontheHistoricalTrendofChinaduringtheMing—QingPeriod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篇6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